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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

上上签：胡适先生的宿命

微博控：吕恩的八卦口述史

旧玩偶：曹禺的娜拉

打酱油：林风眠的苦日子

点心匣：齐白石的待客之道

琵琶记：张伯驹与潘素

老陈醋：冰心大战林徽因

好基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的群租生活

出家人：无情李叔同与多情苏曼殊

红头绳：萧红的时尚导师鲁迅

八宝箱：谁撕了徐志摩的日记

脑残粉：吴宓教授的红楼世界

鸿门宴：林长民梁启超的小九九

征婚帖：非诚勿扰的章太炎

MOTEL：张爱玲的“抗虱战争”

下篇

戏果：成功案例赵元任、沈从文，失败案例卞之琳、费孝通

定情：毛彦文的别针和徐悲鸿的戒指

同居：最想被金岳霖抹去的岁月

失恋：徐志摩们如何走出情感困境

怨偶：民国的几件离婚大案

借钱：“杨白劳”萧红和“黄世仁”钱钟书

置业：房奴郁达夫

蜗居：北漂青年沈从文

票戏：资深文艺男袁克文的一生

过年：与春节和解的鲁迅

时髦：张爱玲的霓裳羽衣曲

参考文献

序

我总喜欢给朋友讲一个故事：两个朋友要远行，临行之前，相约十年后某日某时在东京的某地会见。留在东京的朋友已经结婚，他的妻子见他要认真践约，便竭力劝阻，但没有用！一大早，他便来到约定的地方，但左等右等，只不见人来。突然一个送电报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了他的名字，送上一封电报。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收报人的地址是：某年某月某时在东京某桥头徘徊的人。

后来呢？朋友总问。

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巴金讲给卞之琳和师陀听的。1937年的初夏，师陀、卞之琳看了萧乾写的雁荡山游记，心生艳羡，打算也跟着攻略去玩一次。他们的好友巴金便送两位兄弟出游。他们来到杭州，分别的前一天，三人在天香楼吃饭，巴金便讲了这个故事。三个人当即决定，也效仿这故事中的人，一起约定十年之后，还在天香楼见面，他们订好了菜单：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于是分别。

后来呢？朋友又问。

十年之后，巴金并未去杭州，天香楼之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卞之琳去了英国讲学，师陀在剧校教书。等到巴金想起这个约定，师陀已不在人世了。

这故事初听是传奇的，回味一下，却有种感同身受的熟悉感。年少的时候，谁不曾有三五知己，也做下这样的誓约？然而世事变迁，沧海桑田，一转身，能说的，便只有“身不由己”四个字了。巴金、卞之琳、师陀，这三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大家，然而我更喜欢这个故事中的他们，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他们，和你一样，和我一样，和我们大家都一样——

他们也需要面对柴米油盐，有时说说闲话八卦家长里短；他们也会疯狂攒钱，只为了凑够首付买套二手房；他们也会因为失恋而夜夜买醉，甚至哭得稀里哗啦，鼻涕糊在衣袖上；他们也会因为有人上门借钱而踌躇不安，害怕借了不还；他们也会在恋爱中玩玩小把戏，有时暧昧有时犹豫有时冷血有时花痴……大师褪去大师的光环，便从故纸堆或是百度百科里凸显出来，变得更加立体和动人。

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教科书里，他的介绍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学教育学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可你知道吗？他写给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家信里，讨论的是如何做假领子那样的“假门襟”，因为衬衫和外衣之间有一块三角空白地带，“是防寒工事中的空白点”。建筑大师甚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画了草图，得意扬扬地给妻子看，只是到了最后，忽然说一句：“那是不是你留着有用的料子？”

比如文学家沈从文，我们被他用古朴而厚实的笔调写出的《边城》倾倒，也被他后半生投身考古事业，写下《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而惊叹。可你知道吗？这位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当年追求佳人的时候，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被嫌弃”的决心。张兆和对沈从文一开始并无好感，不仅给这位追求者取名为“癞蛤蟆十三号”，而且见到他便开溜。有一天，张兆和到书店，左手夹两本洋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忽然一抬头，看到柜台后面的萧克木，戴个黑边眼镜，像极了沈从文。张兆和吓得半死，即刻丢下鸡蛋糕，扯起脚就跑！

还有我们最熟悉和陌生的胡适先生，在康奈尔大学读满四年，即将毕业的时候，胡同学最想做的事情，不是回国报效祖国，也不是周游世界增长见识，他在某个晚上，鼓足勇气去了四年来一直想去而不敢去的地方——女子宿舍！

……

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辉煌的遗产，他们的名字闪耀着诗一般的光芒，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然而，我更想探访的，是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的他们，如寻常男女一般，有爱恨情仇，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纵然历史变迁、山河巨变，他们的命运亦和尘埃里的众生一样，一日一日地过下去。

这或许就是《山河小岁月》的由来，写的是他们，其实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甲午年己巳月丙戌日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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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林长民梁启超的小九九

征婚帖：非诚勿扰的章太炎

MOTEL：张爱玲的“抗虱战争”

上上签 胡适先生的宿命

1903年的春天，农村家庭妇女、忍辱负重的寡妇冯顺弟带着自己的独子回到父母家，这一年，她父亲的新房终于建成了。她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大的贡献，其中很大一笔钱来自她13年前嫁人所得，那个男人比她大30岁。她带着儿子，回来看这个让人唏嘘的成果。因为赶上了庙会，她和儿子多待了几天。多年以后，只要他们想起这场庙会，总是感慨万千，因为那场庙会彻底改变了儿子的命运。

来看庙会的人中，有另一位农村家庭妇女、忍辱负重的寡妇江吕氏，她是冯顺弟的表亲，翰林的后裔，现在早已家道中落。这次，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看冯顺弟的儿子，她听说冯顺弟非常善于教导孩子，虽然母子生活艰辛，却努力供儿子读书，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江吕氏看到了冯顺弟的儿子，一眼看中，虽然这孩子比自己的女儿要小，但她坚定地认为，两人是天生地设的一对，一定要做成这门亲事。这个决定，是江吕氏这辈子最骄傲的决定，之后数十年，她都活在这个决定的喜怒哀乐里，因为她看上的这个孩子，叫胡适。

江吕氏是胡适最初的知己，14年后，新婚的胡适不忘写一首诗怀念这位有着大无畏纠缠精神独具慧眼的丈母娘：“回首十四年前，初春雨冷，中村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正是她的执着与坚持，才促成了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

冯顺弟对于江吕氏的提亲颇不以为然，因为江冬秀大一岁，绩溪俗谚有“男可大十，女不可大一”之说，再问属相，发现江冬秀属虎，属虎的人八字硬，尤其“母老虎”更是厉害，周围的人都对冯顺弟说：“恐怕娶了这个媳妇，孩子将来要受欺负的吧！”

江吕氏请来了胡适的本家叔叔，在江村教私塾的胡祥鉴做媒，江冬秀是胡祥鉴的学生。胡祥鉴为成全这桩喜事，便在冯顺弟面前千般说好，万般怂恿，冯顺弟最终决定，既然烦恼来自宿命的传说，那就回到宿命——把两个人的八字开来看看吧。

冯顺弟对于这个儿媳妇的选定是慎重的，接下来，她采取了全套封建迷信活动，其隆重程度简直可以媲美班禅的“金瓶掣签”。先拿了八字找算命先生，结果是：冬秀命带宜男，两人生肖很合，不冲不克，女大一岁并无妨碍。接着把红纸八字叠好，放进摆在灶神爷面前的竹筒里，竹筒里除了江冬秀的名字，还有其他几位候选人的“八字”，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没有一点不祥之兆．冯顺弟这才虔诚地拜过灶神，拿下竹筒摇了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来，摊开一看——正是江冬秀的。 真是“天赐良缘”！1904年1月，14岁的胡适与15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瞎凑合、灶神爷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接下来的一辈子，他被这个女人牢牢掌握。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江冬秀将成为京城最有名的原配保护神，她的诅咒如神明般灵验，让无数想上位的女青年竞折腰！

13岁的胡适对于这门亲事究竟是怎样的心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我们能看到的，是两年后，在上海读书的他，在《竞业旬刊》上发表了一组《敬告中国的女子》说，女人要是不想做废物，一是要放足，二是要读书。而江冬秀当时既是小脚，大字也不认识几个，自然不是胡适心中理想的对象。而他18岁时写的《论婚姻》一文中，满腔怒火都抛向了“下流的媒婆”和“瞎了眼睛的算命先生”。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年轻的胡适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接受了新知识的胡适愤怒于这种宿命论，所以，当母亲写信告诉他，算命先生说今年适合结婚，让他早点回去时，他回信说：

合婚择日，儿所最痛恶深绝者，前此在家，曾屡屡为家人申说此义。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此办法。但儿既极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既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耶？

他用放纵对宿命做了最后的抗争，1910年这年，在上海的胡适从一个上进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颓废青年，日记里皆是打牌、应酬、喝花酒，闹到最后交不上饭钱。教他学坏的，是新公学里一个叫何德梅（Ottomeir）的混血儿，还有唐才常的公子唐桂梁，因为革命失败，也很颓废，于是，“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据他自云：“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1) 仅仅在2月份的前半个月，他就去喝了5次花酒：

2月2日，君墨邀胡适去一名唤花瑞英的伎家，说有要事商量，其实并没什么事，他只是看胡适曾称赞过此伎，以为胡适意有所属，于是以有事商量之由将胡适招来。“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2月5日“夜，诸人聚饮于伎者白玉茹家，余亦在坐”，“归寓已十一时”。2月6日，这一干人又到花瑞英家“打茶围”，打牌打到1点钟，此后又同赴一伎陈彩玉家，把人家硬是叫醒，搞了一个通宵。“晚课即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园［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点钟。”2月10日夜，他们又到花瑞英家喝酒去了。“是夜伯经招饮于富贵春，席终，余与仲实同赴邓硕麟君约，饮于花瑞英家，十二时归。”

2月12日，胡适在《四十自述》中道：“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得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而当年的日记中则这样记，“是夜唐国华招饮于迎春坊，大醉，独以车归。归途已不省人事矣”。这两个叙述不十分一致，但不管怎样，喝醉了的胡适叫了辆黄包车回家，醒来却发现自己躺在警察局的水泥地上。原来昨夜喝醉后，他被黄包车夫扒掉马褂扔在路边，巡警过来询问，胡适竟用皮鞋砸巡警，于是被带到了警察局。

这一事件让胡适忽然惊醒，这个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最后一次看了一眼镜子里那个颓废的少年，决心洗心革面，连带着那份对那桩不相称婚姻的反抗。

1910年7月，胡适前往美国留学。看着美式的自由恋爱婚姻自由，胡适也许并非不动心，但他是决定做了好人的人。所以，1911年9月，他在参加辩论会时，面对辩论题“中国今日当行自由结婚否”，胡博士站在了反方，他说：

吾国顾全女子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毂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是故，堕女子之人格者，驱之使自献其身以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胡适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52页，262页。）

辩论会的结果，反方完败，但是胡适在日记里说，这是因为他的辩友们太不给力。

1911年4月22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他听说江冬秀经常去他家，帮他母亲做家务，又夸奖江冬秀的字迹娟好可喜，只是“惟以不甚能达意”，于是劝她：“姊现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在没有接到江冬秀的回信后，他又写信来催：“儿前屡次作书，欲令冬秀勉作以短书寄儿，实非出于好奇之思，不过欲藉此销我客怀，又可令冬秀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何妨？”

胡适对江冬秀是努力的，他小心翼翼地培养着他们之间的爱情，哪怕一丝一毫。江冬秀没有回信，多半是因为羞涩，还有一种可能是自卑，因为后来我们看到江冬秀的许多回信，这些回信堪称“别字大王”，比如把“脾”写成“皮”，把“肾”写成“贤”，把“课”写成“稞”，把“叫”写成“叶”，把“润”写成“用”……还有把“瞎说”写成“害说”，把“肛门”写成“虹门”，把“一大篇”写成“一大便”。不过，胡适似乎并没有那么在意江冬秀信中的连篇错别字，他后来在信中鼓励未婚妻说：“昨天收到你的信，甚喜。信中有好几个白字，如‘事’当作‘是’。‘座’当作‘坐’。‘记’当作‘这’。又‘你’字、‘听’字也写错了。下回可改正。”

胡适这时候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对于一个常年旅居海外，得不到女同学青睐（根据胡适的日记，这位同学一直到毕业，才到女同学宿舍去坐了一次）的屌丝男来说，得到爱人的只言片语足可以安慰那颗孤寂的心，尤其是当他的同学朱经农经常跟他炫耀夫人的来信“颇极缠绵之致”，胡适特地做了首白话词调侃他们：“先生几日魂颠倒，他的书来了！虽然纸短却情长，带上两三白字又何妨？可怜一对痴儿女，不惯分离苦；别来还没几多时，早已书来细问几时归。”江冬秀终于来信了：“12月13日赐函捧读欣然，秀小影已达左右，而郎君玉照亦久在秀之妆台，吾两人虽万里阻隔，然有书函以抒情悃，有影片以当晤时，心心相印，乐也何如……”这封信很有代笔的嫌疑，因为很不像江冬秀的口吻，她是能够写出“我想今年你在京，我们好好地请点朋友来吃酒饭，热闹热闹。我们亲蜜（密）一下，回复十年前的兴味，你可赞成吗”的。胡适也有些怀疑，他在给老妈的信中不无牢骚地说：“其实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整部比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也……写信最忌作许多套语，说许多假话……冬秀前年来信，亦犯此病。若用假话写家信，又何必写乎？”

江东秀在家给胡适写信，胡适在美国思念江东秀

酸溜溜的胡适在美国想象着自己的未婚妻，村姑江冬秀却在经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作为一个以等待为主题的大龄待嫁女青年，江冬秀此时已经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姑娘”，在徽州当地，这个年纪早已儿女绕膝。冯顺弟把她接到家中，开始了类似童养媳的生活，这下，苦日子开始了。

在家里不做家务的江冬秀很早就要起床，做家里所有的家务，江家知道了，特地买了个丫鬟送过来，但冯顺弟还是让江冬秀做，她要在儿子回国之后，见到一个最贤惠的媳妇。做家务活还好说，难熬的是各种坊间传说，说胡适已经在美国另娶，又说看见他们抱了个孩子在手，只等回国就和江冬秀摊牌，这下，江冬秀崩溃了！

在冯顺弟的再三催促下，胡适终于回国，和江冬秀完婚，这桩天赐良缘似乎写下了完美的句号。对于胡适来说，他终于完成了母亲的夙愿，如同他和亲戚说的：“就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对于江冬秀而言，她像是苦守寒窑多年的王宝钏终于等来了薛平贵，而且，薛平贵的身边并没有代战公主。江冬秀时刻记得出嫁之前的那个八字测算，她和胡适之间，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合适，但他们一定能够相濡以沫，白头到老，这是江冬秀的信念。

如果江冬秀能够穿越到今天，她一定会去淘宝花高价算算两人的星盘，之后便会大惊失色，不论在何时何地，摩羯女遇到射手男，注定不会那么太平度过，豆瓣小组上的无数惨烈帖子会告诉她，摩羯女和射手男的故事，注定就是万劫不复，怎么破？有的破，因为江冬秀不是混豆瓣的文艺女青年，她比任何人都知道，对付胡适这样的文艺男青年，需要什么样的招数。没读过几年书的江冬秀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书生们需要的柔情，她坚持写信，在信里也常玩些小花招，比如说起母亲病了，却不肯请医生，只说只要他们夫妻如意，病自然会好，江冬秀就在信里问夫君：“我是如意，不知不可如意不如意？”她读书少，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学习，比如有亲戚看到江冬秀信里常将“很好”写成“狠好”，便说这样写不对，江冬秀说，我看胡适跟他的那帮朋友都是这样写呢！这些，确实比鲁迅的朱安要强上一百倍。

江冬秀的强项是操持家务，每个节日，她都要做徽州菜，家里常常高朋满座。胡适的朋友石原皋过30岁生日时，家眷都还在家乡，江冬秀就热情地要为他过生日，在胡适家里请了两桌客，江冬秀亲自下厨，大菜里有一个徽州著名的“一品锅”，还有里面有大母鸡、蹄膀和36个鸡蛋的砂锅，这让胡适觉得特别有面子。江冬秀也很懂得做人的格局，她一直劝丈夫不要从政，比如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江冬秀知道后马上写信，要胡适“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胡适在回信中非常感动地说：“现在我出来的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徐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1940年4月，国内传出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又写信说：“你千万那（拿）定主义（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的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雹）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1940年4月26日）有这样的见识，可见江冬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妇女。

有见识并不意味着不会遇到危机，在江冬秀生活的年代，男人抛弃原配娶小三，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杨步伟这样的中国第一个医科女博士，也遭遇丈夫赵元任被徐志摩等挑唆离婚的状况。以爱情的名义追求新生活，这是那个年代所有新时代青年的正途，是勇敢的象征。虽然胡适对江冬秀很体贴，体贴到会写信问起江冬秀的大姨妈（劝她来大姨妈的时候不要发火，因为发火就会更痛），但一表人才的胡博士在收获事业大丰收的同时，不可能不在感情上掀起波澜。

1923年夏天，胡适和江冬秀婚后5年，他们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坎儿——胡适与曹诚英在杭州擦出了火花，居然开始偷偷同居，每天看书作诗看星星看月亮谈人生谈理想，江冬秀一开始还以为曹诚英只是照顾胡适，甚至写信说“佩声（即曹诚英）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终于败露了，江冬秀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胡适先生显然忘了他曾经和朋友开的那个玩笑：“有个人怕老婆，别人笑话他，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江冬秀不是张幼仪，也不是朱安，谁敢抢她老公，她有的是手段。

坊间流传得最广的传说是，胡适回到北京之后，向江冬秀摊牌，要求离婚。江冬秀从厨房中拿出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石原皋到胡适家，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忍受种种流言蜚语，越想越气，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内秀的摩羯女在面对花心的射手男时，也许只有紧紧抓住射手男要面子和胆子小的致命点，才能发出制胜的一击，而且这一次，摩羯女属老虎，胡适的文言文不大好，但他应该听说过那句“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小三曹诚英退下了，江冬秀开始了她的原配维权路，她不再是当年羞涩地不让他看她的农村妇女，她变身为原配正义的化身，以她错别字连篇的书信和她特有的安徽大嗓门，一次次喝退了和丈夫有任何暧昧的女性朋友，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丈夫朋友们的原配们，喝退或努力喝退那些企图上位的小三。

比如胡适前脚去上海，江冬秀后脚来信：“你的身体狠（很）好，我狠（很）高兴。不过我听见人说你在上海同一班狠（很）阔的人在一块儿，天天赌泉（钱），阔老爷、太太、小姐门（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狠（很）大的牌，狠（很）大的牌九。有狠（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泉（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身（生）的痛苦，害老婆儿子。到那个（时）日子就不容易过了。”吓得胡适赶紧写信解释，并无此事，只是小赌怡情，太太千万别听信谣传。

比如在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江冬秀便写信说：“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 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适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比如针对胡适那位美国女友韦莲司，江冬秀毫不客气地说：“我想，你近来一定有个人，同你商量办事的人，天上下来的人。我是高兴到万分，祝你两位长生不老，百百岁。”胡适只好再次信誓旦旦：“冬秀，你这话全猜错了。我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更没有女人……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每晚上总是我最晚一个去睡。自从去冬病后，每晚睡觉之前，总喝一杯热的俄勿廷（Ovaltine），再吃一粒安眠药。”反正，有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江冬秀的眼睛，时刻给胡适敲醒警钟，不给小三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

江冬秀的客厅，也变成了农村原配寻求公道的会客室。胡适的朋友、28岁的广东才子、1931年由胡适聘为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爱上了才女沉樱，打算结婚。梁宗岱之前一直抵制家人为他娶的发妻何氏，洞房那天，他把自己幽禁在书房。家人进来劝说，他立即全身脱光，大声厉叫，最后甚至赤裸坐在屋里看书。后来他与何氏口头商定：解除二人婚姻，由他出资送何氏赴广州读护士学校，学成以后各人婚嫁自由。何氏读完护校，嫁人生了4个小孩。谁知梁宗岱留学回国任北大教授，声名远播，何氏便从广州来到京城，要求与梁共同生活。在朋友们纷纷对这段婚姻表示同情时，江冬秀拍案而起，将何氏安顿到自己家中，“勒令”胡适去说服梁宗岱。梁宗岱不买账，江冬秀索性替何氏做主，将梁宗岱告上法院，并亲自坐上证人席，为何氏助威，指控梁宗岱。最后法院判决梁宗岱败诉，后者不得不离开北大，携女友前往他乡。

江冬秀的维权行动还在继续。她最讨厌的男青年徐志摩和她最讨厌的女青年陆小曼相恋之后，胡适接到了徐志摩的恳求：徐父要求必须由胡适做媒，两人方可完婚。这种抛妻弃子的行为，怎么能够提倡？江冬秀对此坚决反对，和胡适大吵起来，最后，胡适不得不以去伦敦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之故推掉了做媒之事。就在胡适出发的当天，江冬秀再次就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事情发火，她对叶公超等人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看不下去，说江冬秀“又在乱说”，江冬秀回敬：“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在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至伦敦的火车上，胡适忍不住内心的痛苦，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说道：“你自己也许不知道我临走那时的难过，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经吵了几回了。你为什么到了我临走的那天还要教训我？还要当了慰慈、孟禄的面给我不好过？你当了他们面前说，我要做这个媒，我到了结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来。我听了这话，只装做没听见，我面不改色，把别的话岔开去。但我心里很不好过。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我是打定主意这回在家绝不同你吵。但我这回出门，要走几万里路，当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吗？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临出国还要带着这样不好过的影像呢？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绝不会明白。许多旁人的话都不是真相。”

不管明白与否，江冬秀仍旧坚持着“老婆不可换”的理想与信念。北大校长蒋梦麟离了原配太太，要迎娶陶曾谷女士，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对于这种事，胡适总是显得很兴奋，刮了胡子换上西装，忙得屁颠颠。江冬秀一见，大为来气：“你要去证这个婚，你就别想回来。”胡适苦苦恳求：“我亲口答应了呀，我不作证，他们结不成婚。”“结不成才好，这个婚根本就不该结。”“哎，人家是离了婚结婚的，又不犯法，怎么就不该结呢？”江冬秀说：“哪有这样的事，离了老的讨小的，个个都这样，这不是黑了天？别人我管不着，我就是不让你去。”说着就趁胡适不注意，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锁上大门到别人家打麻将去了。眼看着大婚时间已到，胡适只好去爬窗户，靠仆人帮忙，才得以逃脱赶往婚礼现场，结果呢？被罚两天不准回家。

弹指一挥间，若干年后，当落难的张爱玲在美国见到胡适和江冬秀时，这位素来擅长“在云端里看厮杀”的女人也不禁感慨：“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那时候，韦莲司仍旧孤身一人；梁宗岱后来在百色另结新欢，沉樱愤而出走，两人的婚姻宣告破裂；曹诚英正在沈阳农学院教书，她在和丈夫离异之后终身未婚；陆小曼则缠绵病榻，和鸦片做斗争，在徐志摩去世之后，她尴尬地和翁瑞午同居，接受心灵上的无尽摧残；至于蒋梦麟先生，再过几年，他就会因为被第三任太太欺骗财产，最终病入沉疴，一命呜呼，这似乎再次证明了江冬秀的理念：乱搞，都没有好下场！

附注

(1)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微博控 吕恩的八卦口述史

这个故事的开头，有点梦幻。

2012年1月8日，自称“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漫画家黄苗子去世了，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怀念帖：

“1937年，24岁的黄苗子爱上21岁的郁风，郁风觉得当时任财政部秘书的黄苗子不够进步，况且‘个子比我矮’。能说会道的夏衍担任了说客，终于成功。结婚照上黄苗子高，郁风矮，据说是叶浅予想的办法：在黄脚下垫两块砖头。夏衍有字曰‘此风不可长’。——2012年1月8日，这段佳话最后一个见证者黄苗子，也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1月16日下午14点57分，有个叫“北京吕恩”的人在下面回帖：“苗子郁风结婚我也在吃喜酒。”她大约以为我写的“1937年”是结婚日期，随后又指出：“他们结婚是1945年。”

我瞬间有时空错乱的感觉，好像自己穿越回到了那个年代，把我拉回到那场喜宴现场。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有人冒充她。于是点开她的微博去看，数量并不多，也很少发图片，总是短短的一句话：“想起了几十年前白光的歌声，迷人动听。”“不想看国足，也不愿看国足，提不起来的一支队伍。”我问了一个在人艺工作的朋友：“是吕恩老师么？”她很快回答：“是。”

吕恩，1920年生，江苏常熟人。本名俞晨。改名字，是因为报考剧专，父母坚持不同意，觉得辱没门庭。她说：“我想想也有道理，那就改个名字吧，他们总不能说什么了吧！”于是改名叫吕恩，这是外祖母的姓氏。1938年她考入国立剧专，毕业后活跃在重庆、上海、香港和北京等地戏剧舞台上。解放后在北京人艺工作，毕生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和电影。“我是从重庆起步，演小角色成长起来的”，吕恩从演《清宫外史》的瑾妃起，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也演过又老又丑的妓女，演过神经质而可悲的繁漪，大家都说，她演什么就是什么，完全没有“演戏的痕迹”。她挑过大梁，也爱当绿叶，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腿不好，所以经常哀叹不能出去玩，她喜欢旅游，并且总是和我说：“年轻的时候想去哪里就要去哪里，老了想起来才不会遗憾。”她也喜欢研究一切新的东西，什么是微博？什么叫微信？怎么关注人？她都有兴趣。

我和她，总有私信。问她所有问题，她都耐心地解答。有时候，我甚至忘了，她和我差了那么多的岁月。我最爱听赵丹的故事，每次采访老人们，我总是爱问赵丹的事。这些故事，有些我听过，有些没有，但吕恩老师给我讲的版本，无疑是最鲜活的。她上来就说，“阿丹爱漂亮，跳舞最是一把好手”，一下子就有春风扑面的感觉。抗战胜利之后，郁风和黄苗子一到周末就来上海找大家跳舞，这中间总有赵丹。某个周末，郁风约上唐纳、赵丹、郑君里、秦怡和吕恩一起去阿凯第舞厅跳舞，乐队奏完最后一支曲子之后，便到了付账的时刻。按照惯例，跳舞是要男士埋单的，当客人们纷纷开始付账离开时，只有赵丹纹丝不动，只是坐着说笑话，其他两位男士也不动。吕恩觉得很好奇，觉得这样坐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问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才知道谜底——他们三人都没钱。郁风一听笑了，马上把放在桌上的包拿到膝盖下面，掏出一卷钞票，从桌布底下塞给斜对面的赵丹。赵丹心领神会接了钱，马上精神抖擞，大声喊道：“服务员，埋单！”还装模作样跟服务生谈天说地摆阔，多付了一笔小费。一出舞厅，大伙都笑得腰都弯不下来。

“阿丹就是那样可爱，我喜欢他的真诚。”吕恩因为性格开朗，常常做赵丹的知心姐姐。赵丹在和叶露茜分手之后，一度疯狂追求秦怡，但他觉得自己经济状况不好，那时候追秦怡的人很多，有人开着车过来，赵丹急得不行，就拉着吕恩的手，一个劲儿说：“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吕恩安慰他：“你怕什么？她如果喜欢你，来了十个也不怕！”赵丹很自卑，因为他家里并没有汽车：“我家里只有一只小藤椅，我把她带到家里，坐在那个椅子上，上面还有个洞！”

吕恩扮成明星过海关

我插嘴说，“黄宗英也很美丽嘛”，吕恩说：“是啊，所以赵丹和黄宗英结了婚，我还要开他的玩笑。我问他：‘你还想着秦怡吗？’他笑死了，不吭声。”吕恩是他们那群人中有名的侠义心肠：她帮金山追张瑞芳，情书的信封上写她的名字，她来充当“二传手”；她也敢偷“白尘先生为师母金铃炖在锅里的骨头汤”；她还做过夏衍的“鸡毛信送信员”。1948年，夏衍来找她，要她飞到上海，带一封信函为党办四件事：通知阳翰笙身份已暴露，赶快离沪赴港；告知陈白尘赶快隐蔽；通知刘厚生火速到解放区与×××接头；转交宋之的由苏区转至家属王苹的信。吕恩接下了任务，只是问夏衍，她和白杨、陶金等四人同行，白杨比她心细得多，为什么不让他们干？夏衍说：“你糊涂胆大。”吕恩把信函文件藏在箱底，又准备了许多张自己漂亮的剧照，在过海关时，她扮演爱时髦的女演员，在恰当的时机把剧照送给海关检查员，并塞上优厚的小费……“他真懂得我，我果然就这样糊里糊涂完成任务了。”

她是胆大又糊涂的，很多话，别人不说，她会说。1943年，她在四川青城山上遇到徐悲鸿，他送给她一幅三花猫。“文革”的时候，这张画当然被没收了，直到“文革”后，故宫才通知她去取。她问那张画的去处，原来是被林彪拿走了。她“拿出15元钱，给了他们。我说，当年红卫兵用15元来买断这张画，我不要，硬放在我桌上，扭头就走了，现在我还给你们，两清了”。

我问她“二流堂”的事情，她给我讲了许多趣事。“二流堂”的名字是郭沫若起的，他们那时候在重庆，住在唐瑜的“碧庐”。唐瑜，广东潮州人，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电影界，以仗义疏财、热情助友著称。抗战岁月，上海的大批文化人集聚重庆，唐瑜先后盖了三处房子，供文艺界朋友栖身。在重庆四德村建的一栋叫“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请了一位大师傅为朋友们做饭，雇了一个保姆为大家洗衣服、打扫卫生。这里一切免费，过的是“共产主义”的生活。当时吴祖光、盛家伦、吕恩、高集、高汾、萨空了、方菁、金山、张瑞芳等均在此居住；夏衍、郭沫若、乔冠华、袁水拍、苗子夫妇、冯亦代等是这儿的常客；周恩来也去过。住在碧庐的文艺家，都很有个性，自由散漫，懒散得很。音乐家盛家伦是代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爱睡懒觉，大家笑话他“只吃不拉”。“二流子”这个词是1943年从延安传过来的，大家认为新鲜好玩又贴切，就互相称呼“二流子”。一次，郭沫若来玩，听到“二流子”这个称呼，觉得很有趣，说：“我看这碧庐就叫‘二流堂’吧！”还要给题匾，只是没找到宣纸，没写成。不过，“二流堂”的外号就这样叫响、传开了。

吕恩说阿朗（唐瑜的外号）是“孟尝君”，1944年秦怡婚变，由重庆去了成都，那年的冬天很冷，秦怡穷，没钱买棉衣。消息传到重庆，唐瑜叫吕恩把他哥哥送给他的一件皮袍子拿出来寄给秦怡，“我一看，里面还有一件女式的大衣，就说赵慧琛（演员，曾经扮演过《马路天使》中的小芸）也没有棉衣过冬，不如干脆就送给她吧。唐瑜就说，那就送吧”。她当然是深知唐瑜孟尝君的脾气，才会这样提议。唐瑜患胃病，他的胞兄从仰光寄来营养品，他把一半分给大家，留下一半收在床底下，嘴馋的盛家伦问吕恩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吕恩说当然想，他就把吕恩带到唐瑜的房间，叫吕恩趴在地板上找。吕恩低头一看，床底下堆着一摞罐头、奶粉，不禁大笑。盛家伦说不管它，咱们俩先解解馋，说着拱进床底下拿出一听奶粉，抓起一把就塞进嘴里，还给吕恩泡了一杯。偷吃的秘密被传开后，大家送给盛家伦一个诨号：“大食国王”。我说，那是唐瑜有财可疏，吕恩说，不是啊，他为了大家还卖过车。某天，唐瑜与吴祖光回家时，对面飞来辆小轿车，他俩躲到路旁，那车直驰过去，溅了唐瑜一身泥。唐瑜望着那辆车，狠狠地骂了句“他妈的！”又对吴祖光说：“那车本就是我的，还有一把钥匙在我兜里呢。”他刚把车子卖掉。

“二流堂”后来被当作“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吴祖光、丁聪、苗子等一大批“二流堂”人士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夏衍、叶浅予、冯亦代等全部被网了进去，被批判、审查的“堂友”达百人之多。其中最倒霉的是“二流堂”主唐瑜，唐瑜那时候在电影局工作，单位为审查他成立专案组，后来因为江青插手升级为“中央专案组”。先后抄了七次家，要唐瑜交出“二流堂”花名册，还有和国民党联系的电台。唐瑜幽默地用薄的航空信纸复印若干份，留下一段空白，以便应付四面八方的外调者，根据不同部门的要求，补写几句，写上年月日。交代不出新问题，只有皮肉受苦了，一个光头造反派，一次打他十几个耳光，以致他耳聋至今。“我真没想到，后来还有人要自称自己是‘二流堂’的，他要真的是，‘文革’里还没被打够啊！”

我们之间，似乎是无话不谈的，只是我犹豫了好几次，想问她吴祖光的事情，又觉得唐突。有次终于忍不住，敲敲边鼓，她居然笑了：“小朋友，别怕，我是给吴祖光送过相机。”1938年，吕恩在上国立剧专，吴祖光是学校的国语老师，那时候吴祖光的《凤凰城》非常出名，女学生们都对他仰慕。吴祖光很喜欢吕恩，这种喜欢他并不隐藏，所以有一次他请客，就叫吕恩也去。她问：“吴先生，你怎么也请我？”吴祖光回答：“因为我喜欢你呀！”

吴祖光那时候也追别人，比如秦怡。他同时给吕恩和秦怡写信，吕恩是“傻女孩”，秦怡是“美女孩”，吕恩知道了，只是一笑了之，也不嫉妒：“我没过脑，反正觉得这也很正常。”1946年3月，吕恩回老家常熟探亲，故乡一位已定亲的表兄对吕恩有点“意思”，母亲不同意，正在这时，吴祖光也来了，母亲觉得吴祖光才是满意的女婿，警告吕恩：“这人对你不错，他又有学问，你们就结婚吧。”吕恩觉得很突然，当时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那你怎么又同意了？”“女孩子长大了，总要成家，成了家就能更好地搞事业了。”

吴祖光和吕恩在上海结婚了，婚礼由冯亦代、丁聪操办，证婚人则是夏衍和叶圣陶。但婚后，他们发现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吴祖光喜欢听京剧、吃面食，好静；吕恩喜欢跳舞、吃米饭，好动。有一次，吴祖光拖着吕恩去听戏，那天的戏码很好，是麒麟童（周信芳）的，吕恩却在开戏之后不久就呼呼大睡，气得吴祖光说是在对牛弹琴。但同样的，吕恩和赵丹、唐纳跳舞，吴祖光只能站在一边做电灯泡。何况，他们的生活作息时间很不一样，吕恩晚上拍戏回来，吴祖光已经睡下；早上一睁眼，吴祖光已经去上班，他们用留纸条的方式沟通，像普通的室友。吕恩也不喜欢别人叫她“吴太太”，她听不惯，她喜欢人家叫她吕恩。她叫吴祖光就是吴祖光，从不叫祖光。

1949年，吕恩在香港拍《虾球传》，她敏感地觉得两人的关系已经淡漠了，既然这样，不如分手，“我们是友好分手的，没吵架”。在吴祖光之前，吕恩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和音乐家张定和。张定和有四个著名的姐妹，张元和、张兆和、张允和和张充和。张允和的丈夫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起吕恩和张定和的婚姻，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太年轻，所以总是吵架，很快就分了手，“但吕恩和我们还是很要好，经常来往”。

吕恩和吴祖光是和平分手的，那时候她的收入比吴祖光好，所以他们把房子抵押掉之后所得的钱，吕恩全给了吴祖光。吕恩考虑到吴祖光当导演，将来拍戏采景要用照相机，还买了一部莱卡照相机送他作纪念。那部莱卡照相机在当时绝对是一件稀罕的奢侈品，因为可以买辆小汽车！但后来吴祖光与新凤霞结婚时没钱请客，吴祖光便把照相机卖了，在欧美同学会办婚礼。吕恩知道了后心里有点不舒服，就和郁风抱怨。郁风开导她说：“送给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吕恩说：“郁风说得很对，我这么想着，也就不生气了。”

后来，吕恩认识了空军飞行员胡业祥，他是胡蝶的堂弟。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很相投，于是相伴终生。她和吴祖光也继续来往，吴祖光打算娶新凤霞，还专门问过吕恩，吕恩对他说，她觉得他俩很合适，并且提醒吴祖光，要是打算和新凤霞结婚，他们俩最好就别再来往了，这样“对新凤霞不好”。这一别便是半个世纪，一直到唐瑜88岁生日，“二流堂”的幸存者们在北京的“夜上海”聚会为唐祝寿。这是吴祖光最后一次参加老朋友晤聚。吴祖光和吕恩同席，吴祖光埋头吃菜，一言不发。可是吃完饭，唐瑜的夫人李德秀悄悄地来找吕恩：“吴祖光要和你照张相。”吕恩先是一愣，随后便很坦然，那时候吴祖光已经有些老年痴呆了，但他依旧紧紧拉着吕恩的手，和她照了最后一张相。

2012年8月15日，她走了，终年91岁，没有受病痛之苦，是身体机能衰竭了过去的，没有设灵堂，也没有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很像她的作风。我始终留着那个ID号，有时候也去留言，我还是觉得，和她的交往，很梦幻。(1)

附注

(1)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吕恩之子胡其鸣先生的指正和帮助，特此致谢。。

旧玩偶 曹禺的娜拉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也许清华校花郑秀的人生会重新书写。

1931年4月的某个春夜，清华大学里的大礼堂正在上演话剧《玩偶之家》，这是清华成立20周年的校庆纪念活动之一。《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后，毅然出走。在这场演出中，大二学生曹禺饰演女主角娜拉，台下坐着一位神情专注的年轻女学生，她被这个故事和这位“女主角”深深打动。然而到了后台，她惊呆了，这个“娜拉”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娜拉”也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清丽的女子？

郑秀，1912年出生于南京，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父亲郑烈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

观看曹禺演出的郑秀当时还是北京贝满女中的学生，第二年，她便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一进校园立即成为清华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许多男同学甚至会跑到郑秀的房间里，把她的照片偷走，或者把求爱信偷偷塞到她的枕头下面。

文科生曹禺当然早就瞄准了这个一年前就吸引了自己的小女孩，他不写求爱信，也不偷照片，他早就抓住了她的命脉——他邀请郑秀参加剧社。他们一起合作的第一部剧是曹禺精心安排的，排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和弟弟的女朋友三个角色，曹禺让孙毓堂演哥哥，自己演弟弟，然后邀请郑秀演弟弟的女朋友。《罪》前后排练了一个月，每次排练完之后，曹禺都亲自把郑秀送回清华南院古月堂的女生宿舍，月亮作证他的绵绵情意。

不过，曹禺把这个姑娘看得太简单了，法律系的大家闺秀一心想找一个理工科男生，她欣赏他，但对于他的追求，郑秀一直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每次曹禺送她回宿舍，郑秀都尽量走得快一些，争取不与曹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在话剧《罪》即将开演的前几天，曹禺和郑秀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排练。这一天，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郑秀的心扉不经意间被打开了。

这一天，郑秀来到排练场，看见曹禺夹了一捆书和朋友聊着天，也许因为书太多，有一本书掉了下来，于是大家帮他去捡。手忙脚乱之中，曹禺的眼镜被碰掉了。郑秀后来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曹禺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特别，眼神充满了光芒。

1933年的6月间，在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天天都能看到想见郑秀的曹禺在外徘徊，整夜整夜不离开。他还给郑秀不停写情书，一封又一封，曹禺与郑秀的女儿万昭回忆说：“他同宿舍的好心同学，就说你们赶快让郑秀跟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是整夜的整宿的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1)最终，曹禺病倒了。?

借着给曹禺拾眼镜的机会，郑秀看见了曹禺的一双大眼睛

已经在心里泛起感情小涟漪的郑秀再也坐不住了，当晚，她赶到了清华园二号院的曹禺宿舍探病，这一类似《玉簪记》的情节最终奠定了这对恋人的恋情，他们开始形影不离。吴祖光曾回忆说：“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2)

这一年暑假，曹禺和郑秀都没有回家，他们整天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在大厅东北角靠近借书台的一张长桌边相对而坐。曹禺开始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雷雨》的创作，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读者，她还负责帮忙誊抄草稿。54年后，郑秀在回忆文章《〈雷雨〉在这里诞生》中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创作状态：“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剧本素材，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边上的‘拴马桩’，每当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就狠狠地揪一下那个小疙瘩，友好的同学给它起名叫‘灵感球’。”因为《雷雨》，曹禺一举成名，这一年，他才23岁。第二年7月，《雷雨》由《文学季刊》发表，曹禺把《雷雨》唯一的精装单行本送给了郑秀，封面上镌刻着曹禺的亲笔烫金手迹：“给颖如”，颖如是曹禺对郑秀的爱称。

1937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俗到极点的话简直是曹禺和郑秀的写照，这时他们才发现，出身寒门的曹禺和郑秀，在生活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习惯。曹禺的世界里只有创作，这让他忽视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他不爱洗澡，而郑秀每天都把洗澡水放好，推曹禺进去，然后关上门。有一天，郑秀推他进去了，听到里头的水声，于是便转头去做别的事情。然而不久之后，便没了声音，推门进去看，曹禺拿个小板凳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了毛巾在浴缸里搅动，另一只手则拿着本书在看。他看书睡着了，就没有水声了，郑秀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讲究卫生的曹禺闹了很多笑话，某次曹禺给吕恩上西洋戏剧史，穿了个棉袍。讲了一阵子，有点抽筋，学生问他怎么了，他说：“可能胃不好。”过了一会儿还是抽旧玩偶 曹禺的娜拉

如果没有那副眼镜，也许清华校花郑秀的人生会重新书写。

1931年4月的某个春夜，清华大学里的大礼堂正在上演话剧《玩偶之家》，这是清华成立20周年的校庆纪念活动之一。《玩偶之家》里的女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后，毅然出走。在这场演出中，大二学生曹禺饰演女主角娜拉，台下坐着一位神情专注的年轻女学生，她被这个故事和这位“女主角”深深打动。然而到了后台，她惊呆了，这个“娜拉”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娜拉”也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清丽的女子？

郑秀，1912年出生于南京，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父亲郑烈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

观看曹禺演出的郑秀当时还是北京贝满女中的学生，第二年，她便考入了清华大学法律系，一进校园立即成为清华园里备受瞩目的人物，许多男同学甚至会跑到郑秀的房间里，把她的照片偷走，或者把求爱信偷偷塞到她的枕头下面。

文科生曹禺当然早就瞄准了这个一年前就吸引了自己的小女孩，他不写求爱信，也不偷照片，他早就抓住了她的命脉——他邀请郑秀参加剧社。他们一起合作的第一部剧是曹禺精心安排的，排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和弟弟的女朋友三个角色，曹禺让孙毓堂演哥哥，自己演弟弟，然后邀请郑秀演弟弟的女朋友。《罪》前后排练了一个月，每次排练完之后，曹禺都亲自把郑秀送回清华南院古月堂的女生宿舍，月亮作证他的绵绵情意。

不过，曹禺把这个姑娘看得太简单了，法律系的大家闺秀一心想找一个理工科男生，她欣赏他，但对于他的追求，郑秀一直保持着合适的距离。每次曹禺送她回宿舍，郑秀都尽量走得快一些，争取不与曹禺肩并肩地走在一起。在话剧《罪》即将开演的前几天，曹禺和郑秀准备进行最后一次排练。这一天，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郑秀的心扉不经意间被打开了。

这一天，郑秀来到排练场，看见曹禺夹了一捆书和朋友聊着天，也许因为书太多，有一本书掉了下来，于是大家帮他去捡。手忙脚乱之中，曹禺的眼镜被碰掉了。郑秀后来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曹禺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睛很特别，眼神充满了光芒。

1933年的6月间，在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天天都能看到想见郑秀的曹禺在外徘徊，整夜整夜不离开。他还给郑秀不停写情书，一封又一封，曹禺与郑秀的女儿万昭回忆说：“他同宿舍的好心同学，就说你们赶快让郑秀跟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是整夜的整宿的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1)最终，曹禺病倒了。

借着给曹禺拾眼镜的机会，郑秀看见了曹禺的一双大眼睛

已经在心里泛起感情小涟漪的郑秀再也坐不住了，当晚，她赶到了清华园二号院的曹禺宿舍探病，这一类似《玉簪记》的情节最终奠定了这对恋人的恋情，他们开始形影不离。吴祖光曾回忆说：“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2)

这一年暑假，曹禺和郑秀都没有回家，他们整天待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在大厅东北角靠近借书台的一张长桌边相对而坐。曹禺开始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雷雨》的创作，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读者，她还负责帮忙誊抄草稿。54年后，郑秀在回忆文章《〈雷雨〉在这里诞生》中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创作状态：“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剧本素材，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边上的‘拴马桩’，每当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就狠狠地揪一下那个小疙瘩，友好的同学给它起名叫‘灵感球’。”因为《雷雨》，曹禺一举成名，这一年，他才23岁。第二年7月，《雷雨》由《文学季刊》发表，曹禺把《雷雨》唯一的精装单行本送给了郑秀，封面上镌刻着曹禺的亲笔烫金手迹：“给颖如”，颖如是曹禺对郑秀的爱称。

1937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俗到极点的话简直是曹禺和郑秀的写照，这时他们才发现，出身寒门的曹禺和郑秀，在生活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习惯。曹禺的世界里只有创作，这让他忽视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他不爱洗澡，而郑秀每天都把洗澡水放好，推曹禺进去，然后关上门。有一天，郑秀推他进去了，听到里头的水声，于是便转头去做别的事情。然而不久之后，便没了声音，推门进去看，曹禺拿个小板凳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了毛巾在浴缸里搅动，另一只手则拿着本书在看。他看书睡着了，就没有水声了，郑秀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讲究卫生的曹禺闹了很多笑话，某次曹禺给吕恩上西洋戏剧史，穿了个棉袍。讲了一阵子，有点抽筋，学生问他怎么了，他说：“可能胃不好。”过了一会儿还是抽搐，曹禺只好去教务处的办公室休息，把棉袍一脱，一只耗子就从他肩膀那个位置跳了出来。(3)

在生活上有着诸多差异的曹禺和郑秀，在婚姻的道路上开始逐渐不同步。因为曹禺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便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自然不愿意，就把郑秀和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而在这时，剧校女学生邓宛生把一位年轻女学生带到曹禺面前，这名女子是邓宛生的姐姐，名叫邓译生（后名方瑞），这便是曹禺另一部名作《北京人》中愫方的原型。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郑秀对于方瑞的出现，开始是迟钝的，她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对曹禺有些好感。直到有一天，邓家的佣人杨嫂来家里，向曹禺使眼神，被郑秀看见，杨嫂待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于是郑秀一路尾随，看到曹禺到一个茶馆坐下，看方瑞的信。郑秀很生气，把信夺了过去，“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

郑秀对于曹禺的出轨不能容忍，她想到了他们结缘的那部《玩偶之家》，她决心做个出走的娜拉。可是走，走到哪里去呢？多年之后我们再看郑秀当时的选择，多半还是一种态度上的表态，一种自尊下的被动选择，她并非不爱他，她只是等着他低头认错，回到他的身边，但曹禺不这么想，他觉得郑秀应该不会原谅他了，于是便正大光明和方瑞在一起，郑秀则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奔波于南京和上海。

1948年，郑秀的父亲郑烈决定带着全家撤往台湾，郑秀一定要曹禺和他们同行，最终，在上海龙华机场，郑秀知道曹禺并没有来，她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和父亲一诀成永别。

1950年，周恩来和曹禺说，他要出来工作，就必须解决老婆的问题，新中国不能娶两个老婆，但郑秀一直不肯离婚。欧阳予倩和张骏祥就去做郑秀的工作，郑秀最后叹气说：“好吧，我从前爱他，我跟他结婚，我现在也是爱他，我成全他，跟他离婚。”1950年，郑秀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的离婚仪式上办手续，裁判书刚一读完，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吕恩说，后来她在街上看见郑秀，顺口叫她“万师母”，郑秀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离了婚的郑秀仍旧保留着曹禺在清华园里写给她的那些情书，“文革”之后，吕恩问起那些情书的下落，郑秀说都烧掉了，因为“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

郑秀还经常会烧菜叫孩子们带给曹禺吃，吕恩看不过去，对她说：“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啊，他比你吃得要好。”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

曹禺有时候也会带点东西给孩子吃，郑秀就会很郑重地拿出来给客人们看：“你看万先生带东西给我们了。”

她一直那么爱着他，等着他，她想要和他复合。这愿望到死也没实现。

1989年8月，郑秀病重，通过多种渠道提出要见曹禺一面，不知为什么，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在人生的最后，她嘴里呼喊着的，仍旧是“家宝”。郑秀去世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4)

附注

(1)万黛、万昭，《珍爱与痛惜——纪念父亲曹禺百年诞辰》。

(2)吕恩2012年口述。

(3)吕恩2012年口述。

(4)本文资料来自2012年3月和吕恩先生的口述谈话，特别鸣谢。。

打酱油 林风眠的苦日子

香港的素菜馆很多，从上海开过去的功德林算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家，开在铜锣湾的告士打道，我最爱那里的拌面，是正宗上海味。香港的“上海功德林”，自然是上海人开过去的，老板说起来鼎鼎有名，是当年上海滩国泰影业公司老板柳中亮的公子柳和清和他的夫人——著名电影明星王丹凤。听说前几年，夫妇俩已经把功德林卖给他人，归隐乡里，不过那碗拌面，却依旧好滋味。听说，秘诀是酱油。

功德林家的酱油，是特制的，但似乎又不是现在传说中的X年陈酿酱油，是经过调和的，而这种独家秘方，来自林风眠。

柳和清与林风眠是共过患难的至交好友，林风眠在吃上并不讲究，他家对面有一家规模很小的米店，他经常在那儿买5分钱的面条，这是他每天中午的午餐。柳和清去看他，他就拿出自己的拿手菜——菜干烧肉，这道菜来自林风眠的家乡，据说味道十分浓郁，源自他自己加工制作的独家酱油：将买回的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柳和清记住了这个味道，到香港开功德林时，也用这样的酱油进行调味，这是那道拌面能够吃出家乡味的关键。

而对于林风眠来说，这似乎只是果腹而已。他曾告诉柳和清，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1)1951年，年过半百的林风眠离开杭州，和法籍夫人及女儿定居上海，住在南昌路53号一幢新式里弄的住房里。天天吃5分钱面条的林风眠，那时候已经捉襟见肘到连房租都没办法支付（每月津贴80元人民币，房租则为一百六十多元）。为了减轻生活负担，他的太太爱丽丝和女儿离开上海去巴西定居，他把楼下的房屋退掉，一个人住楼上的一层。生活的窘迫并不是林风眠心中最大的哀伤，他吃着发黑的菜干烧肉也颇为自得，他为了另外的事情伤心——没有人欣赏他的画，那是每一个画家最大的心痛。他的知音米谷写了《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在《美术》杂志上，却有人突然批判这篇文章，并指责林风眠的画作不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黑画”。柳和清回忆：“这对林先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更担心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受到影响。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里，南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林先生瘦小、孤单的身影，悠悠地在马路边徘徊、踟蹰，冷冷清清，孤孤寂寂……有一次，他甚至无奈地对我感叹道：‘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言语中有着无尽的失落、悲哀与无奈。”

林风眠，似乎是生来孤独的。

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本名林凤鸣，爷爷是石匠，这似乎是家族职业，林风眠自己也曾做过石匠。后来他到法国第戎美术学院求学时，校长杨西斯先生和他交谈，他毫不避讳自己的穷乡村农民出身，杨西斯校长误把“石匠”理解成“雕塑家”，林风眠非常坚持地对校长说：“不不不，我是个石匠，不是雕塑家。”中学里，林风眠就已经显露出了他的天分。他的绘画作业经常被老师打上120分的高分。有同学不满，老师却说：“和我画得一样好的打100分，画得比我好的当然要打120分。”崭露头角的林风眠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居然给母亲带来的无妄之灾。灾祸的源泉来自村上的那家染坊，年幼的林风眠每天陪着祖父上山雕刻石头手工后，常常喜欢去那里，看那些天然的颜色。回到家中，他还不忘告诉母亲，那些神奇的印染，氤氲在大染缸中富有层次的蓝色，母亲和他一起去看，也喜欢上了那些颜色，同时喜欢上的，还有染坊老板。这样有伤风化的事情当然不能被容忍，乡里的人们把母亲捆绑在林家祠堂前的屈辱柱上拷打示众，甚至商议要将她浸猪笼。

因为少年林风眠的再三呼救，母亲幸免一死，但当夜还是被逐出家门，卖到了异乡，这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面。年幼的林风眠大病一场，半年之后方能下地走动。后来，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他想做沉香，想做许士林，他们都解救了自己的母亲。成年后，林风眠曾经多次打听，有人说母亲被卖到山区不知所终，有人说母亲被沉了“猪笼”。直到晚年，林风眠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林风眠的一生，似乎总在和至亲至爱离别，除了母亲，还有妻子。根据柳和清回忆：“在我的收藏中，就有这样一幅颇为特别的仕女，画面上，美丽女子的头上还有另一个美女的幻影，林先生解释说：那天他梦到了自己的妻子，又梦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根据梦境画成了这幅作品。或许，这正是这位外表沉默、不苟言笑的艺术家思母心切而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想象与情怀吧！”1923年，在法国学了3年绘画的林风眠，忽然有了游学德国的念头，便与好友林文铮，还有学雕塑的李金发，一起去柏林。学艺术的人难免浪漫，林风眠很快与德籍奥地利姑娘罗拉热恋上了。她出身贵族，毕业于柏林大学化学系，两人一见钟情。虽然他的德语很糟糕，但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眉来眼去——他们用字典谈情说爱。婚后不久，罗拉为小家庭带来了一个孩子，但因产褥热去世，那个孩子也没有留下。从相识到相恋到最后的诀别，居然只有一年多时间。半个世纪之后，林风眠重回巴黎办画展，曾去寻找过当年的墓地。或许为了尽快忘记这段悲惨的过去，1925年4月18日，林风眠和第戎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同学爱丽丝·法当结婚。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摆脱对罗拉的思念，他和爱丽丝搬到了第戎城外的乡下。

1926年，蔡元培邀请林风眠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落差，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大红条幅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林风眠上任后请了齐白石任教，那时齐白石65岁，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林风眠一再坚持，并且一次次登门劝说老人来学校上课。齐白石上课的时候，林风眠专门准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下课，林风眠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被暗杀，深受刺激的林风眠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有“枪毙部长”之称的教育总长刘哲十分顽固保守。他认为人体艺术有伤风化，坚决反对，更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为林风眠说了句公道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他去台北开画展，还专程去看张学良，那一年，距离林风眠逝世，还有两年。

在压力之下，林风眠辞职南下杭州。1931年，蒋介石偕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小住，途经杭州，专门到艺专参观，林风眠陪他看画。看到《痛苦》时，蒋介石脸色很难看：“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

不过，许多人都说，即使没有那些变故，林风眠也并不适合当校长，他既缺乏灵活的应变力，也没有要主持画坛的领袖欲望，他虽然历任艺术教育界要职，却很不喜欢在社交场上应酬。有作家去拜访他，回来后写道：“一只白木桌子、一条旧凳子、一张板床。桌上放着油瓶、盐罐……假如不是泥墙壁上挂着几幅水墨画，桌上安着一只笔筒，筒内插了几十只画笔，绝不会把这位主人和那位曾经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人联系起来。”他只想画画，醉心于水墨和油彩的交合。据李可染、席德进等回忆，他的屋里总是放着厚厚的裁成方形的宣纸，画起来很快，有时一日能画数十幅。

林风眠在北平辞职后，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这一次的恩人还是蔡元培。蔡元培把林风眠当作教育思想上难得的忘年知己。为了给林风眠壮大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后，蔡元培当晚住在林风眠在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杭州的各界名流要拜访蔡元培，都得到林风眠家，成为一时的大新闻。

林风眠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学生赵无极平时只喜欢西画，国画考试不到10分钟，在纸上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题上“赵无极画石”，就收起画具扬长而去。老师潘天寿愤怒至极，认为是“目无师长，戏弄国画”，向校方提出开除赵无极。林风眠欣赏赵无极的才情，遂劝说潘天寿：“赵无极上课逃课，考试不认真，是要严肃处理，但念其年幼无知，先由吴老师批评教育，看看态度，如果能认错，我看这次就不必开除了。潘先生你看行吗？”这番话既照顾到了老师的尊严，又保护了值得培养的学生，息了事，宁了人。

但林风眠仍旧是孤独的，他还是不喜欢参加那些聚会。1938年，林风眠离开了杭州艺专校长的位子，躲到一个仓库里去画画，那是一个很破旧的仓库，林风眠自己挑水，自己洗衣服，自己烧菜，一直待了4年左右。他每天买了纸来一张一张画掉，废笔成堆。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国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林风眠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共产党来了，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办！”现实很快证实了林风眠太过于幼稚和天真，学校很快被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作唯一信条，甚至挂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这和林风眠原本的方针背道而驰。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而当爱丽丝因为生活所迫带着孩子离开他时，他仍旧自信地对柳和清说：“是为了能够安心画画。”前些年，前来瞻仰画家遗韵的艺术爱好者发现，53号楼下竟然开了一家情趣用品商店，一时群情激愤，情趣用品商店不久也迫于压力关闭了。其实早在1955年，林风眠就将一楼退掉，只租二楼，画画做饭睡觉都在一间屋子，艰辛的生活已让他顾不得风雅。

1974年，林风眠的画作《山村》受到严厉的批判，此时的林风眠处境几近绝地。有一天，忽然接到“上面”通知，要他参加会见外宾。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在众多造反“首长”的众目睽睽之下，林风眠正不知如何应对，赵无极已疾步来到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这一生，总算有人还记得他。

他再次见到妻子家人，已经是“文革”后，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4次，飞行四十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妻儿，这时他们已经分别22年。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送给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然后，他便一直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被毁掉的作品，一直画，画到生命的终点。1991年7月，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附注

(1)《回忆我的朋友林风眠》，柳和清口述，王悦阳整理，原载于《新民周刊》2010年2月2日。

老陈醋 冰心大战林徽因

醋古时称醯，《周礼》中有“醯人掌共醯物”的记载可知，西周时期已经开始酿造食醋。和醋有关的故事真不少，最有名的当属房玄龄那个出了名的醋坛子老婆，因为坚决抵制天子送小老婆给她的夫君，太宗便赐她一杯鸩酒，你要是不同意，就喝了自尽去吧。一夫一妻制的坚决拥护者房夫人一咬牙一跺脚喝了，才发现原来是一杯醋。

李世民送的醋，大概是山西醋，他当初起兵在山西，定都在长安，山陕的居民，都爱吃酸，吃的醋，大约也以山西醋为多。和山西醋相比，我更喜欢镇江醋，因为够香，山西醋只是酸。唐鲁孙曾经尝过一点山西的醋膏，说酸得惊天动地。江南人袁枚却不大爱镇江香醋，因为他觉得醋以酸为本，镇江醋香得过分，实在喧宾夺主。山西人能吃醋，这是汪曾祺大为感慨的事情，以醋为礼物，也算是山西人的传统，外乡人离开山西时，总会犹豫：是不是带瓶醋回去当手信？

1933年，有个女人从山西回到北平，就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送给另一个女人。这并不是因为友谊，而是因为女人间的一场硝烟。送醋的女人是林徽因，收醋的女人是冰心。

冰心写了《太太的客厅》，林徽因回敬一瓶老陈醋

林徽因和冰心，这两位是民国历史中赫赫有名的福州籍才女和美女，她们之间最早的渊源来自林觉民，没错，就是那个写出凄婉惆怅的《与妻书》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堂叔父，他在广州就义之后，家里怕受株连，就变卖了位于福州杨桥巷口的住宅大院。这座大院后来被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购得，1919年，冰心跟着父亲从山东烟台返回福州老家，住的就是这座大院。

林徽因和冰心两人的丈夫关系也非常好，梁思成和吴文藻在清华时是住一个宿舍的同学，两个人都打算去美国留学。1925年暑期，冰心与吴文藻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同船到达美国，双双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这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照片上，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穿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林徽因站在冰心的背后，扶着她的肩膀，微笑着面对镜头。这张照片看起来特别家常和亲切，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两个人，的确是和睦的。这张照片也成为冰心和林徽因友情的唯一印证，后来，她们因为一篇文章分道扬镳，这便是著名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适宜，确是难得的佳处。林洙（梁思成第二任夫人）这样描述这间客厅：“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在这间客厅里，林徽因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时，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和随手拈来的警句所倾倒。丈夫梁思成打趣道：“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得上嘴？”林徽因说：“你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林徽因的座上宾们确实大名鼎鼎，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当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成为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

这个备受世人瞩目的“客厅”，也引起过许多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作家萧乾就是在“太太客厅”里认识林徽因的。1930年，萧乾和美国的安澜一同编辑《中国简报》，他的老师杨振声介绍萧乾认识了沈从文，沈从文便带他去见林徽因。那天，还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萧乾穿了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与沈从文一起来到“太太的客厅”。萧乾早就听说林徽因的肺病很厉害，想象中她应是一脸病容，谁知当他看到林徽因时，不禁呆了。只见她穿了一套骑马装，显得美丽动人，像个运动员。原来她时常和朋友到外国人办的俱乐部去骑马。林徽因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话给了萧乾很大的鼓励。沈从文是常到林徽因家去的，林徽因非常喜欢听他讲湘西的故事，因为那里有着很离奇的情节，很特别的人物，都是她闻所未闻的。而沈从文也喜欢让林徽因帮他解决那些难以处理的感情问题，比如一次，他的妻子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理解。沈从文慌得不得了，一边哭一边去找林徽因，林对他说，这就是生活，生活就应有喜怒哀乐。沈从文连精神出轨这样的事，也会去找女神林徽因倾诉，他觉得林徽因总是有办法的，她简直无所不能。

成为北平“公知界”的中心，当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萧乾这样的傻小子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北平的妇女们见此情景，则觉得非常肉麻。李健吾作过这样贴切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这番话当然意有所指，1933年10月17日夜，冰心写成了那篇著名的毒舌文，并在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

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小名叫冰冰的女儿。

这篇文章中，冰心还提到“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这无疑是徐志摩了。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这不是张奚若是谁？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北平、天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金岳霖觉得这篇小说不仅仅是妒忌，“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对于林徽因究竟是嫉妒还是真的不满呢？有人猜测这也许和文中那位“诗人”徐志摩有关。徐志摩空难后，冰心给梁实秋写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中突然说起了他们不常谈论的徐志摩：“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时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话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在信的最后，冰心还感慨：“只有永远的冷淡，才是永远的亲密。”(1)

这封信写得极其扭捏，似乎暗示两人之间有些难以名状的情愫。然而，徐志摩那里得到的蛛丝马迹也很有趣。冰心认识徐志摩时，徐志摩正在疯狂地追求着林徽因，这两人似乎没有交集，但后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声声志摩”，不要说诗人，连我们这些小读者们都觉得“友邦惊诧”了！有意思的是，冰心在92岁的时候曾经接受某个采访，当时正好发生一件“小说影射侵犯名誉权”的文坛案子，冰心借此机会表白：“《我们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原型）是陆小曼。”冰心特别举出一个证据：小说描写“客厅里挂的全是她（陆小曼）的照片”。此话是1992年冰心对两位来访者说的，存有记录稿。陆小曼被泼脏水，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但作为深深了解那段历史的我们，怎么也无法想象，陆小曼能够说出“莎士比亚，这个旧人，谁耐烦看那些个”这种时髦而伪装的文学语言。中国学者陈学勇曾陪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汉学家孟华玲（Diane Manwanring）走访冰心，顺便问到林徽因，冰心的回答是：“我不了解她。”而冰心直接提到林徽因的文章，也仅能在晚年的一篇中寻得零星几笔：“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

由此可见，不管冰心奶奶如何剖白，“太太的客厅” 这笔账多半还是要记在林徽因身上，李健吾也告诉我们，林徽因自己都觉得这篇小说是讽刺她的：“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2)

这件事显然让这两位才女形同陌路，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3年，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文本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徽因对于冰心的态度，当年傅斯年写信请求政府接济战时陷于困境的梁家，其中提到林徽因：“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林徽因读过原信，感慨万千，在致函傅斯年感谢时说：“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她在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信中亦说：“朋友 ‘Icy Heart’ 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 Icy Heart在英语中显然不是褒义词，但所指是谁，真正一目了然。

附注

(1)《忆冰心》，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好基友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生活

我没有经历过合租，是因为知道自己并不算一个好相与的人，因为要写作，待在家里的时间又久，再好的朋友做室友，总敌不过那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我有个闺蜜，一直与人合租，因为她说自己害怕，晚上回家的时候，屋子里是黑的，打开门便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寂寞。“总比你打开门，看见室友带了男朋友回来过夜的强。”我这样对她说。

据说合租最合适的组合是三个人，因为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而且三人遇到分歧，总也容易得出结论。不过我总想，如果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达成了高度一致，那剩下的一个，岂不是形影相吊、可怜得紧？又或者，这三人中，又恰巧有两个人谈起了恋爱，那剩下的一个，又该如何自处呢？

“我觉得那也挺好，情侣们若是吵架了，可以找第三个人调解。”闺蜜对我说。

也许丁玲也是那么想。1925年，文学青年丁玲和胡也频恋爱并且同居了，他们搬到香山住，快活得好像神仙。另一位文学青年沈从文则经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介绍，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这三个人，在1925年的秋天认识了。

沈从文说，这时候的丁玲，突然脸上有了那种“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1)。他们很快成了不错的朋友，没饭吃，便来找沈从文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情侣吵架，其中的一个便来找沈从文诉说冤屈。

后来，他们三个人便住在一起，一起住进公寓，包括汉园公寓等，这似乎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开端，后来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样的合租模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李辉老师在《沈从文与丁玲》一文中说，汉园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他和沈从文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里边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2)

在北京的日子看起来风平浪静，尽管有许多人说胡也频曾经怀疑过沈从文和丁玲的感情，但很快他便发现，真正的“情敌”当然不是沈从文，而是冯雪峰。当这三个人再次在上海相聚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过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风波。?

三个好基友在“人间”编辑部过着快乐的生活

法租界萨坡赛路204号（今天的淡水路），这是一幢值得纪念的房子，在这里，有三个青年，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并出版了《红黑》杂志，随后开始出版“二百零四号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间》杂志。施蛰存回忆，萨坡赛路204号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有时去拜访，“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3)赵景深则说，冬天的时候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居然惊讶地发现，丁玲的字简直和沈从文的一模一样，“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我每每写到这里，都希望就此打住，因为这是这三个人难得的团结友爱时刻，在这个春天，就像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那样：“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事，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做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做本刊读者而已。”(4)那时，他们是幸福的，虽然不久之后，他们即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他们太不相同。

因为关系好，又因为这奇特的两男一女关系，上海滩当然少不了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捕风捉影的小报消息，人云亦云的八婆们兴奋地传说着他们“大被同眠”的细节。一直到很久之后，还有研究者谈起这段“三角恋”。所谓“大被同眠”，多半起源于李辉英写的《记沈从文》：“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最早的说法强调的是“不感到男女有别”，因为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何况根据黄伯飞说的，他们三个人并没有住在一间房间里。而到了上海，虽然租在一幢房子里，但不久之后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真的不是相互的那杯茶。1980年，夏志清问访美的沈从文，和丁玲是否有过“罗曼司”，他回答说：“没有，只是朋友。”1983年，丁玲在美国的时候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她回答：“没有，我们太不一样了。”是的，丁玲喜欢的男生，从胡也频到冯雪峰，从冯达到陈明，这四个人都是那种看起来充满革命斗志的“勇士”，而沈从文，则沉浸在他喜爱的那些花花草草中，这不会引起丁玲在情感上的认同。而后来热烈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当然也不会喜欢大大咧咧男孩子气的丁玲，就像他第一次看见她时的评价：“不像个女子。”

一直到1931年，这三个人的友情都是牢不可破的，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个转折点，来自稳固铁三角中一方的消失。1931年新年，沈从文从武汉回上海度寒假，那时他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教员，而丁玲和胡也频也在这时从济南逃回上海，他们的孩子刚刚在1930年的冬天出生。1月17日，沈从文回到上海刚刚10天，这天中午，他见到了好朋友胡也频。胡也频想请沈从文为房东刚刚死去的儿子想一副挽联，约好下午一起到他家去写，他从沈从文手中拿走6块钱，便和他一起上街。他们从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频说要去买写挽联的白布，就和沈从文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里，胡也频没有回家，他有点忧虑：“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满不在乎地说：“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样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胆小鬼沈从文的预感是对的，胡也频被捕了。第二天晚上，在外面找了胡也频一天的沈从文回到家里，发现一个老人在等着他：“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我却有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记丁玲女士》）胡也频的纸条上写着：“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这和丁玲的回忆有些出入，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强调的是，胡也频说“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

受胡也频的嘱托，沈从文开始营救工作，这并不是他擅长做的事情，但他一直在做，他并不懂得他们的那些主义，他只是在用他湘西人的那股子对朋友的热情在南京和上海之间频繁奔波。他托胡适，写信给蔡元培，还去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他甚至还去找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陈立夫告诉沈从文，胡也频的案子很大，不过“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丁玲语）丁玲当下回答：“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在这点上，沈从文确实是幼稚的，根据当事人的描述，陈立夫确实有敷衍沈从文的嫌疑。在将近两个小时时间里，他和同去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一个人在那里大谈什么“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才有机会就胡也频的事情求陈立夫：“我认为政治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是和另外一种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的极其不智。”

沈从文能做的，除了不得要领地四处托人，还有陪着丁玲去龙华监狱探监。丁玲记得这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小的雪花，是她请沈从文陪同前往：“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条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我们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也调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多有精神呵！’”(5)

这是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这三个人相遇的最后一幕，似乎也是他们友谊的最后一刻。在陈立夫那里碰了钉子之后回到上海的当天，他们便得知，胡也频等已经在2月7日被杀害。沈从文说，丁玲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直非常镇定，她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三人组中的一个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剩下的两个人为了躲避危险，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同住。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附近一家杂货铺的楼上租下一个住处，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间。丁玲很少下楼，只是在晚间才偶尔到街上走走。而沈从文因为忙着营救胡也频而耽误了武汉大学开学的时间，他便放弃了讲师职位，照顾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还当了一回“千里送京娘”的“赵匡胤”，陪着丁玲和孩子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为的是把孩子送回丁玲的娘家。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沈从文随后收到了徐志摩给他的信：“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虽仿佛皆填满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到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前往北京，丁玲则继续投入了胡也频未竟的事业，再之后，他们的友谊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分裂，一直到晚年，丁玲和沈从文在回忆起多年前的这些事时，所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最令人心痛的是，丁玲再也没有用“从文”这样亲昵的称呼提过沈从文，不知道，她的笔迹，是不是也随之而改变了呢？

附注

(1)沈从文，《记丁玲》，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04页。

(2)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出家人 无情李叔同与多情苏曼殊

杭州的风，比别处是不同的。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可见杭州的缠绵之处。郁达夫也爱杭州，尽管鲁迅再三劝说，他还是不惜憋在旅馆里写无聊的消遣小说，以换取在杭州盖房的银子。不过，郁达夫在西湖边溜达，看得最多的，却是“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杭州与佛门的渊源，素来是深的。灵隐寺至今还是香火旺盛，连星巴克都要凑一把“大慈大杯”的热闹。若是图清净，倒是我常去的西南角大慈山白鹤峰下的虎跑，绿草如茵，竹林深处，有泉之声。虎跑寺是名刹，千年来高僧辈出，但世人能熟记的，不过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和剃度在此的弘一。

看弘一字，读弘一文，你感受到的是高僧的慈悲弘忍，凡尘中的人只能默默敛衣起敬，但脑海里也许弥漫的是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的词作者，叫李叔同，李叔同，是出家之前的弘一。

翻开李叔同的历史，这是一个俗世中一等一的翩翩佳公子：他第一个把油画、西洋音乐和话剧介绍到中国来；在日本第一个创办话剧春柳剧社；第一个启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育（刘海粟语）……当国人还在为了剪不剪辫子而发愁时，他已经在日本自编自导自演《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连日本剧作家松居松翁也赞叹道：“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然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对于中国剧的怀疑》）

李叔同也曾是位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先追随康梁，自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辛亥革命胜利，他家的产业因为票号倒闭而遭遇到致命打击，李叔同却毫无怨恨，一阕《满江红》，只有热情，没有家愁：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为什么做了和尚？俗世的人们总也想不明白，因为李叔同变成弘一，真的只是一瞬的事情。所谓开端，不过是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为了躲避来学校演讲的一位社会名流，便雇了一叶扁舟，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喝茶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自己说，于是便“索性做了和尚”。索性两个字，看着简单，入律宗的弘一守戒之严格，让人瞠目。他着粗布衫，一日仅两餐，不吃菜心、冬笋和香菇，因为这些菜蔬价格比其他的贵。丰子恺有次请弘一法师到自己家小坐，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时，都要把椅子摇一摇：“椅子藤条间，或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要把它们压死。先摇一摇，以便走避。”弘一到湛山寺，寺中特意准备了四个菜送进寮房，法师没动一筷子；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只好送去一碗众僧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来人答是，他这才用餐。

为什么做了和尚？有人猜因为经济原因，这一说法似乎有点不靠谱。事实上，当时的李叔同靠着教书的工作，每月可领105元薪水，不但应付自己生活绰绰有余，还有余力资助赴日学习的刘质平。又有人猜因为搞不定两位夫人，这当然更不靠谱。带着日本妻子回国后，家中的原配确实大闹了一场，但很快，他便把日本妻子送往上海，自己也在半年后搬至上海居住。还有人猜因为对政局失望，更有些可笑，那时的李叔同，已不复当年的热血男儿，他避世般在杭州教音乐，并不太过问政治。

章太炎读佛经，鲁迅读佛经，马一浮读佛经……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士们，读佛经的并不在少数，乱世之下，精妙佛法也许真的可以抚慰人的灵魂，但抛妻别子遁入空门的，却只有李叔同一人而已。

何况这位妻子，还是从扶桑千里迢迢跟他回来的，孤苦无依。

这位日本妻子，并不曾留下姓名，后人有“诚子、福基、薰子、千叶子”等等说法，均是附会，是他在日本租房时房东的女儿。这是个有勇气的女子，所以她为他做了裸体模特儿，她为他抛弃故土，甚至在得知他当了和尚的时候，她还是质问：“为什么当了和尚，便要抛弃家庭？日本的和尚，不是可以有老婆么？”

她并不管他出世入世，她只要他别抛弃她。

据说他对她，并不是没有交代的。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本妻子送回日本。日本妻子不同意，于是辗转来到杭州，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无奈，只好先只身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同意会面，关于会面的地点，黄炎培说是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杨白民说是在“西湖边的某家旅馆”，根据黄炎培的描述，“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杨白民的说法则更加人性化一些，李叔同送给妻子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不管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李叔同一个人雇了一叶扁舟而去，“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剩下只有岸上失声痛哭的妻子。

他说的“有技术”，是指什么呢？我并不曾查到这位日本妻子有什么才能，除了会做裸体模特儿之外，也许会纺织？也许会伐木？

我并不相信那个日本妻子拍着庙门高叫“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的琼瑶式画面，我相信大哭之后，她再无一语地回日本去了，因为她必定知道，他想要做任何事，都要尽力做好，在俗世则为翩翩佳公子，出俗世则为慈悲真菩提，他爽快地“索性做了和尚”，便一定是真的决意要做个好和尚了。

此后再无她的消息，而弘一法师的故事还在继续。夏丏尊去看弘一法师，法师留饭，是咸菜和馒头。夏丏尊尝了口咸菜说：“这咸菜虽好，奈何太咸。”弘一说：“过咸也是滋味。”夏丏尊又尝了馒头说：“太淡。”弘一说：“淡有淡的滋味。”

这幸亏是夏丏尊和弘一对话，倘若换了苏曼殊，定然不依不饶要再去吃两大碗牛肉

苏曼殊，是弘一的另一端，是和尚的另一种范式。

佛教虽然流派众多、戒律纷繁复杂，但有“五戒”，是随便什么流派，都要遵从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犯其四。

第一次出家，苏曼殊就犯下了杀生大戒，他抓了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吃，并因此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津津有味讲起此次被逐事件，并作为素材写进小说中。之后他又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苏曼殊还曾经打算组织枪杀康有为。

没有路费的时候，和尚也犯过偷盗戒。1903年，苏曼殊打算去香港，陈独秀等执意强留，自己又没有路费，便偷了章士钊30元钱卷铺盖走人。第二次出家后，他还偷了师兄的度牒和钱：“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这里的“已故师兄”，是和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

苏曼殊的犯戒，确有种出家人的天真，一如他会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章太炎觉得很无聊，叫他去买“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找答案，苏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苏曼殊没钱了，孙中山和廖仲恺资助他200元，当晚，曼殊广邀朋友，说是有钱了，晚饭请客，居然还邀了“债主”孙中山，廖仲恺有些生气，倒是孙中山一笑了之，居然还真的去赴宴，可见挚友之间，确实明白，和尚的天真，是真的天真。苏曼殊平生最爱，只有两样，美人和吃。苏曼殊的画难求，他自己的规定是，如果是美人来求，“每画一幅，须以本身小影酬劳，如果是男子即一概谢绝”。不过，为了吃，似乎美人也是可以不要的。《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了一批进口的五香牛肉，据说非常香，“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3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的美术编辑室，邀请苏曼殊有空品尝。苏曼殊一听到牛肉和糖，连忙前往，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别想出来。最终，苏曼殊投降了。

苏曼殊对食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苏曼殊又说：“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做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两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如此豪饮雄食，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为了吃的，苏曼殊甚至可以用锤子敲落镶金的门牙，只为了拿金牙换糖吃，章士钊为此还特写了一首诗调笑他：“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李叔同头也不回地走了。苏曼殊一餐饭吃了好多东西。

在男女之事上，苏曼殊似乎一辈子都很矛盾。一方面，他频繁出入青楼，早在1908年尚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苏曼殊就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而对苏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诵经一通，柳亚子也专门写文章痛骂。苏曼殊登报声称专为年轻女性作画，其他概不接待，亲朋好友，各宜自遵。有求画女子，不必送润笔费用，也不须其他礼物，只要玉照若干。苏曼殊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同游者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在上海时曾昵一妓，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其家如同己室。与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爱也。柳亚子曾代为解释：“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狭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

苏曼殊的一生，有好几段唏嘘的爱情。13岁时，他曾在上海和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庄湘有一个和苏曼殊年龄相仿的女儿，名字叫雪鸿。苏曼殊对这位女子似乎并没有一见钟情，但雪鸿却爱上了这位浪子。1909年，苏曼殊前往南洋，在船上，他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送给苏曼殊一束曼陀罗花和一册自己珍藏的《拜伦诗集》——这本诗集是由苏曼殊翻译的。诗集的扉页里，有佳人一张小照，照片的反面，有“曼殊惠存”四个字。苏曼殊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此后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15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到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河合仙的姨侄女菊子一见钟情。菊子身上，一定有养母的影子，温柔而娴静，所以苏曼殊一生，都没办法忘掉这段恋情。苏家强烈反对这门亲事，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甚至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在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当天夜里，菊子居然蹈海而亡。这个故事这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后来，这段故事被写在《断鸿零雁记》里，读者一读，便为之断肠！

苏曼殊在红尘中翻滚，也忘不了自己僧人的称号；可是开始念经，又不忘红尘种种。比如和艺妓百助，依旧是一见钟情，依旧是火热恋爱，甚至给刘三等好朋友写信，寄去百助的小像。朋友百般相劝，苏曼殊不以为意，只说一句：“不爱英雄爱美人。”可是最终，依旧分道扬镳，分手时，曼殊再赠百助诗：“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后来，曼殊寄住在好友陈仲甫在东京的寓所清寿馆，这期间他曾写过十首《本事诗》，如实地记录了这段感情经历，其中种种哀苦：“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甚至在1909年8月，从日本回上海的船上，苏曼殊说起这段感情往事，同船好友戴季陶和阎锡山诸人有意逗弄曼殊，假装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大家看，而后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哭，众人都惊呆了。经历了此事的陈独秀特别写诗记之：“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离开日本后，他仍然会想起百助，曾写《寄调筝人三首》赠予百助，诉说相思：“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语正黄昏。”

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曾经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时，苏曼殊又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的他觉得愧对佛祖，只好悄然回国。1918年，苏曼殊两次住上海宝昌路某医院，钱用了不少，可病老是治不好，于是苏曼殊就请好友周南陔代他向医院方面交涉，那个医院的院长也不多说，就拿出从枕头边搜来的糖炒栗子，让代理人周南陔无话可说。后来转到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仍然严禁他吃糖炒栗子，可他如听耳旁风，照吃不误。死后，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很多糖炒栗子。

苏曼殊的病一天天坏起来，他写信给在广州的胡汉民，并附一纸让其转交萧萱，信上只画了一个鸡心，旁边注明“不要鸡心式”。谁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有萧纫秋叹着气道：“和尚就要死了。他大概是想托我在广州买一块玉佩，好带着去见他地下的未婚夫人吧。”于是立即去珠宝店买下一块方形碧玉，托徐谦火速带往上海广慈医院。原来和尚在16岁时欲东渡日本寻母，却没有盘缠，得父亲为其订下姻缘的富家女子雪梅以随身玉佩资助，方得成行。等到苏曼殊回国，雪梅已红颜早逝，这也许成为和尚在病危时仍不能释怀的事情。

1918年5月2日，玉带到上海，和尚已在弥留，他强撑着用手把玉放到唇边，亲了一下，含笑辞别人世，和尚大归矣。临终遗言：“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好友陈去病、柳亚子等集资为他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孤山北麓做坟，和名妓苏小小的墓南北对望。

苏曼殊死后第17天，李叔同跑到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

红头绳 萧红的时尚导师鲁迅

旧时女子在头发上的装饰，贫富之间，云泥之别。大家女子用浮夸的步摇，光影闪烁间，有团暖和的富贵气象；贫穷女儿家有根头绳绑住青丝，临水照人，亦有别样风情。在这其中，红发带似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杨白劳惶恐躲债回家的路上，还不忘给女儿扯上三尺红头绳，为的是一年年末的那点喜气——大红袄配红头绳，是一种乡村中的审美，喜儿这样的女子作此装扮，该是美丽的，因为平日里太不显眼，突然沾了红色这样跳脱的颜色，有惊为天人的效果。

喜儿的红头绳，想必是大红吧，是一种张扬的欢喜；张爱玲就不喜欢这么浓烈的颜色，她挑卡片，则喜欢粉红色，云端上看厮杀的女作家，内心藏着的，是一颗幼稚世俗的少女心。众多红色中，最挑人的是桃红色，桃红柳绿，虽然是嫩的，却太过挑剔，《金瓶梅》里，只有潘金莲这样妖娆的女子，才能压得住桃红色，所以初次见面，西门庆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桃红裙子。这样的颜色，放在萧红身上，便实在很难想象了。

说她不适合红头绳的，是鲁迅。一次，萧红要去参加宴会，她来到鲁迅家里，要许广平给她一条绸带来束发。米色、绿色还有桃红色的发带一堆，许广平选了一根桃红色发带系在萧红的头发上说：“好看吧！多漂亮！”又拉着萧红给鲁迅看，她觉得这样的萧红是美丽的。然而鲁迅的反应非常激动，“他一看，就生气了，眼皮往下一放，说：‘不要那样装饰她……’许先生有点窘了。我也安静下来”。鲁迅这个举动，似乎有些蹊跷，因为萧红自己也说，“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但对萧红，似乎是个例外。

鲁迅是萧红的老师，穿衣着装，也要给予指导。萧红穿了新的红上衣，便咚咚咚跑上二楼，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岂止如此，他还告诉她：“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因为这样那样的细节，许多人揣测萧红和鲁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那么一点小小的情愫，这样怀疑，似乎是有理由的。比如在萧红去世之后，许广平写了篇《追忆萧红》，这篇回忆文章很奇怪，文中竟有许多埋怨：“……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女人之间，总是敏感的吧，也许到了这个时候，许广平也觉得，没有什么好顾忌的，“顺便提到”，也许是“憋了好久”的代名词。

萧红的红头绳引来鲁迅对穿衣搭配的一番理论

萧红对于鲁迅，无疑是有爱的，但这种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我觉得并不是那种男女之情，而是一种女儿对于父爱的渴望。这是萧红一辈子都追求的东西。在鲁迅身边，她每每能够把身体中最少女、最天真的一面激发出来，所以，她在他面前，是任性的，是毫无顾忌的，所以她见他，能够“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她为什么笑，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这样的话，一辈子，她只对鲁迅说过，在其他人那里，她有时豪迈，有时幽怨，有时清冷，却从没有这般明媚鲜艳的，从来没有。

萧红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续弦，继母对她不好，客气而冷漠；父亲更是经常打骂她，疼爱她的只有祖父，老了的祖父虽然“喜欢流起眼泪来”，“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甚至叫她写信给她已经死去5年的姑母，但祖父爱她，在她落寞受气的时候，随着一声“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橘子落到她的手中；也会在冷夜里“赤着脚，开着纽扣”陪她去外面的厕所，因为她害怕。母亲去世时，萧红没有哭，懵懂着在花园扑蝴蝶，然而祖父去世，她却一直在哭，也许成了宿命，在这之后，她穷其一生，一直苦苦追寻着一个人能够像祖父一样保护她，然而没有，一直没有。

17岁那年，萧红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男人，这是父亲的选择，让她和在哈尔滨的同乡汪恩甲订婚。根据她的叔伯妹妹张秀珉回忆，这门亲事是由六叔张廷献提起的。他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在阿城师范同班，又一起排过剧。毕业后，汪大澄在道外区滨江小学当校长，常与张廷献接触，他一眼相中了萧红，便托张廷献保媒。在介绍的时候，萧红并没有提出反对，据说主要原因是这位未婚夫挺帅。他只比萧红大两岁，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嫁给汪恩甲，也许就可以摆脱父亲、摆脱家庭了吧。应该说，最初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同班的几个好友都记得萧红为汪恩甲织毛衣的事，织毛衣是旧时女子表达爱意的最高规格，可见两人确实在认真交往。后来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看起来，这门亲事很相配。

1930年夏天，萧红初中毕业了，在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经很少见，汪家觉得，举行婚礼的时候到了。可是喜欢读书的萧红并不满足，看到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她心里很着急。可是父亲让她尽快回去完婚。这等于给已生嫌隙的父女关系雪上加霜，不善于沟通的两代人为此更加僵持起来。她最终下决心要抗婚出逃。可是出逃是需要钱的，虽然家里每个月都会给她一些生活费，但这钱也已所剩无几了。当年7月，在得到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后，萧红先是到服装店里做了一件新大衣，随后就同已婚的同学陆哲舜结伴去了北平。

萧红的抗婚出逃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呼兰城里也不胫而走，父亲更是大为恼火。在两家家长的施压下，1931年春节前，萧红被迫结束了北平之行，回到东北家中。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未婚夫汪恩甲一路追到北平，并在3月中旬把萧红带了回来。之前做媒的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这时的萧红，已经成了呼兰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弟弟妹妹们都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担任巴彦县教育督学的父亲把全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乡下老家。没多久，萧红再一次“闯祸”了。

她替佃户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大怒，把她痛打一顿后锁了起来，又拍电报催促张廷举回家，将萧红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这个桥段和张爱玲的遭遇极其相似，看来民国的女作家们都有此劫。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撬开窗户偷偷放走萧红。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故事发展到这里，相信许多人都会和我一样惊讶，之前不是号称和汪恩甲分手了吗？为什么现在又以身相许了呢？当然，只身逃亡的萧红这时除了汪恩甲，似乎找不到第二个保护者，不过，多半还是因为从前织毛衣的情分吧！何况，汪恩甲还是个帅哥！可是住在旅馆里，每天都会花钱，两家切断了经济援助，于是只能赊账。到1932年春，久居旅馆的萧红和汪恩甲已欠下600多元的食宿费。他们当然是无力偿还的，住所也被换成了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

这时，日军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6月至8月，那是萧红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月，阴雨连绵，没有一天出过阳光。汪恩甲说出去弄点钱回来还债，然后一去不返。萧红被旅馆老板软禁起来，不准她外出，经常恐吓她。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旅馆的老板）当然要向女人算账……”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许广平对于萧红的这种境遇，做了最恰当的比方：“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侯，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旅馆的老板恐吓他，如果再不还钱，就会找一家妓院，准备把她转卖，这显然很顺手，因为东兴顺旅馆离哈尔滨的妓院区“圈儿楼”非常近。萧红便写信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部求救，《国际协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出版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民办报纸，信写得惊悚而直接：“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不能不救啊！”

副刊部主编裴馨园收到了信，根据他的妻子黄淑英回忆：“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信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指责了老裴，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裴觉得很有趣，一边笑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老裴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说是管，其实也不过是几个人跑去小饭馆里商量对策，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刘鸿霖的人，亲密的朋友们都叫他“三郎”，而我们记住的是他的笔名“萧军”。

萧军这个名字，据说是源于京剧《打渔杀家》，里面疾恶如仇的老渔夫叫作萧恩，行伍出身的萧军崇拜这位好汉，便起了这个名字。萧军比萧红大4岁，1907年出生在奉天义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个木匠。

萧军天生有一股侠气，这点和萧恩一样。在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一直很优秀，还有一天就要毕业，却为了给同学抱打不平，差点把教官劈死，于是只好肄业。这种打抱不平的侠义之气，终于让他和萧红的生命连接起来，而骨子里的鲁莽，又为他们两人的爱情注定了一层暴力的悲剧。

在裴馨园和同事们一起研究“拯救失足少女萧红”的活动时，萧军却显得非常漠然，他觉得这种营救方法，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可怜人，救得了几个呢？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办法：“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地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

7月12日中午，因为旅馆老板不给饭吃，萧红又给裴馨园打电话求救，这一次，接电话的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来电话时我是正在馨君的座位上，为他整理一些外来的稿件，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萧红的信，又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进到屋里，萧军把信交给萧红。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个蓝色的大褂，但是已经褪得几乎认不出颜色了。”

萧军把书交给萧红，转身便想离去，这时，萧红说：“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这是这两人故事的开始。多年之后，在延安，萧红也是这样主动地说：“三郎，我们分手吧。”在这段感情里，萧红并不是弱者，虽然她总是那么依赖萧军，到上海后，两人同屋分床而眠，萧红半夜都要哭醒，她是觉得两人离得太远了。

萧军坐下以后，萧红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萧军一边不经意地听着，一边看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回忆：“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这个诗很有诗意，而且把萧红这个处境完全都写出来了，让人就不能不心疼，就是不能不痛惜她，不想呵护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正义的男人，我想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

一句话，一首诗，两个人，就这么相爱了。

临走时，萧军留下了口袋里仅有的5角钱，让萧红买点吃的东西。这仅有的5角钱，是萧军的车钱，看完萧红之后，萧军步行了约十里路回家。他时常来看她，但对于她拖欠旅馆的六百多元钱，始终没有办法凑齐。

哈尔滨的大雨给萧红想了个办法。8月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洪水淹没，这时仍在裴馨园家中商议营救萧红的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于是大家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凫水去救萧红。

萧军的女儿萧耘说：“水发到二楼了，萧红的房子是二楼，坐在窗台上就可以摸着水。看她的人都跑了，逃命了，就给了她一个逃命的机会。”房客们乘坐小船，纷纷逃离时，只有萧红还依然在等着萧军的到来。但当萧军游到东兴顺旅馆时，却发现旅馆里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萧耘回忆道：“实在等不来了，她就搭了一条柴船，正好从她的窗口过。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她先于萧军到了裴馨园家。”

他们爱情中最壮丽的，便是这一刻。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她没有喂这个孩子一口奶，也许是害怕对她产生感情。因无力抚养，送给了道里公园的看门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音讯。萧红的命运中，似乎总是会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却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事情又会重现。

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这一年，萧军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下长篇小说《生死场》，这本书此后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萧红在此后不到10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介绍了许多文坛的朋友。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对他的感情，这时候，他们郎情妾意。

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他们常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有一次在鲁迅家里，萧军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形玩具，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鲁迅儿子海婴的礼物。小孩手里擎着一根钓鱼竿，由一条细线系了一条小鱼，一摁键，钓竿扬起，小鱼就被钓起来。萧军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来，终于“咔”的一下钓竿断了。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萧军直觉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伤害了，从此就不到先生家里去了。萧红却照样欢欢喜喜地前去。鲁迅先生很快察觉了，问萧红：“那一位怎么好几天没有来？”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萧红像孩子争宠似的“揭发”了萧军，并为此非常得意。鲁迅先生温和宽厚地笑了，说：“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

但萧军还是不怎么来了，萧红便一个人来。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萧红说：“来啦！”他们之间，有种浑然天成的亲近感，就像开头描述的那样，萧红在鲁迅这里，是轻松而活泼的，甚至带有一点孩子的稚气，她觉得什么都能够和鲁迅说，即使她做了很不好吃的包子，鲁迅也会多吃两个。

但其实，她并不快乐，因为回到家，她总是挨打。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是在青岛吧，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据说是他外面有了女人，却又不跟萧红分手。萧军觉得自己对萧红有责任，但他究竟对她有怎样的感情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军绯闻不断，萧红的痛苦无处可藏。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为了缓解冲突，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在渡海途中，萧红给萧军写信：“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即便远在日本，萧红还总是不忘叮嘱安排萧军的生活，她会去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等等。这种爱，温柔而又沉重，因为此时的萧军，对于萧红是有一点厌倦了。他在青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尽管他遵从了萧红的叮嘱吃了鸡蛋（这让萧红特别高兴），在感情上，他有了别的意向。后来，他自己反省道：“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完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在日本的萧红回来了，然而，萧军并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地切断他的感情，后来，临终前的萧红向病床前守护的骆宾基讲述那段屈辱的历史：“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里去，那友人是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发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走走多好呀。’这时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的。她说‘你这样不冷么？’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敏感的萧红陷入了痛苦之中，然而更痛苦的，还有身体上的摧残。胡风夫人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这年冬她回来了。萧红心情非常好。在一个刊物邀请的小宴会上，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后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不知道这是不是误伤。”萧红去世多年后，萧军在辑注萧红书信的时候，对“家庭暴力”的质疑做出过一个简短的“辩解”：“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不过我，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我们也常常把每次争执，事后作为笑料来谈论，彼此自我讽刺着……”

他们也想要挽救彼此的感情，他们想过，是不是换个城市，就可以重新开始。1937年4月27日，萧红前往北平，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平。她先是住在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然后找到了老朋友李洁吾的家，住了一天又搬到北辰宫公寓，但是仍然天天到李家，为的是等萧军的信。萧红想要萧军离开上海，和她一起去北平。她给他写信，然而每一封信都是绝望的：“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打碎吗？”几天后，她从北池子头条李家盼到的回信中，萧军还告诉她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说：“那里面的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

在北平，萧红和老朋友去逛了长城，看戏，看电影《茶花女》，还独自去北海坐了两个钟头，每天吃饭则到东安市场，花一角钱买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钱买两个花卷或炒素菜。5月9日的信中，萧红告诉萧军在北平找民房长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处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来北平后再说。5月12日，萧军发出一封催促其南归的短信：“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40年后萧军注释萧红信时说：“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京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萧红回到了上海，她为他们感情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

之后，萧军和萧红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不久晋南战局变化，日军向临汾进攻，萧红和萧军在准备撤退的方向上，再次发生了分歧。固执的萧军一心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发挥所长，他的特长是写作，文化人的岗位应当是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争执不下，最后萧军说：“我们还是各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若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萧红忍着泪水回答：“好吧。”车站送别时，萧军拉住和萧红同行的聂绀弩说：“萧红单纯，缺乏处事经验，请多加照顾。”聂绀弩就问两人是否已决定分手，萧军却郑重地说：“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她，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的。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就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萧军说的明显是赌气的话，之后他一人横渡黄河，越岭翻山，步行二十余日，到达延安，在丁玲的安排下，他再次见到了萧红，他有点想她。

可她以为，他真的已经和她分手了，于是她选择了对她更加温柔的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

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萧红的身边站着端木。端木虽然不失礼貌地和萧军拥抱，却偷偷地跟聂绀弩说：“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忙啊。”萧军进屋后，萧红也跟了进来。她站在一边看着正在洗脸的萧军，微笑着说：“三郎，我们分手吧！”

这时候，她的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这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可是萧红对于萧军的感情，到死都没有变。1938年5月，萧红和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是骨子里，她还是渴望那种父亲的爱，然而端木给不了她。端木能给她的只有平静的生活，他执意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但这并不意味着端木懂她，理解她。端木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丈夫，却并不是萧红爱的那个人。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1942年1月，香港沦陷，萧红滞留在医院里，临死前，陪伴她的，不是萧军，不是端木，而是仰慕萧红的青年作家骆宾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年1月22日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这里的“同居者”当然说的是端木，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端木后来的夫人钟耀群辩解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究竟谁说的是真相，已经无从得知。但萧红在死前，确实也曾经对骆宾基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到了最后，她还是怀念一个能够来拯救她的人：小时候的祖父，1932年时的萧军，鲁迅先生，答应娶她的端木……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八宝箱 谁撕了徐志摩的日记

八宝箱应该体积不大，但可以装的东西很多，要不就称不上“八宝”。“八宝”最初是佛教用语，宝瓶、宝盖、双鱼、莲花之类，总是表示吉庆祥瑞。杜十娘被李甲坑了，于是当着他的面打开自己的八宝箱，里面金光灿灿。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也说：“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

光辉灿烂的八宝箱，并不一定要装黄金翡翠夜明珠，比如徐志摩的那一只，里面只是一些只言片语，却已经足够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引起一场恶战，有意思的是，这场恶战的交战者都很有名，她们分别是：陆小曼、林徽因、凌叔华。被波及的还有一位更有名的男士，他是胡适之。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吵了一架，他急匆匆赶去乘火车到南京，为的是参加第二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飞往北平。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壁堂，年龄均为36岁，飞机上除运载了四十余磅邮件外，乘客只有徐志摩一人，也是36岁。开始天气甚佳，不料在党家庄一带，忽然遭遇漫天大雾，飞机师为寻觅航线，降低飞行高度，不慎误触开山山顶，机油四溢，机身起火，坠落山脚。待村人赶来时，两位飞机师已烧成焦炭。徐志摩座位靠后，仅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的伤，但他额头撞开一个大洞，成为致命创伤。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诗人用这种方式告别了人世，陆小曼哭得几乎晕厥，林徽因也非常伤心，但很快的，她们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变，北平、上海的文人们都在寻找诗人的一件遗物——一个八宝箱。这个八宝箱是放什么的？它在谁的手中？在1931年12月10日凌叔华写给胡适的信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八宝箱的真面目，在这三个字后面的括号内注明为“文字因缘箱”——这是徐志摩盛放日记、书信以及其他手稿的小箱子。

徐志摩对于自己的日记和书信非常慎重，鉴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和数个著名或不够著名的女友，我们能够理解。诗人把日记和书信存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并把这只小箱子称作“八宝箱”。通常的情况下，八宝箱是随身携带的，但若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出国旅行，就不方便了，所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代为保存。徐志摩托付的人是凌叔华。

在徐志摩的大众普及版情史里，凌叔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原籍广东番禺的北京人在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1925年因为发表小说《酒后》成名。凌叔华认识徐志摩，是在1924年，那时候她还是燕京大学学生，因为欢迎前来访华的泰戈尔，认识了徐志摩，当然，还有后来成为丈夫的陈西滢。徐志摩对于已经订婚的林徽因差不多死了心，泰戈尔也更赞许凌叔华，他对徐志摩表示，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志摩同学这时候的小心思又动了，他开始和凌叔华写信，也不遗余力地吹捧这位文坛的新星。凌叔华的作品《写信》发表当天，徐志摩第一次用“中国的曼殊斐儿”恭贺她创作成功。“曼殊斐儿”指的是英国的女作家Mansfield Katherine，今人译作曼斯菲尔德。这位女作家在当时的中国文坛非常流行，徐志摩以此比凌叔华，当然是赞誉，她却抢白徐说：“你白说了，我根本不认识她！”(1)徐志摩还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也让凌叔华给他的诗集《徐志摩的诗》题词——在出版扉页上写上“献给爸爸”，据说这是因为徐志摩的父亲特别喜欢凌叔华。这两个人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看上去，好事将近。

不过，徐志摩这一次算是棋逢对手。凌叔华小姐也是情场高手，在和徐志摩眉来眼去的同时，她并没有停止与陈西滢的交往；更何况，她并非不知道，徐志摩那边还有热情似火的陆小曼。渐渐地，两个人开始一种“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奇怪关系，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

徐志摩和陆小曼感情的公开，据说也和凌叔华有关。根据蒋复璁在《徐志摩先生轶事》里的描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5卷第6期），1924年8月，徐志摩从印度回上海，住在新新旅馆，同时接到了凌叔华和陆小曼的两封信。“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这个故事中，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第一是时间。1924年7月，徐志摩刚刚和泰戈尔在香港分别，并在8月底回到北平，他并没有去印度，也没有回北平。那一年，他的生活主题是对林徽因做最后一次争取，当然以失败而告终了，整个夏天，他都沉浸在失恋当中。彼时，他和陆小曼也还没有开始相恋，因为王赓那时候还在北平任职，调到上海任孙传芳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是在1925年6月份的事情。根据《徐志摩年谱》中的描述，事实上，在1924年冬天，徐志摩才开始和陆小曼展开这段恋爱。

不过，这件事倒确实很像是诗人所为，所以，很有可能是蒋复璁搞错了时间——把时间放到1925年9月，似乎一切就合情合理了。那时候，徐志摩刚从柏林回来，甚至还见了张幼仪。据说这是因为他和陆小曼的绯闻已经在社交圈中传开，为了躲避风波，徐志摩做了这次环欧旅行。1925年8月初，他先回到北平；9月4日，来到上海。因为这天，徐志摩给胡适写了信说：“真巧，我的爷、我的娘、我的儿子也是今天到上海的……我现在在百里处写，今晚住他家没有与他谈过天。”“我的爷”指的是徐志摩的父亲，“百里”则是蒋百里，蒋复璁的叔叔。信中还说：“受庆在杭州，听差老李到车站来接太太来了，他们都以为我带来的。”“受庆”便是王赓，他当时在上海供职，几天后，他曾经和刘海粟、徐志摩等人一起吃饭。看错信的事情，也许便是在这个时候，后来徐志摩自己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这件事似乎确有其事，因为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在1983年写信给陈从周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她也曾经向胡适写信剖白自己和徐志摩是清白的：“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至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知道，凌叔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正如他同陆小曼说的那样：“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而凌叔华这边，也是完全信任徐志摩的，比如在听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相好的“谣言”时，她便完全站在了诗人这边。她给胡适写的信中说：“自然谣言也有根，不过变本加厉一定不免……我觉得他们俩绝不能有一半似社会所附度的那般不成样，他们俩都有原谅也有补救的可能。志摩天生诗人，富于情感，易于崇拜事物——这是诗人长或短处，他受了赓托付，遇了一个天真烂漫美巧的年青太太，崇拜是自然的事，何况他是一个喜恭维妇人的人呢？小曼是近几个月来被她丈夫引到清静些的友朋中，不幸许多人，因其往事不端不愿与她接近，志摩特加青眼并加以鼓舞，两人为感遇而成知己，也是当然之事……我信他俩孩子气是有的，相当同情是有的，但绝无背友背夫的事。”（《胡适来往书信选》）3月，当徐志摩决定去欧洲时，他便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为什么不交给陆小曼保管呢？因为陆小曼当时已是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箱子里最重要的是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年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箱中应该还有“雪池时代日记”（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急剧升温，不久，因为发生了“错看信”事件，双方各自解除婚约，徐、陆两人在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的徐志摩自然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何况箱子里有陆小曼不宜看到的东西。

这时候，凌叔华也忙着和丈夫赴日，回国后搬到武汉，也并没有和徐志摩见面。根据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胡适来往书信选》）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则非常蹊跷。因为凌叔华1928年去武昌的时候，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1929年秋天，卞之琳才从上海来到北平入北京大学就读，他认识徐志摩，则是1931年徐到北大兼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给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所以，在1928年，凌叔华应该还不认识卞之琳，更无从谈起把这么重要的八宝箱交给他。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赵家璧曾就此事写信给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有人猜测“之琳”是“丽琳”之误，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徐志摩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在给陆小曼写的信中，提及丽琳：“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那房子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之后，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作为注重隐私的美国人，也许是最好的人选，这当然是一种猜测，毕竟丽琳后来便了无音信。

丽琳也许尊重隐私没有打开八宝箱（否则金岳霖岂不是会早就一溜小跑去汇报给他的女神林徽因了），但凌叔华未必没有。所以后来当徐志摩取回箱子的时候，似乎发现八宝箱已经有被动过的痕迹。根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

但考虑到林徽因当时正在拼命争夺八宝箱，她说的话我们要打个问号。如果徐志摩对凌叔华不够信任，他怎么会又一次把八宝箱托给凌叔华呢？大约在1931年，八宝箱又放在了凌叔华那里，证据同样来自凌叔华：“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这时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也许作为回报，沈从文也要给徐志摩写一篇小说，所以才跟徐志摩要日记看。不过，沈从文应该只是看到了一些内容，箱子又回到了凌叔华那里，因为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沈从文曾经写信向凌叔华要，可见沈从文也知道，八宝箱一直是由凌叔华保管的。

啰唆了一大篇，八宝箱的争夺战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正式开始了。八宝箱最理所应当的所有者应该是陆小曼，她是他的遗孀，也非常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徐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八宝箱确实被胡适拿到了，但他却并没给陆小曼，因为林徽因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她先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取，不料遭凌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她和胡适说，徐志摩曾有意将《康桥日记》给她收藏，她还告诉胡适，徐志摩对她说有“雪池时代日记”，被陆小曼烧了。这件事倒有可能是真的，那里面的东西，被谁读到，只要对徐志摩有爱的，恐怕都要生气。

那时候胡适正在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于是，胡适便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交出了八宝箱，胡适把这个箱子给了林徽因。

胡适把整个箱子都给林徽因，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11月28日，林徽因拿着箱子回家后，立刻做了清点：“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箱内的东西比较杂乱，以至于林徽因觉得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胡适将信件捡出后，胡乱聚成这一箱的。这种怀疑很欠缺说服力，因为凌叔华也说过：“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又说过：“那个‘八宝箱’中不止是日记，还有不少寄与晨报的文稿。”这与林徽因的记载大体吻合。

林徽因拿到箱子后三四日，从张奚若处得知凌叔华那里还有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而林徽因手头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只有徐志摩在康桥的后半部分时间，而徐志摩结识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这一时段的日记正好没有，而且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林徽因的前一两日。

林徽因正打算去向凌叔华讨要剩下的部分，凌叔华已经找上门来了。原来，她想编一本徐志摩的信札，于是便来找林徽因，让林拿出一些徐志摩的信。林徽因当然不会给她，找些理由推脱了。然后，林徽因向凌叔华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记，凌叔华当然不乐意。林徽因便把八宝箱中陆小曼的两册日记交给了凌叔华，又约定，12月9日去凌家拿《康桥日记》。

12月9日星期三中午，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1932年1月1日写信给胡适解说原委时，又抄与胡适看：“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当然看出这是在有意推脱，当即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读到，望她能体谅。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一再说八宝箱给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适这时明显偏向林徽因。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林徽因仔细读了这本日记，发现与自己手上的衔接不上，中间缺了一段。这本日记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计划得很糟”一句终，“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又去求助于胡适，12月28日，胡适再次写信给凌叔华：“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接下来胡适列数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胡适写道：“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写完这封信，便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当天胡适日记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适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册日记，“此中果有文章”，必定是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桥的一段故事。这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记的原因所在。不过这一次，胡适还是发现“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胡适说：“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徐志摩在天上看着几个男女围着他的“八宝箱”勾心斗角

但之后，关于八宝箱的故事，便戛然而止了，胡适究竟有没有去讨那截去的四“叶”，我们已经无从而知。更加蹊跷的是，林徽因那边，也失去了八宝箱的下落。赵家璧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随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探听到的下落。”虽然是口口相传，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不错的，那些日记并没有还给胡适，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于下落，也许是被销毁了，总而言之，是消失了。

凌叔华和胡适之间倒也没有绝交，1933年1月31日，她还就徐志摩的墓碑题字一事致函胡适：“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2)

这场轰轰烈烈的八宝箱争夺战中，最有理由持有日记的陆小曼态度又是如何呢？身在上海的陆小曼并不清楚北平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前文所提及的向胡适要徐志摩留在北平的日记及书信，已经是1936年的事了。赵家璧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10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她大约总以为胡适之仍旧是那个在开明剧院楼上包厢和她“作软语”的胡适之，却不知道，在这件公案里，胡适的心永远偏向“太太的客厅”。

附注

(1)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凌叔华，《凌叔华文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18页。

脑残粉 吴宓教授的红楼世界

脑残粉好像是近几年才出来的新词，一个人疯狂追逐某个名人或者某个品牌，因为情绪激烈，乃至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西方人称之为“Fanboy”，中国人就叫“脑残粉”。以这个标准来看，胡适之于陆小曼、金岳霖之于林徽因，都算不得是脑残粉，因为胡适虽然觉得陆小曼是“京城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却在徐志摩日记事件中偏帮了林徽因；金岳霖爱林徽因爱得死去活来，却也曾经和浦熙修谈婚论嫁。喜爱某件东西到脑残地步，我细想想，大约只有《红楼梦》。

《红楼梦》脑残粉的数量是不少的，有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孰好而大打出手的前清老叟们，也有慨叹“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的张爱玲，当然，要论第一脑残粉，莫过于吴宓。

初到哈佛时，吴宓就曾在哈佛中国同学晚会上演说《红楼梦》。1940年至1942年之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7次，又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不少学校将中文系、外文系等文科系的全部课程暂停，让学生有时间专听吴宓的讲演，当时的报纸，诸如“山城轰动，掀起《红楼梦》热”之类的报道在他所到之处比比皆是。他讲《红楼梦》，不赞同从阶级论的角度，有学生提出：“为什么吴先生认为《红楼梦》不能作为18世纪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解剖标本？”他说：“就像解剖尸体一样，不必拿美人遗体解剖，破坏了美容太不值得。”1942年春天，应学生社团“中国文学会”之邀，他以自己的《红楼梦》代表著述《红楼梦评赞》为蓝本，给学生讲了其中的六、七两段，主要内容是将太虚幻境和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进行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求得解脱。那晚人多，“听者填塞室内外”，场面让吴宓十分兴奋，所以在回答学生提问时，居然“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吴宓的弟弟吴须曼回忆，吴宓讲《红楼梦》，“偌大一个礼堂，座无虚席，每一个窗台都被人占用了。演讲开始后，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当时我感到不是在听演讲，而是在看一个演员作表演，而且是一个人扮几个角色，王熙凤的阴险毒辣，林黛玉的多情善感……都演得惟妙惟肖。他的精彩演讲，轰动了整个古城”。

吴宓还参加了“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这个社团常常在夜间搞活动，在南食堂行《红楼梦》酒令，说《红楼梦》故事，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想要入社，需要提交一篇对《石头记》的鉴赏文章，最好用第一人称写，因为这样可以把自己比作书中的某个人物。不过，“石社”的活动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故事当然也是吴宓的。

吴宓对于《红楼梦》的热爱，幻化成一个个段子，流传在西南联大，最著名的莫过于以下这个：联大新校舍对面（曾在联大求学的郭冠球回忆说是联大附近的府甬道）有一家湖南餐馆，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就叫老板来一下。老板问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吴宓回答：“林妹妹会难受的。”潇湘馆在《红楼梦》里是林黛玉的住处，有幽幽篁竹的美人住所怎么能划拳？吴宓想不通，饭馆老板也想不通吴宓为什么想不通，于是不答应，吴宓无明业火三千丈，砸了那家店的碗碟。

吴宓一向温柔体贴，居然为了一个名字而动粗，实在难以想象，大概是为了《红楼梦》，什么都在所不惜。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在联大讲“红楼梦研究”，如果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会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们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对，在生活里，他觉得自己是贾宝玉，对女生非常照顾和尊重，细心体贴到无以复加，“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自比贾宝玉的吴宓教授当然也会把身边人比作《红楼梦》中的人物，这做法实在是脑残粉的最高境界，其他红楼迷都要自叹不如。比如对同事，自1926年3月起，吴宓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但一直只是代理系主任，从未做过系主任。自视甚高的吴宓感到非常委屈，1936年陈福田主持系务，“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和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1939年暑假，陈福田回檀香山，请吴宓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一职，为此，吴宓自比《红楼梦》中的平儿，哀叹自己不能被扶为正室（当上系主任），且还要服侍秋桐（指系主任陈福田）。那么，王熙凤是哪位呢？1939年7月15日，吴宓在日记里对叶公超表达不满。叶“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令吴宓“殊为郁愤”，于是吴又把叶公超比作王熙凤（“如王熙凤”），《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心狠手辣，劣迹昭著，吴宓这样的书呆子自然最痛恨。吴宓日记里的王熙凤还有郭斌龢，他曾想转投学衡派后期的大本营浙江大学，曾在浙大执教的张清常劝说吴宓不要去，吴宓得知“龢在浙大有王熙凤之绰号”，最终打消了赴浙大的念头。

王熙凤是贬义词汇，薛宝钗也是，吴宓把这位标准淑女的称号安在了冯友兰的头上，因为他和薛宝钗一样，“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随时随地都吃香”。林语堂在日记里则扮了一回光彩照人的探春：“（林语堂）今者载誉回国，如探春之远嫁归来，比前更为超逸俊爽。而适逢家难，未免伤心。”相比之下，“落魄”而又坚持“在家出家”的吴宓便成了惜春，“又见惜春道姑打扮，尤觉难以为怀”。

吴宓是书呆子，却并不是呆头鹅。他在昆明期间认识了远峰和尚，在交往中，吴宓觉得自己对远峰的观察有如《石头记》中惜春对妙玉的评论——“冷美人”，惜春认为“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果不其然，远峰半年后即弃僧还俗，引来吴宓连连嗟叹。

因为对《红楼梦》烂熟于心，吴宓也不时拿《红楼梦》中的故事表达心情。1942年，与陈寅恪、汤用彤同获“部聘教授”的殊荣，吴宓认为这“正如探春受命陪钗、黛见南安太妃”。然而，这个结果遭到不少联大教授的讥刺。愤激之下，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教授同人之忌嫉刻薄，乃过于怡红院中诸婢之不满于小红、五儿等之偶获倒茶侍应宝玉也。”这个比喻实在让人拍案叫绝！

虽然曾以平儿、李纨、惜春自喻，但他还是喜欢自己变成“贾宝玉”。1943年2月7日，《红楼梦》谈话会第二会，由吴宓与翁同文、王般、李赋宁做主，与会者有十来人。他们在大观楼观稼堂阁中叙谈。但天气寒冷，大家都懒得动嘴。只有沈师光兴高采烈，说吴宓境遇可比妙玉，但其性情实则颇类宝玉，这番话正中吴宓下怀，让他着实高兴了一阵。

不过，吴宓可没办法和贾宝玉比“桃花”。当贾宝玉被众多丫鬟包围的时候，秉承“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的吴宓在漫漫情路上走得异常坎坷。他的第一任妻子陈心一，乃是同学陈烈勋的妹妹。那时吴宓尚在美国留学，天天慨叹自己作为宅男，没有女朋友没有老婆。于是，经同学介绍与从未谋面的杭州姑娘陈心一订了婚。吴宓当时还委托陈心一的同学毛彦文，打探这位陈小姐的情况，毛考察后回复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小姐似很适当；如果吴君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两人订婚几个月后，吴宓就后悔了不想结，朋友汤用彤劝他：“取消婚约情理不容，你前面既然已经答应，陈家可能已经将此事通知了亲朋，你后来忽然取消，人们会怀疑陈心一有什么不能容忍的、无法改变的毛病，这要一传十、十传百，可了不得，将来陈心一背着这个‘莫须有’的黑包袱，如何能嫁得出去？你该为她、为她家想想。”“吴宝玉”一向为女性着想，于是暂把悔婚的心思放下，回国后，便与未婚妻陈心一见面，据说当时一见倾心，13天后便闪电般地入了洞房。陈心一确实如毛彦文所说的那样温顺贤良，可是吴宓觉得陈心一虽然贤良，却“呆滞”、令自己痛苦，于是便整日沉浸在“离还是不离”中，痛苦不堪。最主要的是，他心里的林妹妹另有他人，便是前面帮他打听陈心一的毛彦文。

毛彦文（1898～1999），浙江江山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1999年在台去世。毛彦文虽然之前与方家定下婚约，却因为与表兄朱君毅青梅竹马，便在方家迎亲大轿抬至毛家大门的刹那从后门逃离，并与朱君毅正式订婚。毛彦文的痴情换来的却是情郎的始乱终弃，朱君毅回国后，以近亲不宜结婚为由，与毛彦文解除了婚约。早就看上毛彦文的吴宓听到这个消息，迫不及待地与陈心一离婚，开始对毛彦文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这一举动当然遭到了大家的群起攻之。吴宓的学生许渊冲说：“他离婚的事情大家同情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人同情。他自己呢他认为他对得起陈心一，但是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吴宓没有给陈心一着想，只是为自己着想，说我对得起你，没有爱情就离婚。”他的生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对于吴宓与陈心一的离异，毛彦文这样解释：“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

吴宓追逐毛彦文，用《傲慢与偏见》的话来说，“先生这方面显然情意绵绵”，但“小姐的心思”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毛彦文对吴宓的示爱开初尚有意，两人曾在柏林商量过结婚的事，后却又变了心，吴宓却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1930年，《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两人的绯闻，毛彦文为此很生气，欲与宓断绝通信，吴宓倒不着急，反而有点高兴，“必由于一时气愤，或有意试探。其心固未尝绝我，甚且爱我也”，“确知女士痛苦，向我发舒，正是不自知的爱我之表示”。向来拿绯闻当家常便饭的民国文人圈都集体看不下去了，他们派出了代表金岳霖去劝说吴宓（金先生其实有什么立场呢）：“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其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结果吴宓大怒：“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也只好承认自己比喻不当。

这场热烈的单恋故事终究是一段苦恋，毛彦文最终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3岁，婚礼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新郎新娘的年龄，壁间悬挂的喜联也多与此相关。毛的一位同学与熊希龄是世交，平素称熊为“世伯”，他送的喜联让观者哑然失笑：“旧同学成新伯母，老世伯作大姐夫。”而华侨报人崔通约的喜联则工工整整对仗严谨：“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学者沈尹默的对联处处用典暗含风趣：“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吴宓也收到了毛彦文婚前所下的帖子，邀请他出席婚礼，他以编书为由辞绝了这一难堪的邀请。他对毛嫁熊深感痛苦，更认为毛嫁给老头子是图人家的地位财产。

不能说这毫无根据。熊原籍江西，生于湖南凤凰，进士出身，在袁世凯手下做过半年多的国务总理，之后即从政界渐渐淡出，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次年在北平设第一后方医院，救护长城抗战受伤官兵。与毛彦文结婚时的熊希龄，虽然年老，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吴宓当然不可相比。但可爱的吴宓教授在怨恨的同时，又很讨厌社会舆论对他的女神进行指责，总是在人前为毛辩驳。

抗战爆发，南京沦陷，熊希龄带着毛彦文避居香港，谁知到港不久，还来不及搬进已租好的唐继尧家的跑马地私宅，熊希龄就在旅馆里病故。吴宓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香港和毛彦文见面，他闭门专心给毛彦文写了一封长信，“历叙亦真切爱彦之经过，引咎自责。对于失彦之痛恨，三年来如何拒绝一切女子，今兹惟望与彦结婚。至其手续与形式、或迟或速，由彦决定，宓必谨遵曲从。至熊公之遗产，可以一文不取，藉免世俗之讥评云云”。这封信情深意长，然而，挂号寄到香港，毛彦文没有回复，并在吴宓抵港之前，便回到上海，让“吴宝玉”扑了个空。最终，这份“纠结”的爱终于化为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而为人所知：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吴宓不但在报上发表他的这些失意情诗，还经常在课堂当众向学生倾诉衷肠。某次上《文学与人生》课，吴宓又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1943年夏天，吴宓还将自己写的《五十生日诗》作为讲义发给学生，里面亦有自己对毛彦文（英文名海伦）的一片痴心：“平生爱海伦，临老益眷恋。”

吴宓把自己当成贾宝玉，心里惦记着好几个女人

吴宓心中的林黛玉也并不只有毛彦文，他十分忠实地秉承了贾宝玉的某项特征：“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这也许也是他始终没能获得毛彦文芳心的一大理由。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吴宓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张小姐就是“琼”——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和吴宓的关系颇为暧昧。张是四川长寿人，出身官宦家庭，父亲做过民国法制局长，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喜文学，能写一点旧诗，与吴宓认识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六岁。

1941年春，吴宓对“冷艳美人”张尔琼发动爱情攻势，但对方忽冷忽热，弄得久经情场的吴宓教授“甚感凄楚”。于是，吴宓写信给张：“以琼比黛玉，而托言黛玉不获嫁宝玉，则只可嫁（一）孙绍祖或（二）柳湘莲。”看起来似乎感情颇为炽热，可惜他一边表示“爱琼之心与日俱深”，视张尔琼如宝（玉）似黛（玉），一边却决定再向刚刚守寡的毛彦文（熊希龄三年后去世）吐露真情。贾宝玉都没敢想把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娶回家，吴宓教授却设想了两全其美的结局：“倘若能婚彦，固佳。不能，则决专心另求所爱（暗指琼）。又申明为琼设想，当使琼可另择佳偶，而使宓不为琼害云云。”结果可想而知。1941年9月23日，吴宓等人在螺翠山庄聚谈。席间，“（曹宗）巽谓琼宜比黛玉或惜春”，可是张尔琼不这样认为，据吴宓说“方自拟紫鹃之忠诚，而琼乃再三以宓比拟贾赦”。12月22日，吴宓收到张的“最后通牒”：她“对宓既无爱，亦无敬意。只愿保持不深不浅之友谊”。稍后，张小姐便真的恋爱了，对象是教体育的一位青年教师。有回跑警报，吴宓亲眼见张与那年轻人“共坐苏家塘东之山下”，那两位的反应是“见宓，低伞以自障”；数日后又跑警报，吴宓又看见张小姐“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那年轻人“衣航空褂，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甚魁伟健壮”，吴宓教授只好“伤心往事共低徊”，写了无数首伤心情诗了事，可见红楼脑残粉吴宓教授和贾宝玉，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鸿门宴 梁启超与林长民的小九九

在微博上有一位阿姨，经常会评论我的帖子，日子久了，便成了朋友。她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自己的女儿恋爱了。小姑娘20岁，男的35岁，有婚史，无业。她对那男人当然不满意，除了没有工作，阿姨还觉得男生“满嘴谎话”。女儿在她的苦口婆心劝说下，似乎有些动摇，男方却不依不饶，猛烈追求，小姑娘陷入对方甜蜜的攻势当中，不可自拔。更可怕的是，某一天，在对方的“唆使”下，女儿还偷偷从家里拿了户口本，要去领证，要不是被家长飞车拦下，“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看样子，阿姨对这小子，真是恨得咬牙切齿。

阿姨说，她没办法了，叫我想想办法。对这个故事，我不做评价，对那个男人，我也没什么判断。只好以我常有的八卦知识，讲一个过去前辈的故事，不晓得能不能帮到这位阿姨，以及和这位阿姨一样有着困惑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

话说，有这么一位不靠谱的男青年，长得帅，挺文艺，他的名字叫徐志摩。徐志摩同学在英国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小萝莉——后来，这个小萝莉成为知识分子女神，两人天崩地裂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不过，小萝莉也不好骗，当时，徐同学有老婆，老婆怀着孩子，小萝莉就叫徐同学离婚。这些对于不靠谱人渣男来说，一切都不是问题，我要离婚我就是要离婚我撒泼打滚要离婚，徐同学这样对老婆张幼仪说。

他要离婚的方法也是无赖式的，根据张幼仪自己的口述说，这家伙先是跟她说：“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1)张幼仪便在一边做饭一边担忧“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张幼仪觉得这并不奇怪，她做好了徐志摩要把这位小姐娶进来的准备，因为“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

然而见到那女人，张幼仪便愣住了，这位小姐虽然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然而张幼仪敏感地发现，“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放声大笑”。等到吃完晚饭，徐志摩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张幼仪身边转来转去，问她对这位有什么意见。张幼仪以为，这是向大太太咨询能不能纳妾的信号，于是便说：“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徐志摩接着她的话茬大叫起来：“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张幼仪这才明白，徐志摩找来这个女人，无非是想让自己死心，他这样的摩登男子，是看不上张幼仪这样的土包子的，小脚和西装，永远不相称——实际上，张幼仪的小脚也就缠过三天！张幼仪死心了，既然这家伙这么铁了心要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小萝莉这时候已经跟老爹回国了，徐同学天天算着回家的日子，鸡冻鸭冻各种冻。小萝莉后来的仰慕者金岳霖当时是徐志摩的好基友，他回忆：“林徽因被她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这句戏文应该是“快马加鞭往前行，销魂今日进燕京！”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乘坐三岛丸号到上海，先陪祖母游了北普陀，听说老师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便去南京看望了梁启超。匆匆告别梁启超，便来到了北京，去见他的小萝莉。这时候，不靠谱的徐志摩当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行动正围绕着他展开，行动的主事人有两个，一个是他敬仰的好老师梁启超，一个是他在伦敦时的好基友，也是他心爱的小萝莉的爹林长民。因为梁启超的另一个身份是他情敌的爹——他亲自看上了徐志摩看上的小萝莉，打算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而徐志摩去北京要做什么，梁是知道的，他身边有一个间谍——弟子张君劢。张君劢是张幼仪的二哥，张幼仪是徐志摩要抛弃的老婆。所以到了后来，梁启超写信给徐志摩，告诉他真相：“君劢濒行前两日语及弟事。”

老林和老梁早串通好了，徐志摩却蒙在鼓里美滋滋往北京跑

11月开始，徐志摩两次发表《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为向林徽因求婚做最后的准备，然后，他就打算赶去北京，实现最后一击了。12月1日，徐志摩到了北京。到北京的当天，小萝莉的爸爸林长民请客吃饭，请帖是这么写的：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之。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这说明，徐志摩在来北京之前，就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内容是什么，现在当然不知道了，但从林长民这封既是邀请信也是回信的信上看，表示的感情是真挚的，也是激烈的，甚至是让人害怕的，要不林长民就不会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想来志摩信中还说了别的话，意思是，他这种做法林徽因一定要mockry，林长民赶忙说，没有的事，女儿看了信，一点也没有mockry的意思，足下你误解了。只是她年龄小，没经过这样的事，一时惶恐，不知该怎么办，才由我来代为作答。什么都不说啦，后天来我家吃顿饭，好好谈一谈，保证让咱们的友谊永远像刚开放的花儿那么新鲜！信的左下角“徽音附候”四个字，规矩而稚嫩，看上去不像是书法家林长民的手迹，一看就是林徽因这样的女中学生所写。徐志摩一看这四个字，简直都融化啦，肯定想不到别的意思，赶紧去赴会。

林长民是老江湖了，他能给徐志摩写情意绵绵的情书，当然也能处理徐志摩看上他女儿这样的棘手事儿。徐志摩和梁思成，究竟谁更适合做女儿的夫婿，白痴也能想出来。而对付徐志摩，只能智取，不可力敌，火上添油，那就不可收拾，说不定会赔了女儿又折了兵，万一徐志摩干出拐带女儿出走的事情，就糟糕了，这种例子又不是没有，比如徐悲鸿和蒋碧薇。

林长民的安排是很周到的，怕吃饭商榷中谈崩了，特意请来陈博生夫妇作陪。陈和林长民是好朋友，跟志摩的关系也不错。他现在是《晨报》的总编辑，面子也蛮大。

当天傍晚，志摩就回了信。证据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里，有林长民一封12月2日的信，也是手迹影印，信上说：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佳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从此友谊，当益加厚。虽云小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致志摩足下。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这种肉麻的话让徐志摩看了，觉得这门亲事估计有戏，何况第二天一见到小萝莉，徐志摩更是满面春风，胸有成竹。席间大家觥筹交错，林长民不断说，都是朋友，常来常往，哈哈哈。徐志摩这顿饭吃下来，把悬着的心放在了肚子里，只要能是朋友，只要能常来常往，天长日久，凭着自己的好身手，还愁徽因不是他徐志摩的小娇娘吗？

林长民这头的任务，只是打个阻击战，削弱徐志摩的气势，腾出时间来让林梁两家从容布置。这时，梁启超仍在上海养病，事情都在信函交驰中进行。

1923年1月2日，梁启超出击了。他修书一封，以老师的身份痛劝徐志摩。信封上写的是“北京丞相胡同晨报社陈博生先生收下转致徐志摩先生启”，左上角特意标了个“快”字。因为他5日就要到北京，怎么也要这封信在他到北京的时候，转到志摩手里。真也难为了他老人家，那封信的落款是“一月二日夜三时”，也就是说已是3日凌晨了。4日他就在动身赴京，极有可能这封信是他带到北京，派人送到陈府的。

梁启超在信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正说出了大天去：徐志摩同学，你不能娶小萝莉：“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依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偈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徐志摩这时候还不知道，梁老师反对这门婚事的主要原因是：这女子是我家的，能给你吗？！！！于是，这个瓜娃子还写了一封回信：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难？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大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上说：“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

大势已去。

附注

(1)本部分参考了《Bound Feet & Western Dress：A Memoir》（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中张幼仪的口述。

征婚帖 非诚勿扰的章太炎

看《征婚启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早年那些娱乐杂志的下方，总是有着“外貌端正男，寻温柔贤惠女”的边角料，带着些诡异的理直气壮。民国最早的征婚启事，是载于1922年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的那则《堕坑妓女登报征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名21岁的香港妓女黄雪花，这位不幸堕入火坑的“美女”，因为厌弃烟花生涯渴望从良，便登出启事，希望有仁人君子为她赎身：

自维陋质，少堕烟花。柳絮萍轻，长途浪遥。茫茫恨海，谁是知音？黯黯情天，未逢侠士。孽缘已满，夙债堪偿。无奈未遇知音，难奏求凤之曲。每念红粉飘零之苦，同抱天涯落拓之悲。好景无多，名花易谢。雅不欲托报章而择配，登告白以求凰。翻觉红粉颜羞，难免文人讥讽；奈何东皇力薄，可恨护花无方。章台作客，大半征逐风尘；惜玉怜香，总之花丛稀见。叹年华之逝水，付夙恨以何如？若蒙君子如司马之多情，小妹具文君之慧眼，不弃花丛贱质，请速惠临。

这篇征婚启事很快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抨击，很多人怀疑这是一则妓女广告，但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这位黄雪花小姐真的以征婚启事为广告，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宣传方法。《民国日报》上这样的征婚启事还挺多，还有一篇《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看起来很有教育意义：

一、面貌俊秀，中段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

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

三、高尚的人格；

四、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

五、对于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

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

七、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八、有创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这点倒和张恨水对女青年们的告诫有异曲同工之妙，张恨水认为“要说话诚实，做事有秩序，且知卫生。身体强壮，而不肥胖。无论学文学、学科学，要喜欢文艺，有美的意味。无不良之嗜好，无虚浮之习气，所入虽不必太丰，然家庭及子女教育之费，必能努力罗致（但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也许是为了保持报道角度的平衡，在同一天，《民国时报》也刊登了一则青年男子的征婚启事，这位青年在谈到对于未来妻子的选择时，提出了十项要求：

一、要有清洁的嗜好和能力；

二、要有概括的眼光以及学识；

三、要有缜密而周到的心思；

四、要有充量而素养的情感；

五、要有治家的兴趣和能力；

六、不要眼光势力（利）；

七、不要自我太强；

八、不要太无意见；

九、不要见人羞怯；

十、不要态度虚浮。

这样的标准看起来客观而中肯，相比之下，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择偶标准就显得有点地域歧视。章太炎在与夫人汤国梨结婚前，曾经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也许因为他对这门亲事不太满意，所以并未正式娶妻。他在自定年谱中对于此次婚姻的记载是这样的：“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门当户对的人家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他。因无媒妁之言，故不能算正式结婚，只能算纳妾。而章太炎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王氏，也称其为“妾”。章氏的学生汪旭初在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最初的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字，《左传》“僖子”一条下有注曰“俗称妾曰室”。写在墓志铭上，多半不会错。

1903年，王氏病故，章太炎准备续娶，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广告。章是我国最早登报征婚的人。根据日本武田熙《章炳麟的结婚》及高田淳《章炳麟传》的记载，章太炎征婚的条件大致如下：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

二、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

三、要大家闺秀；

四、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

五、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登出后，一时沸沸扬扬，传为奇谈。各地报纸争相转载报道，而章“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更被许多人认为荒唐透顶。关于第一条，章太炎似乎一直很坚持，他的理由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章太炎当时正在研究古代语音，他认为湖北方言里保留了很多古音，娶鄂女为妻有助于他的研究。

不过，这也许是因为章太炎对于湖北籍女子一直颇有好感，据说他曾对一位毕业于女子学校的湖北籍女子吴淑卿颇为有意，吴对他亦有好感，但这两人最终并没有走到一起。1936年8月的《中国文学日报》报道：“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吴淑卿被拒后，在《民立报》发表了《吴淑卿投军文》：“……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

不过，章太炎后来的太太汤国梨也并不是他理想中的两湖人，这位能诗善文的新式女子是浙江乌镇人，自幼聪慧好学，曾入私塾读书两年。23岁时，汤国梨受革命新思潮影响，谢绝媒妁，入上海务本女校读书，乡人以奇女子视之。汤在校结识张謇之女张敬庄、张通典之女张默君等，常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颇有男儿气概。1907年，汤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任教于吴兴女校，后担任该校校长。1911年秋，汤与同学张默君、谈社英等筹组女子北伐队响应革命。后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与张、谈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女校和《神州日报》。

章太炎和汤国梨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的版本不一致，有说是张伯纯（《岑村笔记》），有说蔡元培（《艺文志》），还有说是张继、沈和甫。据汤国梨自己回忆说：“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介绍人为张继、沈和甫。沈是汤国梨的同乡，他和张继一起为二人介绍。章、汤结婚当日，张继因有要事没有到场，这日因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都亲往祝贺，故哈同花园戒备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且沈和甫一口湖州话，司阍的许福也听不懂，故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让其入内。等了许久，两位介绍人都不到，主办方只好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汤国梨能诗善赋，章士钊在《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中写道：“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除了第一条，汤国梨绝对符合章太炎的征婚要求，不过，汤国梨在武汉生活多年，会说熟练的湖北话，所以并不算不达标。

1913年，章、汤二人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婚礼上，一向糊涂的章太炎又少不了闹笑话。婚礼这日，章太炎需西服革履，着皮鞋。章一向穿布鞋，不知如何穿皮鞋，结果左右不分，将鞋穿反，宾客见状狂笑不止。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许福说，之所以决定在哈同花园办婚礼，是乌目山僧和园主英籍犹太富商哈同共同商议的结果。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和黎元洪非常熟，据说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做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章太炎和乌目山僧的交情很深，乌目山僧去世之后，章太炎还专门为作铭。

婚礼当天，汤国梨不穿礼服穿便服，章太炎穿的则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据陈存仁说是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中山都笑到合不拢嘴。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两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章太炎在婚礼当日穿了一套怪衣服，引得众人大笑

婚礼结束后，哈同本来要用他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太炎推辞，跳上了不知哪位朋友的马车，直趋“一品香”。“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章不知。下车后，他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送他们来的马车夫连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徐老板掏腰包了事。

章、汤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席间，一位女士提议要求新郎新娘当众做游戏：其一，新郎即席赋诗一首，以30分钟为限，否则罚酒10杯。此游戏提出后，男宾们认为，为显公平，新郎吟成后，新娘须唱和，若新娘于短时间内未能吟出，录写旧作一首亦可。其二，于白纸板上书写8个两寸见方的字，请新郎新娘于距离一丈五尺外的地方辨认。如辨认不出，则罚酒。其三，请新郎新娘各讲笑话一则，如来宾中有3人不笑，则罚酒一杯，有5人以上不笑，罚唱歌曲一首。游戏规则提出后，女宾席派出2人，计时监督。

章太炎在20分钟内即席成诗曰：“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请新娘作诗，新娘敬谢不敏，征得多数人认可，改请其录旧作一首。新娘随口吟道：“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这是一首新娘之前的旧作《隐居》，大家都击节赞叹。

章太炎抢来朗诵新娘的诗，却因为自己是近视眼，看错了8个字，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8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8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3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8觥；5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4个女生唱歌助兴。

轮到讲笑话时，章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能说：“吾人读《红楼梦》，于贾二老爷谈笑话时，仿佛近之。”只有少数人笑了起来。轮到新娘，她想了很久，也未能讲出，于是由4名女弟子唱歌代替。最后，众人一致让章太炎赋诗一首，答谢月老张伯纯。章太炎随即吟道：“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众人听罢，称赞不已。

章太炎结婚，还被骗子骗了一道。他到上海时，随身携带了东三省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亲友所赠贺仪共7000元现款。到沪后，亲友们闻讯都去探望他，有个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对章说，这7000元现款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存入银行为妥。章于是同意，将这包钞票交给他代存银行。过后，钱将一张3500元的存折交给章太炎，并说经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3500元。

章太炎的儿子章导在《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中写道：“他（章太炎）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婚后一个月，章太炎匆匆告别新婚妻子，从上海动身（这个根据出自汤国梨女士“余与先生结婚仅逾月而别”的文字记载），到北京，劝阻袁世凯称帝。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相约在午后2时左右开席，不料直到夕阳西沉之时，黎元洪才到来，说：“大事不好了，袁世凯将以大勋位诱我，袁的动机极为可疑，而且日本领事、俄国领事一个个都来与袁氏密斟，我守候好多时候，才得相见，是故迟到。”很快，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后，屡次绝食，求速死，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情丝未断”这几个字，也许支撑着汤国梨，坚持了下来。漫长的34个月里，平均每10天至半个月，章太炎就有一封家书寄给汤国梨，他关照新婚的妻子：“天气新凉望自珍重勿多啖瓜果凉水当窗而卧临低神驰思子无极”；随着天气“白露渐零天气凉冽”，他对爱妻的思念也愈加深切：“北方早寒袷衣先著南想故里或尚著白纱耳……炳麟鞠躬九月五日。”

而汤国梨这边，也正在积极营救丈夫。她先遣家人去丈夫故乡余杭向族中人商议，不料所获结果是：“族中已决定将他开除出族。”人情淡漠，她更增添了忧愤，写就一阙《菩萨蛮》：

蓬窗悄倚愁如织，绿杨万树无情碧。只解舞东风，何曾系玉聪?

夜深还独坐，辗转愁无奈。别绪满河梁，月圆人断肠。

她便索性直接致电袁世凯，要求袁释放章太炎：“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之后，汤国梨又致信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汤国梨对嫁给章太炎，始终觉得有点委屈：“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章太炎的呆气，汤国梨也很快领教。她自己回忆，章太炎与她结婚后，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有一次，在孙中山家谈完事，因为孙家的车有事出去了，章出门便自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向前一指说：“家里！”车夫便拉着车向前走。拉了一程车夫又问：“家住哪里?”章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纸店。”车夫没办法，只能拉着他走一程问一问，在大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的人，当时要找另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时，章已不知去向，便打电话到章家询问。得知章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他，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像个没事人。

袁世凯去世后，章太炎重获自由，汤国梨随夫参加社会活动，成为章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章氏夫妇奔走呼号，动员抗日。淞沪会战打响后，汤国梨在上海创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汤国梨担任教务长。章太炎病逝后，她继承丈夫遗志，坚持办学，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董事会，亲自任董事长，并建立章氏藏书楼，整理章的遗书，出版《章太炎全集》。抗战爆发、讲习所被迫停办后，汤国梨又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自任院长直至上海沦陷。

全国解放前，汤国梨拒绝任国民党要职，也拒绝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曾担任苏南行政公署专员，并当选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文革”中，儿子章导被关押，家中花园被用作工场，多年用惯了的家具被充公，孙子中唯一留在身边一起生活的章念翔，当时也被“一刀切”，离开苏州到苏北下了乡……汤国梨再次拿出了当年的胆魄，给老友章士钊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我的儿子要放回；我的家要像家；国家要抓紧出版章太炎全集；要求章士钊转告安排：我要见周总理！

章士钊是章太炎的生前密友，也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时的老师，曾资助共产党革命事业，毛泽东对他敬重有加。汤老太太找这样的老朋友反映心声，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果然，不久，苏州章家就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报“稿子已发”，暗告汤国梨先生通过老友章士钊先生转交的信和内容，周总理已经知道了。紧接着，很快，汤国梨原被关押的儿子章导被放了回来；有关方面也来了人，从他们口中可知，北京有电话来，明令章太炎在苏州的私宅，任何人不能占。

1979年，《章太炎全集》出版，汤国梨数十年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7月27日，98岁高龄的汤国梨病逝于苏州，1986年，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侧。

MOTEL 张爱玲的“抗虱战争”

汽车旅馆，原文来自英文的Motel，是Motor Hotel的缩写，从前是指没有房间的旅馆，可以停车，而人就在汽车内睡；后来当然洋气了，变成了真正的旅馆，一楼是车库，二楼是房间。

这种旅馆几乎是在美国开车的旅行者的福星，随便开到哪里，只要累了，下高速公路交流道，或是公路离城镇稍偏远处，你总能看见那打着灯的牌子，有点暖洋洋的。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汽车旅馆，是情人旅馆的别称，有次好奇进去，被那粉色的圆圆大床吓得退了出来；还是美国的老实，睡觉就是睡觉，别的没有，一张大床总是软的，足够你一夜无梦。

而洛杉矶也许是美国大城市里汽车旅馆最多的吧，因为城市太大，高度依赖汽车移动，无法像纽约、罗马或是京都那样徒步旅行。我这样的暴走族每次去，也只能租辆车代步，所以有时宁可做匆匆的过客。在洛杉矶，我待的最长的纪录是3天，那3天里，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去探访张爱玲住过的那些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的位置，主要参照林式同的回忆文章以及张爱玲的其他书信，从好莱坞到北郊，从华人聚集的东郊Monterey公园到南郊的Gardena，一共9处，这只是张爱玲住过的上百家汽车旅馆中的少数几处，因为张爱玲在流离汽车旅馆时期，多半都使用邮局租用信箱对外联络，而实际见过她的中国人，也许仅有林式同一人，所以能查出地址的，只有这些。

我以为一天必能走完，然而用谷歌地图一定位，居然吓了一大跳，距离之远、地点之分散，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只得打车一家家去找，载我的司机是伊朗人，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非常散，所以希望能谈一个合适的价钱。他看了看我的行程表，非常疑惑地问我：“是要找人吗？”我回答：“是，找一个多年前去世的中国作家。”其实我更想告诉他，张爱玲最后的房东是一个伊朗人，他总是嫌弃张爱玲给的房租不够高，几次想要把张撵出去，又逼着张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

第一家当然是让张爱玲“仓皇四走”的起点——1983年秋，张爱玲所住的公寓（1825 N Kingsley Dr.）通知所有住户，因为要喷杀蟑螂，所以要把家具暂时搬出去。因为这次搬动，张爱玲的家具据说带回了邻居猫狗的虱子，从此以后，这位惯于“云端里看厮杀”的女作家便同虱子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战斗，直到去世。在住了12年的公寓里第一次发现虱子后，张爱玲就近找了一家公寓（1749 N Serrano Ave.），只住了10天，因为屋主不愿再租冰箱，张爱玲便去买了一个二手冰箱，然而旧冰箱底层却带回一只“特别厉害”的跳蚤，即使花了上百元买的除蚤剂也杀不掉，于是张爱玲匆匆“把东西存仓库，从当年圣诞节起一天换一家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刚开始住的两家汽车旅馆，就在公寓附近，颇具规模，其中一家还加入了国际知名的Holiday Inn假日连锁饭店，然而进去询问，却没有人知道，30年前，有一个干瘦的中国老太太，曾经入住这里。

根据1985年3月写给宋淇夫妇的书信，张爱玲认定，骚扰她的跳蚤分为两批：第一批是1983年邻家猫狗传入的黑色跳蚤；第二批则是1983年11月搬家后随二手冰箱隔热层来的一只浅棕色中南美品种跳蚤，随着她一路搬迁，变小后像细长的枯草屑。直到1986年9月，这批跳蚤还在，且“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几乎看不见，接近细菌”；然而到了1987年9月，张爱玲说：“一切还和上次一样。”

土木工程师林式同是此段期间唯一见着张爱玲本人的人。林在《有缘得识张爱玲》提到，第一次见到张爱玲约莫是1985年的夏天，在近市中心的汽车旅馆，他见到“一位高高瘦瘦、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脚上套了一双浴室用的拖鞋”，走起路则是“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第一次见面，他们只聊了5分钟，话题只有两个，一个是怎样逃避虱子，另一个是怎样把钱存进靠谱的银行。

好莱坞往东行，张爱玲曾经住过三家汽车旅馆，都位于交流道与公车站牌旁，街景荒凉，也没有什么方便的超市，只是在公交站前，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呆坐，身边放着两个硕大的购物袋。为了逃避虱子，张爱玲几乎处于逃难的状态，她在信中说：“上午忙搬家，下午出去买东西补给药物与每天扔掉的衣履及‘即弃行李’——大购物袋。”我想象提着大购物袋充作“即弃行李”赶路的张爱玲，在公共汽车上忍着脚磨破的痛，一下高速公路瞥见汽车旅馆招牌便匆匆投宿的光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寻访中最糟糕的汽车旅馆，外墙满是涂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煳了的墨西哥菜的味道，周围都是无所事事的非裔与拉丁裔青年，司机怕我出事，特意下车陪我。1988年2月，仍旧日日沉浸在被虱子咬啮的恐惧中的张爱玲偶然发现了郑绪雷写给她的信，信中介绍一位医术高明的皮肤科医生，立刻挂电话预约就诊，张称赞“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效如神，已经找了房子定居”。也许因为治好了多年的病症，张爱玲在搬进这样可怕的汽车旅馆时，心中也是欣欣然的，她一边继续从超市买来大堆一次性拖鞋和碗碟，一边写信给林式同，催他帮她找房子——她再也不想住汽车旅馆了！不过她还是坚持买杀虫剂，比如一直到1991年，她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洛杉矶张爱玲旧居一日游的终点，是西木区（WESTWOOD）罗切斯特街10911号206室，在那里，张爱玲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西木区位于洛杉矶西部，在日落大道的南部，是洛杉矶的繁华地带。从1991年开始直到1995年去世，张爱玲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环境非常好，花木扶疏，往来车辆也不算多。伊朗司机对我说：“你那位中国作家终于找了一个像样的地方住着了。”但我觉得张爱玲未必喜欢这里，因为她喜欢吵闹的声音，汽车开来开去、叫卖声络绎不绝，总之要闹哄哄的，我疑心她是因为怀念上海常住的常德公寓——那里也总是车水马龙的，但也许更多是因为害怕孤单。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张爱玲对待虫的反应简直是风声鹤唳，连通讯邮箱发现蚂蚁都必须立即换掉，她对于清洁近乎病态的要求也让自己的皮肤病越来越严重。1995年，“药日久失灵，只有日光灯有点效力”。怕店里不干净，花300美元买灯回家，一天照23小时。怕光照不进，还隔几天就剪发。烤干的皮肤保护力尽失，脸上、耳朵、肩膀尽是伤口。同年7月底，她还打算搬家，终究没力气再搬。

我下了车，发现现在的206室里，住着一个姓PAI的人，按了半天门铃，并没人回应。忽然想起，胡兰成第一次去找张爱玲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只得塞纸条在门缝里；林式同第一次去找张爱玲的时候，也吃了闭门羹，也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口；张爱玲总是爱叫人吃闭门羹的，从不例外。

1995年9月8日，林式同收到房东通知，张爱玲已经过世，赶往察看时，日光灯仍兀自照着躺在行军帆布床上的张爱玲，她穿着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了灰蓝色毯子，剪了短头发，非常短。

下篇

戏果：成功案例赵元任、沈从文，失败案例卞之琳、费孝通

定情：毛彦文的别针和徐悲鸿的戒指

同居：最想被金岳霖抹去的岁月

失恋：徐志摩们如何走出情感困境

怨偶：民国的几件离婚大案

借钱：“杨白劳”萧红和“黄世仁”钱钟书

置业：房奴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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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戏：资深文艺男袁克文的一生

过年：与春节和解的鲁迅

时髦：张爱玲的霓裳羽衣曲

戏果 成功案例赵元任、沈从文，失败案例卞之琳、费孝通

戏果，通俗地讲，就是泡妞。北京人习惯把女孩称之为果儿，漂亮的女孩是坚果儿，以此类推，外国女孩叫糖，漂亮的外国女孩叫色糖。这个有点类似黑社会切口的词语据说起源于相声界，但也有人披露，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它便已经开始流行。可以肯定的是，民国时代的北平，人们是不大会用这样外露的词语去描绘追求女生这件事的，风流才子们自有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意中人，于是便产生了种种民国泡妞大法。

最含蓄内敛的也许是赵元任，他的方法只有一个：天天来。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9月18日，一个朋友请客吃饭，座中有两位当时北平的奇女子，一位叫李贯中，另一位则是出身皖南名门的杨步伟。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就曾经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杨步伟反对封建礼教，不仅自我解放自己的大脚，还拒绝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她拒绝订婚的方式也和别的女子不一样——主动写信给未婚夫。杨步伟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毕业后的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李贯中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字的由来。在这次饭局中，赵元任显得比较活跃，讲了无数笑话不说，甚至还唱了苏格兰民谣《Annie Laurie》，最后，赵元任还带着照相机自告奋勇为大伙拍照。这一天，赵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而杨步伟回忆起初见赵元任，则有趣地说：“赵元任荡啊荡的就来了。”

这次见面，赵元任似乎对杨步伟一见钟情，于是他展开了具有赵元任特色的追女大法：寻求各种方法来医院看杨步伟。要不和朋友一起来，要不自己来，来了也没事，聊聊天吃吃糖炒栗子，杨步伟很忙，没空陪他聊天，他就和李贯中聊。剥糖炒栗子的时候，赵元任殷勤地给杨步伟也剥，可惜女博士并不领情，因为她一吃栗子就胃痛，于是攒在手心里，出来给护士吃了。后来，各种借口都用完，赵元任仍旧来的次数太勤，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说：“以后不能常来了。”第二天，却又讪讪地来了，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破碎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至终不辍）。杨步伟见了好笑。赵元任尴尬自语：“说不来了，又来了。”

不解风情的杨步伟没有察觉出赵元任的动机，但她看到赵元任一来，女伴李贯中显得特别兴奋，总爱找个理由脱开医务上的事，陪赵聊天。杨步伟看出女伴的心思，一心想要撮合他俩，可是赵元任却“不接翎子”，总是拉着她俩一块聊天。某一天，赵元任对她俩说，罗素来华讲学，请他当翻译，他要到南方去接罗素。恰巧，李贯中也说要到南京去办事。杨步伟建议李贯中与赵元任结伴同行。赵元任不置可否，哼哼哈哈了半日，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南方。赵元任离京后，常打电话来问安，与李贯中、杨步伟两个人都要讲一番话，连写信寄风景小照都写两个人的名字，各有一份。李贯中对此很不满，常在杨步伟面前抱怨这位赵先生太小气，舍不得多花一张邮票钱。

两位小姐一位先生的故事，果然是民国时期最典型的爱情故事，赵元任的表现机会马上就要来了。李贯中要去南京，赵元任和杨步伟一同到车站为她送行。由车站回来的时候，赵元任突然向杨步伟提议，让各自的车夫回去，他俩步行回医院。杨步伟只觉得赵先生洋气，也无所谓，同意了。回到医院，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赵元任没有走的意思，杨步伟出于礼貌，只好请他吃饭。晚上罗素有场演讲，赵元任请杨步伟去听听。听完罗素演讲，赵元任又主动送杨步伟回医院，喝茶聊天。赵元任一坐下，似乎不想走，杨步伟又不好撵。杨步伟是个手脚不能闲的人，一边踩缝纫机，干这忙那，一边与他说话。一聊聊到12点，赵元任不好意思再坐，临走时对杨步伟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步伟窃笑：这家伙真会捧人。她以为李贯中不在场，赵元任只是应酬自己一下而已。

第二天，“说不来又来”的赵元任找了个借口，又到医院转了一圈；第三天，还是不请自到，这一次，他还羞答答地问她，自己要不要辞掉清华的教职，搬进城与罗素同住，免得来回两头跑。杨步伟很诧异，觉得这问题太私人化了，自己和赵元任并没有这么深厚的交情。赵元任终于搬进城与罗素同住，自己的房间一装上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杨步伟，一日数次。有时赵元任把话筒放在钢琴边，请杨步伟通过电话听他的演奏。一天两人饭后聊天，赵元任忘了给罗素当翻译的事，要迟到了，他拉着杨步伟匆匆赶入会堂。会堂里座无虚席，罗素干站在讲台上发愣，见赵元任与一位年轻女性姗姗来迟，低声对赵元任说：“Bad man，bad man！”（坏人，坏人！）杨步伟不好意思，听了一会儿便溜了。

李贯中要回北京了，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块去火车站接站，孰料失之交臂，没有接到。李贯中先回到医院，看到随后赶到的赵元任和杨步伟，敏感的姑娘当即觉得不对劲，向杨步伟大发雷霆，指责杨抢了她的人。这时赵元任不得不以友好的口气给李贯中写了封长信，解释他的本意和最初的选择。李贯中听了大受打击，居然要住院疗养，和杨步伟的医院也合作不下去了，这让杨步伟非常尴尬。

摊牌的最后关头来了。赵元任在自己的自传里，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这个场景：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韵卿即杨步伟）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做声，向我走过来

留美博士赵元任的追求便以这样一种浪漫的结局落下帷幕，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方法就单刀直入很多，他不停地写信，写情书，这也许是最能突出他长处的方式。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8岁。沈从文爱上张兆和，根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是因为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1928年，乡下人展开了热情的情书攻势，但“黑牡丹”张小姐是见惯了世面的小姐，在沈从文之前，她经常接到情书，而且从不回复，一律保存，还编上号码：frog1（青蛙一号），frog2，frog3……有一天，张兆和收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才发现是沈从文老师的来信，信中第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照例，张兆和不予回复。接着，沈老师的情书源源不断地涌来，如今看来十分有趣：“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二姐张允和曾在文章调侃地称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又调侃地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而在张兆和看来，“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没有得到回应的沈从文发现情书不大管用，于是软硬兼施，让他的学生王华莲从中助他，代他传话。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沈从文的这些负气话语，在张兆和和王华莲听来“感到卑鄙”，以至于他的求助对象王华莲都跳出来对张兆和说：“若坚决不爱他，而永无爱他一日，你来，我替你解决，包不至于对你有较大的不利。”

张兆和从此之后，一看见沈从文就跑，有时候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有一次到书店，“左手夹两本洋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头发刘海很长，“呱！一下子甩上去，要算神气呐”。结果，张兆和一看见柜台后面的萧克木，戴个眼镜很像沈从文，就赶紧“丢下鸡蛋糕，扯起脚就跑”。屡遭拒绝的沈从文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莫仅仅以为在功课上对付得下出人头地就满意，你不妨想得远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少，而应当知道的又太多……书本使我们多智慧，却不能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这是我劝你有功夫看别的各样书时也莫随便放过的意思。”爱情受挫之余，还能为对方学业着想，这也实在是个“有热血心肠的人”才能做出的事。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张兆和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对这番“顽固”的对话，沈从文在稍后的信里写道：“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我将用这教训去好好地活，也更应当好好地爱你。……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为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在张兆和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情况下，沈从文一直给张兆和写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是两人的转折点，也不知道是否是沈从文的“顽固”最终打动了张兆和，总之，峰回路转，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在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旅途虽然辛苦，一路行来却是春风得意的，因为有张兆和的信相伴，信件中荡漾着的早不是早年间的决绝，而是温柔的思念：“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1933年，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托二姐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沈从文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结果张吉友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在给沈从文发喜报时，张允和发的电文是：“允。”而兆和的则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白话文电报。

“乡下人”用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胜利了，另一个写情诗的年轻人却咽下了失恋的苦果，他们看上的都是张家的姊妹，却境遇大不相同。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后，卞之琳通过沈从文认识了张充和，并且一见钟情。然而，他却没有沈从文的勇气，只得把一腔爱恋化作诗篇，默默地记录。他下决心要采取些行动，于是便常请几位好友做客，顺带也邀请充和出席，这种方法实在太含蓄了，这样遮遮掩掩的“示爱”根本不对充和的胃口，她烦他的“婆婆妈妈”，“不够爽快”，对他毫无感觉。即使他俩暧昧着出游，张充和对卞之琳也是时而热情，时而冷漠。有一回，张充和亲了卞之琳，卞之琳兴奋得不得了，他以为这是某种承诺，一时跑去告诉张允和，结果张允和淡定地表示：“喜欢学习西式交流方式的四妹只是出于礼貌或好玩才那么做的。”卞之琳一下子五雷轰顶，而张小姐则和她周围的人说：“卞之琳没本事，连手都不敢碰。”

赵元任追女孩儿的秘诀就是在人家门前扎根。卞之琳连女孩儿的手都不敢碰。

张充和的弟弟张寰和对于卞之琳非常同情，他觉得卞之琳并不是一味的“没本事”，事实上，他的爱情攻势还是主动的，“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多少也说过一些让我们帮他劝劝充和的话”。但他的迂回策略显然没有奏效，“毕竟家里人都觉得不合适，而且总是以充和想法为重的”。至于礼物，“是那种亚麻布料的香港衫，每次都一样”。

张寰和的妻子周孝华说，她曾目睹过一次卞之琳的大胆表白。“那一天我在自己屋子里，充和突然进门来喊我跟她上楼。”透过楼上充和的房门缝隙，周孝华看到卞之琳竟双膝跪在地板上。“充和又可气又可笑地告诉我，说卞之琳跟她求婚，声称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起来。”但显然，卞的“威胁”并未起到作用，“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充和用什么法子，就让卞之琳又站起来了……”

诗人卞之琳没有办法，他“隐隐在希望中又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于是他只好写诗：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1937年，杭州，他把当年所作的18首诗加上前两年的各一首，编成了《装饰集》送与佳人，在扉页上，他特意写道：“献给张充和。”

张充和并没有像姐姐张兆和一样投降在爱情攻势之下，卞之琳用这样的方法追了她10年，仍旧无济于事。西南联大时期，夏济安看着失恋的卞之琳，颇为感慨：“卞在补牙齿，酒后发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悲伤。张某某之脱离他，对他真是一大打击，痛苦不过偶然表露一下。”1948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远赴美国。留下卞之琳，仍痴痴做着那个被她装饰过的梦。

看来，写情书并不完全有用。可是，太大胆，就有用了么？费孝通一定会告诉你，没用的，完全没用。费孝通觉得自己和杨绛算青梅竹马，当年在东吴大学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然而，“洋囡囡”杨绛始终不承认费孝通是自己的男朋友。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里，谈到了他们早年相识的情景：阿季（杨绛）出入振华，苦于没有玩伴。上课时间还好，下午四点以后自由活动，同学们喜欢在寝室扎堆儿说闲话……阿季听着无聊。学校操场不大，设施不多，地面薄薄铺上一层沙土，翻筋斗都嫌硬。操场沿墙沙子厚些，却多猫屎没法玩儿。起先她跟与她差不多大的费孝通玩过几次游戏，可是没劲，他呆头呆脑，女孩常玩的游戏什么也不会，就不再找他玩儿了。阿季用树枝在沙地上给他画过一个丑像：胖嘟嘟，嘴巴老张着闭不拢。使劲问他：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作声。

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小是男女同学，但中学只收女生。他母亲与振华校长是朋友，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上女中。费孝通与阿季同班，算术顶灵光，阿季演算四则题，常“吊黑板”，老师就让他解答，所以阿季对他有敌意。体操课阿季个儿小，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阿季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女生。”阿季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费孝通结婚后告诉太太，杨季康小时候跟他同学，欺负他，费太太第一次和杨绛见面，就向她“问罪”，说：“你们女生好凶啊！”

费孝通大概觉得混在女生中间别扭，在振华只念了一年级就转到东吴附中去了。后来在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绛听到这话说：“我从13岁到17岁的4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费孝通一厢情愿的时候，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初次见面了。钱钟书澄清说，我没有订婚。这句话针对的是钱钟书的表兄之前对杨绛说，钱钟书的订婚对象是叶恭超的养女叶崇范。而杨绛对钱说，我没有男朋友。很快，这两个人恋爱了。于是杨绛便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杨绛，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离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想要“强行要男朋友名分”的费孝通就这么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他后来和钱钟书还成了朋友。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皮鞋刚下飞机就坏了，费孝通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给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孝通看见了，便主动送他邮票，催他去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觉得自己和费孝通很像他小说《围城》里的赵辛楣和方鸿渐，是对“同情兄”。

1定情 毛彦文的别针和徐悲鸿的戒指

古代出趟远门，就要执手相看泪眼，到断肠时终不甘心，腰间解玉佩，发上去簪子，袖里出丝帕，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桃花扇，钱玉莲和王十朋的木头荆钗，欧阳子秀与蕊芝的香罗帕，不分贵贱，都是一份真情。甚至还有送花椒定情的，《诗经·陈风·东门之枌》里的男子获赠的信物，便是一束花椒，因为籽多，有多子的兆头，得到此物，当然便是成功的讯号。

然而那怀揣信物的人匹马梁州远走，再见时多半沧海桑田，情分只剩杯薄酒。信物总容易丢，《珍珠塔》里的表姐，把家传的宝物珍珠塔当作信物送给表弟方卿，怕他不收，包在点心里，然而再见，却发现是在别人手中，那瞬间，面如死灰，心如刀绞；拿着破镜能够重圆的乐昌公主和徐德言是幸运的，但也要有个大度的杨素，挥挥手肯成全这段姻缘，要不然，凭你如何拼凑这破镜，也无非是人在天涯各一方。然而，有关信物更多的结局是悲剧，桃花扇的主人最终最多是拿着信物的人午夜梦回时辗转反侧，把那定情物摩挲两下，顿时觉得自己也不是那么薄情。

被吴宓苦苦追求的毛彦文有一个想象不到的信物，1986年11月，毛彦文将一枚纪念别针送给表侄女朱韶云保存，这是她的表兄朱君毅1917年在北京清华学堂毕业时送给她的，也是当年毛彦文与朱君毅相恋的信物，这枚胸针，毛彦文保存了69年。1916年，朱君毅开始追求毛彦文，起初毛彦文并不同意。她说：“倘你我真的缔结婚姻，不是证明社会人士对我们的诽谤是对的吗？其二，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其三，我的学问远不如你，未便高攀……”这种拒绝初读似乎绝情，其实倒有些小儿女之态，朱君毅见了这封信有些手足无措，便请教好友吴宓，吴宓见了大为艳羡，说“你的表妹可以与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海伦媲美，你无论如何要抓住她不放”。在两人的商量下，朱君毅再次求爱，山盟海誓，彼此的爱情犹如郎山须水，亘古不变。这一次，毛彦文没有拒绝。

之后，朱君毅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毛彦文去了吴兴湖郡女校，彼此约定：“心如江郎之石，情似须女之泉。”毛彦文的爱情掏心掏肺的，即使是多年后回忆起来，“我对于这位知识丰富，见闻广阔的‘五哥’敬爱有加，认为他是世上最有学问、唯一可靠的人，因之对他事事依赖，步步相随，如果有半天不见，便心烦意乱，莫知所从”。毛彦文甚至觉得，表哥就是她的一切：“我自幼至青年，二十余年只爱你一人，不，只认识一个男人，这个人是我的上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1)一开始，这对恋人每隔两周便通信一次，甚至将鸿来雁去的通信按“仁、义、礼、智、信”代表5个年头编了号；但最后的两年，朱君毅的信越来越少，害得毛彦文茶饭无心，坐立不安。

1922年，朱君毅回国。其间大病一场，全由毛彦文悉心照料，“日间奔走于学校及医院之间，夜间坐在你病榻前陪伴，倦时便在椅子上假寐……我变成你的特别看护。你病情稍微好转后，我常为你烧点流质食物。凡是来探病的友人，无不交口赞我，所以我在东大教授群中，有‘贤惠’之名”。(2)当所有人都期待着这对恋人终成佳话时，朱君毅突然给毛彦文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啰里啰唆，但主旨只有一条——要求解除婚约。可笑的是，理由跟当年毛彦文拒绝朱君毅的一样，彼此没有真正的爱情，近亲不能结婚，两人性情不合。毛彦文无疑是晴天霹雳，她很快发现，所谓的理由其实都是废话，真正的原因是，朱君毅当时爱上了汇文女子中学的某一女生。1924年，他们最终解除婚约，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1963年，朱君毅病逝，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毛彦文知道这一消息后，写下了长达15页的《悼君毅》一文，我们从文中才知道，她并没有放下：“为了这个噩耗，使我心乱如麻，旧情复炽，夜间失眠，所有沉淀在脑中往事都一一浮现，那么清晰，那么真实。君毅往矣。我的创痕并非平复。”热烈追求毛彦文的吴宓如果看到这篇文章，大概也能释然，因为毛彦文在文章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的男人：“你对我的教训太惨痛了，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和你分手后近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竟一概拒绝。理由是：以你我从小相爱，又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你尚见异思迁，中途变心，偶然认识的人，何能可靠……你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播下初恋的种子，生根滋长，永不枯萎。你我虽形体上决绝将近四十年，但你仍在我梦中出现，梦中的你我依然那样年轻，那样相爱，你仍是为我梦里的心上人！”不知道当69年后，她把那枚胸针拿出来的时候，是否真正放下了多年前那段苦涩的初恋？

信物就是这样，容易令人尴尬，但人们还是那么乐此不疲，比如徐悲鸿，他看见蒋棠珍时，便把自己乡下的黄脸婆抛在脑后，展开热烈追求。蒋小姐同意和他私奔之后，他便私下为她取了一个名字：碧薇，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薇”。他把碧薇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然后便带着蒋小姐一起私奔。蒋小姐从此跟他流落天涯，家人不得不把石头装进棺材，假装她急病去世。私奔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过惯了小姐生活的蒋碧薇，要为人妇，洗衣做饭养育子女，何况伺候的，那是一位画家。好容易盼到一点安稳日子，徐悲鸿先生送人戒指的瘾头又犯了。

安徽安庆的才女孙多慈高中毕业，报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落榜，做了徐悲鸿教授的旁听生。第一次见面，徐悲鸿面对这位17岁少女心中一动，称赞她“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内秀外美，不仅绘画的感悟极好，而且性格温柔体贴。孙多慈对于早闻大名的徐悲鸿更是充满崇拜和敬爱，没多久，孙多慈就成了徐悲鸿画室的常客。徐悲鸿意识到自己似乎对孙多慈有了别样的感觉，因为害怕无法自控，徐悲鸿给远在宜兴的蒋碧薇写了一封信：“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徐悲鸿的坦诚招来蒋碧薇一顿大骂。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更加温柔可亲了。

1934年10月，徐悲鸿带领孙多慈等十几个学生到天目山采风。在高大的红豆树下，孙多慈选了两颗红豆送给徐悲鸿。送红豆真是最俗套的传情方式，萧红就曾经将鲁迅和许广平夫妇送给她的四颗南国红豆转送给端木蕻良作为定情信物。收到红豆的徐悲鸿先生当然激动不已，两个人貌似因为过于忘情，做了些出格的事——抱了，吻了，这一幕被写生的同学偷拍到了。

这次约会还产生了附加产品，徐悲鸿从天目山回来之后，以二人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那两枚红豆，则被徐悲鸿拿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不知道刻着“慈悲”的徐先生，有没有想起没多少年之前，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

聪明的蒋碧薇当然看出了《台城月夜》的端倪，她很快也听说了红豆戒指的传闻，这件事，一看就是徐先生的风格。夫妇之间的口水大战，由此拉开并逐步升级。蒋碧薇当时就把那幅《台城月夜》画像搬走了，她对艺术系的人说，这幅画，永远也不能让它面世。蒋碧薇私藏了徐悲鸿的这幅画，多年后，有人问起徐悲鸿的这幅《台城月夜》，蒋碧薇充满遗憾地说：“其实，那幅画我并没有销毁，我藏在了家里一个角落里，后来被白蚁腐蚀，尽管我一再修补，那幅画还是坏了。”除了藏起这幅画，蒋碧薇还让仆人把门口的一百棵枫树苗都砍了，然后点着了生火。因为这一百棵枫树苗是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徐悲鸿对悍妻有些惧怕，为了抗议，他只好刻了一个印章，叫“无枫堂”。

徐悲鸿最终的两位戒指女角——孙多慈和蒋碧薇都离开了他，看来把戒指作为信物有时不大靠谱。陆小曼送给徐志摩的定情信物也是一只戒指，戒指是翡翠的，由成色非常好的“勒马玉”雕琢而成，非常名贵，徐志摩很喜欢这只戒指，一直戴在手上。1926年年初，在家闹着要娶陆小曼的徐志摩几经周折，终于等到了回国的张幼仪。当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问张幼仪是否同意和徐志摩离婚的时候，张幼仪毫不迟疑地说“是”。徐老太爷怔了一下，接着问她：“那么，你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吗？”张幼仪又一次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反对。”这让徐老太爷大惊失色，他原以为她会极力阻挠徐志摩的婚事，并且求公公婆婆为自己主持正义。而坐在一旁的徐志摩也没想到张幼仪答应得这么痛快，于是立刻站起来，走到她面前说：“真是太谢谢你了！”说完后他喜不自胜，简直要跳起来，奔到窗前张开双臂想要把自己的满腔喜悦大喊出来，没想到手上的戒指突然滑落了，顺着手张开的方向飞了出去。徐志摩赶紧跑到窗户外边去找，但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张幼仪却不由得内心一紧，刚刚得到可以结婚的消息就把戒指丢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最终，果然一语成谶，诗人终究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离开了陆小曼。

送信物的人对于信物是有着执念的，徐悲鸿送来送去，总是送戒指；曹禺送来送去，总是送作品。1934年1月，《雷雨》单行本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当中有一册专门印制的精装本，曹禺专门签名，送给未婚妻郑秀作为定情信物，从此走上了“定情不送礼，专门送作品”的道路。1940年3月，方瑞和曹禺相识并相恋，受方瑞性格的启发，曹禺很快完成了《北京人》的创作。而当中“愫方”这个角色，曹禺赋予了她温柔如水的性格。她永远都打扮得淡雅而朴素，气质文静，这些都与方瑞非常相似。而“愫方”这个名字，更是取自方瑞的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为了感谢方瑞的支持，在《北京人》初版之时，曹禺曾经在扉页上题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词句，后来，曹禺承认，这是写给方瑞的。1978年，曹禺写成了他“文革”后的首部作品《王昭君》。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时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的李玉茹，在看到《王昭君》之后很有感触，希望可以将传统京剧《昭君出塞》与这部新剧结合起来，编排一出全新的《王昭君》。曹禺听到她要改编《王昭君》时，笑着以“你现在太胖了，不能演王昭君了”作答。随后，他去了上海，这部《王昭君》也成就了曹禺晚年的最后一段恋情。

相比之下，还是章太炎的信物最实惠，国学大师完全按照旧风俗进行，要送金饰为信物，且为四件。在友人的资助下，章太炎购得金戒、金镯、金锁，尚缺其一，想了半天，想到黎元洪当初曾赠送给他一枚开国纪念金章，于是凑成四数，最终抱得佳人归。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文定礼也完全依照旧制。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因此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由信中可知，举办庙见礼时，梁思成已决定于东北大学应聘。尽管两人不在国内，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当时林父（林长民）去世不久，这场订婚礼的郑重也是给予林家的安慰，“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信中提到的玉印，虽然只是聘礼中的一件，形质、印文无不考虑周全，慈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而“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和妻子廖翠凤结婚时，送出了一份最特别的信物——一纸燃烧的婚书！在和妻子的结婚典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妻子廖翠凤说：“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我把它烧了！”林语堂和廖翠凤，风雨60年，始终相伴，共度白头。

附注

(1)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2)同上，第22页。

同居 最想被金岳霖抹去的岁月

同居是说两个人出于某种目的暂时居住在一起，可能同性，可能异性。同居在古代，似乎并没有如此暧昧，就是老老实实的“住在一起”，即使是李白的《长干行》，“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都显得那么春光明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提起这个词的时候，不再那么光明正大，有些长街巷陌角落中窃窃私语的味道。所以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三人在北京和上海单纯性质地合住时，许多人还是把这解释成桃色的“大被同眠”。

也有人同居是为了体验家庭生活，比如金岳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逻辑大牛出现在人们视野里，居然仅仅限于对林徽因女士专一的痴情万种。林徽因住在北平总布胡同时，金岳霖住在她家后院；林徽因去昆明疗养，陪同的也不是梁思成，而是金岳霖，难怪会传出林徽因的芳心一度纠结，甚至对梁思成说“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两人”。最终退出的金岳霖奇怪地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终身为友，毫无芥蒂，甚至梁林吵架，金岳霖也是仲裁。林徽因去世之后，当梁思成再婚并喜滋滋地对别人说第二次婚姻轻松而令人愉悦时，金岳霖似乎更加难能可贵，他给少女们创造了一段又一段涕泪交流的段子，比如忽然没来由请客吃饭，等客到，半晌自语一句：“今天是她的生日！”比如接受记者采访，问起他和林徽因的故事三缄其口，因为“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这般柔情似水，怎不叫人肝肠寸断！

这样的“情圣”，其实也有着最时髦的同居历史。1920年，学政治学的金岳霖在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离开美国，游学于英国，开始了长达4年的游学生活。他致力于哲学研究，则是在1924年，从巴黎圣米歇（Saint-Michel）大街的一次吵架中得到的灵感。当时参与吵架的有3个人：金岳霖、张奚若和一个美国姑娘。不少学者猜测，那个美国姑娘，是金岳霖当时的女友——秦丽琳（Lilian Taylor）。

丽琳（一说丽莲）和金岳霖在一起的事实，能从徐志摩、凌叔华、胡适等多人的来往信件中看到，最具体的事例则可以从杨步伟《杂忆赵家》中看到。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太太，和金岳霖是好友。1924年，赵元任和杨步伟一家从美国来到欧洲，一天，赵元任、杨步伟恰好碰到在候车的金岳霖，于是，三人一起去保定饭馆吃饭。也许赵元任、杨步伟出手大方，老金便说，看样子你们很阔，钱多不多？能不能借点？杨步伟只好借30元，谁知拿到钱后，金岳霖和秦丽琳到意大利游玩去了。

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琳随金岳霖回到中国。丽琳真是时尚先锋类女生，她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体验“中国的家庭生活”，她倡导不结婚，愿意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便和金岳霖在北平悄然蛰伏下来。

徐志摩写给梁实秋的信里描述了金岳霖和丽琳初进北京的情形。1927年7月，徐志摩收到了一封信，“信面开我的地址一点也不错，但信里问我们的屋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因为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住处”。发信人就是金岳霖和丽琳。接下来徐志摩又叙述了一段这一对妙人的怪癖举动：“他们的办法真妙，既然写信给我，就该把他们的地方通知，那我不就会去找他们，可是不，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踪严守秘密，同时却约我们昨晚上到一个姓张的朋友家里去。我们昨晚去了，那家的门号是四十九号A。我们找到一家四十九号没有A！这里面当然没有他们的朋友，不姓张，我们又转身跑，还是不知下落。昨天我在所有可能的朋友旅馆都去问了，还是白费。”最后徐志摩只好请梁实秋在《青光》杂志上刊登一个寻人广告：“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林(1)，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在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徐志摩写信至此，不禁感慨起来，他对梁实秋说：“秋郎，看来哲学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极不堪的批评，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间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笨极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那不是坑人，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不是？”

徐志摩在调侃了一番哲学家的金岳霖之后，又写了一段此前金岳霖和丽琳这一对妙人“初到北京时的妙相”：“他们从京浦路进京，因为那时车子有时脱取(2)至一二天之久，我实在是无法拉客，结果他们一对打拉苏一下车来举目无亲！那时天还冷，他们的打扮十分不古典的：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的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的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说是叫化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乐！”(3)金岳霖和丽琳的同居生活颇为有趣，比如有一天，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说有要紧的事请她来，还不肯说什么事，只是说非请杨步伟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丽琳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岳霖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岳霖家时，丽琳来开门，杨步伟还使劲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步伟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岳霖养了一只鸡，3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岳霖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于鸡有18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

丽琳和金岳霖究竟因何分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分手后的去向，我们也仅仅能够从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看到。何炳棣曾回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教授英文的是一位美国人的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她在二十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二十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生女一说没法验证，但也许这就是同居的代价——但感情转身，你便只好销声匿迹了。

丽琳还算幸运，相比之下，许钦文为同居付出的代价可大多了。许钦文（1897～1984），原名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等，浙江绍兴山阴县东浦林人。他25岁时在《晨报》写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一次，孙伏园向鲁迅先生组稿时，鲁迅先生问他：“钦文是谁？”孙伏园答道：“是许羡苏的哥哥。”许羡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在北平女师大就读，与鲁迅交谊不浅，曾先后三次住在鲁迅家中，很得鲁迅母亲的欢心。因为这两层关系，许钦文很快认识了鲁迅，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鲁迅曾经约许钦文同去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心知许钦文经济困难，需挣钱养家，从不买包子吃，于是叫了一盘包子，只吃了一个，然后将盘子推到许钦文面前，微笑着说：“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在鲁迅的提拔下，许钦文很快成为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短短几年间写了90余个短篇和三个中篇小说，成为文坛知名作家。鲁迅曾经高兴地对许羡苏说：“你阿哥，我扶了几阵，就自己会走了。”在《鲁迅日记》和书信集中，许钦文一共出现过二百五十多次。

事实上，鲁迅不仅是许钦文一生中最感激的人，还是他罹祸的救命恩人。1982年，许钦文在《卖文六十年有感》一文中总结自己一生从事的文学创作，深情地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牢狱中救我出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鲁迅先生对我的恩情永远说不尽。”许钦文两陷囹圄，均得到鲁迅先生营救，而差点陷入杀身之祸的原因，便是同居。

许钦文有位莫逆之交，叫陶元庆，二人同乡、同学、同事。许钦文对陶元庆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他曾经长期以稿费支持陶元庆的艺术创作，又介绍陶元庆给鲁迅认识，为鲁迅设计封面，《彷徨》、《朝花夕拾》、《坟》、《唐宋传奇集》和《出了象牙之塔》等书的封面都出自陶元庆之手。根据丰子恺的回忆，陶元庆与许钦文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身为单身汉的许钦文每次去看望陶元庆时，都要送他生发油、雪花膏、手帕、花露水之类的东西，似乎真把他当作了女人。(4)不过，上天对这位有天分的青年实在不怎么样，1929年8月，经蔡元培举荐赴杭州艺专任职的陶元庆中暑后又患伤寒，医治无效猝然去世，死在许钦文的怀抱之中。

悲痛欲绝的许钦文承担了挚友的后事，他还专程赴上海，向鲁迅汇报了陶元庆的情况，鲁迅给了许钦文300块钱，用以安葬陶元庆。回到杭州后，许钦文把3年的积蓄2000元，加上鲁迅的300元和其他人捐赠的近50元，在西湖畔买了3分多冢地，建修了“元庆园”；又买了一亩一分菜地，造了一间长20尺、宽14尺的房屋，称为“元庆纪念堂”，将陶元庆的所有遗作收贮其中；旁边又造两间小屋，自己就住在里面。

但故事只是刚刚开始，陶元庆去世之后，他的胞妹陶思瑾无人照料，许钦文作为陶元庆的“好基友”，自然承担起了监护人之职。陶思瑾在艺专念书，丰子恺说陶思瑾“肤色雪白，可惜鼻子稍有些塌”，因为家境贫寒，便住在许钦文盖的小屋中，学杂费也全部由许出。

你以为接下来会发生许钦文因为照顾陶妹妹而日久生情的情节吗？大错特错，在这个故事里，第二主角还没有出现——刘梦莹，湖南人，女，陶思瑾同在艺专念书的同学。这两个姑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爱了。

许钦文认为她们的相爱是因为同病相怜——刘梦莹的父亲被人杀害了，但事实上，陶元庆死于1929年8月，刘梦莹在当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就说“爱是神秘同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5)不管两个人究竟如何相爱，反正，她们似乎爱得很热烈，丰子恺在《刘陶惨案》一文中，就这样写道：“早上，两人打扮得齐齐整整，双双出门，行过断桥，穿过桃红柳绿的白堤，到平湖秋月对面的艺术学府里去学歌学舞，学画学琴，趁着夕阳双双回家。这模样竟可列入西湖十景中。”不仅如此，刘梦莹还在1929年12月26日提出，二人“缔结一种永久盟约，为永久保持情爱，绝不与男子结婚”。

陶思瑾对这个盟约显然是同意的，因为在28日的日记中，她写道：“今晚上我是感到怎样的快活啊，梦莹对我是轻轻的呢喃着，她说她是很爱我，她说她已属于我的了，她是再不去爱别人了，她说她是不会去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她说她以后对于一切人，都是在灵感上的爱，她的肉体已经属于我的了，我放心她，她始终是我的了啊！这一切话，使我的心坎中，感到无限的兴奋呀！她是真的属于我了吗？我们是已经订着了条约，我俩是永远不与男子去结婚的，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的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的高兴呀！我们的同性爱，是多么的伟大与圣洁呀！”(6)

不过，这对同性恋人的同居生活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刘梦莹的性格要强，陶则温和柔顺，两个人常为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争吵，而且陶又时常有别的恋人，两个人便经常半夜三更大哭，哭声连隔壁宿舍同学也能听到。针对陶的花心，刘梦莹的办法是，不论男女，自己便从中作梗，去和那“第三者”同居(7)，这种方法，也真是极品。

1931年冬天，艺专放假，陶思瑾独自回到老家，刘梦莹则去上海看望姐姐刘庆荇。上海闸北战事发生，刘梦莹于1932年2月3日夜间逃难回到杭州，投宿在许钦文西湖边的小屋。2月6日陶思瑾因为收到“新欢”刘文如的来信，说自己要回四川老家，特地从老家赶回杭州为她送行。在许钦文处，陶思瑾见到了刘梦莹，刘梦莹挽留她，于是她就住下了。没想到这就是惨剧的开端。

1933年，第2404号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上记载了惨案发生当天的情景：2月11日这天午后，刘梦莹在家洗澡，因为雪花膏用完了，派女佣去买。女佣走后，陶思瑾把大门闩紧，在家中读报。刘洗完澡后，开始盘问陶，此次是否为刘文如而来。当下两人大吵。刘梦莹一直喋喋不休。陶一时愤急，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对刘猛砍。刘来不及反应，顺手拿起一根木棍抵挡。因为被砍的伤很重，刘弃棍奔至大门想逃，又被赶上。陶将刘砍倒在地，又割断其颈部气管，随后陶也昏倒在地。女佣回来后，发现门打不开，就找来许钦文，许破门而入后，只见刘梦莹已气绝于血泊中，而陶思瑾也昏死过去，忙差人报警，并急送伤者抢救。

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因为妹妹的惨死，来到杭州，因为搞不清楚状况，看见许钦文被关押，以为就是杀害自己妹妹的凶手，于是便控告许钦文，许便被拘捕。惨案震惊全国，有“艳尸”，有同性恋爱，还有单身男青年和两个单身女青年，一时间热爱八卦的人们都激动万分。鲁迅给李秉中的信中记述了当时人们的看法：“钦文事我亦不详，似是三角恋爱，二女相妒，以致相杀，但其一角，或云钦文，或云另一人，则真所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佞亦难言之矣。”

案件处理了很久，也没有结论。对于刘梦莹被害，陶思瑾的供词颠三倒四，先说是两人约定共同自杀：“当日刘梦莹浴毕，即拿出药水一杯，命我与她同吃。我问她是什么水，她说我们同喝好了。我喝了一口，觉味甚苦，当就吐了，她说你不死，我自己去死。就用一把剪刀刺入咽喉，我把她夺下来，她又到厨房拿菜刀一柄，头上乱砍，我想去夺刀，她随砍随夺，夺她不下，把自己砍死了。”(8)可是经过法医鉴定，刘梦莹是为他人砍杀，陶思瑾忙又改了说法，她承认自己确实杀了刘梦莹，是因为刘拿着刀向自己砍来，为了正当防卫才砍死刘的。《大公报》记者记述他在凶案现场所见，血迹从房内的浴盆旁“淋漓至草坪尸旁而止”，尸体“血肉模糊，额上有刀伤甚微，颈前刀切喉管已断，上身穿条子绒衫绿绒绳背心，下体则白布短裤跣足”(9)——法医在刘梦莹身上发现了49处刀伤。

国人对这场情杀案的巨大热情令人罕见，2月27日，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要求验尸，杭州人兴冲冲地赶来看“艳尸”，“观看者约有数千人”；旁听者甚至把法院的玻璃都挤碎了，更有警察学校学生在教师带领下，“盘膝坐于律师案前”，观摩难得的复杂案件。最终，杭县地方法院宣判陶思瑾无期徒刑，许钦文“意图奸淫和诱未满二十岁之女子脱离享有亲权之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因是他一个单身汉，和年轻未婚女性同住，品行上就值得怀疑。直到一年后，才正式宣判“被告无罪”。不久，警方又在遗物中发现刘梦莹是共青团员，许钦文以“窝藏共匪”的罪名再次入狱，被判徒刑5年。鲁迅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托人作保，挽请蔡元培等人，再次将许钦文保释出狱，改判一年徒刑，缓期两年。至此，轰动一时的刘陶惨案才告一段落。经历如此波折的许钦文，写了《无妻之累》，他回望过去，忘不了的却只有他的陶元庆：“元庆死去已经整整七年了；期间我曾两度入狱，上法庭廿多回；西走蜀，陷入火线，东漂海，数遇飓风，死了父亲又死了母亲，所受祸患不能算不多，刺激不能算不大，但都没有元庆死时那样使我紧张。”(10)

最出人意料的是，陶思瑾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没几年，抗战军兴，杭州在陷落前所有犯人一律保释。据《许钦文与刘陶惨案》中记载，陶思瑾出狱后，竟然嫁给了当年审讯她的那位法官。而许钦文当年为给亡友建造纪念室而四处举债，这些钱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还清，足足还了27年，也许，这就是同居的代价吧。

附注

(1)上海话，意思是极蠢的人。

(2)即晚点。

(3)《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379页。

(4)丰子恺，《陶刘惨案》，《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大公报》1932年6月1日。

(6)《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大公报》1932年6月1日。

(7)潘光旦，《陶刘妒杀案的心理背景》，《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大公报》1932年3月30日。

(9)《大公报》1932年2月18日。

(10)许钦文，《元庆逝世七周年》，《逸经》1936年第14期。

失恋 徐志摩们如何走出情感困境

失恋当然最痛苦，对于文艺男青年们来说感慨更深。

卞之琳追求张充和之后，打击很大，夏济安的日记里，处处有卞之琳失恋后的失意，甚至因为失恋，卞之琳打算“随随便便结个婚”，钱学熙觉得卞“放弃理想，贪求温暖，大大要不得”。吴宓一定特别理解卞之琳，他的失恋最要死要活，写了38首“忏情诗”，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的得意门生钱钟书都深感痛心地写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

失恋了写诗，似乎挺管用。谁能想到，鲁迅先生也写过一首有关“失恋”的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首诗叫《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创刊号上，充满了戏谑，和那些苦情诗人的凄凄惨惨毫不相同，鲁迅于情场上，似乎也并不失意，所以，这首诗应该不是鲁迅先生的自况。因为《我的失恋》还有个副标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有人在注释《鲁迅全集》时索引出鲁迅拟的是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不管如何，这首诗写的是谁呢？鲁迅不久之后，就给了我们一个痛快的答案——在他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他承认这首《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要为这首诗找个对象，大约说的是徐志摩。

徐志摩当时追求林徽因而不得，抛弃发妻，和家庭决裂，并且费时费力费口舌，最终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失了恋的诗人当然要写诗，于是他写下了《去吧》这首诗来宽慰自己：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平心而论，这首失恋的诗，写得还是挺荡气回肠的，大约诗人自己也觉得不错，于是发表到《晨报副刊》上去。恋情高调化，结局总是死，金岳霖就告诫过吴宓：“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公开发表失恋作品，固然会得到粉丝们的同情，但必然的，也会引来和鲁迅一样不待见自己的读者。

鲁迅当然是不怎么待见徐志摩的，在徐志摩飞机遇难3年后的1934年12月20日，鲁迅在《集外集·序》中写道：“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鲁迅在序言中所说的“一篇杂感”，是写于1924年12月15日的《“音乐”？》一文。他之所以要对徐志摩进行嬉笑怒骂式的笔伐，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对徐志摩寄来的波德莱尔《死尸》一诗的译序中鼓吹这名法国诗人的诗是“不朽的花”，深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徐志摩侵入了被鲁迅视为自己领地的《语丝》周刊，遇谁都不宽恕的鲁迅便有义务想当然地“使他不能来”了。在《“音乐”？》一文中，鲁迅不仅对徐志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采取了迂回式的挖苦，模仿徐志摩的文风杜撰出了一篇“神秘主义”的作品：“……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一头雾水的徐志摩一看这架势，赶紧离鲁迅远远的。论起笔仗，他在对手面前连小巫都算不上。以至于事后一年多，周作人约请他为《语丝》撰稿时，徐志摩还心有余悸，以“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等三条理由搪塞了过去。

其实从感情的角度上说，鲁迅和徐志摩该是“同情兄”，两人都为家里的包办婚姻痛苦着，虽然原配妻子都贤惠懂事无微不至。鲁迅应该充分理解诗人追求美好感情而不得的痛苦，不过，这时候他还没有遇到那个胆敢称自己为“害马”的女子，所以，在看到徐志摩这首诗之后，鲁迅的刻薄之心又来了。《我的失恋》原本也打算发在《晨报副刊》上，但时任《晨报》代理总编辑的刘勉己在签样的时候觉得这首署名“某生者”的诗歌似乎在讽刺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事，于是死活不同意这首诗的发表。刘勉己并不是徐志摩的朋友，这一举动，多半是为了保护当时已经成为梁启超准儿媳妇的林徽因。要知道，《晨报副刊》可是梁启超、林长民诸研究系成员掌控的机关报呢，何况，徐志摩也是梁启超的爱徒，在自己的报纸上出现伤害准儿媳和得意门生的文字，影响实在不好。

可是，当时副刊的编辑是鲁迅“门下第一走狗”孙伏园。他看到自己编好的稿子被枪毙了，而且还是鲁迅的稿子，便去找老总理论。刘勉己只是一股劲地说，要不得，要不得。孙伏园大为光火，冲上去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老总，这种自杀行为的唯一下场就是走人，孙伏园便辞职了。

一首打油诗引起了这样大的事情，鲁迅一狠心，便与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以及林语堂、钱玄同等一干人创办起了《语丝》周刊，主编便是为自己两肋插刀的孙伏园。一首失恋的小诗促进了《语丝》的创办，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得恋安知非祸？失恋安知非福？恋于得失之外，一切福中之福！”这句话出自一个叫高长虹的青年，他对于失恋一定格外有体会，因为他的人生，总在失恋。

第一次失恋的对象是石评梅。高长虹觉得石评梅是宇宙第一美女，“真是圣洁的，不可及的圣洁啊！”(1)他给石评梅写诗说：“十岁时你曾授《红楼梦》，五岁时我熟读《木兰歌》，我爱你是奇女子，你爱我是宝哥哥……”(2)高长虹追求石评梅，石评梅爱的却是山西革命青年高君宇，于是，高长虹失恋了。

高长虹最出名的失恋经历不是石评梅，而是许广平。1927年1月11日，鲁迅写信向许广平表白“我可以爱”，据说这次表白是因为听到一个流言：“那流言，最初是韦素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人所说，《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这首诗是高长虹组诗《给》中的第28首，诗中说：“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鲁迅相信了这个流言，他以为高长虹当时已经和许广平好上了，于是向许广平表白。虽然发现似乎是一场误会，许广平对鲁迅此心可鉴，但鲁迅还是不依不饶地写了小说《奔月》，以背叛恩师后羿的逢蒙影射高长虹。1927年9月10日，鲁迅跟许广平在广州重聚之后，又在《唐宋传奇集》序言的结尾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说明，鲁迅还记着高长虹将他比为“夜”、将许广平比为“月”的“仇”，所以他才将高长虹比喻为“饕蚊”予以反击。

从不厚道的鲁迅笔下，我们还意外得知了高长虹的另一次失恋。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韦）丛芜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我呼女神，女神不应”，失恋是常态的高长虹，在面对失恋的时候，貌似还是充满勇气。

也有人选择用另一段感情来治愈失恋的痛苦。1923年夏天，女作家白薇为单恋同在日本求学的凌璧如不成而痛不欲生，凌璧如不愿意接受白薇的感情，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恋人张万涛。另一边，他的大妹凌琴如则和中国学生杨骚分手了。凌琴如是凌家三代以来的第一个女孩，同哥哥一起到东京留学，主修声乐，兼修钢琴，是出了名的才女。赵景深曾经评价：“凌女士很漂亮，在我朋友们的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子，与丽茶（凌琴如）真是一对璧人。”(3)富于诗情与艺术天赋的杨骚打动了凌琴如，杨骚把灌注了热情与爱恋的曲子，一首一首地献给心上人，任谁都看得出杨骚对凌琴如的痴情，张万涛就曾觉得“杨骚真是疯了”。

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后，凌璧如、凌琴如、张万涛、杨骚等人劫后余生回到上海，他们遇到了先前返国省亲的钱歌川，大家同游杭州西湖。那时候，杨骚24岁，凌琴如18岁，两人已经是一对亲密的恋人。然后，半途杀进来的钱歌川也加入到追求凌琴如的行列，他约凌琴如先行回东京复学，是邀请，也是表白。凌璧如安排妹妹与钱歌川、杨骚三人当面商量，不知道为什么，上一秒还和杨骚如胶似漆的凌琴如决定和钱歌川一起先回东京。杨骚大惊失色，送二人上船前，还和他们有过一场开诚布公的交谈，最后，杨骚“脸色苍白、令人生畏”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只能抱住了张万涛：“涛妹！她要走了！明天就走。”

在东京府下源兵卫的一家破板屋后楼，失恋了的杨骚来访失恋了的白薇，他们促膝交谈，无所保留地倾吐着一切。杨骚告诉白薇，从小他过继给堂叔，生父不过是做面条的小贩。两人相似的童年让他们一见如故，他们真心相交，引为知己，两人约为朋友，不谈爱情。后来，杨骚自己在《自传》中说过：“东京这一次大火灾——给我机会尝到初恋苦味，更因而认识另一位女性，纠缠不清，使自己以后十余年的生活在极无聊的苦恼中过去了。”初恋当然是指凌琴如，而“另一位女性”则是指白薇。

白、杨两颗破碎的心在异国他乡碰撞成一团，这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如闪电般地交融在一起了。靠迅速恋爱治愈失恋，这当然不是一个靠谱的方法，杨骚先生虽然一边迅速投入感情，一边却承认，他并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尤其是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杨骚居然开始逃跑了。1925年2月，杨骚不告而别，回到杭州，方告知白薇：“十二分对不起你，没有和你告别。”他劝白薇“莫伤心、莫悲戚、莫爱你这个不可爱的弟弟”，又坦承他还爱着凌琴如：“我永远记着你，思慕你，但我不能在你面前说假话了。我永远记着A妹，永远爱着A妹。这次到了下关，搭船过门司的时候，在船中眼角偶然瞥见一位穿红衣服的人，我的心不知如何便跳动起来了，啊，红衣服哟！黑眼睛哟！A妹哟！无论你如何伤着我的心，我还是爱你！”信中的“A妹”就是凌琴如。

信发出去一星期，白薇追来了杭州，在西湖葛岭找到了杨骚。杨骚见了她却很冷淡，声称3年之后再见，就扔下她一个人，独自回到漳州老家去了。白薇贫病交加，在葛岭完成诗剧《琳丽》，靠卖文才回到日本，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分离。

杨骚在家乡滞留几个月之后，发觉漳州小城也难有发展机会，正巧同乡周篔说他在新加坡道南小学缺教员，于是杨骚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白薇的信依然不依不饶地追赶了来，不绝如缕地诉说着自己的相思，但也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对于凌琴如的醋意铺满了纸张，这反倒让在新加坡孤身一人的杨骚，更加刻骨铭心地想起与凌琴如在一起的疯狂与浪漫来，坐卧之间，他的心里满是凌琴如的影子。无奈之下，杨骚与白薇相约，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一百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面对这种荒唐的要求，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白薇居然同意了。

1928年，不知道是不是完成了之前的“雄心壮志”，杨骚从新加坡回来了，他和白薇同居，但不知是否因为嫖满了一百名妓女，他让白薇染上了性病。不久白薇开始发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痛得连路都不能走。但即便如此，两人的生活似乎还是充满朝气的，短短的1928年里，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诗歌《春笋之歌》，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杨骚的散文《十日糊记》、《因诗必烈孙》、《手》、《嘴》，剧本《空舞台》、《春之初》，诗歌《飘落》、《赠》、《流水集》，诗集《受难者的短曲》，话剧《迷雏》，剧本集《他的天使》，译著长篇小说《痴人之爱》相继发表和出版，两人成了上海滩上的文学新星。

1930年，钱歌川到浦东中学任职，妻子凌琴如也一同来到上海，一切又变了。白薇对凌璧如说：“我就是最恨你妹妹，杨骚心中总有她！”凌璧如的小妹妹凌管如说：“他们在一起，白薇好的时候是好得不得了，变脸也快。杨骚有甜蜜的时候，但我看更多的是痛苦。”白薇对于杨骚的感情已经近乎神经质，比如她觉得杨骚的房间里有若有若无的香水气息，就醋意大发。

因为失恋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最终还是分开了，他们的分手礼物，是合出一本他们近20万字的情书集《昨夜》，之所以取名“昨夜”者，大概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白薇还在序诗中这么写道：“出卖情书，极端无聊心酸/和‘屠场’里的强健勇敢奋斗的玛莉亚/为着穷困到极点去卖青春的无聊心酸！”这或许是白薇在万念俱灰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决绝的姿态：绝了与杨骚的情爱，断了自己的痴念。看来文学青年们失了恋，最后还是只有华山一条道：写诗。

也有很快从失恋中走出来的励志案例。1911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与在圣玛丽女子学校学习美术的鼓浪屿姑娘陈锦端一见钟情。陈锦端出身富商之家，而林语堂只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两个人只能无奈分手。林语堂对这段感情从来只字不提，仅在《八十自述》里草草一笔：“我从圣约翰回来，总在我好友家里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作为补偿，陈天恩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二小姐廖翠凤撮合给林语堂。廖翠凤的哥哥是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廖翠凤对林语堂早有耳闻，暗生情愫。林语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小姐的哥哥相交甚善。我应邀到他们家去吃饭。在吃饭之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向我张望。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当时她是在数我吃几碗饭。另外我知道的，我路途中穿的那脏衬衣是拿到她家去洗的。”不过，廖翠凤的母亲对这门婚姻曾有异议：“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说了一句日后被女儿林太乙誉为“历史性”的话：“穷有什么关系？”

1919年的1月9日，鼓浪屿漳州路44号廖家别墅张灯结彩，廖二小姐终于嫁给了自己看中的如意郎君。在新婚之夜，他把婚书付之一炬：“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廖翠凤抵挡住父母的压力，决意要与林语堂在一起。失恋中的林语堂，对这份从天而降的爱情是心存感激的，不过，晚年的林语堂以画自娱，画的女人总是长发，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夹在脑后。女儿们问他，为什么老是画这样的发型？他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附注

(1)《革命的心》，《实生活》，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版。

(2)《给·三十》，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3)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怨偶 民国的几件离婚大案

离婚很麻烦，钱要分，孩子要争，从前的海誓山盟成了狗屁的一文不值，更别提撕破了脸皮、扯碎了衣衫，形同陌路是标配，你死我活也是常有的事。老祖宗们在面对离婚这件事时，倒有着超脱的态度，从敦煌出土的一份来自唐代的离婚协议书上说：“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一别两宽”的例子，在民国也不少见，比如陆小曼给王赓戴了那么大一顶绿帽子，还打掉了他们的孩子，王赓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时，王赓甚至还送了贺礼，只不过，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生欢喜”，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欢欢喜喜离婚的例子，大约只有瞿秋白、杨之华和沈剑龙。

瞿秋白的第一任妻子叫王剑虹，是丁玲的闺蜜。丁玲回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第一次见面：“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丁玲是这对年轻人的媒人，然而，这段美满的婚姻仅仅过了7个月，王剑虹便患上肺病。瞿秋白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自己也患有肺病，他的爱妻王剑虹也很快因为这种病症，去世了。丁玲对王的去世不能释怀，她觉得瞿秋白对王剑虹的死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王剑虹去世4个月，瞿秋白便和杨之华恋爱结婚了。

杨之华是当时众口交誉的美女，丁玲说她“长得很美”，郑超麟说她“漂亮”，万亚刚（国民党中统）说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上大校花’之称”，在认识瞿秋白时，已经是有夫之妇。她在20岁时和浙江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结婚，并且生有一女，取名“独伊”。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回忆，据母亲说，“那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恰好不在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1)

王剑虹去世之后，杨之华一直去看望瞿秋白，两个脆弱的人在一起，相爱是自然的事，瞿秋白向杨之华提出了结婚。?

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的三人行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段感情，杨之华回到萧山家里，暂时回避秋白。不久，学校放暑假，瞿秋白也跑到萧山找她。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就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于是发生了最戏剧性的一幕。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回忆：“我那时很小，我就在外面听，他们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他们讲得很投入的，也讲得很好，一点也没有生气，不是为离婚了，结婚了，大家闹得不得了，他们像朋友一样很讲的拢。”(2)

谈判结果令人愉悦，1924年11月27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广告栏里，公开发表三则启事，原文如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后来的资料里，多提及沈剑龙和杨之华感情早就出现了问题，沈是个花花公子，并且出轨在先，不过，这位被设定为负心汉的沈剑龙，郑超麟却回忆杨之华自己对他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这也许也是真话，沈剑龙要是不如此，也许也做不到这样豁达。

不管怎样，这样的例子毕竟太少，随处可见的是怨偶。蒋碧薇和徐悲鸿为了离婚诉诸法律，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薇获得了一双儿女的抚养权，并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100万的赡养费和100幅画，徐悲鸿后来还将油画《琴课》送给了蒋碧薇，此画作于法国，画的是蒋碧薇在巴黎练习小提琴的情景，是蒋碧薇特别喜欢的一幅画。这对画家来说显然是一个大损失，徐悲鸿后来的夫人廖静文在徐悲鸿传记《徐悲鸿一生》中念念不忘，认为正是这一份离婚协议书上的苛刻条件，让徐悲鸿不停画画，从而损害了身体，盛年早逝。不过，蒋碧薇也并不是胜利者，他们的大儿子伯阳，中学尚未毕业，还未及16岁就弃家从军；女儿丽丽大学没上多久就离家出走，到台湾后，蒋碧薇更是和张道藩分手，在台孤寂一人，终老此生。

损失点钱还是小事，为了离婚把命都赔掉，就实在太惨烈了。蒋梦麟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达17年之久，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出任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傅斯年曾经评价他，“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台湾《中央日报》在他逝世后指出：“孟邻先生去世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哀思，更是一个典范，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典范。”不过，这位办事高明的蒋梦麟先生却在他的第三任婚姻上犯了糊涂。

其实在这次婚姻之前，蒋梦麟就已经在结婚这件事上吃过大亏。蒋梦麟与原配孙玉书离异算不上轰动全国的新闻，但他迎娶第二任太太陶曾谷，则惹了大麻烦。蒋梦麟和高仁山是莫逆之交，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是北大教育系的创立者。1928年，由于政治嫌疑，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戕杀于天桥刑场。高仁山遇害之后，蒋梦麟同情陶曾谷的凄凉处境，对她呵护有加，照顾备至。不久，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陶曾谷成为他的秘书。日久生情，二人坠入爱河。蒋梦麟宣布要同陶曾谷结婚，他向亲朋好友宣称，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结合，完全是为了尽朋友之间的义务，这一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据说，胡适夫人江冬秀就一直反对胡适为蒋梦麟、陶曾谷证婚，到了结婚当天还把大门锁上，不让胡适去参加婚礼。胡适最终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不过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抗战时期，北京大学内迁，与清华、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联大常委的蒋梦麟虽然尽心尽力，但是依然对北京大学寄予厚望，希图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复兴北大，振兴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复校的北大大展宏图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一股反对他继任北大校长的势力，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因为妻子的缘故使自己的抱负不能施展，这不能不说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然而，正如陶曾谷逝世前对其表亲所说的：“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时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起初两年，虽有不少人说媒，蒋梦麟却不为所动，然而在1960年台湾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上，蒋梦麟初见徐贤乐，就着了魔，缴了械。徐贤乐（1908～2006），江苏无锡人，曾祖父徐寿（1818～1884）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1867～1922），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1883～1885年间，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徐家保共有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幺女，在家中备受宠爱，据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钟幼筠的回忆说：“记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里的护士小姐们都认识她，并逗她开心说：‘奶奶，当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这时她会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气地回答：‘哪里，哪里。’但私底下她感叹地告诉我，确实当年读大学时候同学都叫她校花，大学毕业到外交部上班，变成部花，来到台湾在中央信托局上班成了局花，现在人老了，什么都不是了。”她一直追求者甚众，后来嫁给了杨杰。结婚7个月后，两个人便因为金钱问题，以离婚收场。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她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

蒋梦麟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蒋梦麟还曾经用金边皱纹水色纸书写五代艳词高手顾琼的一阙《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他特别注明“敬献给梦中的你”，倾慕之情溢至言词之外，“老房子着火”，当如是。

蒋梦麟的朋友们非常着急，老友胡适一直站在蒋梦麟这边，这一次，他也投了反对票。胡适住在医院，就写信劝说蒋梦麟：“她（徐贤乐）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结婚后则闹得男家“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蒋梦麟只要稍微冷静一点，便知道胡适所言不假，因为他俩刚刚相爱一段时间，徐贤乐便向蒋梦麟开口要20万，蒋梦麟只给了8万，其中6万是买订婚戒指，2万是做衣裳，徐贤乐便对此很不满意。

胡适知道，以蒋梦麟的脾气，也许还是听不进去，他便为蒋梦麟支着儿：“我万分诚恳地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暂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定不肯嫁你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胡适还写道：“我也知道（写信劝阻）太晚了，但我昨晚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50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你我的50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需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胡博士啰唆了一堆，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时任“副总统”的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蒋梦麟犹豫了，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看望胡适，一进病房他说：“孩子不听话，医生要你住在城里，你不听医生的话，又搬回南港了。你给我的信，我已听了你的话了。现在我说的话，你也要听了？”蒋梦麟对胡适信誓旦旦，说自己会取消婚礼，然而一个星期之后，胡适知道了一个消息，蒋梦麟居然举行婚礼了！

7月18日中午，蒋梦麟与徐贤乐的婚礼在台北举行，证婚人、介绍人一应俱全。蒋梦麟在婚礼上表现得异常兴奋，他高兴地向老朋友表示，自己专门到医院作过体格检查，一切正常，绝对不会害人。

7月26日，蒋梦麟又去看胡适，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只得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8月6日，蒋梦麟果真带着徐贤乐来看胡适，来时坐在冷气机的一边，因为怕冷，立即转到另一边去。蒋梦麟走后，胡适对护士说：“到底梦麟年纪大了。我还不怕冷风，也吃冷冰，用冷水洗面的。他不行了。”

1962年年底，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963年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

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婚礼的证婚人、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2月8日，蒋梦麟再经端木恺发出第二封信，指责徐贤乐擅自领去其应得之利息、股息。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

此时的蒋梦麟已是风烛残年，腿伤未愈，体质孱弱，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当场老泪纵横：“我坚决要和徐女士离婚，我有道理，也有原因的。我已是望百之年的老人了，在社会上做了几十年的事，也不是小孩子，岂会这么容易受人挑拨？”“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徐贤乐的反诉条理清明，也不能不算离婚官司中的好文章。尤其对“侵渎先室”的反驳，列举出蒋先生当年婚中恋慕陶女士，与原配夫人分居，后陶女士下嫁原告，“故原告此所谓‘先室’究指何人，已滋异议”。对于蒋在离婚书中说“指责她趁着蒋开刀之际把存折、股票、土地过户”，她的回答也算工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儿女撒娇之态：“当初你说的，你的东西都归了我，所以我今天做的无非是照着你的意愿做罢了。”1964年1月23日，这场旷日持久、轰动台湾岛的离婚官司，最终经人调解而息讼，蒋徐二人协议离婚，由蒋支付给徐赡养费50万元。尘埃落定后仅仅半年，6月19日，蒋梦麟便因肝癌病逝，终年78岁。

附注

(1)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人民文摘》，2011年第4期。

(2)杨之英口述。

借钱 “杨白劳”萧红和“黄世仁”钱钟书

借钱不好开口，对于好脸面的知识分子来说，尤为如此。但相较之下，贫穷显然更让人难堪。内山丸造在《我的朋友鲁迅》里说，鲁迅某个学生因为受人坑害而被捕入狱，他的太太来找鲁迅借钱。明明知道是狱警敲诈她，勒索到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她。内山对此表示非常疑惑，鲁迅对他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这样慷慨的鲁迅想必是想起了自己从前窘迫的时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日记》，随处可见的是记录借款事项：“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因为常常被拖欠薪水（比如《鲁迅日记》10月24日记载的“下午往午门索薪水”），鲁迅还经常要借新债补老债。和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搬家买房，也是借了许绍棠的钱，才得以凑齐。饱尝借钱之苦的鲁迅，对于窘迫的青年人，确实慷慨。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也是数不胜数。青年作家叶紫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

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就和借钱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婚姻，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走上了一生的流浪。在流浪中，她无意遇到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便问她是否需要钱，倔强的萧红回答“不要”。她总是这样倔强，哪怕是到了绝望的境地，也不肯跟人借钱。她和王恩甲同居7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便多达六百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然后便杳如黄鹤，一去不返。最终，萧军救了她，把她从旅馆里带走，那钱依旧没还。

和萧军在一起的萧红还是继续借钱，他们到了哈尔滨，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在那个时期，萧红写了《商市街》。这简直是一部“借钱”主题散文集，饥寒交迫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她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图画老师借钱。还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柴，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最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这就是萧红，哪怕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化子一个铜板。她似乎总是这么慷慨，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5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

萧红觉得借钱是最难堪的事情，估计蒋碧薇也深有同感。1919年3月20日，徐悲鸿和蒋碧薇在康有为的帮助下，顺利到达巴黎，徐悲鸿进了法国的最高国立艺术学校，蒋碧薇进了一家法语学校学习法语。由于国内时局战乱，徐悲鸿的官费经常供应不上，两个人数次饿着肚子过日子，有一次，蒋碧薇硬着头皮到中国驻巴黎的领事家借钱，到了领事家，领事夫人很热情地和她聊天。蒋碧薇几次想把借钱的事情说出来，但是话到嘴边，很难出口，生平第一次求人，生怕下不来台，最后，直到走出领事家门，她也没有说出借钱的事。到了家里，她就扑在徐悲鸿怀里，哽咽着说：“对不起，悲鸿，我没有借到钱。”

没能借到钱的徐悲鸿和蒋碧薇不知道，他们正在度过他们婚姻生活最贫穷、却也最幸福的阶段。徐悲鸿卖画给蒋碧薇买风衣，蒋碧薇攒饭钱给丈夫买怀表，多少年后，当两人已成陌路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那段举债的岁月。不过，徐悲鸿夫妇也许是留法学生中脸皮最薄的两位，事实上，蒋碧薇后来的爱慕者张道藩对于借钱这件事就坦率很多，他甚至戏称自己为“张讨饭”（英文名为Zhang Tao Fan）。那时候，旅欧的学生普遍没钱，用杨步伟的话来说就是“叫花子窝”。在美国留学的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没怎么借过钱，所以，一到欧洲，他们着实被这帮“叫花子们”吓到了。他们先到德国，德国的留学生们正在风行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可干，不是帮这个离婚，便是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阳翰笙和顾淑型、徐志摩和张幼仪。罗家伦遇到赵元任，又忍不住挑唆，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指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可不是张幼仪那样逆来顺受的传统妇女，她很快回击罗家伦说：“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赵元任夫妇临走的当天晚上，罗家伦又来了，主题单刀直入——借钱。杨步伟回忆，罗家伦“问我们手边钱多不多？我说不多可是够用了。他说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因为他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因为那时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实行小‘共产’。我说我们只够用到回法国大约钱就会汇来了。（因为我们钱存在美国，每月用多少由美国汇到在法国的美国旅行社取现美金。若是在美国就便当得很，只要一张支票和你自己的任何证件都可取现钱用，现在还有有些公司和银行给你一张信用票子，你可到任何地方欠账，可是在欧洲不行，因为多少人没有信用，所以一般人也不信用你。而那时候欧洲各国的金融都不稳定，不能多换本地钱用，所以用一个换一个。）我给经过瑞士待一星期回到法国要用的钱算下来还多四五十元，就借了四十元给志希拿去了”。因为借了这笔钱，赵元任夫妇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的借钱行动，而罗家伦借的那笔钱，始终没还，杨步伟风趣地在《杂记赵家》里说：“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呢吧？”

回到巴黎后，赵元任夫妇的第一件事是到美国旅行社去取钱，没想到钱还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5元了。杨步伟想起他们的行李箱里还有300元的金洋钱可以拿出来换了用，但欧洲旅馆的规矩是，必须先付存箱子的钱，才准许打开箱子，于是无解，只能去借钱。他们在巴黎唯一知道地址的朋友是张奚若，于是“搭了一个街车又走了五条街”才到。张奚若开门，有一位年轻太太“小姐似的”坐在里面。张奚若的外衣还没脱掉，便向赵元任夫妇介绍说“这个可以说是张太太吧”。原来，他们刚刚去爱丁堡结了婚回来。张太太一声不响，可是并不是害羞，抽身走到睡房去了，拿出一支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够不够？”这举动真让赵元任两口子莫名其妙，“心想我们借钱的事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已经知道了，还问够不够？”幸亏还未说出“够了”，张奚若便公布了实情，原来他们也在商量着和赵元任夫妇借钱，便打算拿金簪子做抵押，四个人便大笑起来。

四个人商议的最终结果，是去卖东西。杨步伟说金银首饰卖不出钱来，若有翡翠什么的也许好点，因为他们以前在美国试过。张太太进睡房翻了一阵，拿了一个一寸半长的翠印出来，大家便出门去碰运气。到了Rue de Rivoli一家买卖古董店，卖了400法郎（约合20美元），杨步伟觉得可惜，她估价这个值50美元不止，但为了救急，也没有办法。有了钱，张奚若居然又充起阔人来。他邀请赵元任夫妇去吃一餐好饭以当喜酒，于是便到一个保定饭馆，三个半法郎一个人，每人一小碟菜，两小碗饭。吃到最后还剩下一点点汤，张奚若说：“再来一碗饭吧。”这个笑话被杨步伟笑了一辈子，后来他们在北平的时候，每次吃饭剩下汤，杨步伟还要问张奚若：“要不要再来一碗饭？”赵元任夫妇吃了张奚若的饭，便提议请他们去看电影，那天正好放映Douglas Fairbanks的Thief of Bagdad，票价非常贵，因为赵元任身上钱不够，就问张奚若，要不要迟两三天等钱来了再看。张奚若说，无所谓，身上有多少钱够买哪一等就买哪一等，于是买了最便宜的第七层的票，所谓“黑人天堂”。临别时，张奚若告诉他们刘半农和金岳霖的住址，并且说“大家都穷得要命，你们预备点钱借”。

赵元任和杨步伟受张奚若的启发，便也拿了首饰去卖，卖得了钱，还不忘去问张奚若要不要点钱，张奚若说他的一笔也到了，不需了，又嘱咐赵元任“有两样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美元不必全换，因市面不定不管到何处用多少换多少，第二在欧洲的朋友们都是穷的，有些人是真很谨慎，可是有些人是慷他人之慨的，注意一点”。

很快，赵元任便遇到了“慷他人之慨”的人。一天，他们站在街边等车，看见金岳霖在街对面，便招呼他。问他去哪里，金岳霖说打算找地方去吃饭，杨步伟顺口问了一句：“要不要一同去吃？”金岳霖回答：“正好，为什么不要！”三个人叫了车，仍旧到之前和张奚若吃饭的保定饭馆，金岳霖便开口跟杨步伟借钱：“看样子你们很阔的，钱多不多？”杨步伟便想起张奚若的警告来，就说钱并不多，自己要用，还有两个小孩在乡下，每月开支不小，又建议金岳霖，如果真的没钱，不妨拿了首饰去换钱。那时候的金岳霖，还没有成长为后来传说中的情痴，他有位美国女朋友秦丽琳（Lilian Taylor），两个人一起生活，开销便更大些，这也是杨步伟不肯轻易借钱给他的一个原因。第二天，金岳霖拿了两个金镶翠的戒指去之前张奚若和赵元任卖东西的古董店，因为杨步伟对金岳霖说，说非60美元不卖，于是金没卖掉。第二天，杨步伟看不下去，就给了金岳霖一件她的貂皮大衣去卖，说：“随你卖多少，可以全拿去用，但是至少值150到200美元才可卖，不要糟踏东西。”金岳霖非常高兴，就叫丽琳披在身上到咖啡馆去卖，披了一个星期也没卖掉。金岳霖跟杨步伟说，他们去当铺问过，说可以当80美元，杨步伟觉得这样还要拿钱去赎，非常麻烦。最终，还是借了钱给金岳霖：30美元。

借钱给金岳霖的赵元任夫妇有点后悔，后悔的是借少了，所以商量着，等他们美国的钱汇过来了，要再借给金岳霖100美元。没想到，3天之后，金岳霖给赵元任夫妇写了一封信，说“想想30美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于是便带着丽琳到意大利去玩了，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带走了杨步伟的皮大衣，说“也许可以卖了，就可以多待几天玩玩”。一星期之后，金岳霖和女友回来了，也送回了杨步伟的大衣，大衣也许真的当过，因为过了两天杨步伟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大衣少了一排皮子，她猜想是意大利人经过手的缘故。虽然后来赵元任夫妇又借给金岳霖30美元，但心里未免有些不快活。

像金岳霖这样没有“眼力见儿”的人毕竟是少数，也幸亏老金遇到的是宽厚的赵元任夫妇，要是遇到吴宓，恐怕要在日记里写上一大篇了。吴宓虽然曾经在门口贴过“不借书，不借钱”的条子，但他最恨的并不是欠钱不还，而是不守信用。比如，某位教师向吴宓借钱5元，约定一周内归还。可时限已过，此人并未还钱，且无一言半辞解释原因。吴宓十分气恼，径直到这位老师家里索要欠款。吴宓觉得5元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追讨欠款有助于“帮助他提高道德修养”。相比之下，章太炎便识相很多。他嗜好纸烟，又穷得一文不名，只好给一个名叫汪允宗的朋友写了一张纸条：“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看到后不解，问：“既已向人借钱，为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回答：“与此君不过两元交情，多则恐怕不会答应。”陈独秀却觉得章太炎为人小气，理由是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了利息，章太炎竟受之而无愧色，于是断定章“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其实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迂腐的恐怕是陈独秀了。

向人借钱难开口，借钱的人也承认着很大的风险，沈从文便吃过借钱的亏。1920年，沈从文所在部队撤销，他被遣散回家。为讨口饭吃，他前往芷江，投靠当警察所长的五舅，在警察所里当了一名办事员，主要工作是收取屠宰税。母亲看到昔日调皮捣蛋的儿子如今在芷江干得不错，便卖掉房子带着九妹来到芷江和他租房而住，并将卖房所得3000块银元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营。沈从文结识了当地著名大户龙家的私生子马泽淮，两人年龄相当，畅谈投机，一来二往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交往之中，马泽淮经常谈起自己刚刚中学毕业的姐姐马泽惠，闲居在家，喜爱书法、诗词，对沈从文写的一手好字仰慕不已。

沈从文虽然刚刚走过生死的边缘，却正当恋爱的好年纪，依然对生活的美好充满憧憬，马泽淮灌的迷魂汤，他自然照单全收，也被那个爱慕他的“白脸女孩子”弄得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他一天写一首甚至几首诗给马泽惠，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便是：“一个脸儿白白的身材高的女孩印象，把我生活完全弄乱了……我为他姐姐无日无夜作旧诗，把诗作成他一来时便为我捎去。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便最欢喜看我的诗。”

沈从文喜欢马泽惠的事，被他的亲戚熊捷三知道了，熊捷三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弟弟，也是芷江的富商，他很喜欢沈从文，想招他做女婿。熊捷三劝诫沈从文不要这么傻，他列了四个女孩子让沈从文选，一个是他自己的女儿，也是沈从文的表妹，另外三个，也都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孩。

但沈从文此时中了爱情的蛊毒，他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以为我爱了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他对熊捷三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他的计划，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因为“准妹夫”马泽淮在给沈从文与其姐姐充当信使的同时，开始他真正的目的：借钱。一开始，马泽准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向我把钱借去，明天即刻还我，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我”。借多还少，时间一长，沈从文发现母亲交给自己保存的卖房子的那笔钱，“有一千块钱左右的数目”，“竟然无着落了”。沈从文醒悟过来，急寻马泽淮，可他从此就杳无踪影。自然，沈从文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也随之夭折了。

也许还是钱钟书的借钱方法最豁达，古典文学组的人找他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1000。”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上街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听清情况后，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置业 房奴郁达夫

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拿到800万瑞典克朗之后，宣称要在北京买房子，假如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骂他蠢。

鲁迅的“京漂”生活始于1912年5月，刚到北京，住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S会馆。这便是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山会”指山阴县和会稽县，这两个县是清代绍兴府所在地。北京的会馆，大多是京官为了方便家乡读书人来京应试及候补官员暂住捐建的，同乡求居例不交租，或只交很少一点管理费，鲁迅当时交的租金也不多，居住环境便可想而知。第一天住，“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肥虫(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1)鲁迅在会馆住了7年半，先住藤花馆，因不堪喧闹，1916年搬入补树书屋。补树书屋是一所相对独立的小院，因为在院中的槐树上吊死过人，才没有被人抢住。补树书屋有4间朝东的正房，和两间“北向小舍”。鲁迅先住正房的南屋，后让给周作人，自己移住光线较暗的北屋。他的名作《狂人日记》就是在这里撰就的。

这样的住宿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后来周作人来了，兄弟两人还打算接来绍兴的老母同住。鲁迅就开始考虑买房子。第一次买房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买的是北京新街口八道弯11号的一套住宅。这是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前后3个院落，有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还有几间厢房，成交价是3500块银元。

这对鲁迅来说是一笔巨资，他便和弟弟周作人合计，把绍兴老家的祖宅卖了，卖价1000块，鲁迅又去银行申请了为期3个月的短期贷款，贷了500块，房款才算凑齐。别看这小小的500块，鲁迅贷款的利息很高，3个月的短期贷款，利息是13％，贷500块，得还565块，相当于年利52％。

这还不算完，买完房子，还有一大笔税等着鲁迅哥俩来交。在1919年买房，需要缴3％的契税、8％的教育附加费、9％的教员经费、5％的解厅自治费，还有2％的参议会经费。民国时期，似乎是没有什么期房现房的，房产交易都是二手交易，鲁迅买的这套也不例外，在交房时，他们还遭遇了卖主的敲诈，把本该房主缴纳的佣金也交了。

为了买房操碎了心的还有荀慧生，1930年前后，之前一直租房的荀慧生经历了上海的大红大紫，声名大涨，上海演出的包银，也让他第一次有了底气，打算起买房的事情。买房的另一个原因，是房东的房租越来越贵，且经常能找到各种要钱理由。1929年6月，荀慧生分别和夫人、陈墨香等人去看了5处房子，因为这个月，房东以修房为名义要了数次钱。

看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漫天要价的夸张房东，比如他在庚午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说：“三时偕堃芳至保安寺街潘家河沿看房，房主贾世五夸张太甚，一砖一石均言与众不同，索价亦昂，余笑而归。”1931年6月初二下午4点，虽然下雨，他还是和雷少臣、吴堃芳前往椿树三条看房，看完回来，他在日记上写道：“此房甚好。”第二天，他就请人去看风水，随后便约了房东谈买房的事情，买房不易，荀慧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余为该房辛苦可以损寿十年，可怜可怜！”

荀慧生能够买房，源于他在上海的丰厚收入。1929年，上海大舞台邀请他在1930年演戏，出了18000大洋的打包价，并且爽快地先付了1000大洋的定金。根据北平市社会调查所当时的调查，北京小学教员、人力车夫、三等巡警、纺织厂工人和店员每家平均月收入只有16块大洋，而北平市财政局土地股评价委员会调查与评估全城住宅，小洋楼最贵，每间均价400块大洋；普通楼房次之，每间均价176块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间均价130块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间均价80块大洋。民国时北平的房价走向，和现在一样受区位影响，以当时市面上交易最多的普通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栅栏、廊房头条、西河沿东部这些地方，每平方丈（1平方丈大约是11平方米）能卖到370块大洋。1914年，梁启超曾经预备在正阳门附近买房。10月1日，他写信告诉女儿思顺：“细瓦厂屋略可定局，客厅及吾书房之家具可装束待发。”这里所说的细瓦厂，位于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西交民巷之北，国家大剧院的西南，新华门的正南方，有前细瓦厂和后细瓦厂之别，梁启超将要买下的这所住宅为前细瓦厂4号，房价14000块现大洋，梁启超在这一年写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大约因买此屋负债二万元（月息八厘），每月出息百六十元。”不过他认为，每月利息相当于租房的租金，“总算便宜”。由此可见正阳门房价之一斑。次贵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户部街南夹道、金鱼胡同、干面胡同、方巾巷、闹市口、沟沿头等地，每平方丈能卖到310块大洋；再次是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猪市大街、花市大街、西直门大街、鼓楼东大街、南闹市口、北闹市口、太平桥、鸭子庙、什锦街、府右街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235块大洋。

这样一比，鲁迅买房，实在是不够精明。虽然和荀慧生的高薪不能相比，鲁迅在教育部上班也曾经拿到300块的月薪，再加上给报刊写稿、给出版社译书，每月最高收入可达到五六百块。第一次买房不到4年，鲁迅因为跟周作人发生矛盾，搬出了八道湾。先搬到砖塔胡同租民房暂时安身，同时又筹划着买第二套房子。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就是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块大洋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只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没有跨院，正房后面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小的花园。这套房子，鲁迅还是借钱，借了朋友许寿裳400块大洋，借了另一个朋友齐宗颐400块大洋。

也许因为两次买房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鲁迅到上海后，再也没有买过房子。无论是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A3楼4室还是山阴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都是租来的房子。没有买房，第一个原因是上海的房价比北京贵。鲁迅到上海安家的1927年，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上升期，一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房地产市场才陷入低谷。当年夏天，公共租界空关的西式房屋1292宅，中式房屋3395幢。全市建筑资金投入量从1930年的7151.1816万银两减为1932年的3554.1万银两；少了一半。公共租界内新建房屋数量亦从1931的8699幢降至1932年的3439幢，减少了60％。房地产交易额也从1931年的18300万元跌到1932年的2500万元，仅及上年的13％。就是到1936年，公共租界空房仍达8960幢，占当时公共租界全部房屋的10.9％。还出现了减少或取消顶费、免租数月等促销手段。即便如此，鲁迅还是想租房，没动买房的念头。

鲁迅不仅自己不买房，也劝说周围人不必买房，比如对于热衷做房奴的郁达夫，鲁迅便数次写信阻止。《鲁迅日记》1933年12月29日之日记，载有“下午映霞及达夫来”之语，接下来一天，即12月30日，鲁迅日记中又载有“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这首诗后来被编入《鲁迅文集》，诗名是《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可见鲁迅对于郁达夫迁居杭州一事，有许多不满。

但郁达夫不同意，他一直很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早在1932年，郁达夫就开始独自在杭州写稿憋着攒盖房子的钱。11月10日，他在客居的旅馆里给住在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的爱妻王映霞写信，说“《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1933年的春天，他在杭州官场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处，看到了一所雅号“风雨茅庐”的新居所，这就是郁达夫在信中提到要买的那块地皮。郁达夫的确卖掉了他的那本著名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版权，得到的1000块大洋都拿去买了这块地皮。这本小说，由于其描写内容的尺度大胆，大量涉及同性恋和不伦之恋，虽然只有区区20000多字，在当时却卖到了1000块大洋的高价。折算下来，每千字近50块大洋的稿费，在当时行价仅在每千字7块大洋的出版界，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天价了。

仅过了十来天，身在杭州的郁达夫又给王映霞去了一封信，再次谈到另一篇稿子的稿费问题。他在信中说：“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这里所说的“一篇东西”是指郁达夫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瓢儿和尚》，这篇8000字的稿子，即使按照他合算的计价法，也只有区区的80块钱罢了。可见，没有限制级内容的写作，时价确实是很低的；而郁达夫有没有把这80块钱投入到“风雨茅庐”的建设基金中，我们尚不得而知。

事实上，拼上当时郁达夫的全部身家和他能拿在手里的全部稿费，在用于买地置业时，还是捉襟见肘的。他左右盘算，按那时的物价，这所“风雨茅庐”最少也得5000块大洋才可以搞定：其中1000块买地皮，4000块造房子。他左挑右选，最终不得已在场官弄一庵堂旁的一块空地上造了这间风雨茅庐。说不得已，是因为一般造房总要避开庵堂寺院，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这样的选址大致对宅主不利。而且即便如此，5000块大洋的建设基金，多半还是郁达夫靠向朋友举债筹来的。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在《移家琐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对新家的喜爱：“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对新居却很不以为然，虽然她为这个房子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她的夫君在新房装修期间，因为烦于泥土砖瓦半途“逃跑”了，装修工程，王映霞也没少操心。但对于“风雨茅庐”这个名字，王映霞觉得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事实上，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线往南蔓延，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王映霞则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风雨茅庐”没能在风雨飘摇的世道中为郁达夫和王映霞遮风挡雨，最终成为一所无主物业。如今的“风雨茅庐”仍然立在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2007年被修缮一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注

(1)鲁迅，《壬子日记》，1912年。

蜗居 北漂青年沈从文

北京总是吸引人的，尽管有大风、黄沙，还有不尽的白眼。

异乡人，一旦离开故土，便只有那种孤独的自卑，去哪里不是去呢？在这样的心情下，也许北京是最好的选择。1923年，18岁的沈从文刚刚遭遇一场骗婚式的失恋，输掉了母亲给他的钱，他想去北京碰碰运气，也许能还清母亲的债。

外乡人沈从文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住所是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的酉西会馆，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位远房表哥，他才得以搬进会馆白住。他去找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想要讨要一点资助，乡下人的自尊让他开不了口，他们也没有给钱给他，但送给他一句很受用的话“既为信仰而来，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

因为会馆只提供乡友暂时居住，沈从文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农大读书的表弟帮助他搬进了银闸胡同，这所公寓毗邻北京大学红楼。红楼附近公寓众多，栖居着各地学子。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北大校门向所有人开放，旁听课程，也可以参加考试，老师还给分数，甚至还可以拿奖励，3毛5分钱，沈从文就得到这个便宜。然而他仍然想成为一名正式学生，取得大学毕业证书。1923年秋天，他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终因一问三不知而落榜。至此，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

每日两三个馒头，一点小咸菜，北漂青年的日子着实苦楚，沈从文每天奔波于会馆和宣武京师图书馆，读书写字，两点一线。入冬，气温骤降，他仍身着单衣耐着苦寒晨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还有《史记》等相随左右。那时，他也尝试写点小稿，本想换取三五元稿费，奈何挣钱不得，却招挤兑。每次去报社，门房都要索取一两毛钱小费，那些日月，沈从文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然而，他投出的稿子，篇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梦想再美，无奈身上仅剩几块钱，他仅有的财产便是两条棉被。可是，人总是要吃饭的，沈从文多年后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还是感慨万千：“我到北京，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卖报不行。后来发现，连讨饭也不行，北京讨饭规定很严，一个街道是一个街道的，一点不能‘造反’！”一天，饥饿难忍的沈从文看见“北京当时什么奉系直系军阀，一个排长什么的，在枪口上插个‘招兵委员’的旗子”，便也跟着他们后头跑，走到天桥杂耍棚那边，要按手印，按一个手印就可以领导饭费，到了最后，沈从文还是溜了。

1924年11月13日那个下雪的下午，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里走进了郁达夫，他是沈从文来到北平后，第一个给予他温暖的人。那时候，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教书，教的不是文学，而是政治经济及史学系统计学。郁达夫是文学家，但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是经济学学位，写字不能养活自己，教书也是为生计考虑，连鲁迅这样的稿费大户，也时常为了养活一家人而东借西讨。因为如此，郁达夫对于正在文学之路上苦苦挣扎的青年，有着许多的理解。他来见沈从文，是因为收到了沈从文的求助函。

这一天，北平风沙极大，在风沙中来回的郁达夫的眼睛很快被沙石扫得泛红，以致他在上课前，不得不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1)。北京的天气此时已很寒冷，郁达夫进屋后，看见屋里并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着。看着沈从文这般瑟缩的模样，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拍拍上面的雪花，戴在沈从文身上……这一上午，他们说了许多话。主要是沈从文叙述，郁达夫做了一回忠实听众。沈从文告诉郁达夫，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取得一个国立大学的头衔。在沈从文看来，只要能从国立大学毕业，至少以后的生计问题可以解决。沈从文还说到了自己的家庭，说是四五年间没有见到母亲和妹妹了，连她们的生死都无从知晓；他告诉郁达夫，“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穷极无路”。H指的是熊希龄，这件事似乎有点蹊跷，因为熊希龄对沈从文，平心而论，是不错的。

早在赴京之前，沈从文曾在芷江做过一阵子屠宰收税员，并在芷江县熊公馆“逗留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还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并且从楼上那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2)，“书籍中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且引诱了我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后来才听黄大舅说，这些印谱都是游击参将熊老一辈的遗物”(3)。熊希龄对沈从文一直非常关照，后来在香山慈幼院的工作，就是熊希龄安排的，熊还送过沈从文去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图书管理，由袁同礼教授专门教他编目学、文献学。不过，沈从文对于熊希龄的照顾，一直不大领情，他曾经写下《用A字记下来的事》，专门描绘熊希龄55岁寿辰的盛大寿宴，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一个敏感的青年在京城，也许总会有些鲁莽和冲动，遇到富贵的亲戚，那份自卑而生的自大，尤为如此，这是后话了。

那天，沈从文对着郁达夫说了很多很多，郁达夫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郁达夫为什么没说话，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他解释道：“我今天上你那公寓里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口气说到中午，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外面去吃饭，在附近一家小饭馆，两人吃了一餐饭，共花去1元7角多。沈从文一生，似乎不大下馆子吃饭，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曾经提到：“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是在1933年9月9日，北平的中央公园水榭，请了大约六十人。郁达夫请他的这餐饭，自然比不上结婚宴，然而沈从文却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4)因为下午还有课，吃完饭后，郁达夫便坐车回学校了。一路上，冒着极大的风沙，想着沈从文这位文学青年的陈述，郁达夫真是感慨万千。平日里，如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给他写信的很不少。这些人大多贫困，只有一个文学的梦。而文学道路，又是那么狭窄。对他们，郁达夫除去同情，给他们一点微薄的经济帮助外，还真没有更多的法子。何况，他自己的经济力量，也极为有限。收入少是一方面，常常帮助他人，也使他自己的生活捉襟见肘。他到沈从文那里去的时候，自己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自己一个大学讲师，生活尚且如此，联想到沈从文的生活前景，他真有无限的感慨需要抒发。当天晚上，郁达夫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给沈从文，也给所有北漂着的文学青年，这篇文章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对沈从文想要上大学的想法很不认同：“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你的心思，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在这种境况下，沈从文仍然抱有希望，使郁达夫感到难以言说：“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那一本书上翻来的？”但对于努力帮助文学青年这件事，郁达夫表示会尽力而为：“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郁达夫的经济情况呢？“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帐，也要开销二十多块。”讲这些给沈从文，当然并非怕他来借钱，而是以自己一个有留学生资格，又在大学教书的身份的人的情况，来“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的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一餐饭、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一句“好好写下去”，给了一个在寒冬弥留的游魂一把烧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苏醒过来。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这个笔名给他惹来了一些奇怪的麻烦。1925年，另一位北漂青年丁玲因为在北京待不下去，于是决定回到故乡，临行前，她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的职位都可以。

当时常常有人写信给鲁迅，此前不久更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便起了疑心，托人帮忙打听这个人的名字。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这封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孙伏园又跑来报告说，启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其实，这真冤枉了沈从文，因为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字迹非常相像，后来胡也频被捕，沈从文和丁玲轮流冒充胡也频给胡的妈妈写信，在上海和沈从文、丁玲有过交往的茅盾也说，这两人的笔迹非常相似。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误认这封信是“休芸芸”——沈从文所写，他觉得是沈从文在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这时胡也频也在朋友的带领下到鲁迅家拜访鲁迅。胡也频先将名片投了进去，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原来当时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鲁迅一看更加生气，以为又来戏弄他，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鲁迅把这笔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休芸芸”虽然为他惹来了鲁迅的误解，却也得到了第一个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20元。沈从文来到香山，他最留恋“听法松”旁的山石，在这里，他和好友董景天、陈翔鹤谈文学、谈人生、谈神仙鬼怪，偶来雅兴，还会从屋里抱出一面琵琶，用刚学的蹩脚手法弹奏一曲。也是在这里，他和胡也频、丁玲成为亲密的朋友，他送他们慈幼院的大白馒头吃，日子虽然苦，却很快乐。1924年12月，沈从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5年至1927年，他的作品被徐志摩赏识，频繁见诸《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福生》、《更夫阿韩》、《堂兄》、《黎明》、《哨兵》、《十四夜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大致170余种。但因为发表了两篇讽刺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慈幼院教务长，沈从文还是被迫离开了香山，很多年后，他都不愿再踏进香山一步，也许是因为那段历史不堪回忆，又也许是因为那段历史有着太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他和好友胡也频、丁玲，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历各种生离死别。

1927年，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求发展；1928年，当营救胡也频失败后，沈从文也失去了武汉大学的工作。他一边陪着丁玲，一边为未来的渺茫生活担忧。徐志摩曾给他写信：“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正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的胡适请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来担任讲师，主讲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再回到北京，已经是6年以后，1932年，杨振声、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职务，回到北平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他与张兆和结婚，婚后，两人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在此期间，他几乎创作了我们最熟知的那些著名作品——《边城》、《记丁玲女士》、《一个母亲》、《信》、《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月下小景》（内有《猎人故事》、《扇陀》）、《凤子》。他因小说成就而闻名，不再是穷困潦倒的北漂青年，而成为京城最大文艺沙龙——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宾。(5)

附注

(1)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2)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

(3)同上。

(4)郁风，《三叔达夫》。

(5)此文曾得到沈虎雏先生的指正，修订了一些谬误，在此感谢。

票戏 资深文艺男青年袁克文的一生

京昆在百年前，不如今日这般式微，尤其京剧，更是当时之流行歌曲，所谓“国家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从皇上和太后起，谁不会哼两句京戏，实在是很落伍的，渐渐地，便有了票友。

票友是指那些会唱戏而不以专业演戏为生的爱好者。相传最早有票友这个称号，是清代的八旗子弟们，凭着清廷所发的“龙票”赴各地演唱子弟书，作为一种不取报酬的“国家营销”手段，后来人们便把非职业演员称为票友。

票友之中，牛人无数，比如袁克文。无数次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厉害的老爹都有一个文艺且不靠谱的儿子，连袁世凯也不例外。袁家的后世子孙中，最文艺的当数次子袁克文。

袁克文是袁世凯做驻朝鲜商务代表时与出身贵族的朝鲜姑娘金氏所生。那时通讯不发达，八卦记者更是少之又少，天真的金氏以为自己就是袁世凯的正室。谁知到了中国才发现，袁世凯家里还养着一大帮莺莺燕燕呢，极度失落的金氏从此终日郁郁寡欢。由于袁家得势的大姨太沈氏无子，袁世凯便将年幼的袁克文过继给了大姨太。

尽管出身显赫，可袁克文并不喜欢政治，他一生的理想便是做一个名士，学诗、作画、狎妓、冶游……他师从当时素有“江都才子”之称的大学士方地山，学习诗词书画；袁家的匾额、对联都是他写的，袁世凯对外比较重要的信件，好多也都由他代笔；他对古钱币很有研究，但他最爱的，还是做票友。

当父兄沉浸在“皇帝梦”中时，袁克文自顾自唱戏、作诗。一次，他回北京，准备唱一出最拿手的《游园惊梦》，大哥听说后，觉得他的行为着实“玷辱家风”，于是派警察总长去抓袁克文，准备把他押起来。可警察到了戏院，袁克文却令自己的徒弟们堵死了前后门，不让警察进来。无奈，警察总长亲自出马，劝他不要再唱了，结果袁克文慢条斯理地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最终，无论大哥怎么生气，还是不得不让他把这场戏唱完。只这两场戏，便花去袁克文近四千块大洋。

袁克文住在上海梅伯格路时期，时常约唐鲁孙去他家，一边抽大烟一边聊天。唐鲁孙不抽鸦片，但某日去，看见袁克文在烟盘子里放了两盏太古烟灯，一盏抽烟，另一盏架着一个小铁架子。正纳闷之间，三筒烟抽完，唐鲁孙这边的铜锅也发出香味，“敢情我这边灯上焖的是小型铜锅蛋。他掀开锅盖，也是顶锅香，他用上好‘雪舫蒋腿’，肥三瘦七剁成碎末，加入蛋内，自然比河南的铜锅蛋又味高一筹了。舍下现在仍旧不时吃焖蛋，不过不用铜锅铁锅，而用带盖瓷盅来蒸，味道是一样的鲜美”。吃到这种程度，连唐鲁孙这样的老饕，也不得不佩服他，称赞他“不但会吃，而且肯下工夫研究”。?

袁克文唱戏的时候让徒弟拦住警察

1916年5月初六，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袁世凯撒手归西，洪宪春梦杳然成空，袁氏一家老小上百人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经历了身世浮沉的袁克文，和自己的兄弟们一样，如同一只回旋往复的孤燕，不知在何处安家。袁克文别有深意地串演了一出《千忠戮》，迎来京城一片唏嘘。《千忠戮》讲的是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仓皇出逃，一路上看到山河变色的种种惨状，悲愤万分。全出由八支曲子组成，每曲都以“阳”字结束，故又名“八阳”，最出名的一支莫过于“倾怀玉芙蓉”：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

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

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

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

雄城壮，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这段悲怆到骨子里的曲调，唱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尘世大悲，袁克文经历家变，演来更加让人难忘，张伯驹在看过袁克文的演出后感慨道：“项城逝世后，寒云与红豆馆主溥侗时演昆曲，寒云演《惨睹》一剧，饰建文帝维肖……寒云演此剧，悲歌苍凉，似作先皇之哭。”郑逸梅在《袁寒云的物博一生》一文中，也有这段的记述：“（寒云）又演《惨睹》，饰建文帝，影载《游戏新报》中博。范君博题诗其上物中云：‘有脚不踏河北尘，此身即是建文身。闲僧满腹兴亡史，自谱宫商唱与人’。他演该剧，触及自己身世，沉郁苍凉，回肠荡气。方地山听之，为之潸然下涕。”

有人在戏剧体验中感叹人生，也有人以戏曲为媒为凭为证，从而演绎出那个时代的传奇故事。1924年，徐志摩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寄居在松坡图书馆，在一次新月社的京剧义演中，他作为名流被邀请出演《春香闹学》，讲的是南宋太守杜宝为女丽娘，聘塾师陈最良教以诗书，小婢春香伴读，专事嬉戏。陈最良责之，反为春香所戏弄，陈最良愤欲辞馆，丽娘劝止。徐志摩扮老学究，主角春香是当时京城有名的“风景”——王赓的太太陆小曼，这也是陆小曼第一次登台。曲终人散，无意间，陆小曼的发卷擦着徐志摩的脸，这两人的生命突然有了交集。这次演出也给许多人留下了印象，北大教授吴虞在1925年6月14日的日记上说：“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

胡适对于陆小曼的仰慕，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相识，亦是因为胡适某日对刘海粟说：“我今天陪你去看看王太太。到了北京，她家是不能不去的，这位太太又聪明，又漂亮，还会画画，英法文都很好，世上很少这样的人物……”这时，在一旁的徐志摩拍拍张歆海的肩膀说：“歆海，我们也去！”于是四人一道去看望陆小曼。不过，胡适对于京剧，必然是外行，他和黄侃同在北大讲学时，京城风靡京剧名伶谭鑫培（叫天儿）。某日课间休息，大家无事闲话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的人一时无人作声，黄侃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徐志摩也并不真心喜欢京剧，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婚礼后，他们移居上海，住在福煦路四明村。志摩转到光华大学任教，小曼则与沪上社交界时相周旋，跳舞、票戏，风头极健。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到上海演出，她一定要去观戏；她也喜欢捧坤伶，小兰芬、容丽娟、马艳秋、马艳云、花翠兰、花玉兰、姚玉英、姚玉兰、袁美云、袁汉云等人均受过她的扶掖。为捧角，陆小曼一掷千金，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上台票戏。陆小曼在上海的第一次登台是在恩振亚大戏院，剧目是《思凡》，还与江小鹣、李小虞合演了压轴戏《汾河湾》。

1927年12月27日，美术家江小鹣因为庆祝天马会——中国第一个美术团体成立十周年，要举行一次盛大的京剧公演，特地将两朵沪上名花——陆小曼与唐瑛给请了出来。唐瑛出身教会学堂，华贵雍容。她的父亲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哥哥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的秘书。两天公演的戏码，都派定陆小曼唱大轴。第一天《贩马记》要现学现排，原来由唐瑛饰赵宠，可是唐瑛有几句唱词转不过调来，一气之下就不学了，要俞振飞代替。俞振飞原来已在《群英会》里饰周瑜，他不愿舍此就彼，于是就想到由昆剧、京剧俱佳的翁瑞午来代替，小曼的风流韵事，也从此推向另一个侧面。第二晚唱《三堂会审》，陆小曼演苏三，翁瑞午演王金龙，江小鹣演蓝袍，而红袍一角则由陆小曼硬拉着徐志摩去演，徐志摩并没受过训练，在演出时，本应该“端坐”桌后的他，脚下一双靴子不时“自由”地伸出桌帏，令台下大笑。徐志摩为此写下了一段无奈而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腊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三堂会审》演完10天后，小报《福尔摩斯》刊出一篇文章《伍大姐按摩得腻友》，文中，余心麻影射徐志摩，伍大姐是陆小曼，汪大鹏是江小鹣，洪祥甲是翁瑞午，海狗会是天马会。徐志摩夫妇和江小鹣、翁瑞午延请律师，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起诉的对象是《福尔摩斯》小报的主编吴微雨，一同被诉的还有平襟亚，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但因为票友演一出戏而闹出官司，也许只有陆小曼了。

过年 与春节和解的鲁迅

中国人过年，图的是个热闹，一大家子无论在何地奔波，到了过年时节，总是聚在一起，吃一顿，喝几盅，仿佛一年来的陌生和过节，都在这几天当中，以一种近乎虚伪的客套结束，剩下的倒是亲亲热热，来年开春，各奔前程，走在路上，即使见面，似乎是可以不打招呼的。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1915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作“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而这时，鲁迅也完全没有过年的情绪，正月初一，鲁迅“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章师”是章太炎，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青年时期的鲁迅，是不喜欢过年的。1917年的除夕夜，住在北京城南绍兴会馆的鲁迅当天的活动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18年后，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鲁迅过年的迹象，似乎在到了广州之后才开始。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正是腊月十五。鲁迅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工夫也没有。他在信中向友人“诉苦”：“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1)一位几次访问过他的中山大学学生回忆道：“他（鲁迅）是得不到安静了。题字的，谈话的，撰序的，问难的，一天到晚的闹个不已。”(2)既是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春节前，在夏历祭灶日（1月26日），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后，还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观赏园中景物。次日，在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后，又游了珠江中海珠岛上的海珠公园。

广州的年宵花市（又名迎春花市）素来脍炙人口，所谓“满城炮竹迎春夜，到处花团锦簇天”，是羊城人民欢度春节的传统盛会。年二十九（1月31日）夜晚，他与正热恋中的许广平、爱徒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了花市。大年初三（2月4日），鲁迅和学生廖立峨、许广平、孙伏园特地到市北游玩羊城最大的公园——越秀公园。在园内，他们参观名胜古迹，登高俯瞰全城景色，一直玩到下午，也许因为过于兴奋，鲁迅居然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

鲁迅开始享受世俗的过年气息，和许广平有很大的关系。在他们的日记里，多处可以看到相伴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的迹象。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许广平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住屋。据鲁迅日记，节前三天（1月30日）“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2月2日）“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可谓无微不至。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了上海：这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十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段。刚来的时候似乎因为很忙，于是便“随随便便的度过”。这“随随便便的度过”，按照许广平的说法是“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1928年的春节（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仅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方式。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鲁迅寓居上海10年，看电影109次（场）。只有两年（1928年、1929年）选在过年时看电影，而春节三天晚上连着看，仅见于1928年。鲁迅在上海看电影，此前和此后多是“同三弟及广平”一起。过年这几天，则异乎寻常地邀上周建人全家（包括周建人后来娶的夫人王蕴如和两个幼小的女儿）共同看。

1929年过年（2月10日），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节前，鲁迅“往内山书店”，8日在书店“得《草花模样》一部，赠广平”。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鲁迅日记1929年9月27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2月已处在初孕期。）过年时，鲁迅还描绘“草花模样”的日文（这期间，鲁迅正教许广平学习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一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3) 1931年、1932年两年，鲁迅的春节过得有点惊心动魄。和他来往密切的柔石在1931年1月17日被捕并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春节（2月17日）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小屋（原为工友所住）里度过的。大年三十，他和夫人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鲁迅之所以“留之同饭”，因为蒋径三是鲁迅在广州时期就来往密切的青年朋友，“并非泛泛之交”。根据《鲁迅日记》，鲁迅这次避难期间，由于信息和安全的原因，来花园庄慰问、看望的友人，仅有“内山及其夫人来”一次（1月30日），和“晚蒋径三来”（1月23日）、“晚径三来”（2月6日）、“径三适来”（2月16日）三次。除这位“老朋友”外，鲁迅在花园庄还结识一位“新知己”，而且是“老外”，即当时同住花园庄的日本大学生长尾景和。他们由初识、交谈，到“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鲁迅特地于除夕前一日（2月15日），即小年夜，回寓所“为长尾景和君作字一幅”，相赠作为春节礼物。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2月4日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6日（春节），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大年初一，鲁迅带领家人（“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藏西躲、再次搬迁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

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1933年至1936年，走向生命最后几年的他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质的飞跃。变化始于1933年春节（1月26日）。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在自己家中过年，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和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娱，同辞旧岁。年夜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他带着4岁的海婴，爬上公寓四楼楼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这确实非同寻常。这是因为，“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而对他们来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燃放花炮，自是一种补偿。正如《答客诮》（写于此前二十几天）一诗所写：“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出于同一原因，在几天后（初六），当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同时也“为海婴买玩具三种”。大年初一，鲁迅则为许寿裳、望月玉成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其一因不满意，“已而毁之”）。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未因过年而放松。年二十九（1月24日），鲁迅写了《逃的辩护》、《观斗》两文。年后几天，又接连写出《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崇实》、《电的利弊》等多篇作品。

1934年春节。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平寄来的一盒糟鸡和9件玩具。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此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年初二），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此系绝无仅有，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中，亦属罕见，更不必说它的战斗性、深刻性，以及语言的犀利和精炼。此文系有感而发，其感第一来自于时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反动当局对民众的压迫和限制（不许过旧年，“什么佳节都被绞死”）；第二来自于自身数年来过年的经历、遭际与思考。这也正是内容的两个主要方面：揭露反对派对人民应有权利（休息娱乐，集会庆祝，发表言论等）的防遏、绞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以及御用文人（“英雄的作家”）有关的喧嚣鼓噪；充分肯定过年及其习俗，赞赏人们过旧历年（即春节）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两个方面，一破一立，紧密结合，即：通过揭示“不许过年”之荒谬，论证“应该过年”之正当和必要。文章末尾，“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燃放烟花爆竹，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鲁迅对爆竹，本是不感兴趣，乃至厌恶的。他曾明确表示否定：“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在居留北京的14年里，他一再以讽刺的笔调写爆竹，如：“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爆竹毕剥砰确的放起来，据说这算是过年”。对燃放爆竹的弊端，他也有切身感受：“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1926年8月，他离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在当年双十节（民国时期的国庆节），他听到庆祝仪式上的爆竹声，感受大不相同。他写信告诉许广平：“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许广平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鲁迅之所以对北京过年的鞭炮声有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每逢春节，他都要带孩子们（海婴，以及周建人的女儿）燃放烟花爆竹，热热闹闹，让自己和孩子们高兴。周海婴回忆：“到了春节要燃放花炮、烟花”，“当时我们都不敢点，父亲（鲁迅）也不插手，因为有建人叔叔在。焰火压轴戏是一个‘花筒’，小碗直径，半尺多高。点燃时喷出一蓬二米高的银花，一分钟便熄灭了。我们带着余兴未尽的依恋，在父母‘明年再买！’的许诺中下楼。”

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1935年、1936年），他和“过年”这件事彻底和解了。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居然写了6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他会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他也会邀请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大年初六，他邀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

鲁迅的过年历程像过山车，胡适的过年则一直没什么变化，他似乎沉浸在过年无趣的饭局之中。1934年，当鲁迅兴奋地和海婴大放三天爆竹的时候，胡适则徜徉在一个又一个饭局中，“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等到回到家中，胡适却发现“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苏州九如巷张家的过年则新潮很多，1931年，他们别出心裁地搞了一场“同乐会”。晚会自6点开始，除了唱歌跳舞唱昆曲，还演出了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17岁的张宗和扮演男主人公，22岁的张允和扮演女主人公，他们的继母韦均一则扮演了一个只有三句台词的店主人。

过年不可缺少的便是吃，最讲究的也许是唐鲁孙家里。他说按照北平的习俗，正月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头不下生（就是不蒸饭，煮饺子除外），于是他们家会准备几样小菜，最让人嘴馋的是“酥鱼”：“这是一样喝酒吃饺子两者咸宜的菜，活鲫鱼不要太大的，以一斤可买四五条为度，过大的鱼骨头就不容易酥烂了。把鲫鱼剖肚挖除内脏洗干净后，放大海碗里用酒（最好是黄酒）酱油，米醋（切忌用化学白醋）白糖拌合浸泡四十分钟，作料以盖过鱼身为度，可免频繁的上下翻动，将鱼体破坏，有损美观，等油烧滚将鱼放下煎透、将鱼起锅，铺在另一锅里，一层大葱，一层鲫鱼，葱不厌多，每层再酌放姜丝去腥。然后把泡鱼的混合调味料全部倒入鲫鱼锅里，以能盖过全部鱼身为度，盖上锅盖，放在文火上煨焖一小时半，淋下香油起锅上桌，此时葱溶鱼烂刺酥，尽管放心大嚼，不必担心鱼刺卡喉，酥鱼凉吃更好，做好放在冰箱留以待客，可免主妇临时治馔的若干麻烦。”另外，他们家还有颇有来历的“雉鸡炒酱瓜丝”。据说，这是“拳匪之乱，两宫蒙尘，銮驾西幸，两宫在潼关进膳，岑春渲进呈雉鸡炒酱瓜丝，独膺懋赏”，这道菜后来列入御膳房的膳单，自然更是身价百倍了。

北京人的过年，确实讲究。邓云乡晚年回忆在北平置办年货：“那时我家住在西城，一到腊月里，卖年货的，不单南到单牌楼，北到四牌楼，到处南货铺、点心铺、猪肉杠、鸡鸭店、羊肉床子、大小油盐店，涌满了人，而且马路牙子上，也都摆满了各种摊子。干果子铺门口，都吊着大电灯，那大簸箩堆的什锦南糖、京杂拌，都像小山一样。堂子胡同口上一家大鸡鸭店，大肥鸭子吹足了气，擦上油，精光肥胖，天天吊满了铺子。”最寒酸的过年菜来自廖仲恺。1921年5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请廖仲恺出任财政部长。廖素来精打细算，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那一年的春节，廖仲恺的管家楠伯思忖近年春节一直过得很悭俭，连糖果都没敢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财政部长未免太寒酸。便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不料仲恺听后竟说：“楠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乃名贵水果，我看就不买了，过节的事劳您将就一下吧。”何香凝怕管家难堪，便道：“楠伯讲的也在理，过年嘛总要有些气氛的。不如买些柑橘回来待客吧，价钱又比柚子便宜许多。”于是，当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前来拜年的时候，便只得一样过年的吃食——柑橘。大总统倒是会说吉祥话：“柚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最心酸的年货故事，当属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中的那个：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

并非所有人都在享受节庆的欢愉。梁漱溟选择的辞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做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8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五十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两百个，于10月返回成都。其结论是：“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随后，他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张爱玲在大年初三张皇地离开上海，她天不亮就走，把头包得严实，因为要去温州找胡兰成，她怀着一种苏三见王金龙的心情，是有些兴奋而委屈的，她不知道，到了那里，她找的那个人，会对她说：“谁叫你来的？”她选择在过年时千里寻夫，大约还是害怕寂寞，一个人过年，总是最为糟糕，这点，郁达夫深有体会。1927年1月14日，天气晴朗温暖如春，郁达夫要去拜访他的同乡孙百刚，孙百刚是郁达夫带日本留学的同学，两个人4天之前在内山书店买书的时候，偶然碰上了。一大清早，郁达夫喜滋滋地换上妻子孙荃刚刚给他寄来的冬衣，心里十分地感激妻子，还念叨着说要赶快做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给她来做过年的开销。可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在孙百刚家里，郁达夫遇见了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士，感到惊为天人，他在当天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这一年的除夕，郁达夫一个人在沧州旅馆订了一间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旅馆的经理对此非常不满，郁达夫却不管，他只要热闹，不想要一个人寂寞地过年。第二天，他又跑去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当然，这一年新年的主题词，是“想念王映霞女士”。

1941年，蒋介石也过了这样一个寂寞的年，因为和宋美龄吵架，圣诞、新年和春节，宋美龄都留在香港没有回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这一天的胡适日记一字未写，而贴上了一张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简报。蒋介石、李宗仁等民国政要赫然在列。同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次的春节，委员长过得十分用心。

除夕夜，委员长“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附注

(1)鲁迅，《5270126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7页。

(2)薛绥之主编，《清水：我怀念的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

(3)《柔石日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第54页。

时髦 张爱玲的霓裳羽衣曲

1945年4月6日，在上海《力报》上出现了一篇小文——《炎樱衣谱》，这篇只有短短数百字、类似广告的小文，静静地刊登在报纸上，很多年之后，才像遗珠一样，被人们所发掘，因为，小文的作者，是张爱玲。张爱玲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她的好朋友炎樱要和其妹合开时装店，张爱玲也是“股东”之一。为了回应炎樱妹妹的“爱玲能做什么呢”的疑问，张爱玲想到了写这篇文章，做个小广告，于是在文章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笔下的炎樱时装设计：

草裙舞背心

从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六七年罢，每一个女人都有一条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深红色的居多，下垂排穗。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说，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炎樱把她母亲的围巾拿了来，中间抽掉一排绒线，两边缝起来，做成个背心，下摆拖着排须，行走的时候微微波动，很有草裙舞的感觉。背心里面她常常穿着湖绿银纹绉的衬衫，背心下面露出不多的一点鸦青小裙子，而那背心是澳绒的，胶漆似的酱红，那色调，也是夏威夷的。

还有一付绒线手套，同样颜色的。手套朝外的一边，边缘缀着深红绒线的排穗。短短的、鬃毛似的，从小指的指尖到腕际。这里的灵感，来自好莱坞的西部影片。美国西部的牛郎，他们的大脚裤，两边镶着窄条的牛皮排须，一路到底，又花俏，又是大摇大摆的英雄气概。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骑脚踏车的时候戴了这样的手套，风中的排穗向后飘着，两边生了翅膀似的，也是泼刺可爱的。

罗宾汉

苔绿鸡〔麂〕皮大衣，长齐膝盖，细腰窄袖，绿条清简。前面一排直脚钮，是中国式的，不过加以放大，鸡皮扭作核桃结，绒兜兜也非常可爱。苔绿绒线长筒袜，织得稀稀地，绷在腿上，因为多漏洞的缘故，看上去有一层丝光。整个的剪影使人想到侠盗罗宾汉。罗宾汉出没于古英国的“绿森林”里，他和他的喽啰都穿绿，因为是“保护色”。那时候的男子也穿长筒袜，连着裤子，上罩短衣。这里的是“改编”了，然而还是保持了那种童话气息的自由俊俏。

绿袍红钮

墨绿旗袍，双大襟，周身略无镶滚。桃红缎的直脚钮，较普通的放大，长三寸左右，领口钉一只，下面另加一只作十字形。双襟的两端各钉一只，向内斜，整个的四只钮扣虚虚组成三角形的图案，使人的下颔显得尖，因为“心脏形的小脸”，穆时英提倡的，还是一般人的理想。

本来的设计是，附带地还有一种桃红的Bolero。这种西班牙式的短外衣，现在已经过时了，可是这里的一件和从前的流行的有点两样，所以还值得一提。印度软缎的桃红外衣，胸前敞开，细长的袖管，袖口像花瓣的尖，深深的切到手背上，把一双手也衬得像纤长敏感的。后身也剪出个尖子，为了要腰细。暗绿、桃红，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华靡——人像一朵宫制的绢花了。这些衣服放到现在恐怕也并不过时，你要是穿着带着罗宾汉意味的苔绿色大衣出街去，一定会引来许许多多的人围观。而桃红柳绿的搭配，恐怕除了身材浑然天成的衣架子，轻易绝不敢尝试。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属于张爱玲风格的衣服，这位小姐对于时尚的理解就是四个字：奇装异服。对张爱玲有着颇多不满的女作家潘柳黛在她的文章《记张爱玲》里详细描述了张爱玲的这一特点：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向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的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的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相值，张爱玲忽然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她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融合了古外古今的大噱头，她把自己先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从小，张爱玲就是一个时髦的小囡。八岁的时候，你在干吗？我反正还在为邻居小胖可以吃到整袋的申丰巧克力而哀伤，看看张爱玲，我沉默地惭愧不已：“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的骨子里，有一种对于时尚的狂热追求，这源于她的母亲黄逸梵。母亲酷爱剪裁，每次与小姑上街买了布料，回来总要对镜打量一番，父亲张廷重看不出这有何种乐趣，见了，便会没好气地说：“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黄逸梵出生在和张廷重一样的官宦之家，但她更热爱外面的世界，她是胡适的牌搭子，是尼赫鲁姐姐的秘书，是蒋碧薇的闺蜜。在《对照记》里，有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照片，可窥到黄逸梵年轻时代的飞鸿雪泥。侧身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角蓝绿外套，叫人联想起张爱玲笔下的母亲：“肺弱的她学唱歌，听起来更像吟诗，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抱歉地笑，娇媚地解释。”这位时髦的母亲“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对照记》），1930年初单衣薄裙在西湖边赏梅，秋季便置身法国山下看雪，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小脚嫂子比大脚姑子滑得还要好。她给女儿的信里，也离不开时尚：想学皮革制作，开店卖手袋。黄逸梵真的从马来西亚买过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孤岛后她去新加坡，丢下这堆蛇皮，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带着张爱玲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曝晒防霉烂，深以为苦却不敢懈怠。即使黄逸梵有多么潦倒的生活，在张爱玲的眼里，她都是浮华而美丽的，一如她在英国工厂做女工，却执意在张爱玲和赖雅结婚的时候给280美元的红包。

这种浮华的美丽，牢牢镌刻在张爱玲的血液里。所以姨太太为了讨好她，给她做了一套雪青丝绒的短袄和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布料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小时候的张爱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你。”虽然长大后，她为了这句话始终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母亲，但她对于新衣服的追求，从没有停止过。后妈给她穿旧衣服，她便不高兴，觉得她虐待她。很多年之后，她在《小团圆》里还不忘说：“翠华从娘家带来许多旧衣服给九莉穿，领口发了毛了的线呢长袍，一件又一件，永远穿不完，在她那号称贵族化的教会女校实在触目。”

不了解的人说张爱玲虚荣，虚荣是有的，但也没有办法。复旦大学鼎鼎大名的“爱的花”(1)小姐严幼韵因为父亲在南京路上开“老九章绸布庄”，因此每天都更换最时髦的服装来。1929年毕业于复旦商科的章宗钰先生回忆道，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则说，她就是一个“衣服架子”。由此可见，穿着旧衣服的张爱玲，在学校里也许确实会尴尬，更何况，她是那么的爱美丽。

张爱玲喜爱强烈撞色的衣服，比如在《对照记》中有两张照片穿着广东土布做的衣服，是她在战后从香港买回，图案是“最刺目的玫瑰红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这种“乡下只有婴儿穿的”广东土布后来有了一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香云纱”。她去游园会的时候遇到影星李香兰，也许因为当天穿着她最得意的那件“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对照记》）裙子，所以才洋洋得意地拍了照，甚至不看镜头，她觉得在那一刻，她比李香兰更美。这裙子是她祖母的被面改的，设计者当然是开头介绍的要开时装店的炎樱。这种艳丽的颜色也吸引了胡兰成，1944年8月26日下午，张爱玲的畅销书《传奇》在上海康乐酒家举办读者茶话会，当时张爱玲和胡兰成刚刚成婚，然而见面却要装作并不熟稔，胡兰成回忆，张爱玲当天“穿着橙黄色绸底上套，像《传奇》封面那样蓝颜色的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圈，其他便长长地披下来，戴着淡黄色玳瑁边的眼镜，搽着口红，风度是沉静而庄重”。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这种打扮，绝对不可能是“沉静庄重”的，“别致”倒还说得过去。即使是到美国之后的张爱玲已经没有精力在服装上用心，虽然庄信正的太太杨荣华说她那身“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型出色”，但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穿着一次性拖鞋在汽车旅馆见林式同的那个落魄的张爱玲。

不过，张爱玲只能算是奇装异服，真正会穿衣服，还要算靠一袭银色的丝绸旗袍把王映霞都看呆的陆小曼，以及她的闺密唐瑛。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的唐瑛不但讲究穿着打扮，而且很有头脑，懂得把握时尚，是民国时期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名副其实的时尚女皇。唐瑛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回国后在上海开私人诊所。唐瑛长相漂亮，五官有着一种西洋的风情，她毕业于旧上海的中西女塾，前身就是张爱玲就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这位唐小姐当年使用的品牌，和现在的时髦小姐们毫不相差：CHANEL、Ferragamo、CD、CéLINE和LV……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她的穿着一直是老上海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当时的女性杂志《玲珑》，就鼓励新女性们向唐瑛看齐，把她作为榜样，要交际，要打扮。据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回忆，唐瑛哪怕不出去交际，在家通常每天也要换3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出门穿旗袍，晚上家里有客人来，则穿西式长裙。那时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唐瑛有件旗袍滚边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

虽然衣服多得来不及穿，但唐瑛并不是一个“败家女”，她是相当有头脑地去赶时髦的。家里特地给她配了个裁缝，每次她出去逛街，比如去鸿翔百货看到新式的衣服，她不买，而是自己记下样式，回家吩咐裁缝做，既拷贝了最新的样式，还改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设计，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又时髦又前卫。

不过，真正把设计时装梦化为现实的，不是张爱玲，不是陆小曼，不是唐瑛，而是被徐志摩抛弃了的张幼仪。她在离婚后开了上海滩著名的女式服装店云裳服装公司。l965年，台湾的《传记文学》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归属还起过一场争辩。先是容天圻在第十卷第一期撰文《陆小曼与云裳服装公司》，说这家公司是唐瑛和陆小曼合资创办的，并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下面有文字说明，说照片上的小女孩是宋春舫的女儿，左边穿洋装花裙，襟上结一大红花的是唐瑛，唐瑛旁边穿西装打花格领带，留着小胡子的是江小鹣，最右边穿旗袍的是陆小曼，旗袍袖子改为西式的可能就是她自己设计的。唐瑛后面的那位男子，据照片的原持有人说，可能是张幼仪的弟弟张禹九。因为在这之前，梁实秋曾经在《谈徐志摩》文中说“云裳公司根本与陆小曼无关，那是志摩的前夫人张幼仪女士创办的”，所以《传记文学》在发表容文之前，把文章给梁实秋看了，梁看后回信说，云裳公司确实与陆小曼没有关系，是张幼仪办的，且说“知道云裳的人，在台湾还有”。《传记文学》编者在按语中“希望确知上海云裳服装公司的人，能够有所补充，而使这一有趣的小考证，有更圆满的结果”。

于是，第二期的刊物上就登出了新月派成员刘英士的文章《谈云裳公司及其人事背景》，详细地谈了云裳公司创办的过程：

1926年初春，张幼仪与七弟景秋（留法）、八弟禹九（留美）一起回国，住慕尔鸣路张公馆。刚回来总要添置新衣，张老太太便请来一位南翔的裁缝，名叫阿梅，此人手艺极好，只要听清雇主的构想，就能做好衣裳。当年夏秋间，张公馆搬到西摩路。不久幼仪的母亲去世，全家需要穿素服，阿梅又一次显示了他在裁剪方面的才能，最终使幼仪下了决心，在当时还算偏僻的王家沙电车站东边静安寺路开了一间不大的服装公司。

不过，在唐振常先生主编的大型画册《近代上海繁华梦》上，有云裳服装公司的一帧照片，说明文字为：“位于静安寺路斜桥弄附近的云裳公司，是旧上海首屈一指的女式服装店，由当时沪上美术界名人江小鹣、邵洵关和名交际花唐瑛合资开办，所以该店的服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采，并首创以时装模特儿做示范。”而1927年8月3日，徐志摩也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老兄不笑话吗?”听口气，倒像是徐志摩办的。不过，唐瑛也好，徐志摩也罢，应该都只是给云裳服装公司撑撑门面，真正的经营者，无疑是张幼仪。

“云裳”把世界最流行的服装款式拷贝到中国，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1927年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相比之下，北平的时髦风似乎朴素一些。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从上海到北京玩，住在北京饭店38、39号。张的孩子们都很小，一天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进来两男两女，女的都穿旗袍，一粉红，一淡绿，头上梳个发髻。这两个是满族的贵族妇女，因为那时汉族女子都穿裙子，由此可见，旗袍的全国性流行，还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事情。旗袍流行之后，样式变得厉害，北京的当铺便有个有趣的规矩，不收旗袍，因为旗袍的样式变化太快，要是不赎，死号之后卖不出去，也不能改作他用，只能烂在铺子里。不过，刚开始的旗袍，似乎还是那种前清的老款式，就像张爱玲在《十八春》里说的“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第一个改良旗袍的，是住在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后婉容。她的御用裁缝李春芳回忆，旗袍本来都是肥大的款式，某天婉容突发奇想，叫李春芳给她做一件能显出曲线的旗袍。旗袍做好之后，婉容试了试，觉得非常满意，却不敢再穿，只是很有先见地下断语道：“我琢磨着，以后的人穿旗袍，不会穿这种短气儿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抗战胜利后，北平曾经一度流行灰背大衣这样的女装。素有“桃色将军”之名的孙元良也带着爱妾跟风到瑞蚨祥挑选大衣。店家一看来客势头不小，自然分外殷勤，优礼有加。孙等登楼环顾，见货品琳琅满目，自恃有钱，任意挑选。店中也将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陈列。不料这两位顾客并不识货，挑来挑去，也只是凭价码判定货色高低。他们从500万、600万看到800万，心犹不甘，便问：“还有价值更高的没有？”店中人已看出买方并不识货，也识破了他们的心思，送上门的冤大头不宰白不宰，于是回答：“柜上佳品，已尽于此，如要更好的，须到仓库去取，可否请您稍等。”孙点头后，店里即派人出门，但并非去仓库，而是到附近祥谦益取来一件灰背大衣。这件大衣标价600万，在橱窗里摆了大半年也没卖出去。瑞蚨祥拿过来，换上自己的标签，加码至1200万。送到楼上，店中人告诉孙元良，这是无上妙品，不遇识家是不轻易拿出的。孙听后甚为满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识家”，欣然付账而去。孙元良后来官至兵团司令，败逃台湾后解甲从商，一直活到104岁。有趣的是，这位当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将军，晚年当上了台湾一家绸布公司的董事长。不过，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业，而是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但名声似乎比父亲更大，他叫秦汉。

北大的顾随似乎是教授中最会穿衣服的一个。他冬天上课的时候，里面要穿春绸衬绒布袍子，外面套丝绵或者灰鼠的袍子，最外面再套大毛的袍子，还要围黑绒线围巾。据说这种穿法在北平是独一份儿，他进教室之后，先摘围巾，一件件脱掉袍子，到了下课，再一件件穿上。相比之下，清华的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打扮：短袖衬衫、打领结、打猎式西式短裤和羊毛长筒袜子，这也许也是一种时髦。最应该时髦的胡适在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都是穿着蓝布大褂，冬天罩在皮袍子外面，春秋罩在夹袍外面。夏天除了偶尔穿夏布杭纺大褂外，一般也是一件蓝布大褂。于是，有一年冬天中文系开会，散会后胡适和杨振声一起走出来，当时杨穿着獭皮领礼服呢的中式大衣，戴着一顶獭皮土耳其式的帽子，嘴里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而胡适则穿着蓝布大褂和棉袍走在后面，还替杨夹着皮包，乍一看，杨振声更像校长，胡适倒像一个跟班了。不过，1921年夏天，胡适去上海考察，茅盾见到的胡适，却是一副“少爷”打扮：“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七八年以后，十里洋场的阔少爷也很多这样打扮的，是不是从胡适学来，那可不得而知。”

男人的奇装异服还是得出现在上海。常常容易被误会成林徽因的诗人林微音经常在夏天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面走，胸前的口袋上放一角白手帕，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施蛰存特别痛恨他这种打扮，据说有天“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2)。

附注

(1)之所以叫这个花名，是严小姐坐自备轿车来上课。轿车配有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84”的英文念成沪语“爱的花”。

(2)施蛰存，《林微音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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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后的裁缝》，周进，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茅盾全集/第三十四卷/回忆录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私语张爱玲》，陈子善，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我的姊姊张爱玲》，张子静，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浮世万象》，孙曜东，宋路霞，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林徽因、梁思成与我》，林洙，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往事苍老》，李辉，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苏曼殊全集》，苏曼殊、柳亚子，根据北新书局本影印。

《红尘孤旅：苏曼殊传》，张国安，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胡适、耿云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

《云游——徐志摩怀念集》，秦贤次编，兰亭书店，1984年版。

《吴宓日记：1928～1929》，吴宓，三联书店，1998年版。

《追忆吴宓》，李维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吴宓的情感世界》，何世进、于奇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往事》，毛彦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2003年版。

《凌叔华：古韵精魂》，傅光明，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曾经辉煌：被遗忘的文人往事》，蔡登山，台北秀讯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

《杂记赵家》，杨步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钦文自传》，许钦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沈从文传》，凌宇，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沈从文传》，金介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鲁迅日记中的我》，许钦文，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潘光旦文集》，潘光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一八艺社纪念集》，吴步乃，王观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从广州至上海——鲁迅如何过年》，谷兴云，《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05期。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序

上篇

上上签 胡适先生的宿命

微博控 吕恩的八卦口述史

旧玩偶 曹禺的娜拉

打酱油 林风眠的苦日子

老陈醋 冰心大战林徽因

好基友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生活

出家人 无情李叔同与多情苏曼殊

红头绳 萧红的时尚导师鲁迅

八宝箱 谁撕了徐志摩的日记

脑残粉 吴宓教授的红楼世界

鸿门宴 梁启超与林长民的小九九

征婚帖 非诚勿扰的章太炎

MOTEL 张爱玲的“抗虱战争”

下篇

戏果 成功案例赵元任、沈从文，失败案例卞之琳、费孝通

同居 最想被金岳霖抹去的岁月

失恋 徐志摩们如何走出情感困境

怨偶 民国的几件离婚大案

借钱 “杨白劳”萧红和“黄世仁”钱钟书

置业 房奴郁达夫

蜗居 北漂青年沈从文

票戏 资深文艺男青年袁克文的一生

过年 与春节和解的鲁迅

时髦 张爱玲的霓裳羽衣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