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讲堂

【中国历史十二讲】

宋史十二讲

张全明　李文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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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十二讲／张全明，李文涛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1

（中国历史大讲堂）

ISBN 978-7-5078-3023-1

Ⅰ．宋…　Ⅱ．①张…②李…　Ⅲ．中国—古代史—宋代　Ⅳ．K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204号

宋史十二讲

著　　者

张全明　李文涛

责任编辑

凭　林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1.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09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23-1/K·150

定　　价

25.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讲　宋朝的历史地位

一、对“积贫积弱”说的质疑

二、宋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的位置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

（二）经济与文化发展

三、文化的扩张与文明的渗透

四、南宋——中国文化模式的定型期

五、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

六、打破王朝体系看宋朝

第二讲　斧声烛影与宋初政治

一、宋太祖辞世的千古之谜

二、宋太宗的继位

三、宋太宗地位的巩固

四、宋太宗政策的调整

（一）右文轻武政策形成

（二）开始出现朋党政治的苗头

（三）守内虚外政策的出台

五、家事与国事——宋朝大臣的选择

第三讲　君子党，小人党

——党争与宋朝政治

一、党争的表现

二、出现党争的原因

（一）科举与党争

（二）地域与党争

（三）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

三、党争的内容

（一）国是之争

（二）学术之争

（三）用人之争

四、党争的理论依据

（一）议论相搅：皇帝容忍党争的理论依据

（二）君子小人：士大夫有党的根据

五、党争的结果

（一）出现权相或皇权强化

（二）朋党之争的恶性循环

（三）仕风全面颓败

第四讲　武将与宋代社会

一、武将须读书

二、二次削兵权

三、以文制武

（一）文贵武贱

（二）不信任武将

（三）以文抑武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响

第五讲　宋代的皇权与相权

一、作为制度规定的相权

二、作为政治运作之中的相权

（一）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

（二）宰相与军权

（三）宰相与财权

（四）宰相与人事权

（五）宰相对台谏的控制

（六）宰相对皇权的限制

三、实际生活之中的皇权

四、宋代相权兴盛结果

五、宋代相权兴盛的原因

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第六讲　包拯与吏治

——宋代的贪污与廉政

一、两宋的贪污状况

二、宋代的反贪实践与成效

三、包拯及其反贪实践

四、“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第七讲　造反的秀才

——科举与宋代社会

一、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的发展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四）从《春秋》到《三字经》

三、科举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四、科举制度对世人心态的影响

五、户籍——猫与老鼠的游戏

六、南与北——科举争论长久的话题

七、官与吏——谁统治谁

八、落第者的出路

第八讲　江南财富的聚集

——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二、经济重心南移对文化的影响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第九讲　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的蓝色文明

一、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陆路梗阻

（二）航海技术的突破

（三）制度上的鼓励

二、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社会生活

三、港口与腹地——宋代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影响

四、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第十讲　他者

——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一、战争——偶尔的选择

二、儒家文化向周边的渗透

三、汉制逐步推广

四、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五、相同观念的逐步形成

（一）正统观

（二）忠孝观

（三）天命观

六、宋朝眼中的他者

第十一讲　宋代文化的强势

——新儒学的复兴

一、宋学的产生

二、宋学产生的过程

三、宋学的发展与演变

（一）王学的兴盛

（二）洛学复兴与分流

四、朱学独尊地位的形成

五、理学独尊的影响

（一）礼治秩序重建

（二）内圣经世路线的高扬

（三）理想人格的建树

六、被误解的程朱

第十二讲　千年田，八百主

——唐宋变革与社会转型

一、海外学者的观点

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三、对唐宋变革学说的评价

第一讲　宋朝的历史地位

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在目前的很多教材中，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甚至在一些研究性论文中，依旧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王朝，并非盛世，特别是在鼎峙与战争之中国势不振；但在同期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之中，宋朝却被海外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时期”。我们不禁要问：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学界认定宋代是积贫积弱王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将宋代与汉唐相比较。毕竟宋代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周边还有几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且宋朝在与这些政权的战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局面。二是因为政治史是国内学术界的传统优势所在，政权间的角力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则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文明史等方面的因素。

一、对“积贫积弱”说的质疑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朝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仁宗、神宗变法，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也没有人说过“积贫积弱”。元朝和明朝人的著作之中，也没有人提过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对宋史有独特见解的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但是经过宋仁宗四十多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已经认为“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财，西北之事，无不可为也”。这表明，在清代，学者认为宋朝并不是一直都贫弱的。

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的说法，大概出自于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宋代始终摆脱不了贫弱之势。后来，翦伯赞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出来。他们的著作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们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了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其实，至少积贫说是不能成立的。

据程民生研究，北宋时期中央财政系统中存在三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不熟悉对方的底细，以致预算部门不知道国家收入的真实情况，在极端情况下连皇帝都不知道国库的收入，因为宰相为了避免皇帝挥霍故意不向皇帝如实报告。同时，北宋在其他领域内还存在财政上隐瞒的问题，下级向上级隐瞒，地方向中央隐瞒。这导致各部门在向皇帝报告时，大都认为财政收支不平衡，结果给人以国库空虚的错觉。

实际上，北宋的财政大致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的。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出现了财政收支不平衡，但变法之中，中央财政很快就有了盈余。短短几年之中，社会生产力没有大幅度提高，税收也没有加重。财政充盈是怎么实现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安石将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隐瞒与截留的财政收入收归了中央。

这种情况在南宋时期也存在，南宋国土面积虽然比北宋减少，但政府财政收入并不比北宋低。南宋的国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但一年的收入有七八千万匹贯石，和北宋一年八千万匹贯石差不多；而且南宋的政府部门还有大量的合并，精简了人员，减少了支出。所以南宋收支也可以相抵。只是到了后期，由于战争导致财政紧张，滥发纸币，社会物价上涨，才给人一种失衡的错觉。

宋朝的财政收入在历史上是很高的，明代的财政收入只是北宋的三分之一，到了清代，政府的财政收入才和宋朝差不多。所以，说宋朝是一个贫穷的朝代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人认为宋向辽、金、西夏交纳岁币，导致财政上的匮乏，是政府的一个负担。其实，给这些政权的岁币只占宋朝财政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不到2％。而且通过双方贸易，宋朝还能得到补偿。比如，在与金朝的贸易之中，单单是茶叶一项，金朝就要拿出30万两白银，大大超过了宋朝向金所纳的25万两。实际上，宋朝的岁币按王夫之的话讲，是“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就是花点小钱买来安全和太平，比战争花费要小得多，是一件很划得来的事情。

宋朝的疆域没有汉唐广阔，而且在与辽、金、西夏的交锋之中，常处于下风。宋代还要向这些政权交纳岁币，在要面子的儒家看来，这是丢脸的事情。实际上，宋朝从建国伊始，就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幽云十六州被契丹占领后，中原政权丧失了北方的军事屏障和牧场，战马质量下降，因而军队的机动性比契丹、西夏等周边民族政权差。宋人对这种情况也很清楚，王安石就认为澶渊之盟是寇准的一个很大的功绩，而不是耻辱。这怎么解释呢？和议本身的达成，反映了双方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要强；宋方虽进攻力量不足，但是防守有余，而且综合经济实力强，比辽更有耐力，更能打持久战，这样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达成和议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宋朝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在经济上对辽做出让步，无可厚非。况且，这些经济上的损失可以通过贸易补偿回来，宋朝也没有吃什么亏。所以仁宗朝时，人们对宋朝“百年无事”还是比较称道的。

就西夏而言，宋代的综合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由于西夏和辽结盟，牵制了宋朝军队，宋朝在对西夏作战初期，有几次惨败，到了后来才逐渐朝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转化，哲宗、徽宗时期形成了对西夏的三面包围。西夏经济实力不足，禁不起消耗战，加之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粮食需要从宋朝进口，而要获得货币，又要把西夏特产青白盐和畜产品卖给宋朝，长期和宋朝处于战争状态并不符合西夏的长远利益。故而西夏经过再三权衡，在军事占优势的时候和宋朝谈判，最终臣服于宋朝，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此后和议几经反复，但总的说来，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南宋略弱一些，所以金不能灭亡南宋，南宋也无力反攻。

南宋军队虽然不是蒙古军队的对手，但当时的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几个月就能灭亡一个国家，唯独南宋坚持了四十余年。可见，南宋在军事上绝对不弱。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用土地与金钱换和平并非不可思议，从某种侧面来说是一种策略。这种事例古今中外都存在，比如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再如，西汉时期就和匈奴和亲；汉武帝在对匈奴战争中虽然大获全胜，但是不利国家经济发展。从现代的角度来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除了看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更要看其综合国力。就综合国力而言，宋朝应该超越辽、金，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是远远超过了辽、金；国民文化素质也比辽、金强。而以软实力来说，辽、金简直不能与之对比。辽、金一方面对宋朝具有威胁，但另一方面对汉文化十分仰慕，处处学习。所以李裕民先生认为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朝的特点是不准确的，它不能反映宋朝的社会本质，容易引起人们对宋朝历史的误解。(1)

二、宋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是只以王侯将相的断代史观来看宋朝历史，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理性的、中立及平和的态度去看待它，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演进序列中有特有的重要意义。元代赵汸和郝经都曾把宋与汉、唐相比，称为“后三代”或“后来三代”，给予充分的肯定。明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洪荒一变为唐虞，以至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度，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家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明确指出宋与汉唐五代的不同，明代与宋有传承关系。

严复致友人信写到：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是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故不俱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是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将必复振。”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可见，宋代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位置早就被学术界敏锐洞察。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

唐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发展，国家控制的土地减少，不能对农民进行正常的授田，大量自耕农无法承担繁重的赋役，而且无法维持生活，被迫外逃沦为佃户，均田制因此破坏。土地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的变化，使封建政权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也随之改变。生产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宋代统治阶级不同于以前，当权派是官僚地主，它取代了过去的门阀地主即身份性地主集团。剥削方式也不同于过去的“部曲佃客制”。宋以后租佃制普遍推行，人身依附关系较轻。

租佃制早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但到宋代才普遍发展起来。与唐代相比，不同的是：第一，主客户含义不同。唐代也有主客户的称谓，但这只是区别于土著的和外来的，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宋代主客户则区别于是否有土地，有土地者应纳二税，是为主户，也称“税户”，否则即为客户。客户在农村中就是佃户。赋税制度的变化，宋重于地税。“二税”表面是继承唐代“两税”，但实际上更重。赋税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不占主要地位。宋代主客户含义的变化，反映了租佃制的普遍发展。

第二，出现“田主”、“田仆”。田主大多数是地主，也有一部分自耕农，而田仆则多是佃农。章太炎说，在宋以前，没有田主这个称呼，只称“豪民”、“地主”，宋以后则普遍地称“田主”，这反映了私人占有土地的现象，已是普遍的、司空见惯的了，也说明了地主剥削的普遍性。

第三，书面的租佃契约普遍出现。书面订约的好处是期满后可以离去，这就表明佃农人身束缚的程度减弱了。这种书面的租佃契约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在宋代普遍流行，包括官田和民田，都普遍实施起来。

第四，二地主增加了。唐中叶以后就有二地主出现，唐敦煌文献中有“业主”、“田主”之称，“田主”就是二地主。至宋代，二地主明显增加，这就是日本史学界所说的一田二主的情形。这种情况只有在租佃制普遍实行到一定阶段后始有出现的可能。因而，二地主的增加，也说明租佃制更普遍了。另外，宋代官田招佃采用投标方式，投标者多为二地主，这也促使了二地主的增加。

以上说明，封建生产关系在宋代已经起了变化，即租佃制代替了“部曲佃客制”，经济剥削加强了，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租佃制成为宋代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普遍的、主要的剥削形态。这时的农民比唐代有了多一点的自由，是历史的进步。

（二）经济与文化发展

邓广铭和漆侠先生的研究表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突出的。

先从农业生产来说。宋代人口超过了一亿，为汉唐的两倍；垦田约在七百万顷到七百五十万顷之间，也是汉唐的两倍，与明代相差不多。宋代农业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在北宋期内出现了大量的圩田，这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在种植业发展、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决定性条件下，宋代蚕桑、果树、甘蔗、蔬菜、园艺、林木、药物以及养鱼等业，都单独发展起来，变成农业的分支或与农业并驾齐驱的一种行业了，这些现象是前代很少或者未曾见到的。

多种经营、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在满足了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从而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经济除了在南方广大地区继续发展之外，又向湘江西南地区推进，广南东路、广西西路有了较多的开发，个别地区也成了重要的生产区，这同样说明了宋代经济的广泛发展。宋代海外贸易之盛，远非前代之所能比。运往国外的物品，主要为丝绸、瓷器等，这也反映出这两种物品的生产量非常丰富。

宋代官私手工业，同样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在前代生产的基础上，宋代采掘冶炼手工业，规模扩大了，技术改进了，产量成倍地或成若干倍地增加。其中铁的产量，据外国学者估计，年产量已达十四万吨，而这一数字是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俄国远没有达到的。手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耕具和其他产品，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城市经济在手工业农业发达的情况下，也活跃起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两浙路，甚至把社会的最底层——佃户，也卷进商品市场，参与了这种交换活动。生产上的各种现象，充分地反映宋代社会这个有机体，有着一定的活力，而这一点在此前的唐代和此后的元代，都是不多见的。

宋代文化也高度发展起来，表现在随着刊刻、印刷业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传统的、新创的文化不但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广泛传播，海外诸国也受到我国文化的影响。重要的是，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在宋代大量增加，它已不限于地主阶级，城镇一部分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也有了一定的文化。宋代文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在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都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创造性而更上一层楼。宋代文化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宝藏，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元明清的理学，直接受到宋代朱、陆哲学的影响。明清小说等白话文也是导源于宋代瓦舍文化。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宋代的典章制度对元明清诸代的影响极为巨大。宋代的统一，从深度上来讲，超过了此前历代。汉唐王朝因军阀等分裂势力而更替，他们是王朝培植起来的，宋朝及以后的王朝则没有亡于地方官僚、大吏，而是外族或农民起义，困扰中央的与地方的关系基本得到解决。元明清三代的几百年当中，虽然也经历了巨大的国内阶级斗争，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封建割据势力始终未得逞，中国进一步形成为多民族的统一大国。究其原因：一是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加强，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在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中不断前进；二是宋朝政府有效地消除了前代的藩镇割据，维护了国内的一统局面。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但为元明清所继承，而且又采取了各种措施而有所加强。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如盐、茶、酒等各项专卖制度，在宋代也逐步完备起来，这些制度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权。这些制度也被元明清三代继承下来，对各代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见，在国家制度方面，宋代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然开始于汉代，但是当时是用麻、丝等软纤维造纸，价格贵，无法推广，到了宋代出现了用藤、竹等硬纤维造纸，价格便宜，故在宋代普遍盛行；火药和雕版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发明胶泥活字的毕昇也是北宋人；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为宋代的事。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记载了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这固然说明沈括本人的科学知识丰富，却也反映出宋代科学技术水平较前代大为提高。

在精神文明方面。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已在大力提倡写作韩愈、柳宗元式的古文，文风较前代起了很大的变化，改骈文为散文，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便利。为了配合音乐，便于歌唱，由五、七言诗衍化而成的长短句，即词，在宋代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诸代所不能及。

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书当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不同类别。宋代史学的发展，主要特点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之多，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

北宋的思想家们，对于从汉到唐的儒生们拘守其各家的师法，并拘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大都深致不满，强调对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进行阐发，遂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宋学。宋代儒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三、文化的扩张与文明的渗透

从宋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以更快的方式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渗透。台湾学者有一本书《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响》。书中指出，在宋朝，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向南和向周边地区渗透。美国有学者研究宋朝四川边疆的变化，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向四川盆地周边渗透。葛兆光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宋代是文化的扩张和文明渗透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今天的思维与习惯基本上是宋代时期形成的。

在宋代建国之前，荆湖等地区还属于“蛮夷”之地，经常发生叛乱事件。但是从宋朝开始，这些地区逐渐被纳入汉文化的影响之中。在宋朝，虽然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但是，一些官员被发配到一些被称为“恶远偏州”的地方，简直是生不如死，不仅自己难受，而且还牵连家人，有些被贬职的官员为了家人的安全甚至走上自杀的极端。

这些地方之所以被人厌弃，是因为大多存在地方病，且当地医疗落后。但从宋朝开始，国家向这些地区颁发医书和医药，地方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因此，到南宋时期，衡阳、海南岛等地已被人认为是“中土”，意思是和江浙地方差不多。

从宋朝开始，文明开始渗透到基层。中国的主导文化是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接受，特别是为基层人所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春秋时期，孔子为了推销自己的学说而周游列国；秦朝建立后，以法治国；西汉一段时间内是行黄老之术，汉武帝虽然接受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但汉朝实际上是儒法杂用；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人们，特别是基层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带有明显的佛教印迹。《高僧传》清楚记载了佛教对这一时期的影响。

从宋代开始，随着儒家文明逐渐成为渗透到基层，我们现在记忆中的或是生活中所遇到的，其实不是孔子时代的传统而是宋代的传统，家族、伦理、道德等历史和常识，往往都是宋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宋代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宋朝政府一直在非常强力地推动文明教化，“一道德、同风俗”，而且国家通过政治权力推行文明还得到了士大夫和乡绅的认可。皇权统治国家，乡绅建构社会，乡绅社会与国家在对文明的推进方面，在宋代表现得非常一致，并且行之有效。

在古代中国，推进文明常常与兴教育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是儒法一体的，所谓“王霸道杂之”，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时通常有两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即法制与教育。两手都很硬，所以既有酷吏，也有循吏。我们不要以为酷吏就是坏人，循吏就是好人。其实，他们分别代表着治理国家和民众的两种不同方法，酷吏是靠法律约束，循吏是靠兴教化。

在儒家社会里，比较赞扬循吏，但酷吏也并不完全受到批判，因为也需要这种手段，没有哪一个王朝是完全靠教化的。宋代也是这样，在提倡和禁止两种态度之间，两手都很硬。皇权、地方政府和乡绅联手合作，一方面用法制，颁布种种法令，禁止这样那样的“野蛮”；一方面兴教化，用办书院、教塾课、定乡约、行礼仪等方法来推行观念中和生活中的“文明”。

在传统社会，特别是到宋代，社会是从三方面建构起来的。一是朝廷与皇帝，二是乡绅和一部分地方长官，三是普通民众。象征着国家的皇帝与朝廷是很有权力的，如果他们再加上直接控制民众的贵族或者士绅、地方长官的支持，常常能够促进社会规则的制定和在民众中间的推行。比如很少有像宋代官方那样，发布那么多的命令来禁止淫祠淫祀。

淫祠淫祀看起来是祭祀一些山鬼妖神，只是一种人和神的虚构关系，但却威胁到实在的人权和神权的关系。因为国家要提倡、要垄断祭祀的内容，要给某些神鬼赋予合法性，只有获得合法性祭祀的神，才有资格被祭祀，否则神以及神背后的行为就有可能带来另外一种暗示。比如，在宋代吴兴（浙江），曾祭祀过一个神，这个神掠夺妇女，人们因为畏惧才祭祀他。宋朝政府明确禁止祭祀他，因为他会给人们带来另外一种暗示，这就是一个人如果作恶多端，也会受到敬畏和祭祀。

另外，地方性祭祀的人神如果太多，也会影响到中央的控制能力，无形中形成一种地方性势力。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禁止淫祠淫祀从三国的曹魏以来，一直被官方严格推行。但过去官方的整体控制力不强，交通不便，各地方自行其是，甚至有些地方性的神，还堂而皇之地成为全国的神，比如城隍。所以，官方要垄断这种权力，所有不在官方祭祀名单上的神，一律禁止祭祀。官方通过调整祭祀名单，不断向民众暗示各种“文明”的观念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比如秦代的白起曾坑杀赵卒四十万，非常残酷，但他在唐代以前都是受到民众祭祀的，到了宋代，则被开除出祭祀名单。

宋代禁止薅子和禁止民间祭祀时用真兵器。所谓“薅子”，就是指一个家生的孩子多，或者养不活，或者分家的时候有麻烦，就把刚生的孩子杀死，男的多了杀男的，女的多了杀女的。这是很野蛮的，于是宋朝予以禁止。另外，官方也颁布过若干次命令，禁止民间祭祀时用真刀真枪。大概是避免酿成造反吧。宋政府还一直在端午节禁止竞渡，恐怕也是为了怕发生械斗。因为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禁令，这种薅子和用真兵器举行仪式的旧俗，就成了不文明，渐渐成了秘密和边缘的，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在制度上面，它不合法了。

通过这些历史研究可以看到，国家政令由于政府官员的推广和乡绅的提倡，逐渐从中心城市扩展到边缘城市，从都市扩展到农村，从上层扩展到下层，到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伦理的同一性。

经常有人讨论唐宋的区别在哪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最早提出，唐宋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唐代以前是中国的中古，宋代以后是中国的近世。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具体地说，唐宋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过去，大家讨论的主要是专制、皇权与相权、贵族社会转向士绅社会，很少有人特别明确地描述这种文化上的差别。

其实，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唐宋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宋代由于官方的政治权力和士绅的文化权力，两方面都在推行“同风俗，一道德”，逐渐把上层士大夫过去认同的文明、伦理、道德，扩展到了整个民众中间，而且构成了汉文化认同和标准的同一性，这就使得唐代和宋代社会风貌有了很大的差别。

由于士绅阶层的强大以及理学的诞生，士绅阶层与国家利益的一致，使得汉文明的推行，在宋代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现在我们说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其实不是先秦两汉的东西，而是宋代以来的东西。宋代以及后来的明清，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则、观念和经典。这就是历史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文明”，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也被我们当作资源来解释、阐发。所以说，从唐宋开始，到元明落实的变化，应当是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心，它和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一样，导致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四、南宋——中国文化模式的定型期

虽然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区别，南宋只不过是北宋在南方的继续；但是，如果从二者面对的形势、统治区域、采取的政策等来看，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黄宽重先生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先说地区，它指的是长江下游的南岸，从太湖四周往西往南，到江西浙江一片，再加上浙东到福建沿海的一窄条。江南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跟着转移。南宋定都杭州，经济更加繁荣，文化更高。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汇聚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同时，文化形态，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以这样的重心领导的文化模式，虽然起源于北宋，可是北宋在生长中、变化中，到了南宋才又加改变而定型。姑且不去细说这定型的曲折历程，直接从它的后果来看。不错，南宋被蒙古征服。但是欧亚大陆到处被蒙古人攻破。能长期支撑，竟达四十余年之久，除了南宋，还有哪国？而且异族征服汉族的全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结果怎样呢？文化屹然不变。这种模式不但定型，而且渗透民间，根深蒂固。不必多举证据。

元代汉族的风俗习惯，大致仍旧，而兴学讲授之风，反倒更盛，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所以才有金华学派，以经世致用治学，辅佐明太祖，并且加意地的尊崇理学，比南宋的文饰，落实得多。

五、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

宋代是一个变革时代，也是一个启后时代。和后世联系起来，宋朝在很多领域中开了先河。元明清时代不仅其社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政治制度对宋代的因袭之处也很多，而且某些标志性的突出社会现象早就在宋代已见端倪。比如，八股文的雏形即时文可以追溯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在南宋绍定元年，有人说举人的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原因是一些“老儒卖文场屋”。由于有八股雏形，一些类似后世的模拟文章也出现了，叶适和陈傅良就是这方面的好手。他们写的时文往往结集出版，由于影响太大，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出版。明清举人所享有的待遇和特权，宋代也有。比如只要是考中秀才之后，就能获得很多特权，如免服劳役。明清时期居住在乡间的文人如有功名，比如秀才，他们类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这些人见了朝廷官员只行书生之礼，而不必三跪九拜，且可以和朝廷官员讨论地方事务；地方官上任时也比较依赖他们。地方势力的乡绅，在北宋时业已出现，南宋时期为数更多。

宋朝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遗产。据前辈学者研究，主要是几大笔，一是物质遗产——发达的江南经济；一是精神遗产——理学。宋朝江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之后，这种经济模式有了极强的生命力，无论是元朝军队，还是清朝军队乃至太平天国军队对这些地区造成多大的破坏，江南地区都能很快恢复。理学在宋朝出现之后，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与改造，已经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

宋朝也在一些方面为后世制造了不好的开端。宋代人口，据何炳棣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亿。人口增加，需要更多土地，故而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从北宋开始，我国生态问题的恶化已从局部扩展到全国。在北宋初期，黄河中下游及其支流渭水、洛水两岸的森林植被，继续遭到破坏。到了北宋中期，齐鲁一带松树林基本上被砍尽，太行山及京西的嵩山上大半不长草木，以致北宋时期修筑宫殿所需要的木材要到陇西和福建等地购买。

由于植被遭破坏，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黄河平均每年都出现一次决口或改道。在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的迁移与增加，这一带的森林大量被砍伐，在南宋时期的明州，还需要从国外进口木材。宁绍平原由于森林基本砍光，导致这一地区的著名陶瓷越窑因为燃料缺少而衰落。

木材的缺乏也对江南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江南地区工业走上“节能省材”型道路，这种趋势在宋朝就已出现。在两宋时期的江南地区，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圩田。圩田虽然是一种高产田，但却是以牺牲湖泊的排水和蓄水功能为代价的。圩田的大规模修筑，致使许多湖泊消失，周围地区水旱频繁发生。这些都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留下了难以逆转的隐患。

六、打破王朝体系看宋朝

邓小南先生认为，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希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长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唐宋”、“宋明”并称，都是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不同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前后历史之间明显的反差甚至“断裂”。

力图把握中国大历史的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

认识宋代的历史，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上。

就横断面来看，宋代的统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通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渗透着，一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

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都无愧于是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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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

第二讲　斧声烛影与宋初政治

一、宋太祖辞世的千古之谜

宋太祖、太宗兄弟间帝位的传授和继承，从太宗迤今，无数人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千百年以来，“斧声烛影”成为一大疑案。事过千年，当事人的声音无法听见，史家又多处曲笔，使得事件更加复杂。随着近年来历史知识的普及，很多作品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都认为宋太祖是被他的亲弟弟给杀害的。

斧声烛影有两个疑点，一是宋太祖是正常死亡还是被宋太宗谋杀；二是宋太宗是正常继位还是篡位。

关于斧声烛影的记载，宋神宗时期僧人文莹在《续湘山夜录》中写到：

……是夕过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见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情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见遥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骨，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就遗诏与柩前即位。

关于宋太祖暴毙的材料基本上和上述史料大同小异，因此这条史料也成为宋太祖被太宗谋杀的最有力的证据。但这条笔记资料本身就有很多疑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此就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一记载是赵匡胤驾崩数十年后才出现的小说式记载，最多只能证明宋初有这样的传闻。如此大事，焉能只有一条孤证，别无旁证？即使这一记载有可信之处，但这里的传说是同情者的谣言还是中立者的叙事，我们都无法考证。这条史料的疑点有：

第一，作者并没有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强自疑神疑鬼的是后人。

第二，夜宴是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见太宗进宫，太宗很难预作准备。

第三，夜宴虽然屏退了宦官宫妾，但左右并非无人。文中写得很明白：夜宴时，“遥见”太宗于烛影下如何如何，又见太祖“引柱斧戳雪”等。是谁看见的呢？自然是在宴席左右伺候的宦官宫妾。虽云“遥见”，距宴所实不甚远，所以连席间太宗、太祖的谈话也断续可以听见。

第四，太祖宴罢入寝，并无异状，左右亦未尝无人。文中说，太祖“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按惯例，皇帝就寝，宽衣解带是由专人负责的，称为“侍寝”，既有“鼻息如雷霆”的记载，太祖入睡后，侍寝应仍在左右。

有无可能是“留宿禁内”的宋太宗的复述呢？不可能。宋太祖不会让他睡在自己的榻旁。封建制度对这类事防范极严，不要说是兄弟，亲生子也不行。一般都规定皇子稍长就要搬出宫去，独立居住，称为出阁。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教育皇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皇帝的安全。宋太祖就说过：“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虽然是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人的意识。

总之，这条史料有很多可疑之处，仅通过它来判断宋太祖死于暗杀，实在勉强。当然，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宋太祖的暴毙。有什么疾病可能导致宋太祖暴毙呢？

最有可能的疾病就是心脑血管类疾病，也就是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究其原因，一是太祖赵氏家族有遗传性疾病。据刘洪涛先生研究，赵氏家族的遗传疾病基因表现为早亡、暴亡和精神疾病。二是宋太祖好饮酒，这一点宋太祖本人也承认，他认为“酒，天之美禄”。史书记载：宋太祖曾经对他的侍臣说过：“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显然，即使是贵为皇帝，也知道酒后失礼，但是由于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还是在宴会上喝醉了。可见，宋太祖不仅好酒，而且还控制不了自己。长期过量饮酒必然会导致心脑血管之类的疾病。

太祖在暴毙之前，就已有“不豫”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有神降于盩厓县民张守真家……上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这条材料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不豫”就是身体不适。太祖身体不适，却还能理政以及喝酒，显然不是什么大病，不必躺在床上休养；在历史上唐太宗的儿子李治也患过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很多政事交给武则天处理。另外，盩厓县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宋太祖“不豫”时通过驿站传张守真来汴梁，可证他得的不会是什么急症，而是慢性疾病。

宋太祖死于冬季，据张家诚先生《气候与人类》一书研究，冬季是心脑血管高发的季节；宋太祖暴毙前，白天天气晴朗，晚上却下起大雪，这种天气剧变更增加了心脑血管发作的概率；宋太祖又在此时大量饮酒，进一步增加了疾病发作的概率。同时，宋太祖睡觉时“鼻息如雷霆”，说明呼吸不畅，按现在医学观点，这也容易发生猝死。

所以，从医学史上看，宋太祖暴毙不是死于谋杀，而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正常的死亡，在以往的研究中强调了宋太宗与宋太祖之间的矛盾，强调了宋太宗的好色等缺点，但宋太祖死后，太祖亲信及亲属都没有过激反应，可见谋杀之说可能不成立。《辽史》上说得很明白，太宗“自立”为皇帝。这两个字很有深意，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

二、宋太宗的继位

宋太祖暴毙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谁来出任皇帝，太祖没有交代，因为他生前没有立太子，也没有立遗嘱。按照惯例，赵氏家族任何人都有当皇帝的可能。太祖暴毙后，皇后打发太监王继恩去召见幼子德芳。却没有让他通知长子德昭。哪想到王继恩早就暗通太宗。因此径直把太宗召进宫来。史书这样记载：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耶？”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太祖生前并未指定继承人，从目前的材料中也看不出他对安排后嗣、培养接班人下过多少功夫。他的两个儿子——时年26岁的德昭与18岁的德芳——缺乏应对危机的治国经验，而且“终太祖之世，竟不封以封爵”。虽然有些研究表明宋太祖极力培养德芳，让德芳参与许多活动，但德昭在法理和阅历上比德芳更具有优势。德昭性情稳重，平时“喜愠不形于色”，不闻有过犯失德之处；他的儿子惟吉也深受太祖喜爱。开宝九年十一月，太祖“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雍熙四年，德昭从征幽州。

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

这表明，德昭在军中还是有威信的。起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太祖的两个儿子若顺位继承，应该以德昭为先。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四个人有均等的机会继承帝位。即宋太宗和他的弟弟赵廷美，宋太祖的儿子德芳与德昭。

太后选择德芳，主要是德芳年纪小，只有十九岁，又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中长大，有利于控制。因为太后并不是德芳的生母，立年轻的德芳为皇帝，有利于控制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德昭已经二十五六岁，长期随其父亲征战，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不利于皇后对新皇帝的控制。但是，皇后选择德芳，不符合嫡长子继承的传统，势必在以后引发内乱。宋太宗上台有其合理性，他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性。而且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宋太宗上台后，宋太祖的亲信并没有过激的反应。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是：宋朝虽然建国近二十年，但是五代的风俗与社会心理还深入人心。因为五代时流行兄终弟及。何况五代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三、宋太宗地位的巩固

南宋时期，高宗无后，继承人选择谁呢？《宋史》记载：

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

于是诏选太祖之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传位太宗，过尧、舜远甚。”高宗曰：“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上虞丞娄寅亮亦上书言：“昌陵之后，寂寥无闻，仅同民庶。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祸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内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高宗读之，大为感叹。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要求把皇位还给太祖的后裔，言外之意是宋太宗或者其后裔继承皇位是不正当的。宋太宗因为获得皇位不正当，必然要采取合法化及巩固政权的措施。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首先，在太祖死亡那年年终更改了当年年号。在通常情况之下，新皇帝如果不是正月初一继位，都不改动当年的年号，以示尊重前任皇帝。宋太宗在十月即位，到十二月距年终还有七八天的时候，突然宣布将当年年号改为太平兴国。这表明宋太宗急于摆脱太祖的影响。

其次，炮制“金匮之盟”。史书记载：

初，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

因为杜太后认为“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金匮之盟虽然子虚乌有，但宋朝人对此深信不疑。这样，宋太宗上台就具有了合法性。

再次，剪除对皇位有威胁的人。首先逼死了太祖二子。太宗征战幽州时，军中将士曾有人准备拥立德昭，引起了太宗的嫉妒，于是借故将德昭逼死。德昭死一年半后，德昭唯一的亲弟弟德芳也死去了，年仅二十三岁。他的死也颇为可疑，可惜史书语焉不详。其次就是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廷美。“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他感到太宗的屠刀该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在赵普的一再密谋策划之下，廷美连遭贬斥，最后死于房州。“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可是太宗还不罢休，居然向大臣宣布廷美是乳母的私生子，抚养而已，根本不是皇弟。宋太宗曾向太祖皇后承诺要“共保富贵”。可等她死后，太宗却不用皇后的丧礼来埋葬她。大臣王禹偁稍加抗争，立即被责备诽谤，贬黜远方。

即使是一国的降主，宋太宗也不放心。后唐的李煜和献土的吴越王，一向恭顺。而两人均在自己生日那天暴卒。这样的巧合未免奇怪，因此有了暗杀的传说。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太宗也非常嫉妒。有记载说，宋太宗晚年立了太子，京城人感到很高兴，说是国家有了“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后，很是不高兴，问宰相寇准：“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太宗巩固政权的措施还有撤换太祖亲信将领，而且这些将领一个个都离奇死亡。太祖是靠着一群把兄弟拥戴上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义社十兄弟。在宋太祖死时，十兄弟中的王审琦等已死，石守信已解除兵权，此时仍掌军权的尚有长期镇守北都大名的李继勋和在京负责全军训练的杨信。宋太宗一上台，就解除了李继勋的职务，一个月之后，李继勋死去。一年后，太宗突然到杨信家看望，次日杨信便死去。同年三月，宋太祖的亲信将领李重勋卒。另外，宋太祖的心腹将领党进被调出京城后在半年后死去。这些太祖的亲信离奇死亡之后，朝中能支持太祖子孙的势力自然少了许多。

四、宋太宗政策的调整

国初的君主，大致可分两类。创业的君主，着力于创，不暇致力于治。继位的君主，才会巩固基础。宋太宗上台后，虽然经常受到非议；他的施政作风，也与太祖有很大不同，但是，作为五代式精英人物的最后一代的代表，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维护了其兄开拓的稳定局面，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从宋朝以防范内患为出发点的制约机制来看，太宗的所作所为，影响似乎比太祖更为直接。

（一）右文轻武政策形成

太祖时期对武将还是比较信任的，虽然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职务，但朝中还有将领掌握一定的兵权。太祖统治期内，不断地南征北伐，但他对于南征北伐的将帅，从不制定束缚手脚的规定，这些将帅往往能独自指挥一二十万人的军队。但是到了太宗时期，则开始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把出征将帅灵机应变的主动权尽可能予以剥夺。如果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太宗往往会亲征，比如灭北汉，两次北征幽燕，宋太宗都是亲自率领军队作战，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武功，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武将的不信任。

宋太宗虽然对武将不信任，但是由于宋朝政权是在武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宋初官僚集团或多或少都与武将集团有关系。为了摆脱武人集团的控制，宋太宗做皇帝后，扩大了科举取士。宋太宗扩大取士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收买人心，培植亲信。

太宗之即位，有斧声烛影、千古之谜之说，不免使流言四布，人心疑惑。在这种情况之下，太宗对广大士大夫阶层，必须广施恩泽，方能收拢人心，以为己用。扩大科举取士，是一条有力且能迅速见效的措施。“用人太骤”，则是急于培植亲信心情的充分表露。到后来，宋军先后征辽失败，在辽军大举南下时又无法做到有效抵抗，企图通过武力提高威望、确保皇位的愿望落空了，不能不回过头来，进一步广施恩泽、加意笼络士大夫们，以防变起肘腋，发生内患。这样，科举取士的扩大之势只能继续维持。太宗朝一榜取士，进士加诸科，最多的是最后一次科举——淳化三年（992）的1317人。另外，超过900人的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兴国八年（983）的983人，一次是端拱元年（988）的970人。次于三者的是雍熙二年（985）的876人，这些都并非偶然。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贬黜其弟开封尹秦王廷美，扫除了对皇位有威胁的最大障碍。但是，兄弟相残的一幕，虽有“金匮之盟”的掩饰，仍然凸现出其残酷性，招致“不孝友”的非议。此情此形之下，以扩大取士来施恩于士大夫们，自是当然之举。雍熙三年（956），太宗又有了再度大举出兵攻取幽州之意，未雨绸缪，先施恩泽于士大夫，也属必然。

除了扩大科举取士之外，宋太宗对进士也极力提拔。他曾对大臣们说：“朕自即位以来，亲选贡士，大者为栋梁，小者为榱桷。”太平兴国三年和五年的进士中有很多很快位极权臣，所以给人以“用人太骤”的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宋太宗想尽快摆脱武人集团的影响。

（二）开始出现朋党政治的苗头

太宗时期，影响后世的朋党政治集团也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上，容易出现不同的政见，而不同的政见又容易引发拉帮结派的现象。太宗继位后，力图雪高粱河之耻。雍熙三年（986），下诏出兵三路攻辽。太宗满以为可以一雪前恨，收复幽燕。可惜事与愿违，这次北伐以宋军惨败告终，太宗也在这次战争中受伤。宋军惨败后，被贬的赵普立即上书痛陈北伐之弊，并力主严惩怒恿太宗北伐之人。这清楚地表明，倘若赵普重新掌权，他一定不会放过怂恿太宗北伐的胡旦、赵昌言等人。赵昌言也在惨败后上书，不过，他把责任推到了主帅曹彬等人身上，认为曹彬等人违背了太宗的战略而导致北伐失败，并要求斩曹彬等败将，以振军心。太宗本就不甘心，还想再战，赵昌言的话，又给了太宗大大的面子。结果，赵昌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此后不久又被任命为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

由于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加强了地域认同与同年的认同，以地域和同年为代表的形成了党派，最早的当然是同年党。赵昌言就是利用自己被提拔的机会，大肆引进自己的同年，开始公然不避地结党。史载：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厚善，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颢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会昌言第，故京师人有“陈三更，董半夜”的说法。

赵昌言等人怙恃弄权的行动在端拱元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赵普回到朝中，以赵昌言为首的同年党与以赵普为首的旧功元老势力展开了权力斗争。结果是太宗以树党之名将这群人一网打尽。

党派一经形成，就很难消除，党争从此与宋王朝相始终。

（三）守内虚外政策的出台

宋太宗上台后，一度改变了太祖的对外政策，由平稳走向冒进。长期以来，契丹与中原王朝之间处于均势状态，契丹虽然多次南侵中原地区，但没有长期占据中原的意图，只是扶植依附自己的傀儡。这一点，宋太祖看得很清楚。太祖上台后，对北汉政权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但是没有占到什么好处，原因就是战略的选择。如果征服了北汉政权，宋朝将直接面对契丹，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太祖于是开始充实自己的私人金库，“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太祖曾对大臣说，等内藏库财货充足后，就向契丹赎买幽云十六州。

史载：

太祖自是益修边备，尝谓左右曰“若契丹敢复犯边，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敌之首，其精兵不过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寇尽矣”。太祖一日取出幽州地图，以示宰相赵普，谓曰：“卿意此图，孰能为者。”普详观，叹曰：“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帝问何以知之，对曰：“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得幽州，既得之后，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帝痛恨开运之祸，华人百万皆没于契丹，自即位，专务节俭，乘舆服用一皆简素，别作私藏以贮供御羡余之物，谓左右曰：“俟及三百万贯，我当移书契丹，用赎晋朝陷没百姓。”然则帝欲大一统而复幽燕者，其意在此不在彼也。

可见，宋太祖对宋朝与契丹之间的实力对比还是很清楚的，他对契丹的政策也很明白，就是尽量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幽云十六州的问题。但是，宋太宗上台之后，将太祖对契丹的政策做了根本性改变，准备以武力来解决幽云十六州问题。但是，由于两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宋太宗这种冒进做法，很快造成了严重后果。宋太宗自己受伤不说，还死伤几万精锐部队，朝中大臣对契丹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宋太祖建国后，由于对外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当时士人充满自信，要扫六和而统一天下；但是在宋太宗对契丹战争失败后，宋朝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并变攻势为守势。

史载：

又议作方田，为战守之备。上乃以手诏谕缘边将帅，曰：“夫料敌之强弱，古人以为难。前岁之举，盖救民之涂炭。蠢兹北寇，敢肆凭陵，蹂践我士民，攻掠我城寨。朕定必胜之策，画必当之计，将以保民安边，略举大意。且戎人胜则深入而不相让，败则逃窜而不相救，固不可力战也。又皆骑兵，利于平陆，驰逐来往，难于羁制，固不可追奔也。若弃小城就大镇，但屯兵于镇、定、瀛、莫之间，其缘边城寨必苦于寇掠，固不可分兵也。悠久之谋在于设险，若乃决大河、筑长城，又徒自示弱，为后代笑。朕今立法，令缘边作方田。已颁条制，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虽使彼众百万，亦无所施其勇。自春至秋，其功告成，持重养锐，挫彼强敌。如此，则复幽蓟、灭林胡有日矣。”淳化元年，上遣使至定州，密谕旨于都部署李继隆曰：“若将来复入边，朕当自行。”

“朕当自行”几个字大有奥妙。首先是边防军队没有军事自主权，表面看宋太宗要亲自出征，实际上是要边防将帅不得擅自行动。其次是对外政策出现了变化，就是处于守势。也就是形成了虚外的政策。

宋太宗时期，还逐渐形成了守内的政策。所谓守内就是要防止内患。防止内患首先就是要防止大臣专权。宋太祖时期，赵普任宰相多年，甚至一度是权相，有些时候，在政策的制定和人事的任免上，太祖还要听赵普的。但是到了太宗时期，太宗有意频繁进行人事调动。频繁的人事调动，使士大夫之间很难有自己固定的势力。对于宋太宗的人事任免，清朝王夫之认识得很清楚，他说：

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夷考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准、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者，虽其闲不乏侥幸之士，而可尽所长以图治安者，亦多有之。十余年闲，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

究其原因：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

宋朝的统治，至太宗接手之时，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但社会风气与习俗的转变，典章规范的建立及正常运转，都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有所收效。太宗深谙五代以来的弄权之术，他本人决不吝惜在关键时刻祭出这套本领，但与此同时，他却清楚认识到要巩固赵宋的江山，必须堵塞臣下的弄权之路，这不仅要从权力格局、制度设施方面入手，更要从根本上扭转风气，防微杜渐。

赵普曾经告诫他的儿子：“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踰分，固当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尔等宜各勉励，勿重吾过。”赵普所说的“以身许国，私家之事，吾无预焉”，有很深的意味。

赵普出身于宋太祖的幕僚，幕僚的身份决定了他要为宋太祖效力，而不是为国家效力。也就是说，赵普在五代时是私家之臣，而不是国家之臣。这种做法在五代无可厚非，不为国家效力，只为私人势力效力是五代时期知识分子的经常做法。但是这种与国家争夺人才的做法不利于国家的统治，所以要解决大臣的弄权之路，首先就是要对国家认同，就是要遵守国法，不能像五代时那样做出犯上作乱的事情。从赵普的表述也可以看出，宋太宗时期，大臣已经完成了由家臣向国臣的转变。

宋太宗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王朝逐渐安定之际，太宗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似乎比他的兄长更为深刻、强烈。如果考虑到五代时期往往第二代、第三代帝王时便王朝易代的背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了。端拱元年（988）十二月，太宗对他的宰相们说：“国之兴衰，视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丧乱之后，权在方镇，征伐不由朝廷，怙势内侮。故王室微弱，享国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图其事，思与卿等谨守法制，务振纲纪，以致太平。”

从积极方面讲，太宗时期对于“谨守法制，务振纲纪”的孜孜追究，基本上奠定了赵宋的统治格局，使得宋代后世的统治者有据可依。这对于五代至宋朝统治者基调与方略的转换，显然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宋太宗对其生于和平时期，长于安定时期的继承者也表示了担心。他曾告诫儿子：“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予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诲。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联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以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同时，宋太宗还加强法制建设。史载，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太宗对于“天子儿”亦须遵守“朝廷法”的要求，透露出皇室家规与国法之间的关联。同时，皇室带头遵守国法，对社会有一种示范效应，有利于消除五代大臣飞扬跋扈的局面。

北宋初期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与赵宋“祖宗之法”基调的形成是密切关联的过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原则，作为“祖宗之法”的精髓，它强调保持对意外事变的戒惕心态，强调防范纤微，同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核心原则，在有效杜绝了内部重大变局的同时，对于两宋官僚政治的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如在士大夫中“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受到广泛应和，对于“变更祖宗法度”普遍存在疑虑与抵制，长期困扰两宋政治的朋党问题，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军政部署，如此等等，无一不与宋代这一基本国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家事与国事——宋朝大臣的选择

宋太祖之死与宋太宗继位，虽然有许多疑点，但是朝中大臣的反应并不是十分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是五代时期“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的现象还深刻印在人们心中；另一个原因是血统观念经过五代的荡涤已比较淡薄。“金匮之盟”表明宋代皇位继承和儒家传统理念不一致，但是宋朝儒学家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在他们眼里，皇位如何传承不是国事而是家事，这和唐代、明清有很大的差别。宋代的大臣也把它当成了“祖宗之法”。

仁宗时期，由于仁宗没有儿子，很多大臣包括包拯都上书要皇帝早立太子。宋仁宗于是征询包拯的意见，包拯就认为，选择谁当太子是皇帝的家事，不是他可以议论的。宋仁宗听了包拯的意见，很是满意。这表明，皇帝不希望大臣左右其家事。岳飞被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犯了这一大忌，干涉了宋高宗立太子。

宋朝大臣对谁当太子并不十分关心，显示他们对家事与国事的分别十分清楚，也显示了宋朝士大夫对自己干预国事，实现儒家理想的信心。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制度变化的背后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

总之，作为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宋太宗虽然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皇位，但是他的上台保证了宋朝政权的顺利交接。作为一个转折性人物，正如《宋史》记载：“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

第三讲　君子党，小人党

——党争与宋朝政治

秦汉以降，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和成熟，在统治阶级内部拉帮结派成为君主重点打击的对象。凡涉嫌“朋党”者，都会受到专制君主的严厉制裁。于是，“朋党”日益成为统治集团中一个特别敏感的字眼。

然而，和前代不一样，党争在宋代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党争存在的时间相当长，基本上从宋太宗时期就开始出现，一直绵延到南宋灭亡。党争对宋代的政治、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一、党争的表现

宋朝立国后，对大臣中的结党现象一直都很警惕，虽然统治者认为在大臣之中，由于对朝政意见相同或相异，自然会出现一些小的团体，但宋初的皇帝一直再三强调不可结党营私。尽管如此，在朝廷之中，仍然很快就出现了朋党，并且开始了党争。

何冠环先生的研究表明，宋代第一次党争发生在太宗时期。太宗继位以后，力图雪高粱河之耻。雍熙三年（986），太宗下诏出兵三路攻辽。太宗满以为可以一雪前恨，收复幽燕。可事与愿违，这次北伐以宋军惨败告终，太宗也在这次战争中受了伤。宋军惨败后，被贬的赵普立即上书痛陈北伐之弊，并力主严惩怂恿太宗北伐之人。但始作俑者赵昌言等因为反应及时，不仅没有被贬谪，反而加官晋爵。直到端拱元年，赵普回到朝中，在以赵普为首的旧功元老势力的打击下，以赵昌言为首的同年党才被一网打尽。

胡旦、赵昌言等人的惨败，一方面是结党之迹太明显，授人以口实，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有力的内助。经过这次教训，他们在下一回合的党争中，开始勾结太宗信任的宦官王继恩。不过，在朝廷之中他们出现了新的对手，即以寇准为首的太平兴国五年榜的进士。在随后的党争中，寇准被打败。期间还曾夹杂赵昌言与冯拯的党争。

宋太宗之后党争，依旧很多。庆历年间，仁宗起用范仲淹等人推行变法，由于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夏竦等人亦造党议，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进行激烈的攻击。欧阳修为了对付腐朽势力的攻击，还特撰《朋党论》一文，试图重新解释“朋党”，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其结果却是徒增纷扰，无济于事。

熙宁初，王安石聚集了一批改革之士，谋划推行变法，反变法官员马上故伎重演，利用“朋党”之名对变法派进行激烈的攻击，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的关系。党争与变法一直并存。

宋神宗死后，哲宗即位，改元元祐。元祐时期又出现了新、旧党争，它几乎影响了此后北宋政治、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影响所及，一直到整个南宋一代。

元丰八年（1085）三月，38岁的宋神宗病逝，根据遗制，8岁的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高氏为太皇太后，“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宋廷内部的这一重大变故，将北宋王朝推向了新的历史关头。

其实，当此之时，北宋政治还是大有可为的。在神宗统治时期，变法派和反变法派虽然始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并未发展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不论反对者以何种手段对变法派进行攻击，在朝廷处于主导地位的变法派始终保持克制，不仅从未对其进行严酷打击，还对他们有着较公允的评价，甚至出现了主动谋求缓和矛盾的迹象。旧党之中的一些成员因此发生松动，对一些变法措施也不完全反对。

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将朝政委以进入暮年、刚愎自用但众望所归的司马光，结果使北宋政治迅速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要在洛阳从事著述，对新法并不甚了解。但他执政后，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却全盘否定。这一做法引起了在朝新党的反对，也引起了旧党内部人士的一些异议。但这些反对和异议并没有实际的结果，在太皇太后高氏的全力支持下，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所有新法废之殆尽，完成了所谓“元祐更化”；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恢复了祖宗之法。在这次更化之中，旧党想尽一切办法，将新党逐出朝廷。

元祐更化，旧党虽然将新党驱除出朝廷，但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进行了紧锣密鼓的争斗，这就是所谓“洛、蜀、朔党争”，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领袖，朔党以刘安世为首领。三党之间相互攻讦，很少有人切切实实做事。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元祐党人的政治支柱与心理支柱随之坍塌。宋哲宗亲政后，开始大规模起用新党。新党上台后，对旧党进行了报复性的倾轧。

宋徽宗时期，蔡京做了宰相之后，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党禁。即使在北宋亡国之前的靖康年间，党争也依然存在。

宋高宗即位不久，局势刚刚好转，朝廷内部就出现了党争。绍兴五年（1135）二月，赵鼎与张浚并相，赵鼎负责政事，张浚负责军事；一主内，一主外。两人相处，亲如兄弟，然而为时不长。第二年十月，在张浚的排挤下，赵鼎被罢去左相；绍兴七年九月，在赵鼎党羽的排挤下，张浚被逐。赵鼎复相后，一反张浚所为，朝政反复不已。围绕绍兴和议，和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始表现为赵鼎与秦桧之争，后演化为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绍兴和议的确立，虽然消除了宋金之间重大的军事对抗，但对宋廷来说，是以丧权辱国和巨大的经济付出为代价的；同时，又是建炎以来宋廷和战之争，包括整个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秦桧独擅朝政，全面实施其残酷的相党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深影响了士大夫命运乃至生命的绍兴党禁也随之出现。

秦桧为了彻底抑制主战人士，消除一切威胁自己的因素，首要任务是交结朋党，纠集势力，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同时其朋党的区域性和裙带化，为北宋时期的新旧党争望尘莫及。纵观秦桧党羽，极大多数为江浙所产，其中温州士人尤其集中。

秦桧专权大约始于绍兴十一年（1141）。次年三月，他便利用科举取士一途，培植党羽，可见其植党的迫切性和深广度。最为突出的是秦桧党羽的裙带化。秦桧独相期间，大量起用自己的子孙与亲朋，他们成了秦桧相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排斥政敌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子秦禧则是秦桧掌握高宗起居信息、监视皇权和控制百官的最直接的耳目。除了秦禧之外，秦桧的兄弟、子侄、孙子以及亲家等数十人在秦桧独相期间，都入朝为官。他们与其他党羽一起为秦桧抑制异论，并大兴文字狱，实行文禁和语禁，全面实施其专横独断的相党政治，建构了巨大而又严密的网络。

事实表明，秦桧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一度连高宗都动弹不得。被秦桧排挤和倾轧的士大夫甚多，就重点对象而言，有赵鼎、李光、胡铨等人。秦桧实施既严又酷的党禁，其政敌的结局很是凄惨。赵鼎为了防止祸及子孙，不食而死。秦桧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使政敌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而且还欲将政敌的亲属一网打尽。这样既可发泄一己之私愤，又可防患于未然。

宋徽宗时，蔡京搞的崇宁党禁的对象，已经涉及到元祐党人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秦桧继承了蔡京的衣钵，在实施党禁时，同样祸及政敌的亲朋故旧，而且比蔡京更为残酷。尤其是其晚年，秦桧相党经常无端起狱，欲杀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秦桧有一份谋大逆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一旦经秦桧画押，大理寺立马判以极刑。

秦桧死后，高宗利用台谏力量，对秦桧在朝党羽进行了清算，并为秦桧所迫害的士大夫正名，死者封爵，活者迁复。但秦桧的去世，并没有改变高宗既定的与金和议的“国是”，所用执政之人，依然是秦桧党羽。

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孝宗一朝，虽然没有出现类似秦桧相党那样控制朝政的局面，但和与战及学术之间的冲突却依然不断，由此引起了“道学朋党”与“反道学党”之争此起彼伏，并延伸到了宁宗朝，最终导致了“绍兴党禁”以后的又一次全面倾覆政敌的党祸——“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宣告了以反近幸为己任的“道学朋党”的彻底失败，确立了韩侂胄相党的专制地位。但是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之后的“更化”的展开，韩侂胄身首异处，道学集团随之再度崛起。尤其是理宗亲政后，道学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然而作为朋党之争的产物，相党政治仍然在延续，朋党之争还在继续，这一时期的朋党之争，主要来自道学集团内部的分裂与组合。在由道学内部的分裂而形成的朋党之争中，作为体现“先王之道”的道学，并没有真正实现其理论价值，相反却成了党争双方的招牌。

二、出现党争的原因

（一）科举与党争

“同年”，这种古代中国独有的社会关系，和“门生座主”一样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同年就是同一年登科及第。在唐代，同一年登科进士互称同年兄弟的现象十分普遍，但由同一榜进士单独组成的政治集团，在唐代是罕见的。主要原因是唐代进士每榜只有二三十人，进士这么少，能登上高位的人相应较少，因此依靠同年关系结党就很不容易了。

宋太祖在位时，虽然恢复了科举，但取士每科平均才十多人，每榜六十来人。而且太祖时期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以防止出现类似唐代的牛李党争。不过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订同年之谊。不过这些人在宋初并没有进入到权力中心。

同年进士结成朋党，是在宋太宗时期。宋太宗上台后，大开取士之门，登基后的第一榜，就取士五百多人，超过了宋太祖十七年取士的总和，此后，每榜基本上在千人左右。宋太宗还大量任用进士，并且提升很快，吕蒙正从登科到宰相只用了十一年。宋太宗的用人政策，给了天下“英雄豪杰”前所未有的机会。那些骤登高位的进士，相率援引各自的同年、乡党及故旧，进入政坛，角逐权力。

新科进士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集资刊印“同年小录”。集会和印小录可以说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进入仕途后，一旦有机会便会聚在一起，不时在京师和地方把酒言欢及互通消息。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元代，历久不衰。

同年进士赋诗饮酒，吟风弄月，对彼此的仕途升降却并没有忽略。他们互为奥援，已是心照不宣，既然情如兄弟，也就爱屋及乌，以照顾同年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科举除了造就“同年”之外，还造就了同乡。因为宋朝科举在乡试时候还存在按地域分配名额的问题。这种名额的分配，使人们对籍贯或多或少有一种认同感。因此，在援引官僚时，很自然地会推荐自己的老乡。这样做不仅可以造福乡里，而且在日后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后裔带来很丰厚的回报。蜀党、朔党以及洛党就是典型的以地域为纽带的朋党。

（二）地域与党争

党争是政治斗争，其中有的是改革与保守之争，有的是权力之争，有的只是意气之争。由于参加者的习性和观念不同，难免有意无意地掺杂进地域意识。地域虽然不是党争中的实质和主流，但也是一个很有影响、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这说明南方人士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北方人士则老成持重，因循守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地域习俗不自觉的表现。再者，北方人传统观念浓厚，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不善变通；加以北方久经各种动乱，内心深处有求稳定的愿望；南方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没有一定之规的约束，善于交通，更注重实际利益。

变法是一场政治运动，政界人物总是以政治利益为生命的，而政治利益是超越地域的。因而，同乡之人，政见如果不一致，即使是亲戚朋友，也会分道扬镳。变法派中以福建人为多，但是反对派最激进者中也有福建人。有时兄弟之间也会在政见上大相径庭，甚至成为政敌。这是政治意识和思想意识不自觉的表现。那种把王安石变法运动归结为南北风俗矛盾的产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哲宗即位以后，太皇太后任用保守派，排斥变法派，党争更加复杂。渐渐地由是非之争变为意气之争，新旧党的阵线也不单以是否支持改革来划分。然而，南北地域观念仍有阴影显现。

当时确实存在着以地域命名的宗派及党争。即元祐年间的蜀党与洛党、朔党之争。洛党多是京西洛阳人；蜀党多是四川人；朔党多河北人。三派党争，基本上是保守派内部无原则的宗派倾轧。最初的起因是程颐与苏轼个人观念与性格不同，并没有政治分歧。二人虽同属保守派，但程颐显得迂腐些，苏轼则洒脱而不拘小节。

党争也体现了南北经济发展状况。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要揣摩考拭命题的动向，必须了解朝廷的风向，而长期居住在京师者显然近水楼台。当时的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而士人不能长期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而游学者很多，除了在京师之外，还可以到各地拜访名师。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等人，都是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

当时，在南方人眼里，普遍感觉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经济上的负担也比北方重。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方因地形、气候、物产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出现抵牾。神宗时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合一更得淳厚？”司马光与吕惠卿争论，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人曰：“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著！”

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地方是代表着当时南方知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意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当时北方知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事，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一种应有之现象。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见为有害的。

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南方人就认为不便。王安石推行均田免税法，北方人反对，因为北方有大量逃税赋之田。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党尽斥，所斥的即多是南人。其后蔡京擅权，南人又得势。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多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党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了。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得为相的先例。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风气之最前线。在野学校的提倡，在朝风节的振厉，朋党之兴起，都是南方士人首先倡导的。

（三）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

罗家祥的研究表明：在宋王朝高度集权的政治气氛之中，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也与两宋朋党之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宋朝统治者对台谏的逐渐重视、利用，是“异论相搅”在制度上的体现。台谏势力的消长对宋王朝政局影响甚大。

北宋建国之初，台谏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宋真宗统治晚期，才出现了设置台谏官的有关规定。台谏势力真正在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来，是在仁宗时期。明道元年（1032），宋廷专门设立了谏院，台谏的组织机构和官员设置趋于完备。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台谏官的设置及其职能的正常发挥，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然后纵观台谏势力的发展过程及其全部政治活动，我们即可发现，从仁宗后期开始，台谏势力便走上病态发展的轨道，非但其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反而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无端的纷扰，终至于最后完全堕落成为朋党之争的工具。

台谏官举劾论奏的主要对象是人而不是事。诚然，台谏官在弹劾论奏时，不可能将人与事截然分开，但从台谏官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发现，他们往往为了攻击某一个人而去寻找事端，与刻意罗织罪名无异。在仁宗、英宗统治的四十五年时间里，因遭台谏攻击而被罢免的宰执大臣多达二十三人之多，实在令人震惊。台谏在弹奏大臣时，往往并非具有确凿证据，或凭“风闻言事”，或以无关宏旨的小事附会成罪。尽管如此，遭到弹劾的大臣，仍不得不循例辞职，居家待罪，等候发落。而这又使台谏更加猖獗、肆无忌惮。

台谏官为达到罢免大臣之目的，会反复上章弹劾，稍不如意，则“居家待罪”，以辞职相要挟，并且常常是群起攻之，集体行动，直至如愿才止，人为地将矛盾激化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在北宋的权力体系中，由于台谏高举忠君爱国的旗号而飞扬跋扈，因而成了各派争相控制的对象。在从仁宗统治时期直到北宋王朝灭亡的漫长年代里，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朋党之争中看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如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被罢职，台谏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也引同党控制台谏；王安石变法期间，新旧党也各自援引同党控制台谏打击对方。

为何北宋的台谏势力如此严重病态发展，并由此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其主要原因是宋代的台谏和唐以前不同。唐代台谏的主要职责是纠正皇帝的过错；宋代台谏则是为了纠正大臣的过错，是皇帝控制大臣的工具。

三、党争的内容

（一）国是之争

在宋代政治史上，出现过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因素。这个新因素便是“国是”。所谓国是，不是一般的行政措施，而是天下“主于一说”的治国的根本方略。国是的确立取决于治国之本的大议论——“国论”。国论与国是之说，始创于先秦孙叔敖，但其真正盛行却始于神宗熙宁初年。国是始终和党争、党禁、伪学等重大政治事件互相纠缠，而且愈演愈烈。

宋神宗上台后，急于变革，而士大夫之间不但有革新和守旧之争，而且还有怎样改革之争。所以，定国是成为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当士大夫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时，究竟谁能代表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了为争夺国是话语权而产生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哲宗、徽宗时期。

南宋的国是之争主要是围绕和、战展开，始于建康之乱，而成于绍兴前期。

这些争论不可避免地引起士大夫群体的分化，并酿成党争。长期的争论，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治理，正如朱熹所说：“夫沮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此其为祸，固已不可胜言。”这里指责的讲和之说所带来的不可胜言之祸，就是持和议为国是所造成的；而在不可胜言之祸中，又包括了党同伐异之祸。

北宋士大夫争论的国是“非天下之真是”，而是朋党排斥异己、倾轧政敌的工具；但南渡以后，士大夫大力倡导的国是，无论是和战抑或整个治国方略，并非是用来误导君主，而恰恰是为其君所用。换句话说，南宋国是说的盛行，既出于士大夫党争所需，又投君主专制所好，是专制文化性格在朋党之中的一种逻辑发展。

（二）学术之争

北宋的党争，从表面上看是政见之争，而实际上又是一种学术之争。因为政治变革怎样进行，其背后都有一套思想、一套学术。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的是“富国强兵”，而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是理财。故而王安石提出“三不畏”的思想。于是司马光等人攻击王安石是尚利去义，违背儒家传统的道德标准。为了争夺变法的话语权，双方在争论过程中，都创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因学术思想或学术崇尚的不同引起的争论，也是南宋党争的驱动力之一，但与由民族矛盾以及强化专制集权引起的国是之争不尽一致。作为国是之争在学术上的表现，南宋党争的前期直接延续了北宋新旧党争中学术上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元祐学术”与“荆公新学”之间孰正孰邪的争论。至孝宗朝，“元祐学术”在朱熹等学者的努力下开始盛行，遂成朝野学术的主流之一，与朝廷的功利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在冲突中，理学被斥为祸国之清议而处于下风，至庆元党禁又成了伪学而被禁锢，嘉定更化后，才逐渐确立了正统的地位。

其实，无论是元祐学术与荆公新学，还是功利思想与程、朱道学，都具有鲜明的经世特征，相互之间所以引起激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术主体固有的排他性文化性格。

（三）用人之争

北宋时期，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还是新旧党争，无一例外都是一派上台一派下去，用人之争是党争的一个基本面。与北宋一样，南宋党争也始终贯穿着激烈的用人之争。用人之争是朋党的基础或原动力。两宋用人之争是建立在君子、小人之争的基础上的；而君子、小人之争的理论依据则是义利之辨。义利之辨是宋代儒学的第一要义。因此，用人之争也就成了学术之争的载体，从而使学术之争所固有的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又转化成了培植朋党、排挤政敌的政治文化性格。两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四、党争的理论依据

结党与传统儒家理念格格不入，孔子说过的“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结党因此成为君子与小人区分的标准之一，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儒家知识分子是从内心里憎恨结党的。同样，历代帝王也非常忌讳大臣结党，更反对大臣们因结党而出现政见纠纷，议而不绝。所以唐人李绛对宪宗说：“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原因是“朋党比周，以蔽主明”。

但是，在宋代，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党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有些党争还是由皇帝一手造成的。原因何在？

（一）议论相搅：皇帝容忍党争的理论依据

在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中，有一个使大臣相互牵制的有效办法，这就是“异论相搅”。该传统家法是宋初以来“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但却未见诸于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只是在熙宁初宋神宗、曾公亮、王安石等讨论“异论赤帜”司马光的安置问题时，它才被披露出来。“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即皇帝蓄意让政见向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纠讦，相互牵制，以便达到在最高统治层内部消除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从现有的材料中依稀可以看出，最晚在宋太宗统治时期，此法即被运用。典型的是在宋真宗时期。天禧年间，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和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干脆把其中奥妙说破：“且要各议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熙宁、元丰时期，作为北宋中叶之后求治心最切、意志也最坚定的一个皇帝——宋神宗，他也是非常注意以“异论相搅”的。但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政治态度泾渭分明，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为保证变法的进行，宋神宗不得不罢免或允许司马光等人离开朝廷，但仍不时利用一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对变法派进行牵制。“异论相搅”给北宋政治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二）君子小人：士大夫有党的根据

两宋党争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促成北宋党争，尤其是新旧党争的因素，既在于不同的政见之争，又在于君子与小人之辨。

作为北宋儒学的重要主体，君子小人之辨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更主要的是用于解释和指导现实的生活和政治斗争，而且北宋的士大夫还公开宣扬君子有党的朋党论。宋初王禹偁的《朋党论》就提出了君子党和小人党，借以重新解释汉唐、尤其是本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在范仲淹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也提出了“君子有党论”，但未做详细的说明。真正在理论上回答“君子党”与“小人党”的是欧阳修。

在《朋党论》一文中，欧阳修认为“同道”与“同利”是君子与小人各自为党的自然之理，尚“道”与尚“利”是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欧阳修看来，道义与禄利具有悠久的生成时间和广阔的存在空间，在这个时空中，始终存在着分别追求“道义”和“禄利”的彼此两个群体，所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也就自古有之了。

在先秦，作为区分不同群体的一对范畴，“君子”与“小人”有着不同的指向，有时用以划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群体，即统治者为君子，被统治者为小人；有时则用以区分不同人格的群体，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尚义弃利是传统儒家的价值取向。欧阳修明确提出了君子之党“所守道义”，小人之党“所好者禄利”，以义与利作为甄别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不同追求和不同人格的标准，既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合乎儒学的价值取向。所以，其“君子有党论”虽然违背了“君子群而不党”的经典之说，但不是对儒学的背弃，而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宣扬君子结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给传统君子小人之辨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欧阳修《朋党论》的发表，不仅标志了北宋“君子有党论”的确立，同时也为北宋儒学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意识的全面形成，构建了最初的理论框架。庆历以后，宋学家关于君子与小人、义与利以及由此引发的善与恶、邪于正之辨，都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开展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的，同时也被用于解释和指导现实中的朋党之争。

五、党争的结果

“君子有党论”虽然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对发扬传统儒家文化，激发志在当世的主体精神，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之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一）出现权相或皇权强化

党争，有时是由皇帝在幕后策划的。在党争过程中，皇帝可以操纵朝中各个不同派系；利用各党之间的相互攻讦、互相揭发，将人事任免权等乘机收回。所以党争严重的时期，也是皇权逐步强化的时期。

党争的另一个结果是权相的出现。这种情况也自宋神宗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宰相想有所作为或避免异己攻讦自己，刻意在朝廷中培养自己的势力。当皇帝自身能力下降时，宰相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强，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随着党争的延续，宋朝出现权相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多了。

（二）朋党之争的恶性循环

朋党之争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行，陷入瘫痪状态之中。一般说来，若要维系一套国家机器的运转，不能不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经国体制；二是贯彻执行这套经国体制的相对稳定的权力机构。然而，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党争使得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根本无法得到保证。

党争的一个结果是官员的大规模的调整。从中枢机构到诸路监司，整个官僚系统根本没有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从“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宰相到朝廷一般官员，从主管一路的民政、军政的行政长官到知州、知县，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旋起旋落，或褒或贬，或擢或黜，很少有较长时间专于其职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僚机构，自然也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在激烈的党争中，宋廷甚至还出现了刻意将缺乏才干的官员安置到国家要害部门的荒唐事情。

由于各级官员在政治漩涡中深感前途叵测，也逐渐失去了稳定的心理。暂时落魄者处心积虑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督促最高统治者扭转斗争锋芒，以期重返政治舞台；暂时得势的一派也无不揣着惶恐异常的心理，或则力图置对方于死地，或则挖空心思广施韬略，恪守己见。一派上台，意味着对另一派的疯狂打击报复，这点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的党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三）仕风全面颓败

君子小人之辨是对尚道义之君子的推崇和对逐禄利之小人的贬斥，虽然体现了士大夫在经世治国中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自律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但由于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仅义利而已，义利又是一个十分抽象而极端化的概念，所以无论用它评价个体人格，还是用它划分社会群体，都处于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状态之中。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其思维方式。确立于欧阳修而盛行于熙宁以后的、用于解释和指导朋党之争的君子小人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线性思维的产物。这种线性只能非此即彼地划分两个极端，而身处这条直线两端的群体，“只愿有一，不愿有二”，“同我者君子，异我者小人”，“有此无彼，非全宁无”。因此，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和行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不仅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导致了士大夫被迫害、被流放的悲剧命运。

这种党争客观上给朝野士大夫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只要明确表示投入到己方阵营的，他日得势上台，身居显官者，则可固宠保位；官职卑下者，则可预获美官厚禄。于是，大批投机钻营之徒，利用这一可乘之机，蜂拥而上。在北宋元祐年间，元祐旧党为了罗织罪名，制造了莫须有的“车盖亭诗案”。这表明，朋党倾轧是没有一个是非标准的。因此，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在极力网罗各自力量时，也没有是非标准，“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

与朋党倾轧相伴随的“推恩”之策，也是促使元祐以后仕风败坏的一个因素。推恩是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产物。在残酷的朋党之争中，一派势力暂时得势，则力图置对立面于死地，或编管于某一州郡之中，其子孙也随之受到株连，遭受种种迫害。一旦国是大变，卷土重来的一方不仅自己的官职能迅速得到恢复，其子孙也相应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作为昔日受害的补偿。推恩之风的盛行使获恩者十分冗滥，进一步败坏了官僚队伍。

南宋晚期士大夫的素质，当时人就评论纷纭，但总的来说，基本都持不满态度，大多是说“奔兢之风盛行”，还有人一针见血地说“士大夫无耻”。导致南宋士大夫无耻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导致了权相的出现。

权相专政是南宋政治的一大特征。南宋大部分时期是权相和奸相的天下，士子的出路被限制，不投靠权相是没有出路的，而权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大力打击异己，制造新的党争。在两重压力之下，士大夫无耻自然是正常的现象。

第四讲　武将与宋代社会

宋朝历史的某些方面或者说某些人物，即使是没有专门研究过的人，也能隐约说出几个，比如杨家将、岳家军、水浒英雄好汉等。杨家将、岳家将、水浒英雄多以悲剧收场。这种结局通过小说、评书而被广大群众熟知。

杨家将是高级军官，但结局很是凄惨，血战金沙滩、十二寡妇征西、太行山隐居之类，大家都略知其梗概。中下层军官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为其父王升得罪过高俅，被迫出走；另外一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师”林冲，也是被弄得妻离子散，落草为寇。杨令公的后裔杨志穷困潦倒，被迫去出卖祖传朴刀，还被泼皮无赖欺负。108将中很多是朝廷中下层武官。武官为匪，表明社会有不正常的地方。

杨家将总算是战死沙场，岳家军干脆是被自己人搞垮的。公元1141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的阴历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一代名将岳飞被赐死。岳飞因为是朝中大员，没有被处以斩行；他的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则被斩首示众。

在1141年之前，宋高宗只有三次向朝中大臣挥下屠刀，一次是处死上书言事的欧阳澈和陈东；一次是处死了苗刘叛乱的首领，虽然他们曾被赐予免死铁牌；再有一次是处死拥兵发动叛乱的范琼。

宋高宗上台后不久，有关部门请求对靖康之难中淫乱后宫和趁机贪污的大臣处以死刑，宋高宗说：“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于杀士大夫。”因此免去有关人员的死刑，改为流放。陈东、欧阳澈被处死，与宋高宗刚即位，执政经验不足有关，并很快为之平反。然而，岳飞之死，很难与以上人员相比较。

岳飞被害的原因，近千年来，有许许多多的推测。归纳起来大致有：秦桧谋害说；迎二帝威胁高宗皇位说；参与立嗣说，等等，不一而足。而纵观宋代历史加以详细分析，我们不得不要说：岳飞的死是一个必然，是宋代朝廷上下一致的意见。

史书上记载，岳飞被赐死的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而问题在于：明明知道岳飞的死是一个冤案，但朝中大臣除了韩世忠为之鸣冤叫屈外，朝中有影响的大臣再也没有人吭声了。而且韩世忠只是去拜见了秦桧，并没有上书宋高宗，其本身也是一名赋闲在家的武将。可见，岳飞之死，朝廷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管这个冤屈有多大，在某种利益的驱使之下，大家对岳飞之死的意见出现了高度的一致。这种利益究竟是什么呢？

一、武将须读书

邓小南先生的研究表明，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就曾经提倡武将要读书。史载，建隆三年（962）二月，宋太祖对其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结果，“左右不知所对”。类似的记载很多。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在宋人的眼里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寓示着一种可能性；即太祖当时希望通过读书改善武臣参与“为治”的方式。联想到“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的现实，太祖确实有提高武臣素质的用心。但是，“欲令武臣尽读书”的深刻用意却不在于此处。赵匡胤自己点题说：“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而这“为治之道”背后的潜台词：不在于变武夫为操持“吏事”的治国能手或饱读经书的儒臣，而是要使他们明悉君臣大义。《宋史》卷二六一的论赞中说：“太祖事汉周，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亚。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俯首改事，且为尽力焉。扬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则狙诈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为创业之君也欤！”提倡武将读书，正是希望“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这是太祖的御将之道，其目标首先是将这些“出身戎行”、“位或相亚”者改造成明了尊卑名分，自觉维护治国秩序的将佐官僚。

宋人津津乐道于宋初武将的读书风气，并将其归因于宋太祖的提倡。实际上，提倡并非唯一的因由。当时的武将及其后代听讲、读书，是一渐次趋于普遍化的过程，这与他们来自实践的感受以及身边读书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邓小南先生就认为，“官家”提倡读书，在武将心中的导向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对其意义不可低估。

宋太祖对于“读书以通治道”的认识及倡导，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了从上至下的积极反响，对官员有着明显的宣示与警劝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欲令武臣读书”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反映为一种导向，并不等同于武臣身体力行的践履。《宋史》卷二五《高怀德传》说，“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太宗也曾经说，“方今天下诸侯贤明知书者，唯（张）永德一人而已。”而真正“居常读书手不释卷”的武将，往往不为周围同僚所接受。

晚唐时期的禁军将领，即使在与文职宰相共同参预了诛除专权宦官之生死斗争的背景之下，他们对“书生”的不信任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长期以来文武殊途造成了“书生”对于军事事务的疏离；文武双方之间的隔膜与戒惕，并未由于合作铲除宦官而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变。将领们希望能够维持禁军集团自身的既得利益，宁可选择在新的宦官、军主之下带兵，也不肯与朝士结成新的前途未卜的政治联盟。

经历了五代的动荡与严酷的外部环境之挤压，武将与文臣之间有了更多的相互观察与进一步接近的机会。出身于军将之家又已经“变家为国”的赵匡胤，手中掌握的实力决非势单力薄、仰人鼻息之晚唐皇帝可比。他以居高临下的气派，希望能够通过新的路径解决文武矛盾问题。从中央集权与国家政务正常运转的角度出发，宋初致力于使文武官员“各就其位”，逐渐将武臣从“亲吏事”、“主钱谷”的位置上剥离开来，而以文臣取而代之，主持各级行政事务。这类举措，奠定了宋代文武分途任事的基础。在宋太祖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才状态似乎是武将懂文治，而文臣通武干。

太祖不仅曾经提倡武臣读书，也曾提倡文臣习武。只不过后者未被其后的臣僚们阐发渲染而已。开宝八年（975），王嗣宗在太祖的鼓励下，靠“角力”、“手搏”夺得状元的故事，后人以为笑谈，但在当年，这段轶事却带有这位开国皇帝本人不拘一格的清晰印记，其中亦隐隐透露出太祖对于文臣强悍武勇的提倡。

二、二次削兵权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一方面要求武将读书，明白上下尊卑；另一方面却抓紧削兵。宋太祖听从赵普的建议，明白要“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就是要夺取武将的兵权，“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他首先罢免了掌握禁军的武将，使禁军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不久又演出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免去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节度使。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赏赐了他们大量的钱财，而且还和他们结成亲戚，因此在北宋时期明显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的出现，最初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成为拉拢和打压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来的帝王所沿袭。

虞云国先生认为宋代有两次削兵权。第一次是众所周知的“杯酒释兵权”；第二次削兵发生在南宋初年。南宋政权一诞生，对外要应付南侵的金军，对内要平定狼奔豕突的流寇集团和风起云涌的流民叛乱。而其军事力量已被女真铁骑摧毁殆尽，仅剩的几万兵力，难以支撑这种危局。因此，高宗当时对承认其正统地位的武将，是极力怂恿与鼓励他们招兵扩军的。溃兵游寇以及起义农民成了武将们招募、改编的主要来源。在激烈复杂的民族战争中，将领的败亡叛降，以及朝廷对他们的罢免贬黜，是常有的事。而其他武将则抓住这些机会，动用各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实力。这一时期，朝廷倚重武将，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在朝廷力不能及的地方，任命武将为镇抚使，拥有很大权力。表现在：（1）财政权，地方财政的一些收入可以自由支配，不上交中央。（2）人事权，所管辖地区的地方官由镇抚使任免。（3）军权，节制辖区州县官兵，战时可以便宜从事。（4）司法权，在辖区有一定的司法权。（5）身份保障权：爵位可以世袭。

南宋初年，武将的军事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力都有所提高，主要表现在：

在军权方面，南宋初年，武将拥有了较多的军事指挥权和较固定的地盘，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拥有较固定的军队。岳家军之类的称呼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皇帝也不再用阵图之类的东西来限制武将，武将在军事指挥上有很大的自由。

社会地位方面。南宋初年的武将对儒生较为轻视。在俸禄上，武将俸禄比文官要高，要稳定。在军功的封赏上，不仅提高了政治地位，而且有丰厚的物质利益。武将已与文臣分庭抗礼，一扫北宋武将在文臣面前的卑恭折节局面。文臣反以自称武官虚衔为荣耀。时尚风气的转移足以反映武将地位的上升。

南宋初年，武将在政治上堪称新贵，在经济上则是地道的暴发户。南宋初年，诸大将在当时的土地兼并狂潮中最具优势。刘光世、张俊、韩世忠、杨存中等将领拥有大量田产。诸大将不仅攫取土地生产资料，而且拥有庞大的货财，有些将领的财产可以供数世挥霍之用。诸将不但自己极尽奢靡之能事，而且贡呈皇室，馈赠百官，争炫豪富。

武将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的急遽膨胀已构成对南宋中央政权的可怕而现实的威胁。

南宋初期，武将“厚自培植”，在扩军自雄的同时，还拼命地把官兵变成私兵。具有家兵含义的“部曲”一词重新频繁地见诸于当时的史料，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如张家军、杨家军、韩家军、刘家军、吴家军等。这说明军队作为国家武装的性质正在淡化，而作为将领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这必然会导致“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的严重后果。主将倡乱，部卒听命，苗刘之变就是一个信号。

南宋初年，武将飞扬跋扈，“轻视朝廷”，朝廷政令无法贯彻到诸将军中。诸将本人对朝廷的号令置若罔闻。武将还凭借自己的实力地位，干预朝廷决策。比如，岳飞就对朝廷立储提出自己的意见，而立储一向被认为是皇帝的家事；在对金和战问题上，武将们有很大的发言权，从绍兴八年到十年，拥兵大将反对和议的呼声很高，对朝廷造成很大压力。但朝廷不愿或不敢采取过激手段，使大将专兵问题更为严重。绍兴十年（1140），王之道上书明确指出：“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而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乳于己也。”

对于武将的骄悍跋扈，枢密院对他们无可奈何，整个朝廷都显得软弱武力。有人对高宗说，建炎以来宰相换了数十人，你独独不敢进退将帅。在对皇帝的奏折之中，充斥着对武将拥兵专权、尾大不掉的焦虑与警告。这种担心不是出于个别人之口，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第二次削兵权，始于绍兴七年罢刘光世兵柄，终于绍兴十二年罢张俊枢密使，前后将近六年，经历了三个阶段，张浚、赵鼎、秦桧分别辅助高宗进行。第二次削兵权完成之后，南宋初年武将骄悍跋扈、拥兵自重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南宋政权的格局重新回归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的旧轨。

第二次削兵权是赵宋抑制武将的家法与建炎、绍兴年间崛起的武将势力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在削夺兵权问题上，赵宋文臣无论是主降、主和、主守、主战各派，都是始终一致的。

第二次削兵权与宋金议和及岳飞之死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讨论的问题。八百多年来，后人对绍兴和议和岳飞之死的痛惜之情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第二次削兵权的看法。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第二次削兵权的年代里，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从时间先后的表面现象上，寻求这几个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第二次削兵权是投降派为了和议的政治需要而策划的丑剧；岳飞之死是第二次削兵权必然导致的悲剧；兵权削，岳飞死，绍兴和议才告成立，从时间顺序上也可看出民族投降是第二次削兵权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历时久远，普遍流传。

其实，只是到了高宗、秦桧主持的第三阶段，第二次削兵权才与民族投降，与宋金和议发生了联系，他们君臣是各怀鬼胎，相互利用的。高宗要解除朝中大将兵权，需要和议；秦桧坚持和议，必需解除朝中大将兵权。宋金和议与第二次削兵权的联系是秦桧出于投降需要而拉扯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里必须区别两种必然性：第一种是第二次削兵权的必然性，无论是主战派执政还是投降派上台，削兵权必然要进行下去；第二种是投降派要在南宋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必然性。这两种必然性各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导致第二次削兵权的根本原因只能从赵宋家法和与武将势力的矛盾上去寻根究源，而不应从妥协投降，从宋金和议等民族关系问题上去寻找。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岳飞之死有其“必然性”。

三、以文制武

宋太祖提倡武将要读书，主要是为了提高武将的素质；削兵权，主要是为了防止再度出现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现象。但是到了宋太宗时代，抑制武将已经发展成为家法。对于宋朝之前或其后的大多数统一王朝而言，这都显得非常不可想象。历史学家欧阳修毫不含糊地把文置于武之上，对他而言，文武对等均势所导致的不是平衡，而是不平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武为救世之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通过把军队同犯罪行为联系起来，欧阳修对文臣反对武将的偏见进行了辩护，这绝非仅仅近似一种狡辩。毕竟，对宋代社会的犯罪团体而言，没有哪个会比军队更有名。

当时，军队的士兵常常从盗匪中招募而来，特别是在发生灾荒时，为了避免灾民暴动，往往临时在灾民中招募一些体格健壮的人去当兵。不过，尽管如此，欧阳修及其文人团体的反应仍然显然过于极端。早期理论家认为文与武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正如同宋太祖要武将读书一样。欧阳修之类的宋代文人却把二者看成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他们认为，当遭受外来侵略时，军事手段也许必不可少，可对日常统治而言，这种作法具有破坏性。

在11世纪，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和欧阳修一样对军队采取敌视态度。如王安石和范仲淹就喜欢强调二者之间更为重要的一致性或平衡关系。不过，他们都把统治看成主要是文人的事业，认为军队发挥的只是配角作用。

宋代统治者利用文臣制约武人的努力，并非仅仅使武人的自我形象黯然失色。它还促使了两个集团的分离，并且加深了彼此相互排斥的感觉。由于朝中职位的任命越来越多同科举挂钩，军人被任命为高级文官变得非常罕见。在12世纪70年代，当孝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以往传统，对武臣似乎表现出有限的同情和尊敬时，丞相史浩的脸马上变得铁青，他劝诫道：“夫二帝三皇之道，固不寄于长枪大剑之人，必讲于圆冠方履之士。”这种态度将最终促使有识之士把他们的才能从军事转向其他方面。根据正史记载，甚至在培养军事技艺与战略战术的军事院校，学生们也通常是“舍弃弓箭，更习程文”。

从南宋中期开始，武臣由于羡慕文人同僚的社会地位，开始仿效他们的华丽衣着与生活方式，这让崇尚礼仪的朝廷感到惊慌失措。在南宋的太学，学生们普遍连最起码的军事技艺都懵懂无知，以至于有官员上书要求对其进行最基础的指导。更有甚者，当时在太学向武进士们讲解军事知识的教师不是来自有作战经验的将领，而是一些只有书本知识的书生，著名学者朱熹就曾担当过几个月这一职务。

崇文抑武在宋金和议之后，显得最为激烈，而这在12世纪早期几乎很少被宣扬过，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战略新危机或许抵消了这种反军事的倾向。可无论如何，文臣对王朝事业支配权力的大大强化，将最终扩大文臣与武臣之间的差距。同其他重要王朝相比，宋朝同时在行政与军事方面都有卓越成就的政治家——通常被称为“儒将”，已经濒临绝种。

特别是在12与13世纪，通常由丞相掌握军事机构的大权，偶尔他们还率领部队投入战斗。然而，这是行政方面的手腕，而非军事方面的能力。而且，极个别的丞相由于利用军事利益去积累个人政治资本，还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鄙视。13世纪的韩侂胄、史嵩之与贾似道都是这种未能幸免的突出例子，这些人经常被冷嘲热讽的时人攻击为利用边界事端以抬高自己的事业。

宋朝以文抑武的表现有：

（一）文贵武贱

文武臣是否受到重视，一般从文武臣的入仕和升迁的难易就可以看出。因此，宋代文武臣的政治地位是否存在差距，我们可以从武举和科举进士初授官之差异以及文武官员考核制度上的差异两方面进行考察。

宋代以武举来选拔武将，但是，武举并没有受到朝廷重视，而且还一度废除。即使在武举举行期间，也没有起到选拔将领的意图。据张希清先生研究，北宋武举共开科取士28榜，取士868人，平均每榜不到25人，还不及一榜文举取士之多。

在授职时，武举优等初授官职是正九品；而文举进士是正八品。在升迁方面，武将是七年一升迁，而文官是三年或四年一升迁，虽然武将后来改为五年一迁。宋人把升迁年限看的极重，在一些情况之下是可以减少升迁年限的，苏轼就曾经说过，一些官员为了减少半年或一年时间的升迁年限，能做出很多违法事情来。武将升迁年限比文官长，反映了武将地位低下。所以，社会上不重武。

（二）不信任武将

宋太祖于“杯酒释兵权”后，任命心腹大将张琼代替其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统领御前禁军，并宣布：“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非琼不能统制。”可是当有人诬陷张琼时，他马上被宋太祖赐死。后来，又有人密奏殿帅韩重贇“私取亲兵为心腹”。太祖大怒，下令诛杀韩重贇，在赵普的再三劝说之下，方才息怒，但是仍然免了其殿帅一职。韩重贇是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为拥立太祖立下很大功劳，但却几乎被一条没有经过证实的罪证害死，可见宋初天子对武将忌疑之深。在如此背景之下，宋初发生了许多监军逼死主将的事件，如名将杨业就是受监军的迫害羞辱而战死陈家谷；勇将郭进不堪监军的凌辱而自杀。事后，这些监军并没有受到天子的指责。这就为文官重臣曲杀或逼死统兵大将开了先例，使两宋武将始终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

宋仁宗时期，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如枢密使王德用，“为将，善抚士，识与不识，皆喜为之称誉”。于是御史们纷纷上章论奏，以一些奇怪的罪行污蔑王德用。有人说他长得向宋太祖，有篡位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德用被免去官职，到地方任知州。但当时很多人替他担心，害怕他死于非命，王德用韬光养晦，终于善终。

与王德用比较起来，另一位大将狄青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早在狄青任定州总管时，知州韩琦就因故要诛杀狄青部下的一名将领。狄青向韩琦求情营救，韩琦却当着狄青的面诛杀了该将领，狄青非常害怕，站在旁边很久才退下，原因是害怕被韩琦诛杀。

后来，狄青因平定侬智高叛乱，立下赫赫战功，官至枢密使。狄青以武将身份担任枢密使，引起了朝中文官的不安，他们借口出现彗星，认为是武将要造反，罢免了狄青的职务。

在这一事件之中，连宋仁宗都认为狄青是忠臣，不会不利于朝廷，而当时的执政之一的文彦博却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君权，所以有陈桥之变。”文彦博这番话使得宋仁宗也有点动心，不仅罢免了狄青，而且每个月两次派宦官去打探狄青的行踪，看其是否有不臣之心。在朝中大臣的猜忌下，狄青郁郁寡欢，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一般认为韩琦和文彦博是朝中大臣之中比较有远见的，但是两贤相鉴于“陈桥之变”，对防止武将尾大不掉，与宋朝天子一样重视。

南宋初年，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当时：

诸路盗起，大者至千万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谓此皆乌合之众，急之则并死以抗官军，未易御也，莫若析方镇以处之。群盗有所归，则众当怀土，是不攻而自清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禅，与赵普合谋收藩镇之权，天下晏然无事一百五十余年，可谓良法。比年国难如此，四方帅臣皆束手环视，莫知所出，盖军力单寡，不可以有为，此法之蔽也。今日救蔽之道，当稍复藩镇之制；况诸郡为盗所据者凡十数州，藩镇之势，骎骎已成，朝廷虽不为，人亦自为之矣。曷若朝廷为之，是恩有所归也。今亦不尽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为之，少与之地而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实当日之急务也。”群臣多以为不可，宗尹力陈，上亦决意行之。

可见，在南宋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朝廷中的大多数文臣对武将还是不信任的，不愿意对这些将领授以重兵。史料还记载，南宋初年：御营前将军张俊入见，陈所统兵事。上曰：“进来诸将要多兵，则朝廷难制。惟卿不然，自随朕五年，备见赤心，亦欲卿知耳！”

（三）以文抑武

宋朝抑制武将的首先表现为中央掌握兵权的机构逐渐被文臣控制。作为中央的掌兵机构，其权力掌握在武将手中是正常的，反之就有点不正常。枢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机构，其长官枢密使自后汉开始就基本上由武将担任，到了北宋，文官却逐渐控制了枢密院。

在北宋历史上，枢密院作为最重要的中央机构而始终存在。据陈峰先生研究，在枢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贯一人属于宦官外，其余文、武出身的长贰官员先后共有203人。为了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观察北宋文臣、武将在枢密院中的地位及影响，可以首先根据统计的情况，对其文、武出身者的人数和任职时间进行如下统计对比：

其一，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8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

其二，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多。

其三，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正职的时间约为91年，其中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另外，文官与武臣并任枢密院正职16年，与前者相加，合计107年，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64％多。

其四，北宋文官在枢密院独自任副职约121年多，大约占北宋枢密院存在时间的72.4％。

这种情况到南宋更为突出。南宋初年，即使是在抗金时期，枢密院也是被文臣控制。韩世忠等人被罢免后，虽然在枢密院呆了一段时间，但是基本上没有实权。此后由于权相在南宋占据统治时间极长，南宋的君权基本被控制在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手中，以至于上前线带兵打仗、出谋划策的都是文官。虞允文、贾似道、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例子。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响

宋太宗对宰相李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付任用。”到了宋神宗时期，大臣文彦博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仔细揣摩这两句话，可以发现有很多令我们思考的地方。宋太宗说这番话是在雍熙二年，当时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宋太宗还想通过战争收复这些地区。“卿等”当然是朝中大臣，包括文臣乃至武臣。文彦博对宋神宗说的话，已经明显排除了皇帝统治的另一个依靠，即武臣。

通过对武将的抑制，使唐末、五代掌控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的藩镇不复存在，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这成为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的国策，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

南宋初期的削兵，虽然对抗金大业不利，但是对安定南宋社会，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南宋初期没有被罢兵的四川吴氏家族，最后发展到了叛国。

但是，宋代以文抑武的国策对宋代产生的不利影响远大于收益。

从春秋时期开始，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在社会秩序之中。游侠大多是武士，他们的存在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威胁，所谓“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以秦汉都对游侠进行打击，但是，社会上游侠之风仍然盛行。在唐代，大家所熟知的诗人李白就是一名带有游侠性质的文人，唐末、五代时期，更是武夫跋扈，悍夫称雄，当时社会形成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五代和北宋初年的一些将领，年轻时期也曾发愤读书，但当时读书人没有多大市场，很多读书人弃文从武，因而获得了功名。

但是到了宋朝，由于政府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政策与措施，使社会形成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认为当文官有出息，当武官没前途。因此很多人以读书当官为荣，以习武从军为耻。宋朝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一开头就写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等，唯有读书高。”民间流行的俗语则是“做人莫从军，做铁莫做针”。这种风气与唐末五代“及第不必读书，做官何须事业”已截然不同。

在朝廷之上，重文轻武主要表现为以从军为耻，导致文武官职互换困难。中国自古就有“出将入相”之说，文臣改任武职，武将改任文官的现象屡见不鲜。可到了宋朝，却由于长期存在重文轻武现象，导致文官不愿意任武职，武官罕有转任文职，文武官职之间的转化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

在“与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支配下，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不仅使文官队伍不断膨胀，而且从文也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诚如宋人所云：“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就不能不严重地腐蚀了军功的感召力。于是，优秀人才不再愿踏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改换武职。如宋太祖时，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就不愿改换军职。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虽射术高超，但却拒绝出任级别更高的武职。宋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陕西对夏战事，宋廷一度下令将四位统帅改换为观察使（武职）。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不肯拜，此事遂寝”。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也不愿沦为武官。宋神宗、哲宗朝，以兵略见长的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但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效法孙膑、李靖等前代军事家，而是孜孜以求将武职身份改为文臣。这种社会价值观，无疑会影响武将队伍的发展，制约了其群体综合素质的提高，造成了军事将领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后果。

由于文优于武，文臣蔑视武将，武官能换成文职的就更少了。整个北宋时期，比较有名的仅有一例，即最后位居高官，被封为“庆国公”的夏竦。

南宋，已经到了武举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要考武艺，又要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崇文抑武的倾向。

崇文抑武政策的长期实行结果造成军功在社会上普遍被抛弃。“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同在一朝，差异如此，文臣自然鄙视武臣和军功了。

仁宗晚年，宰相富弼、文彦博共同商议立储君，根本不与同为宰相的枢密使王德用商量。王德用很是不满，欧阳修听说后，对王德用不屑一顾地说：“老衙官何所知！”寇准是北宋少有的贤臣之一，曾与武将出身的曹利用在枢密院任职，每当他与曹利用意见不合时，寇准就责备曹利用，“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至于狄青，虽军功盖世，也受鄙视。一次，朝廷欲任用狄青为渭州知州，谏官余靖三次上书，认为“青，武人粗暴，不可兼知渭州”。

由于崇文抑武，宋朝史书对武将的记载不多，从一些武将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发现武臣对文臣的压制普遍不满。

澶渊之役，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赞成寇准的意见，北上抗辽。遭到主张南逃的文臣冯拯的当众责备，高琼忍无可忍，回敬冯拯：“君以文章致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如此，君何不赋一诗退敌邪？”言辞辛辣，语气愤慨，显然是一种长期被压抑情绪的发泄。

宋仁宗皇祐末年出现日食，文臣刘敞上《救日论》三篇，要求朝廷提防狄青。狄青听后十分生气，“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欧阳修曾说过：“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爱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屈，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这正说明宋朝的确出现了武臣不满的现象。欧阳修虽然认识到武臣不满，但不认为崇文抑武有什么不妥，其他平庸文人更不把武臣看在眼里，甚至走得更为极端。正因为如此，南宋末年守城武将纷纷降元，而殊死抗元，为国捐躯，甚至自杀多是文臣。

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召见降元宋将，问他们：“尔等何降之易邪？”宋将回答：“每优礼文士，而独抑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短短数语道出了武将普遍的心声。

以文抑武的政策不仅产生了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导向效应，而且对武将行为产生了规范性效应。宋代诸帝防范武将专权，采取的方针是“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者次之”。

宋代对有勇有谋的武将猜忌很深，不仅不重用，反而压制、打击。比如杨延朗，也就是小说中的杨六郎，基本可以反映宋代武将的遭遇。杨延朗智勇善战，但始终在边关任职，没有机会到朝廷中任职，而且即使犯了些小错误，也要遭受比较重的处罚。一次，杨延朗和另一名将领杨嗣在与辽作战之中，被辽军袭击，人马损失比较重，朝廷就准备处罚他们。在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小败，就要被处罚，可见宋朝对武将的要求非常苛刻。相反，一些平庸之辈受命为将反而能步步高升，保终身富贵。比如北宋楚昭辅出身武官，但从未真正上过战场，其最大特点是忠谨，此外无他才能，但却能位居枢密使高官而不被猜忌。南宋初年的张浚和刘光世等人对金人实在没有什么手段，败多胜少，但是由于忠于皇帝，也居高位。

武将遭猜忌、排挤，必然降低其指挥能力。当尊严和荣誉在利益与前途面前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体制之下的聪明人士，往往会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护自己和家族。如被誉为“天下第一良将”的曹彬，在太祖时期作战所向披靡，鲜有失败。但是在太宗时期，由于害怕猜忌，虽位居枢密使高职，但每次见了士大夫的车马，都“引车避之”。晚年的曹彬为了保持富贵，避免功高震主，在太宗北伐时，甚至故意犯下十分明显的错误，导致北伐失败，但并没有遭到严惩，不久就官复原职了。对此，王夫之就认为是曹彬故意战败从而避免功高震主。

以文抑武政策还表现在士大夫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的丧失。

人生三不朽：上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中国古代士人对人生价值的取向，基本上游移于这三个层面，不同时代人们对这三不朽的态度不尽相同。汉唐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发展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其人生价值取向把立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汉代班超虽然是文吏，但希望“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南朝刘宋宗悫，在“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时，“独任气好武”，并表示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但到了宋朝，由于过分强调统治秩序稳固的重要性，致使在复兴儒学和重建伦理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人逐渐丧失了自我，个人的价值取向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由汉唐时代对功名的追求转移到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超越立功成为人生价值的首要选择。汉朝士大夫投笔从戎与唐代边塞诗人歌颂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与精神状态已不复存在。王安石高呼：“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这表明了宋代士大夫对人生价值观的普遍态度。

安于现状，不思建功立业的精神与重文轻武的风气结合在一起，其影响已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信仰与社会心理之中，对中国社会影响十分深远。从宋至清，人们对外在功名观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缺少尚武之风。梁启超曾形容此：“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诂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摒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以致列强称“中国人是不武之民族，孱弱之病夫”。后来，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又深表对国人“病夫”之躯的担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知远乎？”针对此种弊病，他甚至提出了“兽性主义”教育方针；毛泽东也开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药方。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都是对中国社会缺少了一种尚武心理的回应。

宋朝社会出现了不同前代的重大变化，“武”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消退，习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正如《水浒传》中的史进，“从小不务正业，只爱刺枪弄棒。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

所以，从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军事家。武将叛乱割据的事件少了，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治，但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内向化模式，一旦出现外在威胁，这种模式就会暴露出极大的弊端。两宋都是被外族所击败，明朝也是被外族所灭亡，清朝在外敌入侵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总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宋朝武将地位的下滑，对宋朝乃至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五讲　宋代的皇权与相权

且说宋辽澶渊之盟后，寇准功劳极大，真宗对此也非常满意。但是寇准功高引起同僚王钦若的嫉妒，王钦若对宋真宗说澶渊之盟如同春秋时期的城下之盟，是一种耻辱，而要消除这种耻辱，要么是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是举行封禅之礼。收复幽燕云十六州，宋真宗是不会再有这种想法和举动的了，因为宋真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封禅。但是，根据儒家学说，封禅要具有很多条件，而且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皇帝的这些举动要求以宰相为代表的儒士群体的配合。宋真宗考虑到以王旦为代表的臣下可能会反对。因此，在某天晚上，把王旦召到宫内饮酒，可能是宫中酒的质量很好，双方喝得高了些，宋真宗拿出一壶酒对王旦说：“这是一壶好酒，你拿回去和你家人慢慢喝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壶一看，里面装的不是美酒而是珠宝。王旦于是明白了宋真宗的意图，对封禅之事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积极配合。

作为一朝皇帝的宋真宗应该具有绝对的权力，为什么还要向自己的手下送礼，要求手下配合？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宋真宗是在贿赂自己的手下。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宋朝皇权和相权之间存在非常微妙的关系。

一、作为制度规定的相权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新的变化，其中，涉及相权的调整措施不少。于是，关于宋代相权，成为后代关注和争议的一个话题。主要的看法是宋初所实行的关于相权的调整导致了宋代相权的削弱。

宋代立国之初，鉴于五代十国政权的不断轮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强化皇权的举措。其中对宰相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其结果是宋代执掌相权的组织结构变成了二府三司宰相制。二府是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唐以来，设立三司使一职，让其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号称计相。但是三司使从关系上讲还是隶属于宰相管辖的。宋初，三司脱离了宰相的控制，自成独立的体系，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宰相不再干预财政。宋代还设立考课院（后改为审官院），主管官员的诠选。由于这样的改变，钱穆认为：“宋代军事，财政，用人三权都有制肘，都分割了，这显见是相权之低落。”

钱穆先生的论点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规定得再好，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另外的一种结果。

二、作为政治运作之中的相权

宋代的相权在实际运作之中是否出现衰弱之势呢？我们看到的正相反，宋代的相权始终呈现强势的局面。

宰相拥有哪些职权？《宋史·职官志》的界定是：“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赵普对相权的把握是：“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子，调六气则品物咸亨，举百职则彝伦士叙，佐君垂拱，时至太平。”具体分析宋代对相权的调整，王瑞来先生就认为，意在削弱相权的举措没有对相权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影响。

（一）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

参知政事的设立，是后人认为分割相权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宋太祖时设置参知政事是为了协助宰相处理事务，并非为了分割宰相之权。宋初明确规定，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而且，从今天残存的《太宗实录》中还能看到一些设置参知政事后的真实情况：“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普（指宰相赵普），居正等恐栗各位而已。”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关系，在君权尚盛的宋初尚如此，后世更可想而知。其后虽然曾一度出现参知政事与宰相共同议事的情况，但是时间很短，多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没有形成制度。

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以宰相之是非为是非。有些参政还奴颜婢膝地巴结宰相，以邀宠固位。如为人们所熟悉的参知政事丁谓，就曾为宰相寇准拂须。在权相当政时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如秦桧任宰相期间，“执政皆秦桧而进，少忤桧意，则台谏探桧意而弹之”。

当然，参知政事实际权力的大小，与宰相本人的能力和地位有一定关系。比如范仲淹、王安石参政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宰相与军权

宋承五代之旧，设立枢密院掌军权。宋代枢密院与宰辅议事的政事堂并称二府。论者认为这是宋代分割相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这不是分割宰相权力，而是分割枢密院或者说是君权。枢密在五代本属内朝，权力很大，到宋代却成了外朝，并且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枢密院的权力在缩小，同时也意味着君权的削弱，可见枢密院设立的最初用意并非缩小相权。

与前代相比较，宋代一段时间内宰相不知兵事，但这并不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宋代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对外关系是政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有时甚至影响到内政。宰相不问军事，中书、枢密互不通气，往往产生很多弊端。南宋初年，赵鼎把这种分权的弊端归纳为：“枢密院调发军马，而三省不知；三省财用已竭，而枢密用兵不止。”这种军政分立制度的弱点，一遇战事便暴露无遗。因此，在北宋，每遇战事，君主便临时任命宰相预闻军事。军权也部分地回到了宰相手中。到了南宋，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宰相基本上兼任枢密使。

其实，在宋真宗即位之初，宰相就已过问军事。宋真宗也鼓励宰相过问军事，不光要将边奏先送中书，而且明确地说“中书总文武大政”。可见，虽然设立了枢密院，但身居中书的宰辅仍有权过问并干预军事。“遇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就说过：“边鄙常事，端不必与知，若军国大计，端本位宰相，不可不知也。”

《宋史·职官志》载：“（枢密使）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由此可知，枢密院所掌握的军务，不过是一些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

（三）宰相与财权

宋初，曾以宰相提举三司水路发运使，掌握财权。开宝时期，设三司掌握财权。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就有许多人反对。太宗时期就有人建议将财权归于宰相统治之下。后来，身为谏官的司马光，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强烈要求把财政权复归宰相，“愿陛下后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凡天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总计使皆统之。”

制度虽然没有复旧，宰相不再具体掌钱谷，但还是有权过问财政的。真宗时就曾为救荒之事命参政知事李迪参加会商。天圣元年，仁宗下诏云：“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当时，有些财政方面的情况，皇帝不知道，宰相清楚，甚至还对皇帝保密。仁宗初年，国库比较充实，但只有三司知道其具体情况。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想了解财政情况，宰相李沆恐怕刘太后铺张浪费，始终不肯如实告诉她。据此可知，宰相在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权力的。但是宰相们不满足于此。在宰相和大臣们的不断要求之下，财权逐渐回到宰相手里。先是部分地分三司使之权，不久全部财政权归于宰相。这个情况出现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元丰年间修改官职之后，三司使就从宋代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财权一直由宰相统辖。到了南宋，宰相一般都兼国用使。史载宋高宗时期“以国用未裕，诏宰相兼国用使，参政同知国用事”。南宋人已把宰相主财看作是非常自然的事，宋理宗时，就有人上奏说：“进退人才，宰相职也；通制国用，亦宰相事也。”

（四）宰相与人事权

太宗时期，皇帝担心中书权力过重，所管辖事情众多，因此设立了审官院和审刑院。然而，审官院的建立，只能表明统治者的主观意图，并不能证明其实效就能起到限制相权的作用。有大量的史料表明，宋代宰相的人事权相当重。

比如寇准为宰相时，有些人想以官员依迁擢来限制宰相权力，束缚寇准手脚，但被寇准断然拒绝，这说明宰相有权选拔任命官员。仁宗元祐八年，侍御史贾易坐言事外放，不久大赦，被任命为苏州知州，当时的宰相苏颂认为不妥，扣留了这项任命。有人以此事弹劾苏颂，但苏颂的助手却认为这是宰相的权力之一。总之，进退任免官员基本上是“全委宰相”的。

至于权相当政时期，宰相的这种官员的任命权更是显得格外重，也被他们用得更滥。比如丁谓为宰相时，官员的任免根本就不报告皇帝。

如果说北宋时期，皇帝还时常限制一下宰相对官员任免的权力，那么到了南宋，皇帝则基本上无力限制，宰相的这种权力更为扩大。南宋初年，张浚在陕西时，曾自己任免官员二千三百多名。而且，当时的张竣尚未任相，仅为执政集团的一员。

另外，宰相还有权干涉执政的任免。如张浚在外督师，宋高宗就任命了另一人知枢密院事。张浚马上表示反对，高宗不得不亲自给张浚作解释。可见，执政的任免权也要经宰相的首肯。

由于宋代党争连绵不断，因此几乎每个宰相在任都有一个班底。当这一派的宰相被罢免，新上台的另一派的宰相必然将其异己一一排挤出朝。北宋熙宁、元祐、崇宁这儿十年间，以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划线所形成的政局翻覆，正可反映出宰相的官员任命权。

（五）宰相对台谏的控制

宋代君主把台谏作为其对付宰相的主要工具。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只要台谏一有言章弹劾宰相，宰相便要自行停职，上章待罪，无数宰相也因此而被罢黜。然而，又有大量的史实表明，台谏在许多时期变成了宰相的鹰犬和党争的工具。

根据祖宗之法，台谏必须由皇帝直接任命。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之中，许多宰相都力图把台谏任命权抓在自己手里。有时，这一目的被皇帝限制。比如明道二年，宰相要任命二人为台谏官，皇帝当时就反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坏也”。但在不少时期，宰相攫获了台谏的任免权，起码是获得了提名权。

叶适指出：“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不仅是宋初，在两宋三百年间，只要有权相当政，几乎都是如此。由于有些台谏因宰相的推荐而得任，另有些台谏畏惧宰相的权势，因而，原为天子法定耳目的谏官，却成了宰相的耳目鹰犬。所以，宋代很多皇帝都曾对谏官说，你们是我亲自选拔和任命的，要忠于职守。言外之意，不能为宰相办事。

范仲淹在言事被贬后就感叹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无独有偶，到了南宋末年宋理宗时，也有监察御史说了类似的话：“数十年来，台谏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攻及上身者，犹能旷度有容；议及宰相，往往罪在不赦。”

（六）宰相对皇权的限制

在宋代，皇帝的权力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许多方面受到宰相的限制。这一点，从前面所引述的史实中可以窥见。

一是皇帝的任官权受到限制。宰相侵夺皇帝的任官权，皇帝当然不情愿。有时双方僵持很久，最后还是以皇帝失败告终。比如南宋时期，宋光宗要召用姜特立，宰相留正不同意，光宗执意要召用，留正便以居家不出视政来抗议，后来又以出国门往僧舍来抵制。双方僵持了五个月，终于迫使宋宁宗放弃了召用姜特立的意图。

二是皇帝的免官权也多受到抵制。比如，宋哲宗要贬责谏官贾易，宰相吕公著说贾易只是不适合当谏官，不应过分贬责。宋哲宗坚持要贬责，吕公著强硬地说，不先逐我，贾易之责不可行。哲宗最终屈服，对贾易只是改官了之。

三是皇帝的诏令有时受到稽留放对。皇帝的御旨须经宰相副署同意后才能颁布施行。《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记载：“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同日罢，以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中书无宰相署敕，普以为言，上曰：‘卿但进敕，朕为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学士讲求故事，窦仪曰：‘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赐普。”

宰相的这种副署权，南宋时曾一度失去，但经过抗争，又回到手中。宋高宗时期，“禁中密旨之下诸军者，朝廷多不与闻”，但是宰相们要求“须申朝廷奏请，方得施行”。

此外，在外交方面，不经宰相同意，即使是皇帝的意见，也不能写进国书。

三、实际生活之中的皇权

宋代皇权比前代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与他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他之上。在制度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皇权经常受到限制。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以致皇帝不能过分偏袒皇亲国戚，历史上不少朝代用以分割外朝权力并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在宋代基本不存在。张邦炜先生就认为皇权不仅在观念上受约束，而且在制度上受限制。

关于皇权在观念上的限制，一是道理大于皇帝。据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记载，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后，回答道：“道理最大。”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说，宋太祖“屡称善”。二是是“王者无私”论。如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蔡戡讲：“唯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三是“人君有过”论。如范祖禹就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四是“君道无为”论。如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皇帝对于这类言论，通常并无异议。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再就制度的限制来说。按照当时的制度，政令的形成要经过以下几道程序：先由皇帝与宰相及执政大臣“平章”，即商议，宰执大臣有权反对；再将“词头”即要点交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有权封还；再将草稿交由给事中审议，给事中有权缴驳；政令经皇帝“画可”即批准公布之后，台谏以至有关官员仍有权论列。朱熹将这套程序概括为：“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并把这套程序称为“祖宗之家法”。当时人还写下了这样的偶句：“宰相不平章，执政不参预，则无以维持是纲；台谏不论列，给舍不缴驳，则无以振举是纲。”可见，皇帝通常不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不小。

如果说军、政、人、财等权力对于不想有所作为的君主失去也无所谓的话，那么，皇帝的废立则是涉及自身存亡的大事。这在宋代也大多操纵在臣子手中。

比如，宋英宗、宋神宗及南宋光宗之废、宁宗之立，都充分反映了臣子的意志。宋理宗上台则完全是权相史弥远一手策划的结果。宰相连君主废立都可以操纵在自己手中，其他事情更不在话下。

新君亲政的决定权，也握在宰相们手中。在宋代，出现过几次新君继位年幼的局面，但并没有导致太后专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弱臣强，业已成为一种定势。

皇后的废立，看上去似乎是皇帝本人的私事，但宋代也出现过几次宰相迫使皇帝废黜皇后之事。比如，宋仁宗的郭皇后与哲宗的孟皇后的废立就与宰相有关。

四、宋代相权兴盛结果

在宋代，皇权相对削弱，这使宋朝结束了很多前朝的弊端。如没有出现过后妃干预朝政的现象。后妃干预朝政，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治体制运行的一种常见模式。在朝政过渡或动荡的时期，后妃干政对稳定政局、保证上下代皇帝之间政权平稳交替、维持社会繁荣安定等方面曾经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引导了一个更加蓬勃兴旺时代的来临。

但是，由于后妃生活圈子比较狭小，受教育程度也难以与男性皇位继承人相比，加上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诸多限制，后妃在执政过程之中往往更多地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力量，结果制造出一姓王朝的异己势力集团，乃至威胁到皇位的继承，把社会拖入动乱之中，给百姓和时代带来深重的灾难。这类史例，不胜枚举，所以后妃干政，总体上是弊大于利。历代帝王因此对后妃干政深具警惕之心，总是要采取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在历代王朝中，宋人对后妃干政所采取的措施是最为合理妥善的。他们既发挥后妃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她们势力的膨胀，以确保政局的安定。宋人自己称赞：“本朝世有母后之圣。”孝宗也说：“本朝后妃却是多贤。”宋人的作为，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值得深入分析的范例。

宋朝对后妃的抑制首先来自皇帝。不许后妃干政的基本决策是皇帝做出的，措施也是皇帝设立的，并被两宋多数帝王所遵循，其他对后妃抑制的政治势力皆源于此。宋朝经常发挥后妃作用，或者说贯彻落实对后妃的防范和抑制措施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在皇帝正常行驶权力的情况下，宋代宰相的权力极大，可以插手宫中的一切事务，宋人将之归纳为“以外统内”、“以内属外”。这种制度措施，已经赋予宰相抑制内廷后妃的权力。在与后妃的关系上，士大夫往往保持孤傲独立的态度。

在皇帝年幼时，宰相对垂帘听政的太后决策实行监督，及时驳正其缺失，尤其是太后欲违制擅权时，总是被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无情地驳回。太后垂帘期间，一旦皇帝成年或身体康复，宰相们便敦促太后还政，让皇帝早日亲政。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多数王朝都有内朝，而两宋却大体无内朝。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宋朝相权强盛有关。所谓内朝，除了指地点之外，还指一种机构或人员。内朝的组成人员，“用私臣，非宗室则比属外戚”。用私臣可以说是内朝的实质。历代内朝的组成人员，除了皇帝的血亲即宗室、姻亲即外戚而外，还有宦官等。

内朝作为皇帝用以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由皇帝的亲属或亲信构成组成；二是凌驾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内朝与外朝相比较，家天下统治的色彩非常浓重。但宋朝由于相权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内朝的形成。

总之，宋朝由于相权的强盛，抑制了以后妃、宦官、宗亲为代表的势力，使得权力能正常交割，政策能正常延续，有利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进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

五、宋代相权兴盛的原因

从身任宰相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来看，有的是开国元勋，有的是顾命大臣，有的是随龙旧僚，有的是知遇宠臣。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宋代相权过重的原因。考察宋朝相权强化的原因，不应忽视时代因素。

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封建社会已经很成熟。经过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几十年颠倒乾坤的大动荡，较为彻底地扫荡了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观念的残余，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农民较大幅度地摆脱了人身依附。以土地租佃制为主，形成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改变，造就了新的上层建筑，士大夫以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风貌登上了政治舞台。宋朝的统治机构，全然是以这部分人为中心构成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由科举步入仕途。他们带着对唐末五代十国这一部近代史的总结，汲取了儒家学说的精华，对君主和国家等政治观念，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就是说，整个观念改变了。

几多显赫一时的封建王朝的覆灭，十数接踵而出的“真命天子”的身亡，正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因动乱而怀疑天命鬼神的灵验一样，唐末五代以后的人们，也颇为怀疑作为天子的皇帝的天赋，怀疑天子的智慧是否超群。这群有文化的善于从回顾历史来找答案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皇帝这一身上笼罩着神秘光环的真命天子，越来越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也许，他们还没有把君主当作普通人来看待的思想高度，但至少是已把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来看待了。

另外，从五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进逼中原，两宋期间民族关系紧张。这种特别压抑的形势，也使宋代的士大夫维护封建统治的责任感和国家观念格外强烈。因此，赵普能够对宋太祖说：“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安得以私喜怒专之！”很明显，这里的“天下”，并不等于朕即国家；因此，范仲淹能够说出：“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显然，这里的“大忠”，也并非仅仅是指忠于赵姓，而是指对社稷、对民族之忠。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忠”的观念竟是以“能左右天子”为前提的。

在古代中国，皇帝的地位与权力曾经是至高无上的。自从汉代董仲舒首倡“君权神授”说之后，皇权得到了理论上的明确和巩固。表面上，宋代皇帝同以往的历代君主一样至高无上。然而，只要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发展到了宋代，神圣不可动摇的皇权，已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潜在的变化。首要的表现就是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意义有所降低。

从公元907年到960年，即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之中，中原更换了五个朝代。唐末五代的动乱，猛烈地冲击了天子的神圣地位。“天子，马壮兵强者为之！”动乱的现实，竟促成了如此这般的皇权观念！在这里，几乎已经看不到“君权神授”的影子了。宋王朝只不过是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政权。它的建立，同五代十国的其他政权一样，是靠篡夺建立的。因此，去宋不远的五代强权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给宋代的君主与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皇权观念。

更深刻的原因，是士大夫天命观的改变。儒家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利用天道来说明和解释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从表面上几乎难以看到有谁直接否定天命，只是对天命的内涵加以改变而已。这从儒家创始人孔子以来便是如此。因而，对天命的信与不信，往往是心照不宣的事。宋代士大夫的许多言行是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他们对天命的信仰程度的。

表面上，宋代多数士大夫对天命笃信不疑，但实际上未见得十分虔诚。在多数情况下，天命只是作为一种对上和对下的宣传。特别是对皇帝，针对其害怕失去皇位的心理，天道成了人臣警戒天子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史载：“富弼再入相，既至，有于上言在意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非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谓，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吾不可以不谏。’”富弼言行很有代表性。可见宋代士大夫对天道并非盲目迷信。这种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君权神授的观念。

皇权观念降低，还有君主自身的因素。除了开国皇帝之外，后世的世袭之主，不问能力高下，仅仅由于宗法关系继承了皇位。这种皇位世袭制，一方面从客观上造成了人主的低能；另一方面，这些缺乏政治实践、自幼生长在深宫的皇子，对于国家也无毫发建功立业之举。这个皇位带给他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在群臣的心目中并没有崇高的威信。没有政治实践，自然要听命于政治角斗场上历练多年的宰辅大臣。

宋代皇权在观念上的降低还在于宋代君主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有关。

考察宋代有关皇权的诸多史料，可以发现，强权的君主更多的是受到传统观念与舆论压力的限制，即要做一个好皇帝；而庸懦的君主则更多地受权臣的挟制。但不论君主强抑或弱，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们对于自身地位的认识大多比较清楚，基本上能在各个方面接受群臣的劝谏，服从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能压抑自己的欲望好恶，不滥用皇权。这样，在无形之中，皇权已经旁落。如赵匡胤时常反省自己的言行，强调为君要“正身”，“自致无过之地”。

“与士大夫治天下”，这是宋王朝的政治构架。宋王朝自身并没有君权神授的光环，所以选择和制定了这种能够最广泛地笼络士大夫的政治策略，来增强士大夫对这个政权的向心力。

宋代士大夫把皇帝与国家、社稷、天下基本分离开来，皇帝只是作为国家、社稷的象征而存在。他们把封建王朝的盛衰兴亡看作是自己的事业，对这个国家忠心耿耿，但却不仅是对赵姓皇帝之忠。

在宋代士大夫眼里，国家利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高于君主。这种认识的本身，就已经淡化了皇权观念。因此，宋代士大夫对于皇权问题的是非观也改变了，不再是愚忠，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大忠。

宋代士大夫对于君权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屈从。”是非标准不是君主之是非，而是“道”，是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由宋入元的邓牧对于君主的认识更是以叛逆的形象出现，“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在这里，真命天子的神秘外衣已被剥得一干二净了。

作为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有许多自由，但他的自由又被严格地局限于他的身份所赋予的象征意义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这种象征意义维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常说的一个皇帝有道的“道”，实际上就是指这种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宋代是相权全面强化之滥觞。宋代同时也是皇权全面衰微、走向象征的开端。

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制度上，宋代规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在执行过程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权往往架空皇权，使皇帝成为制度上的皇帝。这样，皇权和相权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皇帝需要了解臣下及全国的实情，以免威胁自家的统治；另一方面，大臣总是要瞒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帝只好通过另外的渠道来了解大臣的活动情况以及各地的消息，因此，皇帝耳目之类的组织或机构开始出现，比如皇城司。了解皇城司，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了解皇权和相权，也可以看到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以及皇帝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

皇城司的主要职掌似乎是保卫皇城，但实际上，它还是天子的耳目、爪牙，也就是特务侦察机构。它不仅稽查官吏、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有时还缉捕盗贼，甚至连民间突发性的琐碎事件，也巨细不遗地密奏，从内部助长天子的独裁权力。

在皇城司的官员之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皇城司勾当官。勾当官一般由具有外戚身份的军人或宦官充任。这些人员要聪明、有能力，而且要沉着冷静。勾当皇城司不许连任，这是因为负有重任的天子耳目官，如果连任，其权力自然会增大，并与受其监视的官吏发生密切的关系，从而紊乱皇城司的纲纪。另外，担任这个职务的人，经常要住在皇城，不许住在皇城外。

皇城司一般有几千人，最多时候达到七千人，他们作为密探，秉承皇帝旨意到各处活动。对这些人员的选任是十分严格的，不采用一般的老百姓，而且体格必须非常优秀。一旦当上了亲从官，就和禁军区别开来。皇城司内部纪律严格，五人为一小组，互相纠察，赌博自不用说，就连饮酒也被禁止。如犯禁令，就要被流放。

皇城司的职掌主要有：

1．防止接待和出使辽朝的官员泄密。

2．探听军队情况，预防军中发生阴谋叛乱，使军队保持严格的军纪。

3．防止官员贪污、贿赂。

4．探访民间事务，并把侦察到的事不论大小全都上报天子。

皇城司侦察官吏的一切行动，然后密奏天子，但有时也虚构事实诬告官吏，所以官吏也非常害怕皇城司的密奏。皇城司的活动不受法律限制，可以随意采取行动。实际上，皇城司非常类似明代的厂卫机构，为独裁统治树立了榜样。

除了皇城司之外，宋朝皇帝还可以通过其他人员、组织或机构来了解外面消息。比如宋代经常派遣宦官去了解地方情况，特别是发生水灾或旱灾、蝗灾之后，宋代皇帝往往派大量宦官去了解消息，以便组织好救灾，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但在这个时候，地方官和宰相往往向皇帝隐瞒或者虚报灾害，以巩固自己的利益，因为按照儒家学说，发生灾害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皇帝除了要检讨自己的行为之外，往往要罢免宰相以应天谴。

当然，从总的趋势来看，宋代皇权相对削弱，相权相对强盛。但也有一些皇帝想有一些作为，从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宋孝宗就是一个例子。宋孝宗为了北伐收复中原，在位期间，对宰相频繁更替，平均每个宰相当权不足二年，这种频繁换相反映了皇权的强盛。不过，频繁换相不利于政策的实施和朝廷内部的稳定，在孝宗退位后，相权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局面，导致南宋后期权相越来越多。

所以，从宋朝皇权与相权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权力的规定只是制度上的，是死的规定；权力的运作则是活的。权力的运作，会随着时间、地点、人员的变动而呈现不同的模式与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

第六讲　包拯与吏治

——宋代的贪污与廉政

一提起包公，人们就会想到戏曲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在宋元以来的戏曲舞台上，不但关于包公的剧目很多，而且还专门为他设计了独特的舞台形象：蟒袍、玉带、纱帽、朝靴，同时勾画着日月阴阳脸谱的“包黑头”。包公戏或包公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民间最为流行的传统反贪文化或清官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广大百姓盼望清官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包拯也确实是宋代历史上高举反贪旗帜与推行廉政的典型代表。

一、两宋的贪污状况

著名史家吴晗先生曾写道：在中国古代，“上下几千年，细读历史，政简刑清，官吏廉洁，生民乐业的时代简直是黄钟大吕之音，少得可怜。”从北宋的吏治状况来考察，也确实是如此。北宋时期的贪官污吏，其贪污行为主要有贪污坐赃、行贿受贿、苞苴舞弊、违法经商以及肆意勒索、刻剥百姓等。

概而言之，北宋时期的贪污状况从总体来看，太祖、太宗与真宗前期，贪污并不盛行，许多官吏受制于当时严刑峻法的约束，还比较检点。至真宗后期，贪污之风渐盛。至北宋后期，尤其是北宋末年，贪污近乎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朝廷内外，大小官吏，从昏君奸相，到州县胥吏，可以说是十官九贪，“多为奸赃”。

行贿受贿，自古以来，一直为官场腐败之积弊。宋代吏治败坏，毫厘之事，非赂不行，受贿成风。“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使，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或“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不仅如此，通过贿赂，还可买官得爵，“今天下之买爵者，缗钱五千，高得一尉”。北宋末年的“六贼”，更是公开出卖官爵，官职各有定价。更有甚者，科举之途，即使是廷试，亦可行贿买通，如愿以偿。被都人目为“隐相”的宦官梁师成当道时，赴试者“益通贿谢，人士入钱数百万，以献颂上书为名，令赴廷试，唱第之日，侍于帝前，嗫嚅升降”。

仅拥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其腐败程度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吏贪污、行贿受贿、苞苴馈送、违法经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自整个南宋150余年的时间来看，除了孝宗在位的一段时间以外，其他时期官吏贪污之举，多是相沿成习，日盛一日。

北宋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官员贪污成风，吏治腐败透顶。南宋直接承北宋之衣钵，高宗年间，贪污现象就非常严重，贪官污吏仅载于史籍者，即不计其数。如著名的贪官秦桧、冯益、陈永锡、康胥、曾觌、龙大渊、王汴、张去为、王继先等即为其代表。故周必大说，当时“循良者十无二三，贪残昏缪者常居六七”。理宗时，更是“贪吏布满天下”。

以大贪污犯、医官王继先为例。高宗时，他贪污的财物多得无法计数。史载，王继先：

奸黯善倍。建炎初以医得幸，其后浸贵宠，世号“王医师”。……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谓：“继先广造第宅，占民居数百家，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受富民金，荐为职；州县大狱，以赂解免；……又于诸处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太半入其家。此特举其大者，其余摧擢未足数也。”

王继先仅是个御医，主管翰林医官局，其所授官也仅为承宣使之类。他尚且能贪污这么多，其他高官可以想见。

南宋时期，许多贪官污吏不仅行贿受贿，而且大肆索贿。时人王之望就曾指出：“方今郡县之间，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无赖不逞之徒。散出乡村，乘威特势，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货财，秋取稻禾，夏求丝麦，稍不如意，鞭絷随之。民之畏怖，甚于盗贼，而郡守、县令不严禁约戢。又征税场务，私入猥多，皆鲜衣美食，肤体充盈。”真可谓“赂相浊乱，贪焰烁天，奸尹贪婪，聚敛成市”。

苞苴，是南宋时期较为普遍一种腐败现象，当时又叫“馈送”。这种馈送，是官吏动用公款请客送礼，而非是使用自己私人的钱财。朱熹把这种馈送视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有时这般官员过往，或十千，或五千……随其高下多少与之”。官吏不必花自己的一文钱，便为自己买来了情面，织就了官场上的关系网。不仅如此，官吏之间还“互送”，小官送大官，下级送上级，送来送去，官吏们塞满了腰包，只是“多支公帑”，以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或国库财物，最终都成了贪官污吏的私钱。

南宋时，官吏违法经商赚钱，不仅有大量文臣参与，许多武将也热衷于此道。不少理财官为国家理财无能，为自己发财却很有门道。南宋初年的户部尚书张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身为朝廷掌管财政的最高长官，居然“自设酒肆”，并经营邸店，在街头卖酒营利。当时，武将经商之风更甚，许多将领多凭经商致富。他们既贩茶沽酒，又贩木卖炭，甚至派人经营海外贸易。在这些经商有术的将领中，当推曾任枢密使的南宋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尤善治生”。他曾“作酒肆名‘太平楼’”。有一军中歌谣道：“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张家军有“花腿军”之称，是因张俊“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而得名。张俊役使这些花腿军贩运商品货物、搬运花石木材，既为自家在杭州修建太平楼，又派人到海外贸易，以致“获利几十倍”。

二、宋代的反贪实践与成效

从总体而言，北宋时期的反贪活动是持续进行的，其反贪成效也较为显著。

自北宋初建开始，太祖、太宗为除五代贪官恣横的积弊，凡官吏贪赃枉法，皆行重典。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坐失觉察除籍”之后，“自是赃墨之吏，间有实极刑者”。开宝元年（968）以后，朝廷在多次大赦中规定：“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即把官吏枉法贪赃与十恶并列为常赦不原的重罪。至太宗时，其惩贪“法令犹未驰”，对贪官污吏、尤其是犯赃官吏诏令依律严惩。

正如太祖所说，立邦治国，要以法律严格约束“无厌之求”者，否则，“若犯吾法，帷有剑耳”。

宋真宗即位之初，仍能坚持严惩贪官污吏的政策，且多次重申严赃吏之法。但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固与腐败的滋生，官吏枉法犯赃者，其处罚渐趋从轻。其中，坐赃当死者，皆被特贷，仅以“杖脊、黥面、配沙门岛”，或流远恶州军牢城。更有甚者，一改过去“京朝、幕职、州县官犯赃除名配诸州”之赃吏，“纵逢恩赦，所在不得放还，已放还者，有司不得叙用”的规定，不仅可以违法放还，而且有时允许“叙理”，重新进入仕途。甚至那些“赃重及情理蠹害者”，也可“授诸州参军，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职、令录簿尉，等第甄叙”。

与北宋相比较而言，南宋当权者多是昏君奸相。自宋高宗始，南宋统治集团偏安江南一隅，上下偷安，骄奢淫逸；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由于奸臣当道，且多是朝廷中最大的贪官，故对其他贪官赃吏基本采取姑息、放纵的态度。在南宋王朝的150余年中，除孝宗朝曾一度整肃吏治、惩处贪官以外，其他时期贪浊之风，一如从前，或较之更甚。

尽管如此，两宋时期在整顿吏治、反对贪污、惩治赃罪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并有新的创造。从宋代以包拯为代表的反贪理论与实践来看，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对贪污行为的防范和惩治更加严密。如《宋刑统》，除了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的形式，加强了对赃罪的法律规定。以“枉法赃”、“不枉法赃”两条为例，《宋刑统》在照录《唐律疏议》的相应条文后，连附5条“准敕”和1条“臣等参详”。其中对官吏聚敛吏民财物一项，特准后唐应顺元年（934）三月二十日敕，规定“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加一等”；而“臣等参详”则进一步规定：“率敛钱物入已，无所枉曲者，诸以不枉法论，过五十匹者奏取敕裁。若不入已，转将行用，减二等，过一百匹者奏取敕裁。若率敛财物有所枉曲，及强率敛人钱物入己者，并以枉法论。”可见，宋律对赃罪的规定比唐律更加全面、详密。

在量刑上，宋律也加重了对赃吏的惩处，如对官吏“部内放债”，唐以“坐赃论”；宋准“臣等参详”，规定凡监临官于部内放债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过100匹者，“奏取敕裁”。

第二，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宋法规定，犯赃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荐举，而且要连累以前的举荐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的仕途。

第三，制定了严厉的单行法规。如神宗熙宁三年（1070）颁布的“诸仓丐取法”（简称“仓法”）。当时神宗发现京师诸仓普遍有亏损的情况，就令三司起草法令，严厉禁止。随后又根据中书建议，增加仓场吏人俸禄，故又称“重禄法”。该法规定：“应受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一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流皆配千里外，满十年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城。”赃满二千钱即流二千里，比刑律中的监守自盗五十匹判流二千里要重得多。后来此法又扩展到许多部门，如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受财者皆以仓法论”。

但是，两宋时期的反贪成效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的基本特点。

宋代贯彻反贪法精神，惩治贪污较好的时期主要有北宋初年。宋初严惩贪吏是在“世属杂乱，则纠以猛”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表现在：

一是广布监察之网，对贪官污吏重治深究。宋初，与惩贪吏有关的机构有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等，由皇帝直接控制司法权。在地方，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负责揭发处理吏员的贪赃行为。而且法律规定：职官、干系人、同保人及长吏都有“觉察”赃吏之责，实行连坐制，故一官犯赃，受牵连追究的往往是一批人。

二是法外用刑。宋初诏敕并行，以敕破律，使皇帝惩治赃吏的措施得以直接执行。翻阅宋初历史，被皇帝下诏或敕令杖杀朝堂、腰斩弃市的赃吏不绝于书。

当时，反贪成效的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自“因人”而言，就是在一些企图有所作为、实际上也能励精图治的君主当政时期，如北宋太祖、太宗、真宗初年与仁宗、神宗革新时期，南宋孝宗在位期间，反贪治赃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相反，在一些昏君奸相当政期间，多是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之际，以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自“因时”而言，由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治”政体，故其反贪成效多在时间上与当时君主的贤明与昏庸状况基本相一致。

自“因地”而言，从本质上讲，仍是“因人”、“因时”而治的反映。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反贪成效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与当地主要官员的素质、贪廉品德以及当时官场的风气密切相关。如北宋太宗雍熙年间吴元载知秦州、寇准知巴东等地，仁宗时范仲淹知永兴军，包拯知端州、任职开封府等，南宋孝宗时朱熹知南康与任职浙东等地即是如此。

三、包拯及其反贪实践

令人欣慰的是：宋代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清官——包拯。

贪污腐败，是寄生在每一个专制政体上的致命毒瘤。古今中外，凡是希望维持与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者，大多注重防止与惩治贪污这种严重的腐败行为。但不同时期或官员的治贪效果却多有差别，或大相径庭。包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其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形象之所以自宋元以来长期盛传不衰，官民皆知，家喻户晓，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包公”的原型——包拯、在反对贪污腐败方面敢于公正执法，不徇私情，不畏权贵，为国医患，为民除害，且治绩卓著。

仁宗时期，北宋王朝的腐败现象已成蔓延之势，官吏贪污之风愈刮愈烈。对此，颇有正义感的包拯不仅有较深刻的认识，而且清醒地看到，必须依法严惩贪污，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他指出：法律，是反贪治贪的重要武器，在制定和运用法律上，既要有惩贪、除贪的治标之策，又要有防贪、禁贪的治本之举，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

对于贪污腐败的危害，包拯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大小官吏唯利是图，唯赃是求，枉法徇私，给赵宋王朝带来了各种严重的危害。其具体包括：首先，大量官吏的贪赃枉法之举，造成了广大百姓生活更加贫困，伤害了国家的根本，继而直接威胁到赵宋王朝统治的稳定，在本质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贪于宠利者，惟务聚敛，掊克于下，前后刻暴，竞以相胜，前者增几十万遂用之，后者则又增几十万以图优赏，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疮痏天下，于今未息。”

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包拯十分强调法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是涉及到国家至治或至乱的关键要素。“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在他看来，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还在于：“法存划一，国有常格”；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立法行法，是整顿吏治、遏制腐败的必要手段。只有国家有常法，且认真贯彻执行，才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结果。“缘近岁以来，赏罚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以沮劝乎！”

包拯的反贪实践，主要表现在上书反贪、定制治贪、履责劾贪、依法惩贪等多个方面。

在宋代官员反贪的上书中，包拯的上书最为典型。一部《包孝肃公奏议》，几乎全是揭露、举报、抨击贪官污吏，弹劾贪官，要求惩治贪污腐败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奏折。据统计，全集180余篇文章中，有近一半是抨击贪赃枉法之论；有55篇为直言举报贪官污吏之文。其中，被指名道姓受检举弹劾的枉法贪赃官吏有64人之多。

从包拯的大量反贪上书中可以知道，他主张定制治贪的主要措施是：注重选官用人，推行监察制度与连坐法，制定防贪、惩贪法律，严格执法、打击贪赃枉法行为等。

包拯认为，治国理政，应注重选官用人。他说：“励精治道”，在于“谨修人事”；而“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那么“用人之道”是什么呢？在包拯看来，“治乱之原，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因宜推择真贤，讲求治道”。至于地方官吏，“诸路民赋边备岁计不少，尤须得人，委臣僚选择廉勤干事之人……盖朝廷以边鄙未宁，财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群僚精择良吏，不循常格。”同时，“不使贪冒非才者，得以胶固其位，害败于事。”

包拯还认为，定制治贪必须推行监察制度和连坐法等，以保证赏廉罚贪，廉者进用，贪夫黜退。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严密的监察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及时发现、制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只有在用人机制上实行连坐法，才能较好地防止贪赃枉法之徒进入官吏队伍，使贪官污吏的行为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他多次上书要求，选用监察官员应该是“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则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凛畏矣”。他还具体指出，“素有才望，为众所推者，方得转谏议大夫，其余不得徇入”，以保证监察官员“无滥进”现象。他还说，监察之职，“为帝王耳目”，“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国家设提刑按察之职，察群吏廉秽之状，其治绩尤著者，则必慰荐称举；贪懦不治者，则必体量按劾，别白善恶，悉以上闻”。只有这样，才能正常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

包拯一生，为官数十载，除担任地方长官外，大部分时间担任监察官。在任台谏监察官吏期间，他忠于职守，尽心履责，调查、检举、弹劾了大批贪官污吏。他不仅敢于弹劾、指责气焰熏天的国戚张尧佐等人，而且无情地揭发了许多地方官的贪残暴行。如他曾上奏道：“臣访闻勘到前淮南转运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并剩量过职田斛斗等罪犯奏案”；“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刘兼济，材庸识暗，素无廉节”；军巡院官吏周景与杂买务监当官胡可观，内外勾结，沆瀣一气，长期贪盗官府财物；身任禁盐职官的范宗杰不准商人贩卖，自己却差役士兵及百姓置场、贩卖私盐，违法经营专卖品；知汾州任弁“所犯罪名至多，除轻罪外”，还“私役兵士”116人，“织造驼毛、段子及打三黄锁”，较贪赃更甚；保州通判石待举“残虐屯兵，刻削虞食”，侵吞兵奉，以致造成保州兵变；自恃皇亲的郭承祐，“恣逞奸慝，渎乱国经”，“残民害政”，损公肥私，聚敛财物；龙图阁直学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张若谷“年近八十”，仍企图继续占据要位，“殉禄贪荣，颇伤清议”，御史台请他按规定致仕养老，可是他“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廉，一至于是”。诸如此类，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拯的检举与弹劾，有些并多次上书要求依法严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包拯曾先后7次上书弹劾贪赃枉法之徒王逵、6次上奏折怒责面劾“国丈”张尧佐，故史称包拯“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

在包拯的仕宦生涯中，历来最被人们称道的便是依法惩贪。他不仅自奉廉正，严格要求自己、家人和亲族，而且不畏权贵，敢于依法惩治犯有贪赃枉法的皇亲贵戚，至于地方官吏、土豪恶霸中的贪赃之徒，更是严惩不贷。据《涑水纪闻》记载：“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他还自立一则《家训》，以表示与贪官赃吏水火不容的决绝态度。

正是由于包拯廉洁、正直，且疾“贪”如仇，故敢于依法弹劾、惩治犯有贪赃财物、冒占土地行为的皇亲国戚。如包拯权知开封府不久，连降暴雨，汴河、蔡河、惠民河等泛滥成灾。包拯一面率人抗洪抢险，一面亲自带人查询河水泛滥原因，以便根治。当他确知是朝廷“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时，立即果断下令，将所有跨河滩的楼台、花园和水榭，不论何人所建，尽行“毁去”，以泄水势。随之依法惩处皇亲官宦侵占河道的行为，从而严厉打击了中官势族的嚣张气焰。如此一来，包拯声名大振，许多“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又如，淮南转运按察使司勋郎中张可久“在任日于部下兴贩私盐”，违法经商，破坏官纪，影响极坏；还长期“巧图财利，早犯禁宪”。对此，包拯上书认为，“前后职司臣僚，或有以赃滥获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因此，包拯要求朝廷，坚决依法惩治这类显宦旧臣的贪赃行为；张可久“远地编管，以励将来。仍乞今后应臣僚等，或犯兴贩诸般违禁等物者，不以见在或废用，并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断其诸色人等，所犯即依旧条施行。所贵贪猥之辈，稍知瞥惧”。

在包拯的惩贪活动中，以多次弹劾并要求严惩王逵最为典型。王逵，是当时臭名远扬的贪官恶吏。他曾先后任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淮南路转运使与池州、福州、扬州、光州、徐州知州等职。在他为官期间，他“行事任性，不顾条制，奇政暴敛，殊无畏惮”。他“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钱物”，“后累任皆以惨虐不法”，“酷法诛求财利，苟图进擢，民被杀者，罔知其数”，而且，其各地“在任赃滥不法事件，俱有实状”。据此，包拯发挥了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的语意，认为：“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王逵刚愎任性，必致违戾败事不止，一路官吏军民独受其害矣。”当再次上书要求严惩王逵未达目的时，包拯又一次上书弹劾王逵，并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由于包拯连章弹劾不止，且有真凭实据，故言辞激烈，以致舆论汹汹，朝野深为震动。最后，仁宗无可奈何，终于同意依法惩治王逵。

张尧佐，是仁宗张贵妃的伯父，自称“国丈”。他出身进士，又有侄女张贵妃的关系，故屡越正常资序升迁，从知县、知州直至跃居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后又任三司使。包拯虽多次与他共事，有些交情，但也深知他的品行和才能。当包拯得知张尧佐凭借皇戚关系升迁时，遂六次上书据理力争，犯颜直谏，阻止其事。他认为，作为三司使，张尧佐“不可专任”而“久居是职”，以免“失天下之望，误天下之事”。不久，包拯又谏阻仁宗授给其宣徽南院使等职，且上朝谏诤时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满脸。加上其他台谏官员也合力论奏，最后终于迫使仁宗改变主意，收回成命。

正是因为包拯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反腐惩贪的事例很多，故史书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时人欧阳修也赞扬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吴奎为他作的《墓志铭》道：“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版作的《序》中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著于庙堂，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者，章章矣。”“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剀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其不可掩也。”

包拯不仅敢于对权贵严格执法，而且对其亲友犯法者亦依法予以严惩，不徇私情。至和二年（1005），包拯任庐州知府。庐州是他的家乡，有许多亲戚朋友。有的亲友以为有包拯做靠山，便有恃无恐，胡作非为。包拯非常憎恨这种恶劣习气。他的从舅横行霸道，触犯了法律，包拯依法断罪，当堂打了他的从舅一顿。这一来，原来扰乱官府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亲友，也都收敛、老实了。后来《包公赔情》戏中依法斩杀犯有贪污罪的侄儿包勉的故事，或许即渊源于此。

四、“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据研究，“包公戏”来源于包公类小说，而包公类小说又多来源于宋代的话本。史载，宋、元间人罗烨新编的《醉翁谈录》目录公案类中就有《三现身》。有人认为，这应是《警世通言》里《三现身龙图断冤》的源头。甚至有人认为，包拯生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他的“神话”的流传。譬如，他“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涑水纪闻》卷十）。所以有人指出，这些说话人所说的故事，可能在包拯生前、至少是在南宋时代就已流传，又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因而流传很广。以后演变成戏剧或小说，其宣传的力量更大，包拯的故事也就完全夸张到了神化的程度。据考证，元代无名氏创作的优秀杂剧《陈州粜米》，是最早出现的包公戏。

《陈州粜米》的内容是陈州大旱、民不聊生，朝廷低价粜米，降恩于民，但赈粮官小衙内和杨金吾贪赃枉法，自恃皇亲国戚，无法无天。他们私自将钦定的赈灾米价五两银一石加价出售，还掺泥沙糠秕于其中，收银肥私。灾民张僘古为人耿直，买米时与之理论，直陈其贪赃勒索之罪，竟被小衙内用御赐紫金锤当场打死，引起灾民公愤。不久，包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带着御赐金牌赴陈州查赈，用计依法审判、督斩了小衙内和杨金吾。从而惩除了贪官，为民除了害。

此剧经过多年传演，不断丰富变化，故有同类剧《包公下陈州》等名，有剧种京剧、豫剧、川剧、汉剧、湘剧、滇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等10余种，至今上演不衰。此剧以“正末”扮包公，塑造了一个比较丰满的包公形象。剧中的包公，不仅是一个铁面无私、智慧超群的审判官，而且从一开始就以权贵政要的死对头自任，“和那权豪们结下了山海似冤仇”。自宋元以来，淮阳等地一直流传着包公放粮的故事，虽与戏剧不完全一致，但主要人物、情节却大同小异。

包公戏的产生和流传，是自宋末元代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主要是当时贪官污吏多如牛毛，贪赃枉法之事不可胜计，处于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民众，满腹含冤，无法申诉，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能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为民请命的清官身上。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加上由于包公戏的作者也是身处在社会底层受歧视和压迫的普通读书人，在元朝“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的严酷刑律规定下，为避免触犯严密的法网，便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利用历史题材来反映老百姓的痛苦和愿望，并抒发心中的抑郁愤懑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于是，包公戏便应运而生，继而广泛流传。元曲著名的戏剧作家如关汉卿等，所采取的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其所写的包公戏《鲁斋郎》与《蝴蝶梦》等，可谓包公戏的代表作。

元杂剧中有大量以包公为主人公的剧目。明代臧晋叔编的《元曲选》中就选了十种：《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王月英元月留鞋记》，《包待制智勘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另外，元末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中还载有《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包待制双勘丁》、《风雪包待制》等多种包公戏。这些包公戏由于大都反映了元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冤狱重重的社会现实，因而受到了群众的喜爱而流传甚广。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戏剧的传播，清官戏日益深入人心，故包公戏在当时流传更广。不仅如此，自从明代《龙图公案》、即《包公案》等小说出现以后，人们往往把许多离奇古怪案件的故事和传说，统统加在包公身上，使包拯被逐步夸大乃至神化。因此，石玉崑的《三侠五义》、俞樾的《七侠五义》，以致《警世通言》中《三现身龙图断冤》，《初刻拍案惊奇》中《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小说及其衍生出的更多的剧目，都是以包公为中心。近代《小说丛考》指出：“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清代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历史上和民间有很多这种事情：一个为人们所喜爱的好人，凡是好事总归属于他的名下；一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恶人，凡是坏事也都归属于他的名下。不是人们没有分清甲乙丙丁的能力，而是好恶之情大致如此。故庄子说：“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

第七讲　造反的秀才

——科举与宋代社会

且说晃盖劫了生辰纲，事情泄露，依靠宋江的通风报信，被迫上梁山投奔了王伦。王伦虽然是一个强盗头子，但“却是一个不第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晁盖和阮氏兄弟们之所以能劫生辰纲，主要是有吴用给他们出谋划策，吴用可是“万卷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中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看来吴用是一个文武全才之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后来做了梁山泊好汉之首的宋江，虽然“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着田园过活”，但宋江自己在“郓城县做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由此看来，梁山好汉中的主角都是一些读过书的人。

其实，不仅梁山好汉的领头人是读书人，他们去征讨的方腊也是一个读了几年书的人。在宋代，秀才造反的事例还有很多，众所周知的钟相、杨幺也是读书人；南宋初年，在福建叛乱的范汝为也是读书人。所以，北宋中期的梅尧臣听说某地有秀才造反，很是吃惊，认为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可谓是世道变了。在南宋时期，陈造也写过《闻舒州书生聚为盗》的诗文。可见，在宋朝，书生造反或者为盗是很普遍的现象。

“刘项原来不读书”，一般而言，宋代以前的起义首领基本上很少读书。为什么在宋代，造反的主角中很多是秀才呢，这需要从宋代的科举制度谈起。

一、科举制度的完善

科举制度虽然源于隋唐，但在隋唐两代，科举还不是主要的选官手段。科举制度尚属初创，还遗留着种种弊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卿大臣有权“公荐”举人，取士之权一归有司，新老士族仍可以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和传统的社会地位，继续把持取士大权。科场成绩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若无人荐举，一般寒士，纵然名声很大，也是枉然。比如，白居易虽然诗名远播，但在赴京师赶考时还要向主考官“投牒”，呈上自己的代表作，以获得主考官的青睐；又如一代诗圣杜甫，几次举进士不第，终身榜上无名；晚唐诗人孟郊，才思横溢，声名远播，却沉沦场屋二十余年，直至五十岁始得一第。所以，唐末就有人公开感叹朝中无人，不如趁早回家。

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明经课和进士课两类。明经课主要是考记忆能力，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策论。在这两类考试中，明经课录取的人数较多，进士课录取的人数很少，一般每次只录取十来个。所以，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在唐代，进士及第后的物质待遇高，仕途升迁快，社会地位也很高，所以唐代的重要官员，很多人以自己不是进士为人生中一大憾事。但是，由于难考，一次就十几个名额，五十岁中进士还是比较年轻的，而唐代进士及第的人的寿命也就是60岁左右，因此，进士的仕途生涯也就是十年左右的时间，按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很多人来不及抵达权力中心就已不再人世了。再说，偌大的一个唐帝国，所需要的官吏极多，每次进士录取才十几个人，远不能满足官僚系统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之下，应举只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对寻常读书人来说，那是一条可望不可及的仕进之路，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因此，科举制度对唐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有限了。

宋朝建立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迫切需要新鲜血液进入到统治阶层中来。但是在宋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录取名额虽有扩大，但是并没有大规模扩充，每次录取的进士只有60来个。

宋太宗继位后，为扩大统治基础，大肆增加进士录取名额，每次录取人数达一千多人。除了每三年正常科考一次之外，宋太宗还利用各种名义，增加恩科等考试。另外，还规定连续多次参加科考者，虽不第，也可以赏赐一个小官。当时，有个七十多岁的考生，在自己的试卷上写了这样的话：“臣老矣，不能为文，伏望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宋太宗看到考卷后，立即给了他一个小官。

除了扩大进士录取名额，太宗时期，还完善了考试的形式，并且逐渐改革了科举制度。一是取消了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被认为是稍具文墨的优秀子弟，皆允许应举入仕，从而扩大了取士范围。

二是废除一切荐举制度的残余，最大限度防止徇私舞弊，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实行。首先是采用糊名的办法，类似现在试卷的密封，主要防止考官按照姓名取人。但是，仅仅糊名还不能解决问题，考官还可以根据笔迹来认出考生，所以宋代采取的下一个办法就是“誊录”，即考生的试卷由专职人员誊写，考官只能依据所誊写的内容来判断试卷的高下。最后，增加了殿试，由皇帝来主考，三甲由皇帝确定，故在宋代有天子门生之说。这样能有效避免类似唐代考生和考官之间形成的门生、座主关系，从而避免在以后官僚系统中出现小团体。

三是考试内容趋于多样化，进士科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

考试程序的完善和录取名额的扩大，使科举考试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的发展

两宋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教育空前大发展时期，无论是学校的发达程度、文化的普及乃至学术空气的浓厚，都为前代所不及。这与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高度发展、科技创新的突破以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分不开，但科举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张邦炜先生就认为，科举导致了宋代文化相对普及，其表现如下：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所谓神童，即智力超常的儿童。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专门设立了童子科。宋缓、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此后，从仁宗朝到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南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光宗朝，求试者17人。

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有关。这种教子在幼的观点导致了各种小学的普遍创立，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南郭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兔园》耳”。所谓《兔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形成于明末。与此相反，在宋代不仅“当时风尚，妇女皆知爱才”，而且在她们当中确实涌现出不少人才。提起宋代的才女，人们立即会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词》、朱淑真及其《断肠集》以及俗称苏小妹的苏洵幼女苏八娘。在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06人。至于其出身，也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如果说王安石因尊重妇女而受喝彩，那么程颐则以歧视妇女而落骂名，但程颐家里的妇女同样能文。他的母亲“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义”、“喜闻道义”、“发言虑事，远出人意”。

宋代才女较多，与当时并未完全剥夺妇女获得文化的权利有关。欧阳修编写《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称，其目的在于“以示儿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以配小学书”。妇女被作为教育对象，固然主要是为了向她们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为母亲的女性肩上，也是个重要原因。如参知政事贾黄中博学多闻，宋太宗召见并称赞其母亲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参知政事苏易简才思敏捷，宋太宗询问其母亲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宋太宗夸奖道：“真孟母也！”

在“粗人以战斗取富贵”的五代，武将大多目不识丁。他们极端轻视文化，喋喋不休地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宋代的武将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一般都懂得“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出身农家的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

说到宋代的儒将，人们或许以为是专指范仲淹那样的率领军队的文臣。其实，狄青、岳飞这类“恂恂如书生”的武将，似乎也可称之为儒将，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将郭逵，青年时代就以好学闻名。他“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宋真宗时官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冯守信“虽在军旅，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称赞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而杨亿则赞叹：“本朝武人多能诗。”宋初名将曹翰即借诗发牢骚，写下《退将》诗：“曾经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就连“初不知书”的韩世忠经过学习以后，“晚年（也）能作小词”。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北宋时，许骧、冯京等读书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称为“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他“教子任钧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南宋时，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就连道学家陆九渊也是个商人之子，他“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朱熹则允许其弟子经商，他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

或许正是根据这些史实，清朝人沈垚指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已经不太分明。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宋代文化为什么能够相对普及？尤其是为什么能够较广泛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具体说来，不外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阶层的生活改善；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比较普遍。

尽管宋代贫寒子弟勤学苦读并功成名就的事例不少，但无法否认这样一个起码常识，即文化的相对普及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北宋人吴孝宗认为，饶州“好善为学”形成风气，是由于这里“民家富而户羡”。南宋人李正民指出，海盐（浙江今县）“市廛编户往往家给人足”，因而他们“喜教子弟以诗书”。从种种迹象看，宋代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比前代有所提高。在统治者眼里，当时社会上简直是奢侈成风：“人怠久安，骄于逸欲，物丰大盛，耗以虚浮。”“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因此，朝廷多次下诏禁奢，可是收效甚微。

宋代的俗语：“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显示普通老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在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则天下尽可知”，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印刷革命”的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宋代的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书籍便宜多了，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后来，苏試也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四）从《春秋》到《三字经》

科举制度的发展，客观要求教材的编写要有科学性。赵普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人称之为“半部宰相”。赵普的称呼不是说他水平低，而是说生于五代时期的赵普，童蒙时代所用的课本只有《急救篇》、《春秋》之类的识字课本。这类课本虽然贯彻了很多儒家伦理道德，但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心理。

宋朝时，在童蒙教材上出现了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识字课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等。这些读物虽然不能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进入正规的学校，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深受中下层民众的喜爱，实际上成为大多数农村童蒙的教材。有些教师还结合儿童生活日用，自行编写了不少教材。这些教材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使儿童喜闻乐见，百读不厌。这些教材的编写，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字数较少，但基本都是常用字，读了这些书籍，基本能满足人们的日常交流；二是浅显易懂，有很多儒家伦理内容，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能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

三、科举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宋代的举子一旦及第，即可以获得官职。于是，众多登第的举子涌入各级官僚机构，出现了如宋祈所说的局面：“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可见，宋代的冗官和科举取士之多分不开。

除了通过正常考试举其优秀者这一途径之外，宋代另有一特殊的录取方式——特奏名，即对那些多年屡试不第者，根据情况，给以特殊优待，降格录取。特奏名的推行，一方面是为了表示皇恩浩荡，显示帝王的人道：另一方面，有笼络士子的意思。据统计，两宋特奏名多达5000多人，占两宋科举取士总数的近46％。于是众多只知读死书的无用年老之辈充塞官场，加剧了官员的冗滥。他们或遇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或因循守旧，不求进取，行政效率极低。

宋代官员的冗滥，既降低了官僚机构的运行机能，又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宋代官吏的俸禄种类繁多，无论大官小官，与汉代相比，俸禄都有近10倍之增加；与唐代相比，也增加了几倍。冗官充斥的结果，导致了官户剧增，免役免赋户增多，纳税服役户减少，农民赋役因而加重，逃税逃役户日益增长，最终导致国家财政日渐枯竭。

当然，通过科举制，宋朝也选拔出相当数量的人才，明代徐有贞曾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综观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宋朝确为人才济济的一个朝代，这些人才的涌现，都与科举制有关。

四、科举制度对世人心态的影响

科举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家族都有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祝尚书先生近年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一书中，记载当时世人流传的“得意失意诗”两首：“旧传有诗四首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子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洪迈所载的诗从侧面反映了世人对科举制的一种普遍心态，那就是科举制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宋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

这种心态的形成，自然是和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宋真宗曾经这样鼓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由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入簇。娶妻莫恨无良谋，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最高统治者诱导世人读书，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朱熹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

宋代还流行榜下捉婿的风气。每榜下来，一些富贵人家就在榜下选取自己心仪的才俊作为女婿。这也反映出富家虽然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但还是想通过与士人联姻，巩固与扩大自己的财富。

科名至上的观点，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怀的焦点。有些宣称“决意科举”或者所谓的“隐士”，也是经过多次下第的痛苦之后，才不得已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宋朝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证科举的公平性。但是科举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仍是很突出的。

举国沉溺于时文。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要猎取科名，就必须重视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创作和学习之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除了科名之外，士子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甚至出现“爱文而不爱国”的现象。咸淳九年（1273），襄樊陷落，“敌已刻日而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国家之精神工力，一萃于文，而家国置度于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未几上游失守，国随以亡。……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科举对士人乃至全社会心态的扭曲，可谓是惊心动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科举造成的一幕幕悲喜剧的是谁来导演的呢？是考官吗？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不是由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还有殿试。是皇帝吗？皇帝只不过是殿试时的挂名主考，阅卷和评定等级都是由殿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在这里，任何理性的思考都没有正确的答案。于是，人们只有另寻答案。“神”和“命”于是成为冥冥之中的幕后总导演。

文天祥在《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写得非常清楚：“今三岁大比，试者以文进，将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执其予夺于形声之表者，盖元皇是也。士之所自为，行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违此者黜。人谓选举之权属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国，衣冠文物，莽为风尘，惟神元命实始吴会，英灵赫赫，将从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当钦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惧。”

“神”和“命”主宰一切，宋人将之归纳为“科名前定”，宋代很多小说、笔记等都记载有科名前定的故事。这类故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名主于神，不仅科名前定，而且题目也前定了。更奇特的是，试卷中对考官有震撼效果的妙语警句，也可由神授。第二类是科名主于“阴司”。因主之于“阴司”，故须积阴德方可得到科名。

“科名前定”的宿命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社会心态。既然“科名前定”，举子们便不得不转向求助于冥冥之中的主宰。

首先是乞神。求得神灵的帮助。其次是求巫。由于人神相隔，士子欲与神对话，不得不依靠中介——巫。所谓巫，有僧人、道士、日者、相人以及诸般深谙术数者。这类巫神通广大，不仅能知人科名，而且连考题也能预知。

再次是乞“先师”。读书人以孔子为“先师”，在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之中自然不能忘记，于是只好再让这位死去数千年的圣人再做好事。

最后，在宋人眼里，能欲兆科举凶吉的还很多，从而形成了民间的各种传说、风俗和信仰。

由于神灵在士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不同地域的士人又有不同的神灵信仰，所以神灵随着士人的迁移不断的迁移。如“梓童”原本是川蜀地区士人信仰的神灵，但是在南宋时期，信奉“梓童”的区域逐渐扩大，逐渐由一个地域守护神变为全国性守护神。导致这些转变的就是科举考试。

五、户籍——猫与老鼠的游戏

宋朝科举规定，举子首先要参加地方考试，即乡试，只有乡试考过，才有机会去参加殿试之类的考试，方可有机会中举做官。可以说，乡试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起点。然而，乡试的名额由国家根据地方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因素综合考虑，各地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士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相对容易的地方参加考试，这就出现了科举考试中的户籍之争。

在北宋，开封的解额最多，所以，很多举子就冒充开封举人参加乡试，引起了开封举子不满，这种情况在南宋的杭州也是如此。虽然开封府和朝廷一直都采取措施，但效果都不大，后来，宋朝政府就规定，凡是在开封府住满七年的，可以取得开封府的户籍，以开封士人的名义参加考试，南宋也在考试之中继承了类似的政策。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流落到南方，这些人很多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人士，这又加重了一些地区的矛盾。同时，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些在北宋时期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到了南宋已经变得很发达，但是解额变化不大，温州就是例子。南宋时，温州每次乡试有八千多人参加，但是解额只有十七名，很多人被迫以外地的名义参加考试。所以南宋时中国出现了游学之风。游学之风的兴起，客观上有利于各地不同学术传统的文化之间的交流。

宋朝政府为了保证科举的质量与公平，对户籍要求相当严格。但举子们为了增加机会，对国家的规定采取了多项对策。如为了能在解额多的州郡应试，士子们往往在本地以外的一个或数个州郡另立户籍。因而出现了子孙与父祖乡贯不同，甚至亲兄弟乡贯也不同的怪事。

宋朝规定，士子非当地人，但在当地有田产者，也可应试。一些富有人家的士子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往往临时专门为科举在外地购置田产以便应举。

有的举子故意改变亲属关系，借用户籍。天圣年间，庐州士子王济的哥哥王修已在开封府祥符县购置了18亩土地，但兄弟关系并不能使王济在开封府应举。王济心生一计，报名投状时“以修已为父”，变兄弟关系为父子关系。更有甚者，另一外地人王宇，竟也随王济一同冒贯为一户，以王济的三代为自己的祖宗。

此外还有串通官员作弊者。

举人冒籍参加科举考试，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威胁了当地人的利益，与朝廷科举的目的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来遏制这种行为。

首先是严格户籍，加大打击力度，比如动用肉刑，准许告发，取消功名，加大株连范围等。

其次是加强州县学校教育及贡举职能，不经州县学不得应举，由此掀起了宋朝第一次兴学高潮。绍兴十七年，恢复“乡饮酒举士法”。原因是“举人多冒贯，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以贡士”。其目的仍是让“士皆土”，恢复古制，以便掌握其真实的德才情况。但由于操作起来有诸多不便，又于绍兴二十七年宣布罢去。

再次是清理多头户籍，最后统一乡试日期，杜绝同期多处应举。不过，从宋人大量的唱和诗之中，我们发现这些措施效果并不大。

六、南与北——科举争论长久的话题

由于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学术旨趣也不一样，致使宋代的科举考试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南方士人明显占优势。苏轼曾指出，北宋科举所录取的举人之中，福建、两浙、江西以及四川人所占比例相当大。

宋真宗时，有一年科举考试，钦定的状元是一名南方人，当时的宰相寇准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不知是他理由充分还是皇帝怕他死搅蛮缠，最终公榜时状元变成了北方人。事后，寇准得意洋洋的对周边人士吹嘘：又为中原争得一名状元。由于南方进士特别是福建进士太多，当时社会上盛传宋太祖时的一句祖训：宰相不能任用福建人。在科举录取人数南北比例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到北宋中叶，终于引发了朝中大臣关于科举取才的南北地域之争。

首先发难的是从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入仕朝中的大臣司马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认为试诗赋不足以观言，且易助长浮华习气，要使举人皆习经术，须停止考试诗赋而改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等经书。司马光此奏表面上看来与科场的地域之争无关，实际上却是因为北方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士子长于诗赋，司马光的建议隐含着扶植北方士人的用意。

两年之后（1066），太子中舍、知封州军州事柳材奏称，科场中第者大半为京城所在地开封府和国子监举人，北方地区和南方边远的广南东、西路举人数极少，他们要经长途跋涉到京城，与在开封府或国子监学习的举人一起竞争，“似有不均”，而且也不利于调动这些北方及边远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柳材建议今后诸道、州府举人试卷各以逐路糊名，分别于试卷上题以“在京”、“逐路”字样，按名额裁定取人。

司马光接到此奏后，马上奏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首先引用柳材的奏文，并列举嘉祐三年（1058）、五年（1060）和七年（1062）三榜进士中北方诸路和南方边远地区的解送和及第人数，说明这些地区及第比例很小，甚至全无及第者，以此比较在京及其他诸路举人的及第之数，“显然大段不均”。他认为“今来柳材所起请科场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当，可使孤远者有望进达，侨寓者各思还本土矣”。

司马光还提出逐路取人的具体比例，每10名举人中取1人，不满10人者6人以上也取1人，5人以下则不取，“所贵国家科第，均及中外”。司马光等人所说虽只是指出京师举人及第数额太多，但在京师开封府寄籍或冒籍取解者很多是南方士人，而且南方诸路每科及第数也远比北方诸路为多，因而在各地取解数额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司马光提出的逐路按举人录取名额1：10的比例取中办法，实际上等于间接地限制了南方士人的及第机会。

对于司马光的分路取人说，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应举入朝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不惜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针锋相对地提出凭才取人说。他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不问东西南北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而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

欧阳修还说东南州、军取解者往往是二三千人处只解送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而西北州军取解多处不过百人，解送十余人的话，已是十人取一人。东南之士初选已精，故至省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初选已滥，故至省试不合格者多。若一律以一比十的比例录取，则东南之人应合格而落选者多，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这样是取舍颠倒，能否混淆。“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以为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

欧阳修与司马光的争论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重要争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的著名学者，又都是曾经掌管科举大权的重臣，因而这场争论格外引人注目。对于其中的是非曲直，历来有不同看法。司马光和欧阳修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双方各有充足的理由，欧阳修凭才取人说着眼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但司马光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为促进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士子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必要采取某些照顾政策，以巩固全国的统一。不过，由于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因而取士办法还是维持现状，实质上宋英宗是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

宋神宗即位后，这位“笃意经学”的皇帝执意要革除科举考试的弊端，且考虑到西北人才多不在选，于是采用王安石的办法，将明经等科目归并入进士科，并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为以经术为主。但考经义要求“通经、有文采”，讲究作文技巧来阐发儒学的精神义理，而不像以往明经科的墨义只需粗解章句，所以，仍然不利于西北人士。后来，进士科又分立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多少带有兼顾南北士人不同专长的用意。

从进士登科人数的分布来看，北宋时期南方占了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南与北是畸重畸轻。据美国学者JohnChaffee（贾志扬）统计，现在可考的北宋进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达9164人，占95.2％，北方诸路仅466人，占总数的4.8％。在南方地区中，又以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福建等东南五路的进士为多，共有7038人，占总数的73％。可见，在凭才取人的原则下，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进士及第人数占据了压倒优势，这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南北及第比例最为悬殊的时期。

七、官与吏——谁统治谁

宋代科举考试只考诗赋策论，考中进士后，很多人被下放到地方上去做官。这些人诗赋策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个个都懂，而且说起来可谓是头头是道，但是碰到具体的问题往往就束手无策。特别是县官，由于县级的国家官僚很少，就三四个，事务既多且又复杂，所辖范围又大，任期有短，一般都只有三年。一些官员到地方一两年才熟悉地方和业务，又被调走。所以，各级县官在治理本县的事务时，更多的是依赖懂得地方事务和部门程序的胥吏这一阶层，因此到了宋朝以后，各级政府部门中，胥吏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阶层，以致从宋代开始成为人们抨击最多的一群人。

吏员通过家庭或者是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和长期的实践操作，已经熟悉与自己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各种习惯和官场之间的微妙关系，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皇帝和法律的尊严之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法律条文的前提之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又切实可行的对策，他们既能成全好事，为主人、部门、地区谋利消灾，也有办法把坏事做绝，又不留把柄。

为了使进士们能较快完成角色的转变，由文人转变为官吏，宋代出现了众多为官经验总结的小册子，而且公开发行，影响也极大，比如《州县提纲》之类的官箴、《救荒活命书》之类的救灾措施，《折狱龟鉴》和《洗冤录》之类的司法书籍等。但距离实际需要仍有很大距离，所以，受吏员控制的现象依旧无法根除。

八、落第者的出路

由于读书人多，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在一些地区，学术出现了实用化的倾向。对于读书人来说，考不上进士，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作为各级政府中的幕僚，作为地方社会的法律代言人，也是一个好出路。比如科举考试发达的地方，“讼学”也特别发达。绍兴年间，有人说：“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死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

宋末元初人周密讲道：“江西人好讼……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江西袁州更是厉害，“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另外，浙江处州也是一个学讼非常发达的地方，当时的著名学者陈亮之所以入狱，就是因为和他争执的人背后有讼师出谋划策。在浙江的温州，“父兄沮于流俗，闻见弗民，诏厥子弟惟一利是营，惟刀笔是传，惟儒是憎”。

科举赶考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如果要住在京城等待机会，又要一大笔花销。所以，如何解决收入问题成为是否能从事科举考试的一个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士大夫和读书人很多都或多或少参与经商。比如苏轼来开封考试时就从家乡贩运货物到京城出售。江浙一带的考生去开封赶考试时，往往携带茶叶去京城贩卖。士人经商之风的盛行，对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儒家“轻利”的思想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分完备的，科举制度也是一样。宋代实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录取人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总有一些有能力有水平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落榜，成为落魄贫困的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部分人对社会不满，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宋代因落第而叛逆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类事件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谋逆，即自建武装，试图与宋廷争夺政权。宋代落第者叛宋的记载，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仁宗时期。庆历四年，落第者区希范反宋：庆历五年，落第者孔直温反宋；皇祐四年，黄师密、黄玮等落第者加入侬智高集团反宋。

落第者背叛宋廷的另一个表现是叛国，即加入到与宋朝敌对的政权中。宋代最著名的例子是景祐年间的落第者张元、吴吴叛往西夏。据说张、吴二生多次科举，但都未成功。张生与吴生于是来到西北边境，考察边境地形、民情，并树立了为宋朝经略边境的志向。但他们却四处碰壁，于是想到一个引起边帅注意的办法，将表达雄心大志的诗作刻在大石之上，又聘请壮夫将其拖至交通要冲，随后在岩石边大哭，“欲以鼓动诸帅”。边境诸帅“果召与相见”，但是一时无法决定是否要任用。边帅的踌躇不决被张、吴二生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决定往西夏寻找机会，“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

两宋之际，有宋朝官员施宜生叛宋，始而从范汝为反叛，继而降伪齐、出仕金朝。这个施宜生也是落第者。

落第者背叛，是宋朝严重的社会问题，宋廷十分担忧。富弼曾上书宋廷：“臣后来察访京东一路，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且附应举，泊至长立，所学不成，虽然稍能文词，又多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兹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以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别营进身。”苏轼也有类似的议论。

到了南宋时期，更有人十分担心参加科举考试举人多的地方会成为叛乱之地。但是，对落地者的管理，宋朝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第八讲　江南财富的聚集

——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形成多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中心。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形势的演变，人们不可避免的要寻找更适宜的发展区，以扩大经济中心的范围乃至迁移。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大致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发展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位。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重心南移。

显而易见，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不仅展示了经济演变的地理脉络，是地域经济开发史和北南经济地位消长的主线，而且直接带动了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古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中国最早研究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学者是张家驹和钱穆两位先生。

钱穆先生认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主要依靠北方，也就是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即长江流域。这一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到北宋末、南宋初年最终完成。

经济方面，以漕运一事而言，汉朝初年只是运送山东的粟给当时首都长安。从三国鼎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割据政权都能实现粮食自给。隋炀帝时虽然开凿了运河，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统而为一，东南、东北均可以通过水路到达。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考虑，并不是北方要依赖南方粮食。唐朝时，江南户口日益增多，国家在江南地区收取的租、调日增，于是，怎样把江南的租调运到长安就成一个摆在统治者面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唐朝开始采用和籴法，命令江南诸州把租调兑换成布匹，以便运输到长安。可见当时北方的粮食还够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中央能控制的只剩下东南藩镇，于是不得不依靠长江一带的财赋立国。以后，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只好继续依赖江南。不过，当时的北方藩镇还能独立发展，说明在唐五代时期，北方并不依赖南方粮食供应。

但是从宋朝建国开始，当时的北方就已经显露出依赖南方的迹象。宋太祖一直都想把都城定于洛阳，但是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理由是洛阳距运河太远，不利于朝廷将江南的财富运到都城。北宋定都汴京，其主要原因，就是为迁就漕运。根据当时的规定，当时的漕运一共有四条运输线路。一是通过汴河运输粮食，这条线路每年运输米三百万石，后增至六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这些粮食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长江入淮河，再由淮河进入汴河到开封。其他三条线路运输的粮食一共才一百五十二万石。由此可见，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的财赋，已经开始大部偏重南方。

耕、织为农事的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也是国家租、调的两大类。蚕桑饲养与种植，在中国出现都很早，最初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汉代几个著名的丝织中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

北魏实施均田制，还有规定种植桑树“桑田”，可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是北方农民之中极为普遍的副业。江南人的丝织技术，主要是北方人传授的。

北宋时，汴京一带的丝织业也很发达，南方的丝织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品质还是以北方为佳。但是就其产量来讲，南北双方很难分出高下，因为南方主要供出口，由于需求量大，故而存在质量不高的现象。宋金对峙以后，宋缴纳的岁币分银、绢二项，北方要求南方供应丝织品，可见在北宋末年南宋初期，北方丝织业渐渐地被南方超过。

陶瓷业也是北方农民很早就依赖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就有贡瓷，到了宋代，著名的陶瓷业中心，尚多在北方。不过，北方的陶瓷产业，主要是供应宫廷；南方的陶瓷业则主要供外贸需要。宫廷陶瓷精致，故而十分有名；外贸陶瓷稍显粗糙，故而名气很小，有些陶瓷窑址甚至默默无闻。但是，就其产值和给对当地经济的贡献而言，北方不能超过南方。到了元明时期，即使是宫廷所需的精美的陶瓷，也全部来自江南。

就政区分割而言，因为南方经济越来越发达，人口也越来越多，能养活越来越多的官僚，故而唐、宋两代，南方县级的政区设置越来越多。北方县的设置由于经济和人口的变化，反而不断合并。唐开元时，州郡等级，所谓六雄、十望都在北方。当时望县有八十五个，其中只有二十县在南方。到宋神宗时，天下分为二十三路，淮水、汉水以北有八路，以南则有十五路。天下户口总共一千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有一千一百万户左右，南方大概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二。

南宋时期，北方移民的南迁更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重心彻底移到了南方。

二、经济重心南移对文化的影响

黄河、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经济、文化的重心，首先于先秦时期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确立，随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开始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长江流域是何地区、又究竟何时最终取代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重心地位，学术界却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其南移的时间上，有自秦汉至明清等不同时期多达十余种观点。在其南移的具体地区上，有笼统的南方说和长江流域地区说等多种意见。

那么，怎样来区分或确定一个地区是国家的传统文化重心区，还是非传统文化重心区呢？

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成为全国文化重心的标准是：第一，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的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第二，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第三，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第四，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有人认为：“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很明显，宋代地域文化中，三个文化发达地区，南方占有其二。不过，作者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北宋时的情况。到南宋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中原地区由于金兵的占领，文化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衰落，随之成为传统文化分布的荒漠，而长江流域的东南、四川两个原有的文化发达地区则在进一步向前发展，至于荆楚两湖地区也较快地成长为文化发达地区。尤其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像历史上所有的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一样，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人的数量、文化素质、文化品位，还是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教育等，都是名列前茅的，代表着宋金时期文化发展的高度和繁荣。正如宋人所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其主要表现有：

其一，学校教育兴旺发达，其总体发展水平明显的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当时江南不仅设置有众多的书院，普及型的私塾更是难以计数。据曹松叶先生统计，宋代共建书院203所，其中北宋建47所，约占总数的23％，南宋建达156所，约占总数的77％。另据统计，宋代书院“最高为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不论以上述哪种统计数字为根据，北宋与南宋的书院之比大体皆为2：8。而且，即使是北宋时所建的书院，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分布在东南地区。

至于各地兴办的私塾学校，更是不计其数。《都城纪胜·三都外地》记载：临安府“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吴郡等地“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安徽歙县境内“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福建“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甚至有“城里人家半读书”之称。

其二，人口的综合素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据统计，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人口比例大致分别为65％和35％。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约为33人和61人。崇宁等年间，江浙一带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100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普遍比较高，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陈亮、黄幹就曾分别指出：今之“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江西素号人物渊薮”。

其三，学者如林，大家辈出。宋金时期至今在学界仍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文化名人约90％左右皆为南方人。江西学者的成就尤为突出。北宋时，前有李觏，后有王安石；南宋有陆九渊兄弟，为一代“心学”之宗。他们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江浙地区，也有“婺州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思想代表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至于闽学宗师、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一代学界领袖。

在文学史上，宋人认为：“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

其四，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学术文化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两宋时，可谓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一统的局面，分散于各地的思想家自由阐发，各树一帜，因不同的地域界限分别形成各自的学说。一时间，儒学的天空群星闪烁，如濂学、闽学、蜀学、临川学、婺州学、永康学、永嘉学等，都是当时南方相当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地域学派。相比较而言，北方中原地区只有关学、洛学，且主要是在北宋时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其五，在科举取士方面，江南占有明显的优势。宋初，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南多北少这一地域布局，至南宋时表现更甚。

如果把在正史中有列传的人物算作人才的话，据正史列传中有籍贯可考的人物（包括官僚政客、文人学士、民族英雄以及在军事、经济、科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者）统计，其分布状况在地域上表现为：西周时期，属关中者占绝对优势；西汉时，因刘邦出身于“沛丰邑中阳里”（沛，今属江苏。汉沛郡地辖区今多属安徽），变为皖北、河南居多；东汉时，又因刘秀是南阳人，故河南人才数占第一；唐立国后，所属人才为关中、河东居多。因此，中国古代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谚语。直至北宋时期，还是河南人才数居全国之冠。

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以后，江南浙、赣籍的人才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明清时期，江浙成为人文荟萃之所，直至近现代，仍是如此。以宰相为例，历代宰相中隋以前只有极少数人籍贯属南方，包括政治中心在南方的东吴、东晋等朝的宰相。唐代宰相累计有369人，其世族籍贯有90％属于北方。北宋中叶以后，南方任宰相者渐多。据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南、北方地区分别以浙江、河南为代表，河南共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18人，南宋3人；浙江先后有24人任过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这种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

陆游就曾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人才如树，文化如土，人才济济，反映了文化土壤的肥沃。相反，人才稀少，则表明文化土壤的贫瘠。各地区不同人才的类型和量分布，折射出各地文化兴衰的基本面貌。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传统经济重心的南移，既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因为单纯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与南北方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自然环境等综合作用的产物。研究经济重心南移，主要不在其表现，而在于原因。

郑学檬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力图从另一角度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本书的修订本中，郑先生还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除此以外，以下因素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也应考虑。

首先是医学知识的进步。在汉代，广大南方由于疾病流行，导致“丈夫多夭折”。南方流行的疾病主要是瘴之类的传染病。唐朝和北宋官员据此认为贬官岭南无疑是给自己判了死刑。传染病的流行导致人口稀少，故而经济发展缓慢。北宋时，政府比较注重医学，经常对岭南等有流行病的地区颁发医学书籍，使人们对瘴气等流行病有所了解。以雷州为例，北宋时的人们“说着也怕”，到南宋初期则产生了“瘴乃稍轻”的看法，再后来则干脆认为“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再以桂林为例，唐代白居易在诗中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但白居易并没有到过桂林，不能知其详情，再说送别壮行诗，一般都是褒扬劝勉之辞，不宜将目的地说得一无是处，因此诗中之语不能全然置信。其实，北宋时，来自北地的戍卒尚不适应桂林的风土，所以本应戍守桂林的士兵都撤退到了荆湖南路辖境内的全州与永州。但到了南宋，士大夫们却认为：“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粤。今静江（即桂州，绍兴元年以高宗潜邸升府）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粤也。”医学知识的普及与医学水平的提高，导致南方人口增加，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气候因素。北宋末南宋初，气候转变为寒冷期。北宋政和元年（1111），2000多平方千米的太湖竟全部结冰，且湖面冰厚可以行车，湖中洞庭山的柑橘全被冻死。1153年至1158年，苏杭运河冬天也常常结冰，船只不得不常备铁锤破冰开路。南宋初年，较开封或太湖地区处于更南的都城临安降雪时间经常是从当年冬季延至次年暮春。气候的转变对南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各不相同。寒冷期的气候，温度降低，气候干燥，降水量减少。这种变化对北方不利，对南方开垦沼泽地区却是有利的。

水利兴修的不平衡也是一个原因。先汉时代，北方农作物以粟为主，粟是一种耐旱作物，因此北方兴修水利主要是为了改造盐碱地，并不是用于灌溉，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方对水利的兴修不是很迫切。但是，到了汉代以后，北方逐渐种植小麦，唐中叶以后，小麦成为北方的主要作物。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人们对灌溉水利很是重视。以白渠为例，汉代兴修白渠以后，受益面积有四万顷，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受益面积逐渐减少，在唐代之前，人们对这种变化不是很重视，但是在唐宋时期，人们对白渠受益面积减少表示了严重关注，原因就是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以后，对灌溉水利的要求在增加。隋唐水利工程的兴建，在安史之乱前，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是水利工程建设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则逐步走向了萎缩与衰落。而江淮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则在安史之乱后数量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即使在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动荡环境中，水利工程也多有兴建。

宋室南迁后，水利更是大规模兴修，甚至数百年不见大规模的水灾。因此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我国传统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因此，宋代以后，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不仅学校教育兴旺发达，而且总体水平明显的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经济重心南移直接促进了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首先在江浙一带萌芽并缓慢发展。

经济重心南移以后，使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缴纳的赋税成为国家机器赖以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而成为必不可少的财政经济要地。同时客观上也促使了当时统治者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加强。

经济重心南移以后，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人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成为了全国其他地区人们竞相模仿、效法的典范，其经济盛会的表率作用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观念。

经济重心南移使得我国古代后期各王朝的财政重心与政治、军事重心分离，促进了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运输线——大运河的发展，提高了漕运在各王朝中的地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多来自北方，所以历代都在北部边境驻扎有重兵，同时，首都也大多设在北方。唐代以前，北方经济发达，经济重心与军事政治重心大致符合。中唐以后，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仍然在北方。两重心的分离，使发展联系南方经济与北方政治的运输系统成为当务之急。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古代，利用天然水道要比在陆地上修筑道路省时、省力得多。大运河的兴起，对中国古代贸易习俗、商业习俗有重要影响，并且对沿岸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深远影响。

第九讲　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的蓝色文明

陆游在临死时有诗《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直为后人赞叹。但陆游在世时，就曾写下类似遗嘱的《放翁家训》。在这份家训中，陆游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在葬具上，他说：“吾家既贫甚……至于棺柩，亦当随力，四明、临安倭船到时，用三千可得一佳棺。”在这份家训中，陆游还要求自己的子孙不得从事商业活动，最好从事农业。仔细分析陆游的家训，我们可以发现宋代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沿海地区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传统上，中国对海外诸国是朝贡贸易，从外国进口的主要是一些奢侈品，国家控制了这些奢侈品的流通与销售。汉唐之间，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主要交通路线是所谓的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等地出发，依靠马匹、骆驼将东西方的奢侈品互相交流。这一时期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东西方物资交流并不多，对外贸易给国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对外贸易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甚微。从唐代开始，海外贸易开始出现，政府在登州等四处设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但当时垄断海上贸易的是阿拉伯人，中国人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不高。海外贸易对中国人，即使是对沿海地区居民的生活影响也不大。

但是，从宋代开始，海洋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国人开始冲破陆地文明的方位束缚，启动更为广阔的海洋视野，面对海洋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涉海奋斗，积累并传递了丰富的海洋知识和海洋文化，海洋因素强力渗透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海的冲击，看到了海的未来。由于物质利益的夯实，到了宋代，在沿海地区以及海中岛屿居住的人口大幅度增加，涉海民众成为开发海洋的群体力量，而海洋资源也成为人们重要的生存依靠。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统计，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查到姓名的宋代福建籍商人就达数千人之多，至于遍布于海内外的海商群体，那就难以计数了。

一、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陆路梗阻

自吐蕃崛起之后，丝绸之路便开始不再畅通；西夏占有河西走廊之后，中原同新疆各地和中亚诸地的贸易交换更为困难，党项贵族插手其间，贸易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由于西夏西北连接周边少数民族，仅以数斤茶叶就可以从周边少数民族换回一只羊，因而元昊在迫使宋朝议和之后，对茶叶的需求量尤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二道贩子。

同时，西域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在通过西夏途中，也不时遭遇邀劫或勒索，致使商旅、西方贡使裹足不前。1022年，西夏请求宋朝谕令大食取道西夏入贡，明白暴露出对路过商旅抱有榨取掠夺的不良意图，以后大食贡使索性改行海道，货船到达广州以后，便登陆北上，直赴汴京。北宋以后，东西陆上贸易日趋衰落，海上贸易日趋兴盛，这与西夏占据河西走廊的新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二）航海技术的突破

早在隋代，我国就能制造出五层楼高的战舰，但是这种战舰只能在运河上行驶，还不能经受海浪的冲击。在宋代，中国造船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宋代已能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北宋张舜民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亲自见过万石船，而且在《柳州录》中作了描述：“丙戌观万石船，船型制圆短，如三间大屋，产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谷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张舜民是在宋神宗元丰癸亥年间（1083），在南行途中看到的，足以证明最迟在宋神宗元丰六年时，宋代已经造出了载重万石以上的大船。南宋时，海船最大载重量已达数万斛，这种大海船的舵杆选用钦州产的紫荆木，“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但仅有载重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合理。在这方面宋代的船是很突出的。

中国古代船舶主要有沙船和福船两种。沙船的特点是平底、方头、吃水不深，航道浅也不碍航行。这种船只多用于江湖河流，部分用于航海。福船是另一种形制，尖头、尖底，龙骨贯穿前后，而且首尾上翘。其特点是吃水深，抗御风暴浪涛的能力强。

水上行舟，由于种种原因，船底难免发生不虞，受损害甚至危及安全。从江苏扬州出土的唐晚期古船得知，中国造船实施了将船舱分为数格予以密封——水密舱的办法。宋代造船比较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技术，提高了船只航行的安全系数。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堵港出土了一条南宋末年的海船。虽然经过了700余年的海水浸腐，船上部已经损坏，但船舱部分基本完好。该船船舱被分隔为13个舱位，中间用横向的隔舱板分开。这种船舱结构有两个显著的优点：如果一舱被毁，其他舱房不致受连累。既保障了货物和船只的安全，又便于抢修坏舱。另外，隔舱板横向支撑船舷，增强了抗御海浪对船外侧的侧向压力的能力。

宋代海船多桅多帆，既增大了迎风面，又便于利用多面风。每船有大小二锚，遇风浪紧急处也可安然停泊。船舵也不只一具，甚至还有“三副舵”。行船时使用测水铅锤，不断报告水深，以防搁浅。加之使用绞关木（盘车），更提供了方便。

宋代船只选材优良，制造精湛，结构合理，船体坚牢，所以即使是小一些的船只也能够安全驰骋于海上。泉州湾古船曾出土了数千斤香料木，证明它是一艘航行南洋的海外贸易船。但该船的载重量并不很大，载重为四千至七千石，是宋代海船中的中等。民商一般无力制造大船，所造者多为中等甚至中等以下的船只。即使这样的船也可以远涉重洋。

在宋代造船业中，民营船场是存在的。官船场的主要产品是战船、运兵船、漕船和专供官府使用的座船等。民船厂虽然也为官府造船，但主要是生产民用船只。有的人家还自己出资造船。宋王朝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规定海船出航必须事先向主管部门领取公凭——出海许可证。证中除填写货主、货物外，还要填清船主姓名，这足以证明用于贸易的海船归私人所有。

宋代民船的数量是相当多的，甚至大寺院也有自己的舟船。史载，南宋末年，政府征集温州、台州等地的民船到镇江一带公用，一次就征集了几千艘，足见民间拥有船只之多。

海上定向技术的新进展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宋代以前的航海，完全以星宿和地表目标定方位，不能满足全天候航海的需求，更不能进行深海航行。宋代，指南针正式用于航海，辨定方位的准确度大大提高。

远在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认识到磁石吸铁及指极性，并利用天然磁体制成世界上最早的示方向的工具——司南。使用司南的历史很长，一直沿用到隋唐。从宋代开始，指南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指南工具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工磁体代替天然磁体，二是磁针代替了磁勺。宋人制造人工磁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磁法，“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大盖是用普通钢针与磁体摩擦而有了磁性的缘故。另一种是地磁感应法，将薄铁片剪成鱼形，在火中烧红，然后迅速将鱼形铁片取出顺南北方向放置地面，冷却后，因受地磁感应有了磁性。宋人用地磁感应法制成了浮于水面的指南鱼，用传磁法制成了各类指南针。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时的指南针有指甲法、碗唇法、缕悬法、水浮法四种。沈括还用缕悬法指南针做试验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地磁偏角。地磁偏角的发现非常重要，只有认识它而且把它的相对恒定值考虑在内才能正确使用指南针。北宋时，人们虽然不能理解“地磁偏角”发生的原因，应用时也不见得精确，但终究是一种进步。

北宋末年，我国海船已经使用了指南针，并且最先使用的是水浮法指南针。到南宋时期，人们开始把磁针和划分方位的装置组合为一体，这种仪器后来被称为“罗盘”，当时称为较针盘或经盘、地螺等。南宋海船上已经使用了针盘。针盘的磁针装置有两种结构，一种在盘面中心留有圆形凹槽，注水其中，漂浮磁针于上，叫水罗盘；另一种是在针盘中心立一尖壮物，以支撑磁针，叫旱罗盘。指南针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开创了航海史的新纪元，推动了中国和世界海上贸易的发展。

除了指南针的运用外，宋代人的海洋知识在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基础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宋代的航海者已经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到东南亚，直到中东的季风规律。由于航海活动的频繁，当时人们对各条航路和海外国家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出现了很多记叙航路和海外风情的著作和海道图。对海洋潮汐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三）制度上的鼓励

苏基朗先生认为，航海技术的进步与海外贸易之间，互相没有直接的影响，如隋代和明代，中国造船技术非常先进，也能制造高大的船只，但当时海外贸易并不兴盛，在明代还一度出现“海禁”。所以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深入讨论国家贸易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影响也许比其他物质的条件更为直接。

唐代已设置市舶使，但市舶使只是临时派遣到贸易港口，协同地方官管理海舶贸易事宜的官员，尚未有专门机构。宋代的市舶司则是一个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并且具有系统职能的独立机构，这一机构的设立使海外贸易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被纳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祈风与祭海对于海商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神圣而重要的活动。每当季风来临，海商将扬帆起航之时，必先举行盛大的祈风祭海仪式，乞求一帆风顺。在宋代，朝廷直接派遣官员出面主持这项活动，其意义是微妙而又深远的。宋朝政府借此成为了航海活动的组织者，理所当然，也就成为了航海活动的管理者。这既是宋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的表现，又是宋政府加强对海外贸易控制的重要措施和标志。

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动产产权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有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有关：第一种是出口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所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成商队，分享商机。宋朝政府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连理学大师朱熹在地方为官时，也曾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要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理解的无讼为善政的传统有很大差距。

宋朝政府鼓励民间商人参与海外贸易。民间商人只要按政府的规定，在指定地方领取公凭、会舶时按章接受抽解和博买，不往禁区贸易，不贩卖禁物就是合法的贸易者。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直至授予相应的官职。外商尤其享有一系列优惠待遇。政府每年还设宴犒劳外商。外商有在华有居住权和贸易权，外商的财产、习俗等方面的权力也受到保护，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遇难的外商还可以受到政府的抚恤和救济。

宋朝政府的鼓励政策使民间商人，特别是沿海居民纷纷投向海外贸易，海商人数剧增，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阿拉伯等外商手中的局面被彻底改变了。

二、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社会生活

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政府海外贸易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日渐提高。统治者也认为“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把市舶收入视为富饶的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财政收入项目。南渡初期，整个财政收入很少，相对来说，市舶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15％左右，宋高宗绍兴末年，市舶收入还占财政收入4.4％。可以说，市舶收入不仅是南宋政府平时的一项重要收入，而且还是财政危机最严重时刻的救命稻草，是宋王朝免于财政崩溃的重要支柱。

兵器制造业所需要的许多重要原料，更是直接来自于舶货。南宋初年，用于制造兵器的牛皮筋角等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火器中的硫磺，除部分由国内供给外，很大一部分是从日本进口。宋神宗时期就曾一次下令明州官员从日本进口硫磺五十万斤。南宋时，硫磺一直是重要的进口物资。

海外贸易还促进了某些同出口物资有关的园艺业和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比如福建经过红盐法加工的荔枝，深受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导致福州种植荔枝的农户，有的拥有荔枝上万株，这显然是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的。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货源，福建荔枝种植户的荔枝在很早就被预定，类似现在的期货。

海外贸易还从国外进口了不少药材。有一些虽然在我国的南北各地都有出产，但是大多数却只出产于东非、阿拉伯及东南亚各地。这些药材，在宋以前就有进口，到宋代进口品种更多，数量比前代更大，应该也更为广泛。现存的宋、元文献中，有很多利用海外输入的香药配制的药剂治病颇有神效的记载。

在宋代，人们对各种进口的药用香料的性能和功效，也比前人有更多的了解。香料被广泛应用在卫生、日常饮食方面。在宗教迷信活动中也广泛应用。

海外贸易的发展也给宋朝政府带来不利影响，那就是铜钱外流。铜钱是宋代流通的主要货币，也是北宋中期以后所使用的纸币的准备基金。两宋时期，尽管受铜的产量的限制，铜钱不可能无限量铸造，但铸造数额还是很多的，是唐朝的十倍至三十倍。然而从北宋时期起，宋代就不断出现所谓“钱荒”。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铜钱外流。宋朝铜钱外流有陆上和海上两个渠道，由海路外流的情况尤为严重。宋哲宗时，朝廷严禁铜钱出口，南宋时期，更是“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

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思想意识的某些变化。这在沿海，特别是海港城市表现得相当突出。例如，福建一般百姓只知道“耕樵”、业儒，但在泉州一带则以从事商业贸易为重，商人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三、港口与腹地——宋代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影响

唐代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宋代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量有明显增长。这些港口不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带有区域性的特点。

两浙路先后兴起的港口有杭州、明州、温州、青龙镇、江阴军、上海镇、澉浦镇等，镇江也有蕃舶往来。其中杭州和明州居于主导地位。温州、青龙镇等居于辅助港的地位。澉浦镇则是杭州的附属港。杭州港是两浙路最早的贸易中心，地处海路交通与运河航运的枢纽，贸易条件十分便利，是仅次于广州的宋代较早设立市舶司的贸易港。

在福建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泉州港。泉州在行政上只是一个州治，但因其港口优良，交通便利而被称为“闽粤领袖”。唐末五代时，泉州贸易已比较繁荣，入宋以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太平兴国年间实行的进口品专卖的诏令中曾提到泉州的贸易，“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说明宋初泉州的贸易仍在发展。北宋中叶，泉州已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海港。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神宗年间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总领福建一路海外贸易。泉州很快成为贸易港中的后起之秀，南宋时已能与广州港相埒，并逐渐胜而过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广南沿海主要有广州、潮州、钦州、琼州等港。其中广州港占主导地位。广州港是全国最早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在北宋及南宋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广州港一直执海外贸易之牛耳，岁入曾居全国市舶总收入的十分之八九，是广南唯一可以办理贸易公凭的港口。钦州等港地位低于广州。钦州港与交趾近便，有特殊的地理优势，贸易有较大发展。潮州是粤东的重要港口。潮州港有凤岭港为辅助，成为广州港辐射力较弱的粤东、广西地。海南岛控扼南海航道咽喉，往来贸易和驻泊的海船颇多。可以说，两广路外贸港以广州为中心，钦州、潮州为两翼，琼州诸港为门户，从而把广南沿海地区都纳入到贸易体系之中。

宋代出口到南海诸国的货物主要是纺织品、瓷器、陶器、金属和金属制品、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和副食品。宋代，商船经常向南海一些国家和地区运销米、麦。广东一带出产米比较多，“常岁商贾转贩，舶于海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以至于政府不得不下令严加取缔。

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纺织品，当时日本称中国的丝织品为唐绫、唐锦，称日本本国出产的丝织品为和绫、和锦，唐绫、唐锦的价值远在日本产品之上；香药和药材，在日本进口货物中，占了很大一部分，香药主要是满足社会上层举行宗教仪式和奢侈生活的需要，其中多数是从南海转贩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中国本土出产的；陶瓷器和竹木；此外还有异鸟珍兽；书籍也是从中国出口的物资之一。中国铜钱大量输入日本，是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一个特点。

中国商船运往高丽的货物，以丝和丝织品为大宗。高丽虽然也织造丝织品，但丝线都来自中国沿海一带。书籍是中国向高丽出口的另一项重要商品，福建和浙江一带出版的书籍在高丽很受欢迎。福建印刷业发达，当时流行“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的俗语。高丽政府还曾出高价委托中国商人在杭州雕造夹注的《华严经》。中国的瓷器、手工业品、药材、生活用品等运往高丽，也都有很好的销路。茶叶也是中国向高丽出口的一项物资，高丽虽产茶，但品质差，苦涩不可入口，除了政府之间的赐予之外，很多茶叶是通过贸易输入高丽的。

海外贸易对中原或其他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但是对港口所在的沿海地区而言，却是深远的。港口是一个贸易中心，将国内外的产品运进输出。与此同时，在出口利润的刺激下，港口周边地区也组织起来。开展外贸，成本因素和运输条件是不得不考虑的，因此很多对外贸易的物品只能在港口周边地区进行生产。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港口周边地区手工业兴盛，农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沿海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

四、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葛金芳先生的研究指出，在宋代，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中国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如果说早期中国是封闭的内陆国家，基本可以成立。因为汉唐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统治者将其精力主要放在管理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和处理与匈奴、突厥等西北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个核心统治区域称为“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所以我们说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的确，我们不应忘记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千余年间，在万里丝绸古道上，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而中外商旅所贩运的锦绮丝绸和异域珠宝作为皇室、贵族、官僚阶层享用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实在关系不大。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汉唐社会在千余年间基本上与海洋无涉，其间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外交等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以内陆为中心的。

然而晚唐以后，特别是宋元时期，我国就不完全是封闭型的内陆国家了。古代经济重心在11世纪后半叶（即北宋晚期）完成了南移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同时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拥有以海外贸易为载体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要素，正是海洋帝国的本质特征所在。因此，晚唐以后，我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浩瀚的太平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阻隔。北宋中叶以后，北边从山东登州的板桥镇，往南到长江口刘家港、明州港、泉州港、广州港，直至海南岛的琼州港一线，分布着二十来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与东洋（日本、朝鲜）、南洋（菲律宾、印尼等）和西洋（阿拉伯世界、南亚次大陆和非洲东岸）进行着广泛的海外贸易。广州和泉州因而成为蕃商聚居之地，泉州甚至以“蕃舶为命”，号“刺桐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二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专门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而且聚集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蛮贾蕃商”，两者合计至少有数万之众。

三是从商品构成上看，宋代出口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丝绸、漆器、铜钱等制成品，附加值较高，在商品交换中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

四是从航海技术上看，宋元时期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我国自己建造的“木兰神舟”，即大型海舶之上。所有这些，均是我国在唐宋之际已经出现海洋发展路向的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海洋发展路向在两宋三百年间主要体现在以两浙、福建、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北宋时期，以陕西、河东和河北三路为主的北方地区由于地处辽夏前线，因而仍旧运行在传统的大陆帝国轨道上。常年驻扎在三路沿边地带的数十万禁军，即以小农经济提供的赋税和徭役为基础；同时国家又以首都开封为转运站，把从汴河中运来的数百万石粮食和数百万匹布帛，还有大批的军需物资，分拨到辽夏前线去。宋仁宗时在对夏作战中连吃败仗，又在陕西、河东等地招募当地居民结保自卫，甚至给予“牧马草地”并减免赋役来吸引当地居民加入民兵组织，与正规军协同作战。这显然是一种具有大陆帝国色彩的耕战经济模式，而与东南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载体的海洋发展路向形成强烈对比和鲜明反差。

发端于唐宋之际的海洋发展路向，表明我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开始出现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转向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向生产交换价值，人们经济行为的习俗取向开始变为市场取向。因此若把宋元时期的我国仍旧视为大陆帝国显然已不符合历史实际，此时我国至少应被视为“海陆型国家”。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国就有可能逐步转到海洋帝国的轨道上来，一如近代欧洲法兰西、德意志等大陆国家那样。

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在明清五百年间并没有发展起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我国海洋发展路向受到重挫的标志性事件。众所周知，郑和船队无论从规模、人员还是政府的支持看，均是踵继其后的达·伽马和麦哲伦所无法比拟的，但这样的航海在二十五年间（1407～1433）连搞七次，把明政府的仓库搬空了。每次运出去的是满船的丝绸财宝，换回来的却是各国的“称藩”国书和朝贡使团，这样的赔本买卖肯定做不长久。郑和之后，明政府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从事外贸活动，违者严惩不贷。清初甚至发布“迁海令”，在沿海地带制造无人区，“片板不许下海”，沿海居民连捕鱼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在大部分时间内，明清两朝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与周边内陆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草原的内陆国家运行轨道上。

明清时期海洋发展路向之中辍当然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所促成，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到明清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去寻找。现在学界已经明白，近代化诸要素的成长不仅需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来孕育和容纳，而且要有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加以支撑和呵护。国家自身从事海外贸易的无利可图加上再用暴力禁止民间外贸，表明中国缺乏海洋发展路向所必需的法制框架和宪政秩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长期延续，加之明清时期政治衰退倾向的日趋严重（闭关锁国政策即是其政治衰退的重要表现），从根本上阻塞了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道路。

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海洋化倾向，虽然在明清被阻断，但这只是制度上的阻断和官方上的阻断，在民间，各种走私贸易还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宋代出现的海洋性倾向，一经出现，就很难扭转。在明清时期，虽然出台了海禁措施，但是并没有阻挡这种趋势。明代的倭寇，虽然有日本浪人参与，但其头领却是中国人。在所谓的“倭寇”之中，很多都是沿海“不法”居民，这些人因为海禁而铤而走险，这表明中国经济的海洋性倾向已经不可阻挡。走私贸易在沿海一直存在，这就是沿海倾向出现后的结果。

第十讲　他者

——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政府的衰弱，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控制能力日渐减弱。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政权。宋朝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只是统一了农业区。相对宋朝而言，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既然形成鼎峙之局，就不能没有战争，而且战争有时还极为剧烈，往往绵亘若干年。但是，由于宋朝和这些政权之间实力相当，都无力统一对方，双方只好缔结和约。宋朝虽然吃了一些亏，但这些和约是双方实力的反映。只要相互遵守和约，双方在很长一段内都能和平相处。在非战争的和平年代里，相互往来十分频繁，通过各种渠道展开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趋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再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上。

一、战争——偶尔的选择

据说宋太祖制定统一的初步战略后，虽然没有来得及发动对辽的战争，但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设立了皇帝私人的小金库——左藏司，并对人说，等将来这个小金库装满后，准备向辽国赎买幽云十六州。宋太宗消灭北汉政权后，立刻率军讨伐辽国，急于开始往北拓展领土。宋辽两国展开首回合大规模交锋。对辽作战起初进展比较顺利，宋军很快包围了辽朝的“南京”——幽州城。但此后遇到了辽军的反击，在高粱河一战之中，宋太宗被射中双股，每到阴天便隐隐作痛，苦不堪言，这也成为他日后态度消极的一个原因。宋太宗受伤后，乘驴车逃跑，他的御帐和嫔妃都成了辽朝的战利品。这一战，宋军伤亡达万人。从此之后，宋朝对辽朝一直采取守势，双方冲突时断时续，一直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贸易大大增加，北宋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收入，而且因赢得时间而发展了经济，国力大大增强。“岁币”愈发显得无足轻重。辽朝此时也无力南侵，自然乐于“岁币”的供养。为和平付出的代价无疑要比军费来的便宜。同时，宋朝为了防止辽朝铁骑南下，在河北等边界地区修筑了大量的“水长城”和国防林，即以湖泊、河流、水稻田为主，辅助以人工造林。此后，双方之间虽然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但是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内都维持着和好的局面。宋与西夏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宋金关系的主流，同样不是战争对立，而是和平相处。首先，在整个宋金对峙时期，战争时间少，和平相处时间多。从政和七年（1117）北宋泛海赴金谋求与金联合灭亡辽朝开始，到1234年金朝被蒙宋联军灭亡为止，双方交往长达117年，其中，只有28年是战争时期，和平相处时间长达89年。即使在战争时期，双方也不是一刻不停地厮杀，而是打打停停，不断地进行和平谈判，积极谋求和平的方式与途径。宋人从战争一开始就积极谋求议和，不用说那些主和派，就是那些主战派也认为两国终归要和，只是希望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与金人议和而已。金国最初企图灭亡南宋，后来看到难以如愿，也积极谋求与宋议和的方式与途径。两国均把议和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

宋金双方签署合约、实现和平以后，即确定了正旦、皇帝生辰等重要节庆，双方必须派遣使节相互祝贺等交聘制度，希望双方能长期友好往来。双方统治者还严格要求本国使节和人民，多言友好之事，不要惹是生非等，尽量避免不友好的事情发生，也就是希望和平相处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在这种环境下，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没有中断。在双方相互学习和相互吸收中，趋同性不断增长，内聚力不断增强，共同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二、儒家文化向周边的渗透

辽朝取得幽云十六州之后，境内出现封建地主经济和奴隶制经济，农作文明与草原文明并存，多民族共处的局面。针对二元化的经济和民族结构，辽朝采用了双轨制的统治体制，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统治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的，主要用契丹贵族，称为“北面官”。统治汉人和渤海人的，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称为“南面官”。然而，在文化路线上，辽朝统治者却采用单轨制，即全面采纳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并沿着汉文化轨道发展本民族文化。史载阿保机建国不久，即就祭祀对象展开一场大辩论：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在诸人“皆以佛对”的情形下，阿保机毅然采用耶律倍的建议，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发展辽朝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从而确定了辽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阿保机的文化决策为后世统治者所遵循。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入汴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汉族重要的文化典籍如《五经传疏》、《史记》、《汉书》等均为朝廷刻印颁行。辽兴宗时还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汉文名著翻译成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广泛传播。

经过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推扬，汉文化深入浸染辽代社会各阶层。洪迈《夷坚志》写道：“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字而习之，只有一字用二三字者。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云‘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做’。”可见贾岛之诗已成为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著作在辽朝也大受欢迎。一次，苏轼与辽使共饮，辽使诵其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可见苏轼的著作在辽朝影响甚深。由于辽使文化素质高，使得宋朝一段时间找不到与之匹敌的人来招待他们。苏辙出使辽朝看到：

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可见，各类书籍就是在宋政府三令五申的禁令中源源北上的。据说宋徽宗被俘至燕京，在市上曾看到王安石的《奏对日录》，于是用一件衣服换到手。

辽国的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重大影响。以医学为例，契丹医生一向不懂“切脉审药”，但经过介绍，“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大大提高了契丹的医学水平。

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辽代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汉族音乐也深刻影响辽朝音乐。据周广顺《中胡峤记》称，当时辽都上京所社教坊中，大半都是“汾、幽、蓟”等地的汉族乐工。在辽宫廷的重要庆典及宴会上，汉族音乐由胡器高奏。宋人陈旸的《乐书》言：“契丹所用声曲，皆窃取中国之伎。”这种“窃取”，正是对汉文化的吸收与移植。

灭辽之后在北方建国的女真人，亦建立以汉文化为主干的文化结构。和契丹统治者一样，在对宋的战争中，金人也表现了对汉文化的强烈渴求。金太祖非常注意对文化典籍的收集。太宗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对藏经，苏轼、黄庭坚之文，《资治通鉴》等各种图书，镂版等无不尽取，指名索取书籍甚多。又索要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详通经教德行僧数十人。其他如画工、医官、教坊乐人、国子监书库官，以及杂剧、说话、弄皮影、小说等各方面艺人，也尽携之而北。

金朝统治者还采用暴力手段使得“宋士多归之”，如扣留使金的南宋使臣。这些使臣有一些是鸿儒，他们在金朝也传授儒家文化。由于汉人世界的文化人大规模流入金人社会各个层面，促使了金代文化结构中汉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在文化主导思想上，金人高度尊奉儒家文化。金熙宗时亲祭孔庙，“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并宣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遵”，表现出以儒家为正宗道统的意向。在教育体制上，金朝太学与国子学十分重视经学、诸子学与史学的学习。金世宗时规定：金的国子学除学习经书以外，还要学习《老子》、《许字》、《扬子》等诸子典籍。在历史方面则要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书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科举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矣”。在文学上，以韩愈、欧阳修、苏轼为重。

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金宋之间往来的外交文件，无论是表述模式还是辞令风格，已不存在民族差异。建立于幽燕故地的金中都，则是以汴京为模式。金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使汉文化在新的内外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民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造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的文化天地。

建立于西北的党项民族的西夏和契丹、女真一样，也在和汉族的频繁往来接触中，日益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就有《论语》、《孝经》、《孟子》的西夏文译本，并独有西夏人对《论语》、《孟子》的注释以及《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至宋仁宗时，西夏如富弼所述，已是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

西夏封建化的进程，需要培养训练各级官僚。公元1101年，西夏政府创办了专门传授汉族学术文化的“国学”，规定学生名额三百人，同时又设有“养贤务”的机构，其目的俱在从地主阶级中吸收和培养官僚人员，以供君王的驱遣。后来除“命选人以资格进”外，对于“宗族世家议功议亲”，给予特权阶层的照顾，对擅长文学的人也特别以优待。像这样的一些规定，显然都深受汉族文明的影响。

西夏在李乾顺统治时期还大力提倡儒学，除建立“国学”传授汉族学术文化外，特别热心搜求汉族的儒学经典。他本人还写作了《灵芝歌》，刻石置于学校，以自鸣风雅。其后乾顺的儿子仁孝继位，更“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并把原来只有三百学员名额的“国学”（汉学）大加扩充，以至达到三千名之多。他选拔用西夏文撰写《论语小义》和《周易卜筮断》等书的著名儒学家斡道冲居于国相的高位。

在文字上，汉字与汉语逐渐成为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用文字和通用语言，即使是少数民族自己创造的本民族文字，也多借鉴了汉字。文字的趋同，表明文化不以种族来区分，也表明各民族文化心理逐渐趋同。辽朝的文字中契丹文字有大小字之分。契丹大字是“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而增损之，作文字数千”；契丹小字是由回鹘文字改制而成，“数少而该贯”。在辽朝，契丹文字和汉字成为通用文字。而且汉文比契丹文字运用范围更普遍与广泛，许多契丹的文人写作也多用汉字。辽代出土的许多墓志，也多兼用契丹文字和汉字。契丹语和汉语成为辽朝的通用语言。在辽朝中后期，汉语的通行度比契丹语更广泛。

更加重要的是，契丹人和汉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不断接触，这种接触由于辽国据有幽云十六州之后更加密切，语言、思想更加直接受到影响。如契丹语中的一些词汇就是汉语中的词汇翻译过去的。

汉语不仅对契丹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他各族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许亢宗在出使金国的《行程录》中说，托撤孛寨是“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土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系内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语言不能相适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由此可见，当时各族都以汉语为相互沟通的工具。

西夏文字属于汉字体系，是模仿和借用汉字的笔画来重行创制的一种新的方块字，字形笔画繁冗，结构复杂，但文字结构有一定的规律。西夏虽然创立了西夏文字，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汉字在不同阶层都有应用。在西夏出土的文书之中，除了西夏文之外，还有许多汉文书籍。

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学习、应用汉语。契丹自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以来，统治者即能说汉语，比如阿保机就对大臣姚坤说：“吾能汉语”。但是阿保机平日在部族面前不说汉语，因为害怕其族人丢弃本民族的传统。女真人进入中原后更是普遍改说汉语。同时，宋人也以学胡语为时尚。宋初，左领军卫上将军、燕国公刘重进，“无他才能，徒善契丹语”。余靖“使契丹，能为胡语，契丹爱之”。“及再往，虏情益亲，余作胡语诗，虏主大喜”。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辽宋双方商议订立盟约期间，辽使韩杞面见宋真宗后，曹利用曾对真宗说：“臣向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壇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闻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苟妄有邀求，必请会师平荡。”

曹利用能找到懂得契丹语之人，了解韩杞与其随行者密谈的内容，说明身为辽使的韩杞也会说契丹语。韩杞虽在辽朝做官，但不是契丹人，而是燕京大族。

汉人也学女真语，陆游有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第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

经过金朝的长期统治，开封的舞女已经不记得北宋时“宣和妆”是什么样子了，“庐儿”——奴仆则都讲女真语。除了学习语言之外，宋人还将具有异族情调的文化因子输入宋文化系统内。北宋宣和年间，曾敏求的父亲见到汴梁的“街巷鄙人”和士大夫“多歌蕃曲”。南宋时，不仅临安的“市井无图之辈……唱《鹧鸪》，手拨葫芦琴”；一些官吏、士大夫也爱好“胡声”，营伍中的军官亦喜欢“蕃乐”成风。南宋朝廷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声音乱雅”，但在文化双向流动的规律面前，却无法阻止人们“所习音乐，杂以胡声”。辽金画家的绘画也流入宋朝，衣着发式也流行于宋地。范成大记载南宋时期金人统治区域内“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宋都汴京著名的交易场所相国寺，也大量陈列“羊裘狼帽”，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凡此种种，皆是草原游牧文化补益汉文化的例证。

中国雕版印书业开始于中晚唐时期，而盛行于两宋。北宋政治中心在黄河流域，文化发达，雕版书籍印行至多，广为传播。元昊建国后，激发了学习模仿的热情。新造西夏文字颁行后，随着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西夏除像契丹一样利用公私渠道从宋朝收罗汉文典籍外，还并用夏、汉两种文字雕印书籍，且成为风气。金灭北宋，西夏疆域处于金国的三面包围中，汉文典籍的输入，多得之于金国。金国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是一个出版中心，除设有官书局外，出版商多汇集于此。平阳印行的书籍销行夏境。

各民族在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生活习俗方面也相互影响。契丹民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辽朝建立后，在统治者的提倡之下，佛教逐渐成为宗教信仰的主流。辽朝的佛教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而中原地区的佛教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汉化了。从辽太宗起，汉族封建王朝的礼仪、服饰、仪卫等制度，被契丹统治者吸收而同其“国制”并用。西夏地区也信仰佛家，在出土的西夏书籍之中，佛经占很大一部分。

民族通婚关系也在加强。辽太宗时期“诏契丹授汉官者……听于汉人婚姻。”这是契丹贵族与汉族通婚既成事实的法律承认。大约从辽世宗起，开始纳渤海人、汉人女子为妃。辽朝中期，允许民间渤海人、契丹人、汉人之间通婚。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它通过血缘连接的方式，加强了民族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三、汉制逐步推广

辽、西夏、金在建立政权时，基本上处于奴隶社会，甚至还有原始社会的残余，在和汉族及宋朝接触后，这些民族迅速封建化。在封建化过程中，宋朝成为这些政权中的“他者”。他者就是一个参照物，对自己的行为，思想都有影响的参照物。在宋朝这个经济文化发达的他者的参照之下，在向封建政权的转化过程之中，宋代的制度文明自然成为这些政权学习、模仿的对象。

金朝建立初期，还依照女真氏族社会的旧传统来管理国家。随着统治区域不断扩大，朝廷控制能力不能随之增长，导致权力集中在个别官员的手中，其势力日益膨胀，甚至超越了朝廷。在这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旧制度进行改革，采用汉官制度。1135年，金熙宗即位，改革官制、推行汉官制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金太宗和金熙宗时期，注意任用扣留于金的宋朝使者宇文虚中和及攻破燕山（今北京）时俘虏的蔡靖、蔡松年父子等，让他们帮助金朝制定各种典章制度。于是，金朝中央的行政官吏体制完成了从女真勃极烈制度向三省六部制度的转化。到了金章宗时期，在原有基础之上，进一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的监察，使金朝的各种制度进一步走向完善。金朝的制度基本上以唐宋制度为模式。比如宰辅制度，基本是因袭唐制而兼采宋制。《金史》卷八九《赞》曰：“金制，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大抵因唐官而稍异焉。”

在法制建设中，金朝也吸收了宋代法律制度中的相关部分。女真人在建国之前，只有不成文的习惯法。后来忙于灭辽攻宋，一直没有制定成文法。到了熙宗时期，依仿《宋刑统》制定了金朝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皇统律》。金章宗上台后，参考了历代法律和宋朝法律制定了《泰和律》。

在教育和科举制度方面，金朝也注意学习宋人的经验。金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受到辽宋文化的影响，开始重视教育，不仅将原来因战争破坏了的学校重新恢复起来，又兴建了许多学校。

辽朝建立政权比较早，在辽朝心目中，他者并不是宋朝，而是唐朝，但总的来说，还是受汉文化的影响。

辽朝的“捺钵”，即皇帝的“行在”。“行在”是皇帝临时活动的场所。辽朝起初没有固定的皇宫，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在辽中期，有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捺钵”。捺钵不仅是皇帝平时的居留地，同时也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辽朝廷许多重大问题要在这里决策，许多重要政务都要从这里“取旨”处理。捺钵随处可见龙的装饰，说明契丹皇帝同样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捺钵在总体布局上也模仿中原都城。

辽朝官制基本上吸收了中原的制度，宋真宗时，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备边六事》云：“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元丰初，苏颂祖父使辽回，也曾对神宗说：“虏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仪，以维持其政令。”辽朝建国初期，官员仍然是世袭。后来增加了科举考试，但是录取规模很小，平均每次不超过十人。澶渊之盟后，由于与宋朝交流增多，朝廷上对汉官人才的需要也随之增多。进士的数量显著增加，由几个增至十几人、几十人。

唐朝的一整套考核、升降的制度，基本上被辽朝继承下来。辽官制也有品、有爵、有阶。法律制度上，契丹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它一方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某些传统，同时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但是，这部法律不健全、不完备，所以在很多情况之下，契丹等部落中仍适用《唐律》。

西夏在元昊建国前期，就模仿宋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吏制度。《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故史称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西夏的中央行政机构与中原王朝颇为接近。宋朝官制区分为“官职、差遣”，西夏也有所谓的“官、职、军”。

西夏科举制度基本上采用同宋朝相似的制度，西夏建国初设立的“蕃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科举取士性质。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大约有八十年，科举取士逐渐制度化、完善化，不论党项人、汉人或宗室贵族，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都是必由之路。

宋仁宗时，富弼曾这样说过：“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可见，西夏社会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都已汉化和封建化。

四、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的过程之中，逐渐地摆脱了狭隘的民族观，培育出多民族血肉联系的共同观念，即中华民族观。在多民族共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民族间的贸易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契丹建国后即与中原王朝有贸易往来。宋朝建立后，特别是在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贸易有了突出的发展。双方的贸易在周边榷场举行。榷场贸易既然是在双方官府监督之下进行，根据双方官府和统治者的需要互通有无，自然条件很多，当然也就无法满足和适应民间贸易的要求和意愿，于是民间的所谓非法贸易便不可遏制地增加起来。不仅陆上有这种贸易，甚至冲破了海禁，宋京东路和两浙路的海舶时常泛海到辽国地区贸易。尽管双方之间的贸易还要受到朝廷的限制，但行政命令毕竟无法切断契丹和汉族千百年间形成的经济联系。比如粮食是禁止大量外运的物品，但在灾荒年景契丹人民需要大量粮食的时候，一位名叫赵滋的边州官员却响亮指出：“彼亦民也，米出无所禁！”双方进行了大宗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汉文化源源流入草原地区。金灭辽后，也在与南宋边界处设置榷场，开展贸易。

西夏在同宋朝的贸易中也曾出现“岁遣人京师贸易，出入民间如家”；“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的景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因此宋朝的通货——铜币竟在海外诸国流通，甚至成为他们的“镇库之宝”。我国北部铜矿少，契丹、西夏、金朝铸币很有限，更是仰仗宋钱，因而总是想方设法吸引宋钱入境。苏辙就指出：“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

金国对吸引宋朝铜钱尤为用心，并在贸易中展开了争夺铜钱的斗争。“金本无钱，惟炀王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这表明，政治上的对立，并不能削弱早已形成的南北之间的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不能割断各种经济联系。事实上，共同经济生活的要求，以及经济联系的力量和作用，却能够冲破由政治对立而造成的种种障碍，使其继续得到发展。可见，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种经济力量，使边疆地区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凝聚力，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两者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在宋元以后，形成为越来越巩固的统一大国。

当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形成统一局面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联系往往推动了同周边诸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一种凝聚的向心力量，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共同体的形成。

五、相同观念的逐步形成

宋德金等先生的研究表明，在11世纪前后，随着汉文化向周边地区渗透，儒家文化中的许多观点被周边少数民族认同。

（一）正统观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幽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认同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

在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或“南赡部州大辽国”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们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自为中国正统的观念更为明显和强烈。这是女真高度汉化的反映。金代汉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契丹，这是因为女真与契丹不同，其基本社会形态是渔猎、畜牧和农耕，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有较多相同之处，易于接受汉文化。女真长期受辽、宋文化影响。女真与汉族杂居共处，为女真汉化提供了条件。

金朝的正统观念使汉族文化为主的我国传统文化得以进一步兼收并蓄。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各族人民由于地理和社会环境所致，其禀性多豪健英杰之气，就是一个明显的反映。

在汉化思潮和正统观念影响下，金朝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消除旧制，改行汉制，如宫室、寺庙、仪卫、礼仪等，往往效法中原制度。在海陵王时期，“大率制度与中国等”，而到世宗、章宗时，在宋人眼里，金朝的“城郭宫室、政教号令”已经“一切不异于中国”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统观的形成促进了金代各文化领域的全面发展。

由于有辽和金在与宋争夺正统地位，宋朝的合法化受到了挑战。特别是澶渊之盟后，辽国有很多人向辽国皇帝上报祥瑞现象，这些祥瑞的出现又为辽的正统地位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有些坐不住了，于是在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召集文官武臣，亲自宣布了一个重大喜讯：去年冬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有神人对我说，下个月要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到今天就有人发现了一些隐约有字的布帛。宰相王旦率群臣表示祝贺，随后真宗瞻仰天书，下拜致敬。天书的内容类似《尚书》和《道德经》的一些内容，赞扬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希望他能保持清净简俭，宋朝的国运必能昌盛绵延。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大喜事，当时朝中大臣马上引经据典，阐述天书伟大深远的意义。消息一传出，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各种祥符纷纷上报。为了表达全国臣民的迫切心情，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地方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二万四千三百多人，五次上书，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宋真宗表面上说担心国库不足，但主管财政的大臣很配合地说国库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宋真宗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虽然挥霍大量财力、物力，很多人也对此有非议，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宋真宗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坚持自己的正统性。

（二）忠孝观

自西汉董仲舒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后，至两宋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以儒家伦理为主干，以道、佛为补充的完整与成熟的中国封建伦理体系。而三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所体现的忠孝观念是这一传统伦理的核心。

契丹、女真分别于北魏和五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中原已进入发展时期。辽金建立后，特别是辽在太宗克晋后，金在熙宗、海陵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学的传播、统治者的倡导、民族的融合等，忠孝观念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从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判断，大体上，辽在圣宗以后、金在世宗以后，忠孝已成为辽金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当然，这并非说辽金中期以后，人人都是忠臣孝子。金朝后期，以赵秉文为代表的学者对两宋理学伦理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赵秉文直接继承了《大学》、《中庸》及周敦颐、二程思想，他重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并认为中庸是“百世常行之道”，主张“亲亲长长，尊贤贵贵”，保持“时中”，以应“时变”。还说，仁义礼智信是“天下之通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不可须臾离开的道，可以离开就不是道了。他推崇周、程“绍千古之绝学，发前人之秘奥”。赵秉文的论说被时人杨云翼、元好问等誉为是最纯正的儒学。元好问也主张用仁义礼智“四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典”及忠孝等德行教化世人，并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忠孝在辽金人及后来的元人那里，超越了民族、地区乃至国别的畛域，就是说人们对当时的外族、邻国、敌国及前朝的忠臣孝子同样表现出尊重和崇敬，反映了忠孝观念已深入人心。如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因孤军奋战、重伤被俘，绝食而死。辽人感其忠勇，于古北口为他修建了杨无敌庙，反映了辽人对敌国忠臣的景仰。

（三）天命观

中国古代帝王笃信天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苍生。宋代也是如此。尽管宋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统治者却始终认为自己的政权才是正统，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宋之为宋，受之有天，不可改也”。并且在对外交往中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颁赐历法是代表天意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多个政权并存的宋代，即使那些本不知晦朔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开始置局司天，并借助颁历粉饰自己，以示皇权之正统。宋在与辽、金的交往中，就曾因为历法而发生过争执。

熙宁十年（1077）八月，苏颂被任命为贺辽主生辰国信使，奉命使辽。时恰逢冬至日，由于宋辽历法不同，双方就究竟应该在哪一日举行庆贺仪式展开了激烈争论。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记载：“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依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嘉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为什么神宗认为此事最难处理？原因在于：与大理、西夏等臣属之国不同，辽是与宋平起平坐的政权，而北宋在与辽的交往中一般是低姿态的。如果说己方的历法正确而对方的历法错误，必然会引起纷争。此后辽宋双方都把历法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做，而双方交往中的历法之争，表明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宋金交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金建国前缺乏天文历法知识，到昭祖石鲁时仍“不知岁月晦朔”。后来，随着反辽斗争的不断胜利，逐渐获得了一些天文历法知识，1115年，阿骨打即帝位，改国号为金，并仿宋制设置了天文机构。1126年底金灭北宋，将许多天文仪器一同掠往北方，在金都建起规模庞大的司天台安放这些仪器，其目的也在于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南宋建立后，慑于金的强大威胁，奉表称臣，后虽改奉表为国书，改称臣为侄，但对外交往中依然处于受屈辱的地位。宋不甘于这种屈辱地位，但在军事实力上又处于弱势，只好在交往过程中，围绕着交往礼仪与对方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在历法方面也有所体现。《宋史·律历志》记载：“（淳熙）五年，金遣使来朝，贺会庆节，妄称其国历九月庚寅晦为乙丑晦。接件使、检详邱崇辨之，使者辞穷，于是朝廷益重历事。”应该说这里的记述有不妥之处，既然宋、金使用各不相同的历法，之间有差异是合乎逻辑的，接件官之所以要与使者辩论，实质上不过是为了挽回面子而已。“朝廷益重历事”更说明，历法在当时政治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总之，历法在当时的国家交往中扮演了不同角色：颁赐历法，是实行宗主统治的象征；改易历法，意味着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历法之争，实质上是皇权地位的正统之争。

六、宋朝眼中的他者

辽、西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并对宋朝长期进行军事威胁。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双方不得不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不像南北朝时期那样可以不相往来；同时双方还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正统之争。这种争议对宋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敌对政权的存在，宋代对这些政权有时称兄，有时称叔伯之国；这些政权在地位上与宋政权平等，有时还凌驾于宋政权之上。因此，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之中，以前用于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宾礼”显然不适用，必须创立新的礼法。

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既然存在两个政权，而且是平等的，那么，谁是合法，谁是正统的呢？如果承认辽政权是平等政权，宋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既然宋政权的合法性不存在，那么，人人都可以做皇帝。这种挑战在北宋成立之时，还没有强烈的感觉，在宋太宗时期编写的一部巨著《太平御览》之中，正统观还没有体现。以三国时期为例，当时的正统观还认为曹魏是正统，蜀吴只不过是割据一方的枭雄。但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朝被迫称辽朝为兄，宋人的正统观念开始萌生。很多人开始讨论正统观，石介的《中国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文章先后出现。人们对历史上诸政权并列的情况有了新的认识，曹操开始作为奸雄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戏曲等的普及深入人心。葛兆光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的、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系和华夷观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到挫折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

古代中国把认同汉族文化的文明称之为“夏”，除此之外的文明都是“夷”，因此，这个时候，国家的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是相当的薄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到了唐中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为激烈。契丹和西夏都对等地与宋称为皇帝，而且宋王朝还对它们纳岁币。因此，周边民族开始不承认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种变化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和朝贡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观念上，由实际的政策转变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为想象世界上的自我安慰。在政治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上国的态度，变为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主流观念，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并不很清楚。古代中国人对待四夷是“怀远柔人”，这种方式的背后，是一种自满和自足，觉得在道德上和经济上，自己都高人一等。但是在宋代，一切都变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了中国，而四夷却成为对手。宋辽间“南北朝”的称呼，使中国第一次有了对等的外交意识；漫无边际的天下的幻影散去后，边界的划分、贡品的数量与质量、贸易的等价、使节的仪式等，都开始告诉人们“他者”的存在。战争的劣势和“自大”的意识，事实上对等的外交关系和仍用天朝的辞令，反差如此巨大，使得这些怀抱华夏文明自豪感的士人颇为尴尬，这在唐以前的中国几乎是没有的。

于是，对于专有权力的意识开始萌芽。在唐代，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眼里，因此把自己的大门敞开，觉得这是“海纳百川”的天下共主的气度。那些日本、新罗使节和商人来中国，总是要带回大量的各种书籍，有时，唐政府还向周边少数民族赠送书籍。这种馈赠在宋朝受到限制。宋朝规定，除了《九经》之外，其他书籍不准带入榷场。宋政府还一再强调，不得将文字带出边界，主要是害怕泄露朝廷的机密。这不是一时的策略或偶然的警惕，而是现实形势的转变和普遍观念的改变，不仅对辽、西夏等敌国是如此，即使对高丽和交趾等附属国也一样小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现实生活之中，王朝的范围缩小，凸显了帝国的边界，过去汉唐那种君临天下的心理，在周边民族的压迫之下，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赵宋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御外敌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意义。但是自己文化的合理性在哪里呢？有人相信或坚信这种文化的血脉吗？这使得很多士人开始担心道统的失坠，尤其经过唐代中期的变乱，五代纷争，历史记忆一直困扰士人，使得他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确认“道统”，以抵抗“外患”，重建“道统”以对抗包括蛮夷戎狄文化的侵略。

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出现，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对待“他国”与“异文明”，严肃面对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个结果是开始对出入境进行限制，除了勘分边界之外，他们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同时，涉及技术性的书籍和通晓这类知识的士人，也不能出境，以免知识和技术外传。第二个结果是对外来的宗教、习俗和文明，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反感，也有了一种深深的警惕。他们不再像唐代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东西，而是抱着警惕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批判。他们对外来宗教采取非常严厉的态度，对祆教、摩尼教及其他教团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态度。对于外族文明的抵制最普遍地表现在对固有文明的坚守和阐扬之中，宋朝历史上的“正统论”、“中国”观，都是从各种角度凸显着，或者重新构建以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外来文明的入侵。

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一系列文化效应。钟年先生的研究表明：两宋文化系统中存在一种极为深重的忧患意识。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出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交织在一起，渗透于宋朝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最显著的是家国忧患心态，士、农、工、商诸色人等都承受不同的忧患的侵扰。在各类人之中，文人是最为敏感的，家国忧患心态在宋代文人身上表现最为突出，这种忧患又通过文人的作品表现出来，一直到今天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憾，比如李清照的诗词。

宋人敏感脆弱的心态在其字号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宋人名字用“老”、“翁”、“叟”者最多。这种字号的使用，反映出使用者心理的衰老，一个人只有当他饱经沧桑、备尝忧患之后，才会有如此感受。宋人还多以“居士”、“处士”、“道人”以及“山”、“川”、“溪”、“谷”、“泉”、“庄”、“村”、“隐”等为号，也说明了宋人心理脆弱与敏感，已经再经受不住打击，于是纷纷在心理上远避现实。

宋朝与周边民族的对立，还对自己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冲击，在宋朝一些大臣和皇帝心中，产生了畏敌如虎的心理，比如北宋皇帝一听说辽朝等要来进犯，不论消息是否准确，都十分害怕。

10到13世纪，中国出现了几个对立而且地位平等的政权，和魏晋南北朝乃至五代十国不一样，这些政权之间，往往联系密切，交往频繁。这些政权之间，经济文化趋同性逐渐加强，为大一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元朝建立之后，进入中原的契丹人、金人都被称为汉人，正是这种趋同性的表现。

第十一讲　宋代文化的强势

——新儒学的复兴

冯道是五代时有名的大臣，一生经历四朝，做过六位皇帝的宰相。就其履历而言，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国家兴亡没有什么概念，换而言之，就是对礼、义、廉、耻没有概念。同时，冯道的做法不单单是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共同的行为，而且当时人还对此津津乐道。但是，从宋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冯道的行为不耻。与冯道经历相同的还有后周的范质。范质在后周时为宰相，北宋代后周之后，范质同样为新王朝效力，并且成为宋代名臣。但宋代人却认为范质唯一的遗憾就是在北宋取代后周之时没有与国同亡，而是投靠了另一个王朝，是人生之中的一个污点。短短近百年，人们对同类事件有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说明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发现，五代以及以前，在朝代更替之时，很少有人因为王朝更替而采取自杀等过激行为；但是从宋代开始，每当王朝灭亡，都会出现大批自杀殉国的人。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宋代儒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宋代儒学的这种变化也被称之为新儒学复兴运动。

一、宋学的产生

宋代儒学被为新儒学，其理由在哪里呢？宋代以前，一直是周公与孔子并称，自宋开始，才以孟子与孔子并称。这是思想界和学术界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中国上古三代的圣哲，以周公为显赫，三代之中周朝为期八百多年，在文化方面远较夏、商二代突出。周公为周朝奠定了儒家礼乐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建立了典章制度，在社会上建立了人伦教化，然而这些都是外延的、广度的，并非内容的、深度的。周公创建的政教，终归属外王而非内圣，所以当宋儒为了对抗佛教，而深论“性理”的奥义之时，他们必须抬出讲“内圣”之学的代表思想家，于是周公被放弃，而代之以讲内圣之学的孟子，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关键。

漆侠先生认为唐中叶以来经济领域的变革，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山东士族的衰落，他们的地位和影响从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山东士族以精通礼学为其看家本领，既以之仕进，又以闺门礼法藻饰其门面，他们之间结为婚姻而互相奥援，以至盘根错节、不因改朝换代而失去自己的声势。山东士族在历史上消亡后，给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一是给中下层士大夫提供了机会，科举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许多来自于中下层的士大夫和少数农民知识分子参加了政治，其中有的还成为中坚分子。中下层士大夫成为北宋一代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二是随着山东士族的衰亡，他们的礼学也消亡了，新兴地主阶级要制定新的礼来维护现存的等级制度，新的学术也因此应运而生。

宋代之前，儒佛道三家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里进行了长期斗争。这是三家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在其斗争过程中，僧、道与儒生士大夫之间并非隔绝，而是往还不断。这种往还对三家思想的沟通起了有益的作用。韩愈在排佛问题上是非常坚决的，但他与佛家人士有较多的交往；柳宗元不排佛，与僧人交往较韩愈要多得多。儒生与和尚之间的交往，在于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儒佛“言异而理贯”，是可以“求其友声”的。这样，在儒道佛长期斗争中，三者又有了相互吸收、渗透和相互影响的一面。这一点，对宋代士大夫建立宋学是有重要作用的。

儒学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及其弟子李翱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在排佛的同时，大力宣扬周孔之道。对后来宋代儒生士大夫的觉醒也起了重要作用。

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汉儒章句之学的路子，日益陷于烦琐哲学，直到唐代无所改变。唐中叶，赵匡等人一改过去遵循传注的老路，提出从大的纲领中去领会《春秋》。这种方法对当时经学界似乎无甚大影响，但它给宋儒治经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启示，即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学研究到达新的阶段。

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都发生在唐中叶。如果把经济、文化思想作一个整体，全面地考察就会发现，唐中叶是我国古代变革的关键时代。在这个变革的开始阶段，没有什么显著的表现，但是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了宋学的产生和发展。

不过，考虑宋学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外在因素，还要考虑学术的内在发展规律。

唐末五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话的时代，人道扫地无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冯道。冯道一生竟事唐、晋、汉、周四姓六帝，不但不以为耻，而且自鸣得意，自号“长乐老”，更著《长乐老自叙》以述经历，似视丧君亡国为家常便饭。冯道只是无耻的最高典型罢了，如果仅有几个这样的人，社会尚无大问题，然而，当时整个社会风气都是这样，所以一般人亦不会视冯道为无耻之尤。为什么当时人心衰败至全无道德观念，不知“人道”、“人性”为何物？大唐的余波何以竟至如此悲惨的境地？承接先秦儒学的新儒家，立即抓紧这个问题，发扬人道、人性以挽救如狂澜般可怕的社会堕落。

禅宗自六祖慧能往下流传演变，开出了五宗，即五个宗派。五宗均鼎盛于唐末五代。此时社会大乱，而佛教大盛，可见佛教对世道人心并无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佛教对救治世道人心的堕落衰败，简直是无关宏旨的。宋初儒学，就是把握住这一点来辟佛。佛教不能建国治世，不能治国平天下，表明它的核心教义必有不足。宋儒辟佛，是从人生观、宇宙观的根本处而发，并且积极弘扬先秦儒家思想中本有的心性奥义，以抵御与排斥佛教。宋明儒学都懂得不能只从表面去分辨儒、佛，必须从根源上、从心性的奥义上去分辨。问题演变至此，必须透至最核心处方能立住自己而不摇动。儒、佛二教心性奥义的歧异，是必须先弄清楚的，不要以为这些奥义是没有紧要的，尤其不要以为谈这些虚玄的奥义，便流入佛、道的窠臼。

二、宋学产生的过程

宋代，在三教合一成为整个学术思想与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儒佛道三教关系成为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宋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儒佛道三教在宋代终于形成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宋初僧人释延寿认为“儒道仙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智圆也强调“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契嵩也说“古之有圣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加多矣”，公开倡导三教一致。

从总体上看，宋代僧人对三教关系的认识已较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他们往往主动接近儒学，极力沟通儒、佛。宋代道家的三教一致论也很有特色，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绚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解，《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详者何也？盖欲序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宋代帝王对三教关系的认识也超越了前代。宋真宗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皆劝人为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宋孝宗亦有类似的看法：“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

《中庸》和《中论》分别是儒佛两家的经典著作，两者虽然在语言逻辑的表述上有不小的差别，但二者在反对极端化、绝对化、坚持中道这个重大问题上，是相同的。因此，智圆通过《中庸》和《中论》把儒佛两家连接沟通起来，而这种连接和沟通，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无任何牵强附会之处。所以陈寅恪先生称智圆为宋代新儒学之先觉，恰是从这一点提出的。

在儒家方面，宋初有影响的学者晁迥于周世宗灭佛之后，继承了唐代士大夫向释道学习的遗风，给宋代士大夫开创和树立了向释道百家学习的新学风，从而使宋代士大夫的视野大为开阔，突破了儒学的樊篱，使宋学在形成开始就具有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面貌。晁迥认为佛家从治心入手，才能够剖性理臻于极致，指出“义学禅学”要兼而有之，既要懂得义理，又要履践实行。晁迥把静坐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晁迥还强调儒家《中庸》的作用，认为要坚持中庸之道，“事君”和“学道”都不可二心，以忠事君，以诚学道。

总之，晁迥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释智圆，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觉者，对宋学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宋学中的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其明显的贡献。

宋学的形成与文风变化也有关系。宋代文风的变革始于唐中叶的韩愈、柳宗元。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一方面排佛老，以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反对骈文，希图利用散文体阐释、宣扬孔孟之道，并由此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道合一论。经过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的积极努力，以及韩柳等在散文方面的突出成就，晚唐文风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可是，当时朝廷（宋也如此）的制、诰一向崇尚四六体，而科举考试取士又以诗赋词章论才，刚刚起步的文风变革，很快又倒退到骈体老路上。

北宋率先向唐末五代娇薄文风提出挑战的是柳开，可惜的是，柳开及其弟子文字功夫较为欠缺，结果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继柳开之后，王禹偁在文风变革中成绩最大，名声亦最高。王禹偁为儒生们提出一个远大目标，即“以立言为己任”，让儒生们“钻抑经旨”，写文章也要坚持孔孟之道，由此来批评当时文风“不兢”。王禹偁强调“为学”“在于道义”，而不在乎禄位，这就是说，“学而优则仕”的目的在于实践儒家道义，“用之，则从政而慧民；舍之，则修身而重教”。王禹偁以极其明快的语言，阐释了儒生士大夫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抱负，而且以自身实践垂教于后世。这样，王禹偁便把文学与道义、为学与从政，融合到实践当中。

归纳起来，王禹偁把文、道、政治实践这三者结合起来，作为他论事论世的基本标准，这一见解是此前并不多见的。宋学创建者范仲淹等，在文道关系方面虽然继承了韩柳，但在文道、政治实践标准上则直接受到王禹偁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强调的。

范仲淹继王禹偁之后，提出了文风变革。他反对的是当时流行，号称时文，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崑体。

批评时文、西崑体的目的，不仅在于以古文体代替骈体这种文字形式的变革，更在于散文体便于宣扬孔孟之道。美国学者包弼德认为：“古文‘运动’是个文学——思想运动，在这里对价值观的自觉思考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要想以古文散体代替骈体，这就需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两方面下功夫，才能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这就要求宋学创建者们从事创作实践，写出好文章。从实际情况看，宋学创建者大都参加过科考，对时文非常熟悉。以范仲淹为例，他起初上的奏疏，还有明显的骈文的斑痕，以后才有所改变。

大体来看，天圣（1023～1031）年间是宋学创建者们从骈文转向古文的关键时代。在这一时期，石介、苏洵等人纷纷投身于文风变革的古文运动中，在散文、诗歌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富有自己特色的贡献，成为文风变革的中坚力量。变革文风必然要同宣扬儒家之道这一实质性问题关联起来，而宣扬儒道就必然同经学探索关联起来，于是文风的变革便同学风的变革关联、结合起来了。

韩愈提出恢复儒学统治地位的两个办法，一是排佛老，二是复古文，虽也很重要，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儒学自身必须进行改革，它所阐释的儒家的道理能够取信于世，取信于时代。从北魏到五代周世宗，佛教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但是在社会上依然流布很广，以致使儒学濒于“不绝如带”的困境。究其原因，正在于两汉经学那种阐释儒学的路子和方法，根本无法同佛道相抗争。不改变汉儒研究经学的思路和方法，不在学风上进行重大的变革，要想恢复此前儒家的统治地位，是极其困难的。这个重大的变革任务，韩愈没有看到，全部落在宋儒身上，特别是落在宋学创建者身上。

那么，宋学创建者在对经学的探索中，又是怎样开始学风上的重大变革的呢？

宋学创建者摆脱了此前的经传注疏，另起炉灶，以自己的头脑去钻研、理解经的旨义。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瑷，对《周易》、《书》著书的探索，不走汉儒章句之学的老路，而是“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孙复治《春秋》，也是如此。即使不是以经学闻名的范仲淹，对《易解》同样是不依前人注疏。总之，宋学创建者在其迈向经学的第一步，即同旧的传统——两汉经学分道扬镳，走上自己研治经学的道路，从而为宋儒开创了新风气、新路子。

宋学创建者们既然彻底否定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他们自己究竟应当采取什么道路和方法，去探索儒经和弘扬儒学？对这个问题，从言论上看，以欧阳修议论得最多。从欧阳修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走自己的路，彻底摆脱传注章句之学的束缚、干扰；径直地从经的本身去了解经的涵义；通过自己的头脑，探索、了解经旨；研究经学，从平易处入手；研究经学，要抓住大的方面，亦即探索经的宏旨大义，而不是先抓细微的东西。这样一来，宋代义理之学同汉代章句之学的区别，就很鲜明了。

宋学是在文风、学风的变革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在政风的变革中形成的。

孔子聚徒教书，虽有富家子弟从学，但大多数弟子出身社会下层。这些人学成之后的出路是什么，孔夫子只能提出“学而优则仕”，再也提不出其他。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对儒生的期待更高，要求儒生们实行“内圣外王之道”这个最高目的。内圣就是道德要求，外王是事业上的要求。因此，儒生只有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下，读书做官，为现行制度服务。儒生们要如此，非儒生们同样要如此。汉唐重经学，隋唐科举考试虽以诗赋取士，但儒经也是场屋中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所谓读书做官，实际上还是读经做官。经学与儒生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反而因此更加密切。宋学创建者们也都是这样的儒生，读书做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希望在从政中，亦即在政治实践中，实施自己的抱负，实现儒生的最高目的。

宋学创建者具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和愿望，即通过政治实践，履行士大夫的职责，实现从经学研治中理解认识古道即儒家之道，康国济民，通经致用。重实践，而且是重政治实践，是宋学创建的一个特色。

宋代，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由于受儒学复兴思潮的强烈影响，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重义理”、“重编年体”、“重正统之辩”的趋势，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对于史学领域内的这一变革，刘复生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给予了关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路。早在晚唐时期，史学领域内就已出现了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的新风气，企图扬弃司马迁、班固开创的纪传体，直接承袭《春秋》，脱离唐初八史的编纂形式。到北宋仁宗年间，随着宋学在史学领域内的深入，新的史风——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议论的精神，成为宋代史学的主流。尤其是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史学，开启了一代风气，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变迁。

首先，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尊王攘夷”和“正统”之辩，令史学家开始严格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和文明差异。

其次，宋代史学受“春秋学”的影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采取了批判态度。从西汉到宋初，我国古代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北宋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新儒学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旧的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伦常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准则。这样，儒家伦理支配下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

第三，学术领域内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两宋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出现了总结与反省的趋势，以编年体为主的通史型史著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随着宋代“春秋学”对史学影响的深入以及《资治通鉴》的成功问世，编年体史书成为宋代史学撰写的基本通例，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尽管以国史为主的纪传体仍是宋史学的主体，但编年体史书的修撰已成为宋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宋痒《纪年通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儒家对《春秋》开创的编年体极为推崇，而对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认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新儒家们对史学编纂体例的普遍看法。

三、宋学的发展与演变

（一）王学的兴盛

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四个学派，即王学、道学、温公学和蜀学。王学产生之后，由于作为王安石变法的理论依据，统治了科场，所以兴盛了大约六十年。这一时期温公之学和道学虽然有所发展，但由于党争之中，奉行这两种学术的官员长期作为被打击的对象，所以发展一直不是很顺利。蜀学以文章垂名天下，在南宋初年还受人们重视，但是蜀学本身理论不完整，也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加之写文章或多或少需要一些天赋，而且在科举考试中，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能考中进士，不如学习时文来的实在，因此，蜀学最终也归于沉寂。

王安石于熙宁当政后，他主编的《三经义》深得宋神宗的肯定，颁布于学宫，称《三经新义》，并成为科举的依据。这种现象当然为儒学中的其他学派所不喜，只是不便指责皇帝，于是只好攻击王安石。但是，凭着权力和科举的导向，王学在事实上占了优势。

宋神宗死后，新法尽废，但在科举方面并没有受到冲击，即使在反对王安石最严重的元祐时期，王安石的代表著作《三经新义》仍得到肯定。在宋哲宗亲政后，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同时将元祐时分设的进士诗赋科取消，保留经义科，解除王安石《字说》之禁。自此，王学的地位臻于极点，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南渡以后。

毫无疑问，王学的影响甚巨，在反面上自然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二程洛学发展的抑制。北宋五子中，之所以二程的地位特别高，洛学成为新学最强有力的理论对手，除了洛学本身为北宋儒学的最高成就，儒学的精神在洛学得到自觉的阐发，从而在思想上与新学根本对立以外，外在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二程兄弟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已实际上成为旧党的精神领袖。

（二）洛学复兴与分流

洛学在二程生前就受到各种力量的打击，其厄运并没有因为二程的死而结束。对于洛学而言，于厄运中的唯一意外之喜，是程门高足，也是后来南宋儒学的开创者杨时竟然被重用，并迅速被抬升到祭酒的高位。杨时的被重用，并非是对洛学的肯定，而是在艰难时局中，当权的蔡京一党为自己日后遭遇变故而预留的一着棋。

杨时的起用，虽无补于赵宋之危局，但在客观上，对处厄运的洛学传承，以及南渡以后的儒学勃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和一极富生机的妙招。一个洛学的忠实门徒享此高位盛名，对散于四方的洛学弟子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精神鼓励。而这种鼓励与希望，对于洛学所主张的以道德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基础而言，更可视作是一种来自现实社会的巨大肯定。除此之外，杨时进入赵宋的权力核心后，洛学固然不能立即压倒王学，但客观上已是参与其中，尤其是在时局凶险的时候，这种参与不仅具有往常不可比拟的意义，而且给了洛学很多潜在的机会，南渡以后的洛学压倒王学多少证明了这一点。即便从最次要的学统的延续而言，杨时的出仕，也使他作为洛学的传人在乱世之中有最大的可能与力量来登高一呼，为洛学的传播与南宋儒学的形成，作人才与思想两方面的储备。

南渡后，虽然根本无心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但对北宋亡国的反思，已经与王安石新学联系起来。宋高宗为了洗脱徽宗、钦宗的责任，顺应时论，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学。当时的宰相赵鼎，虽然对洛学“不大段理会得”，但他“好伊洛之学”，不仅对王安石攻击很厉害，而且凭借掌握人事的权力，大量起用元祐党籍子孙，因此南渡以后的政治氛围已明显地不利于王学，风头转向洛学。

风向虽转，但形成气候仍然需要时间和机缘。就在南宋初期抨击王学时，科举考试中仍不能以洛学取代王学作为考试的标准。此后，秦桧当权，好王学，对洛学进行了封杀。直到秦桧死后，洛学才得以摆脱厄运。

秦桧崇尚王学，使王学因秦桧的恶名而遭受灭顶之灾。洛学的冰封期结束了，开始作为自主的思想沿着自身的思路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南宋初期的道南学派和湖湘学派是最重要的思想学派。这种分流的局面使得南宋思想界没有主流思想。朱熹首先通过文本建设，整合思想，消除分歧。其后，朱熹确立自己的道统观，抬高周敦颐的地位。最后，朱熹通过建书院、行祭礼、培养习性、善化风俗的实践，把他对儒家价值的确认，转化到包括仪式在内的广义的制度性层面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朱熹所努力构建的制度中，上述这些尚是以道德培养为直接目的，除此以外，更还有以追求经济安稳、社会平安为直接目的者，比如社仓制度和乡约制度。朱熹始终如一地以广泛的社会生活为切入，自下而上地推进。表面上看，这只是方法有别，实际上，这种方法的不同，决定了儒家在性质上首先成为社会的思想，而不是政治的思想，更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朱熹之行道所以能产生如此强劲而长远的影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朱学独尊地位的形成

在庆元党禁中，朱学、陆学、浙学三系的人员都在伪党名单中。这意味着关于儒学思想的论争并不是激起党禁的原因。党禁更主要是一个政治上的派系争斗，朱学、陆学、浙学三系尽管思想不同，但在政治上属同一派系。这意味着，政治上的气候变化虽然对南宋的学者有政治上的打击，但对于学者彼此之间的思想论辩并无影响。

庆元党禁对南宋儒学的影响，从长时段来看，与其说是打击，毋宁说是助长。庆元党禁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儒家学者的思想进行有力量的否定，充其量只是些表态或取媚性质的攻击，在学术活动上也谈不上封杀。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滋生出了仕风的腐化。党禁以后，仕风的败坏反而衬托出修身有节的儒家学者的品质，他们的思想理论，也因此备受重视。后来宋理宗在真德秀、魏了翁的推动下褒崇朱学，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对这个仕风的整治。

庆元党禁带给儒学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党禁以后政治变化对浙学的影响。浙学在乾淳时期兴起，很大的原因是凭借着场屋中的成功。尽管浙学中的领袖人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不是完全同意这种取向，但浙东的士风不能不让他们妥协。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实行封杀，实际上最受损伤的不是朱学和陆学，而是浙学。

更严重的是，韩侂胄执政以后，不得人心，为求改变，决定北伐，从而对事功学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从思想的立场上讲，北伐是持功利哲学立场的陈亮、叶适的基本政治主张，因此主张北伐对叶适来说是一贯的。但是，韩侂胄的不良动机，叶适当然是知道的，尤其是目睹了此时南宋的实力，叶适也意识到北伐不是可以轻易成功的事情。随着北伐失败，叶适不仅退出政治舞台，他的思想也因此遭到攻击，因为已有的实践似乎证伪了浙学。

庆元党禁，以及开禧北伐后，对儒家精神作功利哲学诠释与政治制度建构的浙学，在形态上已趋于销熄，而重视对儒家精神进行哲学诠释与人心改造的朱学与陆学则得以荣进。

从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开始，朱学走向了官学。史弥远的目的固然是笼络人心，但客观上启动了朱学由民间走向官方。理宗即位后，对朱学倍加推崇，对鼓吹朱学最有力，影响最大的真德秀和魏了翁加以重用。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从理论上完成了朱学的政治化。真德秀提出要将《大学》作为实行政治的理论基础，并使理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这实际上标志着朱学已经为现实政治所认同与接纳，从而开始了朱学作为中华现实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宋近四十年间，朱学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无疑都已成为“正学”或“圣学”。理学成为朱学精神的概念，取代了以前流行的指意不明确的“道学”概念。

在这样的现实中，以朱学为仰禄工具的士子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还能真正进行思考，以担道义为己任的儒学家者，也很难突破朱学。整个晚宋思想界呈现出的，基本上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状态。

五、理学独尊的影响

理学一经构成，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冯天瑜等先生认为，理学所展开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致，从而溢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效应。

（一）礼治秩序重建

宋代理学对中国文化至为紧要的影响之一，便是在新的哲学基础上重建传统礼治秩序。礼是中国文化中强劲的意识形态。它由初民的祭祖仪式发展而来，经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思想家的反复改铸，终至形成具备完整哲学体系与礼仪程序的礼治秩序，强有力地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情操以及是非善恶观念。

然而，东汉末年以来，由于长久动荡不宁、南亚佛教的传入以及少数民族“胡”文化的大规模渗入，礼治秩序趋向式微。魏晋南北朝曾一度出现了反礼法思潮，隋唐时期人们的礼法观念颇为薄弱。此种情形至理学推出为之一变。

理学家们立足于“理”的本体说，对礼治哲学展开了新的阐述。程颐认为理是根本，礼是理的表现形式。礼实际上通过形形色色的文饰和形式体现天理的等级规定。理学家们对“礼”的重新诠释，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伦理系统之中获得至关紧要的地位。

理学家们不仅高扬礼在宇宙大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对现实的礼仪秩序加以勾画。其总体特征便是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三纲五常也就有了理论依据。

由理学家强化并重新推广于中国社会的礼治秩序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精神损伤。礼治秩序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体的独立价值。在礼治秩序中，个人永远是被规定、被组织的对象，人的主体性与个性全面消融在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名分之中。任何异议的提出和个性的表现，都为礼治秩序所不容。礼治秩序的长期侵染，在中国国民中造成一种主奴性。所谓主奴性即主性、奴性兼而有之。当个人在人伦关系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是为父、为官，他就可以支配和奴役在他之下的子和民，表现出一种主性。假如个人的名分为子、为民，就只有像奴隶一样的服从。

（二）内圣经世路线的高扬

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又一深刻影响，便是将传统的内圣之学提到空前的本体高度，从而造成中国经世路线的转向，进而规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心理。

从秦汉至隋唐宋初，内圣之学并非十分流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实践外王经世路线，贏得了空前显赫的威权与功业。然而，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统治者发现，仅有外在事功是不够的，也是不牢靠的，还需要按照某种特定模式塑造人们的灵魂，训练亲谨而又安分的百姓。士人们则意识到，欲实现儒家政治理想，除了教化百姓、培养恪守礼仪的顺民之外，还应有一种关心心灵修养的学说来教化统治者，直至皇帝本人，通过“格君心之非”促使其行善政，此即所谓“正心以正朝廷”。在理学的理论框架中，正心诚意的内在“修身”是经世的根本。只有先“正心诚意”，然后才能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只要能做到“正心诚意”，自然就会“国治民安”。

这种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首先在于它将中国政治完全纳入从属于道德的范畴。由于理学家将内在身心修养推为最高的本末，力主心性论高于治平方略，圣贤位置胜于世俗功勋，因而，一切讲求事功主张变革的人或活动自然都遭到强大的批评。诸葛亮、王安石等事功人物屡受理学家们的贬斥，其奥妙就在于此。

此种致思趋向的伸展，巩固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使理学在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扮演了保守派乃至反动派的角色。

理学“专用心于内”的学术路线还造成颇为强大的空疏学风。宋朝乃至明朝深受理学浸染的士子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未有一死报君恩”。南宋的败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种学术路线支配思想界并进而影响政治决策与政治活动有很大干系。南宋末年已经有人对理学提出了批评：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卒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

（三）理想人格的建树

宋明理学在给民族文化、民族进步带来严重祸害的同时，也为民族传统留下了若干积极因子，这就是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的建树。

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气质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所谓“内圣”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封建时代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意蕴有三：

一是“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实际上指圣贤之乐不在外物，而在自我，是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

二是“民胞物与”。其意为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博大胸怀，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中国知识阶层正是从这种“宇宙意识”中，引发出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与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从而将个人人格的完成，置于大众群体人格的完成之中。

三是“浩然正气”。所谓浩然正气，即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比如宋元之际的理学家许衡曾在饥渴难当，四处无以觅食时，途经一棵结满果实的梨树。当同伴争相摘食，许衡却端坐树下，不为所动。有人劝他取食，他却回答曰：“非吾之所有，取之不义。”同伴劝解道：“四周房屋倒塌，梨主已不复存在。”许衡则说：“梨虽无主，难道我自己的心也没有主吗？”许衡所说的“主”，即任何情况下也不容动摇的道德，此即“君子慎其独”。

宋明理学建树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被误解的程朱

在14世纪之前，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一直领先于西方。但自16世纪之后，中国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很多人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之与程朱理学对中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但是后世理学家对朱熹的学说有很多发挥，以致很多朱熹的本意被曲解，这些曲解又导致人们对朱熹和宋代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偏差。

理学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朱熹很早就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观点，这个观点与近代科学没有任何差异。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把科学活动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朱熹的科学研究涉及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诸多领域，根据其研究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深入观测各种自然现象；二是利用类推，获得新知；三是阐发前人的科学成就。朱熹的科学研究虽然是为了研究超自然的天理，也带有古代科学的经验性、直观性和思辨性等特点，但他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有人认为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朱熹一方面把科学纳入格物致知的范畴，承认科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把科学限定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束缚了科学的发展。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来看，科学经历了从被排斥在学术之外到被纳入到格物致知的框架，再到从这一框架独立出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而朱熹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评价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历史作用，应该看到这一点。

“存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等很严厉很高调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是人们攻击理学和朱熹的一个观点。但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是有前提的，即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熹都有一个明确定义。朱熹认为吃饭穿衣是天理，但要吃好穿好是人欲。这样看来，这个观点在任何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都能适用。在宋代理学家提出“失节事大”、“不可再嫁”之类的口号的时候，很多人还是再婚再嫁的，说明那些理想观念并没有普遍落实。朱熹确实提到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希望他的妹妹“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可是，他自己在地方官任上，虽不时发布劝谕俗文，却从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节，而在《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浙东》里面还说到“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于大义”。

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宋代学说的多样存在和精英思想的曲高和寡，虽然11世纪宋学开始崛起，12世纪中期以后道学开始上升，但在这几个世纪中，很多儒者仍然忠于传统的正统观念，反对宋学和道学，认为二者不过是一些文化发明。宋代学者提出了很多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社会之中是在明朝，而其中又有很多思想被歪曲。

第十二讲　千年田，八百主

——唐宋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介绍性文章也日渐多起来，成为近年学界的一个焦点。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得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一、海外学者的观点

首先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的，当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

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唐代与宋代在文化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始。在文章中，内藤先生简略地叙述了唐代与宋代的巨大差异，将君主独裁政治、货币经济、破经疏、文学成为庶民之物等特点作为宋代巨大变化的具体表现。在文章的末尾，内藤先生说：“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内藤湖南的主要论据，可总结为下列八点：

第一，贵族政治衰废，君主独裁代兴。所谓贵族政治，指当时的政治为贵族全体所有，君主不过是贵族的代表而已，政治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所谓独裁政治，指国家权力完全归君主一人所有，政治责任亦由君主一人所负。

第二，君位的变化。在贵族政治时代，君主为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其政治必须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前提下方得实行。近世以后，贵族没落，君主成为臣民全体之公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第三，君主权力的确定。臣子的封驳权衰退，君主对臣子章奏的批答由客气变为命令式，宦官由操纵帝位变为视皇帝恩宠与否而有无权力。

第四，人民地位的变化。人民由贵族的奴隶身分得到解放，成为国家的佃客，人民的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地租亦可用钱支付。宋代王安石变法，更确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息贷款、自由处分土地收获物的权力。人民与君主的关系，已变得直接、相对。

第五，官吏任用法的变化。贵族政治时代，用九品中正制选官，选举权为贵族左右。隋唐虽行科举，但考选出来的依然是贵族居多。君主独裁时代，将官位开放于一般百姓，在科举考试中采用务实主义，大家机会均等，以成绩取人，因此，应试者与录取者的人数都大大增加，常常是录取过千人，应试过万人。

第六，朋党性质的变化。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中心，专事权力斗争。宋以后则以政治主张的不同而互争、结党。

第七，经济上的变化。唐代是“实物经济”时代，许多物价多用绢布表示。宋代改用绢钱，纸币（交子）亦发达。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

第八，文化性质的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注重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

内藤湖南的学说后来被宫崎市定大大丰富和发展。宫崎也因此成为内滕氏之后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内滕湖南有关“唐宋变革期”的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的论战，由此形成了所谓“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并使宋史成为日本中国史乃至东洋史研究的热门题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田直典率先发难，在1948年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对内藤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其后，西岛定生等人也加入了批判队伍。他们认为，唐代并非是“中世”的终结而是“古代”的终结，宋代并非是“近世”的开端而是“中世”的开端。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前田、西岛主张的，是以崛敏一、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进行过激烈论战。

内藤和宫崎的唐宋变革论提出后，这种体系中的单线模式虽然曾在日本受到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导致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变革。而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变迁是由美国学者最终完成的。

与内藤、宫崎等日本学者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对宋代的兴趣来自于在他们看来的宋代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变化以及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高峰意义的繁荣。而就其关注点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实际上都和所谓的‘士大夫’（士人）和他们的文化有关”。可以说，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多是以士人在唐宋时代的变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的。这种思考的起点就是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

最初的研究是由柯睿格进行的。他在根据宋代进士登科录所做的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人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有官职，因而是上升流动的。他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官僚贵族是依靠官职和考试而获得地位的，官僚贵族的构成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后来的赫若贝。赫若贝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并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对日本学者内藤和宫崎提出的所谓中国的宋代是“近代早期”这一说法的否定，美国宋史学界逐步赞同不同文明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刘子健。

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提出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是在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郝若贝在1980年北京召开的从宋代到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并于1982年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周刊》上发表。该文在美国宋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

从题目来看，郝若贝将日本学者讨论唐宋间的变革时所用的Transition一词改变成为Transformation。Transition一词包含有进化、发展这样带有后设目的的意思。而Transformation则不含有这样的意思。从用词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在郝若贝的模式中，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认为唐宋间的变革并不具有进化的意义，而只是由一种形态转向另外一种形态。

我们可以将他的模式简单归结为这样一个结构关系；个体区域经济发展，财富人口增长导致不同增长水平间的地域人口均衡（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从而又导致行政困难引发的中央权威下放地方，而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趋于停滞又导致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到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绅家族）。

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中国学者也很早就注意到唐宋之间社会的变化。其中比较早的是柳诒徵，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柳诒徵就明确以《唐宋间社会之变迁》为题，论述了唐宋之间的变化。他认为：

自唐迤宋，变迁空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来，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纵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代，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胡如雷先生指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漆侠、王曾瑜、张邦炜等先生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进入本世纪以来，唐、宋史学界一改以往的回避态度，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论”的学术挑战，就这一学术命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多专题的研究和探讨，除已经发表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之外，有关的研究课题、网络论坛，甚至考试试题，也开始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起来。

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阶级结构的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戴建国从新发现的《天圣令》出发，指出经历五代十国社会大动荡之后，社会各阶层被重新组合，形成新的阶级结构，大量奴婢成为自由人。奴婢来源逐渐枯竭，导致奴婢市场萎缩。相反，雇佣市场却随之扩大。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困良人出卖劳动力，与雇主结成契约关系，从事原来贱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奴婢制并没有立即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时期，还存在有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良贱制度的消亡，确切地说是在南宋。此后随着贱口奴婢的消失，宋代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宋代有关奴婢法律地位的立法，与佃客法律的地位确定，是唐宋变革的重要内容。

日本部分唐宋变革论学者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他们固然看到了唐宋时期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契约关系的普遍确立等现象。但他们的观点显然是以欧洲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模式为依据的。“他们把欧洲社会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基准，把跟欧洲社会的距离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尺度”。就唐宋之际的变化而言，虽然宋代社会已经显露出某些欧洲近代社会才有的现象，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还很遥远，远远没有达到欧洲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质的变化。换言之，并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唐宋时期的变革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的变革相比，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

张国刚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从东汉到唐代末年，士族的形成、发展与中华礼教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家“六经”为主干内容的礼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观。这个文化有一个吸纳百家、有容乃大的发展过程，它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塑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影响。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士族在唐代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从北朝末期就让位于考试选拔制度，进而出现了科举制度。由此引来“士大夫”的概念在唐朝发生微妙的变化。唐太宗定义士大夫仍然是着眼于官爵和礼仪名教，但实际上，对于山东士族来说，礼法门风的意味已经超过了官爵。唐太宗认为门阀与礼仪名教有必然的联系。他企图把官爵与门阀、礼仪挂钩，也就是说，把官爵与士大夫直接挂钩。但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官员，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一方面是北朝门阀的老规矩。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所以是旧瓶（北朝士族门阀重官爵）装新酒（新王朝无门阀可依的显贵）。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以上关于士大夫概念内涵变化的考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所进行的分析，不是用简单的贵族制崩溃和平民社会兴起所能概括的。后者不仅有比附西方社会之嫌，而且把历史的复杂内容过于简单化了。

总之，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具体说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士族把文化传递给了社会其他阶层，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可以说，汉唐时代，是儒家伦理通过士族的化身变成社会的实践的伦理的时期；唐宋以后，是这种实践的社会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期。前者是从社会到思想的时期，后者是从思想到社会的时期。这就是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所在。

三、对唐宋变革学说的评价

如何评价“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价值呢？

首先，“唐宋变革期”学说唤起了人们对唐宋之间巨大变革的注意和研究。在日本，由于这一学说及其论战，使日本学术界中，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从事唐宋历史尤其是宋史的研究者，远远超过其他断代。所谓的史学大家，均曾涉足宋史研究领域，参与“唐宋变革期”的论战。经过论战，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下列几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极大的社会变迁。唐宋间社会的最显著变化，是门阀贵族的没落和科举出身的官僚的兴起。大土地的耕作形态，由部曲制演变为佃户制。唐帝国的崩溃，促成了周边民族的自立化。这几点共识，是在大量研究成果与激烈争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特点尤其是唐宋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与启发。

其次，“唐宋变革期”学说的提出与成立，促使我们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高度，重新认识与评价宋代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与理解宋代的许多政策，这样就有可能跳出断代史研究的局限，给予宋代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分析宋代的各项政策。断代研究的最大缺陷，莫过于埋头一点而不瞻前顾后，不注意将断代放进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唐宋变革期”的学说，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可以不同意其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或否认巨大变革的事实。

第三，“唐宋变革期”学说，可以促使我们对唐代与宋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认真研究和思考。在这一学说的提出和其后的论战中，论战双方都是企图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去考虑，从世界史的角度认识中国历史的。

此外，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内藤湖南在本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期”学说，将宋代定性为“近世社会”，或多或少是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为其寻找历史方面的依据。因为按照内藤氏之说，中国在宋代以后的千年间，处于一种停滞期，呈现僵化状态，而外力是打破这种僵化状态的唯一动力，因此，日本侵略中国，也就成了帮助中国摆脱停滞状况，开始发展进步的最好手段。这也是内藤的学说引起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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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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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讲　宋朝的历史地位

一、对“积贫积弱”说的质疑

二、宋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的位置

（一）生产关系的变革

（二）经济与文化发展

三、文化的扩张与文明的渗透

四、南宋——中国文化模式的定型期

五、宋朝留给后世的遗产

六、打破王朝体系看宋朝

第二讲　斧声烛影与宋初政治

一、宋太祖辞世的千古之谜

二、宋太宗的继位

三、宋太宗地位的巩固

四、宋太宗政策的调整

（一）右文轻武政策形成

（二）开始出现朋党政治的苗头

（三）守内虚外政策的出台

五、家事与国事——宋朝大臣的选择

第三讲　君子党，小人党——党争与宋朝政治

一、党争的表现

二、出现党争的原因

（一）科举与党争

（二）地域与党争

（三）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

三、党争的内容

（一）国是之争

（二）学术之争

（三）用人之争

四、党争的理论依据

（一）议论相搅：皇帝容忍党争的理论依据

（二）君子小人：士大夫有党的根据

五、党争的结果

（一）出现权相或皇权强化

（二）朋党之争的恶性循环

（三）仕风全面颓败

第四讲　武将与宋代社会

一、武将须读书

二、二次削兵权

三、以文制武

（一）文贵武贱

（二）不信任武将

（三）以文抑武

四、以文抑武的不良影响

第五讲　宋代的皇权与相权

一、作为制度规定的相权

二、作为政治运作之中的相权

（一）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

（二）宰相与军权

（三）宰相与财权

（四）宰相与人事权

（五）宰相对台谏的控制

（六）宰相对皇权的限制

三、实际生活之中的皇权

四、宋代相权兴盛结果

五、宋代相权兴盛的原因

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第六讲　包拯与吏治——宋代的贪污与廉政

一、两宋的贪污状况

二、宋代的反贪实践与成效

三、包拯及其反贪实践

四、“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第七讲　造反的秀才——科举与宋代社会

一、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的发展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三）“板本大备，儒者逢时”

（四）从《春秋》到《三字经》

三、科举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四、科举制度对世人心态的影响

五、户籍——猫与老鼠的游戏

六、南与北——科举争论长久的话题

七、官与吏——谁统治谁

八、落第者的出路

第八讲　江南财富的聚集——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一、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二、经济重心南移对文化的影响

三、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第九讲　海上丝绸之路——宋代的蓝色文明

一、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陆路梗阻

（二）航海技术的突破

（三）制度上的鼓励

二、海外贸易与宋代财政、社会生活

三、港口与腹地——宋代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影响

四、从“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第十讲　他者——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一、战争——偶尔的选择

二、儒家文化向周边的渗透

三、汉制逐步推广

四、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五、相同观念的逐步形成

（一）正统观

（二）忠孝观

（三）天命观

六、宋朝眼中的他者

第十一讲　宋代文化的强势——新儒学的复兴

一、宋学的产生

二、宋学产生的过程

三、宋学的发展与演变

（一）王学的兴盛

（二）洛学复兴与分流

四、朱学独尊地位的形成

五、理学独尊的影响

（一）礼治秩序重建

（二）内圣经世路线的高扬

（三）理想人格的建树

六、被误解的程朱

第十二讲　千年田，八百主——唐宋变革与社会转型

一、海外学者的观点

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三、对唐宋变革学说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