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死屋手记

-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ISBN：9787532764617

- 译者：娄自良

- 责任编辑：吴健平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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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

——总序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

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与侮辱的”等等。这表明陀氏的小说真正的着眼点也许并不全在正面的写实上，更在审视人的本身、剖视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义上。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创作却中断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里。在文学观念上他虽然和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是积极成员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并处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流放苦役并期满后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亲历底层生活极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长期亲历流放和苦役，无可否认也加重了他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阴暗的感觉。与底层生活的紧密接触，使他更关注人民的思绪，特别是根植在民间的宗教意识，一种寻求权力阶层和平民之间和解的倾向在他身上开始显现。加之生理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沙皇鹰犬无时不在的监视跟踪，更增添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以致他的创作也隐含了某些病态、痉挛的风格。这也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说陀氏思想消极面的由头。

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在五十年代末返回彼得堡，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1861）还继续着四十年代的风格，在长篇中除了描写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以外，已经出现宣扬正教受苦受难精神、人要在苦难里寻求幸福、以苦难来净化心灵的说教。对社会真实的揭示和借宗教解脱的药方，是这一时期创作里很明显的矛盾倾向，出现了所谓“苦难救赎”的主题。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罗斯农奴制度改革，陀氏却在文学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张。一八六一年他针对杜勃罗留波夫[1]而发的一篇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明确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虽然他并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强调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张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国的斯拉夫主义[2]，一八六二年发表《两个理论家阵营》，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如卡特科夫[3]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出“根基论”[4]主张，强调人民的信仰才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国的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根基”相结合，西欧的革命方式不适用于俄国，应该寻求在君主和正教教会指引下的和解和团结，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两者的联合。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对陀氏思想最有非议的地方，常常被视作对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期，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笔记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发表了。小说展示了苦役犯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恶”的变异。人性中兽性一面发展成“恶魔化”的个性，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一八六四年发表的中篇《地下室手记》更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一种“自卑”的内心世界，触及了人的潜在意识问题。在“幻想家”之后，又出现了“地下人”主题，但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手记》一书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中“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发，后来高尔基更认为此书是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解。这部很深入描绘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小说，承担了太多的政治重负。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西欧社会。六月到八月间，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的逗留，看到的一切使他对西欧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产生极大的疑惑。归国后不久，就写了散记体小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一次触及“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母题。这是他的“根基论”最早的文学表述。这一母题在后来的几部大作品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开拓，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叶的《作家日记》和最后的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更有综合性的探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至此似乎是在为最后的四部厚重的长篇作准备。一八六六年长篇小说《罪与罚》出版，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作品表面的谋杀情节遮掩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小说涉及的十分广泛的论题早已冲破故事框架，所以读者掩卷后存留在脑际的往往是各种论题，如涉及“超人与庸人”的超人哲学、有关“强者与弱者”的权力真理，更有人在言语行为里不自觉的“潜意识”泄漏，以及再一次回响起的“苦难救赎”等等。由于每个论题都有相当的雄辩性，小说作为一个体裁竟第一次彰显出某种互不相让的思想争论的品格。这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称作为小说的“复调结构”，影响着此后一百多年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发展，且至今被认真地讨论和研究着。

《白痴》（1868）、《鬼》（1871—1872）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白痴》是一部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探讨了“罪恶与圣洁”的题目，在一个由伪善虚假织成的罗网里，一旦有人捅破那层薄薄的遮掩，这妖魔化的世界便不成体统，梅诗金公爵这个“自然人”，以十分单纯无邪的处世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结果呢？一切都是颠倒的：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成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命定了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诗金公爵并没有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仍然回到他那瑞士的净土。作家以强烈的激情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腐朽和道德丧尽的世象。梅诗金公爵像一面镜子，返照出腐败的群象。《鬼》则把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善恶本质紧密结合起来作深入的剖视，在一个政治事件里发现人性里兽性——妖魔化的依据。《鬼》从情节上看是一部涉案小说，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反虚无主义”的主题，也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变革中欧洲道路的评价，但作品更多的是从共性、抽象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暴力与道德人性、社会主义思想里无神论的得失等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变革时期，这些敏感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深谙文学的高尔基也从政治上评价《鬼》，说过这是“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无数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但就作品思考的深度、对沙皇政府的揭露，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此书的意义恐怕远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之外，且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也许可以发现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里呼应着类似的共通主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计划中有上、下两部，最后只写成了第一部。评论界一般把这部小说视为作家最成熟的作品。作家曾经开拓过的种种主题，如：“幻想家”、“双重人格”、“灵与肉”、“被伤害与侮辱的”、“超人哲学”、“权力真理”、“偶合家庭”、“恶魔性格”、“苦难救赎”等等，在这部书里都作了探讨。小说把社会现实生活的揭示、人物类型的刻画、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融合在一起，涉及了政治、社会、人性、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论题。书中展示的人物，从老卡拉马佐夫到德米特里、伊万、阿列克塞三兄弟，以及身为厨师、实为老卡拉马佐夫私生子的斯乜尔加科夫，这个“偶合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十分鲜明的性格，代表着不同的主题。作家从人物的心理和意识着手，写出了“俄罗斯性格”的不同方面。这些性格要素是认识俄罗斯社会和人性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俄罗斯性格”似乎只是一个褒词，其实作为民族性格来讲，它“既伟大，又孱弱”，充满正反矛盾和斗争的习性才是正常的。就像果戈理《死农奴》里的地主们，也正是“俄罗斯性格”某些方面的体现。高尔基曾经写了两篇文章专论“卡拉马佐夫习性”，但这何尝不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只是消极面凸显得更明晰罢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把俄罗斯人的生活观念、宗教意识、民族特性和人性欲望都作了透彻的解剖，脱略在具体画面之上的含义正是陀氏所追求的目标。嗣后的作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诸多现代派作家会把陀氏视作为自己的师承。但陀氏作品的丰富性，表明他依然是写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的真实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内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张的行为来体现，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氛，形成别具一格的真实。陀氏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这恐怕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键所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陀氏还创作过两个长篇《赌徒》（1866）和《少年》（1875）。《赌徒》题材不大，写人被嗜好和物欲控制，无法自拔的状态，对沉湎于赌博的心态有极为传神的描绘。人性的弱点反过来控制人本身，带着悲剧性的意味。这也牵涉到作家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该书的创作过程成就了一段佳话。陀氏一生为金钱所困，为了偿还哥哥米哈伊尔身后的债务，他与出版社约定在规定的期限里交出一部作品，但合同规定，如逾期不交，将影响陀氏作品的版权。作家无奈之下，只能聘用女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由他每天口述小说内容，斯尼特金娜打字整理成文稿，最后在二十六天的时间里赶完书稿，同时也成就了作家第二次婚姻。斯尼特金娜即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陀氏去世后，她对陀氏遗稿的整理作了许多贡献。《少年》写了俄国资本主义进程里人们浮躁的心态和欲望的变化。七十年代人们急切的发财欲望腐蚀着年轻一代人的灵魂。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极端个人主义，表示出明显的担忧，他想从宗教思想里找到适合的药方，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小说生动地见证了这个剧变时期的人心浮躁的状态。也许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的一些作品，如中篇《永久的丈夫》（1870）、“幻想性的故事”《温顺的女性》（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都各有侧重，不相雷同。特别是《一个荒唐人的梦》把“幻想家”的主题上升到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憧憬，说明陀氏思想的变化。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氏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家日记》，体裁不一，有政论、文学评论、回忆录、特写、谈话式的随笔以及一部分小说。长期以来，俄国评论界认为《作家日记》体现了作者思想中软弱以至反动的一面，其实这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资料，是正确理解陀氏其人其事的钥匙。陀氏一生，磨难不断，除了政治上的迫害，经济窘迫也是他和俄国其他大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预支计划中作品的稿费，以解眉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他的写作风格，而为有些评家所诟病。但陀氏的写作风格正是冲动型的，不加掩饰的内心激动，急于表达的思想观念，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具一格的文风。他不可能像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那样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文稿。感情的激流一路狂泻，有时甚至显得痉挛纠葛的文风，构成了陀氏小说的别样格调。很难说他写的是美文，但有着不作掩饰的内心披露，深入骨髓的无情解剖，作家自己常常会忘情于展示严酷的真实，以致只求将它们如实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不作表面的抑扬，却把判断留给读者自己。

陀氏小说对世界和人性的思考和剖视，把小说这个文学体裁推到了思想的前沿。小说家不是政治家或哲学家，重要的不在他能提出什么医治人生和社会的良方，因为这时他们往往是既幼稚又可笑的。文学的力量在于敏锐的发现，表现的深刻，在感性的图像里展示世界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奥秘。就这一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的高度。高尔基虽然对陀氏有些作品颇有微词，但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知道这并非溢美之词。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逝世。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臧否不一的评论从来不曾间断过，这主要是对他的政治倾向性和宗教意识而言，至于对他在世界文学中崇高的地位，他对小说文体的巨大贡献，似乎并不见太大的异议。倒是随着现代小说风格的演进，陀氏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变幻的母题旋律

小说通常都以题材分类，例如司各特的《艾凡赫》被称作“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以“场景”来归类，如“巴黎场景”、“外省场景”之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通常被称作“史诗小说”，更有完全具体如英国作家哈代的被统称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故事虽然大都发生在彼得堡，但并没有评论家称他的小说为“彼得堡小说”。原因是陀氏小说不断开拓的是一种“母题”，他像音乐家那样，找到活跃在生活里的种种“旋律”，构成他小说的主要元素。这在以往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

“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 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入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入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往往会在后来的历史里找到佐证。例如被评论家阐释得很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宗教大法官”那一节，历来有种种解释，但这一节涉及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秩序、暴力与奴役等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带着某种寓意的性质。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作家描绘的内容作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想留下一点让人遐想的余地，包括俄国评论家定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结构”[5]，正是这种特殊风格的表现。

独特创新的小说艺术

小说艺术的经典样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三百余年时间里，经过从塞万提斯、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的创新，已经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使小说的内涵层次有了更饱满的展现，并在经典的小说样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所谓“复调”现象。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小说体裁的限定，如长篇、中篇、短篇；记事体、传记体、虚构体、书信体，或人物小说、事件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小说、纪实小说等；或在构成小说的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依据。但小说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陀氏的小说却通常能提供更加饱满的阅读层次。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里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内涵。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虽然在其他大作家那里也不乏表现，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一种特色。

小说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小说可以在故事情节层次上被阅读，也称作事件层次。这是可以用叙述梗概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一部分内容。一个年龄不小的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和一个苦命的、饱受凌辱的年轻姑娘杜勃罗谢洛娃相爱，而终因周围世界中人、事和生计的迫促，只得深受别离之苦而抱憾终身的故事。主人公善良而软弱、自尊而无奈、深情而无力的处境，社会与生活对小人物的重压和摧残，贫苦情侣在生活重担下无出路的状态等等，这就是陀氏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故事情节层次。一个读者，单读这个感人而痛苦的爱情故事，也可以受到感动。再看另一所谓“偶合家庭”的故事。父子、兄弟五人间种种思想的、感情的、物欲的、精神的冲突，在冲突、矛盾，以致仇视的过程中，引出一起弑父的案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层次。这个事件对于读者也一样有它的吸引力，它显示了一个家庭悲剧，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行为的理由。读者也看到了人性的罪恶与奸诈，情欲对人的毁灭力量。这样的事件，在生活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许多小说在这个层次上就结束了。这类小说被称作为情节小说，或者事件小说。但陀氏的小说通常还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的阅读。

社会历史的层次较之情节和故事要更进一步，因为它着眼在与故事相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主题也许并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义，但它们有着时代的迫切的内涵。不仅促使当代人思考，而且是长久的历史鉴照。《穷人》在这个层次上表达了社会的混乱和失衡。好人受苦，恶人当道；有活力的青春被毁灭，为非作歹者左右他人的命运，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它的出路在哪里？谁的罪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写照。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它会引起别林斯基等人的惊呼，但它也会引起后来某些社会阶段里人们的共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处在这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表面上并不十分显著，但是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的“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社会变革观，在这里得到了综合性的表述。作家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尖锐批判的西方资产者的贪欲与自私、伴随西方式自由与平等而来的罪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以文学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深植在人民土壤里的宗教意识与文化知识载体的完美结合，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里的“俄国方式”。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中时代的层次，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的社会历史内涵。是当时俄国具有相当迫切性的主题。但这样的母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因为文化宗教背景产生现实的距离，但对今天的俄国社会和文化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而且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这些思考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八十余年历史进程中，从来也不曾消停过。俄国方式的宗教影响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激流。

个别的事物走向本质的共通，具体的形象趋于抽象的普遍。小说在经过了故事情节画面、社会历史含义之后，最后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哲理。它是无数具体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图像的普遍概括。它不会因事过境迁而失去活力，却能把表象指归到本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着眼点，往往正是在这人性共通的哲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有相当透彻的了解，这从他论述到的哲学家的数量上可以证明，但他不是哲学家，作为小说家，他必然要透过人性来观察现象的本质。他说过要“在人身上发现人”，所谓“窥视心灵的奥秘”。这是作家最终的着眼点。如果说一部《穷人》，苦难的爱情是它的情节，善恶的失衡是它的现实，那么主人公心理的变幻是它最终要探索的奥秘。就像《双重人格》，情节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小公务员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精神病人的感觉和体验。所指社会现实是弱肉强食，强力和扩张对软弱与安分的排挤，但作家在永恒的人性层次上要说明的却是善与恶原本就共存于一体，人性与生俱来有着“双重”性，魔鬼与天使共居一处乃是人的天性，人性的复杂和变异都来源于此。当然，这一命题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开篇，更深的探究还有待后来的几部大作品，《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性格里那种善与恶、崇高和卑鄙的难以想象的结合，《鬼》里斯塔夫罗金幻觉里看到的那个可怕之至的“蜘蛛”，其实就是他内在本性里恶的幻化。他那种对善恶界限虽然内心清楚，却行为放浪、淫乱无耻、不断作恶，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时宣教，却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我……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终于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里以自杀了结生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鬼”谈话，正是一个人身上善因与恶因的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类题目有许多，例如“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人的非逻辑行为”、“潜在意识与外部行为”、“直觉现象”、“偶然与必然”、“理智与感情”、“诱惑与理性”、“灵与肉”、“真性情与无个性”等等。总之，他善于把真正人性面上那一层遮掩物毫不顾惜地揭开，示世人以人类本性的真相。所以永恒共通的层次是陀氏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在这个层次上来读小说，可能具体的情节故事和社会历史画面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作家探讨的是在抽象共通层面上的题目，所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的部分。它们超脱了具体的图像和事件，进入共通的境界，把人身上最最隐秘的部分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涉及永恒哲理的层次有许多，人性的奥秘是重要方面，当然也有超出人性范畴的命题，如“真实与假象”、“宗教与道义”、“教条式与创造性”、“生命的本质”等等。这些题目的产生，当然并非完全抽象的永恒，而有陀氏自身的历史限定性，但他所提供的思考角度，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所以对陀氏作品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作家十分独特的发现。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虽然在最初颠覆传统的时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过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开始谬托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现代主义的偶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虽说也可以强调某些传承关系，但陀氏终究还是经典小说的代表。不过他小说里的创新，的确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现实诉求和批判热情为主要特点的。所以后来在俄国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思想特征上来评价。但俄罗斯小说艺术，也有着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尤其让人觉得有着某种新意。直到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巴赫金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28），其中提出陀氏小说的“复调结构”问题，才引起评论界注意。可惜的是该书的主要思想与当局一统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体系不合，未能广泛流传。而作者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于次年被投入北方集中营，后又辗转流放到南方。身心横遭摧残。但他的著作却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巴赫金的理论直到五十年代终于引起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的争议，于是在一九六三年经过修改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名发行新版。在苏联依旧争论不绝，但此时在国外已经把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小说理论的重要创新，甚至把巴赫金视作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6]。现在即使在中国，一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联想到巴赫金，似乎“复调小说”理论才是唯一能说明陀氏创作的理论。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论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复调”之说，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陀氏小说的特点。这是小说写法的一个变革。在陀氏本人，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概念。但读者如果没有先入之见，在读完他的小说后，常常会有一种感觉，似乎作者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讨论了许多问题，或者通过作家的描写涉及了种种情景，但读者在掩卷沉思时，又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作者最终也没有在他的书里投下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但他促使你对书中的叙事进行思考，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都可以在你耳边絮叨，都在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作家本人到底站在哪一个人物的后面，反而很难让人捉摸。这就是所谓的“复调”。这个理论是借用了音乐上的一个术语。好比音乐的声部，原来的小说都是一个基调，伴随着和声，但现在像巴赫的赋格，出现了平等的声部，就像钢琴演奏，本来是右手的基调，左手是低音的和声，现在两个相互争鸣的声部，出现了复调音乐。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比喻，在小说里并不可能真有那样繁复。但经典的小说通常是作家定下基调，然后安排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在相互的关系中，善恶忠奸，壁垒分明，即使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通常也是善人善终，恶人恶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往往在一个人的性格里放进了两重的变数，这是一。另外作为善、恶典型的人物，都可能一语道破事物的真谛。善恶两类主人公的行为往往会发生突变。每种行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作者并不一定要清楚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根据巴氏的理论，这样的小说结构，会产生行为以外、语言以外的含义，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结论。所以就能促使读者的思索，扩大小说的容量。这是现在一般对所谓“复调”的理解，事实上这个理论要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把文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考察的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的理论。《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其中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法与理”之争论，索菲娅·马尔美拉陀娃的宗教教义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之争，到底是谁说服了谁？无非是一种思索，一种更为深入思考的趋向。

尤其是巴赫金论及陀氏小说中“对话”的概念，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这个自我意识在自身的每一点上，都是外延的，同自身、同他人、同第三者有着一种对话的关系。这就关系到小说文本中的潜在文本。一个单一的文本在极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容量。

读陀氏的小说，当然不能完全用“复调”的理论来解析。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

通常的陀氏评论，总是把着眼点放在作者着力描绘的社会现实画面，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发展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故事，却往往信手拈来，他的大作品，通常都是涉案故事，一般都是从报刊上得来某个报道，以此敷衍成篇，却成一个精彩的长篇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者注入了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挖掘。陀氏的小说，是思想的小说，是剖视人性的小说，故事与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

陀氏小说十分注重人物的自我意识，所以形成一种思想的类型。他并不十分注意性格刻画和典型塑造。他要创造的是一种思想类型。他们存活在和不同的思想声音的“对话”中，甚至这种对话是潜在的、只是在上下文中隐含着的。所以作者往往会虚化故事的环境、日常生活的细部刻画，转而用不同性质的对话来表现作品的容量。他的人物很难用传统的术语来定义，如性格、典型、正面主人公、反面人物等等。因为作家自己的声音和评价也混迹在人物的相互关系或对话里，而且作者的声音也未必能左右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所以在阅读陀氏作品的时候，不妨以读者自己固有的心态和感觉来与作者的思想对话，完全不必抱定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或观念，来生硬地分析作品。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一次冒险，看看读完后你会产生什么感觉。这是一种很有趣的阅读过程，在阅读中加上读者自己的一路思考，陀氏的作品将给你十分独特的感觉。

对陀氏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抱先入之见，随着作者的安排，先领略他的思想，然后再来作认真的思索。它不是消闲的读物，却能长人心智。

夏仲翼

二〇〇四年九月

[1]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政论家，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齐名，反对专制农奴制度、贵族资产者的自由主义，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倡导文学的现实主义、人民性和干预社会生活的原则。

[2] 斯拉夫主义——19世纪俄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反对主张走西欧发展道路的“西欧派”。强调俄国宗法制度、保守传统与东正教，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等，在农奴改革进程中，逐渐与“西欧派”趋于融合。

[3]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自由主义倡导者，主张实施英国式的政治制度。《俄罗斯通报》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报的出版人。

[4] 根基论——19世纪60年代俄国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阿·亚·格里戈里耶夫、尼·尼·斯特拉霍夫等在《时代》等杂志上提出的一种主张。倡导知识阶层应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同社会的“根基”，即接触土壤的人民接近。又译“土壤派”。

[5] 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版。

[6] 参阅David Lodge/After Bakhtin/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0。

- 第一卷

- 引言

- 第一章 死屋

- 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 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 第五章 第一个月

- 第六章 第一个月

-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 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

- 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 第十章 圣诞节

- 第十一章 演出

- 第二卷

- 第一章 军医院

- 第二章 续

- 第三章 续

- 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故事）

- 第五章 夏天

-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 第七章 请愿

- 第八章 伙伴

- 第九章 逃亡

- 第十章 出狱

引言

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在草原、高山或荒无人迹的森林之间，偶尔会碰到有一千至多两千居民的小城市，这些木头建造的难看的城市都有两座教堂，——一座在城里，一座在墓地，——更像莫斯科郊外的那些有一座教堂的大村镇，而不像城市。它们通常都配备足够的县警察局长、陪审员以及其余的各种下级官员。一般地说，西伯利亚虽然天气寒冷，在这里当差却非常舒心。居民都很朴实，安分守己；牢固的旧秩序世代沿袭而备受尊崇。官吏理所当然地充当西伯利亚贵族的角色，他们或是土著，根深蒂固的西伯利亚人，或是来自俄罗斯，大多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追求的是这里不入账的额外薪俸、双份的差旅费或对未来的诱人的憧憬。凡是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几乎总是留在西伯利亚，满怀喜悦地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以后都收获了丰盛甘美的果实。然而那些轻佻而不懂得生活诀窍的人，很快就对西伯利亚感到厌倦，懊恼地自问：当初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到这里来呢？他们急不可耐地想干满三年任期，期限一到便张罗调任，回归故里，还嘲骂西伯利亚。他们错了：不仅在职务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西伯利亚获得人生的享受。气候好极了；有很多慷慨好客的富商、非常富足的异族人[1]。夫人小姐都花枝招展，而且在道德上全无顾忌。野禽在大街上乱飞，会自动撞在猎人的身上。香槟酒喝得出奇地多。鱼子是非凡的美味。有些地方的收成达到种子的十五倍之多……总之，这是一片人间乐土啊。只要善于利用它就行。而在西伯利亚的那些人是善于利用它的。

一座这样快乐的自给自足的小城，有非常可爱的居民，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我在这里遇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移民，他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贵族和地主，后来成了二类服苦役的流放犯，罪名是杀害自己的妻子，在判定的十年苦役期满后，就作为移民在小城К温顺而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余生。其实他的户口是登记在城郊的一个乡，不过他住在城里，可以靠给孩子们上课谋生。在西伯利亚的城市里常常能遇见流放的移民在当老师；没有人嫌弃他们。他们主要是教法语，在某种人生舞台上，法语太重要了，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人，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对这种人生舞台就连个概念也不会有。我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初次见面是在一位老派的可敬而好客的官员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家里，他有五个不同年龄的女儿，个个都前程似锦。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给她们上课，每周四次，每次的报酬是三十戈比[2]银币。他的外表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苍白而干瘦的人，还不算老，三十五岁左右，矮小羸弱。总是干干净净地穿着西式服装。要是您和他交谈，他总是非常专注而留神地看着您，毕恭毕敬地听着您的每一句话，似乎在仔细揣摩其中的含意，仿佛您的话给他出了难题或是要打探他的什么隐私似的，然后明确而简短地回答，可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每句话都那样仔细斟酌，您突然会不明所以地感到不好意思，最后，您自己会因为谈话结束而感到欣慰。我那时就向伊万·伊万内奇打听过他的情况，这才知道，戈梁奇科夫的生活在道德上也是无可非议的，否则伊万·伊万内奇也不会把他请到家里来给自己的几个女儿上课，但此人十分孤僻，避不见人，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不过寡言少语，总之，很难和他深谈。有些人硬说他就是个疯子，不过他们也承认，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缺点，不少体面的市民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都非常亲切，他可能还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能写个申请书什么的。人们认为，他在俄罗斯大概有很多至亲好友，也许还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过大家都知道，他自从被流放以后，便毫不犹豫地切断了与他们的一切联系——总之，是害了他自己。而且我们这里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知道他新婚不到一年就出于忌妒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随即自首（这就大大减轻了对他的刑罚）。人们总是把这样的罪行看作一种不幸而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这个怪人却躲开所有的人，只是为了上课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起初我并不特别注意他；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渐渐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身上有一种谜一样的东西。要同他深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他总是回答我的问题，甚至神情凝重，仿佛认为回答我的问题是他至关重要的义务；可我听了他的回答，却忍不住要接着问下去；而在这样的交谈之后，他的脸上总是有一种苦恼而疲惫的神情。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他走出伊万·伊万内奇的家门。我突发奇想，邀请他到舍下略坐片刻，抽支烟。我无法形容，他的脸色显得多么恐怖；他完全惊慌失措了，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囔着什么，突然，他瞪了我一眼，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我简直大为骇异。从那时起，一遇见我他就带着一种惊恐的神气望着我。可我不肯罢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一个月后我无缘无故地顺路去看戈梁奇科夫。不用说，我这样做是愚蠢而失礼的。他在小城边上一个年老的女市民家里赁屋居住，她有一个害肺病的女儿，而这个女儿还有个私生女，孩子大约有十岁了，是一个漂亮、快乐的小女孩。我走进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女孩身边教她识字。他见到我是那么惊慌，仿佛在犯罪现场被我抓到似的。他完全慌了神，从椅子上跳起来，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们终于坐了下来，他注意我的每一个目光，似乎怀疑我的每一个目光都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特殊的含意。我猜想是他的疑心病太重。他用敌视的目光看着我，几乎要问：“你能不能快点离开啊？”我和他谈起我们的小城，谈到最近的新闻；他沉默着，面带憎恨的冷笑；他竟然不仅不知道城里最普通的、人人都知道的新闻，而且也不想知道。后来我谈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及本地区的贫困，他默默地听着，那样怪异地看着我的眼睛，使我终于为这次谈话而感到内疚。可是我又因为几册新出的书刊而几乎惹恼了他；我刚从邮局收到的书刊就拿在手上，我把这些尚未拆开的书刊推荐给他看。他投以贪婪的一瞥，却又立刻改变主意，谢绝了，借口是没有时间看。最后我向他告辞，出来后我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感到羞愧，觉得纠缠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远远地躲开整个世界啊。但事已至此，悔之莫及。记得，我在他的房间里几乎没有看到书，可见，说他博览群书是与事实不符的。不过，有两次我深夜从他的窗前路过，发现他屋子里有灯光。他独坐通宵，在干什么呢？不是在写作吧？倘若是在写作，那么究竟在写些什么呢？

有三个月光景，我因事离开了我们的小城。回来时已是冬季，我听说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秋天死了，死时孤单一人，甚至一次也没有请医生来看病。小城里的人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我立刻去见死者的女房东，想打听一下，她的房客独自在家干些什么，写过什么东西没有。我给她一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她给我捧来了死者遗留的一大筐手稿。老太婆承认，有两个小本子已经被她胡乱用掉了。这是一个愁眉苦脸、不爱说话的妇人，很难向她打听出什么有用的情况。关于自己的房客，她对我说不出任何特别的新鲜事儿。据她说，他从来就几乎什么事也不干，一连几个月不翻书本，也不提笔写字；可是整夜整夜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若有所思，有时还自言自语；他很喜欢也很宠爱她的外孙女卡佳，尤其是在知道她的名字叫卡佳以后，他每逢圣卡捷琳娜节必定去为某人做安魂祭祷。他不能容忍有客人来访；只是在要给孩子们上课时才走出家门；老太婆每星期来一次，哪怕稍微替他收拾一下房间，他也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她。整整三年，几乎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老师，她默默地看了看我，转过身去，面朝墙壁哭了起来。由此可见，这个人毕竟还是能赢得别人的喜爱的。

我带走他的手稿，整天翻阅。这些手稿有四分之三是空白的或写些无关紧要的文字的纸片，还有学生临帖习字的作业。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厚的笔记本，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不过笔记本没有写完。也许是作者自己把它扔掉，后来也就忘了。这是对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经历的十年苦役生活的记述，不过写得语无伦次。有些地方记述中断，插进一个别的故事和一些奇特而可怕的回忆，仿佛是受到某种胁迫而在慌乱中仓促写成的。我曾反复阅读这些片断，几乎深信不疑，这都是他在精神失常时所写的。但是关于苦役生活的手记《死屋场景》——他在其手稿的某处是这样称呼他的手记的，在我看来不无趣味。一个前所未知的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些奇怪的现象、对沉沦的人们的某些独特的观感使我为之入迷，因而我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了某些章节的。不言而喻，我的看法可能有误。姑且挑选两三章付印，以供读者诸君评判……

[1] 主要指俄罗斯帝国东部边疆的非俄罗斯人。

[2] 1卢布等于100戈比。

第一章 死屋

我们的监狱在城堡的边上，紧挨着城堡外面的土围子。有时你会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多少看到点儿什么呢？——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小片狭长的天空和长满荒草的高高的土围子，沿着土围子日夜都有哨兵在来回走动，这时你就会想，岁月流逝，而你只能这样去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你能看到的永远是那样的土围子、那样的哨兵、那一小片天，这天不是监狱上空的天，而是另外的遥远而自由的天空。请您想象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围墙的一侧有结实的大门，大门总是关着，日夜都有哨兵守卫；需要放犯人出去劳动时才打开。大门外边是光明的自由世界，人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不过在大墙里边却把那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童话。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您走进围墙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些建筑物。在这宽阔的内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就是牢房了。这里住着按类别关押的囚犯。接着，在围墙深处，又有这样的一座原木建筑。那是分为两个小组在干活的伙房；接着又是这样的一栋建筑物，在它的同一个屋顶下有地窖、库房、杂物间。院子中央的空地是一片平坦的相当大的操场。早中晚囚犯们在这里排队、核查人数、点名，有时一天还要进行好几次——这就取决于警卫人员是否多疑、能否迅速清点人数了。周围在建筑物和围墙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在这里，在建筑物外面，有些性格比较阴沉孤僻的犯人喜欢在劳动之余随意走动，避开所有人的眼睛，想着自己的心事。在这样散步的时候遇见他们，我喜欢审视他们那有烙印的忧郁的脸，猜想他们在想些什么。有一个流放犯，他喜爱的活动是在空闲的时候数立柱。立柱约有一千五百根，所有的立柱都在他的计算之内，都受到他的注意。每一根立柱代表他的一天；每天数出一根立柱，这样一来，根据没有数到的立柱的数目，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他在苦役期满之前还剩下多少日子。每当他即将数完六角形的一边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不得不等待好多年呢；不过在监狱里是能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囚犯怎样向狱中的难友告别，他在苦役中度过了二十年，终于获释。有些人记得他初次步入牢房时，年纪很轻，无忧无虑，对自己的罪行和所受的惩罚一概不放在心上。他出狱时已是白发老者，满怀愁绪和悲伤。他默然无语地走遍我们的六间牢房。每走进一间牢房都向圣像祈祷，然后向难友们深深鞠躬，请求包涵。我还记得，一个囚犯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傍晚被叫到大门口。半年前他得到消息，他的妻子改嫁了，他十分伤心。现在她亲自来到监狱，把他叫出去，周济他。他们交谈了两分钟，都哭了，于是从此永别。他回到牢房时，我看见了他的脸色……是呀，在这个地方是能够学会忍耐的。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都被带进牢房，并通宵上锁。我从院子里回到我们的牢房，总是心情沉重。这是一个狭长、低矮、沉闷的房间，几支蜡烛闪着昏暗的光线，有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现在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了十年。在木板通铺上有我的三块木板：这是我的全部地盘。我们一个房间大约就有三十个人睡在这样的通铺上。冬天牢房很早就上锁了；要等四个小时左右，大家才会入睡。在此之前——吵闹、喧哗、哄笑、叫骂、镣铐叮当、烟雾和烟子、剃光的脑袋、带烙印的脸、褴褛的衣衫，一切——都是对人的侮辱与凌虐……是呀，人的生命力真强！人是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想，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我们在牢房里的总共约有二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人来了，有些人服刑期满走了，有些人死了。而且在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个省份、每个地区在这里都有代表。也有异族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是高加索的山民。所有这些人都按照犯罪的程度，因而也就是按照判定的服刑年限来区分。可以设想，没有一种罪行在这里是没有代表的。这里的囚犯主要是民事类的流放苦役犯（囚犯们自己天真地说成溜放苦役犯）。这些罪犯被完全褫夺公权，与社会隔离，脸上的烙印永远见证着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他们被流放到这里来服劳役，期限八至十二年，然后分散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级地区做移民。也有军事类的犯人，不褫夺他们的公权，大体上就像在俄国的军人囚犯连一样。他们是短期流放到这里的，期满后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兵，或回到西伯利亚的边防营。其中不少人几乎立刻就又因为犯了重罪而回到牢房里来了，但是已经不是短期服刑，而是要服刑二十年。这一类叫作“终身类”。但“终身类”犯人也没有完全被褫夺一切公权。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最凄惨的罪犯，主要是军人，人数相当多。属于“单独囚禁”的一类。他们是从全俄各地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自认为是没有刑期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服苦役的期限。他们依法必须完成两倍或三倍的工作量。他们关在监狱里，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有极其繁重的苦役劳动。“你们是有刑期的，而我们要跟着劳役走。”他们对其他囚犯这样说。后来我听说，犯人的这个类别取消了。此外，我们的城堡也废除了民事制度，而是设立普遍的单一的军人囚犯连。当然，管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因此我记述的都是早已过去的往事……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噩梦。还记得当初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暮色苍茫；人们正下工回来；准备核查人数。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为我打开了这间古怪的屋子，在这里我度过了那么多年的光阴，有了那么多痛苦的感受，若非亲身体验，那就连一个近似的概念都不可能有。比如说，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不过，我需要适应的又何止于此！

这里有过失杀人犯和杀人成性的凶手，有盗贼和强盗首领。有的只不过是小偷，有些人则是靠扒窃和蹭吃蹭喝混日子的流浪汉。也有些人，叫人捉摸不透：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然而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故事，仿佛宿醉未醒似的蒙眬而沉重。一般地说，他们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不愿讲，看来也竭力不去回首往事。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些杀人犯，他们是那么快乐，从来不郁郁寡欢，可以打赌，这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但是也有脸色阴沉的人，几乎总是沉默寡言。一般很少有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好奇打听是不合时宜的，不知怎么就是不习惯，不作兴。也许有人会因为无聊偶尔谈起来，别人就冷静而阴沉地听着。在这里没有谁能使别人感到惊讶。“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往往会自鸣得意地这样说。记得有一天一个匪徒喝醉了（在服苦役的地方有时能搞到酒喝），开始讲他怎样杀死了一个五岁的男孩，起初用玩具哄他，把他带到哪里的一个空板棚里，就在那里把他杀了。牢房里此前因他的玩笑话发笑的囚犯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对他大声呵斥，迫使这个匪徒不得不住口。囚犯们之所以大声呵斥，不是由于愤慨，而是因为不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是有文化的，这句话甚至不是在转义上，而是在其本义上说的。他们当中大概半数以上都能读会写。在俄国民众大量聚集的其他某个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个人来，其中有文化的人能达到半数吗？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资料中得出结论说，文化能把人毁了。这样说是错误的：这里起作用的完全是其他的原因；不过也不能否认，文化会使人过于自信。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各类犯人是按囚衣来区分的：一些人的上衣一半是棕褐色，一半是灰色，裤子也一样——一条裤腿是灰色，一条裤腿是棕褐色。有一次在干活时，一个卖面包的女孩来到犯人们这里，她久久地端详我，突然哈哈大笑。“哎呀，真糟糕！”她嚷道，“灰呢子不够，黑呢子也不够！”也有些人，上衣全是一样的灰色，却只有袖子是棕褐色的。头发也剃得不一样：一些人的头发竖着剃掉半边，另一些人是横着剃掉半边。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奇特的大家庭里有某种显著的共同点；即使是最突出、最有独特个性而无意中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也力求适应整个牢房的一般氛围。总之，少数人永远快快乐乐，并因此而遭到普遍的蔑视，除了这少数的例外，这里的都是一些阴沉、善妒的人，他们虚荣心极强，喜欢吹牛，受不得委屈，而且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对一切都处之泰然才是最大的美德。人人都热衷于一点：表面上如何自处。然而并不少见的是，极其桀骜不驯的态度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变而畏葸不前。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强者；他们举止朴实，绝不矫揉造作。但奇怪的是：在这些真正的强者之间有几个人的虚荣心达到了最后的极限，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总之，虚荣、外表是首要的。大多数人道德败坏，变得极其卑劣。造谣中伤、飞短流长更是层出不穷：这是地狱，乌烟瘴气。但是谁也不敢起而反抗监狱内的陈规陋习；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屈服。有些性格特别倔强的人勉为其难地服从了，但毕竟是服从的。走进监狱的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外面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最后连自己犯了罪也仿佛事不关己，似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仿佛在云里雾里；这往往是由于一种极度膨胀的虚荣心在作祟。可是在我们这里他们会立刻遭到制止，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在入狱之前曾是整个村镇或城市闻之胆寒的人物。这个新来者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他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是吓唬不了任何人的，于是不知不觉地变得温顺了，并融入共同的氛围。从表面上看，这共同的氛围是来自一种特别的自尊感，它几乎渗透于每个囚徒的内心。好像定罪的苦役犯的称呼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还是荣誉头衔。没有一点儿羞耻和悔恨的迹象。不过还有一种表面上的温顺，可以说是正式的、某种平静的表白：“我们都是垮掉的人了，”他们这样说，“自由的日子不会过，现在就闯绿街，检查士兵队列吧[1]”；“不听父母的话，现在就得听鼓声的招呼了”；“不愿用金丝线刺绣，现在就只能用大锤砸石头了”。这些话常说，既是教训，也是普通的俗语和谚语，但从来没有当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也许谁也不会真心承认自己触犯了法律。倘若某个不是苦役犯的人试图责备一名囚犯触犯了法律，——责骂他几句（不过，非难罪犯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那么，招来的骂人话可就滔滔不绝了。而他们都是骂人的高手啊！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他们把骂人话变成了一门学问；他们用以取胜的不在于侮辱性的词句，而在于侮辱性的意思、含意、思想——而这是更俏皮、更尖刻的。不停的争吵使这门学问在他们之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棍棒的逼迫下劳动，因而觉得空虚无聊，因而渐渐腐化：即使从前还没有腐化，那么在服苦役的生活中也会渐渐腐化。他们是被迫地聚集在这里；彼此之间格格不入。

“那个鬼在把我们赶到一堆之前，穿烂了三双树皮鞋！”他们是这样讲自己的；因此，造谣、倾轧以及妇人般地饶舌、忌妒、谩骂、怨恨总是在这乌烟瘴气的生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其中的某些坏蛋竟比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更像女人。我要再说一遍，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强者，是一辈子习惯于横冲直撞、发号施令、历尽艰险而无所畏惧的硬汉。这种人不知怎么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往往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却竭力不使别人感到压抑，也从不参与无聊的谩骂，行为举止带有非同寻常的自尊，他们通情达理，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管理——不是遵循服从的规定，也不是认为有服从的义务，而仿佛是根据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不过人们对这些人也是谨言慎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无畏而果敢的囚犯，管理人员很了解他暴烈的倾向，一天因为犯了狱规被叫去受罚。这是在一个夏天的工余时间。一位校官是监狱的最主要的顶头上司，他亲自到紧靠监狱大门的警卫室来监督处罚。这个少校是囚犯们命中注定的克星，他们见到他就胆战心惊。他的严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正如苦役犯们所说，“他见人就找茬。”他最令人害怕的是他那猞猁般锐利的目光。什么都躲不过他的一双眼睛。他似乎不用看就已经一览无余。刚走进牢房，他就知道牢房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囚犯们都叫他八只眼。他的做法通常都是一种伪装。他专门用疯狂恶毒的行为去激怒已经被激怒的犯人，要不是他有一位高尚而通情达理的首长城防司令对他的野蛮行径有所约束，那么他的管控就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我不明白，他怎么竟能得到善终；他退役时还活得好好的，尽管被送上了法庭。

这名囚犯被叫到名字时脸都白了。他通常是默默地毅然躺下，默默地忍受树条的抽打，受刑后利索地站起来，对遭受的挫折抱着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不过，人们对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受罚。他脸色发白，瞒着押送队在袖筒里藏起了一把鞋匠用的锋利的英国刀。牢房里严禁使用刀子和任何尖利的器具。时常突然地严加搜查，惩罚是残酷的。不过，假如小偷决心隐藏什么东西，那是很难搜查到的，而刀和器具又是牢房里的日用必需品，所以屡禁不绝。即使被没收了，立刻又有新的出现。犯人们都扑到围墙边，提心吊胆地从立柱的缝隙窥视。大家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是不会躺下受罚的，少校死定了。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少校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实施刑罚的事托付给了另一个军官。“是上帝亲自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样说。至于彼得罗夫，很平静地忍受了处罚。他的愤怒随着少校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这名囚犯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管教的。然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顺便说说，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气的奇怪的发作。往往有人能忍耐几年，很温顺，忍受着极其残酷的刑罚，可是为了一点儿小事，稍不顺心，几乎不为什么就突然爆发。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可以说他是个疯子；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说过，几年来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谁敢说，他已探究了这些沉沦者的心灵深处，读懂了他们讳莫如深的内心的隐秘呢？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的确，要根据已知的、通行的观点去理解罪行，看来是不可能的，犯罪哲学比人们所想象的更艰深一些。当然，监狱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是不能改造罪犯的；只能施加惩罚，使这个恶徒不能继续危害社会的安宁。监狱和极其繁重的苦役只会加剧犯人的仇恨，使他们更渴望得到被禁止的享受，更危险地轻举妄动。但我坚信，著名的单独囚禁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假的、令人产生错觉的、表面上的目的。这种制度吸干了人的生命汁液、使他的心灵枯竭、软弱、惊恐不安，然后却把精神枯萎的木乃伊、一个半疯子奉为改造和悔罪的典型。当然，一个反社会的罪犯是敌视社会的，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归罪于社会。何况他已经受到社会的惩罚了，几乎认为自己经过这样的赎罪，已经净化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断定，最后几乎势必会为罪行本身辩护。然而不论观点如何，人人都同意，有些罪行自古至今，不论何时何地，以任何法律为依据，都是无可置疑的罪行，只要人还是人，概莫能外。我只有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人们带着最放肆、最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声，讲述关于最可怕、最乖谬的行为的故事，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一个弑父的凶手。他出身贵族，有公职，在六十岁的父亲身边仿佛是个浪子。他十分放荡，债务缠身。父亲约束他，规劝他；不过父亲有房子，有庄园，想必很有钱，于是——儿子杀了他，因为很想得到遗产。一个月后才破案。是凶手本人向警察局报案的，说他父亲失踪了。这一个月里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警方在他外出时找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排水沟，上面盖着木板，水沟的长度与尸体相当。尸体躺在这条小水沟里。身上衣着整齐，白发苍苍的头颅被割掉，放在身躯旁边，而在头颅下面凶手放了一个枕头。他不肯招供；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开除公职，流放服苦役二十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非常好，非常快乐。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率、不明智的人，虽然并不笨。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特别残忍的地方。囚犯们蔑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而是因为他喜怒无常，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交谈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们家族祖传的健康体格，接着说道：“就说我父亲吧，他到死都没有抱怨过有什么病痛。”不言而喻，这种兽性的麻木不仁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是罕有的现象；这是生理上的一种缺陷，医学所未知的一种生理和精神上的畸形，而不仅仅是罪行。当然，我不相信竟会有这种罪行。但是来自他的城市的一些人，应当知道他的经历的所有细节，他们对我讲了他的全部案情。事实是那么清楚，叫人不能不信。

囚犯们听到他一天夜里在梦里大叫：“你抓住他，抓住！砍他的脑袋，脑袋，脑袋！……”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在夜里说胡话、说梦话。谩骂、黑话、刀子、斧头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梦呓之中。“我们都是一些垮掉的人了，”他们说，“心灵受到了摧残，所以我们才会在夜里大喊大叫。”

苦役犯在城堡里为公家干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劳动：完成工作量或混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就回牢房。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情绪看待劳动的。一个人不能献身于自己特有的工作，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心机，在监狱里是没法活的。何况所有这些见多识广、有过快乐的生活也眷恋生活的人，被强制在这里挤成一堆，被强制地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自愿地和睦而正常地在这里生活呢？在这里仅仅由于无所事事就会使人滋生他过去所无法理解的犯罪的特性。没有劳动，没有合法的正当收入，人是无法生活的，他会腐化堕落，变成野兽。因此监狱里的每个犯人由于自然的需要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有各自的技术和营生。漫长的夏日几乎总是在为公家干活；短暂的夏夜勉强能好好地睡一觉。可是冬天按照规定，每到日暮时分囚犯就被锁在牢房里。在冬季寂寞的漫长夜晚能做些什么呢？因而几乎每一间牢房都无视禁令，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其实并不禁止劳动、工作；但在监狱里严禁持有工具，而没有工具是无法工作的。不过工作在偷偷地进行，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似乎也并不盯得太紧。不少囚犯初来监狱时什么都不会，便向别人请教，等到出狱后，竟成了出色的工匠。这里有靴匠、鞋匠、裁缝、木匠、钳工、切削工、镀金工。有一个犹太人伊赛·布姆施泰因是首饰匠，兼放高利贷。他们全都在工作，赚点儿小钱。订单是从城里搞来的。金钱是响当当的自由，而对一个完全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金钱更是十倍地珍贵。如果他的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得到了一半的安慰，即使他没有花钱的地方。但钱是随时随地都能花掉的，更何况禁果分外甘美。而在服苦役的地方甚至会有酒。抽烟是严格禁止的，但人人都在抽。金钱和烟草可治坏血病和其他疾病。工作可以防止犯罪：没有工作囚犯们会彼此咬死对方，就像玻璃瓶里的那些蜘蛛一样。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是被禁止的。时常在夜里突击搜查，没收一切违禁品，而且不管把钱藏得多好，有时还是会落到搜查者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太爱惜钱，很快就把钱喝个精光；这就是为什么监狱里也会有酒。每次搜查之后，除了剥夺违禁者的全部财产之外，还对他痛加惩处。可是每次搜查之后，损失马上就能得到补充，立刻又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于是一切照旧。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也知道，囚犯们对惩罚并不抱怨，虽然这样的生活就像待在维苏威火山上一样。

没有手艺的人只好想别的活计。有些办法是相当奇特的。比如说，有些人专门倒买倒卖，而有时出卖的一些东西，在监狱的大墙外面不仅谁也不会想到要拿来买卖，甚至不认为那是个东西。服苦役的地方很穷，而且被搜刮殆尽。连最次的破布也可以拿来作价交易。由于太穷，金钱在监狱里就有了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价值。大量复杂的劳动只能换来一点小钱。有些人在顺利地放着高利贷。一贫如洗而陷入困境的囚犯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去找放高利贷的人抵押几个戈比，利息却高得吓人。如果他到期不赎回这些东西，便立即被冷酷地作为卖断处理；放高利贷的行当那么兴旺，连公家监管的财物也能拿去作抵押，比如公家发的内衣、制靴的皮革等等，这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都用得着的东西。不过这种抵押偶尔也会惹出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的麻烦：抵押者拿到钱以后二话不说，立刻就去向监狱里的顶头上司——一位上士举报，说抵押品是公家财物，于是立即强迫高利贷者物归原主，甚至无需报告上级。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甚至连争吵也不会发生：放高利贷的犯人阴沉着脸乖乖地归还公物，好像这本来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也许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要是他处于抵押者的地位，也是会这么干的。因此，他后来即使有时会骂骂街，那也并无恶意，只是借机发泄一下而已。

总的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的盗窃之风极盛。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保存公物的带锁的木箱。这是得到许可的，不过木箱不起作用。我想，可以想象，那里的一些小偷是怎样的高手啊。有一名囚犯是我忠实的朋友（我这样讲是毫不勉强的），他偷了我的一本《圣经》，这是服苦役时唯一可以拥有的一本书；他当天就向我承认了这件事，不是悔过，而是觉得我可怜，因为我找了好久。有些酒贩子很快就发了财。关于这种买卖我以后还要专门讲一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很多人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所以在严密检查、武装押送的条件下竟能把酒带进监狱就不足为奇了。顺便说一下，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罪行。比如说，怎能想象，对有的走私犯来说，金钱、利润只起着次要作用，只占据着次要地位呢？然而事实上往往就是这样。走私犯的工作需要激情和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诗人。他不惜牺牲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耍花招、使诡计、谋求摆脱险境；有时甚至是靠着某种灵感行动。其激情之强烈堪比赌博。我在监狱里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却那么谦和、沉静、温顺，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竟会蹲监狱。他十分善良而随和，在入狱期间从未跟谁红过脸。而他却是因为走私活动而从西部边境来到这里的，他当然耐不住寂寞，开始夹带私酒。他多少次受到惩罚，又多么害怕树条的抽打啊！而且贩卖私酒给他带来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真正的生意人才能靠卖酒发财。而这个怪人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爱哭鼻子，多少次在受刑后发誓，决心不再干走私的勾当了。有时他能整整一个月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最后还是熬不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监狱里是不缺酒的。

最后，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能让囚犯发财，却是持久而有良好影响的收入。这就是施舍。我们社会的上层阶级一点也不了解，商人、市民和我国全体民众是多么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们”。施舍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拿来施舍的几乎都是面包，有梭形面包和白面包圈，施舍金钱的就少得多了。在很多地方，没有这种施舍，犯人的生活就太艰苦了，尤其是受押人，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已判刑的犯人严酷多了。所得的施舍要按宗教精神在犯人之间平均分配。如果不够分，就把面包圈平均切开，有时甚至切成六份，让每个囚犯都一定能得到自己的一小块。记得，我第一次是怎样得到金钱施舍的。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我在清晨劳动后独自回来，有一名押送兵跟着。一对母女迎着我走过，小女孩大约十岁，很好看，像个小天使。我见到过她们一次。母亲是一个士兵的遗孀。她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士兵，在受审期间死于医院的囚犯病房，当时我也因病躺在那里。母女俩来和他诀别；她俩号啕大哭。小女孩看到我，脸上泛起了红晕，对母亲低声说了什么；母亲立刻止住脚步，在小包袱里找出一枚四分之一戈比的硬币，把它交给了小女孩。她撒腿就跟在我后面跑了过来……“给，‘不幸的人哪’，看在基督分上，收下这枚小硬币吧。”她叫道，一面赶到我跟前，把小硬币塞在我手里。我收下了她的小硬币，于是小女孩十分满意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枚小硬币我长期珍藏在身边。

[1] 士兵排成两列，相向而立，举起树条抽打从队列中间穿过的受刑者。这里形象而调侃地把受刑说成闯绿街、检查士兵队列。

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入狱后的第一个月，总之是入狱初期，至今还会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后的狱中岁月在我的回忆中便只是隐约地闪现。有些往事仿佛模糊了，混淆在一起，只留下了一个总的印象：沉重、单调、窒息。

可是我在服苦役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却恍若昨日。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

清楚地记得，从跨入这种生活的第一步起，我就大为震惊，我在这里似乎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惊人、异乎寻常或不如说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以前也曾在我的想象中闪过，那时我在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预测我未来的遭遇。可是不久，无数稀奇古怪的意外情况、骇人听闻的现象几乎使我每走一步都会愕然驻足。只是后来，我在狱中生活了好久，充分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全部特殊性、难以逆料的意外性之后，我才对它越来越感到讶异。我承认，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惊讶始终伴随着我；我始终无法习惯于这种生活。

总之，我踏入监狱的最初印象，是极其恶劣的；但尽管如此，——说来也怪！——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苦役，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苦役，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如果说现在的苦役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劳动，那么就劳动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囚犯在制砖、松土、抹墙、盖房子；这种劳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事劳动的犯人有时甚至会着迷，只想干得更巧妙、更麻利、更出色。可要是强迫他，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不过，我是在冬季的十二月入狱的，对夏季的劳动还一无所知，而夏季劳动的艰苦五倍于冬季。一般地说，在我们的城堡里，冬季的公益性劳动不多。囚犯们的劳动是到额尔齐斯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各个车间干活，在公家的建筑物旁扒开暴风雪吹积的雪堆，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等等。冬季白天很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全都早早地回到牢房，要不是偶尔干些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做。但是干私活的犯人也许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便无所事事，在监狱的各个牢房里到处闲荡，吵架、互相搞阴谋诡计、挑起纠纷，要是偶尔有了点钱就酗酒；夜里聚赌，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群居。当然，别处也有群居生活；可是到监狱里来的某些人，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我相信，每个苦役犯都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下意识的。

我觉得，伙食也相当充足。囚犯们硬说，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军人囚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对此我不予置评，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再说不少人还能自己买到食物。在我们这里一磅牛肉半戈比，夏天是三戈比。不过，能自己买到食物的只是那些身边经常有钱的人。大多数苦役犯吃的是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在称赞自己的伙食时，讲的只是面包，确切地说，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面包在我们这里是敞开供应，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怕的就是定量分配：如果按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人就会挨饿；合伙吃大家都能吃饱。我们的面包不知怎么特别好吃，这是全城闻名的。都说这多亏监狱的炉灶砌得好。汤就很差劲了。汤是用一口大锅煮的，稍微加上一些谷粒儿，清汤寡水，尤其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汤里的大量蟑螂使我大惊失色。囚犯们对此却不予理会。

头三天我没有出去上工，新来的犯人都是这样：让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休息一下。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得不走出牢房，因为要换一副镣铐。我的镣铐不符合规定的样式，是铁环式的，犯人们叫它“小叮当”。铁环是套在外面的。监狱里适合于劳动的正规镣铐不是由铁环，而是由四根几乎有一指粗的铁条组成，铁条之间用三个铁环联结。铁环要套在长裤里面。中间的铁环上系着一条皮带，皮带的另一头系在皮腰带上，皮腰带直接束在衬衫的外面。

我还记得牢房里的第一个早晨的情景。监狱大门旁的警卫室敲响了起床鼓，大约十分钟后警卫队士官把牢房的门打开。大家都醒了。在六支一组的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囚犯们纷纷起床，冷得直打哆嗦。大多醒来后都阴沉着脸不吭声。他们打哈欠、伸懒腰、皱着打有烙印的前额。有些人在画十字，有些人已经开始吵架了。室内的空气令人窒息。门一打开，新鲜的寒气立即涌入，一团团水汽便在牢房里飘荡。囚犯们聚集在水桶边；他们轮流拿起舀子，往嘴里倒水，再用嘴里的水洗手洗脸。水是保洁工在头一天准备好的。每个牢房按规定由大伙儿选出一名犯人在牢房里打杂，称作保洁工，不再出去干活。他的任务是保持牢房的整洁，要洗刷通铺和地板，把马桶拎进来拎出去，还要提供两桶清水：一桶是早晨用来洗脸，一桶供白天饮用。

舀子只有一个，囚犯们立刻为争夺舀子吵了起来。

“你往哪里钻，鱼脑袋！”一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犯人嘟囔道，他又瘦又黑，剃得光光的半边脑袋上长着一些古怪的疙瘩，他边说边推搡着一个神情愉快、面色红润的矮墩墩的胖子：“等着！”

“嚷什么呢！在我们这里住下[1]是要花钱的；你自己滚开吧！瞧，一座纪念雕像戳在这儿。一点儿不错，弟兄们，他是猪鼻子插葱——装象呢。”

这句俏皮话产生了一点效果：很多人都笑了。快乐的胖子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看来他是有意要在牢房里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高个子囚犯以极度藐视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一个木雕似的胖婆娘！”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瞧他，吃大牢里的白面包发胖喽！很高兴，到开斋节能产下十二只小猪崽啦。”

“那你算个什么鸟？”另一个突然面红耳赤地大声叫道。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

“怎样的鸟？”

“这样的鸟。”

“这样的是怎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究竟是怎样的？”

两个人紧盯着对方的眼睛。胖子在等着回答，他紧握双拳，仿佛马上就要冲上去打一架。我真的以为他们要大打出手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好奇地看着。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类场景都是没有恶意的，就像在演一场喜剧，为的是逗大家开心。几乎从来不会闹到拳脚相加的地步。这一切是相当典型的，表现了监狱里的风气。

高个子囚犯平静而庄重地站着。他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会不会让自己丢脸；他觉得一定要挺住，要证明他确实是一只鸟，而且要表现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只鸟。他以难以形容的藐视瞟着自己的对手，为了气他，还故意略微越过肩头自上而下地睨视着他，仿佛在打量他这只小甲虫，并曼声自称：

“大王！……”

这意思是说，他是鸟中之王。听众对这位囚犯的机敏不禁报以哄堂大笑。

“你是个无赖，不是什么大王！”胖子吼叫起来，他觉得自己一败涂地，简直气得要发疯了。

不过争吵双方一旦较真，大伙儿便立刻加以制止。

“嚷什么呢！”整个牢房响起一片呵斥声。

“你们最好还是打一架，免得喊破了喉咙！”屋角有人叫道。

“是呀，你别说，他们还真的会打起来！”有人接茬道，“我们这里都是一些爱惹是生非的硬汉；就是一个对七个我们也不怕……”

“这两个也真行，一个为了一磅面包进大牢，另一个简直是贪嘴的大肚子奶桶，偷吃了村妇的酸牛奶，就为这挨了一顿鞭子。”

“喂，喂，喂！都别说了。”残疾军人叫道，他是在牢房里维持秩序的，所以睡在屋角的一张单人铺上。

“快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醒了！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我们亲爱的老哥要用水！”

“老哥……我是你的什么老哥？一个卢布的酒也没有在一起喝过，还老哥呢！”残疾军人一边套上军大衣的袖子，一边唠叨……

准备点名了；天刚破晓；一大群人在伙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皮帽聚集在面包旁边，一名伙夫在为他们切面包。每个伙房有两名伙夫，都是大伙儿选出来的。切面包和肉的菜刀就由他们保管，伙房里只有这一把菜刀。

囚犯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和几张桌子旁，戴着皮帽，穿着短皮袄，系上腰带，随时准备上工。有些人面前放着一木碗克瓦斯。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小口小口地喝着。一片聒耳的嘈杂声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有些人很知趣地在角落里小声地交谈着。

“欢迎，老人家安东内奇，你好！”一个年轻的犯人说，一边坐到掉光了牙齿，面色阴沉的犯人身边。

“哎，你好，你不是在打趣吧。”老人眼也不抬地说，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使劲咀嚼着面包。

“可我，安东内奇，说实话，还以为你死了呢。”

“不，你先死吧，我后死……”

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我右首有两个神情严肃的犯人在交谈，看来他们都想在对方面前摆谱。

“未必有人能偷到我的东西，”一个说，“我呀，老弟，说不定自己倒会偷点儿什么呢。”

“嘿，我的东西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呢：我是烫手的。”

“你说什么烫手啊！也不过是个歹徒罢了；我们这些人哪，连别的称呼也没有一个……她把你的钱骗光了，也不说声谢谢。老弟，我也被骗得一贫如洗了。前几天她来了。我和她到哪里去安身呢？我去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他在城郊还有一栋房子，是从可恶的犹太人索洛蒙卡手里买下的，想不到这个人后来竟自缢而死……”

“我知道。前年他在我们那里当酒店掌柜，绰号叫格里什卡，是一家黑店。我知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另一家黑店。”

“才不是另一家呢！你知道的真多！可我能给你举出那么多掮客……”

“你能！你是从哪里来的，而我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我还揍过你呢，我可不是吹牛，还说什么哪儿的人！”

“你揍过我！揍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揍过我的人已经埋进土里了。”

“宾杰里的黑死病！”

“让你染上西伯利亚的炭疽才好！”

“让土耳其人的马刀跟你说话！……”

于是破口大骂。

“喂，喂，喂！干吗乱嚷嚷呀！”周围的人们叫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不会过；要闹到这里来吃白面包才快活……”

立刻都安静下来了。骂人、打嘴仗是可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伙儿的乐趣。不过，打架几乎从来就是不容许的，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真的会打起来。打架的情况是要向上校报告的，于是开始调查，上校亲临——总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而且谩骂的双方多半也是为了找乐子，练嘴皮子。他们往往还自欺欺人，显得盛怒如狂……你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扑向对方了；没有的事，走到某一点便会各自散开。这些情形最初使我非常惊讶。我在这里是故意举例说明，苦役犯最习以为常的谈话。我起初无法想象，怎么能为了逗乐而吵架，而且在吵架中寻找乐趣、从事心爱的练习并得到快乐呢？不过，虚荣心也不能忽略。雄辩的谩骂者是受人尊敬的。只不过对他不像对演员那样鼓掌而已。

昨天傍晚我就注意到了，人们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已经有好几次捕捉到了向我投来的阴森的目光。相反，有些囚犯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是带着钱的。他们马上就向我献殷勤：开始教我怎样戴新的镣铐；为我搞来一个带锁的小木箱，以便收藏已经发给我的公家物品和我带进牢房的几件换洗衣裳，当然，小木箱是要付钱的。第二天他们就偷了我的那几件衣裳，拿去换酒喝。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对我最忠实的人，不过只要有下手的机会，还是不断地盗窃我的财物。他这么干一点也不害臊，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是在尽义务似的，简直不可能生他的气。

顺便说一下，他们怂恿我说，我应该自备茶水，不妨添置一把茶壶，他们临时为我借来别人的茶壶，还向我推荐了一名伙夫，如果我想吃小灶和购买食品的话，一个月给伙夫三十戈比，他就可以为我烹调任何菜肴……不言而喻，他们都向我借了钱，而且就在当天每个人都来向我借了两三回钱。

在服苦役的地方，人们总是以阴沉而冷淡的目光看着曾经的贵族。

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他们真诚地承认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很喜欢拿我们的败落来打趣。

“不，现在完了！在这儿待着吧！彼得在莫斯科曾经是风光无限啊，如今彼得在搓绳子啦。”这样的风凉话层出不穷。

他们对我们的苦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他们面前我们竭力不流露自己的痛苦。我们在劳动初期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力气，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

有些服苦役的人原是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人。以后我还要专门谈到他们。苦役犯非常讨厌波兰人，更甚于对那些被流放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讲的只是政治犯）对他们保持着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彬彬有礼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对方了然于心，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俄罗斯贵族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一个是卑贱下流的家伙，极端堕落，专干暗探和告密的勾当。我在入狱前就听说过他，从最初几天就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另一个就是我在手记里提到过的那个弑父凶手。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是瘦高个儿，生性愚钝，文化水平极低，非常爱发议论，办事像德国人那样一丝不苟。苦役犯都嘲笑他。不过，由于他那爱吹毛求疵的怪脾气，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沾边儿。他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很随便，时常和他们吵嘴甚至打架。他的正直是罕有的。一发现不公道的现象，便立刻干预，哪怕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是太天真了。例如他和犯人们争吵，有时竟责备他们做过小偷，还严肃地规劝他们不要偷窃。他曾在高加索服役，是一名准尉。我和他从第一天起就很投缘，他当即对我讲起了自己的案情。在高加索他从步兵团的一名士官干起，长期干着苦差事，最后升为军官，被派往一个防御工事担任指挥官。邻近的一个归顺的部落头领纵火焚烧他的堡垒，向它发动夜袭；夜袭被挫败。阿基姆·阿基梅奇使了个诡计，他知道谁是罪犯，却丝毫不露声色。案子被归罪于不肯归顺的那些人，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个头领到家里来做客。他毫无戒心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整顿队伍；对那个头领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谴责；并向他说明，焚烧堡垒是可耻的。随即对他详加训诫，告诉这个归顺的头领今后该如何行事，最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向长官作了详尽的报告。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从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属第二类苦役犯，要在城堡里服刑十二年。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对我说，在枪毙那个头领之前他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他知道，对归顺者要依法审判；可是尽管他知道这一点，却似乎怎么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错在哪里，他说：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他是不是烧了我的堡垒？怎么，为此我还要向他鞠躬致谢不成！”他这样说，作为对我的不同意见的回答。

不过，尽管囚犯们时常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气，对他的一丝不苟和心灵手巧毕竟是怀有敬意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细木工、靴匠、修鞋匠、油漆粉刷工、镀金工、钳工，而且这都是在服苦役的时候学会的。他干什么都是无师自通：看上一眼就会做。他还制作各种小箱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的小玩具，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一来，他就有钱了。于是立刻用来买了一些多余的内衣，一个比较柔软的枕头，还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床垫。他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走出监狱上工之前，囚犯们要在警卫室前面排成两列；他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排列着荷枪实弹的押送兵。在场的还有一个工程技术军官、一个专业军官助理以及负责监工的几名下级军衔的工程技术人员。军官助理清点人数，把他们分批派往需要的地方去干活。

我和一些人被派往工程技术工厂。这是大院子里的一座低矮的石头建筑物，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这里有锻造车间、钳工车间、细木工车间、油漆车间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是到这里来上工，他在油漆车间劳动，熬制阿利芙油[2]、调配各色油漆并打造精美的桌子和其他家具。

我在等候重新钉上镣铐的时候，与阿基姆·阿基梅奇畅谈我在监狱里的最初印象。

“是呀，先生，他们不喜欢贵族，”他说，“尤其是贵族政治犯，恨不得把他们吃了；这不难理解啊，先生。首先，你们和民众不一样，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其次，他们从前都是地主的农奴或出身行伍。您想想，他们能喜欢你们吗，先生？我告诉您吧，在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而在俄罗斯的军人囚犯连里就更艰难了，先生。我们这里就有从那里来的人，对我们的监狱简直赞不绝口，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问题不在于劳役啊，先生。据说，在第一类犯人那里，长官不是清一色的军人，至少他们的办事方式与我们这里是不同的啊，先生。据说，那里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先生。在那里是不剃发、不穿囚衣的，先生；不过，我们这里剃发、穿囚衣倒也好；毕竟显得整齐些，看着也更像样一些，先生。可他们呀，却不喜欢这样。您就看看吧，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哪，先生！一个是世袭兵，第二个是切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家庭、可爱的儿女都扔在家乡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互相适应，用一个碗吃饭，睡同一张通铺。再说个人的自由吧：想多吃一块面包也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要藏在靴筒里，放眼望去除了牢房还是牢房……不知不觉就会胡思乱想。”

不过这些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我们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没有隐瞒什么，我记得，给我留下的是不太愉快的印象。

可是我注定还要在他的管制下生活两年。关于他，阿基姆·阿基梅奇对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现实中的印象总是比听听故事的印象更强烈。这个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这样的人成了管理二百个人的首长，而且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其本身而言，他只是一个不遵守制度、生性凶恶的人，如此而已。他把囚犯看作自己的天敌，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他的主要错误。他确实是有些能力的；然而一切，即使是好的方面，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那样乖戾。恣意妄为而又生性凶恶的他有时甚至在深夜闯入牢房，要是他发现某个囚犯向左面侧卧或仰卧，第二天早晨就会加以惩罚，他会说：“你要向右面侧卧，这是我的命令。”监狱里的人全都恨他，像害怕黑死病一样怕他。他面色赤红，一脸凶相。人人都知道，他完全受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的摆布，他最爱的是自己的一条卷毛狗特列佐卡，特列佐卡生病的时候，他悲痛得几乎发疯。据说，他为这条狗放声大哭，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赶走了一名兽医，像往常一样，几乎跟他打了起来，后来听费季卡说，监狱里有一名囚犯，是自学成才的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于是立刻把他请了去。

“救救它吧！我会重金酬谢您的，一定要治好特列佐卡的病呀！”他对那名囚犯大声说道。

他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庄稼汉，狡猾、聪明，的确是个很高明的兽医，可他是个道地的乡巴佬，胆小怕事。

“我看着特列佐卡，”他后来对囚犯们说，不过这是在他造访少校很久以后了，人们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我一看：那条公狗躺在长沙发上，枕着雪白的枕头；我看出来了，是炎症，要放血，狗是能治好的，我说的可是实话啊！可我心里暗想：‘万一治不好，它就会死，那怎么办？’于是我说：‘不，阁下，我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这个时候狗已经痊愈了；可是现在我无能为力，治不好了……’”

特列佐卡就这么死了。

人们对我详细地说过，有人曾想杀死这个少校。监狱里有过一名囚犯。他在我们这里待了好几年，以举止谦和著称。人们还注意到，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话。所以人们以为他是疯修士一类的人物。他有文化，最近一年经常读《圣经》，日日夜夜地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半夜起来，点燃教堂用的蜡烛，爬上高大的俄式火炉，翻开书，一直读到天亮。一天他去见士官，声称不想去干活了。少校得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亲自骑马赶来。那个囚犯抓起预先准备好的砖头向他扑了过去，但是砸偏了。他被逮捕、审讯并受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三天后他死在医院。临终时他说，他对谁也没有恶意，只是想受点儿磨难。不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分裂教派。在监狱里人们是怀着敬意回忆他的。

终于给我重新钉上了镣铐。这时卖面包的女小贩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工厂。有些是很小的女孩。成年之前她们通常是带着面包来的；她们把妈妈烤好的面包拿来卖。成年后她们还是来，不过不带面包了；几乎历来如此。这时来的并不都是女孩。面包卖半戈比一个，犯人们几乎把面包全都买了下来。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他是一名钳工，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红润，在与卖面包的女人们调笑。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刚好把一条鲜红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妇人把自己用来盛面包的大木盘搁在他的钳工台上。他俩交谈起来。

“昨天您怎么没来呀？”囚犯面带得意的微笑问道。

“哼！我来过，还有人叫您米季卡来着。”泼辣的胖妇人回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了，要不，我们准会待在那里……前天你们的人都来找过我。”

“都是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夫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文钱来过……”

“这是什么事啊？”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难道……？”

“这种事是有的，先生。”他稳重地垂下眼睛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不错，这种事是有的，不过很少发生，而且困难重重。总的说来，更多的人，比如说，宁可好酒贪杯，也不贪图这种事，尽管在强制性的生活中会感到本能的压抑。要接触女人是很难的。必须选择时间、地点，讲好条件，约会，寻找幽会的环境，这是特别困难的，要得到押送兵的默许就更难了，还总是要大把花钱——这是相对而言。但我后来还是偶然地见证了男女勾搭的场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边一个板棚里把焙烧炉生得很旺；押送兵都很好说话。被囚犯们叫作“提台词”的两个女人终于来了。

“喂，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大概是在兹维尔科夫家里吧？”她们来找的那个囚犯迎上去说，他早就在等候她们了。

“我磨蹭了？刚才一只喜鹊在木橛子上蹲了一会儿，比我待在他家里的时间还长些呢。”姑娘愉快地回答道。

这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姑娘。她就是切孔达。和她一起来的是小铜币，这一个更是无法形容。

“好久不见了，”那个色鬼接着对小铜币说，“您怎么好像瘦了？”

“也许吧。从前我可胖多啦，现在瘦得像根针了。”

“老是在陪大兵吧，您哪？”

“不，这可是那些坏蛋对您造的谣；不过，也不错呀，您说呢？尽管骨瘦如柴，可见到兵哥哥就是爱！”

“您甩了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哪……”

为了补充这幅画面，请想象一下那个剃光半边脑袋、戴着镣铐、身穿条纹囚服并且在押送兵的监视之下的色鬼吧。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午饭不是同时在一起吃，而是先到先吃；何况伙房一下子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尝了尝菜汤，可是因为不合口味难以下咽，便给自己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难友和我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停地来来去去。不过地方显得很宽敞，人还没有到齐。有五个人结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伙夫给他们上了两碗汤，又摆上满满一钵子煎鱼。他们在庆祝什么，吃的是自备餐。他们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进来了，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

“我不在这里，却什么都知道！”一个高个子囚犯走进伙房，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大声说道。

他大约五十岁，肌肉发达，身材干瘦。脸上有一种狡黠而又愉快的表情。他脸上特别显眼的是耷拉着的厚厚的下嘴唇，这嘴唇使他的脸显得非常滑稽。

“嘿，夜里睡得真香！怎么不打招呼呢？大家都是库尔斯克人哪！”他添了一句，在吃自备午餐的人们身边坐了下来，“祝你们好胃口！款待客人吧。”

“兄弟，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坦波夫人了？”

“也不是坦波夫人。在我们这里，兄弟，你什么也得不到。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吧，到那里去要。”

“弟兄们，今天我的肚皮贴着脊梁骨啦；他在哪里呢，那个有钱的庄稼汉？”

“卡津就是有钱的庄稼汉；你找他去吧。”

“今天，弟兄们，卡津在饮酒作乐，他又狂饮无度了，会把钱喝得精光的。”

“二十个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人说，“贩私酒是赚钱的买卖啊，弟兄们。”

“怎么，你们不愿款待客人？好吧，那就只好喝公家的菜汤了。”

“你去要茶喝呀。瞧，老爷们正喝着呢。”

“什么老爷，这里没有老爷；现在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囚犯阴沉着脸说。在此之前他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茶倒是想喝，就是不好意思去要：咱们可是有自尊心的人呢。”长着厚嘴唇的囚犯说，和善地望着我们。

“您要是愿意，我请您喝，”我邀请那个囚犯说，“好吗？”

“好吗？那怎么不好！”他来到了桌子跟前。

“瞧，在家里用草鞋盛菜汤喝，在这里能尝到茶的滋味了；他要喝老爷的饮料呢。”那个脸色阴沉的囚犯说。

“这里难道就没有人喝茶？”我问他，他却不屑于回答。

“这不，有人带着面包来了。您就再赏他一个面包吧！”

有人把面包拿了进来。一个年轻的囚犯带着一大串面包圈在监狱里叫卖。面包的女主人答应把第十个面包让给他；他就指望着那个面包了！

“卖面包，卖面包！”他走进伙房叫道，“莫斯科的热乎乎的面包！我自己倒想吃呢，可是要钱哪。喂，弟兄们，只剩最后一个面包了：谁的母亲来了？”

他这样以母爱作号召，逗得大伙儿都笑了，于是人们买了他的几个面包。

“怎么办啊，弟兄们，”他说，“卡津这样闹下去是要倒大霉的！真的！这时候还在酗酒胡闹。万一八只眼来了怎么办。”

“会把他藏起来的。怎么，醉得厉害吗？”

“醉得一塌糊涂！凶得要命，到处找茬儿。”

“嘿，这样闹会打起来的……”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和我并排坐着的那个波兰人。

“一名囚犯，名叫卡津。他在这里做贩卖私酒的生意。赚了钱就拿去喝酒。他又残忍又凶恶；不过清醒的时候挺安静；喝醉了就原形毕露；会拿刀子伤人的。这时非要把他制服不可。”

“怎么制服？”

“十来个囚犯一拥而上，狠狠地揍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撂在通铺上，再盖上一件短皮袄。”

“这样打不是会出人命吗？”

“要是别人就被打死了，可他没事。他力大无穷，在监狱里无人能比，而且体格极其强壮。第二天早晨他就安然无恙地起床了。”

“请您对我说说吧，”我继续追问波兰人，“他们这些人也在吃自备餐，而我在喝茶。可他们看着，仿佛在忌妒我喝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回答道，“他们恨您，因为您是贵族，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其中有好多人想找您的茬儿。他们很想侮辱您、贬损您。您在这里还会见到很多令人恼火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的处境是可怕的。我们的处境在各方面都比别人更加恶劣。要适应这一切，就要学会无动于衷。您还会一再地遇到烦心的事情，因为茶和自备餐而挨骂，尽管这里有很多人时常在吃自备的食品，有些人还经常喝茶。他们可以，然而您却不可以。”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离桌而去。几分钟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1] 俄语词ПОСТОЙ兼有“等着”和“住下”两个意思，胖子在故意打趣。

[2] 加干燥剂熬制的亚麻油（干性油），以制造油性颜料。

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1]（刚才与我谈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就闯进了伙房。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人人都必须出去上工的平常日子里，有一个严厉的长官随时会到监狱里来，一个管理苦役犯的士官守在监狱里寸步不离；还有警卫队，有残疾军人——总之，在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之下，一名醉酒的囚犯的出现，把我心里初步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所有见解都彻底打乱了。我在狱中度过相当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弄清了我在入狱初期感到困惑莫解的种种现象。

我已经说过了，囚犯都有各自的活计，而这份活计乃是苦役生活中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还十分贪恋钱财，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几乎可以与自由相提并论，只要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已经得到了安慰。相反，要是没有钱，他就会沮丧、忧伤、心绪不宁、情绪低落，于是他就去偷窃，凡是能占为己有的，什么都要。不过，尽管钱在监狱里那么珍贵，有钱的幸运儿却从来不把钱储存起来。首先，钱很难保存，不是被偷就是被没收。如果少校在突击搜查时发现了钱，便立即予以没收。也许他会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囚犯的伙食；至少钱是交给他的。不过这些钱往往会被人偷走：没有人是靠得住的。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子，可以绝对安全地把钱保存起来。就是把钱交给一位年老的旧教徒保管，他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某些街区[2]，原是韦特卡城的居民……关于这位老者，我忍不住想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这位老者年约六十，身材矮小，白发苍苍。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大为惊讶。他和其他囚犯是那么不同：他的眼神十分平静而安详，记得我曾怀着特别愉快的心情看着他的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眼角边布满了细细的鱼尾纹。我时常和他交谈，生平很少见到他这样善良、温厚的人。他是因为一桩重罪而入狱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之间出现了皈依东正教的倾向。政府大为嘉奖，开始竭尽全力对其他旧教徒加强转化工作。老人和其他宗教狂一起，如他所说，决定“保卫信仰”。皈一派教堂动工建造了，他们却将它付之一炬。老人作为主谋之一，被流放服苦役。他是做生意的富裕市民；家中留有妻子儿女；但他义无反顾地踏上流放之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在“为信仰而受难”。与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您不禁会自问：这个孩子般温和、恭顺的人怎么会参与骚乱呢？我有几次同他谈起“信仰”。他在涉及自己的信念时是毫不妥协的；但是在他的反驳里，从未有过丝毫的怨恨和敌意。然而他却焚毁教堂，而且供认不讳。显然，他按照自己的信念，把自己的行为和为此而遭受的“磨难”看作光荣的业绩了。但是无论我怎样审视他，怎样研究他，却从来看不出他有任何爱慕虚荣和高傲的迹象。我们监狱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旧教徒，大多是西伯利亚人。这些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是狡猾的庄稼汉，熟读经卷、死抠字眼的旧教徒和自以为是的雄辩家；他们傲慢、无畏、狡诈而又极端偏执。老人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熟读经卷方面也许比他们还更胜一筹，但总是回避争论。他性喜交际。愉快开朗，笑口常开——不是囚犯的那种粗鄙、猥亵的笑，而是开朗、安详的笑，其中含有很多孩子般的稚气，这笑容不知怎么与他的白发特别相称。也许我错了，但我觉得，可以根据笑声去了解一个人，初次相逢，倘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那么您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好人。老人博得了全监狱的普遍的尊敬，却并不以此自夸。囚犯们叫他老爷爷，从来不惹他生气。我多少明白了，他对自己同一教派的信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不过，尽管他在服苦役时表面上显得很坚强，他的内心却隐藏着无法排解的深深的哀伤，只是竭力加以掩饰而已。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牢房里。有一次，我在深夜两点多钟醒来，听到一阵压抑的低低的啜泣声。老人坐在俄式火炉上按照自己的手稿祈祷（在他之前，那个读《圣经》入迷、想杀死少校的囚犯也是夜夜在那里祈祷）。他在哭，我听到他不时地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使我坚强起来吧！我年幼的孩子们哪，我亲爱的孩子们哪，我们永无相见之日了！”我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悲伤。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渐渐地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人人都是贼，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深信不疑，这位老者是决不会偷盗的。不知道他把交到他手里的钱藏到了哪里，但一定是谁也无法找到的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后来他向我和一些波兰人揭示了自己的秘密。一根立柱上有一个节子，似乎与树木牢牢地长在一起。但他把树木上的这个节子取下，于是露出一个很大的树窟窿。老爷爷把钱藏到里面，再把节子摁上，这样就永远也没有人能找到它啦。

不过我扯远了。我刚才说到，为什么囚犯的口袋里存不住钱，不过，除了存钱难之外，监狱里还有太多的苦恼；囚犯就其天性而言，是那样渴望自由，最后，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又是那样轻佻而散漫，因而很自然地会突然产生一种“豁出去”的冲动，于是挥金如土，酗酒狂欢，人声鼎沸，还有乐队演奏，但求能片刻忘却自己内心的苦闷。看着不免奇怪，他们有的人会一连几个月埋头苦干，仅仅为了在某一天能把全部积蓄花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在新一轮纵酒狂欢之前苦干几个月。其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添置新衣，而且一定要便服式的：那种黑色非制式的长裤、紧腰大衣和俄式的束腰呢上衣。花布衬衫和带铜搭扣的皮腰带也很时兴。每逢节日都要打扮一番，打扮好了，往往会走遍各个牢房，满世界去招摇。衣着光鲜的人的得意啊，简直像孩子一样：囚犯们在很多方面就是彻头彻尾的孩子。确实，那些好衣裳不知怎么，突然就会从主人那里消失了，有时当晚就被拿去抵押掉或贱卖了。不过，饮酒作乐是逐步展开的。这种活动通常选在节日或本人的命名日。过命名日的囚犯一大早就起床，在圣像前点上一支蜡烛，做了祷告；然后穿戴整齐，为自己订一份午餐。买了牛肉、鱼，包了西伯利亚饺子；他狼吞虎咽，几乎总是独自享用，很少邀请难友来分享自己的美味佳肴。然后还会上酒：喝得烂醉如泥的寿翁一定会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摇摇晃晃，跌跌绊绊，要向大家表示，他“喝醉了”，在“溜达”呢，想以此赢得大家的敬重。在俄国民间到处都对醉汉怀有某种同情；监狱中对嗜酒贪杯者甚至会肃然起敬。在狱中尽情狂饮自有一种老爷派头。他高兴起来，一定会雇人演奏乐曲。监狱里有一个逃兵小波兰人，是个讨厌的小家伙，但是他会拉小提琴，而且随身带着乐器——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什么手艺，只能受雇于人，去给饮酒作乐的人们演奏快乐的舞曲。他的职责是寸步不离地跟随醉醺醺的雇主去一个又一个牢房，吱吱嘎嘎地使劲拉着小提琴。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郁闷、忧伤。可是一声吆喝：“拉呀，你收了钱的！”又迫使他不停地拉呀、拉呀。一个囚犯在开怀畅饮时就确信，要是他喝得酩酊大醉，别人一定会来照料他，及时安排他睡下，在长官出现前总是会把他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这样做完全是无私的。至于维持监狱秩序的士官和残疾军人，也可以完全放心：醉汉是不会惹出什么乱子的。整个牢房都在监视着他。即使醉汉大吵大闹，其他人也会立即把他制服，甚至干脆把他捆起来。所以下级管理人员对酗酒是视若无睹的，再说，他们也不想干预。他们很清楚，不许喝酒情况会更糟糕。不过这酒是从哪里搞来的呢？

在监狱里就能在所谓的酒贩子那里买到酒。酒贩子有好几个，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顺利，而且在持续不断地做，不过喝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是不多，因为饮酒作乐要花钱，而囚犯们的钱是来之不易的。生意的开张、进行和收场，其方式是相当奇特的。比方说，有的囚犯不会手艺也不爱劳动（这样的人是有的），可是他很想搞到钱，又是个急性子，但愿能赶快发财。他有点儿启动的钱，于是决定贩酒卖：这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勇敢的决定。干这种勾当可能要付出皮肉之苦作代价，而且货物和金钱会立即被完全没收。但酒贩子知难而上。起初他的钱不多，因此第一次他只能自己把酒带进监狱，当然，这样做买卖很有赚头。他尝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只要不落到管理人员手里，很快就能赚大钱了，只有到这时才能初具规模，名副其实地做生意：他成了老板、资本家，雇用了代理人和助手，他冒的风险小多了，赚的钱却越来越多。替他担风险的是他的那些助手。

监狱里总有很多人挥霍、赌博、酗酒，弄得一文不名，这些人不会手艺，是衣衫褴褛的可怜虫，但在某种程度上赋有勇敢果决的精神。他们只有一种完好无损的资本了，那就是挨鞭子的脊梁，它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用得着的，于是这个挥霍一空的酒徒就决定把这最后的一笔资本投入周转。他去见一位老板，受雇于他，替他把酒带进监狱；富有的酒贩子都有好几个这样的雇员。监狱外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人——一名士兵，一个小市民，有时甚至是一个少女，——为了相对而言颇为丰厚的奖赏而在酒店里用老板的钱买酒，再把酒藏在囚犯们去干活的某个偏僻的地方。供货商几乎总要先品尝一下伏特加的口味，然后毫无人性地往里面掺水，补足分量；要不要随你，反正囚犯是不会太挑剔的：行，钱总算没有白扔，伏特加也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不管怎样，总算是伏特加啊。监狱里的酒贩子预先向供货商指定的取酒人会来找这个供货商，他随身带着牛肠子。牛肠子先要洗干净，然后灌满水，保持原有的湿度和韧性，以便以后用来盛酒。那些牛肠子灌满了酒，囚犯就把它们挂在自身的四周，尽可能放在身上最隐蔽的地方。不言而喻，这时会充分表现出走私犯的机灵和小偷的狡黠。他是名誉扫地的人了；他不得不去蒙骗押送兵和警卫。他是能蒙骗他们的：遇到精明的偷儿，押送兵有时就像个新手一样，总是会看走眼。当然，对这个押送兵要预先研究一番；此外还要考虑到劳动的时间和地点。例如，一个囚犯是砌炉匠，他爬到了炉子上：谁能看到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呢？押送兵总不能也跟着爬上去啊。在走近监狱的时候，他把一枚硬币——一枚十五或二十戈比的银币拿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在大门口等着上等兵。警卫队的这名上等兵对下工回来的每一个囚犯都要围着打量一下，还要在他身上摸摸，这才给他打开监狱的门。带酒的犯人通常总是希望他不好意思过于仔细地触摸他身上的某些部位。但狡猾的上等兵有时也会把手伸到这些部位，而且摸到了酒。这时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走私犯瞒着押送兵把手里攥着的一枚硬币悄悄地塞到上等兵的手里。有时他由于使了这一招而得以顺利通过，也就把酒带进了监狱。可是这一招有时不灵，那就不得不拿自己的最后一笔资本——他的脊梁来结账了。少校得到了报告，囚犯的“资本”挨了鞭子，而且抽得很痛，酒被充公，走私犯把一切都一肩扛着，没有出卖老板，但不要忘记，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告密可耻，而只是因为告密对他没有好处：他反正还是要挨鞭子的；能聊以自慰的只不过是有人陪他一起挨鞭子而已。但他今后还是需要老板的啊，不过，按照习惯和预先的约定，走私犯不会因为脊背挨了鞭子而得到老板的分文补偿。至于告密，一般地说，那是很盛行的。在监狱里告密者不会受到一点屈辱；对他表示愤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并不疏远他，反而和他攀交情，因此假如您在监狱里数说告密者的种种卑劣行径，那么人们对您会完全无法理解。我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的那个贵族出身的卑劣、堕落的囚犯，与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交上了朋友，给他当密探，而费季卡就把他探听到的囚犯们的情况转告少校。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从来就连想也不曾想过，要对这个坏蛋进行惩罚或哪怕是加以指责。

不过我离题了。当然，酒有时也能顺利地带进来；于是老板收下带给他的盛酒的牛肠子，支付了货款，便开始算账。算下来，酒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因而为了增加利润，他再次把酒分开装，重新掺水，差不多要掺上一半水，这样准备妥当后，就等着买家了。在第一个节日，有时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买家来了：这是一个囚犯，他像警戒线里的老犍牛一样苦干了几个月，积攒了一点钱，为的就是要在早已预定的某一天把钱喝光。这个日子早在它到来之前很久，就出现在这可怜的劳动者的梦里了，这个日子在他的梦里，也在他劳动时的幸福幻想中以其迷人的魅力使他在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撑。最后，东方露出朝霞；钱攒够了，没有被没收，也没有被偷走，于是他带着钱去找酒贩子。酒贩子起先尽可能拿纯酒给他，也就是只掺过两回水的酒；不过，瓶子里的酒越喝越少，便随时兑水补充喝掉的部分。喝一碗酒比在酒店里要多付五六倍的钱。可以想象，要喝多少碗这样的酒，要花掉多少酒钱，才能求得一醉啊！可是由于不习惯饮酒了，也由于早就在控制喝酒，囚犯很快就有了醉意，通常他会继续喝下去，直到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喝光为止。那时什么新鲜事儿都有：酒贩子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起初拿到他这里来的抵押品是新购置的私人物品，然后是一些破烂货，最后就是公家财物了。连最后的破烂都喝光以后，醉汉躺下睡觉了，第二天醒来，脑袋里嗡嗡作响，他徒劳地请求酒贩子让他再喝一口解解酒。他忧伤地忍受着沉痛的心情，当天就重新投入工作，又埋头苦干几个月，幻想着那逝去的幸福的尽情畅饮的日子，接着渐渐振作起来，等待着另一个同样的日子，这一天还远着呢，但它终究会自行到来的。

至于酒贩子，终于赚到了几十卢布的巨款，他最后一次准备了酒，不再掺水了，因为这酒是给自己享用的；生意不做啦：也该是自己享受一下的时候了！纵酒狂欢的场面开始了，喝呀，吃呀，还有音乐助兴。大把地花钱；连那些顶头上司，监狱的下级管理人员也受到了款待。纵酒狂欢的场面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当然，准备的酒很快就喝光了；于是这个浪子便去找其他的酒贩子，他们已经在等着他啦，他接着喝，不把最后一枚硬币喝掉是绝不罢休的。不论囚犯们怎样保护这个醉汉，他有时还是会被长官，如少校或警卫队军官撞见。他被带到警卫室，钱被抄没，如果在他身上还能找到钱的话，最后抽了他一顿鞭子。他抖擞精神回到监狱，几天后又干起了酒贩子的行当。有些贪图享乐的犯人，当然，是那些有钱的，还想着女人。他们有时花大钱扔下活儿，偷偷地从城堡溜到郊外的什么地方，由一个被收买的押送兵押送着。在那里，在城市边沿地带的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正设酒宴招待全世界，果真是挥金如土。人们为了钱就不嫌弃囚犯了；押送兵要早些挑选，需要了解情况的人。不用说，这些押送兵自己就是未来入狱的候选人。不过，有钱什么事都能办到，这样的出游几乎会成为永久的秘密。应当补充一点，这种情况是罕有的；要花很多的钱才行，因而喜欢女人的人会采取其他安全可靠的办法。

早在我入狱的初期，一个美貌的少年囚犯就激起了我特殊的好奇心。他名叫西罗特金。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首先，他那俊美的容貌使我大为惊讶；他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三岁。他被关在单人囚室，即终身监禁，因而被认为是军事要犯之一。他文静、温和，话不多，很少有笑容。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容貌端正，一张小脸洁净、细嫩，头发是淡黄色的。甚至剃了半边的脑袋也不大能丑化他：他就是这么一个惹人怜爱的男孩子。他什么手艺也不会，不过赚的钱虽然不多，却时常有进账。很明显，他又懒又邋遢。也许有人在关心他的衣着，有时还给他穿上红衬衫，看来他很喜欢这件新衣服：他在各个牢房走来走去，显摆自己。他不喝酒，不赌博，几乎从不和人争吵。有时他在牢房外面散步，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情温和，若有所思。他在想些什么呢，简直难以想象。有时你喊他一声，出于好奇问点儿什么，他便立即回答，而且彬彬有礼，不像是个囚犯，不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洁，不爱多说话；就像个十岁的孩子似的望着您。他有了钱，——却不买必需品，不把短外衣送去修补，而是买面包圈、馅饼吃——活脱儿一个七岁的娃娃。“唉，你呀，西罗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说，“好可怜的孤儿啊！”工余时间他常在别的牢房里闲逛；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干活，只有他无所事事。要是有人对他说些什么，几乎总是带着嘲讽的意味（人们对他和他的伙伴时常暗暗发笑）——他一言不发，转身又到别的牢房去了；有的时候，要是对他嘲笑得太过分，他的脸上便会泛起红晕。我常想：这样温顺、和善的人怎么会蹲监狱呢？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犯人病房。西罗特金也病了，躺在我旁边；一天傍晚我和他在起劲地聊天；他一时兴起，顺便对我讲起他是怎样被送去当兵的，母亲怎样哭着送他入伍，他在新兵中的日子多么难熬。他补充说，新兵的生活实在使他无法忍受：因为那里的人都那么暴躁、严厉，长官们几乎总是对他有所不满……

“后来呢？”我问，“你怎么会来到这种地方呢？而且还被关在单人囚室……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可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军营里一共只待了一年；而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杀了我的连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我听说了，西罗特金，可我不信。是呀，你怎么会杀人呢？”

“事实如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真是太难受了。”

“其他的新兵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当然初期很艰苦，后来就渐渐习惯了，眼看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你呀，也许是妈妈把你宠坏了；她是用馅饼和牛奶把你喂到了十八岁。”

“妈妈的确是很爱我的呢，先生。我去参军以后，她就病倒了，是的，听说就此一病不起……在当新兵的后期我感到很痛苦啊……连长不喜欢我，动不动就处罚我，这是为什么呢，先生？我服从所有的人，生活上循规蹈矩；我滴酒不沾，不偷不拿；说实在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手脚不干净，那是很不好的。四周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啊。偶尔躲到某个角落里，站在那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有一次我执行警卫任务。这是在夜里；我被派到禁闭室的枪架旁站岗。有风：那是在秋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么郁闷啊，我感到郁闷极了！我把枪靠在脚边，卸下刺刀放在一旁；脱下右脚的靴子，拿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胸部抵在枪口上，再用大脚趾触动扳机。我一看——瞎火！我检查枪支，擦净起爆管，用上打火石，重新装上火药，又拿枪抵住胸口。您猜怎么着，先生？只见火药一闪，子弹却没有出膛！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立刻套上靴子，装上刺刀，默默地踱步。这时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干到底，我豁出去了，非离开新兵的这种生活不可！半小时后，连长骑马来了；这是对岗哨的一次主要的巡查。他直冲着我说：‘难道是这样站岗的吗？’我端起枪就用刺刀捅他，一直捅到枪口。我挨了四千棒，就来到了这里的单人囚室……”

他没有说谎。可是为什么要把他关在单人囚室里呢？对普通罪行的惩罚要轻得多啊。不过，西罗特金在他那一伙犯人中是唯一的小美男子。至于其余像他这样的犯人，在我们这里大约还有十五个，看着他们简直感到奇怪；只有两三个人的脸蛋还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蠢头蠢脑，丑陋而邋遢；有些人甚至长了满头白发。如果条件允许，有一天我会更详细地讲讲这一伙中的所有的人。西罗特金却与卡津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开始写这一章，顺便提到他醉醺醺地闯进伙房，这打乱了我最初对监狱生活的见解。

这个卡津是令人恐惧的家伙。他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可怕的惊恐不安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比他更凶狠、更骇人听闻的人了。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以其暴行而臭名远扬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见到过受审的囚犯索科洛夫，他是一个逃兵和可怕的杀人犯。但是他们谁也不曾给我留下比卡津更可恶的印象。我有时觉得，我在自己面前看到的是有一人高的硕大无朋的蜘蛛。他是鞑靼人；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走路有点儿佝偻，皱着眉头看人。监狱里流传着关于他的离奇的传闻：都知道他原是军人；但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也有人说，他从前喜欢切割小孩子的肌体，纯粹为了取乐：他把孩子带到一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恫吓他，折磨他，等到把这个小牺牲品的恐惧和战栗欣赏够了，便平静、缓慢、自得其乐地切割他。这些也许都不过是人们根据卡津给人留下的那种总的阴森印象所捏造出来的，然而这全部虚构似乎对他很合适，与他很相称。不过，在平常没有喝醉酒的时候，他的行为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很平静，从不与人争吵，这仿佛是出于对别人的藐视，仿佛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的话不多，似乎故意落落寡合。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慢条斯理、安详而又充满自信。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相当聪明，而且非常狡诈；但在他的面容和眼神中永远有一种傲然嘲弄和冷酷的神气。他做卖酒的生意，是最富有的酒贩子之一。但他每年有一两次会喝得酩酊大醉，这时他天性中的兽性便会暴露无遗。他是逐渐醉倒的，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囚犯们知道他力气惊人，都四散逃开，躲了起来；他见人就扑过去。但大家很快就找到了治他的法子。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好几年都是这样。人们终于发觉，卡津开始服输了。他抱怨身上多处有伤病，明显地蔫了，上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总算是服输了！”囚犯们暗自说道。

他在那个带着小提琴的可恶的小波兰人的陪伴下闯进了伙房，这个小波兰人时常受雇于饮酒作乐的人们奏乐凑趣。卡津站在伙房中央，默默地凝神环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了。最后，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凶狠而嘲弄地看了看我们，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仿佛在暗自琢磨着什么，于是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们凭什么收入能在这里品茶？”

我和我的同伴互相使了个眼色，明白最好是保持沉默，不去答理他。一言不合他就会大发雷霆。

“这么说，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喽？”他继续盘问道，“这么说，你们的钱很多哇，啊？难道你们进监狱就是要来品茶的？你们是来品茶的吗？你们倒是说话呀，该死的东西！……”

可是看到我们决心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他气得发抖，脸色血红。在他身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大木盘（托盘），为囚犯们供应午饭或晚饭而切好的面包全都堆放在里面。它是那么巨大，装得下监狱里半数囚犯食用的面包。此刻是空着的。他双手抓住它，突然举到我们的头顶上。顷刻之间他就会砸烂我们的脑袋。尽管杀人或企图杀人会给整个监狱招来大麻烦：开始侦查、盘问、加强管理，因此囚犯们都竭力不让自己陷入这种共同的绝境——尽管如此，现在大家都鸦雀无声地冷眼旁观。没有人为我们说一句话！没有人向卡津呵斥一声！——他们对我们的憎恨竟如此强烈！看来他们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而高兴……幸而结局是圆满的：就在他要把木盘砸下来的瞬间，有人在穿堂里大叫：

“卡津！有人偷酒啦！……”

他砰的一声把木盘摔在地下，像疯子一样从伙房里冲了出去。

“嘿，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在彼此之间这样议论，此后很久他们还在这样说。

我后来也没有搞清楚，这有人偷酒的消息是真事儿还是为了救我们而临时瞎编的。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诚然，罪行也无法相互比较，即使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也不行。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掂量了两个案子的全部案情，而对两个案子的判决却几乎相同，然而请看一看吧，这两个人的案子有多么重大的区别啊。例如，一个人不为什么，只是为了一个葱头，就随便把人杀了：他走到大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庄稼汉，而他的全部所有只是一个葱头。“这是什么事呀，爹！你叫我去找油水：瞧，我杀了一个庄稼汉，只找到了这么个葱头。”“蠢材！一个葱头是一个戈比，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你一个卢布就到手了！”（监狱里的传说。）而另一个人是为了保护未婚妻、姐妹或女儿不受淫棍的蹂躏而杀人。一个人在流浪中陷入大批暗探的包围，往往在即将死于饥饿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人；而另一个人切割年幼孩子的肌体，只是因为他喜欢杀戮，喜欢用自己的双手感受孩子们温暖的鲜血，欣赏他们的恐惧、他们在刀刃下的最后的鸽子般的战栗。那又怎样呢？这两个人同样被判处服苦役。不错，判处的刑期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相对而言并不大；而在同一种罪行中的区别却多得不可胜数。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区别。不过我们假定，调和、消除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假定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化圆为方[3]，假定如此！但即使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那么请看看另一种区别吧，即在惩罚的后果中的区别……且看，这里有一个人，他在监狱里日渐虚弱，像蜡烛一样渐渐消融。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令人愉快的豪迈伙伴的俱乐部。是的，入狱的也有这种人。再比如说，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德高尚、有责任感和良心的人。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使他在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就已经痛不欲生了。他对自己罪行的审判比任何威严的法律都更为冷酷无情。同时这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在服苦役期间连一次也不曾想到过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要被关进监狱，从而摆脱在外面的那种远不如服苦役的生活。在外面他过着受尽屈辱的日子，从未吃过一顿饱饭，还要没日没夜地为自己的老板干活；而服苦役干的活比在家里干的活还轻松些，面包管饱，而且这样好吃的面包他还不曾见过呢；每逢节日还能吃到牛肉，得到周济，还能挣点儿零花钱。而朝夕相处的同伴呢？都是一些狡猾、机灵、见多识广的人；于是他又恭敬又惊奇地望着自己的那些同伴；他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人呢。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可能有的最崇高的群体。难道这两个人能对惩罚有相同的感受吗？不过，何必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费心劳神呢！响起了击鼓的声音，该是各自回牢房的时候了。

[1] 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在1846年被判处10年苦役。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曾提到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间的《作家日记》。

[2] 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市的旧教徒街区。18世纪，旧教徒为躲避政府的迫害，从索日河的韦特卡城迁徙至此。

[3] 将圆形化为等积的方形，一个不可解的算题。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最后的一次点名开始。这次点名以后牢房就要上锁了，每一把锁都是专用的，于是囚犯们被反锁在里面直至天明。

点名是由一名士官和两名士兵进行的。为此有时让囚犯们在院子里列队，来的还有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不过这种例行公事往往是以家常的方式进行的：就在牢房里点名。现在就是这样。那些点名的人常常会记错、算错，他们走了，又会再回来。最后可怜的卫兵们算出了预期的数字，便将牢房锁上。牢房里住着近三十名囚犯，都挤在木板通铺上。睡觉还太早。看来人人都得找点儿事情干才行。

留在牢房里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残疾军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每间牢房还有一名囚犯当室长，是少校教官亲自指定的，当然是因为他操行良好。不过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室长自己干坏事时被捉住；于是他受到鞭挞，立刻被撤职，由别人来取代他。我们牢房的室长竟然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时常会对囚犯们呵斥几句。囚犯们通常是报以嘲讽。残疾军人比他聪明，对什么都不加干预，要是他偶尔动动嘴皮子，也不过是出于礼貌，求得心安而已。他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缝制靴子。囚犯们对他几乎是毫不理会。

这是我开始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从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后来我深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的结论是：所有的非囚犯，不管是谁，从那些与囚犯们有直接关系的押送兵和卫兵，到所有与苦役犯生活多少打过交道的人们——不知怎么都对囚犯抱有过于夸张的看法。他们仿佛随时都在不安地等待，囚犯会突然拿刀扑向他们中的某个人。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人是畏惧他们的，而这似乎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实对囚犯们来说，最好的长官往往正是那个不怕他们的长官。而且总的说来，尽管胆大妄为，囚犯们自己只有在受到人们信任的时候才会特别愉快。这种信任甚至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在我入狱期间，虽然非常罕见，但有的长官曾不带卫兵就顺便走进监狱。应当看到，这使囚犯多么惊讶啊，而这是善意的惊讶。这样无所畏惧的来访者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本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有他在场也就不会发生了。凡是有囚犯的地方，就会有囚犯所引起的恐惧，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种恐惧究竟是因何而起。当然，这是有某种缘由的，首先就是被公认为匪徒的囚犯的那种外表；此外，任何人在走近苦役犯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群人聚集在这里并非出于自愿，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不可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尸走肉：他仍然有感情，有报复和求生的渴望，有欲望和获得满足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囚犯没有什么可怕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那么急促地拿刀扑向另一个人的。总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可能性偶尔会成为现实，而这类不幸事件既然如此罕有，那就可以干脆得出结论，危险是微不足道的。不言而喻，我现在讲的只是已经判决的犯人，其中的很多人甚至很高兴终于来到了监狱（新的生活有时竟那么美好！），因而很想平静、安宁地活下去；不但如此，对其中的一些实在不安分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加以约束，不让他们太放肆。每一名苦役犯不论他多么胆大妄为，在服苦役期间总是有所忌惮的。至于候审的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的犯人的确会无缘无故地随便攻击别人，唯一的原因是，比如说，明天他要受到惩罚了；如果挑起新的事端，那么惩罚自然也就会推迟。这种攻击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得越快越好。在这方面，我甚至了解到一个心理学上的奇特事例。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个军事类的囚犯，是一名士兵，他没有被褫夺公权，依法入狱服刑两年，是个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家伙。一般地说，兼有吹牛和胆小这两种特点的俄军士兵为数极少。我们的士兵看样子总是忙得很，就是想吹牛也没有时间。不过，要是他爱吹牛，那么他就几乎一定是懒汉和胆小鬼。杜托夫（该囚犯的姓）终于服刑期满，出狱回到正规部队。可是像他这样被送进监狱改造的人，在大牢里已经散漫惯了，所以通常他们在外面只待上两三个星期，就又会受到法庭审判，重新回到监狱，不过已经不是服刑两三年，而是属于“长期服刑”的一类，要服刑十五或二十年。事情的经过正是这样。出狱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杜托夫撬锁行窃；除此之外，还出言不逊，无理取闹。他被送交法庭审判，决定予以严惩。他对眼前要受到的惩罚吓得要命、怕得要死，这个怪可怜的胆小鬼在他要通过队列挨树条抽打的前一天竟持刀直扑走进囚室的警卫队军官。当然，他很清楚，这种行为将格外加重对他的判决，并大大增加服苦役的期限。而他的用意恰恰在于，要把惩罚的可怕时刻哪怕推迟几天、几小时也好！这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持刀扑上去后，甚至不敢伤及军官，一切都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犯罪事实，因而又开始对他进行审讯。

面对惩罚的那一刻，对受刑者来说当然是很可怕的，我曾在几年内见到不少候审的囚犯，第二天就是他们注定不祥的日子。我时常生病，卧病期间往往会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遇见他们。全俄国的所有囚犯都知道，最同情他们的是医生。他们对囚犯从来都一视同仁，而其他的人几乎全都不知不觉地厚此薄彼，也许只有普通的民众例外。民众从来不因为囚犯的罪行而责备他，不管是多么骇人的罪行，而且因为他受到了惩罚乃至因为他的不幸而宽恕他的一切。难怪俄国的全体民众都把犯罪叫作不幸，而把罪犯叫作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修饰语。这个修饰语还因为是无意识地、本能地说出来而特别值得注意。至于医生，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囚犯们真正的避风港，特别是对那些候审犯而言，这些人的处境比已经判决的犯人更难以忍受……而一个候审犯大致计算一下那个痛苦的日子到来的期限，往往会逃进医院，希望把痛苦的时刻多少推迟一些。等到出院回监狱，几乎能准确地知道，第二天就是注定不祥的日子，这时他几乎总是焦躁不安。有些人由于自尊而竭力掩饰自己的心情。但笨拙的、假装出来的无所畏惧是瞒不过同伴们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出于仁爱之心而不说穿。我认识一个囚犯，年纪很轻的杀人凶手，是一名士兵，判处棒责，规定打满多少棒。他胆怯极了，在惩罚的前夜决定喝一壶盖酒，预先将鼻烟浸在里面。顺便说一下，在受刑前候审犯身边总会有酒。早在到期之前很久就把酒带进来了，是花大价钱搞到的，候审犯大约要省吃俭用半年，才能攒够必要的钱，买四分之一俄升酒，以便在受刑前一刻钟把酒喝下。囚犯之间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醉汉在鞭挞或棒责时不会那样痛。不过我离题了。可怜的小伙子喝完自己的一壶盖酒，实际上立刻就发病了；他开始吐血，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已失去知觉。吐血使他的胸腔严重受损，几天后发现他有了真正的肺痨的症候，半年后病死。为他治疗肺痨的几位医生都不知道此病因何而起。

不过，在讲述犯人受刑前常会胆怯的同时，我应该补充一句，其中有些人，恰恰相反，以其非凡的无畏精神使观者为之讶异。我记得几个事例，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达到了某种无动于衷的程度，而且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我特别记得和一个可怕的罪犯的相会。在一个夏天，犯人病房里纷纷传说，傍晚要惩罚著名的大盗奥尔洛夫，一名逃兵，受刑后要送到病房来。卧病的囚犯们在等待奥尔洛夫时确信，他一定会受到残酷的惩处。所有的人都有些激动，我承认，我也极其好奇地期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现身。我早已听说了他的奇事。这是一个少有的恶徒，曾漠然无动于衷地杀害老人和孩子——这个人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并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力量。他受到多起凶杀案的指控，被判处列队棒责。他是晚上被送来的。病房里已经很暗，点起了几支蜡烛。奥尔洛夫几乎失去了知觉，脸色煞白，一头浓密、蓬乱、漆黑的头发。他的背部全肿了，一片血迹斑斑的青紫色。囚犯们通宵服侍他，为他换水、翻身、喂药，仿佛是在服侍骨肉至亲，服侍自己的一位恩人。第二天他就完全清醒了，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我大为惊讶：他来到医院时是受尽折磨、极度虚弱的啊。他一下子挨了为他规定的棒数的整整一半。医生注意到，再继续动刑，犯人必死无疑。这才立刻加以制止。何况奥尔洛夫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又因为长期关押、审讯而心力交瘁。谁偶然遇到候审的囚犯，想必都久久难忘他们那疲态毕现、消瘦苍白的脸和慌乱的目光。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却能迅速恢复。显然，他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效地增强了他的体质。的确，他并非平庸之辈。我出于好奇对他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整整一个星期都在研究他。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生平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具有铁一般刚强性格的人。我在托博尔斯克曾见到过这种名人，一个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一头野兽。您站在他身旁，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就本能地预感到，您身边有一个恐怖的怪物。但是他在精神上的愚钝却使我万分惊讶。肉欲控制了他的一切精神特性。您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脸上只剩下了对肉体享乐的兽性渴望：纵情声色、荒淫无度。我深信，科列涅夫（那个强盗的姓氏）在面对惩罚的时候甚至会神情沮丧，怕得发抖，尽管他在杀人时甚至不会皱一皱眉头。奥尔洛夫与他完全相反。那是对肉欲的彻底胜利。显然，这个人的自控能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惩罚，在世界上无所畏惧。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顺便说一句，他那古怪的高傲使我大吃一惊。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傲视一切，但决不装腔作势，而是就这样，显得十分自然。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仅凭权势来左右他。不知怎么，他看待一切都出人意料地平静，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惊讶似的。他虽然明知囚犯们都对他怀有敬意，但是在他们面前却一点儿也不炫耀自己。然而虚荣和傲慢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所有囚犯所特有的。他是相当聪明而又异常坦白的人，但决不饶舌。对我的问题他坦率地回答说，他在等待康复，尽快养好余下的棒伤，又说在惩罚前他本来很怕挨不过去。“现在嘛，”他对我眨眨眼接着说道，“案子结束了。挨过剩下的棒责，立刻就要和一批犯人被送往涅尔琴斯克，而我要在半路上逃跑！一定逃跑！但愿背伤能赶快愈合！”这五天里他一直在急切地等候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出院。在等候期间他有时很爱笑，很快乐。我曾试图和他谈谈他的奇异经历。听我这样问长问短，他微微皱眉，但总是坦率地回答。等到他终于明白，我是想探究他的良知，想在他的内心看到哪怕任何一点悔恨的情绪，这时他那么蔑视而傲慢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我在他的眼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像对大人一样跟我谈论。他的脸上甚至流露了一种怜悯我的神气。片刻后他朝我哈哈大笑，这是非常善意的笑声，毫无嘲讽的意思，我相信，在他独处时想起我说过的话，也许还会一再地发出笑声。他终于出院了，背伤还没有完全愈合；我也是在这一次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我们恰好同时出院：我回监狱，他回监狱旁的禁闭室，他本来就是关押在那里。分别时他握握我的手，从他那方面说，这是高度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与我握手是因为他对自己和眼下的情况深感满意。其实他不可能不蔑视我，而且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驯服、软弱、可怜，在各方面都比他低下的人。第二天他就被押送出去再次接受棒责。

我们的牢房在上锁后突然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面貌——真正的寓所、家园的面貌。只有现在我才能看到囚犯们，我的那些难友完全像在家里一样。白天那些士官、卫兵和一般管理人员随时都可能来到监狱，因而所有蹲监狱的人的言谈举止都有些异样，仿佛没有完全安下心来，仿佛随时在等着有什么事发生，有些心绪不宁。但只要牢房一锁上，大家立刻安心地在各自的地方安顿下来，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做一种手工活。牢房里突然亮堂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自己的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头做的。有的坐下缝制靴子，有的缝一件什么衣裳。牢房里恶臭的空气越来越刺鼻。几个游手好闲的人蹲在角落里围着铺开的地毯打牌。几乎每间牢房都有这么一个囚犯，他备有一俄尺长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沾满污垢的油乎乎的扑克牌。这一切统称为秘密赌场。赌场的主人向赌徒抽头，十五戈比一夜，他就靠这个赚钱。玩牌的通常是打“三张”、“小丘”等等。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以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赌博深夜才结束，有时会持续到天亮，直到牢房开门的那个瞬间。我们的房间和监狱里所有的其他牢房一样，永远会有输光、喝光的赤贫者，或者干脆就是天生的赤贫者。我说的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强调这个说法。的确，在我国民间的所有地方，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不论在什么条件下，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性情温顺，往往还很勤快，可他们就是命中注定要永生永世一贫如洗。他们永远孤苦伶仃，邋邋遢遢，他们看上去永远是受尽折磨、郁郁寡欢的样子，而且一辈子听别人使唤，给别人跑腿，通常是伺候浮浪子弟或突然发财和升迁的人家。任何创举，任何倡议，对他们都意味着痛苦和烦恼。他们连出生都似乎是有条件的，即不可主动地有所作为，只能当仆役，生活不可以自己做主，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效劳。而且任何情况，任何天翻地覆的巨变都不能让他富起来。他们永远是赤贫者。我发现，这样的人不仅民间有，而且一切社会、阶层、党派、杂志社、社团也都有。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间牢房、每座监狱，只要有人聚赌，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伺候。总之，聚赌没有仆役是不行的。通常是赌徒们打伙儿雇用他，一个通宵付给他五个银戈比，他的首要责任是通宵放哨。主要是有六七个小时要在黑暗中，在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挨冻，倾听每一种响动、每一个打铃声和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教官或警卫队的士兵们有时深夜出现在监狱里，静悄悄地进来，当场把赌钱的、干活的逮个正着，还有在院子里就能看见的尚未燃尽的蜡烛。至少当穿堂里通往院子的门上猛然响起开锁声的时候，要想躲藏，吹灭蜡烛，躺到通铺上去，为时已晚。不过，由于此后秘密赌场会对放哨的仆役痛加惩处，所以这种疏忽的情况是非常罕有的。五个戈比的工钱当然是少得可笑，即使在监狱里也是如此。然而在监狱里，那些雇主在这种情况以及所有其他情况下的严厉和冷酷总是使我感到震惊。“拿了钱，就要好好伺候！”这是不容反驳的论据。为了一文钱的付出，雇主会拿去一切可能拿到的好处，可能的话，就拿得更多，还自以为是施惠于人，该感谢他才对。浪子和醉汉挥金如土，而对自己的雇工却锱铢必较，我发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监狱里有，也不只是在赌场上有。

我已经说过，监狱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某种工作：除了几个赌徒之外，完全无所事事的至多不过四五个人；他们马上就躺下睡了。我在木板通铺上的位置紧靠着门口。在另一边的通铺上，与我头对头的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往往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在糊一个中国式的彩色灯笼，这是城里人向他定制的，价钱相当高。他做灯笼是一把好手，干起来有条有理、专心致志。等到工作结束，便收拾整齐，铺开自己的小床垫，向上帝祈祷后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看来他把品行和秩序发展到了拘泥细节、吹毛求疵的程度；显然，他自以为非常聪明，一般地说，所有愚钝和狭隘的人都是这样。从见面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不过记得在这第一天我曾对他的情况想了很多，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却进了监狱。以后我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提阿基姆·阿基梅奇。

不过我要简单地描述一下我们牢房的全体人员。我不得不在这间牢房度过很多年，因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今后的室友和同伴。当然，我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在我的铺位左面是一群高加索山民，大多因为抢劫而被送到这里，刑期有长有短。他们是两个列兹金人、一个车臣人和三个达吉斯坦的鞑靼人。那个车臣人脸色阴森、抑郁，几乎谁都不搭理，经常皱着眉头敌视地环顾周围，还露出讨人嫌的恶毒而嘲讽的微笑。列兹金人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长着细长的鹰钩鼻，看样子是十足的惯匪。不过另一个名叫努拉的列兹金人，从第一天起就使我产生了极其愉快而亲切的印象。他还不算老，个子不高，体格像赫拉克勒斯，纯粹的金发碧眼，翘鼻子，有一张楚赫纳女子[1]的脸和经常骑马而形成的一双罗圈腿。刺刀和子弹使他遍体鳞伤。他在高加索是安分守己的平民，但经常骑马悄悄地去找不甘屈服的山民，并和他们一起从那里向俄国人发动袭击。在监狱里大家都喜欢他。他总是很快乐，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他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安静而开朗，不过时常愤慨地看着囚犯生活中丑陋、卑劣的现象。任何盗窃、欺诈、酗酒，总之，一切不正当的行径都使他怒不可遏；但他不会挑起争端，只是气愤地扭头而去。他本人在服苦役期间从未偷过东西，没有任何不体面的行为。他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坚定。他虔诚地祈祷；在穆斯林节日前的斋戒期间，像宗教狂一样严格持斋，整夜整夜地站着祷告。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正直。“努拉是一头雄狮，”囚犯们说；于是他有了雄狮的称号。他完全相信，服刑的一定期限结束后，就会放他回到高加索的家里，这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憧憬。我觉得，失去这个憧憬他会死的。我在入狱的第一天就明显地注意到他了。在其他苦役犯的凶狠、阴沉的容貌之间，不可能不注意到他那充满善意和同情的脸。在我来到服苦役的地方的最初半个小时，他走过我身边时会拍拍我的肩头，看着我的眼睛和善地笑笑。我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俄语说得很差。此后不久他又向我走过来，笑着在我的肩头友好地捶了一下。后来又一再如此，而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猜到了，后来也了解到了，从他这方面来说，这是表示他对我的同情，因为他感觉到了，对监狱的了解使我的心情多么沉重，他想表达对我的友谊，鼓励我，表示他一定会保护我。善良而天真的努拉啊！

达吉斯坦的三个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过中年，但名叫阿列伊的第三个至多不过二十二岁，外表就显得更年轻了。他的铺位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他那英俊、开朗、聪明而又天真憨厚的面貌立即引起了我的好感，我多么高兴啊，命运让他而不是任何别人成为我的邻人。他的全部心灵都表现在他的漂亮，甚至可以说俊俏的脸上。他的微笑是那样充满信任，那样孩子般地纯朴；乌黑的大眼睛是那么柔和，那么亲切，看到他我就会特别高兴，甚至感到愁苦和忧伤顿时减轻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家乡他的长兄（他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在养马场）有一天吩咐他带上马刀一起骑马出去一趟。在山民的家庭里，对兄长是毕恭毕敬的，男孩子不仅不敢，而且也想不到要问一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兄长也认为不必告诉他。他们是去打劫，要拦路抢劫一个亚美尼亚富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杀光护送队，杀了那个亚美尼亚人，将他的货物洗劫一空。但案子被侦破：他们六个人全部落网，于是审讯、揭发、用刑，并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的唯一恩典就是缩短刑期；他被流放四年。兄长们都很爱他，这与其说是兄弟之情，还不如说是一种父爱。他是他们在流放中的唯一安慰，他们通常都脸色阴沉、心情抑郁，看到他时却总是笑逐颜开，在和他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和他谈话，似乎还把他看作孩子，觉得同这样一个孩子没什么正事好谈），他们严峻的面容便舒展开了，于是我猜想，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玩笑话、近乎孩子气的话，至少他们老是在互使眼色，而在听到他的回答后，往往会和善地暗暗发笑。而他自己几乎不敢主动和他们交谈：他对兄长真是恭敬至极。很难想象，这个孩子在其漫长的苦役生活中怎么竟能保持这样温和的心情，这样恪守清清白白的正派作风，这样诚恳而富于同情心，不流于粗俗，不腐化堕落。不过，这是一种坚强而严谨的气质，尽管外表显得很柔弱。后来我才对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像清白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的任何丑恶、下流、卑劣或不公正的强暴行径都会在他漂亮的眼睛里燃起怒火，那双眼睛因此而变得更美了。但是他回避吵架和谩骂，不过他绝不是任人欺凌而不予惩罚的人，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他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大家都爱他、宠他。起初他对我只是以礼相待。渐渐地我开始和他闲谈；几个月他就学会讲一口漂亮的俄语了，这是他两个哥哥在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所没有做到的。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谦虚而有礼貌，甚至很有推理能力。总之，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认为阿列伊绝非平庸之辈，回忆起来，我和他的相逢是我生平最美好的际遇之一。有些人天生就有那么优越的气质，那么有天赋，您会觉得，甚至关于他们以后会变坏的念头都不可能有。您对他们总是感到很放心。我对阿列伊到现在也是完全放心的。如今他在哪里呢？

有一回，那已经是我入狱的很久以后了，我躺在通铺上想着沉痛的心事。一向勤快而爱劳动的阿列伊此刻却闲着没事，尽管睡觉还太早。不过这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穆斯林的节日，所以是不干活的。他把双手放在脑后躺着，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

“怎么样，你现在心情很沉重吧？”

我好奇地打量他，对阿列伊的这个急促而率直的问题感到奇怪，因为他总是彬彬有礼，总是严于律己，总是善解人意。不过仔细一看，我就在他的脸上看出了由于回忆而引起的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痛楚，立即发现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沉重，而且就是在此时此刻。我对他讲了我的猜想。他叹息一声，忧伤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总是温柔而发自内心的微笑。此外，他一笑便会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其洁白晶莹之美，使绝世美人也会心怀忌妒。

“怎么了，阿列伊，你刚才大概在想，你们的家乡达吉斯坦在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吧？那里大概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是的，”他兴致勃勃地回答道，两眼神采奕奕。“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些呢？”

“那还能不知道！怎么，那里胜过这里？”

“噢！你怎么会这样问呢……”

“现在你们的家乡想必百花争艳，像乐园一样！……”

“嗬，你就别说了。”他非常激动。

“听我说，阿列伊，你有妹妹吗？”

“有，怎么？”

“她想必是个小美人，要是她像你的话。”

“说什么像我呀！她是绝色美人啊，整个达吉斯坦没有更好看的了。啊，我的妹妹多美呀！你是没有见过啊！我的妈妈也是美女。”

“妈妈爱你吗？”

“唉！你说什么呢！她呀，现在想必为我伤心死了。我是她钟爱的儿子。她爱我胜于爱妹妹，胜于爱所有的人……她今天给我托梦了，在我身边哭泣。”

他沉默了，这天晚上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从此以后他时常想跟我聊聊，但出于敬意从来不首先开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会这样尊敬。可是只要我找他闲谈，他就非常乐意。我向他问到高加索，问起他从前的生活。兄长都不妨碍他和我交谈，甚至还很高兴。他们看到我越来越喜欢阿列伊，对我也更加亲切了。

阿列伊在劳动中帮助我，在牢房里尽力为我效劳，显然，他很高兴多少能改善我的处境，让我感到满意，而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一点儿低三下四或谋求私利的意味，而是出于温暖的友情，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我的友好的情意了。顺便说一下，他有很强的手工操作能力；学会了一手很像样的裁缝、制靴的手艺，后来还学会了一些木工活。几个哥哥都夸他，为他感到骄傲。

“听着，阿列伊，”有一天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用俄语看书写字呢？你知道吗，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是很有用处的。”

“很想学啊。可是跟谁学呢？”

“这里有文化的人还少吗！要不要我来教你？”

“啊，你来教我吧，求你啦！”他甚至在铺上欠起身来，双手交叠在胸前望着我央求道。

我们从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我有一本《新约》的俄译本——监狱是不会查禁这本书的。没有识字课本，只有这本书，阿列伊在几周之内就学会了流畅地阅读。大约过了三个月，他已经完全看得懂书面语了。他满腔热情地醉心于学习。

有一天我和他读完了“山上宝训”[2]。我发现，其中的一些地方他读起来特别富于感情。

我问他喜欢所读的内容否。

他很快地抬头看了看我，脸上泛起了红晕。

“啊，喜欢！”他答道，“是的，耶稣是神圣的先知，耶稣讲的是上帝的话。讲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哪些话呢？”

“就是他说的：要饶恕，要爱，不要欺辱而要爱你的仇敌。啊，他讲得多好啊！”

他回到在听我们谈话的兄长们身边，热心地对他们讲着什么。他们彼此严肃地交谈了好久，并且微微晃动脑袋表示赞同。然后带着郑重的赏识的微笑，即纯粹穆斯林的微笑（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微笑，喜欢的恰恰是微笑所透露的郑重的态度）转向我，肯定耶稣是神圣的先知，他实现了伟大的奇迹；他用土捏成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起来……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深信，颂扬耶稣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快慰，阿列伊太幸福了，因为他的两个哥哥终于决定并且愿意让我感受到这种无上的快慰了。

我们在书写方面的进展也非常顺利。阿列伊搞来纸（他不让我花自己的钱买纸）、笔、墨水，不过两个月就学会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哥哥们大为惊讶。他们的自豪和得意是没有止境的，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才好。要是我们在一起劳动，他们就抢着来帮助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荣幸。至于阿列伊就更不必说了。他也许就像爱兄长一样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样走出监狱的，他把我带到牢房外面，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哭了。以前他从来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哭过。“你为我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他说，“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做不到的：你把我造就成了一个人，上帝会报答你的，而我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如今你在哪里呀，我的善良的，亲爱、亲爱的阿列伊！……

除了几个切尔克斯人之外，我们的几间牢房里还有一大群波兰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家庭，几乎不与其余的囚犯交往。我曾说过，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对俄国苦役犯的敌视态度，他们自己也就受到所有人的敌视。这些人都疲惫不堪，体弱多病；他们一共有六个人。其中有些是学识渊博的人物；以后我会详细地专门讲讲他们的事迹。我在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书籍。我所读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奇怪而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总有一天我会单独讲一讲。对我来说，它们太新奇了，我相信，许多人会觉得完全不可理解。有些事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评判的。我只说一点：精神上的痛苦比任何肉体的磨难更难以忍受。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要学会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这是从水中捞出来丢弃在沙地上的一条鱼……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实情……哪怕问题仅仅涉及他不得不放弃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而且住在一起。在我们牢房里的所有囚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也许只是因为他能逗他们开心。不过，甚至其他囚犯也都喜欢我们的这个犹太人，虽然毫无例外地都把他作为嘲弄的对象。他在我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到现在我想起他还忍不住要发笑。每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总是回忆起果戈理《塔拉斯·布尔巴》里的犹太人扬凯尔，他为了和自己的犹太女人到衣柜里去过夜而脱光衣服时，立刻就活像一只小鸡雏。我们的犹太人伊赛·福米奇活脱儿是一只拔光了毛的小鸡雏。这个人不再年轻了，已年近五十，个子矮小，体力单薄，很狡猾而又是个十足的笨蛋。他放肆又傲慢，同时却又极端胆小怕事。他整个儿显得皱巴巴的，他的前额、他的两颊都留有在断头台上打下的烙印。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怎么竟能挨过六十皮鞭。他是被控杀人而入狱的。他收藏着一张药方，是他的那些犹太人在他受刑后立即向一位医生要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软膏，能在两周内使烙印消失。他在监狱里不敢使用这种软膏，要等十二年服刑期满，决意在出狱移民之后再使用这个药方。“否则就不可以结婚，”有一天他对我说，“而我是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的心情总是十分愉快。他在监狱里的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会珠宝匠的手艺，来自城里的活计多得忙不过来，因为城里没有珠宝匠，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参加繁重的劳动了。不言而喻，他同时也是放高利贷的，凭利息和抵押品给整个监狱放贷。他入狱比我早，一个波兰人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他入狱的情况。这是非常好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后再讲；至于伊赛·福米奇，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讲到他呢。

我们牢房里其余的人中有四个是旧教徒，都是熟读经卷的老头子，其中的一个也是来自斯塔罗杜布的那些街区；还有两三个脸色阴沉的小俄罗斯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苦役犯，他有一张清秀的小脸、清秀的小鼻子，大约二十三岁，已经杀了八个人；还有一帮造假币的，其中一个是我们整个监狱的大活宝；最后，还有几个脸色阴沉、郁郁寡欢的人物，他们被剃了半边头，形容丑陋、沉默寡言、满怀忌妒、皱着眉头以仇恨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并且打算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在全部服刑期间，一直这样皱着眉头打量、沉默并仇恨下去。在我开始新生活的这第一个凄凉的晚上，这一切只是在我眼前闪过，——闪过于腾腾烟雾和黑色烟子之间，闪过于亵渎神圣的辱骂声中，闪过于空气污浊、镣铐叮当、诅咒和无耻哄笑的氛围里。我在光光的木板通铺上躺下，把衣服枕在头下（我还没有枕头），盖一件光板皮袄，但久久不能入睡，尽管这第一天的荒诞而意外的印象已使我受尽折磨、精疲力竭。但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我从未想到也无从预料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

[1] 指芬兰女子。

[2]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至7章。

第五章 第一个月

我入狱的三天之后被派出去干活了。这干活的第一天是我难以忘怀的，不过这一天我并没有发生什么很不平常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到我所遭遇的一切本来就是不平常的。然而这也是最初的印象之一，而我还在继续贪婪地审视一切。这最初的三天我是在极其苦恼的心绪中度过的。“我的漂泊终于结束了：我在监狱里啦！”我不时地自言自语，“这就是我将度过漫长岁月的栖身之地了，我是带着那样不信任的痛苦的心情踏进了这个角落……谁知道呢？也许多年后要离开的时候，我还会依依惜别呢！……”我加了一句，不无幸灾乐祸之感，这种感觉有时会变成一种欲望，要故意地触动自己的创伤，仿佛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痛苦似的，仿佛对不幸处境的充分领悟真的有一种快感。对这个角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惜别之情的想法使我自己不禁骇然：我当时就预感到，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达到何等匪夷所思的程度。但这是后话，眼前我周围的一切是充满敌意的，因而是可怕的……不过并不是一切，不言而喻，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已。我的服苦役的新难友们打量我的那种强烈的好奇，他们对突然出现在他们阶层里的贵族出身的新囚犯的分外严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几乎会变成敌视，——这一切使我太苦恼了，以致我但愿快点儿去干活，以便尽快把我的全部苦难都了解并体验一遍，开始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和所有的人一样走上生活的常轨。不言而喻，我当时对那些就在自己鼻子底下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注意到和料想到：我还不善于在敌意中辨别可喜的方面。不过，甚至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了几位和蔼可亲的难友，当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对我最和蔼可亲的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余那些脸色阴沉、怀有敌意的几个苦役犯之中，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几个和善而愉快的人。“到处有坏人，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忙聊以自慰地想，“谁知道呢？也许这些人并不比留在监狱外面的其余的人坏到哪里去呢。”我这样想，又对自己的想法摇了摇头。然而，天哪！但愿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想法也是何等正确的真理啊！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只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完全了解了他，而他几乎在我服苦役的全部期间都和我在一起，而且经常在我身边。他就是囚犯苏希洛夫。我现在只要一谈起不比别人坏的犯人，立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来。他是服侍我的。我还有另一个仆人。阿基姆·阿基梅奇从最初几天起就向我推荐了一个名叫奥西普的囚犯，说我要是讨厌公共伙食，有钱自理的话，每月付给他三十戈比，他就每天给我烹调菜肴。奥西普是囚犯们选举到两个伙房里去的四名伙夫之一，不过是否接受大家的推举完全由他们自主决定；接受后，哪怕第二天就推辞也行。当伙夫就不用去服劳役了，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我们不是叫他们伙夫，而是叫他们厨娘，不过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蔑视，何况选进伙房的都是一些精明能干而且尽可能要办事公道的人，叫他们厨娘只是亲切地开个玩笑，我们的那几个伙夫一点也不会见怪。奥西普几乎总能被选上，他一连几年几乎老是当厨娘，偶尔在极其苦闷而又极想贩私酒的时候才暂时不当。他是少有的正派而谦和的人，尽管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这就是我曾提到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他是什么都怕的胆小鬼，特别怕鞭刑，安静、温顺，对谁都温和亲切，从未和人吵过架，可是，尽管他那么胆小怕事，却不能不贩私酒，因为走私是他的嗜好。他也和其他伙夫一起贩卖私酒，不过，规模当然不大，例如比不上卡津，因为他没有甘冒巨大风险的勇气。我和这个奥西普一直和睦相处。至于花钱自理饮食，需要的钱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一个月花在自己饮食方面的钱只要一个银卢布就够了，当然，吃面包是不花钱的，因为面包是公家的，有时也喝不花钱的菜汤，如果太饿了，也就顾不得那菜汤难以下咽了，不过，后来这难以下咽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我通常是买一块牛肉，一天一磅。冬天我们这里的牛肉很便宜。牛肉是由一名残疾军人到市场上去买的。我们每间牢房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疾军人，他们自愿地尽义务，天天上市场为囚犯们购物，而且几乎不收任何报酬，除非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安宁，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他们就这样偷偷地带来烟草、砖茶、牛肉、面包圈等等，等等，只有酒例外。没有人托他们带酒，虽然偶尔还拿酒款待他们。奥西普有好几年为我做的都是同样的一块煎牛肉。它是怎样煎出来的——这是另一个问题，而问题却不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和奥西普在这几年里几乎没有说上两句话。我曾多次与他攀谈，可是他好像不善于交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回答一声是的或不，就没有下文了。看着这个仿佛长不大的只有七岁的赫拉克勒斯不免令人诧异。

但除了奥西普，经常帮助我的人还有苏希洛夫。我没有叫他来，也没有找过他。他不知怎么自己跑来找我，要听我的差遣；我甚至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不记得前后的经过。他开始为我洗衣服。牢房外面专门为洗衣服挖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坑，囚犯们的衣服就是在污水坑边上用公家的木盆洗的。此外，为了巴结我，苏希洛夫还主动想出千百种不同的办法来尽义务：替我把茶炊坐在炉子上，东跑西颠地为我办事，给我找寻什么东西，把我的短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的靴子上四次油；他做这些事又热心又匆忙，仿佛肩负着天知道多么重大的责任，——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他自己身上。例如，他从来不说“您有几件衬衣，您的短上衣破了”等等，总是说：“咱们现在有几件衬衣，咱们的短上衣破了。”他一个劲儿地看我的眼色行事，似乎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职责所系。手艺，或者如囚犯们所说的行当，他一样也不会，看来他只能从我这里赚点儿小钱了。我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酬劳，也就是几枚铜币而已，他总是满意地默默收下。他不能不为别人效劳，他之所以挑中我，看来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和蔼一些，付钱更公道一些。像他这种人永远发不了财，其处境也永远得不到改善，而在我们这里往往受雇于人，替赌徒望风，整夜守在寒冷的穿堂里，倾听院子里的每一种响动，以防少校教官突然出现，为此收取五个银戈比作为几乎干了一个通宵的报酬。万一有了失误，就会丧失一切，还要付出脊背挨鞭子的代价。我在前面曾说到过他们。这些人的典型特点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而且几乎在任何人面前都泯灭自己的个性，而在共同活动中所扮演的甚至不是二流角色，而只是三流角色。苏希洛夫是很可怜的人，他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甚至被打得蔫了，不过在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其实他天生就是个蔫头耷脑的人。我不知怎么总是可怜他。哪怕看他一眼，怜悯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为什么可怜他呢——我自己恐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想和他谈谈也不行；他也不善于交谈，看来谈话让他很费劲，你要是为了结束谈话，叫他做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跑跑腿，只有这时他才会活跃起来。最后，我甚至确信，我这样做使他得到了快乐。他不高也不矮，不漂亮也不丑，不聪明也不蠢，不年轻也不老，脸上略微有些麻子，头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浅色的。关于他你永远不可能说什么太肯定的话。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在我看来以及据我推测，他属于西罗特金那一伙，他之所以属于那一伙，也仅仅由于他的任劳任怨和逆来顺受。囚犯们有时会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与一帮犯人到西伯利亚来的半路上改名换姓，就为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而改名换姓。就因为他把自己卖得这么贱，囚犯们才嘲笑他的。改名换姓的意思是与某个人互换姓名，因而也互换了一生的命运。这个事例不管多么荒唐，然而它是公平的，而且在我们那时这种事还盛行于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囚犯之间，因传说而广为人知，并且被一定的形式所固定下来。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不过最后不得不相信无可置疑的事实。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例如，一批囚犯被送往西伯利亚。各种人都有：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养马场，有的是移民；都在一起走。在途中某地，就比如在彼尔姆省吧，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假定他是个狡猾的老江湖，熟悉情况。于是他在这批犯人当中寻找一个比较迟钝、怯懦、逆来顺受而判刑较轻的人：或是要去养马场待上几年，或是移民，即使是去服苦役，刑期较短也行。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他说，我，米哈伊洛夫，如此这般倒也不一定是去服苦役，而是要去“特别部”[2]。虽然也是服苦役，不过是特别的，所以轻松些。单人囚室在其存在期间，甚至领导机关，比如彼得堡的领导机关也不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角落，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人也不多（在我们那时候，里面大约有近七十人），要发现它的踪迹都很难。我后来遇到一些有公职和了解西伯利亚的人，他们听我说起才头一次听说有“特别部”。在法律汇编中说到它的总共只有六行字：“在某监狱设立单人囚室，为最重要的罪犯而设，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甚至这个“部”的囚犯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部”是什么？是无期还是有期？期限没有规定，只是说：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仅此而已；这就是说，“苦役活要一直干下去”。难怪苏希洛夫不知道这个情况，况且这批犯人谁也不知道，连被流放的米哈伊洛夫本人也不例外，他根据自己的罪行判断，也许会对“特别部”有个概念，他的罪行太重了，由于这个重罪他已经走了三四千俄里。因此他是不可能被流放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苏希洛夫是到移民点去的；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意改名换姓吗？”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何况他在伙伴们当中已经听说，改名换姓是可以的，别人也在改名换姓嘛，因此这里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离奇之处。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大伙儿对这一点是很严格的。何况既然答应了，就该照办，——这也是大伙儿所坚持的。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哪怕只姑息一次，那么交换姓名的惯例就会从此结束。如果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在收钱后破坏已经谈妥的交易，那么以后谁还会做这种交易呢？总之，这是涉及大伙儿的公共事务，因此这批犯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他向全体犯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必要的话，还得向某些人表示感谢，以酒款待呢。当然，他们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或苏希洛夫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吧，酒也喝了，宴请过了，——从此他们就应该守口如瓶。到达第一个羁押站，例如，要点名了；喊到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苏希洛夫答道：有！“苏希洛夫！”米哈伊洛夫大叫：有！——以后也是这样。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在托博尔斯克要对犯人分别处理了。“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非常依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也很随便。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件事情他没按我的要求去做，而他又刚刚拿过我的钱，我居然冷酷地对他说：“瞧，苏希洛夫，钱您倒是拿了，却没有好好做事。”苏希洛夫没吭声，立即为我办事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悲伤起来。过了两天。我想，他这样伤心不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啊。我知道，一个囚犯安东·瓦斯利耶夫曾向他索讨一笔小债。他大概没有钱还债，又怕找我要。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好像要找我要钱，为了还安东·瓦斯利耶夫吧？给，拿去吧。”我当时坐在通铺上；苏希洛夫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吃惊，我会主动给他钱，主动想起他的难处，特别是在他看来，最近已经拿了我太多的钱，所以想也不敢想，我还会拿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非常诧异。我也跟着出去了，在牢房外面找到了他。他站在监狱的立柱围墙旁边，面对围墙，头顶着墙，一只手支在墙上。“苏希洛夫，您这是怎么了？”他不看我，我非常惊讶地发觉，他简直要哭了。“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以为，”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竭力看着一旁，“我为您效劳……是为了钱……可我……我……唉！”这时他又转身向墙，前额甚至在墙上撞了一下，——随即痛哭失声！……我头一回在监狱里看到有人在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他从此只要可能就更热心地为我效劳并“观察我”，可是根据某些难以觉察的迹象，我注意到，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我责备他的那些话了。可别人在嘲笑他呀，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骂他骂得很凶，而他与他们却能和谐友好地相处，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是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即使在相识多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我和A的相逢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也是一名囚犯，入狱比我略早，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的特别痛苦的印象使我大为震惊。不过，我在入狱前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遇到A。他使我在这最初的艰难时期惴惴不安，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关于他我不能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能腐化堕落到什么地步，能在何等程度上毫不勉强、毫无悔意地扼杀自己内心的一切道德观念。A是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关于他我曾多少提到过，说他把监狱里的情况全都捅给我们的少校，还和他的勤务兵费季卡做朋友。他的简历如下：他没有完成任何学业，在莫斯科与因其堕落而吃惊的亲人们闹翻以后，来到了彼得堡，为了搞到钱，他决定干一桩告密的勾当，即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即满足他那欲壑难填的极其粗鄙下流的享乐欲望，在彼得堡和它的那些市民大街和糖果糕点店[3]的诱惑下，竟如此贪图享乐，以致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不明智的疯狂勾当。他很快就被人揭发了；他的告密牵连了无辜的人们，使另一些人受到蒙骗，因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监狱里服刑十年。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按理说，他的命运发生这样可怕的变故，应当使他警醒，激发他的天性起而反抗，以求转机。但是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的遭遇，甚至毫无悔改之意，面对这种遭遇没有道德上的愤慨，除了被强制劳动、不得不告别那些糖果糕点店和三条市民街，竟无所畏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的身份只是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干一些更加卑鄙龌龊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嘛；既然是苦役犯，那么为非作歹就是可以的了，并不可耻。”一字不差，这就是他的看法。我是把这个可恶的家伙作为一种现象来回忆的。我有好几年生活在杀人犯、淫棍和臭名远扬的恶徒之间，但是我敢肯定，我生平还从未遇见过像A这样道德沦丧、贪淫好色、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我们这里有一个弑父凶手，是贵族出身；我曾提到过他；但我根据许多细节和事实断定，甚至这个人也比A远为高尚，远富于人性。在我看来，在我劳役生涯的整个时期，A就是有牙、有胃的行尸走肉，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想得到最粗鄙、最兽性的肉体享受，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肉体享受，他能极其冷血地屠杀、宰割，总之无所不为，只要能销赃灭迹。我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我是很了解A的。这是一个例子，在精神上不受任何规范、任何法制制约的人的肉体会堕落到什么地步。看着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讥讽的微笑，我是多么反感哪。这是一个怪物，精神上的卡西摩多[4]。而且他又狡猾又聪明，相貌英俊，甚至受过一些教育，有能力。不，社会上有这种人比火灾更糟糕，比瘟疫和饥荒更糟糕！我曾说过，在监狱里全都堕落了，窥探和告密盛行，囚犯们决不会因此而愤慨。相反，他们与A都很和睦，而且对他比对我们更为友好，简直无法比拟。而我们的醉醺醺的少校对他青眼有加，更增加了他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分量。顺便说一下，他使少校相信，他会描摹肖像（而对囚犯们却说，他是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要求派他到自己家里工作，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一幅肖像。他就是在这时与勤务兵费季卡结交的，而费季卡对自己的老爷，因而也对监狱里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事务都有非常大的影响。A是根据少校的要求秘密监视我们的，少校在喝醉酒扇他耳光时，就骂他是特务和密探。往往就在他挨打后，少校立刻坐到椅子上，命令A继续作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杰出的画家，几乎把他视为布留洛夫，这位画家是他也听说过的，但还是认为有权打他的耳光，他的说法是，即使你就是那位画家，现在却是一名苦役犯，即使你就是大画家布留洛夫本人，而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因而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顺便说一下，他强迫A为他脱靴，强迫他把各式花瓶从卧室里搬出来，但还是很久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肖像画无限期地拖了下去，几乎拖了一年之久，少校终于看出来了，此人在哄骗他，于是认定画像是画不成了，相反，一天天过去，画得越来越不像他了，他勃然大怒，把画家痛打了一顿，罚他到监狱里去干粗活。A看来对此很是惋惜，他心情沉重地告别了悠闲的日子，告别了少校餐桌上的残杯冷炙，告别了好友费季卡以及他俩在少校的厨房里发明的各种美味。至少在斥退A以后，少校停止了对囚犯M的迫害，A曾在少校面前对M大肆诽谤，原因是：A入狱时M很孤单。他非常苦闷；与其余的犯人没有任何交往，对他们抱着恐惧和极端厌恶的态度，不注意也看不到与他们和解的任何可能，也不愿接近他们。人家也同样地敌视他。总之，像M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M不了解A入狱的原因。相反，A却看出了他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便立即使他相信，他被流放与告密完全无关，和M被流放几乎是由于同样的原因。M大喜过望，以为遇到了知音。他在服苦役的初期照料他，安慰他，料想他一定有困难，便把自己仅有的钱都交给他，供他饮食，拿出必需品与他合用。可是A却立刻就敌视他了，恰恰是因为他品格高尚，因为他那么愤慨地看待一切卑鄙行径，恰恰是因为他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一有机会便急忙把M在闲谈时对他谈到监狱和少校时所说的话，通通向少校告发。因此少校极其憎恨M并迫害他。要不是警卫长进行干预，他就会大祸临头。后来M知道了他的卑劣行径，A不仅毫无窘态，甚至还喜欢与他相见，嘲弄地看着他。这似乎使他感到很得意。M本人曾屡次对我谈起这一点。这个卑鄙的畜生后来与一个囚犯和一名押送兵一起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我以后再说。他起初对我也是百般巴结，以为我还没有听说他的过去。我再说一遍，他使我在苦役生活的初期更加苦闷。我被投入其中、深陷其中的卑鄙恶劣的环境使我胆战心惊。我以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那么卑鄙无耻。但是我错了：我是根据A评判所有的人。

在这三天里，我怀着苦闷的心情在监狱里走来走去，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公家发给我的麻布交给阿基姆·阿基梅奇为我指定的一个可靠的囚犯，为我缝制衬衣，当然是要付工钱的（几枚铜币一件），按照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劝告，我为自己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小床垫（用麻布包起来缝上的毡子），像一片薄薄的煎饼，还添置了一个塞满羊毛的枕头，由于不习惯觉得硬邦邦的。阿基姆·阿基梅奇尽心竭力地为我操办这些事情，还亲自参与，亲手用公家旧呢子的碎片为我缝制了一床被子，旧呢子来自我从其他囚犯那里买来的破旧的长裤和上衣。公家的东西超过使用期，便属于囚犯私人所有；这些东西立即就在监狱里出售；不论怎样破旧，都可以作价出让。当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很惊讶。总之，这是我最初与人们接触的时期。我自己突然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平民百姓，一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见解、习俗仿佛也成了我的了，至少在形式上、法律上是这样，虽然实质上我并不认同。我又惊讶又惶恐。仿佛此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也没有听说过，其实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听说过。然而现实给我留下了完全不同于仅仅知道和耳闻的印象。例如，在从前的任何时候，我能料到这些东西，这样的破烂也能叫作东西？可我不是用这些破烂给自己缝制了一床被子吗！简直难以想象，规定用来做囚服的呢子是哪一种呢子。看上去好像真像呢子，像厚厚的士兵呢[5]；可是稍微穿一穿，它就变得像一种渔网了，令人气恼地一撕就破。不过，发下来的呢衣服规定以一年为期，可是连这个期限也很难应付过去。囚犯要干活，要负重，衣服很快就磨破了，撕破了。皮袄是以三年为期的，在此期间，既当衣服穿，也用来当被子和床垫。但皮袄很结实，哪怕到了第三年末，使用期限即将完结的时候，往往还能看到有人把皮袄穿在身上，不过已用麻布打满了补丁。尽管如此，甚至已破烂不堪的皮袄，只要过了使用期限，还可以卖四十戈比银币。一些保存得较好的可以卖到六十甚至七十戈比银币，在监狱里这就是一大笔钱了。

钱嘛，我已经说过了，在监狱里是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此外，我要再说一遍，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是由于苦闷，有些人是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反正是要“换个结局”（行话）。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那么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爱惜钱，虽然乍一看会有这样的错觉。囚犯的贪财到了浑身痉挛、神志不清的程度，假如在饮酒作乐时，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而囚犯们都是大幻想家。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有话要讲，不过话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不知别人信不信，我见到过一些被流放二十五年的犯人，他们竟非常平静地亲口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些话：“等一等吧，上帝保佑，服刑期满，那时就能……”在这里“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仅仅表示一个人失去了自由；而挥金如土已经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了。无论什么样的烙印、镣铐、可恨的立柱围墙把他和世界隔开，使他像野兽被关在笼子里一样与世隔绝，他照样能搞到酒，也就是严加禁止的享乐，照样能享用麝香草莓，甚至有时还（并非总能做到）收买那些最接近的管理人员、残疾军人甚至中士，让他们对他违法乱纪的行径视而不见；除了做交易之外，甚至还敢戏弄他们，而囚犯是最爱戏弄人的，换句话说，最爱在难友面前显摆自己，哪怕暂时地让自己相信，他拥有的自由和权力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总之，他可以纵酒、闹事，可以肆意欺凌一个人，以此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敢作敢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相信，他这个可怜虫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顺便说一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囚犯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喜欢胡闹、浮夸、可笑而又极端幼稚地，哪怕是捕风捉影地自吹自擂。最后，在这纵酒胡闹中自有一种侥幸心理——这一切毕竟有点儿生活的幻象、遥远的自由的幻象啊。而你为了自由有什么是不愿献出的呢？一位百万富翁在绞索勒紧他的脖子的时候，难道他不愿献出百万家私，换取猛吸一口气的机会？

有时管理人员感到诧异，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堪称表率，甚至因为品行端正当上了十人组工头，突然却仿佛有鬼附体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看着他就令人诧异。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也许可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被活活埋在棺材里，醒来后便拼命撞击自己的棺材盖，使尽力气要推开它，当然，理智会让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归于徒劳。但问题恰恰在于，这时已谈不上理智了：这时只有痛苦的痉挛。还要考虑到一点，囚犯个性的几乎任何自发的表现都被视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觉得，表现得强烈与否是无所谓的。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所以要想方设法，千万不要弄到这种地步。大家都能安心一些。

不错；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2] 这是从字面上把单人囚室（особое　отделение）误解为“特别部”。

[3] 老彼得堡的市民大街上有很多赌窟、淫窟和酒馆；糖果糕点店卖的是糖果、甜点和大蛋糕。

[4] 卡西摩多是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他的名字成了身体畸形的代名词。

[5] 一种灰色粗大衣呢。

第六章 第一个月

入狱时我有些钱；不过带在身上的不多，担心钱会被抄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藏了起来，粘贴在福音书的硬封面里边，福音书是可以带进监狱的。这本书和粘贴在里面的钱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他们也是在流放中受苦的人，流放的时间都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就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视为兄弟。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几乎要老死此乡，看来一生的宗旨就是要兄弟般地照顾“不幸的人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给予完全无私的崇高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里我不能不简略地追述一次偶遇。在我们的监狱所在的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居的妇女，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不言而喻，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谁也不能亲自与她结识。看来，她把帮助流放犯定为自己人生的宗旨，不过她最关心的是我们。也许她的家庭也曾遭遇相似的不幸，也许她的某个贴心的亲人也曾由于类似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不过她似乎认为，能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效劳是她的莫大幸福。当然，很多事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很穷啊。但我们蹲在牢房里感到，在监狱外面有我们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将我们急需知道的信息通知我们。在出狱后准备前往别的城市时，我赶到她家去看看，于是亲自与她结识了。她住在城郊某处一位近亲的家里。她不算老也不年轻，不俊也不丑；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处处都能发觉，她心里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不可遏止的愿望，一定要使您感到满意、安适、愉悦。这一切都在她那温和、慈祥的目光里明显地流露出来。我和监狱里的一位难友几乎整晚都待在她那里。她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我们无论说什么，她都连忙表示赞同；她匆忙地要尽其所有来款待我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小吃和甜点，倘若她有一大笔钱，看来她会非常高兴，只因为她就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了，能更加减轻还留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的处境。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两个雪茄烟盒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纸板为我们粘成的（天知道是怎样粘成的啊），烟盒外面糊了一层彩色纸，和儿童简易算术课本的彩色封面完全一样（说不定就是用算术课本糊的呢）。为了美观，又用金纸在两个烟盒的四周镶上一条细细的边，也许金纸还是她特意到铺子里去买来的。“你们是抽烟的啊，说不定能用得上。”她羞怯地说道，仿佛在为自己的薄礼向我们表示歉意……有些人说（我听到也读到过这种说法），对别人的最崇高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可这里哪有什么利己主义呀——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我在入狱时没有多少钱，可我当时不知怎么，就是不能认真地抱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初几个小时就骗了我一次，又若无其事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来向我借钱。不过我要坦白地承认：有一点使我非常恼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以其天真的狡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嘲笑我，恰恰是因为我还第五次拿钱给他们。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受了他们的欺骗和愚弄，要是相反，我一次次地推托并赶走他们，那么我深信，他们对我反而会远为尊重。可是我无论多么恼火，却不能拒绝他们。我之所以恼火，是因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正在认真而仔细地考虑，在监狱里我该怎样立身处世，以什么态度行事，或者不如说，该以什么态度与他们相处。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整个环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对情况一无所知，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而在一无所知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是难以想象的。应当有所准备。当然，我决定，首先要行为端正，遵循内心和良知的要求。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而在我面前毕竟会出现一些最出乎意料的实际问题。

因此，尽管为了在牢房里安顿下来有很多琐碎的事务要张罗，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了，而把我卷入其中的主要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尽管这些琐事多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可是我仍然愁肠百结，越来越备受煎熬。“死屋！”我有时自言自语，在薄暮中从牢房的台阶上注视着那些囚犯，他们已经下工，聚集在一起，在监狱院子里的空地上懒散地走来走去，往返于牢房和伙房之间。我注视着他们的面容和举止，竭力想了解这都是一些什么人，有什么性格特征？他们在我面前溜达，或愁眉蹙额，或快活得太过分（这两种人是最常见的，几乎就是苦役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们在漫骂或随便交谈，最后，也有人若有所思地独自徘徊，安详而从容，有的人神情疲惫、冷漠，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这里！）竟是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歪戴皮帽，斜披皮袄，目光放肆而狡黠，带着肆无忌惮的嘲弄的微笑。“这一切就是我的环境、我现在的世界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反正得在这里生活……”我打算向阿基姆·阿基梅奇详细询问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喝茶，以免独自呆坐着。顺便说说，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饮食。阿基姆·阿基梅奇从不拒绝喝茶，他会亲自把我们的一个手工制造的可笑的白铁小茶炊坐上，这个小茶炊是M托我保管的。阿基姆·阿基梅奇通常只喝一杯（他还有几只茶杯呢），他稳重地默默喝完一杯，便把杯子递给我，随即动手为我缝被子。可是我要了解的情况，他却未能告诉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会对我们周围那些最接近的苦役犯特别感兴趣，在听我说话时还露出一丝奸笑，那奸笑是我非常熟悉的。“不，看来要亲自体验，而不是到处打听。”我想。

第四天，就像我去重新戴上镣铐的那天一样，囚犯们一清早就在警卫室前的场地上靠近监狱大门的地方排成两列。队列前后都有荷枪实弹、上好刺刀的士兵面向他们一字排开。士兵有权朝囚犯开枪，要是他试图逃跑的话；但同时也要对开枪负责，如果他不是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的话；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这样。不过谁会公然逃跑呢？工程军官、军官助理以及几名监督施工的工程士官和士兵都来了。点了名；最先出发的是前往被服厂的部分囚犯；工程管理人员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为监狱工作，为整个监狱缝制被服。然后去车间干活的人出发了。再后来就是去干普通的粗活。我也跟着二十来个其他囚犯出发了。在城堡外面的一条结冰的河上有两条平底木驳船，因为不能用了而要拆掉，至少旧木料不会白白地浪费。不过，这些旧木料似乎很便宜，几乎是白给。柴火在城里不值什么钱，而且周围有很多树林。派到这里来，想必只是不让囚犯们无所事事，囚犯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干这样的活儿总是萎靡不振、漠不关心，要是工作本身有价值、有意义，特别是能给自己要求到工作量的话，那么情况就几乎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们仿佛受到了某种鼓舞，即使得不到任何好处，据我亲眼所见，他们也全力以赴，尽可能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甚至他们的自尊心也起了作用。而在眼前的工作中，干活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实际需要，要求定工作量是很难的，却要一直干到上午十一点击鼓收工为止。这一天是温暖的、雾蒙蒙的天气；雪几乎还没有融化。我们一伙向城堡外的河边走去，镣铐轻微地叮当作响，虽然镣铐是隐藏在衣服下面，但每走一步还是会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刺耳的声音。两三个人离开队伍到军需库去领取必要的工具。我和大家走在一起，甚至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想快些看到并体验一下是什么活儿？苦役犯的劳动是什么滋味？而我自己生平第一次是怎样参加劳动的？

我还记得所有的细枝末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蓄须的市民，他停下脚步，把手伸进了口袋。我们一伙中的一个囚犯立刻跑过去，摘下皮帽接过他施舍的五个戈比，便急忙转身回来。那位市民画了十字，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就拿去买白面包吃了，面包是在我们全组平分的。

在这批囚犯中像往常一样，有些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些人冷漠而没精打采，还有一些人在懒洋洋地聊天。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极其高兴而活跃，他在唱歌，而且几乎一路上都在跳舞，每跳一步就会响起镣铐的叮当声。这就是那个矮胖的囚犯，他在我入狱的头一天早晨，在取水洗脸时与另一个犯人发生争吵，因为那个人竟敢狂妄地自称是鸟中之王。这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名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了一首豪迈的歌谣，我还记得它的副歌是：

背着我为我娶了老婆——

那时候，我正在磨坊推磨。

只是没有巴拉莱卡琴[1]伴奏。

当然，他那异常快活的心情立刻激起了我们某些人的愤怒，甚至被视为一种冒犯。

“鬼哭狼嚎！”一个囚犯责怪地说道，其实这与他毫不相干。

“只有狼才这样唱歌，是跟狼学来的，这个图拉人[2]！”另一个人用一撮毛[3]的口音说道，他是脸色阴沉的人之一。

“我呀，就算是图拉人吧，”斯库拉托夫立刻反唇相讥，“而在你们的波尔塔瓦，你们被面疙瘩噎得透不过气来。”

“胡说！你自己吃的是什么！用草鞋盛菜汤喝[4]。”

“而现在好像是鬼在喂他吃桃仁呢。”第三个人在帮腔。

“弟兄们，我倒真是娇生惯养的人哪，”斯库拉托夫微微叹息着回答道，仿佛在为自己受到娇惯而懊恼，仿佛在对大家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说话，“从小就是用特制李子干和泛普鲁士白面包饲养的（应为喂养的，斯库拉托夫故意说错），我的几个同胞兄弟如今还在莫斯科开着一家铺子，在流动货摊上卖风，都是大富商。”

“你卖什么呢？”

“各种商品都有啊，我们都发了。就在那时，弟兄们，我得到了第一次的二百……”

“难道是二百卢布！”一个人好奇地接话道，听说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惊得浑身一震。

“不，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而是二百棒。卢卡啊，卢卡！”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你却要用敬称卢卡·库兹米奇。”一个矮小清瘦的尖鼻子囚犯不乐意地应声答道。

“好吧，卢卡·库兹米奇，随你的便吧，就这么办。”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却要叫我大叔。”

“好吧，就依你叫大叔，不值一提！我本想说句知心话来着。嗨，弟兄们，就是想说说，为什么我在莫斯科攒钱的时间不长；在那里，最后又抽了我十五鞭子，便打发我走人。我就……”

“可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呢？……”一个留心听故事的人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不可以去检疫所呀，不可以喝瓶塞呀，不可以瞎扯呀；所以我，弟兄们，没能在莫斯科真正成为富翁。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发财。我是太想发财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

许多人都开怀大笑。显然，斯库拉托夫是个喜欢找乐子的人，或者不如说喜欢充当供人取乐的角色，仿佛觉得自己有义务使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快活起来，当然，除了挨骂他是一无所获的。他属于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类型，关于这个类型的人，也许我还会谈到。

“现在就可以把你像黑貂一样宰了，”卢卡·库兹米奇说，“瞧，一件衣裳就值上百卢布呢。”

斯库拉托夫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小皮袄，四面都打了补丁。他相当冷漠而又细心地把它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

“不过脑袋很值钱呢，弟兄们，脑袋啊！”他接茬道，“告别莫斯科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就因为脑袋是跟我一起走的。再见了，莫斯科，谢谢你的澡堂，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光荣的鞭痕！而皮袄，亲爱的，你就不必看了……”

“那就看你的脑袋？”

“这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施舍的，”卢卡又掺和进来了，“是在秋明有人看在基督分上施舍给他的，当时他与一大批囚犯正好路过。”

“斯库拉托夫，莫非你有手艺？”

“什么手艺啊！他是给人带路的，带着一伙乞丐，拖着他们的赤条条的孩子，”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说，“这就是他的手艺了。”

“我倒是尝试过缝制靴子，”斯库拉托夫不理会对他的挖苦，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总共只缝制了一双靴子。”

“有人买吗？”

“碰巧有一个，看来是个不畏上帝、不敬父母的人；他买了我的靴子，——这是上帝要惩罚他啊。”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又开始工作，已经是在这里了，”斯库拉托夫漠然地接着说道，“给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中尉上靴头。”

“怎么样，他满意不？”

“不，弟兄们，不满意。他咒我倒霉一千年，还在我背后用膝盖狠狠地顶我。他可真是气坏了。唉，我的生活在糟践我，服苦役的生活在糟践我啊！”

过了一会儿工夫，

阿库琳娜的丈夫出来了……

蓦地，他又响亮而悠扬地唱了起来，一边纵跳自如地用脚踏着拍子。

“瞧这个讨厌的家伙！”走在我身边的一撮毛咕哝道，气愤而轻蔑地瞟了他一眼。

“一个废物！”另一个人严肃地断然说道。

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生气，一般地说，为什么所有快乐的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已经注意到了，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蔑视？我曾经认为，一撮毛和其他人的怒斥属于人身攻击。但这并不是人身攻击，他们感到愤怒是因为斯库拉托夫缺乏自制能力，没有严格地保持自尊的态度，这种态度感染了整个监狱，而且到了拘泥细节的程度，总之，是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他是个“废物”。不过，在快乐的人们当中，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生气，也不是像对待斯库拉托夫之流那样对待所有的人。人们在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憨厚的人立刻就会坦然地忍受屈辱。这简直使我大为惊讶。但是在快乐的人们之中也有些人善于并乐于自卫，决不向任何人示弱：这样的人能迫使别人尊重自己。在这里，在这群人之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口齿锋利的人，其实是个非常快活而又招人喜爱的人，不过他的这个方面我是后来才了解的，这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面颊上长着一颗大瘊子，脸上有一种挺滑稽的表情，其实他的脸是相当漂亮而机敏的。人们叫他开拓员[5]，因为他是当过开拓员的，现在被关在单人囚室。关于他我势必还要讲到。

不过，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见到别人快乐就生气的一撮毛那样疾言厉色。在苦役犯中有些人所追求的是为首的地位，是了解全局、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刚强的性格和智慧。其中的不少人的确是性格刚强的聪明人，也的确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即为首的地位以及对自己难友们在道义上的重大影响力。这些聪明人在彼此之间往往互为大敌，——因而每个人都有很多仇人。他们对其余的囚犯有优越感，甚至带有体恤下情的态度，从不挑起不必要的争端，给管理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劳役中仿佛就是指挥者，他们谁也不会吹毛求疵，例如责备别人唱歌之类；他们是不屑于管这种小事的。这些人对我都引人注目地彬彬有礼，在整个劳役期间都是这样，但不大爱说话；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也势必还要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来到了河岸上。下面有一条要拆毁的木驳船冻结在河水里。河那边是青色的大草原；一派抑郁而荒凉的景象。我料想大家会纷纷投入工作，可他们却根本没有要干活的意思。有些人散开坐在岸边乱堆着的原木上；差不多人人都从靴筒里摸出装着本地烟丝的烟荷包，这种烟丝用纸包着在市场上卖三戈比一俄磅，又摸出短短的柳木烟袋杆，带有自制的木头小烟斗。烟斗冒烟了；押送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百无聊赖地开始看守我们。

“是谁想起要拆掉这条木驳船啊？”有人仿佛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并不是要问谁。“想要木屑不成？”

“是不怕给咱们找麻烦的人想起的。”另一个人搭腔了。

“这些乡巴佬要去哪儿呀？”第一个人沉默片刻后问道，显然没有注意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群庄稼汉，他们踏着积雪吃力地鱼贯而行。大家都懒洋洋地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由于闲得无聊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儿嘲笑他们。跟在最后的那个庄稼汉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笑，他张开两条手臂，头歪在一边，头上戴的是庄稼汉的那种长长的尖顶毡帽。他的身影完整而清晰地倒映在白雪上。

“瞧，彼得罗维奇大哥，他的那身衣服！”有人滑稽地模仿农夫的口音说。说来也怪，囚犯们都有些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有一半是农民出身。

“弟兄们，末尾的那个人走路就像在栽萝卜。”

“这个人脑子迟钝，有钱不知怎么花。”第三个人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也那么懒洋洋的，仿佛笑得有些勉强。这时卖面包的女商人来了，一个活泼伶俐的少妇。

大伙儿拿施舍的五戈比向她买了几个面包，随即平分了。

在监狱里贩卖面包的小伙子拿了二十来个，他开始讨价还价，坚决要求按平时的规矩再添三个面包，而不是两个。但女商人不同意。

“喂，还有一个你就不给了？”

“还要给你一个什么呀？”

“就是耗子也不吃的那个。”

“你这该死的！”少妇尖叫道，又笑了。

最后，手持警棍的士官来了，他是监工。

“喂，怎么都坐下了？马上开工！”

“怎么样，伊万·马特维伊奇，给我们定工作量吧。”“头儿”之一缓慢地站起身来说道。

“刚才派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把木驳船拆掉，这就是你们的工作量。”

大伙儿勉强站起身来，拖着脚步向河边走去。人群中马上就冒出了“指挥官”，至少是在口头上指挥。原来木驳船是不能乱砍的，必须尽可能保护原木，尤其是几根横向的连根材[6]，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都用大木钉钉在驳船的底部——这活儿又费时又枯燥乏味。

“首先要把这根原木拖开。动手干吧，弟兄们！”有人说道，他根本不是指挥官，也不是管理人员，就是个干粗活的，一个不爱说话的文静的小伙子，此前一直不曾吭声，他弯下腰来，双手抱住一根粗大的原木，等着帮手。可是谁也不来帮他。

“是呀，你大概能搬得起来！要是你也搬不动，你的爷爷老狗熊来了，——也是搬不动的！”有人透过齿缝叽咕道。

“那怎么办，弟兄们，怎样干起来呢？我可不知道……”爱逞能的小伙子放下原木，欠起身来困惑地说。

“工作是干不完的……你干吗要跳出来？”

“给三只母鸡喂饲料也会算错，却第一个往前冲……一只小鸨[7]！”

“弟兄们，我没啥……”困惑的小伙子辩解道，“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套上护套保存起来？还是把你们腌起来过冬？”监工又叫嚷起来，大惑不解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二十来个人，“干活吧！快！”

“光图快不行哪，伊万·马特维伊奇。”

“可你什么也不干嘛，喂！萨维利耶夫！贫嘴彼得罗维奇！我在说你呢：你站着傻看什么呀！……干活！”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您给我们定工作量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说过了，没有工作量。马上拆卸驳船，要不就回去。干活！”

终于干了起来，不过很疲沓、很勉强、很笨拙。看着这一大群健壮的工人简直令人气愤，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干才好。刚要取出第一根最小的连根材，就发现它断了，“是它自己断的，”他们向监工这样辩解道；可见这样干是不行的，要另想法子。他们商量了好久，要另想法子，该怎么办呢？当然，渐渐地叫骂起来，眼看会闹得越来越凶……监工挥起警棍，又大声呵斥，可是连根材又断了一根。终于发现，原来是斧子太少，而且还缺少一种工具要去拿来。立刻派了两名囚犯在押送下到城堡去取工具。在等待的时候，所有其余的人都气定神闲地坐在驳船上，又拿出自己的小烟斗抽起烟来。

最后监工唾了一口。

“呸，没有你们，工作也不愁没人干！唉，这种人哪，这种人！”他气愤地嘟囔道，一挥手，摇着警棍回城堡去了。

一小时后来了一名军官助理。平静地听完囚犯们的诉说，他宣布工作量是再拔出四根连根材，但不能折断，一定要完好无损，此外他划出驳船的很大一部分要拆除，干完就可以回去。工作量很大，可是我的天，他们干得多欢哪！懒散不见了，困惑不见了！斧头叮咚作响，开始拧下大木钉。其余的人把几根粗木杠塞在下面，二十只手同时压在木杠上，利落而熟练地撬起了连根材，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这些连根材全都完好无损地撬了下来。事情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突然变得特别聪明了。不讲废话，没有叫骂的声音，人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站在哪里，该出个什么主意。正好在击鼓收工前的半个小时完成了工作定量，于是囚犯们回去了，很疲倦，但心满意足，虽然只比指定的时间提前了那么半个小时。不过，关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特点；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到处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在哪里都碍事，几乎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

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的囚犯，自己也是劳动极差的工人，在比他麻利些、懂事些的其他苦役犯面前不敢说个不字，连他也自以为有权申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最后，一个口齿伶俐的囚犯干脆粗鲁地对我说：“您往哪里钻哪，走开吧！何必在这里乱闯呢”。

“他走投无路了！”另一个立刻搭腔道。

“你不如拿一个带把的杯子，”第三个对我说道，“去乞讨吧，能在石屋栖身，也有烟抽，而在这里你是无事可做的。”

只好独自站着，别人都在干活，一个人独自站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当我真的离开他们站到船艄上去，他们立刻就嚷嚷：

“哪有这号劳动者啊；拿他们怎么办呢？无法可想！”

这一切，不言而喻，都是成心的，因为这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他们要戏弄一下过去的小贵族，当然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我入狱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如何立身处世，怎样立足于这些人之间。我预感到，我会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像刚才在工作中那样。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拿定主意，决不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这时我对计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周密的考虑；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就是说：我决心要尽可能保持朴实和独立的作风，丝毫不露出特别想要接近他们的态度；但也不排斥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想接近我的话。决不惧怕他们的威胁和敌视，而且要尽可能地行若无事。决不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与他们同流合污，也决不迁就他们的某些习惯和习气，总之，决不无原则地强求他们的友谊。我一眼就看出，他们首先就会因此而轻视我。不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后来我才真切地明白了这一点），我毕竟应当在他们面前维护甚至尊重自己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图安逸、摆架子，嫌弃他们这些人，时不时地撇着嘴冷笑，嫌脏怕累。他们对贵族的看法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会因此而骂我，但心里还是会对我怀有敬意。这种角色是不适合我的；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贵族；然而我发誓决不退让妥协，以致在他们面前贬低我的教养和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为了迎合他们，开始巴结他们，和他们保持一致，对他们故作亲昵，甚至堕落到他们的那种“素质”，以求得他们的欢心，——他们马上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恐惧和怯懦，因而对我抱着鄙视的态度。A不值得仿效：他常到少校那儿去走动，他们自然会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对他们仅限于冷淡地敬而远之，像几位波兰人那样。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轻视我，就因为我曾想和他们一样干活，不贪图安逸，也不在他们面前摆架子；虽然我毫不怀疑，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然而一想到他们现在似乎有理由轻视我，以为我今天曾在工地上讨好他们，——这个想法就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傍晚，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监狱，心力交瘁，可怕的苦闷又再次袭来。“前面还有多少数以千计的这样的日子啊，”我想，“天天都是这样，如出一辙！”已是暮色四合的时候了，我在牢房后面沿着围墙默默无语地独自徘徊，蓦地看到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了过来。沙里克是我们监狱的狗，就像有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的狗一样。它从很久以前就生活在监狱里了，不属于任何人，把所有的人都认作主人，吃的是伙房的残羹剩饭。这是一条相当大的带白色斑点的黑狗，这条看院子的狗还不算太老，有一双机灵的眼睛和毛茸茸的尾巴。从来没有人亲切地抚摩它，谁也不会在意它。还是在入狱的第一天，我就曾抚摩它，把手里的面包递给它。我抚摩它的时候，它乖乖地站着，亲切地望着我，轻轻地摇着尾巴表示满意。它好久没有见到我了，而我是几年来第一个想亲近它的人啊，此刻它跑来跑去，在人群中找我，终于在牢房后面找到了我，便尖声吠叫着向我跑了过来。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我竟然扑上去亲吻它，搂着它的头；它跳起来，把两条前腿搭在我的肩上，舔着我的脸。“这是命运给我带来的朋友啊！”我想，此后，在这最初的艰难而忧郁的时期，每当收工回来，我哪里也不去，首先就赶往牢房后面，沙里克跑在我的前头，快乐得尖声吠叫，我时常抱着它的头连连亲吻，一种甜蜜而又揪心的苦涩使我的内心无限惆怅。记得，我甚至会愉快地想，仿佛在夸耀自己的苦涩：在人世间我现在只剩下这仅有的爱我、依恋我的生物了，只剩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诚的狗沙里克了。

[1] 俄罗斯民间的一种三弦琴，琴身是三角形的。

[2] 图拉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3] 意为乌克兰人，曾广泛流传于俄语的口语，因为旧俗乌克兰男子头上留有一绺头发。有时用作蔑称或戏称，视语境而定。

[4] 讽刺贫苦愚昧。

[5] 沙俄工兵部队的勘察兵称为开拓员。

[6] 连根采伐的粗大木材。

[7] 小鸨，鸟纲，鸨科。飞行时翅膀发出刺耳的噪声。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逐渐地习以为常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对我的困扰日益减少。那些事、那个环境、那些人——仿佛一切都已经看惯了。要迁就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早就该承认，这种生活已是既成事实。还留在我心中的种种不满，我都尽可能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不再失魂落魄地在监狱里徘徊，也不流露自己的苦闷。苦役犯们粗鲁好奇的目光不那么经常地停留在我的身上了，也不再故作放肆无礼地监视我。看来他们也习惯于同我相处了，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在监狱里已经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溜达，我熟悉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甚至本来以为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那些事也习惯了。我每周按时去剃掉半边头发。每逢周六，我们在工余时间轮流从牢房里被叫到警卫室去剃头（没有去剃的就要由自己负责了），从营部来的那些理发匠用肥皂沾冷水给我们洗头，又用极钝的剃刀冷酷地刮着头皮，我到现在一想起这样的酷刑就不寒而栗。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向我推荐了一名军事类囚犯，他用自己的剃刀给人剃头，只收一个戈比，这是他谋生的手艺。不少苦役犯都来找他，就是为了逃避公家派来的理发匠，而他们这些人并不娇气啊。我们的囚犯把理发匠称为少校——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有哪一点像少校，我也讲不清。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猛然想起这个少校的模样，一个又高又瘦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有点儿傻气，总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手边一定有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他没日没夜地拿自己磨得锋利无比的剃刀在那条皮带上蹭来蹭去，看来是一心扑在这个工作上，显然把它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的确，当他的剃刀锃亮、有人来剃头的时候，他就满意极了：他的肥皂沫是热乎乎的，他的手柔和而灵巧，剃头的动作像丝绒一般地轻柔。看来他是在享受这门艺术，并引以为自豪，他漫不经心地接过赚来的一个戈比，仿佛问题真的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戈比。A在我们少校教官面前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在向少校讲监狱的坏话时，提到监狱里的理发匠的名字，冒失地叫他少校。少校教官勃然大怒，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可你知道吗，混蛋，少校是什么身份！”他口角冒着白沫狂叫，随心所欲地对A痛加训斥，“你懂不懂，少校是什么身份！就这么一个卑贱的苦役犯，有人竟胆敢称呼他少校，还当着我的面，在有我在场的时候！……”只有A才能与这种人朝夕相处。

我从狱中生活的第一天起就梦想自由。我心爱的活动就是运用千百种方法来计算，我的狱中生活到哪年哪月才是尽头。我甚至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深信任何一个被限期剥夺自由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苦役犯们是否像我这样想、像我这样计算，然而他们所抱有的期望是惊人地轻率，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惊讶。被剥夺自由的囚徒的期望，其性质完全不同于生活方式正常的人。当然，自由的人也有期望（例如期望改变命运、完成某项任务），但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完全吸引着他。囚徒是不同的。姑且假定，这也是一种生活——服苦役的囚徒生活；但一个被流放一定期限的苦役犯，不论他是谁，本能地就绝不会把自己的遭遇看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某种实际的、稳定的东西。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到，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倒像是一个匆匆过客。在他看来，二十年仿佛只是两年，完全相信他在五十五岁出狱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仍然是三十五岁的年轻汉子。“好日子还在前头呢！”他这样想，并顽强地驱散一切怀疑和令人懊丧的想法。甚至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终身流放的犯人有时也在期盼着，说不定马上就会从彼得堡发来一道特许令：“改判流放至涅尔琴斯克的矿场服苦役，并规定刑期。”那就太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要走半年，与大伙儿结伴同行比蹲监狱可就好多啦！以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到那时……要知道，有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这样期盼着呢！

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用锁链锁在墙边的犯人。身上拖着大约有一俄丈[1]长的铁链；他在这里有一张单人铺。他被锁在这里是因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要坐五年牢，也有坐十年的。大多是强盗。我只见到其中的一个似乎出身权贵；曾在某地任公职。他语气温和，发咝音时有点儿卷舌；笑意盈盈。他让我们看他的铁链，演示怎样才能在铺上躺得舒服一些。果然，他想必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全都举止温顺，好像很满意。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坐满自己的刑期。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时他们就能走出低矮的石拱下的闷人潮湿的牢房，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走一走……仅此而已。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放出监狱了。他们自己知道，解除铁链以后，将永远被关押在监狱里，直至老死，而且还要戴着镣铐。他们是知道这些的，然而还是强烈地渴望尽快熬过这戴着铁链的刑期。要知道，倘若没有这个盼头，谁能这样戴着铁链熬过五年或六年而不死去或发疯呢？还会有谁肯这样坐牢呢？

我感到劳动能拯救我，能增强我的健康和体质。经常的焦虑不安、精神上的刺激、牢房里污浊的空气会彻底毁了我。“多到户外去，每天劳累，习惯于干重活——我至少可以自救，”我想，“我要坚强起来，要健康、精神振奋、强健而不显老态地走出监狱。”我没有错，劳动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我惊恐地看着我的一位难友（贵族出身）[2]，他在监狱里像蜡烛一样渐渐熄灭。他是和我同时入狱的，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出狱时却几乎完全垮了，头发白了，失去了双腿，奄奄一息。“不，”我看着他在想，“我要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可我却因为热爱劳动而首先受到苦役犯们的奚落，此后很久他们一直蔑视我，嘲笑我，使我很受伤。但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总是精神抖擞地出去干活，比如说去煅烧和捣碎石膏，——我最初接触的工种之一。这活儿比较轻松。工程方面的长官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贵族们的劳动，不过这并不是照顾，只是要做到公正。对一个力气小一半而又从来不劳动的人，要求他达到给真正的劳动者规定的工作量，这是令人费解的。不过这种“娇惯”并不总是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一旁有人在严格地监视着。往往不得不干一些重活，这时与其他劳动者相比，贵族当然会觉得双倍地沉重。派去弄石膏的通常是三四个年老体弱的人，不言而喻，我们也在其中；此外还临时派来一个真正内行的工人。好几年里来上班的总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一个严峻、黝黑、瘦削的人，上了年纪了，孤僻而有洁癖。他是很看不起我们的。不过他不爱说话，甚至懒得抱怨我们。煅烧和捣碎石膏的板棚也在荒凉而陡峭的河岸上。冬季，尤其是在阴天，看着河流和远远的对岸深感寂寞。荒凉而僻静的景色勾起揪心的愁绪。不过，每当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上空艳阳高照的时候，心情仿佛更是沉重。恨不得马上往草原深处飞去，这片草原从对岸向南方延伸，恰似一幅绵延千里的洁白的桌布。阿尔马佐夫通常是严肃地默默开始工作；我们仿佛感到羞愧，因为不能真正地对他有所帮助，而他故意独自操作，故意不要求我们插手，似乎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犯有过错似的，并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歉疚。而全部工作不过是要把炉子生起来，煅烧堆放在炉子里的石膏，而石膏往往就是我们给他搬来的。第二天，等石膏完全煅烧好了，就从炉子里把它卸下来。我们每个人拿来一把沉重的木槌，给自己装满一木箱石膏，便动手将石膏捣碎。这活儿太有趣了。脆性的石膏易碎，很快化为亮闪闪的白色粉末，那么方便，那么轻易地变成了碎屑。我们挥动大木槌，于是响起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噼啪声。我们终于累了，同时又觉得很轻松：两颊泛起红晕，血液循环加快了。这时阿尔马佐夫也开始宽厚地望着我们了，仿佛在望着年幼的孩子们；他宽厚地抽几口自己的小烟斗，而在他有必要说话的时候，毕竟还是会抱怨几句。不过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其实他看来是个好人。

派我去干的另一种活儿是在车间转动砂轮。砂轮又大又沉。要转动它相当费劲，特别是在旋工（技术工）要为某位官员的官场陈设旋楼梯栏杆或大餐桌桌腿之类的东西时，这时几乎要用到原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转不动砂轮的，通常是派两个人——我和另一个贵族Б。于是此后的几年，凡是要旋什么物件，这个活儿就由我们两个来干了。Б瘦弱无力，他还年轻，却患有肺病。他入狱大约比我早一年，是和两个难友一起来的，其中一个是老者，在服刑期间日夜都向上帝祈祷（因此囚犯们都很尊敬他），他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另一个还很年轻，他朝气蓬勃、面色红润、强健而果断，曾背着疲惫的Б走了一半路程，连接起来有七百俄里。真该看看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啊。Б是一位非常有教养而高尚的人，生性豁达，但疾病毁了他的健康，使他饱受折磨。我们在一起操作砂轮，这使我们甚至乐此不疲。这个活儿对我的健康是极为有益的。

我也特别喜欢铲雪。这通常发生在暴风雪之后，而在冬季这是屡见不鲜的。一夜暴风雪过后，有的房屋被雪埋到半截窗户那么高，有的房屋几乎完全被埋在雪里。当暴风雪停息，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群地，有时甚至是整个监狱被赶出来，铲除公家建筑物周围的雪堆。给每人发一把铁锹，规定一个总的工作量，有时工作量之大令人吃惊，怎么干得完呢，于是大家一齐上，齐心协力地投入劳动。刚落下不久、只有上面微微结冰的松散的雪很容易就能大块大块地铲起来，撒向四周，在半空中就化为刺眼的雪雾。铁锹不住地插进在阳光下闪烁的雪堆。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着他们的热情。大家更加快活了。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人们开始打雪仗，当然啦，片刻后难免有些对嬉戏感到恼怒的理智的人们会大声呵斥，于是普遍的欢愉往往以叫骂告终。

渐渐地我也开始扩大结交的圈子了。不过，我自己是不想与人结交的：我还是惶恐不安、心情抑郁、疑虑重重。我的结交是自然而然地开始的。最早开始来访问我的是囚犯彼得罗夫。我说的是访问，而且要强调这个说法。彼得罗夫住在单人囚室，而且是在离我最远的一间牢房里。我们之间似乎是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我们也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不可能有。然而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彼得罗夫似乎认为自己有某种义务，差不多天天都拐到我的牢房里来，或在工余时间在外面把我拦住，而我有时之所以到牢房外面去，只是想尽可能远离别人的视线。起初这使我颇为不快。可是不知怎么，不久他的来访简直开始吸引我了，尽管他并不是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健，机灵好动，有一张很惹人喜爱的脸，苍白的脸上颧骨很宽，目光果敢，洁白的牙齿小而密，下嘴唇里边永远有一小撮碎烟叶。在嘴唇里边放烟叶是很多苦役犯的习惯。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岁数年轻。年约四十的人，看外表却只有三十岁。他与我谈话总是毫不拘束，保持完全平等的态度，非常得体而和蔼。如果他发觉，比方说我想独自待着，那么他和我谈上两分钟，便立刻离开我，而且每一次都感谢我对他的关怀，其实我从来没有关怀过监狱里的任何人。奇怪的是，我们不仅在初期，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几乎从来没有疏远过，不过他对我确实是忠诚的。我到现在也无法解释：他究竟何求于我，为什么天天都溜到我这里来？尽管他后来偷过我的东西，但好像完全是无意中的行为；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可见他来并不是为钱或谋求什么好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老是觉得，他似乎并不是和我一起蹲在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很远的另一座房子里，只是顺便来监狱，以便打听消息、探望我、看看我们的生活如何。他总是急于到哪里去，好像把谁丢在了什么地方，而人家正在那里等他，又好像他在哪里有事没有办完。可又似乎并不很匆忙。他的目光也有点怪异：专注而带有一种勇敢无畏和略带嘲讽的意味，但他好像在越过别的东西看着远方；仿佛这个东西就在眼前，而他竭力想从它后面看清较远处的另一个什么东西。这就使他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有时我故意要看看，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要去哪里？哪里有人等他？但他离开我就匆忙赶往某处的牢房或伙房，坐在交谈者的身边，留心地倾听，有时自己也参加谈话，甚至还很激烈，然后却突然住口，默然无语。但他谈也好，沉默也好，毕竟可以看出，所谓哪里有事要办或哪里有人在等他原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只不过是偶然地顺便应付而已。最奇怪的是，他从来就什么也不干，完全无所事事（当然，除公家的活儿之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几乎总是身无分文。但他也很少为缺钱而烦恼。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呢？他的谈话和他本人一样奇怪。比如他看见我独自在监狱后面散步，突然就急剧地朝我转过身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总是很急促。他走了过来，而你觉得，他似乎是跑过来的。

“您好。”

“您好。”

“我没有打扰您吧？”

“没有。”

“我是想向您请教有关拿破仑[3]的问题。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亲属吧？（彼得罗夫是世袭兵和有文化的人。）”

“是亲属。”

“他怎么样，据说是总统？”

他提问题总是很快、很急促，仿佛要尽快了解某些情况。就像是在查询某个容不得片刻延误的重大问题似的。

我解释了一下，他是怎样的总统，还补充一句说，也许他很快就要当上皇帝了。

“这怎么会呢？”

我也尽可能解释了这一点。彼得罗夫注意地听着，为了完全听懂并迅速领会我的意思，还把耳朵向我凑了过来。

“嗯。我还想问问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据说有一种猿猴手长及踵，身材有最高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有这样的猿猴。”

“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尽我所知说明了这个问题。

“它们生活在哪里？”

“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吧？有人说，那里的人是头朝下走路？”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蹠者。”

我说明了美洲的地理位置，也尽可能解释了什么叫对蹠者。他那么认真地听着，好像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对蹠者是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去年我看了一本关于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4]的书，是阿列菲耶夫从副官那里拿来的。这是真事还是随意虚构的呢？那是大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虚构的。”

“好吧，再见。多谢您啦。”

于是彼得罗夫消失了，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几乎从来就是这样。

我开始了解他的情况。M知道了这段交往，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不少苦役犯都使他心生畏惧，尤其是在初期，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但他们中的任何人，甚至卡津都不像这个彼得罗夫那样，给他留下了如此可怖的印象。

“这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断、最无畏的一个，”M说，“他无所不为；任性起来，什么也拦不住他。他甚至能杀了您，只要他起了这个念头，就那么干脆地杀了您，决不皱一皱眉头，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认为，他精神不大正常。”

这个评语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可是M却不能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奇怪的是：此后一连几年我对彼得罗夫都是了解的，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交谈；他向来真心地依恋我（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年来他在监狱里谨言慎行，没有任何骇人听闻的劣迹，可我每一次在看着他并与他交谈的时候都认定，M的看法是对的，彼得罗夫也许就是个最果敢、最无畏和不知自我约束的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也无法回答。

不过，我要指出，他就是那个要杀死少校教官的彼得罗夫，当时他被叫去受体罚，而少校就在要动刑的那一刻乘马车走了，诚如囚犯们所说，是“奇迹救了他一命”。另外一次，那还是在服苦役之前，团长在军事训练时打了他。想必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挨打；可是这一次他不愿忍受，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展开的队列前面捅死了自己的团长。不过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经历；他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当然，这些都是突然的爆发，这时全部天性整个儿地陡然显露了出来。然而这在他身上毕竟还是很罕见的。他确实谨言慎行，甚至很温顺。他的内心隐藏着激情，而且是强烈的、炙热的激情；但烧红的煤炭往往蒙着一层灰烬，在静悄悄地阴燃。和别人不同，在他身上自我吹嘘、爱慕虚荣的特点连影子也没有。他很少与人争吵，但也并不和谁特别亲近，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那也只有在需要用到他的时候。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他是真生气了。起因是分配的时候少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与他争吵的是一名魁梧有力的囚犯，此人凶狠、爱惹事、好讥诮，而且绝非胆小怕事之辈，名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民事类犯人。他们已经叫嚷了好久了，因而我想，闹到最后顶多也不过就是三拳两脚了事，因为彼得罗夫虽然不大会动真格的，但偶尔甚至会像最无赖的苦役犯那样打架骂人。然而这一回却并非如此：彼得罗夫勃然变色，嘴唇发抖、发青；他透不过气来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用一双落地无声的赤脚（夏天他很喜欢打赤脚）向安东诺夫走了过去。突然，喧哗吵嚷的牢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安东诺夫跳起来迎了上去：他已面无人色……我不忍心看下去，走出了牢房。我料想，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传来被杀者的惨叫。不过，这一次也没有出事：安东诺夫在彼得罗夫还没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就赶忙把引起争吵的东西给他扔了过去。（原来是最不值一提的破烂玩意儿，一条包脚布。）不用说，过了两分钟，安东诺夫还是骂了他几句，以免后悔，也为了保持体面，想表明他并不是真的就那么怕他。不过，彼得罗夫对这种骂骂咧咧的话一点也不在意，甚至没有搭腔：问题不在于骂人嘛，反正是他赢了；他很满意，把破烂玩意儿收了起来。一刻钟后，他已经照旧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地闲逛，似乎在寻找哪里有人讲什么新奇事儿，好凑过去听听。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不知怎么，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对所见所闻大多抱着冷漠的态度，就那样在监狱里无事闲逛，跑来跑去。也可以把他比作劳动者，一个健壮的劳动者，他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可是在没有工作给他做的时候，他就等着，坐下来和孩子们玩耍。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蹲在大牢里，为什么不逃跑？他是不会想到逃跑的，如果他没有要逃跑的强烈愿望的话。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理智起作用只有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愿望的时候。世上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深信，他能利落地逃走，能瞒过所有的人，能整个星期不吃不喝躲在哪里的树林里或河边的芦苇里。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想要这样做。我从未发现他有深远的思虑、特别清醒的看法。这些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毕生都在无意识地驱使他们来去奔波；他们就这样一辈子跑来跑去，直至找到完全合乎自己愿望的事业为止。我有时感到奇怪，这个因为挨打就杀死自己长官的人，怎么会在这里乖乖地躺下忍受树条的抽打呢。有时他带着酒被抓到了，就会挨这样的体罚。和那些没有手艺的苦役犯一样，他偶尔会去贩私酒。但他在躺下受刑时也仿佛是自愿的，或者说，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该罚；否则他是绝不会躺下的，打死也不会。我也觉得奇怪，尽管他对我显然很依恋，却又偷我的东西。他时不时地会这么干。就是他偷了我的《圣经》，我只是托他把书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就几步路的距离，可他居然在路上找到了买家，他卖了书就立刻去喝酒，把钱花光了。想必他那时很想喝酒，既然很想做一件事，那就必须做到。所以有人会为了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去杀人，拿这枚硬币换了半瓶伏特加来喝，尽管在别的时候他会放走身怀十万卢布的过客。晚上他亲自向我承认了偷书的事，不过没有一点窘态，也毫无悔意，完全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在讲一桩极其普通的事情。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我是舍不得我的《圣经》啊。他听着，一点不动气，甚至很温顺；承认《圣经》是非常有益的书，真诚地惋惜我现在没有这本书了，但是根本不为他偷了书而感到懊悔；他看上去是那样充满自信，以致我骂不下去了。他忍受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对他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破口大骂啊，那就让他宣泄一下，消消气，发发牢骚吧；认为其实这都是废话，很荒唐，一个严肃的人是羞于说这种话的。我觉得，他向来把我看作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也不懂。举例来说，假如我主动跟他谈起科学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什么话题，诚然，他是回答我的，不过好像只是出于礼貌，仅限于极简短的回答。我时常自问：他平常向我问到的那些书本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交谈的时候，我时不时会从旁观察：他该不是在嘲弄我吧？然而不是；他通常是认真地留心听，可又并不是很上心，这后一种情况有时使我很恼火。他能明确地提出问题，但对我所提供的知识并不感到惊奇，甚至只是三心二意地听听而已……我还觉得，他不假思索地认定，不能像跟别人谈话那样跟我谈话，除了谈书本以外，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懂，所以多谈无益。

我深信，他甚至是喜爱我的，这使我大为惊讶。他是不是认为我还是个未成年的不合格的人，因而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呢，强者对弱者本能地会怀有这样的同情，而他认为我就是个弱者吧……我不知道。尽管这一切无碍于他来偷窃，但是我相信，他在偷窃时也会可怜我。“唉，你说！”他在伸手拿我的财物时也许是这样想的，“这是个什么人哪，连自己的财物也保管不好！”不过他因此才喜爱我吧，看来是这样。有一次他曾无意中亲口对我说过，我这个人“心地太善良”，还说：“您是那么单纯，那么单纯，甚至令人心生怜悯。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别见怪，”片刻后他又加了一句，“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这些人的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某种普遍性的激烈行动或变革的时刻，突然鲜明而洒脱地尽显其本色，从而立即投入自己的豪迈的活动。他们不是空谈之流，也不可能是主谋和领袖；但他们是主要的执行者，并首先开始行动。他们质朴地开始而不大肆张扬，然而首先驰马踏破主要障碍，不假思索、无所畏惧地直奔一切艰难险阻，——于是群起追随，不顾一切地前进，活动于决定性的战线，往往就在那里抛下自己的头颅。我不相信彼得罗夫能得到善终；他将在顷刻之间结束一切，如果他至今还没有死掉，只能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能活到白发苍苍的年纪而寿终正寝，一辈子无目的地跑来跑去。不过我觉得M说得对，他是整个监狱里最果敢无畏的人。

[1] 1俄丈等于2.134米。

[2] 指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被判刑。

[3] 指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拿破仑一世之侄，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于同年12月当选为共和国（所谓第二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发动军事政变后于1852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4] 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布拉热洛纳子爵》中的女主人公，她是路易十四的情妇。

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1]

关于果敢的人很难说清楚；在监狱里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果敢的人是很少的。从外表看，也许就是可怕的人吧；考虑到人们对某个人的描述，你甚至会躲开他。起初，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甚至使我回避这些人。后来我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人并没有杀过人，却比一个身负六条命案而入狱的人更加可怕。对有些罪行甚至很难形成最初步的概念：这些犯罪行为有太多奇怪的地方。因此我才说，在我国的普通民众之中，有些凶杀案的发生，是由于令人非常讶异的原因。例如，有这样一种杀人凶手，而且是很常见的：这个人平静而温顺地生活着。命途多舛，他默默地忍受。姑且假定，这是一个农民、家仆、小市民或士兵。他有什么事突然搞砸了；一时失控，一刀捅了自己的仇敌和压迫者。从此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突然失去了分寸感。他杀死的第一个人是压迫者、仇敌；虽然这也是犯罪，然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事出有因；可是后来他连并非仇敌的人也杀，遇到随便什么人都杀，为取乐、为一句粗话、为一个眼神、为凑成双数而杀人，或者干脆：“从路上滚开，别让我碰到，我来了！”他仿佛喝醉了，仿佛在说胡话。仿佛一旦越过他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自我欣赏，在他的心目中已无神圣可言了；仿佛在撺掇他一下子越过一切法度和权威，享受放荡不羁的无限的自由，享受那种由于恐惧而心跳停止的感觉，他是不可能不对自己怀有这样的恐惧的。而且他也知道，可怕的极刑在等着他。这一切也许很像如下的心情，一个人从高塔上缓缓地走向脚下的深谷，这样终究会恨不得头朝下纵身一跃：快些吧，一了百了！这一切甚至会发生在向来极其温顺而平常的人身上。其中有些人在这种醉意蒙眬之中甚至会炫耀自己。他从前越是窝囊，现在就越是强烈地想炫耀一番，使人恐惧。他欣赏这种恐惧，喜欢他在别人身上所激起的厌恶感。他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而这个“无所畏惧”的人有时自己在盼着惩罚快些到来，盼着被人干掉，因为他自己终于觉得，这假装的无所畏惧是不可承受之重。奇怪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模作样会一直持续到走上断头台，然后突然中断：仿佛这确实就是正式的期限，是由一定规则预先确定的。这时他突然屈服了，畏缩了，变成了窝囊废。在断头台上痛哭流涕，请求人们的宽恕。他进了监狱，再看看他吧：那么一个淌口水、流鼻涕、甚至吓得发呆的人，不禁感到惊讶：“难道这就是那个身负五六条命案的杀人凶手？”

当然，有些人在监狱里也不是很快就屈服了。还是保持着一股傲气、一种浮夸的习气。瞧，他仿佛在说，我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我是“有六条命案”的。不过最后还是屈服了。只是偶尔为了聊以自慰而回忆自己豪迈的气魄、自己的纵酒狂欢，这是他在“无所畏惧”时期的生平仅有的一次，而且他很高兴能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傲气十足地在他面前摆摆架子，吹嘘一番，讲讲自己的英勇事迹，但决不露出一点迹象，表明是他自己忍不住要表白。他仿佛在说，瞧，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是多么巧妙地保持着出于虚荣心的谨慎态度啊，而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时竟显得那么懒洋洋地漫不经心！讲故事的那腔调、那每一个字眼都表现了多么纯熟的浮夸习气啊。这些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在最初的这些日子里，有一天在漫长的夜晚我无聊而烦闷地躺在通铺上，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由于缺乏经验，我以为讲述者是一个可怕的大恶棍，是闻所未闻的有铁一般坚强性格的人，于是就在这时我几乎要取笑彼得罗夫了。故事讲的是，他，卢奇卡·库兹米奇，不为什么，只因为自己一时兴起，就打死了一个少校。这个卢奇卡·库兹米奇就是我们牢房的那个矮小、干瘦、长着一个尖鼻子的年纪轻轻的囚犯，一个一撮毛，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只不过是生在南方，好像是家仆出身。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锋利、傲慢的东西：“鸟儿虽小，爪子却很尖利。”但囚犯们具有识破人的本能，尊敬他的人很少，或者如监狱里所说，“人们对他是很缺乏敬意的。”他非常爱面子。这天晚上他坐在通铺上缝衬衫。他有缝衣服的手艺。在他身旁坐着一个脑筋迟钝的小伙子，但又憨厚又亲切，身材高大结实，他的铺位和他相邻，这个囚犯名叫科贝林。卢奇卡时常和他这个邻人争吵，而且总是对他抱着傲慢、嘲笑甚至专横的态度，科贝林由于生性憨厚，不大在意。他在编织羊毛袜子，心平气和地听卢奇卡讲故事。后者讲得相当响亮而清晰。他想让所有的人都听他讲，恰恰相反，却又竭力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是在讲给科贝林一个人听。

“老弟，我是从我们那个地方被流放到Ч城的，”他说，一面做针线活儿，“罪名就是流浪。”

“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很久以前吧？”科贝林问。

“这不，豌豆成熟了，又是一年。嘿，来到K城以后，我被暂时关在那里的监狱。我一看，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十二个人，全是一撮毛，高大、健康、壮得像公牛，却都那么驯服：伙食很差，他们的少校大人可以随意摆布他们。我待了一天又一天；我看出来了：这些人都是胆小鬼。‘你们这是怎么了，’我说，‘对这么个傻瓜也忍气吞声？’‘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谈谈吧！’他们甚至讥笑我呢。我一声不吭。”

“弟兄们，当时有一个一撮毛实在是太可笑了，”他突然撇开科贝林，又转向大家说道，“他告诉我，法庭判了他死刑，于是他跟法官理论，而自己不禁失声痛哭；他说他要撇下孩子们，撇下老婆了。自己却是个白发苍苍、身体壮实的大男人。他说，‘我恳求法官：不行哪！可这个狗崽子，老是在写呀写。哼，法官死了才好，我就有指望了！而他老是在写呀写，没完没了！……我可就人头落地啦！’瓦夏，把线拿来；监狱里的线都是烂线。”

“这是市场上买来的。”瓦夏把线递给他说。

“我们缝纫车间的线更好。阿纳梅德尼西·涅瓦利特被派去拿线，他是找哪个下贱女人拿线的呢？”卢奇卡接着说，一面迎着亮光穿线。

“是找他相好的，当然。”

“当然，是找他相好的。”

“那个少校呢，到底怎么了？”被冷落在一旁的科贝林问道。

卢奇卡就等着他问呢。不过他没有马上就接着讲自己的故事，甚至对科贝林似乎不屑一顾。他安详地把线捋顺，安详地、懒洋洋地把两条腿盘在身下，这才讲了起来：

“我终于把我的那些一撮毛鼓动起来了，他们要求少校接见。早上我就向旁边的人要来一把刀，藏了起来，以防万一。少校气得发疯。他骑马赶来了。喂，我说，别怕，一撮毛们！可他们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少校跑进来了；醉醺醺的。‘谁在这里！在这里要干什么！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

“一听他说‘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我就跨上一步，”卢奇卡接着说道，“刀就藏在我的袖筒里。”

“我说，‘不，阁下，’自己却渐渐地逼近他，‘不，这怎么可能呢，阁下，’我说，‘您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

“‘啊，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少校叫道，‘你造反！’”

“‘不，’我说（我越来越逼近他了），‘不，’我说，‘阁下，想必您自己也知道，我们万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是唯一的，’我说，‘我们的沙皇也是唯一的，上帝亲自让他来统治全国臣民。阁下，’我说，‘他是一国的君主。而您，阁下，’我说，‘还只是一名少校——我们的长官，阁下，’我说，‘这是皇上开恩，’我说，‘也是靠您自己的功劳’。”

“‘什么……什么……什么！’他一个劲地连声叫道，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了。他是太吃惊了。”

“‘是的，就是这样，’我说；突然向他猛扑过去，把刀子整个儿地捅进了他的肚子。干净利落。他滚倒在地，只是蹬了几下腿。我把刀一扔。”

“‘学着点儿吧，’我说，‘一撮毛们，现在把他抬走吧！’”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段离开本题的插叙。不幸，像“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过去在很多指挥官之间是颇为流行的。不过应当承认，这样的指挥官已经不多了，也可能已经完全绝迹。还要指出一点，特别擅长并且喜欢说这种话来炫耀自己的，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指挥官。军官的军衔似乎搅乱了他们的内脏，同时也搅乱了他们的头脑。长期在重负下呻吟并走过一切服从的阶段之后，他们突然看到自己成了军官、指挥官、贵族，由于不习惯和最初的陶醉而夸大自己的权威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只是对服从于他们的下级而言。在上级面前，他们仍然竭力奉承，虽然这已经是完全不必要的了，对不少长官来说，这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有些奴颜婢膝之辈甚至特别动情地急于向自己的上级指挥官表白，他们本来就是行伍出身，尽管是军官，却要“永远铭记自己的身份”。而在下级面前，他们几乎成了专制君主。当然，现在未必还有这样的人，也未必会有人高呼“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对囚犯们，总之，对所有的下级来说，最能激怒他们的莫过于长官们的这种说法。这种恬然无耻的自我吹嘘，对自己可以免受惩处的地位的这种无限夸大，会激起最驯服的人的仇恨，使他忍无可忍。幸而这种情况几乎已成过去，而且即使在从前，上级也会严加追究。这方面的若干事例我也是有所了解的。

何况一般而论，对下级的任何高高在上的侮慢、挑剔都会激怒他们。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只要囚犯们伙食好、待遇好，一切都依法办理就行了。这也是一种误解。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哪怕是本能地、下意识地，但毕竟需要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囚犯自己知道他是囚犯，为人所不齿，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然而任何烙印、任何镣铐都不能使他忘记他是一个人。既然他是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要拿他当人待。我的上帝啊！人道的态度是能够使一个人恢复人的本性的，即使上帝的形象在他身上早已黯然失色。对这样的“不幸的人们”就最要拿他们当人待。这是他们的慰藉和快乐。我遇到过几位这样的善良而高尚的指挥官。我见到过他们对那些卑微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几句亲切的话语，——那些囚犯就仿佛在精神上复活了。他们像孩子一样快乐，也像孩子一样开始爱别人了。我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囚犯们不喜欢对自己太亲昵、太过于和善的长官。他很想敬仰长官，而这时不知怎么，他却不再敬仰他了。囚犯喜欢看到他的长官，比如说，佩戴勋章、仪表堂堂、得到某位高级首长的赏识；希望他严格、端庄、公正，也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囚犯们更喜欢这样的长官，就是说，既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也不让他们受委屈，因而一切都高尚而又得体。

“为了这件事，大概要狠狠地抽你一顿鞭子吧？”科贝林平静地问道。

“嗯。挨鞭子嘛，老弟，倒是真的挨了鞭子。阿列伊，把剪刀递过来！怎么了，弟兄们，今儿没赌局？”

“刚才他们把钱喝光了，”瓦夏说，“要是没把钱喝得精光，那也许就赌起来了。”

“要是！说一句要是，在莫斯科也会赏你一百卢布呢。”卢奇卡责备地说道。

“卢奇卡，为了所有那些事儿，你挨了多少下呢？”科贝林又问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我挨了一百零五下。我要告诉你们，弟兄们，我差点儿被打死了，”卢奇卡接过话茬说道，又把科贝林撇在了一边。“这一百五十下我是这样挨的，我被带着通过全副武装的队列。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尝过鞭挞的滋味。只见人山人海，全城的人都跑来了：要惩罚的看来是一个强盗、杀人犯。这些人多么蠢哪，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季莫什卡[2]扒了我的衣服，让我躺下，他大声叫道：‘挺住，我要抽啦！’——我等着，结果会怎样呢？他猛抽了一下，——我本想大声喊叫，张开了嘴，却没有叫出声来。就是说，嗓子哑了。又抽了第二下，信不信由你，我已经听不见他们是怎样数到二的了。我清醒过来，听见他们正数到十七。后来，老弟，他们把我从刑凳上抬下来四次，每次休息半小时：他们用冷水泼我。我瞪大眼睛望着那些人，心里在想：‘我马上就要死了……’”

“结果你没有死？”科贝林天真地问道。

卢奇卡用极度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蠢材，简直是！”

“脑子有毛病。”卢奇卡指出道，好像在懊恼，怎么会和这种人交谈。

“就是死脑筋。”瓦夏附和道。

卢奇卡虽然杀了六个人，可是在监狱里从来没有人怕过他，尽管他在心里也许很希望享有“可怕的人”的名声……

[1] 卢奇卡是卢卡的爱称。

[2] 动刑者。——作者注

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圣诞节即将来临。囚犯们以一种庄重的心情期待着这个节日，看着他们，我也有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期待。节日前四天我们被带进澡堂洗澡。我在那里的时候，尤其是在最初几年，是很少带囚犯进澡堂的。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开始准备。预定在午后去，于是午后就不出工了。在我们的牢房里，最高兴、最忙碌的是伊赛·福米奇·布姆施泰因，一个服苦役的犹太人，我在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过他。他喜欢被蒸汽熏得神情恍惚、不省人事，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也想起苦役犯的那个澡堂（它是值得铭记于心的）的时候，那么在画面的前景立刻就会有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与我同住一室的服苦役的难友，怡然自得、令人难以忘怀的伊赛·福米奇的脸。天哪，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可笑的人哪！关于他的形象，我曾有寥寥数语的描述：年约五十，体弱多病，满脸皱纹，双颊和前额都有极其可怕的烙印，消瘦，体力单薄，小鸡雏般的白色身躯。他脸上的表情流露出始终如一、不可动摇的自满甚至喜悦。看来他丝毫不因服苦役而感到遗憾。因为他是首饰匠，而城里是没有首饰匠的，所以他专为城里的绅士和官员不停地干着首饰匠的活儿。他毕竟多少会得到一些酬劳。他不缺钱，甚至很富裕，不过他把钱储存起来，凭抵押品贷款给全监狱的犯人。他有自备的茶炊、舒适的床垫、几个茶杯和全套餐具。城里的那些犹太人也没有与他断交或放弃对他的庇护。每逢周末他在押送下到自己在城里的祈祷室（这是法律所允许的），生活得十分惬意，不过他焦急地盼着，在服完十二年刑期后结婚。在他身上极具喜剧性地混合着天真、愚笨、狡黠、放肆、憨厚、腼腆、爱吹牛和恬然无耻。我觉得很奇怪，苦役犯们从来不讥笑他，除非为了逗乐和他开开玩笑。显然，伊赛·福米奇是供大家娱乐和随时逗笑的。“他在我们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别欺侮伊赛·福米奇。”囚犯们这样说，伊赛·福米奇虽然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好像为自己的重要性而感到自豪，这把囚犯们乐坏了。他来服苦役时显得滑稽极了（他比我来得早，这是别人告诉我的）。突然有一天，在傍晚的工余时间，监狱里传开了一个新闻，说带来了一个犹太人，在警卫室剃头，马上就要进来了。那时监狱里还不曾有过犹太人。囚犯们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他一走进监狱的大门，立刻就被大伙儿围在中间。监狱的一名士官把他带进民事牢房，给他指定了通铺上的位置。伊赛·福米奇手里拿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公家发给他的以及他私人的东西。他放下口袋，爬上通铺，盘腿坐了下来，对谁也不敢看一眼。他周围响起了笑声以及狱中涉及犹太人出身的一些玩笑话。突然一个年轻的囚犯挤过人群，手里拿着几条夏天穿的又脏又破的旧灯笼裤，另外还有一条公家发的包脚布。他坐到伊赛·福米奇身边，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

“喂，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六年啦。看看吧，你能多给点吗？”

于是他把带来的破烂都摊在他面前。

伊赛·福米奇在走进监狱的时候，胆怯得不敢抬头看那些簇拥在周围嘲笑他的畸形而可怕的脸，由于胆怯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见到抵押品，他突然精神一振，开始麻利地用手指依次抚摩那些破烂，甚至迎着亮光评估一下。大伙儿都等着听他怎么说。

“怎么，一个银卢布你恐怕不肯出吧？其实是值这个价的！”抵押者朝伊赛·福米奇眨眨眼，接着说。

“要一个银卢布不行，七个戈比嘛，可以。”

这就是伊赛·福米奇在监狱里说的第一句话。大伙儿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七个！那就给七个吧；你的运气真好！当心点儿，把抵押品保管好了；你要用脑袋担保。”

“利息三戈比，一共十戈比。”犹太人声音发抖，断断续续地说，一边把手伸进口袋掏钱，不时畏缩地望望囚犯们。他怕得要命，又很想把事情办妥。

“三戈比是一年的利息吧？”

“不，不是一年，是一个月的。”

“你真抠门哪，犹太人。怎么称呼你？”

“伊赛·福米茨。”

“啊，伊赛·福米奇，在我们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再见。”

伊赛·福米奇在囚犯们不断的哄笑声中，把抵押品又检查一遍，叠好，小心地塞进自己的口袋。

大伙儿甚至真的似乎很喜欢他，谁也不欺负他，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欠他的债。他自己像母鸡一样温和，看到大家普遍地对他抱有好感，甚至对人放肆起来了，可是却显得那样憨厚而滑稽，因而立刻就得到了大家的谅解。生平认识很多犹太人的卢奇卡时常逗弄他，完全不是出于恶意，就是为了逗乐，好像在逗弄小狗、鹦鹉、训练过的小动物一样。伊赛·福米奇是心知肚明的，一点也不见怪，而是非常巧妙地以玩笑应付过去。

“喂，犹太人，我要揍你一顿！”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十下。”伊赛·福米奇雄赳赳地回答道。

“该死的秃子！”

“是秃子又何妨。”

“秃头的犹太人！”

“那就随他去吧。虽然秃了头，却赚了很多钱；都是不值钱的铜币。”

“出卖了基督。”

“那就随他去吧。”

“妙，伊赛·福米奇，好样的！别欺负他了，在我们这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囚犯们哄笑着叫道。

“哎，犹太人，你要挨一顿鞭子，去西伯利亚了。”

“这不是已经在西伯利亚了吗？”

“要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呀。”

“那里有没有我主上帝？”

“有是有的。”

“那就好，有了上帝和钱，到哪里都不错。”

“好样的，伊赛·福米奇，看得出，好样的！”周围的人们大声叫道，而伊赛·福米奇尽管明知这是在嘲笑他，却精神焕发；普遍的赞扬使他明显地高兴起来了，于是他那尖细的童高音响彻了整个牢房：“咧—咧—咧—咧—咧！”——一支荒诞可笑的曲子，这是他在服苦役期间所唱过的唯一没有歌词的歌曲。后来，和我更亲近一些以后，他对我发誓说，这就是男女老少全体六十万犹太人在横渡黑海时所唱的那首歌，而且就是这支曲子，在战胜敌人的喜庆时刻，每个犹太人按规定都要唱这支曲子。

每逢周末前夕，即周五晚上，其他牢房的囚犯会特意到我们的牢房来，想看看伊赛·福米奇怎样过自己的安息日[1]。伊赛·福米奇那样孩子气地好吹牛，爱虚荣，大家的这种好奇竟也使他感到得意。他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一丝不苟地把角落里的小小的桌子铺上桌布，翻开经书，点燃两支蜡烛，于是喃喃诵读隐秘的经文，并披上自己的法衣。这是他仔细收藏在箱子里的一件色彩花哨的毛料披肩。他把双手戴上手铐，又用带子把一个小木匣子牢牢地系在前额上，看起来好像伊赛·福米奇的前额长出了一只可笑的兽角。然后祈祷开始了。他曼声吟诵祷文，大声喊叫、唾沫横飞，绕着圈子，打着荒唐可笑的手势。当然这一切都是祈祷仪式所规定的，没有什么可笑和奇怪的地方，但可笑的是伊赛·福米奇仿佛故意要在我们面前卖弄，炫耀自己的仪式。有时他突然双手抱头，抽抽搭搭地哭着吟诵。哭声渐渐加强，于是他疲惫不堪地几乎哀号着将顶着圣餐匣的头俯向经书；可是，就在号啕痛哭之中，突然又开始放声大笑，并且以一种满怀柔情的庄严的声音、一种由于无限幸福而变得虚弱的声音曼声唱着仪式中的“哭歌”。“瞧他疯疯癫癫的！”囚犯们有时会这样说。有一天我问伊赛·福米奇，这样号啕大哭以及后来向幸福和极乐的庄严过渡是什么意思？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立即向我解释说，哭泣和哀号意味着想起了耶路撒冷的丧失，教规规定这时要捶胸大恸。但是在最强烈地恸哭的时候，他，伊赛·福米奇，应当突然（这突然也是教规所规定的）仿佛无意中想到犹太人将重返耶路撒冷的预言。这时他应当立即迸发出欢乐、歌唱、大笑，并且在说出祷词时要用嗓音表达莫大的幸福，用脸色表达无上的庄严和崇高。伊赛·福米奇非常喜欢这种突然而又必定要有的过渡：他把这看作一种特殊的、非常奥妙的技巧，并且以浮夸的神气向我传达教规的这一费解的规则。有一次，在祈祷正达到高潮的时候，少校教官在警卫队军官和卫兵们的簇拥下走进了牢房。所有的囚犯都在自己的铺位前站得笔挺，只有伊赛·福米奇一个人越发大喊大叫，装腔作势。他知道，祈祷是准许的，不可以打断祈祷，因而在少校面前大喊大叫，当然不会有任何危险。可是他非常高兴能在少校面前装模作样，也在我们面前卖弄一番。少校走到他跟前，相距只有一步：伊赛·福米奇转身拿屁股对着自己的小桌子，直接面对少校开始曼声朗诵自己的庄严的预言并挥舞着双手。因为这时他按规定要在脸上表现出非常幸福和崇高的心情，他立刻就这样做了，还特别地眯缝着眼睛，笑着向少校频频点头。少校吃了一惊；不过他终于扑哧一声笑了，立即当面骂他一声傻瓜，便扬长而去。而伊赛·福米奇却叫喊得更起劲了。一小时后，在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他，要是少校教官一时糊涂，对您大发雷霆怎么办？

“哪一个少校教官？”

“哪一个？难道您没看见？”

“没看见。”

“可他就站在您面前，离您只有一俄尺啊。”

但伊赛·福米奇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他根本没有看见什么少校，那时他在祈祷，陷入一种狂热状态，以致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仿佛此刻亲眼看见，伊赛·福米奇在周末往往无所事事地在监狱里到处闲逛，竭力什么也不干，这是教规关于周末的规定。他每次从自己的祈祷室回来，都会对我讲一些匪夷所思的笑话；给我带来一些恶劣透顶的彼得堡的新闻和谣传，还硬说都是从自己的犹太人朋友那里听来的，而他们是根据第一手的资料。

不过，关于伊赛·福米奇我已经讲得太多了。

全城只有两个公共澡堂。一个是犹太人所拥有的，都是单间，一个单间收费五十戈比，是为上层人物开设的。另一个主要是平民澡堂，破旧、肮脏、拥挤，我们监狱的人就是被带往这个澡堂。天气寒冷，却阳光明媚。囚犯们能走出城堡，看看城市就很高兴了。一路上说笑声不断。整整一个排的士兵荷枪实弹地押送着我们，使全城的人都感到惊异。在澡堂里我们立刻被分为两班：第一班洗澡时，第二班要在冷飕飕的脱衣间里等候，由于澡堂狭小不能不这么办。然而尽管如此，澡堂还是太小，哪怕只是我们一半的人，也难以想象，它怎能容纳得下。但彼得罗夫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他不等邀请，就主动赶来帮助我，甚至提议为我搓澡。还有巴克卢申也与彼得罗夫一起，表示自愿为我效劳，他是单人囚室的犯人，我们这里都叫他工兵，我曾提到过他，说他是囚犯中最快活、最亲切的人，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我和他已经有些交情了。彼得罗夫甚至帮我脱衣服，因为我还不大习惯，脱衣服要花很长时间，而脱衣间又很冷，几乎和户外一样。顺便说说：囚犯要脱衣服是很难的，要是他还没有学过的话。首先，要学会很快地解开镣铐的衬垫。这些衬垫都是用皮革做的，有四俄寸长，放在内衣上面，直接垫在一个套在腿上的铁环里边。一副衬垫的价钱不少于六十戈比，实际上每个囚犯都要自己花钱买，因为，不言而喻，没有衬垫是无法走路的。铁环不是紧箍在腿上，在铁环和腿之间能塞进一根手指；这样铁环就在腿上碰击和摩擦，一天下来，没有衬垫的囚犯会把腿擦伤。但解开衬垫还不算难，难的是要学会熟练地从镣铐里脱下内衣。这可是一整套的戏法。要脱下内裤，假定从左腿开始，先要把它从腿和铁环之间穿过去；然后将这部分内裤往回塞过同一个铁环，从而褪下左裤腿；然后把从左腿脱下的部分再从右腿的铁环内塞过去；这以后再把从右腿铁环塞过去的部分全都往回塞过来。要穿上内衣也是这样的麻烦事儿。新来的人简直难以想象该怎么办；第一个教会我们的是托博尔斯克的囚犯科列涅夫，过去的强盗首领，当时他被锁在铁链上已有五年。不过，囚犯们已经习惯了，做起来毫不为难。我给了彼得罗夫几个戈比，让他准备了肥皂和擦身用的纤维团。不错，公家也给囚犯们发了肥皂，每人一小块，有两戈比硬币大，有“中等”人家在晚上作为饭后小吃的一小片干酪那么厚。肥皂就在脱衣间出售，此外还供应热蜜水、面包圈和热水。按照与澡堂老板的约定，只给每个囚犯提供一盆热水；谁想洗得干净些，可以付半戈比铜币再买一盆水，水就从脱衣间专设的窗口递进澡堂。彼得罗夫脱了衣服以后，甚至来搀扶我，因为他发觉，我戴着脚镣步履艰难。“您把它提得高一点，提到腿肚子上，”他扶着我说，就像照管小孩的男仆，“这里要小心，有门槛。”我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了；很想告诉彼得罗夫，我一个人能走；可他是不会相信的。他把我完全当成一个未成年的笨拙的孩子，人人都该给予帮助。彼得罗夫绝不是仆人，首先要知道，他并不是仆人。要是我敢于侮辱他，他是知道如何对付我的。我根本没有许诺过要给他酬劳。他自己也没有提过这种要求。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关照我呢？

当我们打开澡堂的门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进了地狱。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二步见方的房间，一下子挤进去的也许有一百人，少说想必也有八十个人，因为囚犯一共分为两班，而我们到澡堂来的约有二百人。眼前是雾蒙蒙的蒸汽、烟子、垃圾，拥挤得无处插足。我吓坏了，想回头，但彼得罗夫立刻鼓励了我。我们请求坐在地板上的人弯弯腰，让我们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越过人们的头顶挤到了靠墙的长凳跟前。但长凳上的位子都被人占了。彼得罗夫宣称要花钱买一个位子，当即就跟一个坐在小窗口旁的囚犯讲价钱。他为了一个戈比让出了自己的位子，立刻从彼得罗夫的手里接了钱，彼得罗夫是把钱攥在手心里带着的，他有先见之明，是预先拿了钱进澡堂的，那个人立即钻到我位子下面的长凳底下，那里又暗又脏，到处都有几乎半指厚的黏糊糊的污垢。可是几条长凳下面的位子也都占满了，那里也只见人们在蠕蠕而动。囚犯们佝偻着坐在地板上，用自己盆里的水往身上泼，连巴掌大的空地方也没有。其他人都戳在他们之间，拿着自己的木盆站着洗澡；污水从他们身上直接淌到坐在下面的人们剃过的脑袋上。蒸浴床和所有通往那里的小阶梯上都有缩成一团坐着洗澡的人。不过在洗澡的很少。老百姓是很少用热水和肥皂洗澡的；他们只洗可怕的蒸浴，然后用冷水冲洗，——这就算是洗澡了。蒸浴床上约有五十把浴帚同时举起又落下；人人都在如醉如痴地抽打着自己。蒸汽时时刻刻都在加热。这已不是热气；这是地狱之火。这一切在发出刺耳、嘈杂的声音，混合着在地板上拖动的一百条铁链的响声……有些人想走过去，却绊在别人的铁链上，而自己又撞在坐着的人的脑袋上，于是跌倒、谩骂，还把别人拖带得歪歪倒倒的。污水横流。大家都处于一种心醉神迷、极度亢奋的状态；处处响起尖叫声和吵闹声。在脱衣间供水的小窗口旁，人们在叫骂、拥挤、群殴。领到的热水在端到地方之前，一路上泼溅在坐在地板上的人的头上。偶尔从窗口或半开的门外探进一名士兵的胡子拉碴的脸，他手里拿着枪，在窥探有没有越轨的行动。囚犯们剃了半边的脑袋和被蒸汽蒸得通红的身躯显得更加畸形了。在蒸得通红的背上，曾经受过鞭刑和棒刑的伤疤自然会鲜明地显露出来，以致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脊背仿佛又被打得鲜血淋漓。可怕的伤疤啊！我望着他们不寒而栗。每一次加热——蒸汽便像炙热的浓雾弥漫于整个澡堂；所有的人都放声狂笑，大喊大叫。在云雾般的蒸汽中闪现着伤痕累累的脊背、剃了半边的脑袋、蜷曲的手臂和腿；此外，伊赛·福米奇在最高的蒸浴床上可着嗓子狂笑。他在蒸浴床上被蒸得神思恍惚，但似乎不论怎样的热气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花一个戈比雇了一名蒸浴工人[2]，可是他终于忍受不住，扔下浴帚，跑去用冷水淋身。伊赛·福米奇没有灰心，他雇了第二个、第三个工人：他已经下决心为这件事不惜破费，一定要换到第五个蒸浴工人。“洗得真痛快，好样的伊赛·福米奇！”囚犯们在下面向他欢呼道。伊赛·福米奇自己觉得，此刻他把大伙儿都比下去了，胜过了所有的人；他得意极了，又用尖锐刺耳的声音狂吼着他的咏叹调：咧—咧—咧—咧—咧，把所有的声音都压了下去。我不禁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们这些人都下了地狱，地狱一定很像这个地方。我忍不住把这个猜想告诉了彼得罗夫。他只是朝四周看了看，不置可否。

我本想在自己身边为他也买一个位子；可是他在我脚边坐下，还说他这样很舒适。这时巴克卢申在帮我们买水，并按照需要把水端过来。彼得罗夫声称要帮我从脚洗到头，这样“您身上就干干净净的了”，还一再劝我洗蒸浴。我不敢冒险洗蒸浴。彼得罗夫用肥皂替我擦洗了全身。“现在我要洗洗您的小脚了。”他最后加了一句。我本想回答说，我自己能洗，可是我拗不过他，只好由他摆布。这一声“小脚”决没有丝毫奴颜婢膝的意味；其实就是彼得罗夫不能把我的脚叫作脚，大概是因为其他正常人的脚是脚，而我的脚还只是小脚。

为我洗了澡以后，他又那样殷勤地扶着我，步步提醒我要当心，仿佛我是个瓷人儿似的，一直把我送到脱衣间，并帮我穿上内衣，等到把我完全安排妥当，这才跑回澡堂去洗蒸浴。

回到监狱，我请他喝杯茶。他没有拒绝，喝了茶，道谢了一声。我有了一个主意，要慷慨解囊，拿半瓶伏特加款待他。在我们的牢房里就找到了半瓶伏特加。彼得罗夫非常满意，他把酒喝干，满意地“嗨”了一声，说我让他完全恢复了活力，随即匆忙地赶往伙房，似乎那里有什么事等着他去解决。他走后，另一个来闲谈的人是巴克卢申（工兵），我在澡堂里也曾邀请他来喝茶。

我不知道有谁的性格比巴克卢申更招人喜爱的了。的确，他在别人面前是不甘示弱的，还时常与人争吵，不喜欢别人干预他的私事，——总之，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不过，他只是短暂地争吵几句就算了，看来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甚至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世上最爱逗乐的人，而且永远保持着愉快的心情。他是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儿小伙子，有一张英气勃勃而质朴的脸，相当漂亮，脸上长着一颗瘊子。有时他为了模仿遇到的随便什么人而把这张脸扭曲得那样滑稽可笑，以致周围的人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他是爱逗笑的人之一。然而他决不纵容我们那些对玩笑抱有敌意而无端挑剔的人，因而谁也不曾骂他是“轻浮无聊”之辈。他充满热情和活力。早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与我结识了，自称是世袭兵出身，后来在工兵部队服役，甚至受到某些大人物的赏识和关爱，他回首往事，是引以为自豪的。他立刻就向我问起彼得堡的情况。他甚至还读了些书。他到我这里来喝茶的时候，一开始就把全牢房的人都逗笑了，这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早晨中尉Ш怎样把我们的少校教官臭骂了一顿，他随即在我身边坐下，带着满意的样子向我宣布，看来能演戏了。监狱里要在节日里演戏。有了几个自告奋勇的演员，凑合着搞了些舞台布景。城里有些人答应把自己的衣服提供给演员，还有女式服装；甚至有希望能通过一名勤务兵搞到一套有穗带的军官制服。但愿少校教官不要像去年那样禁止演出。不过，去年圣诞节少校的心情不好：不知在哪里赌输了钱，再加上监狱里有人闹事，是在气头上禁演的，眼下也许不会为难我们。总之，巴克卢申处于兴奋状态。显然，他是演剧的主要发起者之一，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去看这场演出。巴克卢申期盼演出成功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很合我的心意。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畅谈起来了。顺便说一句，他曾告诉我，他并不是一直在彼得堡服役；他在那里犯了错误，被流放到Р城，不过是让他在卫戍营当士官。

“我就是从那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巴克卢申说。

“这是为什么呢？”我问他。

“为什么？您的看法呢，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恋爱了！”

“嘿，为这事儿还不至于流放到这里来。”我笑着反驳道。

“真的，”巴克卢申接着说，“真的，我就是在恋爱的时候拿手枪打伤了那里的一个德国佬。难道为了一个德国佬就要被流放吗，您给评评这个理吧！”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呢？您讲讲吧，我很感兴趣。”

“一个非常可笑的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那更好啊。您讲讲吧。”

“讲讲？好吧，那您就听着……”

虽然我听到的故事并不可笑，然而却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凶杀案……

“事情是这样的，”巴克卢申开始说道，“被流放到Р城后，我一看，是一座很漂亮的大城市，只是有不少德国人。嘿，当然啦，我还年轻，长官对我也不错，我只管歪戴着帽子逛来逛去，就是混日子呗。我对那些德国女人挤眉弄眼。这时我喜欢上了一个德国女孩路易莎。她俩，她和她的姑姑，都是洗衣女工，不管什么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那个姑姑年纪大了，很爱挑剔，她们的生活倒还富裕。我起初绕道从她窗前经过，后来还成了真正的朋友。路易莎能讲一口流利的俄国话，只是卷舌音好像发得不大清楚，——她就是我还从未遇到过的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我起初想这样那样，可她对我说：‘不，你不可以这样，萨沙，我要保持自己纯洁无瑕的童贞，成为配得上你的妻子’，于是只限于含情脉脉，笑声是那样清脆悦耳……她是多么纯洁呀，除了她，我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孩。她却激起了我娶她的念头。您想呀，怎能不娶她呢！于是我准备去向中校提出申请……我突然想起——有一次约会，路易莎没有出来，第二次也没有来，第三次不见人影……我寄了一封信给她，没有回音。我想，这是怎么了？就是说，倘若她要欺骗我，那么她就会给我写回信，也会来赴约。可她连说谎也不会啊；就这么决裂了。我想，这是姑姑在作梗。我不敢去见姑姑；虽然她也了解情况，可我们毕竟是在某种借口下悄悄地交往。我要疯了，我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说：‘你若不来，我亲自去见姑姑。’她大吃一惊，来了。她哭了，她说，一个德国人，她们的远房亲戚舒尔茨，是钟表店老板，一个已过中年的有钱人，有意要娶她，他说，既要让我得到幸福，自己也不至于晚年无妻；而且他爱我，他说他早就有意于我了，却一直没有表白，在默默地作准备。她说，‘萨沙，他很富有，这是我的福气啊；难道你要剥夺我的幸福吗？’我一看：她哭了，在拥抱我……唉，我想，她的话有道理啊！嗨，嫁给当兵的有什么好处呢，尽管我是一名士官？‘好吧，路易莎，’我说，‘再见，上帝保佑你；我不该剥夺你的幸福。他怎么样，漂亮吗？’她说：‘不，已过中年的人了，有一个长鼻子……’她自己也笑了起来。我离开了她。我想，也好，没有缘分嘛！第二天早晨我向他的钟表店走去，那条街的街名是她告诉我的。我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一个德国人在坐着修钟表，大概有四十五岁了，鹰钩鼻，肿泡眼，身穿竖着高高的立领的燕尾服，一副傲慢的样子。我狠狠地啐了一口；本想立刻砸碎他家的玻璃窗……何必呢，我想！不可乱来，失去的已不可复得！我在暮色中回到牢房，您信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单人铺上躺下，就伤心地哭起来了……

“嗯，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和路易莎没有见面。这时我听一位大嫂（她已经老了，也是洗衣女工，路易莎有时会去她家）说，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恋爱关系，所以才决定赶快求亲。要不，还会再等上一两年。他似乎得到了路易莎的承诺，她发誓说决不与我交往了；他好像至今还在虐待姑姑和路易莎；也许他还会改变主意，到目前也没有最后决定。她还告诉我，他邀请她俩在后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去喝咖啡，另外还有一个亲戚，这是一位老者，从前经商，如今穷途潦倒，在一个地下室里当监工。我知道了，星期天他们也许会把婚事决定下来，我气极了，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一天和第二天，我都整天在考虑这件事件。我想，我会活剥了那个德国佬。

“星期天上午我还什么也不知道，日祷结束后，——我跳起身来，套上军大衣，就去找那个德国人。我想碰到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去找德国人，要在那里说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手枪揣在口袋里。我是偶然将这把破手枪留在身边，扳机仍是原来的；我还是在儿时拿它射击过。这把手枪已不可能用来射击了。不过我还是装上了子弹；我想：如果他们要赶我走，对我粗鲁无礼，我就拔出手枪把他们全都镇住。我去了。修理部没有人，人都坐在里屋。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别人，连个女仆也没有。他只有一个兼做厨娘的德国女仆。我穿过店铺；只见通往那里的门已经闩上了，一扇很旧的门，是用门钩闩上的。我心跳加快，驻足倾听：说的是德语。我使尽全力踹了一脚，门应声而开。餐桌已铺上桌布。桌上有一把大咖啡壶，酒精灯上的咖啡已经煮开了。放着一些面包干；另外在托盘上有一瓶伏特加、鲱鱼、香肠和一瓶葡萄酒。路易莎和姑姑都衣着漂亮地坐在长沙发上。德国未婚夫本人坐在她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头发梳得溜光，穿着燕尾服，衣领向前翘着。还有一个德国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他是头发花白的胖老头，默然无语。我一进去，路易莎的脸色就变得煞白。姑姑猛然欠起身来，又坐下了，德国人双眉紧锁。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站起来迎着我说：

“‘您有什么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怒气控制了我。

“‘什么事！你快接待客人吧，请我喝杯伏特加。我是到你这里来做客的。’

“德国人想了想，说：

“‘您坐。’

“我坐下了。

“我说，‘你上酒呀，拿伏特加。’

“‘这就是伏特加；您喝吧。’

“‘你给我把好酒拿来。’可见，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很大了。

“‘这就是好酒。’

“我心里好难受，他把我看得太低贱了。最糟糕的是，路易莎正看着呢。我把酒干了，说：

“‘你怎么这样粗鲁无礼呢，德国人？你与我友好相处吧。我是为友谊而来的。’

“‘我不能跟您做朋友：您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嘿，这下我可真火了。

“‘你这个丑八怪，卖香肠的家伙[3]！你知不知道，从现在起，我可以任意处置你？你要不要我拿手枪把你给毙了？’

“我拔出手枪，站到他面前，拿枪口顶着他的脑袋。那些人都吓得半死不活地坐着；连大气也不敢出；而那个老头子簌簌发抖，一声不吭，面无人色。

“德国人吃了一惊，不过镇静下来了。

“‘我不怕您，’他说，‘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我请您别开这种玩笑，我一点也不怕您。’

“‘哈，胡说，你怕！’可不是吗！他的脑袋在枪口下一动也不敢动；就那么坐着。

“‘不，’他说，‘您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干。’

“‘我为什么不敢？’

“‘就因为，’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您会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鬼才知道这个德国傻子是怎么回事，要不是他自己刺激我，他至今还好好地活着呢；斗斗嘴也就完事了。

“我说，‘你以为我不敢？’

“‘不敢！’

“‘我不敢？’

“‘您绝对不敢这样对我……’

“‘那就给你点厉害看看，香肠！’我一扣扳机，他就倒在椅子上了。那些人全都惊叫起来。

“我把手枪揣进口袋，连忙逃走，在走进城堡之前，我在城门旁把手枪朝荨麻地里一扔。

“我回去躺在单人铺上想：马上就要来抓人了。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来抓人。就这样，傍晚一种无法排解的愁绪袭上心头；我出来了；只想一定要见到路易莎。我从钟表店主人身边走过。我一看，那里有不少人，还有警察。我去对大嫂说：你把路易莎叫出来！片刻后只见路易莎跑来了，她哭着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姑姑的话。’她还对我说，刚才出事后姑姑立刻回到家里，她吓得病倒了，不敢声张；她对谁也不说，还禁止我说；她是害怕啊；那就随她的便吧。‘“路易莎，”姑姑说，“刚才谁也没有看到我们。他把自己的女仆也打发走了，因为怕她。要是她知道他想结婚，非抠他的双眼不可。工匠也都不在家；全都被他支开了。他亲自煮了咖啡，亲自准备了吃的。至于那个亲戚，他一辈子都沉默寡言，什么也不曾说，刚才出事时，他是第一个抓起帽子离开的。他想必也会绝口不提。”’——这都是路易莎对我说的。事实果然是这样。两个星期没有人来抓我，对我也没有任何怀疑。在这两个星期里，您信不信，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感受到了我美满的幸福。我每天都和路易莎幽会。而她对我是那么、那么依恋啊！她哭着说：‘不管你流放到哪里，我都跟着你；为了你我会抛下一切的！’我已经想要立即为她而死了：那时她激起了我如此深切的怜惜之情。嗨，两个星期之后我终于被捕。老头子和姑姑商量好了，便告发了我……”

“请等一等，”我打断了巴克卢申的话，“为这件事只能作为民事案件判您十年顶多十二年流放；而您却被关押在单人囚室。怎么可以这样呢？”

“啊，这是另有原因的，”巴克卢申说，“我被带到审判委员会，一个大尉在开庭前就用脏话痛骂我一顿。我受不了，就对他说：‘你怎么骂人呢？下流东西，难道没看见你面前的守法镜[4]吗！’嘿，这一来情况就变了；案子从头重审，两罪并罚：判处树条抽打四千下，并关进这里的单人囚室。把我带出来受刑时，也把大尉带出来了；我要穿过‘绿街’，而他被剥夺军衔，并流放高加索当兵。再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1] 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

[2] 蒸浴工人要用浴帚为浴客抽打身体。

[3] 这是对德国人的蔑称。

[4] 顶端有双头鹰的三棱镜，截面上贴有彼得一世关于守法的敕令，陈设于帝俄时期的衙门。

第十章 圣诞节

圣诞节终于到了。囚犯们几乎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就不出去干活了。出去的都是到被服厂和车间去；其余的人只是离开一会儿，即使是那些被派出去办事的人，也几乎立刻就单独或成群地返回监狱，午饭后便再也没有人离开监狱了。即使是在上午，大多也是因私出去，而不是因公：有些人是要张罗夹带私酒并再次订购；有些人是要去看望有交往的干亲家公和干亲家母[1]，或是要在节前收取微薄的欠薪；巴克卢申和参加演出的人出去，是要找一些熟人，主要是军官们的仆役，设法搞到必要的服装。有些人忙乱而行色匆匆地来去奔走，仅仅是因为别人也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尽管有些人，比方说，是在哪里也搞不到钱的，可是看上去好像他们也能从某人手里拿到钱似的；总之，人人似乎都在期待着明天有什么变化，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傍晚，受囚犯们差遣上市场的几个残疾军人带回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有牛肉、乳猪肉，甚至还有几只鹅。甚至有不少极其朴素、节俭的囚犯，整年积攒了一点钱，也认为在这样的日子应该慷慨解囊，好好地开开荤了。明天是囚犯不可剥夺的真正的节日，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一天不能派囚犯干活，一年总共只有三天这样的日子。

最后，谁又知道呢，在迎来这样的日子的时候，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心里会掀起多少回忆的涟漪啊！伟大的节日从童年起就鲜明地铭刻在平民百姓的记忆里。这是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中得到休息的日子、全家团聚的日子啊。而在监狱里却会满怀痛苦和忧伤的心情回忆往日的情景。对庄严的节日的敬意，甚至会在囚犯们身上转化为某种外在的表现；闲逛的人不多；所有的人都很严肃，仿佛在忙于什么事情，尽管很多人几乎什么事也没有。而且那些在闲逛的游手好闲的人也竭力保持着某种内心的庄重……玩笑仿佛被禁止了。总之，情绪达到了一种求全责备、偏执易怒的程度，要是有人哪怕是无意中破坏了这种普遍的氛围，他就会遭到围攻，受到申斥和责骂，人们仿佛是因为他对这个节日的不敬而在生他的气。囚犯们的这种心情是值得注意，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与生俱来的崇敬之外，囚犯还下意识地感悟到，他通过对节日的这种维护而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因而他并不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不可救药的浪子，在监狱里也和在社会上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以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认真准备过节。他没有家庭的回忆，因为他是寄人篱下的孤儿，差不多从十五岁就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在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快乐，因为他一生都过着正常的单调的生活，对给他规定的职责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也并不特别虔诚，因为良好的行为似乎吞噬了他的一切其余的人的天赋和特点、一切激情和希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由于这一切，他在为迎接庄严的节日而进行准备的时候既不忙乱，也不激动，他不为令人神伤而又完全无益的回忆所困扰，而是表现出安详而有条不紊的良好行为，这种行为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履行责任和履行一成不变的习俗的需要。他遇事根本不喜欢多加思考。事实的意义似乎从来不会触动他的头脑，而对一成不变的规则却会虔诚地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如果明天就吩咐他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会同样驯服而细心地去做，正如头一天做与此相反的事情那样。有一次，生平仅有的一次，他试图用自己的头脑生活——却遭到了牢狱之灾。对他来说，这个教训并没有白费。虽然命中注定他永远不会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然而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了足以自救的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思考，因为思考“不是我的头脑所能胜任的”，囚犯们在彼此之间就是这样说的。他盲目地崇尚习俗，甚至对他自己在节日里用米饭作馅的烤乳猪（是他亲手烤的，因为他也会做这道菜）也抱有一种格外的敬畏，仿佛这不是随时可以买来烧烤的平常的乳猪，而是一种特别的节日的乳猪。也许他从幼年起就习惯于在这一天看到餐桌上有乳猪这道菜，因而得出结论，乳猪是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哪怕只有一次他在这一天没有吃乳猪，那么他终其一生都会因为没有尽到义务而感到内疚。节日前他一直穿着旧的短外套和旧长裤，尽管都体面地织补过，但毕竟太旧了。实际上他把四个月前就发给他的一套衣服细心地保存在箱子里，碰也不去碰它，面带笑容地想在节日里郑重地穿上新衣服。他就是这么做的。傍晚他就拿出这套新衣服，把它摊开检查一遍，收拾干净，吹去灰尘，这样整理一番之后又预先试穿。新衣服十分合身；一切都很得体，纽扣可以严严实实地扣到顶端，衣领像硬纸板做的一样，高高地托着下巴；腰部还形成了与制服有点相似的窄腰，阿基姆·阿基梅奇甚至满意地咧嘴笑了，不无帅气地在自己的小镜子前面转了转身，他早就抽空亲手给这面小镜子贴上了金色的边饰。只有上衣领子上的一个小领钩没有缝在合适的地方。阿基姆·阿基梅奇看了看，决定把小领钩移动一下位置；移动后又试了试，果然很好。于是他把衣服依旧叠好，放心地收藏在小箱子里。头发剃得很满意；可是留心地照照小镜子，他发觉头上好像不很光洁；露出了一些勉强看得见的新长出的短发，于是他立刻去找“少校”，要把头发剃得十分得体，符合要求。尽管明天谁也不会来检查阿基姆·阿基梅奇，他还是剃了头，仅仅是为了求得自己心安，要为了这个日子而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对一颗纽扣、一个肩章、领章的崇敬，从幼年起便作为一种无可争辩的责任而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的头脑里，而又作为最美的形象留在他的心里，这样的美是只有正派的人才能企及的。一切安排就绪，他作为牢房的室长，便吩咐抱来干草，细心地看着大伙儿把干草撒在地板上。其他牢房也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在圣诞节前夕我们总是要在牢房里撒干草。在完成自己的所有工作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向上帝祈祷，随即在单人铺上躺下，立刻像婴儿一样酣然入睡，明天可以尽可能早些醒来。不过，其他犯人也都是这样。所有牢房里的犯人都比平时早得多就躺下了。平时在晚上要干的活计也都扔下了；至于秘密聚赌更是无从谈起。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晨。

早晨终于来临。清晨，天色尚未破晓，刚敲过黎明鼓，牢房的门就打开了，进来清点囚犯人数的警卫队士官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大家也同样地祝贺他，和蔼而亲切。匆匆祷告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很多把自己的鹅和乳猪放在伙房里的人都急忙赶去，要看看那些东西的情况如何，在怎样烧烤，东西都放在哪里，等等。在黑暗中，通过我们牢房覆着冰雪的小窗子可以看到，所有两个伙房的六个火炉都烈火熊熊，是在天亮前就生起了火。在黑暗的院子里，已是人影憧憧，囚犯们穿着或披着自己的短皮袄向伙房匆匆拥去。有些人，不过为数不多，已经到过酒贩子那里。那是一些最性急的人。总的说来，大家都举止得体，态度温和，竟异乎寻常地彬彬有礼。既听不到平时的叫骂，也听不到平时的争吵。大伙儿都明白，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伟大的节日。有的人到其他牢房去向比较亲近的人祝贺。表现了一种友好的情意。我要顺便指出，在囚犯之间几乎完全看不到友情，我不是说广泛的友情，这更是无从谈起，我说的是私人之间的友情，某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成为朋友。这在我们之间几乎是完全没有的，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在监狱外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总的说来，除了罕有的例外，我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是生硬和冷漠的，而且这是一种正式的、一经采纳便固定下来的交往方式。我也走出了牢房；晨曦初露；星星已黯然无光；稀薄的寒雾在徐徐上升。伙房的几个烟囱涌起滚滚浓烟。有些与我迎面相逢的囚犯愉快而亲切地主动向我祝贺节日。我表示感谢，也同样地致以祝贺。其中包括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还从未和我讲过一句话。

在紧挨着伙房的地方，一个军人牢房的囚犯披着光板皮袄赶了上来。他隔着半个院子就认出了我，大声叫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急匆匆地向伙房跑来。我停下来等他。这是一个目光柔和的圆圆脸的年轻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寡言少语，和我还不曾说过一句话，而且从我入狱的时候起，对我一直不理不睬；我甚至连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向我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站在我跟前，带着一种傻气而又非常幸福的微笑看着我。

“您干吗？”我有些惊讶地问道，因为他面带微笑站在我面前，瞪大眼睛看着我，却一言不发。

“那还用说，节日嘛……”他咕哝了一句，随即意识到，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便丢下我，急忙到伙房去了。

我要顺便指出，此后我和他也根本没有交往，直至我离开监狱，彼此之间几乎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

伙房里在几个熊熊燃烧的火炉旁是一片忙乱、碰撞和人挤人的景象。人人都在照料着自己的食物；几个厨娘开始准备公共伙食了，因为这一天午饭的时间要提前。不过还没有人开始吃东西，尽管有些人很想吃了，却在众人面前保持着礼节。大伙儿在等候神父，他来了才能开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监狱的大门外已响起了上等兵叫人的声音：“厨师！”这叫声差不多一刻也不停，而且几乎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呼唤厨师，是要他们去领取从城里各处送到监狱来的施舍。送来的是大量面包、烤饼、馅饼、奶渣饼、发面煎饼以及其他用牛奶、奶油、鸡蛋和面粉烘烤的食品。我想，整个城市没有哪一位商人和市民的家庭主妇没有送来自己的面包，向“不幸的”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有丰盛的施舍——用牛奶、奶油、鸡蛋和精白面粉烘烤的食品，而且数量很大。也有很贫乏的施舍——一个廉价的小面包圈，两个稍微抹上点酸奶油的黑奶渣饼：这是穷人给穷人的礼物，他已倾其所有了。这一切人们都同样感激地接受了，不分是什么礼物，馈赠者是谁。囚犯们接受施舍时脱帽鞠躬，致以节日的祝贺，并把施舍的东西送到伙房去。等到施舍的面包堆积了几大堆的时候，便把各牢房的室长叫来，他们再按牢房公平分配。没有争吵，没有叫骂；事情办得又诚实又公平。我们牢房分到的东西就在我们之间平分；由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一名囚犯分给大家；他俩亲手分，亲手发给每个人。没有一点异议，没有人争多论少；大家都很满意；甚至不可能怀疑，谁会隐藏什么或分配不公。在伙房忙完自己的事情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开始穿衣服了，他穿得十分得体而庄重，没有一个小领钩是没有扣好的，穿好衣服，立即正式开始祈祷。他祈祷了很长时间。已经有很多囚犯在祈祷了，大多是中年人。年轻人祈祷的不多：也许有谁站起来时画个十字，即使在节日里也是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祈祷后来到我面前，略显庄重地向我祝贺圣诞节。我当即请他喝茶，而他用自己的烤乳猪款待我。过了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来向我表示祝贺。他看来已经喝了酒，虽然气喘吁吁地跑了来，话却不多，只是有所期待地在我面前略站片刻，很快就离开我到伙房去了。这时军人牢房正在准备接待神父。这间牢房的布置与其他牢房不同：它的通铺是靠墙排列的，而不像其余的所有牢房那样排列在房间中央，因而监狱里唯有这个房间当中没有堆满杂物。想必它之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在必要时能让囚犯们在这里集合。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一条干净的毛巾，摆着圣像，点了长明灯。神父终于带着十字架和圣水来了。他在圣像前祈祷和唱赞美歌之后，站到了囚犯们面前，于是大家开始怀着由衷的敬畏上前亲吻十字架。然后神父走遍各个牢房，在所有的牢房里洒了圣水。在伙房里他赞扬了我们监狱的面包，其美味在城里是出了名的，囚犯们马上表示，要把两个刚出炉的新鲜面包送给他；一名残疾军人立刻奉命把面包送去。大家怀着由衷的敬畏送走了十字架，正如迎接十字架时那样。少校教官和警卫队长几乎随即骑马来到。我们都很喜欢警卫队长，甚至对他怀有敬意。他在少校教官的陪同下走遍所有的牢房，向所有的人祝贺圣诞节，还走进伙房尝了尝监狱里的菜汤，菜汤的味道非常好；为了这样的日子，几乎平均给每名囚犯在汤里放了一俄磅[2]牛肉。此外还煮了小米饭，放了很多黄油。送走警卫队长后，少校教官下令开饭。囚犯们都竭力避开他的视线。我们不喜欢他的眼镜后面那凶恶的目光，他此刻还在用那种目光东张西望，看能不能识破骚乱，有没有罪犯落网。

开饭了。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乳猪烤得真好。可我就是无法解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少校教官走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就有了非常多的醉汉，然而再过五分钟，所有的人差不多又完全清醒了。出现了很多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人们，出现了巴拉莱卡琴。带着小提琴的小波兰人已经在找那个闲汉，他曾整天受雇于他，为他演奏欢快的舞曲。谈话声更有醉意，也更嘈杂了。不过总算吃了午饭，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全都饱餐了一顿。很多老头子和稳重的中年人立刻就睡觉去了，阿基姆·阿基梅奇也一样，看来他认为，在重大的节日里，午饭后一定要睡一觉。一个老头子是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他打了一会儿盹，便爬上火炉，翻开自己的经书，祈祷到深夜，几乎不曾停顿过。他看到“耻辱”觉得心情沉重，他所谓的“耻辱”是指囚犯们普遍酗酒的现象。几个切尔克斯人都坐在台阶上，好奇而又有些厌恶地看着那些醉汉。努拉碰到了我，‘不好，不好！’他带着虔诚的宗教徒的满腔愤慨摇着头对我说，“唉，不好！真主会生气的！”伊赛·福米奇固执而高傲地在自己的角落里点燃一支蜡烛，开始工作，想必要以此表示，他是不把节日放在眼里的。某些角落里已经摆开了赌局，他们不怕残疾军人，而为了防备士官，已安排了岗哨，其实士官自己也竭力视而不见。警卫队军官这一天只到监狱里来看了两三次。不过在他出现时醉汉都躲了起来，赌局也撤了，他自己看来也决定不去理会那些小事。这一天醉酒已经被看作小事情了。人们渐渐地放纵起来。还响起了吵闹的声音。清醒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因而自会有人来管束那些醉汉。可是那些尽情狂欢的人们已经纵酒无度了。卡津喜气洋洋。他悠然自得地在他的铺位附近溜达，他已经大胆地把私酒搬到了通铺下面，在此之前酒是藏在牢房外一个隐秘地点的雪地里，他看着那些来找他的顾客，不时诡诈地微微一笑。他本人是清醒的，滴酒未沾。他打算在节日的末尾再饮酒作乐，先要把囚犯们口袋里的钱全都搞到手。几个牢房里响起了歌声。但醉酒已渐渐地变为头晕目眩的狂热冲动，既然在唱歌，那么离痛哭流涕也就不远了。不少人带着自己的巴拉莱卡琴到处溜达，肩上披着光板皮袄，神态豪迈地拨弄着琴弦。在一个单人囚室里还组织了一支八个人的合唱队。他们在巴拉莱卡琴和吉他的伴奏下唱得非常出色。纯粹的民歌很少。我只记得一首，唱得很生动：

我，一个年轻的姑娘，

昨天出席了盛大的晚宴。

在这里我听到了这首歌曲的新版，是我过去未曾听到过的。歌的末尾增添了数行韵文：

我呀，年纪轻轻，

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

我把汤匙洗净，

将污水倒进残羹；

擦净了窗框，

再把馅饼烤得喷香。

唱的大多是这里所谓的囚徒之歌，却都是很有名的。其中有一首《往昔……》是诙谐歌曲，描述一个人从前在外面怎样快乐地过着老爷般的生活，而现在却进了监狱。歌中描写他从前享用的是“牛奶杏仁酪和香槟酒”，而如今——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得津津有味。

流行中的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从前我是快乐的少年，

有自己的一份家产：

挥霍了家产，我小小年纪，

失去自由，遭到牢狱之灾……

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唱的不是“家产”，而是“工钱”，表示靠打零工积攒的钱；也唱一些凄凉的歌曲。有一首纯粹是写苦役生活的，好像也很有名：

天色放亮，

起床鼓敲响，——

室长打开牢门，

文书进来派工。

大墙外看不见我们，

在这里怎样苦度光阴；

有造物主上帝的保佑，

我们在这里也不自甘沉沦，等等。

另一首歌曲更凄凉，不过曲调非常优美，想必是一位流放犯的创作，歌词过于多愁善感，令人腻味，而且有些地方文理不通。现在我能忆起其中的如下几行：

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

生我养我的家乡；

无辜忍受煎熬

是我一生注定的宿命。

屋顶上雕鸮一声长鸣

响遍丛林，

心在呻吟，愁肠百结，

那是我无缘到达的地方。

我们这里时常有人唱这首歌，但不是合唱，而是独唱。在不干活的时候，有人会走出牢房，在台阶上坐下，陷入沉思，便以手托腮，用假嗓的高音曼声唱起这首歌来。你听着，不免为之心碎。我们这里是有美妙的歌喉的。

已到暮色苍茫的时候。在饮酒狂欢之中沉重地透露出忧伤、郁闷和昏昏沉沉的醉意。一个在一小时前欢笑的人，已经由于饮酒过量而在那里放声大哭。另一些人已经打了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在牢房里晃来晃去、惹是生非。酒后不爱惹事的那些人，在徒劳地寻找朋友，要在他们面前倾诉衷肠、含泪发泄他酒后内心的苦涩。这些可怜的人们本想尽情作乐，愉快地度过这个伟大的节日——可是天哪！差不多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都是多么痛苦而悲伤的日子啊！每一个人在送别这一天的时候，都仿佛有一种大失所望的心情。彼得罗夫又到我这里来了两次。这一天他喝的酒很少，几乎毫无醉意。然而他到最后一刻还在期待着某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种非同寻常的喜气洋洋、欢天喜地的事情。这一点尽管他嘴上不说，从他的眼神里却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往来于各个牢房之间。可是，除了酗酒，除了醉汉的无理取闹和醉意蒙眬的酒徒之外，没有发生也没有碰到过任何特别的事情。西罗特金也穿着崭新的红衬衫在各个牢房游荡，又漂亮又整洁，也是安详而天真地仿佛有所期待。牢房里渐渐地变得丑恶而令人厌烦了。当然，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却满怀忧伤，怜悯他们所有的人，置身于他们之间我感到窒息、沉痛。瞧，那里有两个囚犯在争论，该谁请客。显然，他们已争论了很久，而且在此之前甚至还争吵过。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好像对另一个久已怀恨在心。他在抱怨，费劲地转动着舌头，竭力想证明，对方对他是不公道的：曾经卖了一件短皮袄，有些钱被吞没了，这是去年谢肉节期间的事。此外还有别的什么……提出指责的人是一个高大强健的小伙子，不蠢，也很温和，不过一旦喝醉了，就会缠着与人攀交情诉苦衷。他即使骂人、抱怨，也似乎是为了以后与对方更亲密地和睦相处。另一个——健壮、敦实、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为人狡诈而工于心计。他也许比自己的同伴喝了更多的酒，但只是微有醉意。他很有个性，是出名的富翁，可是不知怎么，他现在宁可不去刺激自己的这个感情冲动的朋友，于是把他带到酒贩子那里；朋友硬说，他理当给他上酒，“如果你是正派人的话。”

酒贩子对顾客怀有敬意，而对他的那个感情冲动的朋友却有些鄙视，因为他不是花自己的钱，而是接受款待；他拿酒来斟了一杯。

“不，斯捷普卡，这是你应当做的，”性格外向的朋友眼看斟满了酒，便这样说道，“因为这是你欠我的。”

“我才不和你白费口舌呢！”斯捷普卡回答道。

“不，斯捷普卡，这就是你在瞎说了，”他一边接过酒贩子的酒杯一边说道，“因为你欠我的钱啊；没良心，你的眼睛也不是自己的，是你借来的！你下流，斯捷普卡，这是我说的；一句话，下流！”

“你哭什么呀，酒洒了！好意带你来，酒也拿来了，你就喝吧！”酒贩子对性格外向的朋友嚷道，“总不能通宵伺候你吧！”

“我不是在喝吗，你嚷什么！圣诞节快乐，斯捷潘·多罗费伊奇！”他微微颔首，礼貌地举杯转向斯捷普卡，就在半分钟前还骂他下流呢。“祝你长命百岁，不再借债度日！”他把酒干了，满意地“嘿”了一声，擦了擦嘴。“弟兄们，从前我曾多少次举杯祝酒啊，”他严肃而庄重地说，仿佛在对所有的人，而不是只对某一个人说话，“如今哪，要知道，年岁不饶人了。谢谢，斯捷潘·多罗费伊奇。”

“不客气。”

“斯捷普卡，我还是要旧事重提；除了你在我面前的表现很下流之外，我要对你说……”

“你这个醉鬼，我也有话要对你说，”忍无可忍的斯捷普卡打断了他的话，“你听着，注意我的每句话：这就给你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归你，一半归我。你走吧，不要再让我碰到你。我受够了！”

“这么说，你是不想还钱了？”

“还要什么钱哪，你这个醉鬼？”

“嘿，在阴间你主动来还，我还不要呢！我们的钱是劳动所得，是血汗钱，是磨出老茧挣来的钱。拿了我五戈比的硬币，你会在阴间受尽煎熬。”

“见你的鬼去吧！”

“干吗赶我走啊；不能禁止我说话吧。”

“滚，滚！”

“下流的东西！”

“恶棍！”

于是又恶语相加，比请客吃酒之前吵得更凶了。

这时有两个朋友单独坐在通铺上：一个高大、健壮、胖乎乎的，一个十足的屠夫；有一张赤红的脸。他几乎要哭了，因为他动了感情。另一个——羸弱、纤细、清瘦，有一个长鼻子，鼻子上好像有什么液体在滴落，还有一双细小的猪眼睛望着地下。这是一个和蔼而有教养的人；当过文书，对自己的朋友有些高傲，这使后者心里颇为不快。他们整天在一起喝酒。

“他竟敢对我不敬！”胖乎乎的朋友叫道，用搂着文书的左手使劲摇晃着他的脑袋。对他“不敬”——意思是打了他。胖乎乎的朋友原是士官，暗中忌妒自己枯瘦的朋友，因而他俩都在对方面前炫耀着文雅的谈吐。

“可我要告诉你，你也不对……”文书武断地说，执拗地不抬起眼睛看他，傲慢地瞅着地下。

“他是对我不敬啊，你听见没有！”朋友打断了他的话，更加使劲地摇晃着自己亲爱的朋友。“我在世上如今只有你了，你听见了吗？所以我只能对你说：他竟敢对我不敬！……”

“我还是要说：这样酸溜溜的辩解，我亲爱的朋友，只能使你的聪明才智蒙羞啊！”文书文质彬彬地用尖细的嗓音反驳道，“你还是承认吧，亲爱的朋友，这样纵酒无度是由于你自己不够坚定……”

胖乎乎的朋友微微往后一闪，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呆呆地瞪着自鸣得意的小文书，突然，他完全出人意料地挥起自己硕大的拳头，使尽全力在小文书的小脸上猛击了一拳。这一整天的友谊就此结束。亲爱的朋友失去知觉，飞快地栽到了通铺底下……

我认识的一名单人囚室的犯人这时走进了我们的牢房，这是一个极其善良而愉快的人，相当聪明，喜欢无伤大雅的玩笑，非常朴实的样子。在我入狱的第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就是他曾在伙房打听富有的庄稼汉在哪里，他声称自己是“有自尊心”的人，还和我一起喝茶来着。他年约四十，嘴唇特别厚，有一个长满粉刺的肉乎乎的大鼻子。他手里拿着巴拉莱卡琴，随意拨弄着琴弦。像随从一样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大脑袋囚犯，我至今对他的了解很少。不过，对这个人谁都不予理会。他是一个古怪、多疑，总是沉默而严肃的人；他在被服厂上班，看来他竭力要离群索居，不与任何人交往。现在他喝醉了，如影随形地追随瓦尔拉莫夫。他非常激动地跟在他身后，还挥舞双手用拳头捶着墙壁、通铺，甚至忍不住要哭了。瓦尔拉莫夫对他好像丝毫不予理会，就像身边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从前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在职业和性格方面都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他们属于不同类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这个身材矮小的囚犯名叫布尔金。

瓦尔拉莫夫看到我，咧嘴笑了。我坐在自己铺位上靠近火炉的地方。他停在我对面稍远处，略一思忖，身子晃了晃便脚步踉跄地来到我跟前，他神气地昂首侧身，轻抚琴弦，微微踏着一只靴子，曼声唱出歌词：

圆圆的小脸，白皙的小脸，

她在歌唱，宛如一只山雀，

我的爱人；

她身穿图尔绸[3]小连衣裙，

轻柔飘逸，宛如一片云霞，

秀色可餐。

这首歌曲看来使布尔金发狂了；他挥舞双手，转身向大家高声叫嚷：

“他老是瞎说，弟兄们，他老是在瞎说！没有一句真话，全都是瞎话！”

“老人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瓦尔拉莫夫说，带着狡黠的笑容瞅着我的眼睛，几乎是硬要亲吻我。他有些醉了。“老人家某某……”是表示向某某致敬，在整个西伯利亚的民间都有这样的用法，哪怕对方是二十岁的年轻人。“老人家”这个词是表示尊敬、仰慕，甚至还有奉承的意思。

“怎么样，瓦尔拉莫夫，您还好吧？”

“过一天算一天呗。喜欢过节的人一大早就喝醉了；您可要原谅我啊！”瓦尔拉莫夫唱歌似的略微拖长声调说道。

“老是瞎说，他又老是瞎说了！”布尔金感到绝望似的拍着铺板，叫了起来。可是瓦尔拉莫夫好像保证过似的，对他就是丝毫不予理会，这样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因为布尔金从大清早起便无缘无故地缠着瓦尔拉莫夫，就因为他觉得，瓦尔拉莫夫“老是在瞎说”。他如影随形地到处跟着他，纠缠他的每一句话，他使劲敲击墙壁和铺板，破损的双手几乎要出血了，他很痛苦，看来就是因为确信瓦尔拉莫夫“老是在瞎说”而感到痛苦！如果他有头发，想必会悲痛得把头发都扯光了。他好像承担了义务，要对瓦尔拉莫夫的行为负责，好像瓦尔拉莫夫的一切缺点都应归咎于他。但问题恰恰在于，那一位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老是瞎说，老是瞎说，老是瞎说！他的话句句都是没影儿的！”布尔金叫道。

“这与你何干呢？”囚犯们笑着问道。

“我要告诉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本来长得可漂亮啦，女孩子们很爱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无缘无故地这样说。

“瞎说！又在瞎说！”响起了布尔金的尖叫声。

囚犯们哄然大笑。

“可我在她们面前却架子十足：身穿红衬衫和平绒的灯笼裤；只管自己躺着，像一位布特尔金[4]伯爵那样，就是说，我醉得不省人事了，总之——您还想怎样呢！”

“瞎说！”布尔金又断然说道。

“那时我有一座两层的砖房，是父亲给我的。嘿，我两年就把两层楼输掉了，只剩下没有门柱子的大门。也好，金钱就像鸽子：飞来又飞去！”

“瞎说！”布尔金更坚决地再次重申。

“这样我就在不久前从这里给我的亲戚们寄了一封泪迹斑斑的诉苦信；他们也许会给我寄点钱来。所以人们说，我这是对父母的忤逆。我是不孝之子！自从寄了那封信，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没有回音？”我笑了起来，问。

“没有，”他答道，突然自己也笑了起来，而且把鼻子越来越凑近我的脸。“我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这里有一个情妇……”

“您？有情妇？”

“奥努夫里耶夫不久前就说过：‘我的是个麻子，不好看，可她有好多衣裳；你的呢，漂亮，却穷得沿街乞讨。’”

“这是真的？”

“她倒真的是个乞丐呢！”他回答道，发出了一阵无声的笑；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哄笑。确实，大伙儿都知道，他和一个女乞丐鬼混，半年一共只给了她十个戈比。

“好吧，那就这样了？”我问，终于想摆脱他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亲切地看了看我，温和地说：

“由于这个缘故，您能不能赏我半瓶伏特加呢？我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今天光喝茶了，”他在收下钱的时候，伤感地补了一句，“这茶我喝得太多，胀得喘不过气来，水在肚子里就像在瓶子里一样晃荡……”

在他收钱的时候，布尔金精神上的错乱看来已达到了最后的极限。他绝望地打着手势，差点儿就要哭了。

“人们哪！”他发狂似的朝整个牢房大声叫道，“你们看看他吧！老是在瞎说！不管说什么，他老是、老是、老是在瞎说！”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囚犯们朝他嚷道，对他这样盛怒如狂感到不解，“你这个人太古怪了！”

“我不准他瞎说！”布尔金叫道，他两眼冒火，用拳头使劲擂着铺板，“我不要他瞎说！”

人们都哈哈大笑。瓦尔拉莫夫拿了钱，向我点头告别，忸怩地匆匆离开牢房，自然是找酒贩子去了。这时他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到了布尔金。

“喂，我们走吧！”他停在门口对他说，真好像有什么事要用到他似的。“废物！”他又鄙夷地加了一句，一边让伤心的布尔金走到自己前头，于是又开始拨弄着巴拉莱卡琴……

何必写这种乌烟瘴气的事情啊！这令人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囚犯们心情沉重地在通铺上渐渐入睡。他们的梦呓和胡话比其他夜晚更多。有些地方还有人在秘密聚赌。期盼了很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是平常的日子，又要出去干活了……

[1] 孩子的父母和他的教父、教母互为干亲家。

[2] 1俄磅等于409.5克。

[3] 产自法国城市图尔的丝绸。

[4] 发音近似俄语词“酒瓶”。

第十一章 演出

圣诞节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剧院进行了第一次演出。预先的张罗想必是很麻烦的，不过演员们都亲力亲为，因而我们这些局外人都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在做些什么？甚至不大了解演出的内容是什么。在那三天，演员们出去干活时，都设法尽可能多搞些服装来。巴克卢申见到我，高兴得直打响指。看来少校教官的情绪也很不错。可是我们完全不了解，他是否知道戏剧演出的事。如果知道，他是正式批准，还是决定沉默，对囚犯们的异想天开不置可否？不言而喻，他会再度重申，一切都要尽可能井然有序。我想，演剧的事他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啊；但不想干涉，因为他明白，如果下令禁止，情况会更坏：囚犯们会闹事、酗酒，所以让他们有事可干，要好得多。不过，我料想少校教官会这样考虑，仅仅是因为这是最自然、最正确和最合理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如果囚犯们在节日里没有戏剧演出或诸如此类的活动，长官还应该主动为他们想出这样的活动。可是，由于我们少校教官不同于其余人类的那种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所以不难理解，我料想他知道并准许演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像少校教官这样的人，到处要压迫别人、没收别人的财物、剥夺别人的权利，总之，在所到之处维护秩序。在这方面他在城里是臭名远扬的。由于这种迫害而有可能在监狱里引起骚乱，这与他何干？有乱子就加以惩处（这是少校教官之流的高论），对不老实的囚犯——可以严惩，并不断地按照明文规定执法——全部要求仅此而已！这些平庸的执法者完全不理解，也没有能力理解，仅仅按法律条文执法而不领会其意义、不理解法律的精神实质，只会直接导致混乱，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结果。“法律有明文规定，还有什么好说的？”他们这样说，并且真诚地感到惊讶，在执法时还要求他们具备健全的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其中的很多人觉得，最后这一点尤其是过分而令人气愤的奢求、束缚和偏执。

但无论如何，上士没有反对囚犯们的活动，而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我敢肯定地说，戏剧演出以及演出获得准许所激起的感激心情，才使监狱在节日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态：一次恶性的争吵、一起盗窃案也不曾有过。我亲眼看到，有些过于放纵和吵闹的囚犯被自己人所制止，而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否则演出会遭到禁止。士官要求囚犯们保证，一定要保持肃静，举止得体。他们高兴地表示同意，严格地遵守诺言；他们的保证得到信任，也使他们颇为得意。不过，应当说，长官并没有因为允许演出而有任何破费和损失。不必预先把地方隔离出来：舞台的搭建和拆卸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演出要持续一个半小时，要是上级突然下令禁止演出，——转瞬之间就能安排妥当。服装都收藏在囚犯们的箱子里。不过，在讲舞台布置以及究竟有些什么服装之前，我要讲一讲节目单，即预定要表演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手写的节目单是没有的。不过，在第二次、第三次演出时有过一份巴克卢申手写的节目单，那是为军官先生以及初次演出时就曾光临我们剧场的贵宾们准备的。确切地说就是：军官先生中通常会出席的一位警卫队军官，有一天警卫队值日官本人也曾顺便来看看。工程军官也来过一次；节目单就是为这些来宾编制的。估计监狱的戏剧演出会在城堡甚至城里声名远播，何况城里是没有剧场的。据说组织过一次戏剧爱好者的业余演出，仅此而已。囚犯们有了一点成绩，就像孩子一样高兴，甚至会自吹自擂。“谁知道呢，”他们这样想，也暗自或在彼此之间这样说，“说不定最高首长也会知道呢；他们会来看看；那时就能看到，囚犯中有些怎样的人物。这不是士兵的简单表演，有几个邋遢鬼、几只漂浮的小船、一些走来走去的狗熊和山羊。这里的演员是真正的演员，表演的是绅士的喜剧；城里也没有这样的戏剧演出。听说，阿布拉西莫夫将军家里有过一次演出，以后还会有；嗯，也许只能以服装取胜，至于对话嘛，与我们相比，还不知怎样呢！消息传到省长那里，说不定，——什么事不会发生呢？——他也许想亲自来看一看。城里没有剧场啊……”总之，在节日期间，尤其是在初演成功之后，囚犯们的臆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要想到获奖或缩短刑期了，尽管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会立刻就憨厚地自嘲起来。总之，这是一些孩子，完全还是孩子，尽管这些孩子有的已经有四十岁了。不过，尽管没有节目单，我也大致知道了预定演出的构成。上演的第一出剧是《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1]。巴克卢申早在演出前一个星期就在我面前吹嘘，说他主动要求扮演菲拉特卡的角色，表演得非常出色，即使在圣彼得堡大剧院也不曾看到过。他在几个牢房里走来走去，十分和善而又不害臊地吹得天花乱坠，偶尔还突然“按剧情”说上一段，也就是他的角色的台词，——于是大伙儿哄堂大笑，也不管他的台词好笑还是不好笑。不过应当承认，囚犯们这时也善于自制并维护自己的尊严：为巴克卢申的乖张以及有关未来演出的描述而兴致勃勃的人，要么是一些还太年轻的黄口小儿，要么是那些在囚犯中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因而敢于坦然地流露自己的任何感受，哪怕是极其幼稚的（即监狱里认为最不成体统的）感受。其余的人都默默地听着流言和议论，诚然，他们没有申斥，没有反对，但竭力对有关演出的流言保持冷漠甚至不屑的态度。只是到了最后，差不多就在演出的当天，大家才有了兴趣：要演出的是什么呀？我们能行吗？少校教官是怎么说的？能像前年那样顺利上演吗？如此等等。巴克卢申要我相信，挑选的演员都棒极了，每个人都“适合自己的角色”。甚至还有幕布呢。菲拉特卡的未婚妻是西罗特金演的，“您马上就能看到他穿着女人家的连衣裙的样子了！”他眯缝着眼睛，啧啧连声地说。这个乐善好施的地主婆有一条镶荷叶边的连衣裙，一条短披肩，手里拿着一把伞，而乐善好施的地主是身穿有穗带的军官常礼服，拿着小手杖出场的。然后是第二出剧，这是一出正剧：《贪吃的克德里尔》。剧名使我很感兴趣。可是无论我在演出前怎样多方打听，却打听不出任何有关的情况。只知道它不是取自书本，而是“根据手抄本”；它得自城郊的一位退伍士官，想必他本人曾在士兵舞台上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在我国的偏远城市和省份的确有这样一些剧本，似乎鲜为人知，也许从来就不曾出版过，然而它们不知怎么却自己出现了，并在俄罗斯的某些地方构成任何民间戏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顺便指出：我说的是“民间戏剧”。倘若我们的学者有人对民间戏剧进行新的、比迄今更细致的研究，那将是非常有益的大好事，民间戏剧是有的，是存在的，而且它也许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不信，我后来在我们监狱剧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里的囚犯们的虚构。这里必然有口传的继承，有代代相传和根据古老的记忆而流传下来的已经确立的艺术手法和观念。这样的艺术手法和观念要在士兵和工厂工人中找，在工业城市甚至某些鲜为人知的贫穷城市的市民中找。它们也保存在乡村和省城的大贵族领主家庭的仆役之中。我甚至认为，很多古老的戏剧正是通过贵族领主的仆役才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繁衍于俄罗斯大地。从前的贵族领主和莫斯科的大贵族往往有自己的农奴组成的私人剧团。正是这些剧团成为我国民间戏剧艺术的源头，其民间艺术特征是无可置疑的。至于《贪吃的克德里尔》，不管我的愿望多么强烈，也打听不到它的任何情况，只知道舞台上会出现一个恶鬼，把克德里尔带到地狱里去。不过，克德里尔是什么人，还有，为什么是克德里尔，而不是基里尔[2]？这究竟是俄国还是外国的故事呢？——我怎么也搞不清楚。最后宣布要上演“有音乐伴奏的哑剧”。当然，这一切都饶有趣味。大约有十五个演员，都是一些活跃而生气勃勃的人。他们不事声张，悄悄地排练，有时是在牢房后面排练，躲着、瞒着。总之，他们想以非同凡响的表现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平日天色向晚监狱就早早地上锁了。圣诞节是例外：直至出现晚霞的时候也不上锁。其实这是对演剧的优待。在节日期间，每天傍晚就从监狱派人向警卫队军官恭顺地提出请求：“请准予演剧，晚些再锁门，”并补充说，昨天也演剧来着，很久都没有锁门，也没有出什么乱子。警卫队军官是这样考虑的：“昨天的确没有出乱子；既然他们自己提出保证，说今天也不会出乱子，那就是说他们会自我监督，这是最可靠的了。再说，假使不准演剧，说不定（谁知道呢，这些人可都是苦役犯！）会出于恶意而为非作歹，连累警卫队也跟着倒霉。”最后还有一点：站岗是很乏味的，而那里却在演剧，而且不是普通的士兵剧，而是囚犯在表演，囚犯都喜欢猎奇啊：看看一定很有趣。而警卫队军官总是有观看的权利。

要是值日官来问：“警卫队军官哪里去了？”“到监狱去点名，给牢房上锁。”——回答是理直气壮的，辩解也是理直气壮的。这样一来，在整个节日期间，警卫队的军官每晚都准许演剧，直到很晚的时候也不锁牢房。囚犯们早先就知道，警卫队是不会成为障碍的，所以很放心。

六点多种彼得罗夫来找我，于是我们一起去看演出。我们牢房里除了切尔尼戈夫的一个旧教徒和几个波兰人，几乎全都去了。那些波兰人只是在进行最后一场演出的一月四日才决定到剧场去看看，这还是在多次向他们保证那里又舒服又快乐又安全之后。波兰人的这种抵触情绪丝毫没有激怒苦役犯们，反而在一月四日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欢迎。甚至把最好的座位让给他们。至于切尔克斯人，特别是伊赛·福米奇，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演出是一次真正的艺术欣赏。伊赛·福米奇每次都付三个戈比，最后一次还在碟子里放了十个戈比，而且脸上流露出无上的喜悦。演员们决定只收取来宾随意给的钱，用作演出和自己为提提神而稍进饮食的开销。彼得罗夫说，不管剧场有多么拥挤，他们也要让我拥有最好的座位之一，理由是我比别人有钱，想必给的钱也更多，何况我比他们更懂行。事实上果真如此。不过我首先要描述一下演出的大厅和舞台布置。

我们安排演出的那间军人牢房有十五步长。从院子走上台阶，从台阶走进过道，再从过道进入牢房。这间长长的牢房，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的布置是不同的：木板通铺是沿着墙壁排开，因而房间的中央是空荡荡的。房间靠近通往台阶的出口的那一半是划给观众的。与别的牢房相通的另一半就是舞台了。首先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帷幕。拉开的帷幕宽约十步，将整个牢房隔开。帷幕显得如此豪华，的确有令人惊叹之处。此外，还用油画颜料在上面画满了图画。描绘的是：树木、凉亭、池塘和星星。帷幕是用大伙儿捐献的新旧麻布片拼凑起来的；把囚犯们的旧包脚布和衬衣勉强缝成一幅大幕布，最后，麻布不够的部分就干脆用纸代替，纸也是从各个办公室和机关零星要来的。我们的几位蹩脚画家还在纸片上作画、着色，“布留洛夫”A君也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个。效果是非同凡响的。如此豪华的帷幕甚至使那些最阴沉、最挑剔的囚犯也喜笑颜开，等到演出时，全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孩子，就像那些最热心、最性急的人一样。大家都非常满意，甚至赞不绝口。用来照明的是切成几段的蜡烛。幕前放着伙房的两条长凳，长凳前面有三四把从士官室找来的椅子。椅子是为军阶最高的军官准备的，他们可能也会来。士官和工程队文书、专业军官助理等人可以在长凳上就座，他们虽然也属于管理人员，但没有军官头衔，这些人偶尔也会顺便到监狱里来看看。不出所料：节日期间来宾始终不断，有的晚上来得多些，有的晚上少些，而在最后一场演出时，长凳上连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了。最后，长凳后面已经站满了囚犯，他们出于对来宾的尊重，没有戴帽子，却穿着短外套或短皮袄，尽管室内潮湿闷热的空气令人窒息。当然，留给囚犯们的地方是太小了。他们简直是人压着人，在后几排尤其如此，此外还有木板通铺、舞台两侧的侧幕，最后，有些戏剧爱好者还时常经过后台走到另一间牢房，于是就在那里从侧幕后面观看演出。在牢房的前半间特别拥挤，也许与我不久前在澡堂里所看到的拥挤情况不相上下。通往过道的那扇门敞开着，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过道里也是人头攒动。我和彼得罗夫立刻被让到前面去，差不多贴近了长凳，在这里比在后几排看得清楚多了。我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鉴赏家、内行，什么剧场不曾到过啊；人们看到，这个时期巴克卢申经常向我请教，对我很尊敬；可见我现在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了。即使囚犯们是极其爱慕虚荣而又轻浮的人，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囚犯们可以嘲笑我，因为我在劳动中不是他们的好帮手。阿尔马佐夫可以蔑视我们这些贵族，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煅烧石膏的技能。但在他们对我们的排挤和嘲笑中还掺杂着别的原因：我们是贵族；和他们以前的主人属于同样的阶层，而他们对以前的主人是不可能怀有好感的。然而现在他们在剧场遇到我会给我让路。他们承认，在戏剧方面，我能作出更好的评判，我比他们拥有更丰富的见闻和学识。其中对我最没有好感的那些人（我是知道的），现在希望我会称赞他们的演出，而不是出于自卑心理才把我让到最好的位置。我现在是在回忆当时的印象进行判断。我记得，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对我的公正的评判丝毫不是卑躬屈膝，而是一种自尊感。我国人民最崇高、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正义感以及对正义的追求。在任何地方而且无论如何都要站在最前面的这种公鸡习气是人所应当有的吗，——反正人民是没有这种习气的。只要剥掉非其固有的假象的外壳，更细心、更贴近而不抱成见地看一看实质本身，——任何人都能在人民身上看到他所料想不到的东西。我们的精英能教给人民的东西不多。我甚至敢于断言，——恰恰相反，他们自己还要向人民学习。

我们还只是在准备上剧场的时候，彼得罗夫就天真地对我说，我被让到前边去，还因为我给的钱多些。没有规定要多少钱：能给多少或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有人拿着盘子来收钱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盘子里放些钱，哪怕是一枚半戈比的铜币。如果说他们让我往前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钱，估计我给的钱会比别人多，那么这又表现了何等的自尊！“你比我有钱，你就往前走吧，虽然我们在这里是平等的，但你给的钱多些：演员们更欢迎像你这样的观众，——最好的位置就给你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并不是为了钱而在这里效力，而是出于尊重，因而我们就该自己来给自己划分等级。”这里有着何等真诚而高尚的傲气！这不是对金钱的尊重，而是对自己本身的尊重。总的说来，监狱里对金钱、财富并不特别怀有敬意，尤其是将囚犯们不加区分地作为群众、群体来看的话。在我的记忆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曾为了金钱而真的自轻自贱，即使在有必要个别地来审视他们的场合。有些人爱贪小便宜，也曾向我要这要那。但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更多的是顽皮、耍滑，而不在于行为本身；更多的是诙谐、天真。我不知道我是否讲清楚了……不过我把戏剧演出忘在一边了。言归正传。

帷幕升起前，整个房间呈现出一幅奇特而生动的图景。首先，观众被四面八方挤着、压着、夹着，在耐着性子喜形于色地等着开演。后几排的人在挤来挤去地蠕动着。其中的不少人随身带来了伙房用作燃料的圆木头：将粗大的圆木头竖在墙边，双脚站上去，两只手支撑在前面站着的人的肩上，于是这样站上两个小时也不改变姿势，对自己和自己的位置都十分满意。有些人稳稳地站在火炉的下层踏板上，手扶着前面的人，也就始终这样站着。这是靠墙的最后几排的情况。一旁，爬上通铺的人们挤成一堆站在乐师们身边。这里有一些很好的位置。有四五个人爬上了火炉，躺在上面朝下看。他们真是乐坏了！还有迟到或找不到好位置的人们也成群地在另一面墙的几个窗台上蠕蠕而动。所有的人都举止文静而持重。所有的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长官和观众面前。所有人的脸都流露出天真烂漫的期待。所有的人都由于闷热而面色通红、汗水淋漓。那奇妙的孩子般快乐的光辉、那亲切而纯洁的内心愉悦的光辉，闪耀在那些布满皱纹、打上烙印的前额和面颊上，闪耀在一向阴沉而忧郁的人们的目光里，闪耀在有时会露出吓人的凶焰的眼睛里！所有人都不戴帽子，从右侧向我露出的脑袋都是剃了半边头发的。但这时舞台上响起了奔走忙碌的声音。帷幕即将升起。乐队开始演奏……这个乐队值得一提。舞台一侧，八名乐师在通铺上分别就座，有两把小提琴（监狱里有一把，另一把是在城堡里向人借的，还在监狱里找到了一名小提琴手），三把巴拉莱卡琴——都是自制的，两把吉他和一个代替低音提琴的铃鼓。那些小提琴只能发出刺耳的尖音和吱吱声，吉他都是次品，巴拉莱卡琴却弹得绝妙。拨弄琴弦的指法之灵动堪比最巧妙的戏法。乐队演奏的都是欢快的民间舞曲。在最富于舞蹈节律的地方，琴手便用指节敲击巴拉莱卡琴的腹板；音调、韵味、效果、指法、乐器的运用、乐曲表达的特征——这一切都是囚犯自己的别具一格的独创。有一位吉他手也出色地掌握了自己的乐器。他就是那个弑父的贵族。至于铃鼓，简直创造了奇迹：它时而在手指上旋转，时而只见拇指在鼓皮上蹭过，时而发出急骤、清脆而单一的击鼓声，时而这强烈、清晰的声音仿佛豌豆陡然洒落，化为无数细碎、震颤的簌簌声。最后还出现了两架手风琴。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简单的民间乐器的能量是没有概念的；音响的和谐、协调、主要是对乐曲的内涵本身的理解和表现的那种魄力和独特，简直令人叫绝。那时我才第一次完全理解了，豪放、剽悍的俄罗斯民间舞曲的无比豪放而剽悍的特点究竟何在。帷幕终于升起。大家都动了动，倒换一下脚步，后面的人都踮起脚尖；有人从圆木头上掉了下来；人人都张着嘴，目不转睛地望着，鸦雀无声……演出开始。

阿列伊站在我身旁，跟自己的兄长和其他所有的切尔克斯人在一起。他们全都迷恋戏剧演出，以后每晚都来。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所有的穆斯林、鞑靼人等等，永远是一切舞台表演的热烈爱好者。还有蜷伏在他们旁边打盹的伊赛·福米奇，看来随着帷幕升起，他便全神贯注，天真而热切地期待着奇迹和狂喜。要是他的期待落空，甚至会显得很可怜。阿列伊的可爱的面庞焕发着孩子气美好的喜悦的光辉，我承认，看着他我感到无比高兴，我还记得，每当演员有什么引人发笑的精彩表演而引起哄堂大笑的时候，我立刻便情不自禁地转头注视阿列伊的脸。他没有看到我；他顾不上我了！一名囚犯站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向来面色阴沉、满腹牢骚而又爱唠叨的中年人。他也注意到了阿列伊，我看到，他有好几次微带笑意转头看他一眼：他就是那么惹人喜爱！他称呼他“阿列伊·谢苗内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开场了。菲拉特卡（巴克卢申饰）确实太出色了。他把自己的角色演得惊人地细腻生动。显然，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深入地思考过。他善于赋予自己的每一句无足轻重的台词、每一个手势以完全符合自己角色的性格特点的意蕴和含意。请在这种努力和钻研精神之外，再加上令人惊讶的毫不做作的喜悦、质朴、率真吧，那么您在看到巴克卢申的时候，您就一定会承认，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真正天生的演员。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剧场看菲拉特卡，我可以肯定地说，京城的两位表演菲拉特卡的演员都不及巴克卢申。与他相比，他们是田园诗情调的农民，而不是真实的庄稼汉。他们太想模仿庄稼汉的外表了。此外，一种竞争关系使巴克卢申感到紧张：大家知道，在第二出喜剧中，克德里尔的角色是由囚犯波采伊金扮演的，不知为什么，他被认为是比巴克卢申更有才华、更优秀的演员，巴克卢申为此而孩子般地苦恼不堪。在这最后的几天里，他多少次来找我倾诉自己的心情啊。在演出前的两个小时，他像发疟子似的直哆嗦。当观众哄堂大笑，并向他高呼“好哇，巴克卢申！真是好样的！”的时候，他脸上漾出了幸福的笑容，眼里闪耀着真正的灵感。与米罗什卡接吻的一幕，菲拉特卡大声提醒他：“把嘴擦干净！”自己也擦了擦嘴，——这场面实在是太逗了。大伙儿简直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观众；这时人人都敞开了心扉。他们忘我地尽情欢乐。喝彩声越来越频繁地轰然而起。有一个人捅了捅同伴，匆忙地向他讲自己的印象，甚至不关心，或许也没有看一看，站在他身边的人是谁；还有一个人看到好笑的场面，突然高兴地转身朝着观众，很快地环视大家，仿佛要大伙儿一起笑似的挥着手臂，随即又立刻急切地转身朝着舞台。第三个人只顾咂嘴、打榧子，站在那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因为无法走动只好在原地倒换着脚。到这出戏的末尾，普遍的欣喜之情达到了极点。我并没有夸张。请想象一下吧，监狱、镣铐、奴役，前面是漫长的忧伤岁月，生活单调得就像暗淡秋日的雨滴，——突然，所有这些受迫害、被囚禁的人们获准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展现才华，娱乐一下，忘却噩梦，组织一场完整的演出，而且组织得多么好啊：使全城都为之骄傲和惊讶，——瞧咱们的，他们说，这些囚犯怎么样！当然，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比如服装。他们非常好奇地看到，比如某个万卡·奥特佩特伊，或涅茨维塔耶夫，或巴克卢申所穿的服装，与多年来每天所穿的衣服完全不同。“一名囚犯，一个总是戴着叮当响的镣铐的囚犯，现在却身穿常礼服，头戴圆礼帽，肩披斗篷出场了——活脱儿一位绅士！还戴上了假须、假发。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红手绢，给自己扇着风儿，他在扮演老爷，仿佛他本人就是一位真正的老爷！”于是大家欣喜若狂。“一位乐善好施的地主”身穿有带穗肩章的副官军服出场，诚然军服很旧了，头戴有帽徽的军帽，产生了非凡的效果。本来有两个人想要扮演这个角色，难以置信，为了争这个角色，竟像孩子一样吵得不可开交：都想穿上有穗子的军官制服！其他演员把他们拉开了，大多数主张把角色交给涅茨维塔耶夫，不是因为他外表更漂亮，因而更像老爷，而是因为涅茨维塔耶夫说服了大家：他要手握一根小手杖出场，而且要像真正的老爷和纨绔子弟那样挥动小手杖，在地上随意画着，这是万卡·奥特佩特伊所无法模仿的，因为他一辈子也不曾见过真正的贵族。果然，涅茨维塔耶夫带着太太出现在观众面前，就一个劲儿地用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根细细的芦苇小手杖在地上迅速而任意地画个不停，大概他以为，这才是最高贵的老爷气派、最时髦的上流人士所具有的特征吧。想必在他还是一名童仆、一个赤脚小厮的时候，偶尔看到过服饰漂亮、带着小手杖的贵族老爷，迷上了他转动小手杖的技巧，于是这个印象就不可磨灭地永留心间，以至在长到三十岁的目前，为了在监狱里征服和迷倒观众而忆起这件往事。涅茨维塔耶夫那么沉浸于自己的表演，他目不斜视，也不看任何人，甚至说话时也不抬起眼睛，他的目光只顾追随着小手杖及其尖端。乐善好施的地主婆也自有一种非常出色的地方：她穿着一条破旧不堪简直就像抹布似的薄纱连衣裙，手臂和脖子都裸露着，一张涂脂抹粉的吓人的脸，戴在头上的细棉布睡帽在下巴上打了个结，一手拿伞，一手拿着画满图画的纸扇，不停地扇着扇子。这位太太引起了哄然大笑；太太本人有好几次也忍俊不禁，放声大笑。扮演太太的是囚犯伊万诺夫。西罗特金打扮成大姑娘，而且很受欢迎。唱的几首讽刺歌曲也获得好评。总之，演出受到了完全的普遍的欢迎。没有批评的声音，而且也不可能有。

又演奏一遍序曲《穿堂，我的穿堂》。于是帷幕重新升起。这是克德里尔。克德里尔有些像唐璜；总之，在剧的末尾主仆二人都被鬼带到地狱去了。这是完整的一幕。显然是一个选段；掐头去尾。没有一点道理和意义。剧情发生在俄国某地的一个旅店。店主把身穿军大衣头戴旧得走了样的圆礼帽的老爷领进房间。他的仆人克德里尔带着手提箱和裹在蓝纸里的一只鸡跟在他后面。克德里尔穿着短皮袄，戴一顶仆人的鸭舌帽。他就是贪吃的克德里尔。扮演者是囚犯波采伊金，巴克卢申的竞争者；扮演老爷的还是伊万诺夫，他在第一出剧里饰演了乐善好施的地主婆。店主由涅茨维塔耶夫饰演，他预先告知，这个房间闹鬼，随即退场。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老爷暗自嘀咕说，他早就知道了，他吩咐克德里尔安置行李，准备晚饭。克德里尔是个胆小鬼，又贪吃。听说有鬼，他吓得脸色煞白，哆嗦得像一片树叶。他想跑，可又害怕老爷。何况他还很想吃鸡。他贪图美味，笨拙，却又狡猾、胆小，处处哄骗老爷，同时又很怕他。这是仆人的一个绝妙典型，他在某种程度上模糊而隐约地表现了列波列罗[3]的特点，的确，表演也非常出色。波采伊金无疑是有才华的，在我看来，他是比巴克卢申更优秀的演员。第二天碰到巴克卢申，我当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向他和盘托出，否则我会使他非常难受的。饰演老爷的囚犯演得也不错。他鬼话连篇，荒诞无稽；然而吐字清晰、口齿伶俐、手势恰当。在克德里尔收拾箱子的时候，老爷在台上若有所思地徘徊，大声表白，今晚是他人生之旅的结束。克德里尔在好奇地窃听，挤眉弄眼的旁白句句使观众忍俊不禁。他并不可怜老爷，可他听老爷说到了鬼；他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便接上话茬儿，追根究底。最后老爷向他说明，他有一次遭到灾难，向地狱求助，于是几个鬼来帮他，救了他；不过今天期限到了，也许他们今天就会按照约定前来取他的魂灵。克德里尔怕得要死。但老爷没有失去勇气，吩咐他预备晚饭。一听说要吃晚饭，克德里尔来了精神，又拿鸡又拿酒，瞅空儿就撕一块鸡肉尝尝。观众哄然大笑。这时吱的一声门开了，风吹得百叶窗砰然作响；克德里尔哆嗦着，几乎是下意识地急忙把一大块鸡肉塞进嘴里，却咽不下去。又是哄堂大笑。“准备好了吗？”老爷在客房里踱着步叫道。“马上，老爷……我这就给您……准备好。”克德里尔说，却自己坐上桌子，安闲自在地品尝着老爷的酒食。观众看来很喜欢仆人的机灵、狡黠，而老爷却成了笨伯。应当承认，波采伊金的确值得赞赏。“马上，老爷，我这就给您准备好”这句话说得妙趣横生。他在桌边坐下，便贪婪地吃着，老爷每走一步的脚步声都吓得他浑身发抖，唯恐他偷嘴的勾当被发觉；老爷稍一转身，他就躲到桌子底下，顺手把鸡拿走。他终于解了馋，该是想到老爷的时候了。“克德里尔，你快了吗？”老爷大声问道。“好了，老爷！”克德里尔爽快地回答道，这才突然发现，留给老爷的几乎没有什么了。的确，碟子里只剩下了一只鸡脚。忧心忡忡的老爷什么也没有发觉，他在桌旁坐了下来，克德里尔拿着餐巾站到他椅子的后面。当克德里尔转向观众，用头向笨蛋老爷一摆，这时他的每句话、每个手势、每个鬼脸都引起了不可遏止的哄然大笑。可是，老爷刚要吃东西，鬼就出现了。这时一切都无法理解，而且鬼的出现似乎太没有人样了：侧幕的门打开，出现了身穿白衣的东西，可是它的头是一个点着一支蜡烛的灯笼；另一个怪物的头上也顶着一个灯笼，手里握着一条辫子。为什么是灯笼，为什么要辫子，为什么鬼是一身白衣，这一切都无从解释。不过，谁也不会去想它。大概就应当是这样吧。老爷相当勇敢地转身面对那些鬼，声称他已经作好准备，可以带他走了。但克德里尔胆小如鼠；他爬到桌子底下，不过，尽管他那么胆小，却没有忘记把桌上的那瓶酒带走。鬼隐没了一会儿；克德里尔从桌子底下往外爬；可是老爷刚要吃鸡，三个鬼又闯进房间，从后面抓住老爷，把他带往地狱。“克德里尔！救救我呀！”老爷大声叫道。克德里尔却顾不上他了。这一次他把酒瓶、碟子甚至面包都拖到了桌子底下。这时就只有他一个人了，没有鬼也没有老爷。克德里尔爬出来，四处张望，满面笑容。他狡猾地眯缝起眼睛，在老爷的座位上坐下，向观众点着头低声说道：

“嘿，我如今一个人了……没有老爷啦！……”

大伙儿对他没有老爷的这句话报以哄堂大笑。但他又转向观众，越发快活地推心置腹地小声补充了一句：

“老爷被鬼抓走喽！……”

观众的狂喜是没有止境的！此外，在说到老爷被抓走的时候，他那狡黠的神气、嘲弄而得意的鬼脸，确实叫人不能不为他鼓掌。但是克德里尔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就在他拿起酒瓶给自己斟满一杯想喝的时候，鬼突然回来，踮着脚从身后悄悄逼近，从两旁猛地抓住了他。克德里尔扯开嗓门大叫；由于胆小他不敢回头看。他也不能自卫：手里还拿着酒瓶和酒杯舍不得放呢。他吓得大张着嘴，有半分钟光景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观众，那副胆小鬼受惊吓的滑稽样子实在是可圈可点。最后他被带着离开；酒瓶在他手里，他的两条腿悬空摆动着，不住声地叫喊，他的叫声在幕后还响个不停。这时帷幕徐徐落下，大伙儿全都放声大笑，人人都沉浸于狂喜之中……乐队开始演奏卡马林舞曲。

开始时声音轻微，隐约可闻，但曲调渐渐增强，节奏加快，巴拉莱卡琴的音板响起剽悍的敲击声……这是卡马林舞曲充分展开的时候，真的，要是格林卡哪怕偶然地在我们的监狱里听到一次，那该有多好啊。音乐伴奏的哑剧开演了。卡马林舞曲始终伴随着这幕哑剧。展现的是一座木屋的内部。在舞台上的是磨坊主和他的妻子。磨坊主在一个角落修理挽具，妻子在另一个角落纺纱。妻子的扮演者是西罗特金，扮演磨坊主的是涅茨维塔耶夫。

我要指出，我们的布景是很简陋的。在这一幕、前一幕以及其他各幕的演出中，您更多地是要凭自己的想象补充布景，而不限于眼前所见。张挂一条壁毯或一条被单代替后面的一堵墙；一侧是几扇屏风。左侧没有什么摆设，所以看得到通铺。但观众并不挑剔，愿意用想象补充现实，而且囚犯们是善于此道的：“说是花园，那就看作花园吧，房间就是房间，木屋就是木屋——无所谓，何必多挑剔呢。”西罗特金穿着少妇的衣裳显得很可爱。观众间小声交谈了几句赞美的话。磨坊主结束工作，拿了帽子，拿了鞭子，来到妻子跟前，打手势说明，他要出门，要是妻子背着他放别的男人到家里来，那就……于是他指了指鞭子。妻子点头表示服从。这条鞭子她想必是很熟悉的：这个小婆娘会背着丈夫与人偷情。丈夫走了。他刚到门外，妻子就在后面举起拳头威胁他。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门开了，又来了一个邻居，他也是磨坊主，一个身穿长外衣、蓄着大胡子的庄稼汉。他手里带着礼物，是一块红手绢。小婆娘笑了。可是邻居刚想拥抱她，又响起了敲门声。往哪里躲呢？她急忙把他藏在桌子底下，自己又去纺纱。来的是另一个热恋者：这是一名身穿军服的部队文书。迄今哑剧的进行是完美无缺的，手势是正确的，无可指责。望着这些即兴创作的演员们，甚至令人惊讶，不禁会想：在我们罗斯，有多少才能和天赋在奴役和苦难的命运中被毁灭殆尽！不过，扮演文书的囚犯大概曾见识过外省的或家庭的剧场，因而以为我们的这些演员全都是外行，在台上的走步不合要求。这时他出场了，就像传说中古典英雄在舞台上的走步：他跨出一大步，另一条腿还没有跟上就突然停下，全身和头部后仰，傲然扫视周围，然后才跨出第二步。如果说古典英雄的这种走步是可笑的，那么部队文书在喜剧舞台上的这种走法就更可笑了。但我们的观众以为，想必就应当是这样的吧，把身材细长的部队文书跨着大步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文书刚走到舞台中央，再一次响起了敲门声：主妇又惊慌失措了。把文书藏在哪里呢？藏到箱子里，好在没上锁。文书爬进箱子，他的小婆娘把箱盖盖上。这次来的是一位特殊的客人，也是她的恋人，但身份很特别。他是婆罗门，还穿着婆罗门的传统服装。观众中响起了不可遏止的哄然大笑。婆罗门的扮演者是囚犯科什金，演得非常好。他有一副婆罗门的外表。他用手势表达自己的全部恋情。他略微向空中举起双手，随即把双手紧贴心口；可是正在他沉浸于温情的时候，门上响起了一记重击。从打门声可以听出，这是主人回来了。受惊的妻子不知所措，婆罗门发疯似的乱窜，恳求把他藏起来。她匆忙中让他站在衣橱后面，而自己忘了去开门，奔过去纺纱，她只顾纺呀、纺呀，对自己丈夫的敲门声充耳不闻，惊恐万状地搓线，而手里并没有线，摇着纺锤，却忘记从地板上把纺锤拾起来。西罗特金绝妙地表现了这种恐惧。但主人一脚把门踹开，拿着鞭子走到妻子跟前。他全都注意到了，一直在暗中守候着，他干脆伸出手指，表示她在家里藏了三个男人。随即搜寻起来。首先找到了邻居，一顿拳头把他打了出去。胆怯的文书想逃跑，用头稍微顶开箱盖，从而暴露了自己。主人抡起鞭子抽他，这一回坠入情网的文书连跑带跳地逃走，再也不是古典式地迈步了。还剩下一个婆罗门；主人找了好久，最后在衣橱后面的角落里找到了他。向他礼貌地鞠躬，拽着大胡子把他拖到舞台中央。婆罗门试图为自己辩护，大叫：“你造孽，你造孽！”[4]（这是哑剧中仅有的一句话），但做丈夫的不听，按照自己的方式痛加惩戒。妻子看到现在要轮到她了，扔下纱线、纺锤就往屋外跑；摔了个屁股蹲儿，囚犯们哄然大笑。阿列伊眼睛不看我，拽着我的手叫道：“你看！婆罗门，婆罗门！”自己却忍不住发笑。幕落。另一幕开始……

不必对每一幕都描述一番了。一共还有两幕或三幕。全都引人发笑，使人享受到由衷的快乐。如果说剧本并不是囚犯们亲自创作的，那么至少他们对每一幕演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几乎每个演员都是即兴表演，因而以后几晚同一个演员对同一个角色的扮演总有些不一样。最后一幕哑剧是荒诞剧，以芭蕾舞收场。表演的是死者的葬礼。婆罗门与众多仆人在棺材旁念各种咒语，可是毫无用处。最后奏响《日落》，死者复活，于是大家快乐地跳起舞来。婆罗门与死者共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婆罗门舞蹈，当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明晚再演。散场时我们都很愉快，很满意，对演员赞不绝口，向士官表示感谢。听不到吵闹声。大家都异乎寻常地感到满意，甚至仿佛很幸福，几乎是酣然入睡，与平时完全不同，——不禁会问，怎么会这样呢？然而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真实的，是事实。只要稍微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像人一样娱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能不像犯人那样度过——人的精神就起了变化，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改变……此刻已是深夜。我偶然浑身一颤，醒了过来：老人还在火炉上祈祷，而且会祈祷到黎明；阿列伊安静地睡在我身边。我想起他临睡前还在笑，与弟兄们谈论演出，于是不由自主地注视着他那安静的孩子气的面庞。我渐渐地回忆起了一切：最后一天、节日、这整整的一个月……我惊恐地抬起头来，在监狱六支蜡烛的抖动、微弱的烛光下扫视着我的睡梦中的难友们。我看着他们苍白的脸、他们破旧的被子、这十足的潦倒和赤贫，——我凝目注视——仿佛我想认定这不是噩梦的延续，而是实情。而这是实情啊：有人在呻吟；有人艰难地伸开手臂，发出了铁链的叮当声。还有一个人在睡梦中浑身一颤，说起了梦话，而老爷爷在火炉上为所有的“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祈祷，听得到他那有节奏的、安详的、悠长的声音：“我主耶稣基督，保佑我们吧！……”

“我毕竟不是一辈子在这里，不过就是那么几年！……”我想，又把头垂落在枕头上。

[1] 《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是格里戈里耶夫的通俗轻松喜剧。1831年起在彼得堡上演。1833年起曾多次演出。

[2] 基里尔是常见的俄罗斯人名，而克德里尔不是。

[3] 唐璜的仆人。

[4] 意思是说，婆罗门是印度的僧侣贵族，不可冒犯。

第一章 军医院

圣诞节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是离城堡半俄里的单独的院落。一溜长长的平房全都抹上了土黄色。夏天进行维修要为它用掉大量赭石。在军医院的大院里有后勤部门、医务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建筑。病房都安排在主建筑内。病房很多，但囚犯病房一共只有两间，经常挤满了病人，尤其是在夏天，所以时常不得不移动床位。我们的两间病房满是各种“不幸的人”。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的囚犯，有关押在部队各个禁闭室受审的军人，其中包括已判决和未判决的犯人以及流放犯；还有的来自感化连——一个很奇怪的单位，犯有过错和不大可靠的大兵从军营被送到这里来，以便改正其行为，两年多以后从那里出来，大多数人通常都成了罕见的大坏蛋。我们监狱生病的囚犯通常要在清晨向士官报告自己的病情。病人立即被登记在册，并派一名押送兵带着名册把病人送往营部医务所。在这里有一名医师对来自城堡内所有军管部门的所有病人预先进行体检，发现谁确实有病，便挂号到军医院就诊。为我在名册上挂了号，于是一点多钟，我们的人全都从监狱出发去参加午后的劳动以后，我动身去军医院。生病的囚犯通常都尽可能带上一些钱和面包，因为当天别指望在军医院得到自己的一份伙食，还要带上小烟斗以及一袋烟丝、火石和火镰。这些东西都仔细地藏在靴筒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对我们囚徒生活方式的这种新的、陌生的变化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温暖、晦暗、凄清的一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这样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务实、阴沉而萎靡的样子。我和一名押送兵走进候诊室，里面放着两个铜盆，已经有两个病人等在那里，他们是受审的军人，也是和押送兵在一起。一名医士进来了，他懒洋洋地向我们威严地扫视一眼，更加懒洋洋地向值班医生报告去了。那位医生很快就来了，他检查病人，态度很亲切，给我们发了写上姓名的“病历”。以后记录病情、开药、规定剂量等等，就归管理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负责了。我从前就听说，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们赞不绝口。“亲如家人！”当我要去住院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来时所穿的内衣外衣都被收走了，让我们换上了病号穿的衣服，此外还给我们发了长筒袜、便鞋、尖顶帽和棕色粗呢长病号服，衬里好像是麻布，又好像是一种膏药似的东西。总之，这件粗呢病号服简直脏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充分认识它还是在到达现场之后。然后我们被带到囚犯病房，那是在一条长长的高大整洁的走廊的尽头。到处都保持着十分悦目的表面的清洁；乍一看，一切都令人眼前一亮。不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看惯了我们的监狱。两名受审的军人转向右首的病房，我转向左首。门口站着一名持枪的哨兵，身旁还有一名副哨兵，门是用铁闩闩上的。下士（是军医院警卫队的）命令放行，于是我出现在一个狭长的房间，沿着两旁的墙壁放着病床，大约有二十二张，其中有三四个床位是空着的。床是漆上绿色的木床，在我们罗斯这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床，由于某种定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一个角落里，在有几扇窗户的那一边。

正如我所说，这里也有来自我们监狱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至少曾见过。受审的军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要多得多。卧床不起的重病号并不很多。其余的那些人都是轻病号或康复中的病人，他们或者坐在病床上，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两排病床之间还有可供散步的足够空间。病房里有医院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空气被各种有害气体和药味所污染，尽管在角落里几乎整天都生着火炉。我的床上覆着床罩。我把它掀开。床罩下面是一条麻布滚边的毛毯以及其清洁非常可疑的厚床单。床边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锡碗。为了顾全体面，上面盖着发给我的一条小毛巾。小桌子下面还有一块搁板：那里为喝茶的人备有几把茶壶、几桶克瓦斯等等；但病人中爱喝茶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小烟斗和烟丝袋，几乎人人都有，甚至连肺痨病人也不例外，都藏在病床底下。医师和其他管理人员几乎从来不检查床铺，即使碰到有人拿着小烟斗，也装作没看见。不过，病人也几乎总是很小心地到炉边去抽烟。只有夜里才躺在床上抽；夜间是没有人巡查病房的，除非警卫队的某个军官或队长偶尔会来。

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躺在医院里；因而觉得周围的一切都非常新奇。我发现，我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已经听说过我，在放肆地打量我，甚至带有一些优越感，就像在学校里打量一名新生，或是在政府机关打量一个前来求情的人。我右边躺着一个受审的军人，他是文书，一个退役大尉的私生子。他因假币案被起诉，躺在这里已近一年，看来什么病也没有，但硬是对医师说，他患有动脉瘤。他的目的达到了：他躲过了苦役和体罚，再过一年将被流放到T城去，在一所医院附近的什么地方靠公家养着。这是年约二十八岁敦实健壮的年轻人，是个大滑头和法律专家，他相当聪明，肆无忌惮而又太自信，爱面子到了病态的程度，极其严肃地自诩为世上最正直、最有正义感的人，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过错，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这样的自信。是他先跟我讲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也相当详细地对我讲了军医院的外在秩序。不言而喻，他首先声称自己是大尉的儿子。他非常想表现得像个贵族或至少是出身于“贵族之家”。在他之后跟我接近的是来自感化连的一个病员，他首先要我相信，他认识不少从前被流放的贵族，还报出他们的名字和父称。这是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士兵；从他脸上就能看出，他是在说谎。他名叫切库诺夫。显然，他是在巴结我，以为我很有钱。他发觉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刻要为我效劳：拿茶壶来替我沏茶。M答应过我，明天要托一个到军医院来干活的囚犯给我从监狱里带一把茶壶来。但切库诺夫已经把事情全都办妥了。他搞到一口铁锅，还有一个碗，把水烧开，又泡了茶，总之干得异乎寻常地热心，这却立即为他惹来了一个病人的恶毒的嘲笑。这个病人是肺病患者，躺在我的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是一名受审的军人，他就是由于惧怕体罚，喝了一杯泡得浓浓的烟草浸酒而害上肺病的那个人；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他一直默默地躺着，气喘吁吁，专注而严肃地观察我，并愤懑地注视着切库诺夫，那异乎寻常、尖酸刻薄的严厉的神情使他的愤懑具有一种非常滑稽的意味。他终于忍无可忍：

“瞧这个奴才！可找到主子了！”他用由于虚弱而喘吁吁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他的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了。

切库诺夫气冲冲地转向他：

“说谁是奴才？”他鄙夷地看着乌斯季扬采夫说。

“你是奴才！”那一个充满自信地回答道，仿佛拥有充分的权力申斥切库诺夫，甚至就是为此而被派到他身边来的。

“我是奴才？”

“你就是。听见了吧，正直的人们，他还不信！还感到惊讶！”

“关你什么事！你瞧，人家一个人，没个帮手。当然啦，没有仆人过不惯嘛。为什么不帮帮他呢，你这个毛脸小丑！”

“说谁是毛脸呢？”

“你是毛脸。”

“我是毛脸？”

“你就是！”

“那你是美男子？自己的脸像个乌鸦蛋……还说我是毛脸。”

“就是毛脸嘛！上帝要你死，你就躺着等死呗！不，他却急着打点上路！嘿，你这是何苦呢！”

“何苦！不，我宁可向皮靴弯腰，也不向草鞋弯腰。我父亲不肯弯腰，也不让我弯腰。我……我……”

他还想说下去，可是剧烈地咳嗽了几分钟，还咯血。他的狭小的前额很快就冒出了虚弱的冷汗。咳嗽妨碍了他，要不他还会不停地说下去；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多么想再骂骂大街啊；但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这样一来，切库诺夫也就不再理会他了。

我觉得，这个肺病患者的怒气与其说是冲着切库诺夫，还不如说是冲着我来的。切库诺夫想巴结我挣点小钱，谁也不会因此而生他的气，或特别轻视他。谁都明白，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钱。在这方面，普通民众并不那么苛求，而且善于区分不同的情况。使乌斯季扬采夫感到不快的其实是我，是我的茶，是我身陷囹圄还似乎像老爷一样离不开仆人，尽管我没有要过仆人也不想要。确实，我遇事总是想亲自动手，甚至特别希望不要让人觉得，我是四体不勤、娇生惯养、有老爷习气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我的自尊心的表现，如果有必要顺便说明一下的话。但是您瞧，——可我就是不明白，怎么老是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总是无法拒绝各式各样的仆役和听差，他们自己死乞白赖地要到我这儿来，终于完全控制了我，他们倒真的成了我的主人，而我却成了他们的仆人；而从表面上看，自然会觉得，我确实是一个离不开仆人的老爷，在过着老爷式的生活。这当然使我非常恼火。不过乌斯季扬采夫是肺病患者，容易受刺激。其他病员都保持着漠然的样子，甚至带有几分不屑的意味。记得，当时大家都在关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从囚犯的交谈中得知，当天晚上要把一个受审的军人带到我们这里来，此刻他正在士兵队列中忍受树条的抽打。囚犯们有几分好奇地等待着这个新来的犯人。不过，据说惩罚不重——一共只抽打五百下。

我略微环顾四周。眼界所及，真正有病而躺在这里的大多是坏血病和眼疾患者——这是那一带的地方病。这样的病人在病房里有好几个。其他真正有病的人都是患有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而住院的。这里和其他病房不同，是各种疾病甚至性病的集中之处。我说真正有病，是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病，是来这里“休息”的。医师们很乐意让他们住院，这是出于同情，尤其是在空床位很多的时候。关押在禁闭室和监狱里远不如待在军医院，因而不少囚犯宁愿到这里来躺着，尽管空气污浊，病房上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躺着，喜欢军医院的生活方式。不过，来自感化连的士兵最多。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伙伴，但我记得，当时我特别感到好奇的是一名奄奄一息的病人，他来自监狱，也是肺病患者，而且也只有最后几天了，他和乌斯季扬采夫隔着一个床位，因而也差不多就躺在我的对面。他名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见到过他。他病了很久，早就该就医；他却以一种顽强而又不必要的耐力克制自己，在节日期间才住进医院，想在三周内死于可怕的肺病；人仿佛已经熬干了。现在他那形容大变的脸使我大吃一惊——这张脸是我入狱后最初引起我注意的脸之一，当时不知怎么，他的脸竟那样惹我注目。躺在他身旁的是感化连的一名士兵，他上年纪了，是令人讨厌的可怕的邋遢鬼……不过，我总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逐一提到吧……我现在想起这个小老头，仅仅是因为他当时也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使我在片刻之间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记得，这个小老头当时得了极严重的感冒。他老是打喷嚏，而且在后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甚至在睡梦中也打喷嚏，像连珠炮似的一连打五六个喷嚏，每次都会说上一句：“主啊，我这是活受罪啊！”这时他就坐在铺上，拿出纸包里的鼻烟拼命往鼻孔里塞，以便更有力、更畅快地打喷嚏。他是冲着布手绢打喷嚏的，这是他自己的一条方格手绢，洗过一百回了，皱巴巴的，而且他的小鼻子也异样地皱着，形成无数细细的皱纹，露出一口发黑的老残牙和沾满唾沫的赤红的牙龈。打过喷嚏，他马上展开手绢，仔细地看看手绢上积满的痰液，立刻就把痰液擦在自己身上那件公家的棕色罩衫上，结果痰液全都抹在罩衫上了，而手绢只是有点潮湿而已。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是这么干的。这样慢条斯理地百般爱惜自己的手绢而糟蹋公家的罩衫，完全没有引起其他病员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将不得不穿上他穿过的这同一件罩衫。不过，我国民众的这种不讲究、不嫌弃的态度简直是令人奇怪的。在那一刻我感到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不由得立刻极端厌恶而又好奇地开始打量我刚穿上身的罩衫。这时我才发觉，罩衫的强烈气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罩衫已经被我焐热了，越发散发着强烈的药味、膏药味，我还觉得有一股脓液的臭气，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多少年来它就不曾离开过病人的身体。它背部的亚麻布衬里也许洗涤过，但是我不能肯定。然而此时这衬里已浸透了各种难闻的汁水、药液以及从划破的膏药中流出的脓液等等。此外，囚犯病房经常有刚刚受过棒刑，背部皮开肉绽的人进来；他们要用湿敷医治，因而直接穿在潮湿的衬衣上的罩衫就不可能不被弄脏：于是一切都沾在上面了。在我坐牢期间，在所有这几年里，只要我到军医院去（而我是常去的），我每次都带着疑惧的心情穿上罩衫。我特别讨厌在这些罩衫里有时会发现的那些肥得出奇的大虱子。囚犯们都满怀喜悦地消灭它们，每当囚犯在厚实而笨拙的指甲下啪的一声磕死一个虱子时，甚至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出，他是多么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也往往会在某个漫长、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都起来消灭臭虫。病房里除了气味难闻，表面上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清洁，然而里面的，所谓衬里的清洁，我们就不敢恭维了。病员已经习惯于这一切，甚至认为就该是这样，而且制度本身也不要求特别干净。不过关于制度问题我以后再谈……

切库诺夫刚把茶递给我（顺便说一下，用的是病房里的水，一昼夜只送一次，在病房的空气中似乎很快就变质了），只听门吱呀一声开了，加强的押送队带进来一名小兵，他刚才受了树条的惩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受刑的人。后来常有这样的人被带进来，有的甚至是抬进来的（因为受刑太重），每一次都使病员们得到很好的消遣。遇到这样的囚犯，我们这里的人都勉强保持着严峻的表情，甚至还带有一种略显生硬的严肃态度。不过，接待的态度也取决于罪行的轻重，因而也就是取决于量刑的多少。被打得很重的出名的大罪犯，会享有更多的尊重和更多的关切，完全不同于一个小逃兵，比如现在带进来的这个人。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既不会表示任何特殊的同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伤人的责难。大家都会默默地帮助和照料那个不幸的人，尤其是在他没有自理能力的情况下。医士们自己也都知道，他们是把受刑者交到了有经验的内行人手里了。通常是要用冷水把被单或衬衣浸湿，覆盖在皮开肉绽的背上，并经常进行必要的更换，尤其是在受刑者本人已经没有能力自理的时候，此外，还要灵巧地拔出伤口里的刺，那些刺是行刑时木棒断裂而留在伤口里的。对伤者来说，拔刺是很不好受的。但一般说来，受刑者忍受痛苦的非凡毅力总是使我感到惊异。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有时是一些受刑极重的人，他们几乎谁也不哼一声！只是苍白的脸仿佛完全变形了；两眼充血；目光散漫而不安，双唇在哆嗦，可怜的人只好用牙齿咬紧嘴唇，有时几乎会咬出血来。进来的小兵是大约二十三岁的青年，健壮而肌肉发达的体格，漂亮的脸蛋，身材高挑而匀称，身躯黝黑。不过他的背伤相当重。从上面到腰部全都裸露着；他的双肩披着一条潮湿的被单，使他像害疟疾似的四肢直打战，他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约有一个半小时。我看看他的脸：这时他似乎什么也不想，用游移的目光古怪而惊恐地张望着，看来他很难把目光凝注于一点。我觉得，他对我的茶注意地看了一眼。茶是热的，冒着热气，而可怜的年轻人冻坏了，哆嗦得上牙打下牙。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吭，陡然朝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不加糖就站着喝干了，而且显得很匆忙，似乎竭力不朝我看。喝完茶，他默默地放下茶碗，对我连头也不点一下，又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他是顾不上说话，也顾不上点头啊！至于囚犯们，不知怎么，一开始就避免和这个受刑的新兵进行任何交谈；相反，在开头给予他帮助以后，他们似乎就竭力不再理会他，也许是希望尽量使他得到安宁，不以任何多余的问题和“同情”去烦扰他，看来他对此是十分领情的。

这时已暮色降临，点燃了夜间的小灯。有些囚犯甚至还有自用的烛台，不过只是很少的人才有。最后，在医师晚间巡查病房之后，警卫队士官进来清点了所有的病员，便把病房锁上，预先把夜晚用的双耳大木桶拎了进来……我惊讶地得知，这个大木桶要整夜放在这里，而真正的厕所就在走廊里，离房门只有两步之遥。然而规定的制度就是这样。白天还放囚犯走出病房，不过不能超过一分钟；夜间无论如何也不行。囚犯病房不像普通病房，有病的囚犯在病中也要遭受惩罚。是谁最先规定了这个制度的呢，我不知道，只知道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制度，形式主义的无益有害的本质从来没有像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得如此严重。这个制度当然不是来自医师。我要再说一遍：囚犯对自己的医生们是赞不绝口的，认为他们就像父亲一样，敬爱他们。人人都看到他们对自己的亲切态度，听到善意的话语；而被所有人嫌弃的囚犯是珍惜这一点的，因为看到了这种善意的话语和亲切的态度是由衷的、真诚的。这种亲切的态度也可以没有，谁也不会质问医生，即使他们态度不好，表现得有些粗鲁和不人道：可见，他们的好意是出于真正的人类之爱。他们当然也明白，一个病人，不管他是谁，是囚犯也好，不是也好，比如说都需要新鲜空气，像其他任何一个病人，哪怕是身居要职的病人一样。在其他病房，举例说，渐渐康复的病员可以在走廊里自由地走动，为保健而散步，呼吸的空气也不是病房里的那样被毒化的、浑浊的、必然充满令人窒息的各种气体的空气。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怕、可恶，本来就已经被毒化的空气，夜晚再把大木桶拎进来，空气会毒化到何等程度啊，何况室内温度较高，而且某些疾病的患者是必须出去上厕所的。虽然我现在说，囚犯在病中也要遭受惩罚，但是不言而喻，我当时和现在都并不认为，这个制度是专门为了进行惩罚而设立的。否则，从我这方面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诽谤。病人是不应该惩罚的。既然如此，那么不言而喻，想必是有某种严酷的必要性迫使当局采取这样有害的措施。是什么必要性呢？但令人懊丧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能多少解释一下这个措施的必要性，更不必说很多其他无法理解的措施，不仅无法解释，甚至推测他们的解释也是不可能的。怎样解释这种无益的残忍呢？您想，难道囚犯住进医院，是故意假装有病，骗过医师，夜里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趁着黑夜逃跑？要严肃地证明这种论调的全部荒谬几乎是不可能的。试问往哪里逃跑？怎样逃跑？穿什么衣服逃跑？白天可以放人单独出去，夜里也可以。门口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哨兵，厕所离哨兵简直只有两步，不仅如此，还有一名副哨兵押送病人，一刻不离地监视着他。那里只有一扇窗户，像冬天一样安装了双层窗框，还有铁栅栏。窗外的大院里还有一名哨兵在囚犯病房的窗前通宵站岗。要从窗口出去，必须敲掉窗框和铁栅栏。谁允许他这样做呢？但我们假定，他预先杀死了副哨兵，那个人一声不哼就死了，而且谁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但即使认为这种荒谬的假设是可能的，要知道，还必须拆除窗框和铁栅栏。请注意，就在哨兵身旁还躺着病房的一些看守，而在十步开外，在另一间病房那里，站着另一个荷枪实弹的哨兵，他身边有另一个副哨兵和另外一些看守。再说，冬季穿着长袜子、便鞋、病号服、戴着睡帽能往哪里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险性这么小（其实这种危险性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要那样苛刻地对待病人呢？也许他们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几天、几小时了，病人比健康的人更需要新鲜的空气啊。为什么？这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

不过，既然问了“为什么？”也因为已经触及这个话题，我不禁又想起一个困惑莫解的疑团，多少年来它就像谜一般的现象摆在我的面前，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它的解答。在继续写下去之前，我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哪怕多少说几句。我想说的是镣铐，一个已判决的苦役犯患有任何疾病，都不可以解除镣铐。甚至肺病患者也是戴着镣铐死在我的面前。然而人们都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某种不可抗拒的既成事实。甚至未必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既然几年来甚至没有哪位医师曾想到，向上级申请给患有重病特别是肺病的囚犯除去身上的镣铐。不错，镣铐本身并不是很沉。一般也就是八磅到十二磅。健康的人带上十磅的东西是不觉得沉重的。不过我听说，戴着脚镣的腿几年后就开始萎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这是有可能的。即使分量不重，哪怕只有十磅，永久地套在脚上，毕竟会反常地增加肢体的重量，日子久了自然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姑且假定，对健康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对病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吗？姑且假定，对普通的病人来说也不算什么。然而试问，对重病患者呢？试问，对肺病患者呢？肺病患者的手脚本来就在萎缩了，因而一根稻草也是很沉重的。说真的，主治医师哪怕只替肺病患者申请到减负的许可，那么仅此一项就是真正伟大的善举。姑且假定，也许有人会说，囚犯是恶人，不值得对他们行善；可是，对一个已经注定如此不幸的人，难道还要加重惩罚吗？而且也难以置信，这样做只是为了惩罚。法律也规定肺病患者是免于体罚的。可见，这又是一种神秘的重要措施，以便预防不法行为。预防什么呢？——无法理解。要知道，不可能真的害怕肺病患者逃跑啊。谁会这样想呢，特别是考虑到病情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假装有肺病，骗过医师，以便逃跑，——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能假装的病，有没有肺病一眼就能看出来。顺便再说一句：难道给犯人钉上脚镣就是为了不让他逃跑或妨碍他逃跑？绝对不是。镣铐仅仅是一种示众、羞辱以及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至少初衷是这样。镣铐从来就不能妨碍任何人逃跑。最迟钝、最笨拙的囚犯也不费什么事就能很快地把镣铐锯断或用石头砸开。脚镣是起不了什么预防作用的；既然是这样，既然脚镣的作用仅仅是为了对已判决的苦役犯进行惩罚，那么我又要问了：难道是要惩罚将死之人？

现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鲜明地忆起一个将死的肺病患者，就是那个米哈伊洛夫，他几乎就躺在我的对面，与乌斯季扬采夫相隔不远，他死了，记得是在我入狱的第四天。也许我现在讲起肺病患者，是不由自主地在复述当初由于他的死而在我的脑子里产生的印象和想法。不过，我不大了解米哈伊洛夫。他还很年轻，大约二十五岁，不会更大，细高个儿，温文尔雅的仪表。他是关在单人囚室的，出奇地寡言少语，总是那么文静，那么安详而忧伤。他在监狱里仿佛“枯萎”了。至少后来囚犯们是这样讲到他的，他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只能回忆起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如此清晰地想起他来。他死于午后三点左右，那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记得，太阳那强烈的光芒猛然斜斜地射进我们病房的结了一层薄冰的泛绿的窗玻璃。充沛的光流倾泻在不幸者的身上。他是在神志不清中痛苦地死去的，弥留的时间很长，有几个小时。从早晨起眼睛就认不出来到他身边的人了。大家想方设法减轻他的痛苦，看得出他是很难受的；他呼吸困难，大口地吸气，发出嘶哑的喘息声；胸脯时不时高高地鼓起，仿佛缺乏空气似的。他掀掉被单和所有的衣服，最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衬衣：他甚至觉得一件衬衣也太重。大家帮他把衬衣也脱了。他那长长的身躯、瘦得皮包骨的手臂和腿、瘪进去的肚子、鼓起的胸脯、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肋骨像骷髅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身上只剩下了一个带护身香囊的木头十字架和一副脚镣，看来他现在可以把枯瘦的腿穿过脚镣了。在他死前的半小时，我们所有的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几乎是耳语般地小声谈话。走路时竟那么悄然无声。彼此间的交谈很少，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偶尔看一眼更加喘息不止的垂危的病人。最后，他用虚弱游移的手摸索胸前的香囊，用力拉扯它，似乎香囊也很沉重，使他感到焦躁，受到压抑。有人替他摘下了香囊。十分钟后他死了。有人去猛敲警卫队的门，通知了他们。一名看守进来，迟钝地看一眼死者，就去找医士。医士很快就来了，这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只是有些过于注重仪表，不过他的样子很招人喜欢；安静的病房里响起他疾步而来的声音，他来到死者跟前，以一种特别随便的、仿佛专为应付这种场合而想出来的态度为他把脉，片刻后挥一挥手走了。立刻有人去报告了警卫队：这是单人囚室的重犯，他的死亡要得到承认必须经过特别的程序。在等候警卫队时，有一名囚犯小声提出一个建议：不妨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名囚犯注意地听了他的建议，便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化；阳光在他的脸上闪烁；嘴半张着，两排洁白年轻的牙齿在紧贴牙龈的双唇间闪着亮光。最后，一名身佩短剑、头戴钢盔的警卫队士官进来，后面跟着两名看守。他走了过来，脚步越来越慢，时而困惑地看着鸦雀无声、在四周严峻地望着他的囚犯们。他向死者走近一步，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似乎胆怯了。只有一副镣铐的赤裸的、枯瘦的尸体，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突然解开鱼鳞铠甲，摘下钢盔，这动作是完全不必要的，随即画了大大的十字。这是一位神情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记得当时切库诺夫就站在那里，他也是头发斑白的老者。他一直默默地盯着士官的脸，直勾勾地看着，带着一种奇怪的神色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他们四目相对了，切库诺夫的下嘴唇不知怎么突然哆嗦了一下。他有些奇怪地扭歪了下嘴唇，龇着牙齿，很快地、仿佛无意中朝死者摆一摆头，对士官说道：

“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随即走开。

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一阵刺心的痛……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又怎么会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呢？但这时人们开始抬尸体了，连铺板一起抬了起来；在一片寂静中稻草发出沙沙的声音，脚镣拖在地板上铿然作响……有人把脚镣提了起来。尸体被抬走了。突然，大伙儿都大声说起话来。只听已经在走廊里的士官在打发人去找铁匠。应该替死者除掉脚镣……

不过我的话离题了……

第二章 续

医师们上午要巡查病房；十点多钟他们簇拥着主任医师来到我们这里，在他们之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住院医生到病房来过。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医士，他懂业务，和蔼可亲，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温顺”。确实，他不大爱说话，在我们面前好像还有些腼腆，几乎会脸红，只要病人一提出要求，他往往就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伙食定量，看来他甚至会根据病人自己的要求开药方。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好青年。应当承认，罗斯有很多医生都受到普通民众的爱护和尊敬，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事实。我知道，人们会觉得我的话是奇谈怪论，尤其是考虑到，俄国的普通民众对医学和西药普遍地怀有不信任的情绪。确实，普通民众即使身患重病，也宁可一连几年去找巫医或服用自家的民间草药（草药是绝不可轻视的），而不去就医或住院。这里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即：老百姓普遍地不信任一切带有官方行政印记的东西；然而除此之外，老百姓还由于各种可怕的事故和传说而对军医院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传说往往是荒诞无稽的，但有时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过，老百姓所害怕的主要是军医院的德国式的制度，卧病期间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伙食方面的严格规定，关于医士和医生们又固执又冷酷以及切割和解剖尸体等等的故事。此外，民众议论说，治病的都是老爷，因为医生们毕竟也是老爷啊。但是在对医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以后，这些恐惧很快地就消失了（尽管也有例外，但多数是这样），在我看来，这直接与我们的医生、主要是青年医生的品行有关。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能博得民众的尊敬甚至爱戴。至少我所写的是我在很多地方屡见不鲜和亲身感受到的，而且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会有太多的不同。当然，在某些角落有受贿的医生，靠自己的医院捞取私利，几乎忽视病人，甚至把医生的职责置诸脑后。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不如说，是目前在我们当代医学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一种潮流。那些放弃自己职责的人，那些羊群中的狼，不管提出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无论怎样自我辩解，比如归咎于环境，说环境也腐蚀了他们，他们都总是错的，特别是因此而泯灭了仁爱之心的话。仁爱、和蔼可亲、对病人的兄弟般的同情，有时比任何药物都更有益于病人。我们不该再冷漠地抱怨环境了，说什么是环境腐蚀了我们。姑且假定，诚然，我们的很多方面受到了环境的腐蚀，但绝非全部，有的狡猾而世故的骗子往往巧妙地以环境的影响来掩饰和辩护自己的弱点乃至卑劣，特别是那些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的骗子。不过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和敌视更多的是针对医院的行政部门，而不是针对医生。了解了医生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自己的很多偏见。我国医院的其他情况至今还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民众的需要，其制度至今还与民众的习惯不能相容，因而不能充分博得民众的信赖和尊敬。至少我是根据自己的某些切身的观感而有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的面前都停下来，非常仔细而认真地检查、问诊、规定药物和剂量。有时他自己也发觉，病人什么病也没有；但由于囚犯来这里是要避开劳役而休息一下，或者是想睡在床垫而不是光铺板上，而且毕竟是在暖和的房间里，而不是在潮湿的警卫室，那里拥挤着一群苍白瘦弱的受审人（在我们全罗斯，受审人几乎都是苍白而瘦弱的——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他们的伙食和心情总是比已判决的犯人更恶劣），于是我们的住院医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记为什么卡他性寒热病[1]，让他留下来，有时甚至让他躺上一个星期。大家都把所谓的卡他性寒热病引为笑柄。大家很清楚，这是按照医生和病人双方的某种默契而采取的一种公式，表示这是在装病；囚犯们自己把卡他性寒热病翻译成“备用性剧痛症”。有时病人会滥用医生的好意，不赶他出院他就不走，继续躺着。这时应该看看我们的住院医生的表现了：他似乎有些胆怯，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对病人说，他的病快好了，还是主动要求出院吧，尽管他完全有权在病历中写上痊愈[2]二字，干脆叫他出院，以免多费口舌、好言相劝。他先是暗示，然后似乎在恳求他：“我说，该出院了吧？你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病房里很挤的，”等等，等等。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终于主动要求出院。主任医师虽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病员们也很爱戴他），但是比住院医生要严格、果断得多，有时甚至严格得近乎冷酷，我们却因此而特别尊敬他。他在住院医生来过之后，在军医院的全体医生的簇拥下来了，也逐一检查每一个病人，主要是驻足于重病患者身边，总是会对他们讲些善意的、鼓励的、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话语，始终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对患有备用性剧痛症的人也从不排斥，也不把他们赶回去；但如果病人自己太执拗，那就干脆叫他出院：“怎么样啊，老弟，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走吧，该知足了。”执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干活的懒汉，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时候，或者是预料要受到惩罚的受审人。记得，对一个这样的人曾采取特别严厉甚至残酷的措施，促使他出院。他是因眼疾住院的：两眼发红，患者抱怨有强烈的刺痛感。用斑蝥粉、贴水蛭、向眼睛喷洒一种有刺激性的药水等办法为他医治，但眼疾总也没有减轻，眼睛还是发红。渐渐地医生们都猜到了，他是在装病：老是有一点炎症，却并不恶化，也治不好，总是老样子，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疑的。囚犯们早已知道，他是在装假骗人，尽管他本人不肯承认。这是个年轻人，甚至还很漂亮，可就是使大伙儿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内向，多疑，面色阴沉，和谁也不说话，皱着眉头瞅人，躲着大伙儿，好像在怀疑所有的人。我记得，有些人甚至觉得，他是不是会干出什么蠢事啊。他是一名士兵，有严重的盗窃行为，被人揭发。于是被判处一千棒，被送进囚犯连。为了推迟受刑的时间，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有些受审人不惜采取反常的行动：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个管理人员或自己的一个囚犯兄弟，于是重新受审，从而把惩罚再延后两个多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后他要受到两倍、三倍的严惩，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要现在能把可怕的时刻哪怕只推迟几天，以后怎样就随它去了——这些不幸的人们有时竟会沮丧至此。我们有些人已经在窃窃私议，表示要提防他，说不定他会黑夜行凶。不过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床位与他相邻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然而人们看见，他在夜晚用抹墙的石灰浆和别的什么东西擦眼，使眼睛在黎明前又开始发红。最后主任医生威胁他要使用埋线引流疗法。这顽固的眼疾已迁延日久，而且一切医治方法都试验过了，为了挽救视力，医生们决定采取一种剧烈而痛苦的疗法：给病人埋线引流，像对马一样。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不承认没病。他的性格多么顽强啊，或毋宁说他是太怯懦了：要知道，埋线引流虽然不像棒刑那样，但也是非常疼痛的。要用手抓拢病人脖子后面的皮肤，尽可能抓紧，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从而在整个后脑勺上形成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然后把几乎有一指宽的麻布带子穿到伤口里；以后每天在一定的时候扯动伤口里的那条带子，仿佛又一次把伤口切开，使它老是化脓而不能愈合。这个可怜的人受尽了可怕的折磨，还是一连几天顽强地忍受着这种酷刑，最后才愿意出院。眼睛一天后就痊愈了。等到脖子上的伤口愈合，他立即回到军营的禁闭室，第二天还要出去挨那一千棒。

当然，面临惩罚的时刻是令人沮丧的，沮丧所流露的那种恐惧，我也许会冒失地称之为胆怯和畏缩。可见，在面临第二、第三次惩罚的时候，会感到沮丧而但愿不要立即执行。不过，我也曾提到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背部的第一次棒伤还没有愈合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快些出院，以便受完余下的棒刑而彻底摆脱审讯；而关押在监狱和禁闭室里受审，当然，对任何人来说都远不如服苦役。不过，除了性格的差异之外，长期受到打击和惩罚而积久成习，也对某些人的果敢和无畏起了巨大的作用。多次的挨打居然使他们的精神和脊背都更坚强了，终于对惩罚抱着蔑视的态度，几乎把惩罚看作一种小麻烦而不再怕它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单人囚室的囚犯，是信仰基督教的卡尔梅克人，名叫亚历山大，我们这里都叫他亚历山德拉，是个怪人，滑头、勇敢，同时又很和善，他对我说，他是怎样挨了自己的四千棒的，是笑着用玩笑的口吻讲的，但随即非常严肃地发誓说，要不是从幼年、从稚嫩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在鞭子下成长，因而在自己的游牧部落里，他背上的累累伤疤简直始终不曾消退过，那么他无论如何是受不住这四千棒的。他讲述时仿佛在感谢这种鞭子下的教育。“不为什么就打我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一天傍晚，他坐在我的板铺上，在烛光下对我说，“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找个理由就打我，从我开始记事的那天起，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每天都要打好几回；别人不想打了才住手；对这一切我终于完全习以为常了。”他是怎样入伍当兵的，我不知道；不记得了；不过，他也许讲过吧；他永远是逃兵和流浪汉。我只记得他讲过，当他因为打死长官而被判处四千棒时，他害怕极了。“我知道，对我会严加惩处，而且也许不会让我从木棒下活着离开了，尽管我已习惯于挨鞭子，然而四千棒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何况长官全都被我惹恼了！我知道，确实知道，不会轻易放过我，我死定了：不会放我从棒阵中活着出来了。我起初试着画十字祈祷，我想，他们或许会宽恕我吧，尽管几个自己人当时就对我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是不会宽恕的，可我想：不妨试一试，他们对基督教徒毕竟会多一些怜悯。我确实受过洗礼，在举行神圣的洗礼时给我起了教名亚历山大；唉，棒刑照旧，一棒也没有少打；我简直气坏了。我暗自在想：等着吧，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都骗得晕头转向。您猜怎么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骗了他们！我很会装死，不是真的死过去，而是眼看就要断气了。我被带进士兵队列；挨了一千棒：痛极了，我大声喊叫；挨过第二个一千棒，唉，我想，末日要到了，我被打得完全丧失了神志，两腿发软；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两眼死一般地呆滞，脸色发青，气息全无，嘴角泛着白沫。医生来了，说：他就要死了。我被抬到军医院，马上就活了过来。后来我又被带出去两次，他们可真生气了，对我怀恨在心，而我又骗了他们两次；挨了第三个一千棒，我就昏了过去，第四个一千棒开始后，每一棒都如同利刃穿心，每一棒都顶得上三棒，打得可真狠哪！他们都气疯了。这恶狠狠的最后一千棒（该死的！……）足足抵得上之前的三千棒，我要是在快结束时还不死（这时只剩下二百棒了），他们就会往死里打，可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又诈死，再一次昏了过去；他们又相信了，怎能不信呢，医生相信嘛，所以最后这二百棒，他们后来拼命地毒打，打得那么重，有时打两千棒也不过如此，可是不，别得意，他们是打不死我的，为什么打不死？仍然是因为我自幼就是在鞭子下长大的。因此我才能活到今天。唉，我挨的打啊，一辈子都在挨打！”他在故事的末尾加了一句，仿佛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仿佛在竭力回忆并计算他挨了多少回打。“不行，”他打破片刻的沉默补充道，“数不清挨了多少打了；怎么数得清呢！数不胜数啊。”他看了我一眼，笑了，可是笑得那么和善，使我也不禁报以微笑。“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直至现在，我要是在夜里做梦，一定是梦见有人在打我：不会有别的梦。”他的确时常在夜里喊叫，而且往往叫得声嘶力竭，于是囚犯们立刻把他推醒：“喂，你嚷什么呢，鬼东西！”他很健康，个子不高，活泼而开朗，大约有四十五岁了，能和大家和睦相处，不过，他很喜欢偷东西，而且在我们这里经常因为偷东西而挨打，可是，在我们这里谁没有偷过东西呢，又有谁不曾行窃败露而挨过打？

我再补充一点：所有这些挨过打的人在讲到他们怎样挨打、讲到那些毒打他们的人的时候，我总是惊讶于他们是那样非凡地和善、那样心平气和。在这样的故事中，甚至感觉不到一点愤恨和敌意，我听了却立刻就会提心吊胆，心脏剧烈地怦怦直跳。而他们讲起来却往往像孩子似的有说有笑。至于米—茨基，举例来说，曾对我讲过自己受刑的情况；他不是贵族，挨了五百棒。这是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于是亲自去问他，这是不是真的，是怎样发生的？不知怎么，他的回答很简短，仿佛内心有什么隐痛，竭力不朝我看，脸也涨红了；片刻后他看了看我，眼里燃起了仇恨的火焰，气得嘴唇直哆嗦。我感到，他回首往事，这一页是无法忘记的。然而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我不敢保证没有例外）对这种事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有时想，他们是不可能彻底认错的，不可能认为受罚是罪有应得，特别是在犯罪的对象不是自己人而是管理人员的时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我已经说过，即使在罪行是针对自己难友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发现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至于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就更不用说了。我有时觉得，在后一种情况下，对问题有其特殊的，可以说是一种实际的或不如说真实的看法。这里注意到了命运、事态的不可抗拒性，这也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信念。比如说，一名囚犯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针对管理人员的罪行中是有正当理由的，因而怀疑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实际上他毕竟意识到了，管理人员对他的罪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于是清账，互不相欠。这是双方的斗争。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他的良心是安宁的，而良心使他坚强，使他不会受到道德的困扰，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仿佛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因而并不憎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不是由他开始，也不是由他结束，而且还将长久地继续存在于这种既有的被动然而顽强的斗争之中。哪个士兵是出于私仇而与土耳其人作战呢；可土耳其人在刺他、砍他、向他射击啊。不过，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冷漠而无动于衷的。例如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人们讲起他的故事，甚至会带点儿愤怒的意味，但不是震怒。我在住院初期就对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有所了解了，不用说，是听了囚犯们讲的故事。后来有一天我也看到了他本人，那时他在我们这里站岗。此人年近三十，高大肥胖，通红的双颊胖嘟嘟的，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和放肆而响亮的笑声。从他的脸色就能看得出，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顾忌的人。在他被任命为体罚执行官的时候，非常喜欢用木棒惩罚犯人。我急于补充一句，那时我就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作他那一伙人中的一个怪胎，囚犯们自己也都是这样看的。除他之外也曾有过勤奋而热心地忠于职守的执行官，当然这是在从前，在那个并不遥远的从前，关于那个时期的“传说还很新鲜，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们的勤奋和热心多半是质朴的，并不特别着迷。而这个中尉在执行任务时却有点像高雅的美食家。他爱好、狂热地爱好执行的艺术，而且他的爱好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欣赏这种艺术，如同罗马帝国时期纵情声色的颓废的特权阶层，为自己想出各种巧妙的花招、反常的行为，想多少能愉快地刺激和振奋一下被油污蒙蔽的心灵。瞧，一名囚犯被带出来受刑了；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执行官；一看到手持粗木棒的士兵排成长长的队列，就会激起他的灵感。他得意地巡视队列，坚决地一再重申，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努力执行自己的任务，否则……士兵们都知道，这否则意味着什么。这时囚犯被带来了，如果他至今还不了解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还没有得悉他的全部底细，那么他就会对这个囚犯玩这样一种花招。（不言而喻，这只是上百个花招之一；中尉的奇思妙想是层出不穷的。）每一个囚犯，当他被脱光衣服，双手拴在枪托上，然后几个士官就这样牵着他穿过整条绿街的时候——每一个囚犯此刻总是按照一般的习惯，开始泪汪汪地哀求执行官从轻惩罚，不要过于严厉地加重惩处：“阁下，”不幸的人叫道，“发发慈悲，做一位慈父吧，我要一辈子求上帝保佑您，别毁了我呀，发发善心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往往就是在等着这个呢；他立刻叫停，也带着动情的样子开始与囚犯对话：

“我的朋友，”他说，“叫我拿你怎么办呢？惩罚你的不是我，是法律啊！”

“阁下，一切都取决于您，您就发发善心吧！”

“你以为我不可怜你？你以为我看着你挨打会高兴？要知道，我也是人哪！我是人不是，你说呢？”

“当然啦，阁下，这是不用说的；您是慈父，我们是孩子。做一位慈父吧！”囚犯叫道，心里已经萌生了希望。

“是呀，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是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的：我自己也知道，要讲人道，对你这样的罪人也应当抱着宽容和仁慈的态度……”

“您说得太对了，阁下！”

“是的，要有仁慈的态度，不管你犯了什么罪。可我说了不算，这是法律问题！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为上帝和祖国效劳；要是我轻忽法律，那就是犯了重罪，这一点你要想一想啊！”

“阁下！”

“唉，也好！为了你，就这么办吧！我知道，我这是在犯罪，不过就这么办吧……我饶了你这一回，从轻发落。嗳，我这样做要是害了你呢？我现在宽恕你，从轻发落了，你却希望下次也能这样，于是又去为非作歹，那咋办？我是有责任的……”

“阁下！我要告诫所有的人！我这就是在造物主的宝座之前……”

“那好吧，好吧！你向我保证，今后要做个好人？”

“让雷劈死我吧，让我在阴间……”

“别起誓，这不好。我相信你的话，你保证？”

“阁下！！！”

“好吧，你听着，我宽恕你只是为了你的孤儿的眼泪；你是孤儿吗？”

“是孤儿，阁下，我孤苦伶仃，父母双亡……”

“好吧，为了你的孤儿的眼泪；可是你要注意，下不为例……把他带走吧，”他加了一句，声音是那么柔和，囚犯简直不知道该怎样为这个好心人祷告上帝。但威严的队列出发了，他被牵着向前走；鼓声响起，抡起了第一批木棒……“打他！”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声嘶力竭地叫道，“打呀！揍他，狠揍！打得他皮开肉绽！再来，再来！狠揍这个孤儿，狠揍这个骗子！把他打趴下，打趴下！”于是士兵们抡起木棒使劲打，可怜的犯人眼冒金星，大声号叫起来，而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在队列里跟着他跑，他笑啊、笑啊，纵声狂笑，双手叉腰笑得直不起腰来了，最后甚至使人不禁怜悯这个可怜虫了。他又高兴又觉得好笑，只是在他那响亮、有力、抑扬顿挫的笑声偶尔中断的时候，才又响起他的叫声：“揍他，狠揍！使劲打这个骗子，打这个孤儿，让他皮开肉绽！……”

他还会想出这样的一些花招：囚犯被带出来受刑，又开始求情。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一次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虚情假意，而是开诚布公：

“你瞧，亲爱的，”他说，“我要狠狠地惩罚你，这是你活该。不过为了你我可以这样做：我不把你拴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走，只是按新的办法：你要使出全身力气跑过整个队列！虽然每一棒都能打到你，但受刑的时间要短一些，你看怎么样？愿意试一试吗？”

囚犯听了又困惑又满腹狐疑，他陷入了沉思。“也好，”他暗自在想，“这样也许真的会轻松一点；我竭尽全力跑过队列，挨打的时间能缩短五分之一，而且也可能不是每一棒都能打到我。”

“好吧，阁下，我同意。”

“行，我也同意。就这样！大家注意，要打起精神来！”他向士兵们叫道，其实他预先就知道，一棒也不会错过罪犯的脊背；没有打中的士兵也很清楚，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囚犯开始沿着“绿街”全力奔跑，但不言而喻，他是跑不到十五排的；木棒像鼓点，像闪电，猛然一下子落在他的背上，可怜的囚犯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像被镰刀割倒、被子弹击倒。“不，阁下，还是按老规矩吧，”他说，缓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骇然失色，而热列比亚特尼科夫预先就了解这整个花招及其后果，他又响亮地哈哈大笑了。不过，他的娱乐方式以及我们这里关于他的传说是难以尽述的！

在我们这里，人们在谈起一位斯梅卡洛夫中尉时，便另眼相看了，是另一种口吻和心情，他曾在我们监狱担任教官的职务，那还是在我们的少校教官担任这个职务之前。关于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人们讲起他来虽然相当冷漠，却并没有特殊的恶感，但毕竟不欣赏他的那些恶作剧，不称赞他的为人，而且显然是鄙弃他的。甚至是傲然地藐视他。然而对斯梅卡洛夫中尉，大家是怀着喜悦和欣赏的心情回忆他的。原因在于，他绝不是那种特喜欢抽打犯人的人；在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纯粹的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习气。但他也并不完全反对用树条抽人，问题在于，大家在回忆起他抽人的树条时，竟也带有一种甜美的爱意，——这个人竟如此善于笼络囚犯！这是什么缘故？他凭什么能博得如此广泛的好感呢？诚然，我们这些人也许和全体俄国民众一样，都会因为一句亲切的话语而忘却所有的苦难；现在我是把这一点作为实际现象来说，不是从这个或那个方面来分析它。要笼络这些人并博得他们的好感并不难。但斯梅卡洛夫中尉博得了特殊的好感，因而人们甚至在想起他怎样抽打犯人时，也几乎带有亲切的心情。囚犯们在回忆中拿从前的临时长官斯梅卡洛夫与现在的这个少校教官作比较，甚至会怀念地说：“胜似父亲啊。”“一个实心实意的人！”他为人朴实，甚至还自以为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况，长官中偶尔也会有不仅善良，而且宽宏大度的人；那又怎样呢？——大家都不喜欢他，简直还会嘲笑他。问题在于，斯梅卡洛夫善于使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自己人，而这是一种重要的才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它。说来也怪：其中的有些人简直就是坏人，然而有时却能赢得很大的好感。他们对管辖下的人们不厌恶、不嫌弃，——我觉得，这就是原因之所在！在他们之中看不到娇生惯养的少爷，感觉不到老爷习气，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通百姓的特别的气息，天哪，民众对这种气息是多么敏感哪！为了它，他们甘愿付出一切！他们甚至宁愿不要心地善良的人，而要非常严厉的人，如果他有他们自己的那种下等人的气息的话。如果有这种气息的人，又确实心地善良——哪怕是自以为善良的人，那会怎样呢？他就是无价之宝！斯梅卡洛夫中尉，我已经说过，有时对犯人的惩罚是很重的，但是他却善于不仅不引起犯人对他的恶感，甚至恰恰相反，如今我在这里，一切已成往事，人们甚至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笑着回忆他抽打犯人时的小花招。不过他的小花招不多，因为他缺乏艺术想象力。说实话，一共只有一个小花招，他在我们这里几乎整整一年都在耍弄这个唯一的小花招；不过，它之所以讨人喜欢，也许正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这小花招中有太多的天真。比如说有过失的囚犯被带了过来。斯梅卡洛夫要亲自处罚他。他面带讪笑，逗着乐子出来了，立刻向有过失的囚犯问起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问到他个人、家庭和囚犯们的情况，完全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玩什么花样，就那么简单——因为他确实想了解这些情况。拿来了树条，给斯梅卡洛夫端来了椅子。他有一根长长的烟袋杆。囚犯开始求饶……“不行，老弟，躺下吧，没什么好说的……”斯梅卡洛夫说；囚犯叹了口气，躺下了。“哎，亲爱的，那首诗你会背吗？”——“会呀，阁下，我是受过洗的，自幼就学着背了。”——“那你就背吧。”囚犯早就知道要背什么了，知道背诵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个小花招以前与其他囚犯已经重复地玩了三十次。斯梅卡洛夫自己也知道，囚犯是了解这一点的；他知道，甚至那些高举树条站在躺着的犯人身边的士兵们也早已耳熟能详了，但他还是要玩这个小花招，——他是那么始终如一地喜欢它，也许恰恰是出于一种文学家的虚荣心，因为这是他的创作。囚犯开始背诵，士兵们手举树条等候着，而斯梅卡洛夫甚至身子微微前倾，举起一只手，烟袋也不抽了，就等那个无人不知的词儿。囚犯在那首诗的第一行之后，终于读到了那个词：“在天堂”。就等着它呢。“停！”激动的中尉大叫，眨眼间他就以充满激情的手势，对高举树条的士兵大喝一声：“你还不快上！”

于是他纵声大笑。站在周围的士兵也微露笑容：抽人的人在微笑，甚至被抽的人几乎也在笑，尽管随着“还不快上”的一声令下，那根树条已经在空中呼啸，一会儿就会像剃刀一样痛楚地抽打在他的身上。斯梅卡洛夫也很高兴，他高兴的是，他想出的办法是多么好啊——而且这是他本人的创作：“在天堂”和“快上”——又及时又押韵。于是斯梅卡洛夫十分得意地离去，而且挨打的人也对自己和斯梅卡洛夫几乎怀着满意的心情离开了，瞧，半小时后他已经在监狱里，像现在这样，第三十一次讲述着这个故事，把在此之前已经重复了三十遍的花招又复述了一遍。“总之，他是实心实意的大好人！就爱逗笑！”

对这位极善良的中尉的回忆，有时甚至有点儿马尼洛夫[3]的习气。

“弟兄们，有时你从这里走过，”一个囚犯满面笑容地回忆道，“你走过时，只见他已经穿着睡衣坐在窗下喝茶、抽着长烟袋。你摘下了帽子。‘你这是去哪里呀，阿克谢诺夫？’”

“‘去干活呀，米哈伊尔·瓦西里伊奇，还要先到车间去呢。’他就笑笑……真是大好人！一句话，好人哪！”

“这样的人难得啊！”听众中有人加了一句。

[1] 原文为拉丁文。

[2] 原文为拉丁文。

[3] 马尼洛夫，果戈理《死农奴》中的人物。

第三章 续[1]

我现在之所以谈起惩罚，同样也谈到了完成这种引人注目的职责的形形色色的执行官们，其实是因为我在住进军医院以后，对这一切才有了最初的直观的了解。在此之前我的了解仅限于耳闻。我们的两个病房集中了所有受到士兵列队棒责的受审人，他们来自遍布城市和市郊的各军营、囚室以及各部队。在这初期，我还十分贪婪地注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有这些奇怪的制度、所有这些已经和将要受到惩罚的人自然会使我产生极其强烈的印象。我激动，惶惑，大为震惊。记得，我当时就突然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究这些新现象的一切细节，倾听其他囚犯关于这个话题的谈话和讲述，主动向他们提出问题，力求得到解答。此外，我迫切地希望了解各种判决及其执行、执行过程中的一切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努力想象去受刑的人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在面临惩罚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冷静，甚至那些已经屡次挨打而且打得很重的人也不例外。这时犯人总是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但纯粹是生理上的恐惧，一种压倒一切精神特点的不由自主和不可遏止的恐惧。后来在蹲监狱的这几年里，我始终会不由自主地注视着这样一些受审人，他们在受到一半惩罚后住进医院，治愈背伤就出院了，第二天再去按核准的棒数忍受另一半惩罚。将惩罚分为两次执行是由身在现场的医生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决的棒数太多，囚犯一次难以承受，便将这个数目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要看在惩罚现场的医师怎么说：受刑者可否继续通过队列，换句话说，继续受刑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五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棒的惩罚通常是一次执行完毕；但要是判决两千、三千棒，那就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执行。那些在执行前一半之后医好背伤的人，便出院去承受后一半的惩罚，在出院的当天和前夜往往面色阴沉，愁眉苦脸，沉默寡言。他们会显出某种程度的迟钝、一种反常的心神不定。这样的人不愿与人交谈，多半是默然不语；最奇怪的是，囚犯们也从不主动与这样的人谈话，不想涉及他面临的遭遇。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去安慰他；甚至总是尽可能少去注意他。当然，对受审人来说，这样更好些。也有例外，比如我曾讲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在挨过前一半棒刑后，使他非常恼怒的，就是他的背伤竟久久不愈，使他不能尽快出院，早些受完余下的棒刑，与一批囚犯一起出发，前往给他指定的流放地，可以在半路上趁机逃跑。这个目的使他念念不忘，天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具有热情洋溢和富于生命力的气质。他很满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尽管他也在压抑自己的感受。情况是这样的，早在受到前一半惩罚之前，他就在想，他们决不会让他活着走出棒下，必死无疑。早在关押受审期间，他已经听到关于长官的种种手段的传言；那时他就有了死的准备。但是在挨过前一半惩罚后，他振作起来了。他回到医院时已被打得半死；我还从未见过那样可怕的伤口；但是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希望能活下来，因为传言不实，他这不是活着离开了刑场吗，于是眼下，在长期关押受审之后，他已经开始梦想旅途、逃亡、自由、田野和森林了……从军医院出去的两天之后他死于那同一座军医院，死于原来的病床上，因为他未能熬过后一半的惩罚。不过这件事我曾提到过。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度过心情沉重的日日夜夜的囚犯，却能刚强地经受住惩罚，连最怯懦的人也不例外。在他们回牢房的当夜，我甚至整夜都很少听到呻吟声，即使是那些受刑非常重的人也往往如此；总之，民众是能忍受剧痛的。关于疼痛我曾详细地询问过。我有时想明确地了解，这种疼痛有多么厉害，究竟能不能打个比方？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寻根究底。只记得一点，绝非出于无聊的好奇。再说一遍，我感到激动和震惊。但不管我问谁，也得不到令我满意的答复。是灼痛，火烧火燎似的，——这就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一切，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唯一的回答。灼痛，如此而已。在这初期，我与M更接近以后，也问过他。“疼哪，”他回答道，“很疼；感觉是——火烧似的灼痛；就像脊背在烈火中烤着。”总之是众口一词。不过，记得就在那时，我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又不敢说一定正确；然而囚犯们自己的一致认定却是强有力的佐证：倘若用树条进行大量的抽打，那就是我国现行刑罚中最严酷的一种。乍一看，这似乎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可是用树条抽打五百下，甚至四百下，就足以致命；而超过五百下犯人几乎是必死无疑。要是一次抽打一千下，那么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经受不住。与此同时，可以承受五百棒而丝毫不会危及生命。可以忍受一千棒而不必为生命担忧，即使受刑者并不是很强壮的人。甚至两千棒也不可能打死一个健康的中等体力的人。囚犯们都说，树条比木棒更厉害。“树条更钻心地痛，”他们说，“更难受。”当然，树条比木棒更难熬。树条的刺激性更剧烈，更强烈地作用于神经，使神经过度紧张，受到超越极限的震撼。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但在不久的过去有这样一些绅士，抽自己的牺牲品一顿鞭子，会给他们带来某种与德·萨德侯爵[2]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3]相似的感觉。我想，这样的感觉足以使这些绅士为之屏息凝神，甜蜜的快感和痛楚兼而有之。有些人就像嗜血的猛虎。人一旦尝试了对他人——而这个人与他是同样的人，也是上帝的造物，按基督的教义人和人是兄弟——的肉体、鲜血和精神的这种权力、这种全权的主宰；人尝试了以极具侮辱性的形式凌辱另一个同样具有上帝形象的生物的权力和无限可能性，那么他就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支配自己情感的能力。施暴是一种习惯；它天然地能发展，终于会发展成一种病态。我坚信，最优秀的人也可能由于习惯而粗野、愚钝到兽类的水平。鲜血和权力使人陶醉：粗野和腐化会得到发展，极其反常的现象也渐渐地为理智和感情所接受，乃至甘之如饴。暴君心中的人性、公民性彻底毁灭，对他来说，回归人的尊严，回归忏悔和新生几乎已无可能。此外，比如说，这种专横有可能感染整个社会，因为权力是有诱惑力的。社会冷漠地看待这种现象，说明它已经彻底地被感染了。总之，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施加肉体惩罚，这是社会的弊端之一，是消灭公民意识在社会中的任何萌芽、任何尝试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也是社会必然地、不可抗拒地日益腐化的充分理由。

社会是鄙弃刑吏的，但并不鄙弃那些身为绅士的刑吏。只是不久前才出现了相反的意见，不过还只是书本上的空谈。甚至那些发表了这种意见的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扑灭了自己内心对专制的渴望。甚至任何一个工厂主，任何一个企业主都一定会感到一种令人兴奋的快感，因为有时他的工作人员及其全家都完全听命于他。这是肯定的；一代人不是很快就能摆脱他内心所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不是很快就能抛弃已融入他的血液，可以说是与母乳一起遗传给他的东西。这样快的转变是不可能有的。对错误和世代相传的罪孽有认识还不够，很不够；必须彻底摈弃它。而这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

我讲到了刑吏。刑吏的特性几乎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身上。但人的兽性的发展并不相同。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中压倒他其余的所有特性，那么这个人当然就会变得可怕而丑恶。刑吏有两种：一种是自主的，一种是不由自主的，是职务上的。自主的刑吏，当然，在各方面都比不自主的刑吏更卑劣，然而人们是那么鄙弃后者，鄙弃得感到恐怖，感到厌恶，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几乎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恐惧。对一种刑吏的近乎迷信的恐惧，而对另一种刑吏却那么心平气和，几乎抱着赞许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事例是极为奇怪的：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很善良，甚至很正直，甚至在社会上很受敬重，然而他们，举例来说，却不能平静地容忍挨树条抽打的犯人不哭叫、不祈祷、不求饶。受惩罚的人一定要哭叫，要哀求饶恕。这是常规；认为这样才是又得体又必要的，要是哪一次犯人不愿叫喊，执行官就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冒犯，而我是认识这位执行官的，他在其他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他本来想从轻处罚，可是他没有听到通常会说的“阁下，亲爹，饶恕我吧，让我永远祈求上帝保佑你”等等，于是他大发雷霆，用树条多抽了五十下，要让他哭叫求饶，——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不该这样，先生，这是暴行。”他很严肃地这样回答我的责问。至于不由自主的、职务上的真正的刑吏，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判处流放的囚犯，被留下来充当刑吏；他先要向其他刑吏学习，学会以后便一辈子留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甚至拥有自己的财物，不过差不多总是处于押送兵的监视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死的机器；刑吏打人尽管是在履行职务，但有时也会陷入狂热，不过尽管他打人不无快感，然而几乎从来不是出于私仇。抽打的灵巧、对本行的精通、想在自己的伙伴和公众面前表现一番的欲望会激起他的自尊感。他关心的是技巧。此外，他很清楚，他受到普遍的鄙视，迷信的恐惧到处追随着他，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不会加剧他的狂暴和兽性倾向。甚至孩子也知道，这种人是“不认爹娘”的。奇怪的是，无论我见到过多少刑吏，他们都是很有见识的人，有见解、有头脑，而且有非同寻常的自尊心甚至自豪感。他们的这种自豪感是不是对他们所受到的普遍的蔑视的一种逆反呢；是不是由于意识到他们在受刑者心中所引起的恐惧，因而感到对他拥有主宰地位而加剧了这种自豪感呢，——我不知道。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断头台，也许，甚至这种场合的隆重和戏剧性本身就会助长他们的某种程度的傲慢吧。记得，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时常能遇见一个刑吏，并在近处观察他。他中等身材，干瘦而结实，年约四十，有一副惹人喜欢而聪明的容貌和一头鬈发。他总是非常高傲、文静；表面上保持着绅士的派头。答话时总是简短、慎重，甚至很亲切，不过那是一种高傲的亲切，他在我面前仿佛有什么理由可以妄自尊大似的。警卫队的军官们时常当着我的面与他谈话，说实在的，对他似乎还怀有某种敬意。这一点他意识到了，于是在长官面前特意加倍地表现出礼貌、冷淡和自尊。长官与他谈话越是亲切，他自己就越是显得执拗，但决不越出谦恭有礼的界限，不过我深信，这时他认为自己比与他谈话的那位长官高明得无可比拟。这在他的脸色上表现得很清楚。在炎热的夏天，有时派他在押解下拿一根细长的木棍到城里去打狗。在这座小城里，无主的野狗非常多，而且繁殖很快。在学校放假期间那些狗是会伤人的，根据长官的命令，刑吏被派去消灭野狗。但如此卑微的工作也丝毫没有使他感到自卑。真该看看，他是多么神气地在一名疲乏的押送兵的押解下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单凭他的那副样子就使妇女儿童感到害怕，他是那样镇静甚至傲然地睨视着所有相遇的人们。不过，刑吏们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他们有钱，吃得很好，还有酒喝。钱是他们受贿得来的。要依法惩处的民事被告，总会预先拿点什么去孝敬刑吏，哪怕是罄其所有。对那些富裕的民事被告，他们就主动索贿，规定与其财力大约相称的数额，会索要三十卢布，有时甚至要得更多。对非常富有的人甚至会狠狠地讲价钱。当然，刑吏动刑时下手不能太轻：他是要拿自己的脊背对此负责的。然而他为了一定的贿赂，答应受刑者不会打得太重。他的要求几乎总是能得到满足，否则他确实会野蛮地痛下毒手，而这是完全在他的权限之内的。有时他甚至向非常贫困的民事被告索要高额贿赂，亲友们奔走、还价、求情，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是要倒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他们心里激起的迷信的恐惧帮了他的大忙。关于刑吏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没有啊！不过，囚犯们硬是亲口对我说，刑吏一下子就能把人打死。可是，首先，有谁试验过呢？然而这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人们讲得十分肯定。一个刑吏亲口向我保证，他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又说，他可以抡起胳膊对准犯人的后背打下去，而打过以后，连一条极小的鞭痕也不会鼓起来，而且犯人一点也不觉得疼痛。不过，关于所有这些戏法和手段已经有太多的故事而广为人知。可是刑吏即使为减轻处罚而受贿，第一下打击他还是会抡起胳膊使出全力。这在他们之间甚至成了一种常规。他会减轻随后的打击力度，尤其是在他已经受贿的情况下。然而这第一下，不论受贿与否，他是要使出全力的。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是要一开始就使受刑者能适应随后的打击，考虑到在经受最初的痛击之后，较轻的打击就不是那么难挨了，或不过是想在受刑者面前炫耀一下，使他感到害怕，这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明白是在跟谁打交道，总之是要显摆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刑吏在开始动刑前总是感到自己处于亢奋状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主宰；这时他是一个演员，公众对他感到惊讶和恐惧，当然，他在打第一下之前会不无快感地对自己的牺牲品吼道：“忍住，我动手啦！”——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祥的口头语。很难想象，人的天性会扭曲到何种地步。

在这住院的初期，我听够了囚犯们的这类故事。我们都觉得躺着太无聊。一日复一日都那么相似！上午医生的巡诊还能让我们得到暂时的排遣，然后很快就吃午饭了。不言而喻，在如此单调乏味的日子里，吃饭自然是一大乐事。按卧病者的病情分配的份饭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到的只是一份放些谷粒的稀汤；另一些人只有一份薄粥，还有一些人只有一份麦糁饭，这是许多人都很爱吃的。囚犯们久卧病榻变得娇气了，喜欢吃些可口的东西。渐渐康复和几乎痊愈的病人能得到一块煮熟的牛肉，或者如我们所说的“一头牛”。最好的份饭是坏血病的病号饭，——一份加洋葱、洋姜等等的牛肉，偶尔还有一杯伏特加。面包也要看病情而定，是黑面包或烤得挺不错的半白的面包。份饭的这种官样文章的繁琐的规定只能惹病员们笑话。当然，有的疾病的患者自己就什么也不要吃。然而那些有食欲的病人只吃他们想吃的东西。有些人互相交换份饭，于是适合一种疾病的份饭便转到了另一种病的患者手里。有些卧床不起的病员的份饭很差，就购买牛肉或坏血病病人的份饭，喝克瓦斯和军医院的酒，都是向那些按规定有克瓦斯和酒的病人买来的。有些人甚至能吃掉两份饭。这些份饭是有人为了钱出售或转售的。一份牛肉的要价相当高；值五戈比纸币。要是在我们的病房买不到，就派看守到其他的囚犯病房去，如果还是买不到——那就去士兵病房，即我们所谓的“自由”病房。总是能找到愿意卖的人。这些人只剩下了面包，却弄到了钱。当然，贫穷是普遍现象，可是有点小钱的人甚至会派人上市场去买面包圈，甚至买甜点等等。我们的看守们受托办这些事是完全无私的。午饭后是最无聊的时候；有的人无事可做在睡大觉，有的人在闲聊，有的人在吵架，有的人在大声讲故事。要是没有新病员被带进来，那就更无聊了。新病员的到来几乎总是能引起某种印象，尤其是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人们打量他，竭力打听他是什么人，情况怎样，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什么案子。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易地关押的囚犯；这些人总是能讲些新鲜事儿，不过不会涉及自己的隐私。这方面要是他们自己不说，是没有人会问的，而是问：您从哪里来？同行的有哪些人？路上怎样？他们要去哪里？如此等等。有些人听到新的故事，似乎立刻就会联想到自己的某些往事，比如：各次不同的流放、不同的伙伴、不同的执行官、各批次不同的长官。受到列队惩罚的人也是在这傍晚的时候来。他们总能激起相当强烈的印象，这一点我已经提到过；可是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犯人来啊，要是没有他们来，我们这里就会无精打采，仿佛所有这些面面相觑的脸都看得厌烦透了，甚至会寻衅闹事。大家甚至很高兴能看到被送来进行体检的疯子。一些刑事被告为了逃避惩罚偶尔会装疯卖傻。有些人很快就被揭穿了，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决定改变策略，于是他胡闹两三天后，突然无缘无故地变得理智了，他安静下来，面色阴沉地请求出院。无论囚犯还是医生都并不责备他，也不会提及他不久前的那些花招来羞辱他；默默地让他出院，默默地把他送走，两三天后他受过惩罚又回到我们这里。不过，一般地说，这样的事件并不多。可是那些送来进行体检的真正的疯子，却真正是上帝对整个病房的严惩。有些疯子快乐、活泼、大叫大嚷、又跳又唱，囚犯们起初差不多是乐不可支地欢迎他们。“这可真逗啊！”他们看着刚刚被带进来的某个疯疯癫癫的犯人这样说道。可我看到这些不幸的人们，心情十分沉重。我永远不能漠然无动于衷地看着那些疯子。

不过，被带进来并引起哄笑的疯子，他那无休止的忸怩作态和使人不得安宁的反常举止很快就让所有的人都厌烦透了，在一两天里就使我们彻底失去了耐心。有一个疯子在我们这里大约关押了三个星期，简直叫人不得不逃出病房。命运弄人，这时又带来了一个疯子。这个人给我留下了很特别的印象。这发生在我服苦役的第三年。在我入狱的第一年，或者不如说在最初的几个月，那是在春天，我和一批人到两俄里外的砖厂去做工，同去的有几个砌炉匠和一名搬运工。必须把几个炉子修好，为以后夏天烧砖作准备。这天早晨在厂里米—茨基和Б介绍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监工，奥斯特罗日斯基士官。他是波兰人，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瘦高个儿，相貌文雅甚至端庄。他很早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在一八三○年作为部队的一名士兵来到这里，却受到米—茨基和Б的爱戴和尊敬。他经常阅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与他交谈，他的谈话是那么亲切，他的叙述是那么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看上去是那么和善而正直。从那时起，我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了，只听说他由于一桩案子在接受调查，突然他作为一个疯子被带进了我们的病房。他进来时刺耳地尖叫，纵声狂笑，开始用最不雅、最俗气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舞来。囚犯们乐不可支，可我是那么满怀忧伤……三天过后，我们全都对他无可奈何了。他吵架、斗殴、尖叫、唱歌，甚至是在夜里，时不时做出一些极丑恶的举动，简直令人作呕。他谁也不怕。给他穿上了疯子的拘束衣，可是我们却因此而更加倒霉，尽管不穿这件拘束衣他会挑起争吵，几乎要跟所有的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有时整个病房众口一词地请求主任医师把我们的这个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过了两天，那里又恳求把他调到我们这里来。由于我们一下子有了两个焦躁不安、寻衅胡闹的疯子，两个病房只好轮流交换疯子。可是这两个人都疯得更厉害了。终于有一天他们被带走了，离开了我们，大家才长舒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另一个奇怪的疯子。夏季的一天带来了一名刑事被告，身体健壮，看上去很笨拙，大约四十五岁，有一张丑陋的麻脸、一双浮肿发红的小眼睛，样子非常阴沉而忧郁。他的床位与我并列。他实际上却是很温和的人，和谁也不说话，若有所思地坐着。天色暗了，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没有任何不相干的开场白就直接对我说起话来，神色之间仿佛要告诉我一个极大的秘密，对我讲起他的故事，说他日内要挨二千棒，不过现在不会了，因为上校Г的女儿在为他奔走求情。我困惑地看着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上校的女儿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疑到什么，他完全不是作为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病人被带进来的。我问他有什么病？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送到这里来，他是完全健康的，而且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两个星期前她曾路过禁闭室，而他恰好从有栅栏的小窗子朝外面看了一眼。她一见到他便爱上了他。从那时起，她已经利用各种借口到禁闭室来了两三次；第一次她和父亲一起来看她的哥哥，他是军官，当时在他们那里执行警卫任务；第二次是和妈妈来分发施舍品，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小声对他说，她爱他，一定会搭救他。很奇怪，他是那样细致入微地对我讲了这个荒诞的故事，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他那可怜的病态的脑袋的臆造。他对自己能免除处罚深信不疑。讲起这位小姐对他的恋情是安详而肯定的，且不说这个故事荒诞无稽，听到一个恋爱中的少女这样浪漫的故事，竟出自沮丧、悲伤、相貌畸形的年近五十的人之口，也觉得荒唐至极。奇怪，对惩罚的恐惧竟然对这个怯懦的心灵造成这样的影响。也许他真的从小窗口看见了谁，于是恐惧在他身上所酝酿着的随时都在加剧的疯癫便猛然找到了自己发泄的形式。这个不幸的士兵，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想到小姐，却突然臆造了长长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了这根稻草。我默然无语地听了，对其他囚犯谈起了他。可是当别人好奇地打听的时候，他却腼腆地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对他的病情询问了好久，他说什么病也没有，经检查也确实没病，就让他出院了。可是他病历上写的是“康复”，这一点我们是在医生们离开病房后才知道的，要把真相告诉他们，为时已晚。何况我们自己当时也还猜不透，主要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完全是管理人员的错，他们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却没有说明送他来的原因。这是疏忽所致。也许，甚至决定送他来的那些人也不过是猜疑而已，根本不相信他有疯病，是根据含混不清的传言采取行动，把他送来检查。不管怎样，两天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出去受刑了。看来这使他感到意外而大吃一惊，他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会受刑，因而被带进士兵队列时竟大喊“救命”，这一次军医院没有把他放在我们的病房，因为没有床位了，而是放在另一间病房。不过我打听过他的情况，知道他在整整八天里没有和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他惶恐不安，非常伤心……他的背伤愈合后，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至少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医药，就我所知，轻病患者向来是不遵医嘱，也不按时服药的，但重病患者以及一般确实有病的人很愿意接受治疗，按时服用自己的药水和药粉；不过他们最喜欢的是外科疗法。我国普通百姓所非常喜欢和相信的拔火罐、贴水蛭、热敷和放血，我们这里的人都愿意甚至很高兴接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使我很感兴趣。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能顽强地忍受木棒和树条所引起的剧痛，而拔火罐时却往往会埋怨、忸怩甚至呻吟。他们这是太娇气，或干脆就是矫情呢，——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诚然，我们用的是一种特别的火罐。有一种小型机器，可以在瞬间划开皮肤，医士不知何年何月早就把它弄丢了或搞坏了，也可能是它自己坏了，以致他不得不用柳叶刀在躯体上划出必要的切口。每个火罐大约需要十二个切口。用机器是不痛的。十二把小刀在眨眼间突然一下子划开切口，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不过用柳叶刀就是另一回事了。相对而言，用柳叶刀切割皮肤的速度是很慢的；会感到疼痛；举例来说，假如要用十个火罐，那就必须做出一百二十个这样的切口，全都加在一起，当然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我曾亲身经历过，可是尽管又痛又懊丧，却不至于无法忍受而呻吟。有时眼看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那样浑身抽搐、哭哭啼啼，简直觉得好笑。一般说来，这就好比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严肃的工作中很坚强，甚至泰然自若，而在家里却因为无事可做而心情苦闷，使小性子，端来饭菜他不吃，骂骂咧咧，污言秽语；一切都不如他的意，人人都惹他生气，人人都对他出言不逊，人人都在折磨他，——总之是他吃饱了撑的，有时人们就是这样讲那些老爷的，不过这样的人在普通百姓中也有；而在我们监狱里，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这种人甚至屡见不鲜。有时病房里的伙伴们已经在戏弄一个娇里娇气的人了，有的人干脆把他臭骂了一顿；于是他沉默了，仿佛他真的就等着别人骂他，叫他闭嘴呢。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从来不肯放过同这个娇气的人吵嘴的机会。一般地说，他是不肯放过与别人斗嘴打架的机会的。这是他的爱好和需要，当然，这是因为有病，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头脑愚钝。起先他往往是严肃而专注地看着，然后就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训人。他什么闲事都要管；就像他是被派来维护秩序或道德风尚似的。

“对什么都要插一脚，”囚犯们会笑着这样说，不过大家对他是宽容的，避免与他发生争吵，只是有时这样笑笑而已。

“他的话可真多！三大车也装不下。”

“说的都是些什么呀？人所皆知，在傻瓜面前不必摘帽。他干吗看到柳叶刀就大喊大叫？爱蜂蜜就别怕刺，得忍着点。”

“这与你何干？”

“不，弟兄们，”我们的一个囚犯插话道，“火罐子没啥，那滋味我尝过。老是揪着你的耳朵，那才叫疼呢。”

大家全都笑了起来。

“你难道被人揪过？”

“你没想到吧？当然揪过。”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的耳朵这么挓挲着呢。”

这个囚犯名叫沙普金，真的有一双很长的向两旁挓挲着的耳朵。他是流浪汉，还很年轻，是个能干而文静的小伙子，讲话总是带有一种沉郁的冷幽默，为他的讲述增添了许多滑稽意味。

“我为什么会以为你被人揪过耳朵呢？我又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你这个头脑迟钝的家伙。”乌斯季扬采夫又掺和进来，恼怒地对沙普金说道，其实沙普金的话根本不是针对他，而是对大家说的，不过沙普金甚至瞟也不瞟他一眼。

“是谁揪了你耳朵？”有人问。

“谁？当然是县警察局长喽。弟兄们，这是因为我在流浪。那时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就两个人，我和另一个，他也是流浪汉，名叫叶菲姆，连姓也没有。半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庄户人家发了一笔小财。有这样的一个乡村，叫托尔明村。嘿，我们一进村就四下张望：但愿在这里也能狠狠地捞一笔，然后就逃之夭夭。在田野四通八达，在城里处境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好，我们首先走进一家小酒店。向周围打量了一下。有一个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是那么穷困潦倒，胳膊肘露在外面，穿着德国式的衣服。我们聊了起来。”

“‘你们怎么样，’他说，‘请问，有证件[4]吗？’

“‘不，’我们说，‘没有证件。’

“‘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我这里还有两个好朋友，’他说，‘也是在库库什金将军家[5]服役，’他说，‘所以我斗胆提出请求，我们刚才稍微喝了点儿酒，暂时还没有搞到钱。赏我们半俄升酒喝吧。’

“‘非常乐意。’我们说。于是都把酒干了。这时他们向我们提出要合伙干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我们一起干。有一栋房子就在城边，那里住着一个有钱的小市民，东西真多啊，我们决定夜里就去踩点。可我们在有钱的小市民家里，一共五个人当夜就全部落网。我们被带到区警察局，然后又被带到县警察局长本人那里。他说：我要亲自审问他们。他含着烟斗出来了，有人给他端着一杯茶跟在后面，他身材魁梧，蓄着络腮胡子。他坐了下来。这时除了我们之外又带来了三个人，也都是流浪汉。这是多么可笑的人哪，弟兄们，我说的是那个流浪汉：嗨，他什么都记不得了，随你怎么说，他的脑袋就是不好使，全都忘记了，什么都不知道。县警察局长便直接来问我：‘你是什么人？’他的声音像野兽的咆哮，仿佛从大圆桶里发出来似的。嘿，当然啦，我说的和大伙儿说的都一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全都忘记了。’

“‘你等着，’他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我认识你的这副嘴脸，’他说，眼睛直瞪着我。而我从来就不曾见到过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撒腿就跑，大人。’

“‘你的名字叫撒腿就跑？’

“‘这就是我的名字，大人。’

“‘嘿，好吧，你是撒腿就跑，你呢？’这自然是在问第三个人了。

“‘而我跟着他，大人。’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么叫呀：而我跟着他，大人。’

“‘混蛋，是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是一些好人起的，大人。当然啦，世上是有好人的，大人。’

“‘这些好人都是谁呀？’

“‘我想不大起来了，大人，您大人大量，就饶了我吧。’

“‘你把他们全都忘了？’

“‘全都忘了，大人。’

“‘你也是有父母的喽？……他们你总还记得吧？’

“‘应该说是有过的，大人，不过也想不大起来了：也许是有过的，大人。’

“‘你以前住在哪里？’

“‘住在树林里，大人。’

“‘总是在树林里？’

“‘总是在树林里。’

“‘那冬天呢？’

“‘没见过冬天，大人。’

“‘喂，你呢，你叫什么？’

“‘斧头，大人。’

“‘你呢？’

“‘快磨别偷懒，大人。’

“‘你呢？’

“‘还要磨一磨，大人。’

“‘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大人。’

“他站着，在笑，他们看着他，也在冷冷地笑。嘿，有时他会对准你的门牙挥拳一击，算你倒霉。而那种人都那么魁梧、健壮。”

“‘把他们都送进监狱，’他说，‘我以后再找他们’；‘喂，你留下来，’他这是在对我说话。‘过来，坐下！’我一看：有桌子，桌子上有纸有笔。我想：‘他这是要干啥呢？’‘你在椅子上坐下，’他说，‘拿起笔来，写！’而他自己却一把抓住我的耳朵，就那么揪着，我胆怯地看着他，就像鬼看着教皇。‘大人，我说，我不会写呀。’‘写！’他说。”

“‘行行好吧，大人。’‘写，会怎么写就怎么写！’而他自己却老是揪着我的耳朵，老是揪着，还那么使劲地一拧！哎，弟兄们，我要说，他拿树条狠狠地抽我三百下还好受些呢，疼得我眼里直冒金星。‘写！’他只有这句话！”

“他怎么了，犯傻了不是？”

“不，不是犯傻。T城的一名文书不久前犯事了：他偷了一笔公款，随即携款潜逃，他也长着一对招风耳。嘿，案情通知了各地。而我的特征看来与他相似，于是他就试验我：看我会不会写字，字迹如何？”

“是这么回事啊，小伙子！疼吗？”

“我说了嘛，好疼呢。”

响起了哄堂大笑。

“那你写了吗？”

“有什么可写的？我拿起笔来就画，在纸上画来画去，他只好作罢。嗨，当然啦，他顺手给了我十来下耳光，这才放了我，就是说，把我也送进了监狱。”

“难道你会写字？”

“从前会写，自从使用鹅毛笔以后，我就不会写字了……”

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讲故事，或者不如说在这种闲聊中度过我们寂寞的时光。天哪，那是多么寂寞啊！漫长、烦闷的日子，日复一日都一模一样。哪怕有本书也好啊！实际上，尤其是在初期，我时常上军医院，有时是看病，有时干脆就是去躺一躺；可以离开监狱。在那里很痛苦，比在这里更痛苦，是在精神上更痛苦。对我们这些贵族的恶意、敌视、谩骂、忌妒、无休止的挑剔，那些充满恶意和威胁的脸色！在军医院里大家比较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一天里最忧伤的时候是在傍晚的烛光下和入夜时分。早早就安排就寝了。远处，在门边，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闪着一个亮点，而我们这一头隐在半暗之中。空气变得恶浊而憋闷。有的人无法入睡，起身在床上坐上一个半小时，垂下戴着睡帽的头，若有所思。你会整个小时地看着他，竭力揣测他在想些什么，这样好歹也能消磨时间。要不，你会开始幻想，回忆往事，在想象中描绘壮阔而光明的画卷；你回忆起这样一些细节，是别的时候想不起来的，而且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感触。要不，你会猜想未来：怎样走出监狱？到何处去？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今生还能不能回归故里？你想啊想，于是心里萌生了渺茫的希望……要不，你干脆开始默念数字：一、二、三……想在默念中入睡。我有时数到三千也睡不着。听，有人在翻身。乌斯季扬采夫在咳嗽，是肺病患者的奄奄一息的咳嗽，然后是虚弱的呻吟，每一回都唠叨着：“上帝，我有罪孽呀！”在一片寂静中听到这病态、沙哑而酸楚的声音是很怪异的。而这时在某个角落，也有些人未曾入睡，躺在各自的床上闲谈。一个人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讲到遥远的过去，讲到流浪生涯，讲到妻儿和往日的风习。单凭这远处的低语声，你就会感到，他所讲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自己，这个讲故事的人，——已是孑然一身。只听到轻微而单调的低语声，仿佛远方的流水潺潺……记得，我曾在漫长的冬夜听到一个故事。我立刻觉得，这是热病中的一个梦，仿佛我患疟疾躺在床上，在发烧和谵妄中梦见了这一切……

[1] 我在这里关于惩罚和处决所写的一切都发生在我的那个时期。我听说，这一切现在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作者注）

[2] 德·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色情作家。

[3] 指法国侯爵小姐勃琳维莉，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她毒死父亲、两个同胞弟兄和几位亲属，以便继承他们的遗产，于1876年被处死。

[4] 指身份证。

[5] 意为在有布谷鸟啼叫的树林里。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是流浪汉。——作者注

作者把布谷鸟кукушка（发音为库库什卡）称为库库什金将军。

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故事）

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我已经入睡，却突然醒了。远处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朦胧地照着病房……几乎所有的人都睡了。甚至乌斯季扬采夫也睡了，寂静中听得出他在费劲地打鼾，而且每次呼吸都会发出喉咙里有痰的呼哧声。在远处的走廊里突然响起了哨兵来换岗的沉重的脚步声。枪托砰的一声碰在地板上。病房的门开了；一名上等兵小心地走着，清点病员的人数。片刻后，病房上了锁。换上了新的岗哨，一名哨兵走远了，于是恢复了原先的寂静。这时我才发觉，在我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没睡，似乎在小声交谈。病房里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并肩而卧的两个人整天整月地不说一句话，却在深夜的某个激起谈兴的时刻突然畅所欲言，一个开始向另一个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往事。

看来他们早就在谈话了。开头的部分我未能听到，现在也并不是都能听明白；但渐渐地适应以后，也就全都听得懂了。我睡不着觉：不听又能怎样呢？……一个在热情洋溢地讲，他半躺在床上，抬起头来，把脖子伸向同伴。看来情绪激昂而又兴奋；渴望畅谈一番。听者脸色阴沉，完全漠然地坐在自己的床上，伸直了双腿，偶尔含混地说两句，作为应答，或表示关切，不过更像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情流露，还时不时地从角状烟盒里取出一小撮鼻烟塞进自己的鼻孔。他是感化连的士兵切列文，年约五十，是一个忧郁的空谈家、冷漠的说教者和自负的笨蛋。讲故事的希什科夫还是年轻的小伙子，年近三十，是我们这里的民事犯，在成衣厂劳动。我至今很少注意到他；此后在我的监狱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怎么，他也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一个轻浮而脾气古怪的人。有时默不作声，神情抑郁，举止乖戾，几个星期不说话。有时又突然卷入某种纠纷，开始造谣生事，为琐事而焦躁不安，穿梭于牢房之间，散布流言蜚语，喋喋不休，难以自制。挨了一顿揍，他就又不作声了。小伙子胆小、软弱。大家都对他抱着蔑视的态度。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一双眼睛显得局促不安，有时又呆呆地若有所思。他偶尔有所陈述，开始时语气热烈，情绪激动，甚至挥舞着双手——却突然中断或岔开话题，醉心于一些新的细节，而忘记了开头说什么来着。他时常骂人，骂起人来，往往会指责别人的不是，说他对不起自己，讲得很动感情，几乎要流下泪来……巴拉莱卡琴他弹得不错，也喜欢弹，节日里甚至会跳起舞来，而且跳得很好，要是有人硬是要他跳的话……要他做什么事是很容易的……他并不是那么顺从，而是喜欢逢迎大伙儿，满足大伙儿的愿望。

我很久猜不透他在讲什么。我起初还觉得，他老是离题，前言不搭后语。也许他也发觉，切列文对他的故事几乎漠不关心，可是，看来他故意要自己相信，那个听者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倘若他确信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他也许会感到非常痛心。

“……从前他来到集市，”他继续说道，“人人都向他脱帽鞠躬，总之——他是一位财主。”

“你说他有几个铺子？”

“是啊，有好几个铺子。我们这些小市民是很穷的。一贫如洗。女人们从河边走上陡峭的河岸，嚄，要拎水到那里去浇菜园子；累死累活，到秋天就端不出一碗菜汤来了。穷啊。嗯，他还有一大片开垦地，雇工耕种，家里雇用了三名长工，此外还有自家的养蜂场，出售蜂蜜，也出售牲畜，因而在我们那一带是很受尊敬的。他已是高龄老人，七十岁了，身子骨不灵便了，白发苍苍，高高的个子。不久前，他穿着狐皮大衣来到集市，大家对他都那么毕恭毕敬。可见，对他是有感情的。‘您好，老爷子，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你好。’他说。他是不怠慢任何人的。‘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你还好吧？’他问，‘我们的情况不妙啊。您怎么样，老爷子？’‘还行，罪过啊，也是在混日子呢。’‘祝您长寿，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老人家真是不怠慢任何人哪，说起话来——句句话都让人如坐春风。他博览群书，有文化，经常诵读经卷。他让老伴坐在自己的对面说：‘你听着，老婆，要用心领会！’于是开始讲解。他的老伴还并不老，是他的续弦，因为前妻没有留下孩子。后娶的这位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幼子瓦夏是在他六十岁时生的，阿库莉卡是他的长女，已经十八岁了。”

“她就是你的妻子？”

“你听我说嘛，起先是菲利卡·莫罗佐夫在这里造谣。菲利卡对安库季姆说，我们散伙吧；你把四百卢布银币全都还给我，难道我是帮你打工的吗？我不想同你做生意了，你的阿库莉卡嘛，他说，我也不想娶她为妻。我，他说，现在开始酗酒了。他说，我现在父母双亡，所以我要把钱喝光，然后就去当雇佣兵，十年后当上元帅再来见你们。安库季姆就把钱交还给他，彻底结清了账目，——因为当年他父亲曾与这位老人家合资做生意。他说：‘你这个人哪，不可救药了。’而他却回答说：‘哼，这还不一定呢，跟你这个白胡子老头在一起干，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他说，‘只想靠节俭攒点儿小钱，什么破烂都捡回来，——看能不能混一口饭吃。我才不稀罕呢。你只顾攒钱、攒钱，死后带到棺材里去。可我，’他又说，‘是有追求的人。反正不会娶你的阿库莉卡：我本来就已经跟她睡过了……’”

“‘什么，’安库季姆说，‘你竟敢污辱一位清白的父亲、清白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跟她睡过，你这条毒蛇，冷血动物？’他气得浑身发抖。这是菲利卡亲口说的。

“‘别说嫁给我了，’他说，‘我这么干，你们的阿库莉卡现在就嫁不出去了，谁也不会要她，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也不会要她了，因为她已经失身。我从秋天就和她同床共枕了。而现在我为了一百只大虾也不会同意娶她。你不妨马上就给我一百只大虾试试——我是不会同意的……’

“于是他开始酗酒，这个小光棍！而且酗酒时人声鼎沸，一片喧哗。他呼朋引类，挥金如土，在纵酒狂欢中三个月过去了，钱也花光了。‘我呀，’他有时说，‘钱用完了就卖房子，把什么都卖掉，然后要么去当雇佣兵，要么去四处流浪！’他往往从早到晚都醉醺醺的，驾着挂满小铃铛的双套马车招摇过市。姑娘们都非常喜欢他，为他着迷了。他的托尔班琴[1]弹得很好。”

“这就是说，在此之前他就和阿库莉卡有了关系？”

“别急，听我说下去。那时我的父亲也过世了，我的母亲会烤蜜饼，我们是为安库季姆干活，赖以维生。我们的生活很艰苦。嗯，在树林那边也有一小块开垦地，我们种一点粮食，可是父亲去世以后，一切都完了，我的老兄啊，因为我也开始酗酒了。我向母亲要钱，不给就打她……”

“这不好，怎能打母亲呢。真是罪孽。”

“我的老兄啊，我往往从早晨到夜晚都醉醺醺的。我家的房子还可以，行啦，尽管破旧，毕竟是自己的，可是这座木屋空荡荡的，在里面赶兔子都行。我们时常挨饿，有时整个星期都只能咀嚼破布。母亲时常对我破口大骂；我才不管呢！……老兄啊，我那时和菲利卡·莫罗佐夫寸步不离。从早到晚都和他在一起混。他说：‘你为我弹吉他，跳舞，而我躺着往你身上撒钱，因为我是最有钱的人了。’他什么坏事不干哪！就是不要偷来的东西，他说：‘我不是贼，而是一个正派的人。’‘走，’他说，‘咱们去把阿库莉卡家的大门涂上焦油[2]；因为我不愿让阿库莉卡嫁给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现在这对我比果汁淀粉糖浆更可贵。’他说。此前老人家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米基塔·格里戈里伊奇了。米基塔也是个老头子，鳏居，戴眼镜，是个商人。他听到关于阿库莉卡的流言蜚语，就变卦了，‘安库季姆·特罗菲梅奇，’他说，‘这会让我名誉扫地的，而且我年纪大了，也不想结婚了。’我们就在阿库莉卡家的大门上涂了焦油。她受到了鞭打的责罚，为了这件事她在家里时常挨鞭子……玛丽亚大喊大叫：‘我要弄死她！’老人家说：‘要是在往年，’我就当着尊敬的长老们的面，把她放在火堆上烧死，可如今，’他说，‘世风日下了。’邻居们有时只听阿库莉卡在号啕大哭，整条街都能听到：她从早到晚都会挨鞭子。菲利卡却在集市上大声叫嚷：‘阿库莉卡姑娘是我可爱的酒友。你是纯洁的女孩，一袭白色的衣衫，你说呀，你爱谁！我嘛，’他说，‘后来我曾拿假话欺骗他们，他们会记住的。’在那个时期，有一天我也遇见阿库莉卡在担水，于是高声说道：‘您好，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祝您健康，纯洁的女孩，要在哪里安家，就给个准信儿，是和谁在一起生活！’我就说了这些；她就神情紧张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双大大的眼睛啊，人却骨瘦如柴。她看了我一眼，她妈妈以为她在跟我调情，就朝着门口吼叫：‘你在跟谁闲磕牙呢，不要脸的东西！’——这一天她又挨鞭子了。有时，一顿鞭子能抽上整整一个钟头。‘我要打死她，’她说，‘因为我不认这个女儿了。’”

“这么说，她是个放荡的姑娘吧。”

“你听我说呀，大叔。有一天我们正在和菲利卡饮酒作乐，妈妈跑来找我，而我却躺着，她说：‘你这个下流东西，怎么躺着呢？真是个废物。’她这是在骂我。‘你娶亲吧，’她说，‘就娶阿库莉卡为妻。他们现在也乐意把她嫁给你了，还给你三百卢布现款。’可我对她说：‘要知道，她现在是臭名远扬啊。’‘你傻，’她说，‘结了婚什么都遮掩过去了；要是她在你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对你来说更好。我们有了他们的这笔钱也就能把婚礼办好；我已经和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谈过，她一口答应。’我说：‘把二十卢布放在桌子上，我才娶她。’你信吗，在举行婚礼之前，我一直醉得不省人事。这时菲利卡·莫罗佐夫还要威胁我：‘你要是做了阿库莉卡的丈夫，’他说，‘我就打断你的肋骨，而且只要我愿意，夜夜都来跟你的老婆睡觉。’我说：‘吹牛，你这个狗崽子！’嘿，他就在整条街上到处败坏我的名誉。我跑回家里说：‘我不想结婚了，除非他们马上再给我五十卢布！’”

“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吗？”

“我？为什么不愿呢？我们并非不清白的人家。我父亲最后是由于火灾才破产的，要不，我们的生活比他们还阔绰。安库季姆是说过：‘你们是穷光蛋。’我就反唇相讥：‘你们家的大门是涂过不少焦油的。’而他说：‘怎么，你要污辱我们？你说她不清白，要拿出证据来，别人的嘴是封不住的。上帝见证，你走吧，不娶她也行，’他说，‘不过你拿去的钱要还给我。’于是我和菲利卡商量好了，派米特里·贝科夫去告诉他：我现在要到处败坏他家的名声，而在举行婚礼之前，我的老兄啊，我竟醉得不省人事。只是到举行婚礼的时候才清醒过来。我们在婚礼后乘车回家，坐下后米特罗凡·斯捷潘内奇舅舅说：‘尽管名声不好，事情却办得很妥当。’安库季姆老头也喝醉了，坐在那里哭了起来，——眼泪顺着他的胡子往下流。我嘛，老兄，是这么干的：我在口袋里揣着一条鞭子，是在婚礼前就准备好的，我决定了，现在我可要尽情地耍弄一下阿库莉卡，让她知道，无耻骗婚是什么下场，也让别人都知道，我并不是糊里糊涂就结了婚的傻瓜……”

“瞧这事儿！这么说，是要让她今后能认识到……”

“不，大叔，你就别说了。在我们那一带，婚礼后立刻就把新人送入洞房，其他的人暂时还在喝酒。洞房里只剩下了我和阿库莉卡。她面色煞白地坐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是吓坏了。她的头发也完全白了，像亚麻一样。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老是默默地一声不吭，听不到她的声音，好像家里住着一个哑巴。她显得非常古怪。老兄啊，你能想得到吗：我是准备了鞭子的，而且就放在床边，而她，我的老兄啊，原来她在我面前竟然是毫无过错的。”

“什么！”

“她是毫无过错的；完全是清白人家的清白女孩。我的老兄啊，为什么她后来要遭受那么大的折磨？为什么菲利卡·莫罗佐夫要到处败坏她的名声呢？”

“是呀。”

“那时我立刻从床上下来跪在她面前，把双手交叠在胸前说：‘阿库琳娜·库季莫夫娜，亲爱的，你宽恕我这个傻瓜吧，我当初也认为你是那样的女人。你宽恕我这个下流东西吧！’而她坐在我面前的床上看着我，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笑着，却泪如雨下；又是哭又是笑……我当即出来对大家说：‘哼，现在我要是碰到菲利卡·莫罗佐夫，——他就别想再活在世上！’两位老人简直不知道该感谢哪位圣徒了：母亲放声大哭，几乎要扑倒在她的脚下。老头子说：‘要是我们早知道，我们心爱的女儿啊，就不会给你找这样的一个丈夫了。’婚后第一个礼拜天我和她上教堂去：我头戴羊羔皮帽子，身穿薄呢子上衣和天鹅绒马裤；她穿一件崭新的兔皮大衣，戴着丝绸头巾，——就是说，我配得上她，她也配得上我：我们就是这样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别人都在欣赏我们：我嘛就是这样了，而阿库莉努什卡[3]，尽管不能当众夸她，可也不能贬低她，就她那模样还是数得着的……”

“嗨，真好。”

“嗨，你还是听着吧。我在婚后第二天，尽管醉醺醺的，还是摆脱宾客；我冲了出去，边跑边说：‘快，把坏蛋菲利卡·莫罗佐夫给我叫来，——把这个下流东西叫来！’我是在集市上这样大喊大叫！可我还醉着呢；在弗拉索夫商铺附近，有三个人捉住了我，把我强行送回家里。城里就传开了。女孩子们在集市上彼此说道：‘丫头们，姐妹们，你们知道吗？阿库莉卡原来是清白的姑娘啊。’不久后菲利卡却当众对我说：‘你把老婆卖给我吧——你就有酒喝了。在我们那里，当兵的亚什卡就是为了有酒喝才娶亲的：他不和老婆睡觉，三年里酒却管够。’我说：‘你下流！’而他说：‘你傻。给你举行婚礼时，你是神志不清的。这样的话，你对这种事情能懂得什么呢？’我回到家里就大声叫嚷：‘你们哪，’我说，‘是在我喝醉的时候给我举行婚礼的！’母亲马上就不依不饶了。‘妈妈，’我说，‘是金钱让你的耳朵聋了吧。你把阿库莉卡给我叫来！’于是我开始打她。打了又打，老兄啊，我打了她两个钟头，直到我站也站不稳才罢手；她三个星期不能起床。”

“那是当然，”切列文冷漠地说道，“女人不打，她们就会……不过，难道你是捉奸在床？”

“不，那倒没有，”希什科夫沉默片刻，似乎很勉强地说道，“可我感到很苦恼，他们搞得我非常狼狈，而这一切的祸首就是菲利卡。他说：‘你的老婆是装门面给别人看的。’他把我们这些客人召集在一起，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妻子，’他说，‘心肠好、高尚、谦和、有风度，样样都好，他现在多得意呀！可你忘了吗，小伙子，你曾亲自在她家的大门上涂抹焦油？’我醉醺醺地坐着，这时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抓住头发就往下拉，把我的头拉得低了下去，‘你跳舞吧，阿库莉卡的丈夫，’他说，‘我就这样抓住你的头发不放，你给我跳舞，让我开开心！’我大叫：‘你混蛋！’而他冲着我说：‘我要带一伙人到你家来，当着你的面，用树条抽打你的老婆阿库莉卡，打到尽兴为止。’你信不信，我从此有整整一个月不敢走出家门，我想，他会再来侮辱我。就为这一点我又开始打她……”

“何必打她呢？捆得住手脚，捆不住舌头。多打也不是办法。要惩罚她，教导她，还要会哄她。对老婆嘛，就该这样。”

希什科夫半晌没吭声。

“很苦恼啊，”他又开始说道，“又是习惯支配了我：有时从早到晚都在打她；总是看她不顺眼。不打她一顿，就觉得无聊。她时常默默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流泪……她老是哭，怪可怜的，可我还是忍不住要打她。母亲为了她会把我臭骂一顿：‘你这个下流东西，不成器的混账！’——‘我要打死她，’我大叫，‘现在谁也别来劝我；我是受骗结婚的。’起初安库季姆老头子想袒护女儿，他亲自来对我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会找到治你的法子！’后来也就撒手不管了。玛丽亚·斯捷潘诺夫娜完全妥协了。有一天她来了——眼泪汪汪地哀求我：‘我来打扰你了，伊万·谢苗内奇，事情不大，却要多多拜托。你要让她看到光明啊，孩子，’她深深鞠躬，‘你容忍她，饶恕她吧！我们的女儿是受到坏人的诬陷啊：你自己知道，你娶的是清白的姑娘……’她哭着一躬到地。我却摆足了架子：‘您的话我现在不想听！对你们这些人，我现在想怎样就怎样，因为我现在管不住自己了；而菲利卡·莫罗佐夫，’我说，‘才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这么说，又和他沆瀣一气了？”

“哪里！我要接近他也不可能了。他被酒害惨了。把家产挥霍殆尽，他就受雇于一个小市民，顶替长子去当兵。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既然被雇去当兵，那么在把他送走之前，家里人人都要对他俯首帖耳，而他就是主宰一切的全权主人。钱是一次付清的，他住在雇主家里，要住上半年光景，他在主人家的胡作非为叫人忍无可忍！他说：‘我要顶替你的儿子去当兵，这就是说，我是你们的恩人，所以你们都得尊重我，否则我就不干了。’这样，菲利卡就把这个小市民家里搞得乌烟瘴气，他跟这家的姑娘睡觉，每天午饭后还要揪主人的胡子，——简直是为所欲为。他每天要洗蒸汽浴，而且要用啤酒蒸发的蒸汽，还要几个妇女用自己的双手把他抬进浴室。他在外面喝酒回来，站在大街上喊：‘我不走大门，把围墙拆了！’——于是就得在大门旁边的另一个地方拆除围墙，他才肯进去。最后，期限到了，要送他入伍，有人使他清醒了过来。人们成群结队地拥上街头：菲利卡·莫罗佐夫要入伍了！他向四方点头致意。这时阿库莉卡正从菜园里出来，菲利卡看见她在我们家的大门口：‘你等一等！’他大声叫道，跳下大车，向她一躬到地，说：‘我的心上人啊，’他说，‘好姑娘，我爱你有两年了，现在我要在军乐声中被送往军营。原谅我吧，清白人家的清白姑娘啊，我在你面前是个卑鄙小人，——全都是我的错！’于是再次向她深深鞠躬。阿库莉卡站住了，起初仿佛有些惊愕，然后向他深深鞠躬，说道：‘你也原谅我吧，好心的年轻人，我一点也不怨你。’我跟着她进了木屋：‘你对他说了什么呀，贱货？’而她，你对我的话信不信呢，她看了我一眼：‘如今，’她说，‘我爱他，胜过爱光明！’”

“是吗！……”

“这一天我对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到了傍晚：‘阿库莉卡！我现在要杀了你，’我说。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到过道里喝了点克瓦斯，这时也就露出了曙光。我走进屋里。‘阿库莉卡，’我说，‘准备到开垦地去’。而我早就作了准备，母亲也知道我们要去。‘这才是正经事儿，’她说，‘正是农忙季节，听说，那名长工游手好闲，三天没出工了。’我套上大车，没搭理她。一到城外，就是绵延十五俄里的松树林，松树林那边就是我家的开垦地。在树林里大约走了三俄里，我勒住了马：‘起来吧，阿库莉卡。’我说，‘你的末日到了。’她吃惊地看着我，一声不吭地站到我面前。‘你让我厌烦了，’我说，‘你向上帝祷告吧！’我猛地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缠在手上，从后面用双膝把她紧紧夹住，拔出刀，使她仰起头来，一刀抹了她的脖子……她惨叫一声，鲜血直冒，我扔下刀子，从前面搂着她，躺倒在地，我把她搂在怀里，对着她号啕大哭，她也哭，我也哭，她浑身颤抖，在我的怀里抽搐，鲜血溅在我身上——溅在我的脸上、手上，血就那么流啊，流啊。我扔下她，恐惧突然袭来，我把马也扔了，只顾往家里跑呀、跑呀，从后门跑回家里，钻进了浴室：我家的浴室破旧不堪，早已不用了；我躲在蒸浴床底下坐着。一直坐到天黑。”

“阿库莉卡呢？”

“她呀，要知道，在我走后就站了起来，也往家里走。后来是在离那里百步开外的地方找到她的。”

“这么说，你并没有杀死她。”

“其实……”希什科夫停顿了一会儿说。

“这样的血管是有的，”切列文指出道，“要是没有一下子把它割断，人就会一直抽搐，无论流多少血也不会死。”

“其实她还是死了。死者是在傍晚找到的。通知了家里人，于是开始找我，天黑前在浴室里把我找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大约有三年多了。”他沉默片刻后补充了一句。

“嗯……当然啦，不打是不行的！”切列文冷静地、字斟句酌地指出道，一边又取出角状烟盒。他开始久久地间歇地嗅着鼻烟。“再说了，小伙子，”他继续说了下去，“终究还是你自己太蠢哪。我也曾碰见老婆和她的情夫在一起；我就把她叫进板棚；把缰绳折成两股。我说：‘你忠实于谁？起誓吧，你忠实于谁？’我真的抽她，是用缰绳抽啊，狠狠地抽，抽了有一个半钟头，她就对我大声叫道：‘我愿意为你洗脚，而且喝你的洗脚水。’她名叫奥夫多季娅。”

[1] 一种拨弦乐器，19世纪下半叶不再流行。

[2] 表示这一家的女孩失去贞操。

[3] 阿库莉努什卡、阿库莉卡都是阿库琳娜的爱称。

第五章 夏天

眼看已是四月初，复活节周就要到了。夏天的活儿也逐渐展开。阳光日益温煦而灿烂；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刺激着人的感官。明媚的风光使身陷囹圄的人也心潮澎湃，唤起他内心的某种希望、向往和思念。在灿烂的阳光下，比起在阴沉沉的冬季或秋季，你似乎更为失去自由而满怀忧伤，这在所有囚犯的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仿佛很喜欢晴朗的日子，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某种焦虑、冲动的心情却更加强烈了。的确，我发觉，在春天我们的监狱似乎会更经常地发生纷争。更经常地听到吵闹、叫骂、喧哗，酿成不幸的事故；而与此同时，你却突然会发现，工地上有一双若有所思的、执着的眼睛在遥望蔚蓝色的远方，眺望着额尔齐斯河的彼岸，那里展现了一千五百俄里的一望无际的广袤空间，那自由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你突然会发觉，有人在敞开胸怀深深地呼吸，仿佛这个人是那么向往呼吸远方的自由空气，以抚慰被压抑、被禁锢的灵魂。“唉！”一名囚犯终于叹息一声，突然，仿佛要抖搂幻想和沉思似的，迫切而忧郁地拿起铁锹或搬起要运往别处的砖头。片刻后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瞬间的感触，而开始嬉笑怒骂，这要看性格而定；否则就突然以异乎寻常的、与需要完全不相称的狂热投入定量劳动，如果给他规定了定量的话，他开始干活了——竭尽全力地干，仿佛要以繁重的劳动摆脱使他感到压抑和束缚的某种思绪。这都是一些刚强的汉子，大多年富力强……这时镣铐是多么沉重啊！此刻我并不追求诗意的抒情，深信我的记述是真实的。在艳阳高照的暖意中，你全身心地听到并感觉到正在自己周围以无穷的力量复苏的大自然，封闭的监狱、押送队、任人摆布的处境更加难以忍受了；此外，在这春光明媚的时候，随着第一只云雀的啼叫，在西伯利亚，在整个俄罗斯开始了漂泊的景象：上帝的子民逃出尖柱城堡，藏身丛林。他们在窒息的牢房、审判、镣铐和棒刑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合意的地方，在比较悦目而自由的地方流浪；饮山泉，食野果，随遇而安，夜晚在树林和旷野安然就寝，没有什么烦恼，没有蹲监狱的苦闷，像林中的小鸟一样，在上帝的照拂下，向天上的星星道声晚安。是谁在这样说呀！“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服役”，有时是又艰苦、又饥饿、又疲惫不堪。有时几个昼夜也看不到食物；见人就要躲藏、逃避；不得不偷盗、抢劫甚至行凶杀人。“移民流刑犯像婴儿，见到什么就抓，”——在西伯利亚是这样谈论移民流刑犯的。这个谚语也完全适用于流浪汉，甚至更贴切。流浪汉不抢劫的很少，而且几乎全都是小偷，不言而喻，大多是出于无奈，而不是自甘堕落。有的是积习难改的流浪汉。有些人甚至在服完苦役之后，还从移民点逃跑。看来他在移民点的生活又舒服又有保障，可是不！老是有什么地方在吸引他、召唤他。丛林生活艰苦而可怕，却是自由而充满奇遇的生活，对那些曾经尝试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自有一种魅力和神秘之美，你就看吧——有人逃跑了，有的甚至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他已经有望成为定居的好居民和能干的当家人。有的还娶妻生子，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五年，却在某一天突然不知所终，留下困惑不解的妻子、儿女以及他落户的那个乡镇。在我们监狱有人曾把这样的一个逃亡者指给我看。他没有任何重大的罪行，至少没有人谈到过他在这方面的情况，可他老是逃亡，一辈子都在逃亡。他到过俄国南部边境的多瑙河彼岸，到过吉尔吉斯大草原，到过东西伯利亚，到过高加索，——哪里都去过。谁知道呢，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热爱漫游的鲁滨孙。不过这一切都是别人对我说的；他自己在监狱里很少说话，只有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两句。他是一个很矮小的庄稼汉，已年届半百，非常温顺，有一张非常平静甚至呆板的脸，平静得像个呆子。夏天他喜欢坐着晒太阳，往往会暗自哼着小曲，不过声音很轻，五步之外就听不见了。他的神情有些麻木；他吃得很少，只是吃些面包；他从来没有买过一个面包圈、一杯酒；他也未必有钱买，甚至未必会算账。他对一切都心平气和。有时会亲手给监狱里的小狗喂食，而我们这里是没有人会去喂狗的。俄罗斯人通常都不喜欢养狗。据说他有妻子，甚至结过两次婚；人们都说，他还有几个孩子……他怎么会进了监狱，我毫不知情。我们都料想，他也会从我们这里偷偷逃走；不过，或者是他的时机未到，或者是年岁不饶人了，他只顾自己过日子，得过且过，仿佛对他周围这奇怪的环境抱着静观的态度。不过，不能信以为真；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又何必逃跑呢，有什么好处？然而总的说来，丛林里的流浪生活比起监狱生活毕竟是乐园啊。这是显而易见的；简直无法相比。尽管命苦，却可以自己做主。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任何一个囚犯，不论他在哪里坐牢，在春天，随着第一缕诱人的阳光便会变得躁动不安。不过远非每个人都企图逃跑：可以肯定地说，考虑到困难，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逃跑的人只有百分之一；然而其余的九十九个人至少也会幻想怎样逃跑，以及逃往哪里；哪怕仅仅在希望中，在可能性的想象中得到一点安慰。有的人难免会想起，他从前是怎样逃跑的……我现在讲的是已决犯。不言而喻，下决心逃跑的往往是未决犯最多。已判处刑期的犯人只是在入狱初期也许会逃跑。服苦役两三年以后，该囚犯就珍惜这些岁月了，渐渐地暗自承认，最好还是依法服满刑期，出狱后到移民点去定居，不愿冒险逃跑并承受失败的毁灭性后果。而失败是很可能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也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决犯中冒险逃跑的往往也是那些刑期太长的犯人。十五至二十年似乎就是无期，被判处这样的刑期的犯人经常会幻想改变命运，尽管他在监狱里已经熬过了十年。最后，脸上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冒险逃跑的障碍。改变命运是一个专门术语。在审讯时囚犯若受到逃跑的指控，他就会回答说，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句有点儿书卷气的话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任何一个逃亡者所希冀的并不是获得完全的自由，他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想或者换个环境，或者被强迫移民，或者按新的罪行——在流浪中所犯的罪行重新受审，总之，去哪里都行，就是不要留在使他厌烦的老地方，不待在原来的监狱里。这些逃亡者如果不能在夏天意外地找到一个可以过冬的藏身之处——例如，碰不到一个因为有利可图而窝藏逃犯的窝主；再比如，有时行凶杀人也搞不到一张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可以到处为家了，——那么在入秋之前，他们倘若还没有被抓获，大部分便成群结队地作为流浪汉而走进城市和监狱，能在牢房里过冬，当然，难免还怀有到夏天再逃跑的念头。

春天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我记得，我有时是多么贪婪地透过立柱的缝隙望着围墙外面啊，往往头紧贴在我们的围墙上伫立良久，目不转睛地看不够我们城堡的土围子上的碧绿的青草，深远的天空那显得越来越浓郁的一片蔚蓝。我的惆怅和忧愁与日俱增，监狱使我越来越觉得可憎。我作为一个贵族在最初几年经常感受到的来自囚犯们的憎恶已使我无法忍受，它毒化了我的全部生活。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我常常称病住进医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监狱，摆脱那持续不断、无法化解的普遍的敌视。“你们是铁的鸟喙，啄得我们遍体鳞伤！”囚犯对我们这样说，我多么羡慕那些入狱的平民百姓啊！他们立刻就成了大家的伙伴。因而春天、自由的幻影、大自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知怎么在我身上的反映也还是忧伤和愤懑。在斋戒的后期，好像是第六周，我要斋戒祈祷。整个监狱从第一周起就由上士按斋戒的周数，将全体犯人分为七个班轮流进行斋戒祈祷。这样，每个班大约有三十人。我在斋戒祈祷的这一周感到很愉快。斋戒祈祷的犯人是免除劳役的。我们每天要到监狱附近的教堂去两三次。我很久没有进教堂了。我从小在父母身边就很熟悉大斋期间的礼拜仪式，庄严的祈祷、深深的鞠躬，这一切在我心里触动了遥远、遥远的往事，使我回忆起童年就有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每当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我们前往教堂，走过夜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土地时，我会感到非常愉快。不过，押送兵是不进教堂的。我们在教堂门口挤成一堆，站在最后面的地方，只能听到辅祭的大嗓门，偶尔能从信众的背后看到他的黑色圣衣和秃顶。我想起，在童年时期，我有时站在教堂里看着密密麻麻地拥挤在教堂门口的民众，他们在鲜艳的肩章面前，在肥胖的老爷面前，或者在打扮得花枝招展却异常虔诚的太太面前，点头哈腰地纷纷让开通道，他们一定会向前排的座位走过去，随时准备为了一个座位而争吵。我当时就觉得，在门口那里，人们连祈祷也和我们不同，他们祈祷时是那么温顺、热忱、毕恭毕敬，而又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卑微。

现在我也不得不站在这样的地方了，甚至会站在更差的地方；我们是戴着镣铐和打上烙印的一群人；人人都躲开我们，甚至好像害怕我们似的，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分发施舍品，记得，这甚至使我感到很愉快，在这奇怪的快感中有一种微妙的、异样的感受。“既然如此，也罢！”我这样想。囚犯们虔诚地祈祷，而且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带着可怜的一点钱进教堂，买一支敬神的蜡烛或捐赠给教堂。“我也是人哪，”他在捐赠时也许会这样想或感叹，“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晨祷时领圣餐。神父手握圣杯诵读祷文：“……即使对盗贼也加以接纳吧。”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镣铐叮当地俯伏在地，仿佛这些话说的就是自己。

复活节周已经到了。管理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蛋和一块奶油鸡蛋面包。城里送来的施舍品又堆满了监狱。手持十字架的神父又来祝福，管理人员又来探望，又是油水很足的浓汤，又是酗酒和逍遥自在的闲逛——一切都和圣诞节一模一样，区别仅仅在于：现在可以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晒太阳。觉得比冬天似乎更明亮，更开阔，却又似乎更忧郁。夏天漫长的日子在节日里似乎特别难挨。平时至少因为干活而觉得日子短些。

夏天的活儿的确远比冬天艰苦。大多是建筑工程的劳动。囚犯们盖房子、挖土、打砖坯；有些囚犯为修整公家的房屋而干着钳工、木工和油漆粉刷的活儿。还有一些人到工厂去烧砖。在我们这里，烧砖被认为是最繁重的劳动。砖厂离城堡有三四俄里远。夏天，五十来人的一大批囚犯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出发，到砖厂去打砖坯。派去打砖坯的都是干粗活的，就是说，那些人不是工匠，没有什么手艺。他们自带面包，因为那地方很远，回去吃午饭不合算，要多走八俄里的冤枉路，所以等到晚上回到监狱才能吃上饭。规定的是整天的工作量，囚犯大概要用整整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首先要挖黏土并把它搬运出来，自己去把水担来，自己在拌和黏土的大坑里把黏土踩踏均匀，然后用来做成许多砖坯，大约有二百块，甚至将近二百五十块。我一共只到砖厂去了两次。砖厂的工人到晚上才回来，累得精疲力竭，整个夏天都经常向别人抱怨，他们干的是最繁重的活儿。这对他们似乎是一种安慰。尽管如此，有些人甚至很乐意去：首先这是在城外干活；那是空旷而无拘无束的地方，是在额尔齐斯河的河岸上。毕竟景色宜人；不是死气沉沉的城堡！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抽抽烟，甚至舒舒服服地躺上半个钟头。我或者仍旧到车间去，或者去焙烧石膏，又或者在建筑工地上当搬运砖头的小工。当小工时，有一次要把砖头从额尔齐斯河岸运往七十俄丈之外正在建造的兵营，要翻过城堡的土围子，这个活儿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我甚至爱上了这份工作，尽管背砖头的绳子经常会磨破我的肩膀。不过我高兴的是，干这个活儿看来能增强我的体力。起初我只能背八块砖头，每块砖头重十二俄磅。可后来我能背十二到十五块，这使我非常高兴。在服苦役期间，为了承受这可诅咒的生活中的一切恶劣的物质条件，对体力的需要不下于对精神力量的需要。

而我还想在出狱后好好地活下去呢。

不过，我喜欢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这种劳动可以增强体质，还因为是在额尔齐斯河岸上干活。我之所以屡次谈到这条河的河岸，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上帝的世界，那纯净、明朗的远方，那渺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它的荒凉使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印象。只有在这河岸上才能拿屁股对着城堡而看不到它。所有其余的工作地点都在城堡之内或在它的附近。从最初的几天起，我就憎恨这座城堡，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房屋。我觉得，我们少校教官的住房是一个可诅咒的令人厌恶的地方，我每次从旁经过都投以憎恨的目光。在这河岸上却可以超然物外：你会望着那苍茫无际的空间，恰似一个囚徒从自己牢房的窗口遥望自由。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亲切而倍加珍惜：深不可测的蓝天上一轮灿烂的骄阳，从对岸飘来的一个吉尔吉斯人遥远的歌声。你久久凝视，终于发现一个赤贫的吉尔吉斯人的简陋的被烟熏黑的帐篷；帐篷边有一缕青烟、一个吉尔吉斯女人，她在为自己的两只山羊忙碌着。这一切都显得贫瘠而原始，然而他们是自由的。你会发现蔚蓝、晶莹的空中有一只小鸟，久久地注视它的飞翔：瞧，它掠过水面，转瞬间消失于蓝天，看哪，它又出现了，仿佛一个时隐时现的小小的亮点……甚至我在早春时节在岸边石缝里发现的一朵可怜的干枯的小花，也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在入狱后最初的整整一年里，我的苦闷是难以忍受的，使我气愤而心情苦涩。在这第一年里我由于苦闷而忽略了周围的很多情况。我闭目塞听，不愿仔细观察。在我的那些服苦役的凶狠可憎的难友中，我看不到有思想、有感情的好人，只因为他们有一副可恶的外表。在那些恶毒的话语中，我有时分辨不出友善而亲切的话语，这些话弥足珍贵，因为是毫不做作地说出来的，往往是直接地发自内心，而这颗心灵也许比我承受过更多的苦难而有了更多的感悟。不过，何必多说这些呢？我要是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回到牢房，就感到非常高兴：也许能进入梦乡！因为夏天在我们这里睡觉是活受罪，几乎比冬天还不如。真的，傍晚有时天气很好。整天不离开监狱大院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凉意袭人，随之而来的几乎就是寒冷的（相对而言）草原之夜了。囚犯们在等候牢房上锁的时候，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漫步。当然，人们主要是聚集在伙房。这里总是会提出监狱里的某个迫切问题，众说纷纭，有时会分析某种传闻，往往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却会激起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例如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的少校教官就要被赶走了。囚犯都孩子般地轻信；明知这消息是无稽之谈，传话的人是有名的快嘴和“荒诞不经”的家伙——囚犯克瓦索夫，大家早就认定此人不可信，他一开口就是胡说八道，却又抓住这个消息不放，高谈阔论，聊以自慰，最后又自己生自己的气，因为相信了这个克瓦索夫而感到羞愧。

“可是谁能赶走他呢！”一个人大声说道，“他想必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啊！”

“要知道，他不是还有上级吗！”另一个反驳道，这是一个急躁而相当聪明的人，见过世面，不过像他这样好抬杠的人，世界上还不曾有过。

“官官相护！”第三个人面色阴沉，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已是头发花白的人了，独自在角落里喝着自己的菜汤。

“他的上级想必会来征求你的意见，要不要撤换他吧？”第四个人冷漠地问道，一边轻轻地拨弄着巴拉莱卡琴。

“为什么就不能来征求我的意见呢？”第二个人气冲冲地反驳道，“我的意思是说，可怜的境遇在提出要求，要是他们来征求意见，大家就要表明态度。要不，光是瞎嚷嚷，一到关键时刻就往后退缩！”

“你想怎么样呢？”琴手说，“那是要服苦役的。”

“几天前，”好抬杠的人不理他，急躁地继续说道，“留下了一些面粉。是刮碗边收集起来的；简直是泪迹斑斑哪，派人去卖。不行，他知道了；是伙食管理员告发的；面粉被没收了；那可是节省下来的啊。这公道吗？”

“你要向谁投诉呢？”

“向谁？向督察本人投诉，他就要来了。”

“哪一个督察？”

“这是真的，弟兄们，督察就要来了，”一个活泼的年轻小伙子说，他有文化，当过文书，还读过《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或这一类的什么书。他总是很快乐，爱逗笑。不过，他因为了解一些案情，经过一些磨炼而受到尊敬。他不理会大家对未来的督察的兴致勃勃的好奇，径直去找厨娘，就是说去找厨子，向他要牛肝。我们的那些厨娘们时常做这种小生意。比如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一大块牛肝，烤熟后零星卖给囚犯们。

“切一个铜币[1]还是两个铜币的？”厨娘问。

“切两个铜币的吧：让他们看了眼馋！”囚犯回答道，“一位将军，弟兄们，彼得堡有一位将军要来了，要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从警卫人员那里听来的。”

这个消息使大家异常兴奋。大约盘问了一刻钟：究竟是谁呀，哪一位将军，什么军衔，职位比这里的将军们更高吗？囚犯们非常喜欢谈论军衔和长官们，他们谁的军阶更高，谁能压服谁，其中谁会被迫服从，甚至为将军们而争吵、叫骂，几乎要打架。按说这有什么用呢？然而对将军以及一般高级官员的详细了解足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见识以及他入狱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总之，关于高级首长的谈论被认为是监狱里最高雅、最重要的谈论。

“这么说，弟兄们，当真有人要来撤换少校了。”克瓦索夫说，这个面红耳赤的小矮子脾气急躁而又非常糊涂。关于少校的消息就是他最先传来的。

“他可以行贿嘛。”那个头发花白、面色阴沉的囚犯生硬地反驳道，他已经把菜汤喝完了。

“他会这么干的，”第二个人说，“他搜刮的钱还少吗！我们来之前，他还当过营长。就在不久之前他曾想娶大司祭的女儿。”

“可是没有娶成：给他下了逐客令；因为他穷。他算什么求婚者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一文不名了。在复活节周打牌输得精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是呀；他并没有挥金如土，钱却没有了。”

“唉，老兄，我也是有家室的人。穷人结婚日子不好过啊：一结婚就要起早贪黑地挣扎！”斯库拉托夫立刻卷入了谈话。

“那还用说！这里讲的也包括你，”当过文书的小伙子毫无顾忌地说道，“而你，克瓦索夫，我要说，你是个大傻瓜。难道你以为，少校能买通一位将军，而这位将军专程从彼得堡赶来，就是要查办一名少校？你傻啊，小伙子，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怎么？他是将军就不受贿了，是吗？”人群中有人怀疑地说。

“显然，他是不受贿的，要受贿，那就是一笔巨款。”

“当然是巨款；就凭将军的头衔。”

“将军是经常受贿的。”克瓦索夫断然地说道。

“怎么，你向他行贿了，是吗？”突然进来的巴克卢申轻蔑地说道，“可你一辈子也未必见到过将军吧？”

“要是见到过呢？”

“你吹牛。”

“你才吹牛呢。”

“伙计们，要是他见到过，那就让他现在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说，他见到过哪一位将军？喂，你说呀，所有的将军我都知道。”

“我见到过西贝尔特将军。”克瓦索夫似乎有些犹豫地回答道。

“西贝尔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位将军。想必他曾回头看了你一眼，我说的是西贝尔，也许那时还只是一名中校，你就吓昏了头，以为他是将军。”

“不，你们听我说呀，”斯库拉托夫大声叫道，“因为我是有家室的人了。莫斯科确实有这样一位将军，西贝尔特，是德裔俄国人，每年都向俄国神父忏悔和太太们的关系，他呀，弟兄们，老是喝水，像鸭子一样。每天要喝四十杯莫斯科河的河水。听说，他生了一种病，要进行水疗；他的勤务兵亲口对我说的。”

“肚子里的水怕是能养鲫鱼了吧？”带着巴拉莱卡琴的囚犯说。

“喂，得了吧你们！这里在谈正事，而他们……究竟是哪一个督察啊，弟兄们？”成天忙忙碌碌的囚犯马丁诺夫关切地问，他是一名老军人，曾当过骠骑兵。

“这些人是在瞎扯！”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说，“听到什么就信？其实全都是胡说。”

“不，不是胡说！”库利科夫不容置辩地说道，此前他一直庄重地保持沉默。这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年近五十，仪表优雅，有一种高傲端庄的气度，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引以为自豪。他有吉卜赛血统，是一名兽医，在城里靠医治马匹挣钱，又在我们监狱里卖酒。他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随便说句话，就深得人心。

“这是真的，弟兄们，”他平静地继续说道，“我在上星期就听说了；一位很有权势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自然，也有人想贿赂他，不过不是我们的八只眼：他是不敢往他跟前凑的。将军和将军不一样啊，弟兄们。各种人都有。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的少校还会留在现在的岗位上。这是肯定的。我们都是一些说不上话的人，而长官们是不会互相揭发的。督察到监狱来看一看，也就走了，并且呈报上级说，一切正常。”

“怪不得，弟兄们，少校害怕了，从早晨起就喝得醉醺醺的。”

“晚上还要拉大车给他送酒呢。是费季卡说的。”

“积习难改啊。难道他是头一回喝醉？”

“不，这可就没辙了，要是将军也坐视不管的话！够了，可不要再搞他们这种官样文章了！”囚犯们激动地彼此交谈着。

关于督察的消息霎时间就在监狱里传开了。人们在院子里徘徊，迫不及待地互相传递着这个消息。另一些人故意默然不语，保持冷静的态度，看来竭力想以此来抬高自己。还有一些人仍然漠不关心。那些带着巴拉莱卡琴的囚犯们分散地坐在牢房的台阶上。有些人在继续闲聊。其他人在曼声歌唱，但总的说来，这天晚上人人都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

九点多钟清点人数之后，把我们赶回各自的牢房，上锁过夜。夜很短；我们在早晨四点多钟就被叫醒，而入睡的时间决不会早于十一点钟。在此之前，总是还要忙碌、聊天，有时还像冬天一样秘密聚赌。夏夜的闷热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夜里从抬起窗框的窗口有凉意袭来，但囚犯们在自己的板铺上通宵辗转反侧，仿佛陷入了谵妄似的。无数的跳蚤在乱爬乱动。我们这里在冬天也有跳蚤，而且相当多，可是从春季开始，其繁殖的规模之大，虽然我早就有所耳闻，但在有了亲身体验之前，我是不肯相信的。越是接近夏季，跳蚤就闹得越来越凶。诚然，对跳蚤是可以习惯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毕竟是很难受的。往往备受煎熬，最后你仿佛发高烧卧病在床，自己觉得，不是在睡觉，而只是处于梦魇之中。凌晨，跳蚤终于安静下来，仿佛静止不动了，于是你在清晨的寒意中似乎真的已酣然入梦，——监狱的大门口却突然响起无情的震耳的鼓声，于是一天的黎明开始。你一边穿上短皮袄，一边怀着诅咒的心情听着那响亮、清脆的鼓声，仿佛在数数，同时一个无法忍受的念头在睡意蒙眬中潜入你的脑海：明天、后天，乃至一连多少年都是如此啊，直至自由的一天为止。你在想，这自由究竟何时才能到来呢，自由在哪里啊？然而该清醒了；平日的奔波劳碌就要开始……人们穿上衣服，匆忙地赶去上工。诚然，中午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

关于督察的传说是真的。传闻日益得到证实，最后，所有的人都已确知，彼得堡的一位重要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他已经来了，已经到了托博尔斯克。每天都有新闻传到监狱里来，也有来自城里的消息：城里人都惊恐不安、忙忙碌碌，想展示好的一面。都说高层领导在筹办招待会、舞会和庆祝活动。囚犯们成群地倾巢而出，修整城堡的街道，铲平坑坑洼洼的地方，粉刷围墙和立柱，抹上灰泥，涂上油漆，总之，想要在顷刻间整顿就绪，展现良好的市容。我们的人都很了解这种情况，彼此之间越来越热烈而激昂地纷纷议论。他们的异想天开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准备请愿，如果将军问起供给情况的话。却又互相争论、怒骂。少校教官很激动。更频繁地到监狱里来，更频繁地厉声叫骂，更频繁地申斥犯人，更频繁地把人抓进警卫室，并对整洁和仪表严加监督。说来也巧，这时监狱里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惹恼少校，恰恰相反，甚至使他感到高兴。一名囚犯在争斗中用锥子捅了另一名囚犯的胸部，几乎就在心脏下面。

行凶的罪犯名叫洛莫夫；受伤的我们都叫他加夫里尔卡；他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别的名字；我们总是叫他加夫里尔卡。

洛莫夫是K县某地的一个富裕的农民。洛莫夫一家是个大家庭：老父亲、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一个亲叔叔。他们都是富有的庄稼汉。全省到处都说，他们拥有三十万现金的资产。他们耕地、制革、做生意，但更多的是干着放高利贷、窝藏流浪汉和赃物等肮脏的勾当。半个县的农民都欠他们的债，受他们的压榨。他们是以聪明狡诈而出名的庄稼汉，可是后来却骄傲起来了，尤其是在那一带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开始顺路在他家暂住之后，因为他与老头子有了私交，而且欣赏他的机敏和善于钻营。他们忽然觉得，再也没有人能管他们了，于是越来越敢于冒险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人们怨声载道；人人都希望他们下地狱；可是他们的鼻子却翘得越来越高，县警察局长、陪审员在他们眼里已经一文不值了。最后，他们栽了跟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不是因为干了坏事，不是因为自己的秘密罪行，而是受了冤枉。他们在大约离村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农庄和西伯利亚所谓的开垦地。有一天，在临近秋天的时候，他们的长期被奴役的六名雇工吉尔吉斯人住在那里。一夜之间这些吉尔吉斯雇工全都惨遭杀害。于是立案侦查。案子拖了很久。在侦查中揭露了大量其他恶行。洛莫夫一家被控杀死自己的雇工。他们自己讲了经过，整个监狱也都知道了：他们涉嫌欠下雇工们大量债务，尽管他们拥有巨额财产，却又吝啬又贪婪，为了不偿还债务，竟杀了那些吉尔吉斯人。在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他们的财产全都化为乌有。老头子死了。几个儿子被流放。一个儿子和他的叔叔在我们这里被判处十二年苦役。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在吉尔吉斯人被杀这个案子里是完全无辜的啊。后来有名的骗子和流浪汉加夫里尔卡，一个快活而勇敢的小伙子，自己就在监狱里公开承认，他对这起命案负有完全的罪责。不过，我没有听说，他是否曾亲自招供，但监狱里人人都毫不怀疑，几个吉尔吉斯人未能逃过他的毒手。加夫里尔卡还是在流浪期间就和洛莫夫一家打过交道。他作为逃兵和流浪汉入狱短期服刑。他和另外三个流浪汉一起杀害了那些吉尔吉斯人；他们想在农庄里大发横财，放手抢劫。

我们这里都不喜欢洛莫夫叔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个侄子很年轻，是聪明而又性格随和的小伙子；可是他的那个用锥子捅了加夫里尔卡的叔叔，却是愚蠢而又好争吵的庄稼汉。此前他就和很多人吵过架，挨了不少打。大家都喜欢加夫里尔卡的快活而一团和气的性格。虽然洛莫夫叔侄也知道他是罪犯，他们就是因为他的案子入狱的，却并不和他吵闹，不过也不与他交往；他也对他们不理不睬。突然，他为了一个面目可憎的姑娘和叔叔洛莫夫争吵起来。加夫里尔卡自夸受到她的青睐；庄稼汉吃醋了，于是在一天中午拿锥子捅了他一下。

尽管洛莫夫叔侄在法庭审判后破产了，在监狱里却像富翁一样。他们自备茶炊，喝自己的茶。我们的少校知道这一点，对洛莫夫叔侄简直恨之入骨。人人都看得出来，他对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想找机会收拾他们。洛莫夫叔侄解释说，这是因为少校想得到他们的贿赂。可是他们不肯行贿。

当然，要是洛莫夫的锥子哪怕稍微捅得深一点，加夫里尔卡就死定了。但结果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有人报告了少校。我记得，他策马而来，气喘吁吁，却扬扬得意。他对加夫里尔卡非常亲切，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

“怎么样，朋友，你这么走着上医院行吗？不，还是给他套车才好。马上套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士官大声叫道。

“可我，少校阁下，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啊。他只是轻轻地刺了一下嘛，阁下。”

“你不懂，你不懂，我亲爱的；你瞧瞧，这是要害部位；一切都取决于受伤的部位；正好刺在心脏下面，这个土匪！你呀，你，”他冲着洛莫夫吼了起来，“哼，我马上就来收拾你，带到警卫室去！”

也真的收拾了他。洛莫夫受到审讯，虽然只是极轻微的刺伤，但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罪犯延长了劳役期限，还挨了一千棒。少校总算是称心如意了……

督察终于光临。

他光临本市的第二天就来到我们监狱。这是在节日里。几天来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清洗过、修整过、打扫过了。囚犯们都新剃了头。穿着洁白的衣服。夏天他们按规定穿上亚麻布的白色上衣和长裤。每个人的后背都缝上一块直径约两俄寸的圆形黑布。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教导囚犯们在大人物问好时该怎样回应。还一再地进行演习。在将军莅临的一个小时之前，大家就各就各位，双手紧贴裤缝呆若木鸡地站着。将军终于在午后一时到了。这是一位重要的将军，位高权重，看来他的光临使西西伯利亚全境的首长都会为之心惊胆战。他严峻而庄重地进来了；身后簇拥着众多随员，都是随侍左右的地方首长；有几位是将军和上校。还有一位民间人士，是穿着燕尾服和皮鞋的高挑英俊的绅士，也是来自彼得堡，举止非常从容而神态自若。将军时常与他交谈，而且彬彬有礼。这使囚犯们非常感兴趣：一个民间人士，却享有这样的尊荣，而且还是在这样的将军面前！后来打听到了他的姓名和身份，不过有过很多议论。我们的少校身穿有橙黄色衣领的紧身军服，两眼充血，赤红的脸膛满是粉刺，看来给将军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出于对贵宾的特殊敬意，他没有戴眼镜。他站在稍远处，身姿笔挺，全身心都十分激动地期盼着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以便飞奔而去，执行将军大人的意愿。可是没有什么事能用得着他。将军默默地巡视了牢房，又顺便看看伙房，好像还尝了尝菜汤。有人指着我对他说：如此这般，出身贵族。

“哦！”将军回答说，“现在他的表现如何？”

“暂时还可以，大人。”有人回答道。

将军点了点头，两分钟后就离开了监狱。当然，囚犯们受了蒙骗而不知所措，但终究有些困惑莫解。不言而喻，关于投诉少校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少校对这样的结果是早就深信不疑的。

[1] 1个铜币等于半戈比。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不久，监狱买了一匹枣红马，这事儿使囚犯们所感到的兴趣和快乐远胜于要人的来访。我们监狱原来有一匹马，要用它运水进来，运走垃圾和泔水等等。派了一名囚犯去照料它。也就由他驾驭，当然，有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的这匹公马早晨和晚上都很繁忙。枣红马在我们这里已经役使了很久。马儿很善良，可是渐渐衰老了。一天早晨，就在圣彼得节之前，枣红马运来了晚上要用的一大桶水，就倒地不起，几分钟后就断了气。大家很惋惜，全都聚集在周围，闲谈、争论。我们的那些退伍骑兵、吉卜赛人、兽医等在闲谈和争论中甚至表现了有关马匹的很多特殊的知识，甚至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起来，可是没有人能让枣红马起死回生了。死马躺在地上，肚子鼓得很大，人人都觉得有义务用手指戳戳它的肚子；把这按上帝的意志发生的事报告了少校，他决定立即再买一匹马。圣彼得节当天上午，我们全体集合做完日祷后，待售的马匹被陆续牵来了。不用说，买马的事应当委托囚犯们自己来办。我们这里有很多相马的真正行家，要蒙骗二百五十个从前专干这一行的人，那是困难的。在场的有不少吉尔吉斯人、马贩子、吉卜赛人、小市民。囚犯们急不可待地等候着每一匹新来的马。他们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最使他们得意的是，他们也能像自由人一样，仿佛真的在自掏腰包为自己买马似的，而且拥有决定买马的全权。有三匹马被牵进来又牵走了，然后才做成了第四匹马的交易。几个进来的马贩子有些惊讶，仿佛有些胆怯地环顾四周，有时还回头看看押送他们进来的士兵们。这二百名之多的一大群人，都剃了头，脸上打了烙印，戴着镣铐，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苦役犯的巢穴里，没有人会跨进这巢穴的门槛，使人自有一种敬畏之感。我们的人使尽各种花招试验每一匹牵来的马。他们对马不论往哪里观察，不论抚摩马的什么部位，都抱着那种分外务实、认真、关切的态度，仿佛监狱的重大福利就取决于此。几个切尔克斯人甚至干脆跳上了马背；他们两眼放光，用自己那难懂的土语喋喋不休，露出雪白的牙齿，还频频点着脸色黝黑，长着鹰钩鼻子的头。一个俄罗斯人凝神注意他们的争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眼睛。他听不懂他们的话，很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猜出他们的决定：马儿合用还是不合用啊？一个旁观者这种强烈的关注甚至显得很奇怪。按说，一名囚犯在这里何必那样特别操心呢，而这名囚犯还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温顺、懦弱，甚至在自己的某些难友面前也不敢吭声儿！他就像是自己在给自己买马，似乎买什么马对他来说，并非无所谓的事情。除了几个切尔克斯人，最突出的就是那些吉卜赛人和马贩子了：首要的地位和首要的角色都让给了他们。这时甚至发生了一场公正的对决，特别是在两个人之间：其中之一是囚犯库利科夫，一个吉卜赛人、盗马贼和马贩子；另一个是自学成才的兽医、狡黠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他不久前入狱，就把库利科夫在城里的生意全都成功地抢了过去。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监狱的几名自学成才的兽医在全城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不仅小市民和商人，甚至高级官员在自己的马匹患病时也会到监狱里来求医，尽管城里有几位真正的兽医。库利科夫在西伯利亚庄稼汉约尔金到来之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不用说，他有大量的业务，因而能经常得到酬金。他竭力招揽生意，冒充内行，然而所知甚少，远逊于他的诱人的假象。按收入说，他是我们之中的贵族。他的阅历，他的智慧，他的勇气和果断，早就使监狱里的所有囚犯对他油然起敬。大家倾听他的谈话，听从他的意见。不过他很少说话：只有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会赏脸似的说说话。他无疑是个花花公子，但是他确实有多方面的活动能力。他已过中年，但是很漂亮、很聪明。他对我们这些贵族彬彬有礼，同时保持着非凡的自尊。我想，要是把他打扮一下，带到首都的某个俱乐部冒充伯爵，那么他在那里也会如鱼得水，打一局惠斯特牌，谈吐得体，言简意赅，也许整个晚上也没有人能识破他不是伯爵，而是个流浪汉。我这样说是认真的：他是那么聪明、机敏而又有过人的悟性。此外他的风度高雅而潇洒。想必他的一生是饱经风霜的。不过他的过去隐没在不可知的黑暗之中。他关押在我们这里的单人囚室。约尔金就是个庄稼汉，然而却是一个最狡黠的庄稼汉，年约五十，原是分裂派教徒，他一来就使库利科夫作为兽医的荣誉黯然失色了。大约在两个月之内，他就几乎抢走了他在城里的全部业务。他治好了，而且是很轻松地就治好了库利科夫从前早已放弃医疗的那些马。他甚至还治好了城里的兽医们也束手无策的那些马。这个庄稼汉是和其他几个人因为制造假币而入狱的。他在晚年竟然作为合伙人卷入了这样的案子。他本人却在我们这里自嘲地说，在他们的三枚真金币中只有一枚是假的。他在兽医方面的成就使库利科夫感到自愧不如，他在囚犯中的声望也已相形见绌。他在城郊养着一个情妇，他身穿平绒布的紧腰长外衣，戴着银戒指、银耳环，脚蹬自己的镶边皮靴，突然却由于断了财路而不得不做个酒贩子，因而大家都在等着瞧，现在要再买一匹枣红马了，这两个冤家对头恐怕要出事，也许还会大打出手。人们都好奇地等待着。他俩各有自己的帮派。两派中的积极分子们激动起来了，已经在小声地互相谩骂。约尔金本人狡黠的脸上已经露出尖刻的冷笑。但情况有了变化：库利科夫根本不想吵架，他并不恶语伤人，却干得很漂亮。他首先退让一步，甚至谦恭地听取自己对手的批评意见，可是抓住了他的一句话，谦虚而顽强地指出他的话错了，并且在约尔金醒悟并改口之前就向他证明，他错就错在这里、那里等等。总之，约尔金被十分意外而巧妙地击退了，虽然上风仍然在他那一边，但库利科夫一派也就满意了。

“不，弟兄们，要知道，他是不会轻易被打垮的，他有能力捍卫自己；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一些人说。

“约尔金的知识更多些！”另一些人指出道，但话里却带有一种谦让的意味。双方突然都用一种非常谦让的口吻交谈起来了。

“不是知识问题，是他的运气比较好。要是说到牲口，库利科夫也是毫不含糊的。”

“他毫不含糊啊！”

“毫不含糊……”

终于选购了一匹新的枣红马。这是一匹好马，年轻、漂亮、健壮，那模样很可爱，也很活跃。当然啦，它在其他方面也都无可挑剔。开始讨价还价了：要价三十卢布，我方还价二十五卢布。很久都在热烈地讲价钱，不断地压价和让步。最后自己也觉得好笑了。

“怎么，要你自掏腰包，拿钱出来吗？”一些人说，“何必讨价还价呢？”

“是舍不得公家的钱吧，啊？”另一些人嚷道。

“可毕竟，弟兄们，这毕竟是钱哪，——是伙食费嘛……”

“伙食费！不，看来我们这种人怪不得别人，是生来的傻瓜……”

最后以二十八卢布成交。报告了少校，交易得到认可。不言而喻，立即捧出面包和盐，隆重地把新买的枣红马牵进了监狱。看来，在这种场合，没有一个囚犯不拍一拍马脖子或抚摩一下马头。当天就套上枣红马运水了，人人都很好奇，想看看新来的枣红马怎样运来它的第一桶水。我们的运水工罗曼非常得意地瞅瞅这匹新来的马。他是年近半百的庄稼汉，寡言少语，性格稳重。俄罗斯的马车夫往往都是性格非常稳重而又寡言少语的人，有一句话好像是说对了，经常与马儿打交道，会使人有一种特别稳重甚至高傲的气度。罗曼举止文静，对人和蔼可亲，不爱多说话，喜欢用角状鼻烟盒嗅鼻烟，很久以来他就总是在侍弄监狱里的枣红马。这新买的已是第三匹了。我们都深信，枣红的毛色适合监狱，这种毛色似乎很适合我们的大家庭。罗曼也是这么说的。例如，花斑马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买的。运水工的岗位，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总是保留给罗曼，而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谁会质疑他的这个权利。在原来的枣红马倒毙的时候，甚至包括少校在内，谁也不会想到要责怪罗曼：那是天意，如此而已，而罗曼却是个好车夫。枣红马很快就成了监狱里的宠儿。囚犯们尽管都是一些冷峻的汉子，却时常会走过去亲切地爱抚它。有时罗曼从河边回来后，要把士官为他打开的大门关好，枣红马走进监狱的院子，就带着大水桶站着等他，用眼睛瞟着他。“你独自去吧！”罗曼对它叫道。于是枣红马立刻拉着车走了，拉到伙房便停下来，等厨娘和打杂的囚犯带水桶来取水。“好聪明的枣红马！”人们向它叫道，“独自把水运来了！……很听使唤啊。”

“可不是吗：一头牲口，却是通人性的！”

“真棒，枣红马！”

枣红马晃动脑袋，打着响鼻，好像它真的听懂了对它的赞扬，感到得意呢。这时一定会有人给它拿来面包和盐。枣红马吃了起来，它又在点头了，仿佛在说：“我认识你，认识！我是可爱的马儿，你也是一个好心人！”

我也喜欢拿面包喂枣红马，看着马儿那漂亮的脑袋，掌心感触着它那柔软、温暖的嘴唇在灵巧地拾取面包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

一般地说，我们囚犯很可能会喜爱动物，如能获得准许，他们会很乐意在监狱里繁育家畜和家禽。按说，有什么会比这种活动更能感化和陶冶囚犯们冷酷的兽性呢？然而这是被禁止的。无论我们的制度还是我们的处境都不能容许这种活动。

不过，在我服刑期间，监狱里曾偶尔有过一些动物。除了枣红马之外，我们这里有过几条狗、几只鹅和山羊瓦西卡，有一段时间还养了一头鹰。

我们这里有一条狗长期生活在监狱里，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它，聪明而善良的狗沙里克，我和它保持着始终不渝的友谊。不过，普通民众总是认为狗是一种不洁的动物，不屑于理会它，因而我们这里几乎谁也不会关心沙里克。它孤单地活着，睡在大院里，吃的是伙房的残羹剩饭，谁也不会对它产生任何特别的兴趣。可它认识所有的人，而且把监狱里所有的人都认作自己的主人。囚犯们下工回来的时候，它听到警卫室外有人叫一声“上等兵！”就跑到大门口，亲热地迎接每一批犯人，摇着尾巴，亲切地瞅着每个走进来的人的眼睛，只盼着能得到一点爱抚。可是多年来，它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一点爱抚，也许只有我是例外。因此它才爱我胜过所有的人。不记得了，另一条狗别尔卡后来是怎样出现在我们监狱里的。第三条狗库利加普卡，是我亲自带回来的，我下工后把它抱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幼小的狗崽子。别尔卡是个很古怪的造物。它曾被大车从身上轧过，因而它的背是凹陷的，在它奔跑的时候，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两个白色的连体动物在奔跑。此外，它长了一身疥癣，一双发炎的眼睛已经溃烂化脓；尾巴脱毛了，几乎是光秃秃的，别尔卡老是夹着尾巴。看来命途多舛的它只好听天由命了。它从来不向谁吠叫，也不低声怒吼，想必是不敢吧。它大多是在牢房后边靠面包活命；要是看到我们中的某个人，它在几步之外就表示驯服，四脚朝天地仰面躺下，仿佛在说：“你要怎样对我都行，你瞧，我根本就不想反抗。”于是每个囚犯看到它那样躺在面前，往往会用靴子踹它一下，仿佛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瞧这个下贱东西！”——囚犯会这样说。可是别尔卡甚至连尖叫一声也不敢，要是痛得实在太厉害，便可怜巴巴地发出低沉的呜咽声。在它有事跑出监狱的时候，它在沙里克或其他任何一条狗面前，也会同样地仰面躺下。有时，一条两耳下垂的大公狗凶猛地狂吠着向它扑过去的时候，它也四脚朝天乖乖地躺着。但是狗喜欢自己同类的那种驯服和温顺的态度。凶猛的公狗立刻安静下来，若有所思地停在四脚朝天躺在它面前的那条温顺的狗身边，缓慢而好奇地嗅着它全身的各个部位。此时浑身战栗的别尔卡会想些什么呢？大概它想的是：“怎么，这个强盗会猛地咬我一口吗？”不过，公狗细心地围着嗅了一圈之后，终于离开了它，觉得它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引起兴趣的地方。别尔卡随即跳起来，又一瘸一拐地紧跟着排成长长的队伍的一群狗，它们都跟在母狗茹奇卡的身后。别尔卡大概也知道，它永远不可能亲近茹奇卡，但毕竟能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跟着啊，——这也未尝不是它在不幸中的一点慰藉。看来它对赢得异性青睐已不再抱有奢望。丧失了对未来的任何向往，它就只是为了一块面包而活着了，而且它对这一点有了充分的认识。有一次我试着去爱抚它：这对它来说是多么新奇而意外的事情啊，它突然全身俯伏地面，压在四条腿上，浑身战栗，激动地大声尖叫起来。我出于怜悯便时常去爱抚它。因此它遇见我就总是会发出尖叫声。它从远处看到我就开始尖叫，叫声是那么痛楚而凄凉。最后，它在监狱外的土围子上被一群狗撕成了碎片。

库利加普卡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把一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狗崽子从车间带回监狱。我很高兴能喂养它。沙里克立刻就把库利加普卡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而且和它睡在一起。库利加普卡长大了一点，沙里克就让它咬自己的耳朵、撕扯自己身上的毛，还和它玩耍，像通常大狗和小狗那样玩耍。奇怪，库利加普卡几乎没有长高，老是向长度和宽度发展。身上长着浓密而蓬松的毛，有点像灰鼠的毛色；一只耳朵往下长，一只耳朵往上长。它生性激情洋溢、脾气火暴，和别的小狗一样，见到主人往往高兴得连声尖叫、狂吠，扑上来舔您的脸，而且马上就准备在您面前放纵自己的全部感情：“能流露自己的狂喜就好，何必拘泥什么礼节呢！”有时，不论我在哪里，只要喊一声“库利加普卡！”——它就会突然从某个角落出现，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带着狂喜的尖叫向我飞奔而来，一路上像圆球般地打着滚、翻着跟头。我太喜欢这个畸形的小怪物了。看来它注定一生美满，无病无灾。可是有一天，专做女式皮鞋并从事制革的囚犯涅乌斯特罗耶夫对它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不知是什么使他大为惊讶。他把库利加普卡唤到自己跟前，摸了摸它身上的毛，让它仰躺在地上，亲切地揉搓一番。毫不猜忌的库利加普卡高兴得尖叫起来。可是第二天早晨它就消失不见了。我找了它好久；如同石沉大海；又过了两个星期才真相大白：涅乌斯特罗耶夫非常喜欢库利加普卡的毛皮。他将毛皮剥了下来，加工后用来做半高筒天鹅绒暖靴的衬里，这双暖靴是一位女陪审员向他订购的。他把靴子做好后还拿给我看过。那毛皮简直太漂亮了。可怜的库利加普卡！

我们监狱里有不少人干着制革的活计，时常把毛皮漂亮的狗牵来，那些狗转瞬间就消失了。有些狗是偷来的，有些狗还是花钱买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伙房后面看见了两名囚犯。他们在商量和张罗着什么。其中一个用绳子牵着一条极其出色的大狗，显然是纯种。这是一个混账仆人把它从老爷家里牵出来，卖给我们的鞋匠们，要了三十枚银戈比。那两个囚犯准备把它吊起来。这样干起来就方便了：剥了皮，把尸体就扔进又大又深的污水坑，这污水坑位于我们监狱最后面的一个角落，在酷热的盛夏臭气熏天。这污水坑时常要加以冲洗。看来，可怜的狗明白它会有怎样的下场。它以探究的目光忐忑不安地依次望望我们三个人，只是偶尔鼓起勇气摇摇垂在两腿之间的毛茸茸的尾巴，仿佛要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们的信任，想以此博得我们的怜悯。我连忙走开，而他们，当然，顺利地干完了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这里还偶然出现了一群鹅。我不知道是谁繁育了它们，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属于谁的，不过有一段时间，它们把囚犯们逗得非常开心，这事儿甚至在城里也无人不知。它们是在监狱里孵化出来的，也就由伙房喂养。等一窝小鹅长大了，那高声喧嚷的一群便经常和囚犯们一起上工地去。只要鼓声响起，苦役犯们向门口走去，我们的这些鹅就叫着跟在后面跑，它们张开翅膀，一个接一个地跃过便门的高高的门槛，随即一定会转向右面，囚犯们就是在那里排队等候分派劳动。它们总是加入人数最多的队伍，到了工地上就在不远处吃草。只要这一批人收工返回监狱，它们也纷纷站起身来。城堡里到处在传说，有一群鹅和囚犯们一起上工。“看哪，囚犯和他们的鹅群来了！”迎面而来的人们说，“你们这是怎样调教的呀！”——“给，你们拿去喂鹅吧！”另一个人递上一点吃的东西说。不过，尽管它们那样忠心耿耿，在某次开斋之前还是全都被宰杀了。

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宰杀我们的山羊瓦西卡，要不是发生了特殊情况的话。同样，我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是谁把它带来的，监狱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小小的、白白的、非常可爱的小羊羔。几天里，我们这里人人都喜爱它了，于是它成了大家的消遣甚至乐趣。我们还为饲养山羊找了一个理由：在监狱的马厩里养一只山羊很有必要。不过它并不住在马厩里，而是起初住在伙房，后来就在整个监狱里到处为家。这是一个非常优雅而又非常淘气的小东西。它听到召唤就会跑过来，跳上长凳、桌子，用角顶人，总是那么活跃而滑稽可笑。有一次，那时它已长出很像样的两只角了，傍晚，列兹金人巴拜坐在牢房台阶上的一群囚犯当中，忽然想起要和山羊顶架。他们用额头互相碰撞了好久，这是这名囚犯和山羊所爱好的游戏，——突然，瓦西卡跳上台阶的最高一级，在巴拜刚把脸扭向一旁的瞬间，它直立起来，将两个前蹄紧贴胸前，向巴拜的后脑勺上猛然一顶，他从台阶上一个跟头栽了下去，使所有在场的人，首先是使巴拜乐不可支。总之，大家都非常喜爱瓦西卡。等它长得更大一点，大伙儿经过认真的商量之后，给它进行了众所周知的一种手术，我们的兽医是擅长此道的。——“否则会有一股羊膻气，”囚犯们说。此后瓦西卡开始极快地长膘。而且它总是被喂得饱饱的，就像是在催肥似的。它终于长成了一头漂亮的大山羊，有一对长长的犄角，膘肥体壮。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它也经常跟着我们去上工，使囚犯们和路人都喜笑颜开。所有的人都认识监狱里的山羊瓦西卡。有时候，比如在河岸上干活，囚犯们会折下柔软的柳枝，还采撷一些树叶，在土围子上采集鲜花，用来打扮瓦西卡：把柳枝和鲜花缠绕在羊角上，在羊身上挂满用枝叶花朵编织的花带。回监狱时，花枝招展的瓦西卡总是走在囚犯们的最前面，而他们跟在后面，仿佛在路人面前引以为自豪。他们对瓦西卡的欣赏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有些人甚至想出了一个孩子气的主意：“何不在瓦西卡的犄角上镀金呢！”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这么干。记得我还问过阿基姆·阿基梅奇：真的能在山羊角上镀金吗？他是伊赛·福米奇之后最好的镀金工匠。他仔细地打量一下山羊，认真地考虑后回答说，也许是可以的，“不过会褪色，而且毫无益处。”于是就此作罢。本来瓦西卡可以在监狱里长期生活下去，除非死于哮喘，可是有一天下工回来，它花枝招展地走在囚犯们的前面，却迎头碰到了乘着敞篷马车的少校。“站住！”他大喝一声，“这是谁的山羊？”人们向他作了说明。“什么！在监狱里养山羊，而且没有我的许可！士官！”士官来了，于是当即下令，立刻宰杀山羊。要剥下羊皮，拿到市场上出售，所得的钱列入用于囚犯的公款，羊肉用来给囚犯炖汤。监狱里有些议论，有些惋惜，却不敢违抗命令。在我们的污水坑旁边宰杀了瓦西卡。一名囚犯买下了全部羊肉，付给监狱一个半卢布。这些钱全都拿来买了面包圈，而买了瓦西卡的囚犯，再零售给难友们做烤羊肉。羊肉的味道确实非常鲜美。

有一个时期监狱里还养了一只鹰，是一种体型不大的草原鹰。它被人带进监狱时身上有伤，而且饱受折磨。苦役犯们都围着它看；它不能飞了：右边的翅膀拖在地上，一条腿脱臼。我记得，它是那么凶猛地环视四周，打量着好奇的人群，还张开弯钩形的鹰喙，准备拼死一搏。当人们看够了，开始走散的时候，它挥动没有受伤的翅膀，用一只脚蹦跳着跛行到院子的最远一端，躲在角落里，紧贴着围墙的立柱。它就这样在我们这里大约度过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一次也不曾走出自己的角落。起初人们常来看它，唆使狗去咬它。沙里克凶猛地向它扑了过去，却又显然不敢靠得太近，把囚犯们都逗乐了。“这只鹰哪！”他们说，“是决不屈服的！”后来沙里克也开始凶狠地欺负它了；恐惧已经消失，在受到唆使的时候，便巧妙地趁机抓它有伤的翅膀。那只鹰用鹰爪和鹰喙全力自卫，高傲而狂暴，仿佛一位负伤的君王，它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环视着好奇围观的人们。最后大家感到厌倦了；全都离弃它，忘记了它的存在，不过，每天都能看到它身边有一小块鲜肉和一瓦罐水。毕竟还是有人在照料它啊。它起初不想吃，好几天都不吃东西；后来开始进食了，不过从来不吃用手递给它的东西，在有人的时候也不吃。我曾不止一次有机会从远处观察它。在看不到人，因而以为它是独自在那里的时候，它有时敢于走出自己的角落，但走得不远，沿着立柱围墙一瘸一拐地走上十来步，然后回到原处，然后又走出来，好像是在散步。一看到我，它立刻就拼尽全力，一瘸一拐地急忙逃回自己的藏身之处，同时昂起头、张开鹰喙、竖起蓬松的羽毛，准备立即投入战斗。我的任何爱抚都不能软化它的态度：它鹐人、搏斗，也不啄食我手里的牛肉，我站在它身旁的时候，它老是用它那愤恨、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我的眼睛。它在孤独而愤怒地等候死亡，不相信任何人，也不与任何人和解。最后，囚犯们仿佛又想起了它，尽管两个月来谁也不关心它，谁也不曾提起它，却突然人人都真心实意地同情它了。人们都说，应当把鹰带到外面去。“哪怕让它去死，也不能死在监狱里。”一些人说。

“显然，自由、刚强的鸟儿，不可能习惯于牢笼里的生活。”另一些人附和道。

“要知道，它和我们不同啊。”有人加了一句。

“听听，他在说什么傻话呢：它是飞鸟，而我们是人嘛。”

“弟兄们，鹰是森林之王……”斯库拉托夫开口道，可是这一回他的话没有人听了。一天午饭后，敲响了出工鼓，有人把鹰捉住，一只手捏着鸟喙，因为它开始凶猛地鹐人，终于把它带出了监狱。他们来到了土围子上。这一批的十来个人好奇地想看看，这只鹰会到哪里去。奇怪：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很高兴，仿佛他们自己也部分地获得了自由。

“瞧这狗东西：你为它做好事，它却老是鹐人！”把鹰捉在手里的人说，几乎是怀着爱意瞅着凶猛的鸟儿。

“放了它吧，米基特卡！”

“你不要对它说空话，给它自由吧，名副其实的自由。”

把鹰从土围子上抛下了大草原。这是深秋寒冷而阴暗的一天。风在荒凉的大草原上呼啸，在发黄、枯萎的野草丛中沙沙作响。鹰径直地走了，挥动有伤的翅膀，仿佛在匆忙地离我们而去，慌不择路。囚犯们好奇地注视着它的头在野草中忽隐忽现。

“你看它呀！”有人若有所思地说。

“头也不回地走了！”另一个人补了一句，“弟兄们，一次也没有回头啊，只顾跑了！”

“而你以为，它会回来表示感谢？”第三个人说。

“显然，它如愿以偿，感觉到无拘无束了。”

“这就是自由啊。”

“已经看不见了，弟兄们……”

“干吗还站着？走吧！”押送兵们大声叫道，于是大家默然无语，步履蹒跚地上工去了。

第七章 请愿

在本章即将付印的时候，已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手记的出版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读者通告如下。

《死屋手记》第一章有几句话讲到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凶手。曾附带地把他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囚犯有时会多么冷漠无情地谈到他们所犯的罪行。还说到，凶手在法庭上拒不认罪，然而根据熟悉此人经历的人们的陈述来判断，事实十分清楚，罪行无可置疑。正是这些人曾告诉《手记》的作者，该犯放荡不羁，债台高筑，便杀死自己的父亲，贪图他身后的遗产。不过，在凶手工作过的城市，人们对他的经历的陈述也完全一致。关于最后这个事实，《手记》的出版者拥有充分可靠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说，凶手在监狱里心情极好，总是非常愉快；还说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浮、不明智的人，不过并不愚蠢，而且《手记》的作者从未发现他有任何特别残忍的表现。就是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不言而喻，我认为这一罪行是不可信的。”

日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接到来自西伯利亚的通知，说该犯其实无罪，是白白地在劳役中受了十年的折磨；法庭对他的冤案已正式予以昭雪。真正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招认了罪行，蒙冤者已获释出狱。出版者对通知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个事实的深刻的悲剧性，关于从年轻时起便在如此可怕的指控下被摧残的生活，不必谈论和大肆宣扬了。这个事实太清楚了、它本身就太令人震惊了。

我们还认为，既然这样的事实也有可能发生，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为“死屋”场景的评述和丰满增添了又一个崭新的、非常鲜明的特点。

现在我们接着看下去吧。

我在前面说过，我终于适应了我在监狱里的处境。但这个“终于”的实现是很困难而痛苦的，是一个太缓慢的渐进过程。实际上我为此不得不付出几乎一年的时间，而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因此这一年才那么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我能按次序记住这一年中的每一个小时。我还说过，其他囚犯也不能习惯于这种生活。记得，在这第一年我时常暗自寻思：“他们呢，他们怎样？难道能安之若素？”这些问题使我挥之不去。我曾经提到，在这里生活的所有囚犯似乎都没有在家里的感觉，而似乎是在客栈里、在旅途中、在某个羁押站的匆匆过客。那些被终身流放到这里的人们，也无谓地忙忙碌碌或愁眉不展，而且其中的每个人都一定会暗自抱有某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种永恒的不安虽然是无声的表现，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奇怪的烦躁和焦急有时是内心的希望的不自觉的流露，他们的希望有时竟如此不切实际，简直像是梦呓，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希望却往往存在于那些看来最务实的人的心里，——这一切使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外貌和性质，也许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它的最典型的特征。几乎从最初的一瞥开始，就会觉得，这在监狱外面是没有的。这里人人都是幻想家，而这一点很惹人注目。这让人感到是病态的，恰恰是因为，幻想使监狱的大部分建筑具有阴森和忧郁的外貌，一种不健康的外貌。绝大部分人都沉默而愤怒，到了仇恨的程度，不喜欢把自己的希望流露出来。率直、坦诚是受到蔑视的。希望越是无法实现，幻想者自己就越是感到无法实现的苦恼，越是顽强而严格地把希望深藏于内心，但决不会放弃。谁知道呢，也许有人会因为怀有这样的希望而暗自羞愧吧。俄罗斯性格中那么富于实际而清醒的认识，内心那么富于嘲讽，首先是自嘲……也许，由于对自己的这种经常的、潜在的不满，这些人才会在彼此的日常关系中有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不妥协和彼此之间的冷嘲热讽。比如说，要是他们当中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比较天真而急躁，偶尔大声说出大家的心里话，开始大谈幻想和希望，那么他立刻就会遭到粗暴的围攻、制止和嘲笑；不过在我看来，攻击得最起劲的恰恰是那些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他走得更远。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天真单纯的人看作十足的傻瓜，对他们抱着蔑视的态度。每个人都那么忧郁而自负，因而蔑视善良而宽厚的人们。除了那些天真单纯的饶舌者之外，所有其余的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善良的人和凶恶的人，忧郁的人和开朗的人。忧郁而凶恶的人要多得多；要是他们当中偶尔有几个生性爱饶舌的人，那么必定是一些惹麻烦的播弄是非者和惶恐不安的心怀忌妒的人。他们好管别人的闲事，但决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这没有形成风气，不合常规。善良的人为数甚少，他们稳重，默默地把自己的期望深藏于内心，当然，他们比忧郁的人更倾向于抱有希望，对自己的期望也更有信心。不过，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部分完全绝望的人。例如，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位老者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总是很少。从表面上看，老人很平静（我曾谈到过他），但是从某些迹象来看，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之道，有自己的出路，那就是祈祷和苦行观念。还有一个神志失常，读《圣经》入迷的囚犯，这个人我提到过，他曾拿着砖头扑向少校，大概也是丧失了最后希望的绝望的人；而完全没有希望是没法活的，于是他就想在自愿的、几乎是人为的苦行中寻求出路。他声称，他扑向少校时并无恶意，仅仅是想受到折磨而已。谁知道，那时他有过怎样的心理过程啊！没有一个目的和对目的的追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真正地活着。失去目的和希望，人往往会苦闷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就是自由和出狱。

不过，目前我正在努力给我们整个监狱的人进行分类。但是这可能吗？现实是无限纷繁多样的，与抽象思维的一切结论，甚至最复杂的结论相比较，现实也不能容许那些明确的、显著的区分。现实倾向于分化。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毕竟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生活，不仅指表面上的生活，也指内心生活。

可是正如我曾多少提到过的那样，我在入狱初期不能而且也不善于探究这种生活的内心深处，因而那时它的一切外在表现都使我感到无法形容的郁闷和苦恼。有时我甚至开始憎恨这些与我同样在狱中受苦的难友。我甚至会忌妒他们而谴责命运不公。我忌妒他们，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在自己人和伙伴之中，能互相理解，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对这种鞭子和棍棒下的伙伴关系、这种被迫的群居生活是深恶痛绝的，人人都暗自把目光转向一旁而避开所有的人。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在气愤的时候所感到的这种忌妒是有合理的依据的。实际上，有些人的看法肯定是不对的，他们说，在我们服苦役和蹲监狱的生活中，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等等和任何一个庄稼汉都完全同样地感到艰苦。我知道有这种看法，近来我听说过，也读到过。这个想法的依据是正确的，是合乎人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人。然而这个想法太抽象。忽略了很多实际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理解。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有教养的人和贵族似乎情感更细腻、更敏锐，有更高的文化程度。精神和精神上的发展很难纳入某种现成的层次。甚至教养本身在这种场合也不是衡量的尺度。我首先要证明，在最没有教养、最受压迫的环境里，也可以在这些难友之中发现精神发展的极其优雅的特点。在监狱里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和一个人相识几年了，心里想，这是个畜生，不是人，因而鄙视他。突然，偶尔在某个时刻，他一时冲动展现了他的心灵，于是您看到了他内心的丰富、爱和同情，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的卓越的理解，您仿佛开了眼了，在最初的瞬间您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与教养和谐共处的是残忍、无耻，使您见而生厌，无论您多么善良或有什么成见，您在心里却既不能原谅他，也无法为之辩解。

关于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等的改变我也不想说什么，对出身上层社会的人来说，这种改变当然比庄稼汉更难以忍受，庄稼汉在入狱前往往忍饥挨饿，而在监狱里至少能吃饱肚子。对这一点我也决不争辩。假定说，对意志力较强的人而言，这一切与其他一些困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实质上习惯的改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有一些困难，相比之下，这一切便无足轻重了，以致你不会在意肮脏的环境、粗暴的态度，也不在意粗劣的不干不净的饮食。最娇生惯养、四体不勤的人，在满脸汗水地劳动一天之后，就会吃黑面包，喝着有死蟑螂的菜汤。对这些还是能习惯的，正如幽默的囚徒之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被关进监狱的娇气的人：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狼吞虎咽。

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新来的犯人，入狱后过了两个小时就和其他所有的人完全一样了，在自己家里，和别的任何人同样地成为监狱群体生活中的一个权利平等的主人。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别人，是大家所熟悉的那种人，因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自己人。然而高贵的人、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多么正直、善良、聪明，都会成年累月地受到所有的人乃至整个集体的仇视和蔑视；他得不到理解，主要的是——得不到信任。他不是朋友也不是伙伴，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使他们不再欺辱他，然而他终究不是自己人，永远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疏远的孤独。这种疏远，从囚犯方面来说，有时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无意中造成的。不是自己人，如此而已。生活在异己的圈子里是最可怕的。一个从塔甘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刻就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样的俄罗斯庄稼汉，立刻就能与他商量好并作出生活上的安排，也许两小时后他们就在一座木屋或一个窝棚里非常和睦地开始新的生活了。出身高贵的人是不同的。他们与平民百姓之间隔着极深的鸿沟，要完全了解这一点，只有在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自己由于外部条件而突然在实际上丧失了原先的特权，变成平民之后。否则，哪怕您一辈子都在和民众交往，哪怕四十年来您每天都和民众接触，例如在身穿制服履行公务的时候，或甚至纯粹出于友情，像恩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慈父般地对待他们，——您却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关系的实质。一切都不过是假象，没有别的。我准知道，所有的人、肯定是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这个见解都会说，我在夸大其词。然而我确信，我的见解是正确的。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书本知识，不是来自思辨，而是来自实际生活，而且我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检验我的这个信念。也许以后大家都能认识到，我的上述见解是何等地正确……

从初期开始，偏偏就有一些事情证实了我的观察，使我深受刺激，非常痛苦。在这第一年的夏季，我几乎总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独自徘徊。我曾说过，我的心情那么恶劣，甚至不懂得在苦役犯中珍惜和区分那些可能爱我、而且后来果真爱我的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与我平等地交往。我也有伙伴，都出身贵族。但这种伙伴关系并不能完全卸下我心头的重负。我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却又无法回避。这时，举例来说，发生了一个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一样，最能使我看清我在监狱里的孤独以及我的处境的特殊性。有一天，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季，时近八月，是平常的晴朗而炎热的一天，中午十二点多钟，大家都习惯于在午后出工之前休息一下，突然，全体苦役犯像一个人似的行动起来，开始在监狱大院里列队。直至此刻我对情况都一无所知。在这个时期，我有时是那么沉浸于自己的思绪，几乎不去注意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苦役犯中的暗潮涌动已经有三天了。也许这次风潮的发端更早得多，这一点我是以后才想明白的，因为我无意中回忆起囚犯们的某些谈话，他们更猛烈的喧哗争吵、闷闷不乐，特别是他们最近所流露的满怀怨恨的样子。当时我把这些都归因于繁重的劳动、寂寞漫长的夏天、对森林和自由的情不自禁的向往，以及夏夜苦短，得不到充足的睡眠。也许，这一切现在结合在一起，激起了大爆发，不过这次爆发的诱因却是伙食。最近有好几天了，他们在牢房里大声抱怨，愤愤不平，尤其是聚集在伙房里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对厨娘不满，甚至试图撤换其中的一个，却又立刻把新来的赶走，再把原来的那个喊回来。总之，大家都有一种烦躁不安的心情。

“干的是重活，却给我们吃腹膜[1]。”有人在伙房里嘀咕道。

“要是不爱吃，那就要一份奶油杏仁酪嘛。”另一个人接腔了。

“弟兄们，腹膜汤我是很爱吃的，”第三个人接腔道，“味道不错啊。”

“老是只给你腹膜吃，还觉得味道不错吗？”

“当然，现在是该吃肉的时候，”第四个人说，“我们在工厂里干哪、干哪，干完定量就想吃一顿好的。腹膜算什么伙食嘛！”

“不要腹膜，那就要内脏。”

“哪怕再有一份内脏也好啊。腹膜加内脏，可是只给了一样。这是什么伙食啊！这里还讲不讲道理呢？”

“是呀，伙食很恶劣。”

“他的口袋里想必塞满了钱。”

“这你就管不着了。”

“那谁管得着呢？肚子可是我的呀。大家进行和平请愿，那才是正事儿。”

“请愿？”

“对。”

“看来，你为请愿挨的鞭子还太少了。蠢货！”

“这是大实话，”另一个人不满地叽咕道，他一直没有吭声，“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请愿时你说什么呢？你就先说说看吧，木头脑袋。”

“说就说。要是大伙儿都去请愿，我就跟大伙儿一起说。就是穷呗。我们这里有的人吃自备的饭菜，有的人却只能吃公家的伙食。”

“瞧，这个眼尖的家伙在忌妒！眼红别人吃的东西。”

“看别人吃东西别眼馋，不如早点儿起来，为赚取自己的那一份而动手干起来。”

“干起来！……这个问题我能跟你争论到头发白。看来你是有钱人了，既然愿意游手好闲地坐着。”

“有钱的是叶罗什卡，又养狗又养猫。”

“说真的，弟兄们，为什么老坐着呢！够了，别再像他们这样傻坐着啦。别人在扒我们的皮。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啊？”

“为什么！大概要向你解释一番才行；你只会接受现成的看法。我们在服苦役——这就是为什么！”

“天哪，果真是：民众不和，肥了长官。”

“就是。肥了八只眼。他买了两匹灰色的双套马。”

“嘿，他连酒也顾不上喝了。”

“日前在打牌的时候，他跟兽医打了一架。”

“他们通宵打牌。我们的少校有两个钟头在挥舞拳头。这是费季卡说的。”

“所以我们才喝腹膜汤嘛。”

“唉，你们真傻！以我们的地位是不可以去请愿的。”

“我们全体都去，看他有什么理由可说。要坚持下去。”

“理由！他扇你一个耳光，就此扬长而去。”

“还要把你送上法庭……”

总之，大家都很激动。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真的很差。又接二连三地出了一些事。而主要的是——普遍的不满情绪，长期郁积的痛苦。苦役犯本来就喜欢争吵闹事；但全体或成群地起来闹事，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总是有分歧。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谩骂多而行动少。不过这一次大家的激动并非无果而终。他们开始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在牢房里议论、骂街，气愤地历数我们少校的种种倒行逆施；查明了他的全部底细。有些人特别激动。在任何类似的行动中总是有主谋，有领头人。在这些事件中，就是说，在请愿的事件中，领头人一般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不仅在监狱，而且在所有群体、部队等等之中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不论在哪里，他们都是彼此相似的。这些人热情、渴望正义，并且极其天真而真诚地相信，正义是一种必然而不容置疑的、主要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可能性。这种人不比别人笨，其中甚至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但他们太性急，因而缺乏计谋和手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善于巧妙地引导群众并赢得战斗，那么他们就成为另一种类型的人民的领路人和天然领袖了，这一类人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少的。不过，我刚才讲到的那些请愿的主谋和领路人，几乎总是会输掉战斗，因而后来被关进监狱服苦役。他们由于狂热而遭到失败，但也由于狂热而对群众有影响力。最后人们都很乐意跟着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满腔义愤影响着所有的人，即使那些最优柔寡断的人也终于会归附他们。他们对胜利的盲目自信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也会受到诱惑，尽管这种自信所依据的理由，有时是那么不可靠，那么幼稚，使旁观者大为惊讶，那些人怎么会跟着他们走呢。重要的是，他们走在最前面而毫无惧色。他们像公牛一样低着头笔直地往前冲，往往不了解情况，行事莽撞，缺乏在实践中诡计多端的狡诈（而有时甚至那些极其卑鄙而声名狼藉的人正是依靠诡计多端才有了胜算、达到了目的并逃脱惩罚）。他们必将遭到挫败。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爱发脾气，好唠叨，易受刺激而又缺乏耐心。往往智力非常有限，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有力量的原因。有一点最令人气愤，他们常常不是直接奔赴目标，而是偏离目标，不是抓大事而是抓小事。正是这一点害了他们。但他们容易被群众所理解；这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不过，还得讲几句，请愿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人就是因为参加请愿被关进来的。最兴奋的就是他们。特别是其中当过骠骑兵的马丁诺夫，他脾气急躁，容易冲动，生性多疑，但为人正直而务实。另一个是瓦西里·安东诺夫，他很激动，却不露声色，目光犀利，面带高傲而嘲讽的微笑，很有头脑，不过他也是一个正直而务实的人。但不能一一列举了，他们人很多。顺便说说，彼得罗夫起劲地走来走去，倾听那些扎堆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他的话不多，但看来心情很不平静，而且在开始列队的时候，第一个跳起来冲出牢房的就是他。

在我们监狱担任司务长职务的士官吃惊地出去了。列队完毕，犯人们礼貌地请他转告少校，苦役犯希望与他对话，并亲自向他提出几点要求。跟随士官出去的全体残疾军人也在苦役犯对面列成队伍。向士官提出的这个要求是非同寻常的，使他惊慌失措。可是他不敢不立即报告少校。首先，苦役犯们既然闹起来了，那就有可能出现更坏的情况。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都对苦役犯感到特别担心。其次，即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大家当即改变主意，各自散开，那么士官还是应当立即向长官报告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面色苍白、吓得发抖，急忙去见少校，甚至没有试图向苦役犯了解情况，加以规劝。他看得很清楚，人家现在是不会理睬他的。

我对事态一无所知，也出去排队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只是在后来才知道。那时我以为是要点名；可是我没有看到那几个负责点名的卫兵，于是惊讶地四处张望。人们都神情激动而愤怒。有些人甚至脸色苍白。大家都忧心忡忡，默然无语地等着看，在面对少校的时候会怎样提起话头。我发觉，很多人都大惑不解地看了看我，又默默地把头扭开。看来他们有些奇怪，我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排队。显然，他们不相信我也会参加请愿。可是不久，几乎所有站在我周围的人又开始把头转向我，全都疑惑地瞅着我。

“你怎么在这里？”瓦西里·安东诺夫粗鲁地大声问道，他站在离开我较远的地方，在此之前他对我总是以“您”相称，而且彬彬有礼。

我困惑地看了看他，仍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了，已经隐约地猜想到，正在发生某种非常事件。

“可不是吗，你怎么站在这里？回牢房去吧，”一个年轻人说道，他是军人，我和他素不相识，小伙子和善而文静。“这不关你的事。”

“这不是在排队吗，”我回答说，“我以为要点名了。”

“瞧，他也爬出来了。”有人大声叫道。

“鼻子真灵。”另一个人说。

“这些苍蝇拍子！”第三个人以无法形容的蔑视态度说道。这个新绰号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

“他在伙房里是受到关照的。”又有人加了一句。

“他们到哪里都是天堂。这里是服苦役的地方，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包，还要买乳猪。你是吃自备餐的；何苦往这儿钻呢。”

“这里不是您待的地方。”库利科夫从容自若地来到我跟前说道，他抓起我的手，把我带出了队列。

他自己脸色苍白，一双黑眼睛闪着怒火，牙齿紧咬下唇。他不能平静地等候少校。顺便说说：我非常喜欢看着处于类似场合的库利科夫，也就是处于所有可以让他表现自己的场合。他太装腔作势了，不过也办实事。我觉得，他即使在走向刑场时也会带着一种优雅而雄赳赳的神气。现在，当所有人都对我称“你”并出言不逊的时候，看来他故意对我加倍地注重礼貌，与此同时，他的话似乎特别果断，甚至表现出不容置辩的高傲。

“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在这里是无事可做的。您走吧，到哪里去等一等……瞧，你们的人都在伙房，您就到那里去吧。”

“到第九根木桩那儿去吧，没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就住在那里！”有人接茬道。

我向伙房望去，透过稍微打开的窗户果然看到了那几个波兰人；不过，除了他们，我觉得那里好像人很多。我困惑地朝伙房走去。我身后响起了笑声、骂声和跺脚声（苦役犯用后者代替喝倒彩的嘘声）。

“他不高兴了！……噢，噢，噢！滚吧！……”

在此之前，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这一次使我很难受。可我赶上了这样的时刻。我在伙房的过道里碰到了托—夫斯基[2]，他出身贵族，是一个坚强宽厚的年轻人，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却非常敬爱Б。苦役犯都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有些喜爱他。他勇敢、刚毅而又强健，这似乎在他的一举一动中都能表现出来。

“您怎么了，戈梁奇科夫，快到这里来！”

“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当然，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要开始调查主谋了，要是我们在那里，不言而喻，造反的罪名首先就会落在我们头上。您想想吧，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只是挨一顿鞭子，而我们却要受到审判。少校敌视我们这些人，很高兴能陷害我们。他一定会归罪于我们而为自己开脱。”

“苦役犯也会出卖我们。”我们走进伙房时，米—茨基补了一句。

“放心吧，他们是不会发善心的！”托—夫斯基应声说道。

伙房里除贵族之外，还有很多人，总共约有三十人。他们都留了下来，不想参加请愿，——有的出于胆怯，有的因为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扰乱正常工作和良好品行的请愿的顽固不化的天敌。他保持沉默，非常安心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果，一点也不为结局而感到担心，恰恰相反，对秩序和长官意志的必然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深感困惑，垂头丧气，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是惴惴不安哪。监狱里所有的波兰平民都在这里，他们也站在贵族一边。有几个是胆怯的俄罗斯人，总是保持沉默，因为饱受折磨而神情呆滞。他们没有勇气跟着别人出去请愿，忧心忡忡地想等着看事情会怎样了结。最后，还有几个阴沉而总是神情冷峻的囚犯，他们并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固执而厌烦地确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倒霉，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不过，我觉得，现在他们毕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看上去不是十分自信。他们虽然明白，他们对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后来也得到了证实，但毕竟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脱离群体的叛徒，仿佛把伙伴们出卖给了少校教官似的。出现在这里的还有约尔金，就是那个有心计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他因为造假币而入狱，还抢走了库利科夫的兽医业务。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区的那个小老头也在这儿。厨娘们一个不少地都留在伙房里，大概他们以为，他们也是管理人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出去反对当局是不成体统的。

“不过，”我犹豫不决地对米—茨基说道，“除这些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

“这与我们何干？”Б嘟囔道。

“我们所冒的风险会比他们大一百倍，要是我们出去的话；何苦呢？我是憎恨这些强盗的[3]。难道你哪怕有一分钟以为他们的请愿能不负所望？何必介入这种蠢事呢？”

“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一名苦役犯搭腔道，那是一个倔强而愤愤不平的老者。阿尔马佐夫也在这里，他连忙附和道：

“除了挨五十鞭子，不会有别的结果。”

“少校来了！”有人叫道，于是所有的人全都猛地扑向窗口。

少校疾步而来，凶相毕露，盛怒如狂，满面通红，戴着眼镜。他一言不发，坚决地来到队列前面。在这种场合，他真的很勇敢，不失沉着镇静的气度。不过，他几乎总是处于半醉的状态。甚至他的带有橙黄色帽圈的油污的军帽和肮脏的银色肩章此刻也有一种不祥之兆。他身后跟着文书佳特洛夫，我们监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实际上掌控着监狱的一切，甚至对少校也有影响，此人狡猾而又城府很深，但也不是坏人。囚犯们对他是满意的。跟在他后面的是我们的士官，显然已受到极其可怕的申斥，而且还在等待着十倍之多的责骂；他身后是三四名卫兵，不会更多了。囚犯们好像从派人去请少校时起，便脱帽站着了，现在都挺胸肃立；人人都倒换了一下脚步，随即鸦雀无声，等候长官的第一句话，或者不如说，等候他的第一声吼叫。

吼叫声立刻就随之而来；从第二句话开始，少校就扯着嗓门吼叫起来，这一次甚至还带有一种刺耳的啸声：他实在是气疯了。我们从窗口看到，他在队列前跑来跑去，横冲直撞，连声喝问。不过，他的问题以及囚犯们的回答，我们因为离得太远，是听不见的，我们只听到他在尖声大叫：

“暴动分子！……出列……为首的主谋！你是主谋！你是主谋！”他冲着某人叫道。

听不清回答。不过片刻后我们看到，一名囚犯站出来，到警卫室去了。又过了片刻，另一名囚犯跟着他走了，然后是第三个。

“全都送交法庭审判！我把你们！这是谁在伙房里？”他从敞开的窗口看到我们，便尖声叫道，“所有的人都到这里来！马上把他们赶到这里来！”

文书佳特洛夫到我们伙房来了。在伙房里人们告诉他，他们没有请愿。他立即回去报告了少校。

“啊，没有请愿！”他用低二度的声音说道，看来很高兴。“反正都叫来吧！”

我们出去了。我觉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出去。大家还是去了，真的是低垂着脑袋。

“啊，普罗科菲耶夫！还有约尔金，这是你，阿尔马佐夫……站过来，站过来，站在一起吧，”少校用一种催促但柔和的声调对我们说道，还亲切地望望我们。“米—茨基，你也在这里……现在要把姓名记下来。佳特洛夫！马上把所有满意的人单独登记，再把不满意的人单独登记，一个也不许漏掉，然后把名单交给我。我把你们全都押送……法庭！我把你们这些坏蛋！”

名单起了作用。

“我们是满意的！”在不满意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郁闷地叫了一声，不过似乎不大坚决。

“啊，满意！谁满意？满意的站出来吧。”

“满意，满意！”又增加了几个人的声音。

“满意！就是说，你们是受人煽动的，就是说，有主谋，有暴动分子？这些人的处境更不妙！”

“天哪，这是怎么了！”队伍中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谁，这是谁在叫嚷，谁？”少校吼叫起来，猛地向声音的来处扑去。“是你，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你在叫嚷？押送警卫室！”

拉斯托尔古耶夫，一个浮肿的高个子年轻人走出队列，慢腾腾地到警卫室去了。叫嚷的人根本不是他，可是因为指认了他，他也就没有声辩。

“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少校在后面冲着他吼叫起来，“瞧这肥胖的嘴脸，三天不……我要把你们全都揪出来！满意的出列！”

“我们满意，阁下！”响起了几十人的郁闷的声音；其余的人倔强地沉默着。但对少校来说，能这样就行了。显然，把事情尽快了结，对他本人是有利的，无论如何要和平解决。

“啊，现在全都满意了！”他急忙说，“这一点我看到了……知道了。这是几个主谋在领头闹事！他们之间显然是有主谋的！”他对佳特洛夫接着说道，“这要详细地调查清楚。而现在……现在上工的时候到了。击鼓上工！”

他亲自解散了队伍。囚犯们沉默而忧伤地分头上工去了，至少因为能赶快走开而感到满意。但解散后少校立刻就到警卫室去看看，并处置了几名“主谋”，不过不是很严厉。甚至是草草了事。后来听说，有一名犯人请求宽恕，他当即宽恕了他。显然，少校心绪不佳，也许还感到恐惧。请愿毕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虽然囚犯们的申诉其实也不能叫作请愿，因为这不是向最高当局，而是向少校本人提出的。但毕竟有些尴尬，不是好事。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全体囚犯是一致起来闹事的。无论如何要息事宁人。几名“主谋”很快便释放了。第二天伙食就有所改善，不过为时不久。少校在最初几天更加常到监狱里来，也发现了更多破坏秩序的现象。我们的那位士官忧心忡忡，局促不安，好像还没有从惊恐中完全恢复过来。至于囚犯，他们在此后很久还无法平静，但已经不像原先那样激动了，而是在沉默中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有些人甚至垂头丧气。另一些人对这整个事件的反应是爱嘟囔而不愿明说。不少人满怀怨恨地大声嘲笑自己，仿佛在为参加请愿而引咎自责。

“瞧，兄弟，闹呀，尝到苦头了吧！”有人会这样说。

“你所嘲笑的，正是你自酿的苦酒啊！”另一个补充道。

“哪有耗子给猫挂铃铛的呢？”第三个指出道。

“当然，我们这种人不挨大棒是不肯信服的。还好，不是人人都挨鞭子。”

“你还是多了解情况，少饶舌吧，这样更可靠些！”有人恼怒地指出道。

“你要教我些什么呢，老师？”

“当然是教你懂得事理喽。”

“怎么突然跳出你这么个玩意？”

“我眼下还是人，你倒是什么玩意呢？”

“狗吃剩下的东西，你就是这种玩意！”

“这是你自己。”

“喂，喂，你们得了吧！嚷些什么呢！”四面八方都在呵斥两个争吵不休的人……

就在那一天，也就是在请愿的当天，晚上放工回来后，我在牢房外面碰到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来到我跟前，含糊地低声说了些什么，好像是两三句感慨的话。但很快就心不在焉地默然无语，机械地与我并肩而行。这整个事件仍是压在我心头的隐痛，我觉得彼得罗夫能给我一些解释。

“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们不会生我们的气吧？”

“谁生气了？”他问，仿佛刚醒过来似的。

“囚犯们对我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有气吗？”

“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呢？”

“因为我们没有出来请愿哪。”

“可你们为什么要请愿呢？”他问，似乎竭力想理解我的意思，“你们是吃自备餐的呀。”

“唉，天哪！你们的人也有吃自备餐的嘛，他们不是也出去了吗？嘿，我们也应该出去的……基于伙伴关系。”

“可……可是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他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赶紧瞟了他一眼：他完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没有理解我在追问什么。然而我在这一瞬间完全理解了他。久已在我心头浮动并使我不得安宁的一个模糊的想法，此刻终于得到了明确无误的肯定。我突然明白了一直琢磨不透的问题。我明白了，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作为伙伴，哪怕我是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单人囚室的重犯。不过使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彼得罗夫这时的样子。他的问题“您怎么成了我们的伙伴呢？”使人感觉到那样一种质朴的天真，那样一种毫不掩饰的困惑。我曾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嘲弄呢？什么也没有：很简单，不是伙伴，如此而已。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

说真的，我原以为，在请愿以后他们会活剥了我们，我们将永无宁日。才不是呢：我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对埋怨的一点暗示也不曾有过，没有任何新增加的特别的恶意。只不过是有机会就向我们唠叨几句，像往常一样，再没有别的了。不过，对所有那些不愿参加请愿而留在伙房的人们，同样，对所有那些最先高喊满意的人们，他们也没有一点生气的表示。甚至谁也不再提及此事。尤其是最后这一点，我是无法理解的。

[1] 腹膜，指动物肚子的内膜。

[2] 指西蒙·托卡尔热夫斯基（1823—1900），波兰农民协会会员，该协会反对农奴制，为波兰独立而斗争。著有《七年苦役》一书。

[3] 原文为法文。

第八章 伙伴

当然，比较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尤其是在初期。不过，在我们监狱里的三位前俄罗斯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密探阿—夫以及被认为是弑父者的那个人）之中，我只同阿基姆·阿基梅奇往来和交谈。坦白地说，我去接近阿基姆·阿基梅奇，可以说是由于绝望，是在心情极其苦闷而当时除了他又没有别人可以交往的时候。在上一章我曾试图将我们所有的人分类，可是此刻我想起阿基姆·阿基梅奇，于是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类别。诚然，构成这个类别的只有他一个。这一类是漠然无动于衷的苦役犯。说漠然无动于衷，是指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在监狱外生活或关在监狱里都一样，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然而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甚至在监狱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好像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了：他身边的一切，包括床垫、枕头、用具在内，都放得那么妥帖，那么稳当，那么有长远打算。在他身上没有临时凑合的丝毫迹象。他还要在监狱里度过很多年，可他未必会在什么时候想到过出狱。不过，即使他已经安于现状，当然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许是迫于不得不服从的制度吧，不过对他来说，这是没有区别的。他是个好人，起初还经常帮助我，给我出主意，为我效劳；可是我承认，有时，尤其是在初期，他会在无意中使我感到无可名状的苦闷，更加剧了我本来就很苦闷的心情。而我是因为苦闷才与他交谈的。有时你会渴望听到一句真心话，哪怕是尖酸刻薄的话，哪怕是不耐烦的话，哪怕是一些泄愤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对我们的遭遇发发牢骚了；他却默不作声，在糊自己的小灯笼，或者讲他们在某一年的军事检阅，师长是谁，他的名字和父称叫什么，他对检阅是否满意，以及发给尖兵的信号有什么改变，等等。声音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不紧不慢，仿佛水在一滴一滴地滴落。他对我谈到，曾因为参加了高加索的某次战斗而荣获“圣安娜勋章”，甚至在这时他也几乎没有一点振奋的心情。只是他的声音这时变得非常高傲而庄重；在说到“圣安娜勋章”的时候，他稍微压低声音，甚至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然后有两三分钟特别沉静而持重……在这第一年里，我常有犯糊涂的时候，这时我（往往是突然地）对阿基姆·阿基梅奇几乎产生了憎恨的心情，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心里默默地诅咒自己的命运，竟让我与他在板铺上并头而卧。通常在一个小时后我就会因此而自责。不过这只是第一年的情况；后来我在心里与阿基姆·阿基梅奇彻底地和解了，而且为以前的糊涂想法而感到羞愧。从表面上看，我记得，我和他从来没有争吵过。

在我入狱期间，除了这三个俄罗斯人之外，我们这里先后有过其他八个人。我与其中的几位相当亲近，甚至相处得很愉快，但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如此。其中几位最优秀的人物都有些病态、狭隘而且极其偏执。后来我和其中的两位干脆就不说话了。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1]、米—茨基和老头子若—斯基[2]，后者曾在某地担任数学教授，老头子善良、正派，也很古怪，尽管受过教育，心胸却似乎非常狭隘。米—茨基和鲍—斯基就完全不同了。我和米—茨基头一回见面就很相投；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我尊敬他，却始终无法爱他、依恋他。他是疑心很重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但是有惊人的自控能力。正是这种太强的自控能力令人不快：使人觉得，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完全敞开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这是一位性格坚强而又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在与人交往中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有些伪善的圆滑和谨慎反映了他的隐秘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同时，他内心的痛苦正是源于这种二重性：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期望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不过，尽管他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圆滑，他与鲍—斯基及其朋友托—斯基却有不可调和的敌意。鲍—斯基是病人，有肺病的症候，易怒而烦躁，其实他是非常善良，甚至豁达大度的人。他的易怒有时达到了非常偏执而任性的程度。我受不了这种脾气，后来和鲍—斯基绝交了，可是我对他的爱却始终如一；而我和米—茨基也没有争吵过，却从来不曾爱过他。与鲍—斯基绝交后，我却不得不也立即与托—斯基绝交，他就是我在上一章讲述我们请愿的情况时曾经提及的那个年轻人。我对此深感遗憾。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问题在于，他是那么热爱和尊敬鲍—斯基，对他是那么满怀景仰之情，以致凡是稍微疏远鲍—斯基的人，几乎立刻就被他视为自己的仇敌。他后来好像也是为了鲍—斯基，尽管忍了很久还是和米—茨基绝交了。不过，他们都是精神上不大正常的人，刻薄、易怒、多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比我们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故土。其中几个人是长期流放，服刑十年、十二年，而主要的是，他们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抱有很深的成见，在苦役犯身上只看到兽性，不能甚至不愿看到他们身上的任何优点、任何人性的表现，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幸而具有这种看法是环境和遭遇使然。显然，苦闷使他们在监狱里感到窒息。他们对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对伊赛·福米奇是和蔼可亲的，然而对所有其余的苦役犯都厌恶地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斯塔罗杜布的那位旧教徒才博得了他们由衷的敬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坐牢期间，没有一个苦役犯曾指责他们的出身、信仰和思维方式，我国的普通民众对外国人，主要是对德国人，是会进行这样的指责的，尽管也很少见。不过，对德国人也许只是嘲笑；俄国的普通民众觉得，德国佬显得滑稽可笑。苦役犯们对这几个人甚至是敬重的，远胜于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而且一点也不招惹他们。可他们好像从来就不愿正视这一点并加以考虑。我谈到了托—斯基。就是他，在从最初的流放地移送我们城堡的时候，几乎一路上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鲍—斯基，后者体格虚弱，几乎半路上就疲惫不堪了。他们最初被押送到乌—戈尔斯克。他们说那里很好，就是说，比在我们城堡好多了。可是他们与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其他流放犯有了通信关系，尽管是无可指责的普通的书信往来，有关方面却认为有必要将他们三个人移送我们的城堡，离我们最高当局的眼皮子更近些。他们的第三个伙伴是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在监狱里是形影相吊。难怪他在流放的第一年那么苦闷！

这个若—斯基就是经常向上帝祈祷的那位老者，我在前面提到过他。我们的所有政治犯都是青年，有的还很年轻；只有若—斯基已年过半百。当然，他为人正直，但有些古怪。他的两个伙伴，鲍—斯基和托—斯基，都很不喜欢他，甚至不和他说话，提起他就说他执拗而又爱吵架。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没有几分道理。在监狱这种地方，人们相聚在一起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我觉得，比起在社会上更容易发生口角，甚至在彼此之间产生敌意。这是很多情况所促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相当笨拙，也许还是个惹人讨厌的人。他其余的那些伙伴也都与他不大和睦。我和他虽然从来不曾有过口角，也并不特别亲近。对自己的学科数学看来他是通晓的。我记得，他曾老是用自己那半通不通的俄语费劲地向我解释他自己所杜撰的一套特殊的天文体系。据说，他发表过这方面的著作，但学术界对它只是嗤之以鼻。我觉得，他的智力好像受到了一些损害。他有时整天双膝跪地向上帝祈祷，这为他赢得了苦役犯们的普遍尊敬，而且他一直到死都享有这种尊敬。他在一场重病后死在我们的军医院，这是我亲眼所见。不过，他刚踏入我们监狱，就在与我们的少校发生冲突之后受到了苦役犯们的尊敬。在从乌—戈尔斯克到我们城堡的路上没有给他们剃头，他们都长了满脸的大胡子，当他们直接被带来见少校教官的时候，他对这种破坏制度的现象大发雷霆，不过这完全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这是什么样子！”他吼叫起来，“这是一批流浪汉，土匪！”

若—斯基那时还不大懂俄国话，以为在问他们是流浪汉，还是土匪？便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是政治犯。”

“什——么！你顶撞我？顶撞我！”少校吼叫道，“押送警卫室！用树条抽打一百下，立即执行，立即！”

老人受到了惩罚。他毫不抗辩地躺到树条下，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一动不动地忍受了鞭刑，没有发出一点叫声或呻吟声。鲍—斯基和托—斯基这时走进了监狱，米—茨基已经在大门口等着他们，径直扑上去搂住他们的脖子，虽然与他们素未谋面。他们因为少校的这种处置而十分激动，就对他详细地讲了若—斯基的情况。我记得，米—茨基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太激动了，”他说，“我记不得我究竟是怎么了，像发疟疾似的直哆嗦。我站在大门口等候若—斯基。他要直接从受刑的警卫室走过来。便门突然开了：若—斯基谁也不看，脸色煞白，惨白的嘴唇在哆嗦，从聚集在院子里的苦役犯们当中穿过，苦役犯们已经知道了一个贵族遭到惩罚的消息，他走进牢房，径自来到自己的铺位，一言不发地跪下，开始向上帝祈祷。苦役犯们大为震惊，甚至满怀同情。”——“当我看到这位老者，”米—茨基说，“白发苍苍，撇下家乡的妻儿，当我看到他双膝跪地，忍辱受刑后在虔诚地祈祷的时候，——我猛然冲出牢房，有整整两个小时仿佛失去了知觉；我处于气愤若狂的状态……”从这时起，苦役犯们就非常尊敬若—斯基，对他总是彬彬有礼。他们特别中意的是，他在受刑时竟一声也没有叫喊。

不过，应该说出全部真相：决不能根据这个事例来评判西伯利亚的管理人员对出身贵族的流放犯的态度，而不管这些流放犯是谁，是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事例只能说明，有可能会碰上一个恶人，当然，假设这个恶人是在某个地方独揽大权的长官，那么这名流放犯的命运就很难得到可靠的保障了，要是这个凶恶的长官对他特别反感的话。但是不能不承认，能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余军官的语气和态度的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在涉及贵族流放犯的问题上是很审慎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很想优待他们，而有别于其他出身平民的苦役犯。原因很清楚：首先，这些高级首长自己就是贵族；其次，从前还有一些贵族不愿躺下受刑，反而冲上去反抗动刑的士兵们，从而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次，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点，已经很久了，大约早在三十五年前，西伯利亚突然一下子涌现了大批被流放的贵族，而这些流放犯在三十年期间以其卓越的表现在整个西伯利亚得到了尊重，因而在我那个时代，当局已经自然而然地按照多年传承下来的老习惯对一定类别的贵族犯人另眼相看，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流放犯。在最高当局之后，下级官员也习惯于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这种眼神和语气是跟上级学来的，是对上级的模仿和服从。不过许多下级官员都目光呆滞，暗自责怪上级的指示，倘若能不受干扰地擅自行动，他们就非常、非常高兴了。然而这是不完全允许的。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说，理由如下。我所在的第二类的苦役犯是由军事管制下的城堡中的囚犯所构成的，其生活比其他两类，即第三类（工厂类）和第一类（矿工类）要艰苦得多。不仅贵族，而且所有的囚犯都艰苦得多，恰恰是因为这一类囚犯的管理和生活制度全都是军事化的，与俄军的囚犯连很相似。军事管制更严酷，限制更多，总是戴着镣铐，总是在士兵的监视之下，牢房总是上锁，而另外两类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至少我们所有的囚犯都是这样说的，而他们之中有些人是了解情况的。他们都很乐意被押送到第一类去，尽管那里被认为是法度最严酷的地方，甚至还时常梦想到那里去。至于俄军囚犯连，我们所有在那里待过的人都谈虎色变，硬说在整个俄罗斯也没有比那些城堡里的囚犯连更难以忍受的地方，与那里的生活相比，西伯利亚就是天堂了。可见，既然在我们监狱这样严加监禁的地方，在军事管制之下，处于总督本人的眼皮底下，最后，有鉴于下述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即某些局外的官方人士出于恶意或出于职务上的忌妒，随时准备向有关方面告密，说有些居心叵测的长官在宽纵某一类犯人，那么我要说，既然在这种地方对贵族犯人也有些另眼相看，那么在第一类和第三类那里就更会优待他们了。因而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评判整个西伯利亚的情况。我所听到的所有来自第一类和第二类流放犯的有关传说和故事都证实了我的结论。实际上我们监狱的管理人员对我们这些贵族是比较关心、比较慎重的。至于在劳动和待遇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姑息之处：同样的劳动，同样的镣铐，牢房同样地上锁，总之，一切都和所有的囚犯完全一样。要改善我们的境遇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在这座城市，在早已成为过去的不久之前，曾有过那么多告密者、那么多阴谋、那么多人互相陷害，管理人员自然是害怕告密的。那时告密说，某一类犯人受到宽纵，那是多么可怕啊！于是人人自危，因而我们的处境和所有的苦役犯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在体罚方面有些区别。诚然，要抽我们一顿鞭子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我们该罚，就是说，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是职责和平等——在体罚方面一律平等所要求的。但毕竟不会平白无故地就轻率地抽我们一顿鞭子，而对普通苦役犯，不言而喻，这种轻举妄动的暴行是时有发生的，特别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喜欢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连级指挥官。我们知道，城防司令获悉老头子若—斯基的情况后，十分震怒，责令少校今后不得滥用权力。大家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这里的人也都知道，总督本人很信任我们的少校，而且相当喜爱这个有些才干的属下，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对他严加申斥。于是我们的少校怀恨在心。比如说吧，他是多么想找机会整治米—茨基啊，他听了阿—夫的谗言恨极了这个人，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树条抽他啊，尽管他在寻找借口，在迫害他，对他不怀好意。不久全城都知道了若—斯基事件，舆论是一致反对少校的；很多人都谴责他，有的甚至出口伤人。现在我也想起了我和少校教官初次见面的情形。我们，也就是我和与我一起服苦役的另一个出身贵族的流放犯，还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就听说这个少校的可怕性格的故事而为之胆寒。当时在那里的几位被流放二十五年的出身贵族的老者，对我们深表同情，我们待在中转站的时候，他们经常与我们来往，警告我们要提防我们未来的那位长官，还答应要竭力通过熟人的关系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他的迫害。果然，总督的三个女儿从俄罗斯来，当时就住在父亲家里，收到了他们的信件，看来她们在父亲面前为我们讲了好话。可是他能怎样呢？他只是告诉少校，叫他处事要慎重一些。午后两点多钟，我和我的那个伙伴来到了这座城市，押送队把我们直接带到了我们的暴君面前。我们站在接待室里等他。这时已经派人去找监狱里的士官了。他一到，少校教官也出来了。他的那张赤红的、满是粉刺而凶相毕露的脸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抑郁的印象：就像一只凶恶的蜘蛛奔向落入蛛网的可怜的苍蝇。

“你的名字？”他问我的伙伴。他说话快速、急躁、生硬，看来他想给我们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

“某某。”

“你的？”

“某某。”

“士官！马上送进监狱，在警卫室按民事犯规定，立刻剃掉半边头发；明天就得换一副镣铐。这是什么军大衣？从哪里得到的？”他突然问，注意到了在托博尔斯克发给我们的背上有一些黄色圈圈的灰色长外衣，我们就是穿着它面对他的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这是新式囚服！这大概是一种新式囚服……还在设计当中……是彼得堡的设计……”他说，一面轮流地把我们转来转去地打量着。“他们什么也没有吗？”他突然向押送我们的那个宪兵问道。

“他们还有自己的衣服……大人。”宪兵回答道，不知怎么突然挺直身躯，甚至微微发抖。大家都知道他，都听说过他，谁见到他都害怕。

“全都没收。只把内衣交给他们，那也只能是白色的，有颜色的也都没收。其他衣物全部拍卖。钱上交入库。囚犯没有私人财物，”他接着说道，严厉地看了我们一眼。“当心点儿，给我好好地待着！别让我听到什么！否则……体——罚！稍有差错——就树——条——伺——候！……”

我由于受不了这种态度，整晚都几乎像患病似的。不过，我在监狱里的见闻更加剧了我的感受；但关于我入狱的经过，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刚才提到，管理人员对我们没有也不敢有任何一点姑息，在劳动中丝毫也不比其他囚犯轻松。然而有人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我和鲍—斯基有整整三个月曾作为文书被派到工程处去上班。但这件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而主导者就是工程处的管理人员。就是说，其他所有那些或许会知道的人，却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格—科夫担任工程队队长的时候。格—科夫中校仿佛从天而降，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干多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超过半年，甚至半年还不到，——他就到俄罗斯去了，给所有的囚犯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囚犯们对他不只是爱，而是把他奉若神明，要是在这种地方能这样来形容的话。他是怎样做到了这一点的呢，我不知道，但他是从一开始就博得了他们的好感。“父亲，是父亲啊！胜似父亲！”在他管理工程部门的时候，囚犯们时常这样说。他好像是一个好酒贪杯的酒徒。个子不高，目光强悍而自信。他对囚犯却和蔼可亲，几乎可说是温情脉脉，真的，他简直像父亲一样爱护他们。为什么他会那样爱护囚犯呢——我无从说起，不过他不会见到一个囚犯而不对他说句亲切而愉快的话语，不和他逗乐、开玩笑，而且主要的是——这时他一点长官的架子也没有，甚至没有那种居高临下或纯粹官僚习气的亲切。这是自己的伙伴，真正的自己人。不过，尽管他具有这种本能的民主作风，囚犯们在他面前却一次也不曾有过任何失礼或亲昵的表现。恰恰相反。当一名囚犯遇见这位长官的时候，便满脸笑容，摘下帽子，而这时已含笑看到对方向他走了过来。他一开口说话，——便深得人心。真有这样的一些大众化的人物呢。他看上去英姿勃勃，步态稳健而威武。“一头雄鹰！”囚犯们往往这样说他。当然，要改善他们的处境，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只管工程建筑，这种劳动在所有其他长官当权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向来的既定法规进行。除非他偶尔碰到一批犯人在劳动，看到工作已经完成，便不再留他们干完剩余的时间，而在击鼓收工之前就让他们下班。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对囚犯的信任，不吹毛求疵、乱发脾气，全然没有某些带侮辱性的管理方式。如果他遗失一千卢布，我想，我们中的头号小偷要是找到了这些钱，就会拿去还给他。是的，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当囚犯们得知，他们的雄鹰长官与我们痛恨的少校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他们是多么关切啊。这次争吵就发生在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份。我们的少校曾是他的同僚。两位久别重逢的战友就要在一起开怀畅饮了。可是他们却突然闹翻了。他们大吵了一场，格—科夫从此成了他的死敌。甚至听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打了一架，对我们的少校而言，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时常打架。囚犯们听说后，简直是心花怒放。“八只眼哪里是他的对手！他是一头雄鹰，而我们的那个……”这里通常会加上一个不便见诸文字的字眼。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他们究竟是谁把谁揍了一顿。要是关于他们打架的传闻不实（这也是可能的），看来我们的这些囚犯会很懊恼。“不，想必是我们的长官占了上风，”他们说，“他身材矮小，可是很剽悍啊，想必是那个家伙被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可是格—科夫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囚犯们又垂头丧气了。诚然，我们工程队的长官都是好人：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三四个被撤换了；“可是再也等不到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一头雄鹰啊，是我们的雄鹰和保护人。”就是这个格—科夫是很爱护我们这些贵族的，在后期他有时吩咐我和鲍—斯基到办公室去上班。他走后这件事有了更正规的安排。工程师中有些人（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很同情我们。我们上班时抄写文件，甚至我们的字也写得越来越好了。突然却下达了高层的紧急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到原先的劳动中去：有人已经去告密了！不过这样也好：我们两个人都对办公室感到很厌倦了。此后大约有两年之久，我和鲍—斯基几乎形影不离地去上工，干同样的活，最常去的地方是车间。我们聊天；谈希望，谈见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他的见解有时是很古怪、很奇特的。往往有一种很聪明的人，有时却会形成一些完全悖谬的观念。但这些观念是饱经忧患而获得的，是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而得来的，要摆脱它们未免太痛苦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鲍—斯基每次受到反驳都很痛苦，并以挖苦的话作为对我的回答。不过，他也许在很多问题上都比我更正确吧，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终于分手了，这使我感到很痛心：我们有过多少患难与共的经历啊。

然而米—茨基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忧郁而沉闷了。苦闷折磨着他。从前，在我入狱初期，他更爱交际，他的心情毕竟更经常、更多地有所流露。我入狱时，已是他服苦役的第三个年头了。起初他对那两年世界上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他因为坐牢而对世事一无所知；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听着、激动着。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怎么他的关切开始集中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炭火蒙上了一层灰烬。仇恨在他的心里日益滋长。“我恨这些强盗[3]，”他时常对我重复这句话，憎恶地看着那些苦役犯，而我对他们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可是我为他们辩解的任何理由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无法理解我说的话；不过，他有时心不在焉地同意我的看法；可是第二天又说：“我恨这些强盗。”顺便提一提，我和他经常讲法语，因而一名当监工的工程兵德拉尼什尼科夫，不知根据什么理由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医助。米—茨基只有在回忆自己母亲的时候才有了精神。“她老了，她有病，”他对我说，“她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而我在这里却不知她的死活。要是她知道我被赶着穿过士兵的队列忍受树条的抽打，这就足以使她……”米—茨基不是贵族，在流放前受过体罚。回忆到这里，他咬牙切齿，竭力把视线移向一旁。最近他越发经常地独自徘徊。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他被叫去见城防司令。城防司令面带愉快的微笑来到他跟前。

“喂，米—茨基，你夜里梦见什么了？”他问。

“我大为震惊，”米—茨基回来后对我们说，“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梦见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他回答说。

“更好，是更好的好事！”城防司令说，“你自由了！你母亲替你求情……她的请求受到了关注。这是她的信，这是关于你的命令。你马上就可以获释出狱。”

他面色苍白地回来了，听到消息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们向他祝贺。他用颤抖的、冰凉的双手紧握我们的手，很多囚犯也都来向他祝贺，为他的幸运而感到高兴。

他出去了，就在我们这座城市作为移民定居下来。起初他常来我们的监狱，可能的话就把各种新闻告诉我们。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政治新闻。

除了米—茨基、托—斯基、鲍—斯基和若—斯基之外，其他四个人中有两个还很年轻，是短期流放，受的教育不多，但正直、单纯、直爽。第三个是阿—丘科夫斯基，他就太傻气了，没有任何出众之处，不过第四个人布—姆已过中年，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和这些犯人归为一类，他自己也加以否认。这是一个粗鲁的小市民，带有小店主的习气和俗套，是靠克扣小钱发家的。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除了自己的手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个油漆粉刷工，然而是首屈一指的出色的油漆粉刷工。管理人员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才干，于是城里人都要布—姆去粉刷墙壁和天花板。两年内他几乎将所有的官邸都粉刷一新。官邸的主人都自掏腰包付钱给他，他的日子也就过得挺不错了。但更有利的是，他的几个伙伴也被派去跟他一起干活。经常跟着他的三个人之中，有两个学会了他的手艺，其中一个名叫特—热夫斯基，手艺已经比他毫不逊色了。我们的少校教官住的也是公家的房子，也把布—姆叫去，吩咐他把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粉刷一遍。这下子布—姆可真是卖力气了：总督府也不曾这样粉刷过。那是一座木屋，平房，破旧不堪，外表糟透了；可内部的装修像宫殿一样，少校简直大喜过望……他搓着手说，现在一定要结婚了：“住这样的房子，不能没有妻室啊。”他十分严肃地补充道。他对布—姆越来越满意了，因而也满意跟他一起干活的其他人。装修持续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少校完全改变了对我们这里的所有人的看法，而且开始庇护他们。他有一天竟突然把若—斯基从监狱里叫到自己家里。

“若—斯基！”他说，“我侮辱过你。我是平白无故地抽了你一顿鞭子，我知道。我很后悔。你明白吗？我呀，我，我——后悔了！”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

“你明白吗，我呀，我，你的长官，把你叫来，为的是求你宽恕！这一点你感觉到了吗？你在我面前算什么东西？一个蛆虫！连蛆虫也不如：你是囚犯！而我是上帝垂爱的[4]少校。少校！这一点你明白吗？”

若—斯基回答说，这一点他也明白。

“喂，现在我就与你言归于好。不过，你能完全地、充分地感觉到吗，感觉到这一点吗？这一点你能不能理解并感觉到呢？你就想想吧：我呀，我，一位少校……”如此等等。

若—斯基亲口向我讲述了这场闹剧。可见，这个嗜酒、暴躁、胡作非为的人也是有人情味的。联想到他的观念和经历，这样的行动堪称豁达大度。不过，那醉态可掬的样子也许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的梦想未能实现：他没有结婚，尽管他早已下定了决心，只等住宅的装修完工。他没有结婚，却被押上了法庭，被勒令退役。这时他以往的种种劣迹也牵扯了进来。以前他在这座城市里就是市长啊，这一切记忆犹新……这次打击是突如其来的。消息传来，监狱里一片欢腾。这是一个胜利的节日！据说，少校像老太婆似的号啕大哭，泪流满面。可是无可奈何。他退役了，卖掉了灰色的双套马，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甚至一贫如洗。我们后来遇见他穿着老百姓的破旧的常礼服，头戴有一个小帽徽的大檐帽。他凶狠地瞪着囚犯们。可是他一旦脱下身上的军服，便威风扫地了。穿上军服，他是雷霆，是上帝。身穿常礼服，他突然变得什么也不是，有些像听差了。真奇怪，对这种人来说，军服是何等重要啊。

[1] 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

[2] 指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波兰革命家，因1848年在华沙发表革命演说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年苦役。

[3] 原文为法文。

[4] 在我那个时代，这样说的不只是我们的这位少校，大多出身下层的小官僚也这样说。——作者注

第九章 逃亡

我们的少校教官被撤换不久，我们监狱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消了服苦役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军事管辖的囚犯连，以俄军囚犯连为基础。这意味着，第二类流放苦役犯已不再押送我们监狱。从此这里只接收军事管辖的囚犯，就是说只接收未被剥夺公权的人，即士兵，他们和所有的士兵一样，只是判处押解到这里来短期服刑（最多六年），出狱后以原来的普通士兵的身份重返军营。不过，因再次犯罪回到监狱里来的士兵，像从前一样，一律处以二十年刑期。不过，在这次改变之前，我们这里就设有军事类犯人的囚室，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现在整个监狱的犯人都是军事类的了。不言而喻，原来的苦役犯，即那些被剥夺一切权利、脸上有烙印并剃去半边头发的真正的民事苦役犯，仍留在监狱里直至服刑期满；新的不再来了，而原有的都渐渐地度过刑期而离去，大约再过十年，我们监狱就一个苦役犯也没有了。单人囚室仍留在监狱里，还时不时地有军事类的重犯被送来关进单人囚室，直至西伯利亚启动劳役极其艰苦的工程。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其实还和以前一样：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劳动和几乎同样的制度，只是管理人员有了变动，也更复杂了。任命了一名校官、一名连长，此外还有四名尉官轮流在监狱执勤。也不再任用残疾军人了；代替他们的是规定了十二名士官和一名军需给养员的任务。将囚犯分为十人一组，设置一名从囚犯中选出的上等兵，当然只是名义上的，于是阿基姆·阿基梅奇马上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上等兵。这一切新的设施以及整个监狱及其各级官员和囚犯，仍然处于最高长官城防司令的管辖之下。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囚犯们起初很激动，议论、猜测、品评新任命的长官。可是看到实质上一切依旧，立刻就安下心来，于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但主要的是，大家摆脱了原来的那个少校；仿佛人人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振作起来。惶恐不安的样子消失了；现在人人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管理人员澄清误解，知道只有在误判的情况下才会无辜受罚。我们这里甚至还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卖酒，而且卖酒的规矩也和以前一样，尽管士官们取代了以前的残疾军人。这些士官大多很正派，而且通情达理，明白自己的处境。不过，其中有些人起初表现了一种颐指气使的倾向，当然是由于缺乏经验，很想以对待士兵的态度来对待囚犯。但这些人也很快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另一些人很久都没有明白过来，囚犯们就自己来证明问题的症结所在。有时会发生相当剧烈的冲突，比如说，他们诱惑一名士官，把他灌醉了，然后就向他报告，当然是用自己人的口气，说他曾和他们在一起酗酒，那么……结果是，有人私带酒囊来卖酒，士官们便无动于衷地看着，或者不如说，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像以前的残疾军人一样，他们到市场去，还给囚犯们带回白面包、牛肉等等，也就是说，带些无伤大体的东西。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些改变，为什么要设置囚犯连，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服苦役的最后几年。不过我注定还得在这样的新秩序下生活两年……

要不要完整地记述这种生活，完整地记述我在监狱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呢？我看不必了。如果要按次序、有条理地写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的所有见闻和亲身体验，那么，不言而喻，可能还要写两倍、三倍于目前已有的章节。但这样的描述最后必然会变得太单调。所有离奇曲折的情节都会落入过于雷同的风格，要是读者根据已有的章节对第二类苦役犯的生活哪怕有了差强人意的了解，那就更会有乏味之感。我是想用一幅直观而鲜明的图画来表现我们的整个监狱以及我这些年的人生感悟。我实现了这个目的吗，我不知道。况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不是应该由我来评说的问题。但我确信，写到这里可以搁笔了。而且这些回忆有时使我自己也不禁黯然神伤。何况我也未必能把往事全都回忆起来。以后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了。我深信，很多情况已被我忘却。例如，我记得，年复一年，其实年年相似，都在萎靡而郁闷的心情中过去。我记得，那些漫长而乏味的日子是那么单调，仿佛雨后水从屋檐上点点滴落。我记得，只有对复活、更新和新生活的强烈的愿望才使我能坚定地等待和憧憬。于是我终于克制了杂念：我在等待，在计算着每一天，尽管还剩下一千天，我也满怀喜悦地逐一计算日子，送走一天就是埋葬了一天，我会高兴地迎接另一天的到来，因为剩下的已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这个时期，尽管有过数以百计的难友，我却陷入了可怕的孤独，最后还爱上了这种孤独。在精神上孤独的我，重新审视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逐一思考直至最微末的细节，独自坚定而严格地进行自我审判，我有时甚至感谢命运赐予我孤独，没有这种孤独就既不会有这样的自我审判，也不会有对过去生活的这样严格的审视。是一些什么样的憧憬使我心跳加剧啊！我在想，我决定，我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既不会有过去的那些错误，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堕落。我为自己拟定了未来的完整的计划，决心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我萌生了盲目的自信，相信这一切我都会做到，也有能力做到……我在等待，在迫切地呼唤自由；我要投入新的斗争，重新检验自己。有时我会被一种迫不及待的狂躁情绪所控制……不过，我现在想起那时的心情会感到很苦涩。当然，这一切只和我个人有关……不过我之所以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为人人都会有这同样的经历，如果他在年华正茂的时候被投入监狱度过一定刑期的话。

不说这些了！……最好还是再讲点儿别的什么吧，以免结尾显得太过突兀。

我想，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没有人能逃出监狱吗，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就没有人逃跑过？我已经说过，囚犯在监狱里蹲上两三年，就会珍惜这些岁月，不由得开始盘算，最好还是避免麻烦和危险，平安地度过剩余的时间，最后合法地获释，出狱后作为移民定居。不过，只有刑期不长的囚犯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也许刑期长的人就准备冒险一搏了……但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出过这种事。我不知道，是人们胆子太小，是军事管辖格外严格，还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地形有很多不利之处（大草原，地势开阔）呢？——难说啊。我想，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影响。的确，要从我们这里逃走是有相当难度的。然而在我身边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两个人曾冒险逃跑，而且是两名要犯……

少校被撤换之后，阿—夫（就是在监狱里替少校当密探的那个人）就完全落单了，失去了靠山。他还很年轻，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格逐渐固定。总的说来，此人胆大、果断而且很有头脑。要是他获得自由，即使继续当密探、干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在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被流放的代价之后，也绝不会像从前那样愚蠢而失算地落入法网。他在我们这里还从事制售假身份证的活动。不过我不敢肯定。我是听囚犯们说的。据说，他早在少校家的厨房里效劳时就在干诸如此类的营生，不用说，他从中得到了可观的收入。总之，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看来他什么都敢干。我曾有机会对他的内心世界多少有所了解：他的恬不知耻达到了令人气愤的肆无忌惮的程度，乃至极端冷酷地嘲弄别人，因而激起不可遏止的厌恶。我觉得，假定他很想喝一瓶酒，又假定杀了某个人才能得到这瓶酒，那么他就一定会杀人，只要能悄悄地干，不让别人知道。他在监狱里学会了盘算得失。就是这个人引起了单人囚室的囚犯库利科夫的注意。

我在前面说到过库利科夫。此人已经不年轻了，然而有激情，有韧性，有精力，拥有多方面的杰出才干。他有精力，因而还渴望生活：这种人即使到了暮年也依旧会渴望生活。如果我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人逃跑，那么，不言而喻，第一个令我惊讶的人就是库利科夫。库利科夫已经下决心逃跑了。不过，他们谁对谁的影响更大呢：是阿—夫对库利科夫的影响更大还是库利科夫对阿—夫的影响更大？我不知道，不过他俩堪称绝配，在这件事情上是相得益彰。他们成了朋友。我觉得，库利科夫好像指望阿—夫能准备好两张身份证。阿—夫出身贵族，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这预示着在未来的惊险奇遇中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只要能逃到俄罗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约定的，抱有什么期望；但他们的期望想必超越了在西伯利亚到处漂泊的旧模式。库利科夫是天生的演员，可以在生活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可以有很多憧憬，至少可以追求多样性。这样的人在监狱里是感到压抑的。他俩相约逃跑。

可是没有押送兵的认同，要逃跑是不可能的。必须暗中诱使一名押送兵和自己一起走。有一个波兰人在驻守城堡的一座军营里服役，他精力充沛，也许配得上更好的命运，此人已过中年，剽悍而严肃。年轻时刚到西伯利亚服役，便因思乡心切而逃跑。他被逮捕、判刑，在囚犯连大约熬过了两年。在重返军营当兵以后，他回心转意了，开始尽心尽力地热忱服役，由于表现优异而升为上等兵。这个人爱慕虚荣，过于自信，但也有自知之明。他的表现和谈吐都说明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些年我有好几次遇见他在我们的押送队之中。那些波兰人也对我谈到过他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原先的乡愁在他心里已变成仇恨，一种隐蔽的、无声的、永恒的仇恨。这个人是敢于冒险的，库利科夫选择他作为伙伴，并没有看错人。他的名字叫科列尔。他们谈妥了，日期也定了。这是在炎热的六月。这座城市的气候相当稳定；夏天经常是酷热的天气：而这正合流浪者的心意。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从城堡出逃：整个城市在一片毫无遮拦的高地上，四面开阔。周围直至很远的地方都是没有森林的旷野。必须换上便服，为此首先就要偷偷地溜往郊外，库利科夫在那里早就有了一个巢穴。我不知道，他们在郊外是否有秘密潜伏的帮手。估计是有的，尽管后来在审案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郊外的一个角落，一位年轻而又相当漂亮的少女刚好在这一年开始了自己的生涯，绰号叫瓦尼卡—塔尼卡，对她是可以寄予厚望的，而且她后来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不负所望。人们也叫她“火焰”。看来她这时也参与了某些活动。库利科夫在她身上挥金如土已有整整一年了。我们的几个好汉早上分头上工，却作了巧妙的安排，结果是他们都被派去跟囚犯希尔金一起干活，他是修炉匠和粉刷工，要去粉刷部队的空荡荡的营房，因为士兵们早已出去参加野营训练了。阿—夫和库利科夫跟他一起出发，给他当搬运工。科列尔突然作为押送兵出现了，可是三个犯人需要有两名押送兵，于是上级很乐意地给老军人和上等兵科列尔派来一个年轻的新兵，以便培训他执行押送兵的任务。可见我们的几个逃犯对科列尔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也就信任他们了，在多年来的服役和近几年出色的服役之后，他这个聪明、稳重、审慎的人终于下决心追随他们。

他们来到了营房。这是在早晨六点钟。除了他们之外一个人也没有。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库利科夫和阿—夫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车间去，一来是要找人，二来要顺便拿一个手边缺少的工具。同希尔金办事要玩心眼，就是说，要尽可能显得很自然。他是莫斯科人，职业是修炉匠，出身于莫斯科市民阶层，狡猾、有心计、聪明、寡言少语。外貌干瘦虚弱。他但愿永远穿着小背心和长罩衫，这是莫斯科人的习惯，可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长期流浪之后，他被终身监禁在我们这里的单人囚室，属于最可怕的军事要犯一类。他怎么会获此殊荣，我不知道；但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不满的表现；他举止安详而稳重；只是偶尔喝得酩酊大醉，不过即使在这时他也是循规蹈矩的。当然，他不是暗探，可他的一双眼睛是很锐利的。库利科夫下意识地向他眨了眨眼，意思是他们要去拿酒，昨天就把酒藏在车间里了。这打动了希尔金；他和他们分手时一点也没有起疑，而库利科夫、阿—夫和科列尔却动身去了郊外。

过了半个小时，外出的人还没有回来，突然，希尔金若有所悟，寻思起来。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开始回忆：库利科夫的情绪似乎有点异常。阿—夫有两次好像在和他说悄悄话，至少库利科夫曾向他眨了两下眼，这是他亲眼所见；这一切他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科列尔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至少他在临行时曾训诫那名新兵，在他走后要怎样执行任务，这似乎是很不平常的，至少从科列尔方面来说是这样。总之，希尔金越是回忆下去，就越是起疑。时间在悄悄溜走，他们没有回来，他深感不安。他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管理人员有可能怀疑到他。可能认为，是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放走了同伙，要是他对库利科夫和阿—夫的失踪不及时上报，这种怀疑就更有理由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他立即想起，库利科夫和阿—夫近来似乎特别亲近，时常窃窃私语，时常到营房外面去，远离所有人的视线。他想起来了，他当时就对他们留了个心眼……他以探询的目光看了自己的押送兵一眼；那个人在打哈欠，一个胳膊肘支在枪支上，在毫不掩饰地挖着鼻孔，所以希尔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是叫他跟自己到工程车间去一趟。在车间里要问一问，他们去过那里没有？可是那里谁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希尔金的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会不会只是到郊外去喝一杯，消遣消遣呢，库利科夫有时就是这么干的，”希尔金想，“甚至这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对他说一声呀，因为这是不必瞒着他的。”希尔金撇下工作，也不回营房，直接去了监狱。

差不多已有九点钟了，他才见到司务长，说明了情况。司务长大吃一惊，起先甚至不愿相信。当然，希尔金只是用猜想和怀疑的口气向他说明了这一切。司务长直接跑去找少校，少校立即去见城防司令。一刻钟以后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报告了总督本人。逃走的都是要犯，可能招致彼得堡的严厉申斥。对也罢，错也罢，反正阿—夫被认为是政治犯；库利科夫是单人囚室的，也就是说，他是头号要犯，并且还是一名军人。单人囚室的人逃跑，迄今还没有先例。这时才想了起来，按条例，单人囚室的每一名犯人在劳动中应有两名押送兵进行监视，或至少是一对一地监视。这项条例没有得到遵守。因而出事了。向各乡以及附近的各个地区派出了专差，通知逃犯的情况，并且在所到之处留下他们的体貌特征。派出了哥萨克部队进行追捕；还书面通知了邻近的县城和省会……总之是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我们监狱里激起了另一种波澜。囚犯们下工后渐渐聚拢，立刻知道出了什么事。消息到处都传遍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深藏内心的喜悦。所有人的心情仿佛都为之一振……这个事件打破了监狱里沉闷的生活，仿佛掘开了蚁穴，——此外，这次逃跑还在所有人的心里激起了亲情般的回响，拨动了他们早已忘却的心弦；所有人的心里仿佛都萌动了希望、勇气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潜能。“别人不是逃跑了吗，为什么我们就……”在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每个人都振作起来，并且以挑战的姿态望着别人。至少人人都突然感到自豪，开始傲视那些士官。不言而喻，管理人员立刻朝监狱飞奔而来，城防司令也亲自赶到。我们的人都心情振奋，并且勇敢地，甚至带有几分蔑视和一种沉静、严峻而端庄的态度观望着，仿佛在说：“我们有能力把事情干得无懈可击。”自然，我们的人立刻就猜到，管理人员会全体到场，也猜到一定会进行搜查，便预先把东西都藏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总是事后聪明。不出所料：监狱里一片混乱；他们到处乱翻，到处搜寻，却一无所获，这是可想而知的。午后派囚犯上工时加强了押送的警力；傍晚卫兵们不断地巡查监狱；清点人数比平时多增加了一次；清点时算错的次数比平时多出了一两倍。这又引起了一阵忙乱：所有的人都被赶到院子里，再重新清点。然后又按牢房清点一遍，又算错了一次……总之，麻烦不断。

但囚犯们泰然自若。看上去全都满不在乎，而且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整个晚上都循规蹈矩：“想在这里找茬，没门。”自然，管理人员在想，“有没有逃犯的同谋留在监狱里呢？”于是下令监视囚犯，窃听他们的谈话。可囚犯们只是付之一笑。“哪有这种事，自己走了却把同谋留下来！”——“这事儿只能悄悄地干，否则是不行的。”——“再说了，库利科夫是这样的人吗，阿—夫是这样的人吗，干这种事会留下蛛丝马迹？干得真漂亮，丝毫不露声色。是一些历尽艰辛的人哪；他们想走，你是锁也锁不住的！”总之，库利科夫和阿—夫名声大噪；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都觉得，他们的事迹将流传到苦役犯们的子孙后代，等到哪一天没有监狱了，他们的事迹还会活在人们的心里。

“真有本事！”有些人说。

“人们以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逃跑。可他们逃跑了！……”另一些人说。

“逃跑了！”有人发出了第三种声音，他带点儿权威的架势环顾四周。“可逃跑的是谁呢？……怎么，你也配？”

在别的时候，一个囚犯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反唇相讥，维护自己的体面。但现在他谦逊地保持沉默。“其实并非人人都是库利科夫和阿—夫那样的人啊；你首先得表现出自己是有能耐的……”

“弟兄们，说真的，为什么我们要待在这里呢？”第四种声音打破了沉默，他谦逊地坐在伙房的窗口，手托着腮，有气无力却暗自得意地曼声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生不像人，死不像尸。唉！”

“这是你改变不了的。叹气有啥用？”

“可是库利科夫就……”一个脾气火暴、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插话了。

“库利科夫！”有人立刻接茬道，藐视地朝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瞟了一眼。“库利科夫！……”

这意思是说：能有几个库利科夫呢？

“弟兄们，阿—夫也是个很精明的人，嗬，真精明！”

“那还用说！他把库利科夫也旋转于指掌之间。简直是晕头转向！”

“他们现在走得很远了吧，弟兄们，很想知道啊……”

于是立刻交谈起来，他们是不是走得很远了？是朝哪个方向走的？从哪儿走比较好？哪个乡离得近些？有些人对周围地区很了解。大家好奇地倾听他们的介绍。谈到了邻近的几个村子的村民，断定那都是一些靠不住的人。离城市太近，人变得老于世故了；不会周济囚犯，而是抓住他们邀功请赏。

“这里的庄稼汉哪，弟兄们，是不怀好意的。噢—噢—噢，庄稼汉！”

“鲁莽的庄稼汉！”

“西伯利亚人不好惹。可别碰上了，他们会杀了你。”

“哼，咱们的人也……”

“当然，那就看谁能占上风了。咱们的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只要不死，我们就等着听消息吧。”

“你看呢？他们会抓住囚犯吗？”

“我看哪，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们！”另一个脾气火暴的人应声说道，一拳擂在桌子上。

“嗯。这还说不定呢。”

“可我就是这样想的，弟兄们，”斯库拉托夫接茬道，“我要是流浪汉，无论如何也抓不住我！”

“你呀！”

响起了笑声，有些人摆出一副听也不想听的样子。但斯库拉托夫却来劲了。

“一辈子也别想抓住我！”他劲头十足地接茬道，“我呀，弟兄们，心里时常这样想，甚至对自己感到惊讶：嘿，似乎有条缝我就能钻过去，而不是被人抓住。”

“说不定你是肚子饿了，要去向庄稼汉讨面包吃吧。”

一阵哄然大笑。

“讨面包吃？瞎说！”

“你干吗要在这里说空话呢？你和叔叔瓦夏是因为死了一头母牛而杀人[1]，所以才来到这里的。”

响起了更猛烈的哄笑声。严肃的人们看上去是更加恼怒了。

“这可是在瞎说！”斯库拉托夫大声叫道，“这是米基特卡在造我的谣，而且讲的也不是我，而是瓦西卡，顺便把我也拉扯上了。我是莫斯科人，从童年起就在流浪中久经历练。诵经员还在教我识字的时候就曾揪着我的耳朵说，跟着念：‘宽恕我吧，上帝，由于你的伟大的仁慈，等等。’我就跟着他念道：‘按照你的仁慈把我送进警察局吧，等等。’从幼年起我就是这样开始行动的。”

又是一阵大笑。对斯库拉托夫来说，这是正中下怀。他就喜欢装疯卖傻。大家很快就撇下他，又开始了严肃的谈话。发议论的大多是几位老者和知情人。那些比较年轻和温顺的人都高兴地瞅着他们，伸长脖子听；伙房里聚集了一大群人，当然，士官们都不在。有他们在场就不能畅所欲言了。我发觉，在那些特别高兴的人之中有一个是鞑靼人马梅特卡，他个子不高，高颧骨，是个非常滑稽的家伙。俄国话他几乎一句也不会说，一句也听不懂，可是他也在人群中伸长脖子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

“怎么样，马梅特卡，亚克西[2]？”没人搭理的斯库拉托夫觉得无聊，便缠上了他。

“亚克西！嗬，亚克西！”马梅特卡活跃起来，喃喃地连声说道，向斯库拉托夫点着他那惹人发笑的脑袋，“亚克西！”

“抓不到他们吧？约克[3]？”

“约克，约克！”马梅特卡又喃喃说道，这一回他已经在猛摇着双手了。

“你是说，我的话，你不明白，是吗？”

“是呀，是呀，亚克西！”马梅特卡点着头说。

“去你的亚克西！”

于是斯库拉托夫用手指在他的帽子上弹了一下，顺手把帽子卡在他的眼睛上，便乐不可支地走出伙房，离开了有些困惑的马梅特卡。

整整一个星期，监狱里严加防范，在周围地区加紧追捕和搜索。我不知道，对当局在监狱外面所采取的措施，囚犯们怎么竟能及时、准确地获悉一切有关的信息。在最初几天，一切消息都对逃犯有利：杳无音信，无影无踪，仅此而已。我们的人都只是笑笑。对逃犯命运的任何担忧都消失了。“什么也找不到，谁也抓不着！”大家都沾沾自喜地说道。

“什么也没有；吹牛！”

“再见了，别吓唬人！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我们这儿都知道，周围的庄稼汉都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在监视着所有可疑的地方、所有的树林和峡谷。”

“瞎折腾，”我们的人嘲笑道，“他们想必有某个信得过的人，现在就住在他那里呢。”

“一定有！”另一些人说，“这几个人精明着呢；预先就作了充分的准备。”

人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揣测：他们说，逃犯也许至今还在郊外，躲在某处的地窖里，等警报解除，长满了头发。过上一年半载，就可以走了……

总之，大家甚至有一种浪漫的心情。突然，在逃跑的大约八天之后，却传来消息，说发现了逃犯的踪迹。不言而喻，这个荒唐的流言立即遭到轻蔑的抵制。可是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囚犯们惊慌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说，逃犯抓到了，正在押送回来的路上。午饭后获悉了更多的细节：是在七十俄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抓到的。最后，得到了确凿的消息。司务长从少校那里回来后正式宣布，傍晚他们将被押解回来，直接送进监狱的警卫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这个消息对囚犯们的影响是难以形容的。仿佛人人都始而大怒，继而沮丧。然后透露出某种嘲笑的意味。他们开始嘲笑了，但已经不是嘲笑抓人的人，而是嘲笑被抓的人，起初是少数人，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了，只除了那些独立思考而不为嘲笑所动的严肃而坚定的人们。他们鄙夷地看着轻浮的群众，默默地暗自沉思。

总之，人们当初曾热烈地吹捧库利科夫和阿—夫，现在又同样热烈地贬损他们，甚至是乐此不疲地加以贬损。似乎他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所有的人。人们抱着蔑视的态度说，他们很想吃点东西，因为饥饿难忍，便到村子里去向庄稼汉要面包吃。对流浪者来说，这已经是最极端的侮辱了。不过，这些故事并非事实。逃犯的行踪被发现了；他们躲在树林里，民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树林。眼看不可能逃脱，只好主动投降。除此之外，他们已无路可走。

不过，傍晚当他们真的被捆住手脚，由宪兵押解回来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拥到围墙边去看，会怎样处置他们。当然，除了警卫室外面的少校和城防司令的轻便马车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几名逃犯被关进密室，戴上镣铐，第二天就要送交法庭审判。囚犯们的嘲笑和蔑视不久便自然地消失了。对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知道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于是大家开始由衷地关注审判的过程。

“要挨鲜血淋漓的一千棒啊。”有些人说。

“岂止一千棒！”另一些人说，“会把人打死的。也许阿—夫是一千棒，而那一个必定会被打死，老弟，因为他是单人囚室的犯人哪。”

不过都没有猜对。阿—夫只挨了五百棒，考虑到他从前令人满意的表现，何况又是初犯。库利科夫好像挨了一千五百棒。这样的处罚是相当宽大的。他们都是聪明人，在法庭上没有牵连任何人。供词清楚、明确，只说是直接从城堡逃走，没有去过任何别的地方。我最惋惜的是科列尔：他失去一切，丧失了最后的希望，受的惩罚最重，好像挨了两千棒，随即作为囚犯被押送监狱，不过不是我们的监狱。对阿—夫的惩罚很轻，是心存怜悯的；这要归功于医生们的帮助。可是他却在军医院里口出狂言，大叫大嚷说他现在豁出去了，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敢干。库利科夫还是向来的老样子，就是说，举止稳重得体，受刑后回到监狱，看上去就像从来不曾离开过监狱似的。但囚犯们对他的态度变了：尽管库利科夫不论何时何地都善于自持，可是不知怎么，囚犯们似乎打心眼里不再尊敬他，对他的态度仿佛更随便了。总之，在这次逃跑之后，库利科夫的声誉已黯然失色。成功在人际关系中是何其重要啊……

[1] 就是说杀死了一个农夫或农妇，起因是怀疑他们顺风施魔法，以致牲畜倒毙。我们这里有过这样的一个杀人犯。——作者注

[2] 鞑靼语的俄语音译：好吗。

[3] 鞑靼语的俄语音译：是（吧）。

第十章 出狱

这一切已发生在我服苦役的最后一年。这最后一年，几乎和第一年同样地令我刻骨铭心，尤其是狱中生活的最后一段时间。不过我不想细说了。只记得，这一年，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渴望尽快服满刑期，我却生活得比流放中的以往岁月都轻松。首先，我在囚犯中已经有了很多朋友和知己，他们都认定我是个好人。其中有不少人都与我以诚相待，真心地爱护我。一名工程兵在送我和我的一个难友出狱时几乎要哭了，后来，我们出狱后还在这座城市的公家房子里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几乎天天都拐到我们这里来，就为了看看我们。不过也有些人始终都是阴森而冷淡的，他们似乎跟我说句话都是勉为其难——天知道这是为什么。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了什么隔阂。

在最后一段时间我所得到的优待，超过了以往的全部刑期。在那座城市的现役军人中我有了几个熟人，甚至早年的同窗。我恢复了与他们的交往。通过他们我有了更多的钱，可以给家乡写信，甚至还可以看书。我已经有几年不曾看过书了，因而很难说明我在监狱里所看的第一本刊物在我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奇怪而又激动人心的印象。记得我是在傍晚牢房上锁后开始看的，看了一个通宵。那是一本期刊。信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往日的生活全都清晰而鲜明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根据该期刊的内容竭力猜想：我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这种生活了吗？在没有我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多少人生感悟啊，现在使他们激动的是什么，现在使他们感兴趣的又是哪些问题呢？我字斟句酌，努力在字里行间探寻隐秘的含意以及对往日生活的暗示；我在寻找在我那个时代曾激动人心的事件的痕迹，而现在我是多么悲伤而真切地意识到了，我与新的生活是那么格格不入，成了弃家出走的浪子。必须习惯于新的事物，了解新的一代，有一篇文章我特别爱读，其署名是我的一个熟人，从前与我过从甚密……但也听得到一些新的名字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活动家，于是我如饥似渴地急于了解他们，使我恼怒的是，我能想得到的书是那么少，要搞到书是那么困难。从前，在原来的少校教官当权的时候，把书带进监狱甚至是很危险的。一旦搜出来，一定会查问：“书是哪儿来的？在哪里买的？可见，你是有联络的了……”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能回答什么呢？因为生活中没有书，我便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力求解决，这些问题有时使我备受折磨……不过这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入狱是在冬季，因而也要在冬季、在我入狱的同月同日重获自由。我是怎样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冬季啊，怎样满心喜悦地在夏末看着枝头的树叶在凋谢，草原上的青草在枯萎。不过，眼看夏天就已过去，秋风开始呼啸；瞧，已是初雪在漫天飘洒……冬季终于来临，久已期盼的冬季啊！我的心由于对自由的伟大预感而不时在低沉而剧烈地跳动。可是很奇怪：流逝的时间越多，离刑期越近，我却越来越沉得住气了。到了最后几天，我甚至感到吃惊而责备自己：我觉得，我好像变得完全平静而冷漠了。在工余时间，与我在大院里相遇的很多囚犯都主动地和我交谈，向我表示祝贺：

“您就要获得自由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大爷，快了，快了。您要把我们孤苦伶仃地留在这儿了。”

“您怎么样，马丁诺夫？也快了吧？”我回答说。

“我呀！嘿，有什么好说的！还得苦熬七年呢……”

他暗自叹息，默然不语，漫不经心地向远处望了望，仿佛在眺望未来……是的，很多人都是在真心而高兴地向我祝贺。我觉得，似乎人人对我都更殷勤有礼了。看来我已经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他们已经在向我道别。克—钦斯基出身于波兰贵族，一个文静而温和的年轻人，和我一样，也喜欢在工余时间久久地漫步于监狱的大院子。他想用清新的空气和散步来保持健康，弥补空气恶浊的牢房之夜所造成的伤害。“我在急切地等着您出去呢，”有一次我们在散步时相遇，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您一出去，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离出狱还剩下整整一年。”

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由于幻想和疏阔，我们在监狱里会觉得，自由比真实的自由更自由，就是说，比实际上的、现实中的自由更自由。囚犯们夸大了真实的自由的概念。就囚犯而言，这是很自然的，是其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一名身穿破旧军服的勤务兵，在我们这里几乎被认为是一位君主、一个相对于囚犯而言的自由人的典范，因为他没有剃去半边头发，没有戴镣铐，没有押送兵跟着。

在最后一天的前夜，我在暮色中最后一次沿着立柱绕着整个监狱走了一圈。这些年来我曾千百次地走遍这些立柱！在入狱的第一年，我曾走出牢房在这里独自徘徊，孑然一身，伤心欲绝。记得我那时曾计算过，我还剩下几千个昼夜。天哪！这是多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这里，在这个角落，我们的那只鹰度过了囚徒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彼得罗夫时常与我相遇。他现在也不肯离开我。他会跑过来，好像在猜度我的心绪似的，默默地与我并肩而行，好像有什么事使他暗自吃惊。我在心里向我们牢房的那些发黑的木架告别。那时，在初期，它们的冷淡曾使我大吃一惊。也许，它们现在也比那时显得苍老了吧；不过我是觉察不到的。在这一堵堵墙壁之内，曾有多少青春被白白葬送，多少伟大的力量在这里徒然遭到毁灭！必须把话都说出来：要知道，这些人绝非平庸之辈。要知道，这也许就是我国全体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坚强的人们。可是强大的力量白白地遭到毁灭，不正常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惨遭毁灭。这是谁之罪？

问题就在于：谁之罪？

第二天早晨，在出工之前晨曦初露的时候，我走遍了各个牢房，向所有的囚犯告别。一双双长满老茧、坚强有力的手亲切地向我伸了过来。有些人完全是伙伴般地握手，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有些人已经很清楚，我从此就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了。他们知道，我在城里有熟人，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到老爷们那里去，并且作为平等的一员和那些老爷们并肩而坐。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与我分手时，哪怕和蔼可亲，哪怕殷勤有礼，但远不像和一个伙伴分手，而是更像和一位老爷分手。还有些人扭头不看我，对我的告辞冷淡地不理不睬。有些人甚至带有敌意地瞟了瞟我。

传来了击鼓声，大家都去上工了，我独自留在屋子里。这天早晨苏希洛夫起床几乎比所有的人都早，尽心尽力地忙活着，要及早为我沏好茶。可怜的苏希洛夫！当我把自己的囚犯穿的旧衣服、衬衫、镣铐的皮衬垫和一点钱留赠给他的时候，他哭了。“我要的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他说，使劲抑制着哆嗦的嘴唇，“我失去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什么心情啊？没有您，我还能为谁留下来呢！”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最后一次互道珍重。

“您也就快了！”我对他说。

“我还早着呢，先生，我还要在这里待上很久呢，先生。”他紧握我的手喃喃地说。我扑上去搂着他的脖子，彼此吻别。

囚犯们出去十分钟后，我们，我和当初与我一同入狱的难友，也走出了监狱，从此不再回来了。还要直接到锻工车间去，卸下镣铐。不过送我们去的已不是荷枪实弹的押送兵了：我们是跟一名士官去的。是我们的几个囚犯在工程车间为我们卸下了镣铐。我等他们为我的难友打开镣铐后，自己也朝铁砧走了过去。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在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他们忙碌起来了，想干得更灵巧，更好。

“铆钉，先要拧下铆钉！……”工长在指挥，“把它固定好，要这样才行，好！……现在用大锤砸吧……”

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我此刻似乎感到惊讶，它们刚才还套在我的腿上呢。

“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似乎还透露出一丝得意。

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

目录

第一卷

引言

第一章 死屋

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第三章 最初的印象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第五章 第一个月

第六章 第一个月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第八章 果敢的人们。卢奇卡

第九章 伊赛·福米奇。澡堂。巴克卢申的故事

第十章 圣诞节

第十一章 演出

第二卷

第一章 军医院

第二章 续

第三章 续

第四章 阿库莉卡的丈夫（故事）

第五章 夏天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第七章 请愿

第八章 伙伴

第九章 逃亡

第十章 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