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许宏

图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爵的母型是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存在的注酒用的鬶和喝酒用的杯。在二里头文化期形成了用于饮酒的陶制爵。青铜爵模仿陶制爵的形状，以青铜制成。

【青铜彝器的出现】

青铜器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于以中国西北部为中心的华北各地。青铜容器的制造则开始于二里头文化以后。长城地带的北方青铜器时代文化以铜剑等武器为中心，而二里头文化以及商代的青铜器则以容器为主。这类青铜容器被称为青铜彝器。用于仪礼的青铜彝器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白陶或黑陶组成的鬶、盉等酒器的替代物。二里头文化中以酒器为中心的青铜彝器是显示身份等级秩序的礼制的枢要。

01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

【日】宫本一夫 著 吴菲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1) SHINWA KARA REKISHI E

——SHINWA JIDAI KA OUCHOU

© Kazuo Miyamot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夏王朝/ (日)宫本一夫著;吴菲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1）

ISBN 978-7-5495-3367-1

Ⅰ. ①从⋯ Ⅱ. ①宫⋯ ②吴⋯ Ⅲ. ①中国历史－上古史－研究②中国历史－研究－夏代Ⅳ. ①K210.7②K2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011546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3)62 号

http://www.ilixiangguo.com/

推荐序

您大概已注意到，这套达十卷之多的中国通史丛书，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学家。这是本卷与其他各卷一个显著的不同。另一个大不同是，其后九卷所叙述的历史跨度（从商代到中华民国），总计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内容远溯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叙述则始于农业起源以来的距今约一万年前。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只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担负起“拉长”中国历史的任务，进而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同时，可以显见的是，与后面其他各卷相比，考古学家的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这又引出了考古学的长处和不足的话题，也即：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1]

。

上述考古学科的特点，也大致决定了本卷的叙事风格。譬如尽管书名为“从神话到历史”，但相对晚出、后世加工痕迹明显、无从验证的神话传说在被做了深度“解剖”后以十余页的篇幅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专业的严谨。作者很快就回到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然后是一万年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多元农业以及陶器的发明，乃至定居社会的三种经济形态：旱作、稻作农业与狩猎采集。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然后，作者从多个侧面对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几个大的农耕区域的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剖析，涉及性别、血缘、家族单位、聚落防御和社会分层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对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当然更是考古学家的拿手好戏。作者最后还比较了这些区域在社会进化上的相异与相似之处，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在考古学家的笔下栩栩如生。

如果这些可以看作考古学家写史的共同特点的话，那么作者的个性特征使这书的若干特色更令人感兴趣。

虽然本卷主要是要交代“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但作者以其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着意要“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在上引关于东亚大陆史前时代的叙述之后，作者进而指出，正是这些农业社会中急剧的社会进化，使得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本质的不同。类似的比较性阐述在本卷中比比皆是。只有兼通整个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学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宫本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定位是东亚考古学，其田野考古的足迹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直至中国大西南，研究的时间跨度则由新石器时代前期下延至铁器时代前期。

在学术信息爆炸，学术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已很少有考古学者能兼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娴熟地驾驭众多的学术课题。宫本先生自谦地说他自己在本卷中所进行的通史性质的、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还只是一个尝试。平心而论，这个尝试是成功的。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作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我个人的学术视阈就偏窄，因而在与包括宫本先生在内的外国学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惭之感。这也反衬出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可贵。

本卷中“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两章最能显现作者学术视阈的宽阔和功力的深厚。在这里，中国学者笔下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中原中心观或东亚“大两河流域”（指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中心观不见了踪迹，作者给予“中国大陆文化谱系的两极相互接触地带”以同等的关注，指出在这里“农业以适应各自生态的形式诞生，农业地带顺应着环境变化与社会变化的阶段分别向北、向南扩散”。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也即“畜牧型农业社会”。“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作者进而指出，“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民众在内的地理上的社会分化，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相信读者对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触吧。”在这里，貌似跟诸位没有什么关系的远古与我们身处的现代接轨了。其实，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情结的学者，宫本先生在本卷的《前言》中即已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期望读者借此了解“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可以说，贯通古今，构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

全书的后半部分是整个王朝中国诞生故事的“戏眼”。关于东亚大陆从多元到一体的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作者从区域间的交流与社会的统合，牺牲与宗教祭祀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最后阐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早期国家的崛起。二里头文化（作者认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早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关于中国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考古学界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对上个世纪中国学者积极地将传世文献中的国族（王朝）、都邑等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欧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审慎的态度。但近年来，日本学界开始有认可夏王朝真实存在的倾向。继饭岛武次

[2]

、冈村秀典教授

[3]

之后，宫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开始持“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的观点。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4]

，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

可以预见，关于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是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之类问题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但诚如宫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与其执著于这类问题，“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这一理念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开本卷的叙述之前，宫本先生先给读者讲了中国发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全景式的扫描，也有他个人在中国各地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见闻和体会，可以从中了解外国学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当地风土民情等，读来饶有兴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国人的好面子，他作为“中国通”对各地美食的评价，你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其对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业绩的评价，持论允当；他善意地指出中国当代考古的问题所在，可以作为很好的镜鉴。

他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指出，“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

[5]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为中国人读读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和中国历史，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不亦乐乎，不亦清醒乎？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1年11月

[1]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飯島武次，《中国考古学概論》，同成社（東京），2003年。

[3]
岡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講談社（東京），2003年。

[4]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5]
科林·伦福儒，《考古有何新成就》，《信使》总第63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

中文版自序

对于不断涌现新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界而言，自出版已经过五年的本书当然会有补充新事实的必要。就这一点来看，本书也存在着并非最新考古学成果的内容。在另一方面，我认为虽有新事实存在，但是以往对考古学事实的见解以及由这些见解产生的历史知识却几乎没有变更之处。对这些由考古学上的事实构成的中国史前社会的见解，我希望中国读者会抱有兴趣。这些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的考古学者通常所持有见解相比，有时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点正是我期望读者给予关注的部分。这些见解不见得就是日本式的或是日本人固有的观点，而应当说是作者立足于现今的国际基准，或是欧美考古学的方法论的基础，站在展望人类史的角度，对中国史前社会得出的见解。

中国史前社会的历史作为到达文明的人类史，是东亚的代表，更是人类史上迈出的多种步伐之中的一个典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史前社会在国际上越加受到关注，正是因为中国史前社会作为一个区域社会，与欧美的人类史进展方向相比，显示出不一样的发展过程。当然在体现人类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其表现出一致性的方面也同样受到关注。作者在立足于上述观点的同时也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和历史是在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这两股潮流的融合与相克中展开的。本书就上述两大势力的诞生过程进行了说明。与此同时，以前者从农耕社会成立至发展以及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为中心，依据考古学上的事实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构筑。并且依据日本考古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历史正在如何研究以及一直以来如何研究的问题，尝试了对上述历史的重新构筑。如果中国读者能对以上观点给予关注，我作为作者将感到十分庆幸。且必须说，如果读者还能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为对象，体会到其作为具有相互关系的同一历史的一体感的话，这将更令我喜出望外。

宫本一夫

九州大学教授

2010年元旦

- 推荐序

- 中文版自序

- 前言

- 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

- 反映现代中国面貌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历程

- 从东亚全局的角度考证中国大陆史前社会

-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学

- 五帝神话与区域性

- 传说中，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一带

- “三苗”与“蚩尤”是与五帝系统相异的区域群体

- 洪水传说与强有力王权支持下的治水事业的关系

- 三皇神话与盘古传说

- 《三皇本纪》为唐代司马贞补撰

- 开天辟地的盘古是汉族的祖先

- 《山海经》与区域的众神

- 史前时代的众神

- 神话与考古学

- 在史前世界，各区域各自存在着诸神

- 第二章 中国发掘物语

-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

- 现代历史学的黎明

- 被誉为现代考古学开拓者的滨田耕作的业绩

- 殷墟发掘资料的受难史

- 1920年代至1930年代重要遗址的不断发现

- 现代中国与发掘

- 各地相继诞生的文物考古研究所

- 被认为是周王陵而轰动一时的周原的发掘考察

- 战后日本与中国考古学界

- 自七十年代末起年轻学者到中国留学得以实现

- 国际联合考察与共同发掘

- 日本与美国的共同发掘的不同点

- 初次参加的共同发掘阴湘城遗址的考察

- 经济大发展与发掘考察的扩大

- 第三章 农业的出现

- 人类的诞生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 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与多元说

- 与非洲早期的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 因八千米高峰诞生而安定孤立的中国南部

- 猛犸的祖先与非洲象是近缘

- 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

- 定居确立之后产生了农业

- 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出现

- 粟、黍农业的开始

- 粟、黍的栽培化过程至今不明

- 发现可贮藏粟谷五万吨以上的灰坑群

- 稻作农业的起源

- 被否定的瓦维洛夫学说与小麦的新起源地

- 运用植硅体分析解明稻作的起源

- 一时的气候恶化期促使栽培稻的诞生

- 东亚定居社会的三种形态

- 东北的粟、黍，华中的稻，远东及华南的采集和狩猎

- 第四章 区域文化的发展

- 从地方志看地域

- 中国风土气候的八个自然区划

- 从陶器文化看区域

- 中国南部的圜底深钵形陶器和北部的平底深钵形陶器

- 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

- 新石器时代前期形成的三种陶器

- 古环境的变动

- 海平面达到最高水平的全新世高温期

- 区域的文化系统

- 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区域文化发生巨变

- 第五章 社会的组织化与阶层化

- 仰韶、龙山文化

- 社会构造发达程度可通过聚落与墓葬进行比较探讨

- 性别劳动分工

- 从姜寨遗址发现的环壕聚落可看出两个群体的存在

- 姜寨遗址后期群体扩大并开始分村

- 有城垣环绕聚落的城址遗址

- 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

- 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以杂谷农耕为基础

- 大汶口文化形成了墓制的身份标志和墓葬的基本构造

- 在大汶口文化后期，聚落规模出现三个等级的阶层

- 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

- 出土了栽培稻的河姆渡遗址和发现水田的草鞋山

- 集结女性劳动和男性劳动的集约型农业出现

- 阶层上位者墓葬中多有大量随葬玉器

- 王权社会尚未成形，尚处于首领制社会的良渚文化

- 彭头山、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以特殊的人物像和动物像为特征

- 长江中游的遗址群可见兼具防洪功能的巨大城垣

- 社会进化的相异与相似

- 男女分工体制在农业中走向专业化的过程

- 首领阶层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显著的特征

- 第六章 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

- 北方的非农业地带

- 与非农业地带相邻的粟、黍农业社会的特质

- 辽西地区

- 祖先墓葬设于住居内的兴隆洼文化

- “女神庙”的存在决定了牛河梁遗址的特征

- 辽东地区

- 气候温暖化促进了农业的向北扩散

-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

-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也朝向东方

- 稻作农业文化的扩散

- 稻作农业传播的据点是山东半岛

- 弥生社会与朝鲜半岛农业化第三阶段的内容

- 南方的非农业地带

- 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与稻作农业

- 华南的大转换，石峡文化与稻作的出现

- 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

- 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各不相同的农耕民与狩猎采集民

- 第七章 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

- 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

- 动物考古学解明的气候变化与家畜化动物的种类

- 寒冷干燥化促进了畜牧动物的家畜化

- 因交流与融合发生巨大变化的陶器样式

- 长城地区文化带的形成与青铜器

-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始于何时

- 鬲社会与非鬲社会

- 从鬲的传播可知其来历及融合改良的秘密

- 小麦在中国究竟从何时开始栽培

- 第八章 区域间交流与社会的统合

- 社会威信与交流

- 从彩陶的交流看彩陶作为威信物的作用

- 与外来群体的交涉权才是真正的权威

- 多用于随葬品的货贝的作用

- 玉器的交流

- 玉器的普及体现着交流的频繁程度

- 房屋构造的变迁

- 房屋显示的阶层差距与建筑物的功能

- 城址的出现与战争

- 城垣的更大功用在于防洪

- 陶寺遗址的城址内已有具有初期国家的机能划分

- 认为陶寺遗址是“尧”的所在地的观点的根据及其妥当性

- 第九章 牺牲与宗教祭祀

- 人物像与动物像

- 女性全身像是远东至辽西及渭河流域的特色

- 阶层化与仪礼的出现

- 从墓地变迁可看出阶层社会的出现

- 从随葬品种类的不同看仪礼的实态

- 刻在大口尊上的早于甲骨文的古记号之谜

- 玉器与祭祀

- 玉琮的中空部分是神进入的“凭依”

- 牺牲与乐器

- 动物牺牲用于农业祭祀，人牲用于社会祭礼

- 卜骨与祭祀

- 卜骨以羊骨、牛骨制成

- 从祭祀、仪礼到夏、商文化

- 政治群体的统合不可缺少同一信仰

- 饕餮纹的源流

- 第十章 走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 二里头时代的开始

- 二里岗遗址与夏王朝商王朝的关系

- 探寻二里头文化的渊源

-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

- 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体，二里岗文化以鬲为主体

- 夏王朝、商王朝的纪年

- 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王朝的阶段？

- 夏王朝的发展

- 二里头文化已开始有宫廷仪礼

- 铜、盐的宝库中条山脉是关键

- 青铜器的出现

- 二里头文化尤其注重酒器

- 从随葬品可以看出身份秩序的阶层划分

- 商王朝的出现

- 最新发现的大型都城遗址

- 商王朝特有的墓制所采用的棺椁构造

- 支撑王权的种种牺牲祭祀

- 夏王朝、商王朝的扩大

- 设想夏王朝的文化领域与统治范围

- 商王朝前期与后期的统治范围

- 发展了独特青铜器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之谜

- 结语

- 初期国家的形成

- 正式的初期国家阶段始于商王朝的统治

- 名为中华的思想方式

- 从中国通史的角度看两条文化轴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前言

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世界四大文明都诞生发展于各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分别诞生，中国古代文明则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发祥地的相似之处在于，河流以及两岸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且这些平原上都曾存在过发达的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容因区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其发展阶段以及历史进程也各有差异。反之，从中也可找出一些共通之处，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的出现即可说是其共通点之一。

然而在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位于古代国家诞生前期阶段的农业社会开始，就其诞生、发展以至变迁进行探讨。针对由农业社会发展形成的古代国家的结构，也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考察。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并非只限于黄河流域一种类型。针对长久以来，注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文明发展的观点，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立足于中国的多种区域文化观，重视多元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诠释的转换。

1 司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青铜祭祀器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他在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涌现一批强调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先进性的学者。他们认为，长江文明足以匹敌甚至高于黄河文明。

不容置疑的是，在史前时代，以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中国各地曾经存在固有的区域文化。我们首先要解读这些区域文化的实态，更应注意的是，这些区域文化在历经古代国家的出现、各王朝的盛衰交替以及政治变幻之后，依然是留存至今的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在考察当今中国的区域社会及其风土的时候，史前时代区域文化的实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也可以说，即使置身于改朝换代以及风云变幻的政治现象之中，我们也决不能无视那些超越历史事实而存在的区域文化的脉络，并且这些区域文化的脉络在历史记述中鲜有体现。本书将就这些难以把握的区域文化的基础部分进行考察。

为了把握上述史前农业社会的成立与发展以及史前时代的区域文化，在方法上，我们将不得不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期望读者借此了解考古学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

2 甘肃永靖黄河三峡风景
中国古代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

关于包括发掘考察在内的考古学研究的历史，现代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当然其研究方法及行动方式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其差异之大足以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差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因国家的不同而具有的特色，有的则处于自古以来的历史积淀以及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形成的民族意识的背景之下。

反映现代中国面貌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历程

本书将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进程说起。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令人惊叹，与日本考古学同样，正不断跨入信息过多的阶段。这是近十年或近五年来产生的现象，正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呼应。可以说从考古学中也可窥见现代中国的国情。

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以及之后不久，包括笔者在内的外国学者想要直接接触文物、遗址等考古资料几乎全无可能。只能依靠《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这三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少量发掘报告等研究成果来进行再度评介。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各地兴办了多种考古学专业杂志，并发表了大量发掘报告。至九十年代后半期，外国学者才得以与中国学者以联合考察的形式直接参加发掘考察。

3 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

贝冢茂树、伊藤道治两位前辈撰写的《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中国历史》1，讲谈社，1974年）成书之时，尚处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是未能直接论证研究资料的时代的产物。这部著作承接着战前以来蓄积的深厚的东洋学传统，是一部具有相当的完成度的作品，但却难以反映近年陆续发表的发掘考察成果。该著作后来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的《古代中国》再版的时候，伊藤道治先生把商代以前的史前时代部分作了大幅度的改写。从该领域的学问进展之大来看，把史前社会与根据文献史料考察研究的商周社会归为一卷，其篇幅难免有局促之感。

在本系列中，史前社会单独列为一卷，朝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将得到多元且更具深度的说明。另外，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即农业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与日本列岛的绳文时代大致相当。中国的新石器社会与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都在更新世末期的大致同一时期开始使用陶器并完成了生活的定居化。然而，两者其后的社会变化速度和发展过程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东亚为何中国大陆率先产生了古代国家？本书将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将把日本列岛的史前社会与此进行比较。

4 四川省泸州市，夜晚长江边

本书将在重视史前社会的阶段性社会构造变化的同时，还将进行区域间物质文化比较以及社会构造比较。

中国大陆从地理上可划分为：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华中、南岭以南的华南以及东北和西北。这些区域因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不同，生业经济也各不相同，当然也因此形成区域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不同向来受到注目，本书将更进一步，对形成区域文化的母胎即社会内容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等方面进行探讨。涉及内容丰富多样，比如模仿动物和人形的偶像，牺牲、占卜等内容的祭祀等，这些构成社会的实际形态在本书中都将加以探讨。

从东亚全局的角度考证中国大陆史前社会

与此同时，我们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把握史前社会作为区域固有的文化变迁的侧面，并尝试针对横跨区域的综合历史性法则加以解析。

关于这种综合的历史变迁，主张多元史前社会观点的苏秉琦先生以“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称谓，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把握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教授也运用E.R.塞维斯等学者的新进化主义的人类学理论即立足于文化进化论观点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中国史前社会到初期国家阶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本书将着重讨论上述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对超乎我们以往的想象的各区域坚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读者们定能得到重新的认识。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其后的商周社会是密切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商周社会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趋于形成的阶段，因而史前社会向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坚实的发展性的意义也难免受到后来的中华思想影响，被定位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的成立过程之中。问题在于，以这种单纯的中华史观来看待中国的史前社会是否妥当？

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史前时代的考古学，以苏秉琦先生为中心，出现了从多元区域的观点出发，注重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阶段的动向。另一方面，到了历史时代，学界强调的是商周古代国家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实现了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观。目前在中国，正全力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存在。

设立国家工程项目，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商周的纪年，可以提高中国的国家威信，并确立中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史前时代之前是多元地域观，历史时代以后则以一元地域观来看待中国历史。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从多元地域观到一元地域观的发展？

5 经济发展处于升龙之势的上海的繁荣景象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史前时代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区域统合的过程，也是上述中国观成立的过程。本书也将就这个发展过程做出相应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从多元到一元的变化过程应该还可做出更加宽泛的解析。如前所述，以单一的中国观来考察中国史前社会的统合是否妥当的疑问即在于此。在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周边的东亚全体加以综合考察的时候，也将论及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从多元到一元的发展的问题。

另外，中国大陆史前时代的动向绝不应该只是在中国大陆内部完结的一个封闭体系。即便没有直接往来，中国大陆与其周边区域在史前时代也应当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联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原因所在。基于这个立场，我不打算把中国大陆的考古学仅只限定在该区域的封闭的体系之中。

本书以“从神话到历史”为题，将对商周国家这个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进行论述，同时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也是可能的。本书也将就此展开论述。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学

五帝神话与区域性

传说中，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一带

中国留存的文献史料中，由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编纂的《史记》有体系地综述了夏、商、周等上古王朝以及之前的阶段。《史记》是中国最早的正史，其优美的文笔也具有迷人的文学魅力。《史记》内容浩大，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本纪部分记录着汉王朝之前历代王朝的历史。

其中商王朝的存在因甲骨文的发现才得到证实。商王朝之前是夏王朝。《史记》将其记述为《夏本纪》。关于夏王朝，在考古学的文化认识上首推二里头文化为代表。近年中国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是夏王朝的国都。针对这种观点，日本以及欧美的研究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若不能用与之同时代的文字资料进行论证，就不能确认王朝的存在。

6《史记》（《孝文本纪第十》，日本东北大学藏）
延久五年（1073），手写。日本国宝

《史记》中，记载于《夏本纪》之前的是《五帝本纪》。讲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王者以各自的雄才大略治理国家的历史。舜把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而后禹建立了以世袭继承王权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本书的内容涉及正是史前时代到五帝的时代以及夏王朝的时代。

为了编纂《史记》，司马迁曾先后两次赴各地做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各地的老者们时常称颂黄帝及尧、舜的事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调查大概相当于民间故事的搜集，但讲述者对于五帝存在的事实一定是确信不疑的。

另一方面，记录着古代王者言论的《尚书》却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另外，在鲁国的年代记《春秋》，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国语》等史书中，有“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司马迁认为这些记载值得信赖，因此从中选取确实可靠的内容，加以编纂，写成了《五帝本纪》。

两千年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求实客观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当时起，这些传说的记述确实已存在着某些疑点。另外，司马迁对可信材料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基于某种历史观点的有意图的选择，因此很可能史实也未必得到完全客观的记录。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认为，五帝的说法基于战国时代以后成立的五行学说。

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而其内容却因文献而异。追究五帝具体是哪几位王者或许并无太大意义。

也就是说，《史记》所记载的五帝与其他文献中的五帝有着各不相同的组成。首先，关于其中最古的《史记》的五帝说，我认为必须基于考古学等当今的考察方法来进行如下解读。

据《史记》记载，五帝自黄帝至舜皆为姬姓。第二代的颛顼为黄帝之孙，第三代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接下来的尧是帝喾之子。如司马迁所述，《尚书》中只记载了尧以后的历史，而《史记》中关于尧、舜的记述非常详尽，远胜于之前的史书。另一方面，舜从第二代的颛顼算起，相当于第六代子孙。舜与尧虽有亲戚关系，却只是远亲。关于尧和舜的关系，并未记录着如之前时代的那种直接的父子关系或祖孙、曾祖曾孙关系。

原本说来，这种亲缘关系是否确实尚有疑问，很多情况下，很可能是为政者为保持权威而在后世虚构的血缘关系。即使在这样的记载当中，舜也只是处在尧的远亲的位置。在《史记》的记述中，舜为冀州人（今山西省）。

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死后葬于桥山。这应当是司马迁从老者的讲述中得出的调查结果。《史记》的注释书，南朝宋的《史记集解》认为黄帝陵在上郡桥山，唐代的《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也沿用了上郡阳周县桥山的说法。其位置在今陕西省北部的桥山。

7 五帝的谱系

而这种说法的史实依据则缺乏可信度。从文献的新旧程度来看，明确可知的出处最早也是汉代以后的传说。从其地理位置靠近周朝王室的出身地这一点来看，不难推测这是为显示周朝王室正统性的传说。因为周朝王室与黄帝同样以姬为姓，一直强调着与黄帝同一血统的出身。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北部的黄陵县，现在依然吸引着众多朝拜者。可以确定的是，这处陵墓是根据后世的传说建造的，而非有着正确历史根据的陵墓。这一点近似于日本的神武天皇陵。

但是，假如《五帝本纪》的传说正确的话，就说明黄帝是以今陕西省北部为据点的氏族。并且如果传说中的谱系也正确的话，该氏族从黄帝至尧的时代据点位于今陕西北部，而舜的据点则位于今山西省。

总之，五帝当年活跃的地点就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一带。

“三苗”与“蚩尤”是与五帝系统相异的区域群体

据《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当上天子之前，由神农氏以德治理着天下。而黄帝凭着讨伐蚩尤的功绩，受诸侯推举成为天子。这段记述暗示的是，蚩尤这个与五帝谱系相异并与之对立的强大势力的存在。

《五帝本纪》中，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由此可以想象，既然黄帝是以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为据点的氏族，那么蚩尤也是其周边的一个氏族。也可以说，这暗示着在华北存在着区域型政治群体。

关于尧、舜的时代，有“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的记载。名为三苗的氏族在江、淮、荆州，也就是三苗在汉水下游地区至长江中游一带时常作乱。《战国策·魏策一》第七关于尧舜时代的记述是：“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其中明确指出三苗居住在长江中游一带。

至于这些记述是否表明三苗与五帝系统之间的争战在尧、舜的年代和舜、禹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或是同一场争战被当作不同时期的事件记载在后世的史书当中，在此做出探讨似乎并无意义。总之，上述记载表明，三苗和蚩尤一样，是与五帝系统不同的区域群体，其位置在南方。而传说中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长江中游地区等各个区域，都存在过不同的区域群体。

《五帝本纪》还写道，巡视归来的舜向尧帝进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这里提及的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等区域群体的概念是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区域概念，是当时的人们对周边各民族的称谓。而在五帝时代未必就存在这样的周边民族的概念。这段记述显示的是西汉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的区域概念和民族概念，未必就是传说中的时代的史实。但是，关于与五帝系统相异的氏族，记述中除了三苗之外，还提及了共工、
兜等氏族。

同样的区域统治的疆域概念也见于《五帝本纪》中赞美舜帝的功绩和天下太平的记述之中：“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些地理概念也反映着战国时代至西汉的地理概念，这些区域被看作当时的边境之地，而未必就是五帝时代对周边区域的认识。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与之相对，蚩尤、共工等在其周边，三苗的位置则在长江中游地区，这应该说是传说时代的世界观。或者说，这种由各区域构成的世界观至少在商周时代以前就已存在，而且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这些区域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祖先。

从《五帝本纪》末尾的记述可知，五帝从黄帝到舜、禹为同一家系，皆为黄帝与妻子嫘祖的子孙。然而他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国号。司马迁认为这是为了彰显各自的德业。“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黄帝至舜同为姬姓，禹建立夏朝之后，独立为姒氏。同时也写道：商的始祖姓子，周的始祖姓姬。

从中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的各氏族有着拥有共同祖先的同族意识，而成立新王朝的夏自称是从中独立而出的家系。

洪水传说与强有力王权支持下的治水事业的关系

从黄帝到舜的同族意识究竟是否以血缘关系为背景呢？如司马迁所述，天子们各自改变国号，而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的小区域群体的霸者们，也都以这些名号流传于后世。

在这里，我把从黄帝到舜的黄河中游地区至渭河流域的区域群体称之为华夏系诸族。华夏系诸族与蚩尤、共工或南方的三苗等处于对立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存在着这些与华夏系诸族相异的区域群体，互相之间有着交流和对立，并形成了一种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影响着包括《史记》在内的后世的商周时代的中国世界观，司马迁据此撰写了以华夏系诸族为中心的传说。接下来我们有必要稍微偏离司马迁来看待这段历史。

佐藤长关于传说的文献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别有兴味。据佐藤研究，山西南部有崇拜日神、水神的习俗，日神是尧，水神是禹。水神禹的影响扩大至黄河中游地区，得到夏王朝的祭祀。另一方面，山东西部则崇拜农业之神舜。如《五帝本纪》所记：“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因据舜为冀州人的记述，我在前文曾说舜的出身地在山西，但是关于历山、雷泽等地名的所在，自古有山西说和山东西部说两种观点。在确定传说中的地名时，有各个时代的历史评价在先，很难立刻判断孰对孰错。在这里虽然不能更加详细地探讨佐藤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再次向读者强调的是，司马迁对传说的解释之中也存在着他的主观意向。至于尧和舜的传说与考古学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在本书第八章再次触及。

《五帝本纪》中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重点是洪水传说。

关于尧帝的时代，有如下记载：“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有：“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类似的记述也见于《夏本纪》的开头部分。在尧帝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人民蒙受苦难。尧帝四处寻找治理洪水的人才。他听取群臣的建议，很不情愿任用了鲧。然而鲧耗费了九年时间也未能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舜巡视全国，得知鲧的治理没有任何收效，于是舜处罚了鲧。舜继承帝位之后，任用鲧的儿子禹继续父亲的治水事业。禹为人勤勉，德高望重，而且擅长测量之术，他不但治水成功，还让人民在低地种植稻谷，促进了粮食的增产。

禹也是夏王朝的创建者，这也说明治理洪水是在初期国家成形期的强力的王权之下得以遂行的事业。并且这也意味着在五帝时代末期，洪水多次来袭，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把新石器时代末期诸区域的区域文化突然迎来终结的事实与洪水传说相结合，认为是洪水导致曾经兴盛的区域文化突然崩溃。然而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考古学事实能够把洪水与文化的消失明确联系在一起。

但至少禹的治水传说告诉我们，治水事业在农业社会之中意义重大，洪水的治理需要强有力的后盾及政治力量才能实施。如果这项治水事业是史实的话，也可说明当时社会正处在向着国家阶段发展的过渡期。

三皇神话与盘古传说

《三皇本纪》为唐代司马贞补撰

《史记》的《三皇本纪》记述着比五帝时代更早的三皇神话。实际上司马迁本人编纂的《史记》之中并没有《三皇本纪》。这一段是唐代司马贞的补笔。

如司马迁自身的记述，他编纂《史记》时，选择的是确凿可靠的内容，而没有采用不确实的传说。另外，关于三皇五帝的名称，后世的儒学家们确认的结果也各有差异。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所述观点与东汉郑康成（即郑玄）的观点两相对立。而唐代司马贞则站在支持郑康成的立场，补写了《三皇本纪》。但是不论哪一方，都难以称得上是可靠的记录。

唐代的儒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把流传于当时的三皇传说进行了整理归纳而已。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祖先以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传说的体系化也可说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产物。

据《三皇本纪》所述，三皇指伏羲、女娲和神农。伏羲和女娲被描述为蛇身人首，神农则为人身牛首，三者都不是人，而更近于神，不像五帝那样充满人性。神农即炎帝，姓姜。周代的诸侯之中，有出自姜姓的齐、许、吕等氏族。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作为氏族祖先的炎帝是必不可少的神。另外，炎帝姓姜据说是因为他曾居住于姜水之畔。姜水位于今陕西省岐山县，这说明神农也在渭河流域拥有着区域性的母胎。

然而据《五帝本纪》记载，五帝之中最初的天子黄帝因为神农的子孙缺乏德行，于是取而代之成为天子。从《史记》的结构完整性来看，有必要交代神农的来历。这应该是唐代司马贞补笔的原因所在。而神农不是人身这一点尤为有趣。司马迁不曾把这样的神话当作历史来记录。但是不论哪种记述都表明，神农和五帝都是以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为基础的华夏系神话。

8 伏羲、女娲
山东省武氏祠画像石上所见伏羲女娲图。伏羲左手持矩，女娲右手持规

另一方面，从伏羲、女娲的形象常见于汉代以后的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之中的情况来看，他们作为民间信仰，在汉代之后拥有一定的地位。或许这是唐代将之记为三皇的原因。

汉代的画像石上常常刻绘有手执矩的伏羲和手执规的女娲。大多数石像中两者皆呈蛇身人首，自腰至尾相互交缠。古代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一对夫妻，上述石像正是象征交媾的具象表达。

在中国西南的苗族与瑶族的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氏是亲生兄妹，而后结为夫妻。这是一段关于洪水的传说。雷神发怒引发大洪水，众人皆死，唯有藏身于葫芦之中的兄妹俩得以生存，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再生的先祖。这与旧约圣经中描写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以及亚当夏娃的故事也略有相似。

这段传说的流传可以上溯至哪个时代尚不得而知，而汉代画像石上的形象反映这段传说，同时也说明这在当时已经流传。但是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伏羲与女娲同时出现于最早可上溯至西汉中期的壁画。蛇身人首的伏羲与女娲相互交缠的图像则最早出现于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

如《三皇本纪》中所见，初期的伏羲和女娲氏是单独存在的神，后来才被看作夫妻并成为人类再生的神灵。

开天辟地的盘古是汉族的祖先

那么，世界的初创是哪个时代的事呢？战国初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诗作《天问》中，对世界如何诞生、宇宙如何形成提出了质问，然而屈原并未得到答案。或许在当时还没有这类创世神话。

在中国，最有名的开天辟地者当属盘古，即所谓的盘古神话。三国时代吴国的徐整著有《三五历记》，书中搜集了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神话，把盘古归为开天辟地的汉族祖先。

据《三五历记》的记述，天地未开之时，宇宙一片暗黑混沌，形如一个巨大的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巨蛋之中长大。有一天，盘古拿起斧头向着黑暗混沌砍去，巨蛋分裂，分出了天与地。盘古担心天地再度恢复混沌，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直立在天地之间。这样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到了终于无须再担心天地混合的时候，盘古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结。临死之时，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别变成了日、月、山、川，世界就此诞生。

盘古神话从内容上来看，要早于伏羲、女娲神话，但是这些内容的记述整理是在《三五历记》写成的三国时期。就算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也必须考虑到它的成书处于较晚的年代。

不论是伏羲、女娲神话，还是盘古神话，在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中都没有记载。可以想见这些神话是在汉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宇宙及世界诞生的问题，或者说是出于对汉族祖先赋予正统性的必要而产生的。

可以说，这些神话的内容本身有可能是从先秦时期已流传，但是它们得到体系化是汉代以后的事，其中肯定包含着汉代以后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把这些神话暂且放在一边再来谈论历史。

《山海经》与区域的众神

史前时代的众神

五帝为公孙氏，姓姬，时代更早的炎帝为神农氏，姓姜。他们拥有各自的姓氏，商周时代氏族的家系以此获得正统性。身为氏族的祖先，应该才是这些传说中的天子的重要意义所在。另外，周朝与五帝同为姬姓，夏王朝的氏族禹却特地以别姓区分开来，这难道不说明《五帝本纪》所记载的神话要将周王朝正统化的意图吗？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周王朝流传下来的记录由司马迁编纂后的结果。周因此成为继承五帝正统的王朝。

并且传说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靠近周王的出身地，这也给人一种特意强调周朝与黄帝家系相同的印象。

说到这里，相信读者已经理解为何把三皇五帝的华夏系神话说成是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的神话了。可以说这些神话讲述的正是商周的祖先神灵，其目的在于显示商周王朝家系的正统性。

除了《三皇本纪》和《五帝本纪》中记载的先祖神灵之外，还有一个名为少皞的氏族。于战国时代之后补写编纂的《逸周书·尝麦篇》中，有“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的记述，由此可知少皞是与蚩尤同时期，也是与黄帝同时期的人物。

据《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吾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同样是《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载：“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可见在春秋时代，就像鲁国以少皞为始祖一样，陈国以大皞、郑国以祝融、魏国以颛顼为先祖之神。

作为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系神话的边缘部分，大皞在今河南省东部淮阳附近，少皞在今山东省西部，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各以龙和鸟为象征。其形象很可能被用作了氏族的标志。

在另一方面，与这些先祖之神不同，在《山海经》中出现的是自然界的各种神灵。《山海经》由“大荒四经”四篇、“海内经”一篇、“五藏山经”五篇、“海外四经”四篇和“海内四经”四篇共五个部分组成。这些篇章的编撰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于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依次编纂而成。

据陆思贤的观点，《山海经》中的神灵大致可分为三类：包括日神、月神、星神和云神在内的天神类；以地母神为主，包括山神、河神、水神在内的地神类；包括岁神、四方之神、四季之神、时间之神、风神、雨神、雷神、火神在内的天地神类。这些神灵属于天、地等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先秦时代（秦朝统一之前的时代）的人们称之为鬼神。这些鬼神的名称零星出现于《山海经》等文献中，而这些鬼神与史前时代至商周时代的神灵却很难加以对应。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图像中解读出日神、火神和朱鸟，并论及商周时代的最高神“帝”即为青铜器图案中经常出现的饕餮。

林巳奈夫认为，饕餮的形象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太阳神，在史前时代的图像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商周青铜器以各种各样的鬼神为图案铸造而成，这些神灵的形象来自各地原有的神，而商周时期之前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也可见各种各样的图像，是当时的众神的体现。

可以想象，史前时代各地的众神被统合、淘汰或创造，并连接着商周时期的诸神，但是要想体系化地说明这个过程却有相当的难度。并且商周时期的众神极有可能是在受到统合、淘汰、创造之后，才通过战国时代至西汉时期的《山海经》流传下来。要想探寻史前时代众神的形象，就必须先把这些被经过多次扭曲和断裂的线团解开并重接之后才能将之复原。

神话与考古学

在史前世界，各区域各自存在着诸神

本书涉及的大部分时代都属于史前时代。这是文献史料中未曾留下历史记述的时代，即便史书记载涉及该时代，通常也被看作传说。

比如司马迁编纂《史记》的时候，《殷本纪》所涉及的年代早于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一千年以上，《夏本纪》以及《五帝本纪》的年代则更加久远。

这大概相当于现代历史学家编纂平安时代以前的历史。在《史记》成书的年代，上述历史已经被传说化，其真实性也变得暧昧模糊，很难加以确证。

神话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体系上和构造上的把握，分析神话中对自然现象的描绘、社会组织的表象、神话与利益的关系等等，可以解明神话的意义。然而留存于文献史料之中的神话多为不连贯的断片，并且包含着史料编纂者的理解及价值观，或反映着史料的局限性。很难断定其是否重视传达着神话本身的形态，因为史料非常有限。神话很可能传达着某种事实，但是对其是否具有历史意义则难以断定。

如前所述，神话有可能反映着记述神话的当时的时代价值观，有时是为了表述王朝和家系的正统性而产生。特别是后者，关于祖先神的记述尤其具有这种可能性。

另外，在西汉《史记》成书之时不曾出现的伏羲、女娲等“三皇”的记载，至唐代却补写了《三皇本纪》，这可看作是一个为顺应寻求自我认同的价值观而记述神话的事例。

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西汉初期的图像中，女娲多单独出现，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伏羲与女娲的组合，至于两者交合的形象则出现于西汉末至东汉时期。

由此可知伏羲、女娲的人类再生神话以及开天辟地的盘古神话的普及是在汉代以后，出现这种世界观的必要性也是在汉代出现的。在此之前的世界观是否如此宏大则不得而知。

如果仅限于祖先神来看，也可能是为了证明周王朝的正统性而对这些神话进行了筛选。所以，五帝时代的世界观很可能局限于包括南方的一部分在内的渭河流域与黄河中游地区，它作为华夏系神话只是中国神话世界的一个部分。

与之相比，《山海经》等文献中记载的自然神则可能以更宽广的世界观为背景。但它们也是诞生于战国时代至西汉初期的中国世界观之中的鬼神形象。

上溯至商周时代等史前时代的鬼神多种多样，在各区域一定分别存在着当地的神灵。我们不应当只把眼光停留在留存于文献的华夏系神话来谈论史前世界。

只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而存在，就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无法证明就无以谓之科学。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成立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运用科学手法对以往暧昧模糊的时代进行分析。另外，对没有文献记载的时代所做的研究被称之为史前学。

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正是属于考古学和史前学研究范围内的时代。那么，中国的考古学是如何起步而至今日的呢？下一章将首先对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加以解读。

第二章

中国发掘物语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

现代历史学的黎明

中国也是王朝国家。对一个继承了王位正统的王朝而言，连接历代王朝的历史，为前代王朝修订正史成为传统。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的正史。如前所述，最早的正史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中国自汉代以来均以这些正史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儒学家之间盛行以考据正史为主的训诂学。清朝末期，欧美列强的势力波及中国，清王朝被迫敞开了国门。正逢欧洲列强先后达成产业革命、争相扩大殖民地统治之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和印度等国被贴上了落后专制的标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即以当时亚洲专制国家的存在为背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种包含歧视的历史认识。

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直接起因于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指在此之前就已开始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一场以打倒旧式家族制度及儒教陈规、学习西欧近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乘着这场运动的潮流，历史学当然也不得不面临着向现代学问体系即科学体系发展的动向。其结果是，诞生了怀疑文献记载真实性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代表首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的学者顾颉刚。顾颉刚率先采用西欧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说历史，从此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黎明。对《史记》中《夏本纪》和《殷本纪》记载的夏王朝和商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疑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距今约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他的食客刘铁云发现了甲骨文，这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大事件。其中罗振玉、王国维等沿袭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尤具重要意义。

甲骨文中有“殷”字，成为殷商确实存在的证据之一。这可说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成果。王国维还解明了甲骨文中商王的名字，并确定这些名字与历史记载的谱系基本一致。

但是要证实商王朝确实存在，必须以商朝遗址的发现为证据。当时龙骨还只是一种珍贵中药，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龙骨即甲骨文的出土之处。

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败北之后，加上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内忧外患，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走向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促进现代化而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傅斯年。

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

在此之前，受聘于中国政府，在地质研究所任职的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注意到已在学会公开的龙齿，并于1926年在北京郊外周口店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化石埋藏于五十万年前的地层，被命名为北京猿人。

当时，荷兰人杜布瓦（Dubois,E．）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人类化石，他认为这是比属于古人的尼安德特人更早的猿人化石，但当时学界对猿人是否扩散至亚洲尚存疑问。北京猿人的发现更证实了杜布瓦的观点，说明早期猿人（南猿）在非洲出现后，经过进化的晚期猿人很早就已扩散至亚洲。对于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的人类进化的多系统学说，上述发现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根据。

安特生于1921年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发现了彩陶。同年，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类似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由此得以确证中国也存在过新石器时代。同时安特生极其重视中国彩陶与西亚的关系。他因此继续在甘肃考察，把在当地发现的彩陶命名为甘肃彩陶，并认为中国的彩陶源于西亚。

9 仰韶文化船型彩陶壶

另外，192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现彩陶，1923年桑志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武灵水洞沟发现了后期旧石器。

在丝绸之路一带，瑞典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英国的东方学家马克·斯坦因、法国的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进行了探险。敦煌文书被带到海外也是这个时期，即1900—1920年代。

被誉为现代考古学开拓者的滨田耕作的业绩

日本人开始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也是这个时期。以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为中心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于1927年开展了首次大陆考察，即在今辽宁省碧流河河口附近的貔子窝遗址开展的考察。

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在满洲即今中国东北部一带大举扩张势力，考古学者们也在这里正式开始发掘考察。

据说滨田耕作对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逃亡至日本的罗振玉带来的殷墟出土文物格外重视，他最初期望的是对殷墟的考察。然而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殷墟的发掘考察，所以滨田耕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愿望。

其后，东亚考古学会的发掘开始以当时的满洲尤其是辽东半岛为中心展开，发掘对象主要包括牧羊城遗址、南山里的汉代遗址、营城子汉墓、羊头洼遗址等。另外，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赤峰发现的彩陶也引起了滨田耕作的兴趣。1935年，他考察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确认了彩陶文化与青铜器时代两种文化的存在。红山后遗址的彩陶文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东北部的特殊的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滨田耕作的上述业绩作为与侵略行为相呼应的殖民地考古学，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可以算是该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而且在发掘考察后不久即印行了大量的发掘考察报告，其勤力治学的精神值得尊敬。这些考察是现代考古学开拓期的考察，虽然其中包括考察精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发掘考察报告中所做出考古学基本评价，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其学术意义至今尚存。

其后，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至1942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辽东半岛进行了一系列史前时代的遗址考察，范围包括四平山积石冢、老铁山积石冢、文家屯贝冢、上马石贝冢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些考察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考察的最后一幕。

殷墟发掘资料的受难史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的存在。1928年，他指派董作宾到据传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先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屯极可能就是殷墟的所在地。

傅斯年决定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对殷墟进行正式的发掘考察。其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受命担任考察队长。李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现代考古学，他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成员包括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殷墟的正式考察于1929年开始，除去1930年对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察之外，得以持续进行了共十五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

在此期间，于小屯发现了宗庙遗址及大量的甲骨文。于侯家庄发现了王陵及祭祀坑，考古调查取得卓著成果，并证明了安阳即殷墟所在地。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从安阳搬运至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南京。

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事不断激化以及日占区的扩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迫于事态危急，不得不步步后退，最终退至重庆。

在这次撤退中，安阳殷墟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起被撤离南京博物院，不得不随同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转移。在此期间，研究所的学者们的研究得以勉强维持，但在殷墟发掘的文物却不能轻易打开。

这一时期成为甲骨文的受难期。中央研究院转移期间，关于出土甲骨的正式报告已接近出版阶段，然而因战争的影响，出版两度受挫。直到发掘考察之后约二十年，经第三次筹划才得以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受害的还不只是出版的延迟，作为《小屯》乙篇出版的H127坑出土的甲骨在发掘出土时形状完好，却因在战争中转移而受损，变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导致其资料价值大大降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大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全面内战。以陕西延安为据点的共产党军队首先解放了中国东北部，占据有利形势，并逐步南下。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围困孤立，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仓皇逃往台湾，并在该地保住了残余势力。

这时故宫文物与殷墟文物被一同转移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终于得以在台北南港安顿下来。现今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京与台北两地，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于1949年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曾参加安阳考古调查的青年学者此时不得不面临人生道路的一大抉择。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撤退至台湾的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则有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人。李济后来成为台湾大学教授，致力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张光直即毕业于此，他后来前往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发扬至国际学界。

另一方面，留在大陆的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学者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度展开大陆的考古调查。安阳也在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再度开始时隔十三年之久的发掘考察，并获得武官村大墓和祭祀坑等发掘成果。1959年，在安阳开设了进行调查事务的工作站，长期派驻研究者在此进行发掘考察和研究。当今中国大陆的考古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以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形式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1920年代至1930年代重要遗址的不断发现

早在建国前，本书将要论及的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就已经为尚处在草创期的中国考古学界所周知。其中之一即成为红山文化名称来由的红山后遗址。另外，1928年发现的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城子崖遗址正是龙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饶有兴味的是，在城子崖遗址的这两次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现收藏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的六处黑陶文化遗址进行了试行发掘，这是以绚烂豪华的玉器文化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

如前所述，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现了彩陶文化的遗址。其一是1921年发现的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遗址。这里成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遗址。其二是由安特生发现的甘肃彩陶。如此看来，关于今天广为人知的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仰韶文化、甘肃彩陶文化、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主要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都已得到发掘考察。

在这些文化当中，作为彩陶文化的仰韶文化和作为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源于不同系统的民族，即有名的夷夏东西说。这是由傅斯年在当时提出的观点。然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差异并非出于民族的差异，而是出于年代的差异。这个观点要等到建国后于1959年进行的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才得以明确证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察与发掘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该研究所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之后由尹达以及曾在英国学习近代考古学的夏鼐担任领导，苏秉琦、王仲殊、徐苹芳、安志敏等为其中佼佼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发现了除殷墟之外存在的商代中期遗址琉璃阁遗址。另外还在固围村遗址对三座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进行了发掘考察。1954年在洛阳设置了工作站，其后又设立了西安研究室和安阳工作站，长期持续地开展了有组织的考古调查。可以说所有这些考古调查呈现的是国家级工程的形态。

在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即后来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培育年轻学者的基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正式成立于1952年，负责人是苏秉琦、俞伟超、宿白、邹衡、严文明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就这样，以学术机关与教育机关为两轮，新生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走向了发展之路。

仅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来看，在建国后不久的195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导下进行了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调查，成功实现了对整个聚落的全面发掘考察。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北首岭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山西省西阴村遗址、甘肃省临夏姬家川遗址等，在当今考古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遗址都得到发掘考察。同样，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也对成为中原陶器编年标准的洛阳王湾遗址，以及有着多人合葬墓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等进行了发掘考察。

1966年至1971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中国社会留下巨大创痕。此期间内，也是整个国家的社会机能趋于麻痹的空白期间。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影响，研究被迫中断。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杂志《考古》、《文物》及《考古学报》都被迫停刊。另外，考古学调查也不得不中断，但其间仍进行了如1968年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夫人窦绾的合葬墓即满城汉墓的发掘考察，以及1969年北京的元大都的发掘考察。

从群众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平息，自1972年起，各主要学术杂志也得以复刊。同年，殷墟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再度开始。在殷墟孝民屯遗址成功地保存了商代车马的完整形态。在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得到全面发掘，其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此后考古学研究及发掘考察得以在全国全面恢复，考察与研究活动也日渐兴盛起来。

现代中国与发掘

各地相继诞生的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着“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社会逐渐平复，考古学研究再度恢复了活力。1972年中国相继与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恢复邦交，中国逐步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1978年12月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路线实施以后，伴随巨大的路线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在此时期，与从前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为中心进行的发掘考察不同，各地博物馆及大学逐渐开始进行自主的考察研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博物馆独立出来，成为独自进行发掘考察的专门研究机关。

各地发掘考察的进展虽说始于七十年代后半期，其发展其实与改革开放路线同轨而行，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除了之前的三大学术杂志，各地也开始发行地方考古学的专业学术杂志。1980年，陕西省的《考古与文物》、河南省的《中原文物》、湖北省的《江汉考古》分别创刊。1981年创刊的杂志则有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文物丛刊》（后改称为《北方文物》）、江西省的《农业考古》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文物考古》。

其后，至八十年代后半期，又有陕西省的《文博》、辽宁省的《辽海文物学刊》、河南省的《华夏考古》、江苏省的《东南文化》、江西省的《南方文物》、四川省的《四川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文物》、河北省的《文物春秋》、山西省的《文物季刊》（后改称为《文物世界》）等。

随着各地出版活动的活跃，加上发掘考察报告迅速增多，之前极其有限的考古资料得以飞速增多。同时，以这些丰富的资料为背景的研究活动也日益深化，而且具备了在考察后把成果及资料尽早与其他学者分享的学术环境。自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上述活动得到更进一步充实。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不仅对国内的学者，也对海外学者予以共享，从信息公开的意义上来看，这也可说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进展。

1990年代，改革开放路线为中国的经济带来飞跃性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各地的城市化，同时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工业化落后的内陆地区造成了经济上的差距。各省之间的经济差距又导致了预算的差距。

1970年代后半至1980年代期间在各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也难免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有享受着丰厚的考察研究费用的大城市的研究所，也有连少量考察费也难以负担的地方级研究所。经济差距自然也导致了各地考古学的研究进展的差距。

被认为是周王陵而轰动一时的周原的发掘考察

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急速的国土开发，对濒临破坏的遗址的紧急发掘也随之急剧增多。这也是当今考古调查的一个特征。这种事态使得考古资料数量大增，另一方面的现状是，越发旺盛的发掘考察报告等信息普及也引发了考古资料信息泛滥的现象。这与日本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相当类似，这些问题正日渐成为当前的课题。

中国当代社会正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城市，现代建筑使市容焕然一新，社会生活也随之改变。尤其是闹市区出现的快餐店，其景象与日本甚至美国并无二致，这也是近年来的变化之一。

朝着IT社会的转变日渐迅速，城区的网吧随处可见。然而遗迹参观考察所到之处的农村地区或荒野一如往年般寂静，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同一国度的景象。这样的社会变化也对大学的机构组织带来影响。近似日本的所谓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中国也已开始采用。

例如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相当于日本的考古学部。所设专业有：按时代划分的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汉—唐专业，以及古文字、陶瓷器、博物馆学、考古科学等。其组织庞大，拥有师资三四十名。这般规模已是日本所没有的专业大型的考古学教育机构。1998年，又新设为兼有文物保护与古代建筑专业的专业考古学教育机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又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

考古文博院在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开设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其作用类似于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主导的COE（Center of Excellence）制度，是为建成高级教育研究机构而设的制度，并享有特别预算。另外，吉林大学考古系也利用该制度申请并获准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开展边境地区的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研究，并积极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另外，在1996—2000年，为科学断定夏商周年代而展开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这是一项国家级工程。所谓夏商周三代，即中国最初的王朝夏朝、因殷墟甲骨文而得以确定的商朝以及灭亡商朝后建立了封建国家的周朝所存在的年代。

这三个朝代的历史均记载于《史记》，然而其年代只有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后的纪年得以确认。之前的年代只能以相对的年代关系来把握。

因此，关于商纣王灭于周武王的确切年代，人们只能从文献记录以及古代天文现象的关系来进行考证，进而总结各种观点得出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这个年代。而年代更加久远的商朝的成立时期，或是商朝盘庚迁都的年代，还有传说中的王朝夏朝的成立年代等等，都还包裹于谜团之中，尚无决定性的证据来确定其年代。

为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文物科学的力量，以求得出最为接近实际年代。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

作为这项研究计划的一环，学者们在周朝初期的都城周原进行了发掘考察，并获得了新的考察成果。2004年，周原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周王陵，这可算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进展。但是目前对该处是否确实是周王陵尚无定论。在此之前周王陵一直不为人知，如果周原真的是周王陵所在地的话，这将是跨越三千年时间的伟大发现。周原王陵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今后的发掘考察值得期待。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是在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后，为加强民族意识，把古代中国定位为先进文明而进行的。就像汉代至唐代，都曾把炎帝、伏羲、女娲从传说中发掘出来，作为史实来进行考证一样，其目的在于确定本民族的祖先，肯定其先进性和文明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为的是对中国文明作为领先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的事实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中国的大国意识，也鲜明地反映在当前的这种历史观之中。

战后日本与中国考古学界

自七十年代末起年轻学者到中国留学得以实现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学者曾在以中国东北部为中心的地带直接参与了发掘考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些考察活动为当地确立了正规的考古学调查的基础。日本学者们之所以在当时就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寄予关心，是因为流传至日本列岛的多种文化的源头都来自上述地区。就像欧洲社会为了到西亚寻求自身文明的源头，而在当地开展了殖民主义式的考察，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的考古学考察在当时也是站在政治支配的立场上进行的。

战后，日本学者被逐出大陆考察的领域，其后，五十年间无法进行在大陆的考察。在此期间，丧失了中国大陆这块考察田野的考古学者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距离大陆最近的对马、壹岐以及北海道东部的发掘考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间的直接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主要学术杂志成为在日本唯一可用的中国考古学基本资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7年，经中国科学院邀请，以东京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为团长，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战后首次访问了中国。代表团一行经香港由陆路进入广州，参观考察了南京、北京、敦煌、西安、洛阳等地，然后又经香港回到日本。在今天这样的迂回路线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代表团成员们在访问中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已拥有充实的考古学资料，同时举国上下积极保护文物古迹的情景也令代表团成员感动不已。

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冈崎敬，其次是樋口隆康，两人当时还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后来樋口隆康成为京都大学教授，冈崎敬成为九州大学教授，他们堪称战后日本中国考古学的带头人。对这些学者而言，日本的中国考古学虽然拥有战前的积累，但无法直接到当地考察并接触文物的情况无疑有一种隔靴搔痒般的遗憾。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间的正式往来得以实现。然而当初学者的交流却并不容易。直到后来才逐渐可以直接接触中国的相关资料。

1978年12月以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路线，中日两国间的学者交流才如同大坝决堤一般活跃起来。1979年，第一个日本考古学者获准到中国留学，其后每年都有年轻学者前往中国留学，得以直接学习中国考古学。

同时，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路线之后，也迎来了各地大显身手的时代。各地诞生了以区域为单位的考古学学术杂志，研究资料的公开变得丰富且迅速。在日本，以中国考古学为专业的学生开始增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国考古学不再是七十年代以前那种遥不可及的状态。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走入这个领域的学子之一。我于八十年代正式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并前往中国留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樋口隆康、冈崎敬两位前辈看来，形势的变化一定令他们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中日间学术交流于八十年代正式展开。而双方的交流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则应该说是在1991年2月，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修订之后。由于这项办法的修订，在与中国学者共同研究的先决条件下，外国学者也可以获准在中国大地上参加发掘考察。这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环。目的在于学习海外先进的考古学、科学保存的技术，以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水平。接下来是我参与共同发掘的一些体会。

国际联合考察与共同发掘

日本与美国的共同发掘的不同点

中国迄今为止与海外学者进行的共同研究中，其对象国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发掘考察始于1995年。详情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在此先把中日共同发掘的主要的遗址名列举如下。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浙江省普安桥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岱海遗址群、四川省宝墩遗址、湖南省城头山遗址等。商周时代的遗址则有属于二里岗文化的都城遗址，即河南省府城遗址。汉代以后的遗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河故城城南区古坟群车师国时代墓，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周田弘墓，唐代史道洛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雅遗址、陕西省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等。

在与美国联合发掘考察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有：山东省两城镇遗址、江西省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的遗址有：河南省商丘遗址群、四川省的中坝制盐遗址等。另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山东省两城镇遗址周边、河南省二里头地区、河南省安阳周边、山西省垣曲周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等遗址的分布调查，并积极开展研究，利用计算机的地理信息系统实施了空间分析，从遗址分布的时代变迁入手，对区域历史的发展流向进行了大致调查。

由于美国的学术风格以及之前学术积累较之日本相对薄弱，与美国的共同调查通常不立刻开展发掘考察，而是从绵密的遗址分布调查开始，在充分把握调查成果之后，才开始进行发掘考察。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考察重点置于初期的遗址分布调查。实际上，通过全面开展遗址分布调查，发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遗址，并且，从这些调查成果中得出了许多为前人所忽视的历史性的新观点。由此我们也认识到，这种绵密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由于遗址分布已得到确认，使之成为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对共存于东亚的日本学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视点。

我参加的中日联合发掘考察有三处：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和内蒙古岱海遗址群。在阴湘城遗址，我们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城垣。在草鞋山遗址，我得以参加了东亚最古老的水田遗址的发掘工作。而在岱海遗址群，我们在气候变动显著的长城地区以时间为轴线明确了环境与遗址的关系。

参加上述联合发掘考察之前，我曾在自1990年起的三年时间里，体验了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考察。这三年的考察是在外国人被许可参加发掘考察之前的事。所以，我接触的是遗址的测量调查、遗址参观以及文物调查等工作。但这是首次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许可的联合考察，为此，整个考察团队都深感自豪以及责任重大。日方考察团的团长是大手前大学的秋山进午教授，中方团长是当时辽宁省文化厅的副厅长郭大顺先生。

第一年度我们进行了测量调查的遗址包括：属于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辽西凌源县城子山遗址、同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阜新县南梁遗址。第二年度，我们测量调查的遗址有：位于辽东半岛，属于商代并行期的积石冢即大连市王山头积石冢。第三年度，我们对属于辽东支石墓墓地群的凤城县东山大石盖墓进行了测量调查。

中国考古学界的学者们似乎很少亲自使用测图板和照准仪（平面测量工具）进行简单的平面测量，也不太操作光波测距仪（total station）等测量器具。对我们所做的单调的调查，中方学者们看起来仍抱有一些怀疑。我还记得日方学者一边尽力说明遗址的测量工作对考古学者获取信息有何意义，一边在初冬凛冽的寒风中实施调查的情形。

10 使用光波测距仪进行实测的情形（内蒙古王墓山坡上遗址）
对住居遗址的出土文物的三维位置进行精确到每一个点的记录

这些测量调查的意义详细记录在了共同发表的考察报告书中。我想，这些记录可以表明，即使不进行发掘，从基础的调查中也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经过测量调查之后，从中获得的信息也促生了新的假说，进而想加以验证也是人之常情。望着我们测量过的遗址，我们不禁开始盼望能在该处设立考察区域，通过发掘来判明假说的真伪。

初次参加的共同发掘阴湘城遗址的考察

1995年春，首次参加在中国的发掘考察终于得以实现，这是我一直以来期盼的机会。那是在湖北省荆州市阴湘城遗址的发掘考察。经福冈市主办的文化研讨会派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副教授已在前一年访问了该遗址，经过交涉，终于使发掘考察得以实现。这次发掘考察由福冈市文化研讨会主办，由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与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共同参与。日方考察队的队长为冈村秀典，中方负责人由江陵县博物馆的副馆长新石器时代专家张绪球先生担任。

在中国进行联合考察和共同发掘时最常遇到的是住宿问题。对我们而言，简易的住宿环境并不成为问题，然而中方把我们当客人招待，尽力为我们避免简陋的待遇。为了选择适当的住宿条件，住处大多选在宾馆酒店，但是遗址附近很少有这样的住处。毋宁说保存完好的遗址大多位于郊外，遗址与宾馆的距离往往较为遥远。这与欧美人在遗址附近搭帐篷住宿，以实用为优先的考察大不相同。我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经历过与俄罗斯学者的联合考察。在遗址附近搭建帐篷，在河水中洗澡可谓家常便饭。然而在中国这是不被容许的行为。也许因为事关治安和饮食的安全问题，所以难以实现。

中国学者们平时并不讲究饮食，在接待外国学者时，却一定要准备相当规格的饭菜。这也关系着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时常意识到面子问题。我们面对各项交涉时，也不得不考虑到面子问题，这可说是外国考察的宿命，唯有入乡随俗。阴湘城的发掘考察之时，从我们的住处到遗址需要近一个小时车程外加四十分钟的步行才能抵达。1995年夏天至1997年夏天在内蒙古岱海附近进行发掘考察时，我们住在工作站改装而成的住宿设施之中，即便如此，仍需在车上颠簸两个小时才能抵达考察现场。

在联合考察的过程中，对遗址和出土文物的记录方法，双方产生了分歧。日本人对这些问题的要求极为繁琐。或许是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导致的不同，日本学者们觉得没有制成精确的图纸图面就不能算作正规的考察。

中方的调查采用的是沿用英国考古学传统的探方考察法。首先以5米见方为一格挖掘探方，也就是说首先设置好坐标网格后再开始发掘。这样的探方呈网格状分布，网格状的探方间留有隔梁，隔梁对把握遗址的层位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的方法在日本也经常使用，但问题在于测量的基准坐标。即便是看上去规整如棋盘的探方，实际上只是依靠大致的丈量挖掘而成，当遗址位于倾斜地形之上，间隔距离即为斜线距离，虽然肉眼看不出误差，但实际测量后，往往达不到5米见方的规格。

11 探方发掘法
以5米见方为一个格，做网状发掘，隔梁用于观察地层

在以往的考察中，这些探方或网格被作为与实测用纸的网格同等的实测基准。然而如前所述，这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在日本，这样的情况通常使用经纬仪或光波测距仪来进行实测，并用在地表设置基准桩的办法来确定精确的基准坐标。这样的作业方式对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考古学者们来说还很陌生，或者是因为拥有这类仪器的研究单位还不多。在辽宁省与中方共同实行测量调查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从这种测量的意义以及以探方为基准产生的误差开始进行充分的说明。

阴湘城遗址是面积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我们在发掘考察之前在该处制作了精确的地形测量图，使土垒及其外侧的环壕的复原成为可能。

经济大发展与发掘考察的扩大

关于各处发掘考察的具体情况，与在日本的考察同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令人忘却烦恼和疲劳的要数收工之后的餐食。各项考察为了节约经费，往往直接雇佣当地人为我们做饭。我们因此得以品尝到当地的家常风味。在阴湘城和草鞋山进行发掘考察的时候，主食的大米都是籼米。对于吃惯了粳米的日本人来说，应该说是并不合口味，但是用蒸笼现蒸出来的香喷喷的米饭实在非常可口。

中国各地的口味千差万别。较之草鞋山口味清淡的饭菜，阴湘城则多用辣椒作调料，味道偏辛辣，而内蒙古的菜式则有豪放的华北之风，总之各具特色。从食物素材来看，阴湘城位于长江流域，餐桌上常有河鱼的菜式。对那些遗址中发现的鱼的种类，之前只能从文献中得知。而今通过品尝当地的饮食，使我对那些鱼的形态有了直接的了解。

当然，我们在内蒙古也得到了羊肉的款待。从如何宰羊到羊肉的各种做法，我们都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考察地附近的居民生活习俗的差异。考察中通过与在当地临时雇用的老百姓的实际接触，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另外，参观附近民居也使我们看到，阴湘城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与华北内蒙古在村落形态以及住房空间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我想，这些差异上溯到史前时代，也是必然存在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草鞋山是位于大城市附近的近郊农村，近年迅速富裕起来，虽留有旧时水乡的遗韵，却让人切实感受到农村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村留存下来的各种民俗，应加紧记录和采访调查。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不禁为之感到焦虑。目前因为三峡大坝的建设，附近居民的迁移已经开始。全国各地的考古学者被集中到这里，展开紧急发掘考察，并对考古学资料进行记录，然而民俗调查却受到忽视。长年居住于此的居民们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及技艺正急速转向荒废，令人不禁担心这些民俗资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2000年以后，中日联合考察逐渐转向低潮。若要开展联合考察，必须得到文物局（相当于日本的文化厅）的许可。以目前的状况，想要获得联合考察的许可，其难度较当初可说是增大了许多。其原因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学者研究水准的提高，与外国共同开展研究本身也逐渐丧失了魅力。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领域已发展到了不需要寻求外国经济支援的阶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激励。与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类似，随着各地的开发不断加速，紧急发掘也急速增多，同时关于这类发掘成果的出版物也迅猛增加。以往那种不成熟的印刷技术也得到改善，带有大量豪华彩色图版的学术报告也变得毫不稀奇。而且价格昂贵，在现阶段想要收集所有的相关出版物，以学者个人的财力已难以负担。

在此情况之下，学问的发展引发了学问的细分化。像过去那样，把中国考古学笼统地看作外国考古学，对其进行网罗所有时代的体系研究，或是涵盖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或是就贸易陶瓷展开全领域研究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而在中国国内，各地的研究交流还不够充分。能够横跨各地掌握整体资料的学者在中国仅限于极少数的学术权威。另外各地研究者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各地之间甚至有就遗址、文物的年代久远及珍贵程度进行竞争的现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作为一名外国考古学者，要想对史前时代进行通史性质并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本书仍将对中国的史前时代做出综述。我也想凭着自己参加中日联合发掘考察的经验以及在实地对文物和遗址的观察，来执笔论述，而结果究竟如何呢？

在下一章，将探讨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如何诞生的问题。

第三章

农业的出现

人类的诞生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人类的非洲起源说与多元说

人类起源于非洲。人类出现的年代向来被认为是在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更新世。但是，根据现在的古地磁年代的层序划分等观点，学界多以170万年前为界，认为猿人（Homo erectus）出现以后相当于该地质年代。

而现今比猿人更早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属）则可上溯至第四纪更新世以前的第三纪上新世，199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始祖地猿的化石，使人类起源有可能追溯至500万年以前。能直立两足行走的猿人发明了石器。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石器是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哈达尔的250万年前的石器。

12 中国的前期旧石器时代遗址
1泥河湾遗址群；2西侯度；3蓝田公王岭；4龙牙洞；5人字洞；6郧县人；7巫山龙骨坡；8建始龙骨洞；9元谋

关于人类最初离开非洲大陆向欧亚大陆扩散的年代，从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的事例来看，大约是150万年前的事。与之相对，目前在中国发现了多处属于相当古老的地质年代的石器遗址。主要包括：安徽人字洞遗址，其年代为240万到200万年前；四川巫山龙骨坡遗址，其年代为215万到187万年前；云南元谋遗址，其年代为160万年前，或160万到110万年前；河北小长梁遗址（泥河湾遗址群的遗址之一）为187万到167万年前，或160万年前。另外，还有被认为是早更新世遗址的山西西侯度遗址、湖北建始的龙骨洞遗址、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等。

问题是从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是否能确认为真正的石器。关于人字洞遗址的石器的人为性曾因有可能被认定为自然石而受到质疑。这类问题与年代的确认等还需要凭科学依据进一步论证。如果除人字洞遗址的石器之外其他遗址的石器均为人工制造的石器，就说明从非洲向外扩散而来的人类从相当早期的阶段就已到达了东亚。

受到质疑的还有元谋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被命名为元谋人的人类骨骼与北京猿人类似，但更为原始。元谋人作为东亚最古老的人类，经地磁年代测定后也受到怀疑。有学者认为，人骨化石的年代最远只能上溯到60万到50万年前，因此尚难以断定。但是在1984年的再度考察中，元谋人的出土层位的年代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7万到167万年之间。关于中国最古的石器和人类化石的年代，今后还需充分的科学论证。

13 周口店
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场所

14 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模型

15 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日本考古学界曾因旧石器捏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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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打击，由此中反省来看，中国的旧石器年代断定问题也应该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而不是根据轻率的预见来展开讨论。问题是，如果这些材料可以信赖的话，学界向来的非洲起源说就产生了重新考证的可能性。人类多源说与现在的人种问题也有着直接关联，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尚需期待学术的发展以及国际研究合作体制的确立。

与非洲早期的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首先以华北为中心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北京猿人闻名于世的周口店遗址等。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南部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旧石器遗址，学界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整体论述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从一元走向多元。最具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的一系列研究。

中国南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陕西省南郑县的龙岗寺遗址以及广西的新州遗址。

龙岗寺遗址位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是一处中更新世的遗址。因其位置在汉水上游，本书将其归入中国南方的遗址。

这些中国南方的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为砾石石器，其特征在于直接用砾石加工而成。也有用砾石的石片加工而成单面砍砸器和双面砍砸器，以及用加工砾石余下的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另外还有利用以上石器对砾石进行全面加工后制成的手斧。

哈佛大学的莫维斯教授曾经指出，自非洲至欧洲以至印度都有石斧的分布，而该范围之外的东南亚以及东亚则分布有单面砍砸器和双面砍砸器，并据此得出两大文化圈的观点。他认为砾石石器的分布中心在非洲，而没有手斧分布的东南亚和东亚则为其周边地带。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因石器种类划分的分布圈上差异认识，从近年来的发掘实例来看，已经无法通用。

在非洲，随着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的推移，石器群也从典型的奥杜韦文化发展至发达的奥杜韦文化。这也可说是砾石器文化技术上的进步。如前所述，属于晚更新世的以色列的乌贝蒂亚遗址是人类从非洲向外扩散时留下的最早的遗址，其年代测定为140万到110万年前。而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遗址，也从15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猿人的人骨化石和石器。

16 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石器
1原手斧；2、3砍砸器；4、5刮削器

至少在150万年前左右，猿人就从非洲扩散到了欧亚大陆。并且在欧洲，还诞生了以受到非洲石器文化影响的手斧为特征的阿舍利文化。这是一种以非洲典型的奥杜韦文化为基础，产生于欧洲的砾石器文化。

关于近年发现的中国南部的中更新世的石器，王幼平教授将这些石器的种类组合与非洲及欧洲的中更新世以前的石器进行了比较。

王幼平教授在把中国南部的中更新世的石器与非洲、欧洲各地的石器比较后认为，与中国的这些石器种类和石器组合最为近似的是典型的奥杜韦文化。并且较之更晚阶段的非洲发达的奥杜韦文化以及欧洲的阿舍利文化，中国南部的石器文化更类似于早期阶段的奥杜韦文化。

在比较典型的奥杜韦文化与中国南部的石器文化后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石器的组合比例，砍砸器所占比例均为百分之五十。另外两者均包括一种被称为原手斧的具有手斧原形的石器技术。

王幼平教授认为，在非洲诞生的人类以及人类发明的石器技术很可能早已扩散至东亚南部地带。或者说，中国南部的古石器群及古人类与非洲早期的石器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后来的发展变化为何产生了差异呢？

因八千米高峰诞生而安定孤立的中国南部

在欧洲，石器文化历经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从以砾石石器著称的阿舍利文化，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由尖状器等石片尖状器构成的莫斯特文化，再到旧石器文化后期的以石叶石器为特征的奥瑞纳文化，以双面加工的尖状器为特征的梭鲁特文化，以及以骨、角器为特征的马格德林文化等。

与之相对，在中国大陆南部，中更新世与晚更新世则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唯有时间缓慢流淌而过，原因在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第三纪上新世末期，青藏高原的海拔仅一千到两千米，到了第四纪更新世，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突然隆起，形成了与现今相当的海拔八千米的景观。这个变动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一道巨大屏障，欧亚大陆东部即东亚因此与欧洲大陆隔绝开来。

亚洲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及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空气，给东亚带来了特殊的气候条件，即夏季湿润、冬季寒冷干燥的季风。其中中国南部的亚热带及热带的湿润气候环境在更新世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持续。在这种孤立的地理环境中，也形成了安定的人类生活。可以想见，正是这种环境使得石器的制造技术没有产生太大的变迁。

17 前、中期旧石器时代
小型石片石器文化与砾石器文化的境界地带位于华北

在中更新世的最温暖期，亚热带的湿润的森林带一直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一带的华北地区，砾石石器分布的北限到达了黄河中游地区。可以说，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至黄河中游地区一带都处于砾石器文化的范围之内。因为热带及亚热带的森林地带繁衍着丰富的植物资源，为这一带的人类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也使安定的砾石器文化得以长久持续。

另一方面，从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以至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与砾石加工的砾石石器不同的用砾石石片制作的小型石片石器文化。这与华北南部至中国南部的石器显示出巨大的系统差异。华北北部与中更新世相关的小型石片石器经古地磁年代测定可知，其中的河北省小长梁、东谷坨、岑家湾等遗址的年代可以上溯至100万年以前。

这些遗址的石器的原料多为石英、石英岩、玛瑙等小型石材，有学者因此认为，小型石材正是制作小型石片石器的原因所在。

但是，华北向来被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以及小型石片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周口店第一地点即著名的北京猿人的发现地。大型石器的匼河—丁村系可以看作中国南部砾石石器的系统，小型石器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则多见于华北北部以北至东北部一带。

华北地区可以说是华北南部与华北北部的两个文化系统的交界地带。中国南部的砾石器文化以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繁衍的丰富的植物资源如植物根茎、果实等为食物，石器应当时用于这类食物的获取和加工。

另一方面，华北北部以北属于温带气候，小型石片石器主要用于动物解体及猎捕。由此可见，该区的食物资源较中国南部地带更依赖于动物资源。

有趣的是，这些差异还反映着当地条件的差异。砾石器文化圈位于平原的开阔地带，而小型石片石器圈则多见于洞穴及岩石下方等山地的遗址，正是这种地势的差异导致了上述食物资源的不同。即使是在中国南部地区，从广西、贵州等西南部省区的砾石器文化来看，其石器种类的组合也有所不同。西南部的遗址立地与华北北部以北同样，多为山间的洞穴遗址。西南部的石器多以加工自砾石或石核的石片石器为主。可以想见，这也与山间的食物资源多以动物资源为主有关。

猛犸的祖先与非洲象是近缘

在考察华北石器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些华北小型石片石器群后来都有急剧变化的倾向。亦即，在华北以北，石器加工技法和石器组合与中国南部相比，历经了从斜轴尖状器到刀形器再到细石叶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后期旧石器时代细石叶的变化一样，与包括欧洲和西亚在内的旧大陆有着共通的趋向。

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郧县人。郧县人的头骨化石与哺乳动物群的化石及石器发现于同一地层。石器属于砾石石器群，是中国南方常见的石器群。同一地层内发现的动物化石群极其类似于著名的蓝田猿人的发现地、蓝田公王岭的出土化石群。出土的三个地层的年代经测定为87万至83万年前。关于这个年代与人骨化石的年代是否一致，尚需进一步讨论，但是大致的年代可知是早更新世后半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人骨化石处于从猿人向新人过渡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新人于22万年前在非洲诞生后向世界各地扩散，他们与现代人相同或者说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郧县人的发现因为向这种学说提供了反面论据而受到重视。这个发现说明猿人在各地分别诞生了新人。而且郧县人的形态特征也接近于现代亚洲人。

我们所属的蒙古利亚人种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才能得出值得信赖的结论。然而人类多源说到现在尚未被遗忘，其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位于中国大陆的可能性值得瞩目。

近年来，同类的人骨化石的出土事例在中国南部日益增多，饶有兴味的是，出土地点均位于砾石石器群的分布范围内。其中包括蓝田人、郧县人、和县人、南京人等，这些人骨化石与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以石片石器为主体）发现的北京猿人存在着形质特征上的差异。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砾石器文化于旧石器时代前、中期出现在中国南部至华北北部的广大的河岸台地平原。间冰期亚热带气候北上至华北北部的时期，与该时期相呼应，大型石器的砾石器文化也扩散至北方。如前所述，在此时期，小型石片石器主要见于中国西南部至华北北部及东北部的石灰岩山地的洞窟遗址。这种文化形态的变化发生于最终冰期即约3万年前至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更新世末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细石叶文化。

细石叶技术是把石核剥离成多个一定形状的纵长细剥片，这种技术出现在欧亚大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至贝加尔湖一带。在这种新技术诞生的背景之中，实际上此前就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因素。

乌拉尔山脉至今仍是欧亚大陆东西界线，山脉以东广布着茂密的森林地带即泰加森林，以西至欧洲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带。欧洲的中期旧石器文化即莫斯特文化拥有一种名为勒瓦娄哇技术的加工石叶剥片的特殊技术。用于加工石叶的石核不只是单纯的砾石，而是把石核的表面精心打制后加工而成。勒瓦娄哇技术后来发展到了可以制作大量形状规则的细石叶的水平。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也是欧洲至西亚的莫斯特文化向东方扩展，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阿尔泰山脉的一大因素。

18 勒瓦娄哇技术与细石叶技术
1为西亚至欧洲一带的中期旧石器时代所见勒瓦娄哇石核；2、3为后期旧石器时代西伯利亚、远东、日本列岛、华北所见细石核与细石叶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在最终冰期，猛犸的祖先广布于西伯利亚到远东以至北海道一带，而猛犸的祖先与非洲象非常近似。人们从遗留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中的猛犸的肌肉组织中成功地抽取了它的DNA，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猛犸的DNA较之亚洲象的DNA，更接近于非洲象。可以想见，猛犸是从非洲北上至欧洲的非洲象在寒冷地带适应环境之后诞生的。它应该是在欧亚大陆北方几经迂回之后才开始向各处扩散。那些继承莫斯特文化的人们也许是追寻着猛犸的踪迹踏上了向东的旅途。正是这个扩散的过程使西伯利亚诞生了细石叶技术，并成为使这种技术扩展至华北、远东以至日本列岛的契机。

位于西伯利亚东部，属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马耳他遗址，发现了以维纳斯像著称的女性雕像。同一时期，东欧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遗址的女性土偶广为人知。也许与细石叶文化一样，女性像也一同向西伯利亚扩展，直至日本列岛，继而成为日本绳文时代土偶的原型。

19 后期旧石器时代
细石叶文化与砾石器文化的中间地带出现了小型石片石器

到达华北的细石叶文化取代小型石片石器而盛行。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在南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华中一带地区，中国南部的砾石器文化也向着小型石片石器变化。而延续砾石器文化的地区目前可知的只有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地区。这种动向的背景之一是最终冰期的急剧寒冷化导致的生态系统变化。同时，这种动向也可理解为来自西伯利亚的新文化南下的影响。相对于一直以来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围绕的安定环境之下的砾石器文化圈，华北南部以及华中地区的位置可以说是正好处在来自北方的细石叶文化圈和向来存在的砾石器文化圈的交界地带。实际上这一带正是在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过渡期即最终冰期告终时诞生了栽培作物的地带。

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

定居确立之后产生了农业

在地质学上，最终冰期结束后气候转向温暖化的时代被看作是从第四纪的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阶段。时间相当于一万三千年前。这个时期的气候变动十分激烈，也是向着我们今天所处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变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旧石器时代后期所见的两大石器技术系统圈发生了变异。见于中国南部的砾石石器系统在最终冰期的冷温化中分布领域缩小至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华北和华中则分别向着细石叶群和小型石片石器群转变。

在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华北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与细石叶一同被发现的还有研磨盘，由此可知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不但进行狩猎，而且已经懂得把橡子等坚果类果实制成粉末食用。旧石器时代后期，除华北以外，在以日本列岛中部为中心的地区也发现了用于坚果类制粉工具的研磨盘。这些研磨盘出现于刀形器阶段的多处遗址。

这类石器的出现应当是处于人类在气候变动的环境下开始寻求获取新食物方法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最终冰期的寒冷期，在尚未草原化的广阔的森林地带可采集坚果类果实，于是这些地区的人们转而采用了果实采集这种获取食物的方法。

那么这种变化是否也发生在中国南部呢？例如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猫猫洞遗址，这里以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但也有的石器类似于日本绳文时代常见的那种用于砸击坚果壳的石锤。当地研究者认为这是用来制作石器的砸击石锤。另外，在属于华南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西柳州市白莲洞遗址后期层中，也发现了类似于坚果类粉末加工用具的石器。当地研究者认为是研磨用具和穿孔用具的石器分别类似于研磨盘和石锤。由此可见，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阶段的中国南部，随着气候转寒，人们的食物资源很可能也由坚果类代替了根茎类和果实类。

然而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换是与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转换相对应的时代划分，也是繁衍于更新世的猛犸、纳玛象、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灭绝的时期。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也显示了人类狩猎对象的转换，作为人类狩猎对象的动物群从此转向了小型动物。

定义新石器时代的首要因素曾经是磨制石器的出现。首先提出这个定义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J. 卢伯克。这是针对西亚及欧洲的史前学得出的定义，同一基准未必就能适用于全世界。例如局部磨制的石斧在日本列岛显然出现于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的时期。

另外，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时期划分，英国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更加重视农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过去那种为追逐猎物而四处迁徙的生活得以转向定居生活。

柴尔德认为农业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他把农业的成立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说到农业，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进步，想到农业一定是超越了狩猎采集的进化阶段。但实际上是否如此呢？

定居生活确实为女性提供了安定的育儿期，为此，生理学上的妊娠间隔较之迁徙生活时期有所短缩。女性妊娠间隔的短缩意味着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次数的增多。人口因之激增，社会群体的规模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然而如果说农业与定居共为一体，则不能一言以蔽之。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很早就完成了定居化，然而在定居化阶段却还没有农业。可以想见，是橡实、栗子等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如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当今的学界尚有不同观点，但是认为农业诞生于定居生活确立之后的观点正日益受到支持。

在中国大陆，虽然最终冰期的气候转向寒冷，人类为适应新的生态环境，也把获得坚果类植物资源纳入了生存方式之中。最迟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即将结束的阶段即细石叶文化的阶段，华北一带无疑已将坚果类采集作为狩猎以外的食物来源。

随着最终冰期的结束，由于气候温暖化的影响，之前作为狩猎对象的大型动物也随之灭绝。人们的狩猎对象转向了小型动物。这必然导致追逐猎物的狩猎范围的缩小，并且人们一定是把活动范围转移到了广布着坚果类树木的低地森林地带。或者说，人们为了把植物资源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获得食物的方法逐渐发生变化，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从而顺利完成了向定居社会的转变。

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出现

日本列岛也开始有一些旧石器时代末期以后的居住遗址出土，同时出现的还有陶器。

陶器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定居化。也有假说认为，要使坚果除去涩味就必须将其进行烹煮，陶器就是出于这种需要而诞生的。在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期，东亚出现了陶器。也就是说，人们从此前的动物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到达了以植物类及鱼类贝类食物为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东亚一齐出现了作为烹煮用具的陶器。

20 东亚陶器出现期的遗址
自更新世末至完新世，东亚各地出现了陶器

在日本列岛，以陶器的出现象征着绳纹时代的开始。日本曾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而受到瞩目。但是从目前的实例来看，该过渡期内出现陶器的并不仅限于日本列岛。从东西伯利亚的沿海地区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都发现了距今一万年以上的陶器。目前已知的有：位于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的加夏（Gasya）遗址、华北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华中的江西省仙人洞遗址及吊桶环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华南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等。在整个东亚，陶器出现在自更新世转向全新世的过渡期。

通过上述发现可以认为，陶器的出现很可能对应着人类越来越依存于利用某种植物资源或鱼类贝类的状况。另外，陶器出现于如此早期的阶段也是仅限于东亚的一个特色。

21 农业出现地与细石叶文化、砾石器文化
两者分布相接的地区为从华北南部到华北北部的地带（斜线部分为农业出现地。分为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地带）

在最早诞生农业的西亚，在农业出现了很长时期之后的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才出现了陶器。在此之前，用雪花石膏制作的石制容器较为发达，因为石制容器以及藤篮类容器就是有用的贮存用具。另外，用作烹煮的陶器当初并未得到重视。这一点在显示人类历史多样性的同时，更让我们注意到，陶器的出现是东亚的一个共同趋势。上述背景之下，中国大陆开始了“栽培”这种新的植物的生产方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旧石器时代中国南部与华北在石器制作技术上的差异延续下来一般，在华北与华中，农业社会开始以后，栽培作物的种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华北的粟、黍和华中的水稻。当然这也反映着栽培谷物出现之前生态系统的差异。在华北应该生长着相当于栽培产生之前的粟、黍的祖先的野生品种，而在华中也曾生长着栽培水稻的祖先即野生稻。接下来，关于向着定居社会的转变和栽培作物的成立，将分别论及华北的粟、黍和华中的水稻。

粟、黍农业的开始

粟、黍的栽培化过程至今不明

说到华北的初期农作物，粟、黍广为人知。实际上，粟、黍在华北走向栽培化的过程尚不明了。粟实细小呈圆粒状，黍实的颗粒较大。粟的野生种一般认为是狗尾草。关于黍的野生种却至今不明。因为这个原因，从野生种到栽培种的变迁过程也难以判明。另外，从出土事例来看，粟多见于黄河中游地区至黄河下游地区，黍多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辽宁省。可见从生态上来看，黍更适应气候趋于干燥冷凉的黄土丘陵地带。可以说粟、黍都是适应华北的碱性土壤以及半干燥气候的栽培谷物。

栽培化的粟和黍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北省磁山遗址、河南省裴李岗遗址以及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这些事例最古可上溯至公元前六千年左右。没有更早的事例，是因为年代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尚未被发现。公元前八千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华北最早的陶器出土例之一，在这处遗址的第六层，经孢粉分析，可知遗址周边的禾本科植物处于优越的环境之下，但却未能发现栽培作物。从同一地层还出土了用于制粉的磨盘和磨棒。这些石器在华北新石器时代前期较为常见，是与粟、黍农业文化相随的产物。从农业石器的存在推断出农业存在的可能性，这是在中国考古学界一般化的推论，然而这是一个缺乏可靠性的论述。

另外，从同一地层中还出土了猪骨。如果是猪的话，就说明当时已有家畜的存在，已出现农业的可能性就更大，但是这是已家畜化的猪还是尚在野生阶段的野猪，还需从骨骼的形态分析来加以论证。

现在中国与日本在某些汉字的字义上存在着差异，“猪”字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人看到“猪”字，即会想到家猪，而日本人想到的却是野猪。在中国，十二生肖中猪的形象是家猪，在日本则是野猪。中文以家猪和野猪的名称来区分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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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要判断这个时期的骨骼是野猪还是家猪，就必须根据骨骼和牙齿的形态分析结果来得出结论。因为畜养会使野猪的体形明显变小，其身体各部位的骨骼形状都会有所变化。尤其是牙齿的形态显著变小。因为经人类畜养的猪，其食物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了猪齿的退化。相关的具体事例将在第七章加以详述。关于南庄头六层的动物骨是否属于家畜的判断因为尚无实物材料的证实，现阶段很难得出论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是一位动物考古学者，他认为南庄头出土的猪骨尚无明确的实物根据，所以应该将其看作野生阶段的猪。关于农业的存在，我认为目前应采取慎重态度。

发现可贮藏粟谷五万吨以上的灰坑群

从农业的意义上来看，磨盘与磨棒的存在尤其耐人寻味。如前所述，早在旧石器时代后期阶段，在下川遗址就出现了研磨盘。南庄头六层阶段出现的磨盘、磨棒即可看作像研磨盘这类食物加工用具发展而来的形态。

磨棒是一种棒状的石制品，其特征在于只有一个单面因研磨而受到磨损。谷物磨粉时通常是握住磨棒两端在磨盘上用力来回研磨，而且使用时受到磨损的部分肯定只是一面。

从南庄头六层有磨棒存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工具与其说是研磨橡实等坚果类的制粉工具，倒不如把它看作谷物的制粉工具。即便如此，研磨的谷物也不一定就是栽培种。即使是野生种也可以使用制粉用具进行加工。不能因为磨盘、磨棒的存在就得出栽培农业已经开始的结论。总之，在南庄头六层的阶段，禾本科植物多见于遗址周边，很可能当时的人们已把某种谷物当作食物来源。

如前所述，确实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粟的出土事例见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里发现了大量用于贮藏粟谷的窖穴。

磁山遗址的窖穴是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在88处土坑中确认到了贮藏粟谷的痕迹。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佟伟华先生的复原，可推算出这里曾经贮存过五万吨以上的粟谷。该处遗址共跨越两个时期，由于对出土窖穴是否属于同一时期的看法不同，复原的结果也因此产生相当大的分歧。因此认为曾经贮藏五万吨粟谷的推测结果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这里已存在相当数量的粟谷贮藏。

22 南庄头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
1磨盘；2磨棒

这些窖穴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已转向了相当成熟的农业社会，而非农业出现后不久的时期。那么很显然在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经存在粟、黍农业。包括前述南庄头六层，农业在华北的出现可上溯至哪个阶段，这依然还是一个谜。

如前所述，华北史前社会的农业为粟和黍。读者或许会因此认为小麦等麦类作物也同时存在，因为现今华北的主食如馒头、饺子和拉面等多以小麦为原料。出人意料的是，小麦等麦类作物的出土事例只存在于较晚的阶段。在华北并不存在小麦的野生种，我们不得不把小麦看作是一种来自其他区域的作物。

在山东省兖州西吴寺遗址以及陕西省武功县赵家来遗址，虽未发现小麦子实，仍有学者指出龙山时代已有小麦的可能性。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出土了属于四坝文化的小麦和大麦子实。四坝文化并行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年代较龙山文化处于更晚的阶段。

直到最近，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山东省茌平县教场铺遗址以及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将发掘的土壤经过浮选，从中发现了炭化小麦。据此得以明确了华北自龙山时代已有小麦的事实。

稻作农业的起源

被否定的瓦维洛夫学说与小麦的新起源地

“水稻的栽培始于何地？”关于这个疑问，过去主要以农学家及生物学者为中心展开讨论。近二十年来，开始有考古学者对这个问题提出见解。

一直以来，说到栽培起源，要数俄国科学家瓦维洛夫的理论最受瞩目。瓦维洛夫对世界各地目前的栽培作物进行了广泛调查，并提出一个假说，即栽培作物的种类最丰富的区域才是栽培作物的起源地。这个假说被称为“变异多样性中心说”。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发现了多种古代小麦，种类的多样性正是长久以来人们的经验和选择的结果，因此认为埃塞俄比亚高原是小麦的起源地。培育谷物的时间越长，对其的利用开发也越发达，从而诞生出多样的品种。所以拥有某种谷物多样品种的区域很可能就是该种谷物栽培的起源地。

根据这个假说，瓦维洛夫认为世界上有七个栽培起源中心地。东亚是其中之一。

东亚的栽培作物首推水稻。水稻主要有长粒的籼稻和短粒的粳稻两大类。这是广为人知的稻谷的两大分类。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以子实的形态为基准而做出的分类。九州大学的加藤茂苞教授则认为，当初种类基准也包括叶、根等多种属性，子实的形态只是这些基准属性之一而已。而当今我们已经判明的一点是，子实的形态与遗传形质的分类并不一致，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述。这种不一致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

然而也有学者似乎依然尊崇瓦维洛夫的理论，认为拥有多种水稻品种的地域才是水稻的起源地。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等学者着眼于东南亚至云南、西藏一代的古代寺院所用的泥砖，对泥砖中掺杂的稻谷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云南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一带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稻谷品种，从而断定该地域就是水稻的起源地。

瓦维洛夫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在196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布雷德伍德教授等学者把地质学、孢粉学、植物学、动物生态学等各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在西亚开展了跨越学科的发掘考察。他们从出土物中发现了具有栽培谷物的形态特征的实物资料。把发掘出的土壤经过仔细地浮选之后，从中发现了食物等自然遗物，然后通过对这些自然遗物进行科学分析以寻求答案。

从这个时期开始，学界开始采用“碳十四年代测定法”这种理化学的年代测定方法。在此之前，考古学研究只能判定相对的年代，而“碳十四年代测定法”能够给出确切的年代，这种测定方法因此成为考古学的最大武器。学者们在西亚进行了跨学科的精密发掘考察之后，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发现，在大约一万三千年前的以色列累范特南部一带，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着野生大麦、野生二粒种小麦以及野生一粒种小麦。他们还明确指出，在从一万三千年至九千六百年前，即被称之为先陶器新石器时代A期的阶段，在累范特一带最早出现了栽培谷物。就这样，考古学的实证研究成果推翻了瓦维洛夫的学说。

在东亚，自二十年前开始，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以及印度阿萨姆一带曾一直被认为是水稻的起源地。随着中国的发掘考察的进展，学者们并未在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一带发现水稻存在于古老阶段的证据，反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找到了年代久远的水稻。首先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壳，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后来又在浙江省桐乡市罗家角遗址发现了年代大致相同的公元前五千年前的炭化米。这些发现作为栽培稻的证据受到世人瞩目。

运用植硅体分析解明稻作的起源

其后，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根据这些在发掘考察得到确证的栽培稻的年代，对其起源地进行了推定。他把在各地发现的栽培稻的最古事例标注在地图上后发现，最古老的水稻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然后才从这一带逐渐波及周边地区。

严文明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栽培稻的假说。他认为，从根据文献等复原的野生稻分布上来看，野生稻的北限位于淮河以南，而正是在野生稻的生长界限地带，人们开始了水稻栽培。在野生稻分布的边缘地带，其收获量较低，这一地带的人们为了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下生存而出现了适应现象，即通过栽培水稻来确保收获量。这个假说发表于1980年代初期。

现在这个假说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栽培稻的年代越来越早。其中之一是发现于代表着彭头山文化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坯土中发现了炭化稻。由于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制作陶器时掺入的稻壳炭化后得以留存。其碳十四年代的树木年轮校正值为公元前6990年（未校正值BP7795±90）。由此可以断定，栽培稻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就已存在。（BP7795±90＝距今7795±90年。BP：before the present）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中美进行联合发掘考察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这两处均为洞穴遗址，对遗址中的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的变化可以开展多层位的考察。并且，该地区以出土了最古老的陶器而广为人知。

在这次发掘考察中，学者们以层位为单位对稻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所谓植硅体，即稻谷的机动细胞（motor cell）内的植物硅酸体。稻谷的叶脉等部分含有硅质，许多读者一定有过被稻叶划伤手指的经历，这正是因为稻叶含有植物硅酸体。因植物种类不同，硅质的植物硅酸体也呈现不同的形态，因此可以加以区分。人们利用植硅体的这种形态差异，来确定稻谷的存在。

在这次考察中，学者们还在栽培稻和野生稻的植硅体形态差异可以确认的前提之下，试图弄清野生稻向栽培稻变化的过程。然而关于这种根据植硅体来区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方法，许多日本学者仍持怀疑态度。

这项考察的具体成果如下：

首先是根据吊桶环遗址的层位区分，明确判明其年代自G层向B层逐渐递减。在属于全新世初始期的G层（BP12000—11000），据植硅体分析知其为野生稻存在的阶段。而在F层（BP11000—10000）却没有发现稻谷的植硅体。E层（BP10000—9000）是陶器出现的阶段。经植硅体分析，可知这也是栽培稻随同野生稻出现的阶段。在D层（约BP8000），植硅体分析显示，栽培稻明显多于野生稻，由此可以想见原始农业也始于此阶段。在C层（约BP7000），栽培稻的植硅体进一步增多。并且对人骨的同位素分析显示稻谷确实是该阶段的食物源。

这些证据表明C层阶段是初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开始阶段。另外这个阶段相当于彭头山文化时期。

以上研究成果之中关于各层位的实际年代的问题，在参与共同研究的中美学者之间还存在着年代观的分歧。以上说明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的观点为准（他支持的是新的年代观）。关于实际年代的问题以及野生稻和栽培稻是否能以植硅体进行区分的问题在今后还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如果目前的研究成果确实可信的话，就说明至少在1万年前，人类就利用野生稻培育了栽培稻。

23 吊桶环遗址的层与野生稻、栽培稻比率
上图为层位断面图，下图为各层位中野生种与栽培种的植硅体比率

吊桶环遗址发现之后，又出现更加古老的稻谷的事例。这就是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这里也是一处可进行多层位区分的洞穴遗址。在这里还发现了中国大陆最古老的陶器。陶器形状为圜底深钵形，其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一万三千年前。从同一层中还发现了炭化米，多数专家认为其形态显示出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时期的特征。

同样，在江西省鄱阳湖进行的钻探调查中，人们采集土壤样本进行了分析，并在距今12830年前的堆积层内发现了稻谷的植硅体。然而目前还不能区分这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

如前所述，野生稻还是栽培稻的问题虽尚未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自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稻谷就已伴随陶器出现了。

一时的气候恶化期促使栽培稻的诞生

那么，栽培稻是如何自野生稻产生的呢？下面就来探讨这个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是全新世初期的新仙女木期。这个时期距今约一万一千年，气候环境曾一度变得寒冷而干燥。

如前所述，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始的一万三千年前，冰川期的冷温期气温逐渐上升，冰川融化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但一般说来，冰川期的海平面与现在相比，仍然大约低100米以上，但之后由于气温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在大约6500年前的日本，海平上升的程度达到了被称之为“绳文海进”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内，气温较之冰川期，并非一直呈稳定的上升趋势，而是在距今大约一万一千年前，也曾退回到像新仙女木期这样的短暂寒冷期。

以色列的累范特地区被看作西亚的栽培麦起源地，学界认为，很可能就是新仙女木期的气候变动对野生麦向栽培麦的转换发生了作用。关于栽培化的成因，其必然条件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的内在因素，但环境变动作为外在的充分条件也日益受到重视。

总之在新仙女木期以后，栽培谷物的现象开始在西亚出现。在东亚出现的同样的现象近年也开始受到瞩目。前述吊桶环遗址的F层没有发现稻谷的植硅体，与之相对，其下层的G层发现了野生稻的植硅体，其上层的E层则发现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植硅体。

赵志军先生在分析了这些稻谷的植硅体之后，尤其重视没有发现植硅体的F层。据他推测，该层位的时期正好相当于新仙女木期，并且在经过了这个时期之后，人们开始利用野生稻培育出栽培稻。赵志军先生认为，在一时的气候寒冷化期间，野生稻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这种变化与人类的栽培行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现在，从孢粉分析得出的古环境复原数据来看，中国大陆在全新世初期确实有过气候短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其年代相当于一万一千四百年至一万年前。

中国大陆的新仙女木期并非是在全新世气候温暖化的过程中突然来临的寒冷期，而是以冬季冷温化和夏季温暖化的季节变化，即季节风的弱化为特征。具体说来，这种季节变化的特征是：夏季风变弱，导致气候转向冷凉，而冬季风增强，导致气候急剧变冷。新仙女木期一旦结束，强烈季风再度回复，又使气候转向了夏季高温多湿、冬季寒冷干燥的温暖湿润期。

新仙女木期这个一时的气候恶化期影响了果实类以及橡子等坚果类植物的生长，相对而言，人们对采集获得的野生稻大概也因此变得更加关注。人们也因此越来越重视作为采集对象的野生稻。

并且，新仙女木期之后夏季风的发达也为稻谷的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结果是人类的食物采集方式越发受到了限定。可以说，正是这种环境变化给稻谷的栽培化带来了转机。

栽培稻按子实的形状通常分为短粒的粳稻（Japonica rice）和长粒的籼稻（India rice）。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米同样也可按形状分为粳稻和籼稻两种。直到最近，一般都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内也存在这两个种类的米。然而近年来对水稻DNA的研究日益发达，研究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栽培稻全都属于粳稻。

不仅DNA研究证实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是粳稻，植硅体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甚至从栽培化之前的野生种的阶段起，就已经存在粳稻和籼稻的分别，而后人们应当是从两种野生稻各自培育出不同的栽培稻。也就是说，人们从野生粳稻培育了人工栽培的粳稻。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佐藤洋一郎教授指出，粳稻又分为热带型粳稻和温带型粳稻。并对中国大陆早期的栽培稻进行了DNA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大陆早期栽培稻属于热带型粳稻。

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认为，栽培化的有利之处在于：野生粳稻向一年生草本的变化及其胚乳的增大。新仙女木期一时的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从多年生草本变化为一年生草本，加之夏季风的减弱使其生长发育的时间受到限制，导致了胚乳的增大。

气候变冷不利于野生稻的生长发育，其产量因此减少，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单个的胚乳反而变大。我想这其中一定包含着物种保存的原理。

但在另一方面，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副教授对近年中国发现的栽培稻的起源时间提出了慎重的看法。他认为，稻作的开始应该不是在气候一时变冷的新仙女木期。因为这个时期之后气候环境急速转暖，这反而为野生稻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并且指出，属于彭头山文化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以及八十垱遗址的炭化米都难以断定为栽培稻。而河南省贾湖遗址、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以及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炭化米确实属于栽培稻。

如果可上溯至公元前七千年的贾湖遗址的炭化米确实是栽培稻的话，在之前的阶段，野生稻向栽培稻发展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应当对近年来植硅体分析的成果给予一定的评价，在目前情况下来看，认为新仙女木期之后栽培化得以实现的观点是妥当的。

上述过程可简单归纳如下：

地球在最终冰期结束后迎来全新世的气候温暖化不久，即距今一万一千年前，曾有过一个气候短时期恶化的新仙女木期。气候变冷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阻碍了华中一带果实类和坚果类的生长。这应当就是人类开始把眼光投向野生稻的原因。加之气候变动使得天气条件发生了变化。夏季风减弱导致了短暂而低温的夏天，同时强烈的冬季风带来严酷的寒冬。这种气候变动促使野生稻变为一年生草本，并导致胚乳增大。面对野生稻的这种变化过程，人类的采集策略也必然会转向野生稻。并且新仙女木期以后，气候转暖，加之切合东亚地形环境的季风的发达促生了高温多湿的夏季，为稻谷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生长发育条件。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的采集策略开始逐渐转向稻谷的栽培。

栽培就是从人类的上述采集选择开始的。

东亚定居社会的三种形态

东北的粟、黍，华中的稻，远东及华南的采集和狩猎

出土了可以上溯至一万年前的陶器的遗址有：华北的河北省南庄头遗址、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市怀柔县转年遗址、北京市东胡林遗址；华中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省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华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甑皮岩遗址和庙岩遗址等。

于家沟遗址的陶片经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值为距今11870±1720年。在东胡林遗址，木炭的AMS年代为距今10350年到9960年。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经AMS测定和碳十四断代，其年代值为距今12320±120年和距今14810±230年。庙岩遗址的陶片经同样方法断代，其年代值更为古老，为距今15560±206年和距今15560±500年。另外，不仅日本列岛绳文草创期的陶器，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的加夏遗址也出土了距今一万年以上的陶器。

在诞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西亚，陶器的出现最早只能上溯至八千年前，而东亚各个地区陶器出现的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属于最早的地区。在东亚各地，陶器出现于从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时期。

在此时期，中国大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开始了粟、黍和水稻的栽培。在东亚各地出现陶器的阶段，人们从之前那种为追逐猎物而迁徙的游猎社会转向了以采集植物资源为基础的定居社会。

在出现了谷物栽培的华北和华中，更新世的遗址多分布于高原和丘陵地带，而全新世的遗址分布中心则移至平原地带。这足以说明，由于生态系统的变化，在人类顺应环境的策略之中，对植物资源的依存度愈加提高了。

在上述背景之下，华北华中地区，属于禾本科植物的谷物开始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

而在日本列岛至远东一带，有着从常绿阔叶林带到落叶阔叶林带的繁茂森林带，为人类提供了橡子、核桃等丰富的坚果类食物资源。因此在这些地区，以坚果类为中心的植物资源成为采集策略的主要部分。

另一方面，在涵盖亚热带至热带地区的华南一带，有着丰富的果实及根菜类等食物资源。多种多样的植物类食物为人们提供了安定的食物来源。各地开始了以植物类食物为中心的采集活动，并以狩猎和捕鱼补充其不足。在这种生活形态的基础上，定居社会开始出现在东亚各地。

其中在以禾本科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华北及华中地区，新仙女木期这样的一时的气候恶化期更促使了人类对禾本科植物的依存，人类与植物类食物的关系也因此日益加深。人类的社会群体走向组织化，加之生物学上的因素，栽培形式的初期农业开始了。

在此意义上，初期农业并不是以富裕的社会为目的，而是人类群体为适应生态环境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之一。因此在此阶段，从食物采集与生产量的角度来看，东亚各地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只依赖采集的社会反而处于相当安定的社会。

全新世的初始期虽然出现了栽培化的动向，但在社会本身的内涵和意义上仍与之前处于相同的水平，各地都还处在向着新的社会群体构成变化的起步阶段。尤其应当瞩目的是，同样站在定居社会这条相同的起跑线上，东亚各地后来为何会在社会进化的速度上产生差异？下一章以后将探讨这个问题。

[1]
旧石器捏造问题指2000年被公之于世的日本考古学界丑闻“旧石器捏造事件”。丑闻的中心人物藤村新一在近三十年间被奉为旧石器考古的“神之手”，为学界提供许多重大发现，使日本的旧石器历史得以上溯至70万年前。然而经由藤村发现的旧石器均为其擅自伪造。丑闻败露后，学界不得不重新改写日本旧石器时代的相关历史。

[2]
日语中“猪”指野猪，“豚”指家猪。

第四章

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地方志看地域

中国风土气候的八个自然区划

在大约一万三千年以前，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时期，古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在这种环境下，华北和华中各自开始了粟、黍和水稻栽培。在这些开始了初期农业社会的地区周边，依然广泛分布着狩猎采集社会。这些周边地区包括远东、日本列岛或华南地区。可以推测，在缺乏该时期考古资料的甘肃省以西的西北地区、四川省以及云南省等西南地区也仍在继续着狩猎采集社会。但即便是这些以狩猎采集社会为主的地区，也很可能存在着小规模的群体定居或接近于定居的小范围内的季节性迁移。

如上一章所述，初期的农业和同阶段的狩猎采集社会如果以食物获取量为标准来衡量的话，两者并无太大差距。甚至可以说初期农业社会的食物获取处于更加不安定的状况。而这些区域根据其地理因素的不同，还可做进一步划分。

在最终冰期结束走向全新世的时期，地球迎来了激烈的环境变动，气候急剧温暖化，海平面也随之上升。各区域的变化过程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中纬度地带，距今两万年前的最寒冷时期的平均气温较现在低5—6度，海平面也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00米以上。

之后的气温上升过程虽然在距今一万一千年的新仙女木期曾经一度转寒，但地球环境整体上一直持续转暖，海平面也逐渐上升。距今约6500年前，地球迎来了海平面上升的最高峰，较现在的海平面平均高2米左右。这在日本被称为绳文海进期。这个时期以后，海平面的下降和上升又反复过多次，但地形已大致安定下来。

然而在最终冰期结束后的6500年间，即一万三千年前海平面开始上升至6500年前的海平面上升的最高峰期，假使这期间海平面上升了100米，那么平均每年海平面上升的高度约为1.5厘米。海岸附近的地形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这对人类来说一定是非常惊异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东海大陆架曾经陆地化的地带也完全淹没在海平面之下。其间的变化令人难以想象，同时人类在这些陆地上的活动痕迹也随着海平面上升而湮灭了。

从距今6500年前开始，地形环境到达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阶段。关于接下来将要记述的新石器时代，就目前已知的各种事实，大多也不过是这个时期以后的事。那么我们就首先根据现在的地理划分来认识有关的区域划分，这与上述新石器时代之前地理情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接下来将根据今日的地理划分做一个综述。

24 现代中国的自然区划

现在的中国共划分有八个自然区划：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内蒙古区、西北区和青藏区。

华北与华中的分界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以及耸立在西安以南的秦岭山脉一线。华中与华南的分界是南岭山脉。华北的北端在以万里长城闻名的黄土高原之上，大致沿着明代长城延伸地带即内蒙古区和西北区。

黄河迂回于黄土高原之上，其转而向南流去的一带即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上游一带则是甘青地区，即甘肃、青海一带。河西走廊至新疆为西北区，现在大部分为沙漠地带。

西北区的南侧高耸着亚洲的屋脊青藏高原，这个区域即青藏区。青藏区的东南方是云贵高原，连接着华南和华中。这一带即西南区。这一带奔流着澜沧江、红河等通往东南亚的大河，与东南亚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把视野转向北方，在大兴安岭以东，是广阔绵延的东北平原，即东北区。东北区中央有分水岭，以南有西拉木伦河、辽河等河流注入渤海。

分水岭以南又分为辽东和辽西。辽西同时也是长城地带的东端。分水岭以北有嫩江、松花江、第二松花江向北流，汇入黑龙江后流入鄂霍次克海。这一带包括滨海边疆区在内被称为远东地区。

我们在谈到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将以这些自然区划中的华北、华中、内蒙古中南部、甘青地区、辽西、辽东为对象进行论述。此外地区为不存在新石器时代资料或状况尚不明确的区域。

另外，还有像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远东地区那样的，在新石器时代也长久维持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域。同样，华南地区也是长久保持了狩猎采集的区域。对远东地区和华南地区，有必要通过与上述地区的对比来加以把握。

分头论及这两个地区的同时，还要对上述地区加以探讨，才算是全面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

从陶器文化看区域

中国南部的圜底深钵形陶器和北部的平底深钵形陶器

如前所述，从更新世到全新世过渡的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东亚各地开始出现陶器。另外，中国大陆在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的传统上，南方与北方各不相同。中国南部以砾石石器为主，而北部则出现了小型石片石器和石叶技术，这与北方欧亚大陆的石器技术的变迁存在着一定的呼应关系。南北不同的两种技术差异与古环境尤其是与植被等密切相关。砾石石器技术传统曾一度北上至华北，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局面发生逆转，小型石片石器南下至华中，细石器技术南下至华北一带。而在华南，总体上仍持续着保守的砾石器文化。

正是在这两种各不相同的旧石器技术对峙的区域最早出现了栽培谷物。也就是说，在两种技术体系的周边或生态环境的周边，开始出现了栽培谷物。

正是在上述区域，人类在新环境中不断摸索，终于掌握了新技术，这一带可谓人类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地带。

并且，陶器文化的技术系统也可放在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两种技术基础的谱系之中来理解。简单说来，即中国南部地区的圜底深钵形陶器和中国北部地区的平底深钵形陶器这两种不同的技术基础。

25 陶器的系统性
从远东到中国东北部的平底罐与华中、华南的圜底釜在华北一带呈交错分布

关于初期陶器，在东亚各地基本上都是烹煮用的深钵形陶器。在中国，通常把圜底深钵形陶器称为釜，把平底深钵形陶器称为筒形罐。釜通常以藤篮等编制物为原型，用黏土等挤压成型制成陶器的形状，或者用拍打的方法做成圜底的形状，这种做法多以绳席纹为特征。而筒形罐则以平坦的泥板为底，再用泥圈层层套接成罐形。两种陶器的形态差异起因于制作技术的传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釜诞生于砾石石器或小型石片石器文化圈，筒形罐诞生于细石叶文化圈。或者也可单纯地把釜看作诞生于野生稻分布区域的陶器。

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两大文化圈在陶器制作的传统特征上也依然保留着两种谱系关系，并开始发展。

【陶器】

图二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
——1954年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33号墓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三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第一个发掘地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出名

图四 黑陶釜（河姆渡文化）
——炊具，1973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五 鸟形双鋬白陶鬶（大汶口文化）
——凌阳河遗址出土（山东日照莒州博物馆藏）

图六 陶塑狗形提梁壶（大汶口文化）
——红陶，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华中至华南一带发现的初期陶器是表面分布着绳席纹的圜底釜。而中国东北部至远东地区发现的则是平底的筒型罐，这种传统一直延伸至朝鲜半岛东海岸。

华北位于这两种陶器制作技术的传统圈的中间位置，正可谓两种技术和文化传统交错共存的地带，所以其陶器文化的区域系统较难把握。而且有的地方尚未发现最古时期的陶器。虽然因资料不足还须加以推测，我且把这一带陶器的系统发展过程及推想做一个大胆的说明。

长江下游地区处于南方陶器制作技术系统圈的边缘位置，在这里发现了席纹釜，而在相邻的山东地区却发现了不带席纹的釜。形态的类似显示着它们的系统性。从山东一直沿太行山脉东侧北上的地带都分布有这种釜。在山东的分布范围更包括山东半岛东端。显示着釜的系统形态的篦纹陶器的分布则延伸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另外，从位于席纹釜分布圈的长江中游地区上溯至汉水流域都属于席纹釜的谱系，在渭河流域，席纹釜变化为附有三个短足的易于安放的形态，底部渐渐变为平底。另一方面，北方系统的筒形罐则顺太行山脉西侧南下，在太行山脉西侧和黄河中游地区均有分布。因此，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区或太行山脉西侧一带，陶器制作一方面吸收了南方的绳席纹陶器的技术传统，同时又以北方的平底筒形罐的技术传统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地区的无纹釜带有三个支脚，使其可以稳定摆放，同时还可以从支脚内侧燃火以便烹煮。后来这种釜与支脚的组合还衍生出带有三个支脚的鼎。

这种鼎的起源地是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省南部以及山东地区。其分布区域在较早阶段就已顺太行山脉东侧北上，同时到达山东半岛东端，但并未到达东面的朝鲜半岛西海岸，因为中间有黄海这个巨大的天然阻隔。

鼎在后来逐渐扩散至黄河中游地区及长江下游地区以至渭河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最后扩散至华南及越南北部地区。作为一种周边现象，这个种类的鼎在较新的阶段里仍然被保守地使用。

但是，仅凭着鼎的传播来判断文化传播的路径的观点未免太过急躁，因为鼎只不过是作为陶器样式的一个种类而存在的。随着年代增长，陶器的种类也逐渐增多，陶器样式开始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关于这些由多种多样的陶器种类组合形成的陶器样式，即便可以从陶器样式的传播来讨论文化传播，我们也不能仅以其中一个种类的传播引申出整个文化的传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鼎的分布显示的是具有某种机能的生活样式的一个部分的传播，而并不是人类群体的扩散或迁移。

如前所述，关于陶器样式即考古学所认识的文化类型，需要放在中国大陆南部和北部的两种陶器制作的技术谱系与位于两者的中间地带的南北特色交织的技术谱系相混杂的状况中来理解。这种文化的类型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等人于1980年代初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背景所在。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界，这种观点基本上已经为众人所接受。

把上述观点加以简单概括，即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分以下六个区域：黄河中游地区、渭河流域、山东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以及长城地带。其中长城地带又可分为辽西、内蒙古中南部和甘青地区。辽西和以西的陶器样式从一开始就属于不同的系统，其样式更接近于远东地区。

关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区域间交流兴起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地域文化，本书将用“系统”这个词来表示。辽西地区将另以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来独立看待。另外，黄河中游地区和渭河流域也要作为两个系统来进行分区域的探讨。具体说来即渭河流域的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和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另外还有山东地区的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系统，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坌坑文化系统。

其他如黄河上游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则要到新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末尾才体现出区域文化的特征。这些地区并不包括在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文化系统之内。

如果把以上文化系统按照上述陶器制作的两大系统来加以归纳的话，南方系统可见于长江中游、下游地区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北方系统可见于远东至辽西一带。而先于南方系统诞生了鼎的山东地区，分布有以位于南北接触地带的太行山脉为界呈东西对峙的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华北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区域关系与前述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区域间关系十分类似。华北一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南北地域文化的交汇之处。

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

新石器时代前期形成的三种陶器

在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技术系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已存在，由于继承了这种传统，陶器的制作传统也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并且两种系统的交错地带位于华北的现象也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区域特色。

另外，在这个交错地带内出现了农业之后，继承了南北两种技术的基础的这一地区还保持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农业出现的初期，拥有农业的区域与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区域在食物获取量上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在开始出现农业的地区食物反而更受限制。

但后来农业出现地的社会进程发生了显著发展。这是因为社会的组织化与农业相辅相成，促成了社会的进化。之所以把新石器社会的历史放在与农业的关系之中进行评价，原因即在于此。

而本书也将主要以这些区域为对象展开叙述。在对新石器时代进行时期划分的时候，将以这些区域的阶段性变化为准来进行时期的划分。所以这种划分不一定适用于远东或华南等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

26 新石器时代的时代区分与编年
本书论述均以该表的各地文化编年以及时代区分为准

本书将首先在第五章中对农业地带的新石器社会加以考察，对非农业地带的远东及华南地区将在第六章进行论述。相信这两章将帮助读者理解东亚史前时代的特性，并在对比中了解到农业社会与非农业社会的不同之处。

如前所述，在东亚，陶器的出现可以说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陶器的变迁也可通过伴随纹样、形态的变迁而增加的陶器种类组合变化来把握。陶器出现以后的时期划分如图26所示。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华北、华中、华南或远东出现了陶器。由于只有不连续的资料断片，该阶段陶器的详细变化过程还无法解明。另外，也是在这个阶段，除远东和华南以外，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人类从野生谷物中选择、培育了栽培谷物，开始了初期农业。

若以裴李岗、磁山文化为例，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陶器种类主要有三种：用于烹煮的罐或釜、用于贮藏食物的壶和用于盛放食物的钵。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这些陶器种类在各地都比较多见。另外，该阶段的农业在生业中所占比例也有所提高，从出土资料上也可看出，当时已开始出现稳定的栽培谷物。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华北的仰韶文化为标志。该阶段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尖底瓶的出现为特征。在此阶段，各地陶器种类增多，区域型的器种构成也开始特殊化。加之农业稳定发展，各地出现了活跃的区域间交流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等新动向。

新石器时代相当于龙山文化并行期。在此阶段，逐渐开始出现区域内的阶层化以及陶器制作的专业化，并且在西北地区和华北开始出现青铜器。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铜石并用期。

在此后的阶段，社会在政治统治上越发稳固，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初期国家阶段。至此阶段，人类已从新石器社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关于上述初级国家阶段本书也将展开叙述。

古环境的变动

海平面达到最高水平的全新世高温期

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开始于最后的冰川期结束后的全新世初始之时。其后的变化起因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急剧的地形环境变动。海平面上升趋于稳定的时期是在距今约6500年前，即公元前4500年左右，也是海平面达到最高的最高海平面期。当时的海平面较现在大约高2—3米。

以最高海平面期为界，曾急剧变化的地形环境开始趋于稳定。尤其是沿海地带的地形环境变得稳定，加上后来的河川冲积作用，人类开始在沿海一带繁衍生存。既然沿海地带地形环境趋于稳定，沿海地带的遗址就应该留存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海一带应该存在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最高海平面期的遗址。然而却未发现这类遗存，或者是因为被埋没于海底深处，总之，对当时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最高海平面期以后的古地形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其后海平面仍有变化，古环境也因此发生着细微的变动。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全新世高温期是全世界范围的温暖湿润期，气温上升，海平面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植被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的温带林和亚热带林的北限均向北延伸。例如后文将要提到的属于后岗文化系统的北京镇江营遗址和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一带。可以想见，华北的陶器样式自南向北扩展的现象与暖温带林植被的扩大的现象是相关的。

27 古环境的变动
根据内蒙古中南部土壤钻探资料的孢粉分析等结果复原得出的气候变动图。以上两幅图中，上图为年平均气温的变动，下图为年均降水量的变动

然而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古环境的变动对适应环境而生存的人类生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气候变动尤其影响到中纬度地带至高纬度地带的范围。

在华北内陆地带，尤其是长城一带的内蒙古中南部至甘青地区，由于气候干冷化的影响，生业比重逐渐趋向畜牧业，居住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关于这种社会经济及生活样式的变动，将在第七章加以详述。以这种变动为契机，陶器所体现的文化样式以及陶器样式的出现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显示文化及人类群体关系性的文化信息带开始出现了变化。

这个阶段以后，出现了长城地带。这是苏秉琦先生首次提出的概念，其范围包括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长城地带范围内陶器样式出现了交流及相互影响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与其他文化要素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华北很少见到范围鲜有变化的陶器样式圈。而安定的区域圈可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山东地区。

区域的文化系统

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区域文化发生巨变

新石器文化开始以后，在中国大陆以区域为单位，曾经存在几种固有的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各自显示着独具特色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曾经存在过区域的固有文化系统。对此作出总结的是苏秉琦先生。他还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文化领域内不断发生着变化，或者说是区域间关系在方向性上存在着一定变化。

从冰川期结束后全新世初始期的新石器时代，到温暖湿润的全新世高温期的时期与其后的寒冷干燥期，区域间关系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界，区域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区域的文化系统来看，这个变化的前后也出现了文化系统相异的区域。所以本书在论述新石器文化系统时，将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进行划分，之前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曾经以该时期青铜器以及纯铜（赤铜）器的出现为特征将新石器时代后期称之为金石并用期。关于这些金属器出现的意义将在第七章展开论述。实际上比起青铜器有无的问题，伴随古环境变动而产生的区域文化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具有更大意义。

并且引发文化系统变化的诱因在于包括生业变化在内的社会经济变化。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的差异将各个区域导向了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该时期从之前体现于南北方向的文化系统的扩大阶段，走向了华北内部逐渐显现出南北分离倾向的阶段。这是由于东西方向的文化系统的连续性而产生的变化。

前文列举的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区域文化中，从华中到华南一带，以该变动期为界，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留存了区域文化。如前所述，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变动对华中以南地区的影响较小，从而生业形态基本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在长江下游地区，自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出现了良渚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自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文化系统出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些都显示着区域文化的稳定发展。另外，在长江上游地区还发现了同属这个阶段的新石器文化，宝墩文化由此而生。

四川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只能确认到变动期以后的年代。长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应当可以从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关联来把握。在华南地区也出现了昙石山文化和石峡文化等，显示出稳定的区域发展。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山东地区，自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

而华北的区域文化在显示着区域性发展的同时，逐渐在区域间关系上产生了差异。在渭河流域，老官台—仰韶—客省庄二期的文化显现出稳定的区域特色的陶器变迁。而在渭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扩展过程中形成了石岭下类型。至新石器时代后期，从中又出现了显示着固有的区域特色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出现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与其原本的起源即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在陶器样式上逐渐产生了差异。

内蒙古中南部从陶器样式来看，是一个显示着复杂的区域间关系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该地区属于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的范围，而新石器时代中期则属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直接受到华北范围内南北方向的系统性影响。到了环境变动期之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一地区又发展成为区域特色更加浓厚的海生不浪文化及老虎山文化。

在此过程中，该区域逐渐脱离了从前那种属于华北的南北系统关系之北端的地位，确立了具有主体性的地域特征，同时也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保持了一定的相关特性，由此形成了连通长城一带的文化信息带。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与长城一带相邻的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及晋中地区、晋南地区和冀北地区，这些地区与长城一带保持着一定的相关特性，同时渐渐衍生出复杂的区域特征。

在其衍生过程中，在曾经显示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三地的区域性系统关系的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正是被鉴定为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的母胎。

第五章

社会的组织化与阶层化

仰韶、龙山文化

社会构造发达程度可通过聚落与墓葬进行比较探讨

在旧石器时代以来的两个文化系统相遇的华北与华中地区，分别开始栽培粟、黍和水稻的时间大约是在距今一万年前以后。旧石器时代末期以来，人类开始在分布于森林带边缘、生长着禾本科植物的草原地带获取食物，这是农业起源的一大要因。如前所述，还有一个促使农业诞生的更大要因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的摇篮期从新石器时代的分期来看的话，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接下来将述及新石器时代前期以后农业社会的进展。新石器时代前期，栽培谷物已经有相当高的产量。如磁山遗址的窖穴中贮藏有大量的粟谷，八十垱遗址发现多达一万五千多粒的大量稻壳及稻叶。可见当时已达到初期农业阶段。

28 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遗址

这个阶段之后社会进化极为显著，与第六章将要论述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进化在进化速度上大不一样。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进化也可称之为群体的组织化。接下来将把社会进化的具体情况放在中国大陆的农业社会在各自的区域文化中来加以分析。

要想把握社会的结构，把群体生活的聚落和群体成员的墓葬进行比较探讨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因为聚落和墓地敏感地反映着群体的规模以及群体的基础单位。而且墓葬构造和随葬品也反映出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及经济能力。关于各区域文化中所见的聚落与墓地的比较如下：

29 裴李岗墓地的变迁
墓地随着从旧阶段向新阶段的推移而逐渐扩大。并随单位群体扩大而出现了两极分化

新石器时代前期至后期，渭河流域有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黄河中游地区有裴李岗、磁山文化—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也可把两者合称为仰韶、龙山文化系统。下文将从聚落和墓葬的角度来观察该地区的社会状况。

关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老官台文化及裴李岗、磁山文化，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墓葬。然而尚未发现聚落遗址。而在前述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则发现了有贮藏粟谷的痕迹的窖穴。这些窖穴由位于长方形平面之上的八十八个竖穴土坑组成。

这些窖穴经过发掘确认，共分为两个时期，多以数个或十数个为单位分布。有学者认为这些窖穴有可能贮藏五万吨以上的粟谷。但是要复原以年为单位的贮藏形态则非常困难。但窖穴的存在足以说明这里曾贮存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可见当时此地已达到稳定的农业社会阶段。并且在窖穴周围未曾发现房屋的痕迹。说明这些窖穴集中分布在离聚落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可见当时栽培植物处于集体管理之下。

性别劳动分工

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有河南省新郑市郊外的裴李岗墓葬等被称为裴李岗文化的几处遗址。这些遗址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在此以裴李岗墓葬为例。

关于裴李岗墓葬的变迁，从陶器的样式研究上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较古阶段的墓葬群位于低矮丘陵的东侧斜坡之上，而较新阶段的墓葬不仅在东侧，还扩大至西侧斜坡，这是由于聚落群体扩大后分化为两个群体所导致的现象。其扩大应该是通过新群体分离而出的形式实现的。

在考虑该群体的社会进化水平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对应着墓葬的随葬品构成及其性别差异的问题来获得线索。随葬品中有磨盘和磨棒，是用来把粟、黍制成粉末的工具。另外还有用于开垦田地或土木作业的锄。在这一时期，以定型的石铲为锄头的石锄最为普遍。我把这类石铲以及磨盘、磨棒称为华北型农耕石器。其普及时期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

有趣的是，在随葬品中，石铲与磨盘、磨棒从未有过一同出土的情况，而是分别随葬于不同的墓葬。并且通过人骨鉴定可知，石铲为男性墓，磨盘、磨棒为女性墓的随葬品。这与男性从事耕田、土木作业，女性从事磨粉工作的性别劳动分工有关。从现今世界民族的事例来看，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仍普遍存在。我们由此可以对这种以性别劳动分工为基本、有组织地从事生产活动的群体的面貌有所把握。

30 裴李岗墓地的随葬石器
1磨盘　2磨棒　3、4石铲5石镰　6石斧

并且男性墓葬的随葬品除石斧、石镰等加工用具及收获用具之外，还伴有陶器。而女性墓葬的随葬品则是磨盘、磨棒加上陶器。男性墓和女性墓的随葬品的种类构成在各处墓葬有多寡之分，这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有关。这并不意味着因男女性别不同而存在着地位上的差距。其实如果仅从随葬品的件数来看的话，女性墓反而更有厚葬的倾向。

墓主生前因性别分工而担任的工作不同，在群体内有可能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这种地位绝非世袭，也并非以血缘群体为单位，而是因为个人生前的职能而获得众人的尊敬，或在群体内部成为权威。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属于平等社会，群体的首领由拥有社会职能的人担任。另外，性别差异（gender）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二元论，在群体内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31 姜寨遗址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环壕聚落
如果把发现的房屋均看做同一时期，聚落就由五个建筑群构成

这样的群体不仅以农业，也以包括狩猎、采集的多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群体的人口逐渐增大。群体单位增大并分化的现象在如裴李岗墓葬变迁的扩大与分化过程中也有所体现。群体某一时期内的人口规模应该并不太大，约以数十人为单位存在。

从姜寨遗址发现的环壕聚落可看出两个群体的存在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在渭河流域从仰韶半坡类型向史家类型变化，而后又变化为庙底沟类型。庙底沟类型以绘有花瓣纹的彩陶盆为特征。仰韶半坡类型的遗址主要有在半坡遗址以及在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的姜寨遗址环壕聚落。在这个地区，环壕聚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公元前4500年左右。正逢最高海平面期，是全新世最为高温湿润的时期。从环境条件来看，也属于农业更为发达的阶段。

然而环壕并非从聚落的初始阶段就开始存在。姜寨遗址的环壕聚落的发掘考察已基本完成，包括位于聚落周边的墓地也呈现出全貌，是一处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遗址。姜寨遗址经过复原，呈现出当时的原貌：中央的空白地带为广场，环绕周围的是面向聚落中心布局的房屋建筑。建筑群共五个，各建筑群内分别以一座大型建筑为中心布局。在这些建筑群周围环绕着环壕。

根据发掘情况，从建筑的重叠关系来看，聚落至少可区分为三个时期。此前对聚落的复原方案并未划分时期，而是将其解释为整个时期内同时存在的遗址，我对此无法赞同。

我把姜寨遗址按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并以建筑的重叠关系为根据来再现聚落的变迁过程。

在前期，环壕尚未建成，两组入口相对的房屋建筑群各自呈列状分布。可见聚落应该是由两组建筑群构成。这种结构可说是延续了前述裴李岗文化阶段的因单位群体的增大而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即人类学称之为半族的两分现象，这种现象应当是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两种分别持不同技能的群体之间。并且由于存在外婚规制，为避免同一群体内的婚姻关系，两个群体间以通婚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从列状分布的房屋布局来看，同一列内又分别可以一分为二。二者的中间地带可见一定的空疏地带。可以说房屋布局显示了在同一群体内半族进一步走向双分的过程。

到了姜寨遗址的中期，由于同一群体内也开始半族分化，于是开始出现四个群体。群体内的房屋布局以一座大型房屋为核心，呈同心圆格局分布。从民族学角度来看，可见四个群体以外婚规制来维持安定的双分制的事例。由此可认为，以这四个群体为基本单位，在姜寨遗址形成了以安定的双分制为基础的平等的部族社会。至中期阶段，才建成了包围聚落的环壕。

32 姜寨遗址的聚落的变迁
1姜寨聚落前期　2姜寨聚落中期　3姜寨聚落后期

环壕的作用在于阻挡来自聚落外部的野兽等威胁，同时又有团结聚落成员，助其产生群体意识的作用。如目前的复原图所示，房屋布局以大型房屋为核心，中小型房屋分布在其周围。中小型房屋的规模由单位家族的成员多少决定，而大型房屋作为半族内的集会场所而存在。

在中小型房屋的周围还发现了大量的土坑，应该是用于存贮粮食等的窖穴。与新石器时代前期磁山遗址的共同管理的窖穴不同，姜寨遗址的窖穴很可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分别管理。

广场附近有两个用于饲养家畜的大型围场。用栅栏围成圆形，饲养的家畜据推测是猪和牛等。如果这些围场存在于同一时期的话，姜寨遗址前期的群体单位即前期的以半族为单位的管理，同时也是家畜管理的基本形态。在聚落分化为四个群体之后的姜寨遗址中期，家畜管理的基本依然保持以前的两个群体单位，即以聚落初期的双分式的半族为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看，烧制陶器的两处陶窑如果也是并存于同一时期，即说明在陶器制作上也存在着双分式的生产形态和生产组织。

在姜寨的环壕聚落的周围，目前发现了三处墓群。如果这些墓群与群体单位相对应的话，就应该还有另外一处墓群的存在。然而聚落西南部已被河流冲毁，也许墓群也因此遭到了破坏。

三个墓群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三区墓地。三区墓地依墓葬分布大致可分为A、B、C三群。A、B群与C群的被葬者的埋葬头位方向各不相同。由此可知A、B群与C群之间存在某种群体上的区别。

更值得注意的是，A、B群墓地有埋葬婴幼儿或幼儿的瓮棺墓，而C群却不存在埋葬小儿的瓮棺。根据这一点，山口县立美术馆·浦上纪念馆的今村佳子女士得出的解释是：A、B群相当于群体初始的母胎，C群为来自其他群体的外婚者。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A群体和B群体是有着共同起源的半族关系的群体单位呢？如果这个想法成立的话，三区墓地就可看作是由A、B两个主要家系构成的双分制群体，而来自其他群体的外婚者则被埋葬于C群。如此看来，一区墓地和二区墓地也可看作处于另一组双分关系的两个群体。这种解释才是如前所述，认为基于外婚规制的双分制曾经存在的、从墓地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根据之所在。

姜寨遗址后期群体扩大并开始分村

姜寨遗址后期的状况较中期大不相同。假设在此阶段环壕部分被埋没，能够确认的只有之前没有的大型房屋即一号房屋基址及其周围的中小型房屋构成的一个聚落单位。当时群体是否缩小了呢？其实不然。原因在于群体更加迅速地扩大了。这一时期用作聚会的大型房屋的规模大于姜寨遗址中期的同类房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群体人口的增加。

可以想象，发生分化后的四个群体之中，仅一个群体留在原地，其他三个群体向周边扩散，并形成新的聚落。也就是说，群体的扩大体现于分村这一现象之中。遗憾的是，可以证明这一想象的证据目前尚未发现。

但是，在姜寨遗址后期结束，聚落荒废之后的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阶段，姜寨遗址成为由多处群体合葬墓构成的墓地。所谓群体合葬墓，是指暂时埋葬的遗体成为白骨之后，将多个遗体合葬于一个墓圹之中，即一种二次埋葬行为。这类群体合葬墓在当时的渭河流域是一种普遍的习俗。类似的合葬墓也曾见于多处遗址，比如广为人知的陕西省渭南县史家遗址和陕西省华县元君庙遗址等。

33 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合葬墓
史家遗址25号合葬墓中埋葬着26具二次葬的人骨

另外，人们对史家遗址的合葬墓中出土的头骨进行了测量，测定值经统计学分析得知，同一墓圹内的测定值类似度相当高，由此可以明确的是，这些多人埋葬的遗骨并非婚姻家族的群体墓，而是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合葬墓。

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阶段的姜寨聚落，群体发生了双分式的两倍分化，群体人口的增加又引发了分村的出现，聚落因此逐渐扩散。在原先的群体发源地特地建造血缘单位的群体合葬墓，成为促生同族意识的场所。建立合葬墓的意义在于，在祭祀祖先的同时，通过再度埋葬的行为来强调血缘纽带的存在。

也就是说，在群体扩大过程中，群体内的基本单位以血缘群体划分，其复杂发展导致了群体规模的增大，同时由于群体人口的增加，人们为寻求可耕地而建立新的村落，聚落因此逐渐扩散。然而在扩大后的群体之间仍然能感觉到同族意识的整体维系。

34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成人瓮棺墓
1阎村遗址　2、3洪山遗址

以史家遗址的合葬墓为例，各处墓圹之中的再葬遗骨的男女比例以男性居多。而且在青年未婚者的墓葬中看不到这种男女差异，只有在已婚成人的墓葬中可以看出这种男性居多的倾向。

可见通过外婚这种与其他群体发生婚姻关系的形式来决定归属的人多为女性。简单说来，即女性倾向于结婚出嫁至其他群体，而男性则倾向于留在出生的群体，与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结婚。

这种倾向不同于较早阶段的姜寨遗址的三区墓地中、被认为是外来者墓地的C群墓地所显现的男女均衡的倾向。因此可以说，在女性因婚姻嫁入其他群体的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阶段，男系的血缘群体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合葬墓出现以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期的姜寨聚落的墓葬随葬品分析来看，也可看出，在此阶段，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那种因据社会性别差异（gender）为双分原理的特征已经消失。

男系血缘群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动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后半段。虽然位置稍微偏南，在以淮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发现了成人瓮棺墓。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广阔先生的研究，渭河流域的群体后来迁移到淮河上游地区。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从文化系统上来看，两个区域间存在着系统上的连续性。以上区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至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期出现了成人瓮棺墓。如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半段的姜寨墓地所见的那样，相对于成人的土圹墓，瓮棺墓普遍用于儿童。

关于这种成人瓮棺墓的成因，今村佳子女士认为：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墓作为支撑父系群体组织的原理得到采用，因此形成了儿童与成人都以瓮棺埋葬的合葬墓地。这是一个显示男系血缘群体成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事例。对这些墓地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可知，在上述基本单位之间逐渐产生了贫富差距。男系血缘群体单位即氏族单位的贫富差距至少可从随葬品的内容组成上体现出来。这说明社会内部的阶层差距是以氏族单位为基础而逐渐产生的。

在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群体由扩大家族构成的事实也体现于长排连间式房屋等聚落构造。所谓长排连间式房屋，是以地炉连接各间房屋的长排形房屋。在河南省邓州市八里岗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叶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长排连间式房屋。这种房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叶的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以及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等处变得更加普遍。

典型的长排连间式房屋见于下王岗遗址，这种房屋也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姜寨遗址的聚落构造的发展形态。如前所述，在姜寨遗址中期，以四个作为集会场所的大型房屋为中心，中小型房屋围绕周围，形成四个群体单位。可以想见，由于这种群体单位的发展，姜寨遗址后期以后聚落不断扩大。

35 仰韶文化后半期的长排连间式房屋
下王岗遗址的长排连间式房屋的基址及其复原图

另外，这种长排连间式房屋使婚姻家庭单位的房屋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从遗物的组合可看出，每个住房单位中的住户以一对男女组成的婚姻家庭为中心。并且这种住户又因家庭成员的婚姻而分离出新的住房单位，房屋因此不断增多，长排连间式房屋体现的正是这种增加过程。

36 西山遗址的城址遗迹

以父系血缘群体为单位的家族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就是这种长排连间式房屋。这种新的房屋结构的出现与墓葬分析等资料显示的以父系血缘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构成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

有城垣环绕聚落的城址遗址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聚落出现飞跃性发展。如河南省郑州市西山遗址的城址遗迹。城址遗迹是指夯土而建的城垣环绕的聚落。又叫城塞聚落或围壁聚落等。下文统称城址遗迹。

城址遗迹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各地普遍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较著名的有：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河南省新密市古城寨遗址、辉县孟庄遗址、淮阳县平粮台遗址、登封县王城岗遗址、郾城县郝家台遗址等。这个时期从包括城址遗迹在内的聚落的大小，可看出阶层的差别。例如古城寨遗址，其周围的城垣规模巨大，长约460米×370米，高约15米,幅宽约40米。

最近发现的山西省陶寺遗址的城垣也拥有相当的规模。其中陶寺遗址前期的小城城垣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陶寺遗址中期的大城城垣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800米。以这些大型且拥有具备防御功能的城垣的城址遗迹为中心，周围还存在着规模较小的聚落。这些聚落分布在大型聚落周围，并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7 陶寺遗址中期的大城中所见的北城垣

城址遗迹由新石器时代中期所见的环壕聚落发展而来，但环壕聚落的环壕主要用于防御周边的野生动物，并不具有聚合群体的意义。夯土而成的城址遗迹则不同。如果把同一阶段的石镞等武器化的石器考虑在内的话，城址遗迹拥有更强大的防御机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聚落群是扩大后的群体的聚合体，在聚落群之间也开始有包括战争在内的摩擦发生。关于这个问题，将在第八章加以详述。

从城址遗迹的内部来看，像平粮台遗址那样，除通常的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之外，还发现了带有基槽的地面建筑。这样的建筑构造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以后的商周时代的宫殿、庙宇建筑的前身。从中还可看出，聚落内部已开始广泛形成阶层差距。并且在王城岗遗址等处的城址中，还发现了建筑物下面埋有人牲的奠基坑。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阶层社会。

38 陶寺遗址的墓葬的阶层构造以及随葬陶器
图中陶器为属于大型甲种墓的3015号墓的随葬品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不但出现了有城垣环绕的城址遗迹，阶层差异的进展也体现于陶寺遗址的墓葬之中。该遗址的墓群由700余座墓葬构成，墓葬的大小与随葬品的数量构成大致呈正比。墓葬按规模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其中大型墓仅占总数的约1%，中型墓约占11%，小型墓占了大多数。三者呈现出金字塔形的阶层构造。大型墓为木棺，并拥有100—200件随葬品。

随葬品不但包括陶器，还有玉器以及施有彩绘的木器等。墓葬按随葬品是否包括鼍鼓和石磬分为甲、乙两种。拥有鼍鼓和石磬的大型甲种墓的阶层高于大型乙种墓。鼍鼓是用生长于长江以南的扬子鳄的皮制成的鼓。石磬以石板雕刻而成，是一种悬挂起来敲击演奏的乐器。至商周时代，石磬变化为不同音阶的石块组合而成的形式。

大型甲种墓的随葬品中包括了玉钺等代表军事权威的遗物，说明墓主是拥有祭祀权和军事权的首领。这种兼有军事权与祭祀权的权威地位也是构成商周社会王权的基本部分。也就是说，王权的萌芽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而且大型甲种墓的墓主均为男性，这显然说明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阶层构造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另外大型甲种墓与大型乙种墓在墓地内分别建于不同的埋葬地点，各自成群分布。在墓地内因阶层不同，墓葬分布也因之固定并具有规则性，由此可知当时的阶层关系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这个阶段已达到了以世袭的父系血缘社会为阶层关系之基本的完全的首领制社会。

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

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以杂谷农耕为基础

山东半岛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有着连续而系统的区域固有文化。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来看，山东半岛又与黄河中游地区即现在的河南省东部及河北省东南部在陶器等方面保持着一定关联。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其分布范围曾扩大至河南省西部一带。同时还与长江下游地区保有一定关系，其文化上的界限在淮河以南。而在东方，山东半岛的突出地带即胶东半岛一带，则一直受其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南部。

39 黄河下游地区（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

从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一带也可说是山东地区与辽东地区的接触地带。

如前所述，在山东半岛延续着具有一贯系统的区域固有文化。这个系统包括：该地区最古老的后李文化，以鼎的成立为特征的北辛文化，出现了彩陶、白陶和黑陶的大汶口文化，以黑陶为主体的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以褐陶为主体的岳石文化。

“二战”前傅斯年先生曾经提出夷夏东西说，主张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分别属于夏、夷两个文化相异的族群。即把彩陶与黑陶的不同理解为地域不同所致。然而二战后，1959年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的考古调查表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层位上的时期不同。

40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
这个彩陶壶属于大汶口文化后期，表面的彩陶花纹已体现出当地独有的特色

类似的争论在二战前的日本也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分别属于不同种类的史前民族，两者曾经并存。而后由京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主导的鹿儿岛县指宿遗迹的发掘考察证明，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层位上的时期差别。

虽然已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显示着时期的差异，但是正如傅斯年先生的观点，黄河中游地区和山东地区存在着一直以来各成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且两地曾经存在不同区域群体的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后李文化的遗址，如山东省临淄县后李遗址以及山东省章丘市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等，尤以平面呈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屋广为人知。然而这些遗址的聚落构造还存在诸多疑问。而该时期的氏族墓地的存在已得到确认。在小荆山遗址，墓葬可看出一定的分布原则。这些墓地的构造应进行进一步分析，然而因资料未曾公开，详细状况尚不明了。但是从随葬品的状况来看，虽然并不明显，这一阶段属于尚未出现阶层差别的公平的等质社会，可以想见，包括聚落在内，作为等质共同体的群体在当时已经形成。

41 大汶口遗址25号墓

后李文化以及早期至中期的北辛文化的生业经济都是以粟作为中心的杂谷农业为基础。与黄河中游地区以及渭河流域同样，主要使用的是磨盘、磨棒和石铲等华北型农耕石器。关于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的社会状况因聚落及墓葬资料的不足，目前尚难以把握，但是从后李文化的事例来看，大致可知其社会组织由等质的共同体构成。

这两种文化从陶器组合来看，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样，是以釜为烹煮具的文化。北辛文化的陶器组合对位于山东地区西北部的河北一带也产生了影响，并且也影响了该地区被认为应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后岗文化。这种影响是包括了从陶器器种到陶器制作技术在内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期，这一带又受到了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即绘有花瓣纹样的彩陶的盆和钵。这是一种普遍见于庙底沟类型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广泛分布于东起山东，北至内蒙古中南部，西至渭河上游以及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然而庙底沟类型的陶器组合并未扩散至各地，不能算是一种文化复合体的扩散，而仅只是特殊的彩陶陶器的扩散。可以说作为文化信息的扩散，它并未包括所有的信息，而只是信息表层部分的扩散。具体说来，这是以特殊的彩陶盆及彩陶钵为媒体，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与周边地区的各群体不断交流的结果。

这种交流可能是以具有贵重感的特有的彩陶为媒体的交易，也可能是通过提供彩陶来增进与其他群体的友好关系。就好像人与人的友好交流，也常常通过向对方赠与珍贵之物来进行一样。总之从现象上来看，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也传入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之中，在另一方面当地也开始把彩陶技术加以吸收，并开始制作具有自身特色的彩陶。

大汶口文化形成了墓制的身份标志和墓葬的基本构造

在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2600年的大汶口文化期，以稳定的农业生产为背景，开始广泛出现阶层分化。从这一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及种类多寡即可看出阶层的差别正不断扩大。另外，墓葬构造除了之前的土圹墓（挖坑将遗体直接埋葬的墓）之外，还出现了使用木棺安葬的木棺墓。进而又出现了木椁墓。木椁墓不仅有土圹，还在地下设置一间木制的椁室，再将木棺置于其中。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大汶口遗址25号墓等墓葬即属于木椁墓。木棺与木椁不可分的所谓二层台的墓葬构造在属于大汶口文化前期后半段就已出现于大汶口文化遗址2005号墓。

42 大汶口文化的特殊的随葬品
1骨牙雕筒器（大汶口遗址）　2獐牙勾形器（刘林遗址）　3龟甲器（大墩子遗址）

山东龙山文化可见更为丰厚的埋葬事例。例如山东省临朐县朱封1号墓等，棺木置于两重构造的椁室之中，形成二椁一棺的墓葬构造。

在日本，木棺墓和木椁墓在弥生时代曾作为来自大陆的墓制传入，而这种墓制在大陆的诞生则可上溯至远古的数千年前。这些等级不同的墓葬构造也体现出当时的阶层差别。简单说来，阶层由高向低分别为：木椁墓、木棺墓和土圹墓。这种墓制的身份标志及其基本构造也被后来的商周社会所继承。对上述基本构造出现于大汶口文化的事实我们应当予以重视。

43 傅家遗址
392号墓的人骨上遗留着外科手术后伤口痊愈的痕迹（后头部）

然而在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及该县的大墩子遗址等处，从对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墓地分析来看，当时的社会还处于较为均等的状况。但是到了大汶口文化前期后半段，在前文已提到过的大汶口遗址2005号墓等墓葬中，出现了二层台的特殊墓葬构造，并伴有丰富的随葬品，可见当时已部分出现了明确的阶层差别。

44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

1白陶背壶
被誉为白陶最高杰作；2红陶高柄杯
杯是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器种；3灰陶觚形杯
；4红陶袋足鬶
；5白陶三足盉
（1为济南市博物馆藏　2、3、4、5为山东省博物馆藏）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这种阶层差别变得更加明显，阶层分化逐渐确立。这一点体现于大汶口墓地的实例中。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前半段，墓葬的规模几乎没有差别。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后半段，逐渐出现墓圹大小的不同。至大汶口文化后期，分别出现了墓圹规模较大的墓群和墓圹规模较小的墓群，在墓葬分布也显示出差异。这个变化说明，以家族为单位的阶层差别正逐渐扩大。而墓圹规模的差异又与随葬品中的随葬陶器的数量多寡相呼应，体现出明显的身份差别。

阶层差别并非只体现于墓圹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例如骨牙雕筒器、龟甲器、獐牙勾形器这类特殊的遗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男性被葬者的随葬品。骨牙雕筒器是用大型动物的四肢骨或象牙加工成筒状后施以精致的雕刻制成。一般认为，骨牙筒器是一种祭祀用具，用于与神灵交流的巫术。龟甲器之中多放有骨锥、骨针和石子，很可能是治疗疾病的工具。山东省广饶392号墓的墓主的头盖骨上有孔状伤痕，但伤口已然痊愈。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时代也有类似的事例。比如我曾见过的北欧史前人骨，其头骨上虽留有洞眼却已经治愈。估计是为治疗脑挫伤等引起的内出血而进行手术治疗留下的痕迹。南美秘鲁的印加文明虽然年代稍后，也有众多类似事例，估计是战争导致的结果。想到针灸的起源也可上溯至这个阶段，怎能不令人兴致盎然。

獐牙勾形器用牙獐的牙镶嵌于骨筒上的器物。牙獐是栖息于水边的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獐牙勾形器出土时的形态是握在被葬者手中。由此可以推测，这是一种用来驱邪的守护神的瑞符。

总之，不论是与神灵交流、治疗疾病，或是护身瑞符，都显示着某种特殊能力。不论持有者是否真正拥有这些能力，但是被社会公认为能够发挥这些能力的工具都处于这个男性被葬者独占之下。可以认为主持这类祭祀行为的人就是男性首领。由此可以推测父系氏族社会已经形成。对男女合葬墓的考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推测。

45 大汶口文化的男女合葬墓
大汶口遗址13号墓

合葬墓是指男女同时被埋葬的墓葬。通常认为是男性死亡时女性也被一同殉葬。不过，如大汶口遗址13号墓的合葬墓那样，女性的埋葬位置稍高于男性的情况，有可能是女性入葬时间晚于男性。

同时埋葬还是有时间间隔的埋葬，是一个事关殉葬这个解释是否妥当的问题，所以在发掘考察时应当加以慎重讨论。但是，合葬墓中的安置位置已有男左女右的固定原则。并且从墓葬构造、随葬品的数量及种类来看，男性被葬者都处于相对优势的立场。

关于这类合葬墓，从性别上来看基本都是男女合葬，两者关系应当不是父母或兄弟姐妹之类的直系亲属关系，而是通过对偶婚结成的夫妇关系。这个事例说明，婚姻家族中已有父系占优势的现象，也可说这意味着男尊女卑的社会差别在此阶段已经诞生。以父系血缘家族为单位，社会差别已开始逐渐深化。

46 大汶口文化的向西扩散（杜金鹏 1992）
大汶口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圈扩展至淮河上游地区等河南省西部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遗址　●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遗址）

另外，在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江苏省新沂市花厅遗址，十座大型墓葬之中的八座除墓主之外还葬有殉葬者。例如在花厅遗址20号墓中，男性墓主的脚下同时殉葬有一只狗和两个少年。这明确显示着阶层社会的到来。

然而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彩陶。此外还有传统的烹煮用具鼎，以及壶、豆（高杯）等普通器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鬶、杯和背壶等酒器。鬶用于温酒，杯则用来斟酒、饮酒。背壶的胴体有一面形状平坦，而扁壶则有一面呈壶状膨起。两者都用来装酒等饮品，单面平坦的外形应该是为了贴合身体，以便于携带。

还有用来酿酒的大口尊，即器壁较厚的陶瓮。有的大口尊上绘有表示火焰或斧头形的记号。很可能是各个氏族的标志，也可能是与祖先神祇相关的标记。

这类大口尊应当是由父系首领直接管理，并以酒为媒介，利用鬶、杯、背壶等进行相关的仪式。可以想见，通过这些仪式，掌握巫术和医术的父系首领的权威越发得到提高，从而促进整个氏族的团结。独占着与神灵的交流权的父系首领一定是同时也把大口尊的文字记号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并由此掌握包括祖先祭祀在内的各种仪式，以稳固氏族的团结，从而有可能开展更为集约的生产活动。

但是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的代表性的墓葬中，从随葬品的统计来看，就会发现陶器随葬品占了多数。尤其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已普遍出现使用高岭土窑制而成的白陶。酒器之中的鬶、盉等多使用白陶，可见白陶比较高级。也就是说在此阶段，白陶成为一种地位较高的陶器。

在以这些酒器为中心反复进行祭祀活动的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向西扩大，其影响力直至黄河中游地区。这种文化领域的境界地带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大河村遗址等处也可见到。大河村遗址有着之前的仰韶文化王湾二期（大河村四期）的文化系统，但也吸收了扁壶等具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另外，从墓葬来看，该处遗址还有作为外婚者加入的大汶口人的墓地，这些墓葬地与仰韶文化王湾二期的人们的墓地位于不同的地点。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严格区分着氏族与部族，但不同族群之间已开始通婚。

在大汶口文化后期，聚落规模出现三个等级的阶层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后期，从墓葬构造及随葬品构成即可看出，这类以父系氏族社会为中心的社会阶层差别正逐渐扩大。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后期到山东龙山文化期，血缘家族单位的阶层差别，即氏族单位的阶层差别越加扩大，在此阶段，以氏族为单位的区域族群单位的序列化得到不断发展。

在属于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可见平面图呈椭圆形的环壕聚落。环壕范围内建有地面建筑。房屋呈行列状，形成所谓的长排连间式房屋。这种样式的房屋共有十二组。这类房屋主要分布于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如在论及黄河中游地区时总结的那样，这种房屋形式是扩大家族的体现，反映着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群体单位。这个阶段成为证明血缘关系是社会单位之基础的根据。

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认为，这种大汶口文化后期的聚落规模形成了三个等级的阶层构造。至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期，山东地区开始出现城垣围绕聚落的城址遗迹。城址遗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三个等级：大规模、地处中心位置的遗迹；中等规模、位于中心大规模城址周围的卫星城式的城址遗迹；处于更加外围的、没有城垣的普通聚落，三者的分布呈现出金字塔式的阶层构造。

47 安徽省尉迟寺遗址的聚落

区域社会组织以包括祖先祭祀的信仰为核心形成，并且以区域间族群的统合为目标、包括政治同盟关系在内的区域社会的统合已逐步开始。大汶口文化以来的鬶、杯等酒器此时在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区域族群之间的摩擦促使用于防御的城垣逐渐发达。同时，用于战斗的镞（一种箭形武器）等也开始大型化，其作为武器的功能也逐渐进化。

48 朱封1号木椁墓

在大汶口文化阶段，地域组织的首领的墓葬通常设于与普通阶层的墓葬相同的墓地之内。而在山东省临朐县的朱封遗址，首领墓已形成单独的墓地。可以说在阶层差别日渐扩大的过程中，首领墓与之前的以氏族为单位集中安葬的群体墓不同，已形成拥有特殊化的墓葬构造及随葬品的墓葬，并从普通成员的墓地中分离出来，专门建成新的墓地。从集中了朱封1号墓、2002号墓、2003号墓等首领墓而形成的墓群中即可看出这种现象。

而以往被看作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的王油坊类型的遗址也见于河南省东南部的淮河支流流域。王油坊类型也被称为造律台类型等，在认定其特性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指出：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位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内，其陶器样式等文化形态是以大汶口文化为基础诞生的。近年来更有学者以陶器样式为根据，认为王油坊类型从属于山东龙山文化。

49 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

并且，王油坊类型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展，直至良渚文化曾极度繁荣的长江下游。在上海市的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包含层之上广布着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层。这说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迅速衰退之后，王油坊类型从淮河以北向南逐渐扩散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山东龙山文化的文化领域范围扩大到了东至山东半岛顶端到辽东半岛顶端一带，西至河南省西南部的淮河上游到长江下游的上海附近的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这种文化形态在发展形成了诞生殷商社会的关键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文化要素，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详述。希望读者对此暂且留下一个印象。

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

出土了栽培稻的河姆渡遗址和发现水田的草鞋山

在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并不明确。大概因为该地区位于沿海地带，从冰川期的更新世向后冰期的全新世过渡的时期，地球环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缘故。在最高海平面期之前和之后，地形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例如位于上海以西的太湖一带，这里在更新世曾是低谷，至全新世随着海平面上升，海域扩大，这一带形成海湾。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最高海平面期以后，海域后退，附近一带形成沙洲，加之泥沙的冲积作用，逐渐成为陆地，海湾因此封闭，形成潟湖，并保持至今。太湖周围的遗址中，如草鞋山遗址等，遗址初始的最下层只能确认到公元前4000年以后，这也与地形环境的变迁年代有关。即便之前曾有过遗址，也已荡然无存。

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这里曾出土大量稻壳，是长江下游最古老的遗址之一。在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层之下，存在青灰色海成黏土层，根据对有孔虫和硅藻化石的分析，可知这里曾是海滩或河口地带，其年代早于公元前6000年。但在此阶段之前，海平面曾前进至遗址附近，其后海域后退，地形环境趋于稳定，这一带才开始出现人为的痕迹。

河姆渡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300年。在遗址初始期的河姆渡遗址最下层即第四层，遗址周围湖沼遍布，这种地形环境的成因如前所述，而这种环境正适合于水稻的栽培。其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期的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河姆渡第四层出土了大量稻壳，其中大部分属于栽培稻，此外还存在一部分野生品种。这显示着水稻栽培日渐集约化的过程，同时也说明，在湖沼遍布的环境中，也存在着野生稻的自然群落，人们很可能也曾采集野生稻。这个阶段还未出现水田，人们应该是利用自然的地形和季风气候，利用低谷地形中的“天水田”

[1]

来进行水稻的栽培。

50 在草鞋山遗址发现的水田遗迹（据藤原宏志《探寻稻作的起源》岩波书店，1998年）
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水田遗迹。土坑呈队列状连接，一旁设有排水用的水沟

另外，采集生长于湖沼中的菱角以供食用的活动应当也很普遍，猎捕聚集于湖沼周围的小动物，以及在湖沼中的捕捞活动应当也是重要的食物获取方式。并且由于多湿气的环境，房屋结构采用的是构造特殊的干栏式建筑。很显然，这种生活样式与前文提到的华北地区存在极大的差异。

要说稻作农业逐渐走向集约化的标志，首推水田的出现。该地区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水田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我曾参加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考察，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情。该处水田大致可分为两个区域。沿着自然地形的坡度，长约2—3米的长方形浅坑成行分布。在土坑旁，是灌溉用的水沟，水沟途中设有蓄水的水井。水沟连接着土坑，土坑之间有水口相连。每一处土坑都出土了大量的水稻的植物硅酸体以及大量的碳化米。由此可知，这些拥有灌溉设施的遗迹应当就是早期的水田。

51 菰田
草鞋山遗址附近现在仍有栽培。沿着小河岸边成行生长的景象与草鞋山遗址的水田相仿

主持发掘工作的学者之一、宫崎大学的名誉教授藤原宏志认为，从遗址附近至今可见的菰田（即茭白。与水稻同属禾本科）的栽培景象来看，可以想见遗址的水田也曾显示着同样的景观。沿着小河呈列状延绵分布的菰田所呈现的应当就是草鞋山遗址当年的水田景象。

这一时期的墓葬要数江苏省常州市圩墩遗址最为著名。其随葬品据墓主性别不同差异尤其明显。男性为鹿角靴形器，女性为纺锤车。鹿角靴形器以鹿角制成呈小巧的靴子形状，其用途不明。其出土时被置于男性墓主的脚下，估计是一种装饰品。

另外，从该处墓葬的人骨资料来看，当时有拔齿的风俗。这是标志成人的一种仪礼。拔齿的形式有一定规律，限于上牙的中、侧切齿。这种形式也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拔除上牙左侧的两颗切齿，而女性则拔除右侧上牙的两颗切齿。在埋葬位置上也按性别不同大致分东西两列埋葬。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浜文化阶段，社会性别即性差成为基本单位，据性别不同进行社会分工的现象越发普遍。

因而这个阶段的稻作农业作为采集活动的延续仍以女性劳动为主要对象。可以想见，该阶段稻作作为经济主体部分的地位尚不明确，而很可能只是包括狩猎采集在内的多种经济方式的一部分。男性劳动所承担的渔猎应当还占据着相当的比重。

集结女性劳动和男性劳动的集约型农业出现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的崧泽文化期，较之从前的性别差异为主的社会形态，血缘家族群体成为社会基础单位的倾向更加显著。这种倾向从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墓葬的各时期变迁中可以窥见一斑。崧泽第二期墓葬由三个墓群组成，与圩墩墓葬不同的是，在此阶段，墓群之间在随葬品的构成及数量上出现了贫富差距。与此同时，在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较多的I群，女性被有意识地埋葬于此，可见在该阶段，依然稳固地存在着性差的因素。但是到了崧泽第三期墓葬的阶段，在墓群之间已见不到性别偏重的现象，而墓群之间的随葬品内容及数量上的差距愈加扩大。墓群很可能是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单位构成。这种看法从其他区域的社会组织的变迁来看也是合理的。

在此之前，农具主要有用于土木作业或耕田的骨角制或木制的铲状农具。自崧泽文化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耕田工具石犁。最初阶段牵引犁耕的很可能是人。那么从犁耕的劳动量来看，这项工作应当是由男性承担。因此可以认为从前以女性为主体的稻作农业因男性的加入而开始走向有组织的集约式农耕。

52 崧泽墓地的变迁
随着第2期墓向第3期墓的变迁，在墓群单位上逐渐显现出阶层差别

这种有组织的群体即前文所说的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单位。氏族单位作为劳动单位重新组织之后，相互间开始出现差距。正是氏族单位的这种变化促使了社会的进化。这也关系着稻作农业经营单位的问题。对于结合了女性劳动与男性劳动的集约式农耕而言，支撑其存在的经营单位非常重要。开展农耕活动时，稻作农业的经营单位很可能就是以婚姻为基础单位的血缘群体即氏族单位。这些经营单位之间收获量的差距继而引发了氏族间的贫富差距。从墓葬中所见的血缘群体单位的贫富差距也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稻谷本身的变化也显示着集约式稻作农业的发展。

在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层位资料明确显示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稻谷的阶段性的形态差异。具体说来即稻壳逐渐增大，而在第四层的崧泽文化期，稻壳的大小发生了飞跃性的增大，达到了接近今日的水准。这种稻壳大小的变化可以说也是与集约式稻作农业的出现相一致的人为现象。

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的良渚文化可说是集约式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这一点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体的分析也可得到证明。在此之前的阶段，动物遗存体包括一定程度以上的野鹿等野生动物。至良渚文化阶段，家猪等家畜所占比例有了飞跃性提高。并且在农耕用的石器之中，用于收获的石镰也得到普及。有学者认为，由于切割稻穗的石刀几乎未曾普及，所以石镰应该是切割稻谷根部的工具。属于良渚文化前期的浙江省湖州市钱山漾遗址第四层出土了一种名为“千篰”的工具，是用来往水田放水及和泥的工具。由于这种工具与前文提到的用来切割根部的石镰一同出现，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副教授认为，可以想象当时已出现有田埂包围的平坦的灌溉水田。也就是说，相对于草鞋山遗址的接近于天水田的水田，这里已出现正规的灌溉水田，开始了集约式农业。

53 良渚文化期的农耕石器
1石犁（烟墩山遗址）　2破土器（孙家山遗址）　3、4耘田器（孙家山遗址）5石镰（绰墩遗址）

此外，良渚文化期还出现了被称之为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定型化石器。这些石器虽然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种类，但在当地很可能是相当常见的农具。用于翻耕土地的石犁，在放了水的水田里用于平整田泥的“千篰”、用于收获的石镰以及现今尚不能明确其用途的破土器和耘田器。从这些农具的存在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劳动程序，并且这种已经发生分化的劳动程序是由一整年的水田农耕过程中有组织的劳动形态所支撑的。

这些石器正意味着集约式水稻农业的出现，我们不难想象，生产力的进步引发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良渚文化阶段的遗址数量的增加程度相当明显。另外，这些遗址的劳动基础单位很可能是由血缘群体组成，当时正处于劳动趋于组织化并向着社会的组织化发展的阶段。

如前所述，在稻作农业的经营单位之间产生了生产量的贫富差距，由此更产生了作为经营单位的血缘群体即氏族之间的贫富差距。这说明，该阶段产生了此前不曾有过的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

阶层上位者墓葬中多有大量随葬玉器

社会的阶层分化也明确体现于墓葬构造之中。土墩墓的成立时期也是在良渚文化阶段。土墩墓的特征是：并非为某个特定的个人而建，而是一种由多人墓葬组成的特定的群体墓。如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的崧泽墓地所见的那样，单位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当时已存在家族单位上的身份差别。可以认为，土墩墓的出现正反映了这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且，在浙江省桐乡市普安桥遗址的考察显示，土墩墓是由圆丘状的单个坟墓集中建于一处，最终形成巨大的土墩。如崧泽墓地那样，由于单位群体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建造坟墓，该地点由此最终形成特定群体的土墩墓。由于是原有的坟墓聚集而成，所以土墩墓又可称作原有土墩墓。

另一方面，除了因上述成因形成的土墩墓之外，同时还出现了把原为祭坛的土丘转而用作特定群体的土墩墓。在土墩内，有着估计是用于祭火的烧土台，在后来的殷商时代，这种祭祀被称之为燎祭。烧土台四周还围有壕沟。良渚遗址群中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均属此列。且简称为祭坛土墩墓。

54 福泉山土墩墓

上海市福泉山遗址、江苏省昆山市赵陵山遗址、江苏省常州市寺墩遗址等处的土墩墓很可能是普安桥遗址那样的原有土墩墓样式与祭坛土墩墓样式的综合样式。但是这些祭坛土墩墓的墓葬内随葬品在内容及数量上均比普安桥样式的原有土墩墓更为丰富，并显示出阶层上的贫富差距。另外，祭坛土墩墓出现于良渚文化中期，是在社会阶层化进程中产生的阶层上位者的墓葬。

这些阶层上位者的墓葬随葬品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玉器。其种类主要有饰以兽纹的玉琮、用作武器的玉钺以及用于驱邪的玉璧等。玉琮是一种呈方筒形、内侧为圆柱形空洞的玉器。玉琮用于祭祀，其中空部分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

玉璧呈圆盘形，中有圆孔，形状精致而奇特。与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的玉琮一样，玉璧也是祭祀用的礼器。玉琮表面精雕细刻，刻有一种名为神人兽面纹的精细纹样。而且这种兽面纹也见于分数段雕刻成长方柱形的玉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就是见于殷商社会的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的原形，而玉钺则是按照原为武器的钺的形态制成的玉器，所以玉钺应当是一种显示军事权的瑞器。

55 祭坛土墩墓
右图为反山土墩墓，左图为瑶山土墩墓

王权社会尚未成形，尚处于首领制社会的良渚文化

在瑶山及反山土墩墓，墓葬呈列状分布，各列之间的随葬玉器在内容上均存在差异。例如瑶山土墩墓有南北两列墓群，两者在随葬品上显示着区别。南列的随葬品有玉琮、玉钺和三叉形冠饰，北列则随葬有玉璜、纺车。遗憾的是，被葬者的人骨已经腐化，未能保留下来，所以无法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加以鉴定。南列特有的玉琮等随葬品在北列不曾出现，两者为排他性的墓列关系。这种关系显示，空间分布的差异很可能依据的是男女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因为玉璜及纺车这类随葬品在崧泽文化阶段对应着女性墓的附葬品，由此可知直到这个阶段，男女性别差异依然是决定墓葬差异的重大因素。

如果说有着玉琮、玉钺、三叉形冠饰等随葬品的南列是男性墓，那就说明男性掌握着祭祀权、军事权等首领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男性和女性被有规则地埋葬于同一土墩墓之中，说明这些群体中存在着血缘关系等一定程度的群体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良渚文化的阶层构造也与其他地区同样，正向着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的阶层社会进行进化，并说明掌管祭祀和军事的首领权掌握在父系手中。

56 反山土墩墓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
1钺　2璧　3琮　4冠状饰　5半圆形冠状饰　6、7三叉形冠状饰　8璜　9锥形饰

位于良渚遗址群中心地带的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壮观的人工土台。东西宽760米，南北长450米，高10米。在莫角山遗址的土台上又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土台。在这三座土台之间发现了一处大型版筑建筑物基坛和一座柱穴直径达60厘米的建筑遗迹。关于该处建筑遗迹具体以何种方式筑成，目前尚不明了。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场合或是供人们聚会、誓约群体团结的地方。以这种祭祀性的建筑物为中心，周围建有独立的土墩墓。

关于这些遗址是否是在整个良渚文化期内相继建成的问题，根据金泽大学的中村慎一副教授的复原可知，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尚有空白的时期，在这些空白期内曾存在土墩墓的可能性依然很高。因此可以认为良渚遗址群曾经繁荣于整个良渚文化期。与后来商代的殷墟相同，在相当于祭祀空间和宗庙等的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历代以来处于上层阶层的家族墓葬也就是土墩墓分布其周围。并且这些墓葬与莫角山的距离越远，墓主阶层就越低。这也与殷墟有着相通的阶层构造。

57 良渚遗址群的遗址分布
▲表示遗址，广泛分布在以莫角山祭祀遗址为中心周边地带

另外，在良渚文化期太湖周边的各个区域都发现了土墩墓，说明在区域单位中存在着首领阶层。土墩墓以及随葬品中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瑞器标志着首领墓的存在。前述反山土墩墓的20号墓拥有大量玉器随葬品，总计达547件。显示该墓应为反山土墩墓中的最高首领的墓葬。玉琮等玉器属于威信物，其拥有数显示着墓主的首领权威。

58 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遗址
从拥有土墩墓的遗址来看，这类遗址在太湖周围至少存在五个组群

然而比较各个地域首领的玉器数量等瑞器的数量时，还必须考虑到，随着时间流逝，首领层的霸权也有可能在区域间发生移动。例如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处于最具优势的地位，而到了良渚文化后期，权力的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这是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今井晃树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期各区域之间绝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关系。

另一方面，据中村慎一先生的推测，目前在良渚遗址群一带虽很少发现有良渚文化后期的遗址，但这些遗址应当曾经存在。这些跨越整个良渚文化期的良渚遗址群才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主体所在。另外，因为玉琮上可见曾被切割的痕迹，也有学者认为，玉琮作为一种威信物，在区域首领间缔结政治同盟时曾被切割分配给各方。

问题是这些玉器是否被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并统一分配给各区域首领？迄今为止，在良渚遗址群的塘山背遗址及江苏省句容市丁沙地遗址都发现了玉器加工作坊遗迹。另外从玉琮内侧切割下的废材即玉芯的存在来看，常州地区的磨盘墩遗址附近也可能存在玉器加工作坊的遗址。看来没有必要认为玉器在当时就一定是统一生产。

这一点不同于后来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期统一生产青铜礼器的特点。

可以认为，在良渚文化期，环绕太湖的各个地区形成了以父系血缘单位为核心的阶层构造，地域首领拥有着玉琮等玉器，通过向位居下层的区域首领分配玉器，形成了依靠祭祀统治系统维持的同盟关系。

获得玉器分配的区域首领们很可能又在区域内部继续进行赠与活动，将玉琮进一步分割。在这些区域之中，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当初占据着盟主的地位，然而到了良渚文化后期，或许由于玉材的枯竭，玉器的赠与活动难以继续，因此落入难以掌握霸权的局面。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在良渚文化后期，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的势力变得相对强大。

但是，这种区域单位中首领阶层的成立以及区域间首领的势力格局虽逐渐成形，但其势力格局是不稳且流动的。由此看来，良渚文化还未达到形成王权的阶段，只能将其划分在首领制社会的范畴之内。

59 被分割的玉琮
浙江省余杭市横山遗址2号墓出土的玉琮当中，1为完整形，2下端的兽面纹无眼、口，3上端的兽面纹无眼。后二者为分割后的形态

良渚遗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从莫角山遗址等处的建筑遗迹来看，社会群体的团结通过祭祀活动得以实现，已形成了宗教祭祀国家的原形。如果说见于商周青铜彝器之上的饕餮纹的原形就是玉琮的兽面纹的话，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包括祭祀活动在内的祭祀统治权的原形也许就来自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虽然形成了发达的首领制社会，却突然间走向衰落，被文化发达程度较低的马桥文化所代替。关于良渚文化走向终结的原因，水灾等自然灾害说是较为有力的观点。公元前3000年前的中叶阶段，由于气候转凉，很可能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灾害。实际上多项考察事例显示，良渚文化的包含层上覆盖着厚重的冲积层。

然而更重要的是，随着自然灾害造成的稻作农业生产力急剧下降，面对这种社会变化，玉器所代表的祭祀统治权已无法维持社会的秩序。我认为这是良渚文化衰退的一大因素。应该说是以祭祀统治权和军事权为基础的良渚文化首领制体系的崩溃导致了良渚文化的终结。

在逐渐衰退的良渚文化的周边地区，例如上海市的广富林遗址，则属于自淮河流域扩展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而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技法中独具特色的印纹陶已经普及。许多学者因此认为马桥文化继承着自华南等南方地区北上而来的印纹陶文化等不同性质文化的谱系。学界普遍认为，由于良渚文化的衰退，来自南方的新文化顺势北上。

我认为，马桥文化的部分要素也包含着良渚文化的延续成分，同时马桥文化中所见的石刀等农具与其说是南方，倒不如说延续着其北方邻接的王油坊类型的系谱。马桥文化之所以广受瞩目，不但因为印纹陶的发达，更因为用高岭土高温烧制而成原始瓷器的存在。如今这种原始瓷器也发现于二里头遗址（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详述）。我认为上述江南与中原的关系与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向长江下游地区的扩展有所关联。

希望读者能对我的这个推测留下印象。另外，我认为王油坊类型中较普遍的拍印方格纹等陶器制作技法才是使印纹陶得以发展的技术基础。可以想见王油坊类型向南扩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延续着良渚文化的谱系的马桥文化。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彭头山、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以特殊的人物像和动物像为特征

长江中游地区很可能是稻作农业开始的核心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彭头山文化是湖南省澧水流域的文化。而在湖北省则被称之为皂市下层文化。两者皆拥有以绳席纹技法制成的釜、壶、钵构成的陶器组合。皂市下层文化出现于较晚的阶段。在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出土了大量稻壳。中国的农学者们认为这些稻壳属于栽培稻。中村慎一先生则以稻壳较小，认为很可能是野生稻。但不论是栽培或野生，大量稻谷被采集并贮存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在八十垱遗址，聚落周围有环壕环绕。这里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发现的最古老的环壕聚落之一。环壕是规模相当巨大的土木工事，这意味着该阶段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凝聚力。另外环壕聚落的环壕可能用于防御野兽等，保护采集来的稻谷，以便更稳定的贮存。同时环壕很可能也具有保护聚落本身的功能。

60 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遗址

新石器时代中期汤家岗文化期（大溪文化并行期）的城头山遗址也属环壕聚落。在城头山遗址还发现了设有灌溉用水沟的水田。这些水田与所述长江下游地区的草鞋山遗址的水田在构造上各不相同。城头山遗址的水田可见用畦埂分割的阶梯式水田区划。在天水田里还设有畦沟，可对排水引水加以调节。由此看来，各地的人们根据不同的地形，精心地栽培着水稻。

这种初期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呢？首先来看一处大溪文化阶段的墓葬遗址即四川省巫山大溪遗址。大溪墓葬分前期和后期两类，两者的性别比率皆以女性墓葬居多。长江下游地区直到崧泽文化期也具有同样的倾向。同时期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及渭河流域的墓葬则是男性比率较高。这或可说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地带此时尚处在母系社会。

说到母系社会，云南的纳西族是有名的实例。在当地，母系家族曾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另一方面，大溪遗址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中心，但并不像黄河中游地区那样随葬品在性别区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大溪墓葬前期在随葬品数量上差异较小，而大溪墓葬后期则在随葬品数量上出现多寡悬殊增大的倾向，显示出群体内埋葬等级的差异逐渐扩大的过程。但是这种埋葬等级的差异并非因性别而异，而是在群体内以血缘关系为单位发生的阶层分化。

上述分化进一步加剧的进程在湖南省安乡县划城岗墓葬中有所体现。这里属于大溪文化末期至屈家岭文化阶段。其埋葬地分布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如吴汝祚先生以及后来北京大学赵辉教授所证明的那样，墓葬按纵列分组排列。赵辉先生认为，这些墓群是以一对夫妇组成的小家庭为基础单位，而像淮河流域的长排连间房屋的大家庭则相当于墓葬排列中的纵列组织，因此这些墓列聚集一处的墓葬区可看作是扩大家庭的上级构造即氏族。

然而证实这些墓群的基础单位是单婚家庭成员的证据还未找到。根据随葬品的多寡可以明确的是，各个排列单位显示着血缘单位，在这些单位之间阶层分化正在加剧。另外，分化为一南一北的两个墓群之间也在随葬品构成上出现了差距，说明氏族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增大。并且在这种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单位组织内也出现了拥有玉钺等随葬品的位居首领地位的成员，可以想见阶层分化处于多层次的进展之中。另外在属于同时期的湖北省公安县王家岗遗址以及湖北省钟祥县六合遗址，也同样可见有两个墓群构成的墓地。在此阶段，社会组织发生一分为二的半族分化，即双分制社会单位很可能已经存在。

61 城头山遗址的水田
可以推测这些水田是由沿等高线而建的田埂围成的阶梯式水田

从这种双分制组织单位的平等社会开始，稻作农业的经营单位即血缘家族之间产生了贫富差距，在特定的血缘单位内部出现了族长。在这个过程中分化形成了阶层，显示着阶层社会的到来。

62 划城岗墓地的位置区划
北区墓地与南区墓地的距离约40米，南区墓地的随葬品相对丰富

墓葬中可明确认定是属于阶层上层者的最早的墓葬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前期阶段。在石家河遗址内的邓家湾32号墓以及肖家屋脊7号墓，均为所谓二层台的特殊墓葬构造。同时还随葬有大量陶器。邓家湾32号墓中，埋葬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同时还有与单刃石斧一同出土的四十多件随葬的陶器，分别放置于二层台上以及棺内。肖家屋脊7号墓的墓主为男性，拥有作为威信物的石钺，同时还随葬有106件随葬品。

这些显示着首领的存在的墓葬不是群体墓而是独立开辟立地，说明首领的存在非同一般。并且这些墓葬的墓主均为男性，由此可知，这里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样，父系阶层社会已经到来，但当地不存在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的土墩墓。该地区还出现了一个区域性特征，即之前仅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开始用于成人的埋葬。这些特征可见于肖家屋脊遗址，与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处于分离的特定地点，是一处用于埋葬特定个人的墓地。这个阶段开始用于随葬的、石家河文化特有的玉器来看，我们大致可知，拥有这些玉器的成人墓主在当时社会中属于特定阶层。

63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首领墓
1肖家屋脊7号墓　2、3肖家屋脊　6号瓮棺墓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的形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的玉器，多由特殊的人物像和动物像构成。

人物像用整块玉雕成，佩戴圆形大耳环，蒜头鼻、眼梢向上，牙齿外露，形象独特而鲜明。动物像多以蝉、鹰为原形。这些玉器是当地特有的威信物。当地独有的大型瓮棺墓就是作为拥有这些玉器的特定阶层的成人墓葬而出现的。

64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1、2人物像　3虎　4蝉　5鹰

说到成人瓮棺墓，也许有读者会想起弥生时代的日本列岛也曾在九州北部出现过同类墓葬。饶有兴味的是，瓮棺用于埋葬儿童的习俗在世界范围内十分普遍，而成人瓮棺墓则是突然变异且互无关联的部分区域的现象。但是石家河文化的瓮棺墓属于二次葬，即在成人死后，将其遗骨安置于瓮棺内的埋葬方式。这样的成人瓮棺墓也见于在湖北省荆州市枣林岗遗址及湖北省钟祥县六合遗址等处，两者都随葬有特殊的玉器。

在枣林岗遗址，向东约2公里处即阴湘城的城址遗址。这里特定阶层的人们被与其他群体分离开来，独立葬于成人瓮棺之中。瓮棺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以及用作威信物的玉器随葬的厚葬之风，还有与普通墓葬立地分离等，由上述变化可看出该地向着阶层社会进化的状况。

如前所述，在大溪文化阶段就已出现了拥有引水沟的水田。但是关于石制农耕用具却没有相当的发达水平。在这个阶段，收获工具只发现了用蚌壳侧缘加工而成的蚌镰，而用作农耕的石器却并不发达。很可能当时的农耕工具使用的是难以留存的木制品或骨角器。但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新的石制农耕工具。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以后的阶段，也仅只是普及了石刀而已，并未见到太多的变化以及对新的石制农耕工具的开发。另外用作收获工具的石刀也只一种引进的石器，即在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领域沿汉水流域上溯，北上至该地区时，与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生相应的接触时引进的。总之，到目前为止，在长江中游地区还未发现如长江下游地区那样的、显示出集约式农业化的石器生产的进展。

如前所述，在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中产生了集结男女劳动的集约式农业。而在长江中游地区，则没有体现同样的社会发展的证据。从墓葬分析来看，大溪文化末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可以说尚处于等质的公平社会。

长江中游的遗址群可见兼具防洪功能的巨大城垣

关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房屋构造，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期的半地穴式建筑。而大溪文化以后则普遍可见建有墙壁的地面建筑。这种地面建筑是在房屋的基础上挖掘沟状的基槽，在基槽中立柱，作为墙壁的芯柱。再编以细木、竹条，形成墙壁的竹骨胎，最后抹上墙泥加固而成。用于地板和墙壁的泥土均经过烧烤加固，具有防湿气的效果，同时还可使房屋更加坚固。

65 阴湘城10号房址
方形区划的沟相当于地面建筑的墙壁基槽

我在阴湘城遗址的发掘考察中曾参与发掘屈家岭时期的地面建筑。对烧土制成的墙壁和地板质地坚固如陶器窑的窑壁，发掘用的铁锹也挖不动，这令我震惊不已，留下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如此高强度的烧制一定使用了非常大的火力。

在屈家岭文化期的地面建筑中还出现了拥有复室构造的建筑。即河南省淅川县黄楝树遗址和湖北省郧县青龙泉遗址等处所见的用墙壁将室内隔为两间的房屋。两个房间的入口处分别设有炉灶，构成可供两代同堂的住房。例如从黄楝树遗址的11号建筑遗址中出土了代表男性分工的斧和代表女性分工的纺车。可想而知这是一处男女组成的家庭单位。将之理解为婚姻家族也是合理的。并且这是由两个婚姻家族隔壁相邻构成两户同堂的居住方式。可以想见这两户婚姻家族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即血缘上的关联。也许是一个婚姻家族的子女又组成新的婚姻家族的扩大家族的形态。

66 黄楝树遗址的聚落
左图为扩大家族的呈半包围形排列的扩大聚落，右图为其中之一的11号屋址（F11）的两室住房，很可能是两代同堂的住所

在黄楝树遗址，这种复室住房呈线状排成一行，形成半包围结构的聚落。这应该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背景、由扩大家族构成的氏族单位的群体。这种居住状态与前述的均等的墓葬构造相符，可以想象，这些氏族单位通过集约式的稻作农业来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可以认为稻作农业的经营单位即为这样的氏族单位。

而关于聚落构造的问题，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彭头山文化就已经出现了环壕聚落。

阴湘城遗址与城头山遗址都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地屈家岭文化时期，把大溪文化期的环壕填埋之后，在上面修筑土垒，然后又在土垒外侧修建环壕的城址遗址。与环壕聚落相比，后者是由垒土而建的土垣环绕的城址遗址，拥有较高的防御机能。建设时所需的劳动量也更巨大。

67 城头山遗址

从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船桨等木制品。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姜寨遗址等环壕聚落不同，这里的环壕并非只是用于围绕聚落以防止野兽对食物资源等的侵害。另外，长江流域的聚落大多是在同一地点经不同时期常年居住，往往如同西亚的台形土墩那样最终形成土墩状的高地。这种居住方式的目的在于使聚落免受洪水侵袭。因此，城头山遗迹的环壕应当与河川相连，并可以乘船而入。我认为，环壕就像日本的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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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可作为沟渠式的通道使用，同时也是防止洪水侵害的水利设施。

实际上大溪文化后期河川的泛滥变得十分频繁。从湖北省宜昌市中堡岛遗址以及四川省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考察中发现了水成堆积层。城址遗迹拥有由环壕发展而来的土垒，如果认为环壕是用于防御洪水的构造的话，拥有土垒的城址遗迹就应当是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构造。另外，在湖北省荆门市马家垸遗址，土垒外侧的壕沟与外部的河川相通，可以从河川顺壕沟进入城内。这里的壕沟与城头山遗址有着同样的功能。

但城址遗迹则不尽相同。例如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其土垒即城垣的边长为1100米×1200米，城垣底部的幅宽约50米，城垣高6—8米。如此规模的建造物，所需土量和劳动力之多是在令人难以想象。

从前述墓葬构造来看，目前尚未发现该时期的首领阶层的墓葬,这些建造物应当不是在强大的权力监督之下建成的。在石家河遗址，城垣内部的地形并不平坦，其中有小山，也有低谷。低谷部分很可能就是可以用作天水田的地方，而像邓家湾、谭家岭那样的山丘部分则是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在位于城垣内部平坦地带的三房湾，虽未发现建筑遗存，但出土陶器的大部分都是陶杯，而且数量非常多。地势平坦，并有大量陶杯出土，这说明该地应当是各群体的集会场所以及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当然，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氏族的首领，可以想见，建造活动是在各群体的协力之下完成的。很可能是近邻的群体面对洪水的威胁，凭着共同信仰的凝聚力开展了建造活动。

石家河遗址则是集中在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2.4公里的范围内的四十余处遗址。这些遗址如果是由血缘群体组成的氏族单位的聚落，那么城垣的建造就应当是由这些氏族共同完成的。那样的话，城垣的意义与其说是用于防御群体间因对立导致的战争，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洪水的侵袭而进行的集体合作。建造城垣的合作事业是针对洪水这种自然灾害而展开的活动，也是一项具有宗教意义的行为。近邻各群体一定曾反复进行着集结群力建造城垣这种宗教行为。

68 石家河遗址的平面图

现在在长江中游地区，共发现了九处据推测建造于屈家岭时期的城址遗址。如图70和图71所示，在这些遗址当中，集中于汉水流域的城址遗址有三处：城址遗迹单边长超过1000米的石家河遗址，其次是单边长约900米的陶家湖古城，单边长约500米的门板湾遗址。在沮漳河流域，单边约500米的城址遗址有两处；而在澧水流域至洞庭湖北岸一带，密集着四处单边长300—400米左右的城址遗址。

69 石家河遗址的城垣以及三房湾
右图为石家河遗址的西城垣，左图为石家河遗址三房湾的出土杯（现在在遗址表面仍能这样采集到大量的陶杯）

单从规模来比较的话，其立地特征很显然是以汉水流域的石家河遗址为中心。距离石家河遗址越远，城垣规模就越小。可见这些城址遗址在规模大小的差距上显然存在着金字塔式的阶层构造。如果石家河遗址处于中心城市的地位，那么该处也应该存在着强有力的首领或王者。然而在石家河遗址内并未发现显示出强有力的首领或王者的存在的宫殿建筑物。耐人寻味的是，城址遗址均筑造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且不存在之后的时期新建的城址遗址。

这些城址遗址说明当时在汉水流域、沮漳河流域和澧水流域三地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单位，而且不同的城垣规模很可能对应着各个区域的人口比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水流域是一片足以繁衍最多人口的肥沃土地，是人口密度相当大的区域。

70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的规模

这三个区域的群体相互竞争，通过建造防御洪水的城垣，其中一定存在着一种体现为社会合作的宗教性的群体意识。这绝不是说，汉水流域以盟主地位君临着屈家岭文化，而是说各区域内的群体规模及其合作上的竞争意识引发了相对的规模差距。因此我认为城址遗址的规模差距并不表示政治性的盟主关系或同盟关系。

从墓葬分析来看，到了屈家岭文化期之后的石家河文化期，才终于出现了首领墓，明确显示出社会阶层的差距。在这样的石家河文化阶段，如果城址遗址是防御聚落的话，其数量应当更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长江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始阶段就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化。而长江中游地区却停留在均等的血缘氏族群体这种部族社会阶段。虽然通过防御洪水的宗教性合作筑造了巨大的城垣，但该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阶层构造并未出现相应的进化。

71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分布
圆圈中三个区域的城址遗址自北向南规模相对缩小

直到石家河文化阶段才出现首领以及阶层社会，而出于维持这种群体关系的必要，体现于玉器和动物性塑像的特别的宗教性应运而生。并且石家河文化阶段的玉器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纹样构思和象征性的影响，开展了当地独有的玉器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阶段，长江中游地区才到达了需要固有玉器的社会阶段。

社会进化的相异与相似

男女分工体制在农业中走向专业化的过程

旧石器时代以来在两个文化圈的边缘部出现了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两种农业在各自的区域内由社会群体集约投入劳力，并以这种形式逐渐形成了劳动的专业化。关于上述发展过程的情况，我想在本章中读者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发展过程也是男女社会分工的体制在农业中的集中体现的过程。而在农业专业化过程中，又出现了管理和掌握剩余生产物资的首领，并产生了支撑首领权威的社会阶层分化。构成这种阶层关系的母胎绝非个人，而是社会群体单位。决定群体单位的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群体单位，相当于所谓的氏族。农业的经营单位也属于氏族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细分化的倾向。为了维持氏族这个血缘群体，稳固其团结，就像于黄河中游地区等地的再葬墓所见的那样，祖先祭祀被反复进行。

关于上述社会进化过程，如果以各区域文化的时间轴即文化编年为基础进行比较的话，可知这些区域文化并非同步发展，而是因区域不同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或是在体现于社会经济形态单位的社会组织形态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强调这些差异的同时，还需提及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即随着时间流逝，区域间的交流日趋活跃。

如前所述，农业的开始时期绝不是在生产率走向提高的阶段，也并不是说，农业一旦开始，就立刻实现了安定的食粮生产。可以说农业的产生是在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的时期，由居住于一定环境区域的边缘地带的新人类所做出的环境适应而已。

在此过程中，出现一种效率较高的劳动形态，即之前的社会形态中所见的小群体内的性别分业。这种变化从人类学家默多克（G. P. Murdock）等人出示的民族例即现代的无文字社会的人群中所见的性别分业中也可看出。初期农业的从事者很可能是女性。因为收获野生谷物原本就是女性的主要工作，初期农业即处于这项工作的延长线上。而且谷物栽培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女性独有的细致和耐力。并且保留用于翌年的种子的食料保存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为了减少群体内的这类风险，就必须有能够团结群力的组织。若非如此，遇到天候不顺时，就很难留下足够的种子并克服饥荒。没有社会组织的约束，食料就会被轻易地消耗殆尽，导致群体的瓦解甚至灭亡。

上述由群体性和性别分业构成的社会群体经过全新世之后，迎来公元前6000年以后的高温期，当时的气候较现在更加温暖湿润，就像黄河中游地区所见的那样，发展至栽培谷物开始增产和产量趋于稳定的阶段，两性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这一点体现于黄河中游地区裴李岗文化墓葬的性别厚葬之中。

到了这个阶段，擅长土木作业及狩猎活动的男性也在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共同投入了有组织的劳动。因此黄河中游地区得以达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的仰韶半坡类型期。同时以此为经济基础，形成了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家族形态。

以父系为中心的血缘家族以祖先祭祀为宗教的关键事务，以此保持团结，并通过扩大家族使群体不断壮大。血缘家族之间即氏族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群体内社会地位的差距也由此而生。阶层关系走向复杂化的同时出现了首领，并在生产资料统合再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专业从事手工业的人群。这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社会状况。

关于社会进化的阶段性，把黄河中游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两相比较的话，两者并无太大差异。也就是说，从现象上可以认为，在粟、黍农业社会中，两者有着同样的社会进化速度。

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性别分业等性别差异为社会标志的阶段一直存续至崧泽文化阶段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半段。在长江中游地区，该阶段可能依然属于母系社会。这大概是因为稻作农业社会在此阶段即便未投入太多有组织的劳动，却依然能够获得较粟、黍农业更高的产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之后的农业中，长江流域开始把栽培作物仅限于水稻，因为水稻显然拥有的较高的生产效率和营养价值，同时也可能是因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较华北有着更加丰富的植物资源。

但是社会群体的组织化一旦发生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急速的发展。崧泽文化后半期以后开始出现的新型农具，以及良渚文化中的出现的综合型农具，说明稻作农业生产已开始成为当地的经济基础，也显示着农业中社会群体单位的劳动正向着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另外，由于这些变革，在长江流域也发生了父系群体单位的阶层化，良渚文化等开始出现首领阶层。

首领阶层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显著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后期是在各地区的区域文化中开始出现首领阶层的阶段。同时如玉器的设计构思等所体现的那样，为维持首领权所出现的宗教性及信仰等，在各地区之间又存在着各自的差异。人们的宗教及精神生活也因地区而各不相同。另外，即使各地农业社会在时间轴上存在先后关系，但在各地区之间渐渐出现另一引发社会进化的起爆剂，即地区间交流的开始。与其他群体保有某种交流也可使交流者在群体内的地位得到提高。并且这种因交流扩大而产生的信息共有才是促使各群体组成同样的社会组织、缩小社会进化的地区差距，带来同一化的原因所在。

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即公元前3000年以后，在各区域文化之中的阶层关系出现多层化的同时，群体的统合化也开始出现在各地。各地气候逐渐转向寒冷干燥，属于气候恶化的阶段。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个阶段食料的生产效率反而得到了提高。

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遗址，出现了以首领墓为顶点的明确显示金字塔形阶层关系的墓地。在距离墓地400米的地点，还发现了与之对应的城址遗址，该处城址的规模达1000米×560米。

在黄河下游地区，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学海先生所述，城址因规模不同，其阶层差距可分为三个等级，以第一级规模最大城址遗址为中心，周围有第二级的规模较小的城址遗址，第三级则是呈卫星状分布的普通聚落遗址。随着聚落遗址的社会秩序出现的同时，还存在着如朱封墓地的首领墓那样的木椁墓。

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出现于良渚遗址群的巨型祭坛遗址即莫干山遗址为中心，分布着反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瑶山遗址等土墩墓。这些土墩墓原为举行祭祀祖先等活动的场所，而后逐渐形成一族的家族墓地。

在由玉器为中心的随葬品构成及数量上，显示出一定的差距。最为丰富的土墩墓依然是反山遗址，其次是汇观山遗址和瑶山遗址。

与土墩墓的相对差距对应，墓葬与作为祭祀中心的莫干山遗址的距离也逐渐遥远。以莫干山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着首领家族的墓葬，更外围分布着贵族家族的墓葬。良渚遗址群也包括拥有防洪功能的土垒和玉器作坊的塘山遗址，呈现出拥有作坊区域的城市形态。然而这里并未发现通常城市遗址中可见的首领阶层及贵族阶层的住宅等上层阶层的房屋遗迹，其形态更偏向墓葬及作为祭坛建筑的人工土台，其特征更接近于祭祀中心。

总之，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这个时期已达到了阶层秩序高度发达的社会。

在长江中游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期相比，尚处于阶层关系较为均等的部族社会，他们以血缘群体相互协作的形式建成了巨大的城垣。城垣的用途应当是防御洪水，可以想见规模巨大的工程中投入了庞大的劳力。城垣的建设工作是作为一种宗教行动来进行的，是由多个群体共同参与的建设活动。在这里，社会的阶层化还未发展到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平。城址规模的不同是因为参与建设活动的基本群体的人数不同所造成，而城址的建设也是在区域群体间等质的竞争中展开的。在长江中游地区，以首领为中心的阶层化社会的到来还要待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石家河文化时期。

凭借玉器维系的祭祀政治出现的同时，在石家河文化圈分布着印证了同样宗教观的动物塑像。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反映于祭祀活动的、精神世界之上的群体的统合。

如此看来，在各区域社会内，伴随着安定的农业发展，阶层关系日渐复杂化。与此同时，出现了统管人们通过生产活动所得的收获物的首领。而且首领率领着生产手工业品的特定技能群体，掌握着生产物资的再分配。首领的特殊地位由特定的氏族和家族独占，首领还独占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祭祀权和军事权。并且通过特定的宗教祭祀来实行生产物资的再分配，以维持社会和群体的安定。

我想正是上述农业社会中急剧的社会进化使得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本质的不同。

[1]
天水田：利用天然水源的非人工灌溉水田。

[2]
轮中，日本的一种村落形态。用堤防围绕，以防止洪水侵袭住房和耕地。兴起于江户时代的木曾川、长良川和揖斐川下游地带。

第六章

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

北方的非农业地带

与非农业地带相邻的粟、黍农业社会的特质

以旧石器文化的两个文化系统为基础，在与其邻接的地区各自诞生了粟、黍农业社会和稻作农业社会，社会由此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些地区的外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狩猎采集社会。本章涉及的就是这些地区。但我并不打算强调这些地区在历史进程上落后于农业社会。如前文多次论及的那样，初期农业开始之时，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在食料的生产效率上并无差距，毋宁说非农业地带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在华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不需要农业、依靠狩猎采集就能安定存续的社会。本章将首先讨论非农业地带的特征。

农业这种技术及其所包含的生活样式等从农业地带向着非农业地带传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论及的地区虽然在时间上各有出入，但都是农业得到逐步扩散的地区。当然在接受农业之后，其中一部分地区依然持续着狩猎采集活动。比起以农业为中心的地区，上述地区对农业的依存度也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得到不断扩大。因此就同时代的农业依存度而言，离农业中心地越远的周边地区，其依存度也就越低。本章将论及这种农业的扩散过程，并将着重论述农业地区因农业化而发生的社会变化。

从陶器制作技术来看，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把辽西至远东地区看作筒形罐的地区。筒形罐是一种平底深钵形的陶器。其制作技术所属系统的分布一直延伸至华北地区。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把这种筒形罐称之为“远东平底陶器”。如果在本书中也沿用这个称呼的话，在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的南端或者说是边界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诞生了粟、黍农业，这在前文曾经提及。所谓粟、黍的初期农业地带，从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来看虽处于周边地带，但粟、黍农业是从周边地带逐渐向着远东平底陶器分布圈逐渐扩散的。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主体区域位于中国东北部至远东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

中国东北部至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从地理上可分为两个部分。简单说来即注入渤海湾的河流的流经的地区和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等注入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河流流经的地区。

72 中国东北部至远东的主要遗址

注入渤海湾的河川所经流域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这一地区又以辽河为界，分为辽西和辽东。辽西的西端有燕山山脉，北部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带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地区。在第二章提到的二战前东亚考古学会曾经考察过著名的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该遗址也位于西拉木伦河支流的流域。西拉木伦河下游汇入辽河后注入渤海湾。辽东是指自辽河以东到鸭绿江流域以及清川江流域一带。

与这些河流均注入渤海湾、面向渤海湾的地区不同，一旦越过辽宁省北部的铁岭一带的分水岭，河川均属松花江流域，最终汇入黑龙江，流入萨哈林岛附近的鄂霍次克海。松花江流域又可分为三个部分：黑龙江省西部的嫩江流域以及松花江流域和第二松花江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是指与辽东隔着分水岭相接、以吉林市和长春市为中心的地区。另外还有如豆满江流域那样，河川直接注入日本海的朝鲜半岛东北部至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的区域。

如前所述，这些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基本上全都属于远东平底陶器的区域，依照其陶器纹样系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区域。

以新石器时代前期为例，三个区域及其代表陶器纹样为：在辽西与辽东兴隆洼文化及新乐下层文化还有分水岭以北的第二松花江流域所见的连续弧线纹陶器；广布于嫩江平原至黑龙江中游地区的堆纹陶器；广布于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地区及其支流乌苏里江流域的阿穆尔编织纹陶器。

第二松花江流域虽属连续弧线纹陶器地带，但其中一部分地区也可见到堆纹陶器，呈现着两区域接触地带的特征。

另外，在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以南的豆满江流域到滨海边疆区南部一带存在着以连点刺纹为特征的博伊斯曼文化。这也可称作是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区域文化。连点刺纹陶器也见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西浦项遗址第一、二期，可将其归入博伊斯曼文化。

至于远东地区的划分，朝鲜半岛西海岸与辽东地区，朝鲜半岛东海岸与豆满江至滨海边疆区南部分别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关系，因此可以笼统地把朝鲜半岛看成是受到辽东地区和滨海边疆区南部影响的区域。

73 远东的陶器样式分布圈（据大贯1998）

本章将对以上区域中最为接近华北的辽西、辽东地区做一个概观的描述。关于辽西地区，如第四章中已指出的那样，该地区的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系统。

辽西地区

祖先墓葬设于住居内的兴隆洼文化

该区最古老的陶器文化被称为千斤营子类型，其陶器属于筒形罐，多为纹样尚未发达的素面或仅在器口饰以少量的压印线纹的平底深钵形陶器。但其实态尚未解明。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小河西文化或新井文化。在华北及远东发现了距今13000—10000年的陶器，说明在这个区域内也很可能存在原始陶器。但是关于原始陶器，还留有许多亟待研究的课题。

关于小西河文化的石器器类组合，因资料较少，具体情况尚不明确，从已知材料来看，已发现了磨棒、杵和臼形器。而磨盘、石铲这类华北型农耕石器却还不够完整。目前该地区明确可知的新石器文化始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兴隆洼文化阶段。在该时期已拥有磨盘、磨棒、石铲等华北型农耕石器，说明这里很可能已经开始有初期农业。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黍、粟等栽培谷物，初期农业的扩散情况正逐步得到证明。

74 华北型农耕石器·红顶碗
1磨棒　2磨盘　3石铲（1、2、3为兴隆洼遗址）　4红顶碗（4为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

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气候温暖湿润，即所谓高温期，诞生于华北的粟、黍农业开始逐渐向南北两方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6000年前后）粟、黍农业也逐渐扩散至辽西、辽东的狩猎采集社会。例如位于辽东、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后的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发现了黍。并且新乐下层的陶器文化是在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的陶器样式的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这可看作是陶器样式和华北型农耕石器自辽西向着原为狩猎采集社会、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叶文化区域扩散的一个现象。新乐下层的陶器文化是一种包含着初期农业的文化复合体，也可理解为在高温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影响下，由南向北的文化扩散现象。

75 辽西的环壕聚落（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A区环壕聚落）
在环壕围绕的内部，入口朝向同一方向的住居呈南北两行排列

另外，新石器时代前期出现于华北、名为红顶碗的特殊陶器也扩散至辽西并融入当地。这说明不只是农业技术及华北型农耕石器，包括特定的陶器器种也显示出由南向北扩散的现象。

如前所述，石叶文化这种远东地区独具特色的石器文化体现着当地的区域性。除此之外，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及匕形玉石制品也广泛见于整个远东地区。从上述现象也可看出，远东地区统一的文化样态或精神世界是辽西所共有的社会背景。

远东地区的食物采集以栎树、橡树的坚果为主，正是在这种生业经济的背景之下，该地区显示出共通的文化表象和精神世界。在属于日本绳文时代前期的福井县桑野遗址也发现了玉玦、匕形玉制品，可以想见这里与远东曾隔着日本海有过交流。这些共同的装饰品的存在是以栎、橡坚果为背景的一种共通的文化现象。

辽西地区也是以坚果采集活动为主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来自华北的粟、黍农业文化。

76 兴隆洼遗址180号住居
房址的内墙一侧附设有118号墓葬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兴隆洼文化已出现环壕聚落。在华北，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是以广场为中心，房屋入口均面向广场，呈向心构造。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则不相同，房屋入口均面朝同一方向成行排列，并有多个行列。每一行的房屋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列间的社会关系尚不明了，且每一行中并不存在大型房屋。同样规模的房屋并列一行说明当时社会还处于住户单位之间不存在差距的公平社会。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兴隆洼遗址的房屋内发现了墓葬。这种在房屋内设有埋葬设施的事例也可见于以西亚累范特地区为中心的初期农业文化即纳吐夫文化。在当地，第一代祖先埋葬在房屋内，这应该是为了供奉祖先以保持家庭或同族的团结。兴隆洼文化房屋内墓葬的事例很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性质。

例如兴隆洼遗址的180号房址，屋内面对入口处最里面的部分设有118号墓。墓中仰面埋葬着一名成年男性，其身旁随葬有两头类似野猪的动物。野猪或许显示着被葬者的财力，也可能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墓上方是房址的坚硬的地板。入口处有窖穴。据大贯静夫先生的解释，房屋里间为神圣空间，外间为世俗空间。

77 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
1、2为赵宝沟遗址出土

从入口处面向屋内的右侧集中着用于加工食物的磨盘以及用于烹煮的陶罐。左侧内部集中有石铲、石斧等用于土木作业和木工的用具。在已存在性别分工的当时，炊事和食物加工用具代表女性劳动，而土木工具和木工用具则代表着男性劳动。房屋的左手边为男性空间，右手边为女性空间，这些配置反映出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第一代祖先被供奉于神圣的空间，并发挥着家庭纽带的作用。

而兴隆洼文化之后、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华北型农耕石器之一、用于耕地的石铲较之兴隆洼文化阶段，其加工更加细致并趋于定型化。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名为尊形器的特殊陶器。尊形器的表面刻绘有几何纹样以及鸟、野猪、鹿等动物纹样，体现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在此阶段，如在赵宝沟遗址所见的那样，房屋多沿山坡的等高线而建，并成行排列。房屋群由数个行列构成，与之前的兴隆洼文化相同，延续着多列型的聚落构造。聚落内有可能存在着以两三户为一组的相当于家族上位组织的氏族单位。

78 红山文化的积石冢
上图为牛河梁第2地点积石冢，下图为牛河梁第5地点1号积石冢中心大墓（1号墓）

聚落中也有较大型的房屋，或可认为是聚落统率者的房屋，但也可将其看成是具有聚落成员集会场所的功能。两种看法对该阶段的社会构造的解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我的想法偏向后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内部运营着没有身份差别的、均等的共同体。

另外，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赵宝沟遗址的房址内，与前一阶段相同，在入口部分与内部分别存在着世俗和神圣的空间。

第五章曾经提到，以花瓣纹彩陶盆、钵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曾以一定的规模向各地农业社会扩散。在同一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也曾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甚至辽西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79 红山文化的玉器
1猪龙　2璧　3箍形器　4鸟形器　5龟形器　6三连环璧　7勾云形佩饰

红山文化有着卓越的彩陶，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影响的结果。然而在另一方面，出现了龙鳞纹等红山文化独有的彩陶纹样，由此可看出红山文化自身作为融合了新文化的区域文化的自立性。

“女神庙”的存在决定了牛河梁遗址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时期，该地区的农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发达阶段。除此前的华北型农耕石器之外，其农耕石器中又增加了用于摘穗的石刀。

红山文化以农业的发展为背景，出现了该地区固有的墓葬即积石冢，显示出明确的阶层分化。积石冢是一种个人墓葬，用石头堆积成垒，其地下掘有墓圹，内设箱式石棺。在石垒边缘，为标识墓葬的范围，按一定间隔埋有底部中空的彩陶筒形罐。令人不由想到日本列岛古坟时代所见的“埴轮

[1]

”。

80 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出土的人头塑像

除了这类细致的墓葬构造，随葬品中还包括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这些玉器的种类主要有玉璧、玉环以及勾云形佩饰、箍形器等装饰品。还有模仿龟、鸟、猫头鹰等动物形象的玉制品，以及被称之为猪龙和龙的想象中的动物形象。这些玉器在作为威信物的同时，应当也存在着宗教上的意义。

拥有玉器、葬于积石冢的被葬者正是当地社会的领导者，当时社会已进入阶层分化十分明显的阶段。

积石冢内部得到发掘的墓葬目前共六十一座，其中三十一座为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拥有随葬品的墓葬设有箱式石棺，无随葬品的墓葬只有简单的土圹，在墓葬构造上也显示出阶层差距。另外拥有随葬品的墓葬当中有二十六座是只随葬着玉器的墓葬。占拥有随葬品的墓葬总数的84%。这反映了玉器作为随葬品的特性，同时也意味着被赋予宗教含义的正是社会的领导者。玉器与其说是用来显示被葬者的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不如说是用来显示其宗教上的权威。

而集中建有六座积石冢的牛河梁第二地点，则是长期用于埋葬这些社会首领的墓地。关于这些被葬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尚未得到关于被葬者性别年龄等情况的信息。

81 辽宁省沈阳市新乐下层聚落
现在半地穴式房屋得到复原，呈列状排列

在牛河梁遗址群，到目前为止，在得到发掘的四个地点，积石冢均筑于丘陵顶部。包括未发掘的地点在内，共有十三个地点建有积石冢。

在牛河梁遗址群分布有积石冢的地带，其北部中央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座被称之为“女神庙”的祭祀用建筑物。在一处大型的半地穴建筑的遗存中，与墙体一同发现的还有动物及人物形象的塑像。其中一座巨大的女性塑像也是该处祭祀用建筑物被称之为“女神庙”的原因。“女神庙”与多处积石冢组成的牛河梁遗址群形成了红山文化社会的中心聚落群。

也就是说，不仅涌现了拥有宗教支持的突显于社会的个人，在聚落构造上也出现了占据中心地位的存在。宗教权威者的墓葬和“女神庙”反映的是，牛河梁遗址在祭祀中居于中心地位，相对其他聚落显示出聚落间的差距。

但是，该阶段的社会构造尚未达到世袭的首领制社会，而应当只是由在宗教行为上拥有个人权威的强者统领着社会群体。

一方面，聚落规模的等级变得更加明确，以中心聚落为中心的区域单位趋于稳固则要待到该区域的青铜器时代，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在与二里头文化并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里出现了由石垒以及土垒围绕的城址遗迹。

辽东地区

气候温暖化促进了农业的向北扩散

以辽河为界，西侧为辽西，东侧为辽东。辽东又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半岛相接。辽东较辽西多山地，没有广阔的平原。山岭一直延伸至海岸线附近，仅在河川的河口附近有少量的冲积地带。这种地形类似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地形环境。辽东也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从特征来看，论及文化领域时通常可以把清川江以北的朝鲜西北部也包括在内。因此，辽东作为与朝鲜半岛相接的地区，在考察华北粟、黍农业文化是如何传播至朝鲜半岛的时候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地区的陶器文化，目前已知的最古的陶器仍然是在辽西的兴隆洼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不论是以深钵为主的陶器器形，还是纹样形态及所施纹样的结构，都类似于辽西的陶器。显然辽东的陶器也处在兴隆洼陶器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另外，其聚落构造也类似于辽西兴隆洼文化的聚落，房屋入口均面向同一方向，呈直线排列，且有多行排列。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就是这种聚落的典型。

新乐遗址的2号房址出土了粟，与华北型农耕石器一样，证明这里已确实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农业。来自辽西的陶器的影响，华北型农耕石器的传入等，都明确显示华北的粟、黍农业通过辽西传入辽东的事实。并且在新乐下层遗址还发现了石叶，由此可知这里与辽西及内蒙古中南部同样属于远东的狩猎采集民的石器和石器技术的交错地带。或者说这些显示该区处于交错地带的考古学事实反过来也证实着农业向狩猎采集社会的扩散过程。

这个农业扩散期之所以处于新石器时代前期至中期，其诱因在于前述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出现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也就是说，与开始农业的区域的生态系统向北延伸相呼应，农业也随之扩散。农业因此扩散至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这个与华北文化样式相异的区域。然而农业在该区域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华北相比，尚处于较低的水准。一方面坚果类的采集活动依然盛行。另外，如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中所见的社会阶层化在辽东地区尚未出现。这说明，该地区虽然引入了农业，但农业尚未发达。

与新乐下层同样有着连续列状弦纹的远东平底陶器的分布范围一直达到辽东南端的辽东半岛。我把这种陶器归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期的小珠山下层陶器。辽东、辽西作为华北型农业地带与远东地区的交错地带，交错分布着华北型农耕石器与细石叶这两大系统的石器技术。但是在辽东半岛，未曾发现磨盘、磨棒这类粉食加工用具，也未曾发现细石叶。可以说辽东半岛并未显示出华北与远东交错地带的样态。该区域未见华北特色和远东特色的文化要素、显示出更具边缘性的特征。

从陶器样式来看，辽东半岛可归入辽东范围，但是因为石器样式不同，生业经济也随之不同。辽东半岛的生业经济应该说更类似于对岸的山东半岛顶端一带。山东半岛的顶端地带又称胶东半岛。

在全新世前半期的绳文海进期，胶东半岛青岛附近胶东湾的海平面曾经由南面深入陆地。现在的胶莱河一带，海平面也曾从北面深入。可以想见当时胶东半岛的地形呈现着海岛的景观。绳文海进期之后，这一带逐渐形成冲积平原，与山东半岛连为一体。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胶东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

不论是在辽东半岛还是胶东半岛，石器中都未见磨盘和磨棒，只有近似于绳文时代的研磨盘和磨石一类的石器。并且发现了一种名为矢柄研磨器的骨角器制作工具。这说明当时处于渔猎采集社会阶段，其中渔业占主要地位。被两个半岛围绕其间的渤海湾是共同渔场。虽然如此，胶东半岛当时属于陶器文化，受到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北辛文化的影响，当地陶器的信息源与辽东半岛并不相同。

82 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石器群
1石斧　2柱状片单刃石斧　3、4扁平单刃石斧　5、6、7磨制石镞　8、9坠饰　10、11、12石刀（杨家圈遗址出土）　这些石器形成了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以及日本弥生文化的石器的原型

其后，胶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转向深受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影响的陶器样式，地形的冲积化也使当地与山东的联结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石器不仅有磨盘、磨棒，还出现了石刀等新的农耕石器以及扁平单刃石斧、柱状单刃石斧等新磨制石器。并且如植物硅酸体分析所显示的，在胶东半岛还发现了栽培粟的证据。

胶东半岛也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实现了真正的农业化，此前所见的代表渔猎社会的贝冢逐渐变得罕见。据说贝冢消失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80年左右。这种与胶东半岛的粟、黍农业化同时发生的农耕石器的变革并非只限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也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此阶段，辽东半岛在出现新型农耕石器的同时，陶器样式也发生了构造上的转换。这种转换令我不禁联想到九州北部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转换也有着与此类似的现象。

然而在另一方面，可以明确的是，辽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前，至少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时期，农业就已从辽西扩散而来。对这个时期辽东地区的文化要素和农业传播途径的把握都具有相当的难度。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关于东北亚的农业化，在阶段性扩散的同时，还要注意这种扩散的系统性变化。下文将对上述农业扩散的途径做一番考察。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也朝向东方

华北型农业自辽西向辽东的扩散继而向东方推移，华北型农耕石器则从辽东向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下游地区及汉江下游地区扩散。虽然朝鲜半岛西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期阶段的样态尚不明了，但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行的智塔里遗址等处已确认了粟的存在，说明农业是与华北型农耕石器一起传播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华北型农耕石器是指石铲、磨盘、磨棒这些见于华北早期、前期的粟、黍农业社会的基本石器。石铲是在播种时或耕地时用来掘土的工具。也可称之为耕田具。磨盘、磨棒如前所述，是把粟、黍加工成粉末的工具。

83 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一阶段

与上述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期的常见石器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还有见于辽东的柳叶型磨制石镞。与这些石器群同时，在大同江下游地区成型、以尖底深钵为特征的篦纹陶器也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北部向着南部或东南扩散。而且扩散开来的是一个文化整体。陶器样式和石器样式以及粟、黍农业等生业经济也包括在这个文化整体之中。也就是说，这种扩散并非仅由一部分文化上的属性形成的文化传播，而是一种由综合性的文化属性形成的文化传播。

84 滨海边疆区南部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的考察

我把这种由综合性的属性形成的文化样态表述为文化复合体。也就是说，农业是作为一个文化复合体传播的。当然，传播所到的区域在吸收文化复合体的同时，依然充分具备着将其加以区域性改变的、接受者的自主性。关于这种黍、粟农业，在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洛东江下游地区的釜山市东三洞贝冢1号房址，也发现了粟和黍。出土的粟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断代，为公元前3360年。当然，黍、粟农耕的扩散并不意味着该地具有与华北同时期的农业社会相同产量的农业。与华北地区的农业初始期相同，狩猎采集经济依然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化并非短期内突飞猛进的结果。

黍、粟农业以朝鲜半岛西海岸为中心，通过辽西、辽东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情况得到确认是最近的事。以往的学说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把这种扩散现象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一阶段。

而远东地区的农业化向来被认为是发生于相当晚期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等到铁器时代初期，才确认到粟、黍等具体显示农业存在的证据。但是，从滨海边疆区南部的石器组合来看，农业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扎伊萨诺夫卡（Zaisanovka）文化阶段。这个问题近年来多有论及。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诺伯塞里谢Ⅳ遗址发现了482颗黍粒。

与河川皆流入渤海湾的辽西、辽东不同，现在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位于汇入黑龙江的松花江流域。如前所述，从大地形的区分来看，这一带应划分在远东地区。由辽西、辽东朝向远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入口是位于第二松花江上游、以吉林和长春为中心的吉长地区。体现华北自南向北扩展的文化影响力的矢量线显示，辽西的陶器样式向该区的扩散是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在此阶段，华北型农耕石器也一道传入，由此可知，在吉长地区此时粟、黍农业技术很可能在部分区域扩散开来。

但是，这条矢量线之外的嫩江流域属于堆纹陶器文化，而滨海边疆区南部至豆满江流域属于点刺纹陶器和阿穆尔编织纹陶器文化圈，在这些地区不曾发现华北型农耕石器的存在。可以想见这些地区长期维持着渔猎和采集社会。

于2002年至2003年在滨海边疆区南部的乌苏里斯克郊外的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进行的日俄联合发掘考察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并行的哈恩什Ⅰ文化期的两处房址。同时还在房址内部发现了学者们期待已久的约十颗粟、黍的遗存。对房址的炉灶中的木炭进行的放射性碳素测定表明，其年代为公元前3620—公元前3480年，与朝鲜半岛南海岸的东三洞贝冢1号房址的年代大致相同。

这次考察的领队分别是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部的伯斯托雷茨沃夫先生。我也参加了这次考察。考察中由于被成群的蚊子叮咬，面部奇痒，留下的疤痕就像长了满脸粉刺一般。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发掘考察非常艰辛，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仍不由得回想起住宿在遗址附近的简易帐篷之中的生活，以及在冰冷河水中洗澡、与俄罗斯学者们围着篝火交谈至深夜的情景。这是一次除了发掘活动之外也留下难忘回忆的考察。而且最后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十粒粟、黍。这般收获可说是发掘考察最大乐趣。

上述发现说明在远东也和朝鲜半岛同样，华北型农业通过辽西、辽东地区一直传播到滨海边疆区南部地区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稻作农业文化的扩散

稻作农业传播的据点是山东半岛

水稻的栽培化可说是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水稻走向栽培化的过程前文已作论述。水稻栽培化的初始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后稻作农业逐渐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扩散。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河南省贾湖遗址属于裴李岗文化，这里除了粟、黍之外还拥有作为农作物的稻。华北的农作物虽以粟、黍为主，但在华北与华中的交界地带，随着栽培稻的扩散，开始了综合式的农作物栽培。在开创了稻作农业的华中，栽培谷物基本只有稻一种，此外还有菱角之类的采集植物，以及养猪、猎鹿、猎獐以及淡水渔捞等生业经济。稻作农业随着时代推移，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逐渐向周边扩散。

85 栽培稻的传播
栽培稻以长江中游地区为发源地，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新石器时代后期）

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前期和中期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不但促进栽培稻的植物进化，也成为栽培稻向北方扩散一大诱因。

新石器时代中期沿汉水北上至淮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也开始有栽培稻传入。在同一时期，栽培稻也传入沿淮河支流流域上溯至黄河中游流域的地区。但是其传播过程决非前述粟、黍农业在辽西、辽东以及朝鲜半岛所显示的那样，通过包括石器组成的文化复合体达成，而是栽培稻的单独扩散。也就是说，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粟、黍杂谷农业社会顺应水稻生态系统的最北界限向北延伸的变化，在栽培谷物之中引入了水稻。

86 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主要遗址和栽培作物

而水稻向山东半岛的传播则年代较晚，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期。属于该时期的滕州市庄里西遗址及位于山东半岛沿海的日照市尧王城遗址出土了水稻。另外，位于山东半岛东部栖霞杨家圈遗址也在红烧土中发现了水稻遗存。由此可知在龙山文化期，水稻的传播已到达山东半岛东端。尤其是庄里西遗址，不但出土了黍，还出土了大量的稻。从该处面临沼泽的立地条件也可看出这里比起旱地栽培的黍，更适合把水稻作为主要作物。

然而在属于同时期的枣庄市建新遗址，其立地条件更接近庄里西遗址，从出土谷物来看，这里进行的是粟、黍等杂谷农业。可以想见，山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期，农业基本是以粟为中心。而龙山文化期以后，则在杂谷农业中引进了水稻，并且因立地条件不同，如沼泽地这类适宜栽培稻谷的地点则开始转而以稻作农业为主。

87 朝鲜半岛的农耕化第1阶段至第3阶段的传播路径
第1阶段为粟、黍农业的扩散，第2阶段为稻谷的扩散，第3阶段为水稻农业的扩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先生对各遗址积极进行了水洗浮游选别工作。他对同属龙山文化期的山东半岛黄河下游地区的茌平县教场铺遗址和黄海海滨的日照市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比较，并对两处遗址出土的碳化植物进行了分析。对碳化种子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教场铺遗址以粟为主，约占92%，而两城镇遗址则为水稻49%，粟36%，由此可知当地农业是以水稻为主。

如前所述，在黄河流域一边以粟、黍为主的杂谷农业为主体，一边在一部分区域的杂谷农业中引进了水稻。在山东半岛面向黄海的沿海地带，水稻农业很可能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经过滨海地带北上而来。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藤花落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期的水田遗迹。这说明，拥有水田的正规的水稻农业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期沿着黄海海滨从山东半岛南岸向东端传入的。

弥生社会与朝鲜半岛农业化第三阶段的内容

水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汉江下游以南的半岛南部地带。并与渭河流域及黄河中游地区一样，可以看出水稻被引入旱地农业中的过程。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第二阶段。

而在朝鲜半岛南部真正开始拥有水田，与旱地农业并行的水稻农业则要等到公元前2000年代的末期。这样的水稻农业也可能是经山东半岛南部的黄海沿岸北上的水田技术从山东半岛东端向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扩散开来的。我把朝鲜半岛开始正式的水稻农业的这个阶段称之为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的第三阶段。正是这第三阶段农业化的内容形成了日本列岛弥生社会的母胎。就这样，朝鲜半岛初期农业化第二阶段及其第三阶段的胎动都是从山东半岛东端的胶东半岛向朝鲜半岛汉江下游地区扩散而来，或是从胶东半岛再经辽东半岛传入朝鲜。这与前文论及辽东地区农业扩散的区域发展时所说的那样，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在胶东半岛的粟、黍农业化及其后以山东半岛南端沿黄海沿岸北上的途径为大动脉的水稻扩散，这两者相遇于胶东半岛的历史也关系着朝鲜半岛的初期农业化。

也就是说，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华北的粟、黍农耕与华中的稻作农业相遇的地点是在胶东半岛，可以认为这里就是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的水稻农业文化的直接起源地。

88 四川盆地的城址遗址
四川盆地的六处城址（左图，据《宝墩遗址》2000有部分更改），其中宝墩遗址规模最大宝墩遗址

南方的非农业地带

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与稻作农业

始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向北、向东扩散的同时，也逐渐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扩展。可以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兴盛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对长江上游地区产生了影响。那么在此过程中，稻作农业应当也随之扩散到四川盆地。实际上，宝墩文化被认为是受到延续着大溪文化谱系的重庆地区的哨棚嘴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宝墩文化是在与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并行的阶段产生的区域文化。

从宝墩文化的石器来看，在石斧、扁平单刃石斧等工具走向发达的同时，还存在杵和石刀等农耕用具。此外还包括磨制石镞等，其石器形态和组合仍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从这些方面也可知其基本生活样式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另外与长江中游地区相同，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的遗址中也可见到筑有城垣的聚落遗址。到目前为止，以岷江流域的宝墩遗址为代表，共发现了六处城址遗迹。其中宝墩遗址的城垣规模巨大，长1000米，宽600米。其规模大小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

以宝墩文化为基础，于商周并行期诞生了当地独有的青铜器文化即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一期基本延续宝墩文化的直接谱系，属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的陶器样式发生巨大改变，其内容受到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可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扩散。关于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中加以详述。

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自从开发了栽培稻开始稻作农业以来，稻作农业的传播并未越过南岭山脉。南岭山脉是区分华中和华南的地理界线。华南至今仍属亚热带地区，生长着丰富多样的野生植物，自然条件优越，因此这一区域感觉不到农业的迫切性，而是长期持续着渔猎采集经济。如前所述，这里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陶器，但在相当长久的岁月里，却未曾出现兴起农业的必然性。在广东省中部的清远以南，现在仍发现有野生稻生长，也许栽培稻之前的野生稻在当时也曾是采集活动的重要对象。

华南的新石器时代编年据杨式挺先生的观点可分为四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青塘类型和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陈桥类型。青塘类型有华南丘陵地带的洞窟遗址，以砾石石器为中心，同时伴有陶器。近年在广东省英德牛栏洞的洞穴中发现了最古老的绳席纹陶器和素面陶器。该遗迹也属于青塘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至第四期也相当于同一时期。尤其是其中最古老的甑皮岩遗址第一期的地层中出土了捏制的陶器，经AMS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0500年至公元前9400年。

89 有肩石斧（1、2）和彩陶（3、4）
1金兰寺遗址　2高要下江遗址　3小梅沙遗址　4春坎湾遗址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陈桥类型主要以沿海地带的贝冢遗址为主，其中一部分从年代来看，或可划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石器已进入定型的磨制石斧和单刃石斧出现的阶段。陶器主要有施有绳席纹的圜底釜。台湾的以绳席纹釜为主体的陶器文化即张光直所说的大岔坑文化也并行于该时期。这些出现于中国东南沿海至华南地区，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共通的特征，但在各个地区又存在独自的个性和差异。可以说这些地区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共有着舒缓的文化信息带。

华南新石器时代中期为西樵山文化（金兰山文化），新石器时代后期为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分布在珠江三角洲至附近岛屿一带。当时的地形与现在的珠江三角洲相比，海平面更加深入陆地部分，因此位于沿海地带遗址在生业上别具特征。具体说来，即以磨制石斧中心出现了有肩石斧，同时在以绳席纹釜为中心的陶器组合中出现了彩陶。关于有肩石斧，已发现石器制作场等遗迹，可见当时社会已出现拥有专业生产地等的进化。但是在西樵山遗址同时还出土了细石叶，其技术系统及机能尚有诸多不明之处。

而华南的彩陶多为带有支脚的钵即圈足盘。在白色系的沿唇部施以红彩，并绘以类似几何图案的花纹。此外，还有用高岭土制作圈足盘的白陶。关于这些彩陶和白陶究竟是如何出现在华南的问题尚在争论之中。有学说认为，同时期见于香港地区，同属西樵山文化的大湾文化的彩陶和白陶与湖南省洞庭湖附近的大溪文化或汤家岗文化中所见的彩陶和白陶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我认为圈足盘这种器形以及彩陶技术是在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的交流中出现的。从当地的生业经济来看，虽然尚处狩猎采集阶段，但也出现了石器生产地，并与其他地区有所交流，显示出该阶段社会的发展。另外，彩陶在台湾虽然时期稍晚，后来也发展为圆山文化。

华南的大转换，石峡文化与稻作的出现

在华南，稻作农业出现较晚。如前所述，这里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持续着狩猎采集经济，一直处于小规模群体组成的共同体社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第四期显示，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南有可能已开始了稻作农业，但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最重要的是，该阶段未见文化或社会性的显著变化，稻作农业的开始缺乏积极的外因支持。

华南的社会发展的飞跃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即石峡文化时期。该文化分布在华南北部，其中可见巨大的文化转变。体现之一是在以绳席纹釜为主的传统陶器组合中出现了鼎、鬶、觚形器、高柄杯等器种。另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出现地面建筑的居所的同时，开始出现定居聚落。

而最大的不同在于栽培稻的出现。在群体墓的墓葬内部，发现了作为随葬品供奉在死者身畔的栽培稻。由此可见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换。这一点不仅体现于栽培稻的发现，也体现于有段石斧的出现等石器组合的转换。可见当时已从狩猎采集社会转向了稻作农业社会。

华南北部的这种社会转换已证实是受到分布在江西省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的影响。而樊城堆文化又影响了福建省闽江流域同时期出现的昙石山文化，促使该地出现水稻农业社会。樊城堆文化的背后存在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强有力的文化精神通过樊城堆文化也传播至华南的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

其影响之一是见于石峡文化等具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玉琮。这些玉琮并非良渚文化的产物，而是在纹样及形态上存在一定变化，很可能是当地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类水稻农业文化的扩散不仅包括陶器组合和石器技术，也关联着作为精神生活之一部分的玉琮的传播。而且并非玉琮这种物体本身的移动，而是受影响一方自发制作玉琮的有意识的消化吸收。我觉得其中包含了农业文化扩散的某种法则性。然而该阶段农业社会在华南地区扩散的原因何在呢？

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

自新石器时代就有各不相同的农耕民与狩猎采集民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两个文化圈的接触地带诞生的粟、黍农业地带和稻作农业地带也可说是从之前的狩猎采集社会产生的新的生业经济体系。前文也曾多次提到，这种状况之下的非农业地带的生产能力绝不低于农业地带，毋宁说非农业地带拥有更为丰富的狩猎采集活动。或者在农业地带，农业也可能是作为狩猎采集经济的辅助的生产活动。但是农业地带在社会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中，集约式农业成为可能，加之气候转暖，栽培作物对生态的适应使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在此过程中，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之于农业的扩散有着重要的意义。

90 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粟
夏季栽种的禾本科一年生草本

尤其是在前期的华北，陶器文化的影响显示出自南向北扩散的矢量线。这也说明，在单纯地把新石器时代早期与中期的古气候变化加以对比的时候，伴随气候的温暖湿润化，之前的生态系统的北限也整体向北发生了移动。也可以说，生态系统向北移动，体现在物质文化上就是陶器文化的向北扩散，以及社会群体的向北扩散。而正是这种趋向带动了农业技术的向北扩展。

随着生态系统北限向北延伸，粟、黍栽培谷物的栽培生态领域也向北延伸，农业技术也开始向北扩散。这种扩散现象也见于朝鲜半岛。华北式农耕石器与成立于大同江下游地区的陶器样式一起，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扩散至朝鲜半岛南海岸。而同样的扩散趋势如在克罗乌诺夫卡Ⅰ遗址所见，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就已传播至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南部。

另一方面，形成于华中的稻作农业在高温期期间，其分布领域逐渐向北扩大，超出了原本的生态领域，在新石器时代前、中期阶段越过淮河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稻作农业的扩散并未随着生态领域北上至黄土高原及太行山脉，而是停留在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大致位于北纬三十五度线以南的地区。

关于淮河以北引入稻作农业的社会，原本是以粟、黍农业即华北式旱地农业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稻作农业。可以说该地域通过吸收稻作，得以实现多角经营的农业生产。另外，在稻作农业的扩散期，文化上的影响并非以文化复合体的方式扩散。也就是说，传播的只是水稻或稻作技术。华北的社会群体并非把水稻作为来自其他区域的文化影响之一环加以吸收，而是有意识地只吸收了稻作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与前面提到的粟、黍农业从北方地区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扩散有着质的区别。那么南方稻作农业是如何从农业地带向非农业地带扩散的呢？

比稻作农业向北的扩散的年代更晚，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农业的扩散发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石峡文化即受到这种扩散的影响。正是在此阶段，高温期走向终结，气候进入寒冷干燥期，原来的生态系统转而向南推移。在该时期，包括鼎等陶器样式在内、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的稻作文化开始自华中朝着华南向南扩散。

自中国大陆文化谱系的两极相互接触的地带，农业以适应各自生态的形式诞生，农业地带顺应着环境变化与社会变化的阶段分别向北、向南扩散。关于以上现象，相信读者已有大致的了解。

并且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到，正是在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民族中产生了农耕民族。作为现代世界的顺应生态领域的平面方向上的社会区分，即极北地区和赤道地带所见的狩猎采集民族、以中纬度地带为中心分布的农耕民族，这样的区分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

读者一定会问，现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将在东亚的新石器社会中寻找线索。下一章将对这个问题加以详述。

[1]
埴轮，4—7世纪前后，日本的古坟上或周围排列的一种土陶制品。形状主要有圆筒形，以及人物、动物形等。

第七章

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

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

动物考古学解明的气候变化与家畜化动物的种类

新石器时代后期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正逢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结束，气候转向寒冷干燥的时期。前文已经提到，该时期由于生态系向南推移，农业的扩散越过南岭山脉到达其南侧。那么，在该阶段之前农业扩散的北侧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在生态环境恶化的阶段，之前农业得到扩散的西北及其北侧的周边地带，可见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首先在文化上这些地区开始出现此前不曾有过的文化信息带。众所周知，这些地区位于战国时代以后修筑长城以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地带。我把这些地区称为长城地带。

91 长城地带遗址分布图

在上述地区，以河川流域等小区域单位为核心，各邻接地区之间逐渐产生信息联结，并因这种联结开始形成文化上的信息网。其中之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辽西地区之间。如前所述，这些地区之前处于华北文化谱系与远东文化谱系的交错地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南北间的交流，该地带出现了陶器及石器的交流，或者说出现了农业的向北扩散。

但是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区域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之间出现了东西方向的区域间交流。也就是说在该阶段出现了交流方向的转换，此前南北方向的交流开始转向东西方向。其中尤以陶器的交流最受瞩目。

例如之前辽西的典型陶器筒形罐首次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同时内蒙古中南部的传统的绳席纹也开始出现在辽西的筒形罐之上。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的彩陶纹样具有类似特征。

而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及青海省等甘青地区，情况又如何呢？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从渭河流域传入仰韶文化的彩陶，诞生了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其后，彩陶样式当地化，出现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被称之为甘肃彩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龙山文化并行期又逐渐向齐家文化变化。在甘肃彩陶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存在着小口双耳罐及双耳罐、单耳罐等当地特有的带有把手的器形。这些器形普遍见于甘青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并行时期，由此可以看出两地之间存在相互的区域交流。也就是说，这是长城地带共通的文化信息带形成的阶段。与此同时，该地带开始逐渐显现出不同于黄河中游地区及渭河流域的区域文化的样态。

并且在此阶段，人们的生业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可将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及黄河下游地区与长城地带加以比较。这里所说的长城地带是指被称为甘青地区的中国西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甘青地区也可叫做黄河上游地区。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种植谷物，并食用谷物吸收碳水化合物，同时也食用猎物和家畜来摄取蛋白质。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种类和数量，可以了解当时人们所消费的动物的实际情况。在考古学中这个领域即所谓的动物考古学领域，必须对动物骨骼进行精密的鉴定。并且在涉及动物个体数的时候，仅仅统计所认定的动物骨骼的数量，也难以确定准确的个体数。因为一只动物有着多种且繁多的骨骼。首先对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即便是同一种类的动物也要把骨骼按部位不同进行详细的认定，再按部位不同统计其个体数。然后再把按部位统计的个体数的最大值算作该种动物的个体数。这又称为最少个体数。通过上述计算方法可以推算出遗址中被消费的动物种类的比率。

92 内蒙古石虎山遗址环壕出土的动物骨骼
从环壕内出土了大量如图所示的马鹿骨骼

我曾参与发掘的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石虎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环壕聚落，在其环壕内部及土坑内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华北及长城地带的土地为碱性土壤，与日本的酸性土壤不同，动物骨骼较容易留存。石虎山遗址的环壕内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是在环壕废弃时被一并遗弃后埋入环壕之中，较好地反映着遗址居民的动物消费的实际情况。或许人们在聚落废弃时，曾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因此消费了大量的动物。可惜环壕聚落内部的房屋遗址的保存状况不佳，只能辨认其室内地面，而无法把握聚落构造的情况。我在环壕内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并因此确信这些动物骨骼正是探明当时的古环境及饮食内容的重要线索。

石虎山遗址的动物骨骼由北京大学的黄蕴平教授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了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现在在中国考古学界，动物考古学日渐兴盛，担任学术带头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的袁靖等学者。因此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动物骨骼中，可知其最少个体数的事例也逐渐增多。我试着把这些出土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依照上述地区不同并沿时间轴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狩猎以及饲养家畜的状况，同时通过所捕获的动物种类的差异，还可了解当时环境的变化。

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有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陕西省临潼县白家村遗址，还有已得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后期各时期最少个体数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在黄河下游地区，已知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的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在甘青地区（黄河上游流域），拥有良好资料的遗址有：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永靖县秦魏家遗址以及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初始的石虎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后期终末期至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下文将把这些地区按时代不同进行比较。为使各时代的比较更为鲜明，将把二里头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即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尹家城遗址的商周时期的最少个体数也一并加以比较。

93 参与比较动物骨骼量比的、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城地带的遗址

在黄河中游地区，前期的白家村遗址中，作为家畜的猪和作为狩猎对象的鹿大约各占四成。由于白家村遗址的数据未显示最少个体数，实际上是根据头骨的数量得出的个体数。但从与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的姜寨1期的比率的比较来看，可以认为这个数据基本接近最少个体数。姜寨1期与白家村遗址显示着大致相同的倾向，但前者猪和鹿相对总数的比率更高。在相当于同一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比起黄河中游地区，家猪的比率较低，而鹿的比率则较高。这里的鹿科动物主要有大型的马鹿及中小型的梅花鹿和獐等。这些动物生长在森林地带，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态环境与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已草原化的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家猪比率较低说明当地较同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其农业的发达程度或者说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低。

另外，遗址出土的动物组成也反映出该时期的气候条件。从白家村遗址、姜寨1期、姜寨2期以及姜寨4期的鹿类动物来看，白家村遗址虽有马鹿，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姜寨1期至姜寨4期却是以梅花鹿为主，其他种类也只可见牙獐而已。同样从鹿类来看，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以獐和梅花鹿为主体，在种类上显示着相当大的差异。

94 动物骨骼量比的比较
由此可知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较稳定的鹿类比例，长城地带的畜牧动物的比例较高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姜寨1期至姜寨4期，牙獐约占动物总数的10-20%。牙獐现生存于淮河以南的沼泽地带不同于其他鹿类的生态领域。这说明与现在的华北不同，该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曾经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可以说正反映着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的特征。

而在白家村遗址、姜寨1期至姜寨4期，还发现了生活在竹林中的中国竹鼠的骨骼。众所周知，现在的华北已没有竹林，竹林已成为江南以南的风景。

现在最有名的竹林分布区要数长江上游的四川省。这里以大熊猫的产地闻名于世。就像竹林与大熊猫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竹林也是常绿阔叶林带的代表植物。由此可知，当时渭河流域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有着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的环境。同时竹鼠的事例也从动物骨骼的角度证明了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的存在。

95 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各遗址的动物骨骼类比及量比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庙底沟2期并行期的姜寨5期，牙獐的比率急剧减少至3.5%，中华竹鼠则彻底消失。而正是这种动物种类的变化明确地反映了高温期的终结以及气候转向干燥寒冷的现象。

寒冷干燥化促进了畜牧动物的家畜化

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干冷化现象在黄河上游地区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傅家门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末的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时期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相比，鹿所占的比率较少，而与之成反比的是，猪的比率较高，此外牛和山羊等畜牧动物也占有一定比率。这是因为气候的干冷化使森林逐渐变为草原，鹿失去原有的生态系。随着鹿的生息数量的减少，作为替代，当地对猪等家畜的依存度增高，显示出畜牧动物家畜化的趋势。

同样在傅家门遗址，上述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后半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时期依然持续。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齐家文化中，如大河庄遗址和秦魏家遗址的事例所显示的那样，鹿的猎获只有极少的数量或几近于零。另一方面，这两处遗址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及马家窑类型的遗址相比，对猪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加上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约占总数的20%，比率大为提高。这里几乎没有狩猎的迹象，蛋白质的来源几乎专门依靠猪、绵羊、牛等家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与同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相比，对家畜的依存度处于更高的状态。

而在岳石文化及商周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尹家城遗址，则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状况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可以说鹿的比率显得更高。这应当说是反映了黄河下游地区当时的生态环境，即在气候干冷化的公元前3000年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1年）以后，黄河下游地区的森林带较中游地区尚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96 位于黄河上游地区（甘青地区）的各遗址的动物骨骼种类及量比

在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期的普通聚落遗址即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其家畜比率中，猪、牛等家畜所占比率较同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遗址更高，而其中尤以牛这种畜牧动物所占的比率有增高的倾向。但是与龙山时代相比，鹿的比率较低，但又高于同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鹿的比率，约占总数的20%。

在黄河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期，猪、牛等家畜动物的比率虽有提高，却没有绵羊，而鹿等野生动物有一定程度的捕获，与同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在生业经济上大不相同。

就这样，伴随着以公元前3000年为始的气候寒冷干燥化现象，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家畜动物。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齐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朱开沟遗址最为显著。

关于猪的家畜化，根据猪齿的形态及其死亡年龄的构成，可知猪的家畜化过程十分迅速。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渭河流域的北首岭遗址发现的猪齿相比，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朱开沟遗址的猪齿远远小于前者。牙齿变小说明猪的主食因家畜化发生了变化。从猪的死亡年龄来看，与同样是在渭河流域的姜寨1期阶段相比，朱开沟遗址的猪的死亡年龄多为被屠杀的幼年或青年猪。由此也可看出，这些猪并非猎获的野猪，而是经过有计划的饲养、用于肉食的家畜。

然而比猪的家畜化进展更值得重视的是，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的明显增多。这是与森林地带的草原化导致鹿的生存领域减少成反比例的现象。在黄河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也出现了牛、绵羊等畜牧动物。但在二里头文化期的普通遗址即皂角树遗址等处，畜牧动物所占的比率并不太高，且不存在绵羊等。因此从畜牧化这一点来看，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对畜牧的依存度更高。

上述动物种类变化也见于辽西地区，但这种现象的明确出现是在二里头文化期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以后，稍晚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

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即使是在畜牧发达的阶段，农耕石器依然存在，仍可见一如从前的农业要素。说明这些地区依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我把这种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区别于黄河中游及下游同属黍、粟农业社会的区域。

因交流与融合发生巨大变化的陶器样式

新石器时代后期，与生态系的变化相呼应，生业形态或者说是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分支。这个阶段的变化不仅只是社会经济上的分化，还在文化领域带来了区域间交流的方向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堪称典型的事例当属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地区。

这两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前曾经是以绳席纹罐为中心的黍、粟农业社会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交接地点，正好处于两个相对的文化谱系相遇的地带。可以说这两个地区曾经是黍、粟农业扩散经由的地点。但是它们在陶器文化等的信息带来看，却各自拥有不同的区域关系。也就是说，两者在文化谱系上属于不同的区域。

然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中皆可看出相互间的关联。小河沿文化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是以筒形罐的存在为特征的文化圈。与之相对，内蒙古中南部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都不曾出现筒形罐。

97 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的陶器比较
1—8小河沿文化（辽西地域）　9—15海生不浪文化（内蒙古中南部）

而到了海生不浪文化时期，该地区也出现了筒形罐。在此之前，筒形罐在系谱上并不存在于该地区，所以我们不得不认定这是从与之相邻的辽西地区传入的陶器。

而在辽西，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变化。该地区开始出现之前不曾有过的绳席拍印技法，出现了施以绳席纹的筒形罐。绳席纹在内蒙古中南部自石虎山文化后半期开始成为一般化的纹样，利用绳席拍印的技法制作陶器。在当地这是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技术。辽西并不存在产生绳席纹的必然性，却存在绳席纹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断定，这是通过与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的接触而传入的。

98 新石器时代的平面社会分支过程

也可以说，筒形罐和绳席纹显示了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这两个相邻的区域通过接触而带来的相互的文化融合。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地在该时期出现的彩陶纹样的构成十分类似，显示出两地相互接触的可能性并因此备受瞩目。因此，在此阶段，在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出现了之前没有的新的文化交流，或者说出现了使信息交流成为可能的信息带。

这种见于陶器样式的文化交流也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和黄河上游地区（甘青地区）。例如陶器的器种构成中，小口双耳罐及双耳罐、单耳罐等，也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普及。如此看来，黄河上游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等区域显然逐步形成了把邻接地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带。

如前文所述，从生业形态来看这也意味着，在属于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地区也形成了共通的信息带。可以说，这些地区不仅社会经济类似，而且处于拥有同一信息带的文化圈。这些地区在战国时代以后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族对峙的地带，并在此建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长城。

我把这一地带单独称为长城地带。长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与长城以南的人们逐渐分离的正是这个地带。

前文已多次提到，黍、粟农业是在全新世开始的时候，在此前共通的细石叶文化共通生态域的边缘地带诞生的新的社会经济。新形成的黍、粟农业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得到发展，同时在向北方的农业适宜地带通过扩大其生态域而得到了扩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农业区域的扩散在与高温期的结束同时开始的寒冷干燥的变动中，为适应新的生态系而在长城地带出现了畜牧型农业社会。

也就是说农业社会成立后在其周边地带依然存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社会，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畜牧型农业社会在西周以后的寒冷干燥化中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游牧社会由此开始。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在内的地理上的分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相信读者对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触吧。

长城地区文化带的形成与青铜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始于何时

19世纪丹麦的汤姆森把古代遗物的变迁按材料不同划分为三个时期：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即著名三时代法。其后，英国的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中国考古学所说的青铜器时代是指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的商周时代。

长城地带明确显示出文化上的一致是在青铜器时代即二里头文化期以后。那么在中国大陆青铜器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现有不完整的青铜器存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社会不断进化，各农业地带发展至首领制社会，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时期与新石器时代区分开来，以青铜器的存在为依据，称之为金石并用期。但是这个阶段尚未出现后述二里头文化期之后那样的青铜容器，而仅限于刀子或锥等简单的工具及坠饰一类的装饰用品，或形态不明的断片。可以说此时离真正的青铜器时代非常遥远，青铜器作为实用器具其社会价值尚未得到认识。当时不但有铜锡合金的青铜，还有直接用铜打制而成的纯铜器物。而在西北地区更有多见于中亚的混合着砷的铜器。这个时期在技术上还远未达到发达的阶段。

而在西亚和欧洲，青铜技术自较早阶段就已进入发达阶段。西亚从公元前6000年以前开始使用铜。巴尔干一带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双范合铸的铜斧。

99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的扩散（据佐野2004）
在中国，青铜器始于西北地区，之后也出现于黄河中游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期，其青铜器的内容开始不同于长城地带及黄河中游地区

在中国大陆发现了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至后期前半的仰韶文化期（甘肃彩陶）有青铜器存在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属于仰韶文化半坡期，如果资料确实，就是中国最古的事例。但其素材为黄铜，黄铜技术是许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技术，所以许多学者对这些资料的年代提出了疑问。

要说确实可信的事例，比起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的资料更为多见。其中有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的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阶段的青铜刀子。此外还有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坠饰和环饰等随身装饰品，这里被命名为宗日文化，年代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阶段。

西亚及其相邻的中亚在较早阶段就已拥有青铜技术，而在东亚西北部的黄河上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较早阶段的资料。因此我认为青铜器和纯铜的技术很可能是在来自西方的文化交流中经过欧亚大陆传入东亚的。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刀子和锥等简单的工具以及装饰用品等集中发现于黄河上游地区。而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也出土了铜片，由此可知黄河流域已普遍出现了简单的青铜器。

这种状况发生巨大转变是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的二里头文化并行期。在这个时期，不仅黄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等地区也发现了青铜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种类有所增加，除刀子和锥以外，还有斧、凿和矛也出现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以及新疆。除上述工具和武器之外，还有手镯、耳环、泡等随身装饰品。这些随身装饰品同样也发现于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地区，说明在该阶段这些地区作为长城地带有着广泛的联系。

长城地带虽以这些装饰品为中心显示出共通性，但这些青铜器并未关联着社会的阶层制度。从墓葬分析来看，墓地内墓圹大小及随葬品多少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差距，然而上述青铜器并非只属于阶层上位者，处于下位的被葬者也拥有青铜的随身装饰品。

100 长城地带与黄河中游地区的青铜器比较（1-12为甘肃省火烧沟遗址，13—21为二里头遗址）
1、2、13刀子；3、16斧；12、14锥；15凿；4、5、6、17镞；7指环；8、9耳环；10泡；11手镯；18钺；19戈；20斝；21爵

例如辽西的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属于二里头文化期并行的夏家店下层时期。虽然墓地的位置安排和随葬品显示出群体内明确的阶层关系，但如果仅限于青铜器来看的话，并未反映出阶层构造的差别。铜制的耳环和指环多随葬于女性被葬者，反映着性别的差别，却难以将其看作威信物。所以说在长城地带这些青铜器的生产以及青铜器本身虽然共有着文化信息，但即使进行着同样的青铜器生产，这些青铜器也绝不是作为威信物来使用的。

相对于长城地带，黄河中游显示出不同的动向。黄河中游地区至新石器时代后期虽然只发现了青铜片，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期，除了刀子和锥等工具以及铃等乐器以外，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还发现了戈、镞等武器，并且开始生产斝、爵等青铜礼器。尤其是用普通的双范不能制作的青铜礼器，更显示出技术的进步，这是在长城地带未曾有过的技术。

并且这些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青铜器仅埋葬于阶层上位者的墓葬之中。这说明青铜器随葬对应着阶层构造的规范，已成为一种阶层标志。也就是说青铜器是作为一种威信物来使用的。这一点正说明黄河中游地区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性的融合。并且黄河中游地区采取了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阶层体制，以此展开与长城地带不同的青铜器文化。

就这样，以青铜短剑及随身装饰品为中心的长城地带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开始向畜牧农业社会，继而向游牧社会发展。

与之相对，发展了以青铜礼器为中心的祭祀仪礼体制的黄河中游地区则作为商周社会的母胎走上了农业社会的进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畜牧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中分离出来，长城地带不论是在社会性质还是文化特征上都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分离，这种状况也体现在青铜器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之中。

鬲社会与非鬲社会

从鬲的传播可知其来历及融合改良的秘密

在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发生分离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还可看到另一个现象。一种名为鬲的三足煮沸具出现在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的接触地带。鬲与同样是三足器的鼎不同，三足部分为中空，这是鬲的特征。这种足部中空的形状在鬲出现之前也见于同为三足器的斝。

关于鬲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为斝或见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尖底器。虽然关于鬲的起源尚未得出明确结论，但至少从鬲的形状和样式来看，可分为两个系统：渭河流域至内蒙古中南部的系统与内蒙古中南部至山西省中部（晋中）、北部（晋北）的系统。即单把鬲与低颈鬲两个系统。

所谓单把鬲，名副其实是以带有单个把手为特征。而低颈鬲则可说是后来在商代得到普及的鬲的祖型。单把鬲分布于渭河流域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低颈鬲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至山西省北部一带。可以说鬲诞生于农业社会与畜牧性农业社会的接触地带。而单把鬲又扩散至黄河中游地区的齐家文化。低颈鬲则越过太行山脉，扩散至太行山脉东麓以及山西省南部一带。

101 斝与鬲
1斝（陶寺遗址）　2单把鬲（山西省杏花村遗址）　3低颈鬲（杏花村遗址）

过去因为鬲是商代的基本器种，而且是随葬品中的主要陶器，因此人们一直把商王朝的政治扩展与殷商样式的鬲的扩散作同等看待。或者说鬲一直被看成是一种从陶器的角度给商周社会的范围贴附标签的绝好材料。因此对鬲这种陶器器种难免有过度重视之嫌。尤其是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鬲看作中华文明的中核，更加重了上述倾向。

但如果抛开这个预见来看鬲的生成及扩散的话，情况又如何呢？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黄河中游地区即中原的文化样式向着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变化。其中二里头文化是一种基本上没有鬲而是以鼎为主体的文化样式。后来在与北方接触地带的交流中才逐渐融入了鬲的要素。

而二里岗文化则以鬲为基本器种。二里岗文化是以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的先商文化为母胎诞生的文化。前文所述的诞生于内蒙古中南部至山西省北部（晋北）的低颈鬲扩散并融入的地区正是先商文化的所在地。也就是说，把吸收融入的鬲作为基本陶器构成的先商文化经过发展形成了二里岗文化。而且二里岗文化相当于商王朝前期的文化，因此鬲被认为是显示殷商文化范围的标志物。

关于鬲的来历如前文指出的那样，鬲在当初绝不是一种显示政治领域的器物，而是顺应着畜牧型农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接触地带的生活样式而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鬲在后来又向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嫩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第二松花江上游的西团山文化等中国东北部不断扩散，这绝不能看作是殷商文化的扩散。而应该可以把新器种鬲的融入理解为长城地带在文化上或者信息交流上走向一体化的动向。

另一方面，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山东龙山文化后期及其后的岳石文化阶段，鬲也被融入当地文化。这可说是扩散至太行山脉东麓的鬲又向着山东地区发生了进一步的扩散。

另外，在出现了鬲的地区，即渭河流域至内蒙古中南部、山西省中部（晋中）地区，这些地区是畜牧型农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接触地带。然而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为适应向寒冷干燥变化的气候，出现了在地面挖掘洞穴居住的窑洞式房屋。这种窑洞式房屋见于黄河上游地区至出现了鬲的渭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山西省中部。这种房屋构造也分布在山西省南部以及河南省北部还有太行山东麓至辽西一带。正可谓与鬲的扩散显示着同样的动向。

102 窑洞式房屋
山西省石楼县岔沟遗址3号房址（左图）及其复原图（右图）

显示同样动向的还有卜骨。对此将在第九章将以详述。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卜骨流行于自黄河上游地区至出现了鬲的畜牧型农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接触地带。卜骨在黄河上游地区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其源头在西北地区。如前所述，西北地区很可能是青铜器这种新技术的源头所在。

小麦在中国究竟从何时开始栽培

此外，作为新的文化要素值得瞩目的是小麦。用小麦等谷物制成的面粉在中国被称为“面”。在中国的餐馆点过菜的人应该都知道，最后餐厅服务员一定会问主食吃什么。因个人喜好而异，人们通常选择吃米饭或饺子或拉面。饺子、拉面以及馒头在现代汉语中都属于“面”的范畴，原材料是小麦。小麦制成的“面”是现代中国人的主食，或者说是华北等地的北方人的主食。

103 中国的小麦
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山东半岛已栽培有小麦

华中以南的南方人则以米饭为主食。新石器时代华中的农业为稻作，而华北则种植黍、粟。在华北，小麦代替了黍、粟成为现在的主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麦在中国大陆出现于何时并普及开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附带说一句，日本现在除了米饭之外，也有以小麦为原材料的乌冬面

[1]

和日式拉面。兼而拥有中国北方的主食“面”和南方的主食大米。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共有着中国南北两种文化，并享受着东亚的共同文化。

小麦曾有可能出现于龙山文化期。例如山东省兖州县西吴寺遗址出土了很可能属于小麦的孢粉，还有陕西省武功县赵家来遗址的小麦茎叶的出土事例。但这些都不是小麦种实的事例。

确实可知是小麦种实的遗存来自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在这里不但出土了小麦，还出土了大麦。但其年代属于四坝文化阶段，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并行期，是较龙山文化更晚的阶段。而近年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位于山东半岛的茌平县教场铺遗址和日照市两城镇遗址，经水洗浮游选别法发现了小麦的遗存。由此可以确知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山东半岛已经栽培着小麦。另外，中原的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也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期有小麦存在。这个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事实。

熊本大学的甲元真之教授曾提出假说，把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代时期石镰普及的事实与小麦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这个假说也正逐渐得到证实。

然而中国并不存在小麦的野生种。小麦是新石器时代初期在西亚的累范特地区开始栽培，而后在欧亚大陆广泛扩散。

在中国小麦的出现是以欧亚草原地带为媒介自西北地区传入，这应当说是最为妥当的推测。正如青铜器的传播现象也经过同样的路径。如果说小麦的传入时期与畜牧型农业社会在长城地带形成的阶段相同的话，是否可以说小麦是适应了寒冷干燥气候的新的栽培谷物。并且出现于这个时期并向华北扩散的鬲这种新的陶器器种也许是作为小麦的烹煮用具与小麦的扩散呈现出一致的动向。还有卜骨的扩散也可能是与小麦及畜牧的扩散相呼应的新的农业祭祀。

[1]
乌冬面：一种日式切面。

第八章

区域间交流与社会的统合

社会威信与交流

从彩陶的交流看彩陶作为威信物的作用

再回到农业社会进展的话题上来。农业社会处在社会组织逐渐复杂化的进程之中。关于各个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我在第五章已做详述，并着重强调了各区域固有的发展。但是各区域在显示出各自的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渐开始超越固有的区域范围，开始了相互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说是用物质进行等价交换的交易，不如说是为获得具有特殊稀少价值的物品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这些珍稀物品都因社会的阶层分化落入位居上层阶层的人手中。

并且正因为拥有具备特殊稀少价值的物品，才能使众人认可拥有者的社会领导地位。另外，拥有特殊价值的物品，可以证明拥有者与其他区域的人们保有交流关系。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使拥有者在群体中获得众人的尊敬。上述现象的实例之一可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地区出现的固有的区域文化。但是在该时期也可见到不属于当地文化的彩陶盆和钵。

104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及其在墓葬中的随葬位置
大墩子遗址30、33号墓（据西谷1991）

这些彩陶盆和钵常见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器面为白衣，上面用红彩或黑彩施以花瓣纹以及回旋勾连文等。另外，还有一种当地独有的五角星纹，显然不同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说明当地在融合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同时，还存在着当地独自创新的彩陶盆。

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这些彩陶上没有作为住房中的日常生活用具使用的痕迹，而是仅限于用作墓葬的随葬品。而且拥有这些彩陶的仅限于随葬品较多的富裕者的墓葬。

根据以上现象，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西谷大先生认为彩陶是被当作群体内权威的象征。并且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背景并非人的移动，而是由以交易为中心的交流。

由上述观点更进一步，我认为，拥有其他区域制作的彩陶显示着被葬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因此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流这件事本身，可在群体内获得崇敬，并被众人尊为群体内的实力人物。这时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流的动机应该可以理解为是为了反映自身在群体内的地位，或者说是为了保证这种地位。而且这时首先存在的是来自其他区域的赠与这种单向的行为。

可以想见，上述情况的根本在于从黄河中游地区得到彩陶的赠与这种行为。估计在各地各自发展的史前社会，交流活动与其说是始于互相补充物质上的不足的交换原则，倒不如说是以联结群体间关系的赠与为基本原则的交流。

这种赠与是为了与其他群体结成友好关系而毫不吝啬地进行的。与异质群体的交流促生了社会群体的紧张感和好奇心，交流的执行权由群体内的实力人物所掌握，因此又促使社会群体进一步组织化。难道不正是这种交流对群体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体会史前社会的时候，希望读者能够抛开现代消费社会利益得失的经济价值观来进行想象。

同样因交流而生的还有石钺，在石斧的基部一侧开有圆孔即石钺的形状，也称有孔石斧。石钺本来与石斧同样用作工具，后来逐渐被用作武器，并日渐转化为象征武力权威的器物。不再作工具之用的有孔石斧正确的称呼应当是石钺，但是从形态变化来看，二者很难加以明确区分。在此把二者统称为石钺。

105 长江下游地区的石钺（1—4）和黄河下游地区的石钺（5—8）的比较
1龙虬庄遗址　2薛家岗遗址　3、4张陵山遗址　5、8王因遗址　6、7大汶口遗址

根据九州大学研究生滨名弘二对石钺进行的分析研究，最早把石钺作为显示被葬者地位的器物而用作随葬品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石钺的随葬习俗始于长江下游地区，然后向黄河下游地区扩散。石钺在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显示社会威信的器物，其背景在于石材的安定供给以及社会群体的首领对再分配的干预。并且在这个阶段之后，由于社会群体内社会阶层的差距逐渐扩大，用石钺随葬的习俗的扩散也变得更加显著。

与外来群体的交涉权才是真正的权威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为什么这种石钺的随葬行为会作为与阶层上位者相应的威信物发生了文化传播呢？这种现象可见于山东省兖州县王因墓地等处的墓葬。王因墓是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墓地，如第五章所述，其随葬品数量及墓圹的大小并无太大差距，而是处于差距正逐渐开始形成的阶段。从墓地的形态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均等的，基本上还没有产生巨大的阶层差距。

关于这些墓地的年代，可根据坟墓与坟墓之间的破坏（重叠）关系以及随葬陶器的形状样式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等级。即把大汶口文化前期进一步分为前叶、中叶和后叶。通过对大汶口文化前期的这种详细划分，可看出墓葬中逐渐开始出现墓圹较大或随葬品较多的坟墓，由此可以认识到当时正处于阶层差距开始扩大的萌芽状态。

在王因墓地的随葬品中也可见产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盆、钵。还出现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较早阶段开始的石钺。此外，随葬品中还有长江下游地区特有的高杯和豆等陶器。其中豆的器型以及豆脚部镂空的孔形以及带有镂空的传统与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的情形十分相似。很可能豆也是与长江下游地区交流的结果。

而彩陶在黄河中游地区不论是从墓葬还是从房屋遗址均有出土。由此可知彩陶被用于生活的各种场合。但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几乎只出土于墓葬。加之出土数量稀少，说明彩陶在大汶口文化地带属于贵重之物。同理，来自其他区域的石钺和豆也可能是同样的情况。

彩陶、石钺以及豆分别出产于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器物出于某种理由被带到了山东。这些外地出产的物品与墓葬之中随葬品较多的坟墓相组合。也就是说只有富裕阶层才能用这些外来物品充当随葬品。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外来物品并非一定就是在外地制成后被带到王因墓地。虽然物品的源头在外地，但很多情况下其生产制作是由王因墓地的成员们完成的。也就是说当地生产的可能性很高。

拥有来自其他群体及其他文化的器物，意味着王因墓地所属群体的阶层上位者和富裕阶层。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认为，与外来群体保有交往这个行为被象征性转化到了随葬品之类的实物之上，彩陶、石钺、豆等物品即是其象征物。王因墓地所属的群体起初偏好与黄河中游地区的群体进行交往，而后又将偏好转向长江下游地区的群体。当地的外来器物也随之变化。可以说拥有与外来群体交涉权的人在群体内因此得以逐步增进实力。

更为妥当的理解是：与其把这种交涉看作一种交易式的经济行为，倒不如说由于保有与其他群体的交涉权，该社会组织内的首领因此而生，并且在交流之初，还不曾有经济上的交易。经济交易应当成立于互惠式的平等交易关系。然而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山东方面提供的物质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在黄河中游地区尚未有所发现。同样对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石钺和豆等器物，山东回馈的物品也至今未曾发现于长江下游地区。来自山东黄河下游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区被吸收的器种有前文曾经提及的大口尊，然而这些大口尊均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阶层上位者所独占。这不如说是一种仪礼上的共有关系。

从上述几点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社会群体较为均等的阶段，来自其他区域的特定的物品在当地成为象征权威的贵重物品，这说明，关于那些在该社会群体内处于能与其他区域进行接触的地位的人，他们已经有意识地想要在该社会群体内获得社会范围的好评。

所谓交流，比起经济方面，更在社会群体内具有社会标志的重大意义。应当说以这种形式开始的交流才是当时交流的实际形态。而此后与其他群体的这种交流开始逐渐加速。

多用于随葬品的货贝的作用

新石器时代外来的遗物当中，值得重视的还有货贝。货贝生长在温暖的热带海域，例如黄宝螺，现在生息台湾和海南岛以南。产于南海的货贝，现在在黄河中游地区仍有发现，且绝大多数集中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初始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384号墓出土的随葬品为货贝的最古事例。该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更为确实的事例当属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873号墓和916号墓的随葬事例。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的齐家文化阶段，类似的事例愈发增多。

在地处内陆的黄河上游地区，南海出产的货贝如何被带到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观点，其中最有力的观点认为，货贝是顺东海沿岸北上，从黄河下游地区通过中游地区流传至上游地区。且不说这个流传途径是否可信，货贝以及该地区不出产的绿松石均为外来物品，是当地社会的贵重之物。也就是说拥有货贝和绿松石制成的装饰品有着特别的社会意义。可以想见，货贝和绿松石在此具有前文所述的那种强调所有者与其他群体保有交流的社会标志意义。

106 黄河上游的货贝与绿松石
1货贝（柳湾873号墓）　2石制货贝（柳湾765号墓）　3绿松石制管玉（柳湾1144号墓）　4绿松石制坠饰（柳湾1200号墓）

此后货贝在二里头文化以后以至商代以后的墓葬中一直多用作随葬品。虽然在新石器时代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货贝在商周社会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威信物。

区域文化的各自发展的过程已在第五章有所论述，但是在这些各自发展的区域，在邻接区域之间也逐渐开始了交流。显示这个过程的，是在各区域展现的陶器构成的变化。如图107所示，是第五章中曾提到的各区域陶器构成的时间上的变化。为了简明扼要地加以说明，我尽量把陶器器种名称简略。对专家学者而言也许稍嫌不足，敬请各位谅解。

在图107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鼎。我们可以看到，在黄河中游地区（或淮河上游地区），鼎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前期，而后逐渐在与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地区等邻接区域间的接触中逐渐扩散。

而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豆（高杯）则正好相反，是向着长江下游、黄河下游、黄河中游地区逐渐扩散。

在另一方面，山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创造了用作酒器的鬶。从黄河下游地区的立地特点来看，一方面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向长江上游地区，另一方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向其上游及渭河流域逐渐扩散。

107 见于区域社会之间的陶器器种的交流

同样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下游地区开创的大口尊也是从长江下游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传播。更有在上一章已经提到的鬲这个新器种，是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与长城地带接触的地带扩散开来的器种，但也可见于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北部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部分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除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鬲之外，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区域独创的陶器器种在渭河流域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大范围区域内都达到了共有的状态。在相当于后来的商周社会文化范围的区域内的陶器一致性显示的是，这些区域作为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兴盛的交流圈，到达了共同拥有大范围的信息的阶段。

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所称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另外，关于奠定后来商周社会文化领域的基础部分，正是由上述广域范围的一致性形成的。在此意义上，上一章中论及的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社会经济上与上述区域逐渐分离，鼎和鬶都不曾传入，从而处在了陶器器种相同圈的外侧。关于这种通过区域间交流展开的信息扩散，更体现在玉器的传播过程之中。

玉器的交流

玉器的普及体现着交流的频繁程度

关于各区域固有的玉器文化的扩展，已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做了论述。内容包括：表现猪龙和龙等想象中的动物形象的红山文化独具特色的玉器；创造了玉琮、玉璧等用于宗教活动的精巧玉器的良渚文化；拥有着人面玉器及动物头形玉器等迥异于其他区域玉器文化的石家河文化等。各个区域生产了各具特色的玉制品，这些玉制品都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中成为象征上流阶层权威的威信物。

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产生了信息的相互交流，上述玉器显示出超出以往生产区域的不断扩散的现象。

有一种名为骨铲形玉器的特殊玉器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临沂大范庄遗址等处。这种玉器最初可能是模仿骨制的铲形土木工具制作的，是山东地区最古老的玉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期，这种骨铲形玉器不但见于山东，也出现于黄河中游地区西北与长城地带接触区域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108 新石器时代后期独具特色的玉器
1、2玉刀（1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　2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　3、6、7玉璋（3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　6、7二里头遗址）　4、5牙璧（4、5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

在二里头文化期，骨铲形玉器也曾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圈内大量生产，形成通常被称作玉璋的玉器。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玉璋不但见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逐渐扩散至华南地区和越南。

与骨铲形玉器同样来自山东的玉器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牙璧的玉器。其形状为玉璧式的有孔圆盘形，周边刻有缺口，形态近似日本的手里剑（手镖）。在石峁遗址也发现了牙璧，证明牙璧被带到了与长城地带接触的区域。

另外，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安徽省薛家岗文化盛行石刀形玉器，这种玉器也见于山东，在山东龙山文化阶段的墓葬中多用于随葬品。石刀上面通常由一至两个穿绳用的圆孔，而石刀形玉器则以多孔为特征。石刀形玉器的分布范围也是在龙山文化期扩散到了西北地区。出土此种玉器的地点不仅只在位于长城地带接触地区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和神木石峁遗址等处，还有西北地区的属于齐家文化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石刀形玉器又称玉刀，与玉璋同样，出土于二里头文化期的二里头遗址等处。

但是骨铲形玉器及石刀形玉器等名称的命名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先生于最近否定了自己的学说，认为这两种玉器的祖型并非骨铲和石刀。但问其原因，却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在这里，只希望读者能够了解，玉器是从上述地区开始，逐渐扩大了分布范围。

出现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的玉器还不仅限于石刀形玉器（玉刀）。包括盛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其分布范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也扩展到了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域。第六章已经提到，玉琮、玉璧的扩散通过与良渚文化邻接的樊城堆文化，延伸到了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这与水稻农业的扩散途径显示出同样的动向。但是玉琮并非直接从良渚文化引入，从其纹样某些变化来看，很可能是在石峡文化内部自行生产的。

可以确定的是，玉琮、玉璧的分布范围在向华南地区扩大的同时，也向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的西北地带扩散，形成了广泛的分布。

109 玉琮、玉璧的区域间移动
以良渚文化为中心，周边各区域也逐渐开始生产玉琮、玉璧

并且随着玉琮和玉璧的扩散，其形态在被模仿的同时，其纹样尤其是兽面纹显示出退化消失的倾向，在形态上也发生了各地不同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见并非玉琮、玉璧本身从长江上游地区传播，而是一种包含了玉琮玉璧所具有的宗教意义的扩散，并且这些玉器在各地一边出现形态上的变化，一边被当地所接受和生产。

同样是来自长江流域的玉器，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可看出玉器的移动。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来自山东的骨铲形玉器和玉牙璧以及石刀形玉器，还有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玉璧，也发现了来自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笄和玉虎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先生对上述玉器进行了实际观察，他认为这些玉器是从石家河文化直接带来的。石峁遗址有着从各地引入或者说是在各地出产的玉器，这里相当于各地玉器的聚集之地，混杂着各个区域的玉器。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笄到最近也发现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墓葬。

110 建筑构造的区域变迁

就这样，产自各地的玉器或发生广泛移动，这种对诞生于其他区域的玉器加以吸收并自行生产的状况可见于黄河下游地区到黄河中游以及上游地区。尤其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到位于与长城地带接触区域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一带，集中了产自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的玉器。

这个过程正可谓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这些区域开展着旺盛的交流。并且黄河中游地区及其邻接区域是吸收玉器的区域。可以想见，这些区域此前不曾拥有玉器文化，玉器不仅只是作为威信物或宝物被当地吸收，而很可能是连同玉器具有的宗教上的意义也一起得到了吸收融合。

房屋构造的变迁

房屋显示的阶层差距与建筑物的功能

区域间的交流不仅体现于陶器和玉器等遗物之中，从建筑构造的技术变化也可看出其中的动向。

对日本人来说，史前时代的房屋是指在地面挖坑，再在坑中立柱并建盖屋顶的半地穴式房屋。因为半地穴式房屋常见于绳文时代、弥生时代以及古坟时代，所以我们难免会以为亚洲东部的房屋也一样。

但是中国大陆不但拥有半地穴式以外的房屋构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半地穴式房屋主要分布在远东至华北一带，是一种属于北方地带的房屋构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读者应当也会意识到，日本史前时代的半地穴式房屋也处于这种大陆北方系文化的传统之中。

中国大陆的建筑构造如图110所示，从淮河流域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以地面建筑为主。即所谓平地式房屋，是用支柱和墙壁支撑屋顶的一种房屋样式。首先在地面挖掘用作墙基的基槽，在基槽里树立木柱，并编制骨架，再将墙泥涂抹其上筑成墙壁。这种房屋构造是盛行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淮河流域的长排连间式房屋的基本构造形式。

而在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以及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则是采用干栏式建筑。这与广东高要茅岗遗址的事例相同，是湖沼地带特有的房屋构造。

111 干栏式建筑
广东高要市茅岗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左）及其复原图（右）

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以北基本上是半地穴式房屋。但是在黄河下游、中游地区以及渭河流域，呈现出半地穴式房屋与地面建筑两种系统交错的形式，可见分属两种系统的房屋构造。另外，从半地穴式房屋的平面图来看，太行山脉东麓至黄河中游及下游地区以圆形房屋为主。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圆形房屋开始向平地式的地面建筑转换，并出现了筑造土坯墙的技术。

内蒙古中南部至陕西盆地以方形半地穴式房屋为主。在陕西盆地也就是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并存着方形和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屋，并且出现了在同一住址内还存在地面式建筑的复杂动向。但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渭河流域的房屋出现了方形平面多于圆形平面的倾向。而在辽西以北的中国东北部至远东的一部分地区，则以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最为常见。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及与其接触的黄土高原一带，出现了在斜坡上挖掘洞穴用于居住的窑洞式房屋。这种房屋构造适宜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寒冷干燥气候，逐渐从西北部向长城地带及黄土高原普及。

如上所述，在各地可见一定的区域性房屋构造的变迁和系统性，但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尤其是以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平地穴式房屋即地面建筑与半地穴式房屋开始并存。

在平地式房屋的区域，例如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遗址出现了基坛建筑。即先筑造基坛，再在其上修筑房屋。这种建筑形式形成了商周社会宫殿建筑的基本构造。也就是说，此前曾存在因区域系统而各不相同的房屋构造或建筑技术，而新石器时代后期相当于相互融合的阶段。这种趋势与前文所述的陶器器种以及玉器的情况十分类似。

上述文化上的融合过程兴盛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与此同时在黄河中游地区房屋构造开始向多样化发展。即基坛建筑、平地式地面建筑、半地穴式房屋、窑洞式房屋等。其中前三者因顺应社会的机能分化而产生机能上的不同，因而在建筑的社会机能的意义上也各具不同的用途。同时这些建筑形式还反映着居民的阶层差距，逐渐产生了顺应阶层差距的房屋构造。在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墟，并存着基坛建筑、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正可谓反映着使用这些建筑的人们的阶层差距，也反映着神殿或宗庙、贵族阶层的住宅、普通房屋、粮食贮存仓库等建筑物的机能不同，也就是说这些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不同都反映在了房屋建筑的构造之中。

城址的出现与战争

城垣的更大功用在于防洪

说起新石器时代的聚落，一定有许多读者会想到环壕聚落。关于农业社会及其周边区域社会的环壕聚落的成立，第五章和第六章按区域不同进行了说明。虽然房屋构造各不相同，但在各地社会开始渐次出现环壕聚落。其中最早的事例有新石器时代前期属于辽西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洼遗址、查海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等。在长江中游地区也同样存在古老的遗址，即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湖南省澧县八十垱遗址。在黍、粟农业的中心地带黄河中游地区，环壕聚落却未曾发达，在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半坡遗址以及姜寨遗址的阶段才出现环壕聚落。而在渭河上游地区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则要等到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阶段。

环壕聚落就是在聚落周边以壕沟围绕而成，所以当然具有防御的功能。并且聚落内部集中着许多房屋也说明环壕聚落并非英国新石器时代那种举行祭祀活动的所谓causewayed enclosure的环壕遗址。那么环壕的防御对象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从长江中游地区、辽西、渭河流域等地的聚落构造及墓葬分析来看，以上地区均处于部族社会阶段的均等的阶层社会。也就是说，可以断定，在这些聚落内部或聚落之间还不存在因阶层差距而引发的战斗或聚落间的摩擦。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作为防御之用的环壕应当是用来防御生息在聚落周围的野兽，以保护居民以及贮藏食物的安全。

如第五章所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社会，群体内的阶层差距开始扩大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在各个区域，以父系血缘氏族为单位的家庭单位之间逐渐开始产生阶层差距。并且这种社会性的阶层差距也在墓葬上显示为墓葬间的阶层差距，不仅如此，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聚落大小也显示出聚落间的差距。规模大的聚落显然是中心据点，小型聚落则散布在其周围，反映出聚落之间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人们开始在聚落周围用土垒环绕的方式筑城。这些城址不仅有城垣，城垣周围还存在着环壕围绕的聚落。日本学者把这类聚落叫做城塞聚落、城郭聚落、围壁聚落等，名称各不统一。与西亚的都市遗址不同，都市的称谓说明已达到相当的文明化程度，容易引起语义上的误解。在中国把这类聚落称为城或城址。由于中国新石器社会特殊的聚落构造，我将沿用中文的说法，将之称为城址遗址。

中国大陆的城址遗址详见图70和图112中的一览表。

这类城址遗址较早且较集中地出现于长江中游地区。对此第五章已展开论述。这些城址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后期的屈家岭文化阶段如雨后春笋般一同出现。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形式多种多样，如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规模巨大，城垣单边长达1公里以上。又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其直径约325米。与其他区域相比，较大的规模是上述城址的特征。城址内部也不仅限于平坦的地势。在这一点上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址遗址显示出大不相同的景观。

112 黄河中游地区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城址及其规模

在我曾参与发掘中日联合考察的湖北省荆州市阴湘城遗址，其城址单边超过500米。要在遗址内部横穿而过，必须走过现在的村落、山谷和水田区域，所以得到的印象比实际规模更加广大。现在土地的利用方式异于从前，山谷一带用作水田，地势稍高的斜坡用作旱田和水田，地势较高的平地用作居住区。

113 阴湘城遗址
有房屋的高地部分为城垣，其地势较低的水田部分为环壕

114 邓家湾
从石家河城址内眺望谭家岭

阴湘城的城垣所环绕的空间应当并不都是用作居住的空间。虽然在阴湘城遗址未得到证实，但城址内部也很可能曾建有由包括水田等生产用地在内的聚落。

在石家河遗址城内同样也是高低起伏的地形，地势较高的邓家湾和谭家岭地区为居住区域，并非所有的空间都分布着聚落。如果城垣围绕的范围只是聚落的话，显然浪费空间过大。例如在石家河遗址内部的三房湾出土了大量陶杯，但却没有建筑物的遗存，而是一片类似操场的平地。估计这里是众人聚会饮酒的场所。

长江中游地区如第五章所述，类似的城址遗址周围还分布着小规模的聚落，而城址遗址本身的规模相对说来，以汉水流域、沮漳河流域、澧水流域和洞庭湖北岸的顺序逐渐变小。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这些区域之间存在贫富差距或是阶层关系，不如说城址规模与各区域支撑城址规模的人口呈正比关系。总之我认为，是能够筑造城垣的周边区域的居民人口规模不同造成了城址规模的不同。

既然如此，弄清进行这种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的动机就成为一个问题。我也曾对用于弓箭的镞进行分析，并确认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镞依时间顺序逐渐转向大型。而且镞不断向大型发展是为了用作武器，以对付因阶级摩擦而产生的群体间的战斗。关于城垣和环绕其周围的壕沟的功能，也很可能是针对长江中游地区发生的战斗而具备的防御功能。

然而如果仅限于城址遗址来看的话，其筑造的开始时期大多属于屈家岭文化期，而在战斗应更加激化的石家河文化期，却几乎没有在此时期开始筑造的城址。由此说来，虽然当时社会阶层差距逐渐增大，有可能出现发生战事的事态，但城垣的筑造并不见得就是为了防御之用。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加入一个机能上的考虑，即对于环绕着包括水田等生产地带的广大领域在内的城垣来说，还具有长江流域特有的抵御洪水的功能。

季风带来雨季对水稻农业地带来说必不可少，但有时也会引发洪水，这样的事态我们现在也时有耳闻。实际上在大溪遗址及中堡岛遗址就发现了大溪文化末期因洪水形成的堆积层。另外还应考虑的一点是，开展这种大规模的城垣筑造工事时所需的集体劳动。

115 阴湘城的城垣断面
在东城垣挖掘探沟对其层位进行观察

例如前文提到的阴湘城遗址，在当地参加中日联合考察时，我们为弄清城垣的构筑方法，曾经把东城垣加以切割，对其断面进行了观察。阴湘城遗址的城垣基底宽40米，高5米，规模巨大。城垣外侧围绕着幅宽45米的大型壕沟。虽然我们只切割了东城垣的一部分，但使用现代的铁制工具，仍需借用众多农民的劳力。当时的情况与此相反，甚至找不到类似于铁铲的有效石器，要想筑造城垣，一定需要非常艰苦的劳动才能完成。

通过对城垣断面的观察，可知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土木工程。堆筑城垣利用的是修建环绕外围的壕沟时挖出的泥土，再加上黄色和灰色的黏土交互叠加而成，其方法不同于后世的版筑技术。如此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让人不由得想到，这一定是众多人齐心协力的结果。

考虑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这种劳动方式终归不可能是在强有力的王权威压之下进行的。当时社会尚未达到首领强权的阶段。在更大意义上可能是带有某种宗教性的协力合作。关于这一点，石家河遗址内部的三房湾至今散落着许多陶杯，可以想象当时这里曾经是从周围聚落聚集而来的合作者们的共同祭祀场所。同类的城址遗址在稍后的年代也见于长江上游地区宝墩文化期的遗址。

116 山东龙山文化的大型城址遗址（山东阳谷景阳冈遗址）

而在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末的河南省郑州市西山遗址出现最古的城址遗址之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城址规模开始逐渐增大。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黄河下游地区。山东省滕州市西康留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后期，是该区域内最古老的城址遗址。至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山东龙山文化期，城址遗址逐渐变得普遍。

另外在山东地区还存在着以城址遗址为中心的多个聚落形成的网状分布。城址遗址集中于现在的黄河北岸，例如以山东省茌平县教场铺遗址为中心的城址遗址和普通遗址的遗址群，还有以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教场铺遗址边长为1100×300米，景阳冈遗址为300—400×1150米，均为规模巨大的遗址。另外，在教场铺遗址和景阳冈遗址，不但有城垣，还在城内发现了版筑基坛，说明这里很可能曾经存在着社会群体的中心建筑物。

117 山东龙山文化的聚落群

上述情况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不同，显示出连接着社会群体阶层化的动向。与较大的城址遗址为中心，其周边围绕着相对小型的城址遗址，更外围的部分则零散分布着普通聚落。这说明当时的聚落已达到阶层构造十分明显的阶段。但是中心城址遗址中存在着版筑基坛等祭坛建筑物，说明这里很可能是政治上的中心。可见大汶口文化以来的墓葬所体现的阶层秩序在聚落之间也有所体现。

以首领为中心的阶层构造在作为社会生产基础单位的聚落之中得到了保证，并且这种阶层构造已发展到具有某种政治纽带作用的阶段，使周围的城址遗址和普通聚落形成了网状连接。同时该阶段也是上述政治上的网状连接在地理上并立存在的阶段。

陶寺遗址的城址内已有具有初期国家的机能划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先生根据上述城址和聚落的规模不同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如教场铺遗址和景阳冈遗址为第一级的城址遗址；围绕其周边规模较小的是第二级的城址遗址；第三级为规模更小的普通遗址。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观点。在上述区域内的片区单位中，拥有聚落阶层构造的遗址群曾经并存于山东境内。

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镞和骨镞等镞类器物均逐渐向大型化或重型化发展。镞的重量加大，必须以增强弓的力道为条件，这样镞发射出去时贯通力才能得到增强，并达到改进功能的效果。上述发展不单是以狩猎为目的，可以说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转为武器之用。因此山东龙山文化的镞的大型化和重型化，应当可以看作是一种武器的机能进化。

而且为了使镞与箭柄的结合更为牢靠，镞与箭柄的结合部分的制作也越加坚固。镞的横断面的形状开始出现菱形或三角形，即出现了以提高镞本身的耐久性和杀伤力为目的的形态变化。

实际上在大汶口文化后期的江苏省邳县大墩子遗址的316号墓葬中，被葬者的左大腿骨上就留有镞射入后的创伤。这个典型的事例证实了当时曾经发生过武力冲突。然而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城址遗址之中，如果把前文提到的那些在各自的网状分布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城址加以比较的话，这些遗址在规模上并无太大的差距，可以想见在各个网状分布的遗址群之间，其力量悬殊应当处于不相上下的状态。其相互关系绝不可能处于血腥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敌对状态。

118 黄河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

而在同样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普遍出现城址遗址的黄河中游地区，情况又如何呢？直到最近，我们只知道黄河中游地区的城址遗址的规模都较小，最大者不过100米见方而已。而近年在当地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址遗址，如在河南省辉县孟庄遗址的单边长达340米的城址，以及河南省新密市古城寨遗址的单边长460米的城址。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此前我们已经明确可知被葬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阶层差距的陶寺遗址也发现了城址遗址。城址规模巨大，单边长达一公里以上。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刘莉女士着眼于这些区域聚落之间的规模不同，证明在黄河中游地区聚落的差距也各不相同。根据刘莉女士的观点，黄河中游地区的聚落根据聚落单位的构造特征可分三个类型：

在陶寺地区和三里桥地区，聚落之间保有向心构造，存在着社会组织较为复杂的首领制社会；

像伊河、洛河流域以及沁水流域那样，聚落之间呈离心构造，处于尚未统一的首领制社会；

还有像河南北部、中部地区那样，不存在中心聚落，聚落之间实力不相上下，尚未统一，性质较为复杂的首领制社会。

119 陶寺遗址的城址
以前期小城为基础逐渐扩建为中期大城。在中期大城南侧扩建出中期小城的区划，并有中期墓地和祭祀建筑的遗存

刘莉女士认为，最终使商王朝走向确立的是属于第三类的那种尚未分化的社会组织，并非社会组织安定发展之后才进展到初期国家阶段，而是在社会分化进展不明显的区域开始了向着初期国家阶段的急剧发展。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但是近年来的发掘资料却迫使这种社会发展类型的研究回到了必须重新论证的阶段。

首先，在被认为是最早形成聚落间向心构造的陶寺遗址、三里桥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城址遗址。陶寺遗址存在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前半段的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文化期，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陶寺遗址前期已建有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560米的小城。在年代较早的庙底沟二期并行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城址遗址，单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惊叹。而且这个阶段如陶寺墓地所显示的那样，社会阶层分化已进展到以世袭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的首领制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那些修筑了大型城址遗址的人们不同，这里在社会进化方面已达到了更进一步的社会环境。

这一点从逐渐判明的城内空间利用的平面区分上也得到了证实。小城内南部为宫殿建筑区，从房屋规模来看，其西侧和东侧分别为下层贵族和上层贵族的居住区。而这种空间的平面区分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大型城址遗址中是见不到的。

至陶寺遗址中期，城址遗址进一步扩大，以前期小城为基础，扩展为东西宽1800米，南北长1500米的大城。通常称之为中期大城。在中期大城的南侧还附设一座扩建于中期的小城，称之为中期小城。其内部建有贵族阶层的墓地。如此看来，陶寺遗址的城址遗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具有应不同社会功能而设的平面区分，如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有可能用于手工作坊区或墓地等。其社会进化程度值得注目。

并且，在中期小城内与中期大城南壁相接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建有半径约25米的半圆形三层基坛的祭祀遗构。这不单是一座宗教性建筑，还有可能是用来观测天象以制作历法的建筑物。半圆形基坛上开有缝隙，其方位与冬至及夏至等日期的日出方位吻合，可用于测定历法。

历法正是用于掌管农业和祭祀，因此历法多由首领直接管理。陶寺遗址这种形成机能分化的聚落构造与商周社会的都市基本相同。想必早晚会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初期国家阶段。

认为陶寺遗址是“尧”的所在地的观点的根据及其妥当性

陶寺遗址是否可定义为初期国家的问题且留待第十章再来探讨。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至陶寺遗址后期，宫殿区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石器和骨角器的作坊。而且陶寺遗址中期的建筑材料也被弃置。很可能这里在后期已失去了城址的机能。另外该阶段还留下许多暴力的痕迹。

从该时期的沟中，发现了30个头盖骨以及40—50具散乱的人骨，其中多数为男性。从别的包含层中，还发现了颈骨折断、阴部插着牛角的女性遗体。另外位于中期小城墓地内属于阶层上位者的22号墓，在陶寺遗址后期遭到破坏，棺盖被砸坏，棺内也遭掠劫。耐人寻味的是，遭破坏的墓坑底部有意识地放着五个人的头盖骨，可见破坏者并不单纯只是盗墓者，而像是有着冒渎这处墓葬的意图。综上所述，在陶寺遗址后期，城址遗址遭到暴力破坏，而且很可能对死者的墓葬也有过破坏行为。其情状与后来战国时代那种通过战斗进行征服的惨状颇为相似。虽然不太可能是战国时代的那种有组织的战争，但很可能是在群体之间因政治摩擦而引发了战斗，最终导致陶寺城址遗址的破灭。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终末阶段，按照刘莉女士的观点，这个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的聚落间还未出现向心构造，不存在中心聚落。然而在同区域的河南北部和中部，却发现了大型城址遗址。其中之一即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因最早证明新石器时代也有城垣的存在而著称。但其规模并不太大，只确认到约90米见方的两处四方形城垣。根据近年的调查，在这两处城垣的外侧发现了时期尚不明确的更大规模的城垣。

另外，在同区域的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终末期至二里头文化期的巨大城垣，其单边长达900米。具体情况将在第十章加以详述。由这些大型城址遗址的存在可知，该区域聚落规模并非处在差距尚小的阶段，而是已存在显著的阶层差距，并且以此为中心的网状分布已经形成。

120 新砦遗址的城址
这是一座拥有三重环壕的城址，城垣自龙山文化末期存续至新砦期

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地区、伊河、洛河流域、河南中部等区域各片区单位之内的社会进化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我们所估计的那么大。毋宁说在区域内的片区之间出现了阶层化。同时也有像陶寺地区那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前半段曾经超越其他地区，而后大规模的城址遗址却出现在其他区域的片区内。也就是说，区域内的霸主地位并非一直由陶寺地区独占，而是后来又出现了如新砦遗址那样的大规模城址，霸权也随之移向了河南中部一带。

这种状况与同时期的良渚文化内部的政治关系非常类似。耐人寻味的是，安定的群体关系并非维持不变，而是在区域内的片区之间存在着如同竞争对手的关系。霸权也因时代不同而游移于各区域的片区之间。在此起彼伏的变动之中，因相对差距而出现了霸权不断转移的状况。并且还存在着如在陶寺遗址所见的那种以残酷的武力进行暴力破坏的事例。

而在最早出现城址遗址的长江中游地区，城址规模虽存在区域间的规模差距，但在群体内的阶层差距和身份差别却并无显著发展。另外，在黄河下游地区，以中心聚落为中心的区域内片区（网状分布区域）之间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却未见有某个区域内片区显示超出这种关系的突出状况。

从上述几点来看，可以说黄河中游地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在社会进化上较其他区域更加迅速，达到了复杂的首领制社会的阶段。并且该区域内的群体间的竞争也逐渐走向统合的进程。

传说中的黄帝等五帝的时代，也许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的这种群体间的竞争过程中流传下来的事迹。在第一章我称之为“华夏系诸族”的传说中的区域群体，也许就与上述考古学研究相当。

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城垣遗址的是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驽先生。他尤其重视过去出土于该遗址的朱书文字陶器。这是一种名为扁壶的陶器，器身部分的一面是平坦的，形状较为特殊。因为大多发现于水井底部，通常认为扁壶是用来汲水的陶器。扁壶的凸面与平面上用红色各写着一个文字。

关于这两个字有多种解释，何驽先生认为这两个红色文字不是单纯的记号，而是可以读作“文尧”二字。意为“尊贵的祖先尧”。读作“文”字应无问题，而另一个文字上半部分为“土”，下半部分为“兀”，何驽先生认为应可读作“尧”字。

121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的文字资料
有学者认为右边读作“文”，左边读作“尧”

是否真的可以读作“尧”，还有必要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证，暂且应当持慎重态度。如果读作“尧”的话，陶寺遗址就是传说中的尧都的所在地。不论是谁大约都会如此推测。并且这个扁壶的年代属于陶寺遗址后期，是城址受到暴力破坏之后的器物。如果是当时的人为了怀念曾经繁华的都城，为纪念祖先尧帝而写下这两个字的话，陶寺遗址就应当是尧的都城。那么这不但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还是一个有关最古文字的发现。

但是这个观点目前在学界尚未得出定论。包括传说的五帝时代在内，在作为历史事实加以确认的时候，还需保持慎重的态度。

如果说传说中的尧有一定线索的话，另一位传说中的舜的线索又如何呢？关于有虞氏的王者舜，如第一章所述，其都城的所在地有两种说法：山西省西南部或者是河南省东部至山东省西南部一带。《春秋左氏传·哀公元年》一节中有“生少康焉……逃奔有虞”的记述，并有注解说明，有虞即河南省商丘地区虞城县。另外《孟子·离娄章句下》有“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也就是说舜为东夷即山东一带的人，而有虞则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虞城县。

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根据以上文献记述推断，有虞的位置相当于邻接山东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造律台）类型。因此认为王油坊类型正是与有虞氏也就是与舜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的确受到山东的文化系统的浓厚影响，如果说接受了舜的禅让的禹的都城即二里头遗址的话，这将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历史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王油坊类型与舜有关的考古学证据。

如此看来，把传说的内容直接援用到考古学解释的做法必须谨慎对待。我想应当先保持克制的心态。那么本章所述的区域间交流以及群体统合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下章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第九章

牺牲与宗教祭祀

人物像与动物像

女性全身像是远东至辽西及渭河流域的特色

要想了解没有文献资料的时代的精神世界，是一件困难且难以超出臆测的事。然而物质文化却是以社会群体与个人达成默契的精神世界为背景才得以造就。所以根据物质资料，应当也可以复原其中所包含的人们在默契中达成认同的精神世界。根据物质文化的形态及纹样上的特色，我们还可超越单纯的区域特征的解释，进而把握其内部所包含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特质随着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也随之变化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本书前述内容一直论及体现于生业经济中的人类群体的文化吸收融合现象，透过这些现象，将得以抽取凝聚人类群体的精神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把握有助于更加具体地解释前文所述的史前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体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人物像和动物形象。

122 新石器时代全身偶像的区域上及年代上的变迁（据今村2002）
未体现性别的为a类；性别明确的为b类；加以变形，与人类形象有较大差异的为c类。辽西地区一直可见女性像，女性像扩散至渭河流域

* 无注明者均陶制

* 阴影部分为随葬品

根据今村佳子女士的观点，新石器时代的人物像大致可划分为三类。Ⅰ类为头部像；Ⅱ类为全身像；Ⅲ类为陶器或石器等器物上所表现的偶像。

其中的Ⅱ类即全身像多见于以辽西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中国东北部。到了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于渭河流域。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像这种表现样式的分布是以辽西地区为起源地，而后渐次向南方扩大。然而全身像也见于西伯利亚的滨海边疆区，基本上是远东共同的偶像。而且作为女性像，也是远东至辽西和渭河流域的特色。

这些女性偶像应可看作是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北部可见的女性像中的一种。日本绳文时代的土偶也是有意识地塑造为女性像，可以放在北方欧亚大陆的女性像的范畴之中来看待。同样陶器样式也是到辽西为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范围，可将之看作同一精神文化圈。

渭河流域处在不同的陶器样式圈，其女性像应该是通过与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的接触产生的。在新石器时代，包括辽西在内的远东地区可置于以北方欧亚大陆为基底的精神文化圈之中，并与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区分开来。朝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以及日本的绳文文化也应与远东置于同一基底来看待。

而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偶像表现以描绘在陶器上的人物像或动物形象为特征。例如在陶器表面贴附人像的表现形式可见于黄河中游地区至黄河上游地区。在陶器上描绘鱼或鸟的图案的表现形式则出现在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同样是陶器的绘画表现形式，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口尊上可见表现火焰的记号。

上述各种对一定的人物形象以及鱼或鸟的动物图案进行描绘的手法，显示着当地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范围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单位。例如见于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前半段的鱼纹，根据甲元真之先生的观点，鱼纹体现着再生的思想。可见这些图案是以当地社会群体内部所独有的信仰为背景的。

另外，从描绘动物形象的塑像即动物形象来看，同样也可看出区域群体的共性。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鸟形动物像，而描绘猪或狗的动物形象则集中出现于黄河下游地区（山东）。即使是在同属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动物形象的流行也各不相同。新石器时代后期，猪、狗形动物像广布于黄河下游地区（山东）以至长江下游地区，说明该时期山东与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交流。

这种体现于人物和动物形象的表现形式的不同，明确显示了以宗教或信仰等精神世界为背景的社会群体单位的存在。从这些表现形式的不同来看，可明确得知黄河上游地区、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区域群体是各不相同的。

123 陶祖（男根偶像）的分布（据甲元·今村1998）

从中还可看出，渭河流域与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各自存在着交流。关于这些各自存在的区域群体，如在第五章的论述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各地文化形态的不同实际上是其作为社会群体的不同。

如果从偶像表现形式来看的话，可知各区域社会各自存在着特殊性。如新石器时代中期地处长江下游地区内陆的凌家滩文化中独特的偶像表现形式也体现于玉器，而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则发展出独特的人物和动物的塑像。

而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精神文化的区域特性则体现于陶祖（男根偶像）的表现形式。渭河流域至淮河上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以男性直系亲即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社会构造。如第五章所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这种单位为基础，社会的阶层化构造逐渐走向复杂化。而且该区域的这种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的群体组织的形成，在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早的阶段就已达成。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渭河流域，以父系血缘组织为单位，如姜寨遗址所见的那种通过再葬行为来祭祀祖先，以及体现于陶祖的精神文化，都来自于重视父系血缘组织的社会观。

阶层化与仪礼的出现

从墓地变迁可看出阶层社会的出现

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至后期，各地的社会阶层构造日渐显著，处于阶层差距加剧的阶段。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构成阶层构造的单位都已转变为由父系血缘组织构成。

体现于墓葬的差距极其明确地显示出社会的阶层分化。墓葬的差距主要体现于被葬者的埋葬方式。具体反映在随葬品数量的多少、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是否有安置被葬者的棺木，置放棺木的墓圹大小等等方面。另外，这些差距是产生于群体单位之中，还是个别的差距，在想定当时社会阶段的情况的时候，前提条件也因此变得不同。

关于发生阶层分化的社会的具体情形，首先以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至后期前半的大汶口文化为例，通过墓葬的比较来探讨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且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仪礼具有稳定这种阶层分化的精神生活的机能。下文对这个问题也将加以考察。

124 大汶口墓地的变迁
越到后期，其墓葬规格的差距越加显著，且大型墓与小型墓的分布也渐渐出现显著差异

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以作为大汶口文化这个名称的来由而著称。大汶口遗址被大汶口河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南侧于1959年得到考察，北侧的考察则是在1970年代。两者皆为墓地遗址，北侧为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前期，南侧为大汶口文化中期至后期的遗址。在1959年进行了南侧墓地的考察，从时期的不同来看，可知墓地经过了数次变迁。

大汶口文化的存在时间为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可简单划分为前、中、后三期，相当于三个时期各延续了500年。

大汶口河南侧的墓地属于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延续了大约1000年时间。如果从各个时期来看墓葬的变迁，可知该处墓葬数量并不集中，也许并非所有聚落成员都被埋葬在这里。完全可以想见，这里只是被选中的人们的墓葬。

然而从墓地的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位置安排似有一定的组群分类。这种组群的安排如果是以被葬者之间的某种关系为背景的话，其背景很可能就是家系等血缘关系。

并且按时期不同从外观上来看，大型墓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中期前半段的墓葬中大型墓的存在还不显著，而后期的墓葬中大型墓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小型墓在后期依然存在，可见墓葬大小的差距越来越大。如前所述，墓葬的大小反映着挖掘墓圹时投入劳动量的多少，修造大型墓说明被葬者得到厚葬的待遇，反映着被葬者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

中期前半的墓葬中墓的大小并未显示出太大的差距，而后期的墓葬大小差距则日渐扩大，这说明大汶口文化社会内部的阶层差距正日渐扩大。并且，只看后期的话，大型墓的位置安排呈组群分布，小型墓则成群集中在与大型墓不同的地点。

如前所述，位置安排是以被葬者的血缘单位即家系为基本，如果这个原则有效的话，就说明在后期阶段，群体单位之间的社会阶层差距正日渐扩大。也就是说，在家系单位上，有可能存在着从生前就已决定的阶层差距。

从随葬品种类的不同看仪礼的实态

以上述家系单位上的社会阶层差距为身份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就是仪礼。

125 大汶口文化的阶层构造及随葬陶器
墓葬规模与随葬品数量相关，显示着阶层的差距。并且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也严格对应着身份的差别，显示着礼制的原形

仪礼的内容体现于墓葬的随葬品之中。大汶口墓地的随葬品中堪称必不可少的是用于随葬的陶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包括彩陶、红陶、褐陶，同时还有黑陶以及出现于后期、用高岭土制成的白陶。这些器种与其说是按功能不同来区分，不如说是依照陶器的制作方法所做的分类，显示的是完成后的陶器的色泽及风格。从依照所谓的器形的区分来看，可对上述器种进行横断式的区分。例如红陶有鼎、壶、豆（高杯），有时也有杯、鬶。

但是，如白陶仅限于鬶、盉等特殊器种，也可见因器种不同而产生的规格待遇不同。而红陶和褐陶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器种，属于较为平民规格的器种。也可以说与器种内容一道，相对于红陶、褐陶，或是彩陶以及后来的白陶，黑陶给人以档次更加高级的感觉。而从陶器的器种来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普通陶器和仪式等正式场合使用的陶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社会性差异。从这些器种与墓葬的随葬品的对应关系之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随葬陶器的器种主要有：鼎、壶、豆（高杯）等通常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烹煮、贮藏及餐饮的陶器。除这些日常用具之外，有时还附加有杯、鬶、盉以及尊等陶器。鬶、盉是用于倾注液体的陶器，杯则是用于饮用液体的陶器。

这些器种通常被看作是酒器，即饮酒用具。而大型的尊则可以想见是用来酿酒或贮存酒的酒瓮。

这些器种用作酒具时，并非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而是只用于仪式等正式场合的特殊陶器。说来类似于现今在正月饮用屠苏酒时使用的成套酒具。

上述特殊陶器并非在所有的墓中都被用作随葬品，而是多随葬于阶层上位者的墓中。关于这个事实，如图125所示，如果墓圹大小与修墓时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并由此判断被葬者所属阶层的高低，或者把随葬品的多少看作显示被葬者所属阶层高低的指标的话，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也因阶层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差异。

鼎、壶、豆（高杯）是普通平民的随葬陶器，在这些器种的基础上还随葬有杯的墓葬，属于比普通平民更上一层的阶层。而在这些器种的基础上再加上鬶或盉等酒器，就相当于最上层阶层的墓葬。

身份秩序对应着陶器的器种构成，这不仅是随葬陶器多少的问题，而是体现出当时已经按身份秩序不同来随葬特殊的陶器，而使这种随葬方式成为可能的正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而且这些特殊陶器均为酒器，说明与祭祀相关的用具只有特权阶层才能拥有。

通过祭祀用具来规定身份秩序的现象说明，仪礼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发挥着作用。

刻在大口尊上的早于甲骨文的古记号之谜

另外，关于随葬于上位阶层墓中的酒瓮即大口尊，有的器口边缘部分刻画着某种记号。这些记号仅见于尊，而且总是刻画在器口附近的同一位置。

根据林巳奈夫先生的观点，这些记号刻画的是被看作太阳神的象形。另外，在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大型墓中随葬有尊，上面刻画的记号与前者不同。

我认为在群体墓之内，只有仅限于首领墓中出现的记号才有可能是象征着同一群体的类似于徽记的标志。在后来的商代青铜器上可见一种被称之为图象记号的氏族标志。而作为图象记号的铭文记号则铸刻于青铜彝器的内侧。刻记在尊上的记号应当是其祖型。

而在青铜器铭文出现以前，相当二里岗上层文化后半期（白家庄期）的河南省郑州市小双桥遗址则与郑州商城遗址属于不同的城址。同时小双桥遗址还以曾大量举行过祭祀活动而广为人知。从这里的祭祀遗迹中也出土了酒瓮即大口尊，其器口表面可见用红色书写的文字记号。其年代比甲骨文古老，然而其含义尚不明了。

126 山东龙山文化期的随葬陶器与阶层关系
图中例示着朱封1号墓出土的陶器，并显示这些陶器器种是如何按阶层不同而加入到随葬品中。最下层的人群完全没有随葬品

这些记录着文字的陶器以及记录文字的位置与大汶口文化酒瓮的文字记号，是否与殷墟时代的青铜彝器的族记号有关呢？

殷墟时期的族记号是同一群体的象征，有着祖先的含义。是否可以认为小双桥遗址的红色文字与大汶口文化的记号也是这种代表祖先的同血缘群体的象征呢？

图七 红山文化的玉龙
——中国考古学界称之为猪龙，是辽西的红山文化独有的玉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八 良渚文化的玉琮
——浙江省杭州市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琼呈方柱形，中心部分镂空为圆柱形。四面雕刻着兽面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九 二里头文化的玉石璋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V区3号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玉的时代】

玉是新石器时代最为贵重的物品。社会产生阶层差距，玉器逐渐成为一种威信物，成为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物品。更作为祭祀用具成为宗教祭祀的中枢，并通过祭祀与首领的权力发生关联。因此各地逐渐产生独有的玉器文化，这些文化又与各个地区固有的精神文化结合在一起。辽西的红山文化中出现了表现龙的形象，被称之为“猪龙”的玉器。龙的艺术形象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文化的彩绘陶的图案中也很常见。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出现的固有的玉器形态有玉琼和玉璧，其后两者向黄河中游及上游地区扩散。玉琼的神人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彝器的重要纹样饕餮纹的祖型。另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期出现的玉璋其后扩散至黄河中游地区，成为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威信物。二里头文化及其后的殷商文化积极吸取了此前各地出现的玉器所代表的精神文化。

与作为阶层秩序中身份标志的仪礼一道，记号或文字作为形成阶层秩序的血缘群体即氏族的表象，正可谓维持和稳定阶层秩序的精神基底，而这种阶层秩序已被祖先祭祀的事实所证实。

大汶口文化所形成的阶层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随葬品构成在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期也得到维持。但其内容有些许变化，显示着仪礼的变化。其变化主要在于黑陶成为随葬品构成中的主要陶器，意味着使用黑陶的仪礼活动已被仪式化。

到大汶口文化时期为止，作为日用陶器的鼎、壶、豆成为普通阶层墓葬的基本随葬陶器构成，上层阶层的随葬品则是在上述陶器构成的基础上再加上酒器等特殊陶器，并以此体现出被葬者的权威。

而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下层的被葬者单独随葬有酒杯等随葬品，已经看不出大汶口文化中所见的日用陶器的随葬概念。并且上层阶层的墓葬中与用作酒器的高柄杯一起随葬的还有用作餐具的豆（高杯）、盆或壶，而更上层的随葬陶器构成中还有用作酒器的鬶及用作烹煮具的鼎（甗）以及用于贮藏酒的罍等。

也就是说，以酒器为主的随葬陶器的种类根据被葬者的阶层不同而被趋于固定。这说明以酒器为中心的仪礼规范已得到确立。

山东省临朐县朱封203号墓是一处属于最上层阶层的墓葬，墓中随葬有鼎、鬶、杯、罍、盆、豆（高杯）等器种。其中除鼎和鬶是红陶之外，其余均为黑陶。

值得注意的是，鼎、鬶、杯、罍等在仪礼上形成的随葬陶器构成后来的商周社会中担当仪礼的枢要青铜彝器的基本器种。

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的青铜彝器由鼎或甗、爵或盉、觚、罍构成，正好相当于把山东龙山文化的上层阶层的随葬陶器置换成青铜器的构成。

就像问鼎轻重的成语故事一样，以包括鼎在内的陶器构成来显示身份秩序的格局是由山东龙山文化确立的。值得注目的是，以见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身份秩序为背景的仪礼正是商周社会仪礼的基本的精神基底。其原因在于，后文将论及的成为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母胎的河南龙山文化之中，并不存在这种仪礼秩序。

玉器与祭祀

玉琮的中空部分是神进入的“凭依”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最为有名，而石家河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也广为人知。红山文化的玉器如第六章所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得到独自的发展。红山文化的玉器以远东的文化传统为基底，是从农耕文化的发展之中独自生成的。区域首领独占着玉器，玉器被赋予了社会群体内的特别权威。除红山文化之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新石器时代后期得到了高度发展。

良渚文化拥有卓越而发达的玉器文化，其玉器的谱系来自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是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同一区域的前阶段的文化。崧泽文化中用于随身装饰的璜等玉器相当发达。

良渚文化的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为玉琮，通常认为玉琮是从玉制手镯发展而来的玉器。虽然从形态的谱系来看，其原型显然是玉制手镯，但从作为玉器的意义或者说是使用方式来看，玉镯与玉琮全然不同。在用作手镯的阶段，它是一种随身装饰品，是一种威信物。但在玉琮的阶段却超出了单纯用作威信物的作用，而又具有了祭祀用具的意义。

这其中包含了玉器发展的原因，并显示玉器与祭祀正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玉琮的形状如磨去棱角的方柱体，中心部分为圆柱状镂空。中空部分被看作是连接天神与地神，供神灵进入的“凭依”。玉琮作为神灵的“凭依”，表面刻有精巧的神人兽面像。通常认为神人是月神，兽面像代表太阳神，旁边的鸟以鹰为原形，代表神的使者。玉璧则显示着神灵统治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首领拥有这些玉器，并以此与神交流，借助神的威信统领群体，以维持自身的地位。

我把首领的这种权力称为神政权力。在良渚文化中，这些玉器都处于上层阶层即首领的独占之下。玉器中最具特色的是用于祭祀的玉琮，代表神政权力的玉璧等，以及以武器的表象来代表军事权的玉钺。可以说把祭祀和军事结合在一起的是良渚文化的首领，代言其权威的则是玉器。如第五章所述，玉器大量随葬于首领的墓葬中，这些墓葬多为土墩墓。

土墩墓原为祭坛，以方形的边沟规划出神圣空间，用于祭祀活动。通常认为土墩墓是把祭坛加以再度利用的建造物。就我们目前所知，这种祭坛出现于崧泽文化阶段，发达于良渚文化阶段。

祭祀活动在崧泽文化阶段很可能是为了加强群体统一而进行的。而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则成为增强首领家系作为社会上层阶层的权威，使其在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得到安定的精神基底。可以想见，为建立这种基底，利用的是以玉器为象征的神政权力。

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原本是用作祭祀场所的祭坛。在这样的场所埋葬首领家系的成员，可说其目的在于使祭祀内容与祖先祭祀发生关联，并通过保有联结神灵与首领的祭祀用具即玉琮等，借助神威来保证首领的社会权威。这里所说的神，就是精雕细刻于玉琮之上的神人兽面纹。

据林巳奈夫先生的观点，这种兽面纹是源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他认为见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崇拜的象形经过其后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演变成为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我也赞同上述观点，并认为良渚文化的首领通过强调与太阳神的关系而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不难想象，太阳神正可谓与农业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文化也与此密切相关。

此前黄河中游地区玉器未曾发达，学界因此推测当地存在着其他祭祀形式。然而据冈村秀典先生的观点，到了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器扩散过程中，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之中也诞生了独自的玉器。

例如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期，曾流行玉刀及玉璋等大型玉器。玉刀是玉制的菜刀形大型玉器，也被称为石刀形玉器。玉璋为左右不对称的长条形玉制品，底部有齿状突起。其源头很可能是河姆渡文化及马家浜文化的土木工具骨制锄，所以又称为骨铲形玉器。

另外，来自大汶口文化的玉牙璧也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得到发展。玉牙璧是一种在圆盘形的玉制品正中打孔、边缘加工为齿状的玉器。

这些山东龙山文化特有的玉制品逐渐向黄河中游地区扩散，并开始在当地生产。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生产尤其盛行，并使玉璋逐渐向西部扩散至四川的三星堆文化，进而扩大至广东及越南北部。从这些起源于山东的玉制品在各地开始自行生产的现象也可以想见，其观念上的意义十分重要，是这种观念的模仿和吸收促使了玉制品在当地的生产。

另一方面，据林巳奈夫先生的观点，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等玉器之上的兽面纹是源自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在山东龙山文化的两城遗址的玉器上也可看到图案发生一定变化的太阳神形象，这样的图案在石家河文化也可看到。两者均绘有以太阳光芒形成的日晕为原型的神人图形及其旁边的鹰的图形，从上述图形反映出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同一的性质。

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阳神在山东龙山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中，为其精神文化所共有，在这种共有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该阶段以良渚文化为中心的精神基底的扩散。如前所述，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显示着由首领掌握的神政权力。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龙山文化后期，玉琮和玉璧向黄河中游地区扩散，并开始在当地分别开始自行生产。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单纯的玉器的模仿，不如说是这些地区开始需求包含于玉器之中的神政权力这种意识形态装置。

关于商周青铜器的基本纹样饕餮纹，林巳奈夫先生早已指出其原形是良渚文化的兽面纹。我更认为，与纹样图案一起，玉琮等玉器文化向黄河中游、上游地区的扩散使得包含于玉琮和玉璧之中的神政权力这种精神基底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黄河中游地区所吸收，并在二里头文化以后得到绚烂发展。

牺牲与乐器

动物牺牲用于农业祭祀，人牲用于社会祭礼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乐器有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出现一种名为响的乐器，其形状类似于现代的婴幼儿玩具陶铃。这些乐器中有像贾湖遗址的骨笛那样自狩猎用具发展而来的事例，也有像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铃（响）那样，可能是与农业祭祀相关而发展成形的乐器。但是，山东半岛的随葬陶器所显示的身份秩序与乐器发生关联的年代并不久远。

乐器与阶层秩序相关的最早事例见于山西省陶寺遗址的群体墓地。如第五章所述，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已可看出明确的金字塔构造的阶层分化。并可确知以父系血缘群体为母胎的世袭制首领权力的存在。在上述墓群中属于阶层最上位者的男性首领墓中，与丰富的随葬品一起，还随葬有鼍鼓、石磬等乐器。

鼍鼓是用扬子鳄的皮制成的鼓，石磬则是商周时期与编钟一同盛行的编磬的祖型，为单独一件的石磬。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乐器不曾出现在低于首领阶层的被葬者的墓中，而是仅为男性首领墓所独占。也就是说，这些乐器已成为显示男性首领社会权威的工具。

到了商周时代，乐器与身份秩序相关联，以“礼乐”的形式成为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见，陶寺遗址的男性首领以“乐”显示身份秩序，并进行祭祀活动以促进群体的团结。

陶寺遗址的墓葬中与鼍鼓和石磬一起随葬的还有俎，这是商周时代最典型的祭祀用具之一。战国时代关于仪礼的著作《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由此可知俎是一种重要的祭祀礼器。俎在商周时代多作为由铜器和漆器组成的礼器之一随葬于贵族墓和王墓之中。

127 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乐器比较
1、2石磬　3陶鼓　4铜铃（1陶寺遗址3015号墓、2二里头遗址K3号墓、3陶寺遗址3002号墓、4二里头遗址22号墓）

而陶寺遗址的首领墓出土的俎上面置放着一把菜刀形的大型石刀，正如今天我们使用的砧板与菜刀组合在一起的形态。这可能是因为烹调的行为之于祭祀的开始有着重要意义。该处首领墓还随葬有木制的豆（高杯）。说明《礼记》中记载的祭祀礼器早在陶寺墓地的该处首领墓中就已具备。并且这种祭神的仪礼由首领所独占。不单是“乐”，商周时代“祭礼”的初始也可追溯至陶寺遗址的该处墓地。

虽然陶寺遗址墓地中随葬品的多寡与阶层构造呈对应关系，却并不存在如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见于随葬陶器组合的仪礼。在后来的商周社会中，体现着社会秩序即“仪礼”的青铜彝器的器种规范在黄河中游地区原本是不存在的。

在另一方面,“乐”以及“祭礼”在上述区域很早就受到重视，并作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底发挥着作用。后来的商周社会在这种“乐”及“祭礼”之上，吸收发展了始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由此得以创造出中国仪礼制度之基础的礼乐。

如前所述，在中原地区玉器不曾发达。玉器以及附随其上的神政权力到了龙山时代，从黄河中游地区向上游地区扩展，以致形成独自的玉器文化。从中可以看出，黄河中游地区在该时期以前，除了见于墓葬的祖先祭祀之外，祭祀仪礼尚不发达。

而实际上从相当早期的阶段开始，就以存在着以动物为牺牲的祭祀活动。其中最早的事例见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遗址的窖穴，这在第五章中曾作为新石器时代前期农业发达的事例提及。

在多达88处的土坑中存放有大量的粟，由此可判断这些土坑为窖穴，但其中有的土坑中可见埋葬有猪或狗的事例。

在5、12、14、265号土坑中，有一至二头猪埋葬于土坑底部，在107号土坑的底部葬有一只狗，其上堆积着粟。如果是把动物放在土坑底部，就直接贮藏粟的话，随着动物尸体的腐坏，粟也将受到污染，因此这样的土坑绝不会是用做贮藏的窖穴。而且据说这些土坑被特意用硬实的土掩埋起来。虽有可能原为窖穴，但至少埋葬有动物的土坑应当是祭祀土坑。这意味着作为农业祭祀的祭礼已经开始。

把猪或狗埋葬于土坑,即使用牺牲的农业祭祀在新石器时代前期仅限于黄河中游地区,出现在黄河下游地区则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其起源地在黄河中游地区。

后来，这种动物牺牲的风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向着长江中游地区扩散，接着又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扩散至长江下游地区。而一直盛行动物牺牲的仍是黄河中游地区。用作牺牲的动物除却极少数的鹿之外，均限于猪或狗等家畜类动物。正因为用家畜作为牺牲，才能称之为农业祭祀。

128 人牲
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时期1号奠基坑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或羊等畜牧动物的饲养在以西北地区为中心的长城地带走向发达，西北地区的动物牺牲也随之开始出现牛、羊的牺牲。黄河中游地区也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新出现了牛、羊的牺牲。并且不仅是动物，也出现了以人为牺牲的祭祀行为，即人牲。

例如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岗遗址等城址遗址中，在建盖建筑物的时候，形成了用作奠基坑的人的牺牲坑。这种用人作牺牲事例尤其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盛行中原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可以想见，牺牲祭祀维持着群体的团结，形成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精神基底。

如果动物牺牲是一种农业祭祀，人牲就是一种凝聚人类群体的社会祭礼。动物牺牲和人牲后来尤其盛行于商朝社会，动物牺牲也作为周朝社会的基本祭祀而一直存在。商代所盛行大规模的动物供牲是为王室祭祀而举行的王室祭祀。冈村秀典先生认为这是属于祭祀国家的特征。动物牺牲和人牲才是发达于黄河中游地区的独特祭礼。

在开始出现动物牺牲的黄河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可见到同样的用动物随葬的埋葬行为。用于随葬的是猪的下颚骨和牙獐的牙。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渭河流域及黄河中游地区（汉水上游地区）也可见到这种风俗。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这种习俗扩散至黄河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段至后期，又向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扩散，这种趋势与动物牺牲的扩散状况相同。

在当时，这种使用猪的下颚骨及牙獐的随葬方式的观念上的意义主要在于给被葬者驱邪。随着把猪的下颚骨用作随葬品的事例逐渐增多，其意义逐渐转化为财富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动物随葬与动物牺牲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卜骨与祭祀

卜骨以羊骨、牛骨制成

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已出现猪和狗的动物牺牲，说明猪和狗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作为家畜得到了普及。而在黄河中游地区，牛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家畜化。

关于羊的饲养，确实可知是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始于西北地区，在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得到普及。同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中游地区也出现了羊的家畜化，但其兴盛程度不及西北地区。时至今日，在黄河下游地区羊的畜牧依然少见，而淮河以南的华中和华南则见不到羊的畜牧。

卜骨就是利用上述牛、羊、猪等家畜动物以及鹿等动物肩胛骨，将之烧至龟裂，并据其龟裂的形态来占卜吉凶。以卜骨占卜未来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祭祀行为，对史前社会而言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祭祀行为。用作卜骨的动物之中，羊最常见，其次是猪、然后是牛。鹿只占一小部分。这些动物的肩胛骨被用作占卜，而这些动物大半为家畜，这个事实中包含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除了猪、狗，占主要部分的是牛和羊等畜牧动物，这说明卜骨与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于畜牧，如第七章所述，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在长城地带开始兴盛发展。而后长城地带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分化为畜牧型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

最古的卜骨发现于属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其发源地很可能是在属于畜牧型农业社会的西北地区。这里出土的卜骨反映着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所用的打孔工具是类似于商朝时期的钻和凿等，未见火烧的迹象。但是在羊的肩胛骨的另一面上刻着一些记号，仿佛就像甲骨文的原形。

从卜骨的分布来看，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期的卜骨主要见于黄河上游地区、渭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山西省中部地区、河北省南部地区以及河南省北部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期则向黄河中游地区及辽西地区扩展。其分布范围的扩大领域基本上对应着以畜牧为生业基础的区域。可以想见，利用畜牧动物即牛、羊骨占卜吉凶的祭祀仪礼在上述地区得到了发展。

129 新石器时代甘青地区出土的卜骨
1大何庄遗址　2-5傅家门遗址

另外，被用作卜骨的动物因区域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长城地带的西北地区以羊为主，在以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南部为中心的后岗二期文化中则以牛为主。在长城地带以东至其周边区域，因畜牧动物不够发达，多使用鹿骨或野猪骨。弥生时代以后在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出现的卜骨也处于上述文化源流之中。

从卜骨的分布与鬲的分布的重合来看，可以想见两者在文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如第七章所述，鬲是在这种畜牧及窑洞式住房广布的区域中创造出来的烹煮用具。与这些区域有接触的华北地区也积极地引进了鬲，并在其后的商代及周代成为随葬陶器中的基本器种，鬲因此受到过高的评价，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显示商周文化的领域及其文化母胎的器种。但是，如前所述，卜骨与鬲是在长城地带及其交界地带诞生的，而且根据其出现时期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事实来看，可知这是一种自然环境的变动与社会变动相呼应而产生的现象。

130 新石器时代卜骨的分布（据今村2004）
卜骨的分布限于有畜牧业的长城地带和华北

如果畜牧的出现地是西北地区，那么卜骨很可能是用于与自然环境向寒冷干燥气候的转变相呼应而产生的农业祭祀。并且这里的农业是指在粟、黍的基础上增加了小麦及后来的大麦从而形成的杂谷农业，并伴随着畜牧业。农业祭祀基本上是作为旱地农业与畜牧业的祭祀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确立并扩散开来。其扩大范围与鬲这种新型烹煮具以及窑洞式住房的扩大范围相呼应，是在同一生态系统范围内的扩散。

商王朝正是以扩散于长城地带及其交界地带的卜骨祭祀为基础，将其与王权体制相结合，发展了卜骨及甲骨文。在另一方面，后来作为农业祭祀发展成形的卜骨祭祀经过朝鲜半岛，在弥生时代扩散至日本列岛。

从祭祀、仪礼到夏、商文化

政治群体的统合不可缺少同一信仰

属于粟、黍农业社会的华北与属于稻作农业社会的华中可大致区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业基础不同的两种农业社会逐渐展开活跃的交流，并走向统合化。这种趋势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向商周社会转变的变动期。关于这个过程在上一章曾略有触及，对于上述区域间交流过程及区域统合的过程，我们有必要对其精神文化的侧面加以重视。必须注意的是，各个区域的精神文化存在的同时，还需重视其变化吸收过程以至超越各个区域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融合过程。

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中，各区域分别拥有各不相同的祭祀形态。大致说来，在属于粟、黍农业社会的黄河中游地区，盛行以父系血缘组织为中心的祖先祭祀。这种祭祀活动有着维持群体组织的功能。并且在该区域内也开始盛行用于农业祭祀的动物牺牲以及体现群体组织化的人牲。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乐”作为首领统治权正当化的标志，为首领所独占。而在同属粟、黍农业社会的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形成了以父系血缘群体为中心的氏族，随着以氏族为基础的阶层构造的分化，随葬品作为维持其社会阶层构造的装备而出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着严格的社会规范。我认为，这是体现于丧葬行为中的仪礼，而这种仪礼规范正是维持社会阶层的精神基底。

可以说，在粟、黍农业社会中，不论是祖先祭祀还是仪礼，这些促使群体成立的核心习俗及制度是其基本构造，用以维持从部族社会向首领制社会变迁的阶层构造。相对于黄河流域，在属于稻作社会的长江下游地区则以太阳神崇拜为主，并开始向山东及长江中游地区传播。

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了以玉器为主的祭祀，并成就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中，举行群体祭祀的神圣场所即祭坛在祭祀结束后，同样也被用于统治者家族的墓所，并可见到把象征着祭祀权的玉琮、玉璧以及象征着军事权的玉钺等大量随葬在首领墓之中的丧葬仪礼。

在良渚文化中，在以良渚遗址的群体为中心的太湖一带的各群体相互结盟，形成了良渚文化的政治统合。这种统合也包括玉器的分配，并在首领会盟时通过玉器来达成宗教上的统合，最终达成各群体在政治上的统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玉器不仅是显示身份和财富的威信器物，而且发挥着神政权力达成统合的精神作用。对于雕刻于玉琮等玉器之上的神人兽面纹所代表的太阳神的信仰成为维系群体统合的纽带。政治上的群体统合所必需的正是共有同样的信仰观念。

在上述各区域所见的个别的祭祀形态及精神根基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出现区域间的流动。这一点尤其体现于玉器之中。

例如良渚文化中所见的玉琮和玉璧，也扩散到华南的石峡文化等新近普及稻作文化的区域。但是这种扩散绝非把良渚文化内部所生产的玉琮运送到石峡文化的区域。石峡文化中所见的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所不同，很可能是在石峡文化内部自行生产的。那样的话，玉琮的这种扩散就不是玉琮本身的扩散，制造同样的玉琮，意味着两地共有同样的神政权力。

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不仅扩散至石峡文化，在此前不曾拥有玉器的祭祀用具的黄河中游及黄河上游地区也逐渐扩散开来。

但是，如冈村秀典先生的观点，这种扩散与其说是玉器本身的移动，不如说是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按照自身的需要将玉琮、玉璧加以改进并生产。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玉璧融合吸收齐家文化的特色后开始在当地生产。这种传播过程与在石峡文化中的传播相比，玉琮、玉璧的形态变化更加明显，显示出一种概念式的文化传播。

上述区域出于社会组织的新的必要性，对良渚文化所用的祭祀工具即玉琮、玉璧等加以吸收，并归为己用。当然，在黄河中游地区也可见到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及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所制造的玉器本身传入的事例。例如在部分属于长城地带的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遗址，就出土了良渚文化原产的玉琮，显示着玉器传播的终点的景象。

关于玉琮、玉璧的传入，虽然确实存在良渚文化原产的玉器出现在当地的事例，但更多情况下玉琮、玉璧都是在当地自行生产的。这种趋势表明，其背后的神政权力正不断扩大。当然，玉琮、玉璧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及附属其上的社会规范才是各区域所需要的。此前不曾拥有玉器祭祀的黄河中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吸收了新的祭祀形态，其背景应当是为了吸收良渚文化的精神基底，即通过首领同盟建立的优越的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

131 黄河中游地区的玉器的扩展
1玉钺（陶寺1265号墓）　2、3玉琮（陶寺遗址3168号墓、1267号墓）　4玉璧（山西下靳寺13号墓）　5玉刀（山西下靳寺51号墓）　6牙璧（陕西石峁）　7玉璋（陕西石峁）　8、9石家河文化系玉器（陕西石峁）

黄河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完成上述精神世界的统合，其背景与山东的文化影响有关。大汶口文化后期以后，山东的文化沿淮河而上，对黄河中游地区时常产生着影响。

粟、黍农业社会以父系血缘组织为中心的祖先祭祀及农业祭祀与稻作社会的太阳神崇拜合为一体，这可说是二里头文化以后的文化形态。

饕餮纹的源流

二里头文化之后出现的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彝器之上，铸有一种被称之为饕餮纹的兽面像。这种纹样逐渐成为商周社会最为核心的神的意象。

如林巳奈夫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样，饕餮纹的源流是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之上的神人兽面纹。在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也就是被认定为文献中的夏、商的文化中，至少从商文化的政治领域的扩充来看，这两种文化属于已达到初期国家发达程度的文明社会。这是一个已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应当注意的是，上述社会的精神世界的重要表象并非必定诞生自该区域内部的前期历史。新石器时代后期在农业社会北部边缘地带出现了畜牧型农业社会，在畜牧型农业社会中所采用的卜骨被黄河中游地区进一步吸收，可以说，商朝社会因此使多层形式的祭祀仪礼成为可能。

而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中，作为阶层构造的维持装置诞生的“仪礼”，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墓地中尚未出现。对此前文已做论述。然而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在山东用于祭祀仪式的陶器器种如鼎、鬶、杯、罍等被置换为青铜的鼎、爵、觚、罍等，成为祭祀的基本礼器。正是上述诞生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仪礼”为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所采用，将之用作了商周社会的基本仪礼。

当然，在陶寺墓地中已存在“乐”的概念。在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黄河中游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祖先祭祀、动物牺牲、人牲等“祭礼”，当地社会群体的团结因此得到巩固。至新石器时代末期，该区域又引进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神政权力，进一步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

而后，标志首领身份的“乐”与诞生于山东的身份秩序即“仪礼”在二里头文化以后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商周社会的基本社会秩序即“礼乐”。

就这样，各区域各自形成的精神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和习俗在被称之为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地区于新石器时代终末期走向统合，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

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王朝的夏、商即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但是这期间在中国是否能称得上是初期国家的时代呢？所谓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初期王朝，是在新石器时代通过吸取各地的社会组织所需要的精神基底而得以成立的。

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商朝社会的基本要素即祖先祭祀、供牲、礼乐等并非都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当地社会的谱系中诞生的要素，而是融合了粟、黍农业社会与稻作农业社会的各自的精神文化而形成的。接下来，话题将转向初期国家形成期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

第十章

走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二里头时代的开始

二里岗遗址与夏王朝商王朝的关系

《史记》所记载的中国的最古王朝是夏王朝。传说“五帝”中最后一位帝王舜把王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禹开创了夏王朝。据《史记》记载，“五帝”都是以德治国的个人，而禹则是靠世袭继承了王权，前者与后者的记述大不相同。也许以司马迁的立场来看，王朝是指形成了继承王权的统治体制的阶段。

王朝顾名思义是确立了王权的阶段，为维持王权，就必须通过世袭保证政权的安泰。符合如上条件的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过，这个问题曾经受到清朝末期以来的疑古派的质疑，另外推进了现代历史学发展的欧美及日本历史学者也对此表示怀疑。

132 新石器时代终末期至商代的文化编年

其中的是非如同甲骨文证明了商王朝存在的事例一般，还有一些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除了通过文字的存在来明证之外别无他法。

另外，战国时代的七雄争相主张自己的政权最具正统性，为此当时编年体史书中都记录有禹以及夏王朝的事迹。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在本系列第二卷《从城邦到中华》中，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教授将会进行详细的论述。

与五帝一起，禹及夏王朝的事迹在战国时代被大加利用，并被有意识地改写。因此对这些记载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尚书》及《诗经》中也记载着禹的事迹，与这些内容相同的记述也见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盨”的铭文之中。“盨”是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春秋时代的“秦公簋”、“叔夷钟”以及“叔夷镈”的铭文中也可见到关于禹和夏王朝的记述。

如冈村秀典先生所述，在商朝以前的中原，曾经存在着名为夏王朝的政体，这应当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问题是该政体是否达到了历史性划分所要求的王朝或者说是初期国家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属于无法判断的范畴。只有通过考古学的手法才能加以验证。

如果抛开历史记载，利用考古学的手法把商朝以前的文化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的话，如图132所示，中原的文化期的变迁依次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下层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和殷墟文化期。

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考古学上极为普遍的编年单位，主要通过综合陶器的各器种的样式变化来表示。所谓殷墟文化期，顾名思义指的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存在时期的文化单位。相当于商朝的盘庚迁都之后，商朝最后的都城设于此地的时代。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做进一步详述。

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是以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遗址的文化层为基准设定的。这个时期正好与郑州商城存在的时期相呼应。关于郑州商城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该处遗址通常被推断为商朝最早的都城亳。

然而在《史记·殷本纪》中，以“殷”为王朝的称谓。而在甲骨文及金文中，通常记载为“商”。中国学界通常使用“商”，本书沿用日本学界的传统用法，使用“殷”的称谓

[1]

。

商朝由汤王建立，据说汤王的都城就是郑州商城。对此后文将做详述。既然如此，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就相当于商王朝。并且二里岗下层文化之前的二里头文化的时期理应相当于夏王朝。然而一直以来这都是争论的焦点。

实际上，若要把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与夏王朝以及商王朝的世纪年代对应起来，将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把二里头文化的编年问题以及关于二里头文化的相关学说加以整理之后，再来确定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地位。

二里头文化承接着曾经存在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谱系，尤其与其中的王湾三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河南龙山文化也可以从陶器样式的内容，特别是从器种构成进行进一步的区域划分，具体说来，可分为图133所示的区域文化样式。

如图所示的区域划分一方面很可能显示着王湾三期这个时期内社会群体的居住范围。这些社会群体可从政治上进行划分，因为该时期正处于首领制社会的政治群体统合开始发展的阶段，即相当于共有着同样生活样式和信息的群体在政治上不断走向统合与重组的阶段。

133图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董琦先生的观点绘制。在王湾三期文化覆盖的范围内，以嵩山为界，北侧和南侧的陶器样式也存在差异。

133 王湾三期的区域文化样式（据董琦2000）

嵩山南侧的陶器样式具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要素，同时也吸收了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位于更东侧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中之所以有着较强的山东龙山文化的要素，是因为在地理上文化领域相接的缘故，也是一种通常的状况。王油坊类型在这个意义上显示着河南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折中的文化样式，至于将它归于河南龙山文化还是山东龙山文化，多数情况都与学者的区域意识有关，并无太大意义。

如第五章所述，更有意义的倒不如说是山东龙山文化的样式上的扩散，或者说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山东半岛，更扩散到了河南省东南部的淮河上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上海附近。并且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嵩山南侧与王油坊类型邻接，因此与山东地区一样有可能与长江下游地区有着交流和影响的关系。

134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样式（据董琦2000）
在被看作同属二里头文化样式的范围内，又可划分为五个区域文化单位。在嵩山南侧将来还有可能再增设一个类型的文化单位

王湾三期文化的原型基本上是从当地的陶器样式变化而来，其中也引进了以山东龙山为起源的鬶、单耳杯、高柄豆（高柄高杯）等器种。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黄河中游地区就已开始积极引进玉器等来自其他区域的文化要素。这种善于吸取各种信息的特色，后来成为二里头文化以后所见的多种文化要素的源泉。

与上述现象相同，该时期形成了大范围的信息带即长城地带，并在长城地带及其邻接区域内出现的鬲与窑洞式住房的扩散。这些现象显示，在广阔的范围内，出现了物资及信息发生移动的时代趋势，或者说这是反映出社会进化阶段的现象。

135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编年
各个器种显然呈现着连续的器形变化。其中二里头文化二期发展最为显著，出现了圆腹罐、盉、爵等新器种

东京大学的大贯静夫教授着眼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变阶段位于嵩山周围的遗址分布的变化。在王湾三期文化阶段，遗址在各河川流域内零散分布。而二里头文化期以后，洛阳周围的遗址分布变得密集，而且与王湾三期文化阶段相比，遗址分布呈现出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其周边等距分布大型聚落的形态。

也就是说，聚落间存在着中心聚落，卫星聚落分布其周围，逐渐形成规则的聚落间的网状分布。这说明在王湾三期文化阶段，聚落间的这种阶层关系比起山西省南部陶寺类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洛阳平原王湾三期的社会进化尚处于较迟缓的阶段。但是陶寺类型并未就此顺利维持其社会进化的步伐。二里头文化以后，洛阳平原的区域文化取而代之，社会进化呈现出不断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二里头文化阶段，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形成了向心式的聚落间网状分布。耐人寻味的是，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形成了广阔范围的区域圈。其具体划分是，此前的陶寺文化为东下冯类型，三里桥文化为南沙类型，王湾三期文化的嵩山南侧部分为下王岗类型。以别种文化为母胎，二里头文化圈形成了一个领域广阔的文化信息带。这并不一定表示以二里头遗址为顶点的政治性统一体的形成，但在该文化圈内共有着二里头文化这个共同的文化样式。关于二里头文化期社会统合的具体内容将在后文提及。

探寻二里头文化的渊源

在探讨二里头文化成立的问题时，备受瞩目的是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产生于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这已成为学界的常识。但是，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直接产生自王湾三期，还存在不同的说法。

二里头文化的时期划分基本上可分为四期，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例如驹泽大学的饭岛武次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与王湾三期文化终末期的煤山二期有着同样的陶器样式，因此可以把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包含在龙山文化中来看待。但是他又认为前述新砦遗址有着联结王湾三期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意义。

最早论及这种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芝荃先生。他认为从属于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开始，通过新砦，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其后，北京大学等考察队发掘了新砦遗址，并将之划定为新砦二期。因此根据新砦遗址的发掘中判明的层位关系等，也可确定王湾三期、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进而把新砦二期划为新砦文化，并将新砦文化看做是包含着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阶段，变化的顺序应为王湾三期、新砦文化、再到二里头文化二期。

在这里涉及的是陶器型式的定义及其分期的问题，这属于专家们的专业领域，所以此处的论述只在于把握在发掘考察中得到证实的王湾三期、新砦文化期、二里头文化期的连续变化过程。总之，得以明确的是，在王湾三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名为新砦期的时期。并且新砦文化期包含着之前所说的二里头文化一期。

从新砦文化期的陶器样式上来看，也可见区域间的差异。即后来成为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伊河、汝河地区（洛阳平原）与淮河上游地区的颍河、汝河流域的差异。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位于颍河、汝河流域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拥有三重环壕的城址。

该处城址的城垣存在于龙山文化终末期至新砦文化期，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垣北壁长924米，东壁南侧因遭破坏只剩下160米，西壁也只剩下470米，南侧被双洎河毁坏。城垣部分环绕的面积据推测达70万平方米。城垣周围建有壕沟，其外侧还有东西长达1500米的外壕。而在城址内部的西南部地势较高的部分还有内壕，其中心部分为东西宽50米，南北长14.5米的大型建筑物。

136 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据张立东1996）

在先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文化期就有如此大型的聚落遗址存在于颍河、汝河流域，这说明当时该区域为当地的社会文化中心。而后名为二里头遗址的中心聚落则在伊河、洛河流域形成。过去只有二里头遗址这个中心聚落的成立受到瞩目，其实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黄河中游地区，按陶寺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顺序，大型中心聚落因时期不同而移动在不同的地点之间。

更进一步说的话，在此期间社会或政治的中心地并不安定，我们应当注意其中心地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并且新砦文化期的中心位于颍河、汝河流域的事实说明，这些河川处在淮河上游地区，所以当地通过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交流有着地理上的优势。由此可知，在新砦文化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期，得以汲取了来自东方的文化要素，其中有着充分的原因。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体，二里岗文化以鬲为主体

在二里头文化呈现社会发展的阶段，在其周边地区存在着陶器样式不同的其他文化类型。河北省北部至河南省南部一带，是继承着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后岗二期文化）谱系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中间地带的辉河、卫河流域存在着辉卫文化；还有与二里头文化东侧邻接，位于渭河流域至山东半岛一带的岳石文化。

最早命名了先商文化的是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邹衡教授把先商文化按区域细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而邹衡教授的学生、北京大学的李伯谦又把其中漳河型与辉卫型合称为下七垣文化。后来，张立东先生把辉卫型改称为辉卫文化，把先商文化漳河型划为漳河型文化，以此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在本书中，我把下七垣文化称为先商文化。以先商文化为基础，形成了后来二里岗文化。

相对于二里头文化以鼎为主要烹煮具的特色，二里岗文化则是以鬲为主要烹煮具。鼎是一种自新石器时代前期开始出现的足部为实心（充足）的三足器。而鬲如第七章所述，是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出现的足部为空心（空足）的三足器。两者的出现时期和出现地点各不相同。以鬲为基本烹煮具的是先商文化，在先商文化扩散的过程中，二里岗文化以替代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的形式得以成立。也就是说，先商文化不断发达，其分布领域发生变化后形成了二里岗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邹衡教授所说的以郑州为中心的南关外类型可以说是二里岗文化直接的前身。并且二里岗文化虽然直接承接着先商文化的谱系，但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吸取着二里头文化及其邻接的岳石文化的要素而不断发展成形。而二里岗文化才是以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上层、殷墟文化期的顺序延续的陶器样式，是相当于商王朝时期的文化。这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接点，通过近年对河南省偃师商城的考察逐渐得到了确认。偃师商城是二里岗文化的遗址，但二里岗文化的中心城址则是郑州商城。

关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相当于文献中哪一座都城，以往学者们持有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偃师商城是在较郑州商城更早的阶段开始了建设，即商王朝初代帝王汤建立的都城西亳。

137 偃师商城与宫殿区
小城扩大为大城，可看出宫殿区也几经扩建

第二种观点认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期存在的两座都城。郑州商城为西亳，偃师商城则是另一座都城太甲桐宫，这里很可能是同时期的副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偃师商城的建都年代是在比二里岗上层文化稍晚的时期，此处都城晚于郑州商城，早于安阳殷墟，应为盘庚迁都而建的亳殷。

近年在偃师商城发现了小城和大城，并确知小城较古，大城较新。在小城建成之后，利用小城的西壁和南壁和东壁的一部分加以扩建形成了大城。问题是小城与大城的创建年代。偃师商城从陶器型式来看可分为三期七段。第一段可看作是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后半段并行的时期。第七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白家庄期。小城的创建时期应在第二段，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的时期。该时期不但已开始使用宫殿，而且城外已存在铸造青铜的遗迹。

大城以扩建小城的形式建成的时期是在第三段。即二里岗下层二期前半的阶段。宫殿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在建成新宫殿的同时，宫殿北侧还设有石筑的水池，说明已有庭池的存在。在第五段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前半段，增建了三号宫殿以及五号宫殿。在第六段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后半段，宫殿被废弃。在第七段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偃师商城走向终结。

这里再度浮现的问题是，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关系。根据杜金鹏等学者的解释，在偃师商城第二段建筑了小城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偃师商城第一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头文化的原型与二里岗文化的原型是当时分别存在的两股政治势力。在偃师商城第一段的时期，郑州商城已经开始有人居住，即所谓二里岗文化下层文化初始的时期。如邹衡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二里头文化期，受到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影响，并不断吸收二里头文化及相邻的岳石文化的要素，这里曾存在名为南关外类型的文化。南关外类型又被称之为先商文化，是商王朝的前身的文化，它与二里头文化即被认为是夏王朝的势力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

杜金鹏等学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偃师商城被建在夏王朝的中心地二里头遗址附近，并且建设时期是在接近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时期。

《史记·封禅书》中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述，如果夏朝的都城斟鄩是二里头遗址，商朝都城亳是偃师商城，周朝都城是洛阳城（成周）的话，其位置都在洛河附近。另外，《汉书·地理志》中，班固有如下注解：“偃师，尸乡，殷汤所都。”《书序》郑玄注有：“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由上述记载可知，商王朝初代汤王在灭亡夏朝后将都城亳建在了偃师附近。因此偃师商城的小城才是符合上述记载的都城西亳。

并且，在二里头文化期，商的基础是位于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后来其政治领域扩张至郑州附近，形成了邹衡教授所说的南关外型文化。汤王以郑州为据点，攻陷了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斟鄩，然后把都城建在邻近的偃师商城，并将其命名为亳。而在同一时期，郑州商城作为商朝的王都而建成。也就是说，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又出现了一种与前述第一至第三种观点不同的新解释。

这正是历史记述与以物质文化资料为对象的考古学解释有了一定程度的一致的阶段，也是正好相当于本卷“从神话到历史”这个题目的阶段。

夏王朝、商王朝的纪年

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王朝的阶段？

如第二章所述，中国已联合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文物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为确定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确切年代，组织了夏商周三代断代专题组，以国家工程的形式推进研究。

中国最古老的正史《史记》的“表”中，记载着纪年，其中最古的纪年相当于阳历公元前841年的共和元年以后。之前的年代没有确切记述。所以，例如商灭于周的准确年代就难以断定，对此以往有过多种学说。如董作宾的公元前1111年说，陈梦家的公元前1027年说，最近还有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先生主张的公元前1023年说。

关于商汤打败夏桀新建商王朝的纪年等事迹在《竹书纪年》中有如下记述：“汤灭夏，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如果这段记述可信的话，商的灭亡年代上溯496年即为商王朝的创建年代。依照前述学说，大致可知商朝的建立年代是在公元前1607年至1519年期间。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的研究已能够对这些未知的年代提出一定的程度的假说。尤其是对甲骨文诞生以前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的年代，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近年采用一种名为AMS的方法，使测定精度得到飞跃性的提高，可以断定详细的年代。并且根据以往的放射性碳素年代和树木年轮年代学，已建立了校正放射性碳素年代的国际标准，据此确立了从概率上显示校正年代的方法。运用以AMS测定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校正值的方法来考证未知时期的实际年代，这是近年出现的学术动向。下面将对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提出的实际年代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关于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建立周王朝的纪年，在一件名为利簋、于1976年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中，与“克殷”的记载同时出现了关于木星的记载。根据《国语》中出现的克殷的木星的位置，从天文学的角度可知这是公元前1046年。而甲骨文出现是把都城迁至殷墟的武丁以后的事，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加以说明。甲骨文中共有五次关于月食的记录。把这些记录与天文学的年代对应后可知，最后两次月食发生于公元前1189年与公元前1181年，这是祖庚治世时期的事。由此可以推算出武丁至商朝最后的纣王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046年。进而上溯商王朝成立的年代，据放射性碳素年代断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也就是说夏王朝统治时间共计471年，那么夏王朝的初始大约就是在公元前2070年。

138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

关于夏王朝开始的年代，因为夏王朝的统治时间尚无明确根据，在此无法论及。另一方面，关于用作年代定点的克殷的时间，如前所述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先生对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的学说进行了详细评判，并提出克殷时间应为公元前1023年的观点。在本丛书第二卷中将有详细论述，请读者参考。

我虽然不能确定以往学者们对克殷时间的各自观点孰是孰非，但要说大概的年代，看作是在公元前1050年前后应当没有问题。至于商朝的初始年代，从放射性碳素年代以及以克殷为起点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王朝的存续年代来看，大致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关于以上年代观点以及根据放射性碳素年代而得出的考古学上的文化年代，通过图138所示年表可获得大致的了解。总之，如前文提到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前后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偃师商城的小城部分创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以后，这里很可能是商汤灭夏桀之后，在夏朝都城斟鄩附近建立的都城亳。这个阶段正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的时期，相当于历史年代上商王朝开始的时期。具体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

上文介绍了根据考古学上相对性的年代关系及文献史学、天文学、放射性碳素年代对纪年进行复原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商王朝的前期阶段就是二里岗文化。

从西周时期的金文资料也可得知，在早于商王朝时期曾经存在过另一个名为夏的政体。而这另一个政体夏即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事实从编年学的角度也大致得到了确认。那么就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

至此我不禁认为，探讨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这里并无太大效用。问题在于，与其主张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文献所记录的夏王朝，并强调该时期为初期王朝时期，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更应该与在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新石器社会中已显示出先进的阶层构造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进行比较，以探讨二里头文化与这些文化的社会进化内容是否相同，以及是否达到了拥有更加发达的社会体制的阶段。

夏王朝的发展

二里头文化已开始有宫廷仪礼

我们已经知道，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所指大致就是二里头文化。但是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即使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也并不等于说文献史料中所记载的有关夏王朝的内容就因此得到了证实，更不能说，由此就可以通过文献史料的内容来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否完备了王朝应有的政治体制等问题。这种立论本身就不合道理。

因为用作论据的文献史料是以战国时代以后历史观为背景记述的。这与根据商王朝等甲骨文及金文资料等同时代文字资料来实证这段历史的方法大不一样。

139 二里头遗址的遗址分布
沿着有规划的道路建有宫殿区。宫殿区北侧有祭祀遗迹群，南侧有铸造遗址

并且如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专题组指出的那样，商王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再根据《太平御览》第八十二卷中引用的《竹书纪年》的部分，夏朝自禹至桀共17代471年，由此可以把公元前2070年看做是夏朝建立的年代。并且今后也可能会展开关于夏王朝的开始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的哪个阶段，或是否相当于新砦文化期等问题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应当不会超出预想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从考古学涉及的物质文化资料来判断其历史性质。

虽然名为夏王朝，但希望读者不要抱着所谓王朝拥有的文明化的印象来看待这个时期。因为这个王朝本身的实际状况还包裹在谜团之中。

二里头文化在考古学上分为一至四期。如前所述，在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文化期，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位于颍河、汝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期以后，聚落中心据点当属伊河、洛河流域最大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可以想见在该期中心聚落发生了转移。

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时期划分中，将哪个阶段进行历史划分，历史性的划分点应该放在哪个时期等问题，学者们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根据陶器样式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与新砦文化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存在一个明确的时期划分点。因此我认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是一个历史性的划分时期。也就是说在新砦文化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颍河、汝河流域存在着新砦文化期的社会文化中心。与该时期相对的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文化的中心移至伊河、洛河流域。该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相比，遗址面积更加广阔，中心聚落的形态也得到了解明。更重要的是，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建造了宫殿建筑。

二里头遗址东西最宽处为2400米，南北最长处为1900米，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1999年在遗址东端发现了幅宽10米的壕沟。这处壕沟曾被认为是用于防御，后来经确认是用来取土的沟状遗存。这种用于大规模建筑的取土方式即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此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宫殿建筑遗址即一号宫殿基址和二号宫殿基址。在二号基址下方又于2001年新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迹。这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宫殿基址，即三号宫殿基址。其南北长150米，东西宽50米，由廊庑围绕的北院、中院、南院三座庭院构成，主殿设于中院。中院和南院中有五座中型墓，并随葬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等丰富的随葬品。

另外在三号宫殿基址的西侧还有一座属于同时期的五号宫殿基址。而且这些宫殿基址周边还建有规划整齐的道路网。可以说这里已经存在以道路进行区划的城市规划。

从宫殿区已得到整然规划这一点来看，也可得知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是一个重要的划分时期。在二里头遗址，与上述宫殿区同时期的还有位于其北侧的祭坛，这里曾用于举行祭祀仪式。祭坛的外形通常是在直径五米以内的基坛上排列一重至两重圆形土垒。如Ⅵ区八号祭坛，基坛直径约8.5至9米，基坛中央有一个土垒，其外围有六个土垒，再外围又有十二个，共有两重土垒包围在外。这就是文献中所谓的“坛”。

另外，还发现了相当于文献中的“墠”的半地穴式建筑物，其形状呈平面长方形。在低浅的地穴内部，有用脚踏平的整齐的土层，另外还有烧土层。这里也是用于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虽不知祭祀仪礼的具体内容，但可知祭祀空间已经被固定下来。另外宫殿区南侧有用于铸造的遗迹，是青铜器作坊的区域。因此可以说在这里与政治中心性质的空间一同存在的，还有祭祀空间以及专业化的工匠组织，形成了共存于平面范围内的城市空间。

沿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周边的道路网，又新发现了城垣的遗迹。从环绕宫殿区的用于防御的城垣来看，它应相当于我们今天在北京紫禁城见到的内城即宫城。

城垣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达360至370米，整体呈长方形。从建有城垣这一点来看，二里头文化三期较二期在都市功能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都市的特征来看，与后来的商朝建筑物大多以正北为轴建成的特征不同，二里头遗址的建筑物及道路网均以偏离磁北向西约5至10度的方位为基准建成。在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就已存在这种可称为城市规划的基准，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则已建有宫城，可见当时的城市空间更为发达。

140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在二里头三期，由一、二号宫殿以及围绕宫殿区的城垣形成了宫城

141 二里头遗址的祭坛
Ⅵ区八号祭坛

在一号宫殿，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08米的基坛上建有廊庑，中心轴上列有正门和殿堂，其间还有中庭。二号宫殿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与一号宫殿相比规模较小，位于一号宫殿东北150米处。其构造与一号宫殿大致相同，但位于南侧廊庑的主门与殿堂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

142 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左）与2号宫殿（右）

殿堂的北侧以及北侧的墙壁之间有一座大型墓葬。遗憾的是由于盗墓者的破坏，我们无法得知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从发掘考察的结果来看，该处墓葬与二号宫殿时期相同。从墓葬的角度向主门望去，可知两者位于同一中轴线上。

林巳奈夫先生认为二号宫殿应为该处墓葬的附属设施，并认为这里是用于举行仪式的始祖庙。也就说把祖先祭祀与仪礼相结合的宫廷仪礼已经形成。

可以说这种宫廷仪礼正是当政者通过始祖庙行使其权力、以使这种权力得到正当化的一种方式。不得不认为这种仪礼的存在正可说明当时社会已处在接近王权的状态。

铜、盐的宝库中条山脉是关键

二里头遗址得到发展的三期以后，不单是二里头遗址，也是整个二里头文化进入社会蓬勃发展的阶段。前文提到二里头文化以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着山西省南部的东下冯类型、渭河下游地区的南沙类型和嵩山南侧的下王岗类型。这些类型的陶器样式十分类似，但还未能确认它们是否是在政治上有着统一关系的社会群体。

陶器样式的统一并非必定显示着政治上的群体单位。也许将之看做一个共有着同样的生活样式及信息的区域更为妥当。即便在今天，仍存在许多语言样式相同却分属不同国家的区域，或者刚好相反，由多种多样的语言样式和生活样式构成的社会群体属于同一国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也就是说，仅以生活样式的类似为依据来划分政治上的社会群体单位是困难的。

京都大学的秦小丽女士认为，同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伊河、洛河流域的特征显著的伊洛系陶器值得注目，并对这类陶器如何流入周边区域，例如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研究。所谓伊洛系陶器流入，即表示假设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居住的伊河、洛河流域的人们向相关区域的迁移为前提。

在与伊河、洛河流域邻接的中条山脉南麓，早已有伊洛系陶器的流入，但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流入的比率明显增加。在商王朝成立之后才建成城址的垣曲商城，伊洛系陶器多达84％。在位于先商文化辉卫型区域的河南省焦作市府城遗址也可见同样的情况。该处遗址始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后，但主要陶器为伊洛系陶器，而非辉卫型陶器。而且该处遗址在二里岗下层期曾经被用作商王朝的城郭。

根据前述假说，伊河、洛河流域居民的迁移或往来就可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进而也可认为，二里头文化中伊河、洛河流域的直接统治领域在二里头文化三期越过黄河并扩散开来。也说明二里头文化期伊河、洛河流域居民的迁移地点在商王朝成立以后，对于作为征服者的商王朝来说，已形成作为军事据点的城郭。

另外，在作为龙山文化期的城址而广为人知的河南省辉县孟庄遗址，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又在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之上建筑了城垣，是一处罕见的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秦小丽女士的研究表明，孟庄遗址的城址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使用期间，是以伊洛系陶器为主。

在邹衡先生和张立东先生提出的先商文化辉卫型（辉卫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伊洛系陶器也显示出相当高的比重。并且二里头文化期只建造了少数城址，这说明当地有可能承担着二里头文化的前线基地式的职能。也就是说其政治领域的一时的扩张有可能对应着二里头遗址的扩大期。

直到最近，在河南省荥阳市大师姑遗址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后半期的城址。其城垣周围的环壕南北长620米，东西宽950米，是一座近似于长方形的城址。城垣筑造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并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有过增建。大师姑遗址位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伊河、洛河流域东端，也可说是位于二里头文化的东端，可看做是一座发挥着二里头文化前线基地的作用的要塞。

143 伊洛系陶器的扩散（据秦小丽1998）
距离二里头遗址越远，伊洛系陶器越少。而中条山脉南麓的遗址中伊洛系陶器所占比率则较高

而在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向北扩展的现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条山脉的存在。中条山脉有着丰富的铜矿石和岩盐，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出于二里头文化对青铜原材料以及盐的原料的需求，二里头文化的社会范围才发生了扩展。也就是说很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人们是为了寻求原料，才往来于伊河、洛河流域与中条山脉之间。这是依据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见解。持有这种见解的学者有澳大利亚的拉筹伯大学的刘莉女士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先生。他们认为，可以把二里头遗址看做一个消费地，把面向消费地、承担着原材料供给地的区域间关系看作一种政治上的联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看法。

144 大师姑遗址
二里头文化为数不多的城址遗址之一，是一座镇守二里头文化领地的军事要塞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伊洛系陶器的动向开始急剧缩小。孟庄遗址的城址在此阶段停止了使用，伊洛系陶器所占比率也开始减少，先商文化辉卫型的陶器占据了主体。在此阶段，先商文化辉卫型及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范围变得明显，以伊洛系为主体的分布范围收缩至中条山脉以南的伊河、洛河流域。而其后的发展如谈及偃师商城的成立时所说的那样，承接着先商文化漳河型系统的商王朝走向成立。

青铜器的出现

二里头文化尤其注重酒器

如第七章所述，纯铜及青铜的铸造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以后扩散至以中国西北部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后又逐渐在包括中国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生成了同一性的青铜器的特征。与之相反的是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其青铜器生产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只发现了两件青铜刀的残片。真正的青铜器的出现时期应当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了刀、锥等工具以及青铜铃。

青铜器的兴起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在此阶段，除了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青铜刀之外，还有斧、凿等工具，装饰用具除青铜铃之外还有牌饰、圆形器、圆泡等，种类十分丰富。而且还出现了戈、钺以及镞等青铜武器。此外，还出现与长城地带的青铜器在形式上截然不同的青铜容器。

这些铜器即被称之为青铜彝器的礼器。如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爵，这是一种用来饮酒的三足酒器。爵和铃与其他武器、工具及装饰用具不同，其铸型是由内模和外模构成的“复合范”，这是一种长城地带所没有的高度的铸造技术。并且爵为酒器，铃为乐器，两者都是用于礼乐的器具。如前所述，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是作为随身装饰用具及武器而发展而成，在此阶段尚未有用青铜制作祭祀及仪礼相关的用具的情况。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特殊性及特色。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除爵之外，开始出现斝、盉等酒器，继而鼎也开始用青铜铸造。二里头文化中青铜彝器日渐完备的同时，其中尤以酒器最受重视，原因是什么呢？

从随葬品可以看出身份秩序的阶层划分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着眼于墓葬的随葬品。在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解读其阶层构造的时候，我们已注意到随葬品组成与墓圹大小的问题。在此也应以同样的观点对二里头的社会进行解读。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王墓的大型墓葬。问题在于王墓是原本不存在还是存在却尚未明了。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对二里头社会构造的评价将会大相径庭。所以目前先不触及这个问题，而是尝试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

那么在青铜礼器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墓葬资料较少，只能以二里头文化二期为主体展开讨论。从其墓葬构造及随葬品来看，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阶层构造。至少从随葬品的组合来看，可划分为以下五个级别。

不存在随葬品，或只有极少量随葬品的墓葬为最下级。其次是随葬有鼎、罐、盆、豆（高杯）等基本日用品的等级。再上级为除上述日用品之外，或者是几乎没有日用陶器，而伴有爵、盉、鬶、觚等酒器。爵、盉、鬶为斟酒的用具，觚是类似酒杯的饮酒用具。这些墓葬与前两者相比而言，不但墓圹较大，还使用了木棺，并在棺内撒有朱砂。在更上一级的墓葬中，除上述酒器的组合之外，还伴有玉器及铜铃。如上所述，当时至少存在着五个级别的阶层差距。

上述五个级别且称为A、B、C、D、E级。并且酒器的有无在显示其阶层高低时有着重要的作用。如第五章所述，这种以拥有酒器来显示阶层高低及身份秩序的现象已见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在二里头文化的阶层秩序中，下位有鼎、罐、盆、豆等日用陶器，上位则有酒器。比起山东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这种阶层秩序更接近于较早阶段的大汶口文化身份标志的分别。这也许是因为二里头文化所分布的区域原本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母胎，而王湾三期文化又曾受到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影响。总之，这种身份秩序不曾见于同属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由此可以想见，二里头文化通过引进母胎源于其他区域的仪礼制度体系或宗教体系，从而实现了社会阶层的维持。

145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随葬陶器（1—8）与青铜器（9—14）的比较
以随葬陶器的酒器（盉、爵）为主，向青铜彝器转换（1、9盉　2白陶鬶　3、11爵　4觚　5三足皿　6豆　7盆　8罐　10斝　12鼎　13铜牌饰　14铃）

在另一方面，在陶寺遗址也可见到的阶层上位者拥有的铃，在二里头文化中以铜铃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或许是继承了当地的传统，或许是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省南部地区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也在同一社会组织及政体中发挥着应有的精神基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A级墓葬仅见于二里头遗址的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此时以二里头遗址为顶点的阶层秩序正逐渐形成。

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上述阶层构造的序列化变得更为明显的倾向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酒器转变为青铜制品这一点上即可看出。即青铜爵的出现。说到这里，读者对二里头文化或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的意义应该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可以说，中原青铜器是作为一种身份标志或是仪礼制度及礼乐的道具发展形成的。

146 二里头文化的阶层构造
根据随葬品构成与墓圹大小等可分为五个级别

在清代的一部名为《西清古鉴》的金石学著作中，有着关于青铜制成的鬶的记录。因为没有实物，我们无法了解具体细节，但可以知道这是用青铜按陶鬶原样制成的。由此可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生产把以往的位阶标志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并且标志着上层阶层的地位的青铜礼器，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也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所显示的那种以二里头聚落为中心的阶层构造在此变得更加显著。并且青铜礼器的铸造是在二里头遗址进行，这说明二里头文化的首领在仪礼制度上采取的也是一元化管理。不妨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首领的统治已接近王权。

然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外也开始出现青铜礼器。例如河南省荥阳市西史村及高村寺、河南省新郑望京楼、河南省洛宁、安徽省肥西等地都发现了爵、斝、铃等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这意味着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使用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的范围得到了空间上的扩展。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伊河、洛河流域以外的区域群体也很可能被收归在青铜礼器所标志的阶层秩序之中。这种扩展也显示出范围更加广泛的统治构造的发展状况。

147 青铜鬶
清代的《西清古鉴》中有青铜制成的鬶的图示

另外，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璋、柄形玉器以及兽面纹铜牌等器物上刻画的兽面纹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地吸取了玉璋及兽面纹这类来自其他区域的祭祀用具及祭祀表现。另外二里头遗址属于A级的人们拥有柄形玉器和兽面纹铜牌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上刻画的兽面纹继承了刻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琮之上的神人兽面纹的传统。兽面纹在商王朝的二里岗文化期发展成形为饕餮纹。而在二里头文化中，人们通过在柄形玉器及兽面纹铜牌上加以兽面装饰，也许是为了引进与良渚文化同样的神政权力。但是，如图148所示，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通过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直接与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发生关联。而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看起来更类似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人面纹。

且不论其是否可信，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吸收了当地不曾存在的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通过第九章的论述，读者对此应当已有所了解。

148 兽面纹的比较
良渚文化（1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2瑶山2号墓出土的玉琮）、山东龙山文化（3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石锛）、二里头文化（4二里头遗址K4号墓出土的玉柄）、二里岗文化（5盘龙城王家嘴1号墓出土铜鼎饕餮纹）

这种吸收同时又是一种手段。即通过利用诸多区域的精神基底和信仰，以求回避此前社会组织发展的矛盾，从而完成进一步的社会进化。从多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吸收多样的阶层体制的维持装置，这种状况或可看做是超越此前首领制社会的王权的确立。被认为起源于西北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期也经常使用，这应当也是当时引进的多元性祭祀的一环。但是，以保证阶层体制的仪礼为基础建立的位阶制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逐渐成形，但广泛的位阶体制是否为二里头文化全体所共有，这个问题尚存疑问。从城市机能及仪礼体制来说，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一直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已达到拥有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然而这是否真的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

商王朝的出现

最新发现的大型都城遗址

如前所述，二里岗下层文化以后即为商王朝阶段。其间约五百五十年，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并非一直是其中心。此前以郑州二里岗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与以殷墟为中心的陶器编年之间存在着型式上的隔绝。两者的连续性如何说明的问题尚未解决。二里岗编年分为二里岗下层和二里岗上层，二者又各分为一期和二期。其中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相当于郑州白家庄期的阶段。

另一方面，殷墟也以墓葬的随葬陶器为中心进行了陶器编年的分期。目前殷墟文化大致分四期。殷墟因出土了甲骨文而闻名于世。甲骨文由董作宾根据其字体及内容大致划分为五期。按照甲骨卜辞中记载着的王名不同，武丁为Ⅰ期，祖庚、祖甲为Ⅱ期，廪辛、康丁为Ⅲ期，武乙、文武丁为Ⅳ期，帝乙、帝辛为Ⅴ期。甲骨文Ⅰ、Ⅱ期相当于陶器编年的殷墟文化二期，甲骨文Ⅲ、Ⅳ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甲骨文Ⅴ期相当于殷墟文化四期。

以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中“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南去邺三十里。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以及《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等记载，人们认为殷墟就是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都后的殷。但是，从殷墟出土的大部分陶器的年代都在第二十二代商王武丁之后。其间必然存在着年代差距。这个矛盾应该如何解释，曾出现过一些争论。

149 小双桥遗址
左边照片中所见的土丘处为版筑基坛，其横断面（右边照片）明显可见互层上堆筑的版筑痕迹

然而近年又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遗址。一处是在距郑州商城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发现的郑州石佛乡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规模巨大，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在其内部发现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青铜器铸造遗迹、人牲坑及动物牺牲坑等大量的祭祀遗迹。关于小双桥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是不同于郑州商城的都城或是相当于郑州商城副都的祭祀场所。但是小双桥出土的陶器属于比二里岗上层一期更晚的阶段，是郑州商城衰退之后的产物。

新发现的另一处遗址是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这是一处位于殷墟以北1.5公里处的都城。殷墟与郑州商城等遗址不同，这里不存在城垣，因此有人怀疑这里并非商朝的都城。在与殷墟相邻的北侧发现了一处东西宽约2150米，南北长约2200米的城垣，并在其内部发现了有宫殿遗存的都城遗址。

150 商文化的编年
各个器种的陶器从二里岗文化下层期至殷墟文化期，可看出连续的变化

在该处发现的陶器样式是小双桥遗址陶器样式的延续，同时又连续着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陶器样式。由此可知这种陶器样式弥补了郑州白家庄下层期至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曾经存在的年代空白，是相当于两者之间的年代的遗址。

根据这个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际根先生把从二里岗下层至殷墟的商朝时期划分为三期。即早商期、中商期和晚商期。各相当于图132所示的郑州商城（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小双桥遗址（白家庄期）及洹北商城、殷墟。

按商王的世系来表述的话，早商期相当于天乙（汤王）—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共五代九王，中商期相当于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小乙的五代十二王，晚商期相当于武丁—帝辛的七代九王。由此可知，第十九代王盘庚迁都的殷就是洹北商城，并且应该把洹北商城至殷墟一带看做一体。

而关于中商期的中丁至小乙时期，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这个时期迁都频繁，王权处于不安定的阶段。由此看来，小双桥遗址很可能是第十代王中丁迁徙的都城隞。

总之，商王朝的政治中心的移动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再到殷墟，在此将尝试把各都城时期的历史变迁进行还原。但关于唐际根等学者使用的早商期、中商期、晚商期的称谓在本书中将称为殷前期、殷中期和殷后期

[2]

。

早商期汤王灭夏，并在夏的中心地即伊河、洛河地区建造了都城偃师商城。这座都城正可谓打入占领地的一枚楔子，也可说是监视和统治夏朝臣民所必需的据点。在另一方面，同时期商朝南进的据点则是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南北长1870米、东西宽1700米的城垣围绕。今天在河南省的省会郑州的市中心依然保留着壮观的城垣。现在依然能在身边看到3600年前的都城，怎能不令人为之惊叹。

郑州商城是南北略长的都城，其中心地位于都城的东北角。与偃师商城的宫殿区一样，除宫殿外，还设有园池。宫殿和园池是东亚都城构造的原点，两者的存在说明当时王权已经确立。

从都城的大小来看，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更大。可以说郑州商城才是早商期的中心地即王都。而且在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下层期的前半段，在现在留存的城垣外侧还筑有外城。在南城垣以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一段东西向延伸约5公里的外城垣。这处外城垣的建造可说是类似于偃师商城由小城向大城扩建的动向，但其规模更加巨大。从这一点也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中心都城应为郑州商城。

而在二里岗下层期，除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外，还建有山西省夏县东下冯、山西省垣曲商城、河南省焦作市府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这些城址的规模如图152列表所示，如果以郑州商城为第一级别的话，偃师商城就是第二级，其他商城则可划分为第三级。郑州商城仅内城规模就大于偃师商城的大城，而在其内城外层更筑有外城，两者规模大小的差距显而易见。并且这些城址均建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之上，存在于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期，荒废于郑州白家庄期前后。这个时期也对大致对应着郑州商城的存续时期。

151 郑州商城

在属于第三级别的府城，中心宫殿是一座拥有中庭的四合院建筑，其样式较郑州商城及偃师商城的宫殿区更为简素。从这些都城出土的陶器群与周边的本地样式的陶器不同，属于二里岗下层、上层的样式。可以想见，这些城址正是作为殷人殖民地式进驻的据点建成，呈现着前线基地的样态。仅从上述具有商朝性格的都城的扩散来看，也足以说明商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展，也就是疆域统治的扩展情况，并且可以看出商朝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与二里头文化期相比，已发生了飞跃性的革新。

152 二里岗文化的城郭规模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先生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资料的分析，认为在王朝的首都“大邑”之下，从属着作为氏族邑的“族邑”，“族邑”之下又有众多小规模的“属邑”，构成金字塔形的累层构造关系，所以将之命名为“邑制国家”。如第八章所述，从聚落规模而言的阶层构造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出现在各地。松丸先生把新石器时代后期聚落间的阶层构造看做“大族邑”与“小族邑”的累层式的关系。相对这种关系，商王朝的王城是作为统合“大族邑”以下的聚落的存在而形成的。其模式是：以大邑（王城）［数百公顷］—大族邑［数十公顷］—小族邑［数公顷］—属邑的阶层构造构成的邑制国家。这样一来，就规模而言的聚落间阶层分化的标准就显得相当恣意且不明确。

即便是二里头文化期的二里头遗址，将之看作大邑（王城）也并无不可。那么二里头文化期是否已达到邑制国家的阶段呢？还有以巨大城垣著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寺遗址也并非不能称之为大邑（王城）。所以如果要设定历史时期的划分点的话，重要的是超越以往的区域群体的范围，并统合了聚落阶层构造的阶段。二里头文化期及其之前聚落间的阶层构造虽然已经明确，但其阶层构造是存在于向来的文化领域范围内的聚落间相互的阶层构造，并未显示出政治上的统合。在这个意义上，商王朝的城址正可谓向着具有政治意义的广泛领域的多层构造发生了转换。必须说这种情形正反映了作为古代国家的邑制国家的状况。

商王朝特有的墓制所采用的棺椁构造

那么上述阶段的精神基底又如何呢？二里头文化期体现于青铜礼器和白陶的位阶体系作为礼制在商朝时期可说是到达了定形成立的阶段。这就是以青铜彝器作为位阶体系的礼制。

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附近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相当于王墓的最高阶层的墓葬，所以关于墓葬构造上的阶层构造复杂化的问题在此无法做出精确描述。但是同样规范的位阶体系在层面上的扩展是显而易见的。同一的位阶体系也可说是通过青铜彝器的组合体现的位阶标志。如“问鼎轻重”的典故所体现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拥有的鼎的数量及其是否拥有其他青铜器，显示着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

曾担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用周代用鼎制度这个名称简洁地表述了上述历史。但是，通过青铜彝器将位阶制度加以制度化是商王朝阶段的事。夏王朝时期的青铜彝器仅发现于二里头文化这种文化样式的内部以及二里头遗址周边等极其有限的区域之内。在周边区域，有着以酒器为中心，通过白陶体现的位阶标志，但尚未拥有青铜彝器。并且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彝器大多仅限于爵、斝、盉等酒器。后来，在二里头文化末期的第四期，青铜彝器的分布扩散至淮河上游地区。这虽然可以说明二里头文化式的礼制的政治统治发生了扩展，但其范围依然处于以往的二里头文化领域之内。

153 商文化的青铜彝器
以二里岗文化的青铜彝器（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展示商文化的青铜彝器。青铜彝器主要有烹煮具（1鼎、2甗）盛食具（3簋、4盘），酒器（5斝、6爵、7觚、8盉、9尊）等。此外，商代中期以后用于盛酒的卣开始普及

然而在二里岗文化以后的商王朝，在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以及河北省藁城市台西遗址等相距遥远的地区，也可见到显示着同样规范的阶层标志的青铜彝器的随葬。并且其墓葬构造采用了二里头文化所没有的棺椁构造。礼制施行于广泛的区域内，并且是以商王朝为顶点施行，这说明比起二里头文化，该时期的礼制有着广域的组织上的联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领域化。

并且如果着眼于显示上述阶层构造的随葬礼器的器种来看，二里头文化期的器种构造的阶层化状况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期的状况更为类似。也就是说，上层阶层独占着爵、斝等酒器。

在另一方面，二里岗文化期以后商王朝的青铜彝器中显示阶层高位的是鼎、罍等器种。下层阶层仅有觚等部分酒器。这种身份标志如第九章所述，更接近于山东龙山文化期。由此可看出当时的礼制原理发生了变动，并且可以说其理念背景也不同于二里头文化期。

夏王朝的礼制则是以大汶口文化的身份标志为背景，这是因为夏王朝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这一带在大汶口文化后期有着曾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文化背景。在上述文化背景之下，当地文化以此为基础逐渐向王湾三期以及二里头文化期发展。夏朝的礼制就是在扎根当地的发展中产生的。而商王朝的礼制虽然也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精神文化，但却是以山东龙山文化期的礼制为其新礼制的典范。可以说是商王朝的起点即先商文化下七垣类型吸收了与其文化领域相邻接的山东龙山文化的礼制规范。自商代开始出现的饕餮纹也一样，如图148所示，与其说是通过二里头文化，不如说是直接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有着谱系上的关系。

由此看来，商王朝是通过吸收多元的精神基底，从而使得更广泛的区域文化及群体的管理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领域统治成为可能的背景在于，吸收了各区域固有的多种多样的精神基底，进而产生了在其上层建成以新的精神基底为底盘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性。

154 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
从棺椁墓中也可看出，盘龙城是二里岗文化期向南方扩展的前线基地

从上述观点来看青铜彝器以外的历史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墓葬的棺椁构造。棺椁构造在二里头文化中不曾出现，二里岗文化以后才被商王朝领域内的墓制所采用。棺椁构造是指在地下建造木室、再将木棺置于其中的墓葬方式。在新石器时代的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曾采用这种墓制作为标志。商王朝的墓制采用棺椁构造并用作地位标志，这个事实也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商王朝采用其他区域的礼制秩序的动向。并且暗示着商王朝与山东地区的关联远在夏朝之上。

也正因为这种背景，在商晚期，如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墓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出现了与商王朝有着紧密关联的地域首领。综上所述，可以说商王朝已经处于获得王权的阶段。

155 甲骨文
商代后期公元前1250年前后开始使用的文字。在龟甲或猪的肩胛骨上以细线刻画

就广域的区域统治这一点来看，青铜器所使用原材料的流通尤其引人注目。关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有一种使用荧光X射线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法。用这种方法可以由铅的同位素比值来推测其产地。因为铜矿石中含有铅，铅同位素比值所显示的产地也就是铜矿石的产地。这是别府大学的平尾良光教授进行的研究。

从该项分析的结果可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原材料出产于华北及黄河下游地区，而二里岗文化以后的商王朝的青铜器的原材料除了华北及黄河下游地区之外，还含有南方的四川省等长江上游地区所产的铜矿石。商王朝的青铜器的原材料来自广泛的区域，这个现象反映了商王朝的广域统治。

同样上述现象同样适用于货贝。货贝在二里头遗址也用作墓葬的随葬品，但是在商王朝时期货贝被更加广泛地用于墓葬。关于这类货贝，经熊本大学木下尚子教授的研究显示，很可能采集于中国东南部沿海。

在晚商期的王都殷墟，还发现了许多并非生息在殷墟附近的鸟类和兽类的骨骼。例如殷墟西北岗35号墓的象等，即相当于该类事例。此外，还有乌苏里熊、虎、豹、犀牛等兽类，也是外地向商王献上的贡品。问题是铜矿石及货贝等物品是通过怎样的过程进行流通的呢？而对出产这些原材料的区域，商王朝所支付的交换财物又是什么呢？总之，我们不妨做如下解释：这些外来物品是来自与商王朝有政治关系的区域首领的贡品，通过上贡这种王权体制，向王都聚集而来。利用这些资源，青铜器生产在商王的一元管理之下进行，因此商王朝能够把承担着礼制枢要的青铜彝器统一分配给属下各方。

支撑王权的种种牺牲祭祀

那么支撑上述王权的社会体制仅仅是前文所论及的那种决定身份标志的礼制吗？在相当于中商期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白家庄期小双桥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牺牲坑，可知当时牺牲祭祀十分盛行。牺牲祭祀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的祭祀方式，主要见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地区。但牺牲祭祀正式成形于商王朝，特别突出的是商晚期即殷墟时期的祭祀牺牲坑。

与祖先祭祀这种显示王权正统性的宫廷仪礼一起，夸示王权力量的牺牲祭祀是商王朝王权的要务。还有商王朝盛行使用的卜骨，以及为记录其内容而诞生的甲骨文也属于商王的祭祀仪礼。而祭祀仪礼又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的社会体制。京都大学的冈村秀典先生因此将商王朝称之为“祭仪国家”。我认为这个名称十分得当。

156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被认为是盘庚迁都后的都城，周边筑有东西宽约2100米、南北长约2200米的城垣，在其中央建有宫殿区。目前发现的有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一号宫殿规模宏大，东西宽173米，南北长90米。主殿有廊庑相联结，将庭院围绕其中，即所谓四合院样式。主殿前方及大门附近有人牲和动物牺牲的牺牲坑。在中庭很可能曾经举行作为宫廷仪礼的祖先祭祀等仪礼。

殷墟位于洹北商城的南侧，王宫和宗庙被洹河及环壕围绕其中。在其西北有王陵区，附近为后岗墓地，西南为郭家庄墓地，南面是三家庄墓地，西侧还有西区墓地等，这些王陵和墓地都以王宫和宗庙为中心分布。殷墟即由上述宗庙和墓地构成，俨然呈现出祭祀城市的形态。殷墟在武丁期以后开始正式发挥作用，盘庚以后共十二代商王，除最后一位辛帝之外的十一位商王有可能被埋葬于西北岗的王陵区。王墓因其形状被称为“亜”字形墓，从方形墓圹向四方延伸出四条墓道。墓圹内为棺椁构造，曾拥有丰富的随葬品，但大部分王墓都遭到盗墓者破坏。

157 西北岗1001号大墓
墓圹的四边分别修有墓道，平面图呈“亜”字形。亜字形王墓仅用于埋葬王者，也是王者的身份标志

西北岗的大墓并非都是亜字形墓，但刚好有相当于十一位王者的十一座王墓。其中四座分布在东区，七座分布在西区。商王以十干为名，因王名中带丁和乙可分为丁组和乙组。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认为，盘庚以后乙组的七位商王的墓葬相当于西北岗的西区，而武丁以后丁组的四位商王的墓葬则相当于西北岗的东区，说明曾经存在甲组和乙组两个世系。并由此推测西北岗西区最古的墓葬即1001号大墓就是盘庚的墓葬。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但是从目前的分期来看，1001号大墓相当于殷墟文化期二期，极有可能是武丁的墓葬，张光直教授的学说不能成立。1001号大墓的墓圹南北长19米，东西宽21米，深达10米。另外妇好墓作为武丁夫人的墓广为人知，虽然没有墓道，墓圹较小，仅5.6米×4米见方，但由于这座墓葬免遭盗墓，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0件，玉器755件。由此可以想见1001号大墓一定也曾拥有极为丰富的随葬品。

158 西北岗王陵区与祭祀坑

在1001号大墓的木椁周围出土了十二具殉葬者的遗骨。南墓道中还发现了五十九具头部被砍断的人骨。这些遗骨应该都属于人牲。王墓中不但有丰富的随葬品，还有许多殉葬者和人牲的遗骨。

西北岗王陵区的王墓群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在东区和西区各有1117处和104处陪葬墓及祭祀坑分布在王墓周围。全部的1221处墓中，分别有陪葬墓131座，人牲坑510个，马的牺牲坑20个，象的牺牲坑2个，等等。

人牲是指被同时埋葬的多具遗体，其中有的人骨被砍去头颅，有的人骨没有手脚。

被称之为“羌”的部族被捕获及被用作牺牲的记录可见于甲骨卜辞中。“羌”是指以畜牧业为生的人们，他们居住在与商朝相邻的黄土高原。我认为他们就是生活在长城地带北方系青铜器社会的区域内的人群。所谓人牲，就是通过把异族人当做牺牲，以促进群体的团结，同时提高王的权威。随着王权的进展，在另一方面这种敌视和歧视异族的意识也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组织的社会机能发挥着作用。

维持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的礼制，还有显示王权的正统性和权力的祖先祭祀和牺牲祭祀，如前文所述，这些祭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于各个区域。通过吸收统合这些作为社会组织的维护装置而存在的宗教和祭祀，才能以此确立统合广泛区域内的诸群体的王权。而且这种王权是把各区域的邑加以统合序列化，并通过祭祀仪礼将这些邑制国家统一起来。

159 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青铜器
铭文中铸有“亜長”的字样（1甗　2钺　3、4矛　5铙）

160 殷墟的遗址分布

而商王朝时期发展的青铜武器也成为以武力为统治手段的王权的维护装置。在殷墟屡屡可见随葬有大量青铜武器的墓葬。青铜武器是指钺、戈、长刀、矛、镞等。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彝器的铭文中有一个“亜”字。这个“亜”字被认为是商王朝的武官的官职名称。在这些随葬有大量武器的墓葬中，以殷墟花园庄东54号墓和郭家庄160号墓最为有名，它们很可能是武将阶层的贵族墓。这说明当时已经拥有以王权为背景的军事组织。

自古以来，国家大权以军事和祭祀最为重要，商王朝的王权就是凭着祭祀仪礼和军事来支撑的。并且为记录王权与神灵的对话而诞生了文字，由此进入了历史时代。

另外殷墟内的群体墓地也是显示各区域邑制国家的邑制单位的物证之一。例如殷墟内处于最低阶层的墓群是西区墓地。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墓葬在分布上趋于集中，同时因其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以及被葬者头部的方向不同又可以分为几个组群。可以想见各个组群分别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本的不同的氏族。并且可以认为在聚集了多个氏族单位的西区墓地内，其墓区应当也是由拥有一定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宗族所构成。商晚期的青铜彝器之上可见到被称之为族群记号的铭文，这是有共同的祖先祭祀的氏族的徽记即族徽。

上述宗族单位的墓地在殷墟之内形成，如前所述，其位置分布是以西北岗的王陵区为顶点，位居其下的是如后岗墓地那样，阶层属于第二等级的宗族墓地。宗族单位的墓地位置显然是依据以商王为顶点的金字塔式阶层构造而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距离王陵区较远的墓区，其所属宗族在家系上与王族处于较远的关系，同时在阶层上也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些氏族或宗族很可能是在商王朝的领域内掌管着城邑，他们的贡纳从各处城邑聚集到王都或商王手中。商朝的国都殷墟就是这样一座祭祀都市，在这里，聚居着支撑王权的宗族或氏族，不断举行祖先祭祀，并宣誓保持群体的统一。

夏王朝、商王朝的扩大

设想夏王朝的文化领域与统治范围

南山大学的西江清高先生把嵩山南北一带划分为畿内区域。这一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也是王湾三期文化以来的文化领域。他又把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别种类型的东下冯类型、南沙类型及下王岗类型称为二次区域。商王朝以后，商王朝的畿内区域扩大至属于先商文化的文化领域的太行山脉东麓，即河北省南部至北部，还有因其扩大而被取代的二里头文化领域即郑州和洛阳一带。而位于其外侧的区域则称为二次区域。具体说来即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北部、山东省西部、长江中游北岸地区、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西江先生自己也承认，上述畿内地域与二次地域的划分不过是一种假说，用作划分背景的社会及政治因素还不够明确。在此且沿用这种区域划分，并使用更为简便且赋予了领域观的名称，把畿内区域和二次区域分别改称为畿内和畿外。畿内和畿外指的是政治上的统治领域，前者意味着直接统治，后者意味着间接统治。

161 二里头文化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二里头遗址的直接政治领域即畿内，其周围分布着二里头文化的间接领域及畿外。畿外与其他区域群体即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领域相邻

即便前文的论述说明二里头文化即相当于夏王朝，夏王朝的领域依然是一个疑问。至少关于体现于青铜礼器和白陶的礼制中贯穿的阶层秩序仅限于畿内。尤其是体现于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直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即便是在畿内也仅限于其中心部分的伊河、洛河流域，直到二里头文化终末期，其阶层秩序才扩展至畿内全域。

162 三星堆遗址的铜牌饰和大甸子遗址的盉、鬶、爵　1、2铜牌饰　3盉　4鬶　5、6爵

那么畿内与畿外的关系如何呢？在畿外，应当依然存在着首领及区域的统治构造。这种统治构造承接着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河南龙山文化以来的区域群体的系统。这些区域首领与畿内的王保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应当还处于相互独立的关系。前文提及青铜礼器时说到礼制，而根据礼制形成的君臣关系在畿外地区并未留下形迹。

163 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直接统治领域即畿内，其外缘部分分布着间接统治领域即畿外

然而在畿外地区，有着产于中条山脉的铜、盐等原料，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材也非产自畿内。很可能这些原料都来自畿外，当时已有把原料自畿外集中到畿内的贡纳体制。

二里头文化进而超出畿外的范围，盉、爵等特殊陶器开始向外地扩散。例如在四川盆地和辽西都发现了这类陶器。在四川盆地，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出现了带有长流的酒器盉。这说明这一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影响。在这个阶段，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镂空铜牌饰也传入了当地。

在辽西一带，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敖汗旗大甸子遗址的墓葬随葬品中也可见到爵、盉、鬶等模仿二里头文化陶制礼器的陶器。随葬有爵、盉、鬶等特殊陶器的墓葬在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属于极少数，从其随葬品构成及墓葬规模来看，墓主应当是属于社会最上阶层的人群。在这里，承接着二里头文化系统的陶器如第八章所述，是显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物证，并且拥有这些显示着物主与其他区域拥有交流的物资，正可以显示物主在群体内的社会地位。这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交流水平。另外，承接二里头文化谱系的牙璋扩散到四川盆地以至广东及越南北部，也显示着上述交流的一个侧面。

商王朝前期与后期的统治范围

商王朝的畿内与畿外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较之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更大的扩展。商王朝的畿内指的应当是先商文化的范围以及包含着以往二里头文化的畿内的领域。在畿内建有王都郑州商城以及副都偃师商城。畿外则是指位于畿内外侧商朝间接支配的领域。弘前大学的岛邦男教授曾在甲骨文的研究中找到了“侯”、“伯”等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的名称，并推测出他们的所在地。

根据岛邦男教授的研究，名为伯、侯的区域首领的所在地位于今河北省北部和中部、山东省西南部、陕西省西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并推测这些区域相当于畿外，当地各自成立的区域首领从属于商王朝。那么这些区域首领应当有义务向商王交付贡纳。

164 被称为盔形器的制盐陶器
山东省利津县南望参古窑址出土

而在畿内，更筑造了城郭作为商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的据点。即前文曾提及的东下冯、垣曲、府城。这些城郭被筑造于此，为的是获得中条山脉出产的铜、铅矿石，而且很可能位于运送矿石的枢纽位置之上。这里也曾是二里头文化的人们移居的地点。

另一方面，盘龙城位于畿外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其邻近处有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遗址等铜矿及铅矿。盘龙城即是该区域出产的原材料的集散地。正可谓商王朝的一个前线基地。盘龙城遗址中虽有铸造作坊，但其作坊并无制造青铜彝器的痕迹，可以想见，这里很可能是制造铜、铅或锡的铸块的地方。商朝人迁移至此地，以其为基点，获得青铜资源等原材料并运往王都。其地位应当相当于商王朝的直辖地。

上述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加上如同商王朝前线基地的城郭构成据点式统治领域。这样的统治领域就是畿外。在据点式统治的据点即城郭中还发现了随葬有青铜彝器的贵族墓。墓主很可能是由王朝中心派遣的殷人贵族，而礼制的枢要青铜彝器则来自商王的再分配。

但是，在位于出产铜矿的铜绿山遗址及铅矿山附近的湖南省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发现了二里岗文化样式的陶器，说明当时这里很可能受到商王朝的影响，并直接有殷人往来于其间，而上述区域是位于畿外的周边区域。也就是说当时也能够确保来自周边区域的资源。这些周边区域之中，一定也出现了与商王朝敌对的区域首领。这就是甲骨文中提到的方国，它们也是商王朝的敌对势力。另外，也是从上述阶段开始，在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之下，周边区域开始出现青铜器，或是开始了青铜器的生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浅原达郎教授曾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二里岗冲击”。我认为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周边区域由于二里岗文化的刺激，完成了自立性的成长。

165 商代中期、后期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直接统治领域，周边为与其保有君臣关系的畿外，更外围存在着与商王朝保有交易网的各区域文化

符合这种统治构造的时期仅限于前述商早期。即相当于郑州商城最繁荣的二里岗文化期。在郑州白家庄期至洹北商城期的商中期，以盘龙商城为代表的城郭渐渐被废弃。当时正逢商王朝内部混乱、迁都频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登场的是与商王朝有着直接关联的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和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特别是后者，很可能与山东省利津县附近的一处烧制特殊陶器的窑址有关。这个窑址位于渤海南岸，其时期与大辛庄遗址相同。

特殊陶器指的是一种名为盔形器的厚壁尖底深钵形陶器。这是制盐时用来煎煮海水的陶器。大辛庄遗址很可能是被殷人作为渤海湾出产的盐等原材料的集散地而移居的据点性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大辛庄遗址是殷墟之外首次发现了甲骨文的遗址。

盘龙城城郭遗址是商早期从南方地区收集物资的据点性聚落，这里在商中期走向衰退，一方面是因为商王朝内部的政权问题，因政治形势不稳，不得不迁移王都。而在此之前在畿外受到支配统治的区域也渐渐不再是直接支配地。也可说是此前与畿外及其周边区域接触的区域的独自性逐渐加强了。从整体看来，也可以理解为商朝的统治领域渐渐向北部缩小。

与周边区域接触的这些区域的独立性变得显著的时期是在商晚期。即王都设于殷墟的阶段，或者说是出现甲骨文记录的阶段。例如以江西省吴城遗址为中心的吴城文化。这里在二里岗文化期由于受到冲击，包括陶器在内的文化受到商王朝的影响，其后逐渐完成了独立性的发展，以至于创造了独自的青铜礼器。距离吴城遗址二十公里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墓是一座与殷墟同时期的巨大王墓。墓中随葬有大量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礼器。

这一区域由于获得大量商王朝赠与的青铜彝器，反过来又向其提供资源，在这种与商王朝的统治保持着距离的同等关系之中，两者进行着资源与制品的交换。并且这些来自商王朝的青铜彝器被赋予与商王朝本来的礼制不同的概念，成为当地的区域首领所必需的威信物。另外，在与商王朝的交流中，这一区域终于获得了制造青铜彝器的技术。就这样，地方性的青铜彝器生产成为可能，在新干县大洋洲墓中，这类青铜彝器被用作了随葬品。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难波纯子女士所说的华中型青铜器。虽然制造地点尚难以确定，但这类青铜器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自主生产的，并且已转变成为当地的威信物。虽然与商王朝的青铜器礼制体系不同，但通过模仿商王朝的大型青铜彝器，当地开始生产青铜彝器。

上述物质文化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地出现了政治独立的新动向，同时这些区域也获得了来自商王朝的青铜彝器的赠与。这也说明在与当地的赠与关系之中，作为交换条件，商王朝的意图在于获取原材料。

商王朝西部的情况又如何呢？位于西安附近的陕西省老牛坡遗址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至商晚期与商王朝的交流十分深厚，因此被认为是顺服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的遗址。这一带可看做是商王朝的畿外的区域。在该区域的外缘地带，是被称之为先周文化的区域，居住于此的周人后来建成了周王朝。另外，还有位于老牛坡遗址西南的陕西省固县的青铜器文化遗址群。这里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后，得以生产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

166 三星堆遗址
1986年　在城郭中央南侧的小丘三星堆发现了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也形成了成熟而特别的青铜器文化。三星堆遗址是上承龙山文化期的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区域文化，通过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再加上二里岗冲击的影响，在晚商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文化。

发展了独特青铜器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以北约四十公里处的郊外。是一座包围在东西宽1600—2100米，南北约2000米的城墙中的城郭遗址。

167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三星堆博物馆藏）
以突出的双眼为特色的巨大青铜面具是三星堆青铜器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

168 太阳形器（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通常认为这是一种模仿太阳的形状制成的饰物

城郭的建造年代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三星堆第二期。其主要居住年代是相当于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期的阶段，称为三星堆第三期和第四期。在此期间独特的青铜器文化开出了璀璨的花朵。

1986年，三星堆的城郭内部发现了两个土坑，从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两个土坑建于遗址的终末期，很可能是某种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均为尊、罍等大型器，商王朝的青铜彝器是其原型。从制造年代来看，应当是在相当于商晚期的三星堆第四期。另外，一部分青铜容器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商晚期独自制造的华中型青铜器。

重要的是，这些拥有商王朝规范的青铜礼器是在三星堆遗址当地制造的。并且这些青铜器的制作规范与其说是直接引进自商王朝，不如说是通过长江中游地区的商朝系青铜器引入的可能性更大。有学者根据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很可能利用了长江上游地区的铜矿石和铅矿石。并且当地的铜矿石很可能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地带通过长江中游地区的区域群体，在商晚期被带到了商朝境内。

这些资源与用作其交换物的青铜彝器这种威信物，两者的交换关系在商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可以置换为长江中游地区与四川盆地的关系。同时也可做如下解释：超出以商王朝为中心的畿外的周边区域的关系网发生了多重性的扩展。

此外，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双目突出的特殊的人物假面和人头像，还有高达2.62米的人物立像，4米高的巨大神树等，可见当时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青铜器文化。这些青铜器因此被称为令人惊叹的三星堆文化。然而三星堆文化的生成过程首先要放在前述以商王朝为中心的关系网之中来看才易于理解。

近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被认为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当地的政治中心。这里出土了大量承接着三星堆遗址的谱系的黄金制品和大量的象牙，令人叹为观止。金沙遗址应当包含于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十二桥文化，反映着区域文化更进一步的独自发展，同时也处于对应着商周过渡期的区域文化的潮流之中。

综上所述，在商王朝的体现于青铜彝器的礼制体系及其影响之下，在实现了政治上自立的周边区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体。这些周边区域是商王朝的物资供给源，商王朝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并非朝贡关系，而是一种与实现了自立的区域间的物流关系。

上述区域虽位于畿内和畿外的范围之外，但却与商王朝处在保有一定关系性的联结关系之上。同样，汉代的王畿与诸侯也可以对应这里所说的畿内与畿外的关系，而与位于诸侯外侧的外臣的关系则应当可以对应这里所说的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结关系的扩展为后来周王朝扩展以及秦、汉王朝领域扩大提供了前提。

[1]
殷，中译本依照中文习惯译为“商”。

[2]
殷早期、殷中期和殷后期：中译本按照中文习惯，依然使用“早商期、中商期，晚商期”的称谓。

结语

初期国家的形成

读到这里，读者对商王朝这个古代王朝应当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商王朝利用祭祀仪礼，更利用身份秩序即礼制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宗族和氏族组成的安定的阶层构造，并建成了以贡纳体制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其背景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前，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的组织化的逐渐进展。

在农业社会之中，社会组织的单位即农业的经营单位，这是以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进入农业社会后，社会单位从原先的双系式共同体转向以父系为中心的父系家长制家庭。所谓农业社会，基本上是指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以粟、黍农业和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

农业社会的各个区域因自然环境及地形环境不同，又可划分为多个区域文化。这些区域文化有着各自的固有特性，并在进化速度上多少存在一些时期上的前后差距，但总的说来，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它们都完成了从前述共同体向着以父系家长制家庭为母胎的阶层社会的转化。并且随着以父系家长制家庭组成的氏族为母胎的首领制的出现，又出现了为使社会阶层构造趋于稳定的世袭首领制。

在率先出现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中游地区，确立了通过祖先祭祀来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的宗教祭祀。并且作为农业祭祀的动物牺牲以及促进社会组织团结的人牲等祭祀活动也开始盛行。

而在同样属于粟、黍农业社会、具有发达的父系家长制的黄河下游地区，为了维持阶层化社会中的身份秩序，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开始确立，并创造了祖先祭祀之时用来象征各氏族的族徽等。

在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发展形成的稻作农业社会，太阳信仰成为共同体的组织基础，同时在阶层化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凭借太阳神的威信而确立的首领权。这些首领通过玉琮或玉璧与太阳神“对话”，因此得以在太阳神的庇护之下行使权力。正是通过行使凭借神力的神政，社会组织及生产组织才得以顺利运营。

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上述各自发展成形的各地农业社会之中，由于各地域之间的交流关系的扩大，不仅发生了物资交换，更出现了精神生活交流的社会阶段。这无非是通过引进其他区域的宗教祭祀这种精神生活上的社会体制，其目标在于追求更大程度的社会进化和复杂化以及各群体更大程度的统合。

而另一方面，在各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建筑物，反映出近乎古代国家的强有力王权的首领权的提高，也反映出物质文化的发达。虽然有的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初期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古代国家。的确，国家的定义或社会进化的定义都是相对的，并非是用一套绝对的人类进化的发展规则就能够衡量。

在东亚之外，世界各地关于各自区域的初期国家形成过程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但我认为，通过与世界的其他区域进行相互比较，根据社会进化上的要素是否具备来定义东亚的初期国家并无太大意义。若问我个人的立场，我更倾向于站在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角度来进行讨论，但在此我仍然希望能从东亚或中国大陆的特殊性当中来解明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观点，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在农业社会各区域中，虽然可以确认首领权的绝对确立，但其社会发展自此却出现了崩溃。并非超越此前的社会单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首领权。这样的情况绝不存在。或者说虽然在区域社会内部，首领权一度曾达到可以建造大规模建筑物的水准，但维持其系统性的首领权并未能维系于同一氏族内，而只是在现象上体现出不稳定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究竟能不能称得上初期国家阶段呢？不得不说，其状况依然停留在首领制社会阶段。

关键是新石器时代之后的阶段，即以往传统的时期划分所说的青铜器时代开始期二里头文化阶段，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

这个阶段相当于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时期。如前所述，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应当就是指二里头文化的政治势力。

然而即使文献史料中所说的夏王朝就是二里头文化，当时社会在历史性发展阶段上是否达到可称为初期王朝的阶段呢？关于这个问题如在第十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应当加以慎重对待。二里头文化期体现着向来区域社会在政治领域内的区域统合以及区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把前述维持农业社会各区域的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从其他区域不断引入的阶段。

农业社会各区域各自形成的社会维持体制即宗教祭祀，实际上如果一成不变的话，随即也会成为难以维持的体制。为了社会组织更进一步的发展，必要的是，统合上述各区域的社会维持体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的维持体制。关于这一点，二里头文化可说是获得了成功。这种维持体制可以看做是社会进化上的新阶段。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作为礼制的引进，一是采用了已存在于当地大汶口文化的身份标志即酒器，另外还在其中加入了“乐”这种当地的阶层标志，从而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

关于作为身份标志的酒器，通过采用青铜这种在当时社会中具有贵重价值的素材来制作，新的阶层秩序的革新得以完成。

引入上述阶层标志及礼乐的祭祀行为应当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氏族间相互确认同族同宗关系的场合。如在二里头遗址所见，其祭祀空间设置在都城内的固定场所，同时宫殿与墓葬被一体化，成为祭祀祖先神祇的场所。应当就是这种宫殿内的祖先祭祀作为一种宫廷仪礼，逐渐走向了制度化。

在此阶段，形成了上述新的社会组织的组织原理，并吸收来源于其他区域社会的维持体制，就这一点来说可看出划时代的意义。但是采用了这种社会装置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并未超出此前的区域社会的范围。

夏王朝以属于河南省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的社会领域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虽然夏王朝有过直接统治，但除了同样被认定为二里头文化的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其他各区域的首领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想见是一种向夏王朝贡纳资源的近似同盟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夏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张还十分有限。如果注重这一点，就可说夏王朝在政治上的社会进化还未达到确立强有力的王权的阶段。二里头社会进化上的界限即在于此。二里头文化期处于王权的形成期，我认为应将其定位为初期国家形成期或萌芽期。

正式的初期国家阶段始于商王朝的统治

而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期的商王朝则可说是首先发展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维持体制，并吸收了更为广泛的区域的宗教祭祀。那就是体现于青铜彝器的礼制的确立，以及为祖先祭祀而盛行的动物牺牲及人牲。还有以王权代替神力的占卜行为和记录其结果的文字的出现。也就是说，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着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这样的初期国家阶段才是超越了以往区域社会的框架，并在政治统合及领域统治上有所进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具备了作为国家的格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如果从其领域扩张的侧面来看，商王朝的直接统治领域即畿内已把夏王朝的直接统治领域包容在其中，并远远大于后者。并且畿内外侧的二次统治领域即畿外的领域也扩大了。

商王朝在畿内的二里头文化期的政治经济据点上设置城郭，又在畿外建设了用作物资集散据点的城郭并派遣殷人管理，进行据点式的统治。

商王朝的这种资源与物资向商王集中的方式，是一种贡纳与再分配的互酬体系，即各方向商王贡纳资源与物资，作为相应的报酬，商王又把青铜彝器作为位阶标志进行再分配，就这样确立了一元集中型的贡纳体系。正是通过这个转换，商王朝的各种物资才得以集中到政治统治的领域之内，或者说以上述区域为媒介，各种物资才得以聚集到王都。

例如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和铅等，根据近年来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知，这些被集中到王都来的原材料产自多个不同的区域。除了夏王朝时期据推测出产于中条山脉及陕西省南部东龙山附近的铜矿石之外，作为原材料聚集于商王朝的可能还有产自铜绿山等长江中游地区的铜矿山的矿石，更有与三星堆的青铜器有着同样成分产自四川省南部的铜、铅矿石。

中商期以后，商王朝的统治权稍有衰退，畿外的领域日趋缩小，王都也被迫迁移。尤其是早商期建成的畿外的据点城郭被逐渐废弃。在另一方面，山东大辛庄遗址及华北北部的藁城台西等新的间接统治区域即畿外区域却有所扩大。也就是说出现了畿外区域的重新组合。

该阶段以后，尤其是在晚商期，面向畿外范围之外的周边区域的首领，商王把青铜彝器作为威信物赠与他们，或是通过提供青铜礼器的制作技术，以确保资源及物资的来源。也就是说，在统治权缩小的同时，在与保有近乎相对同等关系的周边区域的首领之间的交易中，也实现了资源的确保。

至此阶段，诞生了受到商朝青铜器文化影响的华中型青铜器、吴城文化（新干县大洋洲墓）、城固青铜器和三星堆文化。

商朝后期，在上述统治构造的变化之中，同祖同族关系被作为王权的基底进一步得到强调，在各区域拥有统治根基的各氏族及宗族不得不聚居于王都，祭祀活动中以王权为中心的组织上的纽带由此得到了保证。其结果是，在殷墟这座祭仪都市中作为族群的墓地在空间上被规定了位置。墓地空间以王墓为中心，隔着祭祀坑及宗庙等祭仪空间，以金字塔构造向周边分布，距离王墓越远，其氏族地位也越低。

正是这种序列化的墓地的位置关系使我们可以重新确认墓主在世时在氏族、宗族所处的社会地位。在王都殷墟通过祭祀及埋葬活动而进行的正是社会的再生产行为，社会因此得以维持。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特质。从以上特质来看，我们可以把商王朝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初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名为中华的思想方式

上述关于中国向初期国家发展的历史也正是以粟、黍农业社会与稻作农业社会为基底的史前社会向着统合化发展的历史。换言之，也可说是农业社会的发展史。

而文字这种在社会组织的维持上有着重要作用的社会体系的登场，正体现了社会向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的转换，不容置疑，迎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上述社会进化发生在农业社会内部，原因在于农耕这种必须要求群体组织化的劳动形态与农田的牢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被作为生活样式保持下来。在这里必须认清的一点是，上述社会进化只是在农业社会内部的社会进化。

实际上，其后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尊崇和尊重自身的来历，进而重新确认自身的现在，这种国家主义式的思想方式对社会组织的再认识以及组织的扩大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与出现于近代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其起源和性质上略有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

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与此同时，关于本书所涉及时期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单纯地把前面所述的向着初期国家发展的农业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看成是显示中国大陆或东亚历史的规律。

关于史前时代的历史变迁，农业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生态适应产生的，这种生态适应发生在属于生态系统周边的区域，但农业的出现决不意味着这种适应本身的先进性。这是本书一直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

同时，初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量远不及仅以狩猎采集就能维生的社会，或者说其生产能力很可能并不稳定。

但是，随着其后的群体组织趋向紧密的变化中所见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终于形成了明确的平面划分。进而在农业社会的北缘地带，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农业社会诞生了新的畜牧型农业社会。这种畜牧型农业社会以专门发展畜牧的生产方式，形成了游牧社会。

中国史前社会，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正是以因现在的欧亚大陆可见的生态域不同而形成的生产能力的差异为背景，人类群体的差距开始出现的阶段。热带地区为狩猎采集社会，中纬度地带为农业社会，中纬度北部至高纬度地带为游牧社会，高纬度地带至北极地区为狩猎采集社会，现在的这种社会平面划分可以说是早在史前社会就已开始了。

根据其后的以物质文化的发展为背景的社会进化，或者说是位于这种社会进化的延长线上的文字记录的历史，我们时常把农业社会置于中心来解明历史，思考历史。前文所述的在中国的发展至初期国家的历程也正是发生于上述农业社会中的动向。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此中还存在着热带地区以及北极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而且对从农业社会分化而来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及游牧社会的历史也必须加以重视。

特别是从农业社会的北缘分化而出的游牧社会，其历史就是内陆亚洲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同时内陆亚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互相连动的历史。从这种历史性的发展来看，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对我而言，在把中国史或是东亚史全体作为论题的时候，这种历史观难免失之偏颇。

从中国通史的角度看两条文化轴

在此之前，有人一直在呼吁，有必要把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历史变迁加以全面考察。并把虽处其中、属于农业社会的汉王朝等中华历史作为核心，从中心与周边对比的视点来考察东亚历史，由此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类研究一直备受瞩目。但是，仅以这种中心与周边的观点来谈论东亚史究竟是否妥当呢？或者说把中国史放在以中华为核心的、中心与周边的区域间关系的角度来观望其所有方面是否妥当呢？

然而，如汉王朝以后的历史发展所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是来自内陆亚洲的各民族王朝南下与汉族发生融合的历史。最主要的例子，有北魏、金、元、清等。在内陆亚洲，一直存在与农业地带相异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不断重复着南下融合的历史。这种动态的局面才是中国基本的历史大动脉。

即便上溯至史前时代，如前文所述，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的接触对其相互的社会进化都起到了重要的起爆剂的作用。就像美国的东方学者费正清曾在其遗著China: A New History
（《中国新史》）中，尤其重视中国历史进程中汉族与内陆亚洲各民族的关系一样，我们对于上溯至史前时代，对汉族与内陆亚洲各民族，也就是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的相互接触也应给予重视。

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即便是在本书所论述的史前社会，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中国大陆的北方与南方这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这两条文化轴各自的特点是，北方时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有交流，而南方的文化轴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以及缓慢的物质变化。并且在各自的文化轴的周边区域出现了农业，其主体分别是北方的粟、黍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与扩散，两类农作物逐渐融合，其融合过程可见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并且这种融合不仅是在生业经济上的融合，而且在用以维持社会组织的精神基底上也实现了融合。通过这种融合，社会群体作为农业社会，其统合组织程度日趋强化，终于诞生了夏王朝及商王朝等初期国家。这一系列的过程可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南方的文化轴的发展进程。

另一方面，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在农业社会的北缘区域即长城地带，逐渐以从农业社会分离的形式，诞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长城地带至内陆亚洲一带开始出现与商王朝不同的、以青铜短剑为中心的北方青铜器文化。相对于商周社会，长城地带至内陆亚洲一直以来都分布着不同的青铜器文化，应当可以用旧石器时代以来所见的两条文化轴来解释这种状况。

也就是说，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至商王朝时期的两条文化轴的交流之中，在南方的文化轴一方诞生了小麦、青铜器、车马等物质文化。另外，如第十章所述，完成了商王朝这个初期国家的王朝，其诞生母胎是二里头文化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其位置也处于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灭亡了商王朝的周王朝。成立周王朝之前的周族，其据点位于周原，周族的文化样式也正好位于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

在包括史前时代在内的中国史中显现的两条文化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视点。我们往往动辄把眼光投向自农业社会诞生的初期王朝或初期文明，但是对于位于没有文字的内陆亚洲的文化轴的历史重要性，我们也应加以关注。上述历史潮流经过商周社会，继而在南方的轴线上相继诞生了统一的秦朝和汉王朝，在北方的轴线上诞生了匈奴游牧国家。而它们的相互接触在中国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读者对此一定非常了解。

另外，从这两条文化轴来考察中国大陆的视点，在考察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史前社会及古代历史的时候也十分重要。

东京大学的西嶋定生名誉教授一直以来对于东亚历史的观点是站在区域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东亚历史，即通过册封体制这种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周边国家及周边首领从属于中国王朝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间关系。也就是说，用中心与周边的概念来讨论东亚的历史。但我认为，作为超越这种东亚历史观的东亚史前史和古代历史观，前述两极构造式的历史观非常重要。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禹

传说中夏王朝的始祖。尧、舜当政时期，发生洪水，禹的父亲鲧奉命治水，却遭失败。禹继承父业，治水成功，即著名的“大禹治水”神话。春秋时代中期的青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已有关于禹的记述，由此可知，禹的存在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广为人知。同属春秋时代的“叔夷钟”及“叔夷镈”的铭文中也出现禹和夏王朝的记述。然而此时禹尚未被看作夏王朝的始祖。在战国时代，各诸侯为显示其正统性，才开始把禹与夏王朝的始祖联系在一起。此说得以完善成立应当是在汉朝。

汤王

消灭夏王朝最后的国君桀，成为商王朝最初的国君。

甲骨文称其为“大乙”，被证实为实际存在的君王。据记载，商汤灭夏王朝后建都于亳。今河南省偃师商城即西亳的观点较为可信。一些学者因此认为，距离偃师商城仅六公里的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夏王朝的国都斟鄩。

中丁

商王朝的第十代国君。据《史记》记载，商朝中期中丁之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兄弟之争，乱世延续了九代。在此期间，商朝统治范围内的诸部落首领也停止了朝拜。随着商王朝势力的衰退，中丁把国都从亳迁至隞。学界认为，商王朝前期的国都亳即郑州商城。从该遗址可看出，迁都之时曾有动乱发生。遗址的窖藏之中，埋藏着大量青铜彝器，诸如巨大的方鼎等王室祭器。这些青铜器窖藏应为紧急避难之用，然而其后商王朝并未将之再度取出。另一方面，关于隞的位置，有学者认定是郑州郊外发现的小双桥遗址。

盘庚

商王朝的第十九代国君。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将国都迁至殷。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以及考古学研究成果，殷位于今安阳小屯的观点已成定论。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的年代推算，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盘庚迁都的位置应该是在殷墟近旁的洹北商城。

武丁

商王朝第二十二代国君。殷的甲骨文即始于武丁的时代。从文中内容来看，可知该时期商王朝曾为镇压北方异族进行了战争。另外，甲骨文中还可见妇好为武丁之妻的内容。1976年在殷墟发现了第五号墓，发掘出土的青铜彝器的铭文中有妇好的名字。因此断定该墓的墓主为武丁之后妇好。历史记载的实名与遗迹考古学调查达成了一致，这样的事例非常罕见。

历史关键词解说

新石器时代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J·卢伯克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他把新石器时代的起点置于末次冰期末期，也就是更新世向全新世转换的时期。由于生存于更新世的猛犸、大角鹿等大型动物相继灭亡，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些环境变化，人类也采取了适应新环境的对策。人类对植物类食物的依赖逐渐加深，生活形态也从游牧转向定居。卢伯克还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物质文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磨制石器的出现。然而该基准并非适用于全世界。在亚洲东部，人类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物质文化的改变应该说更体现于陶器的出现。

扩大家族

指作为家庭单位的基本家庭扩充后，形成包含数对夫妇的大家庭。复合家庭的形态之一。

半族

部族等社会群体将被分为各具机能的两个群体时，两个群体各自可称为半族。多数情况下伴随着在半族间缔结婚姻关系的外婚制。

双分制

指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分别形成关系互补的两个群体或两个范畴。半族群体可称为双分组织的典型例子。另外，也指根据男女、左右、东西这类象征性的二元概念，将人所在的世界一分为二，使之形成两相对立的组织形态。

威信物体制

把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性的某物作为媒介以维持社会阶层关系的社会体制。起初多把地域间的交换物看作社会群体内的特殊物。并以此来保证管理该物的首领的社会地位。后来，这类特殊物品即威信物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物，转而由首领集中管理。而后，管理威信物的首领不但将之赐予下属，同时也分配给隶属自己的其他群体首领，因此形成较为稳固的政治关系，使政治阶层构造更趋稳定。在二里头文化以及殷文化中，青铜彝器、玉器等即相当于此。

首领制社会

通常以世袭决定首领。首领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臣民以进贡的形式将生产资料集中交由首领管理，首领再将之再分配给众人。人类学的文化进化论学派依据E. R. 塞维斯的学说，将社会进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血缘家族社会、部族社会、首领制社会和初级国家社会。首领制社会是平等的部族社会与初期国家之间的中间发展阶段。

初期国家

指古代国家的初期形态。据E. R.塞维斯所下定义，初期国家拥有以王为权利至高点的贵族、平民、奴隶的阶层制度，并有维持王权的官僚组织或祭祀者，或已确立根据供奉制度而生的税制。已有都城或宫殿，人口规模在两万人以上。这个定义并非适用于所有地域的初期国家。为了确认各地的发展阶段，解明初期国家阶段在该区域内具体属于哪个历史阶段非常重要。

放射性碳素断代

大气中的氮因放射线的影响，会变化为不安定的同位素碳十四。碳十四每隔5730±40年减少为原有量的一半（其半衰期当时被认定为5568±30年）。这是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W. F. 利比发现的。利用该理论，通过测定木炭等有机物的放射性碳十四的减半率，便可测知其生成年代。生物一旦死亡便停止呼吸，其碳十四的量就只能按衰变规律减少。因此只需测出其中碳十四减少的程度，便可推算其死亡年代。在考古学领域，大多通过文化层内的木炭及碳化种子的年代，借以断定该文化层的年代。

树木年轮校正

根据放射性碳素年代来测定年代的先决条件是：大气中的放射性碳十四总是保持着某个定量。然而这个条件并不完全成立。近年来，根据树木的年轮来测定绝对年代的树木年轮年代学日渐发展，可知同一资料的树木年轮年代和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存在着相当的误差。树木年轮校正即根据这个误差值来校正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结果，以求更接近实际年代。

AMS

加速器分析装置。使用该装置，即便只有微量的碳素也可在高精度的状态下进行测定。过去无法测定的微小碳化种子等也因此得以进行年代测定。近来的年代测定已普遍采用该装置。

周口店遗址

由J. G. 安特生于1918年发现的遗址。北京西南周口店第十三地点、第一地点、第十五地点为前期旧石器文化层，山顶洞为后期旧石器文化层。从处于下部更新世层的第一地点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化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D·步达生等学者考察后，北京人的头骨化石神秘消失。二战后，裴文中等学者在考察中再次发现了猿人化石。但是关于猿人使用火的痕迹，疑为火灾等其他原因所致。

裴李岗遗址

位于河南省新郑市。为公元前六千年左右的墓地遗址，尚未发现聚落遗址。女性墓中的随葬品有磨盘、磨棒等用于加工粟黍的用具。男性墓中，有用于农耕的石铲和用于收获的石镰，可见因性别而异的丧葬习俗。裴李岗遗址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粟黍农耕社会的存在，因而成为裴李岗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仰韶遗址

由J. G. 安特生于1921年发现。位于河南省渑池县。是以彩陶器形成的彩陶文化的标志性遗址。安特生认为，彩陶起源于西亚，经中亚阿诺文化的流布，将彩陶传至中国。他因此十分重视位于中间地点的甘肃彩陶。然而现在甘肃彩陶被认为是仰韶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中国的彩陶起源于中国，这是现今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姜寨遗址

位于陕西省临潼县。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文化堆积以半坡类型到史家类型为中心。遗址于1972—1979年得到全面发掘，由此可知遗址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姜寨一期包括有壕沟环绕的聚落及其周围的墓群。聚落及周围墓地得到充分考察的事例在中国尚不多见。1954—1957年发掘的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也属同时期的聚落遗址，虽然该遗址大部分经过考察，但是像姜寨遗址这样包括墓地在内的聚落整体情况得以解明的案例则更有意义。姜寨二期聚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改葬的群体合葬墓的墓地。

大汶口遗址

位于山东泰安。是代表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遗址。1959年，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墓地得到发掘，大汶口文化社会的特征得以解明。随葬品中的彩陶、白陶、黑陶尤其具有艺术价值。1974年和1978年，又对位于大汶口遗址以北的大汶口前期以及更早期的北辛文化期墓地进行了考察，很可能有聚落存在的遗址中心地点现今流淌着大汶河，其详情不明。

城子崖遗址

位于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相对，这里的文化以黑陶为特征，因地名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0年，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为核心，在此进行了发掘考察，发现了城垣等遗迹。当时未能将其认定为龙山时期的城址。1975年，在河南省登封市的王城岗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期的城址之后，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再调查，此地才被正式确认为山东龙山文化期的城址。

朱封遗址

位于山东省临朐县的山东龙山文化期大型墓葬。其中1986年发掘考察的一号墓，其墓圹东西长4.4米，南北宽2.5米，深1.8米，内部建有木椁结构的墓室。木椁分两层，木棺安置于内层。与木棺一同安置于木椁内的还有大量被称之为边箱和脚箱的大量黑陶及其他陶质的随葬品。另外，在202号墓中，从木棺内墓主的头部发现了玉簪。由木椁和木棺构成的墓室与后来商周时代的贵族墓及王墓的基本墓室构造相同，很可能是其早期的形态，因此备受瞩目。

河姆渡遗址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在1973年至1974年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稻壳、稻梗及稻叶。证明早在公元前五千年此地已有稳定的稻作农耕。另外，其“干栏”式建筑遗迹以及位于沼泽地附近的聚落构造相异于别处，因此备受瞩目。从该处的低湿地遗址还出土了水稻以外的多种植物遗体及动物骨骼，为复原当时的古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另外，该处出土的漆器和玦装耳饰用作与日本绳文文化的对比也具有启发性意义。

良渚遗址群

位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遗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良渚镇进行了试掘考察，并断定这里属于黑陶文化的遗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分布于良渚镇以及相邻的瓶窑镇、安溪镇，各遗址形成功能性的组合。这些遗址总称为良渚遗址群。以莫角山遗址的巨型祭坛遗迹为中心，周围分布有反山土墩墓、汇观山土墩墓、瑶山土墩墓等。其周边又广泛分布着玉器作坊等聚落遗址。另外，遗址群北部还存在着估计是用于防御洪水的土垒。从反山土墩墓等各土墩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钺等大量玉器随葬品。

石家河遗址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建成于屈家岭文化期的城市遗址。城址规模巨大，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1000米，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遗迹。遗址由邓家湾遗址、谭家岭遗址和三房湾遗址等多处遗址构成，石家河遗址为其总称。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出现的石家河文化即得名于此。石家河文化中出现瓮棺葬这一特殊的成人墓葬形式。瓮棺墓内的随葬品有鹰形玉笄等以人物像和动物像为特征的玉器。这些使石家河文化独具特色的玉器超越了石家河文化的领域，也见于陕西省北部的石峁遗址以及二里头遗址等。

陶寺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期的大规模城市遗址。墓地群首先被发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首领墓葬内随葬有石磬、鼍鼓以及漆器等，表明该墓葬已有明确的阶层化。其后又在墓地周围发现了巨大的城墙遗址，可知城址内聚落与墓地已有明确规划。从墓地还可看出首领及其下属贵族阶层的存在。居住区内上流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居住区划也有明确区分。另外，还发现了手工作坊的存在。城址在小城基础上经扩建形成了大规模城市。规模最大时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1800米，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属最大规模。在城址规模尚小的阶段，墓地位于城外，发展至大规模后，墓地被规划在城内南部，同时还设有观测天文的观象台。该城址在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受到暴力破坏，导致城址衰退。

二里头遗址

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的二里头村。因处于河南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过渡期而备受瞩目。二里头文化因之得名。属于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否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学界就其可能性开展了热烈的争论。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宫殿遗址内以及从墓葬中出土的爵、斝等青铜礼器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初期王朝期的可能性。目前在位于一号、二号宫殿下方的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地层，又发现了宫殿遗址，并且还发现了围绕一号、二号宫殿的城垣和道路区划。因此可推测其作为宫城的功能。其都市构造也逐渐得以解明。

二里岗遗址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内。1953年得到发掘考察。考察可知其文化内容与殷墟遗址属同一系统，但时期更早，因此被命名为二里岗文化。其后在郑州市内人民公园遗址的考察中，又发现该文化与殷墟期虽属同一系统，属于殷商文化，但在时期上更早，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期。二里岗文化的层位被划分为二里岗下层与二里岗上层两个时期。进而又各细分为二。其中二里岗上层后半期以郑州白家庄遗址为标志，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独立划分为白家庄期。也有学者把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划分为商代前期，把白家庄期以后看作商代前期。

偃师商城

位于河南省偃师县。是属于二里岗下层期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的城址。为商代前期的城郭遗址。距离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学界就其性质展开了各种讨论。偃师商城也可见小规模城址向大规模城址的扩大过程，整个遗址分为大城和小城部分。小城的建设时期尚无定论，较有力的观点认为，其时期可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后半阶段。许多学者据此观点认为，偃师商城即商汤建立的都城亳。总之，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的文化内容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其差异性往往被解释为与商王朝和夏王朝的兴亡有关。

郑州商城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殷商前期的都城。兴盛于二里岗下层期至二里岗上层前半期。是处于二里岗文化核心的都城，极可能是殷商的国都。城垣规模巨大，东南两垣长1700米，西垣长1870米，北垣长1690米。城内东北部为宫殿区域。后又发现城外还有外城环绕。在内城北侧和南侧分别发现了制铜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另外在内城外侧，还分散有制骨和制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其都市机能已十分明显。在内城外侧还发现了三处埋藏青铜彝器的遗迹。从中出土了巨大方鼎等大量青铜彝器。学界认为这是伴随城址的衰退而建的埋藏遗迹。

盘龙城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是与郑州商城大致同期的城市遗址。城郭呈方形，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长260米。城内有大型宫殿基址。城外有普通居民的生活遗迹以及手工作坊遗址。还有分布于各处的墓地。墓葬内的随葬品有二里岗文化期的青铜彝器。学界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统治南方地区的据点城市，也是汇集南方物资的集散地，在国都的资源供给上处于关键地位。殷人极有可能被派遣至该地。使用的陶器与商文化相同。

小双桥遗址

位于郑州市西北二十公里处的石佛乡小双桥村的城市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800米，面积约144万平方米。有直径达五米的大规模殉葬坑，殉葬着牛、象、鹿、狗、猪等。除动物殉葬坑以外，也有人牲殉葬坑等大量祭祀遗址。祭祀遗址见于建筑基坛附近，祭祀遗址内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遗址。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窖穴、土坑以及焚火的痕迹。年代相当于商中期的郑州白家庄期。这里还出土了大规模的版筑基坛和用于宫殿建筑的青铜部件等，有学者因此认为这里有可能是中商期的都城，即中丁迁都后的隞。也有的学者指出，这里很可能是郑州商城的副都。还发现了刻有红色文字的大口尊，作为先于甲骨文的文字而备受瞩目。

洹北商城

位于殷墟北侧的城市遗址。1999年才被发现。东西城垣长约2200米，南北城垣长约2100米，城址大致呈正方形。在城址中央发现了宫殿基址。另外，在城内的花园庄遗址还发现了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青铜彝器。从年代上来看，许多学者认定这里即盘庚迁都后的殷。更有的学者将这个时期命名为花园庄期。另外，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第十二代河亶甲迁都后的相。

殷墟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1899年这里被确认是甲骨文的出土地。学者们认为这里就是商王朝最后的国都殷，并把这里称作殷墟。洹河沿岸的宗庙区、王陵区以及王陵前方有大量祭祀坑。另外贵族墓葬以宗庙区为中心分布。并有制作青铜的手工作坊遗迹。是武丁之后正式的国都，存在大量具有明显祭祀功用的遗存。

三星堆遗址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因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受到世界瞩目。遗址的时期从龙山文化期的宝墩文化期开始，但真正的开始应该是在二里头并行期。在商文化并行期内筑有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长2000米的城墙。城内中央偏南侧发现两处祭祀坑（一号坑和二号坑），从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象牙和玉器。这些青铜器极为特殊，有眼部异常突出的人像和面具，以及巨大的神树等。这是一种与商文化的青铜器截然不同的青铜器文化，因此备受瞩目。关于青铜器的埋藏时期，有诸多看法，其中较妥当的观点认为应是从商朝末期至西周初期。该遗址的终结以及埋藏时期被认为与商王朝的灭亡有着某种关系。但是，被埋藏的青铜器及玉器的主要制作年代应该是：一号坑为殷墟文化一期（盘庚—武丁期），二号坑为殷墟文化二期（武丁—祖甲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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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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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在辽宁省进行的战后首次日中联合考察的成果写成的考察报告及论证，从中可了解辽西、辽东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器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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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了从中国东北部到远东的旧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地域特征以及时期性文化样式的变迁，并从考古学的角度总结了在相关地区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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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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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解明了从农耕社会分离的畜牧型农耕社会的成立过程。并针对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商周社会的成立，从考古学的角度，解明中国北方青铜器文化从畜牧型农耕社会开始形成发展的过程。另外，在论述周王朝的一员燕国与相邻的塞外地区的关系的同时，探讨了燕国统治区域的发展过程。

（41）田广金、秋山进午主编《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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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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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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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商周时代的青铜彝器的种类名称比较为始，从形式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各种青铜彝器的编年系统。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商周青铜彝器的基本年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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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総覧2/商周时代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商周其铜器综览2》，吉川弘文馆，1986年

（73）徐朝龙、NHK取材班《謎の古代王国　三星堆遺跡は何を物語るか/古代王国之谜 三星堆遗址讲述的故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3年

◆ 从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两个方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性质进行了明易的解说。

（74）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学集刊》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75）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紀年。の研究——天文と暦の検討から——/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从天文与历法说起——》，汲古书院，1996年

（76）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考古杂志社，1997年

（77）大贯静夫《〈中国文物地図集·河南分冊〉を読む——嵩山をめぐる遺跡群の動態——/读〈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嵩山周边遗址群的动态——》，同成社，1997年

（78）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79）徐朝龙《三星堆　中国古代文明の謎——史実としての「山海経」/三星堆 中国古代文明之谜——作为史实的〈山海经〉》，大修馆书店，1998年

（80）徐朝龙《長江文明の発見——中国古代の謎に迫る/长江文明的发现——揭开中国古代之谜》，角川书店，1998年

（81）冈村秀典《農耕社会と文明の形成/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岩波講·世界歴史》3《中華の形成と東方世界——2世紀》/《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2世纪》，岩波书店，1998年

（82）秦小丽《二里頭文化の地域間交流——山西省西南部の土器動態を中心に——/二里头文化的地区间文化交流——以山西省西南部的陶器动态为中心——》，《古代文化》第50卷第10号，古代学协会，1998年

（83）难波纯子《華中型青銅彝器の発達/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8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1998年

（84）唐际根、难波纯子《中商文化の認識とその意義/中商文化的认识及其意义》，《考古学杂志》第84卷第4号，日本考古学会，1999年

（85）张光直/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中国古代文明の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中国青銅時代》第二集，平凡社，2000年

（86）冈村秀典编《中国古代都市の形成/中国古代都市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年

（87）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关于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转换的过程，从小区域陶器样式分布圈的认识开始，进而将分布圈按时间轴进行统合，解明了二里头文化成型的过程。

（88）小川诚《中国古代王朝成立期の考古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王朝成立期的考古学研究》，鹿岛出版会，2000年

◆ 在商文化的成立过程中，特别注重名为“鬲”的陶器种类。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随着文化自北向南的南下现象，鬲逐渐成形。

（89）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90）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第1期，考古杂志社，2001年

（91）秦小丽《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土器样式》，《古代文化》，第53卷第3号，古代学协会，2001年

（92）松丸道雄《殷周春秋史総説/商周春秋史总说》，《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商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2001年

（93）平势隆郎《よみがえる文字と呪術の帝国/复活的文字与咒术的帝国》，中公新书，2001年

（94）平尾良光编《古代東アジア青銅の流通/古代东亚青铜的流通》，鹤山堂，2001年

（95）冈村秀典《殷周時代の動物供犠/商周时代的动物供牲》，《中国の礼制と礼学/中国的礼制和礼学》，朋友书店，2001年

（96）冈村秀典《王墓の成立とその祭祀/王墓的成立及其祭祀》，《古代王権の誕生Ⅰ東アジア編/古代王权的诞生I 东亚篇》，角川书店，2003年

（97）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夏王朝——王权诞生的考古学》讲谈社，2003年

◆ 首先通过后世的文献及铭文等文字资料探讨了夏王朝的存在，进而根据二里头遗址等发掘考察的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夏王朝的存在。

（98）Li Liu and Xingcan Chen 2003,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 Duckworth,London.

◆ 从遗址规模及立地条件论述了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的社会变迁，同时解明两种文化各自的社会制度。就夏王朝和商王朝进行了考古学的探讨,着重再现了周边地区贡纳王权所需资源的体制及其交通体系。

（99）西江清高《先史時代から初期王朝時代/先史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1——先史～後漢/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1——先史～东汉》，山川出版社，2003年

（100）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成果和证据，对夏王朝到商王朝的时代进行了考古学角度的历史复原。

（102）德留大辅《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類型の地域間交流——初期王朝形成過程の諸問題か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地域间交流——从初期王朝形成过程的诸问题说起》，《中国考古学》第4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4年

结语

（103）J.K.费正清/大谷敏夫、太田秀夫译《中国の歴史——古代から現代まで/中国新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

（104）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圏の形成/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年

（105）宫本一夫编《遊牧民と農耕民の文化接触による中国文明形成過程の研究/由游牧民与农耕民的文化接触而生的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000年

综合参考

（106）Kwang-chih Chang 1986，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 fourth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 概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阶段。也简明地归纳了中国初期王朝的成立过程。本书为第四版，日译本所据版本为第三版（量博满译《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雄山阁，1980年）。

（107）饭岛武次《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山川出版社，1991年

◆ 按地区划分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进而论述了农耕的起源、新石器时的青铜器，以及关于新石器时代向二里头文化变迁等，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诸多课题。

（108）张光直/伊藤清司、森雅子、市濑智纪译《古代中国社会——美術·神話·祭祀——/古代中国社会——美术、神化、祭祀——》，东方书店，1994年

（109）林巳奈夫《中国文明の誕生/中国文明的诞生》，吉川弘文馆，1995年

◆ 按地域概述了中国新石器文化，并就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解说。

（110）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中国的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

◆ 从考古学的角度概述中国旧石器时代至秦汉的历史，根据最新的考古学考察研究成果，做了简明概括。

（111）杉本宪司《中国の古代都市文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思文阁出版，2002年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罗运环

图一 陕西韩城周代芮国文物
——芮桓公夫人所佩戴的梯形牌饰，复原长度达到1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2005年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芮国墓地。梁带村遗址被认为是周代芮国国君的墓葬群，其中诸侯级大墓就有七座。芮是中国古代两周时期众多诸侯国之一，公元前七世纪，因秦国的一场征伐，芮国由此湮灭于岁月的长河之中。芮国墓地的各种遗迹、遗物保存完整，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器、漆木器等随葬品。

图二 芮桓公的玉剑和镂空龙纹金剑鞘
——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芮国墓地出土

02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

殷周 春秋战国

【日】平势隆郎 著 周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2) TOSHI KOKKA KARA CHUUKA E

——IN SHUU SHUNJUU SENGOKU

© Takao Hirase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 (日)平势隆郎著;周洁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2）

ISBN 978-7-5495-4156-0

Ⅰ. ①从⋯ Ⅱ. ①平⋯ ②周⋯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商周时代②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Ⅳ.①K221.07②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162700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1442 号

http://www.ilixiangguo.com/

推荐序

平势隆郎先生，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国际汉学名家，我的至友。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已开始交往，后来，又应邀作我主持的中国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08JJD770095）的外聘专家，并聘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9年6月至2011年12月）。我们合作愉快，相互间了解更深。现今，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翻译出版平势隆郎先生所著《从都市国家到中华》一书的中文版，约我在书前写序，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和平势先生的至友，责无旁贷，应当写点东西，就算读后感吧！

平势隆郎先生所著《从都市国家到中华》一书，属于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二卷（殷周、春秋战国部分）,与全套书风格相同，本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可读性强。说其雅，指具有学术性；说其俗，娓娓道来，活泼通俗。也就是说，不仅适合大众的口味，相关学者也会感兴趣。平势隆郎先生是当代日本学者研究先秦史最有代表性的专家之一，全书比较集中地融入了其长期以来的主要学术成就。同时，也吸收了日本学界以及中国学界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这从书后所附录的参考文献也可以明确看出。

全书正文共十章，另有前言和附录两个部分。前言，重点讲了本书新视角：“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正文十章：第一章讲“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强调了史料的价值问题及用法。第二至五章，是关于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历史。其中，第三、四章写法比较特别，作者的意图是利用各国成书于战国的史籍（作者所考定的），考察各国在战国时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着主观性，追溯其在夏、商、周（指西周）三代的历史渊源的内容。用平势先生的话说：

战国时代……各国将自己国家领土置于特殊的位置上，同时追溯历史，从而提出领域支配正统性的主张。在这些历史中被提及的便是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各国的主张都有各自的不同之处，然而，在这些主张里有一个共同点：在建立一个超越周王朝的新王朝之际，创造出一个可以继承周王权威的“形式”。（详见第五章开头语）

其中也顺便写了汉王朝对三代的继承“形式”。因为各国都企图继承周王权威的“形式”，出于行文需要，将“周王朝的史实”提到第二章先行讲述；将“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置后讲述，放到第五章。第六章讲“春秋的史实”。第七至九章，讲战国的历史文化。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讲“史实”，并非面面俱到，而是选择重要内容，研讨性地讲述。由于正文内容是选择性、研讨性的，附录的重要性自然就增强了。本书附录为：主要人物略传、历史关键词解说、参考文献、历史年表。都与正文密切关联，是正文的补充内容。至此可见，全书结构新颖，形式活泼，有机性强。

全书还体现着一种新的视角，即上面所提到过的“文化地域”。平势先生说，传统观念中认为夏商周三代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不符合事实，是后世的虚构。他认为，“天下”包括若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就不同了，虽然是在其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但各有各的中央政权，并在各自的中央政权下开始了官吏统治。支撑着这一官吏统治制度的是文书行政制度，而文书行政制度的背后则是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秦始皇兼并六国，将秦律施行于天下，成为唯一的皇帝，才有了跨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文化地域的统一“天下”。基于此，平势先生将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称之为文书行政（或领土国家）开始以前。这种观念贯穿全书，涉及到对历史的解说和史籍的辨析。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透彻地解读本书。

重视史料的辨析及出土文献的运用，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平势先生说，想要弄清楚战国时代的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汉代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又是什么，需要对所有史书的成书背景进行探索和研究，相信这会是最好的方法吧。所以书中有不少对史书“事实”的分辨，多体现了作者这一治学思想。同时，本书也很注意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新资料的运用，如《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一篇，发表不久，就被本书所引用。

总之，平势隆郎先生所著《从都市国家到中华》一书，具有新的视角、新颖的结构，注意引导读者分辨史籍中的“事实”，重视新资料的运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平势先生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的一些历史观点。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雅俗共赏,是一部有品味的历史著作。

罗运环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13年7月

- 前言 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

-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

- 战国时代史书所记载的“事实”

- “大国”的势力圈

- 杞人忧天

- 第一章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 所谓古代的“事实”为何物

- 众所周知的“事实”

- 说明上的遗漏

- “清楚”的时代与“不清楚”的时代

- 汉字记录保留的情况

- 被描述得貌似“清楚”的过去

- 战国时代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 战国时代“天下”中的特别地域及作为历史的三代

- 横跨多元文化地域的汉字圈出现

- 用于祭祀的文字

- 即使汉字相同意思也不同

- 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夷狄”

- 汉代以后视点的特殊性

- 天下统一与 典籍内容的龃龉

- “东亚册封体制”与德化

- 周边国家的文字文化

- “东亚册封体制”的变质

- “战国时代”这一名称

- 第二章 周王朝的史实

- 从伐殷到克殷——《逸周书》与《史记》

- 《逸周书·世俘解》

- 《逸周书·克殷解》

- 《史记·周本纪》中的克殷记录

- 关于西周王朝起源与灭亡的传说

- 周的祖先传说

- 褒姒的传说

- 周公与共和

- 被理想化的人物与制度

- 摄政时期的象征：后世所推崇的“成”与“宣”

- 金文中的西周时代

- 西周金文的月相

- 周王的在位年份

- 西周的灭亡

- 名为“东迁”的分裂时期的历史发展

- 第三章 “华夏”的源流与夏商周三代

- 韩的神话

- 文化地域中的夏商周三代

- 韩国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

- 实沈与大夏、台骀与汾水

- 韩国神话的意义

- 韩宣子与夏王朝、商王朝

- 韩宣子与夏王朝的祭祀

- 韩宣子为郑国诸氏所尊敬

- 《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一节

- 商朝故地的继承

- 商朝故地统治的正当性

- 郑与宋、陈属于大火的辖区

- 与周的关系

- 统治夏地与商地

- 基准星宿与王朝交替

- 第四章 战国诸国各自讲述的夏商周三代

- 秦、齐的领土主张与三代

- 秦国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 齐国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 齐威宣王命人撰写的《春秋》与《公羊传》

- 《公羊传》的开篇部分

- “叔尸镈”与夏之故地

- 魏国的《竹书纪年》与三代

- 《竹书纪年》与“夏”及革命

- 《竹书纪年》中体现出的对周朝权威的继承

- 魏的惠成王与夏王朝的权威

- 楚国的祖先神话与三代

- 与传说中的帝王之间的关系

- 《左传》中记载的楚国祖先

- 楚国对周王朝权威的继承

- 中山国的正统性主张与三代

- 中山国的正统性主张与《穀梁传》

- 中山国的“中国”与三代

- 汉王朝对三代的继承“形式”

- 战国时代正统继承的“形式”与汉王朝

- 象征汉王朝正统性的物品

- 汉王朝所继承的下克上理论

- 第五章 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

- 禹的传说

- 战国时代的三代观

- 《尚书·禹贡》

- 《禹贡》中所记载的九州

- 《禹贡》中所记载的五服

- “中国”的起源

- 从《容成氏》看大禹

- 从《墨子》看大禹

- 从《周礼》的职方氏看九州

- 行神大禹

- 治水传说和大禹

- 巡视自己支配的国家领域的王

- 夏王朝的系谱

- 夏王朝的系谱是如何存留下来的

- 刘累的传说

- 商王朝

- 基于出土文字史料的商代始祖传说

- 城市国家商

- 从甲骨文中了解到的事情

- 商与周

- 帝乙、帝辛时代的祭祀

- 第六章 春秋时代的史实

- 广域汉字圈的出现

- “东迁”的冲击

- 盟书的出现

- 侯马盟书

- 从盟书到法令

- 孔子的时代

- 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 流浪的孔子

- 对孔子的评价与殷商故地

- 孔子与《公羊传》

- 《左传》中的“获麟”

- 《左传》中的孔子

- 各国对孔子的不同评价

- 孔子预言的王者是谁

- 探寻孔子的实际形象

- 根据国家意图而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 游侠们的舆论与儒教

- 作为游侠的孔子

- 春秋五霸

- 作为霸主的君主们

- 讨论齐桓公的前提

- 《公羊传》中的齐桓公

- 贬低齐桓公的“形式”

- 桓公去世后平息诸国混乱的霸主们

- 晋文公

- 爵位标签

- 楚庄王

- 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 吴越同舟与卧薪尝胆

- 秦穆公

- 从地域及下克上的观点论述五霸

- 宋襄公

- 第七章 战国时代的史实

- 合纵连衡

- 合纵连衡的假象

- 苏秦的假象

- 《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

- 苏秦的“合纵”

- 苏代的“合纵”与齐国的沉浮

- 称“帝”

- 促成“合纵”的又一位功臣—孟尝君

- 孟尝君的出身

- 孟尝君与齐国的陪都

- 孟尝君的“合纵”与苏代的“合纵”

- 屈原

- 屈原之死

- 屈原与《楚辞》

- 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

- 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的“合纵”

- 春申君与吴越之地

- 秦始皇的出生

- 东方各国的灭亡

- 第八章 战国时代的学术

- 诸子的虚实

- 诸子的出现

- 诸子百家的假象

- 刘向、刘歆的诸子理解

- 战国时代的宇宙观

- 被埋没的关于天地创造的神话

- 大地浮于水

- 大鹏的传说

- 俯视苍天

- 周易的方位设置

- 科学技术

- 支撑战国时代学术的文字

- 《说文解字》讲述的书体

- 战国时代的文字

- 秦为了展示自己的特殊性而创造的书体

- 之后的战国文字

- 第九章 战国时代的变革者

- 完善尺度标准的意义

- 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与变革者

- 尺度标准的完善与度量衡

- 《汉书·律历志》以后的度量衡

- 商鞅变法

- 商鞅变法与阡陌

- 商鞅变法与爵位的完善

- 领土国家的扩大与爵位的变质

- 楚国变法

- 楚国的爵位

- 吴起变法

- 从君王巡行到皇帝巡行

- 天下物资流通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 从商王田猎到秦始皇巡行

- 第十章 重新比较探讨春秋时代观以及夏商周三代观

- 文书行政开始以前

- 大和的大国与商、周

- 到春秋时代为止的畿内

- 首都与陪都

- 西周时代的世界观

- 西周金文中赞扬文王与武王的内容

- 陕西省眉县青铜器中的“四方”、“四域”和“狄”

- 秦公簋、秦公镈中的“下域”、“四方”和“蛮夏”

- 新出土秦公镈中的“蛮方”“域”“百蛮”“四方”

- 何尊中的“中域”

- 各文化地域上的王朝交替

- 从天下的视点论霸者的交替

- 春秋时代周王朝的王都

- 汉字的魔力

- 使周站在权力顶点的青铜器铭文

- 四处生根的汉字

- 被理想化的周公旦与太公望

- 周公旦

- 太公望

- 领土国家进程中大国权贵与小国权贵的差别

- 孔子与鲁国权贵

- 鲁国三桓

-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贵大夫

- 《春秋》使用的材料

- 圣德太子的时代

- 刻板印象与多样化的视点

- 探究“事实”背后的事实

- 皇帝的“天下”与周边国家的领土

- 江户时代的儒家学者的中国古代史观

- 中国古代史观与城市国家的视点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1 春秋列国图
·表示春秋时各国的都城。各都城位置是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标注的。《史记》从这些大小诸国中选出了记录较多的十二个国家，称之为“十二诸侯”。除这十二诸侯外，还给予周和鲁特别的定位，编写了《十二诸侯年表》。十二为地数六的两倍（天数为九，人数为八）

2 战国诸国图
（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制作，有部分变动）三晋的领土形状非常有趣，这主要是山峦和峡谷的地形造成的。除了鲁君称侯、蜀国未入汉字圈之外，所有君主均称为王（卫这类小国暂且不论）。《史记》从这些国家中选出了六国，并给予周和秦特别的地位，编写了《六国年表》。六为地数

前言

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

在各位阅读本书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件事。这就是本书中所讲的中国史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史有些不同，它是从另一些视角来进行观察的。

本书中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重点，试图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历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文化地域拥有怎样的历史特性，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经历了幻影般的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般认为幻影般的夏王朝及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个“天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多个文化地域的集合体。然而实际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

因此，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在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点，自然而然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这些领土国家都是以历来存在争议的领域为基础建立的。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各有各的中央政权，并在各自的中央政权下开始了官吏统治。支撑这一官吏统治制度的是文书行政制度，而文书行政制度的背后则是作为法律制度的律令制度（之后不断得到完善）。秦始皇将秦律施行于天下，在唯一的皇帝、即唯一的中央政权之下开始了官吏统治制度。秦始皇的这一统一举措与文化地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

由于这一关系被忽视，导致了历史观开始出现扭曲。

在商王朝或周王朝所统治的范围，在大国商与周之下，还有许多附属小国存在。而战国时代以后的国家体制是大国将吞并的小国改设为郡县，并在中央政权的主导下派遣官吏至地方实施统治。这和商周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大国统治小国的体制到底覆盖了多大范围？当我试着弄清楚这一问题时，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范围的制约。这一范围并没有秦始皇统一的天下那么大。

战国时代的诸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对之前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进行了论述。而关于战国时代的诸国所论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问题就在于这三个朝代都统治过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对于这点，如果我们查阅战国时代成书的史书，只需确认史书内容，就能立刻明白“事实”。这一“事实”虽然不可否认，但却鲜为人知。

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而这一“天下”等同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所统一的领域。导致这个观念形成的原因在于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天下，之后有《史记》的成书，而《史记》的记载给我们一个观念，即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也是《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与战国时代史书所示的“事实”却明显不同。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却也鲜为人知。

“天下”包括若干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并且这一文化地域从面积而言，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日本那么大；而从直线距离而言，则足足能将从关东到九州的空间含入其中。（参考图3）

因此，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的展开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即：

（1）地域内存在多个农村的时代。

（2）形成带有城墙的城市（小国），农村附属于这些城市而存在的时代。

（3）在小国中出现小国不得不依附大国的时代。

（4）大国的中央政权吞并小国，并开始派遣官吏、施行文书行政的时代。

在经历了以上这四个时代后，秦始皇吞并了各地，统一了天下。天下统一则意味着将若干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大的地区统一置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秦始皇的天下之大，可以与现在的欧盟媲美了。

而统一后的历史都可见于本书以外的论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也作为军事区或监察区，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在郡下设置许多县，而这些县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些小国。从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大国可知，郡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进行分割后形成的行政单位。

郡下所设的县，皆为过去所灭的小的城市国家的后裔。要是在日本寻找这类后裔，则有江户时代的大小藩，或律令时代的国、郡等。半径20公里左右的面积是个问题。日本以前虽然没有带有城墙的城市，但却有集若干聚落而成的小国。也有人认为环有沟濠的聚落是国的中心。我们暂且将其作为比较对象。

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前文中（3）和（4）的时代。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统治日本国内诸国的时代相当于（3）的时代，而到制定自己的律令为止的时代相当于（4）的时代。因此，把日本的时代作为比较对象来阅读本书更有益于对内容的理解。

从商到周的时代也是汉字在商或周王朝的中央地区广泛使用的时代。当时地方诸国的事情尚不清楚，我们似乎很难断言汉字已经扎根于商周以外的各国。

在日本，律令时代撰写的书籍总会对过去的时代有所记载。中国也一样。战国时代各国所著的书籍都有对先朝的记载。而描述前朝的态度和立场则受到成书时代的制约。不仅在记录上受制约，这些书中甚至会添加一些子虚乌有的内容。哪些是被后世添油加醋虚构出的历史？而哪些又是如实记录的事实？

到了这个时代，曾经被口头传承的一些简单的历史已经可以用汉字来记录；而这些文字记录中有后世添加的内容。原本简单的事实是怎样变得“丰满”的？作为原型的简单历史中所不曾有过的虚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提及日本历史时，中国史书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对照中国史书，我们能细致地研究、甄别日本史书传承内容的真伪。然而说到中国历史，当我们回溯到传承内容的真伪被质疑的时代后，我们却无从寻找可作为参照物的外国史书文献。

我们以外国史书作为参照物，对本国后世史书所记录的“事实”真伪进行鉴别。对日本学者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中国史时，我们应该如何来实践这一方法呢？

在中国也有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悠久传统。然而，对于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即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重点来研究的这一方法，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用其来研究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

而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上，试图对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史进行分析和研究。

正如日本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的时代，中国在（3）（4）的时代，其文化地域上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此外，中国也有像（3）的周朝这样若干文化地域臣服于一个王朝受其统治的时代。

大国的中心城市在其统治领域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包含了这种特殊城市的领域在其文化地域中被看做是畿内。如果在同一个文化地域中的多个大国相互对峙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地域中也存在多个畿内。

战国时代史书所记载的“事实”

本书在体裁上也下了一些工夫。我将会选取一些古书的“原文”进行翻译，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说明。

如果没有译文，则尽量避免对“原文”进行介绍。相反，我会通过解释和说明来向读者传递信息。不过，对于本书将要讲述的内容，如果只按这种方法来展开，可能大家对于过去的历史记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更加不得而知了。

在记录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前的历史典籍中，有些原始史料的“原文”真伪是有问题的。这些“原文”中，既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成书者，也有汉代以后成书者。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普及读物几乎都是根据后者，即根据汉代以后的史书为基础展开历史论述的。本书则与之相反，试图用前者，即战国时代的史书为基础展开说明。其结果就是，本书中将出现与历史普及读物截然不同的“事实”。既然与传统观念相悖，我自然会展示充足的证据，以免读者对历史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尽管如此，说到史料的译文，其质量优劣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希望各位读者擦亮双眼，以辨真伪。如果各位认为译文的精准度非常重要，那我也只有拜托各位适时地参考原文。不过，若蒙各位姑且信任，耐心将本书文字阅读完毕，实属鄙人之万幸。

我将在介绍“原文”时，适时用我自己的语言进行简单解释和补充。这种对读者的良苦用心也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即认为只要有补充说明的文字则不看“原文”也无妨。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如果省略掉“原文”，大家可能就无法弄清楚传统历史观为何谬误、而我口中的“事实”为何值得相信。我的解释文字变成对“被记录”的“事实”的介绍文字后，本书的体裁就会变得非常难懂。因此本书也注意尽量少用解释文字。

话虽如此，本书中实际引用介绍的“原文”并不太多。况且读者只需阅读“原文”的补充说明文字即可明白其内容。所以阅读时直接跳过“原文”，只看说明文字的方法多少能节约一点时间。但是如此一来，对于传统历史观已经先入为主的读者而言，恐怕会产生一种“这是真的吗”的怀疑。何况就算跳过“原文”不读，恐怕实际上也节约不了多少时间吧。因此，在大家产生疑惑之前，我还是建议大家静下心来读一读“原文”。

大家所熟知的历史普及读物中所介绍的内容与战国时代的史书所记载的“事实”大相径庭。这是因为这些书籍都忽视了战国时代的“事实”。而在众多事实中，本书能介绍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但是我仍然希望读者能近距离接触这些战国时代史书中记载的“事实”，亲自去确认到底什么是“被记录”的“事实”。

本书中所介绍的“被记录”的“事实”是由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编撰的。这些领土国家的国家领域，正如前文所述，皆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而形成的。集合这些文化地域而形成的“领域”就是所谓的“天下”。秦始皇统一了这个天下。而战国时代的理论作为更广大的天下理论被重新归纳理解。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就是以战国时代的理论为基础来记录的。这些王朝的时代，实际上是大国统治小国体制形成的时代；而对这些时代进行记录的战国时代，其国家体制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形态了。战国时代的国家体制是将曾经的小国变为县，并派遣官吏进行管理，而由中央政权直接对其进行统治。因此，战国时代的史书所描绘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变成官吏统治的体制了。

对于后世史书的记录深信不疑并加以使用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就像我们看古装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一样，大家很容易把电视中呈现的东西当成事实。这是很危险的。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冷静地观察，并且拥有分辨真伪的判断力。

古装剧很有趣，而且也易懂。古装剧的材料也是人为“写”出来的。大家想要融入古装剧氛围中的心情也是很好理解的。那里有幻想出来的美妙世界。古装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穿梭往来于虚幻和现实之间的愿望。

但是转念一想，沉浸在游戏等的空想世界中，最后做出“杀人”的举动，这类悲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人们在追求有趣的太虚幻境时，应该创造一个警告的场所告诫人们不要在虚拟的世界沉迷太深而无法自拔。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个王朝被称为“三代”。在记载三代历史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后世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哪些地方在什么意义上是虚构的？让我们耐心观察，拭目以待。

“大国”的势力圈

本书所涉及的商王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023年）、周王朝（公元前1023—公元前255年）都是作为“大国”，在比较长的时间都威慑到了周围的城市。商的势力波及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而周则在陕西一带，以镐京为首都，在河南一带，以雒邑为陪都，威震周边诸地。虽然大家只关注使用汉字的商和周，但商周时代，其他文化地域也有“大国”存在。是否使用汉字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青铜器文化的形态。

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时代并没有发现汉字。夏王朝的都城是考古学逐步弄清楚的几个大城市中的哪一个，目前还没有定论。关于夏王朝的有力观点，本书之外的另一卷将会有其他学者的详细描述，参考《中国的历史》第一卷宫本一夫所写《从神话到历史》。商朝以前的时代是有考古学上已探明的“大国”的。然而，哪一城市才是“大国”夏王朝的首都，目前决定性的材料还不充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何况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城市遗迹，这点也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

周王朝于公元前8世纪被迫放弃王都镐京，并将一直以来只做陪都使用的雒邑定为新的首都，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为止，这段时间被分为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世纪）与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来研究。

春秋时代，周作为河南一带的“大国”存在，而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山西出现了“大国”晋，山东出现了“大国”齐，陕西出现了“大国”秦，长江中游流域出现了楚，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吴与越（参考图1“春秋列国图”）。这些国家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基础而建立的“大国”。

用官吏来管理这些“大国”势力范围的统治方法，从春秋时代起就逐步开始实行了。铁器的普及正好加速了这一变化。某个城市成为“中央”，而灭亡的城市变成了“地方”。然后从这个中央开始派出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进入战国时代后，这个变化则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曾经的那些“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在不断成长。

众所周知，日本古坟时代也是诸“国”林立。这些“国”保留下来并聚集成“大国”。从这个时代开始，这些“国”便逐渐进入了被派遣官吏的律令时代。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些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史官笔下的历史自然也是站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基础上，以大国统治下的势力范围、即以成为战国时代领土国家领土的母体的地域为前提，来描述过去的历史的。如果在曾经的大国的势力范围内，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就会产生将其国家领域给予特别地位的理论；如果曾经的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有多个国家都发展起来，就会产生把这些国家的领域，即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给以特别地位的理论。

在给予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特别定位的理论中，如何对夏、商、周三代进行历史定位就是战国时代各国所讨论的三代的历史内容。

关于三代的历史事实，学者们一向是根据考古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至今为止，这些研究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和成就。但是这里有个巨大陷阱，那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受以“天下”为框架的史书《史记》的影响太深。一旦把视点太过置于“天下”，眼睛就会模糊不清。如果眼睛被蒙蔽，则原本清楚的事实也会看不真切。很多人都是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来看待考古遗物的。

对于各位读者而言，大家究竟受那样的束缚有多深？大家不妨以本书为一个小小契机来一探究竟。到底什么才是“事实”？战国时代的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汉代史书中“被记录”的“事实”到底又是什么？本书会像赌徒揣摩对手的心思一样，对所有史书的成书背景进行探索和研究。相信这会是最好的方法吧，可以保护各位读者纯洁的灵魂不受那样不好的浸染。

杞人忧天

那么，要是恶魔披着天使的外衣来到，各位读者会怎么办呢？恶魔非常喜欢糖。天使也喜欢糖，但往往也会带着一些苦口良药到来。

分辨的方法有很多。事物都是有来龙去脉的，所以我们不能武断行事。但是对于简单易懂的“糖果”的珍视与对于冷静观察“事实”的这种“苦口良药”的珍视，是不能混淆的，需要我们仔细考虑。从仔细考虑开始，人们才能找到辨别真伪的良方。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虽然不可能模仿天使，但是我能做的大概只有提醒大家，要判断情况的不同，并且深思熟虑。

所谓简单易懂到底是什么呢？恐怕以人们公认为常识的历史观为基础，去理解所谓的事实，其结果就变成了非常浅显易懂的东西吧。但是，如果我们以非常识的历史观为前提来展开话题，估计大家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和常识格格不入的地方。

用事实适应常识，这种适应的方法是比较快乐的（最多也就做做比较而已），也容易被人们接受。挑拣重要的关键词也很容易，快速阅读也不困难。因为简单便过于信任和依赖常识，结果只能有意识地曲解事实。虽然这是断然不行的，但却也是一种有效的叙述方法。

此外，即使有难以否认的“事实”，还是有人有方法完全无视其存在。采用这一方法，对于书写者而言的确比较轻松。对相互矛盾的“事实”视而不见，对缺乏根据的“事实”放任自流，也许这对读者也是快乐的。然而，虽然虚幻的梦境都是很好描述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加调查，便能立刻发现推翻它的证据（这些证据无论如何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想出来的）。因此不加以考证的做法是很危险的。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无视“事实”，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就会留意非常识性的历史映像，如此一来，在那样的历史映像下如何朴实地记述事实，思考这一问题是件恼人的苦差事，对读者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是一知半解地速读，就会积累一些以“常识”为铺垫的误读，事实与事实间就会演奏出不和谐的音符。这样的话，就越发感到“难以理解”。

有些人恐怕是这么认为的：“大国统领小国的体制，这个问题我懂。二战后不久，学者将大小城市称为邑，他们将这种国家体制称为邑制国家。商周作为邑制国家的顶点，把小于此后的天下范围的地域作为其势力范围。这点也知道。”

尽管我们假设这种常识存在，本书还是一本“难懂”的书。为什么？因为按照常识来说，许多人都认为不存在与商王朝相对抗的其他文化地域和大国，也不存在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其他文化地域和大国。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关于商周与其他地域之间战争的记载，这说明不同文化地域的政治性统合体之间分别发展到了各自的顶点。而我们的常识中并没有这一概念。因此在这样的常识下，大家必然也没有意识到商周各自所在的文化地域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这种常识不仅将夏、商、周看做天下统一的王朝，在面对下面这个问题时，更是无法向我们交出满意的答卷—秦统一天下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什么还以监察区或军区之形而发挥一定的功能？

在考古学中，人们经常讨论的对象是“威信财”（威望物，prestige goods）。“威信财”是承担祭祀的核心功能并维持政治权利的重要工具。学者具体论及的威信财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围墙聚落发挥着军事作用，它们根据大型建筑的形态及面积的大小而社会性地统合着周围成为大国城市。在社会性地统合的场合，威信财发挥着机制作用。被统合的范围有大有小，规模不一，但基本上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这样的政治性的统合体至今也没有发现文字。在使用汉字的商王朝与周王朝的文字记录中，作为战争对象的地方外族的地域中也形成有政治性的统合体。如果邑制国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这一点，那它与本书论点有基本相通之处。然而，至今为止，尚未有人这么讨论过。

因此，“了解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其实是在无视不同文化地域存在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成立的。这样一来，本书就会变得更加“难懂”了。因为本书仅仅是将作为这种政治性统合体之一的商王朝和周王朝的政治秩序作为问题来讨论的。此外，原本只不过属于被限定的城市的汉字，却变为使用横跨几个政治性统合体的广大地域之中，进而作为维持文书行政制度的工具而发挥着作用。这之后的政治秩序的构造到底与商、周王朝的政治秩序构造有何不同，这点也是本书想要进行讨论说明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实际上许多读者看书时都不仅能速读，更能准确把握前后文关系，正确理解文义。所以，以上赘述也许仅仅是我个人的杞人忧天罢了。

第一章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

所谓古代的“事实”为何物

众所周知的“事实”

本书所涉及的时代是所谓的“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夏王朝为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朝代，商王朝则是其后的王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战国时代随之落幕。

按照大多数人熟悉的历史观，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皆始于英明神武的真命天子，最终毁于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西周末期，昏庸无能的周幽王断送了西周王朝，其子周平王迁都至现今的洛阳一带，自此春秋战国时代便拉开了序幕。周王朝的权威一落千丈，诸侯割据，群雄争霸。这个时期就是大家所说的春秋战国时代。

根据这个历史观，夏王朝始于禹。大禹之德不仅恩泽中华，还远播周边的野蛮之地。这个天下的王朝也渐渐衰败，直至暴君夏桀出现，夏王朝灭亡。推翻夏桀，建立了新王朝的人是商王朝的成汤。成汤的圣德不仅恩泽中华，也远播到周边的野蛮之地。而这个天下的王朝也日益衰败，直到出现了残暴的纣王，最终商王朝走向灭亡。夏桀和商纣后来成为无道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一词也广为人知。

推翻商纣统治，建立新王朝的人是周武王。在武王之前得天命的是周文王。此后，周文王、武王之德恩泽中华，还惠及周边野蛮之地。然而这个天下的王朝也逐渐没落，出现了昏庸无道的周幽王，周王朝也走向毁灭之路。

周幽王被杀之后，周平王将王都东迁。都城东迁之后，周王朝恢复了短暂的威望，但大势已去，没能改变不断衰亡的命运。代替周王朝统领诸侯的是各大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五霸（说法之一），赫赫有名。然而这些霸主皆行霸道，却未兴王道。最后以此霸道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

说明上的遗漏

相信以上事实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然而前文的说明中有着很大的遗漏。

第一，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个时代：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文书行政开始出现，而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也在不断成熟完善——这个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在此之前，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尚无文书行政的联系，更不用提支撑这一制度的律令存在了。也许许多人都在无意识中想象这种制度的存在，并在这一前提下谈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然而三代并非这样的社会。

战国时代催生出了新的社会形态，其原因在于铁器的普及。铁器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更早一些，不过说到普及还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我们从出土文物的形态和城市增加的状况可以看出这点，但大家对于这一点还普遍认识不足。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城市国家）。不断有物资从地方小国纳贡到中央大国，而成为中心的大国与地方小国在军事上也是同盟关系。中心大国口头发令，而附属国则盟誓效忠。

第二，战国时代所谓的天下之中，有多个中央政权并存。人们对此存在着误解。这些若干中央政权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这些文化地域都有着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广阔的范围。日本有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正如弥生文化与续绳纹文化并行存在一样，这些文化地域也有着一定的广度及其界限。正如日本形成了以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为中心的体制一样，中国的这些若干文化地域中，也出现了以“大国”为中心的体制。商就是这类“大国”之一，周也一样。商的领土范围是中原地区东部这一文化地域。周从中原地区西部崛起，将比邻的商所统治的领地纳入了自己统治之下。

由于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在他们的印象中商周的领土脱离了实际，变得无比广袤。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误解并流传开去，即认为商周的疆域可以和现在的欧盟相媲美，是将天下收于囊中的大王朝。然而，实际情况却如上所述，商周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大国将周边小国纳入统治范围，其疆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其大小也只不过跟日本等现代的国家领域差不多而已（尽管如此，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

形成于这种文化地域母体上的则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这些领土国家在规模不及商周疆土的领域内，把小国变成县，开始实施了官吏统治制度。

征服了多个这种规模的文化地域，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统一帝国的是秦始皇。这时“皇帝”这一君王的专称首次出现，开始使用。这是公元前221年发生的事。

如果大家对上述内容不能充分理解，则会对以下事实感到迷茫。例如，秦的爵位在秦国盘踞陕西一带时分为十七个等级，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爵位被重新制定，增加到了二十级。正是由于统治疆土的规模范围的扩大，爵位制度才不得不进行重新修改。

另一方面，在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过程中，据说有数十万人被斩首处死。如果我们不从由于文化地域相异导致了激烈抵抗这点来考虑，则无法理解这一现象。

第三，汉字最初只是城市中使用的文字。对于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很多人都没有充分理解。

3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
这些文化地域都非常广阔，完全可以和日本、韩国这些现代的国家领域相媲美了。我们也可以把中原地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来考虑。请参考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西江清高的《从史前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松丸道雄等合编的《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I》，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1章）

商的文字—汉字得到周王朝的继承，逐渐传播到各诸侯国，最后传遍了全天下。我们通过对系谱资料保留情况以及各诸侯国君主在位年代的记录进行研究，可以得知汉字圈开始急速扩张是在春秋时代。直到西周时代，汉字圈大小也仅仅停留在一个还谈不上广袤的范围内。因此周以外的系谱资料都明显缺少对具体年代的记录。

就像汉字是从商传到周一样，商的汉字也当是从某国传来的。但到底是不是从夏传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而汉字是如何从商或周传到其他国家，这点实际上也并不清楚。

4 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明
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不同文化地域上百花齐放。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具体情况由本书来进行说明。请参考《世界美术大全　东洋篇I》（小学馆，2000年），西江清高的《从史前时代到初期王朝时代》（松丸道雄及其他人合编的《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I》，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1章）

5 汉字的继承与传播
汉字到底是在哪里发明的？至今也无人所知。商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将汉字用于祭祀。在山东等地虽然发现了一些刻有汉字的甲骨，但数量还是很少，无法证明汉字在山东等地已生根发芽。也许是跟随商王田猎的某个负责祭祀的官员成为俘虏，才把汉字带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周克商之后，继承了商的汉字。周天子将刻有汉字铭文的青铜器赠与诸侯，渐渐地诸侯也对汉字熟悉起来。西周末年，局势动乱，把汉字铸刻到青铜器上面的特殊技术也随之流传到各地。其结果就是春秋时代出现了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包含在内的广袤的汉字圈。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铁器普及，耕地激增，城市也迅速增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些国家灭亡，变成了别国的县。战国时代便开始了文书行政制度。列国以各自君主为最高权力，制定了律令法律体系，以此解决由文书行政制度引发的种种问题

如果大家不能正确理解这一事实，就会对前文“第一”的内容中提到的文书行政开始的时间产生错误理解。人们认为传说中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早已开始了文书行政制度。之所以有这个错误认识，是因为他们误以为文字一出现后就自动地、迅速地传遍天下的各个角落。

第四，随着战国时代开始施行文书行政制度，汉字的属性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汉字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活动。与此相对，自从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就成了行政的工具。自从文字成为行政工具后，便有了史书的出现。

祭祀是城市国家的祭祀。文书行政是用来联系领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物。因此史书中所论及的是领土国家的历史，绝不可能是城市国家的理念。

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建立的。因此史书赋予这些文化地域特别的定位，以其为天下之中，并加以讨论。天下就是汉字圈。

如果我们以上述内容为前提来谈历史，则此历史绝非彼历史也。

“清楚”的时代与“不清楚”的时代

汉字记录保留的情况

本书中所涉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均为“不清楚”的时代。与此相对，其后的春秋时代则为“清楚”的时代。

那么，何谓“清楚”，何谓“不清楚”呢？

春秋时代是一个“清楚”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大国”的兴亡盛衰是如何上演、如何落幕，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与此相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则是“不清楚”的时代。

那么，为何“清楚”，又为何“不清楚”呢？

原因就在于汉字的有无。汉字最早是商王朝所使用的，即所谓的甲骨文和殷金文。其他的城市国家也发现了汉字传入的痕迹，但汉字却未曾在当地生根发芽。

到了周王朝的时代，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然而，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异国的文字未必会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即使有诸侯国对汉字感兴趣，最终也未能达到使用自如的地步。

有汉字的地方留下了汉字记录，然而没有汉字的地方则无从留下记录传于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商王朝和周王朝时代的汉字记录大多仅限于对商周之事的记载。

周王朝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赠与诸国。这些铭文中必会言及诸侯各国之事。因此与商代相比，诸侯国的历史应该还是得以留存了。但是，这些铭文都是站在周王朝的立场来谈及各诸侯国的事情，并且内容也非常零散。

综上所述，在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都是“不清楚”的。

我们绝不能把“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好像很“清楚”似的。在《史记》的时代，史官必然比我们亲眼看到了更多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说明太古以来的天下等内容时，使用刻意编选的“事实”和简单地说“清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我们有时反而能获得记载得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甲骨文和金文也都是站在商周的角度来记录事件的，因此关于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我们也只能从商周的立场来推测。况且甲骨文和金文的记录也非常零散，所以仍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商代以前的所谓的夏王朝还没有发现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也只能说这也是个“不清楚”的时代。

不过，到了春秋时代，汉字远播各国，被广泛使用。这不仅不是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广域的汉字圈形成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因如此，在春秋时代，记录各国历史的材料较多地得以存留下来。其结果就是，到了这个时代，各国的状况忽然变得异常“清楚”起来。

其后的战国时代则是一个更加“清楚”的时代了。

那么，何谓“清楚”？为何“清楚”呢？

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成为社会构造变化的基石，官吏制度逐渐成熟固定下来。每个文化地域上，出现了一个乃至两三个领土国家。被这些领土国家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吏们开始对以前的“国”进行统治。

文字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吏制度的工具。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即律令（制度）也逐渐完善。

然后他们通过文字这一工具留下各种各样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也成书于这个时代。每个领土国家都有各自的史书。因此我们就有了从不同视角记录的各种史实可供参考。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各种事情都更“清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根发芽于春秋时代的汉字摇身一变，成为文书行政的工具。这个时代对于汉字发展史而言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国时代绝不应被描述成一个昏天黑地、战火弥漫的时代。

战国时代之后便进入了帝国时代。从帝国的视角而言，拥有新石器时代以来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地域，其自身的独特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因此这些独特性被掩盖，并用了一些晦涩难懂的形式来进行记录。《史记》就是这种视角观察下的产物。

然而，我们通常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称之为上三代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时代，正是在《史记》的这种视角基础上被描述的。把“不清楚”的部分说得好像非常“清楚”，这绝不是对“事实”客观的描述，而是借用汉代的视角所留下的记录罢了。

被描述得貌似“清楚”的过去

我们已经讲过，在与商周王朝同一时期，每个文化地域上都孕育着各自的“大国”。在四川省，这一文化地域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其中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三星堆遗迹。留下这一遗迹的“大国”究竟如何，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还有很多事情都“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具体的器物，了解它的城市文化与物资集中的状况。

然而汉代的视角却无视这一事实的存在，把商王朝、周王朝都描绘成一个以广大的汉字圈（虽然当时并没有这种汉字圈）为背景的统治天下的王朝。上述的四川之地也成了战国时代的天下（汉字圈）的一部分，甚至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广东、福建也被收编到天下之中。西汉的前半期也有南越和闽越的存在，到汉武帝时灭亡。而商王朝、周王朝就是根据汉武帝以后的观点被描绘成一个天下的王朝。

6 河南省安阳殷墟的侯家庄1001号墓
在商代大墓中，墓道在四面各有一条，形状像汉字“亞”，因此被称为亚字形墓。亚字形墓在商代墓葬中是规格最高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造墓时投入了巨大的劳动力，也能从中管窥大国统治阶层的权势和威风

诸国之事分明“不清楚”，却讲得好像很“清楚”。其结果就是商王朝、周王朝被描绘成与这些国家毫无关联的存在。明明毫无关联，人们还是产生一种误解，即“把他们治理得很好”。人们就假设出一个天下太平的时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明明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战争，而大家却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其原因就在于大家用来观察考古遗物的眼睛已经受到汉代以后观点的影响，变得“模糊”了。

频见于春秋时代的战乱纷争，在商王朝和周王朝也是经常发生的。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也同商王朝、周王朝一样，扮演着统领者的角色。然而，春秋时代的大国之君被称为“霸”而非“王”。这种差别待遇，仔细想想，也是非常可笑的。

再者，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所编写的史书中都添加了各自的说明。这些说明文字反映出来的是以自身数千年传统为骄傲的文化地域的独特性。因此这些国家所讲述的过去各有不同，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定位也不同。

7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博物馆藏）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代表。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文化绽放了鲜艳的花朵。虽然未使用汉字，但我们仍可从物资的集中状况判断出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一般认为该遗址属于当时威震蜀地的大国

如果我们将“清楚”的“事实”追查下去，就能发现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很多人却没有发觉这些差异。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待史书的眼光已被汉代以后的观点所影响，变得模糊了。

此外，在这些战国时代的史书中，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史官将自己所在的文化地域作为世界的中心来进行论述。因此与汉代以后的史书相比，虽然这些书的确要好些，但书中记录的“事实”也绝非客观史实。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许多史料，有不少是应该去除的附加之物。

接下来，我将在尽量使文字简单易懂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说明，去除这些附加物。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论及夏、商、周王朝的历史的时候，还需请出战国时代时不时上台露下脸。正如前文所述，史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并且这些史书中所讲述的是领土国家的理论，而非城市国家的理论。所以，我将会适时地穿插一些战国时代的东西，并向大家说明这一时代的史书中所记之事并不完全都是事实。

虽然我也可以忍痛割爱，省去这些有意识的说明不谈，但是本书还是想尽量地多做些说明和解释。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如前文所述，大家就很难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战国时代史书中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这对探明事实真相会产生极其不好的影响。

《史记》记载的虚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相信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了。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让我们轻易就认为历史本来应该还有更多清楚的事实才对。然而实际上历史是个挤满许多“不清楚”事件的大杂烩。

本书不会把断定为虚构之物的“事实”当做事实来讲。事实是以扎实的研究为前提的。因此，我会提示很多含糊不清的内容，而非虚构“事实”所显示的明确说法。无中生有最是危险，我尽量把握好尺度。

战国时代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当我们翻查战国时代的史书回顾历史时，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各国撰写自己的史书时，都会在书中强调自己国家的正统性和对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主张总是用一种很难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如前文所述，汉朝以后的史书及其注释是造成这种晦涩难懂现象的元凶。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常识就是建立在这些元凶的基础上。

例如，如果提及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这一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天下统一”。而在该常识的背后有一种设定，即天下自形成之初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天下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统一的状态，因此这种设定好像也颇有些道理。

事实上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与天下这一概念相匹配的广大领域从未被统一过。换而言之，数千年来，天下从未苦苦等待谁来统一。

本书讲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因此我也不能以天下统一为前提进行说明。

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初见端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即使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初见端倪的时代，对于秦国以外的其他诸国而言，天下统一也并非讨论问题的前提。

战国时代列国林立，许多领土国家都是建立在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之上。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地域使得各国必然强调其领土统治的正当性。

战国时代“天下”中的特别地域及作为历史的三代

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文化圈成形，战国时代以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建立。这些领土国家都把包括本国领土在内的地域定义为特定地域，除此之外的天下皆为野蛮之地。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表示这一特别地域。“中国”一词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则是来源于夏王朝的一种称呼。战国时代不同国家所称之“夏”，其具体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后世无法确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处。

“中国”一词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在历史上也被广泛理解为汉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追溯到战国时代就会发现，“中国”一词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个特定地域。

“夏”与“华”可通用，将“中国”与“夏”融合后便有了“中华”一词。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中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流传。

战国时代，虽然领土国家都用“中国”一词来界定沿袭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也并未局限在这一文化地域中。

就像西周灭商，从中原西部将东部也纳入其版图之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的关注度也非同一般。

为什么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如此关注与自己接壤的文化地域？因为将邻接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意味着物资调配水平可以取得长足进步。迁都雒邑（洛阳）后的周王朝就具备较高的物资调配水平，同时传承了汉字文化的魅力。周王朝从商王朝继承汉字文化，并将其传播到天下各诸侯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因缘，周朝在迁都雒邑后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周王朝所在地河南也是一个物资汇集的场所。诸侯各国皆需仰仗周王朝丰富的物资和繁荣的文化积淀，于是各国给予周特别的定位。

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威慑力较强。周王朝定都镐京（又称宗周，今西安），影响陕西一带，而后迁都雒邑（成周，今洛阳），对商朝故地影响力较大。殷商灭夏的传说也流传于世。

文书行政正式始于战国时代，施行该文书行政制度的大领域称为“天下”。其中各国将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定义为特别的地域。而留下汉字记录的商朝和周朝，以及传说中的夏朝皆在“大国”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因此，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定位包括自己国家领域的地域时，总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形式让自己的历史与夏、商、周三朝相关联。

正因如此，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中正好有夏王朝或商王朝的故地，该国就给这些故地进行历史定位，然后主张自己对这个特别的地域享有正当的统治权。此外，如果在包含了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正好与这些王朝的故地接壤，该国就会想方设法把其接壤的先朝故地纳入包含自己国家领域的特别地域中。如果本国与先朝故地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他们就会将该地区定位成比包含自己国家领域在内的特别地域略低一等的地区。例如，楚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评价就是消极的。

横跨多元文化地域的汉字圈出现

用于祭祀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汉字传播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汉字并不是在刚开始出现时就被广泛使用。汉字最早只在一部分城市中被使用。当然这一点也不限于汉字。除汉字以外，一些原始文字也相继出土。然而这些原始文字都逐渐失传，唯有汉字是个例外，一直传承到现在。

然后汉字在不断被继承的过程中，逐渐被应用于更多的场合中。

最早发明汉字的城市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城市是如何传承文字的，也不得而知。只是，直到发现了许多甲骨文后，我们才开始知道汉字曾在商王朝被使用过。

商王朝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在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023年）的遗迹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经过研究，我们可以确认这些刻字就是汉字的祖先，也知道了按其特点可以分为五期。学者们还靠它复原了商王的系谱，也确认这个和《史记》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8 汉字出现之前的文字
本图所示为被称为丁公陶片的刻文（松丸道雄临摹　松丸道雄《汉字起源问题的新展开》）。这是与汉字不同体系的文字。该文字已经发展到了靠多个文字的排列来表达意思的文字阶段，而非只记录单一文字的符号阶段

这些汉字得到周的继承，然后传播到周统治范围内的各诸侯国，进而传播到长江流域的各国。汉字的传播是进入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世纪）才正式开始的。

9
刻有巴蜀文字的虎纹铜戈
（部分　郫县独柏树战国土坑出土　四川省博物馆藏）在战国时代被秦征服的巴蜀之地上，有着靠近秦的蜀国与临近楚的巴国。两者合二为一，则是我们常说的“巴蜀文化”。巴蜀之地有自己的记录符号。这些符号多以单字的形式出现，但图中所示文字已形成了句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的符号已经进化到了文字阶段

在同一时期，“天下”的雏形，也就是汉字圈的雏形渐渐形成。“天下”的雏形是在春秋时代才成形的。到了战国时代，这一雏形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它的基础是通过派遣官吏统治地方，即文书行政制度的推广。

“天下”的地位虽然不及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雏形基础上形成的特别地域，不过它仍然是被定位为特殊存在的地域。

春秋时代仍旧是城市国家，即周的诸侯国与周结成政治关系的时代，同时也是可与周相抗衡的势力构建相似体制的时代。这些不同势力集团视为根基的东西，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不同的文化地域存在不同的“大国”，这些“大国”都各自称霸一方。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汉字。汉字传到了周的势力范围，并且渐渐向其他地方传播开去。这时各国都把汉字用于祭祀活动。派遣官吏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汉字首先是城市国家的文字。但是，由于各国开始使用相同的汉字，人们也开始用汉字记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使用各自的祭祀场所来进行确认的。从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开始，各国就通过向神祈祷的行为确认相互关系，遏制违背约定的行为。确认这一相互关系的东西就是所谓盟誓。因此盟誓可以定义为一种祭祀仪式。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即使有盟誓的存在，也没有记载盟誓内容的盟书可考。

当汉字传到各国祭祀场所后，被定义为祭祀礼仪之一的盟誓也开始使用汉字来进行，并且各国将盟誓内容以证据文书的形式保留下来。这种文字的运用恰恰将若干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也成为传达意思的基本手段，后来从中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手段，即从中央下达到地方的命令也靠文书来记录传递。这正是文书行政，即派遣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的开端。

在文书行政开始之前，各个城市国家是文字独立的适用场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春秋时代一切记录和话题的中心是城市。与此相对的是到了战国时代，形成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上的领土国家取而代之成为中心。这个地方城市服从中央政权的体制，就是由文书行政制度在后面作为支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战国时代的议论是以若干并列存在的领土国家为中心展开的。

许许多多的城市以各自城市为中心来思考、论及其他地方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以各自国家为中心来思考、讨论其他国家的时代则是战国时代。

即使汉字相同意思也不同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中，特别领域及其向外延伸的世界被定义为天下。因此，见于这些典籍的天下观念不能原封不动地用于春秋时代。直到春秋时代为止，外部世界的范围还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比战国时代的天下要小。那时候的外部世界指的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及其周边接壤的地区。

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将汉字圈视为天下的。在本书中我们追溯到广域的汉字圈刚刚形成的春秋时代，或进一步追溯到广域汉字圈尚未形成的商代、西周的时候，说明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问题。

“天下”这个词很危险，集中了许多能招致误解的因素。这个词在战国时代基本上等同于汉字圈，而到了汉代，这个词汇的定义基本上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但是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中有若干中央政府存在，相应也有个若干个特别地域的存在。到了汉代，汉字圈开始被整体定位为特别地域。在这个巨大的特别地域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若干文化地域便不得不将其独特性隐藏起来。

战国时代与后世，即使汉字相通，其含义也不同。“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认真整理出土史料后就会发现，“國”在西周时代是“或（域）”字。我们给这个“或”字加上个国字框后便成了“國”字，给它加上土字旁后便成了“域”字。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国家时代的“域”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就演变成了“國”。也就是说，从城市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叫做“域”，而到了以文书行政来统治城市的领土国家时代，这个“域”都成了被外面的疆域包围的存在了。因此便产生了“國”这个字。

关于这点，也正如前文所述，在周王朝的时代，围绕着王都的一带被称作“中或（域）”。到了战国时代，人们用来称呼陕西一带的词汇就变成了“中国”。在其他国家，他们把别的领域称为“中国”。这个“中国”到了汉代以后演变成了天下的意思。

为了诽谤其他“正统”王朝而诞生的“夷狄”

相信各位对“夷狄”这个词并不陌生。只要我们翻阅古代典籍或注释，时不时地会看见这个词汇。“夷狄”用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野蛮人”。

“夷狄”一词很少单独使用，它经常与“中国”一词同时使用。如果说文明开化、文化繁荣的地域是“中国”，那么与此相对的野蛮之地便是“夷狄”的地方。

可能大家对此都有所误解，那就是在战国时代人们的观念中，这个“夷狄”之地是包含在“天下”领域之中的。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战国策》等古籍中留下了许多各国往来人士的故事。我们能从中看出，他们观念中天下的领域是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国家领土的总和。

“中国”是文明开化、文化繁荣之地，也是各国主张其领土统治正当性的地域。“夷狄”是野蛮之地，是与“中国”相对的地域。这一地域便是与自己国家相对抗的其他诸国的领域。如果我们要强调汉字圈的存在，那么野蛮之地也包含在汉字圈之中。

虽然这些地域还没有成为自己的领土，但总有一天会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下。这是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主张。战国时代各国所构想的特别地域就是以这一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为前提的。它比各国实际统治的疆域还要更广阔一些。而这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这里设定的地域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多少有些不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其实也时不时地在扩张或缩小。

正如不同国家所讨论的“中国”或“夏”各不相同，“夷狄”这个词汇也因国而异。它有很多种说法，例如“东夷”、“狄”、“蛮夷”、“戎”等。而且，尽管各国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汉字），但其话语中的对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

汉代以后视点的特殊性

天下统一与 典籍内容的龃龉

前面我们讲了记录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历史的史料，在战国时代由于国家不同内容也不相同。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汉代以后的各种观念。虽然我们的历史常识都来源于此，但其中还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秦始皇吞并了敌对诸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天下统一”大业。自此，“天下”是由秦始皇的各级官吏来治理，秦律令与秦历法传遍天下。这时候全部都是特别地域。

也就是说，原本只是“天下”的一部分的“中国”或“夏”，这时候终于变成真正的天下了。以前的典籍里写着“天下”之下尚有“夷狄”存在。这些典籍也不再适用了。因为秦始皇已将敌对国全部歼灭，纳入其疆土范围了。

但是，新的“中国”之外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能归入“中国”版图的地方。这些地方就变成了野蛮人生息的土地。

如果我们不对天下与“中国”、“夏”同“夷狄”的关系重新梳理说明的话，有些典籍便无法使用。而这一状况之后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点有些脱离本书主题，所以此处就不加赘述了。巧妙地对天下与“中国”、“夏”以及“夷狄”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让典籍变得可以使用，已经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时代了（我有时也直接将这一时代称为东汉）。此后，人们开始使用儒家经典中的说明，用儒家理论论述“中国”这一等同于天下的特别地域与其他野蛮人所居住的地域之间的关系。此后，人们是把作为汉族聚居地的“中国”（这时，该词汇为主流）与其他地方的关系当成以中国皇帝为权力顶点的体制的一部分来从理论上把握的，这也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开端。上述观点是由西嶋定生首次提出的。

成功是成功了，然而这一成功的背后除了需要注释，还需要另一个工具。这就是新的典籍。儒家的典籍称为“经”，但正如“经纬”这个词，经是纵线，而纬是横线。有经则必应有纬。就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古人将新的典籍总称为“纬书”，并且编撰了许多的“纬书”。这些新编撰的书籍就主动承担起为新的“天下”、“中国”、“夷狄”之说正名的职责。

当这一理论固定下来后，纬书的使命也就告终了。纬书便成为无用之物。此外，纬书之说都是按照汉王朝的要求所作，以后也未必都能满足后世王朝的需求。纬书不仅不能帮后世王朝自圆其说，甚至还是个巨大的隐患。因为如果说汉王朝是正统，那么其他王朝便是非正统的了。也由于这些原因，纬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利用纬书之说而存留在注释之中的新的解释和观点便慢慢地为天下人所接受。

在新的说明中，古人用了很模糊的概念来诠释“天下”。既然“天下”之中有“中国”，则“天下”不仅包括皇帝的国家，其范围还不断向外延伸。因此，根据这一说明来看，“天下统一”是不可能的事，有的也只是“中国统一”。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将“天下”定义为需要被统一的地域。这样一来，“天下”原本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讨论“天下统一”的问题。

这样才真的分清楚了。

在论及“东亚册封体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中国”与“夷狄”（中华与夷狄）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无视儒家理论来论及国家关系，那就不需要等到王莽的时代了。如果单纯以军事优劣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汉王朝初期，汉与匈奴之间是汉王朝为弟、匈奴为兄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用册封关系来讨论春秋时代以来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册封的“封”是“封建”的“封”。如果从语源的角度来看，这个词汇原本就受了周王朝与诸侯的关系，即封建关系的影响。

这个“东亚册封体制”是根据儒家理念而构想出来的。

“东亚册封体制”与德化

如果重新解释一下之前所述的内容，那就是汉字的传播意味着通过汉字对其他地区进行“同化”。汉字所到之处，人们都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即用汉字作文。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制度正式确立后，这一共同的表现方式便成为官吏们的共同财产。所谓的汉族，或者说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便在这时形成了。

有的城市没有文字，有的即使有文字也不是汉字，或者有的使用自己特有的符号作为文字。恐怕它们的语言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大国”靠军事力量将这些城市置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在这些“大国”的势力统治下，到底产生了怎样共通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城市都在文书行政制度下被统一管理，由官吏对各个城市行使职权。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汉字汉文便作为一种共同财产，不断渗透到地方。

朝鲜和越南曾经也在汉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这两个国家最后是拒绝了被汉族同化。那么拒绝同化的地域和以同化为前提的地域之间的政治关系又是何时开始的？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已经提及的词汇，即“东亚册封体制”。

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超出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不过作为有关联的话题，在这里先做简单的说明。

通过再次解释得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下，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得以建构，并且人们引用儒家经典来讨论这一关系。儒家经典中记载着特别地域与野蛮之地之间的关系。特别地域由帝王君临天下，以德治之。野蛮之地则受其德之感化，进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服从于帝王之圣德。这个特别地域便得以扩大。

古人用“德化”或“德泽”之类词汇表示帝王圣德远播四方。他们站在特别地域统治者的位置来描述其圣德是如何惠及自己的子民与野蛮之地的。如果能有效利用儒家经典对作为特别地域的大领域与野蛮之地的关系进行很好的说明，则圣德所及的范围便能为之扩大。

所谓德，在商代原本是指佑助征伐的灵力。大国要谋求对小国的控制，需要毅然地进行征伐，而支配征伐的灵力就是德。所谓的“德化”、“德泽”的“德”是不用征伐也行遍天下。与此相对，商代、周代的“德”是靠征伐来实现的。当时大国与小国之间是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因此为了使统治永久化，有时征伐则变得不可或缺。然而，对于形成于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而言，大半的小国都被吞并变成了县。大国往各个县派遣官吏，则从此无需征伐也能治理这些地方了。因此，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对立的两个领土国家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就算可以占领对方的一些城市（被吞并的小国变成的城市），通常也不可能将敌对的领土国家全部占领。因此，古人在论及敌国人民的时候，便开始与本国子民一视同仁，认为帝王之德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无需征伐而惠及万民的德。

而这一观点随着上述特别地域的扩大，甚至波及了战国时代的典籍都未曾提到过的外族之地。

能够理解这一新的德化内容的是汉族的官僚们。

没有被汉族同化的人们，是没有被置于能够理解这一内容的状况下的。

不过有一个例外，即与汉族保持着紧密关系的“翻译”。当然这些“翻译”必然是对汉族的文化了如指掌的人。但是那些未被汉族同化、具有压倒性多数的外族人还是对汉族的文化知之甚少。

因此中国皇帝的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翻译”来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是“东亚册封体制”。

“翻译”所处环境的不断完善，最终连周边的国家都发展到了拥有自己律令体系的阶段。占据这些“翻译”主流的是所谓的“归化人”。他们的影响也波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的祭祀场所。至于以什么形式传入的，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作为汉字在各国生根发芽的结果，盟书随着各国之间盟誓活动的开展而问世。但是在日本或朝鲜半岛还没有发现这种盟书。

在日本发现的是稻荷山铁剑铭，以及七支刀铭。其内容简单，无非是系图之类的东西，且内容也未超出西周金文的所示内容。这些铭文与其说是这些小“国”自己铸刻的，不如说更像是来自大和朝廷的赐品。

日本也出土了许多中国制造的铜镜及其仿制品。上面皆刻有汉字。但是这些内容并未超出在中国本土制造的铜镜铭文的范围。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或大和朝廷赐品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是这些铜镜的代表。其铭文内容与中国铜镜并无二致。

可以想象当时的状态距离可以实施文书行政制度的环境还相差甚远。

儒家经典的原文产生于下图11所示时代。王与圣人之德惠及人民。经典的注释产生于图12的时代。“东亚册封体制”产生于图12的时代。在图11与12之间，人们对经典进行了重新编订。儒家经典中所讲述的德所惠及的范围在12的观念形成的过程中被人为观念性地扩大了。官吏的本质发生变化后，圣人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

10 城市国家时代的德
在城市国家时代，征伐是靠德（征伐的魔力）来佑助的。大国所征伐的是敌对的城市。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不同，很容易被征服

11 领土国家时代的德
在领土国家的时代，圣德自然而然惠及万民，甚至也惠及他国子民。天下（汉字圈）的内部成为问题的焦点。战争变成了领土国家之间的对抗行为，即使征服一些城市，也没有领土国家被征服。因此德便不再以征服为前提，逐渐变成了不包含征服含义的德

12 统一帝国时代的德
在天下统一的帝国时代，汉字圈的内部和外部都成为问题的焦点。德自然而然地惠及汉字圈内的所有百姓，还开始惠及汉字圈外的人民。普遍观念中的德治如此图所示

13 律令时代的德
律令为以皇帝为权力顶点的体制提供法律支持，以维持其秩序。这些律令在周边国家生根发芽，为周边各国的统治提供了法律支持，以维持其秩序。这些律令实施领域都将自己国家立于理论的中心来论及德治。每个国家都将自己置于权力顶点，制定规则，于是这些国家之间的权力顶点就发生了冲突，文书的交换就成了为国家关系带来隐患的种子。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去干涉其他国家的祭祀问题

如果我们将图12中的特别地域缩小，那就是图11所示的领土国家的观念。正如本书将在文后所总结的那样，图12是人们在观念上将每个律令实施领域扩大后的结果。图13中汉字圈有所扩大。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的观念都混杂在一起。日本将自己的律令实施领域称为“中国”。在中国皇帝统治下的正史中，人们是以图12的观念来描述图11和图13的情况，并将汉族人聚居的特别地域称为“中国”、与“外国”区分开来。虽然与上述观念不太相同，在中国正史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成了宗主国与附属国（中国把一部分的“外国”看做附属国）的关系

根据学者们的论点，文书行政制度完备的中国与文书行政制度尚未开始的周边国家之间的“东亚册封体制”是从王莽时期开始的。记录王莽时期的书籍成书于东汉时代。因此书中并未提及王莽之德惠及万民，远播野蛮之地。虽然没有被提及，但是认为作为成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后得出的结果，即儒家经典中的“德泽”等词语没有被讨论到的想法也是不自然的。

我们可以将王莽时期看做是东亚册封体制的基础成形的时期。此外——虽然有些重复——在周边国家，支撑这一体系的正是各国的“翻译”们。周边国家有它们各自的主张。可以认为它们因为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所以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但是这些国家越是成功地强调自己的理论，汉字就越难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

周边国家的文字文化

“东亚册封体制”终于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转机。汉字传入周边国家，这些国家也开始接受汉字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并未被汉族同化，而是开始将汉字作为自己国家的文字来使用。

正如前文所述，汉字在中国是靠着青铜器铭文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其结果就是到了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广域的汉字圈。汉字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是靠铜镜和铁剑来抓住人心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春秋时代，使用相同的汉字这一共通性并没有被当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同样在日本，使用汉字是有特别意义的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得到理解。

终于日本也开始实行文书行政制度，引入了律令制。在日本，能够正确理解儒家经典的人才辈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儒家经典，原因是他们懂汉语。汉语使所有人的语言变得规范和统一后，这些人就被汉文化同化了。但是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并没有变成这样。

日本发明了万叶假名，然后出现了假名，最后开始了训读。这种训读的方式使得汉字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发挥了文字的功能。

“训读”和万叶假名的鼻祖应该在朝鲜半岛，然后传入日本。后来，日本开始固定地使用万叶假名，用“训读的方式来念汉字”。在朝鲜半岛，“训是用来表示字义的”。此后，朝鲜半岛用新的规则发明了韩国文字，而越南人则将汉字无法表记的词汇用越南汉字—字喃来表记。

中国周边国家除了上述文字以外，还出现了西夏文字、契丹文等与汉字形似的文字，起源于梵文的文字也在这时传入。

在“东亚册封体制”下，中国的周边国家开始将汉字或其他文字作为自己本国的文化文字来使用。“东亚册封体制”便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这些国家使用汉字或其他文字来表述将自己国家视为世界第一的理论。

“东亚册封体制”的变质

在一般我们理解的“东亚册封体制”中，中国皇帝是站在权力的顶点。但这一意义上的体制也只在周边国家开始使用汉字实施文书行政制度之前成立。当时周边国家尚未掌握汉字，也无法理解通过汉字为这一体制的理论进行争辩，他们也不会用汉字来争辩自己是世界第一的地位。周边国家开始文书行政实施律令后，便以此自封为“文化国家”，开始用汉字来阐述中国并非世界第一的理论。

其实律令法体系出现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时原本就是以王为尊的法律体系，到了天下一统后，这个法律体系便成了以皇帝为尊的体系。这一体系被引入周边国家，就意味着这些国家也开始采用与中国具有相同性质的法律体系了。正如前文所述，把自己定义为第一的观念有很多。有人把自己的村子定义为第一，有人把统领这些村子的城市—在日本就相当于古坟时代的酋邦—定义为第一，也有人把统治这些城市的领土国家定义为天下第一的存在。后来人们通过律令法体系的“形式”将这一观念表现了出来。这一法律体系规定了以领土国家为第一的“形式”，也规定了从中央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管理的“形式”。这一规定为文书行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众所周知，这种“形式”传到了日本，最后被架空，成了有名无实的制度。尽管如此，这种“形式”本身还是得到了继承，并在江户时代变身为支撑幕藩体制的“形式”。

如此这般，由于中国周边也出现了律令国家，所以虽说都是“汉字的传播”，但其内涵却有本质区别。

有无“东亚册封体制”中的“册封”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册封，是指皇帝将周边国家作为自己的臣国，并加以排序来确认双方关系的一种行为。因此如果不在中国皇帝的统治下对双方关系进行确认，则不能算是被册封。然而这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史官在编写中国皇帝国家的史书时，不管实际上对某国有无册封，史官都会给这个国家排个序，顺带写上几句，好像双方都已经确认册封关系了一样。

例如，虽然丰臣秀吉并未受过明朝册封，但《明史》中却记录了日本“自古”就有“王”，王的大臣中地位最高的职位称为关白。不仅如此，书中还介绍了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事情。相信大家一看便能注意到《明史》中并未提到有关“天皇”的事情。按照日本律令体系的规定，日本是以“天皇”为尊的“形式”。尽管法律体系空有外壳、形同虚设，但“形式”本身还是得以存留。然而《明史》中记录的是“自古”有“王”。就像这样，册封关系跟实际是否册封并无任何关系，只是在史书中以这种“形式”记录下来而已。但是它描述的只是一个理念，而非事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列国，各有各的律令，自成一派，并互称他国为夷狄。

在《史记》和《汉书》中可以看到汉与南越（秦始皇死后，汉族在广东一带建立的国家）之间互换文书的记载。将两者做一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在《汉书》成书的东汉时代，以汉皇帝为尊的对外文书的形式非常完善。《汉书》中明确的形式在《史记》成书的西汉中期还没有确立。正因如此，《史记》中介绍的文书与《汉书》中介绍的文书按理说必然是同一物，但实际上其形式和语句相差甚远。这也是与“东亚册封体制”的确立相关的一个话题。

14 律令实施领域出现以及东亚册封体制
在战国时代，若干个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形成，这些国家都构建出了以本国君主为权力顶点的法律体系。我们将这些独立的律令实施领域加在一起，便形成了汉字圈这个天下。继承了文化地域范围的领域被视为特别地域，而汉字圈之外的世界被视为野蛮之地。古代经典中有一种观点，即汉字圈是由特别地域和野蛮之地组成的。但这一观点随着汉字圈的统一，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东汉时代，人们开始把野蛮之地重新定义为汉字圈之外的地域，并对古代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在东汉的这些注释形成的过程中，人们以这种理念为基础，建构了中国皇帝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就是东亚册封体制。这一体制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官吏机构与周边国家的“翻译”共同作用而成。周边国家引入律令法体系，创造了将自己的君主置于权力顶点的法律体系。此后，不同的法律体系相互冲突摩擦，东亚的舞台上好戏再次登场

战国时代，游说家将某国的意志传达给其他国家。此时，他们称撰写文书之国的王为“大王”，而称呼敌对国的君主时，则用其地域或城市名来称呼他们，例如“荆王”、“梁王”等。在这类文书中也记录了敌对国君主的言行。这些言行内容作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后，便有了我们在《汉书》中所见的对外文书形式。这些文书最后被定义为“国书”。

正因如此，与国书形式的关系不同，“东亚册封体制”开始变质。周边国家自己也开始实施联系本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文书行政制度。曾经在战国时代存在的若干中央相互对立的构图，如今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中得以再现。

“战国时代”这一名称

我们被“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名称误导，总觉得商周时代是个和平的年代。其实不尽然。正如前文所述，商代与西周同样都是战乱纷争的年代。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范围内上演的战争，另一类是这些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前者是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后者则是至少有一个文化地域，其内部的大国连同小国一起与其他文化地域之间的争斗。

这些战争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不过自从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土国家后，前者便明显减少，而后者、即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则日益增多。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战争和战国时代的战争性质相同。很多帝国内部发生的战争则是不同文化地域之间的战争。

秦始皇驾崩后的战争如此，项羽与刘邦的争霸如此，汉代黥布等人的叛乱如此，吴楚七国之乱亦如此。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这一名称容易让人觉得战国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与之不一样。汉代也同样发生了战国时代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的战争。另一方面，在战国时代，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减少。中央与地方城市之争往往都是在叛乱的名义下记录和处理的。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至于“战国时代”这个名称的来历，也往往为人所误解。大家都知道“春秋时代”的名称来源于《春秋》一书。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受此影响，认为“战国时代”来源于《战国策》一书。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史记》成书的时代，《战国策》尚未问世，这点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些误解。《战国策》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

汉朝的时候，战国时代被称为“六国之世”。汉将自己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此就需要让最早出现皇帝的秦充当配角。通过这个配角，汉将周定义为正统王朝，并创造了一个汉继承周之正统王朝的“形式”。为了使其他国家有别于这个特别的配角秦，汉人将其他六个大国（楚、齐、燕、韩、魏、赵）称为“六国”。将战国时代与天下统一的秦朝分别开来，称之为“六国之世”。这个“六国之世”也沿用了很长时间。

汉代也有“战国”一词。例如成为书名的《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末年将战国时代以来的《长短书》等文献的内容进行再次编排而成。这本重新编排而成的书就叫做《战国策》。

还有一种说法是“战国之世”。但“战国”作为时代的名称并没有固定下来。在没有必要对秦特别对待以后，人们便将秦融入“六国”中，改称“七国”。这个“七国”的称呼也渐渐取代了“六国”，成为主流。其后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固定用“战国”一词来称呼这个特定的时代。

这是从天下的视点来讨论统一，从尚未统一的角度来讨论“战国”这一时期。这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章

周王朝的史实

从伐殷到克殷——《逸周书》与《史记》

《逸周书·世俘解》

公元前1023年，周作为陕西一带的“大国”歼灭了与其接壤的河南“大国”商。

周灭商的历史，《史记》中有所记载；但是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比《史记》更古老的记录，这就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逸周书》。一般认为《逸周书》所收之事本为周人所做，而后被春秋时代的晋所继承，到了战国时代，被魏所继承（它与后文将提到的《竹书纪年》出土于同一墓葬）。

每当我们说到周克商时，大家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周是一下子就把商给灭了。实际上周克商还是花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周伐商（伐殷）至最终灭商（克殷），时间上还很有问题。这在《逸周书·世俘解》中是有记录的。

15 周灭商
商有四个据点都市，称为“四方”。周灭商，继承汉字。此后，周朝代代都言及对这个“四方”的领有权。周灭商时，获得了齐的帮助，携手东西夹击。周军从雒邑北部的盟津，横跨北部，在牧野之地大败商军

如果大家稍加注意，就能发现文章的开头有“四方”这个词语。而“四方”这个词后面紧接着是“通殷命有国（域）”（向奉殷之命而形成的地域〔的各国〕发出通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四方”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南北的方位词，而是从属于殷商的方国（诸侯国）。《逸周书》将具有代表性的四个诸侯国称为“四方”。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古人提及武王伐纣时也会时不时出现征伐“四方”的话题。周人会用“率怀不廷方”（使不来朝贡的方国〔诸侯国〕臣服于自己）（出自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铭文）
，或“亦则殷民”（使殷民服从于自己）（出自青铜器“师询簋”）
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记录。

下面介绍的文章稍稍偏长，而且文章的体裁也比较古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周灭殷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史实。文章的开篇是对所述内容的简明阐释，接下来则是具体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

维（武王十二年〔前1023〕）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惟（原本武王九年的）一月丙辰旁生魄（既生霸。参考图16），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而一度撤回）。越若来（武王十一年〔前1024〕）二月既死魄（既死霸。意为月之盈缺，指下弦月之后的状态，据推算为庚申），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天恶臣（谄媚奸臣）百人。

大公望命御方（殷之诸侯）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人名）命伐越戏方（殷诸侯之一），壬申，荒新（诸侯）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诸侯）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主）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官名）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官员）造，王秉黄钺（斧头）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丧服），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深深低头，手掌心向上，高举过头顶）。王定，奏其大享三终。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旗的一种），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音乐名）三钟终，王定。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国之军）命伐宣方，新荒（国之军）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殷之）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上文“九十九国”之后的数字为虚数，夸张之用〕。

时四月（前1024）既旁生魄（既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一种祭祀礼仪）于周。维予沖子绥文。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人名）繇书于天号。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等人）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官名）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之乐）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沖于，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父）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绥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商王纣于南郊。

时（武王于其十一年〔前1024〕十二月戊午率军自盟津渡黄河后，公元前1023年的）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
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以上文中所记载的内容多少有些夸张。如生祭俘虏共一亿一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虏共三亿一万二百三十人，臣服六百五十二国，或玉石数量多达一亿一百万个，这些数字都太多，不符合实际。

但是我们除去这些夸张部分，追溯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后，就能发现“甲子”之日出现了两次。每朝每代的史书都会时不时地提及周克商之事，而每次提及此事，必然会讨论“甲子”之日。如果翻查《史记》，我们会发现里面解释得好像事情只发生在某一天。然而，从上文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甲子”之日。如果我们误以为这两个“甲子”是同一天，则整个事件的长度就会缩短，给人的感觉从“伐殷”到“克殷”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但实际上这两个“甲子”一个是武王十一年（前1024）三月的甲子，另一个是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之后（前1023）的甲子。在前一个时间点上，牧野之战还未发生，且同年四月武王也尚在周，而非他处。

其实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地逐字逐句阅读《史记》的《周本纪》，我们就能准确理解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十一年（前1024）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率军从盟津渡黄河）”。在这一时间点上，周王之军还未突击到殷的大本营。

《逸周书·克殷解》

《逸周书》中亦有《克殷解》篇，如下所记，这篇的内容与之前介绍的《世俘解》内容为互补关系。不过《克殷解》对事情的发展有更详细的记载，在此向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纣王）从。武王使尚父（太公望）与伯夫致师。王既以虎贲戎车［从盟津横渡黄河］驰商师，商师大败。商辛（帝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斧头）。折，县诸太白。适二女（一为妲己，一为婢妾）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斧头），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斧头）、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筴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官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官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参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根据《世俘解》记载，武王十一年（前1024）布阵于牧野的军队接受了武王的检阅，其后周军为了压制商的四方国花了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武王曾经一度返回都城，之后再回到牧野。《克殷解》中记录的就是这之后的事情。

武王第二次来到牧野后，商军溃如决堤，商纣王也引火自焚。

《世俘解》中记录了武王祈祷希望能将商纣王首级悬挂于白旗，将其妻二人首级悬挂于赤旗。《克殷解》中武王的这一祈愿变成了现实。

《史记·周本纪》中的克殷记录

《逸周书·世俘解》记录中的“时甲子夕商王纣自焚”一事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有记载。但是这一记载中有容易招致误解的部分。前文所述“甲子”的相关部分就是其中之一。以前查阅历史，我们大都参考《周本纪》，所以在此也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①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

②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③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

④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参司马迁撰《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对于上文的①和②，我们可以对照《世俘解》来理解。对于③和④，则可以对照《克殷解》来理解。不过，如果我们对④中的“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这部分理解有误，则这时的“武王驰之”就变成了①中所述内容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将①和④理解为与《克殷解》所述事实相同，而②和③则是与《世俘解》所及内容相同。

这是因为在《史记·周本纪》中只出现过一个“甲子”。

《史记》的文章是用汉代的语言重述历史而成，相对简单易懂。其语言的简易性本身是非常值得欢迎的。然而，如上文所述，其中到处都是一些如果我们不睁大眼睛仔细阅读就会产生误解的事实。因此我们才需要先阅读早于《史记》而成书的《逸周书》的《世俘解》和《克殷解》，充分理解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后再阅读《史记·周本纪》以为参考。

但史书自有的后世性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史书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因此为了慎重行事，在阅读研究《周本纪》之前，我们还必须先研究其他相关史料。

顺便一提，在《史记》的记录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在《逸周书》的《世俘解》与《克殷解》中看不到的语句。这就是周的大本营被称为“西土”的部分。这种认识应该形成于周的“东迁”，即迁入中原地区之后。这种认识也得到了汉王朝的继承与认同。而当时周王朝自其大本营陕西一带出发灭了东面的商。周在刚刚给商王朝画上句号时就自称陕西一带大本营为“西土”，这的确是件神奇的事情。

另一方面，《逸周书·世俘解》中有“（武王九年）惟一月丙辰，旁生魄（既生霸）”。我引文中“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而一度撤回）”，括号中的内容为作者补充的部分，原文中并未写明。这一部分在前面的引文中并未出现，但《史记》中有很长的一段记录：“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乃还师归。”这里明确写出了“（武王）九年”。而上述《逸周书·世俘解》引文中参考了《史记》的这段，加注了“原本武王九年的”。原文则是开门见山地写了“一月丙辰旁生魄”而已。在有问题的部分之后记录的是武王十一年的事情。“一月丙辰旁生魄”这一天象，就我所知是不可能出现在武王十一年的。于是我们顺藤摸瓜，发现武王九年（前1026）才有这一天象。因此我在《逸周书·世俘解》的引文中加注了“武王九年”。于是，我就明白了《世俘解》中所记之事就是《史记》中所述的“武王九年”之事。关于我所知的天象问题，接下来会在介绍西周王朝历代君王在位年代时做进一步详细的介绍。

综上所述，《史记》中也有些可以弥补《逸周书》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早于《史记》的史书不是只有《逸周书》而已。《史记》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记载，只是《史记》中哪些记录原原本本地保留了自古以来的历史真相，哪些是《史记》编者杜撰的“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仅看《史记》一书是很难做出判断的。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把《逸周书》这种公认（我们可以从天象方面的相关联系与文章表达方式来进行判断）的古书与《史记》做比较研究才行。

关于西周王朝起源与灭亡的传说

周的祖先传说

哪些是自古传承下来的说法，哪些又是后人加入的新内容？这个 问题也存在于周王朝的祖先传说中。

周的祖先传说在《史记·周本纪》的开篇就有所记载。关于这篇文章，相信许多读者都看过，下面就做一简单介绍。

下文中殷商的祖先传说与鸟卵相关，而周的祖先传说则与巨人相关。《史记·周本纪》开篇如是记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这段文字的最后是“别姓姬氏”，而我们知道所有人是到战国时代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氏，春秋时代首领拥有自己的姓。随着城市之间人口流动加剧，使用汉字的人口也不断增多，到春秋中期以后逐渐产生了氏。在周的时代，氏还没有出现。因此这部分描述肯定不是自古传承下来的说法。此外，那些先于夏王朝时代的帝王传说皆是战国时代以后才出现的。这些帝王的相关事迹也不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接下来谈谈“姓”与“氏”的问题。在汉字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城市国家的首领称为侯。人们用来称呼这些首领的就是“姓”。同姓诸侯被看做是同族人。比如被看做与周同族的诸侯（我们先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同族）都被称为“姬”。

铁器的普及给春秋战国时代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变动。耕地激增，城市数量也急剧上升。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人际联系方式不同的新秩序。城市里聚集了不同出身的人，这些人将各自的出身称为氏。氏在城市居民之间越传越广，最后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氏。

正因如此，将姬氏说成姓，这种说明方法本身就是姓与氏已经没有区别、混为一谈的时代的产物。这应该是周朝以来的诸侯灭亡以后的事了，估计是汉代以后才有的说明方法了。

当我们将这些后世加入的部分剔除干净后，剩下的就只有周的祖先受精于巨人这点，以及周的祖先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并掌管农业这点了。这些内容很有可能是自古传承下来的。

褒姒的传说

后稷的母亲踩到巨人足迹，于是生了后稷。但是后稷刚出生时，据说被认为是不祥之物。有一个与这个不祥相关的传说据说跟西周的灭亡有关。这段记载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下面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公元前781年，幽王即位。幽王宠爱褒姒，生了伯服。周幽王打算废太子而立伯服。于是祸起萧墙，引发了内乱。人们都认为内乱是因褒姒而起。关于褒姒，有以下这样一段传说，记录于《史记·周本纪》。

昔自夏后氏（夏王朝一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王使妇人裸而譟之。漦化为玄鼋，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

同样都是弃婴，但男婴后稷成了周王朝的开朝始祖，女婴褒姒却成了导致西周灭亡的妖妇。

自古红颜多祸水，美女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类似的还有商纣（帝辛）宠爱妲己的传说。《尚书·牧誓》中有批判纣王的内容，如“惟妇言是用”。《左传》中也有晋叔向欲娶美女为妻却遭遇其母阻拦一事（昭公二十八年）。晋叔向想娶的那个美女曾经害死了三位夫君、一位国君、一个小孩。

这里我并不是想谈论男女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只是想说我们将男女关系与亡国联系在一起讨论，其前提是君主的权力发展到了足够强大的阶段。这一时期通常认为是战国时代。

看来褒姒的传说也是比较新的东西了。

说到新，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个传说中出现了两条龙。关于这两条龙的故事，我们将在后文进行介绍。因为这两条龙与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有着某种联系。这就是刘邦之母刘媪的祖先刘累的故事。

龙的漦（涎沫）没有完好存于箱中传到汉代，因为周厉王打开了它。所以事情就很奇怪了。与龙扯上关系的应该是汉高祖刘邦（此后汉王朝日益兴旺繁荣），而非周厉王（此后周王朝日益衰敝）。这一汉代的主张可在此窥见一斑。

周公与共和

被理想化的人物与制度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对于因社会形态迥异而产生的不同王朝，人们都能将这一王朝理想化来为己所用。持续到战国时代的周王朝对于战国时代的诸国而言，无疑是各国想直接继承其权威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希望扳倒其权威的对象。

说到打倒周王朝的理由，各国只要搬出世道衰敝这个理由即可。但是若是说到继承其权威，各国就不得不摆出证据来证明周王朝是如何具有这个权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被理想化的人物与制度，并将其置于周王朝的发端之时与中兴之年。各国需要的设定是周王朝曾经一度衰敝而复中兴，但最终逃脱不了国运日下的命运。

战国时代各国打着各自的算盘，因此它们推崇周王朝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推崇周王朝的开国之际，而其他国家则极力鼓吹周王朝的中兴之年。

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最后奉为经典的是周公旦的摄政时期，也是共和摄政时期。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关系从“大国”与“小国”之关系转型为领土国家的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后，位于中央权力顶点的王权继承问题也被重新书写。这时王位继承权的判断标准不再是单一的血脉关系。由于这时许多成为王者的人直到春秋时代都还是一国的下臣，因此他们就需要一些更具有革命性的理论。所谓摄政，原本是指某一集团的长老遵从王的血缘集团的邀请，辅佐王及其一族。然而在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中，摄政需要判断登基伊始的王者是否有德以治其国。因为有德，王才能在位执政，而非依靠血缘关系取得王位。

汉王朝也由于其奉为开国始祖的刘邦为庶民出身，所以与摄政时期相关的话题被大肆利用。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旦开始摄政。时逢殷之余党叛乱，周公旦将之镇压。成王成人后，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尚未长大之时，由周公旦与召公奭共同辅佐成王。

其后，到了周厉王的时代。周厉王暴虐无比，因此诸侯联合起来驱逐了周厉王，立其子为太子，让召公（召公奭的子孙）与周公（周公旦的子孙）共同辅佐之。召公与周公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这是《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

以上内容为汉代的说明。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说明中被认为加入了一些原本并非事实的东西。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因为这个对“共和”的解释与战国时代史书所记内容相互矛盾。

据战国时代魏国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所谓共和，实际是人名，是一个叫做“共伯和”的人。厉王被驱逐后，执掌朝政的人正是他。

在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也能找出这个人的名字。共伯和在金文中记录为“子龢父”（龢=和）。《史记》记述为谬误，而《竹书纪年》所传所述才是正确的。

战国时代各国的说明比较零碎，但我们也能从若干制度的利用状况看出周宣王时期被认为是理想的时代。而剥去这一理想化的外衣，我们看清了事实，即曾经有个叫共伯和的人物存在。

金文研究表明，共伯和执掌朝政的年代只有“元年”。因为不久以后周王朝恢复了被驱逐的周厉王的年号。这段时间，周宣王长大成人，周厉王被置于隐退状态下。因此这时仅仅恢复了周厉王的年号而已。

摄政时期的象征：后世所推崇的“成”与“宣”

应支撑周王朝的一族之邀请，武王去世后，由周公旦摄政，周厉王被驱逐后由共伯和摄政。这一事实改头换面成了另一种说法。即摄政是为了养育年幼君主，并判断其是否具有君王之德行。

在这一说法的变化过程中，为了证明战国时代诸国之王具有正统性的“形式”也逐步形成。周王朝本身与此却无丝毫关系。

然而由于这个“形式”的关系，周公旦被奉为圣人，共伯和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称道。对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史实来加以论述，而是应当将其置于战国时代人们的理论构造中去讨论。

首位在战国时代称王的国家是魏。魏国创造了一种“形式”，即模仿成王在周公旦辅佐之下即位。即便是现在，那些效仿古人名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作为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周武王克商，周王朝的奠基人武王之父文王和将周治理得国泰民安的周公旦都是特别的存在。而蒙受周公养育之恩登基为王的成王更是特别的存在。因此魏国便效仿文王、武王、成王与周公的“形式”，产生了魏文侯、武侯，及后嗣的惠成王。

也许文侯、武侯仅仅是想模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文王、武王的名字而已。但是，其后的魏侯在作为诸侯即位后，便开始效仿上文的文王、武王、成王的“形式”了。当时，周王和诸侯都有许多名号。例如，如果既是惠侯又是成侯，便合称为惠成侯。诸侯在其为数众多的名号中选用了“成”，又创造出“被养育成王”的“形式”。如此一来，原本作为侯即位的人到了中途忽然就变成了“王”。这就是惠成王（惠王加成王）。

这种“形式”强调一点，即周“文王”、“武王”之权威由“成王”继承。于是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一种论调，即魏的惠成王继承了周的权威。

紧随魏王之后的是齐。宣威王（威王加宣王）继承了桓武厉公（桓公加武公加厉公）之位。这是模仿周宣王继承周厉王的王位，才起了相似的名字。

魏抢先创造了这样一种好用的“形式”。为了与之对抗，其他诸侯国也绞尽脑汁创造出另一种“形式”。为此春秋时代的五霸之一齐桓公被推上神坛，而他的“战国版”则是战国时代的桓公（桓武厉公）。桓武厉公之子以诸侯（公）身份即位后摇身一变成了“宣王”。这就是齐国创造出来的新“形式”。

此后各国之王皆用“成”、“宣”的王号来称建国之君。也有模仿得露骨的人直接效仿“文王”、“武王”，用“文”“武”称之。

就像这样，战国时代出于各国的需要，周王朝的王名就这么被人随意地模仿使用了。其结果就导致周王朝原本清楚的史实变得晦涩模糊。于是历史记载就变了，周公旦的子孙周公与召公奭的子孙召公共同摄政的时期就成了共和时期。《史记》里面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古典修养的基础中的基础。也正因如此，到了近代才出现“共和国”一词，而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是历代知识分子论及周王朝时的理想。

金文中的西周时代

西周金文的月相

前文讲了从战国时代到汉代人们所论及的“形式”，但实际上西周时代拥有与之不同的历史。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为我们解开西周时代历史神秘面纱的重要材料就是金文（青铜器铭文）。

如果认真研究金文中某些具有特点的记述内容，我们就能还原西周王朝历代君王的确切年代。关于历法，我们回溯历史便能清楚它从原始到发达的演变过程。西周时代的历法从某种程度而言已经相当发达，不过跟后来的历法相比还是很原始的。这点我们接下来会具体说明。

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是划分季节的重要标志。冬至、立春之类的词语至今仍是人们的话题。如果月亮圆缺十二次正好是太阳历的一年，那么说一年十二个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实则不然。月亮圆缺十二次的周期与太阳历的一年相比，还差11天，所以如果按照阴历计算，即以月亮圆缺为标准制定的历法而言，每年的阴历一月一日在太阳历上的日子并不是固定的。

正因为阴历与阳历并不完全吻合，我们就不能用阴历的几月几日来作为划分季节的标志。然而二十四节气却不同。它从冬至开始计算，正好可以把太阳历的一年二十四等分。所以只要知道二十四节气，管他阴历是几月几日，我们都能保证每年以相同的标准来了解季节的变化。

古人使用二十四节气，最早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

在这之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类似二十四节气的历法。因为是类似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所以当更为准确的二十四节气出现后，这种历法便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种旧的方法就是以月亮圆缺周期为一个月，将一个月分为四段，每段时间为七至八天。人们可以计算经过了多少个七至八天的时间段，将其作为标准来划分季节。当正南方的太阳降至最低点时，冬至来临。古人从新石器时代起便开始将这一天作为历法计算的起点。人们以冬至为起点，将每个月四分，每段为七至八天，然后计算经过多少个这样的时间段（大概计算经过几个月与几个时间段），以此计时。

16 将月亮的盈缺四等分
月亮完成12次阴晴圆缺要花一年时间（从冬至到次年冬至），但准确而言要少11天左右、不足一年。正是这11天之差，使得月亮圆缺与季节变换的关系无法确定下来。于是周人想到了一个方法，将一个月分成四段，每段单位期间为7—8天，用这个单位期间的日数与月数来调整季节的。他们将朔日到下一个朔日的时间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由于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调整季节，因此当更为准确的二十四节气历法出现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朔与望（满月）所涉及的问题是某个特定的日期（定点），因此继续沿用

将每月四分，每段为七至八天，这种方法所表现的是月亮的四种状态。到第一个半月出现为止是“初吉”，此后是“既生霸”，然后是“既望”，最后是“既死霸”。这种变化一言以蔽之曰“月相”。

关于西周时代的“月相”，还有与上文不同的说法。但是这种不同的说法不能准确解释月相因何而生，又为何在二十四节气出现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给出个让人信服的解释）。此外，研究表明在西周时代以前，商王朝的时代，商朝末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留下了许多有利于复原旧时历法的祭祀活动的记录。如果我们收集这些祭祀活动记录，将其与现实历法日历进行对照，就必须把这一结果与另一结果对照进行比较，看看时间是否吻合。这另一个结果就是将收集到的西周时期的月相记录与日历相对照的结果。根据与本书相异的说法，我们找不到这种一致性（至于将来能否找到，还真是说不清楚），而且我们也无法将商朝末期的材料与历法日期相对照（至于将来是否能对得上也不好说）。由于现状如此，接下来介绍月相之说，就不再对这一异说另行赘述了。

周王的在位年份

月相中有满月或新月（上弦月）等表示月亮特定形状（特定时间点）的说法。“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一个月的四个时间段，因此并不表示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所谓的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将每月四分）与望（满月）、朔等特定的时间点（月亮特定的形状）相比，原本各自的作用就不同，在历法计算上也各司其职。

如果再次重复前文，那就是“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所强调的并非月亮的形状，它的作用是将每个月分成四段，通过计算段数来划分季节，是一个标准。与此相对，望（满月）、朏（上弦月）、朔等特定时间点的第一要务则是表示月亮的形状。

因此，当出现二十四节气这种更为准确的季节划分标准后，“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扮演不同角色的望（满月）、朏（上弦月）、朔等特定时间点仍然继续沿用。

前文已经介绍过月亮的盈缺与太阳历一年的对应关系每年都不同。我们对这种关系加以利用，适当地对比君王在位的年份、月相、日干支，就可以重筑西周时代的日历，并确定西周时代历代君王在位时间对应的是公历的公元前哪一年了。

阴历与阳历的对应关系年年相异，加之需要研究的对象是君王的在位年份、月相、日干支三者的结合体，因此日期的对照条件非常苛刻，绝不能随意排列对照。实际排列对照后便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考虑就胡乱排列一通，则必然会中途卡住，面对剩下的资料只能束手无策。

不过我很幸运地将手中的所有资料都用得干干净净，成功地确定了西周历代君王的在位年份。

现在周朝君王级别的墓葬不断出土，考古学家对出土文物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我的假说自发表以来已经历十年时间。这十年间，考古学不断有新的发现，而我的理论也不断吸收这些新发现，一直发展到现在。在不断总结这些新发现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结果将经受时间的考验。我的假说或得以证明，成为定论；或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或对更多的部分进行修正。

根据我目前的研究结果，加上东迁时期的携王与平王，西周诸王的在位年份如下所示。

文王（公元前1058年—公元前1034年）

武王（公元前1034年—公元前1022年）

周公（公元前1022年—公元前1010年）

成王（公元前1009年—公元前1002年）

康王（公元前1002年—公元前993年）

昭王（公元前993年—公元前985年）

穆王（公元前985年—公元前940年）

共王（公元前940年—公元前903年）

懿王（公元前903年—公元前876年）

孝王（公元前876年—公元前863年）

夷王（公元前863年—公元前854年）

厉王（公元前854年—公元前827年）

共伯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宣王（公元前826年—公元前781年）

幽王（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72年）

携王（公元前772年—公元前759年）

平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720年）

这个世系排列顺序也正好与下文将提及的《逸周书·小开解》中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的满月等记录相吻合。对见于《逸周书·世俘解》和《克殷解》的日期，我们也可以确定那是发生在公元前1026年、公元前1024年及公元前1023年的事。

我们也知道在西周时代以前，商朝末期帝乙、帝辛的时代留下了许多有利于复原旧时历法的祭祀活动记录。我收集商代末期的资料，并与现实的历法相对照，不仅提出了包容性最大的排列方式，也成功地使之与上述诸王在位时间的排列相吻合。

西周的灭亡

我们已经介绍过周幽王之后褒姒。在前文中，褒姒是个导致西周灭亡的罪恶妖妇。关于褒姒，除了已经介绍的传说之外，还有下面的这些传说。这是《史记·周本纪》所记录的内容。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我想西周的诸侯不至于那么单纯吧，光凭这区区烽火戏诸侯恐怕不可能如此轻易地点燃他们心中的愤怒之火。事实上，这段文字是有人为了诋毁周王朝而精心设计的。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有些资料可以帮我们揭开谜底，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竹书纪年》。这本编年体史书所记之事与按照金文所记载的周王在位年份、月相、日干支排列出的时间完全吻合，而且就连日食的记录也收录其中。

《竹书纪年》这个值得信任的编年体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褒姒，或褒姒作为皇后所侍奉的幽王被杀的事件，以及平王即位于洛阳之地的来龙去脉都如下所记。

《汲冢竹书纪年》：（褒姒之子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参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史记》中所记载的是“东迁”，即平王将王都迁至东边的洛雒（洛阳）。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王都镐京的携王与雒邑的平王平分天下，二王并立。

名为“东迁”的分裂时期的历史发展

携王的纪年是以公元前772年为元年，平王的纪年则是以公元前770年为元年。如果我们对金文所记的日期进行考证，则会发现这两位周王的纪年都出现在其中。通过金文，我们就能大致还原分裂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貌。

在名为“兮甲盘”的青铜器上记载了“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申”这一日期，这大概是公元前766年的平王五年。

这篇铭文记载了平王的势力为了与西面抗衡、需要进行物资的周转，于是平王要求淮夷一带支援物资、并向诸侯发出呼吁的事情。

隹（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允（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易（赐）兮甲马四匹、驹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又）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页（眉）寿万年无彊（疆），子子孙孙永宝用。（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编号10174）

17 兮甲盘与其铭文
（出自《图说中国历史》）

虢季氏子组盘中的记录则使用了与东之平王敌对的西之携王的纪年。如下所记：

隹（携王）十又一年正月，初吉乙亥（公元前762年二月七日癸酉朔月第三日），虢季子组乍宝盘。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这段内容很简单，只记录了子组做了个青铜器。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与下面的青铜器的铭文进行对照，非常有趣的历史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18 周王朝的分裂—所谓东迁的历史发展过程
公元前772年，携王于王都镐京即位后，反对其即位的诸侯便于公元前770年在陪都雒邑拥立平王即位。在东西周对立的局势下，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的就是虢氏。虢氏一族中的虢季氏最初拥护携王，但后来倒戈拥护平王。此后局势变得有利于平王，平王凭压倒性优势打败了携王。兮甲盘的铭文中记载了平王为对抗携王，下令各国支援战争用的物资。成周（雒邑）的“四方”之外有个南淮夷。这个“四方”就是形成于商朝的“四方”（以四个主要城市来表示的地区）

这个青铜器就是虢季子白盘。该青铜器铭文如下所记：

隹（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公元前759年二月三日乙酉朔月第三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严狁（原本为外族名称，现指代携王势力），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超超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
爰乡。王曰“白父，孔□又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虢季氏子组的铭文提及的时间是携王十一年（前762），虢季（氏）子白的铭文中提及的时间为平王十二年（前759年）。子组与子白同为虢季一族。从文献可知，虢之一族分为宗家与旁支。旁支在文献中为“小虢”。虢季氏子组盘与虢季子白盘中所记载的“虢季”就是这个文献中所见之小虢。

虢的宗家一系与旁支一系的地理及政治关系从图18可知，它们位于西周（宗周镐京）与东周（成周雒邑）之间。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拥戴平王的是申侯、鲁侯与许文公，而拥戴携王的是虢公翰。公元前762年，虢季氏的子组使用携王纪年的原因也正是如此。然而到公元前759年，虢季的子白却用了平王的纪年“十二年”。这说明虢季氏一族倒戈投奔了平王。

这一年，也就是平王十二年（前759），东周平王歼灭了西周携王。参看图18我们就能知晓，对于虢氏一族的倒戈，西周是无可奈何的。加上携王本身就是由于虢的拥戴而登上王位的。所以虢氏一族一旦倒戈，西周也就回天乏术，走向了灭亡之路。

通过将兮甲盘、虢季氏子组盘、虢季子白盘的铭文相互对照研究，我们才终于弄清楚平王与携王的关系，发现了历史的真相。

与此相对，大家熟悉的《史记》中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周王朝东西分裂的历史具体是如何发展的。此外，由于上述青铜器的排序有误，被归入了其他年代，所以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以上所述的西周王朝与《史记》所载内容出入很大，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被西周取代的商王朝上。

《史记》中也有关于虚幻的夏王朝的相关记录。而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没有定论。关于商王朝与周王朝，有很多甲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这类同时代的史料可供参考。但关于夏王朝，目前还没法指望有这样的史料出现，自然而然地我们就只能在《史记》之类的史书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痕迹。至于那里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陷阱，接下来，我们将尝试进行一些讨论。

第三章

“华夏”的源流与夏商周三代

韩的神话

文化地域中的夏商周三代

战国时代，中原到山西的土地上有韩、魏、赵三国。这些国家都是由春秋时代晋分裂而成，三家分晋后不断扩张各自疆土，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三国鼎立的状态（参考图1“春秋列国图”和图2“战国诸国图”）。春秋时代，晋是山西汾水流域的大国，后来扩张到了河南大国周的附近。包围着周的土地就是韩的领土。

中原地区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一。韩、魏、赵三国在这一文化地域中努力试图将自己的历史跟夏王朝、商王朝以及从陕西入主中原的周王朝联系起来。

在汉王朝的史书中，汉人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看做天下统一的王朝，并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与这三代历史的传承关系。这和韩、魏、赵三国正好形成对比。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基础上产生的战国列国在所处的文化地域范围内寻求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而统一天下的汉王朝则在被统一的天下范围内寻找与先朝的历史传承关系。

19 夏、商、周三代与三晋
三晋（韩、魏、赵）由春秋时代的晋国三分而成。图中国境线是公元前350年左右之物，摘自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当时春秋时代晋的势力范围被看做特别地域，三晋便是在这个特别地域的范围内来给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做出历史定位的

相信许多读者都接触过白话版的《史记》。相信许多人也认为因为《史记》是有名的史书，故所载内容皆为“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却是被许多附加物重重包裹下的事实。我们从这样的《史记》中所阅读的“事实”，其实与战国时代史书中所记的“事实”是有不同的。

说这个可能有些跑题，日本有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前者是总结神话而成，后者是以史书体裁写成，两者都是讲述神话时代以来的日本众神故事。两书成书时日本刚进入律令时代，相当于城市国家的各“国”皆有神灵，这些神灵被改编写入史书改变了形式。这些各“国”之神原本都是应该作为各国守护神而独立存在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本书叫《山海经》，其中囊括了居住在各处仙山的各色神灵。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而受到书中各色神灵庇佑的则是它们管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随着加强中央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不断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中央的神灵对地方神灵进行管辖。我们以这个中央的神灵为中心来描述众神的故事，就有了《古事记》这样的书籍。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面积广大，可以媲美日本或韩国的疆土面积。即使将交通线所及考虑在内不做计算，那些领土国家也有半个日本那么大（参考图2）。这些领域都创造了各自独有的神话。

战国时代所成之书在领土国家灭亡的过程中失传。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灭秦时烧毁，许多历史事件造成这些书籍的失传。因此史料保存状况比较严峻。就连类似《古事记》的神话也只有部分流传下来。不过，如果我们留心收集，就肯定会在各种史料文物中发现“事实”的影子。

例如关于韩的神话就可见于史书《左传》。

韩国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

汉代人努力撰写天下史书。在这个时代《左传》被定义为解释《春秋》而作的传。《春秋》本是战国时代齐国所作的编年体史书，重点记录了齐鲁两国历史，同时还有周边小国的记录。成书不久，该书便被传为是孔子奉齐国田氏之命而作。用来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的便是《公羊传》。《春秋》记录过于简单，因此即使加些东西也难免捉襟见肘。记录简单反而难懂。因此为了展开论述，就需要一个进行解释的典籍（不是在《春秋》中展开论述）。到了汉代以后对《春秋》逐渐产生了新的说明，如撰写《春秋》的齐国田氏和孔子之间，齐国田氏的部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春秋》变成是由孔子一个人撰写的了。而这一观点被后人继承，成了定论。原本孔子这个贤人只在战国时代齐国等一部分国家受到大肆赞扬，而在其他国家而言多是讽刺或部分褒扬。到了汉代后，孔子却成了普天下的贤人了。

《左传》则是战国时代韩国对齐国做法的一种反击。韩国对齐国所著的《春秋》与《公羊传》这一组合进行诋毁，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证明韩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但到了汉代，韩国统治的正当性的说明内容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开始加入新的说明。在这一过程中，《左传》就逐步沦为了为解释《春秋》而存在的附属品。所谓“传”，指的是由于经典书籍内容晦涩难懂，为了对其进行说明阐释而产生的文章。

《公羊传》是对齐国田氏统治的正当性的说明。与此相对，《左传》将其说明内容加以变化，制造了韩氏才是正统的说明。这种对韩氏正统性的说明在《左传》中比比皆是。这些就是“被记录”的内容。而这些“被记录”的“事实”之一（仅仅只是其中之一），就是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韩的神话故事。

韩氏原本是春秋时代雄踞山西的大国—晋侯的一族。韩氏假托于晋，讲述神话传说时代以来历史的来龙去脉，然后赋予自己统治三晋之地的正当性。这一主张就记录在《左传》之中。首先要介绍的是下面《昭公元年》这一节。《左传》对于《春秋》中所示零碎的年代的记录进行了一些具体说明。这些说明中大量引用了在《左传》成书的年代就已经妇孺皆知的一些故事。接下来要说明的就是这些故事。

实沈与大夏、台骀与汾水

《左传·昭公元年》一节是从晋侯抱恙，子产询问其病因开始。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子产）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

接下来是郑国子产的发言内容。他介绍说古代圣人高辛氏（帝喾）之子阏伯移居商丘（战国时代宋国都城所在之地），因此商人将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看做是自己的星星。

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具体地点不明），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基准星宿）。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接下来记述了与阏伯相争的高辛氏另一子实沈移居于大夏（在《左传》中大夏具体地点不明），将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主辰。然后讲到周初的唐叔虞得到唐地（春秋时代晋国都城）之后，人们开始祭祀参星。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猎户座的一部分）。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唐叔虞），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后帝曾主宰参宿）实沈，参神也。

紧接着介绍了圣人金天氏（少昊）的子孙台骀治理汾水与洮水有功，于是周的后稷分封汾水流域给他，沈、姒、蓐、黄诸国守其祀。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然后指出晋侯抱恙与实沈、台骀皆无关系。

抑此二者（实沈，参宿之神；台骀，汾水之神），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太阳、月亮及基准星宿）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子产）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

韩国神话的意义

《左传》中所用史料多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在苍穹闪烁的星辰中，一些醒目的星宿受到古人的关注，天与地之间的联系被人们广泛讨论。古人喜欢讨论地上的某个区域是由天上的某些星宿主宰。在这些无数的繁星中，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与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成为基准星宿。星宿不过也就占据了浩瀚苍穹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星宿主宰大地某个区域的想法也是以地上被分割成相同的几个部分的想法为前提的。

商所属的星宿与夏所属的星宿各不相同，这就暗示了一个道理：正因主宰的星宿不同，所以它们各自在地上的统治领域也不相同。

天蝎座与猎户座，如果前者出现在东面天空，则后者不久就将从西面天空沉入地平线以下。这两个星座的相对位置与现在略有不同。与现在相比，古代人有时能看到两个星座同时出现在天空，特别是冬至时分黎明之前，两者就呈现这种位置关系。东面天空可见心宿，而西面可以看见参宿。在参宿下沉的过程中，人们便迎来了黎明的光辉。因此东面上升的心宿是商所属的星宿，而西面下沉的参宿则是夏所属的星宿。这也暗示着夏王朝是被商王朝所灭的。

在商王朝、夏王朝的星宿之中，联系汾水上游的唐与夏王朝古都大夏的参宿成为晋的星宿，而晋的星宿后来被韩氏继承。

首先，这里暗示了作为继承晋的国家，韩氏对夏之故地具有正当的统治权。正因如此夏王朝的故地还包括了流传着晋治水传说的汾水一带。这就是韩国的认识，史书中也是这么记录的。

20 公元前350年左右冬至黎明前的星空
在天空可见西面地平线附近的参宿（猎户座的一部分。夏王朝的星宿），东面地平线附近的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商王朝的星宿）。天顶可见北斗。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天空的基准星宿（大辰）

韩宣子与夏王朝、商王朝

韩宣子与夏王朝的祭祀

前文中的传说指出周成王灭唐国后，在此地封了一族之大叔，并在星宿领域从属于参宿。但是如果仅把这点作为问题讨论，韩氏为何拥有统治夏王朝故地的正当理由还是不清楚。其补充说明的文字就是文下所列《左传·昭公七年》的一节。

在这一节中，郑国贤人子产也讲述了世间的道理和历史。后来韩宣子听从了子产的建议，到夏王朝的郊外进行了祭祀，晋侯的病不久就痊愈了。

《左传》中，韩氏受到了特别的对待。《左传》中一般称代表晋国血亲一族的人物为“某子”，下文中会出现的“韩子”一词就意味着《左传》认为韩宣子是整个春秋时代韩氏的代表人物。请大家在看下文时一定不要忘了这点。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晋侯）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鲧是传说中夏王朝开朝之君大禹的父亲，因此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都祭祀鲧。而韩宣子祭祀鲧以后，晋侯的病情就开始好转了。

关于晋侯的病，前文的《昭公元年》一节已有介绍。他生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山川星辰的众神所致。君子原本应节制自身以使气充足，不应让自己气不充足而使身体变弱。但晋侯因为自己的“气”淤积于一处而生病。原本女官应该避免同姓女子，却娶了四位同姓妻妾。在夏王朝故地的郊外进行祭祀的也是旁系的韩宣子，而非这个已初见亡国之兆的晋国君主。韩宣子祭祀鲧以后，晋国君主的病也好了。

通过描述祭祀夏王朝与韩宣子之间的关系，古人巧妙地将韩氏将来必会匡复夏王朝的含义表达了出来。这里面也包含了晋所得之汾水流域也是韩的正当统治范围这一主张。

正如前文所述，在这里我们能隐约看到夏王朝的统治地域范围。虽然这只是战国时代《左传》的认识，仅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书中也的确提到了夏王朝的地点所在。

《左传》中也可见“夏墟”（定公四年）一词。据说这里是晋国第一位君主唐叔虞受封所得之地。这里是夏王朝古都遗迹。河南省安阳是“殷墟”所在之处，这点已由甲骨文记载得到确认。虽然与此相似的“夏墟”的位置还未得到确认，但在《左传》中确实有“夏墟”的记载。

夏墟包含了晋所继承的汾水、洮水一带，是唐叔虞受封立国之地。并且，晋的登场被描述成继承夏王朝故地的历史产物。

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唐叔虞被分封之地可在现在的太原附近找到。关于这种说法，我们在前文介绍的《左传·昭公元年》一节中已见“太原”一词，有人就认为这个词与山西“太原”（《左传》中为“晋阳”）有关。可是，西周时代的晋国君主墓葬多是从山西省曲村出土的，因此“太原说”就显得有些牵强。所以我们不妨这么考虑，即现在我们讨论的故事是以晋侯墓出土的曲村以及后来晋都所在的侯马附近（《左传》中所言之“绛”地）为舞台，构想出了一个“夏墟”。

在《左传·昭公元年》中有关于“夏郊”（夏王朝的郊外）的记载。在春秋时代，山西一带被模糊地设定为“夏”，其郊区叫做“夏郊”。这一带恐怕也是韩氏统治的地区，因此韩宣子才能立即起身祭祀于“夏郊”。

在接下来要论述的内容中，我们会发现战国时代的秦国也自称为“夏”。人们论述“夏郊”时都会涉及晋都或韩氏，这说明秦并未包含在“夏”之中。而这个问题跟另一个问题有关。即刚刚称王的秦并未将中原一带划到“夏”的范围之内来讨论。

韩宣子为郑国诸氏所尊敬

《左传》特别留心的问题除了夏王朝故地的继承问题，还有商王朝故地的继承问题。关于夏王朝，前文的说明中已经得出答案了。说到商王朝的故地，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韩氏，特别是韩宣子。

战国时代史书中有一种共同的“形式”，即必然有一个被置于政治中心位置的人物及辅佐他的圣人形成一个组合，而在史实的汪洋中，这个辅佐者总会重复一些重要的发言。《左传》中被置于政治中心地位的就是前文提过的韩宣子。韩宣子的子孙后来自称为王，就是与韩宣子同用“宣”字的“宣惠王”。像“宣”这类字的使用方法，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

《左传》中常常成为话题的是郑国的子产。在《左传》中，子产被定位为辅佐韩宣子的圣人。

春秋时代的郑国与同时代的晋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作为历史事实而言，作为晋国臣子的韩宣子与作为郑国臣子的子产，他们的关系如果不是某年某地“同釜而食”（例如两人同时外派到周王朝为官，交情匪浅），或如果两人不是亲戚关系，则《左传》中所示的二人关系则难以成立。但实际书中假设的二人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

尽管如此，读完《左传》后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子产到处发表人物评论，且言辞犀利，却不知为何唯独对韩宣子特别照顾，百般褒扬。前文已经向各位介绍了《左传》中有不少将韩氏置于特别地位的“形式”。子产对韩宣子特别关照，这也是《左传》中所设计的“形式”之一。子产发表的评价多数都是《左传》编者所为，并非史实。

子产所在的是春秋时代的郑国，与同时代的晋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却成了韩国的都城。春秋时代晋国的大家族中，韩氏、赵氏、魏氏不断壮大，到了战国时代后便三家分晋，各自为政，形成了三个独立的领土国家。三家之中，韩氏最终灭郑，定都于郑。

因此现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故事中设定了一个特别的舞台。即在未来将成为韩国都城的郑地上，洞悉未来的圣人子产特别关照韩王祖先韩宣子。这就是《左传》所创造的“形式”。

韩王祖先韩宣子与郑国子产，这二人编织的对话中出现了许多预兆，而历史便是应验这些预兆而发展的。这种设计，为的就是让人们清楚韩王是作为至高无上的正统权力者而出现的。

21 韩国《左传》中的特别地域“夏”、“东夏”与蛮夷之地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韩国。书中记录了人们当时的认识，即在春秋时代，西周故地的中国（中域）是在西戎的统治之下。《公羊传》中将“中国”称为东土，将其视作东夷之地。周的诸侯对夏民与商民进行统治。晋国所得到的夏之故地及通过神话建立联系的殷商故地都由特别的大夫韩氏继承

那么商王朝之故地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在《左传》设计的韩宣子与子产的组合中。

《左传·昭公十六年》的一节

《左传·昭公十六年》中的一节讲到了郑国大夫都特别尊敬韩宣子。这一节大概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讲的是韩宣子作为晋国使者，来到郑国。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平时只会批判他人的郑国子产在这里对韩宣子表达了敬意。

三月，晋韩起（韩宣子）聘于郑，郑伯（郑国君主）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后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适客后。又御之，适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礼，夫犹鄙我。国而无礼，何以求荣？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子产怒曰：“发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颇类，狱之放纷，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取陵于大国，罢民而无功，罪及而弗知，侨（我）之耻也。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丧祭有职，受脤、归脤，其祭在庙，已有著位，在位数世，世守其业，而忘其所，侨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是先王无刑罚也。子宁以他规我。”

第二段的话题是围绕韩宣子的玉环展开的。不知为何韩宣子有一个玉环，而与之成双成对的另一个玉环现在商（商为殷之自称，而周称之为殷）之遗族手中，他们想把这两个玉环合二为一。最后的结论是为时尚早。

宣子有环，有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于一（个玉）环，其以取憎于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穷乡僻壤），则失位矣。若韩子（韩宣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产）。”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我国）强夺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第三段的内容是郑国的圣人们异口同声地大肆赞扬韩宣子。郑国圣人向来喜欢说人坏话，可是这里却是个特例。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宣子私觐于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商朝故地的继承

商朝故地统治的正当性

第一段中描写了郑国子产对韩宣子表达了极其崇高的敬意。接下来第二段话题围绕玉环展开，韩宣子所持玉环与殷人所持玉环原本是成双成对的。对话中暗示这两个玉环迟早会合二为一的。最后的结论是目前还不能合二为一，为时尚早。郑后来成了韩的都城。这就意味着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将郑并入韩的疆土。郑成了韩的都城后，殷人所持的玉环自然也就是韩人的囊中之物了。这段话用很含蓄委婉的表达方法来通过郑所继承的殷人之物，来证明韩国对殷之故地的统治具有正当性。

《左传》中有许多篇幅都在力图证明韩对商朝故地之统治的正当性。这里所引用的一节是最能让大家看清楚问题的所在。

第三段中讲的是郑国的六位圣人都对韩宣子赞不绝口。

这段文字特别从《诗经》各国国风中选取了郑风六首进行介绍。但是以“郑风”的形式直接记录在文中的只有与子产相关的部分，而总结其他几首的时候采取了“郑志”的形式。六位圣人的诗都是为赞美韩宣子之事而唱。

第一段讲的是宴请韩宣子的宴会场景中有人行为失礼。但是韩宣子展示了其宽大的胸怀，表示对此毫不在意。

第二段中围绕玉环的话题，子产对韩宣子进行教谕，韩宣子对此表示感谢。这里用了“韩子”来表示韩宣子。这个词在《左传》中属于韩宣子的专属叫法。这样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构图，即韩宣子作为“韩子”代表韩氏历代宗主，而圣人郑国子产对其说教。这里就创造了一个“韩子”由圣人子产培育而成的“形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周初的故事，即周成王由周公旦培育而成王的“形式”。

那些赠与“韩子”期待之诗的六个郑人都被韩宣子称为“君子”。《左传》中曾明确定义“君子”为能洞悉未来、高瞻远瞩之士。因此，事情就变成了能够洞悉未来的“君子”都对“韩子”交口称赞。

正如前文所述，子产及其他君子在谈论其他氏族时非常尖刻，他们极少称赞他人，有时即便有些溢美之词，也是看似赞美实为贬低。唯独对韩宣子赞美有加。这也是《左传》中创造出的一种“形式”。

例如《左传》同一年的一节中有以下记载：“九月，大雩，旱也。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顺便一提，这段讲的其实是惩罚对韩宣子不敬者。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即殷之故地是包含了郑在内的有限的一片地域。正如前文所述，殷商之地是属于天的一部分—心宿管辖。既然心宿在天上是有限的区域，那么殷之故地自然也只能是相应的有限区域了。

郑与宋、陈属于大火的辖区

关于殷之故地的话题还远不及此。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传说就是由殷商之星心宿的主星，即心宿二（天蝎座α星）所引发的故事。

心宿二是一颗红色耀眼的星星。它的颜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火，因此中国古人称之为“大火”。从字面就能看出其意，“大火”即很大的火，即火灾。发生大火灾，因大火而生并属于大火管辖的诸国就是问题讨论的焦点。这些成为问题的国家所在的地域就是殷之故地。这片领域最终会被纳入韩国的统治范围之内。历史是这样设定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有如下一节，这一节中预言了宋、卫、陈、郑（
参考图56
）将会发生火灾。在展开说明的过程中，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也被牵出。按照文中的说明，宋、陈、郑在天之星宿的版图中皆属于大火的辖区，而卫是大水营室宿的辖区。

大火（星宿二）是心宿（天蝎座的一部分）的主星。正如前文所述，心宿是商王朝的星宿。大家在阅读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讲的是以冬至为第一个月起算的第五个月。夏王朝是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月为正月，商王朝则是以第二个月为正月，而周王朝是以冬至月为正月。不过这些历法都是战国时代的人依托古人之名而编的）。夏数得天（这里在暗示到了战国时代，夏王朝的历法夏正成为了君王正式的历法）。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参考子产论晋之衰亡的《左传·昭公元年》的那一节）；陈（风姓诸侯之祖），大皞之虚也；郑，（帝喾高辛氏时担任火正之职的）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银河），汉，水祥也。卫，（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营室宿），水，火之牡也。其以（十天干中之火为丙，十二地支中水为子，两者重合之日）丙子若（十天干中水为壬，十二地支中火为午，两者重合之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竈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

在刚才描述与韩宣子相关内容的一节中，讲了郑与殷人之间的关系，并在文字中暗示要把与商王朝关系匪浅的玉环收入囊中还为时尚早。作为与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域，文中提到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与将大火作为主星的心宿息息相关。它们就是宋、陈、郑三国。

这片有限的地域作为殷商故地成为讨论的话题。

宋国是商之后裔受周王之分封而建立的国家。与宋国同属于一个星宿分野的还有郑国。这个郑国到战国时代变成了韩的国都。然后又讲到郑为祝融（在帝喾高辛氏在位时担任火正之官）之墟。最后暗示在宋、陈、郑三国当中，郑国之地才是最有资格统领大火诸国的国家。

战国时代，田氏在山东地区建立了领土国家齐国。田氏所出之地就是陈。文中讲到了这个陈国没有统领大火分野的资格，但是郑国却有。属于大火分野的各国领土不仅仅是韩国想要收入囊中的宝地，也是诸国虎视眈眈的一片区域。齐国以其所出之陈为立足点，对这一带也垂涎已久，伺机而动。而《左传》则要从正当性的层面对其进行否定。

上述这些国家之中只有卫国不属于大火的分野，而是属于大水的营室宿（或称荧惑星）。这也与商王朝的一些故事相关。

殷商灭亡后，卫国继承了旧商都的土地。金天氏后裔、水官之子台骀治理汾水流域，变成了山川之神。这在前文介绍的《左传·昭公元年》的一节中有所记载。因为汾水流域是晋国的统治领域，因此作为与“水”相关的话题，卫国与晋国就有了神话层面的联系。

换句话说便是：包括殷商后裔所建之国宋国在内的这片土地由郑国来统治，对于殷墟则是通过水官的故事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因此无论如何，殷商故地最终难逃落入韩国之手的命运。

与周的关系

如上文所示，《左传》中有些篇章将“夏”王朝与取其而代之的“商”王朝作为话题，论述与这两朝的关系，证明领域统治的正当性。

大家仔细阅读相关传说便可知在这一正统性的主张中，缺少了“周”王朝的内容。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夏王朝的基准星宿为参宿，商王朝则是以心宿为基准星宿（大辰）。读到这里，相信某些机敏的读者会想到“北辰”（北面天空的基准星宿，也称为“大辰”）——北斗星是否就是周王朝的象征。然而在《左传》中，“北辰”根本就没有作为话题被论及过。实际上我们说参宿、心宿与北斗是“大辰”，这是研究其他书籍得出的结论。《左传》中明确提到的“大辰”，其实只有心宿而已。由此可看出在讨论天空基准大辰的问题时，与夏王朝相比，《左传》给予商王朝更高的评价。但是我们无法从这些评价中看出《左传》对周王朝的定位。

战国时代出现了超越周王朝的王朝。当时的韩国编撰了《左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左传》中是如何对周王朝进行特别定位、并创造了一个超越周王朝权威的“形式”的。

首先，在《左传·昭公九年》中，古人借周詹桓伯之言而论“天下”。所谓“天下”，既是执行文书行政的场所，也是汉字圈。执行文书行政领域意义上的“天下”形成于战国时代。春秋时代，广域的汉字圈的范围扩展到了所谓的“天下”。《左传》中所述之“天下”描写的并非春秋时代的实际状态，而是以战国时代对领土国家的认识为前提来进行描写的。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里的西土、东土、南土、北土皆为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战国时代，西土为秦所统治，南土为楚所支配，北土为燕之势力，东土为齐之疆土（参考图21）。

西土的“魏、骀、芮、岐、毕”，东土的“蒲姑（齐）、商奄（鲁）”，南土的“巴、濮、楚、邓”，北土的“燕、亳”所围成的地域在《左传》的其他地方也被称之为“夏”或“东夏”。

“东夏”的具体领域可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与《昭公十五年》。《昭公元年》中有“（韩宣子为晋之宰相，晋为盟主）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昭公十五年》有“（霸王晋文公）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 这里所示之“东夏”相当于前文所述之“殷之四方”一带。这其中有“殷虚”的存在（《左传·定公四年》）。而关于“夏”，《左传·定公四年》中有“（将晋国的唐叔）封于夏虚”的记载。正如前文所述，唐叔虞被封建于山西之地，因此一般认为“夏虚”位于山西之地。并且“夏”加上“东夏”的这片领域就是由西土、东土、南土、北土所围成的地域。

周是以陕西省为大本营的大国，周灭了河南大国殷商之后将其统治领域扩大到了河南。《左传》以此历史经纬为基础发明了一种理论，即周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周人都是“外地人”。

“诸姬”一族虽为“外地人”，却复兴了夏王朝。这就是韩氏总结出来的乍一看充满矛盾的关系。“外地人”的姬姓诸侯，即“诸姬”，统治殷之民与夏之民，这是不变的构图。这时的殷民与夏民的级别估计都已降到“大夫”以下。“大夫”层以下克上，将诸侯取而代之，这也是不变的真理。但是这些“大夫”都必须是特别的存在。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是在“诸姬”一族中出现的。

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出自“诸姬”一族，取代宗家一系的“诸姬”诸侯，将政权收入囊中。虽然从“形式”上而言是以下克上，但政权仍由“诸姬”继承的色彩也非常浓厚。因此，在《左传》中人们并没有特别热衷于讨论以下克上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齐国《公羊传》却热衷于强调以下克上的内容，与《左传》大相径庭。

这群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夫”属于“外地人”的“诸姬”一族，因此在证明其自身对于商民与夏民有正当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通过神话的形式来进行阐释。

如果从《左传》的理论来看，韩氏虽为“外地人”，却是个特别的存在。韩宣子祭祀夏郊之后，晋侯的病就好了。晋国靠着神话时代以来的传承关系，在夏王朝灭亡后继承了与夏王朝举行祭祀相关的土地。这片地域的统治权后来由晋国的一族韩氏继承了。以上虽然严格来说是用暗示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但这一暗示的背后却是有史书编撰者所期待的“事实” 。

统治夏地与商地

这里需要再次注意的是周王朝的定位。《左传·昭公九年》，周的詹桓伯接下来的言论如下：

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陆浑之戎）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中域），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诸姬），不亦难乎？

这里讲到了“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和“今戎制之（诸姬）”。从文章前后语境能看出这里的“戎”就是“陆浑之戎”。与“陆浑之戎”有关的地域则是前文所述之西土、东土、南土、北土中西土的东端的土地（参考图21）。

《左传》在对外族进行评价时，将秦定义为西戎的霸王（文公三年），在讲到“师出于陈、郑之间”时，提到了“观兵于东夷”（僖公四年），讲述了秦（西）、狄（北）、齐（东）、楚（南）皆为强国（成公六年），楚与吴使用蛮夷的语言（成公七年）。从上文可见，在《左传》对外族的认识中，西土为戎或西戎，南土为蛮夷，东土为东夷，北土为狄。并且，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戎即是秦，蛮夷为楚或吴越，东夷为齐，狄则是燕。

这些都是《左传》成书的战国时代的韩国对敌对国家统治领域的一种贬低方式，即皆称之为野蛮之地。春秋时代秦国的势力范围为战国时代变成领土国家的秦国所统治的陕西一带。陕西一带在西周时代曾是王都镐京的所在地，是周王朝势力圈的大本营。首都是一国的中心，因此首都镐京一带被称为“中域”。这个“中域”出现在《左传》中，并在西戎的统治之下。时至汉代，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人们不得使用“邦”字，“域”便写成了“國（国）”字。因此我们在《左传》中看到的不是“中域”而是“中国”。

因此在上述《左传·昭公九年》一节中，中国在戎的统治范围之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之地，即西周故地以“中国”来表示，而秦国作为春秋时代的大国、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对当地享有支配权。《左传》的文字中，具体话题还涉及“陆浑之戎”，这个陆浑之戎也是属于戎的。因此西土就是包含陆浑之戎在内的西戎之地。

在“中国（中域）”属于西戎统治下这一认识中，原本应该是外地人的“诸姬”成了西戎虎视眈眈的中原区东部的居民。也就是说，这里提到的“诸姬”是作为前文所述之特别地域“夏”“东夏”的居民来讨论的。

“夏”是夏虚的所在地，“东夏”是殷虚与殷商的四方之国所在的地方，而支配这些地方的是“诸姬”。然而，从“戎有中国（中域）”这种恋恋不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原本的领域“中国”是陕西一带，“诸姬”是从“中国”而来的“外地人”。

在所谓的东迁之后，周的王都从陕西镐京移到了河南雒邑。如果站在雒邑的角度来论述周，则我们需要讨论的中心就成了整个中原区东部。这里不仅有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也包括在内。

基准星宿与王朝交替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基准星宿，也讲了在《左传》中，只有心宿被作为“大辰”提及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相信大家如果参考下图19与图20就能清楚了。战国时代的韩国都城为郑，而这个郑恰好在夏王朝都城遗址“夏虚”以东、商王朝都城遗址“殷虚”以西的位置上，刚好在两个王朝遗址的中间。将这个郑看做天极，这是古人在观察东面天空的心宿与西面天空的参宿的位置上做了文章。东面天空可见心宿，西面天空可见参宿。这一星宿位置关系可见于冬至的黎明前的夜空。在这时，北斗星正好在天顶上。

北斗七星虽然在天顶上，却也只是个围绕天极旋转的星宿而已。如此一来，北斗作为周王朝的星宿，其地位就变得比位于天极的郑（战国时代韩国都城）地位低了。

冬至黎明前，沉入西边地平线的参宿象征着夏王朝，从东面升起的心宿象征着商王朝，天极附近的北斗则是周王朝的象征。但是北斗象征的并不是周朝本身，而是与西周的陪都相关。当参宿沉入西边地平线后，心宿在天空中向西运行，最终沉入地平线之下。在夏王朝的参宿再次升上东方天空之前，人们只能看见北斗。

以上的天象正好用一种可以凭肉眼可观察到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王朝交替，而终于东面天空又再升起夏王朝的参宿。新的夏王朝再次出现，夏王朝的制度复活。这种看法是站在天极立场上的观察方法，而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就是韩王。

特别地域为“夏”（夏虚）和“东夏”（殷虚），周则是外地人。《左传》之所以只把商王朝的心宿作为大辰来描述，恐怕其意图是暗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夏王朝之参宿将成为大辰。

以上就是三代王朝交替与大辰的相互关系。在《左传》中还有另外一种占卜方法，即以天极为中心将夜空十二等分，并赋予其名称，以此表示木星的方位，用于占卜。关于这十二等分的方位所包含的星宿，后来产生了将春秋时代的各国匹配到不同星宿的想法。按照这一匹配方法，在发生日食时，太阳在哪个方位（古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分野”一词）就表示相对应的那个国家会受其影响。

无论是《左传》的论述，还是后世的阐释，无论哪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会讨论星宿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在《左传》中主要论述了三代的王朝交替与基准星宿（大辰）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对，后世的论述将春秋时代的各国与十二方位相匹配，并以此论述各国方位的影响。如果我们把《左传》的论述与后世的说明混为一谈，就会产生一种过于放大《左传》“后世性”的观点了。

这类观点（对于《易》的论述亦同）在慎重讨论史书“后世性”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需要大家引起足够警惕。

第四章

战国诸国各自讲述的夏商周三代

秦、齐的领土主张与三代

秦国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正如前文所述，天下的土地被古人们分割成特别地域及其之外的野蛮之地。特别地域是由各诸侯国设定划作自己地盘的土地。由于这些特别地域的设定与各国的正统夷狄观息息相关，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国家在设定特别地域之外的野蛮之地时，也贯穿这一观念。

如果撇去这些国家各自的正统观念不谈，仅从客观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同一个地域有时被定义为特别地域，有时却又沦落成了野蛮之地。即使是对同一个野蛮之地，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叫法。

在《左传》中，秦国被称为西戎的霸者。但是当时秦国并不会像这样把自己想成夷狄。野蛮人必然不会妄自菲薄地说“在下是野蛮人”。如果非要承认自己是野蛮人不可，其理论恐怕也应该是“不过现在还是野蛮人比较了不起”。

要讨论秦国的主张，最快捷的方法还是通过秦国之著书来研究。但是，秦国所著的此类书籍仍然流传至今的，最早也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了。战国中期，秦国在“天下”的范围中尚未发展成为一个称霸一方的强国。但进入公元前3世纪后不久，秦国的领土就占据了“天下”的半壁江山。如此一来，秦一统天下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秦国著有《吕氏春秋》一书。该书成书于秦国统一天下大势已定的时期。因此在这书中我们看不见《左传》中那种将某个限定的区域看做是一个领土国家所统治的领域的主张（参考图23）。

不过幸而战国中期秦人所铸造的青铜器仍流传于世。该青铜器为秦公镈（不是本书412面所讲的新出土文物，接下来我要论述的是更加古老的秦公镈）。其铭文为长文，并且从文中能看出秦人对其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秦国的特别地域是陕西之地。这片土地是秦人在西周王朝分崩离析后武力得手的势力范围。秦人将这一带定义为特别地域，并将东面邻接的领域定义为比自己地位低的地域。

在秦国整理的律法（律令）当中，有律法规定秦国女子所生之子为“夏子”。这种规定的前提就是假设秦国女子所嫁之处为秦国之外的人家。由此可见，秦国将自己的特别地域称之为“夏”，所以秦国女子所生之子皆为“夏子”。站在这个立场上，秦人称东方之地为“蛮夏”。这种说法可见于下面的秦公镈铭文。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国，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龏夤天命，保
厥秦，虩事蛮夏。（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8面，编号270）

公（秦公）及王姬曰：余小子（虽刚刚即位为王，类似的说法还出现于青铜器中山王爨鼎），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

，允义翼受明德（秦公目前为止的功绩。实际成果）。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俱即其服。（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7面，编号269）

这里所谓的“下国”是指受天命而统治的地区，是由天命约定的秦国之领域。这段铭文讲了秦国统治“下国”是受之于天命，使“蛮夏”之地臣服于自己的权力。

“下国”的“国”曾经是用“域（或）”字来表现的，指的是包围城市的一定的领域。秦公镈中的“国（國）”就是由“域”和偏旁的国字框组成的。其中“域”代表领土国家的国家领域，国字框则表示这一领域是由国境线所包围而成（围“域”即成“國”。“国”是简化字）。这个字就是随着领土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

22 秦的特别领域“夏”与略逊一等的“蛮夏”
在《左传》中被看做是“中国”的陕西一带在此被称为“秦”，而《左传》中的“夏”、“东夏”在这里则被称为“蛮夏”，其地位也略逊一等。“下国”是由“秦”与“蛮夏”共同组成的。我们从秦律规定中可知“秦”即是“夏”

从铭文的字句间我们可以看出“下国”是秦国与“蛮夏”的结合体。秦在西周末期从西部东进，平定混乱的西周之地后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秦国的野心不仅如此，还想继续东进，秦人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将其设定为“下国”。

这个“下国”与西周当年统治的地域相重合。周人当年坐拥陕西之地，武王克商后将其军事据点扩大到了中原一带。

23 秦国家领域的扩张
成功实现国富兵强的秦国也成功实现了领土扩张。到了昭襄王（前307—前251）末年，当时半壁江山已是秦国的囊中之物。秦国国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是特别领域“夏”的扩大

“下国”之中被称为“蛮夏”的地方在《左传》中是“夏”、“东夏”之地。西周时代，周将其陪都建于雒邑，封晋于山西之地进行统治。铭文讲述了统治“下国”是受之于天命，那些曾经受周的政治影响力波及的地域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

在《左传》中被作为特别地域的中原之地，到了秦人眼中就降级成了略逊一等的地域。在《左传》中被贬低为西戎之地的陕西一带，在这里却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独特地位的特别地域。

不仅如此，《左传》中被定为“诸夏”之地的中原一带，到这里却被秦人称作“蛮夏”。因为秦才是真正的“夏”，而非中原地区。中原的那些国家擅作主张，自称为“夏”。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蛮夏”之流而已。

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从陕西东部到中原一带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区。《左传》的论点是将这一文化领域东部的山西一带设定为夏王朝的故地，而秦人的主张则是将该文化领域西部的陕西东部设定为夏之故地。

公元前279年以后，秦国占据了天下的大半壁江山（参考图23）。前文所述秦国女子所生之子皆为“夏子”的规定就适用于秦国东进后取得的邻国疆土。即使同为特别领域，周朝故地被视为“畿内”，其地位之独特也可见一斑。

齐国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就在秦人铸造出秦公镈的同时，山东的齐国也铸造了承载着相似观点的青铜器叔尸镈（叔夷镈）。

叔尸镈是由齐国的威宣王所铸。叔尸就是威宣王，其铭文中随处可见对田氏先祖的极力盛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这段铭文是怎么讲的（以下为作者的释文）。

我（名叫）尸（夷）向先祖及最初成为诸侯的高祖寻求典范，留下光辉灿烂之名的祖先，殷之汤王（成汤）恭敬地在“帝”（上帝）身边，汤王独占天命，征伐夏王朝之际，击败其灵军。又有宰相伊尹的辅佐，汤王领有九州，定居所于初代夏王禹的遗迹之处。殷的子孙宋国君主穆公，继承那个赫赫有名的穆公血统的襄公。从襄公的分支中有一族的女子嫁给了（某国的）成公，两人的女儿嫁到这里，生了叔尸。（以上记述了叔尸的母系祖先是商王，这个商王定居于夏王朝的故地，统领九州，即天下）

作为齐侯而即位，恭敬其灵力如虎，努力行政。在父亲桓武灵公（齐威宣王之父桓公）灵前祈祷请示，于是桓武灵公赋予了青铜材料的武器灵力。所以要铸造宝器，迎接祖父、祖母、母、父之灵。祈祷能带来幸运，灵命寄于此器，不老。（讲述了他继承了父亲桓公之灵）。

这段铭文的内容是商汤王定居于夏王朝的原址之上，而自己则是继承了商王血统的人。这里齐人通过继承血脉这一方法巧妙地论述了自己对于与夏王朝、商王朝相关领域具有正当的统治权。

当时古人一般认为血统传承是父系系统，但是这里说的却是母系的血统。这点与汉王朝开山始祖刘邦继承母氏的论述（见后文）有相似之处。如果说从父系血统中找不到相应证据，则一切理论都无从谈起。所以人们从母系血脉中找到了血统高贵的证据，并展开了论述。这就是齐人对齐国最初称王的威宣王身世的论述。

齐威宣王命人撰写的《春秋》与《公羊传》

商王朝与夏王朝的故地是与齐国接壤的一片土地。齐国定都于山东北部，受封于西周初期。齐自从与周王朝建立密切关系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东方的大国，称霸一方。在齐国历代统治领域的西南方向是殷商故地，西北方向则是夏之故地所在。夏、商两代的故地有相互重叠的地方，那就是商汤定居的夏王朝初代大禹的遗迹所在之地。

战国时代的齐桓公偶然成功迎娶了继承宋国血统的妻子，于是他开始到处宣称其子威宣王是宋之血统的继承者。

威宣王将旁边的殷商故地与自己的统治领域看做一个整体，并称之为“中国”。“中国”一词原本是西周时代周天子用来表示王都镐京地带的。《左传》也承袭了这一观点。齐人把这个词用来表示自己统治下的特别领域。

被视为殷商故地的一带，我们已经在介绍《左传》时进行了说明。《左传》中也宣称对这一带的正当统治权。其中提到了宋、卫、陈、郑。宋是商王朝后裔受周天子之分封而建立的国家。卫是被分封于商都故地而建立的国家。陈则是战国时代齐国王族田氏所建之国。

郑是韩国定都之所，对于齐国而言，把郑纳入特别地域从理论上很难论述，因此郑被踢出了“中国”。然后齐人将夏之故地称为“诸夏”，定义其地位略逊“中国”一等，随后将郑收入了“诸夏”的范畴之中。

殷商故地与山东之地变成了“中国”，然后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即山东还有一个鲁国。鲁国有圣人孔子，鲁国的孔氏是宋国的望族逃亡至鲁国的后人。

孔子的时代，齐国权势最大的是田氏。田氏是陈国君主的族人逃亡到齐国的后人。之后田氏权倾朝野，将西周、春秋时代的齐国君主架空，成为实质的掌权者。后来田氏终于自称为齐国君主，最终自称为王。孔子时代，田氏的宗主（一族的代表人物）为田成子。

战国时代，首位称王的齐国君主为威宣王。在他的政权下，其祖先田成子与鲁国的孔子备受重视，威宣王将自己的祖先推向政治的最高位，将鲁国的孔子定义为天下第一圣人，然后借孔子之口讲述历史的规律并预言未来的王者。

《春秋》与《公羊传》就是这样被编撰出来的。前者是编年体史书，后者是其说明书。编年体史书将前一任君主驾崩的第二年定为元年，并开始按照年代来记录历史。公元前338年，齐国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之所以编写鲁国君主的编年体史书，是因为要以鲁国的记录与齐国的记录为重点来编写，同时还因为齐人想要利用鲁国圣人孔子之口来展开理论。

史书中罗列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中隐藏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公羊传》就是为了解说这一规律而存在的，而不是由《春秋》来进行解说。同时解说者也绝不能是平凡之人。

24 齐国《公羊传》中的特别领域“中国（中域）”与地位略逊一等的“诸夏”与野蛮之地
《公羊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齐国。战国时代，齐国用周人使用的“中国（域）”一词表示自己统治下的特别领域。这个“中国”里面包含了殷商故地，夏之故都（具体地点尚不清楚）也包含在内。东迁之后的周成了诸夏之地，西周故地沦为夷狄。《公羊传》中所论述的春秋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出现“革命”的预兆。这就是大夫阶层出身的田氏最终将成为君主，进而作为正统成为王。由于只有“中国”的田氏所引发的革命是特别的，被打倒的诸侯就算自称“中国”也不被《公羊传》视为“中国”。其统治的国民也是经过甄选的。风姓诸国的子民一律不算“中国”的子民。而殷商故地陈国出身的田氏与宋国出身的孔氏一族的孔丘（孔子）则受到特别对待

于是后来就成了命令编撰史书的人是“君子”，受命编撰史书的人是圣人孔子。这就是《公羊传》的结尾所总结的“形式”。

其后，有许多国家反对这一“形式”，进行了无数的论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前文介绍的《左传》和秦国青铜器则属于“事实并非如此”的阵营。例如有人认为孔子是鲁国人，其所思所虑皆应以鲁国为中心，而非以齐国为中心思考。这种说明并不是对齐国所著的《春秋》进行的说明。

“孔子为鲁国圣人，其所思所虑皆以鲁国为中心”一说一直从秦朝延续到汉朝，在后世流传了很长时间。汉代采用了这一说法，是因为正好可以为其所用。汉代将孔子作为鲁国人而论之，使其作为一个圣人独立于战国列国而存在。在此之上，汉代还有了另一种理论来暗示汉武帝与东汉第一个皇帝光武帝（东汉）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其结果就是原本齐国的主张被新的注释“封印”起来了。

《公羊传》的开篇部分

我们仔细阅读《公羊传》的文本就能知道齐国本来的“形式”，就是被汉代封印了的“形式”。

我们对《公羊传》的文本继续进行说明。《公羊传》开篇部分有这样的论述，在论述中集中向人们展示了齐国是如何对其统治的正统性进行说明的：

元年，春，王正月。（《春秋》经文）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鲁桓公）。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鲁隐公）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元年，春，王正月”，这是《春秋》的开篇部分。其中提到了中国独有的元年纪年方法，即逾年称元法。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338年的齐国。逾年称元法是指不把上一任君主驾崩、新君主即位的那一年称为元年，而是转过年（称之为“逾年”。“逾”意为“跨越”）从第二年正月起称元年的做法。

由于《春秋》采用了这种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该书成书于此时的齐国。鲁国没有使用这种方法。直至公元前257年灭亡，鲁国都是在前一任君主驾崩、新君主即位后就开始称元年。这种方法叫做立年称元法。这里的“立”是指“位”，意为即位。对于昭和、平成都是从年中开始称元的日本人而言，立年称元法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在中国也被普遍使用。与此不同的逾年称元法则是从公元前338年才开始使用的。

在前文所举例的《春秋》开篇部分中，最后提到了“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在前文所介绍的叔尸镈铭文中也有关于叔尸（威宣王）继承了母系的高贵血统的记载。

此外，文中对于隐公用了“隐”，对于桓公用了“桓”，对贤人用了“贤”来表示。这并不是单纯的省略，而是通过省略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为了将学者们的意见都收入其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具体来说则是鲁隐公即位，鲁桓公继承其位。古人利用这个事实，其真正意图是要制造出一个与齐国君主相关的“形式”，是为了要利用历史才对历史进行整理的。学者都知道“桓公”的“桓”字包含武的意思（因此有了“桓武”一词），所以才用了这个“桓”字。古人知道“隐”字通常没有附带的含义，所以才将文人作为圣人，论述其实“隐”就是“贤”。文中展示了鲁国武之桓公继承了文之贤人隐公的“形式”，并暗示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也并非单纯的暗示。前文所述的逾年称元法便是最好的说明。因为这是高贵的周文王的制度（“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如此一来文中想要展示的规律就是：继承周文王，名字中含有武的意思，母亲身份高贵的人成为王，并开始使用逾年称元法。预言的对象就是下一个王者—齐国的威宣王。

“母亲高贵”一说也并非只是在论述其母亲的问题。论述的中心在于未来的王者，即齐国的威宣王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商人的血统。因此，可以说威宣王对于殷商故地享有正当的统治权，并在文中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高贵”。

“叔尸镈”与夏之故地

叔尸镈的青铜铭文中记述了“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尃受天命，刻（克）伐后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都”。这是齐国对于夏王朝、商王朝历史的认识。这里还展示了一种见解，即继承商之领域也就等同于继承了夏之领域。

这一主张与《左传》中所记录的对于夏王朝、商王朝的领域观有些出入。《左传》中夏商两代的领域从地理空间来说是相互独立、没有重叠的，因此书中搬出了星宿分野的说法。与此相对的，齐国在自己的观点中强调了商王朝是定都于夏王朝最早的都城之上的。齐人认为正是因为商王统治了包括夏都遗址的地域，才对九州有了统治权。至于九州的范围有多大，看看叔尸被赐予的领域有多大即可知晓。

该青铜器铭文有80行，492字，内容不少。铭文最初的地方讲述了被称为“皇君”“公”的神格赐予了齐国军事权，即广大领域的统治权。这个“皇君”“公”是在春秋时代晋国所作的侯马盟书中也可见到的类似神格（其中使用了“丕显皇君晋公”）。

在具体记述这个广大领域的统治权的部分，有“县三百”的记载。如果从战国中期的县的规模而言，我们可以断言这个设定是比以山东一带与中原一带为中心的地区稍大一些的领域。即图24所示的“中国”及略逊一等的“诸夏”所组成的领域。

齐国之所以一边论述其对殷商故地拥有正当的统治权，一边还在强调商都与夏都在地理空间上是重叠的，这是因为齐国有征服“诸夏”的野心，所以才会强调对其统治的正当性。但是齐国暂时还没有将野心付之于行动的能力。这就是齐国对战国时代中期局势的认识。齐国之所以有征服“诸夏”的野心，是因为田氏出身的陈国祖先就是夏朝始祖大禹的后人。田氏与夏的血统还有这样的传承关系。

魏国的《竹书纪年》与三代

《竹书纪年》与“夏”及革命

魏与前面所讲的韩国相同，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晋国在领土国家化过程中分裂而成的国家。

魏与韩不同的是，战国时代魏王的祖先—春秋时代的魏氏与韩氏不同，他们与晋不是同族的。魏氏原本是晋侯的臣子，后来才成了诸侯，最终获得权力称王的。

于是在这个国家就需要大夫阶层取代诸侯的下克上理论。魏氏与韩氏一样将中原地区定义为特别地域，同时魏氏还编撰了自己的史书用来论述魏国的正统性。

魏国将中原一带的特别地域定为“夏”，自称大夫阶层的自己是“夏”的子孙，得新天命而掀起“革命”，以此来否定周王的权威，自称“夏王”。

魏国的领域横跨太行山山脉。太行山东面是都城大梁，太行山西侧则是晋国曾经的都城绛。我们在讲述《左传》的时候提到的夏之故地与殷商故地都在魏国国境内。

魏国所著的史书原本名称不详，应该是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失传了。直到公元3世纪从战国时代的魏国墓葬中出土为止，这本编年体史书都不为人所知。史书出土后被命名为《竹书纪年》，才为世人所知。

这部《竹书纪年》的成书年代早于齐国所著的《春秋》《公羊传》和韩国所著之《左传》。

《竹书纪年》从传说中的五帝纪开始，记录了夏纪、殷纪、周纪、晋纪，最后是魏纪。

这部编年史书之所以早于其他诸国史书，是因为当时魏国掌握了春秋时代晋国古都一带。由于这个关系，魏国利用了晋国流传下来的编年史书自制了《竹书纪年》。

晋国的编年体史书是《竹书纪年》的原型。简单地说就是，这部史书关于西周及以前的记述，是在两周之际的混乱时期传入晋国的。当时晋国君主为文侯，文侯在分裂的周王朝中作为东周的旗头活跃于历史舞台。《竹书纪年》中就能看到文侯歼灭分裂的西周的记录。

西周的混乱局面并未因其灭亡而结束，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秦国东进。在这段混乱时期，一直为周所独占的技术也扩散到了各地。这种技术就是将铭文铸刻到青铜器上的技术。随着这一技术的广泛传播，各国都逐渐学会了铸刻青铜器铭文，也学会了使用汉字。

在西周时代的晋国，除了口耳相传外，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然而在《竹书纪年》中，我们能看到相当丰富的商周记录。这是因为以前被周独占的信息传到了晋国。

晋人开始利用这些信息编撰了属于战国时代的新的编年体史书，即《竹书纪年》。

这部《竹书纪年》到了宋代后一度失散。不过由于唐代之前留下的许多注释中引用了《竹书纪年》内容，所以后人将这部史书进行了大概的复原。另外还出现了一部与这种学术性复原手段不同的明代伪作《竹书纪年》。不过，这本书虽然名为《竹书纪年》，内容却完全不同。近代的王国维等许多学者对这本伪作进行了讨论。我仔细阅读后也发现此书是参照了六朝时代的晋朝的一本书与宋代以后的多本书后编写而成的。原本满怀期待，希望能从此书中挖掘出被隐藏的史料，可是读完后再次确认了这本书是个彻头彻尾的伪作。我们将复原的《竹书纪年》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将伪作的《竹书纪年》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以示区分。

正如前文所述，魏国的国土东西横跨太行山脉。东侧是都城大梁，西侧则是晋国古都绛（参考图25）。因此，魏国也可以利用《左传》中使用的晋国神话。然而，《左传》中是通过强调说明晋都附近的汾水和洮水一带来对夏王朝的故地进行论述，与此相对应的是魏国对在太行山脉东面的一些夏王朝都城进行论述。

25 三晋与夏都
三晋之中，魏国都城大梁与晋国古都绛的位置由（●）表示。三晋的国境线（公元前350年左右）与夏王朝的古都用（○）表示。出自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竹书纪年》中所示的地名具体对应着现在的哪些地方，尚需进行严密的考证和论述。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先把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性较大的地点在图25中标示出来以供参考。

韩国认为自己继承了晋国，因此对夏王朝的故地具有正当统治权。与此相对，魏国的史书则是顺着诸夏的大夫以下克上、成为诸侯、最终称王的历史发展而展开。只不过魏国将许多夏王朝的故地都设定到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内。

夏王朝与商王朝的故地在魏、赵、韩三国共同视为“诸夏”之地的特别领域当中，而非完全属于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这三国在追溯历史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对其他两国不利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在史书中翻来覆去地强调。这种思维的不同点体现为《左传》与《竹书纪年》中所强调的夏之故地的不同。

《竹书纪年》中体现出的对周朝权威的继承

当我们翻开复原的《竹书纪年》（这里讲的自然是古本），我们会发现书中创造了一种直接继承周王朝权威的“形式”。传说中五帝的时代被总结在一个纪年中，接下来是夏纪、殷纪、周纪，即所谓的三代。周纪之后则是晋纪。晋是魏氏与韩氏、赵氏三分天下的国家。晋纪之后紧接着就是魏纪。晋纪是作为诸侯的晋的编年史，魏纪也是从魏作为诸侯后开始记录的编年史，并且魏纪从半途开始就变成了王的编年史。

魏王的纪年开始时采用的是逾年称元法。逾年是转过年的意思。换句话说，即是前一任君主驾崩的那一年暂不称元年，新君王要等到第二年的元旦才开始使用新纪年，始称元年。

逾年称元法是战国中期，即公元前4世纪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一种称元法。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历史来追本溯源，找出其最早的原型。这就需要追溯到周王朝的时代。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在那个时代就有了这个“形式”。武王驾崩后，周公旦开始执政，年幼的成王在周公的养育下逐渐长大成人。过了一定时间后才重新即位称王。成王即位后，新的元年便是从正月元旦开始的。周公执政时期和成王即位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有各自不同的年号。这个事实到了战国时代被后人重新加以解释并用来充实自己的理论。

周公执政原本是应周王朝的权力集团要求才开始的，但是这段历史到了战国时代就被加上了新的解释。战国时代已经进入了通过官僚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对非继承血缘而享有的权威进行解释和说明。新即位的王必须是不因血缘关系而即位的王。那么，新的王凭什么能够继承王位呢？古人给出的答案是有德。能看清此人是否有德的就是圣人贤者。得到了圣人的认证后，新的元年就从正月元旦开始了。新元年的开始一般是在上一年宣布的。宣布新元年后，转过年，从元旦起正式开始新的元年。正如前文所述，跨年被称为“逾年”，这种称元法被称为“逾年称元法”。

这种逾年称元法就这样始于战国时代，然后被世世代代继承下去。

魏惠成王作为魏侯即位，并在中途宣布改元登上王位，次年开始了新的元年。惠成王是惠王加成王。就像惠成王这样，王号是由多个字组成的。

由于惠成王是惠王加成王，所以他的名称与以前的周成王相同，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形式”，即同样名称的王开始使用同样的逾年称元法。

作为编年史的“形式”，魏国的惠成王即位称王之前的历史也要写得与周成王的情况相同。周王朝在武王时灭商。武王之前为文王，但文王是追封的谥号。文王生前的时代仍然是商王朝的亡国之君商纣的时代。周纪从武王开始，武王之后是周公，周公之后则是成王。魏纪也是从武侯开始的。武侯之前是文侯，文侯的时代仍然是晋纪记录的年代。武侯之后是诸侯惠成王的时代，后来变成了作为王的惠成王的时代。

这里惠成王并不是简单地即位称王，而是很明显地走了一个追溯文、武来复兴周王权威的“形式”。

继承周王的权威就必须要对周王朝进行否定，也就是需要革命。继承与革命并存于“形式”当中。《竹书纪年》中所展示的文、武、成继承的“形式”是想说明周之文、武的权威被魏国的成继承，这是在否定周王朝称王的意义上对革命进行了说明。

魏的惠成王与夏王朝的权威

惠成王否定周王朝的“形式”中重叠着复兴夏王朝的影子。

《战国策·秦策四》中有下面这段话：

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郢威王闻之，寝不寐，食不饱，帅天下百姓以与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而大败申缚。

同样的故事在《齐策五》中也有记载，并与上文形成相互补充的形式。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商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黄河西面），而不以德魏王。

然后《秦策五》中还有下面这一段。

梁君（魏王）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

魏国压制了诸国并举行庆典。“会于孟津”与“逢泽之遇”说的是同一件事。逢泽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地名，孟（盟）津是黄河的渡口。周武王举兵伐纣，曾从那里横渡黄河，是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

魏王之所以选了这个地方举行庆典，是想要逼迫周让出权威。因此周围的诸国团结起来攻打魏国。

这里魏王称“夏王”，逼迫周让出权威。这是复兴夏王朝与否定周王朝两个论点组合而成的“形式”。

魏国还开始使用新的历法，并说明这个历法是与夏王朝息息相关的。齐国与韩国也采用了相同的历法。虽然国家不同，具体内容多少有些出入，这是迫于主张独立性的需要，但是大家都用了同一个说明方法，即所使用的历法都与夏王朝关系密切。

至于魏国有没有利用神话进行论述，这点尚不清楚。不过前面也已经介绍了，魏国的神话利用状况要么与《左传》中的晋国神话相同，要么是使用了类似的方法论述。之后，为了对“革命”进行论述，魏国就有必要排除作为“外地人”的“诸姬”（姬姓诸侯），复兴被奴役的“诸夏”。因此魏王才自称为“夏王”。

魏氏与编撰《左传》的韩氏不同，他们并不是“诸姬”的后裔。因此，就像齐国的田氏热心于宣扬下克上理论，魏氏在中原地区也积极推广相同的下克上理论。魏氏把《左传》中将“诸姬”看做“外地人”的理论推到了前面，在此基础上，他们在“诸夏”之地论述了下克上的理论，排演了一出夏王朝复兴的大戏。

楚国的祖先神话与三代

与传说中的帝王之间的关系

前面提到的战国诸国将夏王朝与商王朝的故地设定为中原一带，各自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如何对这些地方享有正当的统治权。就在这时，盘踞在长江流域的大国楚国也开始总结自己独有的祖先神话。

楚国也努力让传说中的帝王与自己的祖先产生联系，只不过与祖先产生联系的并不是夏王朝和商王朝，而是祝融这个传说中的帝王，以及更早一些的传说中的帝王颛顼。

楚国的这类传说在很多书中都有部分记载。《史记·楚世家》中有一段完整的记录。不过在《史记》成书的西汉中期与战国时代之间，还有秦始皇死后陈胜吴广的叛乱，还有项羽的时代，并且到了汉代后还有黥布的叛乱。这些人都是效仿了楚继承正统的“形式”。

后来楚国攻下了东方，将越国置于统治之下。越之故地有时被称为“楚”，有时又被追溯至“越”。

直到汉武帝时，有个叫南越（越帝的国家，大本营在广东）的国家与汉对立。这个国家所标榜的“越”其实是继承了被楚国所灭、受其统治的越国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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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楚国领域与对领土统治正当性的主张
出自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有部分修改。①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两湖区，春秋时代的楚首先确立其大国地位的地方。②为春秋时代楚国势力扩张，与中原势力、吴、越争夺领土的地方。③是以②为原型加上神话后，楚国想要纳入统治范围的地域。④是楚国争夺②时攻破越（吴）大本营企图纳入统治范围的领域

这些战国时代到汉代为止的各国所采用的传说极有可能混杂在《史记》之中，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前文讨论过《左传》中也有楚国祖先神话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就记载了楚国和与其同族的国家夔之间的摩擦。造成摩擦的问题是是否祭祀两国共同的祖先祝融与鬻熊。书中提到了夔国的主张，即自从“先王熊挚”逃到夔国之后，楚国与夔国就断了国交。《史记·楚世家》中记录了熊挚之弟熊延弑兄夺位之事。《左传》中虽没有“逃”的记录，但实际上从系谱来讲还是吻合的。

《楚辞》是公认的与楚国相关的诗集，《离骚篇》就是以“帝高阳（颛顼）之苗裔兮”这句开篇的。《楚辞》是假托屈原之名而做的诗集，这也表示了屈原的祖先是颛顼。《史记·楚世家》中也有关于颛顼是祝融祖先的记载。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与传说有关的“层累说”，这就需要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了。这种观点认为传说的年代经过后世的不断累加，在时代愈后的史书中，其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只不过他论述的对象与顾颉刚先生不同。关于他的理论，内藤湖南的介绍是比较有名的。

因此，如果我们介绍那本是那样，这本书里是这样，按一加一再除以二的方法进行说明，后世累加的东西会以一种奇怪的状态，变形之后再保留下来，也会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解释。

关于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论述是在战国时代才开始的。后来人们又在这三代之前加上了以尧、舜为代表的圣人政治的故事。在另一个系统中，战国时代的各国都有关于自己祖先的讨论。以祝融为祖先讨论祖先神话的楚国又将历史往前推，从颛顼开始说起。楚国传说中的颛顼比尧、舜还早。为了证明自己的历史更悠久，其他国家或王朝便主张在颛顼之前还有黄帝的存在。这就是魏国与齐国。前者从黄帝说起，论及五帝之历史，后接夏王朝。后者则是标榜自己是黄帝的子孙。黄帝的子孙是周代的陈国人，而田氏就是陈国君主一族的分支。

《左传》中记载的楚国祖先

神话故事不断地被后人添油加醋，日渐丰富和完善，到了《左传》的时候，能添加的东西也所剩无几了。于是在《左传》中出现了分支，即颛顼的子孙中出现了圣人贤者与痴傻愚者。《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有这样的记载：高阳氏（颛顼）有才子八人，天下人称赞他们为“八恺”（八恺分别是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
。高辛（帝喾）氏有才子八人，天下称之为“八元”（八元分别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尧帝时未能启用这些才子，舜帝时，这些才子才得到重用。然而，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都有不才之子。这三个氏族由于他们的不才之子，世世代代积累了不少恶名，到了尧帝的时代这一现状也没能得到改善。这三个不才子加上缙云氏的不才之子，就是人们所称的“四凶”。后来舜重用前面的十六位才子，“举十六相，去四凶”，放逐了四凶，留下了巨大的功绩，受到人民拥戴。

《左传》所载的颛顼的子孙之中，被舜帝放逐的不才之子后来成了楚的祖先。《左传》中是有这样的暗示的。

《左传》在介绍楚王事迹时，费尽苦心想让大家知道“楚子”就是“楚王”。《左传》引用的材料中还有很多地方原本是用“楚王”这个词。《左传》并没有直接使用这些引用材料的表述方法，而是混用“楚王”和“楚子”，实际上就是为了让读者知道书中的“楚王”就是“楚子”。

相应的，书中对于楚王之子也不称其为“王子”，而是一律称“公子”。这点与其称周王之子为“王子”的表述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左传》的引用材料中，有些场景只把“楚王”作为“楚子”来介绍。例如有名的楚庄王向周“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的情节。这段记录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楚王”的表述。并且，既然是将权威作为问题来讨论，其话题本来应该是德才对，但是没想到“楚子”居然只问了个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即问一个鼎的大小轻重如何。

就像这样，《左传》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楚王的，所以阅读时必须仔细分析才能看出哪些内容是客观描述的，哪些内容是在故意贬低楚王的。《左传》在反驳某种正统论时所用的方法就是叙述一些对那种正统理论不利的“事实”。《左传》的记录中有很多的“事实”。若我们对这些“事实”进行改写或添加的话，就会引起内容的逆转，那么所记述事情的原貌究竟如何就值得深思了。

一般认为，齐的祖先是黄帝，但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提到了黄帝氏以云纪，炎帝神农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并把他们都变成相对的概念。虽然没有像对楚那样明目张胆地贬低，行文中却也包含了认为他们还是差强人意的味道。

此外，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言及宋、卫、陈、郑，讲述了宋为大辰之虚（虚为殷虚的虚，意为故地。这里指祭祀基准星宿心宿之地的故地），陈为大皞之虚，郑为祝融之虚，卫为颛顼之虚。书中将位于天空坐标大辰之虚的宋放在一个特殊的绝对的位置，然后把其他三国变成一个相对的概念，引出了自己的论点，即无论是祝融之虚还是颛顼之虚，这些地方迟早都会到韩国的手中。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楚国的祖先神话不仅仅存在于一种晦涩难懂的体裁流传至今，而且还像韩国《左传》中的记录一样，更多是存在于那些敌对国对楚国诽谤的“形式”之中。因此，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记录不能直接使用，而是需要跳出史书的视角，站在楚国的立场来讨论书中的“事实”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检索，顺藤摸瓜，我们就能发现楚国论点的基础是靠祝融及颛顼的存在来对夏王朝、商王朝的权威进行否定。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战国时代楚国的特别地域不局限于湖北、湖南一带，而且还进一步向外延伸，涵盖了已经多次提及的殷商故地，以及前文提到的宋、卫、陈、郑四国之地了。只是，楚人继承的并不是商王朝，而是楚人自己的祖先祝融及颛顼的故地而已。

这里商王朝完全没有被当回事，而夏王朝根本就是特别地域之外的地方。

此外，在《左传·哀公六年》有这样的记载。其内容是楚昭王说的一段话。这段记录中除了使用“昭王”这个称呼，还用了“楚子”的表述，而“楚王”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黄河）非所获罪也”。对此，《左传》中让孔子回答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然后引用《夏书》进一步做了若干修正，最后总结为“允出兹在兹”，只要不越轨，安守本分便可。其实《左传》想传达的意思就是安守本分的楚国的特别地域只有他提及的长江、汉水、雎水、漳水范围内的湖北一带而已。

而这个特别地域正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楚人之所以认为这个特别地域包括殷商故地，是因为他们这时开始蚕食邻国的土地了，而对于越之故地亦然。

楚国对周王朝权威的继承

我们可以从敌对国家的文献中看出某一个国家的论点。例如韩在《左传》中提及了山东一带的诸侯中有夏王朝的后裔。在这个论述中，这些夏王朝的子孙被描述成野蛮人，即使灭亡了也毫不足惜。如此一来，韩人便在《左传》中创造了一种“形式”：山东的齐国就算杀光了夏之后裔，也不见得有统治夏之故地的正当权利。

同样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敌对国家文献中的楚国形象，就能挖掘出楚国对其继承周王朝权威的主张。

楚国在春秋时代称王，这是为了与东周抗衡的结果。最初称王的是成王，成王后来又追封其先王为文王和武王。诅咒成王至威王历代楚王的文章成文于战国时代的秦国，这些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称为诅楚文。由于原石已经遗失，所以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以拓本为原型的资料知晓其内容。

诅楚文记述的是楚成王以来的事件。文书本身涵盖了从秦穆公至惠文君一共十八代秦君，诅咒的是与之时代相同的楚王。与秦穆公（也写作缪公，公元前660—621年在位）同一时期的楚王是成王（公元前617—626年在位）。他是楚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成王之前的王号楚武王、楚文王其实只不过是追封的而已。由于之前两个都是追封的，所以秦国没有将其算在内，只诅咒成王及以后的楚王。

楚武王、文王都是追封的，其目的在于对抗周王朝及史书《春秋》。楚武王在位时间（公元前740—690年）早于《春秋》（公元前722年），并与东周王朝第一位周王平王（公元前770—720年在位）在位时间重叠。

周平王为了继承祖先周文王与武王的荣耀与正统，定都于东都雒邑。这里也提及了周文王和武王。这段记忆被作为《春秋》的“形式”利用。因此，为了创造一个能与《春秋》相抗衡的“形式”，就要求这个新的“形式”能把周王的权威从文王传承到武王的“形式”否定掉。

将武王定义为初代楚王的王号，且将该王号用来对抗周平王的话，追溯到以往的周王时，便可以展开一种理论“形式”，即只要楚王是武王，那继承周文王权威的便不是周武王，而是楚武王。以这种“形式”进行讨论之后，便可以将周文王之后的周王，即通过革命推翻商王朝的周王朝从根本上否定掉。

而且新的“形式”是周文王之德，后来为楚武王继承了，而非周武王。由此，楚国虽承认了西周文王的个人权威，并将周王朝的权威完全抹杀掉了。并且周的权威并未被西周所继承，而是超越了时代，被楚继承了。这便是楚国创造出的“形式”。另一方面，楚人还否定了一切与夏王朝、商王朝相关的“形式”，强调自己才拥有真正的血统。

对周王朝的继承，对夏王朝的复兴，以及下克上，在这些论点当中，楚国只论述了对周王朝的继承。楚人只利用了周文王来创造自己独有的“形式”，而对复兴夏王朝和下克上这两个论点，则避而不谈。这就是楚国继承正统的“形式”。

我们从这个“形式”来解读楚国领土扩张的野心，就能看出楚国人所谓的特别地域湖北、湖南是他们享有正当统治权的领土。这片土地的东北一带是中原一带，中原一带有夏之故地与殷商故地。这片土地的西面与陕西相接壤，而陕西一带有周之故地。楚人用颛顼的存在否定了夏王朝的权威，用祝融的存在否定了商王朝的权威。前面引用的《左传·昭公十七年》的传说中记载了卫国有颛顼之虚，郑有祝融之虚，这两个地方都在商王朝故地的范围内。

我们之前也说了韩国与齐国都对这片故地虎视眈眈。楚国也有同样的野心，只是这种野心是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韩国统治下的领土占据了中原的中枢之地，东迁之后的周就在此处。而周所创造出来的文王、武王的理论被楚国否定了。因此，上文提到的楚成王继承周文王之德这个“形式”本身虽然与周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作为一种领土主张，我们可以看出楚国是由于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想要将之收入囊中，才创造出了这种理论。

前文中我也提到过多次，夏之故地与殷商故地是由周王朝收编统治。周王朝的故地到了春秋时代成了秦这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到了战国时代便成为秦国的领土。夏之故地与殷商故地到了春秋时代是被划入晋国的势力范围的，到了战国时代，赵、魏、韩三家分晋，这片土地便被这三家瓜分。因此目前看来，楚国对这些地方并没有直接的统治权力。虽然楚人可以宣称自己将来对这片大地有正当的统治权，但是现实却是可望不可即的。所以楚人可以向齐国学习。齐国将殷商故地收入自己的特别地域之中，却将夏之故地看做略低一等的地域。

楚国当时的认识也极其相似。无论是夏之故地，还是殷商故地，抑或是周之故地，都是比楚国略低一等的地域。

只是实际上，楚人对于自己继承了其汉字文化的周还是抱有一些非比寻常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楚人只对周文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推翻商人统治的是周武王，所以只要对周武王及其以后的历代周王不予评价，便不会构成对武王克商这段历史的肯定。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楚成王追封上一任的楚国君王为武王，创造出了由楚国的武王取代周之武王来继承周文王王权的“形式”。

此外，《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了早在西周时代楚王便开始使用王号了，即楚王祖先熊渠长子康为句亶王，次子红为鄂王，三子执疵为越章王。但是故事后来变成了熊渠的三个儿子称王后害怕周厉王来讨伐他们，因此放弃了称王。这段故事是我们在楚国本国自以为傲的记载中看不到的。这段也是从敌对国对楚国进行的诽谤故事中演变而来的。请大家不要忘了周厉王是个失道失德的亡国之君，还被诸侯从周王的宝座上赶了下来。如果连这样的丧国昏君都畏惧，那真是比失道失德的等级还低了。因此在《史记》中，楚王就这么变成了连周厉王都不如的人的子孙了。

楚国挥师东进，吞并了越国。只是楚国对越国故地的正当统治权的主张并没有像他们对中原一带的论述那样展开。

中山国的正统性主张与三代

中山国的正统性主张与《穀梁传》

战国时代的中山王国的祖先称为鲜虞。根据不同古籍记载，有的认为他们是白狄的一支，有人认为他们是北方外族的一支，后来进入中原。

总之，中山国被中原诸国当做外族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山国与秦楚有相通之处。这个中山国的史书即是《穀梁传》。

《穀梁传》对其之前的齐国《春秋》、《公羊传》以及韩国《左传》所创造出来的“形式”加以利用，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对齐韩之说进行否定。

《穀梁传》中论述的“中国”与《公羊传》一样。不过《穀梁传》中涉及的地域范围比《公羊传》中的“中国”更广，除了齐、宋之外，还包含了卫、郑、蔡、鲜虞等地。其他国家则称为“夷狄”或“狄”，皆为野蛮人。《穀梁传》中“夷狄”一般被称为“狄”，野蛮人全都被称为“狄”。

《穀梁传》的特点是除了晋之外，其余西周诸侯国都包含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然后这些诸侯国一个接着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

另一方面，《穀梁传》否定了下克上的理论。书中认为公侯、大夫的等级分明，不能犯上作乱，应该重兴君臣之道。因此诸侯国虽在“中国”范围之内，但以大夫身份以下犯上称为国君的魏氏、赵氏以及齐国田氏都被踢出了“中国”的范畴。

其中对鲁国的观点极为尖锐，《穀梁传》认为桓公杀害了隐公，是弑君篡位，根本没有继承周公之德（桓公二年）。此外，晋国与夷狄无异，所以称之为“狄”（昭公十二年）。因为韩氏也是晋的一族，所以若其硬要说自己是诸侯，那也算他是个诸侯。但是《穀梁传》还是再三强调了晋国是“狄”的观点。

被视为“中国”的诸侯接二连三地亡国，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鲜虞了。所以最后的“中国”就只有鲜虞了。鲜虞是春秋时代的名称，到了战国时代鲜虞则改名成了中山国。《穀梁传》是由中山国撰写的，所以书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形式”。

在齐国人眼中，只有齐与宋才算“中国”。如果我们沿着《公羊传》的理论顺藤摸瓜则会发现，齐国国君与鲁国国君的一族是犯了近亲相奸大忌的齐釐公的后裔。鲁桓公之子实则为齐釐公之子（一般观点认为他是齐釐公之子襄公的孩子）。并且“大夫”弑君是家常便饭之事，再加上些理由，于是便创造出了只将大夫出身的田氏政权算在“中国”范围之内了。另一方面，《穀梁传》中却将其他诸侯算在了“中国”的范畴内，而非田氏。

《穀梁传》中对下克上的理论进行否定，突出了中山国的位置，认为只此一家才是正统的“中国”。

中山国的“中国”与三代

《穀梁传》中被称为“中国”的领域如图27所示。其中周（雒邑）与鲁，以及《左传》称为“东夏”的殷商故地都包含其中。《左传》称为“夏”的领域也有一部分包含其中，魏国话题中的夏都（参考图25）也在《穀梁传》的“中国”版图之内。

这样一来，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三代的故地都可以用某种方法使之与“中国”产生联系进行论述。

书中并没有提到中山王与夏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这点看来是沿用了齐国的观点。

然而，与齐国不同的是，中山国并没有强调自己与商王朝的联系，这与齐国通过商来将其对夏之故地的统治权正当化不太相同。《穀梁传》中缺少这种正当化的理论。这点却与楚国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楚国人也是直接无视夏商的存在，只论及对周王朝的继承权。

只是，中山国与楚国也有不同。与楚国只字不提“中国”不同，中山国则主张自己就是“中国”。中山国的想法是周的诸侯国都在“中国”之中，“中国”的继承权后来从周移交到了中山手中。

此外，虽然在书中并未对历法进行强调，但《穀梁传》中所记载的中山国历法是“夏正”（夏正为夏王朝所使用的历法。与“周正”“殷正”一同出现于战国时代），与魏、齐、赵、韩等所采用的历法相同。书中通过使用“夏正”来创造了一种复兴夏王朝的“形式”。

27《穀梁传》的特别地域“中国”（中域）与周边的野蛮之地
《穀梁传》中的中山国被定义为“中国”，包含了鲜虞·周·鲁及《左传》的东夏一带。不承认下克上的理论。一直幸存到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就只有鲜虞（中山）。夏朝的故都在“中国”的西部，商朝的在南部，周（雒邑）在西南部。圣人孔子出生的国家鲁国在东部。中山国设定了一个能将三代故地都包括在内的“中国”版图，创造出了复兴夏王朝制度的“形式”

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被置于中山国的特别地域之内，然后又在别的地方设定一个中心地，接着从周王朝手中接过王权的接力棒。这就是中山国所勾画的历史，这点大概是受了《左传》的影响。《穀梁传》是大量参考了《左传》内容而编成的。这点我们可以从书中许多地方的记录推断出来。关于三代的定位，我们也能在《穀梁传》中看到《左传》的影子。

汉王朝对三代的继承“形式”

战国时代正统继承的“形式”与汉王朝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以“夏”或“中国”为主角的论点，即下克上的理论。这个“夏”或“中国”的部分体现了韩国或魏国等领土国家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一个属性。因此在其他国家，这个“夏”或“中国”的部分被换成其他词汇来表示，或者即使词汇相同，具体内容也有出入。战国诸国在各自的史书中构建了一个特别地域，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个正当的“形式”来阐释自己的正统性。不同之处只在于到底是把哪一片土地定义为特别地域。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都创造了一个对以下犯上的正当性进行肯定的理论框架。

对于战国列国的三代观与革命观，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为了进一步加深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能够提供更多“事实”的汉代史书。

汉王朝继承了秦的统治，将战国时代多个特别地域的独特性统统抹杀。他们挖空心思擦去战国列国的独立色彩，只将周王朝放在了特别的位置上进行论述。在汉代人的史书中，他们继承了周王朝的天下，同时也展示了汉王朝的独特性。于是被继承的周王朝也必须和自己一样成为统一天下的王朝。被周王朝推翻的商王朝，以及商之前的夏王朝也必须是统一天下的王朝。

28 汉王朝对三代的继承“形式”

但是摆在汉代史官面前的战国时代以来的典籍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天下的范围及其范围内的特别地域。如果原封不动地引用已有典籍进行论述，则汉王朝就不能很好地阐释其立场和正统性。为了成功去除这些障碍，汉代史官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在西汉时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历史课题经历了王莽时期的讨论，到了东汉时期才终于打磨出了个像模像样的“形式”。史官决定给已有的典籍都加上注释。

有了后人的注释，古代典籍的内容渐渐发生了变化。有了这些注释后，战国时代各个国家所构想出的特别地域的范围变得模糊不清，最终特别地域就只剩下周的王都（东迁后的）雒邑即洛阳一带了。

王都雒邑（洛阳）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其原因是东汉时代的王都就在洛阳。西周的故地在陕西的镐京（今西安），东迁之后王都变成了雒邑。汉王朝与周朝相仿。西汉都城定于长安，而到了东汉时代便迁到了洛阳。一切都这么巧合。因此可想而知，汉代史官一方面赋予周王朝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将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雒邑上，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说明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在东汉时代，光武帝结束了王莽的统治，光复汉王朝。他被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西汉虽然也是自己的王朝，但因为最终招致了王莽的篡位，所以比起东汉地位多少要低一些。

经过史官的加工，给王都雒邑赋予特别地位，再给典籍添加注释之后，战国时代的地域主义理论与汉代的天下理论之间的分界线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此外，在战国时代各国论点之中，唯有下克上的理论框架被保留了下来。

倘若仔细推敲，可能会发现史书中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但史官们为了掩盖各国矛盾的观点，逐步添加了注释和说明，巧妙地回避了这些问题。

在汉代史官给古代典籍添加注释之前，很多典籍都只有光秃秃的原文，因此西汉时代基本的政策是无视这些原文的内容。特别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登场的这段历史，更是采取了极端的手段进行遮掩。汉代甚至制定了法律，规定人们不得私自藏书，想方设法防止反对朝廷主张的书籍流入人们的视野。

时代开始改头换面，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史记》问世了。汉王朝的观点与主张就是通过这个《史记》展示出来的。

《史记》论述了“天下”之后才开始讲述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的历史。于是书中便制造出了一个概念—世上原本就存在君临天下的统治者。因为还是西汉时代，所以书中尚未出现将世人的目光集中到雒邑的设计。

在《史记》所创造出的“形式”中，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都是统一天下的王朝，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权交替的关系。当这一政权交替轮回一周之后，继承周王朝的自然就应该是新的夏王朝了。

在西汉武帝之前，史官用的还是继承秦朝皇权的“形式”。这一“形式”的关键就在于历法。秦历是融合了夏王朝的夏正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历法楚正的折中历法。西汉前期继承了秦朝的皇权，自然是用的是秦历。

经过几番讨论，到汉武帝时，决定采用战国时代许多国家都喜欢的“形式”，提倡光复夏王朝，于是便重新开始使用夏正。这时，汉武帝作为夏王朝的复兴者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种与复兴夏王朝相关的“形式”，后来基本上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后世历代王朝大都将王朝的开国皇帝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并使用夏正作为其历法。虽然也有一部分例外，某些王朝采用了殷正或周正，不过绝大多数王朝采用的都是夏正。

在战国时代的古典文本中，人们讨论了历法的循环，从夏正到殷正，从殷正到周正，然后再从周正回归到夏正。可是后世的王朝几乎都使用夏正。其原因在于，从西汉至东汉，作为正统所继承的“形”发生了改变，典籍文本的内容同时也发生了变化，而改变之后的内容又都为后世各朝代所继承。在继承汉代的基础上，各朝代又将各自的始祖奉为至高的存在。

象征汉王朝正统性的物品

虽然都被称为夏正，不过现在的夏正是经过改良、计算也更加精密的历法。关于汉王朝的记录比较多。汉王朝的制度虽然不是原封不动沿用战国时代的制度，但确实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东西。因此从这些记录中抽出所继承的战国时代以来的制度，对于讨论继承三代的“形式”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讨论的对象是象征汉王朝皇帝的物品。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就是传国玉玺与斩蛇之剑。

传国玉玺作为秦始皇以来的皇权象征，在汉灭秦时从秦王移交到了汉王手中。正如其名，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皇帝是作为超越战国时代诸王的存在，是作为夏王再次执掌皇权。因此传国玉玺是意味着复兴夏王朝的神圣物品。

斩蛇之剑是与汉高祖刘邦有关的物品。刘邦从区区农民之身发迹，最终登上皇位。这是典型的“下克上”，而斩蛇之剑就是证明这个始祖确实是有当皇帝资格的物品。因此斩蛇之剑就变成了始祖传说的具体象征物品。此外，从刘邦地位的上升而言，这个斩蛇之剑就是“下克上”的具体象征物。

说到始祖传说，《史记》中介绍了刘邦之母刘媪的氏为“刘”，其母感龙而生刘邦（后文中我们再做详细介绍）的经过。

此外还有一个被作为物品论及的就是文武胙（关于这个，我会在后文详谈）。文武胙指的是周王祭祀文王与武王时用的祭肉。《后汉书·礼仪志》中使用“阼阶”这个阶梯来介绍皇帝的即位仪式。即登上阼阶，举行即位仪式。即位仪式也被称为“践祚”（践祚，踩踏祚阶之意）。这个“践祚”的“祚”通“文武胙”的“胙”。战国时代魏秦两国都从周王手中受赐文武胙，并以此举行仪式表示从周的手中得到了权威。这个仪式后来成了历代君王即位的仪式，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

综上所述，汉代对夏王朝的复兴，对周王朝的继承，以及其始祖传说（下克上）都可以通过具体的物品体现出来。

汉王朝所继承的下克上理论

在这里，希望大家再回顾一下图21和图24。对于这些插图，我们也可以用刚刚论及的下克上理论来讨论。战国时代的下克上理论在前，汉代的下克上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图24所示的为齐国《公羊传》的理论。这个理论阐释了出现在战国列国中的大夫阶层弑君篡位的正当性。当一个事情有了正当的理由之后，这个事情自然就变得正当了。这一革命理论的存在向来就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只是如果将具体事例放到图24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最后被承认革命具有正当性的只有图中所示的特别地域“中国”里面的某个特定的大夫—田氏而已，其他国家并不在讨论之列。而且即使同样是“中国”，诸侯们也不在“中国”之中。这就是通过具体事例反映出来的史实。

前文提到的《左传》在讨论领土统治正当性时必然会提到夏王朝、商王朝的故地。这些故地与始祖传说相互联系地讨论。始祖作为周王朝的一族位居中原一隅，这一族是“诸姬”中优胜劣汰幸存到最后的唯一一族，因此肩负了复兴夏王朝制度的重任。对夏王朝的复兴，对周王朝的继承，以及始祖传说都被融入了这个说明之中。

图21所示的《左传》理论中，特别地域不是“中国”，而是“夏”“东夏”。在这个“夏”“东夏”之中，夏之遗民与商之遗民都是被统治的存在，外来的统治者为“诸姬”（姬姓诸侯）。《左传》中并没有高举革命理论的大旗擂鼓呐喊，它是通过无数个具体事实，列举了它想贬低的人物，其中作为有德的君子只有韩氏一人幸免于难。韩氏是“诸姬”之一的晋国国君的一族，而且作为旁系的大夫阶层，越来越壮大，因此《公羊传》所示的革命理论也有一部分被借用到了这里。

史书中也有对革命不感兴趣的，例如《穀梁传》就是最好的例子（图27）。《穀梁传》的问题焦点仍然是作为特别地域而存在的“中国”。因为自己身处“中国”之中，所以革命就被否定了。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诸侯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穀梁传》中，“中国”的诸侯反而都被大肆贬低了一通；唯一的例外就是鲜虞，而鲜虞就是编撰了《穀梁传》的中山国的前身。鲜虞原本就是外族的国家，因此他们认为自己与《左传》的“诸姬”一样都是外来统治者君临“中国”。

以上介绍的就是战国时代形成的下克上理论的一部分内容。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反映自己独特立场的下克上理论（包括否定下克上理论的观点）。将这些东周列国的观点加以总结，并重新构筑了新理论的就是前文所提及的汉王朝的论点了。

第五章

夏王朝、商王朝的史实

禹的传说

战国时代的三代观

让我们一边简单归纳一下前文所述要点，一边进入下面的话题。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母体建立起来的。于是，各国将自己的国家领域置于特殊的位置上，同时追溯历史，从而提出领域支配正统性的主张。在这些历史中被提及的便是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

各国的主张都有各自的不同之处。然而，在这些主张里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在建立一个超越周王朝的新王朝之际，创造出一个可以继承周王权威的“形式”。

各国的“形式”之所以相似，是因为有不容忽视的两点历史事实：周是睥睨陕西一带的大国，并且灭掉了东方的商国，扩大了其统治疆土。汉字是由周从商继承下来并垄断性地使用之后，才传播到了各国。这种汉字文化成为各国在说明其正统性时必不可少的东西，因而周王朝的权威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

周王朝以前的商王朝，以及商之前的夏王朝也都被认为是汉字文化的传承者（现在甚至连夏代本身是否存在都尚未确定，目前也并未发现任何可以证明商代以前的朝代使用汉字的证据）。所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继承”的“形式”的议论。

如果从商之故地—中原的视角来看，周的诸侯则是外地人。因此人们一般是先把外地人排除出局，再来议论关于商之故地和夏之故地的问题。这里面既有秉承着“下克上”的“形式”来阐述夏之复兴的（韩国），也有通过否定“下克上”来将夏代复兴作为一种“形式”的（中山）。也有以继承商代为主要着眼点来讨论夏代复兴这一“形式”的情况（齐国）。

汉代的三代观比起战国时代的来说，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点。

在汉代的三代观中，比较具有象征性的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辗转天下各地，终于成功治水。这个传说本身就是在战国时代的天下观念形成之后才有的。然而，司马迁将其录入《史记》，饰之于《夏本纪》的开头，前置《五帝本纪》，并且在其中叙述了游历天下的帝王之传说，可见战国时代充满地方多样化的历史观已经转变为了天下的历史观。

五帝的传说，是各个领土国家在论述本国的优越性时逐渐累加的帝王形象。汉王朝则将战国各国的议论统合起来，创造出了汉王朝是周王朝的直接继承者这一“形式”，汉王朝试图推出与战国时代各国一样的理论。其完成的过程就是将战国时代各国的论述混合为一体。如此一来，相互之间的不同点也就渐渐消失了，只剩下天下的论述作为一个共通的理论浮出水面。

因此，我们读了《史记》之后得出的三代观，就和战国时代所论述的三代观截然不同。

不过，即使如此，在强调共通性、抹杀不同点的部分以外，还是有一些战国时代以来的论述残存下来。虽然很难被人所察觉，但是确确实实是残留下来了。在战国时代的史书里，彼此不同的部分写得相对简单易懂。很多情况下，这些不同点却被恶意复杂化的注释弄得晦涩难懂。因此，如果将战国时代史书的原文进行相互比较，再与《史记》的原文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来源久远的记载从隐藏的背景中逐渐明晰起来。

从战国时代开始回溯历史是否有可能获得一些历史认识？接下来，让我们带着向前追溯战国时代获得的历史认识，一起追寻一下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吧。

《尚书·禹贡》

一提到禹，大家最先想到的恐怕应该是治水。所谓治水，就是治理水患，从而达到防治洪水、完善水路交通网的结果。

29 《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和五服
《禹贡》自古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魏国所作。本书也是同样的观点。租税都集中到“中邦”的这一特点，让我们知道魏国是中心地区。在九州之中，冀州和豫州似乎被纳入了魏国的特别地域。五服中的侯服为诸侯，甸服为民，说明了特别地域中的情况。另外，参考战国时代的外族称呼，也就是贬低他国的称呼，可以判定各个地域的位置。九州与五服的名字、内容，在《尚书·禹贡》和《容成氏》中都有出入

铁器普及以后，水田由低洼的形态（参考图51）转变为田字形，沟渠得到完善。旱作地也划分出一定的耕作区域来。如果沟渠的完善出现错误的话，就会造成土壤中的盐分等物质堆积起来，从而引起盐害。完善沟渠之后，人们还可以有效地利用井水。

在交通网中，仅仅完善水路还不够，陆路也很有必要进行完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铁器。因此，有关于治水的传说其实具有浓厚的战国以后的色彩。

为了制造铁器，人们大量砍伐森林，扩大耕地，导致土壤保持水土的能力显著下降，造成地下水位上升，诱发了盐害。另外，为了取水方便而大规模地挖掘沟渠，这造成遭受盐害的地区被荒废。人类犯下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错误，因此治水一事是不能够完全用肯定的目光来看待的。不过，总体来讲，战国时代的耕地面积增加，管理水资源的技术也日益进步，维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这些都是事实。而另一方面，人们砍伐森林等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是事实。这些事实背负了一些让现代人也颇为头痛的沉重课题。

我们一般所知的大禹，是夏王朝的始祖，是巡游天下、勇挑治水重任、成功后当上天子的人物。这些在《史记》的《夏本纪》中都有所记录。

这篇《史记》中的记录与现在的《尚书》是有相通之处的。

现在的《尚书》其实并非战国时代的《尚书》，其中既有汉代以后总结的成分存在，也包含许多由后来的学者，比如朱熹（又称朱子）伪造或推断的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讨论现在的《尚书》是否为赝品开始谈起。

比较幸运的是，《尚书》的《禹贡》是没有被朱熹等人伪造过的篇章，也就是普通的非赝品的篇章。所以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从内容上来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尚书》的《禹贡》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大禹祭高山大川。第二段，叙述了将天下分为九州之后田地等级和赋税的情况。这部分是禹分别治理各地水患、巡游各地的内容。虽然我们知道秦始皇也曾巡行天下（一边祭奠神灵，一边旅行），但大禹才是天下巡游的先驱。第三段，将天下分为几个地域，分别加以说明。这部分将天下分为特别地域和其他几个蛮荒之地。

第一段被《史记》引用在《夏本纪》中，并且添加了大量的补充说明。“（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禹贡》中所记载的九州

《尚书·禹贡》第一段如下所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也就是说大禹铺上泥土以定大川，沿山伐木以划分高山。尽管这篇文章一般都被解读为是描写治水的，却不可否认其中出现了高山。沿山伐木是为了确保陆路，而堆积泥土将大河分出界限来也是为了确保跨河的陆路以及水路。

第二段记载了九州的事情。谈及了田地、赋税的问题。在划定之后，论述了有什么样的田地，以及如何收缴赋税。

最初是从冀州（从山西到河南）开始谈起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魏国的领土。

既载壶口，治梁（山西省离石县）及岐（陕西的岐山很有名，但是这里指的是山西省介休县）。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山西省的霍县之东）；覃怀厎绩，至于衡漳（汶水是贯穿从山西到河南整个魏的领土的交通要道）。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

同为冀州，但是下面是补充。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赵国的领土。

恒、卫（河南省曲阳附近）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黄河）。

之后便是剩下的天下各地域。让我以省略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

济河惟兖州。……厥田惟中下，厥赋贞……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莱夷作牧。……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杨州……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错。……岛夷卉服。……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和夷厎绩。……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下面是总结九州加以说明的部分。其中，“中邦”指的是魏。

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上缴给“中邦”，中邦即中国）。（注意包含“中邦”在内的诸夏）

《禹贡》中所记载的五服

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三段。这一段论述了如何将天下分为特别地域和其他地区。虽然我们通常可以认为，这部分是按照从中央地区依次向外辐射的距离为基准来进行说明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所指的区域究竟是哪些地方。按照已经介绍过的许多书籍中所论述的观点，可以推测天下被分为特别地域和蛮夷之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解释。

首先是甸服的领域。关于这个，我们后面附有详细的明细说明，不过其总和并不等于五百里。也就是说，明细说明是以地域的重合为前提的。

其次，五服之中，侯服和甸服是放在特别地域中叙述的。我们的头脑中要有这样的概念：侯服等同于诸侯，甸服等同于百姓。这个也是在重合的前提下进行论述的。剩下的三服，我们可以分别参考战国时代的外族称呼来推断他们各自的地域范围。所谓的外族称呼，就是对敌对国家的贱称。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

《尚书·禹贡》中所说的“五百里”是一个文化地域的大小。

在《战国策》里，有用“方圆几百里”来表示各国领域的内容。照此算来，天下就是“方圆万里”，每一个文化地域则约为“方圆二千五百里”。因此，《战国策》中所说的“方圆二千五百里”应该与《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五百里”是等同的。

度量单位同样都是“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禹贡》是将现实缩小成五分之一来叙述前朝的，另外我们也可以认为是“里”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无论如何，《战国策》中所说的“方圆二千五百里”等同于《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五百里”。我们在此之上，展开下面的阐述。

首先，我们要明白，《禹贡》中所说的五百里是一个特别地域的大小，在这里专指魏国这个特别地域。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特别地域中的赋税情况。

①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其次，区别于特别地域，设定了稍劣一等的地域，这些地域作为诸侯的领地来处理。该地域曾经作为西周的大本营，也就是战国时代的秦国的领地。

②五百里侯服：百里采（卿大夫的都邑），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再次，在连诸侯的领域也不如的地域中设定了绥服。主要指齐的领地。

③（诸侯之地）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另外，同样是在不如诸侯领地的地域中设定了要服。主要是指吴越的领地。

④（绥服）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流放地）。

最后，在同样不如诸侯领地的地域设定了荒服。大概相当于楚国。

⑤（要服）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流放地）。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最后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天下观。西周的故地（侯服）、《公羊传》中所提到的齐国的地域（绥服）、也出现了西周金文的淮夷之地（要服），同为蛮夷之地的荒服都有问题。

在①的领域内有畿内，那就是被称为“中邦”的地方。介绍九州是从对冀州的说明开始的，在对冀州的说明中有与魏的领域重合的部分。所谓“中邦”，虽然本来就是表示魏的都城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把魏的全部领地都看做是特别地域中的畿内。

“中国”的起源

“中邦”换而言之就是“中国”。我们先说明一下“中国”这个词语。在西周金文中，王都附近被称为“中或（中域）”。这个“或（域）”字后来被加上了方框，成为“國（简体字为国）”。另一方面，汉高祖的名字为“刘邦”，因此汉代时期禁止使用的“邦”字，而换成了意思相近的“国”字。可见，我们所知道的“国”的意思是来源于“邦”和“域”。

《尚书·禹贡》中出现的便是“中邦”这个词语。西周金文中出现的是“中域”。由于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表达方式在汉代的时候都一律被“中国”所替换。“中邦”和“中域”具体指示的地域也根据国家、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到了汉代，人们在誊写或整理过去的文献时，将“中邦”和“中域”一律替换成“中国”。汉代的“中国”非常广阔，而战国时代的“中国”（“中邦”和“中域”）则表示有限的区域。从而造成后世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都误把“中国”一词所指称的领域认为是广阔的。

由此而来，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尚书·禹贡》中的记载、《左传》里描述的韩国的认识以及《公羊传》中叙述的齐国的观点，都是大同小异的。

尽管完全是基于《尚书·禹贡》所做出的推测，但是魏的领域—冀州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始祖大禹进行天下巡游的起点。《左传》中记载的韩国的观点是围绕着晋的都城一带来阐述夏代传说的。与此相对应，《尚书·禹贡》里所展现出来的观点则是按照从山西的梁开始、到晋的都城一带、最后到达了魏的河南领域的顺序来进行说明的。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在战国时代的魏国的领土范围内。

从《容成氏》看大禹

通常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很多出土文物会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不过，由于盗墓而让这些古物首先重见天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些古物被研究者们在古董市场上发现并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回收，但因为不是正式的发掘，所以很多古物与过去的信息之间的关联被切断了，其价值也显著下降了。

不过，如果这些古物是文字史料，则还可以通过考察其内容来进行分析。上海博物馆近年来从古董市场里救出的一批战国时代竹简就是这样的文物。

这批竹简出土地不明，虽然比较可信的意见是认为它们出土于楚地，但是除了竹简上的字体比较像以外，考古学家也拿不出别的证据。

这批竹简中有一部叫做《容成氏》（《讼城氏》）的书。其书名（内容很短，所以说是篇名可能更为妥当）被记录在竹简的最后。

在这上面记载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不过，其记载与《尚书·禹贡》有极大的差异。

其中介绍的九州有：夹州、徐州、竞州、莒州、并州、荆州、扬州、豫州、雍州，然而在《禹贡》中并未看到夹州、竞州、莒州、并州。另一方面，只有《禹贡》中才有的是冀州、兖州、青州、梁州。（将《容成氏》中的扬州和《禹贡》中的杨州视为同一地名）

《容成氏》中讲到，使九河决口之后，夹州和徐州才受益于河水滋润（适合居住）。这里包含了徐州，所以九河应该是黄河的支流。另外，经过淮和沂东可以到达海边，所以竞州和莒州也富足起来。这应该说的是淮北和山东南部。因为将蒌水、汤水与东面大海相连接，并州才繁荣起来。这里指的是从燕到赵的范围。

30《容成氏》（讼城氏）中的九州及大禹治水
这里所展现出来的九州，无论是名称还是位置，都有很多与《尚书·禹贡》不同的地方。与《禹贡》不同，这里强调禹在治水过程中最重视的地方是荆州

这样看来，把天下分为九州这一点是共通的，只是其划分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看出，《尚书·禹贡》将冀州放在了特别的位置上，而《容成氏》中是没有任何州被看做是特殊的，而且也没有冀州的名字。

此外，在《尚书·禹贡》中详细记载了赋税情况，而《容成氏》中记载的却是“禹听政三年，关市无赋”。

显然，《容成氏》在事实的叙述上试图篡改《尚书·禹贡》的内容。

虽然我刚才说《容成氏》里没有给任何一个州赋予特殊地位，但是《容成氏》从头到尾粗略地叙述了九州之后，有这样的一句话：“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从这点来看，就可以明白《容成氏》在大禹治水的问题上置于特殊位置的是汉水的中央地域，也就是所谓的楚国的大本营—湖北一带。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大禹的工作是“疏通”河道。这里是指完善作为交通网的江河。

在这个意义上，大禹治水的故事并未把《左传》和《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夏之故地看做特殊地域，而是把楚国的大本营湖北特殊化了。这就是《容成氏》展现给我们的内容。

从《墨子》看大禹

《墨子》是一本收录了总结思想家墨子言行的著作。但实际上它是将形成时间各异的材料整理起来，而这些材料是在何地被创作出来的也很难确定。

不过，其中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录。如果我们只将这部分拿出来研究，也还是有可能推测出一些关于特殊地域的主张。

笔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墨子》的《兼爱》（上、中、下）的中篇内。《墨子》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春秋末期的城市思想，它立足于小国立场而非大国立场，因此随着帝国秩序的逐步巩固，这种思想也就慢慢衰亡了。本篇就是从小国立场出发，记载了大禹治水分别给各地带来怎样的福利。

根据其记载，禹将容易堵塞的水流引向西、北、东、南各个方向，调整各地域的水资源过多或不足的情况。

在西边，造西河渔窦（鱼的住处），“以泄渠孙皇（不明）之水”。

在北边，将防、原、泒（都是河流的名称）的引入后之邸、嘑池的出水口，造山作为底柱，凿岩作为龙门，造福于燕、代、胡、貉（北方的地名）与西河的人民。

在东边，为了减少陆（被称为齐之大陆的山林湿地）和孟诸（宋的山林湿地）而整顿河道，开凿九浍（九条小河流），防止东边水资源太过集中，从而造福冀州之民。

在南边，将江（长江）、汉（汉水）、淮（淮水）、汝（汝水）向东方引流，最后注入五湖之中，用以造福荆楚（湖北）、干越（吴越）与南夷的人民。

墨子认为以上内容是大禹时期发生的事，主张现在要实行兼爱。因此，这段内容其实是比较委婉地说明：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与理想背道而驰的地方。

《兼爱》篇在讲述大禹治水后，又介绍了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介绍完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乍一看似乎大禹治水进行得非常理想。然而，在记述大禹治水之前的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虽然这句话听起来较为含混委婉，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大禹也没有顺利地完成治水。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本来是有力者可以做的事情，然而包括大禹在内的有力者都没有人能做到”，那么兼爱就更难以实现了。

我们把①有力者能做的事情②兼爱这两点提出来看一看。关于未能做到①有力者能做的事情这一点，《墨子》在记述大禹治水之后，介绍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时，谈到了大禹治水未涉及的领域。

据说从前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如同太阳和月亮一般，“乍光于四方，于西土”。这里的“四方”并不是指东南西北的四方。所谓的方，是“方国”，也就是诸侯国。正如之前所说的，“四方”本是商的四方，武王时周灭商之后才归到了周的统治下。说到文王的时候，用了“乍光”这个表达，就是因为所论述的时期是还未将其归入周的统治之下，而只能通过祭祀实现精神上、宗教上的威慑。

传说周武王平定泰山，也就是有力者所擎的太山。周武王通过此举，震慑商（殷）夏、蛮夷、丑貉。所说的商夏就是中原，蛮夷是南方，丑貉是北方。在东方的泰山上进行祭祀，从而威慑这些地方。泰山祭祀所无法波及的地方就是“西土”—周的领地。

在历史上，文王死后，武王压制商代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支配范围内。但是这里记载的是文王仅仅“乍光”，而武王仅仅是“震慑”。这个偏差就成为讨论的话题。

31《墨子·兼爱》中篇里的大禹治水
北边、西边、东边的利益都集中指向了冀州（批判了《尚书·禹贡》的观点）。而南边造福的范围却很广（批判《容成氏》的观点）。不过，南边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周文王乍光陕西，周武王治理泰山，这些范围禹都没有涉及（大禹治水不仅有其偏重，而且也没有遍及天下）

另外，没有理想地实现②兼爱这一点，体现在大禹治水的结果上。

大禹治水的结果，可以划为北、东、西和南来分别进行论述。大禹在治水时，对各地的水资源都进行了调整，可谓是多方兼顾。然而关于所得的“利”的叙述中，却没有提及西方。所记载的是：治理北方的水，造福了燕、代、胡、貉（北方的地名）与西河的人民；治理东方的水，造福了冀州人民。在这里，西河是作为西边的地方来介绍的。横跨这个西河与冀州的是战国时代的魏国。西边的治水是没有什么“利”可谈的，而治理北方和东方的水都给魏国的领土带来了“利”。只是让一部分的地方富裕起来，根本谈不上是兼爱。这里记载的仅仅有利于魏国的治水的内容，是对《尚书·禹贡》的说明和批判。可以说，《墨子·兼爱中》这一节，是在了解《尚书·禹贡》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否定。

与这些都不同，治理南方的水造福的是荆楚、干越（楚和吴越）。这种情况下，“利”仅限于南方。如果从南方内部来看，的确是实现了兼爱；然而从外面的世界再来看，却并非如此。只在南方内部实现了兼爱，这一点如果参考前面所介绍的《容成氏》来看，就可以发现很有趣的东西。我们知道，《容成氏》所主张的是，大禹是以汉水为中心来治水的。《墨子》里的这一段相当于在告诉我们，大禹并没有以汉水为中心来治水，因而否定了《容成氏》中给荆州赋予特殊意义的这一想法。进一步来讲，这里还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大禹在南方治水的功绩最终并没有超出南方的地域。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兼爱中》是以《尚书·禹贡》和《容成氏》的内容为前提来创作的。《容成氏》的出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墨子·兼爱中》里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其实是对以前的书籍内容的批判。

从以上关于①有力者能做的事情②兼爱二者的讨论，可以得出：《墨子》中的观点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有关。禹的传说中提及了好几个地域，而这些地域内，其实是存在北、西、东封闭的世界和南方封闭的世界。西和东也不过是把后来的天下的一部分纳入其中。周文王仅仅是身居周的故地，觊觎着商代的故地；而周武王灭掉商代，将泰山的一角分封了鲁国，这对大禹治水的地域来说也只是威慑罢了。

这里把作为“天下”一部分的大禹治水区域（可以考虑为冀州和汉水）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事迹作为问题点提出来论述了，并认为他们既没做到有力者能做的事，也没实现兼爱。然而所谓的站在小国立场上的国家……又究竟是哪里呢？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线索，不过读者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从《周礼》的职方氏看九州

正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尚书·禹贡》和《容成氏》（《讼城氏》）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以及与其相关的九州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尚书·禹贡》和《容成氏》里，九州的名称以及九州所指的地域都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也指出，这种差异源于《尚书·禹贡》是以大禹治水的中心是魏来记述的，而《容成氏》则认为大禹治水的中心是楚国的大本营—湖南、湖北。

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一份文献，它和此前的文献所说的九州一样，也将天下分为九个州来说明，而其记录的州的名称与对象地域又与两书有不同之处，而且其中与“服”相关的内容也与《尚书·禹贡》有着显著不同。它就是《周礼》的职方氏所记载的九州与九服。

根据《周礼》的记载来看，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与土地，辨别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和他们的财产用品、九谷、六畜，广知其利害得失。

如果将其关于九州的叙述归纳起来的话，可以得出以下内容。东南叫扬州，其山镇叫会稽，其泽薮（湖泽）叫具区。正南为荆州，其山镇叫衡山，其泽薮叫云瞢（云梦）。河南为豫州，其山镇叫华山，其泽薮叫圃田。正东为青州，其山镇叫沂山，其泽薮叫望诸。河东为兖州，其山镇叫岱山，其泽薮叫大野。正西为雍州，其山镇叫岳山，其泽薮叫弦蒲。东北为幽州，其山镇叫医无闾，其泽叫貕养。河内为冀州，其山镇叫霍山，其泽薮叫杨纡。正北为并州，其山镇叫恒山，其泽薮叫昭余祁。从以上内容，我们以定出九州大概的地域分布。

其次，记载了九服的内容。方千里叫王畿，其外方五百叫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叫藩服。而这里的所有的“其”指的是“王畿的”。因此九服的排列并不是像画同心圆那样，而是由内向外依次画同心方形。

这里的方五百里，和已经介绍过的《尚书·禹贡》里的“五百里”，以及《战国策》中的“方二千五百里”大概是同样的概念。在这里，方五百里的服（叫做“服”的区域）合计有九个，因此总共有四千五百里。除此之外还有王畿的一千里。如果把王畿和九服看做天下的话，天下总方五千五百里。这个范围是《战国策》里方万里的天下的一部分。

《周礼》职方氏的部分里，在后面又有这样的记录：“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上就对九州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以“周知天下”结尾。

将公、侯、伯、子、男的封地方数除去一百里来计算的话，合计是方一千四百里。将这一千四百里分为三个分别方五百里的服，则还差一百里。这时加上另外的一百里，似乎凑成了四服。如果从名称上看，则应该是侯服、男服、采服和卫服。

在《尚书·禹贡》中，甸服的部分跟民相关。甸服在王畿之外。这是予想到了将来战国时代的王，因而将甸服放在了王畿之外。

蛮服是对南方外族的称呼，夷服是对东方外族的称呼。都将各个外族地区的一部分作为了天下的组成部分。镇服、藩服也是指的外族，因为似乎自古起就有镇压外族、使之成为藩兵的意识存在。

32《周礼》职方氏中的九州、九服及外族
关于九州，由于有山镇和薮泽的记载，因此可以得知其大概的位置。九服可以分为与外族名称相关的地域、与王的分封相关的地域这两个部分来谈论。九服与王畿相区别，在王畿之外，因此按照外族名称来分，而是将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集中放在幽州之内，暗示了这里与将来的王有特殊的联系。公、侯、伯、子、男各自的封地，可以根据王畿和幽州来进行说明

现在，如同《尚书·禹贡》一般，将外族称呼作为线索来锁定九服的位置，就可以得出如图32中所示的结果。与夷狄的名称不符的地域有王畿和幽州。服是在王畿的外面，因此可以在幽州内标上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的位置。这些地域本来是为了王而存在的。虽然这么说有点啰唆，但是甸服是王的人民。继而，采服的采是采邑的采，这是为王的直属家臣准备的。包含了这些在内的各服在王畿之外，也就是在幽州之内。

《周礼》就是把幽州放在特别的位置上。虽然没有出现大禹的名字，但是似乎是想告诉我们，大禹治水的中心在幽州。笔者曾经做过另外的研究（虽然与这里的内容无关），认为《周礼》是燕国所作。

行神大禹

正如大家所知，大禹是因为治水的功绩而变得家喻户晓的。然而，在《尚书·禹贡》、《容成氏》、及《墨子·兼爱》（上、中、下）的中篇里，都出现了大禹的另一个姿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的完善者（实施治水的人）。

与这相关的是作为行神（路神）的大禹。

大禹曾作为保佑出行安全的行神被敬奉起来，这一点是在研究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时得以明确的。

后面添加的部分，就如同已经介绍过的《尚书·禹贡》一般，在开头段落的一小节里面可以看出，大禹治水的事迹在各代的议论中被作为禹最大的功绩传颂下来。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大禹作为行神的身影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在诸如汉代的一些文献里，还残留着少许大禹作为行神的身影。行神大禹的具体形象，则在出土的《日书》中渐渐复苏。

大禹是保护旅人们不受邪恶的妖魔鬼怪伤害、一路平安的行神，因此汉代时人们在出行前会祭祀行神，祈求平安。在这个祈祷仪式中，有一个叫做“禹步”的部分。

行到邦门困（阃），禹步三，勉一步。呼：“皋，敢告曰：某行毋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椒其画中央土而怀之。

禹步是巫师作法时的步法动作，被认为是能够发挥出召唤神灵的力量的神奇步法。关于这个神奇的步法，在一部叫做《尸子》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举治水之功，“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手不爪，胚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从这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似乎大禹是用自己一手一脚亲自挖通河川的。

如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容成氏》中也记载着大禹治水、疏通河川的事迹。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所介绍过的《尚书·禹贡》。开头是“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这句话是说，在天地创造以后，在大地上铺上泥土，修建道路和河堤，在山上伐木开道，因此高山大川之间终于可以相互往来了。《禹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大禹利用这些修建好的道路和河流往返于各地之间（因而祭祀山川）的事情。

禹步通常于出城前、在邦门的中央—门柱前举行。在进入了城市国家时代后，城墙成为防卫的象征，出城则需要做好决死的心理准备。离开曾经作为自己的祭祀场所的城市，就意味着很难得到平时供奉在城内的神灵的保佑，因此必须要重新祭奠行神。大禹作为行神的原形，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城市国家时代。

大概是在天下成立、领土国家出现之后，才产生了治理领土国家的大禹睥睨天下、保护来往行人的传说吧。进而在《尚书·禹贡》中，发展成为：大禹周游包含“中邦”特殊地域周围的各个地区，建立了凡是天下间居住在“中邦”周围的诸侯和野蛮人，都要向“中邦”纳贡的国家秩序。

有这样一句谚语：“你不惹神，神不作祟。”因此，神灵是不能够随便招惹的。通过祭祀向神灵祈求可以得其庇护，然而一旦惹怒了神灵，庇护就无从谈起。大禹也是这样的神灵。譬如，关于如何选择嫁娶的黄道吉日，云梦《日书》中有以下的记载：“戊申、己酉，牵牛以娶织女，不果，三弃。”与此相应的还有这样的叙述：“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娶梌（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

禹还是可以治愈疾病的神灵。另外，以人们的畏惧意识为背景，还可以看到禹作为庇护神的形象。所谓的庇护所，就是被圣洁的力量保护的避难所，也就是避难的寺庙。大禹是从岩石的石缝中诞生的。因此，曾经有人相信，只要逃到了那个圣洁的出生地，就可以逃脱罪孽。在后汉时代被称为西南夷的羌族里，残存着记录这种信仰的史料。

正如在日本这个文化地域中存在的一样，这种庇护所很有可能曾经广泛地分布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文化地域中。然而，当这些文化地域被归为天下，进入了官吏统治时期之后，为异文化地域提供庇护的庇护所就越来越不容易被承认了。有些人指出，中国的历史中，一般没有庇护所出现。笔者认为这可能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治水传说和大禹

《尚书》中，除了《禹贡》之外，还有其他材料明确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那就是《舜典》。《舜典》也是没有被朱熹等人伪造的篇目。

具体看来，这一篇也非常的有意思。

《舜典》的开头，记叙了舜通过帝尧的禅让登上王位的事情。舜立下了巡视天下的功绩。尧流放共工到幽州，流放
兜到崇山，诛杀三苗于三危，诛杀禹的父亲鲧于羽山，使得天下皆诚服于舜。尧去世之后，舜命令禹“平定水土”，给其他人也下达了各种各样的命令。大禹受命之后，马上以稷、契、皋陶能够胜任为由让给三人。然而，舜还是命令大禹一个人去做。

《舜典》之前，还有《尧典》。还有一种说法是，本来舜典就是尧典的后半部分，后来被分为了《尧典》和《舜典》的。在《尧典》中，果然也是尧给各种各样的神下达了命令，其中一个就是大禹的父亲鲧。鲧却未能完成任务。

《史记·夏本纪》中，既有将大禹作为焦点来叙述的部分，也有将《尧典》中的鲧和《舜典》中的禹联系起来进行简短总结的部分。鲧治理洪水失败，因此被诛杀；其子大禹继承其业，从而治水成功。大禹的确成功地“平定水土”，但却被认为是治理了严重的水患。

因此，众多的读者一直相信，大禹是为了治理水患而进行了“治水”的。

然而，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一般，大禹的“治水”其实是对道路和水路等交通网的完善。与此相对，鲧要治理的洪水，才是那种围山越陵、弥漫天际、让人联想起诺亚方舟的大洪水。

要治理这般厉害的洪水，祭祀山川的意义必然重大。然而，我们从《尚书·禹贡》、《容成氏》、《墨子·兼爱》中窥视到的祭祀，都是一些为了给予其他地域精神上的威慑而进行的，是为了表示对已经完善后的水路交通网的掌控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治理大洪水而进行的祭祀。

从以上叙述的经过来看，如果不知道大禹“治水”的传说与能够让人联想起诺亚方舟的洪水神话是被后人加上联系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把以完善农田、完善水路交通网作为内容的“治水”和治理连高山都能吞没的大洪水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另外，我们还会误认为，大禹在治水时，对天下全部地区都是平等对待的。实际上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都放在头脑里归纳一下，就可以发现天下，以及天下的一部分一直都处于争议中。

另外，《舜典》中舜巡视各地的部分也有必要注意一下。其他的帝王也是如此，一旦成为天子，就要巡视天下，而巡视的目的就是对天下的交通网进行精神上的威慑。如同《尚书·禹贡》一般，有强调这种威慑是专门为特别地域（这里指魏的领土冀州）而实行的观点；也有如同《墨子·兼爱中》一般，嘲笑这种威慑最终其实只对一部分地区有效的观点。无论怎样，巡视天下的目的都是对广泛的区域实行精神上的威慑。

巡视自己支配的国家领域的王

一国之王会巡视属于自己支配的地域，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关于商王的记载中找到证据。这个结论来源于甲骨文的记录，商王会日常巡视自己所居住城市的直辖城市及直辖村庄。这个巡视的范围仅限于一日之内可以往返的地域内。另外，王在必要的时候会进行远征，届时会举行祭祀。

进入战国时代，领土国家建立后，帝王巡视的范围大同小异，都在自己支配的国家领域内进行巡视，而他们平时就居住在首都内。

特别地域内的人民被王的德政所感化。官吏们则支持王的德政。野蛮之地，也就是除去特别地域之外的地域，也被王的德政所感化。要将这些都明确地记录为文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人民受到感化的结果就是，大家利用遍布天下的交通网，将物资运送到特别地域来（进贡）。

秦始皇的巡视天下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秦始皇将到目前为止都还只是将概念性的天下巡视真正地付诸了实践。这便是成为全天下统治者的始皇帝最初实现的伟业。不过，其巡视的具体路线是利用了战国时代以来的水路交通网。他祭祀的场所也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中各自的圣地。并不是以在一个圣地的祭祀来威慑整个天下。《墨子·兼爱中》里曾嘲笑大禹是自古以来“无法做到（兼爱）”的代表人物，而从这一点来说，秦始皇的巡视天下之举最终也没有超越大禹的界限。

本来治水就是以推进大规模的工程作为前提的，如果铁器普及了，那么大规模的工程就可以相当顺利地进行。在铁器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如果利用连续不断的战争来制造奴隶，并以奴隶的劳动作为推进工程的动力，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可。因此，不管是以奴隶的劳动为基础，还是以铁器的普及为基础，治水传说的成立都必须依赖于这两者之中的某一个作为前提。

但是，如果治水的对象是一片广域的领域，那就只能以铁器作为前提来进行讨论了。

城墙的建造意味着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有城壁都市出现了。然而，我们回头来看看农用土地，就会发现耕地面积的增加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事情，而促使这一变化产生的正是铁器的普及。耕地面积的扩大又与治水事业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上述《尚书·禹贡》中，农地和交通网的完善。

如此一来，我们只需要通过概观《尚书》的《尧典》、《禹贡》，以及使用了这些材料的《史记》的内容，便可以读出从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人为加工痕迹到汉代在天下观影响下对史实进行加工的变化过程。把大禹的功绩归于治水传说，将其功绩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商、周、春秋，甚至是商代以前的朝代，都是有些牵强的。

夏王朝的系谱

夏王朝的系谱是如何存留下来的

在战国时代魏国所作的《竹书纪年》的《夏纪》中，夏王朝历代的王的名字都被一一记载了下来。与这些名字相同或类似的王名，在《史记·夏本纪》中也有记载。虽然有些王名完全不同，但是可以判断出在族谱上是同一个人。在一本叫做《世本》的书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王名。

要分析夏代世系的系谱的话，以《史记》作为参考就比较方便。

如果我们一直盯着《史记》看，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直到西周王朝的系谱都没有注明具体的在位年代，同时存在的诸侯的系谱也是如此。进入春秋时代，周王和各国的系谱上都开始附有具体的年代。虽然这些具体年代中，有很多是汉代的学者根据《春秋》中的记载推算出来的，但是我们也承认还有很多与此记载无关的独立的年代。这是因为直到西周为止，汉字在各国都还没能扎根，所以也没有具体记录在位年代的文献。到了春秋时代，汉字已经扎根于各国，于是便有各国记录本国君主在位时间的文献流传下来。虽然西周时代各国只留下了大量没有在位时间的系谱；除了通过口头的传承之外，在西周分发给各国的青铜器铭文中，侍奉历代周王的各国君主的名字也被记录下来了。这也能为确定各国王的在位时间提供线索。

虽说如此，青铜器铭文里频繁记载的却是周王的在位时间。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在周王朝有记录周王在位时间的习惯。而在《史记》中却基本没有记载周王的在位时间。但我们不能因为《史记》里没有记载，便认定实际上就没有周王在位时间。

在青铜器铭文记载的年代中，凡是西周的年代全部都以周王的年号来记录。诸侯的年代似乎是在春秋时代才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从青铜器铭文的状况来看，也几乎没有关于西周时代诸侯方面的年代记载。

商王朝则与西周不同，几乎没有发给诸侯国任何刻有可以反映其系谱的青铜器。因此，除了使用汉字的商王朝以外，诸侯的系谱完全没有遗留下来。

再往前追溯到夏王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夏王朝的系谱究竟是怎样留下来的？如果夏代有汉字的话，那有可能是商代继承了其记录。然而，让人非常在意的一点是，在商代前期和中期的城市遗址中，至今还没有任何汉字文献出土。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夏代的城市，但都没有发现任何汉字或者其他文字。

33《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中出现的夏王朝王名

进一步说，商灭亡以后，宋国建立，其系谱就可以与西周王朝的系谱同时追寻。然而，夏灭亡之后的国家系谱，就完全去向不明了。

假设有人拿着夏代子孙建立的国家的系谱来，硬说那是夏代的系谱，我们肯定也很难予以否认。

正如前面已经向大家介绍的那样，夏王朝先于商王朝存在，这已经是战国时代各国皆知的事情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然而当我们想要对这“风”的实际情况一探究竟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战国诸国的记录彼此之间却有很多出入，而且全都是些不明所以的事情。

刘累的传说

《史记·夏本纪》中，有如同具体事实般记叙的传说。其中记载了夏王孔甲时代一个名叫刘累的人物。

夏后氏（夏王朝）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这段话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刘累”姓“刘”这件事。《史记》成书的时代—汉王朝自从汉高祖刘邦以来，就以“刘”作为国姓。

关于刘邦，《史记·高祖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在中国，人们一般认为只有父方的血统才能使家族得以维系。但是，这里记载的高祖刘邦的“刘”是其母方的姓氏、父方的姓氏不明，而且其母是受了龙精才怀孕的。这段话和前面所说的刘累的传说似乎是有关联的。因此，高祖必须要取母方的刘姓。

刘累的传说中，提出了母方的血统这一点。正如前面所说，战国时代的齐国田氏认为自己是继承了母方血统的商王朝子孙。这二者的说明之间有着共通之处。另外，刘累接受了祝融子孙的封地，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刘氏支配着祝融的子孙。祝融的子孙，是指楚国君主的一族。这就预示了高祖将会在天下之争中打败项羽。

正如前面所记述的一般，孔甲时代刘累的传说并不是事实。

不过，在《左传》中却引用了这个传说的原型的故事，那就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事情。在记录了相同的事情之后，《左传》认为刘累因为害怕而移居到了鲁县，范氏就是其子孙。《史记》却将这个作为移居地点的鲁县删掉，将范氏的事情删除。然后制造出和刘邦的“刘”可以联系起来的传说。如果再发挥一下想象力，说不定“刘累”本来是叫做“龙累”的（虽然“龙”和“刘”的中文发音不同）。（日语中“刘”和“龙”发音相同）
如果记载了范氏的存在，那刘氏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硬要扯上关系的话，那么雒邑的周王朝的周围的确有一个地名叫“刘”，似乎是周代时的权贵。然而，这里并未让刘邦的“刘氏”和这里的“刘氏”扯上关系，反而是逃到陕西一带的一族成为话题。因此，我猜想，是不是因为汉王朝希望能够找到有关刘氏的合适话题，所以在汉代时才将其改名为“刘累”的呢？

这个刘累的传说，是继战国时代《左传》成书之后，唯一一个带有浓厚汉代笔墨的部分。正如上面提到的，《左传》中牵涉到了范氏。因此文帝时代，利用这个故事委婉地暗示刘邦的籍贯在秦地，将刘邦作为范氏的子孙来看待。如上所述，这个时期的制度，是在创造一种汉承秦制的“形式”。这个时期的判断却成为前汉中期武帝时代《史记》编撰时的一大阻碍。最后的结果就是删除了范氏的记录。我想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即在汉文帝时代，《左传》中的“龙累”就已经按照以上的说法被改写为了“刘累”，而并非是在开始编撰《史记》的汉武帝时代呢。

综上所述，夏王朝的传说中，没有可以使用的材料，而且系谱能否使用也是个未知数。因为就连系谱也有可能是不同时代的国家的记录。

不过，正如第三、四章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大体的认识，夏王朝先于商王朝存在，其支配所及领域是与商代的领域基本重合的基础上再稍微往西一点。这个观点从材料中都能看出共通点。只有这一点是我们在利用考古学成果，研究商王朝之前的王朝时代时应该牢记的一点。

商王朝

基于出土文字史料的商代始祖传说

与夏王朝相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商王朝的具体事实。

首先，因为在出土的商代文字史料中有甲骨文存在，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实。

另外，还有青铜器铭文。虽然数量少，但是作为出土的文字史料来说，意义重大。

再次，因为周王朝继承了商代的文字文化，所以通过周王朝保存下来的资料很多。

夏王朝的始祖传说都来自于战国时代的史料，或者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民间传说。与此相比，商王朝的始祖传说中则含有相对古老的故事。

在这里，研究的对象并非是那些整理了《尚书》等记载的众多资料，而是《殷本纪》开头的一部分，其意大概如下。

商代的始祖契，其母为简狄，曾和同族的三个妇人一起沐浴。有玄鸟（燕）产下一卵。简狄食后有孕。生下一子即为契。这个传说就是说，玄鸟可以带来身怀灵力的人物。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意味深长。前面围绕汉王朝的高祖刘邦的传说，我们提及了《史记·夏本纪》中的刘累。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蕴涵了灵妙之力。然而，玄鸟之论并不是战国时代和之后天下流行的说法。这大概反映了商代固有的习俗吧。

关于玄鸟之卵的传说的原型可以在战国时代的书籍中找到。新出土的上海博物馆楚简中有一卷名为《子羔》。《子羔》中有这样的记载：“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这之前有禹的传说，后面有周代后稷的传说，都是关于获得灵妙之力的内容。据说，禹是破母之背而出。像这种破背或破胸而出的姿态，仿佛是蝉变态时脱壳的光景一般。只不过，他们从母亲的背或胸中破裂而出之后，这些母亲们都怎么样了呢？

同样在《子羔》中，讲到周代的后稷时这样说：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使。然而，那并不是帝王的足迹。

《子羔》中禹、契、后稷的传说，似乎都加入了一些挖苦夏、商、周的内容。去掉破胸破背这个部分，就成为《史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内容。

下面我要讨论的是甲骨文中，有和商代祖先的名字相同的名字，如
、
等。这个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长有尾巴的形态奇异的神。这个奇特的神是否就是上述吞下燕子卵之后诞生的孩子的样子呢？战国时代的宋国是商代的末裔，因此他们对异形的神有着相对的认识，但是不是只有宋国才有这种意识呢？不知各位读者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异形的神本身就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甲骨文时代。它是否就是我们在《史记》中看到的那个母亲在吞下玄鸟之卵后生下的孩子的真身？目前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城市国家商

《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战国时代编撰的。与之相比，作为考古遗物出土的甲骨文，则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原始的信息。

19世纪末出土的甲骨文曾被作为中药出售，后得懂行人慧眼识珠，因而闻名于世。因此，除了已经调查了的以外，还有大量甲骨上市，被世界各地收藏。以董作宾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把这些甲骨文整理出来，认定它们为商代后期的物品，将其分为五个时期。

只不过，这些甲骨文与后世的记录不一样，它们并不是编年史的文献。在举行祖先祭祀等仪式时，古人每次都会在甲骨，也就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用青铜刀刻上符号。其记录本身就是零碎的。

在甲骨文的整理过程中被发现，并且让世间学者皆为之惊讶的是松丸道雄的田猎说。关于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以下就稍微详细地来介绍一下它。

所谓田猎，就是狩猎，是王以及受王命而奔赴各地的代理人举行祭祀的一个环节。举行兼以军事演习为目的的狩猎，并且将打到的猎物就地献给神灵。“田猎说”就是整理了这个时候所留下的记录。

从其中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得知王在田猎地间行动的具体日程。松丸道雄将这些通观一遍之后，进行了数学性的证明。

他提出了特别让人惊讶的观点，即当时包括一些远离商代王都的地方在内，一共有二十一个地方，其中有十八个地方处于彼此之间最多三日内可以往返的距离内，剩下的三个地方也处于最多四日内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并且就这十八的地方而言，通过数学方法就可以得出其半径都被限制在一点七日的行程范围内。

上面所说的“最多”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最多一点七日的行程就是说不到两天，实际上等同于一天。当时的王乘坐马车出行，考虑到马奔跑的速度；再加上文献表述王的行动时有很明显表示往返的词句，所以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十八个地方都在一个半径为二十公里的圆内。

34 刻有汉字的甲骨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在甲骨，也就是龟甲兽骨上镌刻文字的方法，被确认为是商代后期出现的。文字是在占卜之后被刻上去的。占卜通常分为两种：（1）用火烤（烧灼）甲骨，使其龟裂，以此占问神意；（2）从甲骨表面龟裂的痕迹读出神意，继而作出判断。“卜”这个字就是由龟裂的样子演变而来。在（1）中占卜询问神意的工作是属于被称为贞人的祭祀官，而（2）中作出判断则是王的职责。图中的甲骨片上，正面（右）和背面（左）都刻有文字，但是里面还有烧灼的痕迹。烧灼所用的是名叫“地肤”（俗称扫帚菜）的植物，在其尖端处点上火，按在甲骨上。在特定的被火烧的地方，如图中所示，首先制作一个圆形的小坑（钻），并在其旁边（有时也重叠）再做一个纵向长条形的凹坑（凿），其中那个圆形的小坑便是点火的地方。周代初期时都还有在甲骨上镌刻汉字的做法，但是之后便失传了。在没有镌刻汉字的甲骨上进行烧灼占卜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战国时代所作的《左传》中出现了“卜”的记载，《史记》中也有汉代的“卜”的记载。

如果把这个假想增加一倍的距离来考虑，其巨大的冲击也不会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将这十八个地方中存在具体问题的地方与世人已知的地理书等资料上的地名相对照，从其结果可类推出它们处于距离商王都较远的一片广域的范围内。这个方法至少可以证明关于这十八个地方的叙述是不正确的。而且，除去这十八个地方以外，相互之间的移动行程是不能够用表来表示的。因此，在不接受结论的情况下，对于除去这十八个地方（加上最多四日内行程的三个例子共为二十一个地方）的事例，因为我们不能够将其相互之间的移动行程用表来表示，所以就要求在其基础上加以数学上的处理。

至今为止，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没有反驳的意见出现。

松丸道雄在进行这种缜密的研究和慎重的说明时，首先获取了能够提供证明所需的数据的材料。在其结果上，再来研究甲骨文的第四、第五期的文物。另外他也明确地指出：从其与后期田猎地的重合关系来看，只有这样考虑其位置，否则便得不出结论。在此之上，他又这样写道：我们大概可以判断第二、第三期的田猎地，和第四、第五期是基本属于同一性质的东西。

商是一个“大国”，所以当然会在各地设置军事据点。像这样接二连三地将大军派往据点，当然是要举行祭祀了。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王亲自前往，而是派出代理人代替王去举行祭祀。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王所下令的内容。这种在远征时的田猎地，与日常生活中王亲自举行的田猎地相比，其性质是不同的。

从这一点来看，第一期甲骨文的田猎地与上述的所研究的地方有少数重复之处。第二期以后的田猎甲骨文全部都是王在举行田猎的时候所进行的占卜。与此相对，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期中有很多王命令他人举行田猎时进行的占卜。而且，他还指出在第一期的田猎甲骨文中所出现的地名除去一小部分以外，都与第二期以后的田猎地在性质上不同。这种想法才是比较恰当的，或者至少是无可非议的。

35 商王朝的系谱
商王的名字中加入了十干。这可能是表示王出身于被称为十干的集团中。因此，这里所展现的系谱，并不是现代所说的父子兄弟关系，像兄弟关系的一般表示的是同一时代的王，而像父子关系的一般表示的是不同时代的王。有些集团主要出现王，有些集团主要出现夫人。这些集团构成了商代的王族。《史记·殷本纪》中继承王位的顺序与甲骨文中有所不同，而且在《史记》中被认定为继承了王位的王（用1—30来表示）在甲骨文中却没有被认定，相反也有在《史记》中并未即位的王（在括号内表示）在甲骨文中却被认为是继承了王位的。不过，就算考虑到这些多多少少的表达的不同，我们也会感叹《殷本纪》中所记载的王名和甲骨文上明确记载了的王名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个田猎说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提出了半径为二十公里的圆的问题。这个范围与当时的城市国家做统辖的范围基本上是重合的。换句话说，商王在殷（商）这个城市直接管辖的范围内四处走动，在各地举行仪式。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提出在田猎地中混有臣服的氏族的名字。恐怕这是因为在商代王都的周围已经有些臣服了的氏族的村庄存在。可能许多物资都是通过这些臣服的氏族运送过来，再从那里送往王都的。这些村庄是臣服后的氏族为了履行向商代纳贡的义务而设立的必要的中转站之一。

从这个与田猎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看出，中小城市国家附属于大城市国家的构造。

从甲骨文中了解到的事情

甲骨文是古人祭祀的时候所作的记录。将其中有特征的事件和现象提取出来，重新总结成文章，我们就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前面我们所关注的是王的田猎地。

在甲骨文中，最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商王的祖先祭祀。于是商王的祭祀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逐渐变得具体而明朗起来。

经过对祭祀对象的整理，我们可以复原当时的系谱。其复原的结果和《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商的系谱基本一致。这让学者都很震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全部都是正确的。虽然似乎有不少性急的人都误认为《史记》是全部正确的，但事实上研究甲骨文的人们的工作是非常质朴和踏实的。作为这种踏实的工作的结果，我们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上述的系谱的相关情况。

除了在数量庞大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后得出的推论之外，还有些推论是在文化地域的分布和地名的基础上研究甲骨文的记录而得出的。

例如，在祖先祭祀中掺杂了一个叫伊尹的名字。这个人物在《殷本纪》中也出现了，是商代初期时出任宰相一职的人。所谓的宰相，其实是战国时代以后才有的认识，实际上是通过官吏来统治地方的形式普遍化之后才出现的名词。商王朝是个城市国家的联合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是没有宰相的。虽然同为辅佐王的人，但是在商代，这样的人通常被赋予管理地位相当于陪都的某个最重要城市的权力。而一般认为伊尹就是管理名为伊这个城市的人物。

那么，这个伊又相当于现在的哪里？

商代的影响所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广，这里面有些很难判定的地方。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周王朝以陕西之地为大本营，把中原的雒邑作为陪都来安置周公，更有分封东方的泰山以南的鲁之一族，用以牵制齐国等。这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通过研究考古遗迹（物体的移动），我们得知周的文化范围进一步扩大。周灭商时，其影响范围一度扩大，但是之后又缩小了。所以，伊的位置至少也应该就在中原一带的军事据点之中，是商的势力进一步延伸后的边缘的某个地方。

洛阳以东，有一条与洛水合流的支流名为伊水。于是笔者猜想这个伊是否就是伊尹的伊。它正处在河南一带的文化地域中。

周设置雒邑，作为直接支配伊的都城，继承了商代以来的军事据点。

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太戊之时商代曾通过提拔伊陟，恢复了国势。可见伊尹一族在商代似乎被赋予了特殊的位置。

商与周

在前面已经讲过，魏国的编年史书《竹书纪年》中设有《殷纪》。

《殷纪》列举了历代商王的故事，其中也有关于伊尹的记录，据说伊尹成为仲壬的卿士（周代的叫法）之后，将太甲放逐到桐之地，自立起来。太甲被放逐七年后归来，杀掉伊尹，分其领地给其子伊陟、伊奋。伊陟的时代和《史记》中的记载有所出入，而且两本史书在看待伊尹一族和商王一族的关系这一点上也不同。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中，伊尹一族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地位。

《竹书纪年》中记载了盘庚时代迁入了所谓的殷虚之地的事情，但是同时还有与之不同的传说。甲骨文是从武丁开始到殷末时代的东西。先于殷虚时代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被高大的城墙所包围着，然而所谓的“殷虚”却没有城墙。因此，笔者认为下述的说法比较可信：“殷虚”实际上是附属于都城的宗教性设施，而都城是在别的地方。

“殷”这个汉字，就我们一般所知的意思来说并不坏。有富足繁荣的意思。然而，在经典之中，有将殷记作“衣”的情况。《礼记·中庸》里有这样的句子：“武王缵大王（古公亶父。谥号）、王季（季历。谥号）、文王（谥号）之绪。壹戎衣（殷），而有天下。”其中“壹戎衣（殷）”的部分，在《尚书·康诰》篇中有基本相同的表达，然而“衣”字换成了“殷”字。这个“衣”可能被认为是夷狄的夷的意思。西周金文中提到了“东夷”的问题，这里的“夷”和“衣”的字是不同的。另外，在名为保卣、保尊的青铜器的铭文中这样写道：成王命保追赶东国五侯。这些就是上述经典中被看做是“衣”的“殷”字，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基于蔑称的用法。

不过，这也不能说明后来的经典中使用的“殷”都是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与周代用“衣（夷）”来诋毁商代的意识不同，到了战国时代产生了必须美化商王朝的需要。夏、商、周三代都被理想化了。所以“殷”字从本来的意思中分离出来，产生了富足繁荣的意思。人们对于“衣”这个汉字原为“夷”这个蔑称的认知也慢慢淡薄了。

另外，从这个情况来看，通过“衣”这个字的用例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发音上“殷”本来应该与夷狄的“夷”是相同的。

商与周的较量开始于商王武乙的时候。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周文王（前1078—前1034年在位）的父亲季历（？—前1068年）伐鬼戎，俘虏“狄王”二十。又于商王太丁二年、四年时，相继讨伐了“燕京之戎”和“余无之戎”等外族。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周的势力在慢慢增大。应对这种情况，商所采取的行动是拉拢周国。据说，太丁四年，商封周为牧师。在那之后，周的军事行动仍然频繁，于太丁十一年，伐“翳徒之戎”，俘虏其三名大夫。

然而，可能因为周终究给商造成了威胁，所以在文丁时代，季历被杀（前1068）。此事促使周开始讨伐商王，帝乙二年（前1064）周人伐商。此事发生在周文王五年。

武王十一年（前1024年）庚寅之日，武王时代的伐商正式开始。

帝乙、帝辛时代的祭祀

这个时代的祖先祭祀可以作为判定年代的方法来使用。祭祀于癸日举行，每十天一次，人们占卜的是第二天起的十天（旬日）内的事情。而且祭祀的祖先的顺序都是固定。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特点来进行判断。只要把祖先祭祀和复原后的实际存在的日历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判定年代。

所谓的历法原本就是将天文现象的规律性反映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形式”。从具有规律性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要了解季节。否则便做不好播种。随着四季变迁，天空中的星座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古人必须要根据时令把握住其特征。不过把握这些特征倒不是非用文字不可，事实上人们只需要依靠自己的记忆就足够了。

方法之一，着重观察比较醒目的星辰，找出天明前和日落后在哪个方位可以看见它。例如英国的巨石阵（没有文字的时期的遗迹）就是诞生于人们这样的生产生活当中的吧。当然，英国巨石阵与中国相距甚远，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关系。

记录了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代历法的资料中，既有用汉字记载的商代文献，也有同为汉字文献的西周的记录，以及汉字传播之后，即春秋时代以后的各国的文献记录。

前面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商代的历法是利用甲骨文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祖先祭祀而复原的。该祭祀以三百六十日为一个周期，每十天按照规定祭祀不同的祖先。利用现代的天文计算倒推，我们便可以制作出当时的月亮圆缺一览表（多数记录的是朔日）。与这些记录相比较，我们就可以判定记录中所说的年、月、日具体是公元前的哪一年的什么时候。从复原的结果（商代的日历和以三百六十天为周期的祖先祭祀）来看，当时的历法似乎是以冬至后为一月份的开始。

这个日历是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为基准制定的。月亮盈满十二次则为一年。然而，月亮盈满十二次的时间并不等于太阳高度经过一年后还原的时间，即大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当这些差距逐渐累积为一个月时，古人为了调整日历便多设置了一个月，这就是闰月。

图三 后母戊鼎
——中国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是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原称“司母戊鼎”或“司母戊大方鼎”。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鼎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重达875公斤，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图四 “长思”青铜簋
——周穆王时期文物，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五 饕餮纹单柱爵
——饮酒器，商代青铜器。这件器物体形浑厚稳健，顾长挺拔，是众多青铜爵中一件罕见的珍品。此爵主要珍奇在它的单柱上，青铜爵一般都为双柱。据考证，有人认为它是用来悬挂过滤酒渣的网子的。后来此柱的实用功能逐渐减少，更多是作为一种装饰。高18.7厘米，流尾长14厘米。1954年河南郑州杨庄出土。（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六 伯矩鬲
——首都博物馆新馆镇馆之宝。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才（在）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盖内4行15字，颈内壁5行15字。此鬲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周代初期青铜器中的杰作。

因为太阳高度还原的周期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因此要将以三百六十日为周期的祖先祭祀与季节对应起来，则在祭祀终了和下一个祭祀开始之间，留出了几天的空隙时间。这些空隙时间，似乎有时候被频繁地插入一年中的各个阶段，有时候又是积累了一年之后集中放在某一段时间。

如此将以三百六十日为周期的祭祀组合起来，从日历的角度来看，根据这种十日一次的祭祀进行到了第几回，就大概可以判断其与季节的关系了。

甲骨文中关于商的祭祀的文字，发挥了将祭祀的体系缜密化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包括日历在内，创造出了“节气”，让人们可以了解与季节相关的知识。

顺便提一句，灭掉了商代的周并没有像商一样有这种祭祀祖先的体系，而且也没有尝试过创立这种体系，更加没有尝试过继承甲骨文的制作，即在甲骨上镌刻文字的方法。

不过，周通过在商创造的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方法，继承了文字。然后，将这种方法制作的青铜器分给手下的各诸侯国。

在青铜器的铭文即金文中，出现了区分月亮阴晴圆缺的用语。我们将其表示为月相。这个月相，将月的盈亏分为四个部分。

自从有了月相后，人们着眼于将月相分为几等分的问题，并成功地将月相与季节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方法扮演了节气的角色。虽然与商代不同，周没有祭祀祖先的体系，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到了战国中期，随着铁器的普及，社会变动加剧。反映出这种社会现实，在日历的世界里也出现了革命的动向。人们正确地计算出了太阳高度和星座之间的关系，最后创造了二十四节气（冬至、夏至、立冬、立春等）。另外还计算出作为节气周期的一年（例如从冬至到第二年的冬至）是
日，发现了正确的月亮盈亏的回归周期（例如从冬至的朔月夜到第二次出现冬至的朔月夜的时间）刚好是76年。在这76年间，月亮刚好有940次圆缺（940个月）。日数刚好是27759天（
），因此一个月是
日，也就是
日。现在所说的一年（一个太阳年）可以计算为12.368个月（940个月/76年）。最初的一年是十二个月，第二年也是十二个月，第三年是十三个月，如此排列下去，当数完十二个月后余下的天数超过了一个月时，就在那里设置一个闰月。

当一年有十三个月的时候，人们需要考虑应该把哪一个月定为多余的月份（通常所说的闰月）。于是古人固定把十二月定为闰月。因此，第十三个月又被记录为“闰十二月”等。就像现在的人们把四月份定为一个年度的开始（日本的会计/财政年度是从四月一日开始到次年三月三十一日结束）
，秦朝使用的是从十月份开始到次年九月份结束的历法，因此闰月就出现在九月之后，这种情况被记录为“后九月”。因此根据国家不同，闰月的叫法也有所不同。

到了汉代，人们开始使用另外一种计算闰月的方法：在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开始包含一两个“节气”的为普通的月份，未包含的月份则为闰月。历法也在不断地进步。

幸运的是，笔者复原的历法中包含了了解当时情况所应该具备的所有材料。

下面，根据复原的商代帝乙、帝辛时代的日历，我们可以推断出，帝乙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65年至公元前1044年，帝辛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44年至公元前1023年。前面提到的《竹书纪年》是在公元三世纪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逸周书》。这本书的卷三为《小开解》。其中记载了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有满月出现的内容。参考《竹书纪年》的记载，复原文王的在位时间，可以得出文王三十五年为公元前1034年。这一年的阳历（儒略历）1月29日正好为丙子日，正好赶上了冬至之后正月的满月。根据作者的假设所推算出来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确实是天文学上的满月之日，而且还可以得知这是公元前1034年的事情。

第六章

春秋时代的史实

广域汉字圈的出现

“东迁”的冲击

前面曾经讲过，这里再重复一下：一直到西周时代，汉字的使用范围都只局限于殷和周这些极少数的大国城市内部。周王朝热衷于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分发给各地诸侯，因此，周王朝的诸侯是最早习惯并熟知汉字的。然而，将铭文铸于青铜器的技术是非常独特的，各诸侯国未能掌握这项技术，从而也未能创造出随心所欲的青铜器铭文。

将这种状况彻底改变的，正是“东迁”。

这次“东迁”事实上是周王朝的一场分裂剧。当时，支撑周王朝的各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加剧，再加上外族的入侵，西周王朝的故地实际上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久，秦国的势力从西边扩张了过来，这一点在前面已有叙述（第二章）。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秦国在周宣王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宣王四年（前823），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之后秦庄公即位，伐西戎得胜。

公元前759年，西周被东周取代，之后一段时期仍然非常混乱。公元前754年，秦和周将岐定为国界线。当时，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收容了周的遗民。这些遗民当中有一部分是技术工匠，通过这些工匠，西周将铭文铸于青铜器的特殊技术便被秦继承了下来。

另一方面，在这乱世之中，工匠们也流散到了各地，他们在落脚的地方受到了保护。为此，这种特殊的铸造技术也随着工匠们传到了各地。

东周消灭西周携王时（前759年），东周平王一方的诸侯之首是晋文侯。据说晋文侯也收拢了一批工匠。晋文侯既然为东周重臣，当然要将工匠和文献资料上呈给周王朝，但是他自己也保留了一部分。通过这些工匠们的传播，汉字在晋国扎根，文献资料也被誊抄保存，成为上文提及的《竹书纪年》的参考材料。到了战国时代，魏国掌控了晋都，这些材料又被魏国继承了下来。

还有一些国家可能在东迁时期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汉字。因为长期以来，周王朝经常赏赐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给这些国家，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汉字稀奇古怪，但是时间久了便渐渐熟悉起来，于是便有人开始想尝试在青铜器上表现自己的意志，我想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吧。鲁国是修建了东都雒邑的周公旦的封地，在这个尤为特别的国家，或许汉字很早就开始传播并植根于此了（虽然还没有发现可以称得上是证据的物品）。

盟书的出现

所谓盟书，就是将盟誓的内容写成文书材料。目前已经出土了以朱书或墨书写于石板或玉片上的盟书（公元前5世纪，后述）。

关于盟书，以往都是如下说明的。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种说明，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解，但奇怪的是仍然有很多人信服。

上古时期是理想中的太平之世，完全没有必要交换盟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权威衰落，各诸侯各自为政，战乱渐增。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王朝之外的大国逐渐成为霸主，召集诸侯，缔结盟书。所以，盟书是乱世出现的象征。

盟誓、盟书和霸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即便是不赞同“上古时期乃理想中的太平之世”一说的人，一般也把“周王朝的权威衰落导致盟书剧增”作为研究盟书内容的前提。

这类研究的前提是：从远古时期开始，汉字便已经广泛传播，扎根各地；汉字虽原本就有，但没有必要缔结盟书。

但是事实上，汉字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虽然商王朝和周王朝有汉字，但并不是所有的诸侯都能够自如地读写汉字。

没有汉字便无法制作盟书，这是理所当然的。汉字不相通也无法制作盟书。盟书是相互确认的证据，如果只有一方确认将毫无意义，盟书的制作也就无从谈起。盟书的出现是汉字广泛根植传播的象征。

不只是盟书，在关于盟誓“仪式”的资料中，也从未发现关于西周之前的记载。这一点也与前面提到的内容有些关系。殷和周之外的诸侯国并没有使用汉字，所以连君主的在位年限也没有完全记载下来。盟誓是一种对神起誓的行为，必然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认为，盟誓不一定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比如像小孩之间互相勾小指头之类，也是实现彼此之间约定的一种“仪式”。

只有在能够自如使用汉字的殷和周，才会将盟誓活动记载并留存下来。不过，盟誓的记载一般是“诸国使节来访”，在远征地“举行了某种仪式”，或者举行了盟誓活动等，具体记载对神起誓内容的“盟书”，并没有记载留存。

《周礼》中出现了“盟书”一词。《周礼》是战国时代写成的，而同样的东西在《左传》中被称为“载书”。关于“载”字，其渊源可以上溯至甲骨文记载中祭祀活动的一种。所谓“载书”，也就是“祭祀之书”的意思。

在各国祭祀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将互相之间的约定通过某种“形式”确立，就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祭祀的时候，几乎是不用文字的。“符号”是有的，但是“符号”对于“形式”的确立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盟誓果真是在祭祀的时候确立的，那从意味着祭祀一部分的“载”衍生出“载书”一词，其实也正是说明了汉字使用范围的扩大。因为在殷王朝和周王朝，汉字是被垄断使用的，没有用来形容盟书的词汇。后来缔结盟书的活动出现，于是就用原本形容祭祀活动的“载”字创造出了“载书”这一新词汇。

在从祭祀活动到“载书”这一新词汇形成的过程中，周王朝单方面对外宣言的文章的一部分也被引入“载书”的内容当中。

这部分宣言文成为前面介绍过的名为“兮甲盘”的青铜器铭文的一部分。

周王朝对蛮夷宣言的内容被铸入了青铜器铭文中，其中含有关于神明处罚的内容。这与盟书的内容极为相似。

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

如果当时有盟书，应该会举行盟誓缔结盟书。上面这段铭文，尤其是号召诸侯、百姓的部分，如果有盟书，必定会写入其中。可是这些内容却被归入了周王朝的单方宣言，因为当时盟书还没有出现。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与下面即将提到的，通过在神明面前起誓的仪式缔结的盟书不同，上面这段文字是周王朝单方面的对外宣言。盟书注重会盟者共同的神罚，而这段铭文不涉及相互之间须共同面对的神罚问题，而是涉及刑罚问题。这种刑罚不是基于战国时代以后的法律体系，而是基于新石器时代以来为了维持秩序而形成的法律体系和先例，是单方面进行制裁的行为。

侯马盟书

盟书出现的过程前面已经讲过，而且盟书还继承了西周时代单方面对外宣言的特征。

在出土的遗物当中，人们发现了侯马盟书。侯马盟书制作于公元前5世纪初，即孔子生活的时代，在山西省侯马的晋国遗址被发现。盟书内容用毛笔蘸朱砂或墨砂写于石片和玉片上，包含碎片在内一共出土了约5000多件，从内容上来看是分多次制作而成的。

该盟书与《左传》定公十三年（前497）—哀公五年（前490）间记载的赵氏内乱有关。赵氏的宗主（赵孟）—即赵简子，与同族的邯郸赵氏之间发生纷争，最终发展成祸及晋国全国的内乱。这里介绍的侯马盟书正是在那个时候制作而成的。

战乱以赵简子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下面介绍盟书的一个例子，盟书分为好多种类，其中有一种叫做“委质类”（第三类）。侯马盟书的铭文当中有如下记载：

36 侯马盟书的一例
作为春秋时代广域汉字圈出现的结果，盟书形成了。在此之前，由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懂汉字，所以即便举行了盟誓这种祭祀活动，也没能形成盟书。虽然在部分西周青铜器铭文当中也有盟誓的内容，但这只不过是周王朝祭祀官留下来的记录，关于当事人各方有没有在神君面前确认盟誓却没有记载。此外，铭文当中还有对外宣言的内容，这部分虽然与盟书的形式极其相似，但只不过是单方宣言，也没有在神君面前进行确认。上图所示的侯马盟书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在晋国强者赵氏的主导下所作。经研究得知：当时曾有几百人花费数次精力才做成了这份盟书。盟誓是礼仪的一种，与女巫（巫）、男巫（觋）、祭主赞词者（祝）、掌管记载者（史）有关。各地的参加者们带领各自的巫、觋、祝、史来参加仪式。盟书也意味着有实力的强者可以统领多个城市，但是不久之后文书行政开始盛行，盟书也就销声匿迹了

我“某某”（这里指代具体人名）在“皇君”（神君）之所（祭祀场所）起誓，绝不背叛皇君，绝不会做出如下行为。如果我出入了赵稷之所（祭祀场所），与其子孙、【以下为范氏】、范克及其子孙、子乙及其子孙、及其伯父、叔父及其兄弟以及兄弟的子孙、范德及其子孙、范鑿及其子孙、范
及其子孙、范諐及其子孙、
及其子孙、中都的范
及其子孙、范木及其子孙、【以下为范氏祭祀的晋侯一族】
及其子孙、及其新君弟以及新君弟的子孙、隥及其子孙以及其新君弟以及新君弟的子孙、【以下为赵氏】赵朱及其子孙、邵城及其子孙、赵乔及其子孙、××及其子孙、【以下为×氏也即中行氏】邯郸邮政及其子孙、×舍及其子孙、××及其子孙、史丑及其子孙、邮×及其子孙、【以下为史氏也即士氏】史丑及其子孙、司寇×及其子孙、司寇结及其子孙，如果我出入他们的祭祀之所，召集他们举行盟誓的话，此外，我将蔑视嘉（赵孟·赵简子）及其子孙，如果我让他们复归晋邦之地的话，就请“皇君”（神君）降下神罚（盟×），灭（我）一族。举行盟誓后，如果没有将巫（女巫）、觋（男巫）、祝（祭主赞词者）、史（掌管记载者）献于“皇君”（神君），就请皇君降下永久的神罚，灭（我）一族。如果我在行道中遇到×伐及其子孙，但却没有将他们杀死，并且还与他们交换了盟书的话，就请“皇君”（神君）降下神罚（盟×），灭（我）一族。（以上系译者翻译，引文的原文请参看《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盟誓参加者分别制作相同内容的盟书，埋于地下。我们通过一点一点地比较发现，盟书并不是盟誓参加者本人书写的，而是通过各地汇集来的史官书写的。这些史官似乎是通过阅读同一版本，背诵之后再书写出来，各自的文字表述在细微之处也有差异。史官所处的教育环境当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从不同地方来的史官，由于各自所受的教育不同，书写出来的文字表述也就不太相同。

下面我们再来确认一下盟书当中关于神罚的问题。

从盟书到法令

成书于西周时代的宣言文到侯马盟书之间的《左传》中列举了几篇称之为盟书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当中都没有提及神罚，而且从文字表现上看，具有强烈的后世性。除个别内容外，基本上都是后世伪造的。

这种伪造的盟书是不能作为参考的。不过，从文章的结构来看，文中所记载的“举行了盟誓”这一内容应该是自古就有的。举行了盟誓，缔结了盟书，然后后世有人发挥想象，臆断盟书的内容并将其写入了史书。

《侯马盟书》中写道：“将巫（女巫）、觋（男巫）、祝（祭主赞词者）、史（掌管记载者）献于‘皇君’（神君）。”这里的巫、觋、祝、史都是掌管祭祀活动的人。本来盟誓参加者是在自己所属的本国祭祀场所举行祭祀活动的，其中“史”便是前面提到的负责记载的史官。各国都有类似的祭祀专职人员，所以可以在会盟后将盟书带回本国，在祭祀举行的时候盟书的内容也得以确立。

这些祭祀官现在全部聚集到了赵氏门下，这其实就是将地方的祭祀活动在赵氏手下重新洗牌编制的过程。这种洗牌一旦完成，中央和地方之间便开始了文书往来，也就是文书行政。所以，一旦开始文书行政，便意味着中央和地方新关系的形成，也意味着曾经作为国与国之间联系纽带的盟书的消亡。代替盟书出现的是法令（律令）。通过法令可以解决在推行文书行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的祭祀，则被中央派遣的官僚掌控起来。

曾经联系各国的盟书的消亡，也正体现出了中央（以前相当于大国的城市）和地方（以前相当于小国的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汉字作为一种行政工具，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孔子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前文曾经讲过，侯马盟书可以分为好几个种类。其中有一个人名在多个种类之中均有出现，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可是仔细阅读每份盟书的文字表现，可以看出虽然是有关同一人的盟书，但各自的文字表现并不相同。虽然盟书的笔迹总体上都差不多，但细看还是能看出差异的。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笔迹，前面也讲过，盟书是“史”官记载的，史官和其他祭祀官一起来参加祭祀，除此之外还要作记录。记录并不是参加祭祀的兵士之类作的。

也就是说，文字的记录者和盟誓的参加者是分开的，盟誓参加者并不一定需要懂得文字知识。当时还是处于那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人物，便是孔子。

提起春秋时代，首先要提的就是孔子，这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已经融为一体。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第二个思想家如同孔子一般受到历代的尊崇。

因为尊崇而把孔子理想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是在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等）这个学问体系当中讲到的孔子。这是根据士大夫的理想描绘出的孔子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通过从东汉到唐朝时期的注释所展现出来的作为圣人的孔子形象。

另外，罕为人知的是，“纬书”中的孔子形象曾经在东汉时代风靡一时。

例如《论语撰考》中说：“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孔子）。”这种试图将孔子特异化的描述，使孔子的风貌显得非常怪异。《孝经钩命决》形容孔子嘴像海一样大，龟背、虎掌等。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孔子风貌大不相同。

在形成这种特异化的描述之前，作为天下文化正统的儒教的开山鼻祖，孔子的形象在西汉时代也曾被描述过。再向上追溯，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孔子也分别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描述。

孔子培养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又培养了很多弟子。孔子的后继者不断增多，到战国时代已经遍布各诸侯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原始儒教。

这种原始儒教与我们所熟知的儒教大不相同。

流浪的孔子

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孔子晚年曾游历各国。《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游历做了描述，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过介绍这段游历，希望能够确认：西汉时代的孔子形象与后世人们所熟知的孔子形象是大不相同的，而且，这个时期的孔子形象继承了战国时代某一地域的孔子形象的特征。

孔子首先去的是卫，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卫灵公依照孔子在鲁国得到的俸禄，也给了他俸米六万斗。过了不多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的坏话。孔子感觉到危险，就离开了卫国。他在卫国居住了十个月。

孔子接下来去的是陈国，途中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在那里收了颜刻为仆人。根据孔子的发言，匡人误以为他是阳货（在鲁国发动叛乱的人物），孔子的长相与阳货非常相似也加深了匡人的这种误解。孔子被围困了整整五天。后来从者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是卫宁武子的臣下，于是遣他去卫说和，孔子才终于得以脱困离去。

孔子离开匡地之后就到了一个叫蒲的地方，过了一多月，又返回了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在那个时候孔子见到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

在返回卫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灵公与夫人同坐一辆车子外出，宦官雍渠陪侍车右，出宫后，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上跟从。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就离开卫国，往曹国去了。后来孔子又到了宋国。

在宋国，孔子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掉了。孔子只得离开这个地方。

37 孔子离开鲁国后游历的各国
魏国的位置与西周初期相比，向东迁移了。蔡国也在孔子到访之前依赖吴国迁到了图示的位置。虽说如此，宋、陈、郑、卫被《左传》归纳为四国，列为殷商故地。在西周初期，蔡国是为了支配殷民而封建的国家，其位置与图示位置不同。孔子游历的国家都是殷商故地或者与殷商故地有关系的国家

弟子们催促说：“可以速矣。”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又去了郑。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人有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见面把原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接下来去了陈。

寄住在司城贞子家里……

有一天，许多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一看之下，有楛木做的箭穿在身上，箭头是石头制作的。陈湣公派使者向孔子请教，孔子说：“隼来远矣，此肃慎之（肃慎族的人所用的）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九寸的两倍，九寸是尺度的基准，意味着上天。这种说法始于战国时代）。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陈湣公听了叫人到过去收藏各方贡物的仓库中去找一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然后离开了陈国。

孔子离开陈国，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后来又到了卫国。

卫灵公听说孔子到来，非常高兴，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卫灵公老了，懒得处理政务，也不起用孔子。得不到重用的孔子只好离开，打算西游去见赵简子……孔子放弃去见赵简子，回到老家陬乡休息。随后又回到卫国。

有一天，卫灵公向孔子问起军队列阵作战的事。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从幼年时期起经常用的简陋的生活用具我是知道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谈话的时候，看见空中飞来大雁，就只顾抬头仰望，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就离开了卫国，再往陈国。

……孔子从陈国移居蔡国……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孔子离开楚国的叶地回到蔡国。在路上遇见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以为他们是隐士，就叫子路前去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长沮说：“彼执舆者为谁？”子路回答说：“为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孔丘与？”子路说：“然。”长沮说：“是知津矣。”桀溺又问子路：“子为谁？”子路说：“为仲由。”桀溺说：“子，孔丘之徒与？”子路说：“然。”桀溺说：“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说完，就继续不停地耕田。子路把此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孔子迁居蔡国三年……孔子派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调动军队来迎接孔子，这才免除了这场灾祸。楚昭王想把书社之地七百里地方封给孔子……“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听了就打消了封地给孔子的想法。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孔子从楚国返回了卫国……恰好季康子派来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孔子就回鲁国去了。

对孔子的评价与殷商故地

对孔子的评价，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对他评价很高，而有的则评价很低。《史记·孔子世家》把各种评价进行了归纳整理，所以，《孔子世家》当中对孔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郑国对他的评价是：“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前面也提到过，大禹经巡天下，与大禹走过的范围相比，孔子游历的范围要小得多，所以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什么好的评价。

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孔子最初逗留之地是卫国，他在卫国出仕，后来虽然感觉到有危险而离开了卫，但他得到了和在鲁国时相同的俸禄。孔子在宋国实现了学业的修行，虽然后来遭遇刺杀不得已离开，但他实现了修行。接下来孔子到了郑国，在郑国他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陈国，孔子正确分析出了肃慎之箭的存在。后来孔子打算离开卫国去会见晋国的赵简子，但最终作罢。后来孔子又到了楚国，但终究没能做官。

在从陈国到蔡国的路上，遇到长沮和桀溺，被他们俩嘲笑为傻子。虽然孔子将这二人与鸟兽相提并论，但他自己却被这俩“鸟兽”嘲笑为傻子，也不是什么脸上有光的事情。

只有孔子到楚昭王那里产生的话题，才比较符合孔子的形象。楚昭王认为孔子即便自己做大王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由于惧怕孔子日后威胁到楚国的地位，才没有封地给他。由于插入了这段轶事，读者从前后文自然而然地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之前孔子所遭遇的—也就是单独成为话题的时候总是得不到好的评价这一问题，其实是做评价的人不太客观公正的缘故。

孔子游历过的各国当中，主要去的地方是卫国和陈国。虽然他也去了其他地方，但几乎每次都是以这两个地方为起点。孔子在宋国和郑国也有一些故事。前面曾经讲过，这些诸侯国在《左传》当中都是属于大火领域的国家，韩国希望依托中原的位置，占有殷商故地，因而提及了这些诸侯国。

除了韩国，还有其他国家也企图占有这些殷商故地的诸侯国。

将这些诸侯国与孔子扯上关系，恐怕从最开始便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例如齐国，对孔子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孔子一族，即孔氏一脉是源自宋的君主，是殷商末裔。齐国制造出一种孔子对田氏的评价相当高的“表象”，说孔子游历过的地方都是有问题的地方，是殷商故地。

一旦扯上这个话题，其他诸侯国便不愿意了。因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无视将占有殷商故地加以正当化的话题。于是就引入了贬低孔子的话题，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就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的内容。

实际上，《史记》所采用的形式原本对孔子是善意的。总结孔子的事迹，没有将其归入记载个人历史的“列传”，而是将其抬高一级，升格为诸侯格，作为“世家”来记载（《孔子世家》）。但是到了后世，甚至有人说孔子称王等等，究其根源，都是由于《史记》将其升格对待的缘故。与楚昭王有关的话题，其中有褒扬孔子的内容，这个时候，《史记》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文章当中仍然明显残存诽谤孔子的内容。

孔子与《公羊传》

上面已经讲过，《史记》所用的材料大多是战国时期所作，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取舍选择，适当增删，便形成了《史记》的文章内容。

《史记·孔子世家》所选取的故事当中，有“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的故事。所谓“麟”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麒麟，麒麟原本是传说中的神兽。捕获了神兽麒麟的“获麟”故事，被作为特别事件进行了说明。《史记·孔子世家》之所以会选取“获麟”的故事，正是因为它与孔子有关联。

不过，“获麟”究竟与谁有关？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并不只有一个。《史记》的判断是汉代中期的判断。在这个判断形成之前，关于“获麟”与谁有关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很久。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对于如何判断说明“获麟”事件各执一词。

最初记载“获麟”这一故事的是战国时代的《公羊传》（《春秋公羊传》）。《公羊传》是对《春秋》进行解释的文献，《春秋》最后一年是哀公十四年（前481），关于这一年的事件记载只有一项，那就是“获麟”。也就是说，《春秋》是以“获麟”，也即捕获了麒麟这一特别事件来收尾的。

《公羊传》与《春秋》配套，都是在齐国所作。齐国的君主始于西周时代的太公望吕尚。后来在齐国君主之下，从陈国来的田氏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公元前388年，田氏的宗主田和（田太公）代替原来的君主成为诸侯，在以周为顶点的诸侯联盟当中赢得了诸侯的地位，接下来于公元前338年称王。《春秋》正是在这一时期所作。

《春秋》是在齐国所作，在它最后点缀的“获麟”事件当中，凝聚了齐国朝廷的意志。如上文所述，《春秋》最后记载的是公元前481年的事件，也就是在同一年，田氏掌控了齐国的政权。作为齐国的理论，田氏当然是希望这次掌权能够在史上留下较高的评价。在这一理论当中，孔子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让我们通过下文了解一下。

（鲁）哀公十有四年（前481）春，西狩获麟。（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尊贵）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不是麒麟，而是捕获了麋鹿）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隐公）？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哀公）十四年？”曰：“备矣！”

君子曷为为（让人创作）《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公羊传》运用《春秋》（只不过罗列简单的事件，整理了爵位等）的笔法对历史事件展开说明，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理论。书中提到，《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原则倾向。该原则在《春秋》多个事件记载当中体现得都非常明显。

针对这些事件，《公羊传》认为继承绝国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贤人在与某一事件有关联的时候，史官就会为了这个贤人而“隐”去某些内容，采用省略或者委婉的说法来描述。像“获麟”这样极为简略的事件，可以想象得出它是很容易采用这种省略的。再加上该事件是《春秋》的收尾事件，更是如此。

事件当中记录了“获麟”，也就是“捕获了麒麟”这一事件，但捕获麒麟的是谁，却省略不提。

在“获麟”事件发生的当年，齐国田常弑杀（弑指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了当时的君主简公，并立了新的国君。

关于该事件，我们可以做如下说明：

与《春秋》存在“为贤者讳”的理论倾向一样，《公羊传》也有其反复强调的理论。书中多次明显、反复地强调：大夫杀诸侯，诸侯杀大夫都是司空见惯的。只要弑杀得有理由，那就是正确的。此外《公羊传》还认为：宗主（一族的代表）是整个家族的代表，需要承担整个家族的罪过，如果族里有人杀了人，那就会被记成是宗主杀了人。

公元前481年齐国田常弑杀君主简公一事，在另外的文献当中有记载，但在《公羊传》当中却被略去不提，略去的原因是“为贤者讳”。即便不略去而加以记载，根据《公羊传》的理论，也会变成“田常是宗主，他并没有直接下手杀人，而是君主无道”的意思。因为，省略掉姓名的田常是贤人。

田常是贤人，因为君主无道而将其弑杀，这样一来齐国便成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为了使齐国尽快恢复成常态，田常立新君并使其即位。

“获麟”省略掉了主语，那被省略掉的“谁”便是“田常”。

关于这个与“隐”掉的贤人“田常”相关的“获麟”事件，《公羊传》用了上述很长的篇幅来说明。

如果阅读这部分说明时一带而过，不加以琢磨，我们就会不明白孔子登场的意义。“获麟”的结果，孔子叹息道“吾道穷矣”，然后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获麟”的主语是“田常”，对此孔子叹息“吾道穷矣”，那就说明田常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

《公羊传》关于“获麟”的说明当中，除了孔子以外，登场的还有“君子”。《公羊传》中记载：“君子”创作了《春秋》，《春秋》“制义以俟后圣”。

提起是谁“创作”了某一著作的时候，古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下达编写命令的人（某王或者某皇帝所作），一种是指执笔者和编者（司马迁或班固所作）。“君子”和孔子的关系恐怕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君子”是下令进行编撰的人，而孔子则是执笔者、编者（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公羊传》的一家之言）。

只有这样来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上文当中“田常”与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孟子》是稍微晚于《公羊传》编撰的文献，书中记录孟子的言行。《孟子》当中明确提出是孔子创作了《春秋》（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孟子》的一家之言）。这也是妇孺皆知的有名的“事实”。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是《春秋》的“执笔者、编者”。孟子是齐人，《公羊传》也是在齐国所作，这样一来，孟子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孔子、和《公羊传》所主张的编撰了《春秋》的君子，看上去仿佛是同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在《公羊传》的说明当中也讲了作为君子的“田常”和作为贤人的孔子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有些啰唆，因为古书当中就是这样说明的），所以《公羊传》所说的君子并非孔子。

正如前文所讲过的，《春秋》和《公羊传》都是在公元前338年齐称王的时候所作。正是在这一年，齐国开始启用逾年称元法（前代君主死后新君主于次年正月始称元年），《春秋》所有的纪事均是按照这一称元法排列的。《春秋》虽然从形式上是鲁国的编年史，但采用的并不是鲁国的年份。鲁于公元前256年被楚灭国，在此之前一直使用的是立年称元法（前代君主去世与新君主即位在同一年）。因此，采用逾年称元法的《春秋》成书的年代并不是鲁国君主在位的年代。因此《春秋》是按照“君子”的命令，由孔子所作的架空的、特殊的编年史书。

“获麟”当中讲道：“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那么王者到底是否出现了呢？

创作《春秋》，制《春秋》之义以等待后世圣人的出现，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王者将现而麟至”。这是一种预言。

战国时代创作的史书，逐渐（在战国时代）形成了一种通过提示历史事实进行预言的“形式”。

公元前338年齐国威宣王开创逾年称元法，并称王。这里实际上便是出现了王者。

《左传》中的“获麟”

“君子”田常与圣人孔子的这种历史关系，可以说是齐国朝廷随意杜撰出来的。但正是因为是杜撰的，所以这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多麻烦。一直以来，其他国家希望颂扬的是各自国家的君主和祖先，齐国田氏之类的对他们而言是无所谓的存在。

因为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麻烦，其他国家也常常造出一些贬低齐国的“形式”。

《左传》是战国时代的韩国朝廷所作，韩在称王的时候必须对其自身的正统性加以说明，《左传》就是这份说明书。因为是在韩国所作，所以对于其他国家的正统性问题，《左传》的评论是非常严厉的。

《公羊传》贯穿“为贤者讳”的原则，《左传》针对其书中体现出这一理论思想的地方做了详尽的检查，认为其所讲的事实有误，并对这些事实重新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公羊传》所讲的事实是错误的。史书的依据便是“事实”，如果作为依据的“事实”有误，那也就意味着该史书也是伪造的。

最极端的代表便是《公羊传》关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讲述的“事实”。《左传》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于是就讲述了别的“事实”。

《左传》关于“获麟”事件是这样记载的：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官名）。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在《公羊传》中被长篇大论地进行说明的“获麟”，在这里却被一带而过。而且这里直呼孔子为“仲尼”，并称“获麟”为“不祥事件”，麒麟由（并非是《公羊传》当中暗示的田常）“仲尼（孔子）带回去了”。在《公羊传》当中被称为“仁兽”的麒麟，在这里却被认为是不祥之物。

《公羊传》中暗地里称赞的田常，在这里却只字未提。《左传》在“获麟”事件的记录后面，对田常弑杀简公一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前文讲过，《公羊传》的理论是：位居宗主之位的人是代表整个家族的，要对全族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如果同族的人杀了人，在记载的时候就会记成是宗主杀了人。但是，《左传》当中明确提示了田常弑杀简公的事实，那意思就是说：并非是同族的人杀了人，而是宗主本人杀了人。

如前文所述，《公羊传》借“获麟”一事来说明《春秋》是“君子”所作，这是从命令发出者的角度讲的。《孟子》中则记载《春秋》是孔子编撰的，这是从执笔者的角度讲的。所以如果想要贬低齐国，只要证明《春秋》与孔子无关，“君子”与田常无关即可。

《左传》对《春秋》的内容进行了增补，额外增加了两年的记录。《公羊传》注解的《春秋》终结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左传》注解的《春秋》则增补了两年的内容，终结于哀公十六年。并且，在哀公十六年的记录当中，增加了“孔子去世”的内容。已经死去的人是不可能创作《春秋》的，这也就否定了《春秋》是孔子所作。

此外，《左传》中随处可见“君子曰”的字句。编者通过这种“形式”来暗示《左传》是“君子”编撰的，利用“君子”一词来否定《公羊传》中把孔子作为编撰者的说法。“君子”是编撰者，不是发出编撰命令的人。

田氏的宗主田成子在《公羊传》当中被誉为贤人君子，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在《左传》中，田成子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公羊传》中，“因为田成子是贤人而隐去”的事件，到了《左传》中却被作为对《春秋》内容的增补进行了明确记录：哀公十四年“齐人弑杀简公”，完全没有隐去。原本在《公羊传》的理论当中，记成“人弑”的时候，这个“人”指的是卑贱之人。《左传》的编者于是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增补的《春秋》经文当中，特意写上了“齐人（弑杀）”。然后在《左传》正文中说明该齐人就是田常（陈恒）。

《左传》中把“君子”当成编者，该“君子”批判的对象是田成子，这样一来田成子就绝对不可能是“君子”。

如果没有弄清楚《公羊传》和《左传》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认为两者都是为《春秋》所作的传而把两者混为一谈，那就无法看清两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微妙关系。

顺便说一下，《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这个《春秋左氏传》也不是原本的书名，原本的书名已经无从考证。《史记》中将书名记为《左氏春秋》，后来《左氏春秋》被认为是《春秋》的传，于是便被叫成《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历代以来都认为“左氏”指的是左丘明。因为《论语·公冶长》中曾说道“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所以左丘明很可能是早于孔子的先贤。假借左丘明这个人物，来说明《左传》甚至比《春秋》更有价值。《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公元前454年，因此，它不是早于孔子的左丘明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左丘明及其一族，即“左氏”完成的（也有学说认为：《左传》的记载终止于孔子死后不久的时期，所以左丘明就是“左氏”，是孔子之后的人物）。这些都只不过是假借的说法。《左传》的文章当中，像“对话”部分等采用新的文体和内容写就的部分很多。该“对话”部分有的地方使用了木星纪年法，木星纪年是根据木星的运行来记载的，根据记载的天象情况可以推断出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之间。也就是说《左传》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所以，正如《春秋》与孔子无关一样，《左传》与左丘明也没有关系，说到底只不过是假借了左丘明之名而已。

能够更接近《左传》成书年代的说明材料可以从《穀梁传》中窥见。《穀梁传》中以《左传》的议论为前提，形成了贬低《左传》的“形式”。《穀梁传》也和《公羊传》、《左传》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比如被称为“中国”的地域中唯一没有被批判的只有“鲜虞”。通常情况下，“中国”是指特殊的地域，而鲜虞是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野蛮人。所以《穀梁传》的理论是非常特异的。因为《穀梁传》是在鲜虞后裔中山王创建的朝廷创作的，中山国在公元前296年被灭亡。据此可以推断，《穀梁传》成书于公元前296年之前，而《左传》的成书年代更早。

《左传》中的孔子

前面也讲过《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了齐国田常弑杀简公的事件。当时也提及孔子。

甲午，齐陈恒（田常）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鲁国国君）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田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在这段文字当中，孔子主张讨伐齐国田氏。孔子既然是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发表言论，那自然是没有把齐国田氏之流放在眼里。所以在这里，《公羊传》所构建出来的“田氏与孔子之间存在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被否定掉了。

《左传》最后的部分提到：公元前451年，韩氏、魏氏、赵氏消灭了知氏（智氏）。在这段文字中，作者贬低了魏氏和赵氏。而在这段话以前还有别的话题，在那个话题中被贬低的则是齐国的田氏。

《左传》中既然记载了孔子的言论，那就说明作者是把孔子当做贤人的。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发言的内容就会发现：借助他人的言论，作者一有机会就会对孔子的言论加以否定。《左传》中的“君子”都是“有远虑的人”。既然“有远虑”，那预言的内容就必须命中才行。可是孔子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人的预言却成为现实，所以孔子并不符合《左传》中“君子”的标准。

《左传》中频繁使用了“夫子”、“吾子”的说法。这些词语一般和“君子”的用法一样，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中，通过它所罗列的众多事实，我们可以明白文中的“夫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左传》的一种“形式”。众多“事实”表明：“夫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夫子”是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是没有“远虑”的。同样，通过众多事实的罗列，我们也可以明白文中的“吾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人。众多“事实”表明：“吾子”及其亲属将要灭绝，即“吾子”也不知道将来自己和亲属是要灭绝的，同样是没有“远虑”的。

书中，孔子被称作“夫子”。在别的文献当中，“夫子”一般指代某人或某个人物。不过在《左传》当中，“夫子”这一称呼却是为了体现孔子没有“远虑”的“形式”之一。

各国对孔子的不同评价

与孔子相关的各种“事实”，各个国家分别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圣人的代表人物；有的国家认为：孔子是没有远虑、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物的代表。

了解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再来看前面提到过的《史记·孔子世家》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记录中不止包含了对孔子持正面评价的国家所作的文献，还包含了对孔子持负面评价的国家所创作的文献。

从整体上看，《史记·孔子世家》本身对孔子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这与《史记》的编撰方针有关。《春秋》的定位是史书，从史书的角度来讲，《春秋》是《史记》的先行者。既然是先行者，那总得对其作出一定评价。如果评价《春秋》是史上最棒的史书，那么《史记》的定位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说《史记》是前无古人的史书的话，《春秋》就只能是比《史记》逊色的史书，对于比自己逊色的史书中所写的人物，也总得贬低一下。

从《史记》编撰者的角度来说，对孔子的评价参差不齐，或许是一件好事。只要原封不动地引用，就可以达成期待中的目的。可以通过事实来展现出：孔子是有缺点的。

《史记》首先定位的便是受汉武帝之命担负编撰重任的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迁，是以太史公之名发表“公共评论”的一个人物。

《史记》对之前的史书采取的态度，也被后世的史书所仿效。

例如，东汉时期完成的《汉书》，发表“公共评论”的是编者班固。对《汉书》来说，《史记》不过是先行的史书。所以在《汉书》中，司马迁是作为个人被记入《司马迁传》的。著名的“司马迁发奋作《史记》”的段落，也是出自《汉书》，而非《史记》。这一段关于司马迁个人的描述，并不是将他视为史官进行描述。《史记》中作为史官展现的司马迁形象，与《汉书》中作为个人展现的司马迁形象是大为不同的。

《公羊传》中展示的孔子是公职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史记》中展现的孔子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左传》中展现的孔子也是个人形象（虽然是虚构出来的）。

孔子预言的王者是谁

《史记·孔子世家》在最后这样写道：

太史公（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虽然司马迁对孔子做出了如此之高的评价，但是在《太史公自序》当中不止提到了孔子的《春秋》（实际上是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作），还提到了屈原的《离骚》（《楚辞》，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所作）、吕不韦的《吕览》（《吕氏春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所作）等文献。《春秋》只不过是其材料之一。《史记·孔子世家》明确指出《春秋》是孔子所作，并称：“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这里提到，后世将会有“王者”出现，行《春秋》之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头也有相关的记录，在这一部分，太史公（司马迁）提到了《左氏春秋》、《铎氏传》、《虞氏春秋》等，并说：“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汉高祖时期）相张苍历谱五德（作《终始五德传》），（汉武帝时期）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作《春秋繁露》）。”换言之，太史公的意思是：《春秋》之义现如今，即在汉武帝的时代被广泛议论，所以“行《春秋》之义的人”就是汉武帝。

孔子预言的王者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时期人们便是这样认为的。暗示出这一点的，不是《春秋》，而是《史记》。

原本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所相传的《春秋》之义当中，王者指的是战国时代最先称王的威宣王。《史记》将其偷梁换柱，宣扬孔子预言的王者是汉武帝。

顺便说一下，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不断重演，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代，预言的王者就被说成是王莽。

于是，孔子便被作为圣人多次加以利用。

关于孔子，各类文献都记载了他的言行，但是整理比较后就会发现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非常多。这是由于利用孔子的目的各不相同所致。所以我们也必须根据文献的不同，来分别还原书中对孔子加以利用的意图。如果对此不加以区分、一概而论的话，各类文献的互相矛盾之处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人们之所以感觉不到书中所写的“事实”相互矛盾，那是因为一般都不会阅读原文的缘故。一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人们在无意识中就会先入为主地想到《史记》的说明，或者只阅读后世的注释部分。

在汉武帝朝廷的观念中，《春秋》虽有不足之处，但其“获麟”的预言却是非常准确的。《史记》将汉武帝确立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书中将“获麟”描述为吉祥的事件。《春秋》中的“获麟”也顺着《史记》的意图被重新加以解释。

探寻孔子的实际形象

根据国家意图而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孔子形象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制作侯马盟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城市国家，派遣官僚直接统治地方，将其取代的中央政权也正在形成之中。人们还并不需要非识字不可，文字仍然是祭祀的工具，文字所发挥的功能也仅仅停留在负责祭祀的官员之间。

要想弄清楚这种时代中的孔子形象，汉代的《史记》显然时间上太晚，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战国时代的《公羊传》和《左传》也是后世性色彩比较浓，不能直接作为参考（如果想研究作为圣人、贤人，被理想化了的孔子形象或者与此完全相反的理论，则另当别论。或者，在理想化的孔子形象之上构想出一个刻板印象，然后顺着这个刻板印象来研究孔子，抄捷径，那也另当别论。抄捷径本身是件不费力气的事）。

比起《史记》，《公羊传》和《左传》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孔子生活的年代，但是《公羊传》和《左传》也是由战国时代的齐国和韩国按照自己的意图所作，而且他们对孔子的评价也并不相同。对孔子的评价，各国皆不相同。所以，这些国家创作的文献也是不能直接作为参考的。

一般认为《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文献。《论语》也是在战国时代形成雏形，到了汉代才形成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目前研究《论语》的理论基本上是将《论语》中的篇章加以分类，然后对其形成的先后顺序加以论述。虽然研究这些史料的先后顺序是值得称赞的厚重的研究史，但是，在此基础上佐以“地域性”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论语》原本在哪个地方所作，后来在各地经过了什么样的加工等，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这也是今后的课题。关于一直以来的研究中存在的“学派”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出土史料加以印证，再加上地域性来进行分析解决。在出土史料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与现存《论语》部分相同或者类似的内容，今后必定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吧。这些出土史料是在哪个国家、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而形成的，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般来讲，在分析文献资料的时候，仅仅通过分析语言或者文字表现、内容的差异，是无法断定哪一部分在先、哪一部分在后的，因为还有地域差别的问题。

几个正统政权并立存在的状况，并不是战国时代独有的。到了汉代，也有南越（自称为越）等正统政权出现，与汉王朝并立。

春秋中期以后伴随铁器的普及使用，田地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城市数量急剧增加，人口迁移也日渐频繁。其结果就是在各自的城市中出现了很多游侠。这些游侠们创建的舆论场所，在领土国家开始受到中央的统治监管。之后，这种统制体制被秦和汉进行了统一。

孔子的思想发源于鲁国这个城市国家，在得到一批人的拥护之后首先在鲁国周围传播开来。在孔子思想得以传播的过程中，孔子弟子们的主张渐渐退出了城市的舆论中心。后来，各个领土国家根据宣传自己理论的需要，对孔子的思想分别加以利用。由于每个国家的需求都各有不同，因而各国宣传的孔子思想也是有显著差异的。

游侠们的舆论与儒教

城市游侠地盘内的言论，虽然因诸侯国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都分别受到各国的监管统治。就这样，历史迎来了统一国家的时代。就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规模而言，统治舆论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些舆论都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可以利用“传统”的力量对其加以统治。然而一旦统治超越了各个文化地域，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这时“传统”的力量反而会成为统治舆论的一种阻碍。超越不同的传统，形成一统天下的统治体制是非常难的。

到了东汉，游侠的儒教化便成了一个问题。游侠以前是以城市或者领土国家的一部分为活跃的舞台，他们的舆论也是在传统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域形成的。通过对儒教经典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游侠和统治整个天下的中央之间的关系。

追溯历史来分析游侠的问题就会发现：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首先，当时形成的各地游侠社会的舆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到了战国时代，孔子的理论在有些地方成为主流，在有些地方却没有。即便后来这些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统一在了一起，也仍然残留着各自游侠社会的舆论独特性。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通过各自的中央政权分别对游侠社会进行统治，这些中央政权中既有把孔子的思想放在主要位置的，也有没放在主要位置的。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的中央政权所拥有的这种独特性，到了后来虽然被秦汉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帝国，进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开始独尊儒术为整个帝国的舆论，但是游侠社会的舆论独特性仍然保留了下来。于是就形成了尊崇儒教的中央与不尊崇儒教的地方游侠舆论相并存的局面。

到了东汉时代，作为统一的帝国舆论的儒教，其价值观逐渐渗透到游侠社会中，直到这时，儒教才吞并了地方的舆论，成为天下的舆论。其实暗含的就是“游侠的儒教化”（宫崎市定的观点）。

《论语》是在战国时期始创，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形式，我们在对其进行分析的时候，有必要将统一帝国中央的舆论与战国时代各领土国家中央的舆论区分开来，并且还要考虑游侠的问题。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再来解读《论语》。与一般只突出孔子“仁”的观点不同，《论语》中提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第九、《宪问》第十四》）。”将“智者”“仁者”“勇者”并列赞颂。将“勇者”列入其中这点尤其引人注目。书中还提到：“非其（应当祭祀的）鬼（鬼神）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曾经的城市国家在从属于领土国家的过程当中，逐渐接受了领土国家的祭祀方式。从《论语》的这些文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国家并不情愿接受领土国家的祭祀，并且还存在一个与游侠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勇”的问题。

孔子是诠释“勇”的游侠，同时也是诠释“智”的智者，并且还是后世所宣传的诠释“仁”的仁者。孔子本人并没有只突出“仁”，单独突出“仁”的是他的弟子们。

这些细节，通过我们对《论语》当中新旧层次的发掘，逐渐浮现了出来。

游侠，被认为是更接近其实际形象的孔子形象。

作为游侠的孔子

《左传·定公十年》（前500）当中有这样一节内容。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鲁公）会齐侯于祝其，实（战国时代的）夹谷。孔丘（孔子）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勇气），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鲁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华夏），夷不乱华（华夏），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这段话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孔子，故事中还含有诽谤齐国姜姓君主的内容。诽谤姜姓君主，原来是齐国田氏朝廷的舆论基调，因为田氏是通过打倒姜姓君主才当上齐国国君的。但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其他正统政权，也在诽谤姜姓。不过，这段话中还提到“野蛮之地不懂华夏礼节”，对夏是一种褒扬。这一内容并不是在齐国写入，而是在《左传》的成书国—韩国首先写入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展现的孔子的“勇”。“相”（盟誓辅佐）一职，不仅反映出了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代，同时也反映出“勇”也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韩国一向不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文人），所以在这里展现的绝对不是孔子的圣人形象。所以我们认为，在以前的介绍中，原本的孔子形象被柔和化了。前面也讲过，《论语》中也曾提及“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就这样，我们通过分析《左传》的细节，将其理论倾向置于头脑中加以琢磨，原本意义上的孔子形象便逐渐浮现出来了。

春秋五霸

作为霸主的君主们

前面为了探讨春秋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讲述了汉字的传播、城市祭祀与盟书的关系、孔子与游侠的问题。

除此以外，这个时代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霸主的形成。

根据以往的常识性理解，周王朝王道政治衰敝后，便迎来了战乱的时代。春秋时代出现的是通过武力（霸道）而非王道来号令诸侯的人物。在列举其中有名的人物时，多会提及五个国家和五位霸主。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周王朝的权威，另一方面实施自己的霸道统治。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被提及的次数比较多，此外宋襄公、吴王夫差等也经常被提及。

刚才列举的这些国家，即齐、晋、楚、吴、越、宋，都是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在追本溯源的时候比较看重的地域大国。

齐国是山东的大国，经周王朝封建的。齐国的始祖是太公望吕尚，传说他在钓鱼时被周文王慧眼发掘，因此“太公望”也成为钓鱼者的代名词。太公望以来的齐国被称为姜齐，其姓为姜。之后取代姜氏一族并掌控了齐国实权的是齐国田氏，田氏作为诸侯也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后来便自称为王了。

为了牵制齐国的势力，山东泰山以南的地方被分封给了周公旦的儿子。

晋国以山西为根据地，后来势力逐渐向南扩张，扩展到了雒邑附近。其领地后来被一分为三，形成了韩、魏、赵三国，这三个国家后来也分别称王。

楚国是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大国，自春秋时代起便已经称王，与周王朝对抗。

吴国和越国是发源于长江下游的大国，更加具体一点来讲，吴国以江苏为根据地，越国以浙江为根据地。这两个国家也分别向北扩张势力，威慑中原诸国，他们和楚国一样也各自称王。

宋国前面已经多次提及，是殷商末裔的分封国。位于中原和齐国中间，周围的诸国都对其虎视眈眈，企图将其占为己有。

讨论齐桓公的前提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特别的存在。在他们追溯历史、宣扬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的时候，各个领土国家的君主拥有怎样的出身，将决定他们各自主张的特征。

历史上，殷商以河南一带为中心，君临天下。向上追溯，之前有夏王朝，但具体情况不详。后来以陕西一带为根据地的周扩张过来，灭了殷商，并在雒邑兴建了陪都。通过周王朝，各地的城市国家形成了统一的秩序。

各诸侯国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形式”被作为“事实”加以记载，但却并非“史实”。虽然这些“事实”不可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形式”加以分析，进而明确史实的真相。

各国的“形式”虽然互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原理。通过研究这种共通性，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第一，为了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存在而贬低他国。天下有多个领土国家，各领土国家的特别地域也分别不同，所以被贬低的地域也各不相同。

第二，同样采取贬低别国的手法。并且神灵也做出怨怒的举动，预言其将灭亡。不过哪路神灵登场，如何贬低，则各国相异。

第三，对于“下克上”，或者承认这是正当的，或者说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出身低微的人，就会采用前者的说法来抬高自己，同时贬低其他出身低的人，说明他们不行；坚决反对“下克上”的人，就会给出身低微的人贴上“一概不行”的标签，一律加以贬低。

第四，附会神话传说。通过神话传说来证明：自己可以正当支配的领域有哪些，为什么这种支配是正当的。关于各国对夏、商、周三代的说明，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些神话传说也根据不同的国家，说明各不相同。

上述四点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使用的。

在山东齐国，出身于陈国君主的田氏掌控了实权，成为领土国家的君主并称王。山东一带自古以来便是文明开化之地，其中最为强大的国家便是齐国，田氏也继承了齐国的传统。

再加上田氏出身于陈国，而陈国是禹的子孙。可是，如果借用禹的渊源来宣扬支配的正当性的话，那同时也抬高了其他禹系国家的地位，不太妥当。

祖先神话承载了各国的意图，都具有各自的独特说法。齐国最终采用的说法是：禹的先祖是黄帝，而田氏正是出自黄帝一系。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和他国的关系问题，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说明。

齐国非常希望能够把宋国的领域用于宣扬自己的领域支配的正当性。宋国是唯一作为殷商的一族而被周王朝封建的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和宋国扯上关系，就可以正当地通过宋国来占领殷商故地。幸运的是，宋国君主一族有位女性嫁到齐国田氏这里来了。这位女性便是齐威宣王的母亲（叔尸镈）。于是齐国就以这件事情为基础，将自己的渊源加以模糊化。《公羊传》当中，将田成子（田常）定位为“君子”，并且对田成子的母亲也用专门段落进行了特别介绍，通过她的做饭方法来暗示她的宋国出身。在《公羊传》的理论中，一般都认为宋国在“中国”范围内。书中还联系最后的特别事件“获麟”，评论道“子以母贵”。

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朝廷，田氏被颂扬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当然也存在觊觎田氏一族君主地位的人对田氏的诽谤。前面我们也对此做了说明，这都与争夺霸权有关，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不作赘述。

齐国原来的君主是姜姓（姓姜的一族），为了诽谤姜姓一族，《公羊传》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某些特定的事实。

鲁桓公的夫人是从齐国嫁过来的。但她却背着桓公，到郊外与她的父亲齐僖公（也有学说认为是其兄长襄公）私通，并怀了孩子。后来事情败露，夫人便将鲁桓公引诱到齐国并杀害了他。之后即位的是鲁庄公，也就是齐僖公的儿子。《公羊传》通过这段故事，说明齐国姜姓君主和鲁国君主身上所流淌的血，都是以齐僖公为祖先的。

《公羊传》通过这个“事实”（究竟是否属实，并不清楚）同时贬低了齐国的君主（姜姓）和鲁国的君主（庄公以后的）。

齐国既是“中国”，又不是“中国”。作为国家虽然是“中国”，但君主一族却不是“中国”的，是外来的。出身于相当于“中国”的宋国（母亲一方）的田氏来到齐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而姜姓君主是不配做齐国王者的。

中原的诸侯被称为诸夏，比起“中国”来略逊一等的。中原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春秋时代都被认为是野蛮之地。

因此，在战国时代的田氏朝廷追溯历史进行宣扬的时候，一般会贬低春秋时代的姜姓君主，即便有的人非常有能力，也会对其明褒暗贬。

王道与霸道，前者是值得称颂的道德准绳，后者却是不值得称颂的。霸主作为不值得称颂的存在登场了。

也就是说，齐桓公虽然有能力，但却是不值得称颂的。

《公羊传》中的齐桓公

从西周金文的内容来看，当时淮水流域的国家称为“淮夷”，他们被认为是外族，是和西周处于对抗关系的。不只是在西周金文中，从历史上看，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的诸国与中原一带的诸国之间，曾经多次形成对抗关系。

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以长江中游湖北一带为根据地的楚国，其势力逐渐扩张到了中原地区。当时联合中原一带的诸侯，组成与楚国对抗的同盟的，正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这一事实表明：齐桓公在春秋时代便已经成为了霸主。

《春秋·僖公十四年》（前646）曾记载“春，诸侯城缘陵”。《公羊传》当中对此有如下叙述。因为这一记载当中描述了霸主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

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能够拥有封邦建国（诸侯封建）权限的，只有王者，诸侯是没有这个权限的。但是当时上无天子、下无统帅诸侯的方伯，所以如果有人具备相应的实力，行使封邦建国的权限也是可以的。方伯就是霸主的意思。齐桓公虽然有这个实力，应当救杞国却没有救，这是桓公的耻辱。这是《公羊传》的观点，文中前半部分提及“规避桓公名讳”，是因为《公羊传》有为贤者讳的理论，所以在贬低桓公之前，先对其进行褒扬，称其为“圣人”。后半部分着重于叙述“有实力”这一点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褒扬他为圣贤，他却没有救杞国。所以圣人并不都是完美的。再参考其他因素，他才能称得上是圣贤。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方伯的说明。齐桓公不但不是天子，连方伯也不是。文中提到桓公有实力这一点。一般来讲方伯就是指霸主，齐桓公虽然被认为是霸主，但是这里所说的方伯指的是自古以来统帅诸侯的人，而齐桓公虽然有实力救杞国却没有救，所以他不是方伯，只是一个具备方伯实力的人。所以《公羊传》中不认为齐桓公是“方伯”，也不认为他是霸主。

贬低齐桓公的“形式”

霸主不及王者。这是贬低霸主的“形式”。一般来讲，这一“形式”经常被用于说明春秋时代的霸主不及战国时代的王。不过如果对这个“形式”能够加以灵活利用，就可以创造出贬低战国时代的王的“形式”。例如，某一样东西是霸主的象征，如果战国时代的王想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象征王的证据”，那就可以说“这样东西不过是霸主的象征”。

战国时代的魏国、齐国、秦国从周王那里得到了“文武之胙”。所谓“文武之胙”，就是指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用的肉。

魏国惠成王、齐国威宣王、秦国惠文王，他们都希望继承周王朝的权威，也就是通过举行仪式取代周王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于是就分别在准备仪式的时候利用了这种“文武之胙”。之后，“践”过“胙”成为一种仪式，这也是“践祚”（祚=胙）的原意。后世传承了这一说法，后来也传到了日本。举行践祚仪式时登的台阶就称为“祚阶”（祚=胙），使用祚阶继承皇位的仪式在《后汉书·礼仪志》当中也有记载。

在继承周王权威的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践祚”，这一仪式后来也被秦朝和汉朝延续了下来。

可是，较早举行这一仪式的国家的王者们，渐渐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利用这一仪式，因为仪式的内涵并不是很丰富。感觉到这一仪式利用极限的国家就放弃了“文武之胙”的仪式化。这样一来，有人就开始贬低这个仪式原本就非常无聊，没有意义。说赏赐“文武之胙”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你是个霸主，等等，对这一仪式鄙视起来。

《左传》当中也有这种贬低的“形式”存在。《左传·僖公九年》（前651），齐桓公召集诸侯于葵丘举行会盟。当时，周王派遣使者赏赐了胙（祭祀用的肉）给齐桓公。《左传》对使者的发言做了补充，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意思就是说，周王给霸主赏赐了“文武之胙”。

作为贬低敌对正统的一环，《左传》利用了齐桓公。通过周王赏赐“文武之胙”给齐桓公，说明齐桓公只是个霸主；同时也贬低了战国时代收到“文武之胙”赏赐的齐国威宣王，意思是他也只不过是个霸主。

针对同一件事情，在齐国所作的《公羊传》只提及周王使节来访，却并没有提及“文武之胙”。如果记载齐桓公收到了“文武之胙”的赏赐，那么后面战国时代齐宣王收到“文武之胙”的赏赐就意味着他继承了周王的权威这一说法就土崩瓦解了。

《公羊传》认为，与被下克上的暴动灭掉的齐国君主相比，齐桓公算幸运的了。前面我们也讲过，齐国田氏朝廷并不认为齐桓公是霸主，认为他只不过是拥有霸主力量的人。齐国田氏朝廷向来认为被赐予“文武之胙”就意味着继承了周王的权威，是王者的象征，所以是绝对不会记载齐桓公被赐予“文武之胙”的。

桓公去世后平息诸国混乱的霸主们

晋文公

齐桓公去世后，失去统领的春秋诸国陷入了混乱之中。收拾混乱的局面，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文公（前637—前628年在位）。

自晋文公之后，统领中原的职责基本上被晋国垄断。

说起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参考前文），中原龙山文化地域大致以太行山脉为分界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从山西到陕西东部一带（西部），另一部分是河南一带（东部）。从河南一带再往东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地域。齐国位于山东龙山文化地域的西部，其势力从齐国属地不断向西延伸，其发号施令的范围也达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与此相对应，晋国从山西一带南下，其势力范围也扩张到以河南一带为中心的诸侯们的地盘。

齐国和晋国都表现出了尊重周王朝的姿态，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为了与从湖北向河南扩张的楚国相对抗。

晋文公于公元前632年大败楚军于城濮，而后召集诸侯于践土举行会盟。

晋国原本是周王一族的封地，姬姓。霸主晋文公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名为“文侯”的君主，晋文侯曾经辅助周平王杀死敌对的周携王。但是后来，族中旁系的一支灭了宗家，该旁系于是以曲沃为根据地，所以经常冠以曲沃的名称加以说明。从曲沃这支当中再分出来的是韩氏。

霸主晋文公便是出自曲沃一支。

东迁时期的文侯出自本家，霸主文公出自其分支曲沃一族，之后称王的韩氏又出自曲沃一族的分支。

所以，与齐国姜姓桓公一样，必须做如下说明：对于霸主晋文公也不能过度颂扬，因为他虽然有实力，但却不是天命所归。

《左传》中采取了贴标签的“形式”。

前文提到过的“夫子”和“吾子”便是这种“形式”。被贴上标签加以称呼的这些人，从《左传》编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灭亡的人。

为什么要采取贴标签这种“形式”呢？这是因为编者要尽量直接使用编撰材料的缘故。为了贬低早于自己成书的齐国的《公羊传》，就将自己收集来的“事实”加以展示，并且要尽量给人留下一种几乎没有对“事实”做改动的印象。虽然力争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实际上编者对“事实”到处都做了改动。为了将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实施下去，没有比贴标签更有效的手段了。

使用第一手的对话材料，然后在显眼的地方悄悄地贴上标签加以提示。这些标签都暗示着不祥的含义：明明将来的灭亡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些人却预见不到，只知道胡说八道。那个“夫子”如何如何，那个“吾子”如何如何，等等。

晋文公便被贴上了“吾子”的标签，编者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贬低晋文公的。

只是，这种贴标签的方法在处于同一时代、熟知内情的人之间虽然非常有效，但是从完全不知内情的后世人的角度来看，却是难度太大了些。这些标签也陷入了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为人所知的尴尬境地。秦朝灭亡后，到了汉朝，这些标签就已经无人能懂。后世的人在根本不懂的基础上又对其作了注释，再后世的读者通过这些注释来看原文，更加不懂了。

后来甚至出现了《左传》的编者明明是在贬低某人，但是后世的读者不懂这些标签，反而误解为编者是在褒扬某人的尴尬状况。

认为《左传》是《春秋》的传，也正是由于读者不懂这些标签的缘故。

爵位标签

在上文给大家介绍了“夫子”、“吾子”标签的含义，但事实上这种“夫子”、“吾子”标签并非首创。比《左传》成书更早的《春秋》一书已经使用了这种贴标签的方法。

只不过《春秋》使用的标签不是“夫子”、“吾子”，而是爵位。通过有目的性地更换爵位，给文章内容贴上了标签。

《史记·孔子世家》中针对孔子所作的《春秋》便提到：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这也正是《春秋》的“形式”。

《春秋》是将之前的各诸侯国编年史书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于是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便在内容中贴上了“爵位”的标签。

爵位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殷商也有不同说法的爵位。按照西周的爵位分类，城市国家的首长称为“侯”，特殊的“侯”称为“公”。各城市国家都有从属于自己的小城市和村庄，管理这些小城市和村庄的人便被称为“伯”、“叔”等，一般的成员则被称为“子”或者“男”。

根据西周的这种爵位说法，《春秋》将从其他地域来的国家的首长称呼为“子”，这其中含有轻蔑的意味，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诸侯以及股肱称为“伯”，你虽然与他们不同，但就依照一般成员的待遇来称呼你吧。

到了战国时代，这些爵位被加以整理，成为代表领土国家秩序的代名词，这是历史的篡改。其结果就是爵位被分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的“子”爵用于楚王等也成了惯例。这也正是《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说明“吴越的君主称自己为王，而《春秋》将其蔑称为‘子’”的缘故。

《左传》也采用了《春秋》所用的这种标签。由于所处状况的不同，《左传》贴上去的爵位标签和《春秋》有所不同，但是贴标签这种方法本身却被沿袭了下来。

楚庄王

作为晋文公之后的霸主，在战国时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当中记载了让楚庄王名扬天下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楚庄王成为霸主之一。

该事件的记录如下：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殷），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如果有德的话）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因为衰落的德仍然残存，哪怕只是残存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形式）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之所以说“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是指楚庄王还不具备问的资格。

三十世、七百年都是概数，只有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有资格“询问鼎的轻重”。周成王即位的年份是公元前1009年，成王以后顺着父子关系一直数到战国时代，假设一世为三十年，那么经过三十世就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假设经过七百年，那就是到了公元前309年。可以“询问鼎的轻重”的王者，指的就是韩国宣惠王（公元前326年称王）。宣惠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如果上述七百年是指代确切的数值，那就有所出入，但如果七百年是一个概数，那经过三十世恰好就是宣惠王。

此外，文中使用了“楚子”的说法。而事实上楚国在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称王，称王后的纪事如果在楚国记录，必然会使用“王”（唯一的王）或者“楚王”（强调与不同于周王）的说法。《左传》中故意加以贬低，采用了“楚子”的说法。

《左传》在贬低楚王的时候，通常交叉使用“楚子”、“楚王”两种说法，意在让读者意识到“楚王”就是“楚子”。但是，在这段文字当中，“楚王”的说法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这在《左传》中是比较罕见的。大概是由于这段对话讨论的是周王朝权威的移交问题，所以才特别加以贬低的缘故吧！

“贴标签”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如上所述的这样。我们可以将“楚子”还原成“楚王”，去掉“询问鼎的轻重，还为时过早”的影响，把握文章整体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楚庄王已经给周王朝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仍然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这和前面讲过的内容也有关联，这段话中提到了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对于完全颠覆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并且领土支配的正当主张也和这些王朝毫不相干的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

楚王给周王造成了压力，这一点在楚国可能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面这段文字中记录的这个对楚庄王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话题，估计是中原国家杜撰出来的。

仔细阅读这段文字就会发现“本质在德不在鼎”，双方却绕来绕去拘泥于“鼎”这种形式。原本双方应当专注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德”本身，但楚王却没有直接问出口。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出现的王（韩王）则继承了韩宣子的德。

如上所述，贬低楚王，颂扬韩王，正是中原的韩朝廷制造的舆论。

后来的解释一般都认为“问鼎之轻重（大小轻重）”是对楚国有利的宣扬，并且举出其出处是《左传》。但是事实上，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左传》并不是在褒扬楚王。后世的错误解释逐渐定型，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但是许多读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地处湖北的楚国不断地给河南的诸侯们施加着压力。在此过程中，位于长江下游江苏一带的吴国迅速崛起。吴国和楚国多次交火，并于公元前506年攻陷楚都，迫使楚王出逃避难。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大国”攻陷了长江中游的“大国”。

这一春秋时代的大事件，不只是在当时，到了后来也被世人广为关注。这一大事件的主角便是被称为春秋时代霸主之一的吴王阖闾（前515—前496年在位）。

阖闾之子吴王夫差（前496—前473年在位）继续入主中原，与晋国争夺盟主的地位。为此，也有人认为夫差的功绩比阖闾更辉煌，应当把夫差作为霸主。倒不是有人规定必须要从中选一，而是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一般只选一个人作为霸主。

导致阖闾负伤而亡，并且与夫差展开殊死争斗、最终使得夫差惨死、吴国亡国的，正是越王勾践（前496—前467年在位）。勾践也是霸主之一。

到了汉代，越王勾践被地处福建的诸越国尊崇，关于他的传说也有一些流传了下来。

顺便提一下，楚国流传下来的记录当中有庄王、共王等中原风格的称号；但是关于吴王和越王，流传下来的却只有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这种非中原风格的称号。

在《史记》关于汉代的部分记录了自称是越王后裔的福建诸越国的王者们，也就是《东越列传》里面提到的诸国。这些诸国的王者们也没有中原风格的称号，大概这是当地的传统吧。

吴王和越王的抗争，在《左传》当中也是脍炙人口的章节。此外还有《吴越春秋》一书也对此作了叙述。后代的读者对这段史实进行了大量的解读。

吴王和越王掌握了长江下游的霸权，不断给中原诸国施加压力，渐渐地给楚国造成了威胁。但是，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霸主）。”

38“越王勾践”铜剑
（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39“吴王夫差”铜矛
（江陵县马山5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收藏）

吴越同舟与卧薪尝胆

吴国和越国同属长江下游的国家，因而常常被放到一起相提并论，而且他们作为长期的战争对手也非常有名。众所周知的谚语“吴越同舟”便是因此而来，用来形容彼此之间关系不好的人乘坐同一艘船的样子。此外，“吴越”还是互相之间关系不好的代名词。

这段话从周王朝的角度来看倒是没什么，但越国却是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并称为王的国家，在这里却对周朝行臣下之礼，让人觉得很困惑。并且越王的姿态比前面提到的楚庄王还要低微。就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提到了“伯”（霸主）。

与齐桓公一样，这里的越王勾践也收到了备受争议的“文武之胙”作为赏赐，从上下文来看，编者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你只不过是个霸主。

还有一个涉及吴越两国的典故，那便是“卧薪尝胆”。在《左传》以及《史记》的《吴世家（吴太伯世家）》·《越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对这一典故的由来均有记载。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听说越王允常逝世，就举兵讨伐越国，却在讨伐中受伤，后来伤势恶化去世。阖闾在弥留之际让王子夫差发誓一定要复仇。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派遣大夫文种去向吴求和。吴王想要答应大夫文种，但吴国臣子伍子胥劝诫吴王不要答应。于是勾践便让大夫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这一招奏效了，伯嚭说服吴王答应了越国的求和请求。吴王赦免了越王，勾践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把苦胆挂到座上，坐卧即能仰头尝尝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还不断提醒自己：“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发誓要复仇。伍子胥听说了越王勾践简朴的生活事迹后，便多次向吴王夫差进谏，认为千万不能轻视越王勾践这个对手，但夫差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仅如此，夫差还听信了太宰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道：“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公元前482年，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与诸侯会盟，与晋定公争夺诸侯之首的位置。越国便趁此间隙攻入吴国，吴王返回国内向越国求和。后来，在公元前478年越国又大败吴国于笠泽，并于次年包围了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越王勾践打算安置吴王到浙江一带，但吴王夫差拒绝了他的安排，自杀身亡。

这段历史便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由来。“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便成了专门用来描述越王勾践的典故。但到了后世，却渐渐被说成“卧薪”讲的是吴王夫差，“尝胆”讲的是越王勾践。《十八史略》便是这样解释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古运河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这便是后世隋朝大运河的雏形。第二年吴国从海上讨伐齐国，也必定是利用邗沟进入淮水，进而出海的。这条运河连通了淮水和长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淮水经支流可以进入中原，于是吴国便可以通过船只与中原之间直接进行物资交换了。

运河形成的经济效益，也给后世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是不论是开始开凿的吴国，还是后来完成运河工程的隋朝，都是不久便亡国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运河开凿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

秦穆公

前面讲述了“霸主”这个词汇当中隐含着否定的意思。而且“霸主”一词还含有“远远不及战国时代的王者们”这样一层意思。不仅如此，在韩国所作的史书《左传》当中，甚至把秦穆公（也称缪公，前660—前621年在位）称为相当于野蛮人的西戎霸主（“遂霸西戎”）。

其实秦穆公是秦国在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上述称呼只是敌对国家故意贬低他的缘故。

现存的名为“诅楚文”的文章，相传为战国时代中期的秦国所作，刻于石板之上，但原石却失传了。根据宋代的拓本记载：该文是诅咒楚国灭亡的文章，关于楚国是从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开始说起的。与此相对，关于秦国的君主，则是秦穆公开始说起的。从成王开始说起，把楚成王当做是楚国最早称王的人物，那是由于在战国时代中期称王的秦惠文王不承认楚国过去的称王历史的缘故。

秦国把楚国历法楚正（将现在的公历11月份左右作为正月）、以及夏朝历法夏正（将现在的公历2月份左右作为正月）加以融合，形成了新的历法（月份按夏正，新年从10月开始），通过这些形式等，同时继承了楚国和夏朝的正统。此外，秦国还需要证据来证明楚国从过去开始就比不上秦国，这与中原诸国把楚庄王与中原的霸主相提并论的初衷是一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于是便将秦穆公的地位凌驾于楚王之上。

同时，“诅楚文”又说明：秦穆公虽然是得到肯定评价的人物，但终究只不过是历史人物。秦国的正统者是在秦最先称王的惠文王（前338—前311年在位，前325年称王）。与惠文王相比，穆公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配角而已。

从地域及下克上的观点论述五霸

在前文也讲过，提及春秋五霸，到底把哪些人列入其中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各样的见解。我们在考虑这些不同的见解时，不仅仅要关注将哪些人以什么标准列入，还要关注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地域观点。

《孟子·告子下》中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作为五霸，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这种观点清楚地表示出了对霸主的贬低评价，将王道衰败、霸主兴起用“罪人”这一表现来加以强调。这些“罪人”的代表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

孟子曾经在战国时代的田氏齐朝廷出仕，而田氏将姜姓君主架空，自己掌控了君主的实权，所以孟子对姜姓的齐桓公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晋文公是与齐国对抗、统领中原的晋国的代表人物，晋国后来三分为韩、魏、赵，所以批判晋文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三晋”韩、魏、赵的王者们。而秦穆公是战国时代秦王的祖先，在秦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秦穆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秦王。宋襄公是战国时代宋王的祖先，在宋国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宋襄公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来批判宋王。宋国是殷商末裔的封建国，是殷商故地的代表国家，齐国一直企图将其据为己有。楚庄王是战国时代楚王的祖先，曾给周王施以压力，问鼎之轻重。所以批判楚庄王也就相当于从齐国的立场出发象征性地来批判楚王。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越国的根据地已经被楚国占领，面临灭亡的边缘（前329年），后来北上迁都至山东的边界琅琊，接受齐国的庇护。吴国则早已被越国所灭，所以在《孟子》中没有将吴王和越王列入五霸名单加以批判。

孟子所论述的霸主，都是敌对正统的祖先或者是相当于其祖先的人，是把他们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论述的，所以才称他们是“三王的罪人”。

《荀子·王霸》则展示了与孟子完全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并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列为春秋五霸。《荀子》认为这些君主是讲诚信的人。

《荀子》列举的五霸所在的国家，除了楚国外，其余的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前280—前250年左右）都已经灭亡。越国灭亡的时间，据推测大致与鲁国被楚所灭的时间相同，其余国家的灭亡时间则更早。褒扬这些已经灭国的国家的君主们，也不会给敌对的战国时代的他国君主们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楚国却是唯一存在的，书中的立场其实就是楚国的立场。并且通过褒扬霸主（“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其实更进一步褒扬了战国时代的王者。

荀子曾出仕于楚国，所以《荀子》的霸主观，其实也是站在楚国的立场上讲的。

荀子所论述的霸主，是被褒扬的对象，这种褒扬当中反映出了楚国的正统主张。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强调自己的正统性，除了诽谤敌对国的正统性之外，还有这种表面上进行褒扬的方法。

到了汉代，则不需要像孟子和荀子那样需要顾虑某一特殊正统了，五霸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白虎通》便是其中之一。

霸主被进行了注释，说他们是以召集诸侯举行盟誓并朝见天子为己任的存在，这也成了世人所熟知的关于霸主的定义。

宋襄公

上述关于霸主的论述当中，《孟子》将宋襄公（前651—前637年在位）列为五霸之一。宋襄公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于公元前639年妄图称霸诸侯，却遭失败。后来于公元前638年与楚国在泓水一战，结果惨败而归。

该史实在《左传》中有记载。宋襄公认为在楚军渡完河之前发起攻击是不仁之举，非得等楚军完全渡河立稳之后才开战，结果惨败。由此产生了“宋襄公之仁”（宋襄公的仁慈）这个成语，意思就是无意义的仁慈。

不过，如果单从这个史实来看，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孟子》将宋襄公列为五霸之一。前面也分析过，之所以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列为春秋五霸，目的是为了诽谤齐国的姜姓君主以及韩、魏、赵、秦、宋、楚的君主。只是，除了宋襄公以外，其余的霸主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五霸当中在宋襄公之前提及的是秦穆公，在只不过是西戎霸主的秦穆公后面，紧接着介绍了宋襄公。宋襄公是宋国一带的名门望族，这一点在前面也提及过，是论述的前提。也就是说，宋襄公是殷商故地的望族。

在战国时代的宋国，公元前322年宋王偃（康王）称王，齐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不久，齐国进攻宋国，陷入战乱的泥沼之中。宋王偃被称为是桀纣再世，齐国对他的评论极差。正是为了批判这个宋王偃，才牵扯上了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将其列入五霸。不过反过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宋国一带的殷商故地，宋襄公是自古以来便被作为功绩卓著的君主而为人所广泛称颂的。

前面我们通过分析各种史料，对春秋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进行了论述。正如文中论述所展示的那样，我们要想论述春秋时代，掌握战国时代的情况是必不可缺的。下面我们将舞台切换到战国时代，探讨一下战国时代的状况。在此之后，我们再重新来分析一下春秋时代的样貌。

第七章

战国时代的史实

合纵连衡

合纵连衡的假象

提及战国时代，人们一般都会把这段历史视为合纵连衡的时代。在这战乱年代中，出现了很多运用外交活动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政治家，人们从“合从（纵）连衡（横）”中取出二字，称他们为“纵横家”。他们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的，正是在战国时代。

不过，一般意义上的合纵连衡与实际意义有很大出入。

下面我们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简单回顾一下战国时代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

一般认为合纵是为了抗衡秦国而进行的纵向（南北）联合，而连衡则是与强国秦国合作而进行横向（东西）联合。“连衡”的“衡”即为“横”。也就是说，若要形成这种关系，就必须要出现的这样的局势—秦国不断向南北扩张领土，以极大的统治领域傲视天下；同时其他国家的统治领域不断缩小，散布在从南至北的土地上。

我们先看看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地图。该图上的结构却不尽然。此后，秦昭襄王（前307—前251年在位）于公元前278年征服楚国根据地湖北、湖南等地，使秦国所统治的领域占据了天下的半壁江山。

如果就这种局势形成之后的事情进行讲述，那么合纵、连衡就能按其字面上的意思来使用。但是，如果是针对在此之前的事情进行讨论，则“合纵是为了抗衡秦国而进行的纵向（南北）联合，而连衡则是与强国秦合作而进行横向（东西）联合”的格局还尚未形成。

正如前面所述，之所以我们很难对战国以前的时代—商王朝、周王朝、春秋时代进行讲述，是因为我们很难依据战国时代的史书去追溯城市国家的时代风貌。而论述战国时代则没有这个困难。不过，另一方面，战国时代出现了超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领域的、由官吏进行领域统治的新动向。如果论及大国将小国封为诸侯进行统治，则周王朝的统治力量早已超越陕西一带，波及了中原。而新的动向则是想通过文书行政方式来对这片领域实现统治。

如果这一趋势不断发展，则天下统一也指日可待了。

在天下统一的趋势日趋明显之后和局势尚不明朗之前，人们对天下的认识是不相同的。

即使使用同一个词语，对于即将统一天下的国家和没有希望统一天下的国家而言，该词语所表达的含义也是有所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从”便是其中一例。“从”是作为合纵之意来使用的。其具体用法大致可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秦国统治了大半个天下之后的“从”。这时，各国为了与强大的秦国抗衡而联合起来，而这些联盟国家的领域大概是由南至北纵向排列的。所以，想要对抗秦国就需要组成“从”（合纵）。对于秦国而言，则需要打败此举（连衡）。

这个时代，许多以前的史料被重新归纳整理。许多传说的开场部分都被追加了总结的语句。这些语句中使用了“从”。这里使用的“从”字背后隐含的是秦国占据天下半壁江山的强大。

第二，到比第一种情况更早一些的时期所使用的“从”。这个时期是在秦国统治大半个天下之前，齐国作为东方强国不断扩大领土，秦国则作为西域强国扩大领土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夹在秦齐两国之间的各国就成了问题。这些国家分布在从南至北的细长领域内。不论抗衡的对手是秦国还是齐国，结成联盟后便形成了“从”。

人们一般提到的“从”指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因此，即使看到第二种情况下的“从”，也会不知不觉地与第一种情况的“从”混同一谈。这样虽然秦国作为合纵的抗衡对象没有被忽视，但齐国却被忽视掉了。

不仅如此，如果仔细阅读，我们还能在史料中看得到表示联合之意的“合”这个词。由于这类词译成现代文之后也用来说明合纵连衡，因此就更加深了读者的误解。

我们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在第二种情况下诸国被夹在秦、齐两国之间，而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久就出现了裂痕。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迥异传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尤其在第二种时代背景下的楚国。楚国的统治疆域非常广大，超越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楚人也一直引以为傲。因此，如果我们过于看重“从”这个词，就很容易陷入误区，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秦国夺取了楚国大本营所在地的湖北、湖南等地之后（公元前278年），其领域便覆盖了大半个天下。至此第一种情况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形势，这里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因此，解读战国时代时，我们还要面对战国时代特有的纠葛。

不过，只要稍加注意一下，就很容易识别这种相异之处。接下来我们以这些问题为前提，重新探索一下合纵连衡的真正内幕。

研究合纵连衡的史料大都在《战国策》中有记载。这本史书成书于西汉末期，在它成书之前，有好几本被称为《短长书》、《国事》等的书籍。《史记》中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这些史书。后来，西汉末期的刘向将多部史书汇成一册，并命名为《战国策》。

无论是作为《短长书》、《国事》的阶段，还是被《史记》记载的阶段，或者是作为《战国策》归纳的阶段，都附加了传说在开篇说明中。

没有在开篇说明中附加传说的材料现在也有出土。那就是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如果在收录于该史书中的各个传说的开头另行加上总结性的前言，便会变成《战国策》的文章风格。

《战国纵横家书》中还有一些故事没有被《战国策》采用，这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

苏秦的假象

在谈论合纵连衡之际，人们十有八九都会提到的人物便是苏秦。他以发奋学习而闻名。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的故事讲到，苏秦读书时为了不使自己困倦，便用锥刺骨，血流至足也没有擦拭。

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讲的不是苏秦，而是他的弟弟苏代。

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不仅与《战国策》的成书情况有关，也与《战国策》曾一度散佚相关。

在战国时代写成的史书中把苏秦记载为“苏秦”或“苏子”，苏代则记载为“苏代”或“苏子”。原本记载为“苏秦”、“苏代”的部分，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编纂者在引用的时候都把这个部分原封不动地誊写为“苏秦”或“苏代”。而记载为“苏子”的部分，虽然有一部分是分别记载为“苏秦”、“苏代”，但绝大多数都被替换成了“苏秦”。甚至原本应是“苏代”的文章也给替换成“苏秦”的了。（图40）

这些混淆使用的状况，在该书散佚后重编过程中也出现了相似的问题，以至于出现了两个系统的核定本，即姚本（姚宏的版本）和鲍本（鲍彪的版本）。明代以后备受关注的即是姚本，一般认为它传承了古本的原汁原味，而实际上传承古老体裁的恰恰是鲍本。

其特征是，在鲍本中记载为“苏子”的没有替换的部分，在姚本中大多记载成了“苏秦”。也就是说，鲍本内还保留了诸多替换之前的写法。

我们看到的《战国策》一般都是姚本系统，也就是说读者是依据错误较多的书籍进行分析的。富山房汉文大系本是鲍本系统的日语版本，只要处理上注意江户时代独特的读音习惯，使用该版本还是可以的。

《史记》中也有把“苏子”当成“苏秦”的部分，结果也出现了错误的内容，也就是上面所讲到的锥子刺骨的传说。如果这个传说所说的是苏秦，那就正如图40所示，苏秦就是个相当长寿的人了。同时，这与苏秦死后苏代才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事实相矛盾，给读者带来很多疑惑。不被这一矛盾烦扰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基于上述判断，重新整理苏秦和苏代的事实。

40 苏秦长寿之怪
如上图，苏秦是燕王哙时代的人物，其死后开始活跃的是其弟苏代。当时的宰相是文侯子之。有个补充文章将该文侯掺混为公、侯，误解成燕文公，所以苏秦就被认定为那个时期的人物了。另外，有些文章把苏秦、苏代同时记载成“苏子”的部分，一律替换成了苏秦，所以变成了苏秦生活在苏代的时代里。结果，变成了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苏秦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

我再追加一下相关材料，有关“苏秦”和“苏代”史料上的混乱，甚至还影响到了对出土史料《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据推测，该出土史书极有可能就是《战国策》的原始史料。

在整理该书的时候，很多地方都错误地参照了当时备受好评的姚本。结果“苏代”为兄，“苏秦”为弟的假设已然成为大家公认的前提，而非“苏秦”为兄、“苏代”为弟。

《战国纵横家书》一出土，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学说，即该书籍上记载了可以证明上述假说的文章。

然而实际上不仅年代上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就连所谓能够证明假定前提的文章也是基于误解的内容。

从内容上看，我们可以判断问题篇章是较晚时期的材料。该文章中有读成“臣秦拜辞事”（下臣秦拜受任务……）的部分。“臣”是“我”的自称。由此便有人确定较晚时期的人物为苏秦。

其实，只要看一下图41就很清楚，解释成“秦”的字实际上应该是“
”。“
”其实是“拜”的意思。一系列的误解导致人们把字数也弄错了。以至于即使发现应该解释为“
”（②）之后，本来的那个字还是被挤到了（）里。

实际上这里要表示的是“臣
拜辞事”（下臣拜受任务……）之意，这里本不应该有表示苏秦之名的“秦”。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解决年代矛盾的实际问题出发，从具体内容上进行判断，看看到底是“苏秦”的时期，还是“苏代”的时期便可以了。经过研究，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苏代”的时期。

先入为主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由于此类错误笔者也无法避免，所以如何破除先入为主的观念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苏秦的“合纵”

苏秦的合纵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谈。但是，由于有些部分与“苏代”的文章相互混同，存在明显的年代上的前后矛盾，因此在苏秦合纵过程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目前还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如果细心除去这个年代矛盾，我们就能发现其实这个合纵与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举行的仪式相关。

该仪式的存在和年代得到证实之后，我们发现该仪式与苏秦的合纵有关联。

该仪式把从周王朝继承权威之事改变成了一个“形式”。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述过有关夏王朝、商王朝以及周王朝这三代的历史，并且也讲述过在战国时代的诸国之间，关于夏王朝的复兴、周王朝的继承以及始祖传说乃至下克上的“形式”（包括反对下克上的“形式”）都是相通的。在秦国，作为此类“形式”的一个环节，秦惠文王召集了“逢泽之会”。

41《 战国纵横家书》“臣
拜辞事”
以往的文字解析是先将“
”错误地解释为“秦”，发现错误追加“
”进行补充修正的时候却忘记把“秦”删掉。针对马王堆帛书，在折叠帛书（书写在绢帛上的文书）时有时会在折合处浅浅地渗留文字。这种事情经常有发生，但该图却与此无缘。“秦”应该是“
”，所以这个部分解释为“苏秦的自称”，以此类推将苏秦推定到苏代时代的观点也就失去其依据了

逢泽之会，就是聚集于逢泽的意思。不过，这个逢泽也是周武王讨伐殷商时的途经之地，同时也是颇有光辉历史背景的黄河渡口（这里有叫做“盟津”的渡口），是“伐殷”的象征性场所。在此地召集聚会，其实就是在向外宣布准备仿效殷周革命而进行革命的一种“形式”。

这一象征性的仪式并不是从秦国开始的。早在公元前351年魏惠成王就举办过这种仪式。该仪式是以“逢泽之遇”这一表述被记录下来的。继而于公元前343年，惠成王向周王朝要索要“文武之胙”，计划通过这种“形式”来把自周文王、周武王以来的权威转让给自己的事情变为现实。可是当这一企图被公之于众，周围的各国便纷纷出来反对，并组成了联盟，导致齐侯（后来的威宣王）等的联军攻打魏国，甚至杀死了魏国的王太子。魏国的计谋因为此次纷争化成了泡影。

42 苏秦的“合纵”
秦还没有成为天下第一强国的时候，那时的联合是作为苏秦式的“合纵”来讨论的。秦国和晚于齐国和魏国举行了周王的正统继承仪式，是公元前318年的事情。各国反对此举，联合起来攻打秦国。②的楚国没有参与此次联合。因为这一时期楚国和齐国正处在水火不容的关系之中。第二年①的齐国退出联合，楚国加入联合队伍中

紧接着，齐国也企图举行相同的仪式。结果，也遭到了诸国的反对。这次摩擦是由楚威王解决的。

之后，为了对抗秦国，苏秦通过活跃的外交活动联合各国，促成了联盟的成立。这就是“苏秦合纵”的真面目。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都是真正的“合纵”形成之前的国家联盟。可是这些联合行动后来都被解释成“合纵”，并广为流传，为人们所熟知。

苏代的“合纵”与齐国的沉浮

苏秦的“合纵”正如上文所述。相对而言，苏代的“合纵”则稍微晚些，是公元前289年（秦历公元前288年）成立的。

虽然这个时期的“合纵”还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合纵”之意，但是从顾及西秦东齐而联合南北的意义来讲，这个时期也算是真正意义的“纵”出现的时期。

此次的“合纵”与孟尝君也有关系。这个话题自古以来就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可以从这个苏代的合纵开始，按顺序依次排列相关事件。因为当我们获得的故事中涉及多个事件时，按照时间顺序排序更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事件的前后关系。

我们在大量收集此类传说，并进行对比后，得出了下面的时间表。

罗列事件时，笔者还添加了一些说明，希望按前后顺序依次观察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

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文章大部分都只讲年代，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奢望还能有具体的日期。这也导致了整理的困难。因为，每个国家的正月都有些偏差。整理时会经常碰到按阳历虽然已是元旦，而按阴历却仍为旧年的现象。很多时候有的国家已踏入了新年，而有的国家仍处于上一年的年末。如果记载的时候只写年代，那就会出现一边是新年而另一边是旧年的现象，这样时间上就会相差一年了。

下面的时间表也把这些时间上的出入表示了出来。虽然这个做法有些繁琐，但这对决定时间的先后顺序而言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还希望大家多多谅解。

另外，为了避免读者产生混乱，我一直没有提过。其实叫“苏子”的，除了苏秦、苏代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同族的苏历。这种场合，由于上述的误解使所有“苏子”都变成了“苏秦”，结果原本是有关苏历的文章也就变成了苏秦的东西。下面的内容已经将这部分也改回了苏历。

请参考图43。

（公元前）

298年

齐国的孟尝君离开秦国回到齐国，并结成抗秦联盟，与魏国、韩国加上赵国一同攻打秦国，攻到函谷关。

秦288年

魏289年

A：秦穰侯攻打魏国，魏国割让出河东以东方圆400里的土地。秦国的白起被任命为大良造，攻打魏国，先后攻下大小61个都城。

秦288年

赵289年

B：苏代前往秦国，劝说惠文王称帝吞并天下。而惠文王说时机未到（之后称帝）。

秦288年

赵燕289年

C：苏代离开燕国前往齐国。齐王说：“你来，我非常高兴。先前秦魏冉那家伙来劝我称帝，依你看如何？”苏代回答说：“虽然秦国先于您称帝（B之后秦国采纳苏秦之外的其他人的意见并称帝），但称帝不分先后。如果秦国称帝不被世人认可，而齐国称帝反被世人接受，那么对齐国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资本。”

秦楚288年

赵魏289年

D：秦国和齐国称帝（后来人们将秦国称为西帝，而齐国则称为东帝）。齐国舍弃了薛公（孟尝君）的政策。苏代尝试说服齐国，想让齐国承诺与秦国联手讨伐赵国（但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上是到C为止的总结）

秦288年

赵289年

E：薛公（孟尝君）为魏国宰相，对魏冉讲：“秦国好像要启用吕礼拉拢齐国并重定天下秩序。果真是这样，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轻视。因为，如果齐、秦两国共同出战三晋，宰相一定会是由吕礼出任。”

秦288年

赵289年

F：秦国准备攻打魏国，因此魏王找孟尝君商量对策。孟尝君前往赵国，向赵国说明了他的来意。赵王答应派兵救援并准备了10万军队和300辆战车。孟尝君还向燕王提出要求，希望燕王也能救助魏国。

秦288年

赵齐289年

G：奉阳君（与下面的李兑不是同一人）早已死去，苏代就向赵王说出自己的意见说：“现在魏国虚弱，所以割让了黄河东侧，韩国也因弱小献上了宜阳，结果上郡被孤立后道路也不通，而楚国因虚弱也不能派援军……如果六国能联合起来组成'合纵'打退秦国，就一定能将秦国的军队打出函谷关，使秦国再也不能危害东方。”赵国听从了这个计划。苏代是从燕国前往赵国的，并在此促成了“合纵”（不过，进行“合纵”的是除齐国以外的其他五国。所以才形成了“合纵”）。

秦288年

赵289年

H：（除齐国以外的）五国（燕、赵、楚、魏、韩）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没出战果，到成皋之后就停止前进了。赵提出和解，楚、魏以及韩国也表示同意，却被秦国拒绝。秦国推荐成阳君出任魏、韩的宰相，却被两国拒绝。

秦288年

赵289年

I：苏代对齐王说：“齐、秦两国都称了帝，大王认为世人会敬重齐国还是敬重秦国呢？”齐王回答说：“应该是秦国吧。”苏代问：“如果大王结束称帝，结果会变成怎样呢？”“应该会倚重齐国而憎恨秦国。”“两国称帝而讨伐赵国，与讨伐宋国相比其利又如何呢？”“原本称帝就是因为与秦国有约在先所以才进行的事情，如果现在天下重视秦国而轻视齐国（天下人对齐国视而不见，只攻打秦国），攻打赵国的利益远不及攻打宋国。”“因此，我才恳请大王，请大王务必将皇帝称号还给世人，孤立秦国，让世人不再重视秦国。同时，利用现在的局势，平定宋国。原本，只要占领宋国，魏国的阳城就会陷入危机，而占领淮北，楚国的东边国土就会陷入险境，如果占领济水以西的领域，赵国的黄河以东领域就会有危机，只要有阴城和平陆，魏国的东门就不会打开。因此，我才恳请大王舍弃皇帝称号，攻伐宋国。只要此事成功，燕国和楚国就会表态听命于齐国，天下也不得不听从齐国的意见了。此举亦可与殷汤王和周武王的建国之举媲美了。”

秦288年

赵齐289年

J：吕礼来到齐国，开始以秦、齐两国舍弃皇帝称号为条件进行策划。此时，魏冉重新出任秦国宰相。孟尝君感到事态不妙，向秦国宰相魏冉提出攻打齐国的建议，以此来驱逐吕礼。

秦288年

赵289年

K：从秦国逃亡到齐国的吕礼出任齐国宰相并准备为难苏代。苏代对孟尝君说：“周最在齐国很受厚待。齐王驱逐周最而听信亲族的意见没有任命吕礼为宰相，其原因就是准备联合秦国。如果秦、齐两国联合，那么你也会如同吕礼一样不再受重视。而如果齐国任用吕礼，那么秦、齐两国都会轻视你。”孟尝君采纳了这个计谋，而吕礼却憎恨此事。

288年

L之前：湣王恢复了孟尝君的官职。孟尝君称病隐居于薛地。

288年

L：齐湣宣王愈加骄狂，打算除掉孟尝君。因此，孟尝君就逃到了魏国，魏国也启用孟尝君出任宰相（这个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F之前）。

288年

M：齐国准备攻打宋国，而秦、楚两国想阻止齐国。因此，齐国希望能与赵国联盟，但赵国没有接受。齐国派公孙衍说服了赵国的李兑，计划攻打宋国之后封建李兑。齐国攻打宋国攻占了五个城池。

288年

287年

N：秦国攻下了赵国的桂阳。

O：由于韩国准备攻打宋国，秦国想通过割让安邑来安抚韩国。同时，攻打魏国夺取安邑后交给了韩国。秦国的白起又立刻把此地给夺了回来。

287年

286年

286年

285年

P：赵国和魏国准备攻打齐国。

Q：齐国攻破宋国。宋王偃被杀。

R：秦国在夏山打败韩国。

S：秦国攻打赵国，赵国献出五个城池并派遣楼缓讲和。接着与秦国联手攻打齐国。齐国献出十个城池要求讲和。楼缓分外担忧，许诺秦国割让上党等二十四个县城。而此时赵足去了齐国。赵、齐两国的不信任感越发浓烈，赵国断绝了与齐国的邦交，与燕国联手攻破了齐国。

285年

秦284年

赵285年

T：秦国在宛城会见了楚王，在中阳会见了赵王。

U：（交谈中述怀）秦国为了齐、赵两国出函谷关十五年之久都没能回来。（公元前298年孟尝君离开秦国回到了齐国并促成了抗秦连衡，魏、齐及韩三国联合攻打秦国将秦国攻出函谷关以来，到公元前284年恰好是第十五年。）

秦284年

赵285年

V：赵国依仗天下，准备攻打齐国。苏历为挽救齐国，觐见向赵王提出建议说：“燕国攻破齐国后乘胜攻占了韩国的河南，同时越过沙丘到了钜鹿境内300里的地方，进而已抵达榆中境内1500里的地方。秦国控制了上党境内700多里的领地。如今秦国集中三军兵力雄踞于羊唐，势力已波及了离邯郸二十里地的地方……原本韩国是以顺从赵国为上策的国家。现在，希望大王取信于天下。如此，韩国必将为不让自己的国家遇险而忠实于大王，而天下也会倚重大王的。”

秦楚284年

赵魏燕285年

W：（如果要讲述先行于V或同时发生的事件的话）燕国宰相乐毅率领赵、秦、韩、魏以及燕国的军队攻打了齐国（介绍乐毅攻打齐国的文章较多）。芒卯率领秦、魏两国的军队讨伐齐国。尉斯离与赵、魏及韩三国共同在济水以西打破了齐国。而楚国征服了莒。

秦284年

赵285年

X：齐湣宣王亡命出奔卫国。之后由于过于自傲被卫国攻打，逃到了鲁国。在那里也不谦卑，也没能进入鲁国。

因此，逃到莒。之后的襄王则逃到了即墨。

284年

280年

Y：楚国的淖齿攻下莒之后，杀死了齐湣宣王。

齐国的田单从即墨反击，重新兴建齐国并将襄王迎至莒（湣宣王被杀之地）让其在此即位。襄王将即位回溯到了湣宣王死亡之年（公元前284年）。

277年

《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说，用数月就能平定宋国。

《战国策·秦策四》中论述了楚国为东迁都城，平定了宋国。

43 苏代的“合纵”
被秦齐两个强国夹在中间的国家（赵、魏以及韩）与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大家就是把此时的联合作为苏代的“合纵”而议论的。虽然国家呈纵排列着，但没有形成秦国一国强盛的局势

苏代的“合纵”之后发生的事情正如上文所述。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国家和很多人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就苏代而言，虽然成功地与秦国进行了交涉，但他却在开展活动之际，被秦国出卖，最终促使他组织连衡来对抗秦国。这里有些还与孟尝君等的活动有关系。孟尝君作为齐国的宰相，于公元前298年与魏、韩两国共同组织了抗秦同盟，是把秦国打入函谷关以西的功臣，之后也不断得到了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场所。

在局势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齐国决定攻打宋国。其后却身陷泥泞。走进泥泞中的不仅是齐国，其他各国同样也陷了进去。齐国在未能摆脱困境的情况下受到燕国的攻击，从而走向灭亡的深渊。

称“帝”

齐国一直在等待攻打宋国的时机。因为齐国的田氏以威宣王的母亲出身宋国为由，一直主张要对与宋国息息相关的殷商故地有支配权。

《史记》中记载着齐国和秦国先后称东帝和西帝，不久后又舍弃了这个“帝”的称号。然而，追溯苏代的“合纵”之后的各国的动向，我们就能发现其实事情并不是如此单纯。

针对齐国攻打宋国之前的事情，《战国策·燕策一》和《战国纵横家书》中有打算称秦国为西帝、燕国为北帝、赵国为中帝的讨论，而问题不仅仅是东帝与西帝。并且，秦国和齐国是何时舍弃帝号的，其实也并不是很清楚。

在上述事件中，宋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有记载说，时为宋王的偃“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臀，弹其鼻（《战国策·燕策一》）”。这个国家原是殷商的后裔，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在平日里也要被那些曾为周国诸侯的各国拿来寻开心。这样的国家若想称王称帝，遭到的反对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问题是其状况要远远超出字里行间所呈现出的事实。

问题是宋国是否只是称了帝而已。围绕宋国的一连串的活动中，“帝”这个词出现得非常唐突。这个“帝”是商王所使用过的表达方法。商王生前为“王”，死后成了“帝”。这是通过甲骨文了解到的商国的做法，宋国自然是继承了这个方法。

既然是这样，宋国在企图主张自己为独一无二的正统嫡系的过程中，不难想到他们自然会启用“帝”这一正统嫡系的称号。如果宋国是第一个称“帝”的，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围绕称“帝”各国间所开展的纠纷。也就是说，秦国和齐国为表示抗议，首先称起了“帝”，然后灭了宋国，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那么，对于有着如此特殊意义的“帝”，这些国家为什么会舍弃呢？能想到的一个理由就是木星的“异变”。木星大约每十二年绕行天球一周。具体一点讲是八十三年绕七周，而非是十二年绕一周。如果是按十二年绕一周，就应该是八十四年绕七周。所以，每绕七周就要相差一年。

由于木星大约是十二年绕行一周，所以如果按十二年等年平分天球，木星就是每一年向前移动一格。把十二支一一分配到这十二个分块内。利用它进行占卜的占卜术也得以发展。在公元前353年至公元前271年的这八十三年还没过一半的时候，人们便知道了木星的周期大约为十二年。所以，上述事件发生之际（随着临近关键的第八十三个年头的结尾），判断木星每年应在位置的标准，即冬至时木星所在的位置逐年错后，时下的木星已不再是“发现木星周期”之时的木星了。这可是不祥之兆。而且，最初称“帝”的宋国被灭，而灭掉宋国的齐国也正面临灭亡，甚至各国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在这样的局势下，可能是某个人首先提出了放弃的建议。

看史料记载，有些内容给人留下秦、齐两国是在较早前就舍弃了“帝”号的印象，但按事件发展的经过来看，实际放弃的时间要晚很多。所以对于把秦、齐两国放弃“帝”号的时间记载得较早的史料，我们在看的时候只要注释一下“之后放弃称帝”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把注释中舍弃“帝”号的时间理解为书中记载得较早的那个时间，则内容上会出现很多龃龉之处。

也许真相是，濒临灭亡的齐国在田单等人的努力下重建国家，到那时才放弃了“帝”号。

另一方面，公元前286年宋王偃被杀害，而宋国也由此走向了灭亡。然而实际上，平定宋国却花费了更长的时间，甚至到公元前277年，还有人在议论有关平定宋国的事情。

关于领土国家被他国支配时的反抗程度，笔者曾在前面也提过。在宋国，正是出现了这种反抗运动，而且是一浪高于一浪。通常，这类抵抗运动是新石器时代以后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集团之间展开的。这并不是以往的因都市之间的联合而发生的间接支配，而是将官吏和军队派往都市进行的直接支配，而此次支配又波及了不同文化传统地域，所以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顽强抵抗。

此外，没有与宋国接壤的秦、燕等国扰乱了与宋国相接壤的国家的后方，这也促进了宋国的抵抗运动。

促成“合纵”的又一位功臣—孟尝君

孟尝君的出身

上面围绕苏秦和苏代，讲述了富有战国时代特征的“合纵”。

在苏秦和苏代的“合纵”之间，还有一位同样促成“合纵”的人物孟尝君。孟尝君还参与了在上面简述过的苏代的“合从”。

《史记·孟尝君列传》是从孟尝君的父亲靖郭君田婴开始讲述的。据记载说，田婴是齐威王最小的儿子。可是，似乎实际上田婴与威王是同一时代的人物。

在讲孟尝君之前，我们先来讲讲在苏秦和苏代的“合纵”之间发生的一些零碎的事件，以此从历史角度给孟尝君的出身进行定位。

如果我们将一直以来备受重视的威王、宣王、湣王的记载稍加调整，就能重新排序出威宣王称王之前的时期、威宣王称王之后以及湣宣王时期。威宣王即威王加宣王，湣宣王即湣王加宣王，而对于威宣王有称王之前和称王之后的时期，以前的观点误认为的确有这两个时期存在。这使得年代上出现相当大的矛盾，但如果通过浩大的年代矛盾解除工作进行更正，我们还是能很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

依据这个年代矛盾解除工作的结果，田婴生活的时间与威宣王生活的时间是同一时期，田婴之子孟尝君生活的时间则与威宣王之子湣宣王生活的时间相同。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把靖郭君记载为齐威王之子，是因为把威王称王的时期误认为是宣王时期。就历代的议论而言，也有人认为把靖郭君说成威王之子非常不合理，其直接原因是《史记》中有问题的记载取材于《战国策》。或说得更详细点，这个问题记载出于后来归纳到《战国策》内的多部史书中的某部史书，然而这个材料里没有记载靖郭君是威王之子。在整理以往（充满矛盾的）年代过程中，从不断得出的结果而言，这一点还是值得怀疑的。

靖郭君的封地薛地位于泰山南部，是可以从西南或南面牵制宋、越、楚国的军事要地。靖郭君是被委任到此地的，也就是说，他被任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田氏一族的成员，更因为他是有智有谋的人才。

假设靖郭君是威宣王的兄弟，那么威宣王之子湣宣王（即湣王）和靖郭君之子孟尝君就是堂兄弟。

靖郭君生活的时代，魏国的惠成王称王并促成了逢泽之会（前351年），打算通过“文武之胙”迫使周王移交权力，并开始逾年称元法（前343年）。所以，齐威宣王（称王前）在马陵打败了魏惠成王（前342年），挫败了此次图谋。公元前338年，威宣王依据逾年称元法改称元年。威宣王更元九年（前330年），靖郭君出任齐国宰相。

当时的宰相拥有封地，而这种有封地的诸侯一般被称为“君”，同时还拥有自己的在位纪年。公元前330年也是靖郭君相齐元年（“相齐”即齐国的宰相之意）。威宣王更元十九年，也就是靖郭君相齐（出任齐国宰相）第十一年，威宣王去世，湣宣王即位。

湣宣王在位的公元前318年连衡被促成，就是前面讲的苏秦的抗秦连衡（合纵）。第二年苏秦去世，苏代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同一时期，燕国也出现了新的动向。燕王哙为了把自己为天下独一无二的大王地位变成仪式化，精心准备营造一个“形式”，其大体纲领是：首先让下臣子之作为宰相执掌大王的政务，大王暂且脱离王位政坛，之后再由宰相把政权转让给太子。而子之自称为文侯，将自己作为周文侯（文公）即周公旦的转世，将来由可堪当成王的人物出任大王。

然而，围绕由谁来继承王位这个问题，朝廷官员分成两派，明争暗斗。曾为太子的王子平与燕文侯子之之间也展开了斗争。公元前314年，燕王哙与燕文侯子之被杀，赵国派遣王子职继承了王位。他就是燕王职（易王）。

一直关注这一动向的齐威宣王，立刻整顿军队，攻打了燕国。易王虽然被杀害，但燕国境内的齐国势力终被赶走，后来由太子平继承了王位（公元前313年）。他就是昭王。

燕昭王立刻着手重建国家。下臣中有个叫郭隗的人，他拜见大王说：“如果您重用我这等无能之辈，能人贤士一定认为至少要比我优秀，从而来归附于您。”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先自隗始”的故事。

据传苏秦与燕国子之有亲戚关系。苏秦由于准备在齐国推行的某个政策激怒了湣宣王而被杀。

张仪是苏秦的夙敌。秦惠文王称王更元后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张仪出任秦国宰相（相秦元年），于公元前322年（相秦七年）被罢免宰相一职投奔魏国，成为魏国的宰相（相魏元年），并筹备了由秦惠文王召集的逢泽之会。逢泽之会之后立刻就有抗秦联盟成立，所以公元前317年（相魏六年），张仪又重新回到了秦国（相秦八年。从第八年起重新开始相秦的年代），为瓦解抗秦联盟而奔走于各国之间。

作为靖郭君的儿子出生的孟尝君，就是在上述历史大环境下走上了齐国的政坛，并巩固了自己的地盘。

孟尝君与齐国的陪都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而成立的。一般情况下这种文化地域非常广袤，其面积可以与韩国以及日本等现代国家的领域规模相当。

就像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出现了东西两个中心一样，当时每个文化地域都有两三个中心。这些中心作为王都、陪都，在领土国家里也起到了中心作用。

有些城市与这个意义上的王都、陪都不同，例如周为了巩固殷的故居地而建成的军事要点城市—雒邑，对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周的王都、陪都分别都是为统治不同文化地域而存在的根据地。周为了进一步震慑山东一带，便封建了鲁国。

就算是相同的陪都，至少应对的传统性地域应该有所不同，可是由于在周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汉语圈，周的做法被视为是理想的“形式”。分别用王都镐京和陪都雒邑来统治支配地的想法，在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也得以继承。

由于各领土国家都有多个中心城市，所以各国一般会将其中一个设为王都，在别的中心城市设立一个陪都。史料上也没有清楚记载，可能一般情况下，大王生活在王都内，陪都为宰相封地，不过陪都是由大王派遣的代管之人进行管理，而宰相则留在王都履行自己的职责。

齐国把临淄设成了王都。关于陪都的信息，史料上也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也许是莒城、即墨或薛城中的一个城市。《孟子》中出现“滕之文公”，大概就是指宰相。滕在薛城附近。我觉得十有八九这个人物就是靖郭君。

孟尝君世袭了薛公的爵位。大概是靖郭君时代，作为滕公的支配地之一重建了薛城，并把总部迁移至薛城，而孟尝君也继承了这些。

前面讲述过苏秦的某个政策遭到齐湣宣王的质疑，苏秦与燕文公子之有着亲戚关系。也许苏秦是想让湣宣王接受类似燕国的仪式。当时齐国的宰相是靖郭君，靖郭君的儿子就是孟尝君。当苏秦献计的时候，靖郭君是否已经隐退，这点很难说，不过无论是靖郭君还是孟尝君，势必有一人作为与该仪式相关的宰相而为学者们所议论。

根据各书籍中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齐湣宣王是个疑心极重的人物。向此类人物提出交出政权的建议，简直就是自寻死路。果然，苏秦被湣宣王杀害致死。

公元前298年，三晋即魏、韩及赵三国与齐国联合讨伐秦国，成功地把秦国攻打到函谷关以西。第三年，宋国和中山国也加盟到其中。促成此次“合纵”的功臣就是孟尝君。在前面事件时间表中也明示过发生在公元前284年的事件，秦国顾及此三晋“合纵”，长达十五年都没有跨出函谷关外，这是秦国的国耻大恨。

《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了以下的内容。

靖郭君善齐貌辨。齐貌辨之为人也多疵，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靖郭君，靖郭君不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又窃以谏，靖郭君大怒曰：“刬而类，破吾家。苟而慊齐貌辨者，吾无辞为之。”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旦暮进食。

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齐貌辨俱留。无几何，齐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说婴甚，公往，必得死焉。”齐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请必行。”靖郭君不能止。

齐貌辨行至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齐貌辨见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听爱夫！”齐貌辨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信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听辨而为之，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与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宣王大息，动于颜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来靖郭君乎？”齐貌辨对曰：“敬诺。”

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剑，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请相之。靖郭君辞，不得已而受。七日，谢病强辞。靖郭君辞不得，三日而听。

44 孟尝君的“合纵”
被秦、齐两大强国夹在中间的国家（魏、韩以及赵）于公元前298年与齐国联手成功地把秦国打到函谷关以西。第三年宋国和中山国也加入了进来

这段史料让我们了解到了孟尝君曾与靖郭君一同侍奉过威宣王，同时也说明了王的陵庙设在多处。

在多处修建王陵庙的原因是，人们期待王的神灵能够保佑国家领域。此类宗庙汉朝时期也有修建。汉王朝在各地修建了用于祭奠汉高祖的宗庙—郡国庙。研究该宗庙的性质也是些非常有趣的事实。靖郭君随着湣宣王的即位一度退出了政坛，但不久就重新回到了宰相的地位。

孟尝君的“合纵”与苏代的“合纵”

孟尝君是于公元前298年组织了三晋“合纵”。这一年也是孟尝君出使秦国却死里逃生回国的一年。回国后他便组织了“合纵”。

周围都强烈反对孟尝君的出使，此事也曾一度险些被取消，结果孟尝君还是按原计划出发了。依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最终孟尝君陷入了困境，无法回国。然而孟尝君门下有各类人物为其效命。其中包括了小偷（狗盗）。这个小偷偷出了白狐皮袍，让孟尝君献给了秦昭襄王的宠妾燕姬。燕姬为其求情，使得孟尝君逃过了一劫，保住了性命，并且秦王也同意放他们一行回国。但没过多久秦昭襄王就开始后悔，派兵追赶孟尝君，一直到了函谷关。在这紧要关头，又有一门客立了大功。时值深夜，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人学鸡鸣声非常像，于是他便学起鸡鸣，骗过守门官打开城门，使得孟尝君一行成功出城，最终安全回国。就是这一年使得抗秦“合纵”得以成立。“鸡鸣”、“狗盗”一般多指无用武之地的人，这类人孟尝君都能收至门下，甚至还带领这些人出使秦国，可见孟尝君能慧眼识人，非同一般。

公元前289年，苏代促成了“合纵”。苏代的此次“合纵”得到了孟尝君的大力支持。由于湣宣王开始怀疑孟尝君，所以孟尝君为了躲避风头逃了出来。苏代原本是受秦王之意，准备让秦、齐两国联手组织连衡，但苏代听说秦国启用他人而怠慢自己，同时又有孟尝君的提议，所以便促成了除齐国之外的五国联盟。孟尝君也给他提供了帮助。

45 攻打齐湣宣王
时而国家连衡的矛头会指向齐国，而不是秦国。看齐湣宣王攻打宋国，各国就联合起来攻击了齐国。此次战争使齐国走向灭亡的深渊。受齐国攻击的宋国虽然也陷入了巨大的混乱，而对各国而言，平定宋国却是个致难之事。因为连绵不断地发生了顽强的抵抗运动

齐国攻打宋国的时候，孟尝君早已离开了齐国。齐湣宣王发动讨伐宋国，与其说是在孟尝君不在齐国的状态下进行的，还不如说是在孟尝君逃亡到那些谴责攻打宋国行径的国家时进行的。这一点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真可谓有识人慧眼的孟尝君碰到了毫无用人才能的湣宣王。没有看人的眼力，其实也就是搞不清状况、进行错误的判断。一个人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却没有看人的眼力，不仅毁灭了自己，还把国家推向了灭亡的深渊。说得讽刺一点，从为确保自身安危的角度，视孟尝君为危险人物这件事情本身或许并没有错误。然而，没能让孟尝君作为臣子，充分发挥其非凡的才能，这一点却导致了一国的灭亡。

屈原

屈原之死

秦昭襄王抓住齐国走向灭亡的绝好机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对外扩张。秦国早在孝公执政时期就通过商鞅变法（制度改革）增强了国力，惠文王执政时期以此为资本进行对外扩张。结果此举招来了苏秦的“合纵”。之后又经历了孟尝君的“合纵”和苏代的“合纵”，秦国开始迅猛地收回因这些“合纵”而“失去”的领地。眼下往日的劲敌齐国已日趋衰颓，赵国也无力抗衡。

到了此时，楚国变成了秦国最大的敌人。

楚国在上述的“合纵”里没有担当主角。当然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楚国虽然也成功地扩张了领土，但结果却因统治新疆土而弄得苦不堪言。

楚国原本发迹于湖北西部一带，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为雄踞长江中游的大国。到了战国时期，通过推行吴起变法等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消灭了长江下游的大国越。之后越国的大本营虽然被纳入楚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叛乱却连年不断。越王投奔齐国并迁居到位于山东半岛南角的琅琊，并以此地为新根据地，准备伺机夺回失地。《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着张仪进谏顷襄王时讲的一段话，道：“大王尝与吴人（吴地的越人）五战，三胜而亡之。”

楚国与西侧的秦国、北面的韩国以及东北的齐国，在军事上均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楚王在这种状态下依然决定出击越国。由于地广人少，楚国对越国领地的镇压并没有像想象得那样顺利。其实对文化传统各异的地域进行统治，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由于上述原因，在抗秦连衡中，楚国所面临的状况使其无法担当主角。

然而秦国却决定充分利用这点，首先攻击楚国防御薄弱的地方。作为攻打楚国的前期准备，秦首先制压了长江上游流域的巴蜀国。这个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巴蜀文字”或“巴蜀符号”的文字（
参考图9
）。春秋时代以来，虽然楚国文化的影响渗入了长江沿岸，但巴蜀地区却基本上没有被纳入汉字圈的地域。在与商周并存的时期，这里有着引以为荣的名为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青铜器文化，之后巴蜀地区也传承了自己独有的文化。这种状况一直维系到了大国睥睨小国的阶段。秦国于公元前317年入侵并消灭蜀国。由于前一年苏秦促成了“合纵”，秦国无法将兵力转向东方，无奈之下便将这部分兵力转而南下，攻陷了蜀国。

在之后一段时间里，秦国仍无法将兵力转向东方。这段时间，秦国巩固了其对蜀地的统治。由于是对不同文化传统地域的统治，就像楚国对越国的统治一样，秦国也碰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有关当地人反抗秦国的记载。不过，在不必担心其他诸国来犯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兵力向南推进，从秦国的角度来讲，这倒是个将蜀国纳入囊中的好机会。

46 秦国的领土扩张
秦孝公执政期间（在位期间公元前361年—前338年）成功进行了商鞅变法，之后向东扩充了领域。昭襄王执政期间（前307—前251年在位），掌控了湖北、湖南等地，控制了大半个天下。楚国是在这之后占领了淮水流域和旧时的吴、越的领地并将此地设为根据地

在东方各国封杀秦国的这段时间，秦国对蜀国的统治也走上了正轨。

接下来就是齐国攻打宋国（公元前288年）。公元前286年宋王偃被杀，宋国灭亡。然而，接着出现了各国围绕宋国领土展开的争夺战。与宋国接壤的国家除了发动攻击的齐国之外，还有魏国和楚国。为了阻止齐国独吞宋地，各国开始攻打齐国。秦、赵及韩国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诸国便随之陷入了泥潭而无法自拔。

尤其是楚国，早已因越国的旧地焦头烂额。之后又是宋国。正如前文所述，楚国又于公元前277年进一步开始讨论起平定宋国的事了。

在各国忙于争夺宋国的时候，秦国的军队却于公元前280年从蜀国南下，派司马错从湖南西侧展开了攻击。同一年，秦国的白起攻打赵国，夺取了光狼城。白起于公元前279年南下进攻楚国西北，攻下了鄢、邓等五个城池（图46）。赵王派苏历出使楚国，劝楚顷襄王加入合纵。然而，白起继续南下，于公元前278年拿下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楚王向东逃亡，并把都城设在了陈。公元前277年，湖南也被秦国平定。

由此，曾为楚国大本营的湖北、湖南均被秦国纳入支配之下。秦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从此便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

在楚国都城陷落之际，有一个为楚国奋战、最终因失意投湖自尽的人物。他就是屈原。

屈原与《楚辞》

屈原是楚国名门望族之后。查看《左传》我们就能知道，屈氏家族世代世袭叫做莫敖的官职。莫敖是楚国的重要官职，主要掌管楚国的国家祭祀，也是确认楚王之正统性的官职。屈氏是出自拥有悠久历史的楚王之后的名门，如同周公一族维护周王的权威，屈氏也大概同样肩负着维护楚王权威的使命。

《楚辞》是一部收集了楚国诗歌的诗集，非常有名。很多时候它被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作品，与收罗北方诗歌的《诗经》相提并论。

传说屈原就是《楚辞》的作者。实际上《楚辞》是经多人之手而成的，并非屈原一人所做。也就是说屈原是“被指定为”《楚辞》的作者。这种假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楚辞》中大量收集了与祭祀相关的诗歌。屈氏家族世世代代的主要任务即是掌管祭祀。因此，屈原就被假托为《楚辞》的作者。

据《左传》记载，屈氏家族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也颇为显著，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将军。有着这种家族背景的屈氏，在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之后，突然就销声匿迹了。屈氏既然是掌管祭祀的官员，这就说明屈氏家族也居住在王都之内，屈氏受封的都市也应该在湖北或湖南一带。王都陷落，加之湖北、湖南一带都变成了秦国的统治范围，于是屈氏的势力也逐渐衰落。

即使是这样，名门屈氏与楚国王都共命运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震撼了楚国人民的心。有关屈原的传说也得以流传至今。

其中有个传说与端午节吃粽子相关。屈原因失意而投身洞庭湖畔的汨罗江。洞庭湖内栖息着很多大鱼，人们往河里投掷食物，以免这些大鱼啃食屈原的遗骨。据说这就是粽子的由来。虽说这是把自古以来的习俗套用在了屈原身上，但人们对屈原的思念也可见一斑。

据说屈原曾向楚王提出过意见，但没有被采纳。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意见很有可能与制度改革相关。屈原掌管祭祀官，其立场要求他要尊崇传统秩序。站在这种立场上的屈原居然要求进行改革。如果这是事实，倒也是件值得研究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个传说影射出了人们想把楚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楚王没有采纳屈原意见上的想法。给这个传说添加上制度改革这一亮点的，应该是进入近代之后的见解了。

《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了屈原向楚怀王进谏的故事。这段谏言在《楚世家》内则是昭雎说的了。注释上注明了两个人就同一件事情进言，所进谏之人是楚怀王，他与屈原一样，同样都是“反秦”的象征性人物。这是因为这段故事被摆到了象征性的位置。

楚怀王中了秦国的圈套，前去会见秦王，最终被生擒并软禁了下来。此事发生于公元前297年。如果只看这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讲愚蠢的楚怀王掉进秦国圈套里的故事。然而，如果把前后的来龙去脉都连贯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在前面讲过孟尝君的“合纵”是公元前298年促成的，此后形成了秦国无法走出函谷关的局面。此次“合纵”是由三晋（韩、魏、赵）组成的，楚国是局外人。在这种状况下，秦国以割地相让为诱饵要求会见楚王。楚怀王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前往秦国，结果被擒。这使楚王变成了一个愚蠢的国君。不过，事实上君主之间相互会见是有先例的。所以，既然由秦国提出要求会面，楚怀王也就毫无防备地应邀前往了。结果，秦国突然扣留了楚怀王，将其软禁了起来。

楚怀王设法逃亡，逃到了赵国，却被赵国遣返给了秦国。公元前296年，齐国、宋国以及中山国都加入了“合纵”的队伍，楚国仍旧没有参加。楚怀王在软禁中死去，其遗骨被运回了故国。这时楚国太子在齐国。齐国向楚国提出条件，只要割让土地就放太子回国。事态变得非常紧迫。由于这个原因，后来齐国和楚国一直都没能建立同盟关系。

楚国国内局势也是非常严峻。楚国答应割让土地，委派一个叫做屈署的人物出使齐国，于是太子终于能回国了。楚国又派人去曾为夙敌的秦国，搬来援兵。齐国知道了楚国有援军之后才放弃了要挟，没再要求割让土地。这时回国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屈原列传》中记载说屈原与这个顷襄王关系不合，并讲屈原曾经批判过顷襄王及其亲信对秦国张仪的处置过于宽大。不过，记载同一个故事原委的《战国策》中却没有屈原的名字。因此屈原与楚王关系不合一说可能是后来编进去的。

作为公元前278年楚王准备向东部的陈（最后称为陈郢）迁都时的事件，有文章介绍说当时楚国还保有湖南部分（黔中、巫郡部分）和东方。屈原自尽的地方是在洞庭湖的汨罗江，所以他很有可能是被委派去管理湖南的人物之一。如果屈原受命管理湖南，而湖南最后还被秦国攻下了，这不仅意味着屈原逃向东方是极其困难的事，同时也意味着楚国连这个地方也失去了。屈原就是这样葬身于秦国的征服战争之中。

在匡复楚国这一口号下，屈原变成了英雄。众矢之的便是秦国。楚怀王因这个秦国的“无耻”计谋而客死他乡。这样，楚怀王也成了抗秦的标志。所以，向楚怀王进谏的人物就被改写了，后人把这个人物改成了屈原。这就是顷襄王与屈原不合一说的发端。

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

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的“合纵”

以上分别围绕楚、秦、齐、宋及越国讲述了这五国的故事，但他们之间都缺乏相互间坚守信义的常识。这里就导致出现相互不信任的连锁反应。时而还会出现轻举妄动的人物，不过，这只占少数。这些国家如果被他国支配，其反抗也是极其激烈的。这就是本书再三提到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传统性走向，其背后所隐含的就是对他国的强烈的敌忾情绪。

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存在的。正因为存在，国家间的连衡才能得以成立。然而，这个连衡没过多久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发挥作用，如能让时间停滞不前的话，从提倡人类信义角度来讲，是值得赞赏的。

公元前262年，自从秦国攻打韩国并夺取野王之后，位于韩国野王之北的上党与韩国大本营之间的联络就被截断了。由于上党的看守冯亭向赵国求救，赵国就封冯亭为自己的封君（华阳君），并将领土编进赵国版图之内了。赵国派廉颇将军前往救援。赵国和秦国对峙于长平。公元前261年，楚国顷襄王驾崩，由考烈王即位，把州地割让给秦国以达成和谐。公元前260年，一直与秦军对峙的老将军廉颇被年轻的赵括替代，开始由赵括统率军队。由此形势骤然转变。赵括中了秦国白起的圈套，死于战场。数十万赵兵虽然投降秦军，白起却把所有人都活埋了，赵国前后损失了四五十万人。

秦历公元前259年，赵历公元前260年，秦军终于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此时，齐、魏两国协助秦国攻打赵国，齐国攻取了临鼠，而魏国也攻取了伊是。可是，魏、楚两国见邯郸没有降服之意继续坚持镇守，就派出了援军。因为，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采纳赵国平原君的建议，成功促成了合纵。

此时，秦国早已支配了楚国的旧地—湖北和湖南，甚至其领土已占据了大半个天下。要么对抗秦国组织合纵，要么与秦国联手进行连衡，这已成了关键所在。

这时，魏国的信陵君不顾魏王之意，为促成合纵奔波于各国间。理应辅佐魏王的他却成功促成了合纵。

其实魏王只是口头承诺派去援军，本打算让援军在半路就停止。这是因为秦国向他施加了压力。信陵君无视这个命令，将援军派往合纵的军队中去了。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信陵君获取了赵王的信任。不过，他与魏王之间也断绝了关系。

赵魏历公元前258年的最后三个月，秦楚历公元前257年的头三个月中的某一月，秦军被合纵军打败，损失了无数官兵。齐、韩两国也派出了援军。在秦军形势不利的状态下，白起因罪而死。秦国不得不放弃围攻邯郸。

这时，在救援赵国的口号下成功促成了合纵。这件事情对秦国而言虽说是短暂的，却也成了秦国一时的重创，致使秦国在战略上陷入困境。此后的十年，魏国的信陵君在赵国得到重用，于公元前247年促成五国合纵，以此防范秦国。

人们把上面讲到的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以及孟尝君称为“战国四君子”。虽然孟尝君时代秦国还不是唯一的强国，与其他三君相比，孟尝君所处状态有所不同。但这四君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促成对抗秦国的国家联合的功臣。后人论之为尊贤养士。

春申君与吴越之地

自公元前329年以来，越国的大本营处在楚国的管控之下，不过反抗运动并未停息。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讲述。接着，越王投奔齐国，移居到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琅琊，并以此地为新的根据地，准备伺机夺回失去的领土。这在前面也有讲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元前279年楚国将都城向东迁移之后，对这片越国土地的控制才开始走上正轨。楚国忙于维持宋国和越国的治安而顾此失彼，使湖北受到了攻击。同时，湖南也受到攻击，最终不得不把都城迁移至东方的陈。不久，又被秦国夺去了湖北、湖南。楚国失去大本营之后，无奈将兵力集中到东方，最终成功平定了吴地。

被委任管理支配吴越之地的便是春申君（
参考图26
）。

春申君于公元前263年出任楚顷襄王政权的宰相（春申君相楚元年）。在其相楚三年（公元前261年，顷襄王三十六年）时，顷襄王驾崩，考烈王即位并改称元年。按照古老的惯例，上一任君主去世就要马上即位并改称元年（立年称元法。“立”指的就是即位）。但是，中原各国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方法，于前君主去世后第二年年初起改称元年（逾年称元法。“逾”指的就是越过。即位后过了新年之后再更元）。在楚国仍旧坚持使用着传统的立年称元法。由于前君主的之后一年和新君主的元年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因此考烈王元年就相当于春申君相楚四年。

合纵得以成功、楚国救赵是春申君相楚八年（秦楚历公元前257年，赵魏历公元前258年）发生的事情，趁此时机，此时楚国消灭了鲁国。大本营还在湖北、湖南的时候，由于需要向多方面增派军队，楚国未能实现此举，而此时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问题。这样的结果真是颇有讽刺意味。

位居山东琅琊的越国似乎也是在同一时期被楚国消灭的。吴越之地，即越国的旧地便丧失了山东越国这一反抗的象征。此后，楚国对越地的统治也走上了轨道。

公元前250年（楚考烈王十二年，春申君相楚十五年），春申君退还了授封的淮水以北的十二县，被委任管理吴越之地（春申君治吴元年）。由于春申君位居宰相之位，便使其子为假君前往封地。公元前241年（春申君相楚二十四年，治吴十年），春申君辞去宰相职位，前往封地吴。第二年，继从陈迁至巨阳后，楚国再次迁都寿春。

很久以后，项羽和刘邦拥立楚国义帝的时候（公元前208年），项羽作为西楚霸王将彭城定为都城（西楚），而将吴越之地（称为东楚）设成了义帝的大本营。也就是说，湖北、湖南由西楚监视。考烈王曾经统治的一带由项羽支配，而把湖北、湖南以及曾授权由春申君支配的一带划为义帝的畿内。

春申君的治吴（对被作为吴地的越地的治理）政策是一帆风顺。

不过，在楚国的都城寿春，反对春申君的势力逐渐强大了起来。在这股势力的背后，还有秦国的暗中支持。李园的妹妹是考烈王之后，他利用考烈王的死谋杀了春申君与假君。这是公元前237年（春申君恢复相职。相楚二十五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发生的事情。李园没有受到尊敬，很多人为春申君的死感到惋惜。

还有另外一说。起初李园极力想让其妹妹接近春申君，结果其怀上了春申君的孩子。李园的妹妹身怀有孕进入后宫当上了考烈王的王后。出生的孩子为幽王，实际上是春申君的孩子。至于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无从考证。

这个故事看其读解方式，不由得让人感觉这个幽王之后，越王（春申君）便取代了楚王。汉代的“南越”（“南越”是汉王朝对其的称谓。其自称为“越”）称“帝”（越帝）之后，其“帝”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楚国的制度。不过，国号继续为“越”。针对各种说法上的分歧，如果把春申君换成越王就能说得通了。不知道司马迁是从何处得来这个故事的。

秦始皇于公元前224年消灭了楚国。于是曾为楚王一族的昌平君即位。或许是由于汉代继承了秦国的记录方法，昌平君仍被记录为“昌平君”，而没有记成“昌平王”。君就是封君（战国时代隶属于各领土国家之下的诸侯）。待昌平君于公元前223年与项燕（项羽的伯父）一同战死之后，在越国旧地仍是“越君”即位。这部分也没有改记为“越王”。这位越君于公元前222年投降秦国。

前面曾讲过汉代不同阶段的越国都自封为越王勾践的子孙。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上面讲述的“越君”也同样自封为“王”了。

秦始皇的出生

实际上，说在任君王并非大王之子的故事在秦国也有流传。下面的故事非常有名。传说秦始皇的生父其实是宰相吕不韦。

秦始皇是作为庄襄王之子出生的。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这个庄襄王（名为）子楚，其母亲是夏姬，传说他的生活里缺乏情爱。子楚作为人质被赵国软禁。之后，秦国的宰相吕不韦接近他。子楚的父亲是安国君，是昭襄王的之子。安国君原为太子，因华阳夫人膝下无子，所以要从家族中找个人即位。于是，吕不韦讨好华阳夫人，用金钱买通关系，把子楚推上了太子之位。昭襄王去世后，由安国君即位，即孝王。子楚便当上了太子。然而，这位孝王即位后不过三日就去世了。从而，由子楚继承大王王位。这便是庄襄王。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传说当吕不韦得知子楚的存在后便讲到“奇货可居”（这个人好比贵重的财务，要囤积居奇）。

子楚对吕不韦的宠姬一见钟情，并纳为夫人。据《吕不韦列传》记载，此时吕不韦的宠姬早有身孕，是吕不韦的孩子。子楚作为大王即位（公元前251年）后，于逾年改称元年，更元四年（公元前247年）去世了。接着就由太子即位，便是秦始皇。因此，有人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孩子。据《吕不韦列传》记载，子楚的夫人是赵国豪门之后。由于秦国进攻赵国，赵国准备让作为人质的子楚及妻子负起责任，准备杀掉二人。不过，由于子楚的夫人是赵国人，所以在巧妙周旋后得以幸免。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在告诉人们：子楚夫人的娘家在赵国是名门望族。

假设子楚夫人是赵国的王族之后，那么秦始皇承继的就是赵国王族的血统。不过，据传赵国王族和秦国王族出自同一祖先。从同姓间不能通婚的原则来讲，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因同类理论备受诟病的还有《公羊传》中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鲁庄公。庄公的父亲是桓公。但是，鲁桓公的夫人出身齐国，并且经常与其兄齐襄公密会，最终还有了孩子。据说这个孩子就是鲁庄公。《公羊传》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给鲁国国君灭亡、齐国君也会灭亡的事情制造一个“形式”。

我们还能举出了几个类似的故事，“夏姬”就是其中之一。《公羊传》在赞扬齐国田氏的同时，还创造了诽谤齐国国君和鲁国国君的“形式”。齐国国君是田氏要消灭的对手，而鲁国国君有孔子在效命，但孔子后来又表态实际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而且，在自身血统根源的陈国国君当中，对于与自己的祖先无关的部分创造了一种“形式”进行诽谤。田氏的祖先陈厉公（前706年—前700年在位）的父亲是桓公，而桓公的弟弟就是陈佗。这个陈佗由于在蔡的领地进行通奸而被蔡人处死（《春秋》桓公六年）。厉公的弟弟是宣公，与田氏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宣公的曾孙是灵公，灵公与夏姬有性关系，而夏姬与很多人都有性关系。最后，夏姬之子夏征舒杀死了灵公（《春秋》宣公十一年）。《公羊传》是以灵公的儿子是夏征舒的脉络讲述事物。也就是说，在《公羊传》中，作为暗示陈国之灭亡“形式”，“夏姬”成了问题的象征性人物。

结果是，与此人同名的夫人就是庄襄王的母亲。在“形式”上虽然有主次之分，但是类同的故事被三番五次地搬出，创造了针对秦始皇的、近似《公羊传》的不祥征兆的“形式”。

前面已经通过孔子和刘累的传说讲述过《史记》创造出了汉王朝，尤其是汉武帝为至高无上的存在的“形式”。这里也展示了这个“形式”的冰山一角。在汉王朝，人们认为皇帝之位始于秦始皇，而且还创造了把秦国定为配角的“形式”。在这里还是把秦国因秦始皇而灭亡的事情给“形式”化了。

另一方面，赵国和秦国出自同一个祖先的说法在《史记·赵世家》和《秦本纪》的开篇部分都各有记载。其真伪虽然不可考，但这些故事都被用来诋毁秦国。

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这样—殷商末期有个叫蜚廉的人效命于商王纣，蜚廉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恶来和季胜。据传，恶来这一支后来慢慢发展成为秦国国君，而季胜那一支发展成了赵氏。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最后部分秦国先君的名字中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名字。所以，说秦国和赵国有相同祖先的说法，很可能是后来人杜撰的。不过这个故事中秦、赵两国虽然拥有同一个祖先，而那个来自赵国的母亲却生了秦始皇。

如果秦始皇真是庄襄王的孩子，则会变成他是拥有相同祖先的庄襄王与夏姬的孩子。但如果所幸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父亲就不得不是吕不韦了。如果仔细阅读就能知道，其母是赵国豪商之女，但对于好刨根问底的人而言，这可能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了吧。这个故事其实还有这样的下文。秦始皇死后，长子扶苏被杀，由其弟弟胡亥即位。背后主谋就是赵高。秦二世胡亥对赵高处处相让，就像对待父亲一样。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赵国的影子。后来秦二世也被杀害，即位的就是秦三世（子婴）。在秦三世执政期间，秦国走向了灭亡。

东方各国的灭亡

正如上文所述，与秦始皇出生相关的故事充满了浓厚的以诽谤为目的的夸张和编造的内容。因此此类传说是需要区分讨论的。

秦始皇在位期间是以昭襄王打下的领土遗产为基础而迅速奔向统一大道的时代（参考图46）。

公元前231年，从赵国到秦国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地震，据说赵国的伤亡比较惨重。秦国发现赵国局势混乱，就派兵消灭了韩国。公元前230年韩国被消灭。除掉后顾之忧之后，秦国转而向北发兵，攻打赵国。公元前229年攻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并捕获了赵幽缪王。王子嘉在代自立为王。这就是代王。

公元前226年，燕国都城陷落，王喜逃向辽东。

公元前225年，秦国消灭魏国，捕获了魏王假。

公元前224年，秦抓获了楚王负刍。王族昌平君自立为王继承王位。这个楚国也于公元前223年被消灭。在吴越之地更是由“越君”自立为王。这个国家也于公元前222年被消灭。

公元前222年，秦消灭了代王嘉和辽东的燕王喜。公元前221年，秦消灭了齐国，天下统一。这时，卫国也被消灭。

这样，秦国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然而，统一大业完成的过程中死了很多人，留下深深的积怨。杀掉秦始皇—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广为流传的就是关于刺客荆轲的故事。

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意前去秦国拜见秦王。献给秦王的礼物是亡命者樊於期的首级。勇士秦舞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随行其后，但由于害怕变了脸色，瑟瑟发抖。荆轲走上前制止了秦舞阳，经同意代他把礼物呈献给秦王。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全部展开后露出了匕首。这是天下最锋利的匕首，上面浸着毒药。荆轲乘机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拿着匕首去刺秦王。没有刺到，秦王非常吃惊，挣断衣袖仓皇逃掉。拔剑，但剑插得太紧而且太长，没办法抽出来。按照秦国的法律，在殿上侍奉的群臣，不能带任何兵器。群臣非常吃惊，大家都失去了常态。这时，秦王的御医用他手里的药袋扔向荆轲，荆轲受阻。秦王绕着柱子跑。左右大臣终于回过神，都提醒说：“大王快把剑背在背上！大王快把剑背在背上！”于是秦王拔剑刺向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荆轲伤残倒地，就举起匕首投向秦王，没投中，秦王又砍杀荆轲，荆轲自知事情不能成功痛骂起来，秦王的左右大臣匆忙上前阻止。

荆轲一行临行时就已做好了死的准备。燕国国境有易水流过，荆轲在告别时所吟唱的诗句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第八章

战国时代的学术

诸子的虚实

诸子的出现

前面就“战国时代”这一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一名称做了过度解读。

事实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战争便持续不断，一直被公认为是太平盛世的夏、商、周三代，实际上也是战乱之世，与人们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相去甚远。

除了这种空泛的说明外，我们还必须就战国时代的独特性进行论证。

首先，由于春秋时代中期以后铁器开始普及，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铁器的普及使得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城市不断增多，并且导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变。在过去，自周王朝留传下来的文字一般通过文字记录者“史”来发挥作用，通常被用于城市国家互相之间缔结协定等场合，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却开始成为地方与大国中央沟通的工具。伴随城市国家的灭亡，中央开始派遣官僚统治各地，与此同时“史”也被重新洗牌，变成了隶属于中央或者地方的官吏。随着由官僚主宰的文书行政的不断发展，作为其支撑的法律整备（律令的编撰）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春秋时代是“史”的时代，“史”是主管祭祀的官员，负责文字记录。但是战国时代却成为官僚的时代。“史”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支撑文书行政的官吏或者属吏。在战国时代的官僚当中，出现了一批掌控国内舆论的人，这便是“诸子”。

诸子百家的假象

有一种说法叫做“诸子百家”，这种理解认为诸子们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

上文我们刚刚提到了官僚统治地方的开始以及诸子的出现。由于新统治体制的确立，各国的“史”便被重新编排，作为祭祀官的“史”的时代结束了。

所以，诸子的理论是无法追溯到祭祀官“史”活跃的时代的。诸子论述“天下”的理论是以官僚统治为基础的，是在战国时代形成并纵横天下的。九、六、八，天、地、人，阴阳五行，周易，都是战国时代形成的理论，关于它们的渊源可以分别进行追溯，但它们形成诸书当中的“形”是在战国时代。因此，虽说可以将诸书的理论作为战国时代诸子的理论来研究，但是却不能将其追溯到春秋时代。

诸子的理论当中有一部分是到了汉代才形成我们如今所见的样子，所以有时我们需要把它们作为晚于战国时代的理论来研究。

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诸子理论有很多是与历史相关的，其中必然会涉及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的话题。在有关这些话题的记录当中明显地体现出了战国时代观点的色彩。所以，如果把这些记录作为历史事实，囫囵吞枣而不加探究，那便会对诸子的观点产生一定的误解。

战国时代的记录，通常采取在简单的记事当中穿插会话的形式，会话直接体现出了其成书时代—战国时代的样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电影和电视当中看到的古装剧，无论它们是多么忠于史实，其会话采用的仍然是现代语。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古装剧对于时代的考证也并不是非常严密。

如果节目本身是以追求收视率为目标的，估计制作方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行时代考证吧。

所以在史书记录当中不能使用明显带有后世特征的材料，对于直接引用后世言论的会话部分，读者更不能未加分析而全盘接受。

此外，在承认战国时代创作出了许多著作的前提下来论述诸子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否妥当也有待商榷。

比如，关于诸子百家，我们一般都认为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阐述各具特色的观点。

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这种理解都是在宋明理学这一学问体系下展开的。这也是天下的士大夫们，即科举官僚们把诸子学说作为自己学问的先驱而形成的理解。这种观点对于朝鲜李氏王朝以及日本江户时代对诸子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到了很久以后的东汉时代，又产生了与此迥异的理解。

东汉的王充认为：孟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上，荀子阐述的对象是中人以下（《论衡·本性篇》）。东汉时代的观点在《汉书》的（成书于东汉，总结西汉的史书）《古今人表》当中有所体现。《古今人表》当中将古今之人分成九等，即：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如果将这九等归纳成三大类，那便是上人、中人、下人。王充认为，孟子是对中人以上进行阐述，并认为其性善；而荀子是对中人以下进行阐述，认为其性恶。按照这种观点，道家阐述的仅限于上人，而法家则是着眼于如何管理下人（彻底执行的话也能把上人包括到其中）。如果从着眼阶层的不同来考虑，可以认为诸子的学说是互相补充并共存的。

王充关于上人、中人、下人的论述也告诉我们，以往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同样是对人性的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孟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上，而荀子着眼的是中人以下，他们注重的阶层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这两种学说也可以并立存在，也就是“分栖共存”。

刘向、刘歆的诸子理解

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对于诸子的理解，可以说是将“分栖共存”运用到官僚制度当中进行论述的典范。他们认为诸子论述的对象是互不重复的，因而得以共存。

刘向、刘歆的观点在宫中的藏书目录《七略》当中有所体现，之后被《汉书·艺文志》继承下来。在汉代以前，一般将诸子总结为“十家”，《艺文志》将这十家做了进一步细分，形成“诸子一百八十九家”。这十家指的就是：儒家（司徒之官）、道家（史官）、阴阳家（羲和之官）、法家（理官）、名家（礼官）、墨家（清庙之守）、纵横家（行人之官）、杂家（议官）、农家（农稷之官）、小说家（稗官）。

之所以将儒家称为司徒之官，是由于司徒是相国、丞相（宰相）的别称，是统领百官的存在，也就是指代官僚统治的意思。之所以将道家称为史官，是由于史官精通天文、熟知天地自然之理，而道家所论述的也正是天地自然之理，两者是相通的。之所以将阴阳家称为羲和之官，是由于传说羲和是驾驭太阳的神，从而太阳也就代表了上天的秩序，这也反映出了他们想通过阴阳五行来解密天地之理的事实。之所以将法家称为理官，是由于“理”含有道理、整饬、裁决的意思，也就是指法家的职能便是掌管裁决。之所以将名家称为礼官，是由于掌管“礼”的人必须考虑文章的制作，这也体现出了名家的名称与其实际职能的关系。之所以将墨家称为清庙之守，是由于《清庙》是祭祀清明有德者的乐歌（虽然这是虚构的理论，但他们仍然相信）。这大概是因为有人愤慨周代充斥着这些虚伪虚饰的东西。所谓清明有德者指的就是周代的始祖周文王，在周文王时代虚伪虚饰还是没有出现的。之所以将纵横家称为行人之官，是由于行人是掌管接待宾客之礼仪的，行人之官这种叫法也反映出了纵横家自己进行游说或者掌管说客的职能。之所以将杂家称为议官，是由于议官是负责进谏（谏言）的官职，这也体现出了杂家将各种意见加以取舍并上呈的职能。之所以将农家称为农稷之官，是由于农稷是掌管农业的（稷是谷物之神）。之所以将小说家称为稗官，是由于稗官是掌管记录正史遗漏事迹的，而稗则是细米、巷间传闻的俗称。这也体现出了小说家搜集巷间杂闻的职能。

在上述十家当中没有提及兵家，《汉书·艺文志》认为兵家是出自掌管军队的司马之职，而数术者则是出自“明堂（举行仪式的地点）羲和（如上所述）史卜（掌管礼仪的官职）之职”。

这些称呼都是以官僚制度为前提，通过简洁的表现体现出了诸子的区别。诸子学说归根结蒂都是论述统率百官的王者或者天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也是诸子学说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各类学说进而“分栖并存”。

再重复一下，如今的宣传一般都只注重强调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各样的学说，而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以及东汉的王充等对此均持不同观点。这种认为诸子百家倡导的是各种不同学说的观点，是在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以后、更直接地讲是明代以后的学者们对于诸子的理解。

科举官僚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政治思想的主流被儒家占据已久，所以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各类学说的“分栖并存”，而是如何综合性地看待各类学说。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各类学说便被分为：作为他们自身学问的先驱而被久经讨论的儒家、道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除了儒家、道家外，关于其他流派他们虽然也感兴趣，但是这些与他们自身的渊源并没有关系。这些流派只不过是已经消亡的过去的思想流派。即便是在论述儒家的时候，他们头脑中也没有“分栖并存”的观念，他们认为孟子和荀子论述人性是善还是恶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

即便是采用明代以后的理解来研究诸子并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们还是无法很好地说明诸子在各国的活动及其以后衰亡的过程。而如果采用“分栖并存”的理论则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正是由于“分栖并存”，各类学说才得以共存；而后来时代的发展不再需要这种“分栖并存”，而是要求综合性的探讨，所以许多学说也就随之衰亡了。

也有些学说的衰亡与“分栖并存”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们论述的对象与城市、领土国家和天下有关。与城市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即便仍属于诸子学说，也已经衰败；而与领土国家相关的学说，到了讨论天下的统一帝国时代也自然衰落了。

许多诸子思想是在帝国秩序确立的过程中逐渐衰亡的，最终只剩下了儒家和道家。

在帝国秩序确立之前，历史处于多个正统并立相争的时代，各个正统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便纷纷对于己有利的学说采取了保护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不断萌生，“分栖并存”，支撑着各个国家的秩序。并且，在各个国家它们支持的正统也是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孔子的定位。比如《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其中除了部分内容反映的是城市国家时代的样貌外，大部分内容都是以领土国家时代的秩序为前提的。前者反映的是孔子的时代，而后者则是反映多少代后的孔子的后世弟子们所处的时代样貌的。

孔子的弟子们在各国是如何大展身手的？既有任他们发挥所学的国家，也有让他们无法施展拳脚的国家。但是由于一般都认为孔子是圣人，所以如何利用这一历史圣人或者如何贬低他，这也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前文当中，关于孟子和荀子，我们介绍了汉代“分栖并存”的理论。该理论归结到底只是汉代的认识，孟子是在齐国大展身手，并且到过魏国；荀子是赵国人，在齐国求学，在楚国受到重用。他们施展抱负的国家不同，时代也不同。所以讲“分栖并存”并不是说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并存，而是指他们在各自活跃的空间必定经历过与其他学说“分栖并存”的状态。

战国时代的宇宙观

被埋没的关于天地创造的神话

正如前文所述，战国时代是诸子的时代。诸子们分散于战国时代的各国，而且各国倡导的学说都是不尽相同的。

各国的独特主张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一直存在，所以是不会轻易消亡的，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这些主张仍然存在。所以在秦始皇去世后，天下立即大乱，旧王国们纷纷复立，其首领虽然未必是王族，但都打着复国的旗号。即便是在项羽刘邦之争结束之后，这种地域主义仍然存在（虽说是地域，指的却是和日本、韩国一样大的国家）。

虽说各国都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但也有些理念是共通的。究竟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则必须分别进行讨论，否则很难理清。

近年来，出土文物不断增多，战国时代的文献也出土了许多。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文献之一便是湖北省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郭店楚简）。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大一生水”的文章。

大一也写作“太一”，其记载的内容如下：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原文缺失，似乎缺“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釳热（冷和热）。釳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是以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釳热之所生也。釳热者，四时者□□□□（原文缺失，似乎缺“所生也，四时”），阴阳之所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

这里讲述的是天地起源的神话。宇宙的根源是大一，从大一又生成了天地。这个神话的特征是：首先从大一生成了水，水辅助大一进而形成了天，天又辅助大一生成了地。这种说法以前闻所未闻，是一种已经消亡的说法。

笔者认为，该神话最初的部分可以通过蛋黄、蛋白和蛋壳的关系来加以说明。大一便是蛋黄，从这个相当于蛋黄的大一当中生成了水来包裹着大一，这就好比水样的蛋白包裹并保护着蛋黄。接下来相当于蛋白的水辅助相当于蛋黄的大一生成了相当于蛋壳的天，作为蛋壳的天辅助相当于蛋黄的大一在蛋白的中央生成了地。最后生成的地，从蛋黄、蛋白与蛋壳的关系来看是无法目测到的，所以也是最后说明的。天虽然作为壳而存在，但却是昼夜不停地运转，所以壳便是天。

这种说明虽然非常有趣，但却没有成为天下共通的理论，而是楚地独有的神话，随着楚国的灭亡，这个神话也一同消亡了。

不过“大一”本身却流传了下来，被用于其他说明当中，与天地创造脱离了关系。

大地浮于水

郭店楚简出土的一带位于战国时代楚都郢的北部。这一带原本是秦国领地，秦国的文字比较方正，而楚国的文字则是比较圆转的。郭店楚简的文字是以楚体写就的，所以应该是楚国的官僚或者他们的后裔所作。

目前比较有力的说法是郭店楚简写成于公元前300年，但对此各方仍然争论不休。

比郭店楚简稍早时期—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时期的遗物，在曾侯乙墓当中被发掘了出来。该墓同样位于湖北省，墓主人是曾侯，也就是曾国的君主。不过，由于曾国是楚国的属国，所以受楚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其出土的文物当中有许多都来自楚国，而且从该墓当中还出土了一座青铜编钟（彩页图九），编钟上刻有关于公元前434年的铭文，据此人们可以推测出墓主人所在的大致年代。而且，这座青铜编钟也是从楚国传过来的。

从这座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彩绘衣箱，其中一件上绘有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休息、传说中的人物后羿搭弓而立的样子。根据《淮南子·本经训》以及《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的内容来看，这里描绘的是战国时代关于尧所在时期的传说。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传说：传说当时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每天一换，轮流东升西落，然后穿越地下再回到东方，它们每天沐浴之后便在扶桑树上休息。可是有一天却出了差错，这十个太阳一起出来了，于是大地便被烤得焦灼不堪。为了拯救生灵万物，天帝便命令后羿射落了其中的九个。一般认为可能是信奉一个太阳的部族打败了信奉十个太阳的部族，所以才创造出了这样的神话。而信奉十个太阳的部族就是商王朝，信奉一个太阳的部族则是周王朝。不过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十个太阳的神话当中，提到太阳每天经由地下回到东方。

在继承了太阳每天穿越地上地下这一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加上有关天地生成的说明，再来说明是谁创造了天地，于是就形成了上文中“大一生水”开头部分的内容。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大地漂浮于水之上的想法，大概是从掘井汲水受到了启发吧，所以才会认为地下充盈着无尽的水。

大鹏的传说

《庄子·逍遥游》开头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北冥有鱼，南冥天池，这与大地浮于水上的想法是相通的。

而且，《逍遥游》展现的场景非常壮观，仿佛是从九霄之上展望大地，有些想象与“蓝色的地球”非常相似，此外文中还提到“风在其翼下，苍天在其翼上”。

汉代的占星盘（式盘）也是从上方俯视“苍天”的，在方形的大地上坐落着圆形的天，之所以是圆形的天，也正是由于是从天的外侧来观察的缘故。天上的星座也并不是从地面上仰望看到的位置关系，而是从极高之处俯视看到的，视角是由高向低的。

俯视苍天

将蛋黄比作大地、蛋白比作苍天或者托起大地的水、蛋壳比作天盖，就会有两种视角来观察蛋壳，一种是从外面看，一种是从里面看。

苍天绕着轴不停运转，这个轴便是地轴，穿越大地的中央。从北边来看，天的壳是向右转动的，在壳的中间位置悬挂着太阳，整个壳上布满星星。太阳终年在壳上移动（人们看到的仿佛是这样的）。太阳移动的路线被称为黄道，壳整体也在转动，太阳周转一圈回到相同位置就恰好经过了一天。

随着壳的转动，就会形成一条从地的正东到正西的线，这条线便是天的赤道，在赤道附近散布着具有代表性的星座。

为了将壳（天盖）与地上的方位相对比，从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期时开始，人们以天极为中轴将壳划分为几部分。并且开始从外面观察壳的各个部分，通过与地上的方位进行对比来确定天的方位。

前文提到的关于大鹏的传说，也讲到大鹏背负苍天，所以这个传说应当是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

天与地都被设定了相应的方位，地被分为十二个方位并设定了相应的十二支。正北为子，正南为午。这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设定的。将天的壳与地的方位进行比较时，给壳也设定了十二支。为便于比较，天的方位也和地的方位一样是按照顺时针方向设定的。

基准方位则参照了冬至黎明前东方所现的代表性星座的方位。所谓顺时针方向，是指站在地上的顺时针方向，或者说从北极上方看到的壳是按照顺时针方向划分的方位。

恒星是附在壳上显而易见的，但行星看上去似乎逐渐偏离了壳（所以才被叫做“行”星）。木星也从壳上逐渐偏离，如果将壳划分为十二个方位，那么木星大约每年偏离一个方位，大约经过十二年才能回到起始位置。由于通过观察木星便可以得知经过了多少年岁，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岁星”。可是天壳的转动，从北极之上俯视来看却是逆时针方向的。由于天壳的方位分配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的，这样一来便与天壳的转动方向相反。由于两者的冲突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左右开始，古人创造出了一颗与木星运转方向相反的假想的“行星”。这颗星被称为“太岁”，太岁的别名又称为太一、天一等。上文中提到的大一，到了后来便化身成了这颗星，大一载船移动天的说明，也正是与太岁相联系的结果。这种太岁的观念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了下来。

通过与太岁相比较，可以看出：上文提到的已经消亡的“大一生水”神话，是在太岁创造之前的时期形成的。

周易的方位设置

刚才我们讲过了十二方位，周易采用的却不是十二方位，而是八方位，详细说明如下。

上文中通过蛋黄、蛋白与壳的关系来解释宇宙，如果我们将这个鸡蛋横切开，将其横切面加以重叠便可以形成这八个方位。

一种切法是横断面包含北、地轴、南，从西侧观察得到的截面图。另一种是切法相同，但却是从南侧观察得到的截面图，如图47所示。

原本八方位就比十二方位更加自然，人根据自身首先区分出前后左右，这便是四方位。再将四方位一分为二，便自然形成了八方位。但是如果要形成十二方位，那便必须将四方位一分为三，这就多少有些自作聪明的意思。

47 周易中的八方位
周易将阴、阳加以组合创造出八卦，八卦互相组合又生成六十四卦。将八卦对应八个方位时，将蛋黄比作大地、壳比作天球形成宇宙，然后将宇宙南北纵切，从西侧观察天地正如左下图所示；同样，将宇宙东西向横切，从南侧观察天地正如中下图所示。左下图极的位置设为乾（天），太阳最靠下的位置设为坤（地）。中下图满月（水之精）位置分配为水，太阳（火之精）的位置分配为火，其他各方位适当分配

将上文说明中使用过的鸡蛋，再次用其横切面来说明八方位，虽然例子重复，但是构思却是崭新的。这种构思形成的时期与“大一生水”形成的时期大致相同。

《左传》采用了木星纪年法，也就是利用木星大约每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特征形成的纪年法。从木星的位置来推测，当时处于公元前353年到公元前271年这83年间，所以木星纪年法应该也是在这83年间创设的。这也正是“大一生水”传说形成的时期。

《左传》中也隐约可见利用周易八方位进行原始分析的影子，这也与根据木星方位推测出的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吻合的。

科学技术

木星纪年法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天象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木星纪年法为基础，又形成了新的历法。在前面也曾经说明过，从某年冬至到次年冬至恰好经过365又1/4天，76年便是940个月，总天数是27759天。这76年间，每月平均天数为27759/940日，也就是29又499/940天。如今我们所说的一年（一太阳年）大约是12.368个月（940月/76年）。

关于历法的详细计算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在前文中我们也多次提到过，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铁器逐渐普及开来。铁器最初在西亚以锻铁的形式出现，先以较低的温度炼成较软的铁块，然后加以锻造形成铁器。中国大致也是以类似的技术开始生产铁器，但是后来不久，中国人便在锻铁时加入碳，成功地以较低的温度将铁融化。于是，铸造铁器便成为主流。

锻铁富于延展性，但缺点是较软。铸铁比较硬，但缺点是较脆。具备两者中间性质的是钢，在之后不久，钢的生产也开始了。

虽然说是比较低的温度，但是铸铁的问世还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为此工匠们还专门研究制造出了鼓风炉，鼓风炉状似大鼓，所以用鼓风炉铸造出的铁也被称为“鼓铁”。

在战国时代，青铜器成了配角。在春秋前期，通常是先细致地做出模型然后进行生产，但是从春秋后期开始，人们开始使用模具大量生产相同花纹的青铜器。到了战国中期，甚至出现了先用蜡制作模型，然后再将其置换成青铜的做法。虽然在视觉效果上，青铜器越来越精致，但实际上其制作工艺却是越来越简化。一旦大量生产走上了正轨，许多器具的制作便也马虎了起来。

由于古人发明了用青铜和铁制作出了针，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与穴位相关的知识也不断细分，刺激穴位的导引术（现今太极拳的始祖）和针灸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

支撑战国时代学术的文字

《说文解字》讲述的书体

下面，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支撑战国时代学术的文字。汉字的书体分为篆书、隶书、楷书（今隶、真书）、行书、草书等。其中，除了篆书和隶书外，其余的都是在汉代以后才形成的书体。开始人们将文字记录于木简之上，后来到了汉代，人们发明了造纸术并不断加以改良，于是用纸张写字便逐渐普及开来。

东汉时期，许慎创作了《说文解字》一书，书中前言部分采用的是篆书，作者还对篆书做了说明。指出篆书是秦始皇将以前的文字加以删减改良而形成的书体，因此作者将秦始皇以前的书体称为大篆，秦始皇时期创作的书体则称为小篆。

隶书以及由其发展形成的楷书，除了笔画的方正程度外，基本是相同的。两者都是较为方正的字体，而篆书的笔画则比较圆转，即便将篆书写得方方正正，也无法成为隶书。

行书是比楷书随便的字体，而草书则是将楷书的笔画加以大胆省略，草率、迅速写就的字体。

长久以来，人们都是根据《说文解字》来论述篆书，将篆书与后代的书体做比较，认为小篆与隶书之间的笔画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近几年出土了秦朝以前的文字，而且还出土了许多汉代的隶书资料，经过对比人们发现：许多篆书似乎就是将方正的隶书笔画加以圆转而形成的。所以除了字体是方正还是圆转的外形区别外，仅从笔画数的差异来研究篆书和隶书，是无法将两者区别开来的。为此，我们下面将根据字体是方正还是圆转来对篆书和隶书进行说明。

《说文解字》认为大篆是周宣王时期史籀所创，并将其称为“籀文”加以介绍。书中把经书体等书体作为古文，与籀文分开进行了介绍。《说文解字》对历史的认识沿袭了战国时代以来的观点，认为经书是孔子所作，《春秋》传为左丘明所作。不过《说文解字》创作的依据都是战国时代的资料，所以在对其进行探讨的时候，最多只能追溯到战国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一书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对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毫不关心，只把周代作为天下的王朝来记述。

《说文解字》关于书体的见解，奠定了历代书体观的基础。但是，我们参照实际字体来看的话，得出的结论却与这种书体观完全不同。

殷商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金文，周代的文字有金文等。到了春秋时代，金文呈现出了地方特征，再后来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开始，行政用的书体形成。下面我们对此进行一下说明。

战国时代的文字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在施行统一政策时，对文字也进行了统一。既然对文字进行了统一，那就说明之前使用的文字是各不相同的。将该记载用事实加以说明，便形成了图48的文字统一图。

可是，这个图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每个国家都在一直使用图中列举的文字，那么这个图便毫无意义。而且，从收集来的各类资料来看，如果文字使用的场合不同，则文字的风格也截然不同。即便是用于同一场合，如果承载文字的材质不同，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

如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上述图中列举的齐国文字是别字。

刚才提到了文字风格的问题，严格来讲，注重部首构成的是“字形”，将篆书、隶书等加以区分的是“书体”，在同一书体下展现出的每个人的差异等则是“文字风格”。

48 所谓的秦始皇文字统一图
这些字乍一看仿佛是统一了各国的文字，但字的来源却是章（印章）、竹简以及青铜器。各国用的材料各有不同。而且，这些字究竟是来源于哪个国家，标准也并不明确。事实上，通过对战国时代各国的材料进行清查发现：各国用于青铜器、章、货币、竹简、帛书的文字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这里列举的字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所以，这个图展示出来的文字统一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文字的统一应当是包括各种多样性在内的、将各国竹简文字用秦国的隶书加以统一。带*标志的是存有争议的字，有人认为是别字（聿）

再将话题转回来，上图总结了天下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字，事实上，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当中也能找出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字。

是刻在石头上的字，还是铸在青铜器上的字？是刻录的字（在战国时期发现了用于将字刻于青铜器上的铁器），还是铸入货币的字，抑或是写在竹简上的字？根据场合以及时期、工人的构成等的不同，文字风格也迥然不同。

上图所用文字虽然是各个国家的代表文字，但也只不过说明：由于场合以及时期、人的不同，造成文字的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并不能成为证明文字统一的图。

那么，在历史上文字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如何统一的？

在前文当中我们也讲过，汉字在商王朝开始使用，被周王朝继承，到了春秋时代又被传播到了各国。从商王朝到周王朝，统治阶级独占了文字的使用权，所以并没有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即便如此，在商王朝和周王朝创作的文字当中，也可以看出有多种不同的文字风格。

春秋时代刚开始继承周王朝汉字的时期，也并没有形成各国独特的文字风格。越国等创造的鸟篆书体除外。鸟篆是将从西周继承的金文书体的笔画末端加以延长而形成的，再附加上以鸟形为主的装饰成分，所以得名“鸟篆”。看上去鸟篆与金文完全不同，但如果将鸟状装饰部分去掉，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刚刚继承来的西周金文。

还有一种例外是为了着重强调本国的传统，不愿与周代文字雷同，所以特意创造出新的汉字。当然，这种文字也不是仅仅创造国拥有、别国一定没有的，也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文字互不相同。

此外，在刚刚继承了汉字的时期，由于使用上的不习惯等原因造成写出的文字风格也有差异。当然，这种不太惯用的字并没有一直被使用下去。

由于汉字是通过师承关系流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也有个人的差异。在同一语言“工房”中一般是不会产生个人差异的，但是商王朝和周代都有许多“工房”。也有很多不太惯用的字。根据城市和工房的不同，含义相同但字形不同的汉字也在各地分别流传开来。意思相同但表现不同的说法也逐渐形成。到了战国时代，这些城市和工房都被收归中央直接管辖，这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也被集中到了中央。这样一来，到了战国时代，便形成了前代流传下来的多种文字风格和说法混杂存在的局面。

秦为了展示自己的特殊性而创造的书体

领土国家推行文书行政，将天下的小国分别消灭，取而代之设立县进行管理。这种文书行政使用的文字与以往祭祀用的文字大不相同。

祭祀用的文字一般会花费很多时间写成铭文，巫术的色彩非常浓，字的笔画也很复杂。文书行政用的文字更加注重传达机能，有时还需要写很多字，所以它的文字笔画自然就会逐渐简略。

在文书行政用的文字出现以后，汉字开始出现分场合使用的不同书体。一种是祭祀用书体，笔画比较繁琐；另一种是文书行政用书体，笔画比较简略。笔画省略的情况根据时期不同也有所不同，所以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如果所处的时期不同，所用汉字的省略状况也不尽相同。

简略字通过天下的交通网络传到了各国。由于祭祀用文字采用的是传统的金文书体，所以在各国并没有出现太多差别。虽然有时候这种传统书体也会受到简略字的影响，但终究没能形成各国独有的特征。

然而，在本书中也曾多次提过，有国家将其制度的独特性反映到了文字上，这个国家便是秦国。秦国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创造出了特殊的文字，这就是隶书。

自西周金文以来，文字笔画都是以圆转为特征的，这便是篆书体系。在战国时代，不只是祭祀用文字，即便是行政用文字采用的也是篆书的一种，其笔画都比较圆转。然而，秦国行政文书采用的则是特殊的方正体文字。

墨和毛笔的改良也促进了这种方正文字的扎根。其他国家所用的墨大多比较浓重，而毛笔则缺乏韧性。秦国对此加以改良，采用较淡的墨和有韧性的毛笔来写字，这便促成了隶书的普及与发展。

隶书是秦国的文书行政使用的书体。

秦始皇统一文字并不是指用一种文字代替所有分散不同的文字，他主要是突出了秦国的文书行政用书体，将隶书确立为天下共通的官方文字。祭祀用的文字虽然各国差异不大，但是也有些微的细小差异。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也并非全无意义，只不过在统一的前后文字的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如果仅仅着眼于祭祀用文字，即便加上因工人个性而导致的差异，恐怕也是难以说清秦始皇的文字统一大业的。

秦朝文字统一的实质是文书行政用的文字—隶书的普及。这一点，通过观察出土文物便可立即得知，可是不知为何还有许多人没有弄明白。

其原因应当归结于近代以后的国民教育以及出版文化。自秦始皇统一以来，文字的规范化（《康熙字典》也包含在内）和多样化一直并存。人们对于文字的规范化比较重视，但对文字的多样性却疏忽了。在国民教育体制下，人们通常想到的便是印刷体，甚至对于“点”“捺”等细节也展开热烈讨论，仿佛这些才是汉字的本质所在。所以，以这种严格的规范化的眼光来设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情形，那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结论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那便是臆造出了前面那幅文字统一图。

49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诏书
这是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天下的铜铭文拓本（《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在开始两行写道“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通常青铜器的文字都采用笔画比较圆转的篆书，但该诏书采用的却是笔画方正的隶书

之后的战国文字

由于秦始皇的统一，使得原本应当被否定掉的文字也被继承了下来，而且这些文字还以实物的形式留存在了世间。三国时期的曹魏创作了三体石经，将经典文献刻于石碑之上，所谓“三体”，指的是古文（战国时代的文字）、篆书和隶书，用这三种文字刻写同一文献。该石经现仅存一部分，这仅存的部分也对古代文字的复原和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写刻这些经典，战国时代的各种文字知识得以流传下来。

在公元3世纪中期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也正是利用上述文字知识进行解读的。《竹书纪年》曾在统一战争中遗失，所以汉代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其出土后，当时的学者利用上述文字知识对其迅速做了解读。到该书又在北宋、南宋之间失传为止，《竹书纪年》对世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再后来，战国文字知识的继承关系便模糊不清了，虽然世界是多样性的，但是有关这些文字的知识却从世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可是到了近些年，人们又发现：关于这些文字的知识仍然以某种极其细微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宋代郭忠恕编撰的《汗简》以及同时代夏竦编撰的《古文四声韵》，都是介绍特异书体的文献。这些异体字常常被好事者用来炒作，或者被用于制作佛教、道教的护身符等。但是这些异体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却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简化字改革（这也是严格的规范化的一种）参照的便是这些字。

在竹简出土时，人们曾经最为烦恼的是许多字根本不认识。关于战国时代书体的知识也都已失传。但是有些曾经参与过简化字改革的专家发现了《汗简》及《古文四声韵》的价值，因为这两本书中的异体字保存了许多战国时代的书体。于是，根据这些书体知识，竹简的解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最近又出土了许多刻有《老子》等内容的竹简，通过将它们与现代文进行比较，人们可以更加直接地研究战国时代的书体了。

第九章

战国时代的变革者

完善尺度标准的意义

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与变革者

人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人必然是时代的产物。人的一生，处处都烙有时代的印记，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另一方面，出类拔萃、才能非凡的人又能主宰世界的命运，左右时代的发展。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前文中我们也重申了许多次，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的时代。尤其是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这段时间的社会变动最为明显。这个社会变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诸子百家。在诸子百家当中出现了一群想要变革国家制度的有识之士。这种制度变革史称“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改变制度。

由于当时的“变法”更多的是建立新制度，所以就其本来的意图而言，也许与其称“改变制度”，还不如说是“建立制度”更为贴切。而这种“改变制度”的观点则象征着战国时代到汉代的历史观。也就是说，原本在王道之下已有“法”的存在，现在是将旧的“法”废除，“改变”为新的“法”。

说起变法，大家应该知道魏国有吴起，吴起后来去了楚国。还有韩国的申不害。卫国人商鞅则是去了秦国操刀变法。这三个人都是变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实现富国而制定土地制度，为了强兵而整顿法律制度。这些时代变革者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过于零碎，不好整理。不过其大概内容还是得到了复原，并广为讨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商鞅变法。关于这个人物的变法内容，有很多记录流传下来，所以比较完整清楚。

不过，在开始讨论商鞅变法具体内容之前，笔者想先从完善尺度标准开始说起。因为尺度标准的完善与土地制度的完善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尺度标准的完善与度量衡

虽然这么说有些唐突，但是笔者想从新石器时代人们建造房屋开始说起。人们在建造房屋时必然会考虑到房屋的结构平衡以及木材的组合拼装。这个在考虑结构平衡基础上制作的标准则是尺度标准，之后这个尺度标准得到不断完善。

“尺”字是个象形字，就像尺蠖爬行时的状态一样，这个字由用手丈量尺度的形象（手的虎口向下，拇指食指尽力张开，其余三指紧紧蜷曲。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卡。“尺”的古音为“kǎ”，与“卡”相同）
而来。虽然每个人用卡丈量时所使用的手掌部位可能不同，不过正是这一卡一卡的长度变成了后来的“尺”字。考古学家挖掘出的文物中也有尺子。目前我们所知的商代尺子一尺为15—17厘米，战国时代到东汉时代的尺子一般为一尺22—23厘米。前者的长度估计就是人们像尺蠖那样用手量出来的一卡。后者则是两只手并排测量出的结果。

商代尺子的长度与战国东汉不同。这并不是因为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而是由地理空间上的差异造成的。

而将这个尺度标准与其他标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则是战国时代的事了。

文书行政开始施行，中央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治理。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各地标准不一的确给管理带来很多不便。测量容积的斗和测量重量的砝码的标准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有趣的是，这些标准的制定完善是作为与君王权威相关联的东西而进行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跟音乐理论相关的东西。春秋战国交替之时，人们仔细地整理了音名和阶名，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天九、地六、人八的理论。作为乐器的标准备受瞩目的编钟在设计上的标准就是尺的正数。九、六、八的理论开始后，人们也开始在方位圆上表示十二方位。标准方位都是由尺的正数来表示，还按照三分损益法（制定音律时所用的生律法）将尺作为物品的设计标准。最基本的标准为尺的正数。

这时的尺长已变成了前文说过的一尺为22—23厘米。后来人们用这个尺度标准来制作了重要的青铜器—编钟，于是随着汉字的传播，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随着刻有汉字铭文的青铜器的普及，尺与乐器的关系得到了世人的认同，并在各地广泛流传开。

然后随着以音乐理论为基础的度量衡得以不断完善，一尺22—23厘米的尺度标准也成为各国通用的标准。

同样的，作为与尺度标准类似的度量标准—斗和重量单位也逐渐出现了各国共同的度量标准。只不过尺度标准要比后两者更早在各国生根。并且人们按照十进制对尺度标准进行完善。而斗和重量单位就稍晚一些，这两者后来以战国中期刚出现的九、六、八理论为基础形成理论，并被各国广泛使用。其结果就是重量单位的上调一般使用九、六、八的倍数，斗也是使用这种倍数进行调整。

每个领土国家上调的数值都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基础数值与计算方法都是共同的，所以为了换算方便，各国对单位标准进行了整理。

图七 “曾侯乙”编钟
——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编钟。其短架（左）高273.07厘米，长335.07厘米。长架髙265.07厘米，长748.07厘米。

图八 曾侯乙编钟之钟虡铜人

图九 云纹金盏、漏勺
——高11.07厘米，口径15.7厘米，勺长13.07厘米。

图十 鸳鸯型漆盒
——整体似鸳鸯，头部可自由转动。在器腹左右两侧，各绘有一幅巫术气氛极其浓厚的乐舞画面，画幅均约为4.2厘米×7.0厘米，一幅为《撞钟击磬图》，一幅为《击鼓起舞图》。

《汉书·律历志》以后的度量衡

《汉书·律历志》中记录了汉代度量衡的相互关系。

《汉书》这个部分其实是为了解释宇宙秩序而写的。这段说明也详细地展示了皇帝的权威，而关于对这个权威的说明，战国时代各国也曾经对各自君王的权威做过类似的解释。虽然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但目前能确认有些数值可以证明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汉书·律历志》中介绍的度量衡到了南北朝以后，度（尺子）量（升）衡（衡权。重量单位和分铜）分别发生了变化。度、量、衡三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无法统一，最终《汉书·律历志》中的说明就无法使用了。于是后人多次计划掀起“制度复古”运动，但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度量衡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变化，早已扎根于人们的生活，想要彻底改变是极其困难的。

到了唐代，人们除了沿用《汉书·律历志》中的度量衡标准，还另外制定了新的标准，两种标准双管齐下，并行使用。这时便出现了“大尺”（人们习惯使用的尺的长度）与“小尺”（理论中的尺的长度）的概念。曾经出现过的高丽尺（飞鸟时代所常用尺）
，其刻度则是小尺的
倍。这就相当于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长度的关系。

让我们再回到战国时代。

度量衡出现之后，土地的面积单位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而这跟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动的基础相关。铁器普及，新开垦的土地面积增加，使用牲畜进行农耕，各地逐渐出现了土地区划制度。战国时代各国开始使用尺来对面积单位进行说明。而这个尺就是已经在各国通用的尺，一尺为22—23厘米。

土地区划的完善为纵横延伸的细长小道和水田田埂的划定提供了帮助。一旦标准被固定下来，即使后来一尺的长度增加，标准也不会因此改变。所以原本六尺为一步，到了唐朝后就变成了五尺（大尺）为一步了。

秦始皇虽然宣布要统一度量衡，但实际上除开“换算”时的手续和名称问题，各国的度量衡实际上早就统一了。随着铁器的普及而发生的制度改革是在各国共通的平台上默默地进行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非要宣称“统一”不可呢？其实这是为了先极度凸显各国的差异性，再通过淘汰其他国家的制度来强调唯一的正统是秦始皇制定的规矩。也就是说比起内容的共同性，秦始皇更加强调了各国的不同点。这是战国时代各国极力主张自己独特性的观念造成的结果。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代货币都是称量货币，是靠称量分铜来决定价值。统一货币要做的就是将各国不同的货币重新回炉重新统一铸造。但是秦始皇却没有统一货币。直到秦二世的时候大秦帝国才统一了货币。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只停留在统一度量衡上面。据说这是因为秦始皇认为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重量单位就可以了。关于这点，历来有很多人存在误解。

50 战国时代的重量单位
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单位上调方式。但是上调的数值与各地单位之间的换算值基本都是9、6、8的倍数。9、6、8分别表示天、地、人的数值。到了《汉书·律历志》的时代，人们都是从这三个数字开始讲述宇宙秩序的。战国时代中原制度之中，十进制比较早，起源于商周时代。据说这个单位不断被细分，到表示货币的时候，各地便开始用9、6、8来代替十进制了。参考图53（林·松丸）。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与阡陌

众所周知，商鞅在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期间主持了变法。其变法内容之一是“废井田，开阡陌”。时值孝公十二年（前350），秦迁都于咸阳之际，曾将城市和农村进行重新划分，变成了四十一县（也有史料记载为三十一县），并垦荒田开阡陌。阡陌是指用来分隔农田的纵横交错的细长小道（田间小道）。可以说阡陌是“条里”（条里是日本古代土地区划制度。将土地以道路式水沟区划成一町〔60步〕）的方格，为坪。30坪为1里。有利于完整地实施班田收授）
的前身，也是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同样标准区划土地的制度这时候也非常流行。

这种规矩的土地区划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其实在战国时代领土国家实施这种土地区划之前，人们早就开始了土地的修建。历来被大家广为误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田地的形态。

我们从水田开始说起吧。藤原宏志等学者在进行中日共同调查中，从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了水田遗迹。这一发现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这个水田遗迹的形状与大家所熟知的水田形状截然不同。

马家浜文化遗迹的水田是就着自然地形微妙的高度差形成的低洼地带而变成了现在的形状。我们目前基本可以断定这一水田形态在新石器时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状。因为同样的水田形态还可见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头山遗址（不过也有些进行小规模区划的旱田）。

51 江苏省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的洼地形状的水田
长江下游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了洼地形状的水田，是日本藤原宏志等学者参与的中日共同调查的考察结果之一。类似的洼地形状水田还可见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或比起稍早一些的时期）。参看第五章“《尚书》禹贡”一节

即使在青铜器时代，人们农耕普遍使用的工具仍然是石器，所以这个低洼水田是就着地势而建，人们对地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然而，等到铁器大量普及之后，田地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铁器因其锋利无比，所以适合砍伐大量木材。而且与原材料稀缺的青铜相比，铁器的原材料非常丰富,这使得铁器从一问世开始就席卷了古代中国。木材与铁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铁制工具。于是人们开始砍伐大片森林，不断把田地开垦的前线推向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制造大量的车辆，对畜力的利用水平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开始学会使用牛来耕作水田，耕地的形状也以方形为主。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旱田地区。

如此一来，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以往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利用铁器和畜力进行农业耕种的方法越来越普及。从事农业的生产者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急剧增加，城市人口剧增，城市数量也直线上升。

对不断激增的耕作地进行管理的则是正处于发展阶段的领土国家。在这一基础上，官僚制度也得以不断完善。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大片的耕作地，如何才能增加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如何才能在战争状态下确保农耕人口。这些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这些问题也正是主张变法的人们需要着手解决的难题。

商鞅变法与爵位的完善

在以城市国家的秩序形态为基础的时代，这些城市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与附属的小城市及农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当汉字从周远播四方并普及之后，周的治理办法被这些城市国家采用，城市国家开始对其统治下的小城市及农村的首领使用“伯”或“叔”这类表示家族关系的词语。这是一种虚拟性关系。换言之，就是城市国家有自己的君主，在这个君主之下有“伯”、“叔”等的存在。

这种一国之王与其麾下的伯、叔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与该国是否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没有关系。

将众多国家进行统一管理的是大国。进入青铜器时代后，大国便林立于华夏大地。

周人使用的汉字首先是传播到了周的各诸侯国，不久便传到了楚或吴、越之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汉字来表记传统上的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小城市及农村之间的关系。楚及吴、越等位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中的大国在汉字传来后不久便开始自称为“王”。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服从于周“王”的诸侯。

楚国或吴越之地的一国之君虽然一直都不认为自己臣服于周天子，但在汉字传入此地之前，他们并不会介意汉字的表记方式。然而自从汉字普及之后，他们便开始对“王”字耿耿于怀了。

长江中游流域的楚王，下游流域的吴王和越王，楚与吴越之间的徐王，他们都开始自封为王。

正当这种新的秩序悄然形成的时候，大国之间也开始一个新的动向—吞并小国改设为县，并派遣官僚到地方去进行管理。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功臣，正是日渐普及的铁器。铁器的普及提高了垦荒能力，使得土地激增，于是城市也跟着增加。于是到了后来，来源于土地开垦的新县数量远远高于来源于被吞并小国变成的县的数量。

这样一来，在每个文化地域中就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秩序来重新定义中央与县之间的关系。

新秩序生成的场所仍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的领域。换言之，即国土可与日本的面积相匹敌的领土国家成为了新秩序诞生的舞台。但是这个新秩序所定义的不是领土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领土国家内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中央官僚统治的体制与形式。

爵位制度就是顺应这个时代需求而生的新秩序。

请大家看一下图52中的爵位一览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是十七级爵制分为两部分，下面的八级为民爵，上面的九级为官爵。官爵包括了派遣到县去进行管理的官僚，规定了官职的等级。民爵规定的是这些官僚统治下的庶民的等级。

爵位是从下往上数的。请大家注意下在官爵中除了最下级第九级，其余爵位的名称都是成对出现的。客卿、正卿残留着城市国家的印记，是曾经辅佐城市国家君主的人物。城市中的等级有卿、大夫、士，而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左庶长、右庶长则是对臣服的部族首领的定义。最上面的四个爵位则是赐给管理多个城市的人物，其中左更、右更等级低于小（少）良造、大良造。

官爵最低的爵位是五大夫，也就是俗称的实习生。官僚子弟被赐予的最早的爵位就是这个。

客卿、正卿，左庶长、右庶长，左更、右更，小良造、大良造，从爵位名称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把它们打包看做是四个等级。这也就是后世热烈讨论周代五等爵的原因。如上所述，周朝对城市与城市间关系，以及城市与农村间关系只存在语言上的表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用以表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爵位。但是当后人需要这个并不存在的爵位时，便开始编造了一些虚构的东西来说明爵位这个东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是为了要效仿古人，以正典范。

52 战国秦国商鞅变法的十七级爵制
爵位分为官爵（上表右）与民爵（上表左），官爵最下级别为五大夫，意为实习官僚。五大夫以上有八级，每两级的名称类似。这是在战国时代的四等爵观点（即认为五等爵中子爵与男爵等级相同的观点）基础上制定的爵位制。后来，随着领土的扩大，爵位也增加，逐渐演变成了二十等爵制。如果考察汉代的二十等爵制，则不难看出汉代是在五等爵观念基础上制定的爵位制

《孟子》中就有关于五等爵的记录。在公、侯、伯这三等爵位之下有子、男两等爵位，而子爵与男爵其实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在整理每个国家爵位的过程中，虽然有些国家是四等爵，有些国家是五等爵，但实际需要的只有四个等级。从商鞅变法制定的爵位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官爵只有四等，只不过商鞅将这四等细分成了八级，最后再加一个实习生的爵位，凑够了九级。

问题的焦点只不过是将这四等打包看做四等爵，还是再加上个实习生凑够五等爵的问题。

如此一来，这个表示城市间关系与城市和农村关系的词语—西周时代、春秋时代的五等爵便频频亮相于各种古书典籍之中了。后世也认为这个五等爵是真实存在的爵位制度。当然这其实只是个误解而已。

领土国家的扩大与爵位的变质

商鞅改革制定的爵位是他从魏国带到秦国的爵位制。虽然商鞅根据秦国的传统多少进行了些增减和修改，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魏国的爵位制。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魏国的爵位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商鞅把许多魏国的法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秦国的法律之中。

无论魏国、秦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国家领域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同一个文化地域可能会出现好几个国家，当这些国家开始主张自己领域统治的正当性时，其论点的中心还是扎根于这片文化地域的领域。

人们不再用间接统治城市的传统方式来管理国家，而是变成了向各个城市派遣直属中央的官吏来进行直接统治。于是重新定义城市、国家、官吏的秩序成为当务之急。爵位制度的出现便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商鞅变法中制定的新爵位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诞生的。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秦国的国家领土在开始实施官吏统治后，尤其是在秦襄公的时代一点一滴地扩大版图,就连楚国所在地的湖北、湖南一带后来也被纳入秦国的版图。占领的土地被分割统治，每一个分割区被称为郡。如此一来，跨越多个传统文化地域并以官吏统治来管理的现实与爵位的问题也扯上了关系。

作为领土扩张的结果，原本只有十七个等级的爵位也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虽然中间经历了如何的演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汉代继承了秦的制度后，原来的十七个等级变成了二十个等级。二十等爵制的影响范围（派遣官吏至地方进行直接统治的范围）并不是整个大汉帝国，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诸侯王国。如果从中剔除诸侯王的领土，则剩下的面积大概跟秦昭襄王扩张后的秦国版图差不多。因此我们大概能够了解为什么早在秦昭襄王时代，十七级爵制就被二十等爵制取代了。

如果比较商鞅的十七级爵制与二十等爵制，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改变是一个必然。请大家再次回到图52。在二十等爵制中不见了客卿、正卿，新出现了驷车庶长、大庶长以及关内侯、列侯。

驷车庶长、大庶长是将原本没有汉字的地区收编入版图后产生的爵位。列侯是统治其他已经制定了爵位制的国家而追加的爵位。

由于不是传统的统治领域，中央在派遣官吏过去时一般都会提高该官吏的地位，让他能担负重大的管理责任。因此中央对这部分地方官给予类似分封的待遇。

然后，秦国不仅需要派遣自己的官吏到地方进行统治，还把被征服地区的有权有势者迎接到秦国，给予其较高的爵位以保证其地位不变；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安抚措施。被征服地区的权贵虽然身份等级得以维持，却渐渐丧失了实际统治权。而对于一直以来就效忠秦国的权贵也需要给予相应的地位以示奖励。于是关内侯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制度在开始实施不久还是具有实效性的，但是后来就逐渐沦为了有名无实的存在，变成了单纯的名义上的身份等级制度了。

我们在前文也提及过，传统的统治区域与新开辟的被征服地区是有严格的区分的。这就是法律上“夏子”的有关规定。所谓夏子，是指秦国女子所生之子。秦国男子首先有资格称夏子。被征服地区的人民不是夏子，但是被派遣到新疆土做官的秦国官吏是夏子，这些外派官员与当地女子之间所生之子则有资格称夏子。并且秦国女子嫁给被征服地区的人家，所生之子也能称夏子。如果出生的夏子是女孩，那么这个女孩长大后无论嫁到任何地方，她所生的孩子都是夏子。

于是秦国通过这种血缘的关系，对征服的地区逐步展开统治。

秦始皇登基后曾颁布了名为“逐客令”的法令。意为驱逐客人、外人。这个法令却遭到了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还发表了演说表示抗议，最终导致这个法令还没有正式颁布便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个法令驱逐的对象就是非夏子的一群人。李斯也包括在其中。

其实这个“夏子”的相关规定原本应该是魏国的东西，因为魏、赵、韩都将各自传统的统治领域称为“夏”。后来这个规定被引进到了秦国，于是秦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夏”，将这个规定作为自己的东西沿用了下来。

从这些规矩的制定以及制定前后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够了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地域是如何被赋予特殊地位的，以及这种特殊地位是以怎样一种现实的需要为基础而存在的。

商鞅大力推动变法使得他树敌无数。启用商鞅主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商鞅就立刻被抓入狱，最终死于车裂之刑。

楚国变法

楚国的爵位

秦国的爵位如前文所述，基本算是比较清晰的，留下了许多相关的史料。与此相对，被秦国所灭的其他诸侯国的爵位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爵位制度都不太清楚，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国家还是流传下了一些史料让后人能隐约管窥该国的爵位制。这个例外就是楚国。

只是这个爵位制度并不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之物，而是属于高举复兴大旗的项羽所建立的楚国。

秦始皇去世后，许多武将掀起了反乱。他们都打着光复战国时代某个国家的大旗揭竿而起。其中一人便是楚国的义帝（楚怀王），而他帐下的中心人物便是项羽和刘邦。

在义帝、项羽的相关记载中，我们或多或少能捕捉到楚国爵位名称的影子。目前所知的楚国爵位有五大夫、七大夫、国大夫、列大夫、执帛、上闻、执圭（珪）、卿等（可以与图52商鞅爵位进行比较）。

虽然这些爵位的上下关系尚不清楚，但目前可知上执圭应该是离最高等级较近的一个爵位。《战国策·齐策二》中昭阳答疑时提到了相当于宰相之职令尹之下是上柱国，而横扫千军斩杀将军的人封官为上柱国，爵位为上执圭。

除了上执圭还有执圭一爵，《战国策·东周策》中记载了景翠爵位是执圭，官至柱国。《战国策·楚策四》中还有阳陵君封爵执圭的记载。

关于这个执圭，《战国策·楚策一》中还有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军攻楚，秦楚两军交战于汉中，楚军兵败失守汉中时，据记载当时通侯、执圭死了七十余人。从这个数字来看，执圭应该是给县级统治者的爵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文所列举的楚国爵位以外的一些爵位中可能至少还包含了民爵的爵位。

研究表明不仅项羽恢复了楚爵，被汉武帝所灭的南越也曾使用了楚国的爵位。南越是秦始皇死后才出现的国家，其大本营为现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带，势力范围波及越南北部及福建地区。我们从越南和海南岛也发现了刻有执圭之名的印章。

南越的君主称“帝”。这个“帝”所推行的制度大概是继承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制度吧。

吴起变法

吴起侍奉于楚悼王，因其主持楚国变法而为世人所知。变法从公元前387年开始，结束于公元前385年。魏文侯在位时，魏国已经制定了简单的法令。这时吴起在魏文侯手下为官。这时的法令成为后来魏国律令的基础，而后来的这个律令被商鞅带到了秦国。魏文侯时期，吴起尚在魏国为官，到了武侯的时候，吴起便去了楚国。

关于吴起变法，现存的史料中只有些简单的记载，具体的内容尚不清楚。目前能知道的就是吴起也主张纪律严明，并废除了爵位的世袭制。

既然是废除爵位的世袭制，那就说明直到吴起变法之前，楚国的爵位都是世袭的。不以这个法令的存在为前提的爵位应该只是将楚王和各个城市的统治者以及派遣到各地的官僚进行简单的尊卑排序。大概就是规定了王与诸侯的关系。在这些已有爵位的基础上再添加新的爵位用来对诸侯之下的官僚们进行尊卑排序的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商鞅变法的爵位。

我们在吴起变法中可见的传统爵位只是侧重于诸侯身份的原始的排序而已。

然而这种旧的爵位制度也迎来了新变化的浪潮。新的爵位不再是奉命到指定某个城市进行统治这个意义上的爵位。它是不被具体城市所束缚的爵位。新制度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某个城市，而是直接赋予官吏统治某个级别城市的权力。任命管理的城市可以变，但身份和享受的特权是不变的。楚国的重臣们虽然可以确保自己的身份地位，但是却不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世袭自己对某个城市的统治权了。这个爵位与秦国的关内侯相似。

以大国与小国的相互关系为主的时代，正在向以中央和地方（县）的相互关系为主的时代前行。其结果就是新爵位的诞生，并确保官吏们的县级长官身份不变。

楚国的情况与秦国的情况相当。楚国人不断开辟了新的统治领域，使自己的版图大大超过了旧有的统治范围。楚国将淮水一带纳入自己直接统治的范围，最终把吴越之地也收编到了自己的帐下，而且在南方还掌握了湖南一带。于是楚国向这些新疆土派遣有能力的官吏进行管理。

吴起变法就是在楚国的统治范围突破传统的文化地域框架，版图扩张刚刚起步的时候进行的。也就是楚国以湖北为据点，其直接统治领域还在湖南、河南一带的时候，吴起着手主持了变法。这点与商鞅以统治陕西一带为前提进行变法的情况很相似。

否定世袭的爵位就等于否定的楚国的重臣们享受俸禄的基础。吴起是想建立一个不依靠血缘关系、可以录用“外人”的用人制度。

吴起也同商鞅一样树敌众多。任用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于公元前385年去世后，变法反对势力立即进行了反扑。吴起虽然伏于楚悼王尸骸之上，还是被反扑势力乱箭射死。

但是反对势力射杀吴起的时候，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按照楚律，这些反扑势力全被处死。据说由于射杀吴起殃及楚悼王遗体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客观上使得吴起变法的反对势力被大大地削弱。

楚国后来变法的进展状况我们不得而知。见于商鞅变法的爵位中的民爵似乎也存在于楚国，但具体的等级排序尚不清楚。

从君王巡行到皇帝巡行

天下物资流通与金属货币的出现

变法家们将各自领土国家的富国强兵作为第一要务推行变法，因此他们的视角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各自的特别地域。不过，他们往来于天下，寻找各自侍奉的君主，而促进了变法家们往来于天下的就是交通网络的不断发达。

除了人之外，物资也通过发达的交通网流通起来。促进每个领土国家经济发展的也正是物资在天下范围内的不断流通。而促进这一物资流通的便是金属货币。

原本物资的流通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广域范围中展开的。作为物物交换的结果，海里的东西也被传到了内陆地区。从远离商王朝直接统治领域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出土了殷式的青铜器，就是这一系列交换的结果。时代不断变迁，汉代的铜镜从日本出土也是相似的情况。这种物物交换的过程没有货币作为媒介。

然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进行后，交易物资的数量直线上升。

金属货币的出现，意味着以天下为舞台的物资流通网络正式形成。这是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事了。最早出现的货币很大，反映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通过早期金属货币的重量，我们可以看出早期金属货币是将以前交易的青铜器分割而成的青铜块（即称量货币）。
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金属货币形状越来越小，货币量也随之增加。

然而对于这一新的现象，各个领土国家却是高筑围墙，企图加以阻碍。每个领土国家开始发行自己特有的货币，并使之在统治领域内流通起来。许多货币上都会记录制造地，而有些地方铸造了很多国家的货币。从这点我们也能看出当时领土争夺的情况。

中原地区的韩、魏、赵流通的布币是从农具的形状而来。山东的齐国与河北的燕国流行的刀币是从刀子的形状而来。楚国流行的是小型青铜块蚁鼻钱（形状像蚂蚁的脸）。秦国流通的是圆形方孔钱。

这些钱币都有个共同特点，即都带孔，方便打包称量，或是做成比较容易识别的形状。而将多个钱币打包称量的方法在破除国家间壁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方法淡化了货币的形状差异，在某种意义上统一了各国货币。因为不管你手持哪个国家的货币，交易时的标准都是重量，而不是形状。

53 战国时代的金属货币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参考图50的重量单位图

就像这样，实质上的货币统一进程虽然悄无声息，但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客观的现实是和战国时代各国铸造不同形状货币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货币的大小并非毫无意义，每个国家独自决定货币大小，而货币也反映了每个国家独自的重量单位。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介绍度量衡的时候有所提及。重量单位虽然各国不一，但单位上调时所用的数值却用了便于换算各国不同单位的东西。货币也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孤立地产生，而是随着天下物资流通的发展而产生的。其结果就是各国不一的重量单位被整理称为便于换算的东西。

各国的重量单位上调方法不同，这是基于各国想要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意图。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将这种统一实现到各个方面，对各种制度进行了统一和完善。但是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就只有货币没有统一。因为他认为货币的统一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并未间断，因此也没有特意进行统一的必要。不过到了秦二世的时候，他对货币的“形状”非常在意，所以将全天下的货币统一成了圆形方孔钱。这个政策引发了经济上的问题，并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秦二世对货币形状的统一成了大秦帝国分崩瓦解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朝与周朝也有被看做是与货币具有同等属性的宝贝。这些宝贝都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从千里之外传入商、周的贵重物品。由于这些东西原本就是通过一系列物物交换传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货币的前身。不过从上述货币产生状况而言，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环境让这些宝贝作为促进广域的物资流通的货币发挥其作用。日本广泛使用货币也是在作为天下货币的宋钱开始流通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宝贝的主要功能还是装饰作用。

从商王田猎到秦始皇巡行

我们之前讲到了大禹的传说。汉代人谈及治水传说必用的一段故事其实大概内容也只不过大禹巡游天下而已。这段故事中唯一有治水色彩的就只有开篇讲到的大禹治水罢了。寥寥数字，非常简单。这小段内容其实讲的充其量也是跟诺亚方舟类似的故事。

这个巡游天下的大禹形象与《日书》中记载的行神（旅行之神）大禹形象是相通的。记载了这种大禹形象的《日书》成书于战国时代末期。

一如前文所述，战国时代出现了广域的经济圈，金属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在这种广域的经济圈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守护往来频繁的人们的神灵。这就是作为行神的大禹。大禹成了当时频繁往来于刚刚形成的交易之路的人们的守护神，于是大禹很自然地也会出现在许多地方。人们把各地出现的大禹故事加以整理，便有了大禹巡游天下的说法。

另一方面，随着铁器的普及，修造大兴土木工程的治水之神的故事也逐渐成形。前文已经介绍了《左传》昭公元年的治水神话。神话讲述了台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疏通了汾水与洮水，平息了大洪水，然后定居于大原（高平）之地。同样的治水神话也出现各地。这个治水神话并不是制造诺亚方舟的那种治水方法，而是修建治水工程成功退水意义上的治水。这个治水之神到了汉代就和行神大禹融为一体了。除此之外，大禹的神话还融入了其他地方的治水神话。

除了行神巡游之外，各国的君王也在自己的统治领域内进行巡游。各地都有圣山。例如山东的泰山就是其中之一。泰山是齐王作为正统君王举行仪式的神圣场所。

远在城市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都会在领域内进行巡游，举行仪式。商王也不例外。前文提及过的商王田猎其实就是为了举行这种仪式而进行的巡行。巡行的路程要求是能在一日之内往返的范围内，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城市国家的领域范围之内。这时候经常举行的仪式是作为“大国”的商对臣服的“小国”施加灵性的威压。“小国”为了履行纳贡的义务，或为了到商王朝进行朝拜，便在商的郊外建造一个村作为派出机构。商王就是对这些村子施加灵性的威压的。

到了战国时代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君主巡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大。由于领土国家的形成，即使在特别地域巡行，需要巡游的地方光有城市是不够的。各领土国家的领土虽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但往往同时也是作为该文化地域的一部分而存在。因此本来君主应当巡行的领域往往是大于各领土国家版图的。

在这种讨论中，齐国就创造了称扬齐国田氏与鲁国孔子的“形式”。孔子作为圣人的这份差事也备受期待，于是制造出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而孔子周游的范围就是齐国虎视眈眈、垂涎已久的殷商故地。

正如前文多次提到过的，当某个国家展开正统性的讨论时，必然就会有人制造话题来贬低这个国家。《史记·孔子世家》中整理记载了不少与战国时代孔子相关的话题，也是毁誉参半。在贬低孔子的记录中有孔子在列国流浪的传说，认为由于孔子所经地方仅限于殷商故地，比起巡游天下的大禹，孔子还是望尘莫及。这就是《孔子世家》在讲到孔子巡游殷商故地时说他“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的原因所在。

战国时代各国君王都把这些故事当做是历史的“事实”来加以利用，在统治范围内进行巡行，并企图扩张自己的版图。

《尚书·禹贡》中记录了大禹一方面非常重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一方面又巡游天下的故事。记录了大禹“奠高山大川”。所谓“奠高山大川”就是指镇抚了山川之神。这个故事很明显是以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为前提。只不过具体记录了九州之田与赋税内容的部分，在除去以魏国领土为前提而记录的冀州之后，剩下的部分并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有关压制仪式的表述。并且介绍五服制度的部分还格外注意将特别地域与其他地域分开论述。因此《禹贡》中记载的治水其实是将天下分为若干个领域并分别进行说明。而这若干领域与《左传》中介绍台骀治水时提到的领域基本大同小异。

于是大禹的故事便成了在这些不同领域进行治水，使用天下的交通网络向旁边的领域移动的故事。

秦始皇的巡行就是从《禹贡》的内容中去除了治水的部分。秦始皇在战国列国实施精神上的压制仪式时使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中选择一个地方前往，在那里举行了类似的仪式。秦始皇最初前往的地方是其祖先长眠的墓区。

在秦始皇巡行的各地灵所中，最为后人熟知的便是泰山。这是因为秦始皇巡游各地时最介意的地方就是齐国的泰山。在秦始皇统一大业的最后阶段，齐国是最后一个敌对的正统势力。当时齐国与秦国二分天下，齐王作为“帝”，其势力与权威也是享誉天下。因此，平定齐国的圣地，也就象征着天下的统一。

交易路不仅是经济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信息的大动脉。战国时代，古人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交易路上的人员往来也空前活跃。正是通过这个大动脉，各国的论客游历天下，得以被各国君王奉为座上宾并一展才华。他们将各地信息进行整理总结，在各国展开辩论，各国的信息才得以在短时间之内传遍天下。

汉代的司马迁也曾经使用这一交通网络游历各国进行调查。

第十章

重新比较探讨春秋时代观以及夏商周三代观

文书行政开始以前

大和的大国与商、周

我们在前文回顾了战国列国对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这三代的历史观，讲述了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四个时代。

多多少少能供我们这些后人使用的历史记录几乎都是成于战国时代，也就是文书行政开始以后。如果使用成书于汉代的《史记》来讨论战国时代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那就是《史记》对历史的记录中掺杂了太多汉代的天下观，所以我们会发现《史记》中的历史与其他典籍记录的历史有很大的出入。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历史再往前推一点，就是春秋时代。扭曲的历史观不仅见于站在天下的视角上编写的《史记》，还见于展开了领土国家理论的战国时代的史书中。战国时代的史书中处处可见领土国家的理论，因此这些书中的春秋时代城市国家的历史也走了样。关于这点，我在前文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春秋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非建立在汉代天下观的理论上，也不属于领土国家理论范畴，它的国家形态是城市国家。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已经在本书中的很多地方提过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笔者认为重要的几点。

在传统观念中的春秋时代，“五等爵”应该是存在的。不过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个制度其实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虚构出来的制度。希望大家在理解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将春秋时代与日本的古坟时代、飞鸟时代以及律令时代做一下对比。

日本的古坟时代，大和有大国盘踞，各地有小国林立。大和政权的权威也波及周边小国。而中国的春秋时代，在每个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文化地域中有不少大国，这些大国也将周边的小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点上两者极其相似。

根据记载，日本古坟时代的倭五王曾向中国派遣过使节。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些王曾经还向中国要求封自己为“都督诸州诸军事”的官（掌握日本与朝鲜半岛部分军权的官职），让自己的爵位在百济王之上。而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时代，周王朝掌握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一—中原地区的西部和东部，并且西周的权威也波及周边国家。我们拿这时的状况与倭五王时候相比就会发现其实两者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飞鸟、白凤时代是日本步入律令时代的准备期。飞鸟时代小国的君主被任命为国造。中央豪族为臣或者连，地方豪族为君或者直。在日本这个领域中也分出了中央和地方，各个氏族的首领也被赋予了不同等级的称号。

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也出现过类似的国与国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下这种国与国关系。

西周的都城住着周王，陪都雒邑则住着周公。在王之下有以伯或叔等家族称谓相称的各个氏族之长。除此之外，小国的君王作为“诸侯”臣服于周王。而在“侯”之下也有类似周的伯、叔关系的人。到了春秋时代以后，随着汉字的传入，这群人也开始被“诸侯”以伯、叔相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五等爵”这种以官僚等级排序的爵位并不存在于那些领土与日本相当的“大国”之中。

这是因为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为主的社会，人们并不需要“五等爵”这种东西。但是对于飞鸟白凤时代的“中央”而言，除了与地方的“君”和直相当的“臣”和“连”之外，还是需要大臣或大连这种爵位以示区别，特别是在诸侯级别上。

与此相似的特别的诸侯等级也存在于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这是本书的观点。这就是作为诸侯中的特别人物“公”（这里指的并不是战国诸国在整理历史时贴上的标签“公”）。

到春秋时代为止的畿内

西周时代和春秋时代的“大国”拥有与飞鸟时代的“中央”相当的“中央”，即畿内，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实。

这个畿内是由城市国家直接统治的领域范围。

与此相对，战国时代秦在将天下的半壁江山都收入囊中之后，便将其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母体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国家秦的领土（陕西渭水流域）改称为“内史”（畿内）。这片土地到了汉代后被分为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但其畿内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而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历史上都没有过这么幅员辽阔的畿内。

因此，我们有必要牢牢记住这一区别，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

城市国家时代的“大国”的畿内与领土国家时代的畿内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城市国家时代，即春秋时代的大国秦的状况，就有必要事先设想一个比领土国家的内史面积要小的畿内。

而西周与商的时代也自然是类似的情况。

西周时代，王都镐京周围与陪都雒邑一带都被定义为畿内，并受到特别的对待。它们和日本古坟时代的畿内面积相当。

西周时代和春秋时代，中央还是靠简单的方式来统治畿内之外的地区。而到了战国时代，中央就开始派遣官吏到这些曾经属于间接统治的地带，开始了直接的统治。在文书行政开始之前，畿内是城市国家直接统治管辖的地区。这个畿内反映了战国时代之前的历史，它是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内的一部分地区上形成的。

首都与陪都

无论是首都还是陪都，这两者有个共同点，都是被建在了某个领域的某个地方。无论是大国统治小国，还是中央直接派遣官吏去地方进行统治，该国的统治范围越大，首都和陪都之间的距离就越长。反之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越小，则首都与陪都的距离也就越短。这是很自然的，无需赘述。

拿周来说，它不仅拥有陕西一带，就连河南一带也在其统治之下。因此王都镐京与陪都雒邑之间就隔了很远的距离，跟日本的京都与东京之间的距离相当。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些地区，如镰仓时代关东的镰仓幕府和位于京都的所司代之间也相隔甚远，又如足利时代京都的足利幕府与关东管领之间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讲这个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大家认同这种两都关系。这个问题，跟周克殷后将其统治领域重新置于周统治之下的历史有关。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来看，商的统治领域主要是中原地区的东部，然后向周围的小国施加影响。周的传统势力范围是中原地区西部的陕西一带。周人向东进军，将商人的统治领域变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周的王都镐京位于中原地区的西端，对甘青地区虎视眈眈。陪都雒邑则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央，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将商的主要统治领域收入眼底。周公一族代代统治着雒邑，而初代周公之子被分封到鲁。鲁地处海岱地区的一角，同在海岱地区的还有北方的齐。

中原地区大概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雒邑就在从西区向东区进军的一个出口位置上。

陪都雒邑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的。

另外，关于大家普遍认为的存在于商王朝之前的朝代—夏王朝，战国时代的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解释和说明。

战国时代的秦认为中原的西区是夏王朝的故地，强调自己对陕西一带的直接统治，将自己的国土定义为“夏”。

同样在魏国，魏人认为从山西到河南一带才是夏之故地，强调夏王朝的故都就在河南。

同样在韩国，韩人主张春秋时代晋国都城山西一带才是夏之故地。

即使考虑到类似上述的夏王朝的历史定位，我们也能知道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从陕西一直波及河南，这在还是大国统治小国的时代也算得上是极其广大的领域了。虽然这片领域比起汉代的“天下”而言还相当逊色。

西周时代的世界观

西周金文中赞扬文王与武王的内容

我们在讨论战国时代之前的王都与陪都问题时，发现在西周金文中记录了不少有趣的东西。

西周金文中有记录文王与武王共同建立周王朝的内容。文王的功绩有“膺受大令（命）”（受天命）、“受天有大令（命）”（受天之大命）、“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而武王的功绩有“克大邑商”（战胜了大城市商），其结果便是“匍有四方（平定了四方）”。

到了西周后期，文王和武王的功绩被合二为一，铭文内容主要表现为“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出自青铜器“师克盨”）。这是将文王的“膺受大令”和武王的“匍有四方”合二为一的结果。其“匍有四方”的部分在其他青铜器铭文中表现为“亦则殷民”（出自青铜器“师询簋”。意为使殷商遗民归顺自己），或者表现为“率褱不廷方”（出自青铜器“毛公鼎”。意为使不来朝贡的“方”国〔诸侯〕都归顺自己）。由此可知所谓的“匍有四方”所表现的是周打败殷商的“克殷”之意。

这是因为在西周初期，“四方”指的并非周的“四方”，而是殷商的“四方”。并且这个“四方”并非指的是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而是代表四个“方”国（诸侯国）。殷商称诸侯国为“方”，这种称呼可见于甲骨文。

54 史墙盘（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周原文物管理所藏）

前面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逸周书·世俘解》。我们可以从《逸周书·世俘解》中所见的内容和说法看出上述青铜器铭文中的说法后来是如何演变的。这个篇章详细叙述了周武王克殷的全过程。其中有一段为“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段描写了继承文王功绩的武王的实际战果。

从数字来看，我们也知道这是非常夸张的说法。不过这段内容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国”就是存在于由“四方”（四个方国）组成的一定领域中的城市和农村。

青铜器史墙盘记录了周文王的功绩。其铭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这段内容估计是对“膺受大令”部分的详细说明。这里的“万邦”也是极为夸张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万邦”是相当于上述“国”的城市和农村。只是史墙盘内记录的“万邦”是比上述殷商“四方”更为广阔的统治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中会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假设服从于殷商的“四方”这些方国所在地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域。

55 逨盘及其铭文（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陕西省眉县青铜器中的“四方”、“四域”和“狄”

最近陕西省眉县出土的青铜器逨盘也能看到类似的内容。该青铜器是周宣王时期的东西。

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是一种咒力。与后世所说的德有所不同，通过征伐传播到各地），夹召文王、武王，达殷，（周文王）膺受天鲁命，（周武王）匍有四方，并宅，厥堇疆土，用配上帝（并辅佐之）。（参看《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编号NA0757）

这里所讲的“四方”也与周初相同，指的是殷商的“四方”。

逨盘铭文的下文是“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成受（文王以来的）大命，方狄（外族）不享，用奠四域万邦。”

这部分讲了周武王死后爆发的一场叛乱。

具体可见于《史记·管蔡世家》和《宋世家》的记载。周族的管叔与蔡叔接受分封，以统治殷商余民。但是周武王驾崩后，他们伙同殷商余民掀起了叛乱，与周公为敌。但后来这场叛乱被镇压，之后重新让卫国来监督殷墟，殷商一族被分封到了宋国，蔡叔也得到了原谅，免去一死。到了西周末年，位于陕西的郑国迁入到了管的附近。

我们在前文中也介绍过了《左传》中韩氏的祖先传承的内容（昭公元年）。该章节中记录了周成王灭唐（山西中部，晋的大本营所在地）一事。这个事件也被记录在《史记·晋世家》中，变成了平定叛乱的故事。

周武王进军河南方面，于牧野击破殷军，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当时周武王和山东的齐一起夹击殷商。这段也是众所皆知的。

一直跟随殷商的山西方国在殷商灭亡之后也没有归顺周的意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有可能与殷商余民的叛乱遥相呼应，因此周天子决定对其进行讨伐。于是我们可以说逨盘铭文中的“狄”应该指的是山西的唐。

从周王都所在地陕西出黄河的弯曲部后，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路向北就是山西，继续东进则到河南。因此周王北上歼灭了山西的方国，东进镇压了殷商余民的反扑。

当周天子镇压了山西的“狄”和殷商余民的反乱后，铭文中用了“用奠四域万邦”来表示。史墙盘中称赞周文王的功绩时用了“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会受万邦（被授予了许多国家）”来记录。因此“四域”讲的是包括“狄”和殷商余民在内的全部周王统治所及之地。作为这个“四域”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殷商的“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只看“狄”的字面意思，是很难判断其具体所指的哪一个外族。因为在编纂了大量史书的战国时代，不同史书中的“狄”所称的外族都是不同的。例如，在后世性较强的史料中出现“狄”，则一般指的是北方的外族。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但是在《春秋》的文字中，“狄”却分布在山东至河北一带。西周时代的逨盘与齐国所作的《春秋》中“狄”所指的对象皆不相同。

在周代，即使加上成王时期的山西，“四域”所指的也只是个有限的地域。在这个“四域”之中有“万邦”。并且殷商的“四方”作为“四域”的一部分而存在。

这个“四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天下”。如果可以把统治所及之处定义为“天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把殷商的“四方”与“天下”互换。但是这个“天下”的范围和战国以后的“天下”就存在着天壤之别了。“四方”与其说是“天下”，还不如说是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领土，即特别地域更为准确。而尽管只是短暂的支配，山东的齐和陕西的周也曾归顺于殷商，如果要把这称为“天下”，则“四方”也只是这个有限的“天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同样的，“四域”就是周的特别的地域。虽然我们也可将“四域”称为“天下”，但“四域”的“天下”也是远不及战国时代的“天下”的。

56
殷商故都
图中的·为殷商故都。所在位置参考了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准确与否尚需考古学者的验证。这些城市是周初，周天子委任管叔与蔡叔管理的。但是武王死后，管叔与蔡叔伙同殷商余民掀起反乱，被镇压之后，这片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卫、宋、蔡（×）。西周末郑国进入管地进行管理。·作为殷商故地与问题的“四方”有何关系，并与《左传》中的宋、陈、郑、卫这“四国”有何瓜葛，严格来说还有待考古学的考察研究

另一方面，日本的“天下”仅仅指的是日本的土地。商周的“天下”虽说很小，却也是和日本“天下”不分伯仲的。这点是需要强调的。

有个青铜器名为“
公盨”。由于
公盨出土状况不明，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是西周时期之物，还是战国时代之物。这个青铜器上铸刻着“天下”二字（可以分读为“……天，下……”）。如果这是战国时代的器物，则可以参考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典籍进行说明。

并且，这也如前文所述，在战国时代的天下范围内存在着多个中央政权结成的文书行政网。与此相对，西周时代所讲的有限范围内的“天下”是以“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当时尚未开始文书行政制度。

秦公簋、秦公镈中的“下域”、“四方”和“蛮夏”

在研究西周时代的“四域”时，制作于战国时代的秦公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迪。该青铜器的铭文如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国（皇祖的神秘之力），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龏夤天命，保
厥秦，虩事蛮夏（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曰：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叡尃明型，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协稣万民，虔夙夕，烈烈

，万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

文武镇静不廷（亲文公、秦武公的实际战果。秦目前安于这样的现状），柔变百邦，于秦执事，作淑龢〔钟〕厥名曰
邦，其音铣铣雝雝孔煌，以邵格孝享以受纯鲁多釐，眉寿無疆，畯疐在位，高引有庆，匍有四方，永宝宜（秦公祈愿能够在现有秦国的领土之上，再能够将对殷商的四方即蛮夏的统治变为现实）。（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8面，编号270）

此外秦公镈（秦公镈有以前出土的秦公镈和新出土秦公镈两种。这里指的仍是老的秦公镈，我们在前文也提及过。新的秦公镈我们称之为“新出土秦公镈”中也有类似的铭文。其开篇部分有“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又（有）下国（我们得到保证能有下国）。”关于十二公，（）内讲了“确认了目前安于现状的现实和将来必将统治蛮夏的事实”。这是因为讲述了皇祖们的功绩，明确表述了对“下国”的统治。

也就是说由于皇祖的神秘之力，得到了保证能够统治“下国”。在这个“下国”之下，有目前已经处于统治范围的秦地，以及将来会纳入统治范围的“蛮夏”，即“四方”。

正如前文所言，据说秦与赵拥有共同的祖先。赵国所统治的地盘在山西北部，一如前文所述，《左传》中记录了山西南部与夏王朝的遗址有关系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根据秦律，秦国女子所生之子为“夏子”。上述秦公簋中也提到秦王在大禹居住过的地方建了家宅。这种理论大概就是将夏王朝的遗址设定到秦国领土的东面，然后通过祖先传承将其对该地区的统治正当化。所谓蛮夏，指的就是那群自封为夏王朝后裔的中原一带的国家，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子民。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铭文中没有提到“天下”，而是“下国（域）”。这应该是由于“天下”这一词汇还尚未成熟，或者还没有出现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秦公镈中铭文中所使用的字并不是“或”或者“域”，而是“國”（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个“國”（国）字是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的。西周时代以来的城市都被称作“邦”，围绕着“邦”而出现的一定的领域在西周以后被称为“域（或）”。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人们对包围这一领域的分界线更为关注，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國（包围着或）”（国）这个字。

新出土秦公镈中的“蛮方”“域”“百蛮”“四方”

除了与前文所涉及的秦公镈，还有另一个新出土的秦公镈。其铭文内容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以上为先祖的功绩。神秘之力）。烈烈昭文公、静公、憲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蠻）方（以上为三位君主的功绩。神秘之力的使用与实际战果）。公（秦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

，允义翼受明德（秦公目前为止的功绩。实际成果）。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俱即其服（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作厥酥钟，灵音铣铣雝雝，以宴皇公，以受大福，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其畯
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祈愿能成功。对于得到保证将为自己统治的地区，祈愿实际成果），其康宝。（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37面，编号269）

文章结构与秦公簋、秦公镈（旧）非常相似。

使百蛮归顺自己大概类似于匍有四方。百蛮指的是人，而四方指的是土地。蛮方大概指的是马上前来归顺的方国，这并未归顺的百蛮都是属于四方的。

关于这个青铜器的时代有两派见解。一种见解认为由于铭文中出现了邵文公、静公、宪公，此三公分别对应于《史记·秦本纪》中的文公、竫公（《秦始皇本纪》为静公）、宁公（《秦始皇本纪》为宪公），因此该青铜器成于宁公之子武公的时候。另一种观点认为该青铜器铭文与前文介绍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极其相似，因此应该是这些铭文中的“十二公”之后的文物。历来人们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春秋末期，但是笔者再次研究了相关青铜器之后认为“十二公之后”应该是战国中期以后了。

不过，实际上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青铜器是春秋前期武公时期的还是之后的文物。新出土的秦公镈铭文虽然言及“宅”，却只字未提“禹”。大禹相传是夏王朝的始祖。秦公簋、秦公镈（旧）中提到了“蛮夏”，这个“蛮夏”的“夏”大概就是夏王朝的夏。战国时代的一个特点便是各诸侯国都高举着复兴夏王朝的大旗。新出土的秦公镈中未见战国时代的词语“夏”，这就说明了该青铜器的铭文使用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体裁。

不过在铭文中也的确见到了“义”字，这个字一般认为是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字。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即使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时代其含义也各有不同。例如“德”字，在西周时代（德是一种咒力、灵力）和战国时代（与现代意义的“德”意思相近）的意思就大相径庭。这段文字中的“德”做哪种理解都是可以的。相同的，“义”的意思根据时代不同有所出入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此仅仅靠一个“义”字，是不能断定该青铜器的时期的。

何尊中的“中域”

一如前文所述，周有两大都市，首都镐京（宗周）和陪都雒邑（成周）。前者在周的大本营陕西一带，后者震慑着殷商故地。大本营有周王坐镇，雒邑有周公把持，形成了一个支撑周王朝的体系。

前文介绍的青铜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周的势力范围从宗周一带延伸到了成周一带。

这个以陕西一带为主、雒邑一带为辅的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武王死后，由雒邑的周公辅佐年幼即位的成王的体系。

周成王的即位是应支撑周王朝的姬姓一族的要求。同样的，周公旦承担辅佐重任也是应族人的要求，但是没有人要求周公直接继承王位。青铜器何尊是西周初期的文物。这个青铜器记录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武王驾崩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将其置于雒邑之地进行培养。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雒邑）。（以下二字不清晰）,（在宗周）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殷），则（于首都镐京一带）廷告于天曰：余其（迄今已）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乌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爵于天。彻令敬享哉！（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75面，编号6014）

这里讲述了成王迁宅于雒邑，以及回顾了武王时期的事情。在回顾武王时期时用了“中域”一词。

在西周青铜器世世代代都会不知疲倦地将文王受命和武王掌握殷商故地“四方”的内容写入铭文。这点我们在前文也有所涉及。

文王的“匍有上下”（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不断被强调，其意思是指文王手握陕西之地。因此周王朝每代都会确认同一个事实—周是以陕西为大本营（中域），在此前提之下将其统治延伸至河南一带。

前文提到了《左传·昭公九年》中的“中国”（中域）。这个“中国”就是受上述何尊铭文中的“中域”影响的说法。

各文化地域上的王朝交替

从天下的视点论霸者的交替

以上就是西周的世界观。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世界观后来作为基本的观点得到了战国时代秦国的继承。

秦国原本是从甘肃方面东进至陕西渭水，占领了渭水一带西面，最后将东部也一起纳入其势力范围（参考图1、图2）。如此一来，西周王朝的王都一带就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所以，如果我们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中的中原地区一分为二来论述，就可以把盘踞于陕西一带的“大国”的交替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在这片土地上，“大国”从周变成了秦。

晋国从山西汾水地区将势力范围向外延伸，成为横跨山西、河南的第一大国。在划分势力范围的意义上，制造了王朝的交替。

在山东方面，齐国仍旧稳坐头把交椅。这一带没有出现王朝交替的现象。不过，齐国对周的诸侯施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后成为连周也不能无视的存在。对这些诸侯施加新影响的则是晋国。晋国的抬头使得齐国没能够在河南一带制造出王朝交替的情况。

在湖北方面，原本只是弱小部族的楚国向外扩张，最终将湖北一带纳入了版图之中。虽然西周时代的情况尚不清楚，不过这一带曾经也确实出现过王朝交替的情况。

在江苏方面，春秋中期以后，吴国势力开始变大。虽然之前的状况尚不清楚，不过这一带也确实有过王朝交替的情况。吴国后来还向邻国出兵，攻陷了楚国的都城（公元前506年），甚至向中原诸侯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吴国最后灭在了越国手中（公元前473年）。越国以浙江为大本营一路北上，最终将吴国置于其统治之下，并且越国还继承了吴国的势力范围。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理解为长江下游地域发生的王朝交替。

传统观点认为霸者的交替主要是齐、晋、楚、吴、越的五霸。但是从上述情况看来，这种观点是有偏差的。

因为霸者更替的观点是从天下的视角来看的，而且对于周王朝而言，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样的地域的大国与此有关系。这个观点是在以周为中心来整理诸国的关系，认为各地的大国是比周略低一等的，所以才说是霸者的更替。

战国时代的霸者观与这个霸者更替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各国在议论霸者时也已经开始讨论天下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即“还欠缺作为王者的一些资格”。因为他们想说在各个领土国家首次称王的人才是真正具有王者资质的人，所以对于霸者的评价都是要低于王者一等的。无论是这片领土过去的统治者，还是敌对势力自认为正统的祖先，都一视同仁，都低于王者一等。如何将自己国家的特别领域定义为天下中的特别存在，这是议论的基础所在，而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天下的霸者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才进行更替的。

春秋时代周王朝的王都

如果我们将周王朝看做统一天下的王朝，那么周王朝的王都就是这样的—西周时代王都位于陕西镐京，进入春秋时代后搬到了中原的雒邑。关于周王朝王都的变化，历代都是用“东迁”这个词表示的，即周的王都向东迁移。

然而实际上这段历史应该是周的诸侯发生分裂，出现了拥护镐京的周王即周携王的势力，以及拥护雒邑周平王的势力，两军兵戎相见，最后平王势力得胜。

西周时代，雒邑扮演的一直都是为了将中原地区纳入势力范围而存在的陪都的角色；但是等到平王即位后，雒邑变成了王都，西周时代的王都所在地陕西被人遗弃了。

在这个时代，汉字开始不断地传播，在诸国生根发芽。

此时出现了将周王朝是以雒邑为首都的王朝作为前提来讨论历史的想法。这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很早以前的记录。这就是本书前面介绍过的《逸周书》等古籍。《逸周书》写到了周武王向东远征，结果征服了“（殷商的）四方”。虽然平定了这个“四方”的周王朝，但“四方”这种说法是商王朝的说法。

周还在商的统治下当小国的时候，周人还不会汉字。周是在灭商的过程中继承了商的文字。因此对于商人的表达方式首先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下来。“四方”这种商人的说法也被原汁原味地继承了下来。

因此在西周初期的金文中也出现了“四方”一词，其意思是武王征服了商的四方。

这个“四方”并不是作为围绕西周王都一带的地域被提及。但是作为记录流传了下来，等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就搬到了“四方”附近居住了。这样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周王朝的周围有四方的错觉。

这个情况的变化一直流传到了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位于中原的韩国便开始了对这个“四方”的再利用。因为韩国本来就位居中原地区，所以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如前文所述，《左传》一面将陕西之地称为“中国（域）”，另一方面却又说是“西土”。这种观点也被沿用到了《史记》里。后来甚至出现了将商以来的“四方”改为“四表”，还认为文王的“上下匍有”中的“上下”就是河南一带的文献（《尚书·尧典》）。

西汉首都在长安（西安），但东汉却定都于洛阳。从东汉时代开始，古人便开始给各种古籍经典作注。结果自然而然地，古书中出现的“四方”被理解成了东西南北。后来有读者理解到了“四方”原本的意思，于是我们才可以重新讨论“四方”的意思。即古书中出现的“四方”并非东西南北，而可能是“四个国家”的意思。不过按照传统的解释方法，将“四方”解释为“东西南北”的注释还是普遍存在的。

在这种传统的解释方法背后，隐藏着统一帝国的观点。如果想把商王朝看做是统一天下的王朝，那么按照原意来解释“四方”就很不恰当了，所以必须解释成拥有广域印象的东西南北。周王朝的迁都又为这一解释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如果周王朝的都城一直都在镐京，留下更多能明确其与四方之间关系的史料，估计现在也不会有这种误解了。然而周迁都雒邑一事为后人错误地解释“四方”提供了方便，这个错误甚至还波及后人对周王朝统治地域范围的认识。

汉字的魔力

使周站在权力顶点的青铜器铭文

我们现在知道汉字是商王朝使用的文字，并且后来为周王朝所继承。

周王朝从商王朝那里继承到了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后，也严格保密，从未泄露与他人。周王朝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诸侯的。而接受封赏的人也并不知道汉字的意思。不过，如此代代接受封赏后，诸侯们也渐渐开始懂得汉字的意思了。然而即使他们懂得汉字的意思，也不懂得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因为不懂，所以也不会制作。有的诸侯国即使能制造青铜器，上面也没有铭文。

这个铭文内容正是将周王朝推向权力顶点的功臣。记录了这些内容的青铜器被代代封赏给诸侯。

西周末期，周王朝王都一带陷入混乱，周王手下的工匠们也离散到了各地。这才使得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技术传到了各地。

在那些已经熟悉汉字的国家，人们已经将汉字作为自己的东西开始使用。广域的汉字圈逐渐形成。对于各国而言，从不识汉字的时代流传下来了很多青铜器。虽然很大一部分青铜器都已经长眠于地下，却也的确是存在的。当这些诸侯国用已经成为己物的汉字来整理这些青铜器时，他们看到的是称颂周王朝之伟大的铭文内容，并代代流传下来。这些诸侯国越是解读这些文字，便越发觉得周王朝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

从军事力量的角度而言，周王朝的势力是日渐衰敝，但是从青铜器铭文表述中读取的内容来看，周王朝的权威反而越发崇高。这就是春秋时代的特点。

代代受封获赐青铜器的诸侯，主要是从河南一带到山东地区的诸侯。在这些诸侯国心中，他们认为周王朝处于最高的位置。这个观点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汉字魔力的统治之下。

与此相对，那些青铜器上并没有记载着自己与周王朝关系的国家，或者即使有记载也只是些只言片语的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青铜器的国家，它们自始至终都不曾把周王朝放到心中第一的位置上。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属于汉字圈，也没有受汉字魔力的影响。

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和下游地区的吴、越之地对于周王朝的权威就表现得很冷淡。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自封为王。不仅如此，他们还让那些变成自己统治范围的周的诸侯们铸造青铜器，铸刻铭文来记载自己与这些诸侯国的关系。他们与周王朝相抗衡，展示着自己作为第一权威的骄傲。

我们在前文讨论了一下春秋时代与日本古坟时代的一些共通点。在古坟时代之前，汉字就传到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但是这个“汉委奴国王”是中国的汉字。

在邪马台国时代，大和政权将铜镜赏赐给各地。这也是许多学者讨论的焦点。其实这与西周时代赏赐诸侯国青铜器极其相似，并且受到赏赐的国家都并不认识汉字，这点也是一样的。

后来受封赏的国家渐渐开始认识汉字，这点也是相同的。

古坟时代，人们制造了刻有铭文的铜镜。不过，这些铜镜都是模仿中国铜镜所制，所以那时的日本人也未必懂得汉字的意思。后来也出现了在铁剑上铸刻铭文的现象，其内容大概记载着大和朝廷为权力中心之类的东西。铭文对系谱也有简单的记录，这点也与西周时代金文的部分内容相似。

到了飞鸟时代，人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一来，我们将飞鸟时代与春秋时代相比较后会发现，其实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后来佛经也传到了日本。通过研究佛经，人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又发生了质的飞跃，日本也进入了文字社会。

经过白凤时代，关于律令制度的讨论也基本收官，接近尾声。由于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把后来的这个时代与中国的战国时代相提并论。

只是在进行上述问题的讨论时，有些必须注意的地方。虽然同为汉字，但是中国战国诸国的语言最后同化为汉语，成为同一种语言。日本的语言确与汉语有着天壤之别。汉语与日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之大，以至于两者不能简单进行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汉字跨越语言的壁垒，传入并扎根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我们即使要拿日本文书行政的开始和中国相对比，那也已经是距中国战国时代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有史可考的开始使用汉字的商王朝到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开始，其间约经过了一千年，而从战国时代开始文书行政到日本与朝鲜半岛开始实施文书行政，其间也大约经过了一千年。

四处生根的汉字

春秋时代是汉字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扎根的时期。因此各地都留下了不少汉字记录。与此相对，西周时代，周王朝独占了青铜器铭文的铸刻技术，所以各地几乎没有记录留下来。

不过西周时代与春秋时代从社会结构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时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汉字是否已远播四海，而社会结构基本相同。都是以城市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基本是没有变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研究春秋时代就能弄懂西周时代。西周时代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地方诸侯国的记录，而春秋时代则留下了不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春秋时代的史料来想象和推测西周时代地方诸侯国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从战国时代的史料中剥除后人附加上去的内容来还原春秋时代的真实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还原西周时代的社会状况。

春秋时代被定义为一个古代的理想王道衰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随着汉字在各地的生根发芽，周王的权威也被推向了不可动摇的顶点。

春秋时代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因为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为后人伪造的“王道”时代洗褪浓重的脂粉，还原一个真实的时代面目。

被理想化的周公旦与太公望

周公旦

周公旦是西周初期的人物。他先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推行理想的王道政治，被后世奉为圣人。然而这个所谓的理想王道政治其实并不存在。战国时代的王者为了效仿古人的理想，证明自己才是具有正统性的王者，所以将周公旦变成了一个能够提供佐证的材料。

那么周公旦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周公旦是周克商后被委任来统治雒邑的人物。但是周的氏族组织是由好几个血缘集团构成，然后必须从这里面选出一个君王。甲骨文研究结果显示商王朝是从这种血缘集团中轮流选出君王的。西周则是从特定的血缘集团中选出历代君王。这种特定的血缘集团仅限于构成周这个国家的氏族组织的部分成员。当人们从这个血缘集团中选出君王的时候，其他血缘集团的首领则要举行确认的仪式。对周来说，举行这种仪式的族长就是周公旦。

周公旦是构成周的氏族组织的重要一族的族长，而周公旦的一族承担着这种重要的责任，对陪都雒邑进行统治。这一族每一代的族长都称为周公。

到了西周末年，周王朝分裂（公元前770年），东面的周拥护平王，西面的周则拥护携王。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后，状况就发生了改变。因为周平王即位之地成了雒邑。西面的周被东面的周灭亡后（公元前579年），陕西一带仍然处于混乱之中，最终脱离的周的统治。在雒邑出现了周王与周公并存的局面。如此一来，雒邑一带的统治者就变成了周王，周公便退居二线，成了周王身边的辅佐者。维持周公生活的城市被定于近郊，这和其他春秋大国给予辅佐者的待遇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周公的地位从西周时代殷商故地的统治者变成了雒邑统治者的辅佐者。

周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中，已经无法再维持将中原地区分为东西二区进行统治的体制了。

周公的角色是这样变化的，等到了战国时代，周公旦的血脉便失传了，于是在周王一族中出现了新的一族来顶替周公一职。周王的都城被攻陷后短暂的几年间，新周公的一族继承了周的传统。西周灭亡是在公元前264年，而周公之国的灭亡时在公元前255年。

根据《史记·鲁世家》的记载，周公旦之子被分封于鲁国。本书前面的部分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只是，这个所谓的周公之子可能不是周公真正的孩子，实际上被分封到鲁国的恐怕只是周公旁系的族长。鲁国是为了牵制同样位于山东的齐国而分封的。

太公望

周公旦的实际人物形象和传统观念大不一样，太公望的实际情况也同样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太公望也是西周初期的人物。

实际上《史记·齐世家》中描写太公望与周文王相遇的记载有三个。其中一个是脍炙人口的故事：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文王）。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吕尚）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季历）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为是太公所望）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这段故事中奇妙的一点是太公望吕尚一个人四处巡游。当时是城市国家的社会基础成型的时代，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毫无门路的人能够无所防备地四处巡游的时代。吕尚是族长，一族之长困窘老迈，还四处游荡。这个说明本身就非常荒唐（这个情况倒是和电视剧里的水户黄门与实际上的德川光国出入很大的情况类似）。那时候还是不存在货币经济的时代。

第二个故事如下：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

这段故事中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游说诸侯一段，这里明显就是模仿游说家游说各国君王的手段。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段故事与第一段故事不同，这段故事中提到了“尝事纣”。

如果从这层意思上讲的话，那么第三个故事就更显得莫名其妙了。

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这里面“隐海滨”的说法也很奇怪。吕尚是一族之长，根本没有需要隐遁的理由。他如果隐遁便会失去维持生活的粮食。如果说他是被自己的族人流放，那还说得过去。不过周文王将这样的流放之人招到自己的帐下，未免也有些不合情理。只是这里还是有地方值得注意，即吕尚是在海滨居住。这里的海滨指的应该就是山东。吕尚本为山东的族长，他与周相配合共同攻打商。

我们在前文介绍了《逸周书·世俘解》，其中也有关于吕尚的记载。武王对臣服于商王朝的四方诸地区宣布“成辟”（即位）后便开始向两国交界处进军，这时太公望就出现了。太公望坐拥山东，他与周同时发兵，对商进行两面夹击。

这样考虑后，我们就可以确认周王将周公分封于鲁的理由的确是为了牵制大国齐了。

此外在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太公望从商王手中解救了西伯侯（文王）的内容。从文王时代开始山东的齐与周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使得商王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于是商王决定软禁文王。这样考虑前因后果还是比较合理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商王软禁文王一事与太公望解救文王一事中了解周和齐都有外派人员到商朝为官。由此我们也可推测在商纣王的时候商的势力范围是波及非常广大的一片地区—东起山东，西至陕西。然后商王的统治最终还是在这东西两端的夹击中走向了灭亡。

领土国家进程中大国权贵与小国权贵的差别

孔子与鲁国权贵

春秋时代是城市国家的时代，随着铁器的逐渐普及，农地得到了整理，并且出现了井喷式的增加，形成了许多新的城市。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各异的人们聚集到城市，产生了新的人际关系。

孔子正是出生于这样的时代。

如前文所述，孔子传道的地方最早是鲁这个城市，然后随着追随者不断增多，孔子的教导也向邻近的地方传播开去。然而在这传播的过程中，孔子的观点渐渐走样，孔子的弟子们所展开的主张也不再是基于城市国家制度的讨论。他们讨论的出发点是领土国家的官吏统治制度。

孔子门下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才子，这些才子们又培养出了许多自己的弟子，原始儒教就这样传播开去。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有一些东西是为了迎合新的时代需求而生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在孔子出生的时代还没有开始派遣官吏到地方进行直接统治的文书行政制度。随着文书行政制度的施行，为了有效地处理诸事，还需要建筑法律体系，而这时候还没有“律”（律令）这样的法律体系。

许多学者研究证实现在的《论语》分为两个部分，即比较古老的部分和新加上的部分。从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窥见孔子所处的时代的肖像。而从新的部分，则能读出孔子的弟子们所附加的观点。

城市国家时代的孔子被设定为生长于领土国家的圣人。这是鲁国权贵们的观点。

战国时代的一些领土国家都对孔子进行评价，并加以利用，其代表者就是齐国。齐国的田氏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齐国有权势的大夫之一，但是田氏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齐国的国君，到了战国时代开始称王。齐国为了给自己称王的举动加上权威，于是便利用了孔子的名声。

齐是盘踞山东的大国。齐国曾与西周携手两翼夹击商，帮助西周灭商。在春秋时代，早已有一些大国强国开始吞并周围的小国，将其下设为县，并逐步推行完善官僚制度。齐国吞并了周围的许多小国，因此齐国有权势的大夫所坐拥的县便越来越多。这些有权有势的大夫大权在握，甚至比一些衰敝小国的国君还更有权力。

田氏便是这种手握大权的大夫，因此春秋时代的田氏后来就被作为一国之主论及。

与此相对，鲁国原本是为了牵制齐国而存在的大国，但是在吞并周围小国并下设为县的意义上，鲁国没有像齐国那样成为大国。因此鲁国的权贵们手中所掌握的县也几乎等于零，与田氏相比较，其手中的权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如此，在国家之内有君主和大夫之间的关系。鲁国与有权势的大夫之间的关系是传统的城市内部的君主与权贵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对鲁国状况比较了解，则可以加以有效利用，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线头理清城市内部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探讨历史意义的时候，齐国田氏的意义和鲁国权贵的意义则自然泾渭分明。

然而，一般人们看待鲁国有权势的大夫与齐国的田氏时，其视线高度都是相同的。如果要说这种相同点在何处，那就是在这种视角下，齐国田氏与鲁国权贵大夫都一样是属于官僚阶级。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很难看透春秋时代的田氏所掌握权势的大小，以及在后来成为了领土国家君主的成长过程中的权力者的实际状态，更无法将春秋时代鲁国权贵大夫与君主之间的关系看做传统的城市国家内部的抗争关系来理解。

就日本而言，成长为律令国家权力者的藤原氏或苏我氏等，这类地方的“国”的权贵们不应混为一谈，应分而论之。

提供了问题视线的是上述企图利用孔子为自己正名的人们。是一种将出生于城市国家的孔子设定为出生于领土国家的圣人的理论所提供的视角。

战国时代齐国朝廷将孔子与齐国田氏相提并论，加以利用。而在鲁国的论述中，孔子曾经侍奉过的季氏是最有权势的人，他是连鲁国君主都得让步三分的人物。古人用“弑”来表示地位低的人杀害地位高的人。在齐国的《公羊传》中，只要有正当的理由，大夫“弑君”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公羊传》沿用这种理论对鲁君企图“弑”季氏进行了说明。不过原本属于臣下的季氏便拥有与君主相当的地位，而堂堂的鲁国国君却降级成了普通的大夫阶层了。这种解释暗示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而将这种暗示托于孔子名下，其目的在于使人联想起此事（鲁国君主已经丧失作为君主的资格早有预兆）。

这个“弑”的例子可以与我们在前文提及的“获麟”的话题相提并论。孔子被设定为鲁国的圣人，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协助证明齐国圣人田成子的正统性。这是证明田氏正统性的环节之一。

因此这就需要大家理解一个问题，即类似这种说明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鲁国三桓

虽然都是利用孔子来展开对前代历史的说明，但是强调和齐国不同正统性的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展开与跟齐国一样的理论。这些国家需要根据自己论点的需求来对孔子的相关故事进行加工才行。

虽然同为战国时代有权有势的大夫，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准备了一套与齐国田氏截然不同的论述。晋国的权贵大夫们和齐国田氏一样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县，并且后来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魏氏、赵氏、韩氏后来不仅取代了晋国君主之位成为诸侯，最终还成功称王。这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晋”。战国时代，魏氏、赵氏、韩氏的王国三分中原地区的东部。包括中原地区西部的秦国，其他的地域正统也基本上成功实现了将一个文化地域变成领土国家。因此如果说到三分，则不能模仿其他证明自己地域正统性的“形式”。对于魏氏、赵氏、韩氏而言，强调“三分”是证明自身统治正当性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于是对田氏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孔子的定位被完全否定。这三家的论点中，孔子对齐国田氏等根本不屑一顾，与孔子相关的鲁国权贵大夫们实际上也有个“三”的问题。成书于韩国的《左传》便对“三”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创造出了证明韩氏正统性的“形式”。

鲁桓公（前712—前694）的后人分为三家，史称“三桓”。这三家分别为季氏（季孙氏）、孟氏（仲孙氏）、叔孙氏。这三家联合起来放逐了鲁哀公。而孔子曾经就侍奉于这三家中的季氏。

虽然这三桓因“三”而成为话题，但实际上鲁国还有其他强势的权贵们，而那些权贵们也是鲁侯的子孙。例如孝公（前795—前768）的子孙中有臧氏（臧孙氏）。然后还有来自宋国的孔氏一族。尽管如此，《左传》只将注意力放到了三桓的问题上。

之所以要将三桓作为问题来讨论，其本意记录在《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这部分也是统括《左传》最后的部分。在这部分中提到了三晋（魏氏、赵氏、韩氏），对三家分晋的局面如何形成，做了详细的说明。

鲁之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鲁哀公。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政治事件。与此相对，晋之三晋三分了晋国。在比较鲁国与晋国这两个极其相似的政治事件时，孔子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左传》中，我们可以四处看到孔子的预言。然而《左传》在介绍这些预言的时候，总会加上一些别人的预言作为补充。而且在《左传》中，孔子的预言总是被修正，反而是其他人的预言最后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在《左传》的记录中，孔子的预言从未说准过。

与孔子相关的一件大事就是三桓放逐了鲁国君主。这个构图中隐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无法做出准确预言，即无法洞悉未来的孔子与三桓放逐鲁侯这件事有关。《左传》也就通过这个方法来暗示鲁国的“三”根本不是真正的“三”。

于是在这种“形式”中出现的“三桓”的背后是隐藏了一些事实的。但是历代的解释都将这些作为历史的事实，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且，与前面齐国田氏相似，无论三桓还是三晋都是各自国家的强势大夫。三晋在大国晋之下，掌握好几个县，后来发展成为了战国时代的一国之君。与此相对，鲁国三桓手中的县几乎为零，其所能行使的权力与三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只是对《左传》中所示之“形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那我们是不可能看出这一层的历史意义的（也没有意识到孔子在这里的历史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贵大夫

鲁国的权贵大夫多与孔子一起被论述，从这个现象我们再次确认了前文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鲁国权贵的存在本身也给我们推测城市国家的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些头绪和线索。

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商王朝、周王朝的家族构成。这两代的族人都是由多个血缘集团构成的。我们也讲到了王的一族所派生的旁系。那我们自然也能想到其他国家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要说明类似的问题没有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因此存在权贵一族，这个事实在西周时代的诸侯或商代诸侯，甚至更早以前的城市国家都存在过。而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通过春秋时代鲁国的记录来搜寻蛛丝马迹，进行探明。

这里再次重申一点，即将一些权贵与孔子相提并论这一举动反映了战国时代和汉代以后人们对孔子的看法。所以除了城市中有权贵的存在这点，其他后世性很强的个人的发言内容都不能放在孔子的时代来进行论述。就像我们一般不把电视剧《水户黄门》的台词当做历史上水户光国真的讲过这话一样。

《春秋》使用的材料

《春秋》的记录是以逾年称元法来排列年代，如果我们从《春秋》中抽出各国君主驾崩的记录，便能算出这些国君的在位年代。《史记》的编撰者就是这样计算年代，并将《春秋》的记录誊写到《史记》中去的。

与《春秋》计算年代的方法相同，这时候计算年代都根据逾年称元法来推算。

《史记》中除了有这些来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还有许多“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这些年代记录大多以立年称元法来推算。因此根据这种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与逾年称元法推算的年代记录之间就会出现时间差。

这些“并不是源于《春秋》的年代记录”恰好证明了留下这些记录的国家曾经编写过编年史书。

《春秋》也是成立于这些编年体史书之上的。现在我们认为主要的材料是齐国与鲁国的编年史书。

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记录了关于几乎成书时间相当的《春秋》的相关内容。例如《春秋》庄公七年有这样的记载：“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对此《公羊传》有如下记录：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在这个记录的前后都记载了鲁侯夫人姜氏与齐侯私会的事。关于这个，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姜氏是齐侯的妹妹。夫人姜氏除了和其兄齐侯私会，有些记录还暗示了她与其父齐侯也私会。在田氏朝廷编撰的书籍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贬低春秋时代姜姓君王的记载。而在贬低姜姓君王的记录中穿插着关于《不修春秋》的记录。但是并不是因为《不修春秋》被作为话题提及，我们就能断定这是《春秋》之前的编年史书。不过《不修春秋》这个话题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因为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春秋》的蓝本，认为《春秋》是在修订《不修春秋》的基础上成形的。

本书已多处讲到《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是作为《春秋》的编撰材料，应该有一些编年史书存在于孔子的时代。虽然这些编年史书与孔子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史书确实存在。当时不仅在鲁国，许多国家都有编年史书。正是有了这样的背景，《不修春秋》才被作为话题提及的。

圣德太子的时代

这里想要把日本的圣德太子作为参照进行一下比较。圣德太子的时代，从汉字传播的观点来看相当于从春秋时代到律令时代的过渡期。在这个时代，日本的史书《日本书纪》成书（推古二十八年〔620〕）。根据记载，当时圣德太子（皇太子）与苏我马子（嶋大臣）进行了讨论，留下了《天皇记即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这部史书是模仿《史记》结构而编成，被定位为《日本书纪》的前身，但其具体内容不详。

到底当时的史书是怎样的内容，学者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日本实际的政治交往对象是当时的中国王朝，圣德太子的时候是中国的隋王朝。隋王朝保存了《史记》以来历代的天下史书。在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的时代，日本还没有和保存这种天下史书的国家建立政治关系。因此将春秋时代末期的孔子时代的中国与圣德太子时期的日本相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点是大家需要记住的。但是就史书、编年体史书的出现这点而言，比较孔子时代的中国和圣德太子时代的日本还是有其意义的。

这个题目对于我们理解日本律令政治时期为何没有采取科举制度也能提供一定的启示。科举制官吏开始正式主导政治还要等到唐宋变革的时期。即使文书行政完全扎根于中国社会，在那之后一千年以上的漫长岁月中，我们还看不到科举官吏的身影。

科举制的实施和成熟与以天下为对象的出版业的发展（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讨论这几点问题时，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就不能无视了。

刻板印象与多样化的视点

探究“事实”背后的事实

有这样一个词—刻板印象（Stereotype），其意思是约定俗成的形式或常见的做法。不过里面也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大多数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所抱有的幻想出来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背后是大多数人共同的认识，所以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对它产生怀疑。

因此某些“事实”一旦扮演打破某种刻板印象的角色之后，反而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因为人们容易安于现状，会下意识地满足于幻想出来的常识，不愿改变。所以种种“事实”只能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刻板印象是以“事实是神圣的”为内容的。对事实疏于分析就是由这种固有观念造成的。

在本书中，笔者向大家展示并介绍了这种号称“事实是神圣的”刻板印象的内容，同时也跟大家说明了现代人的战国时代之前的历史常识其实跟真正的“事实”相去甚远。

在现代人的历史常识中，关于战国时代之前的这段历史，大家基本上是从《史记》和东汉以后的经典注释中了解的。当然这些注释和解释也非常多，其中对现代人历史观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被称为宋明理学的这一派学问。清代的考证学和日本江户时代的学问也深受其影响。

清朝考证学的目的是摆脱宋明理学的束缚，回归古文。但该学派的回归也仅仅到了东汉的注释便止步不前了。表面上看起来，清朝考证学派好像是将东汉时代的天下观回溯到了三代；但是事实上他们所理解的天下观与东汉时代或明代并没有多大差别。

这类注释和解释有一个共通点，即将汉代以来的汉民族聚居地视为中国，同时强调这个区域的整体性。与此相对，战国时代之前的中国是作为每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主张其独立性的重要阵地而存在的。而各国在这个阵地上创造出来的刻板印象在各国所作的史书中均有体现。

本书便是向读者介绍了战国时代诸侯国各自不同的刻板印象，以及各国史书中各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观。

之所以给“事实”加上了引号，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这些所谓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拨开迷雾，探究“事实”背后真正的历史。“事实”是通过前人的史书展现给后人的，查阅起来也很方便。但实际上就连确认这些“事实”是否真实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通向历史真相的是一条既漫长又坎坷的道路。

虽然同为刻板印象，不过如果我们更专注于分析战国时代的东西，我们还是能发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间的共通之处。这与研究汉代的刻板印象相比，还是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本书最大的目的也就是确认这些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过。

本书也提及了这些“事实”背后的事实。不过这些东西今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正。

皇帝的“天下”与周边国家的领土

至今半个世纪前，铃木俊和西嶋定生共同编著的《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前田直典的《东亚古代的终末》。前田直典是个才子，但战后不久便英年早逝，前田的这篇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中。

前田的观点如下。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六国才得以完成。日本和朝鲜古代是在公元后4世纪才出现统一国家，和中国相比至少要晚七八个世纪。在东北亚，鲜卑于2世纪，高句丽于3世纪末才出现了统一的国家。

前田还认为中国古代终结于9世纪左右，朝鲜、日本是在12世纪到13世纪才完成同样的历史进程。这时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差缩短到了三至四个世纪。而到了近世，日本的历史进程就赶上了中国。

当时学界研究的焦点是对社会构造的把握，以及探索其发展的层次。前田的观点认为在东亚，中国的发展最为超前，落后的其余东亚各国也基本上重复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过后来中国周边各国追赶的速度不断加快。

前田认为，在对最早的时代进行划分时，官僚制度（由官僚对地方进行统治）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国家”（领土国家）的成立便是比较的对象。

本书中也继承了前田的这个观点。本书是把通过文书行政实现的对地方的统治与律令的保持分别放在“东亚册封体制”出现前、出现后以及该体制的转型期来进行定位和说明的。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制的人正是将前田的成绩介绍给世人的西嶋定生。

但是前田之后一直占据主流位置的观点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的领土差距。本书中对此提出了异议。问题的焦点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我们需要将这些文化地域作为前提，方能讨论战国时代及以前的历史。这些文化地域跟日本差不多大。考虑一下日本弥生文化和续绳文文化并存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地域其实是受人的活动范围限制而产生的区域。

正如前田的继承者西嶋定生所述，“东亚册封体制”是从描述统一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开始的。但是西嶋所着眼的儒教经典均成书于更早的战国时代。在这个战国时代，各个国家都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前提，极力主张各自领土国家的正统性。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也在这个框架中，以各国的理论为基础得以论述。这些主张和论述也反映到了儒教经典之中。

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此处还需赘言—此处并不是说超越了文化地域的领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首先战国时代的汉字圈已经被当做是与“天下”的范围相等，而且就在汉字圈出现之前，随着物物交换的发展，物资融通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相当广域的空间。即使在日本即东北亚通过文书行政的形式加入到汉字圈之前，各种物资就在东亚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得以流通和交换。这个广大的领域自然有它的讨论价值，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便无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存在。

本书虽然基本上继承了前田以来的观点，但是却非常重视“天下”这个广阔领域和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之间的差别。笔者以此为前提，就极其细微但却非常重要的关键部分提出了异议。

本书还有意地避开了对所有王朝史观的介绍，也回避了对承认这些王朝史观的理解有误的观点的介绍。

王朝史观认为传说中的三代都是天下太平的理想王朝。在这种王朝观念中，成型于战国时代至汉代的各种制度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进行讨论。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相反，这种观念也容易和停滞史观相提并论，认为从古至今社会都没有变化，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谓的王朝史观也好，与其互为表里的停滞史观也罢，这些观点都不能帮助历史学家揭开历史的真面目。本书对这两种史观进行说明，并多处对相关“事实”进行了介绍。

作为一个摆脱停滞史观束缚的有效方法，我们将铁器的普及等各种现象作为指标，来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前田的研究中甚至还大胆地提出：这些指标在我们对几个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时也同样适用。

但是这个大胆的见解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那就是中国皇帝的国家是以天下这个广大的领域为前提的，而在这个广大领域形成之前，各国是以自己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的独特性为前提的。前田的观点中完全忽视了这点，而本书就是为了唤起大家对这个要点的注意。

中国正史中反映出来的体制观是将中国皇帝统治所及的地区视为特别的存在，其周围的地区则是野蛮之地。然而那些周边国家也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慢慢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独自的体制观。如果我们拿中国的正史来讨论国家关系，就只能看到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的体制观，对于同时代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体制观也会视若无睹。并且同样以中国的正史来讨论中国历史，则最终只能看见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体制观，而忽视了战国时代各个领土国家中形成的体制观。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时代的国家领域与同时代周边国家的领土存在一个共通点—其面积仅为一个或最多两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那么大（虽然战国时代有三家分晋，将一个文化地域再次细分，但各国在对特别地域的设定上几乎都是类似的想法）。

正因如此，本书在前田理论的基础上，将铁器的普及、通过官僚制进行的地方统治、文书行政的开始等作为基准来进行考虑，然后在本书中提出了将中国的战国时代与日本的律令时代进行比较的观点，然后对律令时代准备期的孔子所处的时代与日本圣德太子所处的时代进行了论述。史书、神话、爵位，这三方面的比较结果都非常有趣。

江户时代的儒家学者的中国古代史观

众所周知，日本的律令制度日渐衰落，最终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但是其“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到了江户时代，这个“形式”得到了利用，成为支撑幕藩体制的重要理念。藩有大有小，其大小和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面积大同小异。在这些藩中谋生的儒学家当中，出现了将日本称为“中国”而非“日本”的人。他们想要复兴形成于律令时代的特有的中国·夷狄观。山鹿素行、浅见絅斋、佐藤一斋等为藩或幕府效命的儒学者都将日本视为“中国”。律令实施领域的传统依旧形成了一种“形式”。其结果是比起那些将中国皇帝统治疆域作为讨论对象的学者，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们更像那些生活于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学者，仅将某个特定的有限的领域定义为“中国”。

《论语·子罕》中有这样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感叹道之不行，透露出了想要去东方九夷定居一事。有人问他：“九夷是风俗僻陋的地方，你怎么在那里待得下去？”孔子回答道：“如果有德的君子去那里定居，就能将野蛮之地变成礼仪之邦。何陋之有呢？”）（宇野哲人）。对此，京都派儒学者伊藤仁斋有这样的观点：即使是夷狄，只要懂得礼仪，也能成华，相反华若丧失礼仪，则会沦为夷狄，舜和文王原本也是夷狄之人，而且孔子是心系九夷之地的，这个九夷具体在何处虽然不清楚，但估计孔子指的是像日本这样的地方。伊藤仁斋的观点正是把日本作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虽然大概没有人会支持伊藤仁斋的这个观点（穗积重远），但联想到本书中的观点，便可知伊藤的“玩笑”似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论语·子罕》里的这段内容讲的是孔子对中原地区失望，想要去东方的齐国。这段话可以读解为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正统性主张。齐国利用孔子制造出了一些证明自己正统性的“形式”。对此，本书已提供了不少材料进行说明。伊藤仁斋仅仅通过将《子罕》中的“九夷”替换成为日本，这就让他的观点和领土国家的正统性主张联系到了一起。

江户时代的学者们大多都受中国皇帝统治下的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但对于作为自身所处藩或日本，基本都是站在日本这个领土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而非中国皇帝统治下的广袤领域。

中国古代史观与城市国家的视点

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与中国皇帝的国家的区别之处主要在于领土大小的不同。作为与此相关的话题，本书中提到了金属货币的出现。战国时代形成了以整个天下为基础的交易网，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只要把地点转移到日本，就能很容易地明白其含义。我们知道古代日本曾经打算将唐代的货币制度移植到日本本土，因此铸造了日本自己的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没有广泛流通起来。在日本，最早开始广泛流通的是宋钱。宋钱这种货币的适用范围非常之广，不仅包括中国皇帝直辖的国家，还包括以其为中心的广泛的经济圈。

随着货币的发展，印刷技术得以提高，出版文化也兴盛起来。得益于这种出版文化的蓬勃发展，科举制度也逐渐固定下来。但是日本并没有科举制度，这是因为日本没有相同的文化基础。

不过在日本，人们的购买力逐渐增强，促进了出版文化的发展。在江户时代，许多中国的出版物也发行到了日本，成为各藩的儒学者们学习的工具。同时日本也出现了自己的货币。

因此，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和中国皇帝统治的国家的学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共通的平台。尽管如此，由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土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国环境迥异。在这些不同环境下，各国学问的发展，例如对中国古代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

二战后，增渊龙夫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山林薮泽作为蕴藏盐铁等矿物资源的载体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随着战国时代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重要的山林薮泽也成为支撑君主权力的经济基础。其讨论的出发点便是“盐铁论”。而在更早的江户时代，学者大田锦城的研究中也曾论及过山林薮泽（《吾窗漫笔》“商鞅之言云云”）。不过，大田深受自己所在藩的观点的影响，其讨论对象是城市国家时代的山林使用。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认为这是认识的不同造成的。但是本书叙述难以讨论的史书以前的历史时，这里正好有个不可忽视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对城市周边这一有限空间的重视。今后在做城市国家时代的研究时，需要我们再次利用这一方法。

在日本和韩国等大小不一的现代国家中也有日本各藩主张各自独特性的空间。日本用“お国ぶり（国）”来表示这种空间。日本史中这种国的状况一般是以比较易懂的形式来表示的。然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很难看清楚其状况。能看见的只是与日本领土大小相媲美的，即继承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传统的监察区或军事区对自身独特性的主张。例如，清王朝时期，汉族致力于地方分权的时候，各文化地域便开始发挥其独特性。我们从狮子等的具体造型就能窥见一斑（台湾宜兰县有河东堂狮子博物馆）。至于为何不见日本藩国大小的地域进行独特性的主张，可能是人们对此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地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对春秋时代城市国家，即对本书最早将汉字据为己有的各城市国家进行具体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进行讨论之际，我国的国家状况多少具有一些参考价值。

原本在人与人相互关联的历史社会中，有村庄，有统领村庄和小城市的大城市（即城市国家），有统领大城市的“大国”，大国中有通过官吏统治地方的领土国家（与现代日本或韩国差不多大），然后还有将这些领土国家进行统一后的更大的国家（现代的中国或欧洲）。我们在谈论现在时，有上述这么多的空间存在。这些空间不仅存在，而且世界上爆发的种种纷争其根源也在于这种社会所生成的各种扭曲。

在本书涉及的时代中，除去战国时代的部分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时代。城市和农村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小社会单位。正因如此，它们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信息来矫正我们认识中的扭曲部分。我们重新追溯这些最小单位的历史，利用人类发展至此的经验，培养能够冷静和理智地观察这个社会扭曲之处的眼睛。这能对于解除在世界各地存在的误解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是凡事都是知易行难。在文字还是祭祀工具的年代，我们能很轻易地了解到祭祀的一点一滴，却很难把握每个人内心的林林总总。到了文书行政的时代，我们很容易看到领土国家的冠冕堂皇，却很难了解每个人的真心实意。本书在研究时应强调慎用历史记录，对于重要的城市和农村，也用了很多委婉模糊的说法。为了揭开历史的面纱，需要脚踏实地的长期的研究和努力。最后，我还在思考着：为了解除各种误解，我们踏踏实实地进行研究。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对伊藤仁斋的“玩笑”一样的观点（说法很谦虚）和大田锦城的研究进行合理的定位？这些便是我此时此刻的想法。

研究之路永无止境，吾将上下而求索。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夏禹与殷商汤王

禹是行神，即旅行之神。战国时代，天下的物资流通变得昌盛，人的移动变得频繁，道路也更加完备。在这道路网间行走的人们的保护神便是禹。所以禹是跨天下而活动的。从而形成了大禹经巡天下的故事。另外，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地域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各地域间不同的治水神话。这是与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相应而生的。不同地域的治水神各有特色，而其中也出现了把行神禹和治水相结合的说法。这个带有地域性的治水之神禹和天下行神的禹相重合，从而形成了天下的治水神禹的传说。尽管大禹成为天下的治水神，他也有地域的局限性，又成了在文化地域概念下创造出来的夏王朝的始祖。在天下的治水神禹传说的影响下，汉代人眼中的夏王朝成了天下的王朝。在这种意义上，相对于不管是时代上还是地域上都有着多种变化的传说中的人物禹，殷商的汤虽说是被理想化了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他在甲骨文中被称作大乙，在战国时代的金文中被称作成汤。

周文王与武王

推翻殷商王朝的是周武王，在武王之前奠定了王朝稳固根基的是周文王。周人在武王时继承了殷商的汉字文化，并定下了武王的王号，追号父亲为文王。而在此之前周王被殷商称为周侯。周文王得了天命，能知道天地之呼应，并拥有德这种符咒力、灵力。继承了德的武王依其天命，征服了称为殷商“四方”的领域。文王得天命，武王支配殷商之“四方”，以后代代彰显其丰功伟绩。以此为基础，战国时代以后也创造除了继承周王朝权威的“形式”，从此文王和武王成为了象征式的人物。武王以后代代的西周王继承的都是德这种符咒力、灵力和对“四方”的统治。德的意思渐渐地被一般化，而革天命（革命）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后，一直因得天命而被称道的文王也就更加突出了。

周公旦与周成王

公元前1022年周武王驾崩后，殷商的残余势力在各地兴起了叛乱。周公旦团结周的族人，渡过了这一难关。周公在周族当中是支撑王室一族的别族族长。因此，他并没有自己称王，而是在雒邑（洛阳）地区辅佐周王。幼小的成王曾一时寄身于周公身边而定居于雒邑。关于武王征伐统治的殷商“四方”，其统治的关键就是雒邑，而掌控雒邑的曾经就是周公一族。在所谓的东迁的混乱以后，雒邑成为周王的王都，曾经的殷商之“四方”才改由周王自己统治。周公的都城也迁到附近的别处，在礼仪上辅佐王。因为周公旦没有成为周王，战国时代以后，成了扮演判断王德有无的圣贤的角色。这种理论上的角色演变为理想化的“事实”，后来常被作为革命的象征来议论。

共伯和与周宣王

公元前841年，因周王朝内部争斗，周厉王被流放。之后执掌政务的人是共伯和。因雒邑有周公一族，于是共伯和便与其达成协议，在幼小的宣王正式即位之前，政事由共伯和一手掌管。当时曾一时改厉王放逐之年为“元年”，但不久又因承认其幽闭期间也算做在位期间，因此恢复了厉王纪年。公元前826年，厉王去世，宣王即位，始称元年。因之前的情况与周公旦和成王的关系十分相似，因此从战国时代起，共伯和的时代也被定义为圣贤的时代。效仿成王的观点使得战国时代的各国的王取名为“成王”，效仿宣王的则取名为“宣王”。效仿“成王”的国家说“宣王”不是在正月元旦改称的元年，以此以贬斥宣王；而效仿“宣王”的国家也诋毁成王。及至汉代，人们甚至不知道共伯和是个人名，将“共和”当做是圣人周公和召公两者交互执政的理想时代。“共和国”的译语，也是从该“共和”的意思而来的。

周幽王与平王

与王朝的创始人被理想化相反，被理想化的君主消灭的君王则备受诟病。商纣王和传说中的夏桀王皆是如此。周王朝从诸侯对立到分裂为镐京（西安附近）和雒邑（洛阳）两大阵营，直到不久后镐京王朝毁灭。造就分裂开端的周幽王一直都备受指责。都说商纣王是被叫做妲己的美女迷住了心窍。与其相似，周幽王也被说成是被一个叫做褒姒的美女迷得神魂颠倒。褒姒也渐被赋予了妖女的形象。另一方面，平王在雒邑之地重新建起了周王朝，作为君主受到了一定的好评，甚至有观点将东迁王都至雒邑一事评价为革命性的事件。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有鲁国的叛乱者公山不狃想要起用孔子，孔子也打算前往，于是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东迁事件）乎？”

五霸

新石器时代以来，各文化地域出现“大国”，甚至有了进出邻近文化地域的情况。曾经为殷商和周这种城市国家独有的文字—汉字在春秋时代得以广泛使用，周的统治地域的“大国”君主向周王称“侯”，并用汉字确认其诸侯地位，而其他地域的“大国”君主则称“王”以对抗周王。这样到了战国时代，在各地域开始了文书行政的领土国家为了追溯历史，对敌对领土国家的君王加以诽谤，对历史毫不客气地，给春秋时代有名的君主贴上了独有的标签。齐国的孟子为了诽谤被自己辅佐的田氏逐下王位的姜姓君主，以及敌对诸国的祖先，称齐（姜姓）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夏、商、周三代（三王）的罪人。楚国的荀子为了只褒扬所仕的楚王，对于楚王的祖先庄王和已灭亡的国家，他列举了齐（姜姓）桓公、晋文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他们是“信立而霸（立信就能成为霸主）”（其中只剩下了楚王）。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2年生于鲁，公元前479年死于鲁。他过着亡命生活的同时，培养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们活跃于战国时代的政界。春秋末期城市不断增加，城市间的人口移动也变得频繁，用传统形式培养的人际关系来管理城市的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孔子论述了世间要想以新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运营城市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他的弟子们渐渐成为领土国家官僚的代言人，他们编撰了孔子言行录，其中有比较久远时期的东西，也有弟子们所处时代的内容，两种混杂在一起。作为其言行录之一留存下来的《论语》也不例外，有将仁者、智者、勇者列出加以称颂，或单独强调勇等这些为城市刚刚出现的游侠代辩的旧内容；也有突出强调仁，为战国时代的大国中央立场代言的新内容。后世的官僚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释讨论《论语》。

老子与墨子

春秋时代城市增加，思想家们开始以城市为舞台展开辩论。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得到发展，各领土国家的中央对地方城市实施官吏统治以后，地方受制于中央，各国的中央形成了以正统君主为最高点的具有很强独立性的论点。各国家的正统君主，有从大夫层发迹的，也有春秋时代各地域的大国君主的末裔。前者称赞以发迹论理为背景的圣人政治，倡导革命。后者则站在否定发迹的立场上揶揄圣人政治。领域小的国家继续以城市为舞台的展开辩论，强化小国的立场。谈论上人的宇宙观的《老子》思想揶揄圣人政治，并在楚等地流行。为了让上人层不凌驾于君主之上，因此对于上人们，都让他们去谈论与政治无关的世界。对于中人以下的阶层，则施以法治，便可使国家安泰。至于天地在遥远的彼方监督着世人的内容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有的说法了。老子被假托为春秋时代的人，但他是否实际存在，尚不能确定。就小国立场进行辩论的则是《墨子》。墨子提倡抵抗大国侵略保卫国家的和平主义。形成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解释为不分人我的爱，这是以小国的同族意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墨子》对法的严格运用则是战国时代的内容了。当人们以天下为议题进行议论成为主流后，《墨子》的学说便逐渐衰落了。位于天下中央的官吏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议论政治时，《老子》学作为与官吏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世代备受后人的尊重。

孟子、荀子和韩非子

孟子生于邹，所仕君主为齐威宣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也曾在公元前312年的马陵之战后，向魏惠成王（前370—前319年在位）讲解自己的理论。据说孟子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他认为仁义比利更重要，并主张人性善，强调君主应该善于抓住人心。其言行录《孟子》中，以事实说明了魏惠成王没有当王的能力，而齐威宣王才具有王才。《孟子》的开首有一段驳斥魏惠成王的话，用“五十步笑百步”（逃了五十步的人没有资格笑逃了一百步的人）的比喻，让人认识到魏惠成王的治绩并没有提高很多。提倡性善者是以上人、中人、下人中的中人以上为问题出发点，后来仕楚的荀子，将重点放在中人以下，主张性恶，并讨论了刑的重要性。后来发展了这一观点的是荀子的弟子韩非子。他生于韩，仕于秦，提倡以法确立秩序。

战国四君子

随着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文书行政制度进一步发展，包括后发迹的家系在内的各王统逐渐固定下来。随之，王位的继承就开始强调要有王德，而不仅仅是依据血缘关系的继承。这样，既是王的近亲又集一族和臣下的崇敬于一身的人就被放到了微妙的位置上。他们有成为王的资格，却处于辅佐君王的位置上。这些人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为了不让国家灭亡而号召结盟的人。汉代以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一落千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对抗秦的各国的圣贤们。《史记》中介绍的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是各国的宰相，并作为战国四君子而名扬天下。齐国的孟尝君，为了齐国促成抗秦同盟，却被齐湣宣王疏远驱逐国外。可惜结果却事与愿违，最终齐湣宣王成了把国家推向灭亡深渊的人。其他三人，在秦成为决定性的威胁以后，违背魏王之意完成对秦同盟，使秦的东进受到了一时的抑制。结成同盟后，信陵君无法回到魏国。

魏惠成王与孙子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城市不断增加，官吏阶层有了更广泛的基础，文书行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律令制度得以不断完善，中央集权型的官吏组织也发展得更为成熟。最早的一位王—作为君临于这种新的官吏组织之上的王—便是魏惠成王。魏在《史记》中被作为国名介绍，但它本来是个氏名。魏氏在春秋时代发展成为晋国有权势的大夫，和赵氏、韩氏一起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魏文侯得到周王的承认，确立了诸侯的地位。文侯（文）之子是武侯（武），然后是惠成王（惠王加成王）。从文侯到武侯、再到成王，这种文→武→成的君位继承，其实是仿效古时周的文王、武王、成王。魏惠成王自称夏王，是为追溯夏王朝被殷商王朝所灭，殷商王朝又被周王朝所灭的历史，表示自己要复兴夏王朝的“形式”。使用的历为夏正，这也是仿夏王朝所做。他举行仪式要求周移交权力，遭到诸国的反对，并大败于以齐为首的联合军。这一战役被称为马陵之战。为齐国赢得胜利的是孙膑。与孙膑相关的有以田氏一族的他的名字冠名的《孙膑兵法》，以及用被看做为其同族的孙武的名字命名的《孙武兵法》（即所谓《孙子》）。

齐威宣王、湣宣王和宋王偃

战国时代的国君有几个人把周宣王作为复兴周王朝的名君来颂扬，并效仿他而取名叫做宣王。其中最先称宣王的是齐威宣王（威王加宣王）。他在马陵大破魏惠成王，打碎了其想开始逾年称元的野心，而他自己在公元前338年采用逾年称元法，宣称自己是天下之王。他的儿子湣宣王（湣王加宣王）也是宣王。湣宣王利用同族的孟尝君，将齐发展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他后来没能很好地任用孟尝君，攻打宋的战略失败后，招致其他国家介入，最终致使齐陷入灭亡的深渊。宋是殷商的末裔，宋王偃利用殷商旧有的制度，称地上之帝。齐湣宣王就是利用这个称帝的问题攻打宋国的。宋王偃虽被齐所杀，但是殷商末裔抵抗强烈，其他企图占领殷商故地的国家也都陷入泥沼化的战争当中无法抽身。而得渔翁之利的是远道进军而来的秦国，他跟在楚的背后占领了湖南、湖北等地，奠定了天下第一强国的基础。齐威宣王（威王加宣王）、湣宣王（闵王加宣王）的事迹在《史记》中记录成了威王、宣王、湣王三人的事情。造成此错误最大的原因是把威宣王称王前与称王后混淆了。威宣王有称王前的在位年（A），称王后的在位年（B），它们之间有一整年（C）。《史记》把（C）作为威王的年代（这本身是正确的），（B）作为宣王的年代（这本身是正确的），把他们分别独立成为二人，造成了毫无道理的年代错位。因此只要明白湣宣王也是宣王，再回头整理，年代矛盾就能轻松解除了。

秦昭襄王与屈原

秦昭襄王（前307—前151年在位）继承秦孝公时代商鞅变法的遗产，起用将军白起等人将秦的领土扩大到天下的半壁江山。秦始皇又利用这份广阔的领土遗产，实现了天下统一。灭周是昭襄王时期的事（公元前246年。东周的国家也在公元前255年灭亡）。虽然因各国的联合结盟，昭襄王被困在函谷关以内，但他细心经营惠文王时公元前316年征服的四川，把当地治理得反比粮仓地带的军粮还要充足。而后，他从湖南之西攻打楚，接手了楚国的大本营湖北、湖南等地。这时，楚地名族屈氏中的一人—屈原在洞庭湖投水自尽。楚人的抗秦运动和屈原礼赞相结合，这使屈原成为后来人们长期尊崇的对象。集楚地诗歌而成的《楚辞》也多被认为是屈原之作。

伯夷、叔齐的传说

战国时代诸国之王，都试图利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来解释自己对国家领域支配的正当性。三代都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限，讨论有限的领域。那时为了配合宣扬王朝正统性的主张，有的夸耀血统否定革命，也有的议论从大夫层发迹权威不断上升最终实现下克上的。在讨论对周的继承问题时，有的只以文王为问题点，将武王之后全部否定，有的把文王、武王以来的较长时期作为问题讨论。另外，还有的否定周灭殷商的说法。伯夷、叔齐的传说就被利用于最后列举的否定说法。伯夷、叔齐两兄弟是孤竹君之子，兄伯夷觉察出父亲想让弟弟继承王位，于是在父亲死后让位于叔齐而逃走，叔齐也欲让位于哥哥伯夷而逃走。后来武王想要征伐殷商时，兄弟二人谏诤不可反臣之道，武王没有听从。待到周得天下后，他们为吃周的俸禄感到耻辱，隐身于首阳山，最终饥饿而死。这个传说是想否定革命思想，后世也有人指责内容荒唐无稽，但也有很多人褒扬他们不肯在二朝为官的高洁节操。

吴太伯的传说

战国时代，把自己所属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放在特别的位置上，把汉字圈看做天下，将这一特别地域与其他地域相区别的想法尤为盛行。一方面把自己以外的地域看做野蛮之地，另一方面特别看待汉字圈并加以解释的趋势愈发高涨。这种趋势引发了一个结果：创作神话，使他国君主的祖先诸神的位置低于自己的神灵。例如，中原地区将楚的祖先神置于尧之下等。同样的意识下，形成了长江下游的吴的祖先出自周一族的传说。与伯夷、叔齐的传说有些相似，说是太伯、虞仲将周的君主之位让与弟弟季历而逃到野蛮之地荆蛮之地。《史记》中，世家的第一位记载的就是吴太伯的话题。像宜侯夨簋一样，我们一直以殷商故地往东的地域来讨论封建的青铜器却在江苏省出土，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周初封建活动的余波以遗物流入的形式出现在长江下游。主张吴是周室之长的话题可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这到底是吴的真正的主张（开始是吴主动创作传说并加以利用），抑或只是《左传》采用的话题（为了贬低吴而制造的话题），我们不得而知。这一话题甚至波及后进入汉字圈的日本，出现了天皇是吴太伯子孙的说法。但是，这原本是将汉字圈特别看待的意识和他国比自己低等的意识相混合出现的话题，因此在日本也遭到了嗅到后者味道的人的反对。虽然可以想象，秦始皇时人徐福横渡到日本的传说也是出于同样的背景，但是这被当做归化人、渡来人的话题处理，并没有受到十分重视。

历史关键词解说

甲骨文与金文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制作首先是使龟甲、兽骨成型，然后在甲骨上钻凿一定数量的孔穴以便于之后烧灼出裂纹。把甲骨放在火上烧灼，龟甲就会产生开裂，占卜者通过观察裂纹状况来占卜吉凶。占卜之后，刻写在甲骨上的卜文就是所谓的甲骨文。卜文中记载了祭祀占卜时用到的人名以及各种术语。这些甲骨文不仅是殷朝祭祀活动的重要一环，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金文是指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是使用陶范（印模）浇铸的，陶范由外范、内范组成，内外范之间则用铜液浇铸。外范或者内范上通常有雕镂的凸字，因此使用陶范制成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像是刻上去的。凸字的制作首先是在模型上写字，然后把字体部分抠出，从而制成凹版。另外还要抠出外范、内范的某一部分，用稀的黏土再填上，最后用凹版压在上面就制成了凸字。这种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只在殷商和姬周之间继承，并未向外泄露。周对甲骨文不感兴趣，而对金文则虚心学习继承。周朝的一些诸侯国以及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大国，虽然这些国家分属不同文化地域，但是都表现出对青铜器的浓厚兴趣，从周王朝的衰落开始，直到公元前8世纪，金文制作技术不断外流，以至各国都争先把其据为己有。就这样，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了广域的汉字文化圈，但是在商周时代，汉字只不过是用于祭祀的符号罢了。

天命与德

天降其命。获得天命的王会得到一种神奇的咒力—德。“德”被统治者代代相传，从而得以永保天命。在周王朝，文王因受天命，获得了通晓天地的灵力；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拥有了平定四方的力量并最终灭殷商。这种力量还让其部下誓死追随。到了成王即位，受天命所得的力量一再被验证，发起叛乱的殷商余党们以及山西地区的民众被一一平定。天命又被表现为“敕命”，文王取得的天命就被特意强调为“上天的恩赐”（逨盘）。在春秋时代的楚国，自称王的楚成王好像也曾称自己是受了天命的。周的“德”逐渐衰落，直到战国时代，“天降命”才被重新提起。随着这一理论的大众化、一般化，到处都是宣扬自己是受天命的有“德”之人。结果，“德”成了各诸侯国得以称王的基本资格（不久又演变成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格）。原本作为咒力的“德”指的是一个王应有的“德”。后来依靠“德”平定殷商的说法也有了变化，新的说法变成了：让普天之下所有不受王统治的野蛮地区也能受到“德”的感化。通过征伐带到新领地来的“德”在官僚体制下，即便没有征讨也得以传入；在各诸侯国实力均衡的前提下，即便不去讨伐他国，“德”也会被传播到各地。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王”这一称呼也随之变为“皇帝”，皇帝的领土与之前的天下已然不再等同。此后，“德”也被强加上诸如上面关于野蛮地区受“德”感化的说法，“德”庇护的范围也超出了之前的天下之外很多了。不过，直到王莽时代才参照记载了战国时代说明“天命”和“德”的典籍，提出新的说法—皇帝的领土与之前分属天下一小部的王的领土是等同的。不过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武之胙（祭肉）”

周灭商，文王因受天命，获得了通晓天地的灵力，并拥有了“德”；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彰显了平定四方的力量。文武对“天命”“德”的继承受到后代的追捧，并且把这样一种继承当做一项礼仪被延续下来，即所谓的“文王、武王之胙（祭肉）”，也就是践“文武之胙”的祭祀礼仪。据说祭胙（祭肉）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用来留住祖先灵力的祭祀礼仪而被广泛推行。所谓的阼阶是指为了践胙而修建的阶梯。《论语·乡党》中有云：“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这里说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祭肉。魏国的惠成王和秦国的惠文王不仅继承了周朝的权威，还利用了“文武之胙”。践“文武之胙（祚）”的礼仪即所谓“践祚”的说法以及王位继承乃至皇位继承的继承礼仪也被后代延续了下去。即魏、秦之后建立的诸侯国通常认为“文武之胙”对王朝权威的继承起不到什么作用，只是把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祭肉谈论。上面引用的《论语》中的一小节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祭肉也有一定的意义可言。

桀纣

位处中原的大国“商”被陕西的“周”所灭后，世人并不热衷于去诽谤“商”最后一个统治者帝辛（纣王），而是对周文王的受天命、获得通晓天地的灵力以及周武王镇压四方的魄力大肆宣扬。但是，直到战国时代“革命论”的兴起，有一种说法认为，“周灭殷”也是一场革命。虽然现在天命确实降到了西周，但是在以前的殷汤时代也曾受到天命的眷顾，此后由于王的德性衰退，天命才转向了西周（命被“革”了）。殷商时代，象征王的德性已经衰退的人物是商纣王。一旦“革命论”成立，也就有理由说明殷商的建立也是经由革命实现的。这样一来就成就了殷商之前的关于夏王朝的传说，夏禹受天命，但是到了夏桀时，王的德性衰退了，最终夏被殷汤王灭掉了。于是就有“殷鉴不远”之说，即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这种说法也是在“革命论”的背景下产生的。

周易

“易”是作为一种占卜方法，起初的形式是经过数次占卜来推算某件事情是否发生。表示某件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符号以及表示由发生到不发生、或者由不发生到发生这两种变化的符号都可以接连在甲骨上从而形成甲骨文。甲骨文记录下了这一占卜方法的原始面貌。到了战国时代，占卜次数以三次为宜，用来表示变化的符号也逐渐消失，变化的内容通过总结三次占卜的结果用文言文做出说明。用“—”代表发生（阳），用“--”代表不发生（阴），从中任选一种，反复三次，组成八种形式。这八种形式统称为“八卦”。周易是以八卦为基础，并对此作出了系统说明。周易对八卦的说明逐渐变得复杂，开始重视由八卦两两相叠形成的六十四卦。用八卦表示方位的方法共有两种，一种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后天方位，另一种是三国时代开始启用的先天方位。

阴阳五行

殷商时代，占卜的基础是在发生和不发生这两者中的选择。到了战国时代，上述两种变化变为阴（--）、阳（—）这两种抽象的概念。另外，殷商时期，还有根据十个太阳的神话（十个太阳每天轮流穿越天空）制成的十个符号，后来演变成十干。战国时代，十干两个一组被分成了五份，分别代表五个阴阳，也是五个元素，即所谓的木、火、土、金、水五行。后世，日本人创造的汉字日本式读法（训读）中，阳的读音是“え（兄）”，阴的读音是“と（弟）”。日本的“木のえ（阳木）”、“木のと（阴木）”、“火のえ（阳火）”、“火のと（阴火）”、“土のえ（阳土）”、“土のと（阴土）”、“金のえ（阳金）”、“金のと（阴金）”、“水のえ（阳水）”、“水のと（阴水）”就相当于中国的十干。“甲”在日文训读中读作“きのえ（木のえ，阳木）”、“癸”读作“みずのと（水のと，阴水）”，都是从上面而来的。另外，把五行分配到四个方位（南方属于火，东方属于木，北方属于水，西方属于金，土掌管中央）就形成十二个方位。并且，五行按照顺序排列还有所谓的“五行生成论（水→火→木→金→土）”，按照顺序循环相生（例如燃木生火）就形成“五行相生论（木→火→土→金→水）”，而循环相克（例如土可以拦阻水）的就是所谓的“五行相克论（木→土→水→火→金）”。

十二支

十二支的起源问题仍是未解之谜。很多时候，十二支会和十干一起被提到。因为“十干”是根据十个太阳的神话制成的十个符号，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二支是根据月亮一年的十二次阴晴圆缺制成的符号（表示十二个月亮）。到了殷商时代，开始和十干一起出现，并且根据十二和十的最小公倍数而组成六十个组合。从殷商时代开始，六十干支就用来纪日，并延续至今。十二支纪年法从战国时代开始，到了汉代一直到现在则采用六十干支纪年法。根据这个方法，六十年为一个周期，也有了“六十花甲”的说法。在古代国家的文字记录中出现的六十干支纪年则成为遥远后世的新闻。汉代以后，不同的动物（如鼠、牛、虎……狗、猪等）入主十二支，并被后代继承了下来。

春秋列国

新石器时代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村庄周围被围上了城墙，于是出现了城市。城市一般拥有数个村落。虽然这些城市经历过动荡，也被外族入侵过，但是基本上都走到了春秋时期。春秋中期以后，铁器逐渐普及，城市数量也迅速增加，城市居民的迁徙活动也愈加频繁。以大国为中心的各地方受大国派遣的官吏管辖。在受到大国中央的直接统治之前，这些城市都有各自拥戴的君主，俨然成为一个国家。这些国家便是所谓的春秋列国。殷商时代使用的汉字为周王朝继承。周王朝统治者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个诸侯，而制作这种青铜器的技术仍由周朝独占。西周后期，这种技术与汉字一起被传到了各地并牢牢地扎下了根。因此，只有根据这些拥有汉字的诸侯国及周的记录，我们才能了解那些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国家的历史。从汉代流传下来的零散记录来看，在《史记》中记载的十二诸侯年表中，除“周”和“鲁”以外，剩下的十二个诸侯国被单列出来并记述了其历史。《史记》中特别列出那些国家即所谓的“春秋列国”。对司马迁来说特别注意记述方法的背后未必和国家的大小有关。

王者和霸者

在各地陆续出现拥有数个村落的国家之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里出现了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国。“商”就是这样的大国，他们使用汉字，把自己的首领称为“王”，他国首领则被称为“方（诸侯）”或“羌（外族）”。灭掉殷商、继承汉字的周也把自己的首领尊为“王”，其他国家则成为“诸侯”。春秋时期，汉字在各地扎根之后，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仍然维持着对周称臣、尊崇周王的体制。但是，在汉字新传入的长江流域，出现了尊称自己国家的首领为王的国家。战国时期，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个乃至三个国家，各国首领都各自称王。因为战国时期的王们都各自认为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他们有必要去贬低春秋时代之前的大国，并且把继承了汉字的商和周放在特别的位置上，强调自己才是继承商、周权威的不二之选。把商和周的开国之祖理想化尊为“王者”，而诸侯大国的首领们则被贴上“霸者”的标签。对此，还附带着这样的说明，霸者不是依据“王道”而是用“霸道”让对方臣服，指出了王者和霸者的不同。

盟书

在很久以前的太古时代就有所谓的“盟誓”存在。但是，在文字出现之前是没有“盟书”一说的。春秋时期，汉字被广泛传播并扎根于各地，随之也出现了盟书。盟誓是在神灵前许下誓言的一种祭祀形式。盟书又称“载书”，其中的“载”有追溯和祭祀的意思。“盟”的意思是降“明（祖先之灵等灵力）”于“皿（器皿）”。盟誓的内容被记录在盟书上，参加者回国后要去祭祀场所对盟书加以确认，具体由祭祀官负责。祭祀官中，专司文字之职的被称为“史”。到了战国时期，“史”则被重新划为中央官吏和地方的下级官吏。中央和地方是靠文书行政联系为一体。而支撑文书行政的则是作为法律体系的“律令”。在战国时期的国家中央，盟誓、盟书被轻视，不再重要，而且提出签订盟书的霸者往往被看成势弱的一方。没有盟书的商、周时代则被理想化成王者的时代。另外，还有“执牛耳”这一说法。从盟誓方式的地区差异来看，有的说执牛耳是主盟国的权利，也有的说是弱势一方的权利，而“执牛耳”这一成语是出自前者。

律令

在西周，“令（命）”是天降的。除天命之外，在城市里发挥作用的是“习惯法则”。人们在祭祀场所约定某项事情并获得认定。春秋时期以后，铁器的使用逐渐被普及，田地、城市的数量增加，于是人们频繁往来于不同的城市之间。为了通过文书行政把这些不同来历的人整合起来，对新规定的需求就变得日益迫切起来。这种新的规定以“律”的形式出现并形成体系化是在战国中期。当时，命令是指相当于天子的王所做的裁断，并作为一种“律令”和“律”一起起到很大作用。“刑”曾经也是依据习惯法则来判定的，但是到了“律令”开始起作用后，“刑”也开始按照其相关规定来实行。直到行刑的审判制度也逐渐得到完善。过去，判决罪行是在祭祀场所进行的（法的本义就犹如这里的判决），但是后来变成根据“律令”来判决犯人。这一法律体系有效地把中央和地方联系了起来。虽然律令法律体系得以建成，但是原则上来讲，“命”是继承了天命传统的“命”，把上天的声音具象化了；“律”则被认为是宇宙秩序（音律体现宇宙秩序）的具象化。

爵位

从城市发展来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君主，帮助君主管理国家的有辅佐官员以及门客。国家由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村落组成。君主居住在大城市，下面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也不乏有势之人。这些有势的权贵与君主之间形成一种虚拟的亲族关系。殷商作为睥睨天下的大国，用“伯”来称呼方（诸侯）国。在周朝，辅佐王的官员被称为“公”，中小城市的有势之人则被称为“伯”。一般社会成员则被称为“子”，也有人被称为“男”。如果其他文化地域的使者来出访本国的话，以“子”的礼节招待。汉字一传到各诸侯国，周朝的称呼方法就随之广泛深入到各地。周朝的“伯”和“男”这两个称呼之间，出现了趁着东迁的混乱状态移民到东部地区的诸侯。中央为了更好地统治地方，对爵位进行了完善。站在诸侯国的立场上，在过去的“公、伯、男、子”这四个称呼中间加进了诸侯的“侯”并设定了等级。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以此为理念基础，战国时代，真正让爵位得到完善的是秦国的十七等爵（大秦帝国建成后，发展成统治天下的二十等爵）。

郡县制

春秋中期开始设县。起初设置的县与诸侯国一样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但是后来逐渐被纳入中央的统治、管理之下。在大国之下设置的“县”是诸侯国君主以及大夫们自身的权力基础。如果大夫们成功掌控县，他们的子孙在不久就会变成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君主；如果诸侯国君主获得了县的掌控权，则他们的子孙也会在战国时期成为领土国家的君主。从文字信息这点来看，西周时通过赏赐青铜器来传达信息；春秋时期，随着广阔的汉字圈的形成，用来确认盟书所列盟誓内容的各国的祭祀场所也就成了信息传达的场所。中央向各县，即已灭亡的诸侯国的祭祀场所派遣官员，以此形成文书行政往来。用来支撑文书行政的法律体系便是“律令”，律令的出现则是文书行政完善的具体表现。曾经在祭祀场所担任文字记录的“史”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吏。随后出现了新的方法代替以分封安抚小国的做法—给予臣下一定的身份即爵位，并且这种做法日渐完善。在通过授予爵位得到保障的身份中出现了相当于一个县的一把手的职位。统治者充分利用边境防备及小国兴衰交替，以保证小国不会独立出去。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传统统治领域日渐扩大，人们对新的统治领域进行划分统治，就形成了“郡”。在被侵略地区，“郡”是指身份低下的人居住的偏僻地区，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方式。当时，开始以郡的统治规模为前提授予臣下爵位，爵位体系也随之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其文化领域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到了汉代，爵位体系进一步扩大，让天下的部分郡独立出来，成为诸侯国以谋取天下太平。

铁器和牛耕

现在，学者仍未弄清楚人类从何时起开始使用畜力。为了有效地让畜力在田地里发挥作用，人们需要把田地整理成方形。近年考古学家接连发现的古代稻田遗址中，属中国古代的稻田备受瞩目。位于长江下游流域的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以及中游的城头山遗址的稻田都是在自然形成的洼地上开垦的原始水田。这些水田被整理成方形与铁器的普及不无关系。春秋中期以后，铁器在全国普及，自然形成的土地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它们被人们用铁制工具区划成大块的适宜耕种的田地，并开始借助牲畜的力量进行耕种。当时土地区划用到的面积单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继承使用。六朝以后，度量衡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因此一个面积单位代表的数值也有了改变，而且古人开始用新的数值表示面积单位，并固定下来不再变化。耕作方法、水利技术有了进步和发展，出现了培养秧苗的秧田，人们利用插秧的方法在水田里种植水稻。

诸子百家

从城市发展来的小国灭亡后，由大国中央派来的官吏接手管理。之后随着中央官吏统治的发展，形成了上级官吏、下级官吏以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平民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相互渗透的流动性。在战国时期，这种阶层受到了充分重视，并出现了上人、中人、下人的说法。每个独霸一方的诸侯国为了其统治的需要，对上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以及下人都做了详细论述。虽然儒家阐述的是政治思想，但是孟子却是主张以中人以上阶层为论述对象的“性善论”，而荀子则论述了以中人以下阶层为对象的“性恶论”。法家思想则主张制定法令以统治中人以下阶层的国民。道家的哲学思想只是集中在上人阶层，强调“无为自然”。尽管如此，中人以下阶层由于受到法令的约束，国家也能安享太平。在国家间的战争、外交活动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被称为“纵横家”；研究兵法的人被称为“兵家”；擅长诡辩之人被称为“名家”。因为这些流派分管不同的领域，所以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共存。另外，还有像墨家那样站在小国和城市国家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的人。但是在大秦帝国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墨家走向了衰落。后来通过考科举出仕的官吏们以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为蓝本进行讨论时，每个人要阐述多种思想，强调哪家之说就成了问题。为此，后人就只好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倡导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这种说法与共处、共生的诸子们的实际状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诸子们聚集在各国的首都，回答王的问题。此间，闻名于后世的要数齐国城内的居住区“稷下”。稷下背负着后世学者的理想，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

针灸和导引术

我们从原始医术中，很难找答案来解释什么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只是在新石器时期，用于治疗的器具只有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虽然后来出现了青铜器，但是青铜的质地非常柔软，不能被制成尖细的针。而针是伴随铁器的普及才出现的。战国时期，与经脉相关的知识丰富起来，用针刺激穴位的治疗方法开始出现。另外，根据出土的汉代前期的文物，导引术的知识体系在汉代已经形成。导引是利用呼吸，由意念引导动作，并调和体内之气的身体疗法，通过导引可以治愈疾病。

铸造货币

商周时期，人们把青铜熔液用长柄勺子样的东西制成饼状青铜胚，并运往各地。后来随着青铜胚运量的增加并且流通中的交易货量也越来越多，于是人们开始把铜饼细分成一定重量的铜币，用来帮助计算流通过程中各方获得的利润。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是“布钱（铲币）”，刚出现时体积比较大。之后，物品流通越来越频繁，流通区域也越来越广阔，体积比较小的货币也随之出现。并且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同重量的货币。中原地区使用的铲币模仿了青铜农具的形状，而山东、河北一代的刀币则是仿照刀子制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国使用的蚁鼻钱，是把青铜铸成了颗粒状。在秦国使用的是圆形钱币。虽然这些货币形状各异，但是它们大体上都是依据一定的质量标准铸成的。各国都是遵照各自的重量单位来确定钱币的质量标准的。在楚国也使用黄金作为货币，把板状的黄金适当地细分成小块，依据重量判断价值。各国的重量单位都是以上面提到的由铜饼细分成的铜币重量为基准制定的，而且因为计算时的进位也有法则可依，相互间的换算也比较容易。因此，虽然每个国家使用的货币从表面看来都很有个性，事实上却是单个国家的货币都可通行于天下。秦二世时，秦朝推行货币统一，但仅限于形状上的一致，并一度让经济出现混乱。不过，自此战国时期各国形色各异的货币消失了踪影。

季节和历法

从事农业的人必须能够感知季节的变化。因此，自从有了农业活动，就有了原始的历法。为了了解季节，就必须设定一定的基准。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月亮盈亏就成为身边最便利的基准。月亮每年经历的盈亏次数大约有12次，但是这12次并不能正确表示“一太阳年”，所以如何得出季节更替和月亮盈亏的关系就成了古今东西人们所关心的事。原始社会时期，从立春开始往后数十个月为一段，就是所谓的十月历法。到了开始使用汉字的周朝，记录十一月的时候，写的是“十月又一”。这也是把前十个月与其他月份区分开来的做法。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对季节和月亮盈亏关系的了解也仅限于制定了冬至过后就是正月的基准。因此，有的认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也有的认为是十一个月，更甚者有时还有十四个月的说法，没有严密的历法。到了殷商时代，人们把祭祀祖先的三百六十的周期与历法结合了起来；周朝则把十二次的月亮盈亏分成四部分并加进历法。这些都让人们对季节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但是偶尔也出现了把一年分为十四个月的历法。公元前4世纪时，人们计算出从冬至到次年冬至的时间为365.25日，并且通过制定二十四节气来感知季节变化。此外，古人还制成了影响未来的历法。不仅限于太阳和月亮，木星的运行也与历法有关。这种高难度的历法在广阔的汉字文化圈中成形。它虽然依靠的是共同的知识，但是同时也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形成的不同文化地域独自的见解，他们都认为各自的历法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根据整理记录结果表明，古代的月是三十天的大月和二十九天的小月交互轮流出现，古人也发现偶尔多出一个大月计算的日期更为准确。于是人们在特定的一年的某个小月上加了一天变成了大月，并且成功测定出大小月排列的循环周期为76年。作为各国共通的大小月排列方式，七十六周期的起点应该订成公元前的哪年哪月哪日？根据季节变化和月亮盈亏的关系，每二、三年要插入一个闰月，那么这个闰月要怎么插？对于这些，各国都在努力显示与别国的不同。因为强调不同，每个国家的历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历法是正统的象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国的历法就成为全国的历法。之后，历法计算以及闰月的添加变得较为严密，但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历法过于看重概念上的东西，反而导致了常数计算的误差越来越大。

合纵连衡

“合纵”，即“形成纵（从）向联合”；“连衡”，即“形成横（衡）向联合”。所指的问题不外乎是形成纵向（南北）联合来对抗秦国的汹涌进攻，或是与秦国结成横向（东西）联盟来保全自己的国家。不过，上述状况是出现在秦国把手伸向了楚国根据地湖北、湖南并对其进行压制的公元前278—公元前277年以后。在此之前的状况是：魏、齐、楚、秦等国都自认是天下第一的正统，周王朝被卷入了争夺战并走向衰亡，结果各诸侯国组成了相互对抗的国家联盟。这里的联合用的是“纵”和“合”，在说法上与上面表述的“合纵”具有不同意思，并且以公元前278—前277年之后秦国的强大为前提，追溯到公元前278—前277年以前，也有关于“纵”的用例说明。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理解成公元前278年以后的说法，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家的对抗关系的。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培育出了领土国家。位于中原地区的赵、魏、韩三国、山东的齐国、河北的燕国、陕西的秦国、从湖南和湖北到淮水一带的楚国都自封为王，成为新的领土国家。这七个国家在《史记》的《六国年表》中都有记载。这里所说的六国是除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一览表中，除上述六国外，还加上了始自西周的周王朝以及后来实现天下统一的秦国，共计八国。汉代以后，按照《史记》的说法，战国时代被称为“六国之世”。另外，东汉以后，对秦始皇的评价跌到谷底，有观点称不应把战国时代的秦与周相提并论，应该让秦与其他六国处在同一位置，于是就有了“战国七雄”的说法。在周和战国七雄之外，战国时代的国家还有中山、越和宋国。

革命和禅让

西周灭商后，就开始倡导“天命”思想，即文王因受天命，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拥有了平定四方的力量并最终灭商。战国时代新出现的王们也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并宣称“曾经降在周朝的天命发生了改变”。“德”性不再是王的专属，而是成为圣贤（君子）普遍拥有的品格。并且，还出现了以“德”感化周围人的说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圣贤呢？其判断的基准随着官吏品质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王朝的更替也被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发生之时，从形式上来看，旧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动退位，并把皇位让给新王朝的创始者。如果参照古代的规范，继承王位的不是皇子而是有德之人。天命发生改变之后，有德之人的“德”成为新的王德。后来，把王位传给有德之人的做法用“禅让”这个词来表示。相反地，以武力讨伐并放逐暴虐君主的做法被称为“放伐”。但是革命的时候，往往在现实和理想的寻求折中点，所以在形式上仍是采用了禅让的方式。近代以后，英语中的“revolution”被翻译成了“革命”一词并被广泛使用。历代争论的革命也演变成了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的所谓“易姓革命”。

参考文献

本书是按阅读顺序、根据内容介绍参考文献。所介绍的书和论文的内容并不一定会成为本书内容，但关联密切，请对比阅读。另外，本书制作了关键词一览，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您的阅读的提示，帮助您深化理解。

序章

（1）松丸道雄，《殷商周国家的构造》，《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　四》，岩波书店，1970年

（2）松丸道雄，《殷商》，《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1》，山川出版社，2003年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战国史书所描述的“史实”、“正统”、国家领域观—》，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

第一章

东亚册封体制

（4）西嶋定生，《皇帝支配的形成》，《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　四》，岩波书店，1970年。《西嶋定生东亚史论集一　中国古代帝国的秩序构造与农业》，岩波书店，2002年

（5）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的兴亡—》，《中国历史　二》，讲谈社，1974年，改订　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年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同序章）

（6）平势隆郎，《龟碑和正统—领土国家的正统主张与数种东亚册封体制观》，白帝社，亚洲史选书，2004年

世界与中国

（7）安部健夫，《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政治思想史试论》，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6年。后《元代史研究》摘录，创文社，1972年

（8）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观点出发》，校仓书房，2003年

（9）平势隆郎，《中国古代正统的系谱》，《第一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研究报告集·中国的历史世界　统合系统与多元的发展》，东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特别是注35

（10）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的预言集》，讲谈社现代新书，2000年

（11）平势隆郎，《苏醒的文字与咒术帝国—古代殷商周王朝的素颜—》，中公新书，2001年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同序章）

（6）平势隆郎，《龟碑和正统》，（同第一章）

汉代的封印工作

（10）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的预言集》，（同第一章）

第二章

《逸周书》

（12）（晋）孔晁注，《逸周书》，《百部丛书集成》，抱经堂丛书

（1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高智群，《献俘礼研究（上、下）》，《文史》三五—三六，1992年

褒姒的传说·西周的灭亡

（15）贝塚茂树，《贝塚茂树著作集》1，中央公论社，1976年

摄政时期的象征

（16）平势隆郎，《左传的史料批判式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汲古书院，1998年

西周金文的月相→第五章　天文历法

东迁的推移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从原始到战国》，《中国历史》，第1卷，讲谈社，1974年

（15）贝塚茂树，《贝塚茂树著作集》1，（同前）

（18）尾形勇、平势隆郎，《中华文明的诞生》，《世界历史》二，中央公论社，1998年

第三章

韩的神话等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同序言）

第四章

秦的领土主张

（19）白川静，《白鹤美术馆志（金文通译）》，第199卷，补第16卷，白鹤美术馆，1971，1979年

◆秦公簋（旧）、秦公镈，一般认为出现于春秋后期，但这是受簋等“新郑铜器”的错误的编年观的影响产生的。相关器皿也可见于战国时代。

齐的领土主张

（20）白川静，《白鹤美术馆志（金文通译）》二一五，白鹤美术馆，1982年

◆叔尸镈（叔夷镈），一般被认为出现于春秋后期，但这是受“新郑铜器”等错误的编年观的影响产生的观点。如，其相关器皿“庚壶”就有铺首（手握部分的装饰）的兽面，那就是战国时代的器物。

魏的《竹书纪年》

（21）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2）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序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

◆尤其是《索隐解释表》。在注释中出现诸国诸君主的年代，可以一览作注者如何进行的操作。

今本《竹书纪年》

（23）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前揭（21）方诗铭、王修龄书所收

（24）平势隆郎，《今本〈竹书纪年〉的特点》，《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二〇、1992年

楚国的领域

（16）平势隆郎，《左传的史料批判式研究》，（同第二章）

（25）谷口满，《灵王弑逆事件始末—古代楚国的分解（其二）》，《史流》二三，北海道教育大学史学会，1982年

加上说

（26）内藤湖南，《大阪町人学者富永仲基》，《内藤湖南全集》九，筑摩书房，1969年

中山的领土主张

（10）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的预言集》，（同第一章）

汉代继承三代的“形式”

（27）平势隆郎，《〈史记〉2200年的虚实—年代矛盾之谜与隐藏的正统观—》，讲谈社，2000年，（后文也参照本书）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同序章）（后文也参照本书）

《后汉书》（现行《后汉书》的部分内容）

（28）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正史《〈后汉书〉二》，古典研究会，汲古书院，1971—1972年

（29）渡边义浩等译，《后汉书》四，《全译后汉书》四，汲古书院，2002年

文武胙

（30）丰田久，《关于周天子与文武之治的赐予—成周王朝及其礼仪的意义—》，《史观》一二七，早稻田大学史学会，1992年

第五章

《尚书》

（31）星野恒校订，《毛诗·尚书》，《汉文大系》十二，富山房，1911—1912年，1975年增补

（32）赤塚忠译，《书经·易经（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一卷，平凡社，1972年

（33）池田末利，《尚书》，宇野精一、平冈武夫编《全译汉文大系》一一，集英社，1976年

（34）松本雅明，《原始尚书的成立》，《松本雅明著作集》七，弘生书林，1988年

（35）松本雅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的发展》，《松本雅明著作集》十二，弘生书林，1988年

（36）高津纯也，《战国时期书篇的发展—以再论松本雅明说为中心—》，《史料批判研究》六，史料批判研究会，2004年

殷商始祖传说

（37）白鸟清，《殷商周感生传说的解释》，《东洋学报》，15-4，东洋学术协会，1926年

（38）出石诚彦，《关于上古支那的异常出生说话》，《民俗》，4—4，1929年

（39）森三树三郎，《支那古代神话》，大雅堂，1944年

（40）小寺敦，《上海楚简　关于〈子羔〉的感生传说—从战国时代楚地域的〈诗〉传播观点出发》，《史料批判研究》六，史料批判研究会，2004年

周礼

（41）本田二郎，《周礼通译》，秀英出版，1977年

（42）平势隆郎，《〈周礼〉及其成书国》，《东洋文化》，第81卷，2001年

作为行神的禹

（43）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98年

（44）《战国时期秦的领域形成及交通路》，平成三年度科学研究报告书，《由出土文物看中国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992年。中文本，《秦文化论丛》，第六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5）《战国时期楚国领域的形成及交通路》，平成五年度科学研究报告书，《再论〈史记〉〈汉书〉及古代社会地域研究报告》，1994年

甲骨文

（46）岛邦男，《殷商墟卜辞研究》，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汲古书院，1957年

（47）陈梦家，《殷商墟卜辞综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专刊甲种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

田猎说

（48）松丸道雄，《关于殷商墟卜辞中的田猎地—殷商代国家构造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1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3年

殷商代史

（1）松丸道雄，《殷商周国家的构造》，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四，（同序章）

（2）松丸道雄，《殷商》，《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1》（同序章）

（49）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国文明的成立》，《图解版世界历史》，第5卷，讲谈社，1958年

帝乙、帝辛时期的祭祀→甲骨文

天文历法

（50）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书房，1928年。中华学艺社，1933年。临川书房，1989年

（51）饭岛忠夫，《支那历法起源考》，冈书院，1930年。第一书房，1979年

（52）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纪年研究—从探讨天文与历法说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汲古书院，1996年

第六章

秦之东进

（22）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序章—》（同第四章）

汉字的传播

（48）松丸道雄，《关于殷商墟卜辞中的田猎地—殷商代国家构造研究—》，（同第五章）

（53）西嶋定生，《东亚世界与日本》，《西嶋定生东亚史论集》，第4卷，岩波书店，2002年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战国史书所描述的“史实”、“正统”、国家领域观—》（同序章）

盟书

（54）滋贺秀三，《关于中国上代刑罚的一个考察—以誓与盟为线索》，《中国法制史论集　法典与刑罚》，创文社，2003年

（55）平势隆郎，《春秋晋国“侯马盟约”字体通览—陕西省出土文字资料—》，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别辑15，1988年

（56）平势隆郎，《苏醒的文字与咒术帝国—古代殷商周王朝的素颜—》，中公新书，2001年

（57）吕静，《关于盟约中载书的一个考察》，《东洋文化》，第81卷，2001年

孔子与《公羊传》等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战国史书所描述的“史实”、“正统”、国家领域观—》，（同序章）

获麟

（58）公羊注疏研究会，《公羊注疏译注稿》，汲古书院，1983—1989年

（59）岩本宪司，《春秋穀梁传范宁集解》，汲古书院，1988年

（60）岩本宪司，《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汲古书院，1993年

（61）岩本宪司，《春秋左氏传杜预集解》，汲古书院，2001年

（10）平势隆郎，《中国古代的预言集》，（同第一章）

孔子实像

（62）宫崎市定，《论语新研究》，岩波书店，1974年。《宫崎市定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93年

（63）和辻哲郎，《孔子》，岩波文库，1988年

游侠

（64）宫崎市定，《中国古代史论》，平凡社，1988年

◆收录二战前的论文。

（65）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和国家—秦汉帝国成立过程的社会史研究》，弘文堂，1960年。新版，岩波书店，1996年。

五霸

（66）宇野精一，《孟子》，《全释汉文大系》，第2卷，集英社，1973年。等

◆请参考原文

（67）金谷治、佐川修，《荀子（上下）》，《全释汉文大系》，第7—8卷，集英社，1973，1974年。

◆请参考原文

（17）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从原始到战国》（同第二章）

第七章

合从连衡　孟尝君

（68）同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参》，文物出版社，1975年

◆包括《战国纵横家书》。有照版。

（69）工藤元男、早苗良雄、藤田胜久译注，《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朋友学术丛书，1993年

（70）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18）尾形勇、平势隆郎，《中华文明的诞生》，（同第二章）

（27）平势隆郎，《〈史记〉2200年的虚实》，（同第四章）

三星堆文化

（71）西江清高，《从史前时代至初期王朝时代》，松丸道雄等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第1卷，山川出版社，2003年

（72）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系列，《中国历史》，第1卷，讲谈社，2005年

屈原与《楚辞》

（73）桥川时雄，《楚辞》，《东洋思想丛书》，第9卷，日本评论社，1943年

（74）星川清孝，《楚辞的研究》，养德社，1961年

（75）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51年

（76）竹治贞夫，《楚辞研究》，风间书房，1978年

（77）石川三佐男，《楚辞新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

（78）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

（79）《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80）《越绝书》附札记，百部丛书集成原刻影印，艺文印书馆，1966年（81）《越绝书》乐祖谋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第八章

诸子百家

（82）贝塚茂树，《诸子百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岩波新书，1961年

（83）贝塚茂树等译，《诸子百家》，《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19卷，筑摩书房，1965年

（84）小仓芳彦，《诸子百家论》，《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4卷，1970年

郭店楚简

（85）HIRASE Takao，“The Ch’u Bamboo-Slip T’ai-isheng shui from Kuotien Considered in Light of the Emerging Debate about T’ai-sui”，“ACTA Asiatica”80，2001（《古典学的再构建》，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郭店楚简的思想史研究》，第1—5卷，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1999年

（86）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楚地出土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汲古书院，2002年

（87）平势隆郎，《王莽时期，有关木星位置刘歆说的复元及其关联问题》，《日本秦汉史学会报》，第5卷，2004年

《庄子》

（88）阿部吉雄、山本敏夫、市川安司、远藤哲夫，《老子　庄子（上）》，《新释汉文大系》，第7卷，明治书院，1966年

（89）市川安司、远藤哲夫，《老子（下）》，《新释汉文大系》，第8卷，明治书院，1967年

（90）金谷治译注，《老子》，岩波文库，1971年

（91）赤塚忠，《庄子（上、下）》，《全释汉文大系》，第16—17卷，集英社，1974、1986年

《周易》

（92）渡边千春，《周易原理》，自家，1921年

（93）藤村与六，《易的新研究》，关书院，1932年

（94）津田左右吉，《左传的思想史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22卷，1935年。《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5卷，岩波书店，1964年

（16）平势隆郎，《〈左传〉易与三统历》，《左传的史料批判式研究》，（同第二章）

历→第五章　天文历法

铁器

（95）窪田藏郎，《铁的考古学》，《考古学选书》，第9卷，雄山阁出版，1973年

（96）潮见浩，《东亚初期铁器文化》，吉川弘文馆，1982年

医学

（97）北京中医学院主编，夏三郎译，《中国医学史讲义》，燎原书店，1974年

文字

（98）松丸道雄解说，松丸道雄等译，《甲骨文、金文—殷商、周、列国—》，《中国法书选》，第1卷，二玄社，1990年

（99）裘锡圭，《殷商周古文字中的正体和俗体》，《中国古文字及殷商周文化学术论坛—以甲骨文、金文为中心》，东方书店编，1989年

（100）平势隆郎，《关于战国时代六国文字中“
”等的略化》，论集编辑委员会，《论集　中国古代文字与文化》，汲古书院，1999年

第九章

度量衡与制度

（101）《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

（102）小竹武夫译，《汉书》，筑摩书房，1977—1979年

（103）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新华书店，1957年

（104）小泉袈裟胜，《历史中的单位》，综合科学出版，1974年

（105）小泉袈裟胜，《度量衡》，《物与人的文化史》，第22卷，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年

（106）平势隆郎，《数的秩序与九、六、八》，《考古学Journal》，第500期，2003年

商鞅

（107）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

（108）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

（109）好并隆司，《商君书研究》，溪水社，1992年

郡县制

（65）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和国家》，（同第六章）

（16）平势隆郎，《左传的史料批评式研究》，（同第二章）、特别参看第二章

原始水田

（110）研讨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编，《水稻种植起源探索研讨会—中国草鞋山古代水田水稻种植》，1996年

（111）全日空ANA机内志，《翼之王国》，2003年3月号

（112）唐津市教育委员会编，《菜田遗迹—唐津市菜田字松圆寺所在地绳文、弥生时代水稻种植遗址调查—》，唐津市文化财调查报告五，1982年

铁器普及与农耕

（113）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形成基础条件特考—》，不昧堂书店，1965年

（114）原宗子，《古代中国的开发与环境—〈荀子〉地员篇研究—》，研文出版，1994年

（115）原宗子，《“农本”主义与“黄土”的产生—古代中国的开发与环境2》，研文出版，2005年

（116）平势隆郎，《关于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领域的扩大》，《日中文化研究》，第7卷，勉诚出版，1995年

夏子

（117）工藤元男，《中国古代文明之谜》，光文社文库，1988年

（43）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同第五章）

楚国的爵位

（118）李开元，《汉帝国的成立与刘邦集团—关于军功受益阶层的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

金属货币

（119）加藤繁，《中国货币史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56卷，1991年

◆战前的研究

（120）林巳奈夫，《战国时代的重量单位》，《史林》，第51卷，史学研究会，1986年

（121）松丸道雄，《西周时代的重量单位》，《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7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2年

（122）江村治树，《中国古代青铜货币的诞生和发展—刀钱与布钱文本的特性—》，《综合文本科学研究》，第1—2卷，2003年

（52）平势隆郎，《夏正、楚正和称元法》，《中国古代纪年研究—从探讨天文与历

法说起—》，（同第五章）

殷商代田猎到秦始皇巡行

（48）松丸道雄，《关于殷商墟卜辞中的田猎地—殷商代国家构造研究—》（同第五章）

（43）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同第五章）

（123）鹤间和幸，《秦始皇—传说与史实的缝隙—》，吉川弘文馆历史文化图书室，2001年

（124）藤田胜久，《司马迁之旅—重访〈史记〉古迹》，中公新书，2003年

第十章

文武称扬的表现

（125）丰田久，《关于周王朝的君主权构造》，松丸道雄编，《西周青铜器及国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眉县青铜器

（126）《文物》，2003年6期（相关论文七篇）

（127）陕西省文物局、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编，《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窑藏》，北京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2年

秦公镈等

（19）白川静，《白鹤美术馆志（金文通译）》，第199卷，补第16卷，（同第四章）

中域等

（3）平势隆郎，《春秋与左传》，（同序章）

汉字与咒术

（128）白川静，《中国神话》，中央公论社，1975年

（11）平势隆郎，《苏醒的文字与咒术帝国—古代殷商周王朝的素颜—》，（同第一章）

不修春秋

（129）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50年

（130）Joachim Gentz“Das Gongyang Zhuan-Ausle-gung und Kanonisierung der Frublings-und Herbstannalen（Chunqiu）”，Otto Harasowitz，Wiesbaden 2001

皇帝的天下领域形成及周边国家的国家领域形成之差

（4）西嶋定生，《皇帝支配的形成》，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四，（同第一章）

（131）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6）平势隆郎，《龟碑和正统》，（同第一章）

江户时代儒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

（132）木村英一、铃木喜一等译，《论语、孟子、荀子、礼记（抄）》，平凡社，1970年

（133）宇野哲人，《论语新释》，讲谈社学术文库，1980年

（134）穗积重远，《新译论语》，讲谈社学术文库，1981年

（135）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关仪一郎编集，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岛田钧一监修，《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论语部壱，东洋图书刊行会，1933年等

中国古代史认识与城市国家之眼

（62）宫崎市定，《论语新研究》（同第六章）

（136）松本雅明，《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东洋文库，1958年。《松本雅明著作集》，第1、2卷，弘生书林，1986年

（137）白川静，《诗经—中国古代歌谣》，中公新书，1970年

其他

（138）渡边卓，《古代中国思想研究—〈孔子传的形成〉与儒墨集团的思想与行动—》，创文社，1973年

（139）武内义雄，《老子原始—附诸子攻略—》，弘文堂书房，1926年

（140）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

（141）金谷治译注，《论语》，岩波文库，1963年

（142）金谷治译注，《荀子（上下）》，岩波文库，1961—1962年

（143）金谷治，《孟子》，岩波新书，1966年

（144）金谷治译注，《庄子》，岩波文库，1971—1983年

（145）金谷治，《管子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岩波书店，1987年

（146）金谷治，《孔子》，《人类的知的遗产》，第4卷，讲谈社，1980年

（147）蜂屋邦夫，《读老庄》，讲谈社现代新书，1987年

（148）蜂屋邦夫，《孔子—中国智慧源流—》，讲谈社现代新书，1997年

（149）户川芳郎、蜂屋邦夫、沟口雄三，《儒教史》，《世界宗教史丛书》，山川出版社，1987年

（150）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东京大学文学部布施基金学术丛书》，第2卷，汲古书院，1993年

（151）池田知久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二三子问篇译注二》，东京大学马王堆帛书研究会编，1997年

（152）池田知久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历法〉论篇译注》，东京大学马王堆帛书研究会编，1998年

（153）池田知久等，《〈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历法〉四度篇译注》，东京大学马王堆帛书研究会编，1997年

（154）池田知久，《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1999年

（155）池田知久，《郭店楚简儒教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

（156）小野泽精一，《韩非子（上、下）》，《全释汉文大系》，第20、21卷，集英社，1975、1978年

（157）町田三郎译注，《韩非子（上、下）》，中公文库，1992年

（158）金谷治译注，《韩非子》，岩波文库，1994年

（159）富谷至，《韩非子》，中公新书，2003年

（160）高本汉著、小野忍译，《左传真伪考》，《支那学翻译丛书》，第6卷，文求堂书店，1939年

（161）小仓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传研究笔记—》，青木书店，1970年

（162）小仓芳彦译，《春秋左氏传（上、中、下）》，岩波文库，1988—1989年

（163）镰田正，《左传的成立及其展开》，大修馆书店，1992年

（164）小仓芳彦，《春秋左氏传研究》，《小仓芳彦著作选》，第3卷，论创社，2003年

（165）平冈武夫，《经书的成立》，全国书房，1946年改版时附题为“天下的世界观”，创文社，1983年

（166）内野雄一郎，《秦代经书经说的研究》，东方文化学院，1939年

（167）内野雄一郎，《汉初经书学研究》，清水书店，1942年

（168）日原利国，《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创文社，1976年

（169）日原利国，《汉代思想的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

（17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经书基础的研究》，汉魏文化研究会，1966年。国书刊行会，1976年

（171）安居香山，《经书与中国的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1988年

（17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重修纬书集成》，明德出版社，1971—1992年

（173）浅野裕一，《孔子神话—作为宗教的儒教的形成—》，岩波书店，1997年

（174）浅野裕一，《儒教羡憎交织的宗教》，平凡社新书，1999年

（175）浅野裕一，《古代中国的语言哲学》，岩波书店，2003年

（176）浅野裕一，《诸子百家—生存于春秋·战国的热情与构想力—》，讲谈社，2000年

（177）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附“史记资料”），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2—1934年

（178）武田泰淳，《司马迁—史记的世界》，讲谈社，1965年

（179）池田四郎次郎原著，池田英雄校订，《史记解题　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后者为明德出版社于1978年再刊），长年堂，1981年

（180）佐藤武敏，《司马迁之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181）藤田胜久，《司马迁及其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182）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1卷，1930年。《傅斯年全集》三，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183）王世明，《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3年

（184）珠葆，《长安澧西马王出土“鄦男”铜鼎》，《文物与考古》，1984年第1期，1984年

（185）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制度及存灭表撰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52卷，1967年

（186）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书店，1992年

历史年表

本书所列年表中，中国年代部分根据的是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序章》（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中国古代纪年研究—天文与历法的探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汲古书院，1996年）。世界史年代根据桦山弘一等编《世界历史2　中华文明的诞生》（中央公论社，1998年）、《世界历史5　希腊与罗马》（同1997年）。

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历史记载存在许多年代矛盾之处，如关于《史记》中记载的历史，可以进行讨论的有2900处，而有超过830处在年代上存在矛盾。这个数字并不正常，必须进行系统的再整理。上述拙作之中，前者是进行系统整理而得出的结果，后者是在其基础上，通过对历法的探讨，确定出的殷末、西周时代帝王在位年代。

拙作关于《史记》的年代整理，针对每处记述矛盾年代的产生过程，都进行了逐一探讨。且对任何一个产生矛盾的原因，都进行了数十、数百次的探讨才最终确定结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征。也可以说，本书对为什么修正的年代是正确的、为何原来的年代是矛盾的，都进行了阐述说明，这同前人研究仅从自己的研究出发进行排列而否定他人的做法存在巨大差异。

注

＊《春秋》一直被认为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春秋》是采用逾年称元法对事件进行排列的编年体史书。因为逾年称元法在《公羊传》等书中是对王的制度进行议论时提到的。而鲁国是诸侯国，一直使用的是立年称元法。可参见公元前338年、前326年、前324年、前257年、前224年、前221年等。有关《春秋》的材料，可参考本书第十章“《春秋》使用的材料”一节。关于爵位，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爵位标签”一节。战国时代的历法与《春秋》的比对，请参考本年表前言部分所列拙作。

＊关于青铜器铭文所列的“月相”为何会存在、二十四节气开始后为何又会消失、朔望等表示定点的用语为何后世仍然存在等问题，请参考本书第二章“西周金文的月相”一节。另外关于后代的缘起，以及同后来的比较等，请参阅《苏醒的文字与咒术的帝国》（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第42—44页。

＊我将包含“月相”的条件限定性较强的历日记载，全部置于与季节的对应关系比如今还缺少严密性的观象授时的历法上，在注意与青铜器编年相关的前、中、后三期区分的基础上进行了年代排列。所得结果请参考本年表前言所述拙作以及本书第二章“西周金文的月相”一节的内容。关于“月相”的表述一般都会稍有不同，商周青铜器的官方作坊有很多，因作坊（包括都市）采用不同的文字或表达方式导致差异。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本书。关于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请参考本书。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王子今

图一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江苏省徐州有刘邦之弟刘交的封国和楚都彭城。那里还有历代楚王的陵墓。至今已发掘的有北洞山（第二代夷王刘郢客）、狮子山（第三代楚王刘戊）、龟山（第六代襄王刘注）、火山（东汉彭城王刘和）等汉墓，年代相当于文帝、景帝、武帝、东汉献帝时期。1984年在狮子山发现大规模的兵马俑群，后建成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之后在1991年又发掘了王陵。金缕玉衣的主人据推测为刘戊，他因参加对汉朝造反的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迫自杀。这件金缕玉衣由四千多枚于阗产半透明的美丽白玉，以金线连缀而成（徐州市博物馆藏）。

【玉衣的时代】

玉衣是穿着于秦汉王侯遗体上的葬服，是不能脱下来的衣服。在汉代这种将玉札（玉片）用缕（线）连缀覆盖于全身的衣服称为玉匣，为的是防止灵魂跑出尸体。秦始皇、刘邦、吕后、武帝的遗体上应该都覆盖有玉衣。汉代南越王的玉衣已被发现。随着秦汉时期的结束，玉衣的时代也消亡了。

03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日】鹤间和幸 著 马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3) FAASUTO ENPERAA NO ISAN

——SHIN KAN TEIKOKU

© Kazuyuki Tsurum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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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日) 鹤间和幸著;马彪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3）

ISBN 978-7-5495-1146-4

Ⅰ. ①始⋯ Ⅱ. ①鹤⋯ ②马⋯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Ⅳ. ①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280374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5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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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了统一。秦的统一并非只是兼并六国，即后世人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而且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后者的意义尤其重要。有学者称秦的统一是继商周时代“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充满了战乱和分裂”的东周时代，实现的“重新统一”（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7页）。当然，秦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已经与商周时代的“广大统治区域”完全不同。秦帝国的建立，版图的规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与商周时代完全不同。秦的政体又为汉帝国所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从秦统一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在这四个多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泼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和管理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怎样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地理解秦汉历史，从司马迁到今天，人们已经探索了两千多年。今天学者对许多秦汉史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异见。我们面前的鹤间和幸著讲谈社版《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中译本，提供了与许多中国学者视角有所不同的对中国秦汉史的另一种说明。

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这部专著虽然更多地侧重于秦与西汉史的论说，但是对于东汉史的分析，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学术亮点。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发现以后，又有若干有益于说明秦汉历史的新的出土文献面世。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此外，陕西秦汉考古学者近年的工作成绩，如张安世家族墓地的发掘信息，汉长安城宫殿区的考古收获，甚至“张汤印”的发现，都受到作者的注意，及时作为最新资料用以说明和印证自己的学术论点，体现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站立于学术前沿的立场。书中对于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的介绍，对于东汉自然灾害影响人文历史的思考，也都反映了作者对生态环境史予以重视的可贵的学术新识，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文化启示。

中国古史研究学界久有“汉承秦制”的说法。这一见解较早见于《续汉书·舆服志上》、《舆服志下》和《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前者《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及卷七七四引作“董巴《汉舆服志》”、“董巴《舆服志》”。而《续汉书·五行志一》说，“《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可知“汉承秦制”之说汉末已经通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的承继关系，也鲜明地显现了这一事实。李学勤先生对于秦汉文化的关系是这样表述的：“秦的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的汉代文化的基础。”“秦统一后，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随后发展为四十六郡。郡县制的普及，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带来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朝由于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可能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而不久建立的汉朝，其辉煌的文明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亚洲东部。我们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价它的意义和价值。”（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2页，第382页）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将汉帝国的历史文化存在视作“始皇帝的遗产”，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符合历史真实。

尽管主要用意在于向一般读者介绍秦汉历史，并不承负在较深层次进行学术攻坚的任务，但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依然在若干方面提出了颇为新异的意见。例如，书中写道：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通过古代人骨分析得出的结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这样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较丰富的资料和较全面的考察的支持。

关注学术成果传播的朋友们都知道译之不易的事实。实际上，自西汉时期起，已经出现了“译官”、“译令”（《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译长”、“译使”（《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等身份。所谓“译人传辞”（《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已经是作用特殊的文化职任。“译人”这一称谓也成为一种对文化交流负有崇高责任的职业的代号。马彪先生为《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译本在“信、达、雅”诸要素中“信”的方面应当首先可靠。“达”和“雅”当然是很高的要求，译者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看到成功。特别因译者作为熟悉中国历史学的学者，在译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学术意识体现。建议读者、特别是有意以此作为学术参考的朋友能够将鹤间和幸教授的原书和马彪教授的译本两相对照，也许会获得更多的阅读收益。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012年1月17日

中文版自序

本书能够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是笔者的荣幸。本来是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外国史读物，现在中国的读者要将其作为自己国家历史的史书来阅读了。但是，就我本意的来说并不希望读者是将本书作为一本由外国人写作的中国史，而是将其作为不问国籍的一名研究者所著的中国史书来阅读。

在此研究领域中，笔者作为日本秦汉史学会的一员，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不断交流。在日、中秦汉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中是没有国境界线的。对于中国最早实现统一的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文献和竹简、木简出土的文字史料，以及考古学资料为依据予以描述的。

然而，所谓历史读物必然要反映著述者的立场。在日本作为从外部观察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的人们，与在中国的国家、社会、文化之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观察过去的立场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许就是历史认识的差异吧。

本书则是将中国、日本都置于东亚这一大背景之中的。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倭”已经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日本列岛当时还是小国分立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小国向汉进行了朝贡。但即便如此，那种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出发，视边境地域为“夷狄”的观点并不可取。笔者放弃了华夷思想，从多元文化地域集合体的观点对中国进行了描述。

另外，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视角也是很重要的。对于当时中国与古代罗马之间的关系，我不仅记述了东汉时期罗马使节访问中国的直接交流，也看到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社会的时代特性。对于希腊、罗马的古代与中国的古代，我并没有从民主与专制的所谓二元的对比关系进行描述，而是着重探求了同一时代东、西世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自而完整出现的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所具有的真相。我认为从民众创造的国家、帝国的视角描述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在当地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对秦汉时期许多遗址进行了长年的调查。踏访了诸如秦汉的都城、皇帝陵、长城、始皇帝巡行路线，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设施，以及黄土高原、黄河下游流域的许多遗址，还参观了各地的博物馆。调查访问中，我一方面深感文献史料有限，同时又通过亲赴文献所描述的地点进行考察，从而加深了对文献史料的理解。这些成果在本书中可说随处可见。

鹤间和幸

2011年

- 推荐序

- 中文版自序

- 前言 超越《史记》、《汉书》

-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 史料相继出土超越《史记》、《汉书》

-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 第一章 始皇帝的诞生

- 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

- 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 暗杀秦始皇

- 刺客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 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 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 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 战国秦昭王时期

- 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 所谓“天下”的概念

- 秦王政与吕不韦

- 嫪毐之乱

- 天下统一

- 李斯的野心

- 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 统一天下之翌年

- 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 咸阳宫召开御前会议

- 古代的时间感觉

- 《史记》未载的天下统一实情

- 第二章 皇帝制的形成

- 皇皇上帝

- 古代的上天思想

- “皇帝”的称号

- 秦以水德克周之火德

- 三十六郡之谜与帝国的扩张

- 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 习字与撰写文书

- 秦朝的领土面积

-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 什么是泰山封禅

- 被歼灭者

- 祭天——祭祀的继承

- 封祭与帝国不灭宣言

- 对外战争——与新天下的遭遇

- 与蛮夷的战争

- 贸然对匈奴、百越南北同时开战

- 多难的百越征服战

- 河南（鄂尔多斯）与南海三郡

- 战时体制的土木工程

- 巨大的首都与阿房宫

- 焚书坑儒与不死仙药

- 丞相李斯的措施

- 对诸生反体制批判的镇压

- 方士与秦始皇

- 最后的巡行

- 单一法制的天下统治

- 秦始皇的末期

- 秦始皇的地下帝国

- 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台

- 已探明的地宫内部构造

- 天下的军队

- 士兵俑、文官俑显示出的秦帝国拓展

- 第三章 秦楚汉的三国志

- 陈胜、吴广之乱

- 秦楚汉更迭的历史

- 《楚汉春秋》：动乱时期的史料

- 重评历史的珍贵史料

- 六个月的农民起义

- 老百姓缔造国家

- 二世皇帝胡亥

- 叛乱的扩大与评价

- 秦帝国的灭亡

- 继承楚名将血统的项梁

- 项羽的崛起

- 刘邦其人

- 沛公刘邦的叛乱

- 刘邦集团的成员

- 赵高专权与二世之死

- 楚汉战争

- 项羽与刘邦的对峙

- 鸿门之宴

- 火烧秦都咸阳

- 西楚霸王项羽

- 十八王联合国体制

- 韩信“争权天下”的劝导

- 逐鹿中原

- 停战协议的制订

- 楚国崩溃

- 垓下之战

- 虞美人之歌

- 交错纷乱的楚军汉军

- 项羽之死

- 项羽之评价

- 第四章 刘氏王朝的诞生

- 刘邦的汉帝国

- 《二年律令》的发现

- 汉皇帝的即位

- 强化中央权力的大清洗

- 辅佐皇帝的官僚与诸王

- 封爵之誓

- 诸侯王的叛乱

- 汉王朝的首都圈建设与法制体系

- 再开发之后的关中据点

- 选择洛阳还是长安

- 汉长安城遗址

- 东亚世界法律的源流

- 始皇帝的严惩主义与刘邦的简约主义

- 模糊的秦律、汉律终有搞清楚的一天

- 对匈奴外交与高祖之死

- 冒顿单于的权力篡夺

- 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 吕太后政权

-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 吕雉与刘邦

-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 外戚吕氏的时代

- “皇后之玺”的真伪

-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 长沙国与南越国

-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 文帝的时代

-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 文帝即位的舞台

-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 废除凄惨肉刑

-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 从文帝到景帝

-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 不筑坟不损山川

- 吴楚七国之乱

-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 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I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 武帝与司马迁

-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 武帝在位年号

-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 司马迁的生卒年

-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 李陵之祸降临

- 李陵之降匈奴

- 宫刑之屈辱

-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 第六章 武帝的时期Ⅱ 领土扩张

- 进入西域与匈奴战争

- 丝绸之路

- 与月氏同盟讨伐匈奴

-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卫青、霍去病

-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 武帝的对外战略

-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 南越王国的灭亡

- 西南夷的世界

-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 大宛的汗血马

-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 儒教的时代

-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 汉代官吏的薪俸

-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 武帝时代的结束

-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 第七章 从后宫之窗见到的帝国行踪

- 汉帝国的中枢与后宫

- 从《史记》到《汉书》

- 忍受屈辱的李陵贯彻信义的苏武

- 少年皇帝与霍光政权

- 《盐铁论》与专卖制的废止

- 后宫的等级社会

- 后宫与内朝的宫殿配置

- 汉帝国中枢之中央官厅的构成

- 中国古代的女性

-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 成帝猝死之谜

-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 历代女性的化妆

- 制服暴龙

-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

- 敦煌汉简的记录

-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 出土文书所述

-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 王莽篡夺汉王朝

-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 传国之玺：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

-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 温柔与残忍

-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 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

-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 《后汉书》的编纂

-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 王莽政权的灭亡

-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 赤眉之乱的爆发

-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 南阳刘氏的举兵

-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

- 汉王室的中兴

-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 服役刑徒之墓

-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

-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 安定的明帝时期

-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 匈奴与经营西域

- 与南匈奴的关系

- 北匈奴的毁灭

-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 西域诸国的动向

-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

-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 印度佛教的传来

-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 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

-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 水害、旱灾频仍

- 蝗虫的异常发生

-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 张衡的地震仪

-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 官吏、字典与数学

-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 从丝绸帛书到纸

-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 西境的羌族叛乱

-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 儒教与道教

-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 道教的创立时期

-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 闯入外戚时期

-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 豪族与乡里社会

-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 结语　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各位始皇帝

- 四百四十年的这个时代

- 争当始皇帝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前言

超越《史记》、《汉书》

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里耶秦简

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能如此精彩地为这部秦汉史著作开篇，实在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湖南省湘西地区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代简牍。中国的报纸迅速地以诸如“改写秦史”、“二十一世纪最重大发现”一类赞誉之辞予以报道。且不说此事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至少它已入选了2002年中国重大发现之一。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一千一百余枚竹简文书的发现已是振聋发聩，时隔二十七年的2002年6月，不能不说有了更大的发现。

简牍即木札，上面书写有数十万的文字。里耶简牍不仅与兵马俑的价值不同，而且在数量上是睡虎地秦简的三十六倍。可以说发现了足够一部书分量的、重要的、秦代当时的文字史料。

1 里耶古城发掘现场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古井中发现了三万六千支秦代简牍。被誉为胜过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发现”（《文物天地》2003年5月）

这二十几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离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史料是无法撰写的，仅仅依靠作为基本史料的司马迁的《史记》显然已经很不够了。同样，今后撰述秦汉史时，作为史料的里耶秦简亦绝非可有可无。里耶秦简发现后仅仅半年，《文物》2003年第一期就异常迅速地登出了《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虽然所刊载的仅仅是部分秦简，但文章根据大量彩色图版对简牍进行了介绍。因此，本书也只是就目前公布的文书内容所进行的写作。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既有趣又艰深。

无论如何，还是先从介绍里耶秦简的概况开始吧。龙山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毗邻以奇岩石林风景而闻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武陵源。在远古沉积于海中的石灰岩隆出海面，受到侵蚀之后最终形成了张家界、武陵源这种喀斯特地貌。由此再往西就是坐落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土家族是人口不过八百零二万（2000年）的少数民族，自称“毕兹卡”，意思是“土著”，汉译为“土家”。苗族有人口八百九十四万（2000年），在古代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于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土了秦代文书，可谓意义重大。

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可以证明四、五世纪以隐逸诗人著称的陶渊明（又名潜，365—427）所描述的桃源乡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有其真实历史背景的。

《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的故事。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的村庄。这里的村民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率妻儿乡人至此与世隔绝的境地，再未出去，于是与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总之，“从前，在秦末战乱中，有家族、村民一同入此边境，那以后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他们甚至不知由秦至汉、从魏而晋的变化。受到酒菜热情款待的渔人希望再次来访，沿来路返回时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但是，当郡太守闻及此事，遣人寻找所做标记时，却未能再次成行。

陶渊明最后赋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嬴氏即指秦始皇嬴政，由于他搅乱了天的秩序，贤人便纷纷避世隐居。秦末的夏黄公和绮里季等人隐居商山，同样桃源乡的那些人也隐居避世。他们初进山时的踪迹已经湮没，道路也已废弃荒芜了。

这一传说历来被认为是陶渊明虚构的乌托邦。毕竟秦末的战乱云云，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说都已是遥远的世界。但是，至少由此可以证明秦的势力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带的边境。

2 里耶古城一号井
这里发现了“改写秦史”的大量简牍（《文物天地》2003年5月）

还有一种认为桃花源实际并不存在于秦代、不过是假托秦朝言后代之事的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认为，《桃花源记》所云“秦”指的是南朝宋之刘裕时期。然而，此次里耶秦简的发现，却揭示了作为理想之乡传说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秦人确实进入过此地的史实，从此有了确凿的证据。

有观点认为《桃花源记》的渔人是从沅水乘舟溯流而上的，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人也是从洞庭湖先由沅水溯流而上，再沿酉水上溯，在上游建立了迁陵县。简牍内容就是这个比桃源乡所在地更加偏僻的迁陵县使用的文书，而且仅就其是秦始皇时期的文书而言，这个小地方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发生过什么的谜团也终于得以揭晓了。

认为桃花源的村民一定是从遥远的中原避世于此的观点，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说秦朝对这里的统治仅限于沿河小盆地一些据点的话，倒不妨认为他们是从这里逃亡，而后固守于山中洞穴的。对于他们来说，由秦转变为汉是闻所未闻的异空间之事。

史料相继出土超越《史记》、《汉书》

多数世纪性大发现带有偶然性。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奇怪俑头得以发现的。里耶秦简的简牍本来也是埋在一口古井里，由于暴雨造成泥石流才被发现的。然而，秦人究竟为何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呢？最新的考古发现不但为一直被认为纯属虚构的《桃花源记》提供了真实的依据，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重大疑问。

3 里耶秦简
简文所见“三十三年即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这是记录罪犯服劳役刑的账簿（《文物》2003年第一期）

司马迁虽然在秦始皇去世一个世纪后，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位第一帝的纪年事迹，但他的记录毕竟是根据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央朝廷所藏史料进行人为取舍的作品，里耶秦简的大批公文则可以说是秦始皇当时的、未经任何人为编纂的史料。重新认识第一皇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3年秋，又迎来了另一大发现。湖南长沙市一眼古井出土了汉武帝前期的简牍一万余枚。发掘地点距1996年十四万枚三国吴简的出土地不过百米。长沙走马楼吴简才仅仅整理出一部分，又出土了大量的走马楼汉简。与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一样，这也是一批废弃于古井的汉武帝时代的公文。

这些出土史料的内容虽然尚未整理、公布，但是可以说武帝时代也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它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的时代的到来。显然，对秦汉时代历史的认识，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形成多民族秦汉帝国的四百年

1999年，北京石景山老山地区发生了西汉诸侯王墓的大规模盗掘事件。墓中发现一具女性人骨，专家分析认为是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可能是诸侯王的王妃。2001年据该人骨复原的人物面部，有观点认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吉克人相似。她可能是刘姓皇族诸侯王从西域迎娶的胡女王妃。塔吉克族属印欧语系民族。然而，这一结论引起了争议。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头盖骨做了3D技术的头部复原。结论是该女子为典型的古代中原地区汉代人物（《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2003年第十六期，2月28日）。认为墓主是塔吉克人的观点遭到否定。

最近，生命科学有着惊人的发展。根据遗传基因信息可以对人类进行分类。人的所有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其中细胞核的染色体组DNA有三十亿个符号是独立繁殖的，而且仅从母亲那里才能继承的有约一万六千个符号的小型DNA。近年人类学家分析了世界各地民族的线粒体DNA的碱基排序，正在绘制各民族DNA的近似表。据说，现代人类诞生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在那里多样分化之后，约十万年前其中一支向印欧大陆扩展，欧洲、亚洲人的祖先由此诞生。

4 老山西汉墓复原女性像
墓主可能是西汉燕王王妃，关于她的民族出身问题引起了讨论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理学研究科的植田信太郎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王丽为首的日中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最终探明了在秦统一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齐民族的情况。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西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当然，现代山东人与东亚的日本人、韩国人相近（参见多贺谷昭《根据容貌探求日本人起源》，载于《日本人的久远之旅1》，NHK出版，2001年；土井浜遗址人类学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渡来系统弥生人的大陆寻根——与山东省合作研究的报告》，2000年）。

我们常常将中国的世界与那里具有漫长历史之汉民族的历史，以“传统”一词予以固定化的认识。然而，不容忘怀的是：悠久的中国史其实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的。秦汉二王朝的建立者，就分别出自西方和东方两个完全不同的集团。秦，早在始皇帝的六百年之前，就由于其祖先非子为周朝牧马有功而得到封地。即位于甘肃省东端的清水县、秦安县附近，黄河支流渭水上游的黄土高原之地。而汉朝则来自于刘邦受封的小国，其国都位于陕西省南端，汉水上游的汉中县附近。进一步说，本来的刘邦集团，来自于刘邦的故乡，江苏省西北部的沛县、丰县的地方势力。位于广义的黄河下游东方平原。

小秦、小汉，兼并其他各国而统治天下，创造了大秦、大汉。以如此方式将庞大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情毕竟史无前例，我们称之为帝国。或曰秦帝国、汉帝国，或曰秦汉帝国。秦、汉大国形成之前，小秦、小汉是如何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最终壮大秦人、汉人集团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四百余年的历史！

第一章

始皇帝的诞生

暗杀秦始皇未遂事件

地方官吏眼中的秦始皇

秦始皇于公元前259年正月，作为秦王子出生于赵国的邯郸。是他结束了战国时代（前403—前221）。五十年的人生之中，他做了二十五年战国时期秦国的王子，后半生的十二年又以皇帝君临统一的秦帝国。他死于前210年，一个世纪之后，他的事迹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以残存的史书《秦记》的年代记为基础，同时汇集地方上流传的掌故，以及古迹中存留的石刻记录等撰写而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可以通过那些对秦之后的汉代一无所知、生活在秦始皇时期的地方官吏的眼睛审视这位历史人物了。他们作为秦国的官吏，在地方支撑着秦的政治，又亲身经历了秦统一中国那种改变了其后两千两百年中国历史的动荡时代。他们是《史记》中没有留下名字、埋葬于地下的那些官吏。

5 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墓主
从头到脚陪葬有竹简文书，脚下还有毛笔。头下放置着《编年记》（《云梦睡虎地秦墓》）

为我们保存了云梦秦简的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墓主人是一位南郡管辖下的县级官吏，他没有留下姓，我们只知道他叫“喜”。他生于前262年，死于始皇三十年的前217年。从秦始皇前246年即位秦王，直至前221年统一中国，在此期间“喜”一直是一位地方官吏。

龙岗秦简出土地云梦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他的确是一位县的官吏。“喜”死于秦始皇去世之前，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却亲眼见证了秦始皇的死。

里耶秦简并非出自个人墓葬，是在古井中发现的废弃物，多是些县级官吏书写的文件。在秦始皇统一的时代，是这些官吏在地方上担负着平凡的行政工作。

《史记》列传中围绕秦始皇记载了许多知名人物，像吕不韦、嫪毐、韩非、荆轲、李斯、蒙恬、赵高、徐福、卢生都是历史上的名人。《史记》中刻画的这些人物群像，的确扮演了极富戏剧性的历史角色。与此有所不同，地方官吏留给我们的文字史料虽说并不生动，但仅就其直接面对民众一点，却能使人感受到民众的气息。以秦始皇为主角的中央政治正剧当然也很有趣，不过增加一种地方官吏的视角去观察的话，无疑可以使我们对秦始皇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那毕竟是司马迁也未能涉及的历史记述。

暗杀秦始皇

秦始皇虽是已作古两千二百年的历史人物，但可以说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活到今天。即便在“文革”期间，孔子受到批判的时候，秦始皇仍受到赞扬。毛泽东赋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拥护秦始皇的观点再度活跃。秦始皇究竟是暴君，还是干才君主的争论自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了。

秦始皇是个充满传说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后代产生各式各样脱离史实的演义，是由于他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统一王朝的皇帝至少就有九十八人之多）、建立了统一帝国。但同时这个由西方秦国征服东方六国而诞生的统一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又被东方势力最终击溃，于是有了暴君与干才君主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然而，传说很难与史实判然划清界限。司马迁自己对于传说与史实就未能作出自觉的区别。

6 筑
全长117厘米，宽11厘米。有五根弦，演奏时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湖南考古漫步》）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在各地树立了赞颂自己的刻石。其中为我们留下了统一战争的回忆，碑文上说：“六国之王，虐杀人民……”秦对东方六国，即韩、赵、魏中原三国，以及燕、齐、楚三国发动的战争，从秦国的立场上看是正义的统一战争。但是作为败北的六国，当然认为是秦征服六国战争。被侵略一方的史书随着秦始皇焚书令的实施已经荡然无存，但毕竟还有这样一个事件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

秦始皇的在位期间可分为：十三岁开始的二十五年间秦王时期和最后十二年的皇帝时期。在秦王时期，发生了北方燕国敌对势力对他的暗杀未遂事件。对此事件秦国的历史上仅留有简单的记载：

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唯恐秦军来袭，遣荆轲去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此事，杀荆轲，令王翦、辛胜二人攻燕。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被秦歼灭的各国的《世家》中对此都予以了非常冷静地记述。但是，那些记载与其说是叙述暗杀事件的真相，不如说是讲暗杀未遂是如何为秦王攻燕提供了借口。战争也要求有正当的理由。在战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舆论认为秦迎进了刺客，从结果来看，为的是要惩处背后阴谋的策划者。

刺客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奉命执行暗杀的决行一幕，有着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奉太子丹之命后，荆轲将樊於期将军的项上人头和富庶之地督亢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带上秦舞阳出发赴秦。易水岸边送別时，荆轲合着筑的节奏，唱出了那首后人广为流传的诗歌。全体人员白衣素裹为他送行，来到易水边，祭祀道祖神，高渐离为他击筑，荆轲和着筑声唱起悲歌，送行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荆轲又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词的四字句与三字句之间以“兮”衔接，这个“兮”不可忽视，它起着调节呼吸、音调，渲染感情的作用。送行者无不感慨，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终无反顾。据说旅行者出发时如果反顾的话，行程中将会发生不吉之事。

为荆轲的短歌更进一步烘托悲情的是筑的伴奏。筑虽是一种弦乐器，但既不用弓拉，也不用指甲弹，而是用拨子击打发音的乐器。是一种便于户外携带的小型乐器。筑在宋代以后既已消失，自从湖南省长沙王后墓出土了筑的实物之后，其形状才重新得以确认。这种乐器的有五根弦，器身仅仅长117厘米，宽11厘米，厚6厘米。有着像吉他似的柄，左手握柄部调节音阶，右手持竹拨子叩打。江苏省连云港侍其繇墓还出土了击筑歌舞图。

7 筑的演奏
左边的人物右手持拨子演奏筑，中间的人物看上去正在和着乐曲起舞（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

在中国不仅有以弓拉弦，有以指甲弹弦的乐器，还有用棒击弦的乐器。这种乐器称为打弦乐器或击弦乐器，流传至今的有从西方传来的扬琴。古代的筑也是这样的乐器。指拨子可以凌厉地瞬间叩击，较后来的弓弦乐器来说，这种乐器的干脆音色，也许更加余韵悠长。“兮”的歌声与筑的音色交融一体，与荆轲的心境形成完美的共鸣，触动着人们的心弦。

史书与画像石的不同描绘

荆轲一行到达咸阳，袭击秦王的情节也随之进入了高潮。东汉时期的画像石，是一种死者祭庙墙壁的石刻。画像石上的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是一种将时间凝固的描绘。让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述的这一场景：

8 荆轲刺秦王画像石
描绘了向企图逃脱的秦王政投出匕首的荆轲和伏地颤抖的秦舞阳（山东省武氏祠石室画像石，《石索》）

秦王迎荆轲入咸阳宫，荆轲手持樊於期的人头函，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一到秦王面前秦舞阳恐惧地颤抖起来，群臣颇感怪异。画像石右下方匍匐于地的那人，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秦舞阳。荆轲回头笑笑，道歉说：“北方蛮夷之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如此。”秦王说：“送上地图来！”荆轲奉上地图，秦王展图之最末端时，一把匕首出现在眼前。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去。匕首并未刺中身体，秦王惊愕立起，衣袖被撕下。所以画像石中间有一截袖子悬在空中。秦王欲拔剑，仓皇之间，利剑无法立即拔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柱而逃。画像的柱子左右，一边是撇下鞋子逃生中的秦王，一边是怒发倒竖的荆轲。

群臣在此紧迫情况下，失去了冷静。按照秦法，即便服侍左右的群臣在殿上也不得携带武器。此时，御前侍医夏无且将手中的药囊掷向荆轲，秦王趁此得以将剑推至背后并拔出，以剑击荆轲。荆轲将匕首投出，却击中柱子。画像石中间的画面描绘了这一瞬间。荆轲最终为左右所杀。

这里，《史记》所载内容与画像石的场景有三处明显的不同：第一，画像石中的秦王并没有持剑击伤荆轲，而是用身上所佩玉环正要投向荆轲；这一动作从画像石右侧的秦王右手明显可以看出。第二，秦王左右人等并未被禁止携带武器，画像石左、右两端的士兵都手持武器。第三，作为救急的重要人物侍医夏无且并未在画像石中出场。

9 荆轲
画像石描绘了突袭秦王嬴政（左）的荆轲（《南阳汉代画像石》）

史实随着史料的不同而变动

民间关于这起暗杀事件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司马迁的记载与画像石描述的内容应该做不同的解释。以荆轲刺秦王为题材的画像石在各地多有发现，反映了各地的不同传说。历史就是这样，可以从同一个事实剥离开来，在人们的心中得以不断地扩展。这就是历史之所以又是历史剧的缘由。但是，正是由于戏剧性的强烈感染力，所以有必要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后人演绎。虽说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

侍医夏无且曾因营救秦始皇受到赞美，而且一直活到了汉代。司马迁将画像石中所绘民间流传的荆轲故事，和夏无且营救秦始皇一事都收入了《刺客列传》。历史素材中各种出发点不同的史料错综复杂。是谁记述了原始史料，是谁讲述了那些事情，编辑那些原始史料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立场呢？可以说，悼念荆轲、从荆轲的角度讲述暗杀秦王事件的是那些被秦国歼灭的六国人。历史记载中说秦利用这一事件最终灭亡了六国。于是，汉代司马迁既结合新史料描述了秦的统一战争，又以赞颂的口吻将荆轲收入列传。

这种冷静的态度贯穿了整部《史记》，以原始史料讲述事件和人物。同一个事件，如果史料有差异，会出现不同的立场，有时甚至出现了矛盾，也并不加以修正。由此可见，《史记》的文章并非创作，书中虽未一一注明出处，但是作为史料的确是原始材料。

一名地方官吏与始皇帝的相遇

公元前227年，即刺秦王未遂事件那年，一位名叫“喜”的秦南郡地方官吏整三十六岁。他已经失去了父亲，这一年七月甲寅日母亲也去世了。同年，发生在秦咸阳宫的荆轲刺秦王行刺事件具体在哪月、哪日虽然史无记载，但是这年四月二日，秦南郡郡守向所属各县发出了一篇治安文告却有据可查。这份叫做《语书》的文告写在十四支竹简文书上，作为随葬品发现于喜的墓葬中。秦占领了南方楚国领域之后，虽然在那里设置了郡，但并未能对那里实行完全的统治。《语书》的发布如果是在荆轲事件之后的话，在那种就连秦王自身性命都受到威胁的紧张的国际关系下，为了防止被占领地的叛乱，《语书》可以说这是一份旨在强化秦统治力量的文告。

当时，作为地方官吏的喜对于比自己小三岁的三十三岁的秦王，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呢？很可惜我们没有发现能够反映他个人心情方面的文书。不过，喜死的时候，他的墓中陪葬有墓主人作为地方官吏相关的法律文书竹简。同时还陪葬了一部长达五十枚竹简的《编年记》，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

《编年记》是一种记载墓主人身世的履历书，魏晋时期以后叫做墓志，将死者的经历刻在石头上埋葬于墓中。秦代尚无那样的做法，而是像今天我们写履历书那样，把个人经历按照年号记载竹简上。《编年记》的年号是喜所属秦国的年号，是结合秦国大事所做的记录。其中记载说：“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所谓“四十五年”是指秦始皇曾祖父昭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262年。秦王政在此后三年的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出生于赵国的首都邯郸。喜的出生时刻，在《编年记》中是在记录了秦国攻战大（太）行、野王两地之后的十二月甲午，鸡鸣之时，即凌晨两点。关于秦王政的出生时间，史书上记载曰：“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一名官吏却也留下了出生的具体时刻。以不久后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物与一名地方官吏做这样的对比，也是一件趣事。

喜并不是中央派往地方相当于郡县长官或次官等级的长吏，而是出生于地方、在当地被录用的地方官吏。他的职称或叫做“史”，或称为“掾史”。十七岁时他作为成年男子登记了户籍，十九岁那年当上了县史。做这一工作必须能够阅读、书写文字。喜还当过县令史，二十八岁当上了鄢县的狱吏。狱吏的职务仅仅能够读写文字是不够的，还必须能够处理犯罪案件，通晓法律和案例，还必须具有撰述报告书、判决书的能力。

喜在二十九岁那年，即公元前234年曾经从军打仗。从这位地方官吏的生活不难体察到当时战争的紧迫形势。前232年他参加了平阳之战。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秦始皇巡行各地时，喜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秦始皇。本书后面还要提到项羽见到秦始皇的情景，就喜而言，竹简在记述前219年事时写道“今，过安陆”。就是说，作为地方官吏必须保障秦始皇一行在出巡中的安全和道路通畅。所以在迎接皇帝一行时，他自己记述说“现在，皇帝从我眼前通过”。当时四十四岁的喜也许已经不再是地方官吏了。作为生活于秦王时代的喜，我们可以从他见到秦始皇的记述中见到感激的味道。毕竟与项羽所言“我将取而代之”的语气有所不同。喜言及统一后的秦朝虽然仅有一句话、并没有流露出感情色彩，但在“今，过安陆”这仅仅四个字的原文中，还是传递出一种为秦朝供职的欣慰。

与出土史料的淡淡表述有所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第二次出巡的记载可谓丰富多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是分立的，意在将秦王政以及秦始皇的时期与他之前的秦国相互区分。喜的《编年记》却不是这种结构，而是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开始记述到昭王五十六年，而后是孝文王的一年、庄襄王的三年，之后是“今元年（即今上元年）”直至三十年。年表中记述了九十年之间近一个世纪的大事。其中超过半个世纪的五十六年的昭王时期是最值得注意的。秦王政和喜出生的时代，正是秦为成为秦帝国而努力奋斗的时期。

战国秦昭王时期

拉开帝国时代的大幕

昭王亦称昭襄王，因为周朝第四代王也叫昭王，所以称昭襄王为的是便于区别。这里是根据出土史料而称“昭王”的。昭王十九岁那年就即位秦王了。讲述秦汉时期的历史，是无法忽视战国时期昭王治世那五十六年的。秦始皇的治世也只不过三十七年，所以超过半个世纪的确是很长的时间了，可以与汉武帝匹敌。秦昭王时期国家的领土跨越了国境，不断向东扩大。在早于秦始皇出生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帝国，并于公元前288年称帝，仅仅两个月就成为与称“东帝”的齐湣王齐名的“西帝”。

在秦始皇之前的这次称帝，不愧为后世之先驱。在皇帝称号诞生之前，已经有此用“帝”号代替“王”号以谋求权威之举。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于惠文王时已经占领了灭亡的蜀国地方（现在的四川省成都平原）。

昭王时期曾经有过大规模杀戮的战争，如斩首两万（楚）、斩首二十四万（韩、魏）、斩首四万（魏）、斩首十五万（魏）、斩首五万（韩），公元前260年秦白起攻陷长平时屠杀四十五万人。当时的战争十分惨烈。《白起列传》中记述了那种场面：

秦动员了十五岁以上的所有人员，集结于长平包围了赵国的军队。长达四十六天的包围造成赵军断粮，以致出现人吃人的情况。赵将军赵括被射杀。赵军败降，白起设计活埋了俘虏，仅将二百四十名儿童遣返赵国。秦军亦死者过半，受到重创。

10 长平之战遗址
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惨烈山西省高平市永禄村发现十多个人骨坑，埋葬着一百三十多具二十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尸骨

此后，秦继而与韩军作战，斩首四万，并于公元前255年灭周。据统计，东方各国在战争中有近千万人牺牲。秦在东方的占领地设立了河东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以实现统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歼灭六国，只是削减与秦国相邻之楚、韩、魏诸国的领地，以便对其实行统治。郡的设置本是为统治占领地所设的据点。

以“问鼎”故事而闻名、作为周天子的象征的九鼎（即由九州收集来的铜鼎，或曰九尊铜鼎），据说也是在此时归于昭王之手的。天下宾客云集而来，昭王时期的秦国一度拥有了君临天下之“帝”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卷末的论赞中，称颂穰侯，即昭王母亲宣太后之弟魏冄的功绩说：秦所以能扩展东方领地，削弱诸侯势力，称帝于天下，使天下人皆向西方叩首，实在是穰侯之功。

所谓“天下”的概念

此“称帝于天下”一语，意味深长。有国境的领域为国，君临国者为王。昭王本来即位时只是秦国国王。战国时期，王国并列。超越王国之外就是国际世界了，由此出现了天下的概念。当时还没有由一人之手统治天下的意识，但已经出现了超越国境，取得支配诸侯的霸权行为。昭王与齐王二分天下，就是这种的行为。不过，《史记·秦本纪》中有关昭王年代的记载，只是简单地罗列了打胜仗的记录。读者无法从中看到任何戏剧性情节。见不到昭王本人的面孔，只有周围的那些人物。大约能看到辅佐年轻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存在。《史记》用“自治”、“专制”这样的字眼形容她的执政。使人觉得这位女性是既像秦始皇的母后，又像惠帝时吕后的政治榜样。

昭王对领土的扩张，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古代的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史记·秦本纪》之外不仅有对外征战的记载，同时还散见有记述昭王内政的内容。而司马迁只强调了其对外征伐的一面，并没有全面地描述昭王的时代。蜀地郡守李冰实行的岷江治水灌溉，商鞅变法实施的阡陌制，推行耕地按东西（阡）南北（陌）田间道路规划的田制。还有抗击北方匈奴，从陇西至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也是在昭王的时代。秦始皇的政治的原型，即来自对昭王政治的认同。昭王死后葬于芷阳。芷阳即始皇所葬骊山的西麓。昭王生前亲自将自己的墓地选在芷阳，太子和宣太后也分别葬于此。被称为东陵的秦的王族墓葬区，在1986年经过了发掘调查，发现了一些亚字形墓穴和墓室四边都有墓道的大型墓。其中一处无疑是昭王的陵墓。秦始皇的父母也葬于此。始皇在即位之时也依照传统，将东陵的东侧选定为自己的墓地。

昭王那种帝国主义政策的欠账，一直延续至其曾孙秦始皇死后。遭受昭王进攻的楚国、赵国，举国上下对秦的仇恨，可谓代代相传。比起昭王时期的周秦革命，司马迁更重视结束了战国时代的秦始皇之统一大业。从昭王至秦王政，再到秦始皇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在喜的《编年记》有所记载。《编年记》是从昭王元年开始，一直记录到始皇三十年为止的。

秦王政与吕不韦

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47年的短短五年中，秦国王室连遭不幸。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庄王）相继去世。当时，喜还是孩子，尚未任职；即便那时他出任官职，也不过是地方官吏，不可能了解中央发生的那些非常事件的真相。据《编年记》记载：“五十六年后（闰）九月，昭（王）死。”“孝文王元年，立即死。”“庄王元年”，“庄王三年，庄王死”，还有“今元年”等等竹简记事的排列。七十五岁的昭王之死，虽说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但是孝文王即位三天猝死，“立即死”短短三字所包含的意思，当时其他国家或秦各地的人们，即便不了解事实，也会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能一下就理解其中的含义吗？孝文王在昭王长期在位期间年龄也在增长，他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所以也不排除有病死的可能。但是，如果考虑到特意将孝文王的墓地与昭王分开这一点的话，总是令人感到其中有着意在让庄襄王及早即位的谋略。

在此还要谈谈吕不韦这一人物，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是个行商，不论何种商品，只要低进高出即可。虽说只是行商又并非个体经营者，但看起来他拥有大规模的地域销售网络。他奔走于韩国首都阳翟和赵国首都邯郸之间，两地直线距离就有二百五十公里，从河南省中部直至河北省南端，往来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地区。

价格起伏是根据地域的差异以及时间的差别而产生的。战国时期不仅谷物、盐、铁，还有漆器、丝绸等无论什么都可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商人可以利用南北气候的差别，也可以利用人口密度不同的消费地域性差别。由此，吕不韦蓄积了千金财产。虽说千金之家不比王者之富，却可抵一都会之君。此时，他跨越国界选中了一位可作为投机对象的人物。就这样，商人的智慧被有效地应用于秦国的政治。

昭王的太子死后，次子安国君升为太子，成了昭王的后继者。而安国君的后继者的选择则比较困难。后继者并不一定要按照长幼序列选出，与其是否为嫡子相关。而国君正夫人的地位也未必一成不变。谁受宠谁就成为正夫人，正夫人的儿子就可能成为太子。安国君的正夫人华阳夫人虽受宠爱，但没有儿子。

在邯郸作为质子（人质）的子楚，是安国君的中男（次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子楚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宠。吕不韦见到子楚时说：“此奇货可居！”意思是说，此物价值很高，当认真囤积。出于商人的经验，他即席计算出子楚的价值。囤积一定时间，商品可以增值。但此奇货就得投资千金财产。昭王的寿命、安国君即位时的年龄、向华阳夫人的请求、子楚的不幸境遇等，一切情况和可能都在吕不韦的计算之中。就这样，作为“奇货”的结果，不仅是子楚，即便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的出生也包括其中。

子楚初次和与吕不韦同居的舞女会面，就对她就一见钟情。子楚不知此女实际是赵国的豪门之女，而且已身怀吕不韦之子。政出生之后，子楚就将她立为夫人。昭王的军队围攻邯郸时，政刚刚三岁，勉强与父母一起逃至秦军阵营。昭王死后，安国君即位为孝文王。按照约定，子楚当上太子。一切都在吕不韦的策划之中。

孝文王猝死，子楚即位，就是庄襄王。吕不韦当上相国（丞相），封为文信侯，得到洛阳十万户的领地。千金之商实际上成了一都会之君。此后，庄襄王在位三年而亡，十三岁的政成为秦王。即便当时的官吏也要等到十七岁方可任职，作为一国之君掌管国家政务实在过于年轻。母亲以太后之位支持他，吕不韦继续做相国。

嫪毐之乱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富有编制地域国家之间网络组织的才干。在他门下汇集的各国食客有三千人之多。其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各种思想的大成之作。全书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二十余万字。其中以《十二纪》最为重要。《十二纪》是将一年十二个月按四季分类，再根据自然的循环对所有人事进行的记载。吕不韦虽说不上是缜密的谋略家，但他对于昭王之后的秦国政治，却希望按照书中规划去做。后来《汉书·艺文志》把此书归为《杂家》类。不过，其思想绝不是杂乱无章的。

11 传说的庄襄王陵
位于西安市以东小丘之上的圆形墓，据说是庄襄王陵，也可能是即位三日猝死的孝文王之陵

如果吕不韦直至最后仍作为秦王政的智囊的话，秦帝国或许是另一形态也未可知。

《吕氏春秋·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认为不是掌握权力的皇帝一人治理天下。作为天子，不可不体察人民的动向，如果人民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对暴君有利。官吏若担负起各种责任、报效君主的话，君主则安泰。书中如此描绘了理想的天子形象和国家形象。认为维持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结构、建立以秦国为中心的联盟国家是可行的。然而，不但吕不韦官场失足，还发生了嫪毐的宫廷之乱。

据《吕不韦传》记载，秦王政即位之后，吕不韦与政的母亲赵太后仍然继续私通，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就将嫪毐献与太后身边。嫪毐实际上是个强壮的男子，剃掉了眉须伪装成宦官。太后与嫪毐私生有二子，嫪毐也凭借太后之力获得了权势，受封山阳之地为长信侯。但是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了嫪毐与太后的关系，事态骤变。

嫪毐伪造秦王御玺和太后印玺，集合步兵、骑兵以及戎翟首长、舍人，策划在雍城的蕲年宫发动政变。秦王事先已经探知此情，派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先发制人，展开攻击。咸阳的激战之中，数百人被斩首，逃走的嫪毐也很快被捕。经过真相调查，发现此事的幕后与吕不韦有牵连。嫪毐一族被处以死刑，太后幽禁雍城，嫪毐的舍人流放蜀地，吕不韦饮鸩酒自杀。

12 吕不韦所造戈
戈上有相邦（国）吕不韦的名字

像这等近乎内乱的重大事件，在喜的《编年记》中并没有记录。（秦王政）九年的竹简，只记年号，内容空白。与暗杀未遂事件一样，看来秦王并不愿意公布事件真相。因为中央政府若有所动摇，占领地的治安将难以维持。

天下统一

李斯的野心

吕不韦失足及太后幽禁之后，秦王政开始亲政。李斯作为新的智囊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李斯的政治蓝图与吕不韦不同。

李斯是楚国上蔡县（河南省）人，年轻时与喜是同一地方的基层官吏。喜是县吏，李斯比他高一层次，是郡小吏。虽然有郡与县的差别，喜与李斯毕竟是同一层次的地位。但是，一个始终不过是一个地方官吏，一个却由地方官吏高升至秦的丞相，二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呢？

李斯与喜之不同就在于：李斯志在将从荀卿（即荀子。本名荀况，尊称荀卿）处所学的帝王之术，不是通过楚王、而是通过秦王付诸实践。荀卿虽以其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主张“性恶论”的儒家思想家而著称，但又非单纯地主张人生来性恶。他认为由于人生来好利欲，所以在乱世必须用礼仪与法来治理社会，使之有秩序。荀卿本人出身于战国末年的赵国，后来曾在楚春申君身边任兰陵令（兰陵县长官）。荀卿通过县的治理实践，总结出帝王之术的思想。

本是一名地方官吏的李斯，入秦之后投奔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一名舍人。舍人，不是什么官吏，只是在主人家侍奉杂事而已。吕不韦欣赏李斯的才能，将其推荐为秦王近旁的郎官。舍人的“舍”是指主人的家，郎官的“郎”是指守卫宫中走廊的近臣官吏。李斯侍奉于秦王近旁，得以阐述帝王之术。他强调：历代秦王从孝公、经昭王，至庄襄王的六世，皆从属于诸侯，如今正是歼灭诸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机会。当时所谓的诸侯虽说是周王所封诸国的君主，但实际上是已经称王的战国君主了。

在吕不韦脑子里是没有“天下统一”这类概念的，他考虑的只是如何继承昭王的帝业而已。秦王采纳了李斯的谋略。李斯被提拔为长史，成为中央官僚制下的一名官员，进而得到客卿的称号。“客”，想来应该是授予外国人的名誉吧！秦王为了实现天下统一目的，向各国派遣了许多携带大量金玉的密使，让他们去那里进行离间君臣关系的间谍工作。

贯彻法治与帝王之术的构想

进一步使李斯登上中央官僚之首的机会到来了：公元前237年，由于反对排斥外国人的《逐客令》，他的上书得到了秦王的认可。秦一直以来积极使用外国人才，那种精神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平定嫪毐之乱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曾是楚国的公子（王子）。诸国王室之间，或依靠姻亲国戚缔结友好关系，或撕毁盟约大动干戈。即便我们了解当时的这种关系，仍不太清楚站在国家的立场起用外国王室究竟出于怎样的意图！“相”有辅助之意，相国即辅助王国的人，即后来的宰相。

秦惠文公的相张仪是主张秦与东方各国连衡的纵横家。他担任着谋划与各国间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官职。他已经不是单纯地受雇于外国人了，而是能够从国际战略的角度使国家强大，正是当时能够使一国得以生存的所需人才。然而，即使那个时代也必定有保守派存在。来自邻国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实际上就是个间谍。韩国派遣他来是企图让秦专注于大型土木工程，以此削弱秦国军事力量。由于此类阴谋层出不断，王族和大臣要求秦王无一例外地驱逐外国宾客。此事牵涉到楚国出身的李斯，出于保身的考虑，他上书秦王表示反对。

从上书中的巧妙论述来看，他不愧出于荀卿的门下。秦王被他说服。李斯升为廷尉。喜是在公元前235年当上狱吏的，由此，在这位普通的地方法制官吏与最高执法官李斯之间，也就形成了某种衔接关系。地方官吏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依法执行处罚。如果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产生疑义的话，可以直接上报中央的廷尉寻求判断。特别是喜所在的秦国占领地区，法治更是得到彻底地贯彻。李斯终于将导师荀卿也未能实施的理念在帝王的眼前予以了实践。

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中，正如李斯所构想的那样：各国间的均衡瓦解，出现希望统一的趋势。自从公元前230年韩王安被俘、韩被秦歼灭开始，魏、楚、燕、赵也逐一为秦所灭，最后一个被歼灭的是最东方的齐。于是，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前面提到的公元前227年发生的暗杀秦王的未遂事件，虽说险及秦王性命，但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此后秦一系列统一举措的加速器。廷尉李斯也最终将帝王之术的构想在秦国付诸实现。

看看喜的《编年记》对公元前223年之前秦与各国作战的记事：（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仅记年号，内容空白。四十开外的喜对于李斯热烈倡导并实现的天下统一，究竟作何感受，竟是一片空白的无言。但是，无言也是一种信息。何况，二十七年记录了家族成员的出生；二十八年记录了秦始皇的巡幸。

统一天下之翌年

《史记·六国年表》中所载“始皇帝元年”是后来追溯的年号，秦王政即位时是不可能有“始皇帝元年”的纪年的。《编年记》中所记“今元年”的表达，倒是更反映了当时官吏对秦王政时代的真情实感。那一时期的出土史料使人感到了那种时代的气息，一种紧张的气氛感染着读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条目，是从六国最后一位国王齐王被捕记起的。齐王建与相国后胜出兵守卫西部国境，并断绝了与秦的外交往来。当时，秦派遣将军王贲从燕国南部攻齐，活捉了齐王建。接着记述曰：“秦初并天下。”《六国年表》中对这一年的大事有着提纲挈领的记述：“王贲击齐，虏王建。初并天下，立为皇帝。”如果《编年记》中也出现同样记载的话，则无任何疑念可言。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件不仅是秦国，即便就整部中国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一年十二个月之中，究竟何时秦灭齐国而实现天下统一的呢？对此我们完全无从知晓。当时的秦历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以九月为一年的结束。认为一年的开始不是在春天，而是在冬天（十至十二月）。喜的《编年记》于始皇二十六年是空白，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求证的史料呢？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发现了始皇二十六年的纪年简牍。

里耶秦简的三万六千支简尚未全部公开，虽说仅仅发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却包括了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的纪年简。仅此，意义已经非同凡响。总之，这一史料并非来自中央，而是可以反映周边地方对当时天下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反应的史料。那么，地处酉水上游里耶古城的人们，他们对遥远的秦都咸阳所发生的，即秦最终歼灭了山东齐国的事件，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无从知晓。

里耶秦简中记载始皇二十六年木牍共有四块：即三月甲午（十三日）、五月庚子（二十日）、六月癸丑（四日）、八月丙子（二十七日）的记事。记录者是洞庭郡迁陵县的官吏，内容是县的行政文书。

然而，所记内容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想，文书中根本没有记载统一天下的历史事件。秦的官吏们在这一年仅仅专注于本县的行政事务。四篇文书的内容如下：

三月甲午（十三日）的文书是一份由县司马导和县尉乘□（此一字无法释读）二人制订的卒算簿。“司空”是国家、地方官署管理徭役劳动的机构。“卒”是服兵役或因土木工程而征调的服徭役者。“算”是向普通百姓所征收的人头税。另外，由于秦时期实行以钱抵罪的赎金刑，而且可以服劳役可以换算为赎金，所以司空也管理服刑者。

根据上述的喜留给我们的《司空律》竹简文书，其中有服刑一天日薪八钱的规定。比如，八百钱可赎罪的话，劳动一百天可抵罪。秦时戴罪服刑者须从事修筑都城、长城、陵墓等等劳动。如果是役使普通农民的话，还得考虑如何避开农忙季节的问题，但如果是罪犯的话则可以任意驱使。县级官吏负责制订服徭役的劳力名簿。

13 秦始皇

翌年的二十七年八月壬辰（十九日）的木牍记录了邻县酉阳县狱吏启根据名簿提交的所需徭役的申请报告，以及迁陵县守丞（副官）令司空处理此事的内容。如果徭役的内容是执行警备任务的话，那么酉阳县一定发生了某种紧急状况。

叛乱事件与侵占船只事件

二十六年五月庚子（二十日）的文书，是关于迁陵县下属一个叫启陵乡村庄的记载。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单位是乡、里。乡管辖着最基层的里。县官署也设于某乡，设有县官署的乡称为“都乡”。这份文书记录了启陵乡劾姓等十七户人家转为都乡管辖时出现的问题。迁陵县守丞（副官）敦狐命令都乡处理此事。很可能这十七户人家本是一个独处山区的小村落，秦为了控制每一个居民点，就必须将此类村落统统划归乡里制的行政系统。

二十六年六月癸丑（四日）发生的事件更是紧迫，文书记载了越人举城叛乱的情况。这是一份迁陵县下判决之前的确认文书。由于出土文书中有断简，具体内容不得其详。在张家山汉简有称作《贼律》的法律，规定城邑或亭障叛乱者，以谋反罪处以腰斩。处以拦腰斩断的极刑，属于背叛国家罪。越人的“越”看起来虽像是江南山岳民族的首领，但因为这里是对叛乱首领的判决书，所以“越人”在此是个人名。作为人名的“越人”在三十三年的文书里也曾出现过。那位春秋时期的名医扁鹊也是姓秦，名越人。在迁陵县，比北方战局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县内治安稳定的问题。

根据二十六年八月丙子（二十七日）司空守樛的报告，发生了以下事件：二月，南郡的竞陵（竟陵）县一姓狼的男子，借用迁陵县公船（官有船）运送故荆州之地的瓦，至今尚未归还公船。迁陵县面临酉水，由此至洞庭湖的水运很发达。从洞庭湖向北，是南郡郡治江陵县东的竟陵县。因为当时楚（避庄襄王子楚名讳，又称荆）已经为秦所灭，所以是从楚故地运送瓦。使用县官署的船搬运物资时，发生了官署之间的借贷问题。狼姓男子是掌管军马的县司马的部下。我们虽不知道二十六年二月狼为何目的而运瓦，但从他的职务来看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军事目的。

究竟将秦灭齐事件编入四支简牍所见之二十六年三、五、六、八月记事中何处最为合适呢？还是难以作答。这一带是秦灭楚国黔中郡后，作为秦的占领地、新建的洞庭郡。虽说灭楚已经是早在公元前223年的事了，但是这里不仅完全没有庆贺天下统一的气氛，倒是在沅水流域依然残存着自占领以来产生的紧张状况。

咸阳宫召开御前会议

地方上的那种紧张状态，在中央同样存在。在中央召开了重要的御前会议。除了中心人物秦王，出席会议的有丞相、御史等人。御史即御史大夫，按照左右二人制，有右丞相隗状和左丞相王绾二人，还有御史冯劫、廷尉李斯。会上首先传达了秦王的意旨，说秦俘获六国国王有着各种正当的理由：韩王、赵王、魏王、楚王背叛盟约，燕王图谋暗杀，齐王与外国断交。所以，兴兵讨伐了有罪的六位国王。然后，会议采用了“皇帝”的称号。

其间臣下称赞秦王功绩说，“今陛下兴义兵，诛灭残贼，平定天下，海内建立郡县制，统一发布法令，这些都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秦国一方的逻辑在于：因为六国国王是罪孽深重的暴君，所以为了解救民众进行了正义的战争。

之后，又讨论了是否有必要恢复地方王的问题。丞相王绾等人主张：燕、齐、荆（楚）地处偏远，如不置王的话难以统治。群臣大多赞同此建议，认识到秦刚灭六国，统治旧六国并非易事。但是，这一建议遭到李斯的反对，他认为：如今海内仰仗陛下神灵实现了统一，全国实行了郡县制，用国家赋税对王族、功臣予以赏赐，是很容易统治的。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二十六年咸阳宫召开的御前会议并非战胜国的胜利宣言。歼灭六国之后下一步将怎么做，最初并没有事先的计划。李斯在变化中摸索着，形成了天下统一构想。但是，李斯并不是无视现实的，正因为他了解统一天下的困难，所以才坚持实行郡县制。李斯深知地方的问题不在六国国王，而在于那些民众之中的反秦动向。

古代的时间感觉

张家山汉简也包含有秦始皇时期的文书。张家山汉简是1983年湖北省江陵县西汉墓出土的千余枚竹简，除了汉代法律之外，在称为《奏谳书》的法令文集中有一些秦代的事例，可以作为秦的史料。其中，有一份二十七年二月壬辰（十七日）送至南郡官府的御史文书。御史是地方官署的检察官，他根据中央政府旨意，传达了对某一事件复审的命令。复审的处理一直持续到翌年的二十八年九月，用了四百六十九天，可见是个复杂的事件。

此文书以马、船传送，送信距离五千一百四十六里，按文书的计算：每天行八十五里，行六十天后尚余四十六里。在当时，一里约四百米，若按日行三十四公里计算，总距离为二千零五十八公里。相当于从咸阳至南郡的直线距离四百公里的五个往返的行程。若以马送信，日行八十五里，约三十四公里。由张家山汉简《行书律》可知：若以昼夜邮送的话，日行二百里（约八十公里）。从咸阳至南郡，若使用特快邮件的话，要一个星期；一般邮件的话估计大概需要十至二十天。附带一提的是：汉代的诏书从长安送至敦煌需要五十天。

中央和地方的情报差异，当然有其距离上的原因，不过在此还有必要交代一下古代的时间感觉。地方政府如果在年度末的九月份向中央提交报告文书的话，是无法在十月份的新年度开始之前送到的。所以地方行政的财政决算期是每年的八月，看来就是因为顾及时间差的问题。

中央的意图是通过邮政制度向地方传达的。秦代的《行书律》中规定：对文书的收取、发送日期以及早晚时间必须做记录。命书（诏书）和特快邮件必须立即发送，如有延迟就要受处罚。里耶秦简中所见文书的最后有送信邮人和收取者二人的名字，以及收取时间的记录。当时的记时有：旦夕之别计时法，按食时、日中等计时的十二时制，还有水下四刻、水下八刻、水下尽、水十一刻下等昼夜百刻制。百刻制将一时分为八刻，每刻十四分二十四秒。即便今天，在中国五点一刻也是指五时十五分。《传食律》中规定向传递文书使者提供的饭食有谷物、酱、蔬菜汤（菜羹）等。《仓律》中有如何提供传马饲料的规定。

《史记》未载的天下统一实情

让我们回到上文提到的那桩复审了一年以上的复杂事件。事件发生在二十七年二月之前，在南郡管辖的苍梧县利乡发生了大规模叛乱。地点在湖南省长沙以南、湖南省的南端。西汉武帝时所置苍梧郡的领域实在太远，这里的苍梧不妨视为湖南省最南端的九疑山（现在的九嶷山）地区。传说舜（即虞舜。虞是国名，舜是谥号）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舜是五帝的第四位，曾于尧在位时期执行政务，据说尧死后虽传位于丹朱，但民心归于舜。秦始皇曾打算去九疑山祭祀舜，但没有成功。舜在秦始皇心目中是一位理想的帝王。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张绘于丝绢的地图，其中绘有九疑山周边的地形。地图上画着九座山峰，旁边记有“帝舜”二字，还有叫做“利里”的村落。叛乱发生的“利乡”也许就在这附近。2007年，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发现了秦汉时期的舜帝陵。陵区位于一个瑶族居住的、名为汉唐坪村的高粱地中，面积达三万二千平方米。

“新黔首”即刚刚臣服于秦的地方民众，政府让他们抓捕叛乱者时，他们带着武器逃亡深山。“义”等人在追捕叛乱者时失败，战死。在事发的苍梧县附近的攸县为镇压这次反叛，曾根据名簿有过三次征发，总算平定了这次叛乱。上述二十七年八月将卒算簿在册的士兵从迁陵县送往酉阳县，看来也可能是用来应付这次事件的。因为三次的名簿混在了一起，所以谁是逃亡者、谁该受到处罚，真相已不得而知。

此时，下达了一道令。“令”与“律”是不同的。成为法律之前的指示称为命令，是用来应付紧急状态的。这道命令措辞十分严厉：“因为刚刚占领荆地，所以那里群盗多发。如果征兵在与群盗遭遇中脱逃，处以临阵畏缩罪。根据《律》的规定，对战场临阵畏缩者处以斩刑。”最后的判决庇护了新黔首，对攸县令处以剃去胡须罪、并服“鬼薪”（上山砍柴）的劳役刑，逃亡者按临阵畏缩者处以斩刑。此时，廷尉应该是李斯，可能就是下达了此道命令。李斯对地方的事态是很清楚的。对此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对《史记》中出现的李斯等中央官僚的举止言论就不得不予以重新认识了。

里耶秦简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二十七年二月庚寅（十五日），洞庭郡守（郡的长官）礼向所辖各县官吏下达了紧急状况的对策。要求各县动员所有可以征调的士兵和刑徒，将洞庭郡管理的武器运往内史、巴郡、南郡和苍梧。可见，苍梧叛乱已发展到中央近畿地区内史也不得不介入的地步。关于苍梧叛乱，张家山汉简和里耶秦简的记述时间，是如此吻合！

上述情况让我们从地方的角度看到了天下统一的实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联络，在地方的史料中是有所记载的。地方的文书虽然每到年底都要送交中央，但是汇集中央的文件随着秦朝灭亡也都丢失了。司马迁是在那些公文没有保存下来的情况下编纂秦史的。从地方上偶然保留下来的那些公文，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没有的天下统一时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局面。

第二章

皇帝制的形成

皇皇上帝

古代的上天思想

巨大的陵墓中长眠着中国史上第一位皇帝，这就是最初将王号变为皇帝号的始皇帝的陵墓。皇帝的称号诞生于两千两百年前的秦朝，从第一代秦始皇至末代皇帝溥仪，两千一百三十年间有过近五百个皇帝。其中有未满一岁即位的东汉皇帝（殇帝），也有近九十高寿、在位六十年的清代皇帝（乾隆帝）。在中国为何皇帝能够如此长时期地保有权威呢？又为何能有如此多的皇帝世代相承呢？

与清朝末代皇帝作斗争的孙中山在其所著的《三民主义》中对中国古代皇帝制有过如下论述：

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

革命家孙中山这里所说的争皇帝的戏剧，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

秦王嬴政击败东方六国诸王，统一全国时（前221）创立了皇帝称号。这一称号借助了可以主宰上天之“上帝”（天帝）的权威。天的世界本是一个宇宙。古代中国人认为天是覆盖于地上的球体。从地上仰望，天像个半圆屋顶。太阳、月亮、行星都在这个球体上移动。天以北极为中心逆时针旋转，并认为天帝就存在这一中心。称北极近旁小熊星座的β星为“帝星”，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形状被想象为天帝御驾的车辕和车厢。位于勺的前端、亦即车厢尾部的α星被称为“天枢”。天帝乘此御驾巡视于天极周边。

人们在中国古代放置棺椁的墓室中，发现了这种从地面仰望中的宇宙。墓室的天顶上绘着天体，中心部位是天极和北斗七星。在汉代的壁画中，绘有天的赤道和太阳一年运行所经的黄道。在日本的高松冢古坟壁画中，也描绘着这种受中国天文思想影响的天极。其中，北浦古坟中描绘着一个黄道与天赤道交叉的圆。

天的中心并没有被人格化。由于“神”（spirit）在中国是指死者的魂，所以也被误解为上帝的“神”（God）。在皇帝称号的产生背景中，有着如此的古代天文思想。从天帝到地上的统治者，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14 秦始皇陵
巨大陵墓的地下长眠着第一位皇帝

“皇帝”的称号

在征服东方六王、统一天下的那一年，秦王开始使用高于诸王地位之上的皇帝称号。关于皇帝称号的产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秦王与大臣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的争论，最终采用了皇帝称号。决定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

首先，秦王命令丞相等人议论以往王号、帝号的变迁。讨论的结果：因为秦王之功绩超过上古以来五帝的治世，所以要找一个更加合适的称号。“五帝”指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五位。这五帝并非天上，而是地上的统治者。根据神话时代的传说：这些人死后升天，被称为某帝。秦国的博士从古典书籍中寻出天皇、地皇、泰皇等称号，认为其中数泰皇最为尊贵。泰就是泰一，是地位高于天神、地神的天帝。所以，大臣们建议秦王以此为号。

如果当年这一建议被采纳的话，后来的皇帝就都得叫泰皇了。但是，大臣的建议遭到秦王的否决，最终决定将泰皇的“皇”与上古帝位的“帝”字合为“皇帝”的称号。此“皇”字本意与“王”字相同，而且作为形容词有光辉之义；说到底秦王中意的是“帝”字，所以又为“帝”找了个修饰语。意味着煌煌上帝的“皇帝”，就这样诞生了！天帝是上天的中心，与之相应，秦王希求建立自己在地上世界中心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采用的“诏”（命令）、“朕”（自称）等称谓为后来历代皇帝制所沿袭。

秦以水德克周之火德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前221）的记事中，罗列了统一天下的具体事例：

首先，秦采用了五行的水德。五行是由战国时期齐国邹衍首倡的思想，包括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相克）说。这种观点认为是木、火、土、金、水五种要素的变化导致了宇宙的变化：就像水生木（植物）那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再生木，如此循环叫做“相生”；如果像水胜火那样，土胜水，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就叫做“相胜（相克）”。五行，还配以方位、季节、色彩、数字。如木配以东、春、青、八，火配以南、夏、赤、七，土配以中央、土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的十八天，合计七十二天）、黄、五，金配以西、秋、白、九，水配以北、冬、黑、六等。秦胜了属性为火德的周王朝，所以采用了水德。相应地以“冬”、“黑”、“六”作为制度改革的关键词。

数字与五行的关系不太好懂，在古代中国也是将水视为万物之中最先形成的物质。今天，我们认为地球是由金属（金）、地幔（火）、海洋（水）、土壤（土）、植物（木）组成的，宇宙间最丰富的元素是氢，占地表四分之三的水就是由氢产生的。一至四的生数和六至九的成数之首位数“一”和“六”被认为是水德的数字。

15 十四面骰子
（出土于秦始皇陵）　当时的一种玩耍道具记有一至十二的数字和两个汉字（骄、
）

由于冬季始于十月，所以秦以十月为年初岁首，衣服、旗帜用黑颜色，数字以六为基数，符节、法冠都是六寸（13.8cm〈1寸＝2.3cm〉）为长度或高度，车辆宽度为六尺（138cm），度量衡的一步也是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黄河在当时叫做“河”或“河水”，也仿效水德改称“德水”。又因为水德属阴、主刑法，所以执法严厉。

五行思想并非出于秦，而是产生于东方的齐国。但其重视自然循环的思想与《吕氏春秋》月令的思想却是相通的，在这种思想中刑法也被置于自然循环之列。从吕不韦到李斯，秦的智囊人物虽有交替更迭，而那种极端的统治思想却未必有所变化。统一天下的法家思想之中也含有吕不韦的月令思想。

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枚石制的骰子，骰子有十四个面，可以投出从一到十二的数字，而且其中一面写着“骄”字，一面写着“
”字。投骰子者按照投出的数字走棋子，如遇“
”字要受罚饮酒，逢“骄”字则罚对方喝酒。数字在官吏休闲玩耍之中也是如此的重要。这十二乃六的倍数。

三十六郡之谜与帝国的扩张

秦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和监郡，对黎民百姓改称作“黔首”，召开盛大宴会。允许天下人聚集饮宴以示庆贺，由国家分发美酒佳肴。二十五年（前222）五月，秦歼灭了除齐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战局已经告一段落时曾有过一次许可庆祝。这次，是因为最终灭齐，实现天下统一而特许庆贺。对此，地方文书对日期和时间都予以详细记录，《秦始皇本纪》的记事却连月份也未提及。

对当时设置的三十六郡，也是很难确认三十六个具体郡名。所谓三十六郡，并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次性设置的，而是自战国时期的秦国直至秦帝国成立之间逐渐设置的。如果将《史记·秦本纪》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汇集的话，可知郡的数字不止三十六个。两千年来关于三十六郡究竟指哪些郡的问题虽然有过各种观点，但是里耶秦简中又出现了谁都不知道的洞庭郡，于是对迄今为止的各家之说就不能不予以否定了。出土资料就是如此无情而有趣。

在此，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三十六郡的具体情况。根据成立的不同情况，秦郡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设置于战国时期秦国固有领土的各郡，称为内史。第二类是超越国境，建立于被侵占领地区、当然也是沿秦国国境地区所置各郡。第三类是在歼灭六国后，接管的六国各郡。第四类是统一全国之后扩张领土时所设各郡。另外，还有一些超出三十六郡数字之外，不明其所在的郡。

16 秦的三十六郡示意图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各郡设置守（长官）、尉（军官）、监（监察官）。三十六郡郡名难以厘定

图16展示了这些郡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秦国至秦帝国的整个过程。上述“喜”这个官吏所供职的地区属于第二类，即秦占领地的南郡。加上第二类、第三类，至秦统一之时应该为三十六郡，但最多也就有三十四郡。必须另外找出二郡来。《汉书·地理志》记述了汉郡的出自，其中记为出自秦郡的正好为三十六郡。然而，其中有四个郡却是统一之后建立的第四类郡，如果除去这四个郡的话又有哪四个可以入选三十六郡呢？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议。从清朝至今的三百年中，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王国维、钱穆、劳榦、谭其骧等众多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努力。

然而，里耶秦简中洞庭郡的发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这使得一直以来作为研究根据的《汉书·地理志》史料的可信性发生了动摇。比如《汉书·地理志》中说：“长沙国，秦郡。”那么，在秦代真的有长沙郡吗？上一章所述苍梧之乱时提到：平定这次动乱的是南郡管辖的一个县。这一地区正是长沙地区，却没有提到长沙郡。另外，在秦昭王时期的公元前277年的记录中有攻打楚国巫郡、黔中郡的内容，此二郡为楚郡的郡名，并非秦郡的郡名。占领某一地区之后有时是要改变郡名的，所以黔中郡之名不应当在该地区被占领之后还在沿用。从《晋书》以来有很多学者为了与三十六郡数字相合，将《汉书·地理志》中没有作为秦郡的黔中郡列入了三十六郡。那么，既然现在已经发现了洞庭郡，就应该把楚国的黔中郡排除了。而且，当时将黔中郡改名为洞庭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根据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秦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车轨的尺寸以及全国的文字。对于此事，无论是什么样的一般读物都会将此作为秦统一大业的首要大事予以叙述。一般认为，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之间度量衡的单位、车马轨道的宽幅、文字的形状不同，所以很不方便，因此进行了统一。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概而言之，这种改革与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因为百姓并非度量衡、车轨、文字的使用者。

这种改革并不是综合七国的制度之后所做的新型规格，而只是将秦国旧有制度作为全国统一标准而已。比如，尺寸长度、石斤两之重、斗升之容积都是把秦国的标准变成统一规制，把小篆、隶书（秦隶）文字作为统一文字而已。而且，统一规格也不是在二十六年一次就实施完成的，在秦的占领地区，即秦以外的地区这些规格早已经开始实施了。在实际中使用度量衡、车轨、文字的并不是庶民百姓，而是那些按照规格制作产品的工人和那些按照规格从事管理的官吏。所以，因违反规定而受处罚的是工人和官吏。至于谷物的纳税，即便容器不一致也不必担心会出现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度量衡的规格是受到严格管理的。

17 统一文字
各式各样的“马”字：七国的“马”，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楚简中的“马”

“喜”留给我们的法律文书，统称秦律。后来，在云梦县龙岗秦墓中也出土了秦律，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合计起来，秦律的量是很大的。张家山汉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律，而且是与秦律年代非常接近的律文，所以与张家山汉简汉律对照的话，更有利于我们对秦律的理解。

秦律《工律》有着“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小大、长短、宽度必须相同”以及“县和工室（官营工场）由有关官府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校正一次”这样的规定。《内史杂》是有关京师所在官府的杂律，其中也有“贮藏谷物的官府需要进行称量的，都应备有衡石的权、斗桶，这些器具不要借给百姓”的严格规定。在有关物品管理的《效律》中也有“秤砣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负责人一甲的罚金，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的罚金。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一盾”。“秤黄金所用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的罚金。”度量衡器有误差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官吏丢失度量衡器的话，与丢失公文、证书、公印一样要受到处罚。可见其重要性。

18 铜权
权即秤砣、砝码度量衡的统一即把秦的标准作为天下统一的规格予以实施

度量衡不仅对谷物计量和武器制造极为重要，还涉及土木工程的测量、身高的测定（身高六尺的大人与小孩有区别，小孩不具备法律能力）、伤害罪的伤口测定（如人脸部被牙齿咬伤时，论罪以伤口一寸见方、深半寸为标准）等诸多方面。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车轨即车辙，统一车轨就是统一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从一般意义上说，就像铁道的轨道那样，宽窄不一会很不方便，所以需要统一。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呢？

在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叫做驰道的国有道路。在古代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王道、罗马帝国街道一样，秦朝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有这种需要。秦朝首都咸阳连接占领地的郡，以及旧六国郡的道路，都是按照秦的规格铺设的。秦朝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前220年，据记载：驰道已经连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路面宽幅五十步（约67.5m），沿途每隔三丈（约7m）种植一棵青松，外侧以铁锤夯实。

陕西省北部高原丘陵上可以见到夯筑的直道，这是与匈奴作战时为了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的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直道的调查还只是在局部展开，驰道的存在与否尚有待于今后的调查。当车马通过这样的道路时，即使路面夯筑得很结实，也会留下车辙。

秦朝道路的实际状态虽然尚不清楚，但龙岗秦简的秦律中有很多关于交通的内容，从中可以想象出当年道路的大概模样。秦朝的道路网上行驶有六匹马牵引的皇帝御驾，也有两匹马拉的战车和驿传用的车马。道路除了一级路的驰道之外，还有军用的弩道和在路两侧为遮人眼目所筑的侧墙、供皇帝专用的甬道。驰道分为三条车道，中央是天子专用道，皇帝以外的车马走两侧道路。擅自使用驰道的人，将被流放并没收其车马。在驰道与其他道路交叉的地方，就不得不横穿驰道中央道，那是被允许的。即便是夯筑的路面，遇到雨天也会出现泥泞和无法通行的情况。

地方官吏须在每年九月修筑自己管辖区内道路，进一步说，铺设于全国大范围的道路网是帝国的生命线，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一条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战国时期，秦国在攻打蜀国时就利用翻越秦岭山脉的栈道修筑了金牛道，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路宽仅有1.2米。

习字与撰写文书

秦朝曾经几次宣布文字统一，却始终未能在全国得到彻底贯彻。官吏使用文字、书写行政文书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事。秦人去地方郡县官府任职的人员是很有限的，由中央任命的只限于郡守（长官）、丞（次官）、尉（军官）这些所谓的“长吏”。实际上的行政人员都是地方上在本地采用的官吏，至于被任用者是否为秦国出身并不构成录用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他国人才参与秦的地方行政，构成秦帝国的国家基础。刘邦不是秦国人，却当了秦的亭长（负责管理村落的治安）。当然，他应该能读会写。跟从刘邦的曹参是狱掾，任敖是狱吏，与“喜”是同样的职务，也一定能够用秦文字书写的法律，可以用秦文字书写文书。

能够读、写五千字左右的秦文字，与后代科举考试背诵四十三万字的“四书”、“五经”有着明显的差距。当时是在竹简、木牍上用墨和笔写字，字体为隶书。集中精力学习的话，很快就能成为秦的地方官吏。在石头和青铜器上镌刻的文字是由大篆稍加简化的小篆，这样的字有着特殊的读法。秦的文字本不产生于秦国，据说大篆是由周朝太史所创。旧六国的文字相互为兄弟关系，比如经常被人举为例子的各国“马”字，其字形虽有差异，但非常相似（见图17），若用隶书的“马”相比较的话，应该更加相似。若非如此，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文书和人员往来则不可能进行。秦王嬴政读到韩国韩非的书时甚至说，“若能见到此人，我死而无憾”。可见，秦王能够读懂韩国的文字。战国是一个非常能够吸收众人所长、重视交流的时代。

19 石砚
砚题为龟形，施以彩色。以此研墨，书写于竹简、木牍（《秦汉雄风》）

李斯、赵高、秦太史胡毋敬等人分别著有辞书《仓颉篇》、《爰历编》、《博学篇》。苍颉据说是文字的发明者，爰历出自爰书（审判文书）和历法。《仓颉篇》今天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竹简、木简残片的引文中看到此书的只言片语。若想成为官吏的话，首先要能背诵这本书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四字一句，很方便记忆。如“秦兼天下，海内并厕（秦国统一天下，海内一致服从）”这类词语，背诵的同时也进行了思想教育（《仓颉篇》流传至汉代时，将“秦”改为了“汉”）。又如“薄厚广狭”是反义词的组合，“黡黯深黑”将深黑之义的“黡黯”难字放在一起以便记忆，如此发挥了字典的释义作用。

秦朝的领土面积

嬴政从秦王一变为皇帝，自统一第二年的前220年至他去世的前210年的十年间，他五次巡行全国。平均两年一次的巡行，可谓不同寻常。第二次巡行时，为了在琅邪台建造离宫，嬴政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第四次巡行时曾逗留于碣石离宫。最长时间的第五次巡行费时七个月，秦始皇本人也死在途中，当时可能本打算离开首都咸阳巡行十个月。不论定都咸阳会付出多少牺牲，去地方巡行能够获得显示权威的政治效果是肯定的。秦朝设置左右丞相，巡行期间首都的政治委托给右丞相，秦始皇则带着左丞相在巡行地处理政务。

20 秦始皇巡行图
秦始皇自统一后第二年的前220年至他去世的前21年的十年间，五次巡行全国，在巡行地处理政务

秦故地称为“关中”，即四方设关卡的渭河盆地。地处自然要塞，易守难攻。然而，旧六国位于黄河、长江下游大平原，秦人出六国必须越函谷关、武关而下。关中，乃为四周高原环绕之海拔八百至三百米的较小平原，而东方大平原却是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广大土地。如果仅仅封闭在关中，而想要统治那里是很困难的。中央仅仅向地方的发布命令、派遣长吏仍觉得靠不住。李斯实现统一天下的构想中，要求皇帝巡行广大领土，同时登上东方大平原的崇山峻岭，去瞭望从背后环绕六国的东海。

21 琅邪台刻石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秦始皇巡行乃向征服地区炫耀威信之举。这是在巡行地树立的彰显功绩的刻石

然而，秦的天下可没有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广大。两千二百年前的秦帝国也就是今天中国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东北三省之外的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不过现在领土的百分之三十，日本列岛的七倍。当然远不及汉、唐的疆域。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所谓巡行也称巡守、巡幸，目的在于祭祀全国山川和狩猎。不过，秦始皇巡行东方的同时又是一种在征服地炫耀自我威信之举，在那些地方他树立了七尊应该称为彰显碑的刻石。现在仅存有泰山、琅邪台刻石的残片了，而且已见不到彰显秦始皇功绩的内容，所能见到的只是秦二世追刻的文字。其中并没有站在秦的立场、自我炫耀的主张。出于中央官僚手笔的那些文章，只是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大臣们将秦始皇的功绩写成四字一句的诗加以讴歌。如：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皇帝神圣，平定天下，不懈治理，夙兴夜寐，为民谋利，专注强盛）。（泰山刻石）

在这些敬慕秦始皇的赞美之词中，不乏引人注目之处：

六国回辟，贪戻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徳。（六国邪恶，贪婪无厌，虐杀不已。皇帝爱民，兴兵讨伐，奋扬武德）……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歼灭强暴，振救人民，平定天下）

宣扬的完全是一种为统一而战、解救六国人民于倒悬的大义名分。任何时代，战争都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在国内面对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秦国人民，在国外面对作为敌对国的旧六国人民，都要主张战争的正义性。秦国一方的正义，当然在敌对国那里是讲不通的。正义战争最终的归结点，即天下的统一。所谓：“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琅邪台刻石）

什么是泰山封禅

被歼灭者

作为被征服者，六国一方的正义何在呢？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史记》虽记载了统一之后两次发生的暗杀秦始皇事件，但我们仍无法从中了解六国一方的心情。

荆轲的友人高渐离是个演奏筑的高手，天下统一之后曾为荆轲暗杀秦始皇壮行。荆轲被杀，高渐离因为参与此事所以逃亡，隐姓埋名为人做雇工。一日，听到主人的来客演奏筑，他就信口予以点评。主人叫他也试试，他也就听天由命地从一直小心隐藏的箱子中拿出筑和衣裳开始演奏。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他的演奏落泪。此事被秦始皇听说了，荆轲的友人高渐离终于被发现。秦始皇怜惜他的才艺，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演奏筑。即便如此，高渐离仍将藏在筑中的铅块，投向秦始皇，却没有击中。结果，高渐离被杀，秦始皇从此再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接近自己了。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的第三次巡行途中，秦始皇在博浪沙（河南省郑州东北）遭盗贼袭击。所谓“盗贼”是秦国一方的说法，事件的主谋是被秦歼灭的韩国人张良。张良的祖父、父亲都是韩国的丞相，他本人年少时祖国为秦所灭，弟弟被杀甚至未得掩埋。他发誓倾家荡产也要雇用刺客复仇。他的力士将一百二十斤（三十公斤）的铁锤投中秦始皇的副车，暗杀未遂。张良在秦始皇死后，跟随刘邦投身于颠覆秦帝国的战斗。

祭天——祭祀的继承

从秦始皇巡行的路线来看，他非常执著于对山东的踏访。当时的“山东”，比今天的山东省要广大，是华山以东的意思，在秦的根据地关中以东，泛指东方六国之地。无论如何，就从不知海洋为何物的高原的秦人来说，当他们面临渤海时，有的是一种身处异境的感触。而且由黄河与长江流域结成的广袤平原也与黄土高原地形有着鲜明的反差。广袤无垠的平原上耸立的山东丘陵的山山岭岭，这景致使人产生一种与天际沟通的肃然心情。

秦始皇入山东，特别踏访了旧齐国一直祭祀的名山大川。齐国是统一战争中坚持到最后的大国。作为歼灭齐国的秦，不能放弃齐国传统的祭祀。因为如果放弃祭祀的话，恶鬼的作祟就会降临君主和国家。所以秦始皇必须亲往祭祀，而齐国祭祀并不集中一处，有着号称“八主”、“八神”的八个分散的祭祀地点，仅仅巡视一遍也是非常辛苦的。

所谓“八神”，即天、地、日、月、阴、阳、四季、军神等八种。在天地之间的世界，由于日月循环和阴阳二气交替引起了四季的变化。一旦这种循环受到阻碍，山东地方将黄河泛滥、旱灾频仍，而诸国战乱不已。当时人们认为战争并不是单纯的人事，也是自然循环不畅所引起的。所以将“军神”列入八神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来自内陆黄土高原秦国的君主，当他面对碧海时，不禁为东方人看重季节循环的思想所倾倒。他三次踏访琅邪台，建筑宫殿并逗留三个月之久。从琅邪台的高台眺望北面的海岸，风景的确非常美丽。

22 泰山之巅
位于山东半岛的泰山虽仅有一千五百四十五米的高度，自古以来却被视为神圣之地，历代帝王在山顶筑坛举行封禅仪式

据说封禅的“封”指隆土筑坛祭天，“禅”指筑坛祭地。秦始皇是以祭天地的封禅来表示自己意欲的。在中国有很多山岳，耸立于山东丘陵的泰山虽然仅仅一千五百四十五米，却以其傲然的雄姿，自古以来被视为神圣之地。攀上不过一千五百米的高度，天地之间一览无余。仰望夜空，全身心都能感受到漫天星斗的跳动，俨然一架天然的天象仪。通常于泰山之巅筑坛祭天，在泰山脚下的小小梁父山祭地。

秦始皇即位第三年的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他首先登上峄山，立石镌刻了彰显自己功绩的表彰文。峄山又称邹峄山，虽然仅有四百五十四米高，却是春秋时期邹国北部的一座名山。因山体奇石怪岩络绎连绵，得名峄山。巨大的花岗岩地表，呈现出一派神秘的风貌。穿越岩石缝隙可到达主峰，在那里向南眺望，一览无余。这里建造了春秋邹国的都市。战国末年，早在秦始皇的一百年之前提出易姓革命论的孟子（孟轲）就出生在这里。

“天命不常定，降于有德而去无德者。天视人民所视，天听人民所听。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君有大过错时则进谏，反复进谏而不听者，就把他换掉。”

这是相当激进的思想。孟子于孔子的大约一百年之后，在鲁国附近的邹地提出这一学说。

封祭与帝国不灭宣言

秦始皇登峄山之后，就召集那里的齐、鲁儒生讨论封禅与祭祀山川的仪式。毕竟秦人不懂东方祭祀的内容。然而，秦始皇认为他们众说纷纭，无所适从，因而斥退了随行儒生。最终，秦始皇清车路，走泰山南麓登顶，立石歌颂自己的统一伟业，并在那里举行了泰山封祭仪式。从泰山南麓登顶的山路，在今天是从红门至中天门，最终到达南天门共一千六百的台阶，然后直抵玉皇顶。之后，秦始皇从北麓下山，在梁父山举行了禅祭仪式。下山途中突遇暴雨，曾避雨大树之下。据说那棵被封为五大夫爵位的松树，一直活到了今天。

泰山举行的仪式，采用了秦太祝在雍城祭祀上帝的祭祀礼仪。总之，由于不了解东方地方的封禅传统和方法，只好使用了秦国祭天仪礼。司马迁记载说因为秦对封禅的仪礼保密，所以没有留下记录。对于祭祀用的牺牲、祭器的种类和数量一概不知。

有关当时封禅的史料，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也只有泰山刻石的残片了。仅仅十个小篆文字，至今还残存于泰山山麓的岱庙。残存的“（臣李）斯、臣（冯）去疾”和“臣请”等字，应该是李斯、冯去疾的名字。在对秦始皇表彰文的最后，有秦二世欲将父亲功绩流传后世的诏书片断。为秦始皇讴歌的文章虽已不见实物，但其内容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是有记载的。然而，文章完全没有涉及秦始皇本人祭天的内容。看来立石祭天的祭文，与秦始皇的表彰文不同，是写于玉牒、埋在地下的。

后来，西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110）夏四月，也登泰山、立石山顶，举行封禅祭祀。筑叫做“封”的土堆，边长一丈二尺，高九尺，玉牒就埋在这下面。据说玉牒内容是绝对保密的。封禅之后，秦始皇又巡游海上，寻求仙人。东汉光武帝也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正月丁卯日巡行东方，二月踏访鲁地、泰山，辛卯日登上泰山，举行封祭。始皇帝的遗产如此得到了继承。

秦始皇在泰山曾对天宣称帝国不灭，他自己也相信东方渤海之上存在着长生不死的仙人世界，并企盼自身肉体的不灭。然而，现实中不灭的帝国和肉体毕竟都是不可能的。一场动摇帝国的战争已经逼近。

23 泰山刻石拓本
（岱庙所藏）　仅仅剩下十个小篆文字的残片

对外战争——与新天下的遭遇

与蛮夷的战争

李斯从廷尉升为丞相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前213年。他目睹了由自己辅佐之帝王生命的结束。后来，他拥立了二世皇帝，自己也在翌年（前208）遭刑法处决，没能看到帝国的灭亡。

秦始皇三十四年，咸阳宫中召开了二十六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御前会议。七十名博士首先敬酒，祝皇帝万寿。仆射周青臣对皇帝的美德大加赞誉：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

秦始皇闻此，十分欣慰。只要对周青臣的措辞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他的贺词中有一句八年前的御前会议上没有出现过的“放逐蛮夷”。八年前的所谓“天下”，最多也就是将六国之地予以兼并之后的领土。然而，当时不平定蛮夷就无法统治天下的问题已经被提上了日程。很明显，秦的敌人已经由六国诸侯转变为蛮夷，时人开始意识到中华与蛮夷的差异了。秦汉时期尚无“中华”一词，其实称为“中夏”会更准确些，不过出于习惯，“中华”一语现在已经作为通行的称谓了。无疑，出席那次御前会议的每一个人和皇帝都在考虑蛮夷的问题。因为这次会议正是在与蛮夷出现战争危机之时召开的。

24 碣石宫遗址发掘现场
公元前215年的第四次巡行时秦始皇逗留于濒临渤海湾的碣石宫

十五年的秦帝国历史，如果分为六年、六年、三年三个时段的话比较好理解。最初的六年是与战国六国之战结束之后、带引号的“和平时期”，此间秦始皇进行了四次巡行。第二个六年是“对蛮夷战争时期”。此间，巡行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秦始皇进行了第五次巡行，可他却死于巡行途中。最后的三年是秦二世至子婴的“帝国崩溃时期”。

“对蛮夷战争时期”开始以后，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开始了第四次巡行，这次他向北出发，逗留于濒临渤海湾的碣石宫，在碣石门的礁石上篆刻了表彰文。碣石宫地处今辽宁省与河北省交界处。碣石就是立石的意思，因这一带海岸礁石众多而得名。现在，那里有著名的北戴河避暑胜地和明代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还是孟姜女传说的发祥地，有姜女庙和被认为是她坟墓的礁石。当然，孟姜女的传说不过是北周至唐朝的产物而已。孟姜女的新婚郎君被秦始皇征调服徭役去修长城，她出于担心带上丈夫的冬装来到了长城。没想到丈夫已经死在那里，她痛哭流涕，以致哭倒了长城，城墙下露出许多白骨。孟姜女将滴有丈夫血迹的遗骨带回故乡，由此被称为贞女。

贸然对匈奴、百越南北同时开战

秦始皇在碣石宫曾让方士们去东海尽头寻找仙人和长生不老之药。但是，结果却出现在了东海的北方：燕人卢生从海上归来，献上了一本《录图书》。书中记载了“亡秦者胡”的预言。汉代人说“胡”实际就是秦二世皇帝胡亥，不过是因为他们已经目睹了秦朝的瓦解，所以才作出如此的解释。在秦代人们所说的“胡”不是西域人，而是指北方游牧民，即匈奴。

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出击匈奴，占领了“河南”（即鄂尔多斯）地区。所谓河南，即西、北、东三面为黄河所包围的土地，因为容易与河南郡、河南省的河南混淆，所以明代以后，自那一地区被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占据之后，就出现了鄂尔多斯这一地名。鄂尔多斯虽然在今天有着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和库布其沙漠，但在当时是丰美的草原地带，乃匈奴与秦的必争之地。秦本来就企图占据那里，使其成为军马的牧场，动员了三十万军队的战争，用了七年的准备时间才得以开始。秦始皇从北方巡行回到咸阳之后，立刻开始了这一场战役。

不仅如此，翌年的三十三年（前214）秦发兵五十万，在南方开始了对百越的战争。这是一场南北方同时发动的贸然战争。秦在与六国交战时虽然有过同时与人数占多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南北两端，且兵分三十万、五十万同时作战毕竟是失策之举。素有“陆梁”之称的南方地域，是从长江以南至抵南海的山区，乃横跨湖南、江西、广东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之绵延不绝的山岳地区。山区的沿河地带开通道路，分散着大大小小的聚落。

25 鄂尔多斯
西、北、东三面为黄河所包围的草原地带，秦与匈奴的必争之地

在中国地形图上，这一带为褐色与绿色马赛克式交错地区，在绿色平原和褐色山区生活的两种人交错并存。习惯于北方高原干燥生活的秦人，移居到那里的话是难以适应潮湿高温气候、抵御传染病的。所以，移居那里的多是些脱离户籍的逃亡者、因贫困入赘的卖身奴以及卷入这场战争的商人等。在那里新设置的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都派些罪人刑徒去驻守。秦的对手是被称为“百越”的越人，所以这并不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

多难的百越征服战

据《淮南子》的记载：在秦尉屠睢的指挥下，五十万军队被派往南方。“尉”，即郡尉、县尉等军官。能够统帅五十万军的尉应当是郡尉。后来建立南越国的赵佗就是南海郡尉，所以也称“尉佗”。蒙恬伐匈奴的军队也只有三十万，统一之前秦王发动出击楚国总攻击时，先让李信发兵二十万，结果受挫；再由王翦出兵六十万方得以取胜。这次对百越之战的兵力与当年攻楚的兵力大体相当。

与秦对垒的“百越”并非单一的国家，秦要征服的是越人居住的整个地区。所以军队分为镡城、九疑、番禺、南野、余干五处，驻扎了三年之久，即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湖南省的南部、广东省广州、江西省南昌，秦企图以此分布于广大区域的五个据点，统治居住于山岳地区的越人。

秦仅仅靠控制一些据点来维持对百越的统治，可谓困难重重。《淮南子》的还记载说：“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北方人南下最难以适应的是南方潮湿高温气候。司马迁到南方出游时有过切身体验，甚至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东汉王充也说：“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论衡·言毒》）认为嘴里有毒，有着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还说：“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有毒物质的多少与土地的干湿度有关，由于江南草莽川泽多生的蟒蛇等有毒动物，也使北方人感到恐怖。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一则以“毒言”为题的口供记录很耐人寻味。这份法律文书记录的是一起有关南方特有习俗的案子。说的是某里居住的甲等人因为丙口舌有毒，而不肯与丙会餐的案子。根据丙的口供：他的外祖母以前也曾因为口舌有毒论罪被流放，从那以后丙家如有祭祀，甲等人也不出席。里的祭祀时参加的人也拒绝与丙会餐。看来，在南方高温潮湿气候条件下，才出现了“毒言”这类回避病菌、预防传染的习俗。

河南（鄂尔多斯）与南海三郡

一系列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秦向南海派兵、运送军粮利用的是水利。注入长江中游洞庭湖的湘水和漓水上游之间，相距不过几米，是两条流向相反的河流。如果能将两条河沟通的话，船只即可顺漓水而下，经珠江直抵南海。然而，因为两河床之间有几米的高差，相互沟通并非易事，秦后来设计了一条长约三十四公里的运河，称之为“灵渠”。在湘水的分流上安置水闸，用水闸的开合解决了高低差的问题。从而也确保了沿岸的交通道路。

秦付出极大的牺牲，终于从南海得到了犀角、象牙、翡翠、珠玑（圆玉与方玉，圆的是珍珠）、珊瑚等物产。翡翠是一种硬玉，因为颜色与翡翠鸟相似而得名。翡翠的硬度在6.5至7度左右，质地坚硬。本生成于蛇纹岩之中，经风化剥离而流入河、海。白色居多，含铬者可变为美丽的绿色。在日本仅见于新潟县糸鱼川等地。缅甸翡翠据说是在唐代以后开始采掘的。

秦征服南海之后，西汉武帝继而在那里设置了九郡，直至唐代安南都护府时期，中国的王朝从未间断对东南亚丰富物产的需求。那些物产既是南海贸易圈的产物，同时也成为中国南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与东南亚地区的媒介。

在对匈奴、百越的南北战争中，秦又像曾经提出解放六国民众的大义名号那样，提出了“放逐蛮夷”这种新的大义口号。如此，在兼并六国之地后，又将河南（鄂尔多斯）、南海三郡纳入了帝国的版图。秦的天下确确实实地得以扩大了。

26 灵渠
为连接湘水与漓水而修筑运河，以水门调节水位解决了高低位差的问题，从而确保了通往南海的交通道路

27 南越王墓出土西汉玉雕犀角杯

战时体制的土木工程

为了进行这两场战争，秦始皇三十三（前214）年至三十五（前212）年之间，首都圈与战区的边境地带都实行了战时体制。在北方修筑了环鄂尔多斯地区的长城一线，在南方筑起了要塞据点。上述灵渠也是此临战体制的一个环节。为了迅速地从咸阳向长城派遣军队，还斩山填谷地修筑称为“直道”的军事道路，自北方的九原直通南方的云阳。这一时期，咸阳城还扩建到了渭河南岸，并且修建了阿房宫。在建造自己陵墓的同时，秦始皇向陵区移民三万户，兴建了丽邑，向直道始发点云阳也移民了五万户。自二十六年统一以来，这是大型土木工程建设最为集中的时期。

诸如长城、直道、阿房宫、丽邑、云阳、灵渠的建设，都是在新的天下形势下，为实行战时体制所需要的土木建设工程。因此，不能说“秦统一天下而修万里长城”，而应该说“秦统一天下后，在发动对外战争时修万里长城”。由于考古学的调查、发掘还仅仅进行了一部分，所以当时的历史真相尚不明了。

28 壁画车马图
发现于秦都咸阳秦3号宫殿遗址中，由于年代久远，秦代绘画实物至今十分罕见

秦在战国昭王时期已经开始修建长城，今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仍残留着当年长城的夯土堆。秦始皇时期的长城在黄河以北，沿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至今还残存着部分石筑长城遗址。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一万里，约五千公里的长城被称为万里长城。不过，当时的五千公里长城并不都是从零做起的，战国时期各国为防备骑兵战术，纷纷在国境线上修筑长城。秦对赵、燕诸国出于对匈奴战略防御考虑而修筑的北边长城予以了再利用，兼并六国之后秦放弃了内地长城，从“放逐蛮夷”的战略出发而修筑了北方长城。特别修筑了阴山山脉长城，并使其向东与赵、燕长城连为一线。

直道至今在陕西省仍有部分遗址可见。就通直道的地形而言，南部穿越黄土高原的山间地带，北部经鄂尔多斯平原一直北上。全长约九百公里的直线道路，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发挥着功效。

巨大的首都与阿房宫

咸阳城自公元前350年战国时期秦孝文公始建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四十个年头。咸阳即“皆为阳”之意，指两类阳地之和的意思。河之北为阳，南为阴；山之南为阳，以北为阴。所以渭河之北与九嵕山之南为咸阳。渭河北侧为咸阳原的阶地，在阶地上修筑了宫殿。至今，那里的还残存有建筑物夯土基础遗址，阶地的断崖上不时可见排水管道、水井、陶器的残片。由此依稀可见二十六年（前221）统一之时，迁天下富豪十二万户移居于此的都市情景。当时，为了秦帝国的维持，曾将地方富豪移居首都。汉代继承了此项国策。按照五口之家计算的话，咸阳应是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愧是与推算人口为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的秦帝国相符的巨大都市。东方齐国首都临淄也不过才三十五万人口。不可思议的是咸阳都城竟然未发现城郭的存在。咸阳城南半部为渭河北上所冲毁。

29 龙纹空心砖
咸阳城一号宫殿遗址出土龙纹砖（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为首都咸阳城的护卫，秦还建起了十五万人口的丽邑和二十五万人口的云阳这些卫星都市。丽邑还是守护皇帝陵墓的都市。这种帝国首都的构建计划，后来又为西汉朝所继承。秦在二十六年兼灭六国之时，并未立即实施兴建帝国的计划，而是在秦始皇巡行的六年之后，在战争新形势的紧迫情况下开始帝国建设的。

30 秦阿房宫前殿复原建筑

对外战争开始之时，秦因渭河北岸的咸阳城狭小，而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这一动植物园中营造朝宫。渭河北岸水利不便，只好以水井补偿。渭河南岸则水利充沛，乃终南山的充沛水源注入渭河所致。战国时期出于军事优先的考虑，背水建立都城。今天，要建设一个与帝国地位相称的首都。首先，建筑一所南北五十丈（115米）、堂上可以坐一万人的前殿，堂下可以竖起五丈（11.5米）大旗。因未竣工，称为阿房宫。所谓前殿就是正殿。

今天在那里仍留有东西一千二百七十米、南北四百二十六米、高十几米的夯土基台遗址。由渭河北侧的咸阳宫渡渭河，阿房宫等宫殿的建造模仿了天体的位置。以渭河比拟银河，在南方与天极相应建造极庙，北面建造营室（天马座、天帝的宫殿）与阁道（王良星座）连接。这一新都市的风貌也在地下予以了再现。

焚书坑儒与不死仙药

丞相李斯的措施

丞相李斯深知此次战争之艰难。与六国之战是外交与战争交错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自有一套运行的原则。如今则是与游牧骑马民族、山岳民族那种生活形态完全不同的异族作战。尤其是与越人的战争，面对的是没有任何国家概念的山岳民族。虽然艰难，但是李斯认为这不失为一次将六国残余势力的视线引向外族的机会。“放逐蛮夷”之战，可说是李斯之统一天下战略的第二阶段。此举的成败，事关统一天下之后是否应当再进行战争的问题。

上述的御前会议上，博士淳于越谴责周青臣阿谀皇帝。李斯则将否定郡县制的淳于越斥为愚儒。“儒”既有温柔也有愚蠢之意，当时所谓“儒”并不仅仅指称那些继承孔子学说的学者，在语气上指愚蠢学者不知其所云的意思。何况，淳于越是被秦最后歼灭之齐国的人士，从弃楚投秦的李斯立场来说，对如今仍拘泥于封建制的齐人甚是反感。丞相李斯掌握着当时地方郡县的详细情报。

里耶秦简包括了秦三十三年（前214）、三十四年（前213）纪年的内容。三十三年四月丙午（六日），洞庭郡官署征发了阳陵县十二名男子，这些人都是因犯罪服徭役的刑徒。罪人每日工钱为八钱，除去伙食费可余六钱；若以赎罪罚金为一千三百四十四钱折算的话，必须服劳役二百二十四日方可赎罪。秦不把这些罪犯关进牢狱，而是利用他们做各种劳役。让他们拿起工具建造土木工程，拿起武器投身战争。可以想象此时他们是如何从军与百越作战的。

次年八月，据迁陵县的报告：有弩一百六十九件，其中四件运往益阳县，三件运往临沅县，剩余一百六十二件。需要向武器不足的县进行调剂。这些记载虽嫌琐碎，当时这种事无巨细均须记录的情况，反映出即便在边疆地区，郡县制的机能也能充分地得以发挥。

对诸生反体制批判的镇压

李斯以禁止战时扰乱首都秩序学者的言论自由，表达了自己在全国坚决贯彻临战状态的决心。那一为后世广为传播的焚书坑儒事件，即公元前213年发出交出某些特定书籍的焚书令，以及前212年坑杀四百六十名诸生之事。焚书坑儒事件是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正如后世儒生所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是法家李斯镇压儒家的政策，李斯的动机在于防止当时秦实行的体制因为受到批判而导致郡县制无法实行。

图二 秦将军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图三 秦兵马俑军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兵马俑的时代】

秦汉时期可称为兵马俑的时期，将士兵和马形象的陶俑安置在主人的墓旁边。作为秦始皇陵园一部分的兵马俑坑，埋藏着实物大小的兵马俑。兵马俑坑的墓葬方法在汉代得到了继承，只不过与实物同样尺度的兵马俑只限于始皇帝一人。1974年以来，三个兵马俑坑相继发掘，推测有八千尊兵马俑埋在地下。守护始皇帝亡灵的地下军团，象征的应该就是当年守卫首都咸阳的秦军。近年出土了不少仍有彩色残迹的士兵俑，因为是在陶器上涂生漆和颜料，所以保存是很困难的。

图四 秦彩色士兵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图五 秦武士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图六 秦跪射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

图七 阳陵陪葬坑出土陶俑
——1990年西汉景帝阳陵南面的陪葬坑被发现，先是出土了裸体俑，继而又发现了大量士兵俑、动物俑、女官俑。所谓裸体俑是一种手臂可以装卸、衣服铠甲可以更换的、类似今天服装模型那样的人俑。大小不足秦始皇兵马俑的三分之一，小巧精致。（汉阳陵考古陈列馆藏）

图八
在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之前，已经出土了西汉的兵马俑。很明显汉代人是知道秦始皇兵马俑的。小型的骑兵俑，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比彩色的遗迹更多些。

（一）西汉彩绘骑兵俑
——1965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村湾出土。（咸阳博物馆藏）

（二）西汉彩绘戴冠长甲扛械俑
——1965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村湾出土。（咸阳博物馆藏）

列于取缔书籍第一位的是史官所撰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当时，被秦所灭六国的史书尚存。像秦赋予统一战争正义性一样，六国也一定会将这场战争记载为侵略战争。第二位是除博士藏书之外所传习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律要交到各地郡官署统一烧毁。《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虽说不是批判秦的书籍，但由于它们都是在过去的历史之中发现理想政治、讽刺现实的批判工具，所以李斯认为有可能被利用来作为批判体制的工具。当时的书都是写在竹简、木简和帛（丝绢）上的，所以如果焚书令得以彻底实施的话，全国范围火焰熊熊的景象可想而知。

就违反法令的处罚而言，如有聚众性议论《诗》、《书》者处以“弃市”（处以死刑之后，将尸体暴露于街市），厚古非今者将一族处死，官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日之内尚未烧书者，处以黥刑并罚为筑长城劳役。此外，规定医学、卜筮、农业书籍不在禁书之列，学习法令者可以向官吏请教。

坑儒的对象是诸生，即学者。事发原因在于方士，他们因为找不到仙药，转而诽谤秦始皇，构成惑众行为。在对咸阳诸生的审查中，有四百六十名被活埋处死。当时所谓“诸生”指的是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和信奉孔子的儒者。不论此事与儒者是否无关，毕竟秦始皇不再信任方士是坑儒的导火索，而且就所坑对象来说，与其说“坑儒”，不如说“坑诸生”更为确切。将坑儒特定为坑杀儒者的说法，是东汉以后的事了。

方士与秦始皇

秦始皇巡行东方时，开始与方士频繁接触。三十二年（前215）巡行碣石时，曾派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羡门、高誓都是仙人。当时仙人也写作“僊人”，“僊”是人高升的意思。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也去寻求仙人和仙药（不死之药）。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都是燕人，为方僊道仙人。

《史记·封禅书》曰：仙人、仙药据说藏于渤海之中三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又曰：“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正是一派海市蜃楼景观。

“蜃楼”，即蜃吐气而在海上呈现楼台的现象。《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曰“海旁蜃气象楼台”。现代汉语称为“海市蜃楼”。若按科学的解释：由于空气的温差产生了密度差，从而引起的光折射现象。在日本的富山湾、琵琶湖也可以见到这样的景观。景观并非生成于空荡的海面。十至几十公里之外的实际远景，或向上反转、伸缩（春季、初夏出现高位海市蜃楼），或向下反转（冬季出现低位海市蜃楼），重叠显现。

此现象多出现在山东半岛、特别是蓬莱阁北的庙岛群岛，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海域，六月冷水海面之上的空气中，有微风携暖空气浮现时，高密度冷空气中会出现折射，即可见到海市蜃楼。在实际的岛屿之上，反转地出现该岛屿的样子。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登州（蓬莱）的海市蜃楼。这些现象被人们想象为地上有仙人的存在。

对于人体老化机制，现代医学逐渐予以了解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必定是细胞分裂停止、无法进一步新陈代谢所引起的。一方面平均寿命随着医学的进步而增长，另一方面人的个体最长寿命在一百二十岁左右，这是从古至今不曾改变的。由遗传基因所导致的人体老化机制，古代与现代是一样的。能够达到最长寿命的人被视为仙人，说寿命可达两三百岁，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谓东汉的冷寿光一百五六十岁，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等方士活到一两百岁，是无稽之谈。了解现实的方士们，致力于探索各种延缓衰老、长生不死的方法。

方士卢生曾向秦始皇讲述如何成为真人的方法。说：“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劝说始皇微行外出毋令人知晓，如此可除去身上恶鬼，成为真人。还说人主所居之处若让人臣知之，则有害于精神。自此，因为希望成为真人，秦始皇不称“朕”，自谓“真人”。乃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所宫观，以复道（上下双层道路）、甬道（侧面有墙遮蔽的道路）相连。

然而，秦始皇被方士激怒了。徐巿（徐福）等方士耗资巨万，却一直没能找到仙药。秦始皇得知卢生在享受优厚的待遇同时，却在背地诽谤自己。秦始皇还对长子扶苏很愤怒，因为扶苏了解边远地方的百姓对政治的不满。此时，秦始皇知道不采取严厉措施的话，天下将不会安定。于是，扶苏与蒙恬一同被监禁在了北边的上郡。

最后的巡行

秦始皇在南北战局稍显平稳之时，于三十七年（前210）开始了有生以来最大一次巡行。上一年连续发生了一些不吉的事件：陨石落于东郡，上面居然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文字；有一持玉璧者留下“今年祖龙死”一句话和玉璧，扬长而去。玉璧正是九年前秦始皇第二次巡行渡长江时所沉的那一块。秦始皇占卜，得“游徙吉”卦。于是向黄河上游榆中移民三万家，且于次年年初十月癸丑日出发巡行。

1993年湖北省荆州市周家台秦墓出土了一卷写在木牍上的日历，由此可知始皇三十七年十月一日是辛亥日，这个月不是大月（三十日），而是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癸丑日是三号。“游”被理解为离开首都咸阳外出巡行。

第五次巡行，即使最终因自己死在途中而中断，也耗时近一年。出于战争缘故，重开停止四年之久的巡行，而且本人又不能镇守首都，这一切都需要很大决心。仅在首都是不知天下情况的。他让左丞相李斯同行，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批准了少子胡亥本人一同出行的要求。秦始皇的夫人没有一个留下姓名的，只知道他有儿子二十几人。长子是被幽禁的扶苏。末子是胡亥。

与以往四次巡行的路线不同，他首先到了因与百越战争而有所动摇的长江中游，十一月到达云梦，在此祭祀了位于九疑山的舜庙。皇帝亲自到地方是有危险的。乘船顺江而下，出江南，即出今天的浙江省钱塘江，登会稽山，祭祀禹王。史载他在此眺望南海，实际上南海在遥远的南方。战争时期开通的湘水至漓水的水上通路可以抵达南海，毕竟皇帝亲赴那里有所不妥。最终，秦始皇巡行的南线也未能越过长江流域。对匈奴、百越的战争，并没有明确的胜利宣言，匈奴退回了蒙古高原，百越回归了山岳地带。

单一法制的天下统治

秦始皇在会稽山也留下了歌颂自身的表彰刻石。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收载了这篇刻石文章。文中歌颂了他如何在百越之地移风易俗，其中还提到那里具体的婚俗，如“要隐藏过失，伸张正义；有子寡妇再嫁，为背叛亡夫的不贞行为”。又如“家族内外有别、禁止淫乱的话，则男女关系洁净真诚”。又曰：“夫与他人之妻行不义，若杀之无罪，则男人懂得守义。”还说“若对妻子逃亡改嫁他人、另寻新夫生子不予承认的话，人们将会谨慎淫乱行为”等等。对于那里与北方不同的婚姻习俗试图予以规范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北方秦国早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75年已经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家庭就是服兵役、纳税的基本单位。商鞅变法时下令：“一家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其赋税加倍”，“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以此奖励单婚家庭。

秦国本来也有婚后仍然二世同居的习俗，但在战国时为推行富国强兵之策而实现了单婚家庭化。所以，当秦遇到南方社会婚姻习俗时，就很自然地企图按法律予以统一治理。比如在秦律中可见“即便已婚女子离家出走，年少而未向官署提出结婚申请者，不构成逃亡罪”，“与妻子离婚而未提出申请者受罚”。可见，国家希望对婚姻予以严格的管理。严格依法治理天下，是李斯提出的方针。

秦始皇北至琅邪台，再次见到徐巿（徐福）。徐巿唯恐遭到谴责，就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也梦见与人模样的海神作战。问占梦者，博士答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最终在山东半岛的之罘（今芝罘岛）发现，并射杀一条巨鱼。

秦始皇的末期

秦始皇在平原津发病，不明其病名，仅知病得很重。遭此不测，他留遗言给长子扶苏曰：“于咸阳举行葬礼并下葬。”毕竟尚未确立太子，秦始皇内心因此感到不安。胡亥尚且年幼，他考虑正是敢于进谏的扶苏最可信赖。在竹简上写毕遗书，于卷绳结的黏土上封以印玺。主持先帝葬礼就意味着继承皇帝之位。如此重要的遗书，中车府令赵高竟然擅自扣下，没有送达扶苏。

据《史记》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的平台。然而，从出土的日历来看当年七月并没有丙寅日，所以可能七月是到达沙丘的月份，八月丙寅（二十一日）秦始皇死去。这样，与九月葬于骊山在时间可以首尾连贯。

李斯察觉到事态的紧迫：秦始皇死于赵王离宫一事，若为天下人所知，不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诸如始皇公子之间皇位争夺、天下反乱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于是决定对始皇之死秘不发丧，棺载于辒辌车中，这样，人们从外面就见不到车内的情况。秦始皇陵出土了一架铜车马，称安车或辒辌车。侧面有小窗可推拉开闭，后侧有开闭式车门可以进出。让宦官与棺同乘，所至上食及百官奏事如故。知道实情的人唯有胡亥、赵高、李斯及宦官五六个人。赵高和李斯废弃了始皇的封书，将赐扶苏为公子的遗诏，伪造成赐扶苏、蒙恬死罪的诏书。当时正值暑天，辒辌车中遗体腐臭，乃令人载入一石（三十公斤）鲍鱼（咸鱼），“以乱其臭”。这样解释为车上载有地方特产的话，也就不足为怪了。

始皇如果不死的话，最后应该去匈奴前线进行视察。那条路，从九原走直道（军事道路）回到咸阳。九月，胡亥发丧，登基二世皇帝。秦始皇之死的消息发布全国，其五十年的生涯，三十七年的治世落下了帷幕。

秦始皇的地下帝国

水银江河、人鱼膏烛台

从秦始皇即位开始，用三十七年修造的骊山北麓的皇陵工程终于宣告结束。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负责陵墓的最后工程。这也是他正式继承帝位的一个环节。遗体在发丧之后，送入尚无坟丘的陵墓地下。陵墓以两道城墙环绕：内城东西580米，南北1355米，外城东西940米，南北2165米，周长6.2公里。恰如生前国都的再现。陵区称为陵园。

通往地下三十米墓室有斜面的墓道，相当于十层建筑的地下深度，即使现代建筑也不会有如此深度。放入棺椁之后，在墓室上覆土，墓道门施以封印。地上再建以相当于二十五层建筑的坟丘。

从西安向东北25公里，走高速公路去临潼区，即可见到耸立的秦始皇陵。现存坟丘东西345米，南北350米，高76米，站在顶部可眺望北面的渭河、南面的骊山山脉。从南坡下来可知陵墓为双重夯土墙所围绕。所谓夯土是一种夯击黄土造墙的简易建筑方法，干燥之后其硬度不亚于砖墙。在秦代，长城、直道、坟丘、宫殿的基础等大型土木建筑都使用夯筑。

挖掘到三层地下水的深度，将铜水浇注到椁室的木料中，椁室内堆满了从宫中、官署运来的奇器珍怪。令工匠制作机械弩矢，若有盗墓者接近则射之。以水银象征全国百川和江（长江）、河（黄河）、大海，以机械使之流动。天顶上部绘有天文图，下部绘有地理图。以人鱼膏为烛台，使其长久不灭。

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已经是秦始皇死后一百年后的人物。他能否正确记载当年秘密建造的地下宫殿样子就很难说了。地下宫殿尚未发掘，目前不过是从外侧做一些探查。2002年对秦始皇陵坟丘内部以遥感和地球物理学最尖端技术所做的探查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科研项目的认定，命名为“863计划”。

31 一号铜车马侧视图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

32 二号铜车马侧视图

已探明的地宫内部构造

2003年9月第一期调查结束，11月28日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在北京汇报了一年来的调查结果。采用了地上发射弹性波（确认地下空间）、脉冲雷达（确认地下埋藏物）、电磁波（根据电传导度的测定确定金属物）、电波（确认地下水）、热红外线（测定地表温度，地下空间温度）等探查地下空间构造的技术，并根据地下释放岩石磁气（根据岩石中磁场方向的扰乱，测定地下人工设施的空间构造）、氡放射线（根据上升气体氡确定地下空间的存在）、重力（根据重力差确定地下空间的存在）、水银、伽马射线（确定岩石裂缝及地下水的存在）获取地下的信息。这些都是在不发掘秦始皇陵地宫情况下，从外侧所做的内部结构探查。

其结果探明：地宫东西一百七十米，南北一百四十五米，呈长方形。墓室：地宫中央深三十米，东西约八十米，南北约五十米，高十五米。秦始皇帝应该葬于此。墓室以周围十六至二十二米的石灰岩覆盖。墓室内既无深水亦无倒塌迹象。

即便再长寿也有死的一天。希求实现永生，只有将遗体永久保存一途。若不欲遗体腐败，必须创造阻止蛋白质等有机物分解而造成微生物繁殖的环境。就现代方法而言，或是将遗体进行零下20度的冷冻保存，或使用将福尔马林防腐剂注入血管、腹腔的方法。在古代则使用地下深埋的密闭方法。秦始皇的遗体可谓使用了当时最尖端的保护方法。

33 秦始皇陵地宫推测图（平面图、侧视图）

根据迄今为止的勘探调查，已经知道椁室在地下三十米。这样的深度不会受到太多温度变化的影响。一年之中地热温度恒定在十度到十五度之间。椁室周围填充以木炭，木炭有防腐和调节湿度的作用。

汉代墓葬中已发现三具未腐遗体：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荆州男尸和2002年7月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汉墓身高一米五八的女尸。尸体皮肤状态良好、肌肉仍有弹性，为脂肪蜡化的尸蜡状态。对于现代社会也未能有效利用的冬暖夏凉的地热，古代中国人竟对其原理有着如此的认识，令人惊讶。

如此密封保存尸体，并不是为了让活着的人一睹其容颜。只是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升到地面上来。秦始皇遗体中的灵魂日常生活所需寝殿、休息的便殿、侍候膳食官吏用房都建在地上。陵园的官吏须侍奉每日的饮食。

34 秦始皇陵园平面图

35 青铜鹤
秦始皇陵园出土

这所陵园在秦始皇死后的第四年，为项羽军队所毁。据说后来有牧羊童为寻找走失的羊而烧毁地宫，火势之大九十日不息。

说到古代墓葬，人们每每瞩目于覆盖墓室的坟丘，其实整个陵园都是祭祀秦始皇亡灵的设施。陵园的情况也正在逐渐探明。2000年夏，在外城东北发现水鸟坑（七号坑）。在地下挖出了一条河流，岸边放置了青铜制鹤六件、天鹅二十件、雁二十件，还有饲养水鸟的官吏俑。还发现有一边演奏乐器、一边饲养水鸟的场景。当时将人工制造的自然景观也带到了地下世界。在地上咸阳都城已成废墟、周边自然环境已被破坏的今天，地下却封存着当时的自然环境，让人十分惊叹。

天下的军队

1974年在由秦始皇陵向东1.5公里处发现守卫秦始皇死后的这座都市的兵马俑坑，据推测士兵俑、军马俑八千个，气势威严。这既可能是秦始皇称帝之后十二年间也可能是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在短时间内制作的。

兵马俑所展示的究竟是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战阵，还是始皇死时咸阳的守军？前者的话，就是六国统一时天下的军队，后者的话就是经历了对外战争的军队。笔者认为是后者。兵马俑坑包括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和未完工的四号坑空坑。一号坑是战车、骑兵混编的主力军，二号坑是机动部队，三号坑是指挥部。四号坑因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未完工。

36 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藏）总共约八千个兵马俑，从额头的皱纹到面部表情，神态各异、个性十足

37 士兵俑裤脚上的工人名
具有如此精湛的人物表现技艺的匠人，与其说是工人不如说是艺术家

士兵俑的面部像每一俑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有特征。不论其写实手法，还是数量，如此活生生地描绘古代中国人的作品，不愧旷世之作。额头上的皱纹反映了年龄，表情代表着某种语言，可谓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号坑至三号坑秦始皇兵马俑据说能有八千尊，尚未全部发掘。从已经发掘兵马俑的密度来计算，一号坑约有六千尊，加上二、三号坑的共八千尊。实际上，已经确认的士兵俑的面孔有多少呢？一号坑仅东方最前列三排的轻装战斗服（战袍）俑的二百零四尊得以修复，正在现场展示。另外，包括十一个过洞（夹墙之间的细长土坑）部分，共发掘了一千零八十七尊。加上二、三号坑的士兵俑共一千三百七十九尊。由这些士兵俑可以看出秦俑的面部特征，各有不同。

38 士兵俑的面孔
士兵俑中胡须浓重的西部地区出身者，应该来自西域人、北方游牧民等不同民族

袁仲一先生将士兵俑的身体特征分为三类：脸颊胖乎乎者为关中出身的秦士兵，圆脸尖下颌者为巴蜀出身的士兵，高颧骨彪悍体型者为陇东（甘肃东部）的士兵。他认为这是秦统一天下时的军队。上述三地在西周时期一是秦国的诞生地的黄土高原，一是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此为据点最终统一天下的关中平原，再一个是秦在战国以后的殖民地巴蜀地区（四川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士兵俑的面孔来看，在这些士兵俑中也可以找到被秦所灭的六国人，甚至有匈奴等北方游牧民出身者。

士兵俑、文官俑显示出的秦帝国拓展

士兵俑的面孔大致分为两类也许更好，即西方面孔与东方面孔。西方面孔，与特定的胡须、发髻的形状相互关联。唇须之外还有络腮胡的兵士，鼻梁高大、颧骨及下颚骨后腮突出、唇厚、发髻较高。络腮胡与下巴胡连为一体者，面孔基本是一样的。大八字胡须与高颧骨之下凹陷形状，很协调地构成了有特征的面孔。两腮收敛、脸颊伸展的脸型应该属于西方人。那些长脸颊、眼睛上挑的盔甲士兵俑和战袍武士俑的脸庞，看似少数民族士兵。不过，秦代的少数民族究竟何指，尚不明确。现在的中国包括汉族在内，可认定的有五十六个民族，所以给民族下概念很困难。不如就说那是西方人所特有的面孔比较妥当。

39 削刀、砾石
文官俑腰上挂着修改竹简上文字时使用的削刀、砾石

2000年秦始皇陵园六号陪葬坑出土了八尊文官俑。文官俑手藏袖中、交叉于身前，头戴长冠，腰挂小刀、砾石。他们在竹简上写字，修改时用小刀削去竹简表面，小刀在砾石上研磨，由此象征文书行政的文官。

文官的最高长官是丞相。自秦王嬴政至秦始皇时期的丞相有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隗状、王绾、李斯、冯去疾、赵高。吕不韦是东方阳翟的商人，昌平君是楚国公子，冯去疾和赵高是赵国出身，李斯是楚国出身。任用秦以外人为高官的情况，很是耐人寻味。文官俑乃模仿丞相姿态的高级官僚俑。他们的面孔与将军俑非常不同。

这些考古资料比文献史料更显示出秦帝国的拓展情况。秦帝国留下的遗产，看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常识范围。

第三章

秦楚汉的三国志

陈胜、吴广之乱

秦楚汉更迭的历史

《史记》中把各王朝的年代记编纂为《本纪》。在《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之后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可是这三篇本纪所记述的并不是王朝，而是秦始皇（前259—前210）、项羽（前232—前202）、高祖刘邦（前247—前195）三人。司马迁通过三位个性不同的帝王，描述了秦、楚、汉交替的时代，还特别认同项羽在秦和汉之间曾经复兴楚国的君王地位。从秦始皇出生至刘邦去世的六十五年之间，三人同时在世的三十二年正是战国末至秦统一的时期。

秦始皇死后，是秦二世在位的三年（前209—前207）和刘邦与项羽之间楚汉战争的五年（前206—前202）。这是左右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重要历史时期。项羽与刘邦的英雄之战固然意义重要，但西楚霸王项羽期待建立的新型国家的计划，更是耐人寻味。一个皇帝之下，并存十八个诸侯王国，基层设置郡县制。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皇帝直接管辖的。

40 汉刘邦
虽出自项羽之楚，却致力于继承秦帝国沛县泗水亭）

41 西楚霸王项羽
以霸主统领天下的项羽（徐州市戏马台）

秦始皇是以帝王君临天下，项羽是以霸主制天下。帝王与霸主之不同，实在意味深长。随着项羽的去世，他的建国计划也化为泡影；不过，刘邦建立的汉朝国家，出自项羽的楚国体制，最终修正了对秦帝国的继承，以所谓“郡国制”的形式坚定地继承了项羽的国家体制。项羽的国家设想往往被人忽略，其实从失败者项羽的立场对那个时期做一番审视是很有必要的。

《楚汉春秋》：动乱时期的史料

秦始皇死后的秦末至楚汉时期的史料，有《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三种。因为是从一个时代不同立场出发的记述，由此可以按照时代的先后，追溯当时的历史。从《秦始皇本纪》可以读解两代皇帝的时代。《项羽本纪》中从项羽的立场出发，讲述了秦的灭亡与楚汉之争。《高祖本纪》则相反，可以从刘邦的角度阅读秦的灭亡、楚汉之争与汉朝成立的历史。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记载项羽、刘邦功臣的《世家》《列传》中得到具体的补充。

当然，这些记载并非司马迁本人的写作，他编纂《本纪》《列传》的根据来自于陆贾的《楚汉春秋》。此书，今天仅剩下残余的一些逸文了。例如，楚汉战争中项羽以准备煮杀成为人质的刘邦父亲，对刘邦进行威胁。此场面，《项羽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项羽）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汉王答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项羽的残忍和面对父亲危难全然无动于衷的刘邦的性格跃然纸上。虽说这是人们熟悉的一段记载，但与《楚汉春秋》的逸文相比较的话，可知这一记载并非《项羽本纪》的原文。北宋时期的类书（百科全书）《太平御览》中引用的《楚汉春秋》是这样记述的：

项王为高阁，置太公于上，告汉王曰：

“今不急告下，吾烹太公。”

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

42 楚汉战争略图

就细节来看，太公究竟是被置于“高俎”，还是“高阁”？刘邦称对方为“项羽”，还是“项王”？虽说有所不同，但是行文的确酷似。就今天而言，《史记》是抄袭，但是从《史记》是以各种原典史料为基础编纂而成来看的话，又是很正常的。无论如何，正是生于那个动乱之世的陆贾，才能够如此准确地对那个时代做出记载，这本身就非常值得关注。

重评历史的珍贵史料

1999年湖南省沅陵县西汉初期沅陵吴阳（长沙王吴臣之子）墓中出土了竹简。其中属于占卜书的《日书》中记载“陈胜反攻秦”，“陈以丙午诛军吏”，“楚将军项籍助赵”，“攻秦钜鹿下章邯降项籍，以八月西略秦”。与《史记》记载有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用项羽的字，而是用了名“籍”。

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09）陈胜举兵。陈胜称将军入陈地，建国为“楚”，宣布称王。“陈以丙午诛军吏”是当时珍贵的记录。“陈”不是陈胜的“陈”，而是陈王的“陈”。陈王定在“丙午”吉日诛杀了军吏。这是不见于《史记》的史料。之后的秦二世皇帝三年（前207），项籍救援遭秦攻击的赵。先是被秦占领的钜鹿投降，其后秦将军章邯投降。如此，八月进入关中。沅陵侯吴阳汉墓出土竹简是西汉第五代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以前的文书，比《史记》要早，更接近《楚汉春秋》的文章，非常珍贵。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资料，也据实记录了秦、楚、汉王朝交替时的社会和国家，引发我们对王朝交替的实际情况的思考。楚汉战争时期，双方势力都希望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大量的民众。这也是个如何将众多民众登录户籍的行政问题。从楚、汉户籍中脱离的人称为“亡命”，在户籍登录叫做“占书”。“占”就是自己申报的意思。从楚投降汉的许多民众还没有登录户籍，汉就胜利了。根据这些新的珍贵史料，可以对楚汉战争的历史予以新的评价。

六个月的农民起义

秦始皇死后，打出造反旗号的是旧六国的东方势力，各地出现了赵王、燕王、齐王、魏王、陈王、楚王各种势力。他们以复兴被秦军所灭的战国诸国为目标。其中，直接将矛头指向秦政权的是楚人。本来楚的领域相当广阔，包括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一带。陈胜在那里首先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就是要扩张楚国的意思。

陈胜生前虽然没能见到秦的灭亡，但正是他最先创造“亡秦”（使秦朝灭亡）的势力。以致后来，汉高祖还特意为陈胜安置了三十户的守墓人。正是陈胜开启了亡秦的契机，才有了项羽的楚和刘邦的汉。秦与汉之间有过两个“楚”，先来看看陈胜的“楚”。

秦始皇埋葬于骊山陵的翌年，就出现了震撼秦帝国的、被称为中国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的陈胜、吴广之乱。在中国学术界，曾将“叛乱”称为“农民战争”，一直给予积极的评价。战争并未单纯地作为叛乱结束，而是建立了一个称为“张楚”的政权。

陈胜于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09）七月举兵，十二月战死。只维持了不满六个月的短命政权。然而，由此发展出的势力对于推翻秦帝国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陈胜，字涉，河南阳城出身；吴广也出身于淮阳、夏阳。陈胜年轻时，曾被人雇用耕地做短工。他曾经对同伴吐露心声说：“苟富贵，无相忘。”然而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志向，陈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老百姓缔造国家

七月，遣送去今天北京附近渔阳屯守边境的九百人，驻扎在了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淮河以北是平原地带。陈胜、吴广当时是带队的小头目。但是，由于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不可能按时赶到渔阳。如果误期，将被处以斩刑。二人于是商量：“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斥责秦二世是小儿子，不该继承秦朝帝位。长子扶苏才应当继承帝位，可是由于他向皇帝进谏而被派到边境，听说被秦二世无辜杀害了。老百姓还不知道扶苏已经被杀。实际上，扶苏是接到伪造的父亲秦始皇的命令，用赐剑自杀的；同时，蒙恬将军也被赐死，饮毒药自杀。另外，楚国将军项燕虽受到楚人广泛爱戴，但到底是死了还是逃亡了，谁也不知道。于是，陈胜、吴广二人借扶苏、项燕的名义带头造反。

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语，表达了他认为王、诸侯、将军、丞相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力量夺取的决心，为农民鼓足了勇气。于是，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郡武官）。进入陈郡城时已经扩充军力至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的规模。陈胜宣布复兴楚国，自称“陈王”，拼死建立了老百姓的新国家。这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暴动，叛乱者显然已经把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时代造就了陈胜、吴广。他们本为生存于庞大秦帝国最基层末端的乡里之人，终于超越乡里，建立起了小小的国家。陈胜之举不仅是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的先驱，同时就复兴楚国这一点而言，也为项羽树立了典范。陈胜的一支军队周章（周文）的数十万兵早于项羽、刘邦攻入关中，于秦始皇陵前与秦军展开大战。秦中断了皇陵最后的工程，将武器发给刑徒应战。所谓关中，即以今天西安为中心东西延伸，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或垄关，北有萧关，南有武关包围的渭河盆地。

使人感到新时代到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的举动。虽说项燕与秦无关，但扶苏却是历尽磨难的秦国的王族。本来是颠覆秦始皇秦朝的叛乱，却又推崇秦始皇长子的举动，反抗秦二世的心情或许出于对扶苏的同情。

二世皇帝胡亥

直至陈胜、吴广举兵叛乱，二世皇帝胡亥一直是作为秦始皇继承人在位的。辅佐他的已经不是丞相李斯，而是郎中令赵高。这个并非出于最高行政机构、而仅仅是守备皇帝私人宫殿的官吏赵高，当时控制着朝廷政治。仅此，已经使人感到秦朝宫廷的危机四伏。二世皇帝与赵高为了稳住因秦始皇之死造成的帝国动摇，竭尽了全力。由于历史上认为是二世皇帝与赵高造成了秦的灭亡，所以《史记》对此二人的记述很是冷淡。

43 秦二世皇帝陵
碑面阴刻“秦二世皇帝陵”六个隶书大字，为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

提到二世皇帝，人们首先会想到指鹿为马的故事，认为他是个将上贡的鹿误认为马的愚昧君主，其实这是误解。由于日语中“马鹿”是无知、愚蠢的意思，人们总是将其与指鹿为马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其实当时赵高指着上贡来的鹿说是马的时候，二世皇帝就果敢地指出：“丞相，你为何将鹿错认为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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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畏惧赵高权势的大臣们在皇帝与丞相之间动摇了，将鹿胡说为马。就这样虽然赵高在秦末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史记》并没有为他立传，而只是将其附载于《李斯列传》之中而已。

秦二世皇帝曾经企图对秦始皇的时代做一个总结。他即位时仅二十一岁，一说十二岁。由于他在即位诏书中有“朕年少，初即位”云云，所以认为他十二岁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就少年胡亥来说，通过进一步赞美秦始皇时期的功绩，可以得到巩固自身权威的效果。

秦二世仿效秦始皇进行了巡行。治安恶化的时期，皇帝亲自到地方上去，不抛头露面地显示了自身的权威。这是秦始皇经常使用的方法。秦二世访问了秦始皇树立了七尊刻石的地方，予以了追刻。在刻石的表彰文中虽说“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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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担心将来皇位落于谁手的问题。秦始皇也罢，秦二世也罢，生前都仅仅称“皇帝”。如今秦朝交替到了第二代，对于上一代“皇帝”的字样，按说应该改为“始皇帝”才对。但实际上并未把“皇帝”改写为“始皇帝”，只是附加刻写上了二世皇帝即位时的诏书而已。

44 秦诏量铭文
右侧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时的诏书铭文

二世皇帝曰：“金石上刻写的文字内容是始皇帝的事情，今继承皇帝称号，如果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的话，恐怕人们会误认为这是继承者的事迹，那样将与始皇帝的成功和盛德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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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秦二世上述指示，丞相李斯等官员提议：不妨将二世皇帝即位时的诏书补刻在刻石上。这一方案被采纳实施了。秦二世带着李斯等人去碣石，以及南方的会稽巡行了一番。现存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的残片，就是秦二世追刻的部分。秦的度量衡器上也刻有秦二世皇帝即位诏书。

秦二世皇帝的各地巡行反而招来地方上的反抗。四月，二世皇帝回到咸阳。将秦始皇遗体埋葬地下之后，又在地上筑起高大坟丘。这一工程刚刚结束，又将劳力紧急投入一度中断的阿房宫建设工程，还动员了五万人守卫咸阳。就在这期间，七月，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叛乱。

叛乱的扩大与评价

以陈胜称陈王为契机，燕、赵、齐、楚、韩、魏也相继称王，旧六国由此复活。当时，纷纷出现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齐王田儋、魏王咎等。但是，十二月，陈胜在下城父之地被御者庄贾杀害。仅仅六个月短命王位也就此结束。此时，秦将军章邯发动反击，秦暂时取得优势。

虽然短短六个月的国家，毕竟也实现了既定的建国目标。据说张楚建都于陈地，那里曾建有过华丽的宫殿。某位陈胜年轻时的雇主访问陈胜宫殿时，曾惊讶地用楚地方言喊道：“伙颐!”（表示惊叹）陈胜没有称楚王，仅称陈王，因为他还不是整个楚地的统治者。他派遣将军周文、吕臣等征讨各地，目的在于壮大军事力量，最终复兴楚国的领域。他使用的上柱国、中正、司过等职称都是楚的名称。中正、司过维护陈王，曾严惩违背王令者。陈胜还承认其他自立的国王，实现了与他们的联合。由此，也可窥见日后项羽所建立的楚国。即楚所复兴的并非楚之天下，而是六国联合中的楚国。

对陈胜、吴广作出评价的不是司马迁，而是西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前200—前168）。贾谊二十岁成为博士，作为汉文帝年轻的智囊人物，被提拔为太中大夫。他汇集的《过秦论》一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论及了秦的过失。书中阐述了秦仅仅存两代、十几年灭亡的原因。并试图由此提出西汉政权的政策方针。当时，西汉朝已经成立二十多年，舆论开始认为有必要逐渐摆脱对秦制度的继承，建立起真正符合统一王朝的皇帝制。

贾谊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陈胜出身贫贱，“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削木为兵，揭竿为旗”，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这里说的“山东”并非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华山或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秦帝国的灭亡

继承楚名将血统的项梁

继陈胜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出身于楚将军家族的项羽，和东方农民出身的刘邦。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此二人都曾见过秦始皇。在此，让我们稍稍退回到秦始皇的时期。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正值秦始皇最后一次巡幸、出访江南的时候，当时秦始皇五十岁，项羽二十岁。项羽与叔父项梁见到秦始皇一行。说是见到，其实也不可能见到真人面孔。当时项羽说了一句：“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急忙捂住他的嘴，说：“别胡说，当心要灭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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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秦始皇北上，病死于沙丘。秦二世皇帝时，项羽发动了灭秦复楚的叛乱。

刘邦本是今天江苏省地方维持村治安的一名亭长，在押送发做劳役的罪人去咸阳的路上，见过秦始皇，当时他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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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自己的力量夺得权力的项羽，最多不过希望推翻秦始皇的帝国；刘邦渴求的则是建立秦始皇那样的帝国。二人志向的不同，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有着相当的表达。

项梁之父是被秦将王翦所杀的楚国名将项燕。项燕死后第二年，秦将王翦和蒙武俘虏了楚王负刍，灭掉了楚国。可以说，将军项燕之死直接导致了楚的灭亡。因此也可以说项燕是楚国的重要人物。继承这一血统的项梁，本出身于临淮下相，后因杀人事件避仇家，而移居吴地。即今天江苏省苏州太湖之边。项梁的才智在吴地得到了发挥，当国家下达徭役命令或举行葬礼时，他负责在当地征召人选。

项梁由于经常隐身于侄儿项羽背后，所以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曾在栎阳遭到过逮捕。栎阳说起来是秦地的重要都市，位于关中。

项梁为何从故乡下相跑到遥远的、位于今天陕西省的栎阳去呢？他被捕时，曾凭借故乡邻县蕲县的狱掾曹咎给栎阳狱掾司马欣的书信，才得以获救。

狱掾不仅管理监狱，还参与县级审判，是个重要的职务；他们是懂法律、能够起草审判书的知识分子。由此事可见，当时应该已经存在狱吏之间的联络网了。项梁还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很快成为江南地区获得众望的人物。并且还向宾客、弟子传授兵法。

项羽的崛起

陈胜举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项梁耳中。通过两个月对陈胜动向的观察，他带二十四岁的项羽取了会稽守（太守）殷通首级，在江南举兵。很快召集了八千精兵，项梁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

在江北大多数人知道项梁为楚国名族，所以在那里他的兵力很快壮大至六七万人。向故乡下相进军时，他们尚隶属于陈王（陈胜）的军队；得知陈王遇难消息之后，他将从民间找到楚怀王之孙熊心，立为楚王。当时他很清楚自己家族乃世代为楚王效力的将军地位。

楚怀王（前329—前296在位）名熊槐，因遭秦昭王软禁，病死（前296）他乡。悲剧本是这样开始的，作为人质滞留于秦国的楚太子，因与秦大夫私斗杀死对方，想逃回楚国，但被秦兵捉回，后在秦国病逝。秦昭王因此十分愤慨，于是欺骗了楚怀王，最终怀王被杀于异国。本来就有怨气的楚人，在被秦灭国之后对秦国就更加反感。所以，立怀王之孙为楚王一事，对于集聚反秦势力、团结人心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举措。

终于，项梁的军队与章邯所率秦军发生了正面冲突。章邯的秦军在把陈王的一支军队赶出函谷关之后，曾一度发起攻势。章邯是继战国秦白起、统一秦的蒙恬之后最后的名将。项梁最后也战死在定陶。

公元前207年，在与秦将军章邯战斗中项梁倒下之后，其侄儿项籍（字羽）掌握了指挥权。比起项籍的名来，他的字“羽”更为人所知。名是出生时父母或亲族命名的，字则是成年的冠礼仪式上，由来宾给起的。所以，字是更适合已成年者的称呼，从对等关系里说称某人的字，更有亲近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刘邦的字是“季”，但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本名。

项羽军在钜鹿与秦章邯、王离大战，使赵王得救。从此，章邯的秦军转为弱势。章邯与项羽在洹水河畔的殷墟会盟，特意选择了商盘庚以来的首都殷墟遗址。章邯与项羽会面时流下了眼泪。曾经那样为秦勇猛作战的章邯，心怀对赵高政权前途的担忧，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项羽的楚军击败秦军二十余万人，将他们活埋于新安城南。这种封敌军将领为王而活埋其士兵的行为，后来遭到刘邦的谴责。

刘邦其人

再说刘邦，生于沛的丰邑中阳里。就汉代行政而言是沛郡丰县，在秦代则是泗水郡沛县丰邑。身份低得甚至连父母姓名也未能留于史册。刘邦的父亲太公，这只是后来用的尊称，并不是名字。母亲刘媪，即刘婆的意思，本人的姓和名没有留下来。刘邦的“刘”姓是父亲的姓，母亲应当是另外的姓；因为在中国父母、夫妇是避免同姓的。刘邦是秦朝地方基层行政负责治安的亭长。泗水亭位于泗水河畔。《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身世有着如下的描写：“高祖好饮酒爱女色，常到王媪、武负的酒馆喝酒，醉了就躺在酒馆睡觉。武负、王媪见他醉卧的上方常有龙的形状，感到奇怪。而且每当高祖来喝酒，这天卖出的酒总要比平常多出几倍。婆婆们至年终就把记账的券折毁销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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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泗水亭
刘邦年轻时结交任侠之士，壮年出任沛县亭长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次在他为修筑秦始皇陵押送劳役去骊山陵时，很多人在路上逃跑了，他在路上喝过酒后释放了所有人。当时有一条大蛇当道挡住了他们十几个人，高祖拔剑斩蛇弃之。此时，后边有人赶上他们，说了一番奇妙的话：“方才斩蛇的地方，有一位老婆婆在路上哭，问她为何哭，她说她儿子被杀了，所以哭。又问她儿子为何被杀，她回答说她儿子是白帝之子，化身为蛇挡在路上被赤帝所杀，所以伤心落泪。人们都认为她在说谎，正要打她，老婆婆却忽然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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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则故事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为了确立高祖权威而编造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基于五行思想的皇帝观。所谓五行思想，正如上面所见到的，是从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的循环，解释宇宙或王朝变化的理论。对这种循环有着两种读解的方法：一是按照木、火、土、金、水顺序循环的五行相生论，另一是如同水可以胜火那样循环不止的五行相胜理论。汉代人认为自己的王朝属火德，或土德：即否定秦而继承周的木德，按顺序所以是火德；或者认为是属水德的秦胜了火德的周，所以属土德的汉胜了秦。上面的故事，象征着出身南方（赤）楚的刘邦，击败了西方（白）秦的意思。王朝变换，皇帝更迭。对这种变化的合理性做出理论化阐述的，就是五行思想。

一边是被神化了的刘邦，一边是至死仍作为人的项羽；二者差异在于：作为汉王朝始祖的皇帝刘邦，与始终拒绝做皇帝的项羽之间的不同。

沛公刘邦的叛乱

在陈胜等蜂起的鼓舞之下，刘邦也开始行动了。刘邦的故乡沛县，位于今天江苏省徐州市以北四十公里，在秦代属泗水郡管辖。泗水郡在战国本属于楚的领域，靠近楚的首都寿春。刘邦直至十几年前秦统一之前仍是楚人，只是在秦始皇这十二年中才成为秦基层行政官吏的。那么，楚人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秦统治的呢？随着秦始皇的死亡，萧何、曹参等沛县出身的下级官吏最先行动起来。萧何是沛县负责召集官吏的主吏掾，曹参、任敖是审理沛县判决的狱掾。夏侯婴本来是县里负责接送客人的车夫，后来提升至官吏。他们与上文提到睡虎地秦简的“喜”是同一级别的人物，是能够起草行政文书、通晓法制审判文书的、称为文吏的知识分子。

那些植根于地方社会、曾经效力于秦统一政权基层行政机构的人物，如今跃跃欲试成为抗秦的势力。他们既掌握中央的情报，又熟悉地方的形势。那些郡守、县令等长吏接受中央任命来地方任职，过个两三年就调走，所以无法扎根于地方社会。像泗水守“壮”、泗水监（郡的监督官）“平”等人物，因为是秦二世皇帝时的地方长吏，所以留下了名字。官吏为了向皇帝表示臣属之意，在公文中姓氏是被省略的。

沛县的下级文吏杀掉沛令（沛县县令），将逃亡在外的刘邦迎接入城。刘邦于是取代长吏成为沛令。本该由中央任命的县令，就这样由民众推选出来了。从此，刘邦在成为汉王之前一直被称为沛公。称县令为某公是楚的制度，所以也可以说他是作为楚国的一员，向秦国发起还击的。沛公刘邦很快就不再做秦皇帝的长吏了。他祭祀黄帝、军神，举起了赤旗，不用说成了对秦造反的象征。

刘邦集团的成员

沛公刘邦的集团中，除了一些下级官吏之外，聚集了各种职业的人物。沛县樊哙是卖狗肉的，同乡周勃是编织养蚕器具的，灌婴是睢阳贩卖丝缯的。还有一些被称为“少年”的年轻人，他们离家出走流落为城市无赖，此时也加入刘邦集团。沛县不过占全国县总数的千分之一，但正是这一县的叛乱集团成员，后来成为取代秦之后所建大帝国的中坚力量。如果仅仅强调农民出身的皇帝刘邦的话，尚不足以描述当时历史的全景。应该说新政权是依靠刘邦周围成员的连带感，以及受此感召的其他地域的人才联手打造的。

刘邦集团多数是由客、中涓、舍人、卒一类人构成的。从《史记》中记录刘邦集团论功行赏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可以知道一百三十七名高祖功臣在叛乱当时的身份。萧何、王陵、任敖、冷耳、郦食其等人所说以客的身份追随刘邦，但他们对待主人刘邦是有自立立场的。中涓（涓：清扫）、舍人（舍：主人家）、卒（不是士兵、是杂役）这些人则是在主人家做杂役的，与主人有着一种家内奴隶的隶属关系。

曹参、周勃、灌婴、王吸、召欧、孙赤、陈仓、毛泽都是中涓，樊哙、奚涓、傅宽、薛欧、朱轸、周定、单宁、丙倩、唐厉、审食其、周緤、陈遬等是舍人。还有些是卒或低于卒身份的人物：彭祖是打开沛县城门、迎接叛军入城的卒；单父圣、周聚、朱濞也是卒。以上这些从客至卒的人物，或出身于沛县（汉代的沛郡）、或来自邻近的丰邑（刘邦出生地，汉代升格为丰县），他们是追随沛公这一新任县领导的最初一批成员。

赵高专权与二世之死

秦军处于劣势的消息传来，朝廷的情况急转直下。秦二世二年（前208）李斯被处死之后，赵高作为丞相肆意专权。长久支撑秦政治的李斯成为牺牲品之后，随着秦军统帅章邯、王翦将军的败北，可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了。八月，终于发生了赵高之乱。秦朝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朝廷上下惧怕赵高，保持沉默者、昧心称马者居多，直言道鹿者暗中遭处罚。沛公的数万大军终于从武关逼近关中。函谷关是把守关中正面的关口，武关是从南面守卫关中。秦始皇巡行去长江流域时，就是由武关进出的。

46 二世皇帝胡亥墓
希求借赞颂秦始皇来提高自身威信而未能奏效

秦二世梦见驷马之中外侧的左骖马被白虎咬死。博士为他占梦说：是泾水作祟。泾水是紧靠咸阳宫北侧的河流，郑国渠即引泾水而成，是秦的一条生命线。二世此后斋戒于望夷宫，沉四白马于泾水。这望夷宫成为秦二世死前最后的居所。赵高女婿阎乐时为咸阳令，他诈称山东群盗来袭，闯入望夷宫胁迫秦二世，使这位秦帝国的第二代皇帝无奈自杀。青史记载曰：“赵高杀二世。”

始皇帝之后紧接着就是末代皇帝，秦帝国仅仅二代而亡。第三代子婴是胡亥兄长的儿子，他虽即位，但已不称皇帝倒退称王了。此时，赵高表现出意外的冷淡。他说：“秦国在始皇君临天下时期称帝，现在六国复兴，秦地缩小，不可徒有帝之空名。依旧称王即可。认为不必在乎是否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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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项羽已经封秦将军章邯为雍王，由他称王关中西部。所以赵高与沛公刘邦约定二分关中，其中亦有自己称王之意。赵高在二世皇帝的遗体前，摘下玺印佩在自己腰间，本想自己当皇帝，竟无一人追从。

被赵高判罪的李斯曾于监狱中上书，陈述自己的罪状，若即若离地回顾了帝国的形成经过：“秦王嬴政时期，秦地方圆不过千里，军力不过四十万步兵，游说诸侯，离间六国，最终擒六国王，以秦王为天子。此后，领土并非不广阔，却向北至胡貉（貉指匈奴），向南至百越进行扩张。以此显示秦之强大。将度量衡、文字推广至天下，以树秦之名。这样的行为，在今天来看可谓罪恶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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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可以说是狱中的一种怨言，其对秦帝国强大与虚弱可谓分析得当。

赵高后来被秦王子婴的宦官韩谈刺杀。子婴也在即位仅一个半月后，与妻子以绳索垂挂颈项，以示臣服，投降了沛公。

楚汉战争

项羽与刘邦的对峙

在秦的国家分崩离析之际，沛公刘邦与大将军项羽在鸿门聚首了。当然，尚未到达汉王与西楚霸王之间会晤的阶段。项羽突破函谷关，最终进入了敌方的关中。不过，此时先行入关的沛公刘邦已屯兵十万于灞水河畔。所以，项羽将四十万军驻扎于鸿门与刘邦对阵。这就是古来有名的鸿门宴发生的历史舞台。鸿门位于秦始皇兵马俑坑正北面的丘陵上，北望渭河。断崖形状正如地名所描述的大（鸿）门。在此，面对守卫咸阳的秦军，项羽与刘邦形成对峙事态。

项羽从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那里得知沛公有意称王关中的情报。如果按照当初诸侯事先的约定，最先入关者可以成为关中王。由于关中是秦旧地，所以谁能成为关中王，就意味着谁将代替秦的统治。沛公与父老、豪杰相约：除了“法三章”之外将废除一切繁杂的秦法。所谓父老，就是“里”即村落的长老；豪杰，就是有势力者。刘邦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用了慰劳的表达；这与起事沛县时“天下苦秦久矣”的用语是一样的。能得到父老的认可，就能得到其周围子弟的拥护。所谓“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当然，建立国家仅靠“法三章”是无法治理的。但是，这是在沛公集团希望得到尽可能多支持者的动乱年代，那时的口号越是容易理解，就越能获得人心。

就项羽来说，无论对于趁自己救赵之隙抢先入关的沛公，还是对默认此事的怀王都无法容忍。出于愤怒，他从正面攻破函谷关，接着又在戏水河畔布下军阵。戏水虽是一条从骊山流淌出的小河，但水量充沛，足以使四十万人的军队在此得到休息调整。

鸿门之宴

项羽的叔父项伯，一向与张良有交情，他将项羽的情况通报给了沛公一方。沛公刘邦为了使项羽息怒，匆匆带百余骑兵拜访了项羽的阵营。

“臣与将军合力而攻秦，将军战于河北，臣战于河南，未尝想能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又见到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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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自谦称“臣”，而称项羽“将军”表示了敬意。项羽也出于谅解之意即席准备了宴会。项羽在鸿门是主人所以与叔父项伯面向东而坐，范增面向南而坐。来访的沛公刘邦作为客人，在项羽右侧面向北而坐，张良面向西坐。项羽与兵马俑同样向东，刘邦是背对兵马俑坑的位置。范增提议让项羽的堂弟项庄舞剑助兴，密令其伺机刺杀沛公。察觉此情的项伯也借口舞剑，以此保护沛公。

47 鸿门宴图
（洛阳古墓博物馆藏）　楚汉相争，项羽率军进驻鸿门，谋士范增计划在刘邦前来赴宴时杀之

鸿门宴的这一场景在汉代的画像石和壁画上也能见到。南阳汉画馆所藏画像石中：图右端坐着项羽，刘邦在他对面。中央的项庄一面舞剑，一面准备从刘邦背后进行袭击。图左面张良和项伯在做准备，最左端是范增正在观察现场动态。1957年洛阳烧沟村发掘的西汉后期墓中，也发现色彩鲜明的壁画。右侧画着把钩子上挂的肉，串起来正在炉子上烧烤。背景可见山岭，是一幅野外宴会的场景。壁画左侧项羽和刘邦并列着交杯换盏。另外可见项伯、张良、范增等人物，左端是项庄舞剑。但是由于壁画中央看来是方相氏，所以有观点认为这是打鬼图。

最终挺身救驾的是樊哙，他带剑持盾闯入军门，“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赐樊哙一斗酒和一块彘肩生肉。樊哙立席饮酒，覆盾割肉，吞咽入口。项羽赞赏他的豪迈，再赐酒。樊哙于是为主人做出申明：沛公虽先行入咸阳，但对宫殿财宝毫无所近，且退至灞水河畔等待大王（项羽）的到来。这里描述的大概就是当时所谓舍身救主于危机之中的行动吧。沛公乘如厕的机会离席，又唤出樊哙，一起逃脱。估计沛公已经回到军营，张良告知主人已经回去，并且特意留下白璧、玉斗，献给项羽、范增。计策未得实施的范增很是懊恼，愤怒地用剑击碎了献来的玉斗。

火烧秦都咸阳

数日后项羽进入秦都咸阳。他杀了已经投降沛公的子婴，还放火烧毁宫殿，据《史记》载大火连续三月不灭。后来北魏时期的地理书《水经注》说：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用三十万人搬运随葬品，用了三个月还没有搬完。这是夸张的记载。近年，在兵马俑二号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盗洞，兵马俑坑天井的棚木也发现火烧后碳化的痕迹。

曾有人企图说服项羽：如果利用关中地利建都的话，可以成就霸业。但是他见咸阳已经化为灰烬，未予以考虑。当时他说了一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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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一语意味深长，意味着项羽放弃秦帝国旧都，选择了自己的故乡。此事象征着项羽今后建立新国家的战略方针。

抢先一步攻入关中的沛公不曾近财物、妇女，而是封闭宫殿等待项羽的入关。与此相反，项羽却掠夺秦的财宝、妇女，回到了东方。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就秦、楚、汉三者更迭势力的地域基础来看的话，呈现了关中→关东→关中的交替顺序。秦是在关中（渭河盆地）中心建都咸阳，最终以此达成天下一统的。与此不同，楚的势力的目标是以关东（函谷关以东）为基础建立帝国。项羽火烧咸阳宫殿时，尽管有人进言“关中地区四面有山河为屏障，土地肥沃，建都于此可以成就霸业”，可是他仍心系遥远的东方。

西楚霸王项羽

十八王联合国体制

公元前205年一月，秦灭亡后终于建立了以项羽为主导的新型国家体制。这一体制与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秦帝国完全不同。首先，将楚怀王升格为义帝，建都于东方的彭城。项羽本人不称帝，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称王。自身领有西楚之地九个郡，称为西楚霸王。所谓霸王就是位于诸王之上的霸者。项羽将攻入函谷关的诸将十八人分封到各地为王。虽然在秦末混乱时，东方各地旧六国的后裔已纷纷复辟，此时则是将复辟势力已经占有的领地正式分配给他们，立他们这些旧日的王族和诸将为诸王。

48 项羽统率的十八王国体制

旧楚国的领域分为了衡山（吴芮）、临江（共敖）、九江（英布〈黥布〉）。原战国赵地的常山（张耳）、代（赵王歇）二国，齐的临淄（田都）、济北（田安）、胶东（田市）三国，燕的燕（臧荼）、辽东（韩广）二国，魏的西魏（魏王豹）、殷（司马卬）二国，韩的韩（韩王成）、河南（申阳）二国等。在以上十四国之外，再加上恩赐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建立的雍、塞、翟三国。继十七国的最后是沛公刘邦的汉国，领有巴蜀、汉中之地为王。汉就是汉中的汉，本来是汉江的汉。对刘邦的称呼从此也从沛公变为了汉王。

战争结束了，十八诸侯各自奔赴自己的国都。形式上虽不似国家，但实际上必须实行国家的统治。项羽也进入了西楚国都彭城，即现在江苏省徐州市。这里距项羽故乡的下相县不足一百公里。如上所述，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里距刘邦的沛县也仅有五十公里。战乱平息了，曾被项羽利用一时的义帝（怀王）也被放逐至长沙之南的郴县，那里是邻近九疑山的边地。义帝就这样被抹杀掉了。

西楚霸王所率十八王国的体制，本来可以掌控整体运转的帝位权威却很快出现问题，进而出现齐、越、汉的反抗，开始走向崩溃。汉王刘邦赴命国都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当时随行的项羽给的三万兵以及自愿留下追随汉王的有数万人。从咸阳出发的话仅一百公里，虽说翻越秦岭山脉很近，但毕竟其间有3767米高的太白山等山峰，像屏风似的连绵屏障。刘邦越过秦岭后，烧毁了架筑于山体斜面岩石上的栈道，表面上是防备外敌入侵，其实也是向项羽表示从此没有向东发展的意向。这是张良的计策。实际上，战乱结束后战士们多希望回归东方故乡，所以这样做有团结人心的意图。

位于汉中上流的这一地区，虽然现在同属于陕西省，但与秦岭北部的寒冷干燥气候迥然不同，这里是温暖湿润的水田地带。从当地汉代墓葬出土了不少陶制的水田明器（冥器）。不过，当时这一地区尚处于未开发地区。数万人如果决心在此建国的话，向南可以控制巴蜀，真有可能建成一个富饶的汉国。

韩信“争权天下”的劝导

是韩信帮助刘邦痛下决心。韩信自幼家贫，既当不上地方官吏，也做不成商人。曾寄食于亭长家受到数月照管，在河边洗丝绵的老太婆还给过他饭吃。无赖少年骂他是身材高大的胆小鬼，给他以“胯下之辱”的典故也是广为人知的。后世人认为他辩解说，当时他是不愿意犯罪才忍辱的。

当初，韩信曾效力于项羽，因为待遇不佳而以中涓身份追随刘邦。后来以上将军统率数万大军。他曾与刘邦同乘一车，刘邦的衣服给他穿，刘邦的食物也与其分享。对此，他十分感恩。萧何对他倍加信赖，甚至称韩信“国士无双”（天下无人与其比肩）。这位韩信劝刘邦说，远离故乡是发配，士兵们都是山东人，都盼着早日回到山东老家，所以军心动摇，不如做出东进的决策，进而夺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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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居汉中仅仅四个月，就翻越秦岭控制了当时已被三分而称为“三秦”的关中。翌年，也就是汉二年（前205），出函谷关降伏魏、河南、韩、殷王。汉王此时废除了秦的社稷，建立起汉的社稷祭祀。秦灭亡之后各地郡官府所在地尚残存着秦社稷祭坛，虽不醒目但很重要。“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社、稷连用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可见是重要的祭祀。

汉国虽兴起于汉中、巴蜀一隅，现在要扩张了。所占领的土地不再设国，而是设置郡。例如，俘获殷王时将殷国改置为河内郡。这样河内郡之地就纳入了汉的社稷。不知不觉中汉王已经采纳了秦的统治方法。汉王听说义帝已死，随即下令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天下人所立的义帝被项羽杀害了。战争又以新的目的拉开了序幕。

逐鹿中原

汉王的军队与齐、赵一起逼向了项羽的西楚之都的彭城。汉王与项王在二王城展开了激战。楚汉战争正式开始，项羽建立的联合体制崩溃了。所谓楚汉之战实际上是楚人之间的战争。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帝国已经不存在。当年秦始皇捕获了“逐鹿中原”之象征着帝位的“鹿”而统一了天下。现在秦崩溃了，刚刚松弛一下，中原人又开始逐鹿了。

此时的项羽军占据着优势。汉军五十六万之中被杀者十余万人。留在沛县的汉王父母妻子被抓为人质，汉王本人也勉勉强强得以逃脱。为了能在荥阳得以重振，汉军攻破楚军。

翌年的汉三年（前204），汉王求和，欲以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地，未能得到项羽同意。当时一直效力于项羽的范增力主对汉军采取强攻。汉王一方则用陈平的离间计使范增离项羽而去，并且死于途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臣，曾经是向项梁进言拥立怀王以复兴楚国的人物。鸿门宴上曾建议项羽抓住刺杀沛公的机会。现在劝项羽不要放弃好机会，又未被采纳。与范增相反，虽然陈平放弃项羽、刚刚投降刘邦，却得到信任。由于他熟悉项羽的性格和楚军情况，所以被委以重任，以四万斤黄金为资金，最终达到扰乱楚军的目的。另外，此时救汉军于危难的还有因战胜齐国而称齐王的韩信。韩信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附汉则汉胜、附楚则楚胜的人物。

停战协议的制订

汉四年（前203），历经三年的楚汉战争总算缔结了停战条约。双方商定以荥阳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西方为汉、东方为楚。汉王父母妻子得以释放，军中高呼万岁。1972年曾对所谓的楚汉二王城进行过调查。《文物》1973年第一期刊载了张驭寰《汉王城、楚王城初步调査》文章。文章的开头引用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毛泽东说楚汉战争中刘邦以十万军战胜项羽的四十万军，从中学到了刘邦的战略。即“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制胜的”。刘邦在广武、荥阳、成皋一带遭到项羽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只好等待时机。最终趁项羽军渡氾水河之机一举发动攻击。

49 楚汉二王城城址图
下图根据1972年调查，上图根据现在调查所绘

“文革”中出版的这份调查记仅仅两页，说不上是学术调查。但是，这张二王城图是被经常引用的。北面是黄河，二王城的北城墙已被冲毁。广武山中部的深沟所分隔出的东西两侧的地形很清楚。汉王城相对大一些，城墙东西长一千二百米；楚王城一千米。然而，遗址没有任何出土文物，称其为二王城仅仅是依据传说定性的。夹着广武山，汉王与项羽之间有过一番对话。项羽欲向汉王独身挑战，曰：“决一雌雄，不要一味使天下民众饱尝战争之苦。”但汉王却笑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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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以激怒他，说项羽背约让刘邦去做蜀汉王，纵火烧毁咸阳宫殿还盗掘秦始皇陵，子婴已经投降却将其杀害，坑杀秦子弟二十万人，杀害义帝等等。项羽一方放弩射中汉王，未中要害。

在汉王一方熟悉项羽性格的人很多，因为他们本来是项羽一方的人。韩信、英布（黥布）是这种人物，还有叔孙通，本是秦二世的博士，弃秦投奔了项梁，在汉攻打彭城时投降于汉。他们随时都可以向刘邦介绍项羽的为人。

停战以后项羽归东，汉王欲回西方。此时，汉王听从张良、陈平之计追击项羽，与韩信、彭越的部队合流了。

楚国崩溃

垓下之战

成为项羽临终之地的垓下位于淮河以北的平原，在安徽省固镇县东，邻近项燕身亡的蕲县，距陈胜举兵的大泽乡也很近。垓下的“垓”有堤或国境之意。堤，类似于日本的贮水池。

除刘邦之外韩信、彭越、刘贾的部队也都集结到了垓下。韩信兵力三十万，项羽军仅十万兵。出现了与当年鸿门宴时军力对比的相反之势。周殷也于此时背叛项羽，投奔了刘邦。为了迎击，项羽在垓下筑塞。此时，项羽在夜里听到的是重重包围的汉军歌声。正如四面楚歌的故事所述的，汉军人人唱起楚歌。《项羽本纪》载：“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对此有两种解释：一说汉军为欺骗项羽而唱起楚歌，一说投降汉军的楚人唱起了楚歌。总之，项羽听闻此歌声得知楚人多已投降汉军了。

楚汉时期有很多历史情节，成为后代历史剧的题材而广泛流传。比如清代京剧《霸王别姬》（又称《十面埋伏》）就广为人知。“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诗句所描述的项羽与虞姬诀别情节的京剧，甚至成为名角梅兰芳的代表作。1993年陈凯歌导演还制作了两位演出《霸王别姬》的艺人之间爱憎关系的影片。比起当上皇帝的胜利者刘邦，失败者项羽临终的戏剧性情节更为引人入胜。弱者容易得到同情，但项羽并非弱者，与刘邦相比他是强者。“四面楚歌”所强调的，还是在对决之中项羽的优势仍在继续。项羽曾在荥阳从四面攻击刘邦，刘邦不得不以纪信为替身逃出城。之后，在成皋仍是刘邦遭围困，好容易才得以逃脱。大概正是由于项羽一直处于强势，一旦形势急转直下，那最后的场景才更能唤起同情吧！

虞美人之歌

“楚歌”到底是怎样的歌呢？《史记》中对此没有记载。东汉应劭说楚歌是鸡鸣歌。“鸡鸣”并非鸡鸣叫的声音，是天亮的意思。看来是说这是歌唱天亮的歌。项羽半夜起身，饮酒帐中。因为身边常有虞美人和名为“骓”的骏马陪伴，由此作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全盛时有力能拔（翻越）山、意气盖世之势。可如今事态不由人，骓马不再勇往直前，虞美人呵，我应将你如何安放？”他一连唱了好几遍，虞美人也和着唱。《史记·项羽本纪》虽未记载虞美人当时唱的歌，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楚汉春秋》逸闻，作出了补充。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史记》《楚汉春秋》所记两首歌，是项羽作歌，虞美人和歌。项羽唤虞美人为“若”，虞美人称项羽“大王”，自称“贱妾”。四面楚歌的紧张状况之下，果真能有项羽、虞美人作歌的可能吗？应该说正是情况紧张才有可能如此！高祖在返回故乡沛时，也是饮酒、击筑，咏唱自己作的歌，并让众人合唱共舞。在当时作歌咏唱是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段。

交错纷乱的楚军汉军

西楚霸王项羽占据西楚地域，建都彭城；汉王刘邦的汉是以巴蜀、汉中为领地，都城建在南郑。“西楚”指的是淮河以北，即现在安徽、河南、湖北省一带，其东面的江苏省是东楚，南面的安徽省南部、广西、湖南省则称南楚。所以，所谓楚地指的是从淮河直至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地域。项羽在移居吴之前出生于下相，所以与沛郡出生的刘邦同属西楚人士。两位楚人在秦这一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彼此开战。

刘邦不再滞留于汉地，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很快回到楚地。实际上刘邦与项羽是在楚地争斗，汉地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刘邦之所以没有在汉地建国，并不在于汉水流域或巴蜀出身者占汉军的主流，而是因为军中那些与项羽军同样出身的东方人。刘邦喜欢的是短服、高帽的楚式装束。

汉与楚之间并无土地的差别。在刘邦军的统治下的是汉人，在项羽统治下就变为楚人。根据时局变化汉与楚之间可以自由转化。本来无所谓汉地与楚地，汉军、楚军之间也是相互交错、彼此出入的。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记载了楚汉战争的五年及西汉初的判决案例。其中楚汉战争时期的记述中，汉国是被置于楚之下的，可见当时始终是楚的时代。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在项羽的楚时期有一名女婢逃亡，到了汉的时期，还没有登录户籍。这名女婢的主人此时找到她，在户籍重新登录后，又把她卖了一万六千钱。女婢年龄四十四岁，关于这笔买卖是否成立出现了争议。判决认为女婢从楚时代进入汉时代后，她已经不再是女婢了。所谓奏谳书，是指将那些以往没有先例的疑难案件，提交中央廷尉审议的文书。虽然官吏的判决是在女婢脸上施黥之后，交给买她的新主人，但也有意见认为该女婢应该是已经解放为庶人了。

追随刘邦的那些人，只要在战争中立功者都得到了爵位。夏侯婴在反秦战争中屡建战功，连续得到过七大夫、五大夫、执帛、执圭等爵位，最后成为汉王的列侯。灌婴也是从七大夫、执帛、执圭升为列侯的。七大夫、执帛、执圭等爵位，在汉王即位皇帝以后的二十等爵中是没有的。那只是沛公刘邦时代赏赐他周围人的楚的爵位。刘邦即位皇帝之后，施行的是依据秦爵位制所定立的汉帝国二十等爵。这是由于他战胜项羽之后，希望摆脱楚制的结果。

50 中国古代的船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南船”之地的楚，指代船的用语本来有很多，后来被“北马”之地的游牧民秦逐渐统一为“船”字

51 中国古代的船
（广州博物馆藏）

由此可知并不存在楚汉战争中汉军以楚歌欺骗项羽的事情。汉军本来就为楚地出身的将士所组成。汉军攻打楚军，就相当于攻打自己的故乡。应该说当时汉军唱起楚歌是极为自然的。

在汉代《方言》一书（西汉末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意为：乘輶轩〈天子使者的车〉收集全国各地词汇）中，还可见到已经失传的东方陈、楚、宋、魏的方言。楚人称“案”（桌）为“
”；“钥匙”在秦称“钥”，在中原、楚称“键”。有意思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的是秦系统的“钥匙”，在日语汉字中却使用楚语的“键”。

在已消失的东方各国语言中，称“围棋”为“奕”，称“鸡”为“鸊鸱”（陈、楚、宋、魏），称“蝙蝠”为“服翼”、“飞鼠”，称“盾”为“
”、“干”，称“蝉”为“蜩”（楚）、“螗蜩”（宋、卫）、“蜋蜩”（陈、郑）。另外，称“多”为“夥”。

船在关东曾称为“舟”、“航”，在楚这所谓“南船”之地有各种指代船的用语：按船的大小可称“舸”、“艖”、“艇”，长而浅的称为“艜”，短而深的称为“
”，小而浅的称为“
”。有着丰富地域色彩的各种词汇。后来被“北马”之地的游牧民秦统一称为“船”了。

当然，有些东方词汇一直沿用着。如称“长老”为“父老”（南楚），“箭”为“矢”（江淮）。“蚊”是楚语，在秦、晋曾称为“蜹”。

项羽之死

项羽与八百壮士夜半骑马突出重围。黎明时汉军发五千追击，项羽军渡淮河时尚存百余人，至东城只剩下二十八骑。他对部下这样说：“这是上天要我死，并非作战有误。我起兵至今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最终称霸天下。现在就让我们做最后的决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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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乌江这一长江渡口。乌江亭长驾船停于岸边，要他赶紧上船。并说：江东方圆上千里土地，数十万民众，在那里称王不也足够吗？亭长的话使项羽想起，当初率江东子弟八千渡长江，如今没能带回一人。即便为王又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于是，项羽将爱马送与亭长。徒步持剑与汉军接战。一身是伤，还坚韧作战，最终力尽自杀。五个士兵为了获赏而抢夺项羽尸体。项羽曾做过鲁公，因此葬在了鲁的谷城。

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一人物予以了负面的评价。例如杀秦子婴，未封刘邦为关中王，流放并杀害怀王（义帝）等等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非难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漫长的历史潮流来看，正是项羽杀掉秦子婴才结束了秦王朝。刘邦正是由于遭到项羽轻视、被封于边地为汉王，才发奋杀项羽，建立汉朝的。司马迁认识到项羽的楚政权在秦汉之间意义重大，因此不是把项羽载入列传，而是以《项羽本纪》的形式置于《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

但是，司马迁将其载入《本纪》是因为承认项羽独立的国家体制。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取代秦，仅仅四年（汉元年正月至四年中分天下，再至五年垓下之战），项羽作为西楚霸王建立了分封十八诸侯体制。

《汉书》因为是汉一代的王朝史，所以将项羽的记述从《本纪》降格为《列传》。而且在卷三十一中将陈胜与项籍（名籍、字羽）合传，是将陈胜与项羽作为秦的叛乱者并列的。当然也可以说二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实现了反秦复楚的人物。

项羽自己没有做皇帝，究竟是他当不成还是不想当皇帝呢？看来是他不想当皇帝。一方面将战国楚怀王的子孙立为义帝，一方面自己仅称王，并分立十八个王。亦即一种在封建制之上拥立一个皇帝的独特体制。面对秦郡县制崩溃的现实，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政策选择。

项羽之评价

现代史学家对项羽的评论，不如对刘邦的评论多。张传玺的《项羽评论》发表于1954年，虽说观点比较早但也代表了一个方向（《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1985年）。即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是起到作用的，但是他从贵族立场出发搞天下分封则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真的是这样吗？

杀秦的第三代子婴、火烧首都咸阳、掘秦始皇陵而最终灭秦的是项羽。另一方面刘邦作为西楚霸王项羽麾下的汉王，最终破项羽而当上皇帝，此后继承秦始皇的统一帝国体制。始皇帝的遗产是以项羽为中介，再由刘邦继承下来的。

如此而论，秦、楚、汉本来都是小国。然后从一地之王统治全国，即帝位君临天下。我们将这一中国的天下称为帝国。秦王嬴政当上皇帝，即始皇帝；项羽将楚怀王立为义帝，自己做西楚霸王；汉王刘邦做了诸王之上的皇帝。皇帝刘邦也是把诸王推在前面，当时很难像秦那样实行全国范围的郡县制直接统治。

如同项羽封建十八王，在其上拥立义帝那样，汉一面继承秦的郡县制，一面又导入楚的政体，实现了郡国制。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域范围不过十五个郡。在当时战国时期的残余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统治全国是需要各种政治技术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刘邦是一面与项羽战斗，一面学习并吸收项羽的楚式体制的。

[1]
原文是：“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2]
原文是：“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3]
原文是：“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4]
原文是：“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5]
原文是：“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6]
原文是：“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7]
原文是：“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8]
原文是：“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9]
原文是：“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出自《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十七。

[10]
原文是：“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1]
原文是：“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2]
原文是：“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出自《史记》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13]
原文是：“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14]
原文是：“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第四章

刘氏王朝的诞生

刘邦的汉帝国

《二年律令》的发现

1983年与刘邦同时代的证言记录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发现了。湖北省荆州市西南城外1.5公里处，张家山147号汉墓的竖穴木椁墓出土了1236支竹简。虽然不知道墓主姓名，但从规模和随葬品来看，墓主是一名地方官吏。在遗体旁随葬的竹制箱子中发现法律、历谱、数学、兵法、医学的竹简文书。历谱就是日历，记录了十七年间每月的朔日（一日）的干支。只要知道朔日的干支，就能知道每日的干支。因为年初始于十月，所以记为：“六年十月辛卯、十一月丁亥、十二月丁巳、正月丙戌、二月丙辰、三月丙戌、四月乙卯、五月乙酉、六月甲寅、七月甲申、八月癸丑、九月癸未小。”这是汉六年的所有干支。从五年至十二年是高祖，接下来的元年至七年是惠帝，最后元年、二年是少帝或吕太后的年号。

墓主死于公元前186年。因为汉五年（前202）是刘邦即位皇帝的那一年，所以墓主经历过刘邦做汉皇帝的八年、惠帝的七年、吕太后的两年共计十七年的时间。因为在高祖五年的历书中记有“新降为汉”（新近降为汉），说明此人是在刘邦即位皇帝时成为汉朝官吏的，惠帝元年“病免”，即患病辞官。最后的八年是辞官之后的生活。他留下法律文书中有“二年律令”的标题。下面就让我们从这位无名的地方官吏的证言出发，作一番回顾吧。

汉皇帝的即位

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8），汉十二年（前195）六十二岁去世。秦二世元年（前209）他以沛公起兵，汉元年（前206）称汉王，汉五年（前202）称皇帝。做了三年沛公、四年汉王、八年皇帝。死后，取其具有最高功绩之意，称其为“高祖”或“高帝”、“高皇帝”。如有《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将秦始帝作为第一代皇帝的话，刘邦是最高皇帝，从这一意义上得出了“高皇帝”的谥号。因为高祖以前称皇帝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所以很有可能因为只承认秦始皇，而称高皇帝的。因为这个“高”与称高祖时的“高”一样，所以这不是庙号，“太祖”是庙号。

高祖当皇帝之后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亲自与匈奴作战被包围，为平定诸侯叛乱在与淮南王作战时受伤。他当时的目标何在呢？就汉年号的十二年来讲，前面四年是汉王，接下来的八年是皇帝；就建国而言，前者是汉国，后者是汉帝国，前后是不能不予以区别的。但是，即便进入汉帝国时期，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成为了帝国的子民。“帝国”这一名称和秦帝国同样，是我们使用的历史概念。进入汉帝国时期后，汉国仍然存在，而且是与其他诸侯国并存的。总之，进入皇帝时代以后，汉王国依然存活着。

52 “汉并天下”瓦当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瓦当。表示的是楚汉战争迎来了天下的统一

公元前202年正月，与汉王同生共死于楚汉战争的诸侯、将领们，在谷城埋葬项羽之后集结于定陶。定陶位于山东的西端，山东丘陵以西的平原。项羽这一敌人被消灭的同时，西楚霸王的领导地位亦随之丧失。汉王刘邦为了实现对战争中过来的这些人的领导，不能不提高汉王地位。当时汉王与功臣之间有过如此的对话：

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

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史记·高祖本纪》）

汉王推让了三次，不得已，说：“既然你们认为我做皇帝对国家有好处，那我就服从吧。”于是刘邦择日在氾水北岸即位当了皇帝。当时连都城都没有，所以即位仪式是在战场上举行的。实在不愧是刘邦式的皇帝即位。

强化中央权力的大清洗

除秦始皇之外使用帝号的，还有项羽拥立的义帝，以及秦末独立的南越文帝、武帝。广州南越王陵墓出土了文帝的印玺。当时已经进入了地方统治者也可以称帝的时代。汉王刘邦虽说是背叛秦而崛起的，但他仍效法秦使用了帝号。以后中华帝国的皇帝的称号，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

众所周知，刘邦与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同是一介庶民起家的皇帝。明朱元璋是贫农家的第四子，饥荒与疫病爆发中父母双亡，他沦为游方僧，流浪乞讨。这个朱元璋被认为是一千五百年前刘邦的翻版。

这对认识中国皇帝制有着重要的启发。孙文就说：乱世是不问身份的，谁能发挥领导才干，谁就能当皇帝。这可以说是中国权力社会的特征。

就这样刘邦即位为皇帝，西汉政权由此诞生。此时，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基础，汉首先实施了抑制地方诸侯势力的政策。在即位皇帝后的公元前202年至前195年的短短数年之间，逐渐清洗了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而且为建立西汉政权建功立业的淮阴侯韩信、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黥布）等人。高祖刘邦在追击英布的战斗中为流矢所中，这次受伤导致了他在公元前195年的死亡。进行政治清洗是刘邦晚年的重要事件。

53 文官俑
（阳陵陪葬坑出土）　辅佐汉王朝的高级官吏

辅佐皇帝的官僚与诸王

刘邦集团的成员，后来有许多成为辅佐汉帝国的高级官僚。王陵本是沛县豪杰，曾经统有数千人。后来他追随汉王，最终当上汉帝国右丞相。审食其也是沛县出身，从吕后成为项羽人质时开始，就作为舍人伺候吕后。他在当上左丞相之后仍然侍奉吕后。

萧何在刘邦以沛公攻入咸阳时，找到并收藏了秦丞相、御史的图书。如此，使这些宝贵资料得以躲过项羽纵火咸阳的浩劫。刘邦做汉王时，就是以这些秦的图书为依据，了解全国地形及人口分布、防御强弱和人民疾苦的。萧何在刘邦为汉王时已经是丞相，汉王与项羽作战时他作为行政官守卫关中，形成坚强的后方支援。不但汉军处于劣势时可以回到关中休整，巴蜀、关中还成为向前线输送军粮的重要补给基地。

此时的汉王刘邦为了取得天下，从巴蜀、汉中的领地出发，为了控制东方诸王的势力范围，他必须得到那些不同于自己部下的、有能力的诸王的协助。地处边地对他至少有两点有利之处：一方面秦的故地关中就在眼前，另一方面正因为是边地，所以得以与六国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刘邦首先歼灭了塞、翟、雍的势力，从而掌握了关中。继而渡黄河，逐一灭河南、殷、西魏、常山、代、九江、临江等诸国，在那里设置了直辖郡。但是，他并没有对所有地域都实行这种直辖的统治，而是对成为盟友的诸王实行了封建制。

54 汉高祖时期的郡国

常山王张耳是背叛项羽入关中的，刘邦让他取代歇做了赵王；韩国也是在灭掉项羽所封王之后，封给韩王信的。脱离项羽投奔汉王的韩信，是萧何举荐的大将，先封为齐王，进而改封为楚王（前202年）。起兵于楚地反秦的刘邦，深知治理楚地的重要性，于是将其委托给了熟悉楚风俗的韩信。

有统率百万大军号称连战连胜的韩信在自己一方，旨在统一天下的刘邦可以说是非常放心的。曾被处以黥刑而投入骊山皇陵数十万刑徒之中的英布，虽加入过项羽的队伍，最终被封为淮南王（前203年）。

山东巨野泽渔夫彭越被刘邦任命为将军，因为在垓下之战大破项羽军有功，封为梁王（前202年）。其他还有衡山吴芮，分出临江的一部分来转封为长沙王（前202年）。

刘邦即位皇帝时进言他应该在诸王之上即位皇帝的人有：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异姓诸侯王。吴芮、英布、臧荼是从项羽的十八王倒向刘邦一侧而被封王的。韩信是脱离楚军而加入汉军的功臣。他们都是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的人物。

西汉朝成立时，虽说是皇帝也不得不采取由诸王拥戴的形式。这种从诸侯王中涌现产生名与实都出类拔萃之皇帝权力的过程，不妨说是西汉时期政治史的趋势。而高祖刘邦为了名与实都做到君临天下，就不能不对诸侯王果断地采取大清洗措施。

封爵之誓

汉王刘邦即皇帝位翌年的汉六年（前201）冬十二月，刘邦与功臣签订了“封爵之誓”的契约。汉根据夺取天下的功劳，授予一百三十七位功臣列侯的爵位。所谓列侯，是汉代二十等爵中的最上位，被授予一县大小的封地，并冠以那县的县名，称某侯。

封爵时的誓词见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汉书》记“河”为“黄河”，“永宁”为“永存”，意思是一样的。这文章以丹书写于铁券，分为两部分，半分给功臣，半分保存于汉宗庙。

《楚汉春秋》虽已经成为逸书，《太平御览》卷五九八有如下的引文：

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与《史记》、《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的是最后的八个字，讲的不是“国”而是“汉”的宗庙。

所谓国是功臣们受封为列侯的“国”，“汉”也还是高祖刘邦的“国”。汉王刘邦曾经发誓“即使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狭窄，泰山夷为砥石一样平坦，（我的）汉宗庙也将永葆不息”；功臣们也相应地宣誓“即使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狭窄，泰山夷为砥石一样平坦，（我们被授予的）国土也将子孙万代永世相传”。誓言的契约一剖为二，一个人一个人地宣誓之后，高祖刘邦将一半契约装入黄金内箱，又放入石制外函，收藏于汉的宗庙。所谓汉之宗庙即放置祭祀帝室刘氏祖先牌位的灵庙，高祖刘邦时曾设有父亲太上皇庙，刘邦自己的庙建在陵墓长陵旁边，刘邦掌握的那一半誓言，可能就保存在刘邦死后的灵庙里。

诸侯王的叛乱

即位皇帝之后，刘邦为了抑制异姓王势力，采取了用刘氏宗族王取代异姓王的对策。诸侯王与那些支撑刘邦造反集团的功臣不同，是一批最后追随汉王的将军，与刘邦之间没有结成特别坚实的信赖关系。刘邦并未立即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而是先处治了那些异姓诸侯。他推出“非刘氏不得王”的方针，将异姓诸侯或废或诛，进行了大清洗。除了位于边地的长沙王吴芮之外，全部消灭干净。名义上肃清诸侯王的理由有：暗杀皇帝、武装叛乱、逃亡国外等等对王朝政府的谋反行为。但其中多属诬告不实之例，而且总能见到些高祖刘邦一方策动的迹象。

早在皇帝即位当年的十月，就爆发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高祖亲自率军逮捕臧荼，另封太尉卢绾为燕王。此时刘氏一族尚未封王。公元前200年，韩王信因与匈奴在太原谋反罪，被除掉了封国。赵王张耳之子张敖，因其宾客贯高等人在高祖访问赵国的住处有实施暗杀的嫌疑，被抓到长安审讯。因为他是吕后的女婿才得以无罪赦免，但赵国却改封了高祖的儿子如意，王位被同姓诸侯取代（前199年）。

刘邦最感恐惧的是韩信和彭越。他首先对从齐王转封楚王的韩信下手，以擅自调动军队的罪名将他降为淮阴侯（前201年）。将楚领地分割东西，封将军刘质和刘邦弟弟刘交为王。韩信离开之后的齐国封给了刘邦之子刘肥。韩信后来被密告企图袭击吕后和太子，在长乐宫遭到处决，一族都被杀害（前196年）。

梁王彭越虽说经常从封地到长安朝廷表示忠诚，但被畏罪逃亡长安的梁太仆密告计划谋反，终被流放蜀地。后来还是以谋反罪，一族被杀（前197年）。梁国也由此成为高祖儿子刘恢的封国。彭越的尸体被制成腌肉分发给诸侯王。同年，淮南王英布也由于被诬告谋反，在汉朝使者来进行调査时，举兵与汉军激战，并于公元前197年被诛。高祖儿子刘长受封其国。

公元前202年正月进言皇帝即位的诸侯王，除长沙王之外都被逐一肃清了。例外的长沙王吴芮也于同年死去，王位由其子臣所继承。只因身处边境而没有被当做高祖刘邦的敌人。

汉王朝的首都圈建设与法制体系

再开发之后的关中据点

作为肃清非刘姓诸王的结果，高祖子弟的同族的封国已经有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等八国，异姓王国仅剩下长沙王一个。但是，虽说代之以同族人为王，其领地面积却并未变化。诸侯王的土地，大者相当于五六个郡的面积，其中县城达数十座，据说某些国王有着可与皇帝匹敌的宫殿和官僚。中央直辖的郡只有中央京畿内的内史（关中）、三河、东郡、颍川、南阳等与东方诸侯的中间地域，另外包括从江陵至蜀的西南边境，以及云中、陇西等北边地区在内，也不过十五个郡的规模。西汉朝成立时，旧东方六国之地再次成为东方诸侯割据的地方，现在可以说终于被刘氏一族所取代，不过很快又迎来了骨肉争斗的时代。

秦帝国在歼灭东方六国时，一举实现了中央集权。西汉的情况，本来是乘着旧东方六国复兴潮流掀起反秦浪潮的，是在东方诸王联盟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权。不过，与始终维持诸王联合政权的项羽相比，有一点本质性的区别。汉王刘邦是以边境的汉中（汉水上游之地）、蜀为据点，以极小土地最终形成对东方诸侯包围攻势的。对诸侯王的肃清也必须作为其中的一环予以考虑。

不容忽视的是，在肃清异姓诸侯王的背后，还有一种政策在逐渐付诸实施。刘邦即皇帝位的地点是在东方诸侯之地正中的氾水以北（山东曹县的济阴县），而建都时又效法封建东方诸侯的周公的旧都洛邑，以洛阳为天下首都。但是刘邦又采纳齐人刘敬和张良进言，一面剪除东方异姓诸侯，一面将自己的据点与东方隔开，决定将都城置于秦中（关中），开始了兴建首都圈的事业。这一地区曾汇集了各路倒秦诸将、秦都咸阳被火焚、骊山陵遭盗掘、而化为废墟的地方。刘邦意欲将此地复兴为对抗东方诸侯的地盘。

公元前198年刘邦发觉赵王张敖、丞相贯高的阴谋，采取了将楚地昭、屈、景、怀诸氏及齐地田氏迁徙关中的行动。旨在削弱东方六国旧势力地盘，借他们力量对关中实行新一轮的开发。翌年的公元前197年十月岁首，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异姓诸侯和楚王刘交（刘邦弟）、齐王刘肥（刘邦子）等同姓诸侯，以及由将军封王的荆（楚）王刘贾等至长安长乐宫来朝。

然而，翌年的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淮阴侯韩信被肃清，前195年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燕成为高祖之子刘建的封国。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荆国废，翌年改称吴国，成为高祖刘邦兄刘濞的封国。在此之前韩信遭到肃清时田肯在对高祖的祝辞中说，关中地势便利，对东方诸侯用兵，“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1]

。看来，以长安为地盘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压倒东方的态势。

选择洛阳还是长安

高祖曾一度置首都于洛阳。那时洛阳写作“雒阳”。在雒阳南宫召开酒宴。高祖还在考虑项羽的事，说：“我所以有天下者是为什么？项羽之所以失天下又为何？不妨直率地讲来听听。”高起、王陵直截了当地说：“陛下傲慢地侮辱人，项羽能体谅人心。”

[2]

这种对皇帝说话的口气，反映了当时刘邦集团内部那种人际关系尚且存在。但是，仅凭体谅人无法取得天下。陛下占领土地之后，能与功臣分享。项羽妒贤嫉能，不奖励有战功者，所以失天下。高祖于是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强调自己一方有三位杰出人才：谋略有张良，行政有萧何，战术有韩信。

在洛阳仅仅数月，临时首都的使命就结束了。由于大臣多数是山东出身，所以正式建都洛阳的方针得以确立。不过只有娄敬主张还是应该定都关中，高祖则更倾向于在周故都洛邑。娄敬的意见是这样：如今尚处战争创伤的未恢复时期，与建设洛邑的周成王、康王时代不同。如果今后山东发生叛乱，可以防守的是秦之故地。因为那里是有山、河包围的四塞之地，紧急时可以调集百万民众。丰饶的关中大地向有“天府”之称。

在天下刚刚第二次统一之时，娄敬提出应该首先考虑防备将来东方叛乱的意见，他的这一意见如果不是得到了深受高祖信赖的张良的支持的话，恐怕是不会被采纳的。张良谈到自己观点说：“雒阳虽然北有黄河，南有伊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山、黽池的包围，但是最多不过数百里，实在太小，地力也不佳。四面受敌时无从固守。相比之下关中东有崤山、函谷关，西有陇山与蜀地山脉相夹，沃野千里。东方诸侯安定的话，黄河、渭水的水利可以漕运粮食；若东方之地有变，可以救助。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地牧场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3]

这是张良的意见。与其占据天下之中心，不如优先考虑“金城”（铜铁一样坚固的城墙）、“天府”（天然的仓库）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因素。

于是，高帝立即决定迁都关中。虽然天下已经到手，但毕竟对东方叛乱不敢掉以轻心，这与秦统一时何等相似！此时秦都咸阳已化为一片战火燃烧后的原野。

汉长安城遗址

西汉时期的首都长安城，在今天陕西省西安的西北，位于渭水之南。部分夯筑的城墙至今还明显地残留着，城墙周长25.7公里。根据《史记》、《汉书》、《三辅黄图》（记载东汉末及三国魏时期三辅〈畿内〉地理的书籍）等文献史料与考古学的调査、发掘成果的相互印证，汉长安帝都的结构已逐渐搞清楚。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王朝人口五千九百万，首都长安居住的皇帝、皇族、女官、官僚、商人、市民有二十五万人之众。汉代初期、中期人口则不清楚。

55 汉长安城

56 汉长安城的夯土层遗迹

57 汉长安城霸城门
三个门道各宽八米

就城内构造来说，南面的大部分是宫殿区，西北角是市场区、北部是一般居住区和街道。宫殿区占据城内大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包括未央宫、桂宫、明光宫、北宫等，其间还夹着武器库。

就长安城的建设过程而言，最初是在渭水南的秦咸阳城宫殿区的兴乐宫（汉明光宫）遗迹上开始，建造了未央宫、北宫、武器库、市场，至惠帝时期又建造了围绕这些宫殿的城墙。当时的渭水比今天渭水的位置靠南五公里，紧靠市场的北面，向东北方向流淌。因此，长安城城墙不是完全的正方形，城西北角是沿着渭水河道建造的。长安城中心的未央宫殿区，形状是大约两公里见方的正方形，此宫殿区的中心是未央宫前殿，现在那里还残留着当年利用自然丘陵建造的长方形台基。前殿就是正殿的意思，是汉代皇帝政务和日常生活的场所。在这一高台的周围，分布许多未央宫殿区的宫殿、官厅。

东亚世界法律的源流

沛公刘邦与咸阳周边各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最终不过是双方之间暂时的条约。当然，所谓三章并不是只有三条的意思，而是贼律、盗律等三篇法律。从汉王对汉的统治，到汉皇帝对帝国的统治，当然需要超出这三章的更多法律。由于萧何将藏于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保存了下来，才得以从秦律中找出新国家所需要的法律。据说秦律来自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秦将“法”改称为“律”，即秦律六篇。萧何又加上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为“九章律”。秦汉时期称基本法为律，律之中既有刑法也混杂以行政法。

在东亚世界存在着超越国境的、称为“律令”的共同法律体系。如同罗马法或日耳曼法予以欧洲社会巨大影响那样，作为中国法代名词的“律令”也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着维持东亚世界国家、社会的法律机能。虽然比不上汉字或儒教的影响力，但对于古代东亚各国的国家建设确是非常重要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越南等这些采纳中国律令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国家，都是东亚国家。这是因为如果输入其他外国法律文书，使其适用于本国的话，首先要把法律文章翻译为汉语。所以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世界，才有可能实现法律共有。

运营一个庞大国家组织，官僚要依法行政，社会须依法维持秩序。古代日本就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因而称为律令制国家的。采纳的是当时中国唐代的律令，这是当时中国实际使用的法律。然而，若寻觅中国律令渊源的话，势必追溯至秦汉的律令。

始皇帝的严惩主义与刘邦的简约主义

秦汉时期律令与唐代律令不同，尚未分为所谓刑法的“律”与行政法的“令”。比如唐的“户婚律”中：“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姓结婚是犯罪，处以劳役刑。在姓氏少的中国为了保护姓氏团体的血缘关系，制定了这样的唐律。唐的“户令”中有“诸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的行政法。

秦汉时期虽有“律令”一词，但说“秦律”、“汉律”才正确。刑法和行政法都是以“律”为标准的，“令”是皇帝的命令。秦汉时代的律在唐代已经成为死文。法律，随着王朝交替，虽然基本内容有所继承，但总是不断换新装的。秦律被汉律继承，汉律被魏晋律继承。这样的关系在《汉书·刑法志》和《晋书·刑法志》（唐代编纂）有着如下说明：

正史中最先设《刑法志》的是《汉书》，其中首先将秦始皇的严惩主义与高祖刘邦的简约主义做了对比。强调始皇帝专用刑罚从事政治的特点，说他白天从事判决，夜里批阅行政文书。每日要亲自批阅文书一石（约重三十公斤）。尽管如此，结果还是恶人横行，穿赤服的囚犯塞满道路，收容犯人的牢狱像市场那么多。高祖则不同，他进入秦领地之后仅留下最基本的“三章之法”，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承诺削减烦琐的秦法律。苦于秦政治的民众，十分欢迎刘邦的简约主义，无不为之欣喜。

但是尽管法三章是法律的基础，但仅有贼律（惩罚伤人、杀人者）和盗律是不够的。实际上相国萧何整理秦法，继承其中有益部分，制定了“律九章”。惩罚偷盗者（盗律），惩罚害人、害国者（贼律）。囚律是管理罪犯的，捕律是逮捕犯人的。盗贼以外还有杂律的规定，具律归纳了刑法的体系。萧何不仅继承秦六律，还增设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章，作成九章律。一面说秦法律烦琐，一面又汇集秦律六篇；汉在简化烦琐的秦律为法三章的同时，又在所继承秦律六篇基础之上加入三篇，合为九章律。

模糊的秦律、汉律终有搞清楚的一天

在唐代之前四百至八百年前的秦汉之律，长期是模糊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见到秦律、汉律逸文片段。然而，现在不同了。通过出土史料我们见到了完全可与世界帝国隋唐律令匹敌的秦汉法律体系。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帝国的确是以法律为基础建造的。

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1983年发现张家山汉简终于使我们弄清了虚幻的秦汉律的具体内容。1150支睡虎地秦简中，被命名为《秦律十八种》的律文有：田律（六条）、厩苑律（三条）、仓律（二十六条）、金布律（十五条）、关市（一条）、工律（五条）、工人程（三条）、均工（二条）、徭律（一条）、司空（十三条）、军爵律（二条）、置吏律（三条）、效律（八条）、传食律（三条）、行书（二条）、内史杂（十一条）、尉杂（二条）、属邦（一条）等，共一百零七条。此外，单独的效律（三十条）以及作为《秦律杂抄》整理出来的十一种、二十七条。即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律、傅律、敦表律、捕盗律、戍律等共二十七条。由于以往我们对秦律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一次发现二十九律，二百七十一条，可谓让人惊叹不已。此外，还有作为《法律答问》这一法律问答集中整理出的一百八十七例，以及题为《封诊式》的案例二十五例。

张家山汉简是247号墓出土的竹简，总数有1236枚，题为《二年律令》的有526枚，末尾一枚简上有“律令二十□种”的字样。因为同时出土的历谱（日历）中记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的年代，所以二年律令乃吕后二年的律令。共有从贼律至史律的二十七律，令只有津关令一种。条文数如下：贼律（四十一条）、盗律（十八）、具律（二十四）、告律（五）、捕律（九）、亡律（十三）、收律（五）、襍律（十四）、钱律（九）、置吏律（十）、均输律（二）、传食律（四）、田律（十三）、市律（三）、行书律（八）、复律（一）、赐律（十八）、户律（二十二）、效律（五）、傅律（八）、置吏律（十八）、爵律（三）、兴律（九）、徭律（六）、金布律（十二）、秩律（十三）、史律（七）等共三百条。算上津关令（二十）的话，三百二十条。另外，还有称为《奏谳书》的判决记录二百二十七枚，记录了二十多个案例。

58 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台基遗址

迄今，对于汉律只能从《说文解字》《史记》《汉书》和《周礼》郑玄注中引用的逸文和极少的出土资料有所了解。自南宋王应麟《汉制考》中收集汉律二十余条以来，还有许多人收集过。如薛允升《汉律辑存》、杜贵墀《汉律辑证》（1899年）、张鹏一《汉律类纂》（1907年）、浅井虎夫《支那法典编纂沿革》（京都法学界研究丛书第七册，1911年）、沈家本《汉律摭遗》（1911年）、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等。

以上两部出土史料使我们感到了秦汉律的分量。秦汉史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然而，不论睡虎地秦律还是张家山汉律，由于只是偶然残存于秦汉地方官吏墓葬中的材料，所以并非能够展示秦汉律令体系整体的史料。但是，尽管只是一部分，竟有如此的分量，的确令人惊讶。

以往出土史料中发现的汉律逸文极少。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中不过十几条而已。如敦煌汉简中抄录有“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一条。意思说：擅自杀害别人家畜，须按该家畜价格的三分之一赔偿。“贼”，擅自加害之意。为何不是全额赔偿，而是三分之一？因为被杀家畜还有市场价值，毛皮、肉、骨都可以出售。本简后面的内容是“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总之，调停的结果是让杀害别人家畜的少仲，按照价格的三分之一附三千钱，并将死马的骨、肉都交还马的主人。

对匈奴外交与高祖之死

冒顿单于的权力篡夺

北方游牧民匈奴首领冒顿单于行动起来了。冒顿单于是与秦作战的头曼单于的太子，他杀了父亲头曼，自立为单于。冒顿单于缔造了史上最强的游牧骑马帝国，进而对成立伊始的汉帝国的北边构成威胁。的确，蒙古高原上匈奴的行动，与中国的动向是互相连动的。中国爆发内乱了，他们就南下；中国的王朝向北方出击的话，他们就退回草原。“头曼”、“冒顿”、“匈奴”的汉字都是对匈奴语的音译。“头曼”是“万人之长”的意思。

匈奴在与秦交战之后一度退回北方，楚汉战争时他们又趁中国内乱，恢复了黄河的鄂尔多斯。头曼单于为立少子（最小儿子）为继承人而疏远冒顿，将冒顿派到月氏去当人质，然后去袭击月氏。于是月氏要杀冒顿，冒顿果敢地夺取善马得以逃脱。归来之后，他的勇敢受到承认，被任命为统率万骑的将军，后来他杀害父亲的故事流传下来。冒顿做鸣镝箭，命令臣下，凡自己用鸣镝所射之物，你们必须跟着射，有不射者，斩之。先是射自己的善马，后来射爱妻，拒绝放箭的人被杀。当他确信臣下都听指挥之后，与父亲一同出外狩猎。最终，他把鸣镝射向头曼，臣下一齐射杀了头曼。如此，他逐渐确认并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59 匈奴单于谱系图

冒顿东灭东胡、西攻月氏，向南兼并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恢复了被蒙恬夺走的土地。南下到达汉帝国国境的河南（鄂尔多斯）。此时冒顿的弓兵部队的人数已超过三十万。

如此强势的游牧帝国单于冒顿，将代王韩王信围困在了马邑。韩王信当时是为防御匈奴，而被封于太原以北为王的。韩王信被围之时要求与冒顿和解，此举引起汉帝国一方的怀疑，于是他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发动了对汉朝的叛乱。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就此时的匈奴来说，还不能说是北方具有足够攻击力的国家。

韩王信出身于战国韩国的旁系，做韩司徒时追随了沛公的队伍。韩国的地位在中原十分重要。项羽与汉王在那里有过激烈争夺，封过几任韩王。汉王封信为韩王。封韩国人做韩王可说最为妥当的。韩王信作为代王，也成了防御匈奴的北边屏障。

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公元前201年匈奴继续南下，已抵达太原郡的晋阳。高祖（高帝）亲自出征。当时天降大雪，正是冻伤频出的季节。汉派遣步兵三十二万。高祖随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冒顿的四十万精锐骑兵于平城郊外的白登山包围了七天。如果从双方兵力总数来看的话，一场秦始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即位伊始的汉皇帝遭到匈奴的包围。包围过项羽的刘邦，现在被匈奴包围了。危机最终由单于夫人阏氏从中调解才得以避免。高祖向阏氏送去了丰厚的礼物。我们只知当时用了陈平的计策，至于阏氏究竟有过怎样的活动，未见记载。事关皇帝屈辱，事件始末当属机密。无论如何，对当时匈奴与汉的关系是有必要予以些许重新认识的。

娄敬，被赐姓刘之后，改称刘敬。他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出自齐地，家庭身世不明。他在赴陇西守卫国境途中，身着羊皮衣于洛（雒）阳当面向高祖提出迁都长安建议，在对匈奴外交方面提出认清匈奴战略、反对战争的主张。他敏锐地看出在汉使者到来之前匈奴特意隐藏精锐兵力的战术。两次建议都属少数意见，后者未得到采纳，结果不幸被刘敬言中。

在刘敬的头脑里，外交与内政已经一体化了。匈奴既然已经恢复了对河南（鄂尔多斯）的控制，即便汉建设新都长安，一旦出现南白羊王或楼烦王来袭的紧急事态，七百里的距离，一昼夜即可逼近都城。出于戒备，必须加固围绕首部长安的关中全体防御。秦崩溃后，这里尽管土地肥沃，人口却在减少。即使为了防范北匈奴和东方诸侯的反攻，也不能不恢复关中。于是，他提议首先应该将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等旧战国各国王族、贵族迁徙关中。建设关中首都圈的构想，就这样从对匈奴外交中诞生了。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高祖于长乐宫死去。享年六十二岁。上一年七月，亲征淮南王黥布时中流矢负伤。十一月返回长安后，由于四个月的在外奔波，也使其伤势恶化。诸侯叛乱此起彼伏，汉王朝也面临着一代而终的危机。因为刘邦政权是依靠其与诸侯王、列侯之间信赖关系维持的，所以一旦刘邦死去的话，王朝骤然崩溃的可能性极大。同为编户民（在户籍注册的庶民），只有刘邦一人当上了皇帝，其他人都只是臣下。刘邦之子即便继承其后，父辈的关系能否维系也是没有保证的。高祖死后，四日之内没有发丧。这使人想起秦始皇死时的情景。

直至高祖临终还在支持他的有樊哙、周勃、郦商、陈平、灌婴、萧何、曹参、张良、王陵等。他们多是沛县出身，从沛公时代起并肩战斗至今。他们与高祖一样，即便当上官僚以后也一直握剑保卫汉王朝。郦商是作为丞相、曹参是作为齐国相国与高祖并肩讨伐黥布的。周勃、樊哙则是作为汉相国讨伐燕王卢绾的。

故乡的力量一直到高祖最后的日子都给他带来勇气。高祖讨伐黥布之后，曾经回到故乡沛县，在沛宫聚集友人、父老子弟，开设酒宴，还教给沛县一百二十多个孩子唱自己作的歌。宴会进入高潮时，高祖一边击筑，一边歌唱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在孩子们的应声和唱中，他跳起舞来，脸颊上热泪滚动。就高祖心情而言，汉王朝虽然建立，但是他已经痛感守江山之困难。年逾花甲的他终于在故乡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宴会持续了十天以上。沛县和高祖出生地丰邑都得到了免税的恩典。

60 四川酒宴画像砖
二人一排正坐于席上用膳，从面前的酒樽取酒饮用

61 复原的大风碑
高祖回归故乡沛县，设酒宴唱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沛县歌风台）

高祖的亡骸埋葬在远离故乡的长陵。长陵是高祖的陵墓。汉代皇帝陵从即位的翌年开始建造。就高祖而言，汉王即位时尚未定都长安，所以应该是从汉高祖七年（前200）迁都长安时起选定陵址，开始动工。至他死去仅仅六年时间。长陵位于秦咸阳宫北侧咸阳原上，隔着渭水位在长安长乐宫的正北。此处对于取代秦而建立汉的高祖来说，是相当合适的位置。长安未央宫前殿建于高土台上，由此也可以远眺长陵。

高祖在沛县时曾对故乡人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史记·高祖本纪》）就心情来说，还是希望葬于故乡。看来对远离故乡之秦都咸阳之地魂魄的归宿有所不安。

在咸阳市窑点乡三义村附近有两处坟丘，现在被认为是长陵的遗址。遗址附近出土了“长陵西神”等瓦当。两处坟丘，大小基本相同。东边一个：东西150米，南北130米，高30.7米；西边一个：东西153米，南北135米，高32.8米。大致呈横长的长方形，顶部平坦。十八世纪清朝陕西巡抚毕沅在所立碑中曰：高祖长陵在东，吕后陵在西。然而，由于成书四世纪的《关中记》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所以还是依据此说为妥。坟丘虽彼此分开，但是在同一陵区夫妇合葬的新葬式。

62 长陵与吕后陵
右手（西）的长陵是汉高祖陵墓。同一陵区内还有吕后陵（左手，东）夫妇并排下葬

长陵东侧并列着的是陪葬墓。据文献记载，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等埋葬于死后远离故乡的高祖长陵附近。他们与高祖的关系于死后仍在继续。这里见不到秦始皇与吕不韦、李斯、蒙恬之间的那种关系。另外，皇帝与皇后陵墓规模几乎相当的现象，也是秦始皇陵所没有的。其实，本来秦始皇的皇后是否存在都不清楚。皇帝制度的确是从秦始皇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变化也是明显的。这在陵墓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皇后陵一般比皇帝陵要小。吕后陵与皇帝陵几乎大小相等的现象，就皇帝与皇后陵墓来说无法理解。应该从皇帝陵与皇帝死后掌握政权之太后陵相互并列的角度去考虑。吕太后在高祖死后，又将儿子惠帝葬于安陵，然后将自己的陵墓建在高祖长陵旁边。显然这并非高祖的意志，而是高祖死后，吕太后掌权时她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高祖长陵并列建造的。可以说这是太后显示自身权力的产物。

吕太后政权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吕后时如何掌握政权的呢？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唐代的则天武后，即武则天。则天武后是高宗的皇后，而后当上皇帝。为此必须进行从李到武氏的易姓革命。吕后的情况则不同，是从皇后（皇帝之妻）到皇太后（皇帝之母），替幼小皇帝临朝称制（面临朝堂，像皇帝那样称制），掌握政权。所以不称女帝，只称女主。自己不做皇帝而执掌政权，采取了以吕氏王国与刘氏王国并列的形式。为此，她必须背弃高祖刘邦生前“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

高祖亡后，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间的历史，《史记》记载为《吕太后本纪》。不是《吕后本纪》，而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将其分为《惠帝本纪》和《高后纪》。表示在男性皇帝的惠帝与文帝之间，夹着一个女性皇太后的政权，将其列入《本纪》是承认其具有正统的地位。《史记》没有将幼小的两位少帝列入本纪，而是将代替少帝执政的吕太后作为皇帝予以记载。换言之，如果不承认吕太后政权的话，汉王朝将无从连续。

吕雉与刘邦

吕雉，后来的吕后、吕太后的父亲吕公，山阳郡单父出身。为逃避仇人报复，移居沛县，寄身于朋友沛县县令那里。此时，吕公与当时的沛县亭长相遇。外来的吕公家来了许多客人，县吏萧何负责收取来宾的礼物，且由此决定座次，让那些送礼不满一千钱的来宾，坐在堂下。当时，与身份高的人会面，必须事先请人代为转交名片。名片称为“谒”，是一块木牌，上面写上姓名和礼物内容。刘邦虽然未持一钱，却写上“贺钱万”，献上一万钱。吕公大惊，迎至门口；见刘邦容貌很有贵人相更是吃惊。吕公会给人相面。让于上座，宴会高潮时吕公拜托刘邦，说希望自己的女儿去伺候你，给你当妻子。母亲吕媪对吕公的决定表示反对，说：“我们总希望女儿嫁给一个贵人并得到宠爱，沛县县令与你交好，你都没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儿子，怎么就嫁给刘邦这么个男人呢？”

《史记·高祖本纪》是如此记载吕雉与刘邦会面故事的。描述了西汉初期的皇帝与皇后，开始时谁也不知未来如何的情况。读起来很有意思，是否属实则不得而知。至少，不知道吕雉父、母名字，所以记为吕公、吕媪。这与仅仅记载刘邦父、母为太公、刘媪是一样的。吕公也因为是吕雉吕太后的父亲，才如此称呼，至于其身世也只知道他出身于单父县而已。

这个吕雉在丈夫刘邦成为皇帝时，也从妻子吕雉摇身变为皇后。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秦始皇的皇后，以及秦二世的皇后的名字及生平事迹都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吕雉就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皇后了。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高祖死后，他和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成为汉的第二代皇帝，即仅仅十七岁的惠帝。高祖有八个儿子。从年龄上说惠帝是老二，弟弟有戚夫人之子如意、薄夫人之子恒（后来的文帝）。由于戚夫人最为受宠，她的儿子如意也最获疼爱。吕太后毒杀了如意，又砍断戚夫人的手和脚，挖去眼睛，烧掉耳朵，迫其饮哑药不能说话，还像养猪那样让她住在厕所里，起个名字叫“人彘（人猪）”。这段描述吕太后冷酷、残虐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

惠帝的七年政治中，外交上没有作为，内政上也没有诸侯的反叛。代替惠帝执政的是吕太后，较为明显的举措不过是修筑了长安城的城墙。高祖时尚无城墙，还不能说长安是“城”。宫殿虽有围墙，但还远不是都市规模的都城。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当时认为只要守备关中即可，所以没有提出长安城的整体规划。

惠帝时终于建立了市场、仓库。又选择雨水少的春季，征调附近十四万以上的农民，用夯筑法筑起了长安城的围墙。所谓夯筑，就是在两侧夹板之间填土，从上面夯实的简易施工法。黄土土质即使不烧制，也有不渗水的效果。每年一个月的工程，进行了将近六年。围墙完工后，第一次展示了都市的威容。即便历经两千两百年之后的现在，长安城城墙的夯土层仍然完好保留着。边长约六公里，周长有二十三公里。之所以呈现出算不上正方形的不规则形状，是因为城墙是后来围起来的。又由于当时的渭水在今天的位置以南，所以沿河一段的西北城墙是斜向延伸的。

63 吕氏一族谱系图

外戚吕氏的时代

吕后将自己的孙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嫁给惠帝，使其成为皇后。就惠帝来说，是娶了自己亲姐姐的女儿，即外甥女。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近亲结婚。然而，二人之间并未产子。惠帝与后宫宫女之间却产子很多。吕太后指望皇帝、皇后都是自己的亲属，不能不为二人没有生育太子而焦急。惠帝死后，吕太后在后宫诸子中相继选过二人，幼年即位，太后在背后实行临朝称制。由此随着吕氏一族的封为诸侯，进入外戚吕氏的时代。据说即位的孩子是从宫外送入宫，冒充惠帝儿子的。如此，继惠帝的七年之后，是吕太后的八年。

少帝长大后，知道自己并非皇后之子，且生身母亲被杀。吕太后恐暴露事实真相，谎称少帝患病，令其退位，将其幽禁、杀害。这位即位四年的皇帝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据说名“恭”）。取代他的是刘氏宗族恒山王刘义，改名“弘”。

《史记》明言曰：“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武帝以前的西汉初期尚无年号。先帝死去后，新帝即位等到新年来临，开始按元年、二年计算。惠帝死于年末的九月，所以第二个月，即十月的年初进入元年。按说那应该就是上述那位少帝的元年。但到了第四年少帝被废除，当年五月刘义即位皇帝。本来应该等到十月进入新的元年，但因为是继续太后的临朝称制，所以也继续使用现行的年号。西汉皇帝系谱中如果算上此二人的话，他们应该是第三代、第四代皇帝。张家山汉简中所记“二年律令”的“二年”意思很微妙，既可以说是少帝二年，也可是说是吕太后二年。当然，无论怎么叫法，都是公元前186年。

封吕氏为王之事遭到右丞相王陵的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背弃白马之盟。尽管如此，陈平、周勃支持了吕太后。他们虽然受到王陵“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的斥责，但仍未改变态度。但是，吕氏对封王之事一直很慎重。先是追封已经死去的吕后之兄吕泽为悼武王，其父为吕宣王，都只是个称号而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具律中，有关于吕宣王内外子孙犯罪应当减刑的条文。这是特殊照顾吕氏宗族的内容。继而，分封了沛侯吕种、扶柳侯吕平等列侯，又封了惠帝后宫之子为淮阳王、恒山王等王。最后，终于封自己侄子吕台为吕王，可谓慎重，以自己的吕姓为国名的做法，又不能不说非常大胆。此后，相继诞生了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

1999年，山东省济南市东的章丘市，发现一座大型汉墓。称为洛庄汉墓的墓葬被认为是吕台的墓。吕王吕台仅数月而亡，王国由其子吕嘉继承。吕太后一手扶植吕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一座具有三十三个大型陪葬坑、三辆大型马车、十二匹陪葬马的大型墓葬。

“皇后之玺”的真伪

“文革”中吕太后、吕后受到批判。1968年出土了“皇后之玺”的玉印。那天，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社员孔祥发十四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途中从水沟的土中发现了这块白色而光泽的东西，带回了家。父亲孔祥发知道这是文物，将其交到陕西省博物馆（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炉的发现》，《文物》1973年第五期）。玉玺现在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玉玺呈边长2.8厘米的正方形，高2厘米，重33克，印面刻有“皇后之玺”字样。穿绶的印钮为虎形，侧面有云纹。秦波推测：由于玉玺发现于长陵陵邑所在地，本来可能是吕后陵旁边便殿的玉印，赤眉之乱时因便殿被烧而埋入土中，又在吕后陵被盗后混入水沟，最终被发现。

64 “皇后之玺”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68年发现于吕后陵附近水沟的土中，虽然推定为吕后之物但存在一定疑问（《秦汉雄风》）

李云鹤（1914—1991），后改名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随着“文革”开始，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爆发，她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毛泽东曾警告党的干部说：“江青自己想当主席。”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她作为“四人帮”的成员被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在中国，人们无论如何要把江青与古代的吕太后联系起来。而江青本人也对这块玉印很关心。

皇后玉玺的发现，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以上了。发现地所在的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已经不存在，现在叫韩家湾乡狼家沟，位于长陵以西1.5公里处。西边是惠帝的安陵，断定这块埋于土中的皇后玉玺为吕后之印，是有疑问的。因为所谓吕太后的皇后时代，仅仅是刘邦即位称皇帝至他去世的八年。而在此后其子惠帝以及孙少帝的十五年中，她一直是皇太后。若以皇太后下葬的话，收入陵庙的按理应该称“太后之玺”。对于为什么称“皇后之玺”，没有人做出解释。太后掌握政治实权的先例，可以追溯到战国秦的时代，秦始皇帝的曾祖父昭襄王年少即位时，就是楚出身的母亲芈氏宣太后摄政。秦王政二十二岁时发生嫪毐之乱，当时嫪毐曾企图伪造王御玺和太后御玺发兵。秦王政从即王位至带冠佩剑之前，母太后（帝太后）一直参与政治。王御玺与太后御玺，都是有其作用的。按说吕太后也一定应该有太后之玺的。

秦始皇帝母亲称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一同葬在芷阳。高祖与吕后合葬的先例，是在秦始皇、秦二世之前的庄襄王与帝太后。最早实行太后摄政的宣太后，与并非她与丈夫惠文王之间的儿子昭襄王合葬于芷阳。惠帝的张皇后陪葬于安陵，并没有修建坟丘。现在安陵西侧的小坟丘据说是后世建造的。从玉玺发现的位置来看，有可能是这位张皇后之玺。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关于吕太后的评价，自文帝即位以降，至王莽期，再至东汉时期，吕后的名声越来越坏。她死后二百年，在赤眉之乱中，叛乱军掘开吕后陵，暴尸凌辱。然而，虽说是叛乱军，也并非就一定胡乱盗掘皇帝陵的。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皇帝陵等陵墓中穿着玉衣的遗体不腐败，埋葬以后犹如生前状态。这绝不是夸张，在地下深埋密封的椁室中，没有外面空气进入，如果保持一定湿度、气温的话，棺木和尸体就不会产生腐败菌。尸体保存两千年以上虽属罕见，保存一百年、二百年应该是可以的。

65 长沙吴氏王国谱系图
肃清刘氏以外异姓诸侯举措之中，唯一残存的特例

66 吴阳墓的墓室
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墓。出土大量竹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赤眉军并非偶然发现吕后尸体。他们明显是有目的地盗掘吕后陵的。因为赤眉集团所信仰的城阳景王祠，正是吕太后的仇敌。城阳景王乃高祖的孙子刘章，是位在宴会上公然抨击吕太后一族专朝的人物。那之后,复兴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从高祖庙中撤去了吕太后的牌位，而将薄太后作为高太后予以祭祀。薄太后是文帝的母亲薄夫人，是作为慈爱仁厚的人物予以重新评价的。另外，光武帝祭拜了西汉十一个皇帝，其中没有包括两位少帝。

长沙国与南越国

长沙国存在了五代四十六年（前202—前157），由吴氏执掌。是高祖的十个王国之中唯一的异姓诸侯国。亦可称为吴氏王国。先后为文王吴芮、成王臣、哀王回、恭王右、靖王著，共五代相继。至文帝时期，被刘氏王国所取代。吴芮本是秦代的番阳令，人称“番君”，很有民望。曾率领越人起兵，跟随项羽，封衡山王。项羽死后，追随汉王封为长沙王。吴芮对汉王朝的忠诚，在异姓诸侯王中可谓特例。吴芮墓在三世纪三国时期初被盗掘，传说当时发现容貌似生前的尸体，现在已不知其墓何在。长沙王墓现在虽然尚未发掘，但王后墓已经发掘。

67 秦封泥
田字格中的文字“左丞相印“右丞相印”。此官职沿用至西汉初期诸侯王国中也同样设置丞相

1999年发掘了长沙王子（第二代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的墓，即虎溪山一号汉墓。墓的地点在与秦里耶古城相连的沅水沿岸。武陵郡虽直辖于汉王朝，但是郡内的沅陵侯国却是吴阳的领地。印章上有“吴阳”的姓名，封泥上也有“沅陵”的字样。吴阳死后没有埋在故乡，而是葬于封为列侯的领地。

他的墓中出土了1336枚竹简，其中有侯国的行政文书。列侯的领地虽不过县级，但也称为国。文书记录了国内乡（村落）的户数、耕地的面积、课税金额、官吏人数以及距首都长安3219里等内容。其中的一个聚落有134户、521人。列侯的收入是以算为单位的人头税和田租的耕地税收。并不全都是列侯的收入，还要向中央政府的汉王朝交纳。墓中甚至出土了《美食方》的食谱，其中从各种动物的屠宰方法到蒸煮烹饪，以及佐料的使用，都有着详细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不过最令人震撼的还是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发现的一具汉代初期五十岁左右女性已经尸蜡化的遗体，竟然没有腐烂。皮下组织仍然保留着弹性。地面上是五六米高的坟丘，地下十六米是椁室。椁室周围用木炭和白黏土紧密包裹，致使椁室未遭腐蚀。内部保持着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提供了遗体保存的良好条件。幸运的是盗掘坑没有挖到墓室。而且遗体裹以二十层薄绢，置于四重棺中,浸泡在含有朱砂成分的液体里，看来也有防腐效果。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使遗体得以保存两千一百年以上。身高一米五四，血型A，遗体解剖结果认为，由于胃中发现有瓜子，可知墓主死于夏天。

四重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的四角有四个小屋，密布着1400件以上的随葬品。遗体头部一侧的小屋里放置着侍女、歌舞的木俑和许多光亮如新的漆器,犹如在慰问死者的灵魂。食案上放置着漆制食器，有耳杯、筷子。其他各屋放满了木俑群和装在竹箱笼、麻袋中的食品、衣服、草药等。还有312枚竹简，是称为遗策（策即简）的随葬品清单。

其中有一幅当时人称为非衣（形状似衣实际不是衣，葬仪用幡的意思）的T字形帛画（描绘于绢上的画，参见图100），堪称汉代或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杰作。长205厘米的画中，以墓主生前的地上世界为中心，对比描绘了等待她的地下世界和天上世界。死时魂与魄分离，魂上升去天的世界，魄舍于地上世界的遗体中。力士托举着大地，预备有大量的食物和美酒。在天上世界的入口处两名官吏正在恭候。天的中央是人面蛇身的女神，左右是月亮和太阳，在东方扶桑树的一个大太阳下有八个小太阳。

6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丞相夫人的遗体
二千一百年前下葬的约五十岁女性遗体，竟然未腐烂，皮下组织尚有弹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这里宛如一个储存时间资料的大容器，封存着两千一百年前的西汉时期。包括三号墓在内的资料情报，这里有着迄今三十年来经过不间断的研究、也未能穷尽的庞大资料。简直可以成立一门包括从历史、考古、文学、哲学、神话学、音乐到医学、农学、天文学等综合科目的马王堆学。

从出土的有绶印章来看，女性墓主叫做“辛追”。同一墓葬中埋葬的一家三人中，遗体保存下来而未遭盗掘的只有一号墓的这位女性。二号墓发现有唐代被盗掘的痕迹。但由于出土了“利苍”玉印和“长沙丞相”、“轪侯之印”两枚铜印，所以即便没有遗体也能判断墓主的身份。根据《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知，利苍（《汉书》误记为“黎朱苍”）受封于惠帝二年（前193），为轪侯国七百户列侯，亡于吕后二年（前186）。与高祖和吕后的墓是两个方锥形坟丘并排组合不同，利苍与夫人的墓是并排的两个直径二十至二十五米的圆形坟丘。西侧是利苍墓（二号墓），东侧是辛追墓（一号墓），南侧紧靠着的是儿子的三号墓。

从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来看，利苍夫妇的儿子死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从遗址的叠压情况可知，辛追是一家中最后死亡的。实际上这三号墓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资料：文献史料中记载利苍之子利豨世袭轪侯，死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死亡的年份与木牍的记录不同，由于三号墓后来还出土了利豨的印章，墓主应该就是利豨。这里埋藏了如此重要的资料。出土的还有三十种之多的庞大帛书和十二幅帛画。宛如瞬间诞生的古代图书馆和美术馆。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起兵反抗秦帝国的不仅只有中原。秦在百越之地所置三郡之一南海郡的龙川令赵佗是秦的官吏，他本出身于被秦歼灭的赵国。当中原传来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兵推翻秦的消息时，赵佗在岭南之地建立越国，自立为武王。武王不是谥号，完全是一位勇武君主的生前之号。其领地遍及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相当于今天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虽说武王是中原人，但毫无疑问这是个越人的国家。以后，直至汉武帝时被灭亡，南越国经历了五代共九十三年（前203—前111）。

高祖曾派遣陆贾承认赵佗为南越王。为的是以此赢得其与长沙国之间国境的安宁。那以后，吕太后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赵佗认为这是长沙国即将攻击南越的策略，因此断绝了与汉的外交关系，并进而由武王升格为南越武帝的称号，比汉更早就称为武帝了。就中国来说，这如同无视汉皇帝（少帝）的权威。南越武帝攻击了长沙国边境上的城镇。吕后派遣将军周灶去平定，经过与酷暑、潮湿、疾病的苦战，不得不以撤退告终。如同丈夫遭匈奴围困一样，吕后也败给了南越。

69 南越王国谱系图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南越武帝统治逾六十年，在汉武帝统治的第四个年头去世。有四年的时间是两个武帝同时存在。但是，在当时是没有这种认识的。因为南越武帝在汉文帝、景帝时，对外已经放弃帝号了。何况西汉武帝也是个谥号，生前并不称武帝。南越国的首都是番禺，在今天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的威容随着1983年第二代南越文帝赵眜墓葬的发现，得以明了。墓址在市内越秀公园西的象岗的山腰上所建横穴石墓。这种构造在前汉诸侯王墓中是常见的。其文化乃中原与岭南，或曰秦汉与越文化的并存。文帝遗体虽已腐败，但由丝缕玉衣包裹，插着六柄剑，镶嵌大量玉器。穿着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的葬衣制度。还发现了十九枚印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可能模仿了汉代皇帝的印玺。出土的编钟、石磬等乐器本来也是中原之物。

70 丝缕玉衣
1983年发现了南越第二代文帝的墓葬。身着丝缕（以红丝线连缀）玉衣的尸体虽已腐烂，陪葬有玉器、剑、玺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1995年，在南越国番禺城内发现了石水池，1997年又发现了150米长的曲水渠。在临近南越官署遗迹之处，还发现了秦的造船场遗址。秦的番禺城与南越番禺城相互重叠。已经探明这就是继承始皇遗产而建国的南越。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夸耀越人文化，并且成为南海贸易的据点。

文帝的时代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吕太后病逝。吕太后死时赵王吕禄与梁王吕产一面在未央宫守卫少帝，一面各自控制了北军、南军。北军是从属于长安城内北部担任城内警备中尉的军队。南军是从属于守备长安城内西南未央宫殿区周围各门卫尉的军队。中尉、卫尉的军队由两位王统率。吕禄掌握上将军印绶。最高军事统帅太尉周勃进入北军，对士兵说：“跟随吕氏者右袒，跟随刘氏者左袒。”“左袒”（即袒露左肩）表示是同伙。此时所有人都袒露了左肩。吕禄已经弃印绶而去。辅佐太尉的朱虚侯刘章发现了逃入未央宫殿内的吕产，将其杀死在郎中府厕所中。其他吕氏族人也相继被杀。

公元前180年，在这场混乱之中，大臣们选择代王刘恒做了皇帝。代国在北边，与匈奴邻接，位于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交叉地区。此时二十四岁的高祖之子已经成年，这也是其被选为皇帝的最大理由。代王之母薄姫一族，并没有吕后那样强大的外戚势力也是他被选为皇帝的理由之一。总之，不再重蹈惠帝、吕太后覆辙，是大臣们的决断。汉王朝在高祖之后，高祖的功臣还活着，他们要代表高祖恢复汉王朝。

刘恒走的不是一条由太子即位皇帝的道路，他与母亲去了代国。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做皇帝的。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在渭水的渭桥迎接了代王。渭水流经长安城北，所以在这里架桥。代王要求入长安城内代国邸宅议事。在城内虽不明具体地点，但知建有各诸侯王邸宅，是朝见皇帝时的居住设施。汉的大臣在这里向代王奉上玺印。丞相、太尉以外群臣聚集，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丞相辅佐）张苍、宗正（管理天子亲族）刘郢、典客（接待外交使节）刘揭与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等上书要求代王即位皇帝。太仆（管理天子车马）夏侯婴与刘兴居以天子车马出迎，傍晚迎入未央宫。

文帝即位的舞台

从代国同行而来的代国中尉宋进，被委任为卫将军，统帅南北军。代国郎中令张武就任汉的郎中令。代国在形式上是与汉平行的国。他是以代国之王即位汉国之皇帝的。刘邦是应诸侯请求由汉王走上皇帝殿堂的，刘恒则是受汉大臣之请求，由代王成为皇帝的。高祖刘邦的时代与文帝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未央宫经过近年的发掘，全貌已经清楚（见图55）。未央宫就是文帝即位舞台。长安城作为汉王朝中枢机构，是东西2250米、南北2050米，边长大约2公里的四方形未央宫宫殿区。在此正方形对角线的几乎中央部位，是未央宫前殿（正殿），主要官署都分散在其西侧。中央官署（三号遗址）、少府（四号遗址）遗址都已发掘。

这一官署的主要官僚就是从这里去渭桥迎接代王，又回到这里的。代王在傍晚落座未央宫前殿，开始下达诏书。吕氏一族威胁刘氏宗庙的危机也就此结束。由于自己的即位，他恩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与酒，允许宴会五日。不仅是与汉地，而且要与天下民众普天同庆自己的即位。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汉王朝的国家制度得到了调整。也由此开始了二十三年的文帝治世。文帝时代有着从元年至十六年的年号，不过在第十六年，即文帝三十八岁那年，有人献上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的玉杯，为此翌年改元，又从元年开始直至七年为止。所以前半称“前几年”，后半称“后几年”。居延汉简记有“孝文帝三年”、“前三年十二月”，都是后世的追记。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申”的记录，因为是同时代的文字，所以仅称“十二年”。列侯也是使用汉王朝年号的。

71 文帝行玺
南越文帝墓出土的玺印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皇帝刘恒谥号“文帝”，被后世作为仁政皇帝予以高度评价。对吕太后时代的评价越低，对文帝的评价就越显得高。与接下来的景帝一同被称为“文景之世”的平稳时代。文景两代合计约四十年。虽比不上刘邦的时代，但文帝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不愧是一位重视实务的国王型的皇帝。正因为他即位于外戚吕氏一族专权的时代之后不久，而且汉与匈奴、南越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所以极为重视内政。文帝实行了维持王朝发展的农业政策，缩小军备，改革法制。

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的法律。“诽谤”是指毁谤他人，“妖言”是指擅发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现在的损害名誉罪，是指损害个人名誉的犯罪，但在当时法律所维护的是国家、执政者。这不禁使人想到秦始皇时期，认为方士私下诽谤皇帝，盛怒之下以诸生妖言蛊惑黔首罪名，坑杀四百六十人的事件。

文帝为了及时、准确地调动中央、地方军力，制作了铜虎符、竹使符。铜虎符即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竹使符即竹形的契符，也是双方一致时才可以征调地方郡的人力。

72 秦代阳陵铜虎符
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手中，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华夏之路》）

废除凄惨肉刑

文帝废止了肉刑。身体刑包括剃髭、断发、鞭打等，其中称为肉刑者，即那些损伤身体致使不可能恢复的刑罚。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的一起事件成了废止肉刑的缘由。齐国名医淳于意，许多人由于没能受到他的诊断而抱怨，并因此直接向皇帝提出了陈诉。审判结果是对淳于意予以肉刑处罚、并收监在长安。从“长安狱丞”封泥可知长安有长安狱。淳于意在赴长安服刑时曾抱怨自己仅有五个女儿，到此时一个也派不上用场。当时幼女缇萦哭啼着与父亲同往长安，并上书表示愿意自己替父服刑。当时，幼女的话感动了文帝：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史记·孝文本纪》）

文帝下诏废除了三种肉刑。三种肉刑即黥（刺青）、劓（割鼻）、剕（断足）之刑，腐刑（损害性器的宫刑）被保留下来了。根据《具律》可知，黥、劓刑可以用金一斤（一寸见方的体积，约二百五十克，值一万钱），剕、腐刑可以金一斤四两（一斤等于十六两）赎罪。淳于意被判以何种肉刑不明，只知其幼女认为赎金相当于一个女婢的价值。

73 汉代金饼
将黄金所制扁平圆形物称为金饼。1999年在西安市北郊出土了219枚金饼，约一斤重227.6—254.4克

具体而言，当时实行了哪些肉刑呢？肉刑是与劳动刑一并实施的。“城旦舂”刑是男子筑城、女子舂米的劳役，“鬼薪白粲”刑是为了供奉宗庙而入山伐薪、舂米做饭的劳动，“隶臣妾”是奴婢劳动，“司寇”是从事国境警备。

以肉刑损伤身体，为的是将受刑者公示于社会。当时的罪人并不隔离在牢狱里，而是让其混在一般庶民中劳动。因而，有必要表明受刑者的身份。比如在脸上施黥，断足、割鼻等。例如汉代《贼律》中规定：单方伤害他人者，施黥并罚以城旦舂。又规定奴婢殴打庶人以上身份的人话，脸颊施黥并交还其主人。

根据《具律》，罪当黥刑者，如果已经施行过黥刑的话，就施以劓刑；已经施过劓刑者，就断其左趾；已经断其左趾的，就断其右趾；已经断其右趾的，就施以腐刑。

文帝时期废除了黥、劓、剕之刑，改为剃头发、戴足枷、鞭打之刑。虽然不损伤身体，仅凭剃头发、戴足枷也可对其身份一目了然。头发、鞭打的外伤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在景帝阳陵的刑徒墓地曾发现大量戴着手铐脚镣的遗骨。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文帝即位时一律赐予天下民众每人一级爵位。赐予的不是军爵而是民爵，这种做法开始于秦始皇时期。秦统一的翌年为了庆贺统一曾实行过赐予爵位。秦始皇在统一的前一年，当时已经歼灭了五国，只剩下齐一国，为此曾召开过天下的宴会。文帝此时的赐爵则融合了二者，赐男子爵位，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和酒，允许召开五天的宴会。将爵位与酒宴相结合了。在西汉的五十四次赐爵中，有二十三次是伴随着这样的酒宴的。

所谓爵本是指青铜器的酒器，有鸟嘴状细长的嘴、鸟尾形的三足和把手。这种温酒（酿造酒）器是依据君主赐予大臣身份制作的。因此，所谓公侯伯子男的周代五等身份，也被称为爵。这种爵位从战国时期开始，可以授予一般庶民了。战争中被驱赶参战的庶民，斩敌兵首一级可以得到一级爵位的褒赏。“首级”指的是首数，计算爵位时也说“一级”。有了爵位就可以得到土地或宅地，所以民众争相谋求爵位。

汉代爵位称为二十等爵制，从第一级的公士开始，依次为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然后是第八级的公乘，接下来是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最后是第二十爵的彻侯。彻侯之“彻”，在武帝以后，因为回避刘彻名讳，改为列侯。从这些爵位名称，便可知道其起源与军事有关。公士是一般战士，上造是乘上（造，即至）战车之意，簪袅本意来自战马的佩饰。不更是战车右边的身份，大夫是乘于左边的身份，官大夫掌管车马，公大夫统率随从战车的步兵，公乘是乘公车之意。

从秦始皇以来，国家在喜庆之际对男子一律授爵。这不是到处撒钱。那时一代皇帝充其量搞一、二次授爵。但景帝搞了八次，武帝五次，宣帝十三次，元帝八次，成帝六次，多了起来。西汉、东汉前后四百二十年间，共进行过九十次授爵。另外，还实行着军爵等按照个人功绩赐爵的办法。同时，对于编户民只要对国家纳税、服徭役，就一律赐予民爵。

这种民爵是逐级加算的。遇到二次赐爵机会的话，就可以升为第二级的上造，四次受爵则成为不更。民爵的取得与个人努力无关，只是根据某一皇帝在位多少年来提升自己的爵位。授爵的年龄大致到五十六岁为止，而且爵位是可以终身保有，也可以由孩子世袭。女子虽得不到赐爵，但并不意味着她们被排除于爵制以外，无论如何她们是随丈夫爵位的。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例如惠帝即位时出生的男子，经过文景帝四十年，他有七次得到赐爵的机会，所以他可以升为第七级的公大夫。由于赐爵年龄的下限在十五至十七岁之间，四十年之后到了五十五岁的年龄。如果此人是一家的继承人的话，结婚前他有一次获得赐爵的机会，合计起来他可以升到第八级的公乘。一般庶民的爵位，大致限于公乘。直至公乘都称为民爵，与此以上的官爵不同。官吏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爵。

74 张家山汉简《爵律》
由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可以了解从秦代至西汉初爵制的实际情况

据认为汉代二十等爵制的前身是秦代二十等爵，究竟本来是不是二十等并不清楚。二年律令的《户律》记有从公士到彻侯的二十等级，所以西汉初年已经存在二十等爵了。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使我们清楚了文帝以前，以及秦至西汉初年爵制的实际状况。睡虎地秦简有《军爵律》，二年律令中有《爵律》这样的记载：“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以此减免罪责的，或减免（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人者，都要黥为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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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具有减轻罪责的效果，《具律》是决定律令原则的，依此可知：上造以上的爵位可以为本人和妻子减罪。当然妻子杀伤丈夫时，不可用丈夫的爵位减罪。仅就减罪而言，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

《傅律》规定：爵位的级别越高，免除劳役的年龄越下移，老年授杖的年龄也越低。有着优待老人的意义。虽然老年人与军功无关，但是凡健康的编户民，在有生之年都可以累计爵位。《贼律》规定：爵位低者殴打爵位高者，罚金四两。依此，爵制还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从军爵与民爵两方来考虑爵位制度的话，年龄长幼与爵位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功劳者经常可以得到爵位，例如抓到相当于死罪的犯人的话，可以获得爵位。这种授予功劳者的爵位，也是超出年龄序列的。

西嶋定生从汉代二十等爵制分析中国古代帝国形成与构造的研究，认为与周代五等爵不同，秦汉爵制的秩序是包括庶民的、维持专制君主皇帝与庶民之间的个别人身统治的制度。他列举西汉、东汉四百二十年间作为国际大事的九十次皇帝赐予民爵的事例，进而分析了与民爵赐予相关的出土史料十四枚居延汉简的，并从魏郡邺县出身的十几人在西汉末的二十年间曾获八次赐爵的具体事例，得出庶民所获民爵的上限止于第八级公乘的结论。

他还从这一事例指出当时爵位的等级一般是根据累计额授予的，而且乡里酒宴是按照爵位等级的不同决定位次的。西嶋的研究方法在于，他将正史文献与偶然残存下来的边地出土史料进行缜密对比之后，发现了中央政策是如何在地方上得以贯彻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提出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个别人身支配”的理论体系。

从文帝到景帝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200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郊外西汉墓中，发现了中国古代酿酒。出土时盛在青铜器中的大约二十六公斤酒，呈淡黄色，残存的酒精成分为0.1%。不仅可以说是在一定温度下得以保存，应该说在地下墓室中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就中国古代酒的发现而言，酒的酵母菌最早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县代西村的商代遗址。作为液体酒，战国中山王墓的两个青铜器中残留的翡翠色液体，原本是将酒盛在叫做“尊”的青铜储酒器中陪葬的，居然没有蒸发而保存了下来，实可谓珍稀。

75 四川酒馆画像砖
街上的酒馆与客人。古代中国是用黏黍、糯米酿酒的文化圈

现在，中国酒既有叫做白酒的蒸馏酒，又有叫做黄酒或老酒的酿造酒。据说白酒是从元代才有的，本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酒。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制造的黄酒，在北方用黏黍、黏粟，南方用黏米为原料酿造而成。古代中国就整体来说，属于用谷类酿酒的文化圈。不过，黄酒与长年储存下来的古酒、中国古代的酿酒都不同。现在仍有用粟、稻米造的酒，在陕西、山西等地称为米酒，四川等地称为醪糟（即浊酒），与黄酒是有区别的。制造方法很简单，几天即可制成，通常温一下之后饮用。这些米酒虽说被后代出现的黄酒、白酒掩盖了，但其中残留着中国古代酒的特征。

成书于六世纪的《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种麹和三十一种造酒的方法。当时专用于酿酒用的麹，都是用小麦制造的饼麹（带有糖化菌种的饼状谷物），散麹（表面带有黄色麹霉的散状谷物）则用来制作酱和醋。使用酒精发酵力强的饼麹酿造的酒度数也高。在汉代麹与糵（散麹）是不分的，都用作酿酒的麹。做法是在蒸过的谷物中撒上麹，加水使其糖化，然后靠自然酵母的力量发酵生成酒精。随着发酵时间的不同，酒的度数有着强弱的不同。“醴”是一夜制成的甜酒，“酤”是一夜酿成的酒，“酎”是三次重复酿造的厚重酒，“醪”是未经过滤的浊酒。另外，稻米酒称为“上尊”，稷酒称为“中尊”，粟酒称为“下尊”。能饮一石（十斗，约十九升）的算是酒量大者。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当时的酒由于酵素还在发酵的原因，很容易发酸变质。每年稻、粟收获之后的旧历八月，天气凉爽了，人们开始酿造新酒。上述文帝即位时正值闰九月。国家宗庙祭祀用的酒，如果发酸变质的话，要追究主管大臣“太常”的责任。汉代民众饮酒是受限制的，法律严格规定“诸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即禁止三人以上的宴会饮酒。居延汉简所记武帝以后的情况也是“禁沽酒群饮者”。群饮仅在国家喜庆的日子才被允许，而且日期是指定的。五日之内盛大的宴会也是被允许的。上述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酒，允许宴会五日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百户”指的是叫做“里”的村落，在这里可以烹饪牛肉、用赐予的酒举办宴会。妻子按照法律是随丈夫爵位的，所以不论男女按爵位序列入席，参加宴会。

汉代人们食用各种肉类：除牛、猪、羊、鸡之外，还有鹿、犬、狗（仔犬）、鸭、雁、兔、雉、鹤等。汉代的烹饪基本上是蒸、烤、煮、干几种。今天中国烹饪中以铁锅和油进行炒、炸为主的方法，是从宋代铁锅与强火力焦炭普及之后才开始的。

76 东汉画像砖上的集市场景

汉墓中经常陪葬灶的明器。画像石上也经常描绘烹饪的场面：将肉吊在钩上保存，锅灶上放着蒸器等。肉的烹饪中有一种叫做“羹”的汤，既有只放肉的羹，也有加入蔬菜的羹。还有只用牛头煮的羹。“脯”是干肉，“炙”是烤肉，“炮”是整烤，“脍”是生肉。调料有盐、酱（以豆、肉、鱼为原料，加入盐、麹、香辣佐料制成）、醋、姜、花椒、豆豉等。所谓五日盛大宴会，大概吃的也是牛羹（肉汤）、牛逢羹（加入蔬菜的汤）、牛炙（烤肉）、牛脍（醋拌肉丝）、牛腊（干肉）等。

不筑坟不损山川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于未央宫。文帝生前亲自立下不修坟丘、不损霸陵山川的遗言。霸陵，即刘邦当年先项羽一步入关中安营扎寨的霸上（灞水河畔）之地的丘陵。灞水与浐水之间夹着的丘陵叫做白鹿原。在长安城正西架设的灞桥是交通要道。2000年汉代灞桥建筑遗址得到发掘。灞水对岸是骊山，靠近秦始皇陵。文帝是汉高祖的中子，没有在咸阳原建造陵墓，而且是在吕后和吕氏一族政权崩溃之后来自地方的皇帝，与长陵、吕后陵、安陵（惠帝陵）保持一定距离。陵墓地的选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判断。

走在白鹿原上也很难找到霸陵。汉代皇帝陵的长陵、安陵是筑有坟丘的，从首都长安城也能望得见。白鹿原上可以见到两个大坟丘，但都不是文帝的陵墓。文帝母亲薄太后在文帝死后两年下葬，吕后当年与长陵并列修造了自己的陵墓，为了与此对等，薄太后也修了个巨大的坟丘。

文帝的窦皇后也在霸陵之南造了坟丘。窦皇后是景帝母亲，景帝死后六年合葬于霸陵。说是合葬，其实是霸陵东南两公里处至今残留的一个东西137米、南北143米、高19.5米的坟丘。薄太后、窦皇后陵墓都是在文帝死后营造的，并不是文帝的意思。

文帝认为厚葬会扰乱庶民的生活。天下万物有生亦有死。死乃天地道理，自然之事。因此，陵墓建设断不可有损于山川。纵深挖掘墓穴，将切断地下水脉，破坏山川地理。所以利用霸陵的自然丘陵斜面，营造了称为崖墓的横穴式墓葬。咸阳原耸立的汉皇帝陵有着许多被盗掘的传说，却没听说过霸陵在过去曾被盗过。霸陵的新式营造方式，也被地方诸侯王墓采用了。

吴楚七国之乱

秦始皇死后七十年的公元前141年，西汉第六代皇帝景帝被埋葬在了阳陵。阳陵并非陵园那样的墓葬地，若将其视为陵邑这种都市的话，它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157年景帝即位之时。西汉十一座皇帝陵之中，现在明确保存全貌的是阳陵。由此可以见到什么是以帝陵为中心的陵园与陵邑复合的古代都市的模样。1999年，继武帝茂陵博物馆之后，在阳陵遗址现场开设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景帝之治十六年的历史，由陵园都市得到了再现。

77 霸陵
文帝认为修筑奢侈陵墓有碍人民生活，仅利用自然山丘的斜面筑造了横穴式墓穴

文帝的中子刘启，由于受到母亲窦皇后宠爱顺利地成为了太子，即帝位。然而，此后很快就发生了长达三个月之久动摇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七个刘氏王国的反乱。可以说这是一场内战，即有名的所谓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七王，其中除吴王是高祖兄子之外，都与景帝一样，是高祖之孙，互为从兄第。因为胶西、济南、淄川、胶东四王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所以如果称其为吴、楚、赵、齐四国之东方诸国之乱的话更容易理解。

吴国占五十三城（县）、楚四十余城、齐本有七十余城，仅此就有一百六十三城以上，占有全国百分之十以上的领土。虽说已经从秦变为了汉，但是秦与东方六国的对立结构至此仍然存在。反乱军首先向介乎汉与东方诸国之间的梁发起进攻，杀数万人。

78 吴楚七国之乱关系图

吴楚之乱的主导者吴王刘濞自称东帝，看来是模仿了战国时期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的称号。同为刘氏，却使汉帝与吴王形成对峙。就汉一方来看，东南方向是鬼门。虽说吴王对皇帝朝见应当行藩臣之礼，但就现实经济实力而言，他们对汉中央政府并非居劣势。会稽郡、豫章郡等三郡的领土具有江南富庶的资源。尤其是海盐、铜山资源直接促成了吴的繁荣。而且由于召集了来自北方的亡命者，所以也不乏人力资源。铜是货币的铸造材料，吴地当时已在流通不法货币。

吴太子在与汉皇太子（景帝）饮酒对弈六博棋时发生口角，被皇太子以博局（六博盘）投击致死。吴王见到太子遗体被送回，以同为刘氏为何不能葬于长安为由，将遗体送了回去。如此细小的摩擦竟成为日后景帝与吴王冲突的伏笔。吴王由此称病不出席朝见之礼。

79 六博俑
二人兴致勃勃地对弈汉代六博游戏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吴王已经六十二岁，在刘氏王国诸王中有着长老资格，不顾年事已高而亲自率军。征发了年龄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之间国内的男子，集合二十余万人。进而，吴王发信给诸侯，不仅限于六王，还向淮南王、衡山王、卢江王、长沙国王子（已在文帝时除国）共计十人发出信件。声称其目的并非要推翻汉王朝，只是要清除削减诸侯王国领地、排除危及汉社稷的贼臣晁错。拥有精兵五十万的吴王，强调可以联合南越三十余万兵力，并结成了对长安的包围网：计划南面从汉中、蜀，正面从临晋关，北面委托胡王入肃关攻破长安。首先迎战吴楚联军的是梁孝王刘武，使乱军不得西进，吴王的战略未得实现。刘武作为景帝的同母弟受到信赖，也很受母亲窦皇后宠爱。梁国也是泰山以西拥有四十余城土地的富庶大国，持有弩、弓、矛等数十万件兵器，财力达百巨万（一亿）钱。梁孝王被允许使用天子旗帜，而且狩猎时可以与天子一样统率千乘车辆和一万骑兵。

80 章丘危山汉墓兵马俑坑全景

梁国的王墓、王后墓群以及寝殿遗址已经在河南省永城市被发现。横穴式崖墓形制，从墓道经过甬道下到墓室，即以回廊围起的主室。保安山一号墓墓主推定为梁孝王。柿园汉墓推定为孝王王妃墓。陪葬的骑兵俑、女官俑是裸体俑，酷似于其兄弟景帝下葬之阳陵的陪葬俑。梁孝王入朝时可以与兄弟景帝同乘一车去上林苑狩猎，可见关系亲密。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中央派遣的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的军队也抑制了吴楚军。与吴军以步兵为主体不同，汉军是以骑兵为主体的。就机动性而言，骑兵显然更有利。

周亚夫之父周勃，曾以涓人身份追随高祖，是一位从庶民升为太尉、丞相，步入上层的人物。作为丞相在高祖亡后他为朝廷排除吕氏一族，还策划了文帝即位。其子周亚夫先后供职于文帝、景帝，此时又挽救了汉王朝的危机。高祖临终时遗言：“大臣之中周勃可以为太尉捍卫刘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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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临终曰：“周亚夫为将军可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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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汉王朝的二人之墓，据《水经注》记载在长陵附近，现在已经发现了推测为二人的墓葬。

周亚夫最后与景帝的关系有所恶化。周亚夫之子为了给父亲购买殉葬用的物品，从称作“尚方”的制作皇帝御物的国营工场，购入了甲和盾五百套。也许是考虑到用武器陪葬适合将军的身份吧，但由于是购入武器，所以被疑谋反。周亚夫辩解说购入的是“葬器”。汉代的明器一般是模型。用武器的话的确会引起误解。而且廷尉官说，“即便不反于地上，也是要在地下谋反”，追究不休。由此使人联想到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大量石制铠甲，以及兵马俑坑的实用武器。

81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
（咸阳博物馆藏）　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得早，与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杨家湾汉墓形制很小

82 西汉官俑

早于此的有1965年在杨家湾汉墓四号墓南出土的兵马俑。在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的九年前，已经发现了汉代兵马俑。说是高祖的陪葬墓，实际是文景时期的墓葬。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属于周勃、周亚夫列侯一级的陪葬品。骑兵俑5800件、步兵俑1800件之外还有战车、舞乐俑。合计近3000件。与秦始皇兵马俑的不同在于形制很小，而且骑兵俑是骑马的姿势。秦兵马俑的骑兵俑不仅与实物同样大小，而且马与牵马骑兵是分开的。杨家湾骑兵俑则不同，只是将兵佣的上半身另外组合在马佣的背上，骑兵的下半身是画在马佣身体上的。

阳陵陪葬坑的兵马俑与杨家湾的陪葬品又有所不同。兵士、骑兵俑是裸体而且没有手臂，骑在马上的骑兵的下半身与马体是分开的。而所有这些差异的唯一原因又在于需要给俑穿上绢衣。秦的兵马俑是用黏土做成铠甲、战斗服，再施以彩绘。杨家湾也是同样的做法。阳陵陪葬坑则是每个俑都身着绢衣。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许多实用绢服，也发现很多身着绢衣的木俑。

[1]
原文是：“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2]
原文是：“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3]
原文是：“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出自《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

[4]
《二年律令·爵律》有云：“诸诈伪自爵、爵免、免人者，皆黥为城旦舂。”出自《张家山汉简》第394简。

[5]
原文是：“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6]
原文是：“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出自《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第五章

武帝的时期I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武帝与司马迁

武帝生母王夫人与栗姬

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于景帝中五年（前145）出生于龙门。后来，一位是皇帝，另一位是太史令。当然，并非二人的出生决定了汉的将来。

父亲景帝死后埋葬于阳陵，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皇帝。太子刘彻应当也是参加过阳陵葬礼的。汉王刘邦在动乱时代是凭借自身实力登上皇位的，但是从第二代以后能否当上太子成为继承皇位的条件。为此，首先要具备母亲能得到宠爱、且当上皇后的条件。即使当上了皇后，若被废黜的话，其儿子还是不能成为太子。刘彻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太子的。

83 女性骑马俑
（阳陵陪葬坑出土）

景帝的薄皇后没有生子。皇后是文帝母亲薄太后家族的女儿。因此，栗姬之子刘荣首先当上了太子。栗姬出于东方齐国栗氏。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曾试图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那将是堂兄妹的近亲结婚，然而由于长公主（皇帝之姐）已经出嫁，所以不存在母方近亲结婚的问题。但是遭到拒绝，栗姬也由此被长公主疏远了。

后皇太子刘荣被废，王夫人成为皇后，其子胶东王刘彻当上皇太子。胶东王国是吴楚七国之乱的一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青岛附近，面临东海。胶东王从这里被招至遥远的长安，相反刘荣去长江中游的江陵做了临江王。

王皇后陵的坟丘位于阳陵东北，虽说比阳陵稍小，但又比其他的陪葬墓大一些。坟丘边长154米，与皇帝陵同样四周围以正方形的夯筑土墙（边长347.5米至350米），有四个门。

王皇后陵比吕后陵还大，是皇后陵中最大的。作为武帝母亲的陵墓，是可以理解的。从阳陵顶上向东北望去，有一个六十米四方的小坟丘，据说是没能当上皇后的栗姬墓。似乎传递着一种儿子刘荣被废皇太子之后，无望郁闷而死之栗姬的心情。

输给武帝的临江王刘荣，最后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罪而被迫自杀。他被孤独地埋葬在长安南的蓝田，除了受到当地民众的同情之外，现在连知道其埋葬地点的人都很少。

由十四个皇子中选出的武帝

王夫人得以入宫，仰仗了她母亲臧儿之力。汉代的女性很强悍。臧儿与王仲生有一男二女，丈夫死后她改嫁田氏，又生二男，即田蚡、田胜兄弟。田蚡在武帝时曾当过丞相。臧儿与王仲生的长女已经嫁给金王孙，但由于占卜说将来此女当富贵，臧儿就让她离婚并把她送入太子（景帝）宫殿。她生有三女一男，其中的男孩就是刘彻。臧儿和长女都有离婚的经历，而且都不在乎改嫁，长女后成为太子夫人，当上皇后。阳陵南区的陪葬坑，位于王皇后陵的正南。从女官俑和女性骑马俑可以想象出当年皇后周围的情景。

就皇帝制而言，刘彻已不必像三代前的曾祖父刘邦那样，需要为当皇帝而进行努力了。在众多夫人中选出一人做皇后，其子为太子继承皇位；或者在众多王子中选拔出太子，由其母做皇后。在五个夫人的十四个皇子中被选中的是刘彻，其他十三人只做到王，刘彻一人从王摇身变为皇帝。《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将五个夫人称为“五宗”，记述了这十三个王的传记。

在同为刘姓皇帝之子的情况下，同母兄弟之间有着所谓“宗亲”的同族意识，异母兄弟则是相互争夺帝位的敌人。对于刘氏同姓诸侯王也是这样，不能仅从父系而应该从母系的角度去认识。王氏的武帝就是这样战胜栗氏刘荣的。追溯历史来看的话，秦王政也是，他父亲庄襄王在二十多个兄弟中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极低，要不是吕不韦的策划，就不可能有日后的秦始皇。

不仅限于乱世，在治世也同样如此，可以说一个皇帝诞生的背后自有某种竞争机制在起作用。吴楚七国诸王的情况亦不例外，细看刘氏内部关系，吴王濞与楚王戊因为与高祖是兄弟关系虽然可以另当别论，然而赵王遂是被吕后所杀赵王友（父亲是刘邦，母亲不知为何人）的儿子，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四王的父亲是齐王刘肥，而刘肥的母亲是刘邦当上皇帝之前的“外妇”（妾）曹氏。吕后之子惠帝死后，薄氏之子文帝（父亲刘邦）和窦氏之子景帝、梁孝王刘武（父亲都是文帝）等虽然维系着汉的刘氏，但是就父系刘氏同族之间的信赖感而言却很淡漠。

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

以玉衣裹尸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前154—前113年在位），如果其母贾氏被立为皇后的话，也许有机会继承景帝皇位。他是与武帝异母的十三兄弟之一。与同母兄赵王彭祖专心于政治不同，他每日沉湎于酒色、音乐，据说在王宫中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中山靖王刘胜与妻子窦绾的陵墓，于1968年被发现。因为墓葬在河北满城县，所以被命名为满城汉墓。

1971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了“文革”期间出土文物两千余件，其中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尤其引人注目。由金丝2498根（夫人窦绾2160根）缀合玉片制成的玉衣包裹着遗体，但是遗体还是腐朽无存了。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生殖器、肛门等九窍（身体之九穴）以玉塞堵，然后合体地穿上玉衣。金丝纯度为96%、直径在0.5毫米以下，使用黄金1100克。由头部、上衣、下衣、手套、鞋等各部位组合而成。为了让玉能够覆盖全身，由细小玉片组合而成，仅手套的右手就有玉片112片、左手有113片，可见玉片之细小。与丝绸相比，人们更相信玉的力量。

84 玉七穴塞
（满城汉墓1号坑出土）　遗体裹以玉衣之前，为了防止体内灵魂逃逸，眼耳口鼻七穴以玉塞堵（《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85 金缕玉衣
满城汉墓1号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其他随葬品的状况。周围排列着玉器。玉衣中的遗体已经腐朽（《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中山靖王与代王、长沙王、济川王入朝长安时，在宴会上听着音乐突然流下泪来。武帝问其缘由，答曰：“中央派来的官吏监视太严厉。”虽说是诸侯王国，其上级官吏也是由中央派遣的。武帝死时应该也是穿这种玉衣的。据说武帝裹尸用的是绘有蛟龙的金缕玉衣。《后汉书·礼仪志》载：从皇帝金缕玉衣开始，其下是诸侯王、列侯、公主等的银缕玉衣，还有长公主的铜缕玉衣各种等级。后来，又发现了汉代各地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包括残片。

长安工房中生产的东园秘器（葬仪用品）中就有玉衣，在汉代称为“玉匣”，是作为下葬仪式的赠品的。以此裹尸可以防止尸体腐烂。如前所述，吕后陵墓在赤眉之乱时被盗掘，当时已经埋葬了二百年的尸体还栩栩如生。

三国魏的曹丕在公元221年禁止了这种玉匣的使用，玉衣的时代就此终结。

武帝在位年号

武帝时期开始使用年号。前面已经谈到，在武帝之前的君主，从即位开始虽记年数，但没有年号。从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而且一代之中使用了很多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共计十一个年号，令人眼花缭乱。从建元到元封，每六年改元一次（三十六年间）；从太初到征和，每四年改元一次（十六年间）；最后的后元年仅两年而终。各年号加起来总共为五十四年，比武帝在位年数少一年。

出土宝鼎那一年定年号为“元鼎”，据说此前的“建元”、“元光”、“元狩”等年号都是追加的，但也有意见认为由于出土了记有“建元”年号的青铜器，所以是从“建元”开始有了年号（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元的契机有如：泰山封禅那年改为“元封”，改订历法那年改为“太初”，因旱灾对天祈雨那年改为“天汉”，征讨夷狄取得天下和平时改为“征和”。

年号虽然繁琐，但对于处理史料来说，根据年号很容易换算为西历。史料中像“今何年”一类的记载，如果改朝换代的话，就无从知道是哪代皇帝的纪年。但是像出土资料中“元康四年五月丁亥朔丁未”的记录，很容易可以断定是西汉宣帝的年号，即公元前62年。不过，像“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的记录，就得先将七月一日（朔）是“辛卯”日的年份从历谱中查出来，才能判断是高祖十年（前197）的“十年”。从武帝开始的古代一世使用多个元号的制度，直至十四世纪的明代才最终为一世一元的制度所取代。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司马谈在汉武帝一朝的前半期，直至元封元年（前110）任职太史令。任职约三十年之久，是其子司马迁任太史令九年所无法相比的。《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编纂的，而且不妨说司马谈的作用更大些。“太史”，是汉王朝执掌宗庙、礼仪之官太常的下属史官；“令”，即长官，俸禄为六百石，相当于地方上县级长官的级别。

《张家山汉简》中有叫做《史律》的法律条文。其中记载了成为史（记录）、卜（占卜）、祝（祝词）等官吏的资格条件。太常之下的太史、太卜、太祝是并列的，可见记录、占卜、祈祷三者关系紧密。“史”须能够读写五千字和八种字体（东汉的《说文解字》举出秦“八体”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或许包括了先秦的文字）。“卜”必须能够读写三千字的隶书和三千字的占卜书体，并且要求有九分之七以上的占卜准确率。“祝”须考试验证是否具备掌握七千字以上文例的能力。太史、太卜、太祝就是掌管其官职的负责人。各部长官称“令”，如太史令。

“太常”是中央最高机关九卿之一。“宗庙”是祭祀刘氏汉王朝历代皇帝亡灵的建筑物，其中供奉着牌位。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皇帝的遗体安葬在长陵、安陵、霸陵、阳陵的地下。同时，祭祀他们亡灵的庙多设置在长安城内，不过景帝庙是置于陵墓近旁的。其庙称为德阳宫，位于陵墓南面稍偏东的位置，距陵墓不过四百米。现在那里还残留有罗经石（“罗经”即罗盘，刻有指示方位的十字）。

陵园内的寝殿须每日奉食四次，庙中每年有二十五次祭祀。宗庙祭祀时有音乐、有祝词，还要奉献作为牺牲的动物，也进行占卜。这些都是太常所属太乐、太祝、太宰、太卜的工作。演奏、祝词、奉献牺牲、进行占卜都是宗庙不可或缺的。太史的职务也与上述各执掌并列，负责记录宗庙祭祀。太医看起来好像与此无关，其实中国古代医学与巫是合为一体的。他们在皇帝临终时负责宣告死亡，最后葬于陵墓。

陵邑亦属太常管辖，博士也设置于太常之下。宗庙礼仪需要博士的学问。司马谈也是因为这种工作关系，带着司马迁移居茂陵邑的。

司马谈的忧愤而终

司马谈在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也就是秦始皇以来首次封禅泰山的祭祀时，被留在洛阳没能前往泰山。本来太史一职只是负责长安周围宗庙祭祀的。然而，如今是在远离首都的泰山祭祀天地，此乃汉朝以来史无前例的，司马谈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俸禄仅仅六百石的太史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史公自序》曰：“司马谈发愤且卒”，表现出其懊悔之深。临终前司马谈唤司马迁前来，执其手而洒泪。

司马谈很为自己祖先代代做周朝史官感到自豪，也为那以后不再做史官感到遗憾。至战国时期其祖先甚至成为武官，其中司马错在秦惠王时曾作为将军灭亡蜀国。司马靳与将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军四十万。还有当官吏的，如司马昌是秦始皇时管理制铁的官。司马无泽在汉时任长安城市场的负责人。司马谈之父司马喜被封五大夫爵位，虽不知其任何职，但在未央宫殿区内的中央官厅遗址，出土了“司马喜章”（司马喜印章）的文字封泥。如果此人就是司马谈之父司马喜，那么可以推测他曾是长安的官吏。司马谈不希望自己儿子去做行政官吏，而是希望他能继承自己掌管祭祀的太史之职。

行政官职任期为一年，但祭祀之职则不然。对于汉代历代皇帝来说，仅仅以宗庙祭祀是不够的，从“五帝”至夏、商、周、秦与历代王朝的祭祀都要实行，这对体现汉王朝的正统性是十分必要的。武帝的泰山封禅所继承的就是一千年的皇统。在太史来说，是以一千年、一百年为时间单位进行思考的。

86 司马喜的封泥
（汉长安城未央宫）

司马谈曾对儿子叹息道：“自周之王道、礼乐废弃，孔子《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此后近四百年诸侯纷争，史官的记录未能得以整理。捕获麒麟乃不祥之兆。如今海内（天下）统一的时代，趁各种记录尚未遗失，希望你也当上太史，完成我的遗愿。”

[1]

司马迁俯首流泪发誓继承父业。

司马迁的生卒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陕西省韩城市以南，在东向可以俯视黄河的梁山北端有一座祭祀司马迁的建筑。建于此处的司马迁祠始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郡太守建石室、立碑、植柏树。西晋怀帝司马炽祭祀过同姓的司马迁。北宋宣和七年（1125）曾修缮墓垣，建寝宫、献殿、山门。其后，元明清时期又不断修缮改筑，成为今天的祠堂。此司马迁祠的寝宫背后，有司马迁的墓。实际上这不是埋葬墓，只是后人建造、西晋时修缮的。现存圆形坟丘，高2.15米，周边13.19米，墙面铺装以八卦、花纹砖饰。

坟丘之上是一株五叉分枝的大古柏。此处下层是12公里的黄河，河宽不过50米，很是狭窄。由于有激流，即便是大鱼也很难越过这里，是传说中越过去就可以化为龙的地方。冬天，人们可以从冰面上穿过这条河，此处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河东是山西省，河西是陕西省。传说夏代禹王曾在这儿修整黄河，故有“禹门”之称。司马迁在十岁赴西安之前，一直居住于此。

87 司马迁墓
陕西省韩城市有司马迁祠和墓实际上他并未安葬于此

司马迁准确的生卒年份不明。《史记》记述了那么多人物的传记，而且在最后一卷即第一百三十卷还写有自传《太史公自序》，却没有写上自己的生卒年份。自传中的线索有两条：一是“父（司马谈）卒三岁而迁（自身）为太史令”，一是“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由于司马谈亡于公元前110年，所以第三年的元封三年（前108）他当上太史令，此后第五年应该是太初元年（前104）。

仅凭此史料虽然无法知道他的年龄，但唐代的《史记》注释者见到了有趣的相关史料：一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用的《博物志》（晋人张华著）中有“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的记载，是司马迁出任太史令的就职令，是一条今本《博物志》所不见的珍贵史料。由此可以推定他出生于由元封三年上溯二十八年的公元前135年。

另一条史料是比司马贞稍晚的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太初元年”所加的注释中说：“迁四十二岁。”由此，可推出司马迁出生于前145年。二者之间相差十年。按照后一种说法，他当上太史令时三十八岁。按公元前145年观点的话，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一岁，按公元前135年观点的话，则小二十一岁。

二十岁时开阔眼界的旅行

司马迁与汉武帝二人最初见面，严格地说是司马迁第一次意识到武帝在自己面前，是父亲司马谈出任太史令、移居西安之时。武帝即位是在景帝后三年（前141）、即他十六岁的时候，按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的观点，司马迁此时比汉武帝小十一岁，应该是五岁，所以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在此之后。建元二年（前139）设置茂陵陵邑，太史公司马谈父子移居此地。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古文是相对汉代隶书这种今文而言的先秦文字，即因秦始皇焚书令而消失的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也就是现在我们在战国时期楚墓、中山王陵见到的出土文字。

武帝时期的古文不是出土文字，而是秦下焚书令时隐藏于民间、当时又陆续发现的书籍。武帝异母兄弟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得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鲁国、河间国都曾经是被秦灭亡的东方之地。下达焚书令时，东方那些用齐国、燕、赵等东方六国文字书写的《尚书》《诗经》被没收了。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分为甲乙两种版本。据说甲种稍早一些，相当于高祖至吕后时期，乙种乃文帝时期的各种抄写本。因为都是汉代的隶书，所以都是今文。1993年在郭店楚墓发现的竹简《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用战国时期楚文字写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即便作为汉代人，学习古文也是有必要的。

88 司马迁旅行路线

司马迁不可能一下就当上太史令。他首先必须成为“史”（史官）。根据上述《史律》的要求，只有能够读写包括隶书在内的八书体，才有资格成为“史”。“八书”就是秦的各种文字，因为其中有秦大篆，所以“史”的资格考试要求具备阅读古文文献的能力。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为的是继承父职，成为史官。按照《史律》规定：史和卜等职官之子十七岁开始学习文字，称为“学童”（学生）。学习三年之后的当年八月，可以在太史、太卜、太祝那里接受考试。要成为地方郡的“史”的话，学童须在太守那里接受考试。

司马迁到武帝身边工作之前，曾于二十岁时游历了全国。因为没有那时他已经做官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那是一次自由之旅、伤感之旅。但是，从《史律》来看，至少当时他已经具有了“史”的身份。不过，因为还没有成为太史，所以还只是作为“史”的一次扩展见闻的游历。看来此次游历相当程度上有着已经身为太史令的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而且，由于已经学了《尚书》和《春秋》，所以他有着去看看夏、商、周、春秋历史舞台的憧憬。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先至长江、溯湘水去九疑山踏访了舜庙。之后，又顺长江直下去会稽山探访了禹陵。然后，访问齐旧都临淄和鲁的曲阜，感受孔子遗风。经梁、楚之地回到长安。司马迁的游历路线与秦始皇第二次、第五次巡行路线是重叠的，不禁使人联想到秦始皇的出巡。

司马迁回到首都，由史升为郎中。“郎中”，本意是通晓文字、侍奉于天子宫中廊下任警护的官职，在武帝身边任职。西汉时期的高级官僚首先从郎做起。郎中司马迁从此对武帝这一皇帝开始了分外细致的观察。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元光三年黄河溃决

河水（黄河）全长9400里，江水（长江）仅2660里。汉代人认为河水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因为他们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了解长江的源头。现在的黄河全长为5464公里。长江是6300公里，乃中国第一大河流。

89 黄河下游变动图

秦汉时期，黄河称“河”或“河水”。汉代开始被称为“黄河”，宋代以降成为定名。在此权且以后起名“黄河”来叙述“河水”。黄河在文帝时曾一度在酸枣决坏，又在金堤决口，但很快被堵上，没有遭受大的灾害。当时的黄河与今天的河道不同。今天的黄河并不流经汉代经常决口的地方。现在黄河河道，本是一条叫做济水的另一条河流。“河、江、淮、济”即黄河、长江、淮水（3240里）、济水（1840里）四大河流，又称“四渎”。其中最长的是黄河。

汉代的黄河，准确地说是从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1年之间的黄河，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河口在天津附近。流经黄土高原裹挟以大量泥沙的黄河反复肆虐。上游持续降雨的话，就会急剧涨水，从而造成下游地上河的堤防不堪重负。在海拔一百米以下的东方大平原，一旦决口，黄河就不断地改道。

这一黄河在武帝曾经决口。元光三年（前132）五月，濮阳的瓠子一带堤防决口。“瓠”即瓢，因河道在此弯曲而得此地名。涨水时，这里的堤坝受到激流的强大压力。河水注入了巨野泽，湖水又溢出，进而涌入淮水、泗水，使“四渎”之三条河流相互连通。水害受灾区扩展至十六个郡。武帝急忙派遣汲黯、郑当时，动员了十万人企图修复决口，但为时已晚。

武帝由于异父兄弟丞相田蚡的观点而产生了犹豫。武侯田蚡作为列侯，他的封邑在当时黄河决口之处的下游北岸，因为决口的黄水从南面流过，所以没有受灾。田蚡说，江水、河水决口乃属天意，以人力勉强阻塞的话是逆天。

[2]

在他这种怪异理由的影响下，武帝在位的二十余年、准确地说是二十三年之间，对决堤之事置之不理。这期间，黄河下游南岸的梁、楚之地，饱受水患之苦。虽然并非年年有洪水，但干旱、洪水轮番肆虐，造成谷物绝收。

可以说二十三年之间，对武帝来说，他认为治水是没有必要的。由于张骞西域远征的军事目的没有达到，所以每年都要派遣卫青、霍去病的军队与匈奴作战。治水和战争都需要人力。这样的时候受灾地就成为牺牲品，对匈奴的战争被放在了优先地位。

司马迁在二十岁旅行的归途中，曾经踏访过梁地受灾地区。第二次是作为郎中与武帝同行的。武帝在对匈奴战争告一段落之后的元鼎四年（前113）开始出巡。这也是有意效法秦始皇的行动。元封元年（前110），举行了泰山封禅。翌年发生旱灾。武帝派汲仁、郭昌动员数万人修复了决口的瓠子。武帝自己在从山东半岛的万里沙祭祀归来的途中，第一次亲眼见到决口现场的情况。武帝在此停留了二日，沉白马、玉璧于黄河，让同行的群臣自将军以下，都亲自负薪填堵决口。当时武帝曾赋诗二篇。

武帝求河神保佑诗二篇

司马迁在此前一年失去了父亲司马谈。深感父亲懊悔的司马迁，记录下了武帝的瓠子诗，后来又据此编纂了《史记》八书之一的《河渠书》。司马迁也曾在现场亲身负薪。“薪”本是各种树枝，此时与土一起被用来堵漏，或被编成筐用来盛石、土。对于二十三年间不治黄河决口的批判，蕴藏在司马迁所撰《河渠书》的论赞之中：“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其中“悲瓠子之诗”的“悲”字，表达了司马迁强烈的感情。作为史官在记述事实的同时，还能够以一字评价事件，这是学自《春秋》的笔法。

“瓠子之诗”特意做了两篇。项羽曾咏于垓下，刘邦在故乡吟咏。皇帝如此公然吐露肺腑之言是罕见的。听众是那些一道同行的臣下。第一篇感叹洪水骇人的样子，说由于封禅外出才首次闻知事态，为自己辩解并请求河伯（黄河河神）的解救：“瓠子决兮将奈何？晧晧旰旰兮闾殚为河！”

意思是说：“瓠子决口如何是好，溢水泛滥白光灿灿，村落淹没于河中。”

90 1933年黄河决口时的河南滑县

瓠子之诗就是这样开头的。黄河洪水的威力的确令人难以想象。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省长垣县（今濮阳西南70公里）黄河决口时的照片，古代洪水的样子也浮现在了眼前。照片中堤防决口，黄河正在向东岸这边溢出。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说：修复工程必须进行，我们不得已将山土削平。巨野泽亦泛滥，只有鱼儿在跳跃。五月开始的洪水，一直延续至初冬。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意思是说：“溢水涌出河床流淌，形态似蛟龙（蛟，即水之灵，引发洪水之龙）蜿蜒远去。回到原来的河床去吧，若非由于封禅之仪，是难得知外面的形势。”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意思是说：“河神因何如此不停止泛滥，执意使我等痛苦？水漫啮桑街，淮水、泗水亦满溢，已经长久不复返，水流缓缓慢慢。”

第二篇很短。讲薪荆不足，责任在于当地卫人焚烧了树木，只好砍竹林之竹，制作笼筐作土囊阻塞缺口，辩解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91 宣房宫
据说这就是堤防上所建祈祷治水的宣房宫遗址

“宣房塞兮万福来。”这是最后一句，意思是在堤防之上造宣房宫以求安宁。司马迁将此诗一字不漏地记载下来，传达了武帝的心情。我们虽说不知武帝何等相貌，却能从这些记载中读出古代帝王的心情。

2004年笔者曾站在宣房宫旧址的高台上，眺望西汉时期的黄河古河道。在绵延黄河留下的黄土大地上，仅存这一抔渺小的土丘。这曾是宫殿的基础，当地人说这就是宣房宫的遗址。近旁的发掘现场出土了木材，地下是黄土高原常见的黄色粉状土壤，这是黄河河床的遗址。

李陵之祸降临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成为太史令。“史”的官职虽说是世袭的，但太史令并未世袭化。升职应该是对他作为郎中任职评价的结果。然而，自认为作为太史令也很顺利的司马迁在天汉三年（前98）因李陵之祸被逮捕入狱。《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虽然文中使用了第三人称的“太史公”，其实是作为史官在叙述自身罹祸的笔法。“缧绁”指的是捆绑犯人的黑色绳索。因卷入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不亚于父亲不得参与泰山封禅愤愤而死的灾祸。

92 李广骑射图壁画砖
（敦煌市博物馆藏）　敦煌市西晋墓壁画（《中国文物精粹》1997年）

李陵出身于陇西郡成纪县（六盘山以西，天水以北），乃秦代抓捕太子丹之李信将军的子孙，李氏一族虽经过秦汉之间的改朝换代，仍作为武将延续发展。祖父李广是文、景、武三代守卫北部边境的名将，广为人知。匈奴人很害怕他的战略，士兵都愿意追随他。李广在景帝时曾以百骑遭遇匈奴千骑人，匈奴认为是小股部队的诱饵，予以警惕。骑兵急于逃跑时，李广做出英明判断：“如果逃的话尚未回到本队，必已全军覆灭。留下来让敌人觉得我们是诱饵。”于是李广面对匈奴阵营，下马解鞍，示以信心十足、果敢进攻之状。匈奴军一方反而认为是伏兵，唯恐中计而撤退。

司马迁在《李广列传》中因李氏的“李”字，使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句成语。意思在于表明：桃、李虽不会说话，但人们都来观赏其花朵，树下自然就形成了小路。其孙李陵身上也有着李广的影子。

在1990年出土的甘肃省敦煌市西晋墓墓室的壁画砖上，绘有李陵祖父李广形象的彩绘。画砖上画的是西汉名将军李广骑马向后方张弓射箭的姿势。李广在年过六十之前，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战果累累，人很高，有着猿一样的长臂，擅长骑射。

李陵之降匈奴

李陵受到武帝的高度信任，年轻时就任监督骑兵的职务。曾率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两千余里，侦查了沙漠环抱的地形之后，由居延要塞安全返回。“居延”是对匈战线的最前沿基地，出自祁连山北流至沙漠的额济纳河就注入居延泽。额济纳河是现在蒙语地名，当时的汉语名叫弱水。300公里长的大河滋润着沙漠。汉代的弱水，本是长达2100里的羌谷水，以发源于羌人领地的祁连山而得名。这里被认为是与匈奴作战的理想战场。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居延城筑起叫做“遮虏障”的要塞，并在张掖郡以北的居延县、酒泉郡以北的休屠县屯驻了十八万军队。

李陵就任骑督尉，这次他率领了来自长江流域不熟悉骑术的五千士兵，这些丹阳郡、淮北楚国出身的士兵，曾在酒泉、张掖郡驻屯并接受训练。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在祁连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匈奴单于在蒙古高原中央设置据点，称东西方为左右，分三部统治。尤其重视西方，以单于太子为右贤王。

李陵的任务是对抗八万匈奴，保护李广利的本部队伍。他盲动地率领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纵深挺进草原千余里，目的在于阻断匈奴的军队。杀伤匈奴一万余人之后，武器用尽，人员减半。

八日之间且退且战，在距居延百余里的地方，道路断绝、粮食殆尽、援兵未至，李陵最终投降匈奴。据说此时李陵说“无颜面对陛下”。生还的士兵只有四百余人，李陵则受到匈奴的优厚待遇，并娶匈奴女为妻。汉得知此事，将李陵母亲、妻子处以死刑。名门李氏名声扫地。

宫刑之屈辱

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进行了辩护。司马迁在致友人益州刺史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史官司马迁在个人书信中有着直率的真情吐露。这篇长文不见于《史记》，但被收入《汉书·司马迁传》。《文选》也将其作为《报任少卿书一首》予以收录。这是司马迁死后问世的，作为汉代书信的实例故而非常珍贵。信中用任安的字，称其为“少卿足下”，而以“仆”自称。信中称武帝为“上”。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是如此超脱利害关系地为李陵辩护的，却被判罪：

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以欺君之罪受到腐刑（宫刑）。但这不是实刑，仅是赎刑。缴纳与刑罚相当的黄金即可免除肉刑。汉代具律（总则）规定：腐刑的赎罪金额为金一斤四两（一万二千五百钱）。但是，如后面将要提到的，这虽说仅相当司马迁两个月的工资，但即便如此他也难以筹措，“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汉书·司马迁传》中收录了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感慨道：

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蚕室”是指养蚕的密闭暗室，此处比喻宫刑的行刑室。司马迁在不通风、不透光的密室，忍受了切除生殖器的屈辱。

这一事件曾造成他编纂黄帝至武帝记录工作的暂时中断。司马迁在四十八岁遭受腐刑，也因此得到了处理宫中文书、诏敕的中书令一职。这使他比起做太史令时期，更有机会深入到武帝的生活空间。总之，所谓太史公书最终是作为中书令时完成的。

追求神仙世界的古代帝王

尊重秦始皇的汉武帝

武帝也像秦始皇那样崇拜神仙。武帝从做胶东王时期开始，就与东方结缘。武帝专注于祭天、求神。作为天中心的天帝被称为“泰一”。仰望天空，天是以北极星为中心而旋转的。这个中心里有天极星，天极星里有泰一。泰一乃所有秩序的源泉。祭祀泰一要尽可能地登上接近天的地方。泰山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扶助泰一的有上天五帝。五帝以颜色区分为白帝、青帝、赤帝、黄帝、黑帝，秦代在秦旧都雍城祭祀五帝。五年一次去泰山祭祀，三年一次在雍城祭祀五帝。首都长安近郊也搞过泰一祭祀。

循环不已的天时是永恒的。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的人，自然想要益寿延年，接近天的时间。当时一方面相信有一种死后升天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人，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地延长现实中的生命。方士相信地上的那一边存在着这种人，称之为“僊人”。“僊人”即升天之人，也写为“仙人”。方士相信在东海上浮着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那里住着安期生、羡门等仙人。

武帝身边与当年秦始皇一样，也围着各色方士。李少君善于食物疗法，所以强调祭灶。吹嘘由丹砂制成的黄金食器有着长生的效果。在茂陵附近曾经出土过贴金箔的漆器耳杯。少翁据说曾将武帝的王夫人灵魂招回。栾大出东海去寻求仙人。申公告之若登泰山封禅，可以作为仙人升天。丁公说秦始皇登泰山时，由于风雨的阻挡而未能举行封禅。武帝不仅重视秦始皇，还相信黄帝的传说，希望模仿黄帝。传说黄帝在泰山举行封禅，用首山之铜铸鼎，于明廷与神灵相会，百余岁乘龙升天。还与诸侯一起讨伐了发动反乱的蚩尤。武帝希求接近黄帝，相信黄帝拥有万能之力。

《黄帝内经》（医学）、《黄帝五家历》（历法）、《黄帝杂子气》（天文）、《黄帝杂子步》（神仙）等都是以黄帝权威冠名的汉代书籍。《黄帝四经》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道家书籍，今天已经失传。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除《老子》之外，另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书，有人怀疑这也许就是传说的《黄帝四经》。传说黄帝作了十二音律。而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律管，就是用来调节乐器音程的。以九寸长的竹管作为定五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基本音阶“宫”以及十二绝对音阶基础音“黄钟”的标准乐器。

显现神仙岛的离宫

武帝曾祭祀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位于西安北方陕西黄陵的桥山，高九百四十四米，现在仍保存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有柏树八万二千株以上。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信仰保持至今。1958年建“黄帝陵”，碑文乃历史学家郭沫若所题。陵的前方就是称为汉武仙台的高台。若对后世的黄帝信仰追根溯源的话，武帝之信奉黄帝意义重大。

另外，甘泉宫也是在这与黄帝有缘的明廷之地建造的武帝离宫。位于现在陕西省淳化县北的铁王乡梁武帝村。如“甘泉宫”名字所示，这是武帝避暑的地方。此处有一千八百米高的甘泉山，秦始皇时期所修军事道路“直道”的起点就在这里。武帝继续利用了这块与秦始皇也有缘分的土地。这是一个兼作夏季避暑地的离宫，宫中里绘有泰一像，武帝曾在此祭天。甘泉宫中筑有益延寿观，为的是仿效黄帝能益寿延年。这里出土了“益延寿观”文字瓦当。还有一种月中有玉兔、蟾蜍花纹的瓦当，应该是此离宫所特有的吧。武帝有一段时间不在长安，而在此离宫办公，郡国汇报会计工作的使节被招到这里，诸侯王也在此聚会。

93 黄帝陵的汉武仙台
黄帝被信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94 南越国御苑遗址
发现了水底铺石的曲渠（《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长安城西城墙外筑有建章宫，太液池中浮着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岛。将远在东海的未知世界再现于长安。神明台上设有承露盘。朝露中含有植物所带的滋养成分，中国古代人们喜欢将莲叶等所带的朝露作为长寿补药饮用。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个用玉杯结露的承露盘。羽人（仙人）与承接莲花露造型的灯台组合的话，可以想见当年的形状。来到现在太液池苗圃用地，可见到小型贮水池中约八米高的称作渐台的高台遗址。前殿遗址东西200米、南北320米。宫殿内部庭园的全貌虽不清楚，但从南越王御苑遗址可以对当时庭园景观有个大致的了解。贮水池与模仿江河的曲渠现存长度有150米左右。渠宽1.4米，边缘以红砂石垒砌而成，渠底部也以石铺设而成，而且是考虑到如何调节水流而设计的。从贮水池引水还巧妙地使用了暗渠，为了使渠水不致溢出或断流，水渠的出水口设计的比入水口大。有些地段的渠底部设计成凹凸不平的形状，为的是能够显现水势缓急的变化。

95 羽人莲花灯
用来承接莲花露（《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

在一处像黄河湾那样的形状处，有一个或为湖泊或为中州的遗址。这里出土了几百只甲鱼的遗骸。还加设有桥梁、散步道，是在曲水周围散步的区域。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据说设计有用机械驱动水银流淌的百川江河与大海，也许在散步时可以置身于永不停息、循环往复的江河之间，可以借此祈求长寿不老吧。不过建造这一庭园的南越，后来被武帝的军队灭亡了。

秦皇汉武两位相似的古代帝王

武帝实际上在海岸也建有离宫。1982年以后在面临渤海，辽宁、河北二省交界地区，发现了秦汉离宫群遗址。绵延50公里之间发掘了17个遗址。与直径52厘米的秦代夔纹大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直径20厘米的小型汉代“千秋万岁”瓦当。明代长城至今尚存的山海关、如今仍作为避暑胜地而闻名的北戴河，现在都下辖于保留着秦始皇名的秦皇岛市。从北京向正东200公里就是渤海沿岸。说是海,其实是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有庙岛列岛环抱的、类似内海的海域。黄河就日夜不休地流入渤海。《庄子·天地篇》记载了谆芒与苑风相逢于东海之滨的寓言。苑风问谆芒在大海做什么？谆芒回答：大海注水而不溢，取水而不干，所以欲游大海。

[3]

武帝也相信无垠的大海之中，有超越时间的仙人。

历史上有过所谓以碣石地名著称的地方。碣石是高耸礁石的意思。其地点也接近于黄河的入海口。与现在的黄河相比，汉代黄河靠北，上溯至春秋以前的话，则北至天津附近。碣石面向南，一直向南可达渤海的中心，还有碣石是孟姜女坟的传说。秦始皇、汉武帝时曾经像大门一样矗立着，现在西侧的礁石已经很大程度地崩塌了。礁石对岸的石碑地遗址发掘出高层离宫建筑遗址。在台阶、排水设施之外还发现了浴池和厕所。为了防止来自海潮的湿气，房间的地板下都铺以木炭。

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巡行的秦始皇曾访问过这里。那之后一百年过去的公元前110年，武帝又追随秦始皇足迹来到这里。秦的离宫在一百年之后已破旧不堪，因此进行了增修改建。后世常以“秦皇汉武”并称，是一种强调秦始皇与汉武帝共同点的说法。无论如何，这两位古代帝王的确在行为上很相似。武帝也与秦始皇一样，从这所离宫眺望大海，寻求神仙世界，毕竟这与在首都的小型庭园眺望神山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96 碣石宫
临海朝南所建海岸离宫的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97 姜女石
位于碣石海岸，传说这是孟姜女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武帝时期的历法与审判

依照太阳运行的生活节奏

武帝在位的前半期，一直是在秦始皇时期的时间中生活着，使用的是颛顼历。这一历法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然而，大麦、小麦的情况就不同了，是秋天播种之后，经历冬季后在春天收获。冬天是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期。春小麦的味道就不及冬小麦。

秦灭亡之后,秦历又延续了一百年，此时终于迎来了转机。元封七年一月一日，即十干、十二支的甲子，正与那年的冬至日相合。所谓冬至与夏至都是容易进行观测的。今天的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右，正午时分太阳的高度是一年中最低的位置。如果在地上树立一垂直棒的话，棒的影子是一年中最长的，这是阳气开始胜于阴气的起点。

98 日晷
汉代的石制计时器。在中心孔中插上棒针，以针的影子落在四周六十九个刻度的位置计算时刻《华夏之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个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现的汉代的称为日晷的石制计时器。“晷”，即日影。呼和浩特的位置是北纬41度、东经112度，处于汉代北边长城的位置；如果是北纬34度、东经109度的长安（西安）的日晷的话，刻度则有必要进行调整。然而，当时没有标准时间，各地各自以太阳为准计算时间，所以各地使用同样的刻度也无所谓。这个日晷的中央插着棒针，均等地刻着六十九个刻度。

汉代使用一天百刻制，一刻相当于今天的十五分钟弱（十四分二十四秒）。现代汉语中“一刻”即十五分钟。像日晷所刻一个白天长六十九刻度时制的同时，还有一天十二时制的存在，这种计时法从秦代已经开始了。从“夜半”（上午零点）起，每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接下来是“鸡鸣”（两点）、“平旦”（四点）、“日出”（六点）、“食时”（八点）、“隅中”（也称“东中”，十点）、“日中”（十二点）、“日昳”（十四点）、“餔时”（也称“下餔”，十六时）、“日入”（十八时）、“黄昏”（又称“昏时”，二十时）、“人定”（二十二时）。如此组成一百刻。从“平旦”（拂晓）的第一刻开始，直至黄昏的六十九刻结束。太阳计时器的刻度结束之后的夜间时间，是继续“黄昏”六十九刻之后的时间，即从夜漏第一刻开始直至“鸡鸣”之间的夜漏三十一刻。

99 铜漏壶
（茂陵博物馆藏）　夜间无法使用日晷，所以使用滴水计时器

所谓“夜漏”，即夜间代替太阳计时器的滴水计时器（又称为漏刻）。茂陵附近发现了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小型汉代漏壶。水从细小的水嘴流出，以浮标下沉时浮标上的刻度表示时间。

但是，百姓的生活时间，并不需要这种百刻制。他们只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只有官员有必要在收发文件时登记时刻。向官署传递文件时不能迟到，所以必须记录收与发的时刻。特别是太史令等官吏，在观察天体时也必须准确地记录时刻。

太阳与月亮两种周期

周王朝以十一月一日为新年的开始，因为他们将十一月的冬至作为出发点。阴历的冬至在十一月份。冬至日刚巧在一日是很罕见的，更何况又正当十干、十二支第一天的甲子日。从阳气开始超越阴气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适合的日子。

中国古代的人们按照太阳与月亮的运行制订历法。然而，太阳与月亮的运行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太阳运行的话，不会错过季节的变化。但是，若按照每月29.53天出现一次盈亏计月的话，即必须交替地设定二十九日的小月和三十日的大月。而且即便以小月六个月、大月六个月设定的话，十二个月也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这就出现十一天的差。三年下来就是一个月。因此，细致计算的话，十九年之中就要设置七次闰月。

100 马王堆帛画
（湖南省博物馆藏）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盖棺的绢盖。绘有太阳、月亮、动物等种种图案

像我们今天只依据太阳运行的一元化理论，则完全无视月亮盈亏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却巧妙地利用了太阳与月亮两种循环。

想想长沙马王堆帛画所绘的天上世界，在西（左）方画着银白色的月牙，在东（右）方画着红太阳。月亮与太阳是对等的，东西对置只画了两组太阳和月亮。所画的或许是反射西沉的太阳、出于东方的满月，或许是东方的朝阳与西日映照下的月牙。如果是后者的话，朝阳与傍晚月牙有时间差，是一种象征性的图案。朝阳之中有八个太阳正在等待着。西方的月牙中按说应该有西日与之重合而生辉，所以有十个太阳。巡回一周为一旬（十天）。

在反射太阳光的月牙以外，可见兔与蟾蜍。月亮表面黒色的部分，是称为“海”的黑色玄武石低地。自古以来其形状没有变化，中国古代人们把“海”的圆点比作兔子耳朵。蟾蜍体型大，且表面有带状纹路和圆形的隆起，以此比拟月表面的环形山。饶有兴味的是，实际月亮表面浓淡相间的模样正与帛画所绘月亮构图一致。

101 天文图
墓室天顶上北有满月，南有太阳，同心圆赤道上绘有二十八星宿（《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实际上地球虽然围绕太阳旋转，但相反让地球停止，太阳旋转一年的话，那条轨道称为“黄道”，而将地球赤道投影在天球上的话，叫做天的赤道。西安交通大学西汉晚期壁画墓的天顶上，北方是满月、南方是太阳，在二重同心圆的赤道上画着二十八星宿（星座）。由于赤道上星宿是固定的，所以也是天文观测的基准。东西南北各七个，合为二十八个。壁画中它们被分别图像化。

引进中国古代传统的日本龟虎古坟的天文图中，绘有黄道与赤道交差的形状。古代壁画中科学与神话两种世界同在。黄道与赤道以及赤道上的星宿，在观测五星移动时，有着类似坐标轴的性质。“五星”是指岁星（木星）、荧惑星（火星）、太白星（金星）、辰星（水星）、镇星（土星）等五颗行星。人们试图根据其复杂的运行，预测地上世界的战争、洪水、干旱、饥馑等灾害。《史记·天官书》对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是最为反映其职务的一篇。

102 气候变迁图
气候变化引起环境变化，也引起各地特产的变化。历史研究中有必要重视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

在正月过新年的新历法

比如岁星（木星），在五星中的亮度仅次于太白星（金星）。天明时出于东方，黄昏时落于西方，极其便于观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每十二年（实际是11.86年）绕天一周，于是有了十二年一个周期的时间意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效力于越王勾践的计然，他认为：“岁星在金（西）有丰收，在水（北）有歉收，在木（东）有饥馑，在火（南）有旱灾。六年丰收，之后六年旱灾，十二年遇一次大饥荒。旱灾时买船，洪水时买车。从天文中寻找商机，是商人的智慧。”

[4]

天文现象与粮食资源的关系，即便现代科学也不能说有了十分清楚的解释。年平均气温仅仅下降一至二度的话，稻谷、小麦就会减产。而气温下降的原因又取决于太阳的活动，古人观点中也有其一番道理。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天文学、气候学家竺可桢（1890—1974）曾发表题为《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的论文，提醒人们有必要从自然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学。《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各地特产说：“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其中所记桔、漆、桑、竹等亚热带植物产地比今天要靠北，可见西汉时期比现在温暖。“渭川”即流经首都长安以北的渭水，“陈”、“夏”位于黄河下游，北纬34至35度之间的东西一线，现在那里已经见不到“竹”和“漆”了。

秦汉王朝交替之后，历法并没有变化。秦代以十月一日为元旦的历法一直在沿用。冬十月是一年的开始。到了武帝的后半期，逐渐从秦制的束缚下得以解脱，制订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诞生了。据传夏王朝以正月元旦为一年的开始，所以改为从正月开始新的一年（太初元年〈前104〉）。太史令司马迁也参与策划了这次改历。太初历使用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86年的一百九十年间。闰月是插在一年之中，而不是置于年末的。

与此同时，汉规定颜色崇尚黄色，数字崇尚五。因为秦尚黑色和数字六，由此从秦的黑色时代转为了黄色的时代。黄色是黄土的颜色，也是黄帝的颜色。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起于《五帝本纪》、终于《今上本纪》的。其中五帝中最早的是黄帝，黄帝的“黄”正是黄土的黄色。

酷吏张汤与新出土的汉简文书

张汤是武帝时期官至廷尉、御史大夫的高层官僚，但他最终没能陪葬于茂陵，而是静静被埋葬在了故乡的土地。最后他不得已自杀，所遗财产不过五百金。西汉初年物价高涨期，一匹马的价格是一百金，五百金也就是购买五匹马的金额。尽管如此，昆弟诸子还是希望厚葬张汤，张汤母亲劝止曰：“身为天子大臣，被诬陷而死的人怎能厚葬呢？”于是以牛车载棺，下葬时连放置随葬品的椁室也没有。就这样，一名由刀笔之吏进身为高官的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03 张汤印　（《文物》2004年第五期）

2002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发掘了一个小型土洞墓，正是张汤墓。墓中出土了两枚两面印，刻有“张汤、张君信印”、“张汤、臣汤”。墓虽已遭盗掘，但还是出土了铜镜和武帝时的五铢钱。正如《史记·酷吏列传》所记，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墓葬。如前言中所述，2003年秋，湖南省长沙市古井中出土了一万余枚武帝前期的简牍，这些都是张汤时代的地方文书。其中发现的所谓“爰书”，是事件的审讯文书。西安与长沙虽说相距遥远，张汤与这类文件却关系紧密。

武帝时期的审判程序

张汤父亲是长安县丞（副官），居住长安。在张汤幼年时，有一次他留守在家。父亲外出归来时，发现肉被老鼠偷吃了。气愤之下打了张汤一顿鞭子。张汤从鼠洞抓到老鼠并查获到吃剩下的残肉。于是弹劾鼠罪、处以鞭笞，并且撰写了投诉鼠罪的爰书。他提审获得的鼠、肉，实行了讯（审讯）、鞫（量刑）、论（判决）、报（呈报）等程序，最后在堂下处以磔刑。可以说张汤是在效仿作县丞的父亲办案，父亲见到他起草的文书，惊叹其文辞不输老练的狱吏。后来因为他的能力受到赏识，当上了长安县吏。这一典故不仅是记载小孩子的游戏，还反映了武帝时期裁判程序。

爰书的“爰”有“易”即变更的意思，由受害人、嫌疑人、证人的口供变更形成的文书，即供述书。反复核实爰书内容与当事人证言有无出入之后，方可定罪。睡虎地秦简中有爰书的案例集。下面一例是其书写格式：

某里士五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丙不孝，谒杀，敢告。”（某里士伍甲控告说：“甲的亲生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请求处以死刑，谨告。”）

张汤撰写的爰书的内容虽已不知其详，但根据上述格式类推的话，作为受害人张汤控告老鼠的状文应该是这样的：

杜县某里张汤告曰：“同居鼠盗汤家肉，谒杀，敢告。”

龙岗秦简中有一则鞫的文书，是传达对死者免罪的内容：

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已经死亡，无须承担城旦之刑。所犯罪过也已赎免。）

104 西汉滇国豹衔鼠穿銎铜戈
（云南省博物馆藏）

就张汤的判决来说，虽说是鼠，不过盗肉而已，处以磔刑是否太严厉了呢？但是从张家山汉简《盗律》“五人以上的集团群盗行为处以磔刑”来看，张汤判决未必没有根据。张汤成为实际的官吏以后，也确实在处理重大事件上崭露头角。由于他在处理陈皇后的卫子夫（皇后）诅咒事件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时的严格执法，深得武帝信赖。不过，他对诸王和官僚的严厉处罚，最终又都返还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原文是：“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
原文是：“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出自《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3]
原文是：“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苑风曰：‘子将奚之？’曰：‘将之大壑。’曰：‘奚为焉？’曰：‘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出自《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4]
原文是：“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第六章

武帝的时期Ⅱ

领土扩张

进入西域与匈奴战争

丝绸之路

武帝时期去往西域的道路是由一位名叫张骞的人开通的。《史记·大宛列传》称此事为“张骞凿空”。《汉书·西域传》也说，武帝“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所谓“西域之迹”即“西域之道”的意思。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诸国。他率领百人至三百人的编队，手持表示武帝亲任特使的节，携带着黄金、丝绸。十九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了“丝绸之路”和“东西交流之路”。武帝时期张骞的使命并非东西交流，而是一次对匈奴战略性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行动。

就中国来说，从陆地延伸所向的西方曾是个幻想中的世界。许多中国没有的物产从骆驼背上运载而来。玉石、葡萄、苜蓿、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毒药，使用于毒箭）、乌孙和大宛的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即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佛教。汉代首都长安、洛阳虽比不上唐的长安，但也充满了西域文化的馨香。

105 汉代骆驼陶俑
早在唐之前七百年，与西域的交通道路已经开辟，人们骑着骆驼来往于此《三秦瑰宝》，陕西人民出版社）

北有天山山脉（北山）、南有昆仑山脉（南山）、西面是帕米尔高原（葱岭），东西六千余里（约两千四百公里）、南北千余里（四百公里）的广大地域就是汉代人们所称的西域。这一广大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个由冰川末期冰河融化、爆发形成洪水之后形成的内陆湖，堆积着大面积的沙土。在此后的干燥期，又由沙尘暴堆积起沙丘纵列的沙漠。由于山岳地带有着二百至三百毫米的年降雨量，与冰河融水合流形成了干旱沙漠之中河川流淌的世界。

在武帝茂陵的东邻是昭帝的平陵，2002年，在其附近的陪葬坑出土了骆驼的骨头。汉代骆驼骨的出土尚属首次。唐代长安的西域商人十分活跃的情况是经常被提到的，唐三彩塑造有西域胡商牵引骆驼以及驼背上满载物资场景。

但是，早在唐兴起的七百年之前，实际上与西域的交通道路已经开辟，人们骑着骆驼来往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之间。后来，西域诸国曾频繁地向汉朝献上骆驼。西安东郊外河坡出土的彩绘汉代骆驼陶俑非常珍贵。驼峰小而尖、间隔较宽，接近野生骆驼的形象。

与月氏同盟讨伐匈奴

张骞曾有效地利用马和骆驼完成了他的西域之旅。敦煌莫高窟323窟绘有张骞出使的场景。这是一幅唐代初期的想象图。在一幅图中按照时间、空间流动的远近法，描绘了五个场面。武帝先是在甘泉宫礼拜两座金人，然后武帝亲自乘马为张骞送行。金人本是匈奴祭天用的，辗转到了武帝手中。张骞一行三人持节乘马越过山梁，到达大夏国之城。一行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变小，最后抵达大夏。

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西域的漫长旅行。这是一次旨在联合月氏共同对匈奴作战的外交出使。他率领一百人，以胡人甘父为向导。月氏已经移居遥远的西方。在匈奴头曼单于的时代，太子冒顿曾作为人质被送至月氏，那时月氏势力强大出乎想象。月氏在战国时代被称为禺氏，从“禺氏玉”的存在来看，禺氏玉的交易应该很繁荣。但是，他们不久被匈奴赶出了祁连山山脉沿线的交通要塞。月氏被匈奴老上单于击败，甚至蒙受月氏王颅骨被作为饮酒器的屈辱。虽然一种说法认为被用作小便器，但还是被作为饮酒器的观点比较稳妥。无论如何，带着对匈奴的怨恨，月氏迁徙去了西方。迁徙之后的月氏称为大月氏，他们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山地，进入所谓西土耳其斯坦，经过伊犁地方，在妫水（阿姆河）北岸设立王庭（首都）。处于北有康居、南有大夏、西有安息、东有大宛围绕之地。大月氏当时能让大夏从属于己，可见其仍保持着相当的势力。张骞的目的地就是那里。

106 张骞出使西域图
（敦煌莫高窟323窟）　绘有出发去西域的张骞和为其送行的武帝的唐代初期的图。从右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予以了描述

有一部分月氏人留了下来，为了便于区别称之为小月氏。河西走廊从此归由匈奴统治。河西走廊东部为匈奴休屠王领地，西部为浑邪王领地。今天所称祁连山的名字，就是匈奴人命名的，是“天”的意思。张骞很快被匈奴人抓获，滞留了十几年，甚至娶妻生子。这是张骞的无为期。但是，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在此期间却日趋紧张。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张骞滞留于匈奴之地期间，元光二年（前133）爆发了促使汉匈关系恶化的事件。在此之前，文帝与老上稽粥单于之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和亲，直至景帝时期双关系都很平稳。但是在文帝前元四年（前176），汉朝寄给单于一封长度为一尺一寸的简牍书信，信是这样开头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此时单于根据已经亡命匈奴成为单于谋士的燕人中行说的谋略，以一尺二寸简牍予以回信。虽然一寸仅长2.3厘米，但是因为汉朝皇帝诏书通例为一尺一寸，所以一尺二寸意在超越汉制。

回信开头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强调自己超过生于天地日月之宇宙之皇帝权威。直称“汉皇帝”也是史无前例之事。我们使用的“汉帝国”也是当时没有的历史学用语。刘邦虽然当过“汉王”，但在即位皇帝以后，皇帝统治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汉”，而是“天下”。所谓“国”说到底不过是王的领域，皇帝的领域是超越“国”的。这里刘邦首次被中国以外者称为“汉皇帝”。

107 张骞西域行程图

此时，汉与匈奴结成的是一种兄弟般的邻国间对等的外交关系。虽说并未明确谁是兄长，但现实中是匈奴占据优势。双方以约定不侵塞（长城）为前提，汉不但要送公主（皇帝女儿）给匈奴，每年还要通过关市赠送一定数额的糯粟、麹、黄金、帛、生丝、真绵等。关市，是设于国境关卡的市场，汉代《津关令》规定，禁止携带黄金制品越塞。汉与匈奴之间没有自由贸易。

至军臣单于之世，适逢武帝即位，双方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在国境边上的马邑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一百公里的朔县）埋伏下三十余万兵力，伪装触犯禁令向境外运输物资的模样，诱至单于十万匈奴骑兵。但是单于在接近马邑时只见草原遍布家畜，而不见有人放牧，感到其中有诈。武帝的策略因此失败，匈奴从此放弃和亲。

此间张骞逃离匈奴，经数十日到达大宛。从大宛得到向导、翻译经康居，最终抵达目的地大月氏。然而，此时大月氏已经获得一片新天地，甚至使大夏服属于己，安居乐业，已无向匈奴报复之心。《大宛列传》曰：“不能得月氏要领。”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得要领”一词，用来形容不明道理之意。而这里若理解为“月氏所言乃不明要领”的话，语气过轻。张骞持皇帝之节，是带着外交使命感的。与月氏的友好关系虽得以建立，但形成对匈奴包围网之军事同盟的要领没有得到理解。

也许因为对与大月氏结盟不再抱希望的消息传到了汉朝廷，汉正式向匈奴派遣了远征军。率队的是两位青年将军。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卫青、霍去病

武帝茂陵东边的陪葬墓群中，在最靠近茂陵的地方并列着的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的墓。从茂陵顶上可以望见这两座坟丘。现在这里已成为茂陵博物馆。卫青、霍去病分别是武帝卫皇后的弟弟与外甥（姐姐卫少儿之子），与武帝有着姻亲关系。维系二人关系的卫皇后陵墓虽没有找到，但这舅甥二人由于在对匈战争中的卓越战功，作为臣下死后得以埋葬在最高级别的位置。

就造型来看，卫青的坟丘像蒙古高原的庐山（窴颜山），霍去病的坟丘像西方的祁连山。特意造成与一般方形坟或圆形坟不同的墓，选择了体现二人与匈奴作战激烈的场所的形状。霍去病墓前并排伫立着两尊巨大人像，石像雕刻虽然素朴，却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霍去病十八岁就加入舅父的军队而崭露头角，二十岁升为将军，但是仅留下四年的功绩就于二十四岁英年早逝。为纪念霍去病雕刻的一座座石像，一定各有其不同的意思。只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搞不懂石像所讲述的故事。

108 霍去病墓前的石像
表现了马踏匈奴兵的瞬间场景

马踏匈奴兵石像表现了生着络腮胡的匈奴兵与马头对峙的一瞬间，象征着与匈奴连续作战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驱使的马，伏卧的马、猪、牛等家畜表现的应该是从匈奴民那里夺取的战利品吧。虎、熊大概是在战地捕获的猛兽。遭受猛兽袭击的羊、与熊搏斗的人物、奇妙的石人，描述的都应该是霍去病在草原上的遭遇吧。

从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四年（前119）的十年间，卫青七次、霍去病六次出长城远征。因为其中有三次是共同作战，所以二人合起来总共进行了十次大规模远征。匈奴与汉的国境线，即是秦始皇时期的长城。维持这绵延万里的长城很是困难。中间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已经沦为匈奴领地，长城也在此被切断。匈奴如果由此处进攻长安的话，并非难事。武帝出兵的目的，一是收复河南，复兴秦始皇时期完整的长城；二是将匈奴包围、牵制，确保沿长城一线向西直至祁连山的河西走廊的畅通，以维持与西域的外交。其结果，卫青收复河南、建立朔方郡，霍去病为确保河西走廊建立大功。

如果冷静地看待汉与匈奴战争的话，这是一种位于长城两侧双方之间反反复复的残酷杀戮与掠夺。匈奴不断以一万至两万规模的骑兵袭击边境各郡，长城附近居民经常因此数百、数千地被杀。汉一方也曾派遣一至五万人的骑兵和十万人规模的步兵出击塞外。汉军轻易就取得斩首匈奴兵一万至七万的功绩，掠夺匈奴家畜数十万至百余万。当然，汉军也有数千人战死。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张骞在归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元朔二年（前127）军臣单于死去，其弟伊稚斜单于即位。张骞乘着单于更迭期的混乱，终于归国。百余人一行出发至今已经十三年，归国时仅余张骞与堂邑父二人。此事在卫青第三次远征的翌年（元朔三年，即前126）。由于卫青的这次远征，汉收复了秦始皇以来河南（鄂尔多斯），设置朔方郡，并恢复了秦始皇时期的万里长城。基于汉取得的优势，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

然而，新单于刚一即位，纷争马上又开始了。元朔五年（前124），张骞带着自己曾经在匈奴的生活经验，参加了大将军卫青的第四次远征。进入缺水的草原，张骞的智慧就发挥了作用。他被封为博望侯并非由于出使西域而在于此次所立的军功。两年之后的他参加了第五次远征，这次却因为没能如期完成集结，被处以斩刑。虽经赎罪免于死刑，但也因此失去了博望侯的爵位。张骞的命运受着那个时代的反复摆弄。十次远征之后，匈奴势力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在匈奴旧地，统治西部的浑邪王降伏，此前休屠王已为浑邪王所杀。

霍去病死后翌年的元鼎元年（前116），张骞作为使节再赴西域。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就武帝而言，不能依靠大月氏的话，联合乌孙也可以。他听信张骞的主张，给了他三百士兵。投入了上一次三倍的力量。

由于匈奴西部势力的丧失，张骞这次没有在途中被抓，就达到了乌孙。然而，还是不得“要领”。这次仅仅两年之后张骞归国。他带回了乌孙使者数十人和数十匹马。在汉朝引入大宛马之前，乌孙的马曾被视为天马。通过与匈奴战争的经历，汉朝很希望能得到比匈奴马更快、更有耐久力的良种马。比起结盟，武帝当时对马表示出了更大的兴趣。

武帝的对外战略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太史令司马迁曾将天文与战争相结合。武帝元光至元狩年间（前124—前117）两次出现像蚩尤旗帜形状的彗星，据说占据了天空的一半。“蚩尤”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位“军神”。京师的军队出击四方，诛杀夷狄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北方对匈奴的战争最为激烈，同时在南、东、西各方国境也爆发了战争。灭亡南越时荧惑星（火星）留于斗宿，攻打朝鲜时有星悬于天河入口，远征大宛时有星阻塞招摇星。秦始皇的战争不过是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的南北战争；武帝却鲁莽地在东、南、西、北四面发动战争，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109 蚩尤画像石
（武氏祠东汉画像石《隶释》）

建立南越的赵佗，在建元四年（前137）死去。早于汉武帝称“武帝”的南越王的六十七年的统治结束了。继位的第二代王是他的孙子胡，第三代王是婴齐，接下来是兴，至第五代建德为武帝军队所灭。南越九十三年的历史向我们叙述着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三世纪吴国孙权已经发掘了婴齐的陵墓，此事在《南越志》有记载：出土有珠襦、玉匣三、金印三十六、铜剑三（刻有“纯钩”、“干将”、“莫邪”的名剑），印刻有“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还有刻有“天子”字样的。所谓“发掘”，在古代就是盗墓的意思，出土文物也没有传下来。也许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1983年南越王赵胡的陵墓被发现，说明上述情况并非传说。遗骸虽已腐朽，但出土文物与赵婴齐同样，有玉衣和六柄剑，还发现了金印和玉印。其中刻有“文帝行玺”的3.1厘米见方的龙钮金印，和2.3厘米见方刻有“帝印”的蟠龙纽玉印，证明《史记·南越列传》所记其在国内称帝号，在与汉外交中使用王号的情况的确属实。

赵佗曾经未向汉报告就擅自称帝号，汉文帝曾派陆贾去问罪。赵佗做了书面道歉，开头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称自己为“蛮夷”，对汉文帝像汉官吏一样不称姓，但称“臣某”。还说“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为自己进行辩解。当然可以说这是外交文书，但也表达了南越王的感情。最后又辩解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种曲折的情感也表现于他对国内的命令之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言语中表示自己是与汉皇帝并列的英雄、贤人，不得已放弃仿效皇帝的车马制度。然而，这仅是他在陆贾面前的演技而已。其实赵佗是将内政与外交巧妙地予以区别对待的老奸巨猾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既经历过秦始皇时代，又与高祖、吕后、文帝有过交锋，熟悉秦汉政治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赵佗，在武帝即位后不久死去了。

南越王国的灭亡

年轻的赵胡曾受到闽越王郢的国境侵犯，为了解决纠纷他只好直接请汉武帝出面。武帝发挥了册封者的权威。当藩臣之间发生纠纷之时，作为天子的汉皇帝起着从中调停的作用。皇帝，对外君临以天子之号；作为天子，则应该具有跨越国境维持国际世界秩序的权威。武帝在做出南越是遵守对汉合约、没有过错的判断之后，出兵讨伐闽越。闽越王的弟弟先下手杀兄投降了。最终，赵胡将太子婴齐作为质子送到汉，表示了南越对汉感恩之心。

婴齐在长安亲眼目睹了汉帝国的广大，不久赵胡病逝，婴齐归国继位做了第三代南越王（明王）。婴齐对汉武帝权威之盛已深有感触，回到南越国之后他隐藏了先代武帝（赵佗）、文帝（赵胡）的玺印。出土的文帝行玺正是其中一枚。汉武帝生前还只是称皇帝，不称武帝；叫做“文帝”的却已经有了“汉文帝”、“南越文帝”两个。婴齐逗留长安时已娶邯郸樛氏之女，生子“兴”。

《史记·南越列传》称此女人为“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意思，但那时指的是中原人。赵佗本来也是“中国人”。他作为“中国人”进入越人之中，建立起国家称为南越。婴齐与越人妻子之间生了长子赵建德。两个儿子赵兴与赵建德的待遇，与南越的命运息息相关。太子赵兴作为第四代王即位，其“中国人”母亲成了太后。王与太后都是“中国派”，三年一度对汉的朝贡势必实施。另一方面，丞相吕嘉是长老，受到越人极大信赖。吕嘉拥立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而引发内乱。于是，赵建德成为第五代南越王。

元鼎五年（前112）秋，武帝派出军队，调遣罪人（《汉书》记载为“粤人”）与江淮以南楼船（船舱设有大楼的军船）十万兵。这不禁使人想起一百年前秦始皇向百越发兵五十万的情景，赵佗当时也在那支军队之中。其子孙如今要在这里迎击汉的军队了。当年秦始皇军队分五路发动进攻，汉武帝也是兵分五路，直指南越首都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弋船将军归义侯与下厉将军越侯分别出漓水、苍梧，驰义侯率巴蜀罪人与夜郎军顺牂牁江直下。

然而，五军未能在约定地点如期会合。杨仆的军队首先到达，率领罪人、没有战斗意志的路博德军不过千人。路博德和杨仆急于邀功，进攻守城的建德、吕嘉，并纵火烧城。建德、吕嘉逃亡。路博德曾以赐汉侯印的手段招降对方，推进战事。投降者有知道建德、吕嘉所在的，于是抓获二人。就这样，元鼎六年（前111），历经五世共九十三年的南越灭亡了，那里曾经立有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

西南夷的世界

云南地方冬暖夏凉。由于憧憬此地，战国时期的楚，与后来的秦、汉都曾经南下。古代的西南诸民族世界，是以散见于高原地带的一种叫做坝子的小盆地为生存环境的。四周环山，平地绵延的水田、绿色的内海（洲）那种美丽风土，是从四川省南部的西昌至云南省的昆明，进而至大理都可以见到的这一地域的共同风貌。

司马迁在汉灭南越的元鼎六年（前111），作为郎中曾经到过西南夷。当时的西南夷，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与中原相对，被视为蛮夷的居住之地。横跨两省的云贵高原，在两千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小型的盆地。只有沿河川的道路连通着孤立的盆地。

110 云南风景
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水田与湖水相连的魅力风土。冬暖夏凉的云南之地为古代各族所憧憬

111 滇池
位于昆明的湖，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的面积。位于海拔1886米的高原

这一年武帝的军队出巴蜀（四川省）南下，逐一攻占了从邛（四川省乐山市西北）、笮（四川省乐山市西南）至昆明（云南省大理附近）的地区。司马迁曾随从这一支军队至此，翌年就返回了首都。在汉之前，秦已经夺取了楚的巴郡和黔中郡，进而挺进西南，由常頞修造了五尺道。虽然仅有五尺（约一米二十厘米）宽的狭窄道路，总算连通了云南。后来，汉军进入这里，其实与张骞带回的大夏情报有关。张骞在大夏得知那里的蜀布（苎麻的纺织品）和邛竹杖是经身毒（北印度）运至大夏的，所以汉认为如果能够确保蜀至北印度的通道的话，将有利于对匈奴的战争。为此，曾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对滇地做过事前调查。

“滇”至今仍是云南省的简称。省会昆明还有叫做“滇池”的湖，此湖位于海拔1886米高地。面积300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最大水深处十米，仅相当于琵琶湖的十分之一。又深又广的水源造成江水逆流而上的水势，由此得名“滇”，也叫做昆明池。武帝为了准备战争还特意在长安城西南造了一个昆明湖，为的是在那里训练水军。云南省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正相当于日本列岛面积的总和。

从云南省向东是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横贯中国的最南端。用当时的名称说，这里是西南夷与越地。从西南夷至越地横向移动，顺着牂牁江直下即可到达。这条古代只有一个名字的河流，现在的名称却是分段叫的。从滇池之南的南盘江，顺流下至红河、浔江，然后由西江注入广州湾。古代蜀地商人就是从牂牁江乘船而下，至南越番禺经商的。其中有一种叫做枸酱的蜀地食品，很受南越人的欢迎。枸酱就是用胡椒科的蒟制成的酱。今天粤菜的甜味型，也许与古代越人喜爱的这种调料有关。

蜀商人自由往来于南中国地方，还将印度也划入了自己的活动范围。西南夷处于北有中国、南接东南亚世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河、伊洛瓦底江这些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南向流淌的大川大河，都发源于云南和自藏高原。中国的澜沧江和怒江流入东南亚之后，改名为湄公河和萨尔温河。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武帝的军队由牂牁江从东至西逆流而上。歼灭南越之后，又进攻了牂牁江沿岸的夜郎。就是“夜郎自大”成语所言的夜郎国。其国王不知汉有多大，曾问汉的使节汉与夜郎哪个大，后来此成语用来揶揄那些不自量力的鲁莽之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询问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其实说“滇王自大”也很贴切，可能是因为语感好听，最终定型为了“夜郎自大”。

这个据说在西南夷最大的夜郎，是位于牂牁江流域的国家。夜郎凭借牂牁江与南越相互连接，也依赖于南越，所以随着南越的灭亡，夜郎王也就隶属于汉了。夜郎王被册封，并被授予了印章。位于贵州省的夜郎也成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2000年，在贵州省西北部海拔1800米的高原的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112座。葬式是头顶部戴以铜釜、铜鼓的特殊埋葬方式（套头葬）。被葬者佩戴青铜簪、手镯、玉饰，还有青铜及铁制的戈和剑。夜郎王印尚未找到，发现了一枚仅1.2厘米见方的印章上刻有“敬事”二个汉字，反映了汉与夜郎的关系。

元封二年（前109）在巴蜀紧急召集的武帝军队，从夜郎好容易进军至滇。在军队到达之前滇王就轻易地投降了。汉在赐予滇王王印的同时，建立了益州郡。在西南夷被授以王印的只有夜郎与滇国。滇王的小型金印，已于1956年在位于滇池畔的石寨山墓葬发现，是边长仅仅2.3厘米，相当于汉代一寸四方的蛇钮金印。汉根据册封对象所居地方的动物制作印钮。对北方、西方的游牧民，用骆驼、或羊作印钮，而对南方王国的国王则用蛇用作印钮。

1984年，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发现了刻有“朱卢执刲”的西汉蛇钮银印。是授予朱卢地方首长的上等爵位。汉代没有“执刲”的爵位，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战国楚或楚汉时期的印章（吉开将人《印中所见南越世界——岭南古玺印考》上中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三六、一三七、一三九，1998—2000年）。蛇钮的孔中穿有印绶。滇王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汉赐金印的，印绶是否挂于项上呢？

112 滇王之印
边长2.3厘米的蛇钮金印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据传说滇王是从楚移居此地的。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时，王族出身的将军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了巴、黔中以西，一直进军至滇池。他见湖周围的平原土地丰润，就停了下来。又因巴与黔中为秦所占领而封闭了回归的道路，加上当时正值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在位）时期，不得已他在滇地称王，依从了那里的风俗。这样形成的滇王，现在向汉投降了。

司马迁进入此地之后，才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即《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隶属于汉的历史。他们自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自身的历史。但是，仅仅是文字的记载非历史的全貌。滇国的富庶及其历史通过青铜制的贮贝器盖上的立体画像展现了出来。现在我们在博物馆观看3D（三维）立体画像的静止画面或动画的机会增多了，那不过是利用人左右眼视差创造的科学的虚构画像。但是滇人作品却是实像。

贮贝器是收藏宝贝的容器。从南海运来的贝壳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不仅在滇池畔的石寨山，在接近星云湖，即昆明南一百公里处的江川县李家山也发掘了滇国的墓葬，出土了许多贮贝器。可见到许多诸如祭祀、战争、农耕、纺织、贡纳、音乐、舞蹈、畜牧（羊水牛猪）、狩猎等题材的场面。尽管是静止的画像，因为表现了一个又一个动物、人物的瞬间动作，圆盘状的台座为舞台，恰然有一种戏剧般的动人力量。

将鹿追得走投无路的两个骑兵、牵着水牛或马的牧童、盘绕在柱上的蛇以及凝视此场面的人物、斩得敌兵首级的骑兵、两手两足并用的织布女性、头顶谷物送往仓库的人群、笑容满面跳舞演奏的人群等等，都是单凭一幅幅文献史料勾勒不出的历史形象。

《史记》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的发型为魋（椎）结型和编发型。魋结型就是将头发在头上结成木槌的形状，编发型就是将头发编成下垂的细细的小辫子。夜郎或滇国为前者，西部昆明用后者的发型。上述夜郎墓葬出土的青铜簪子应该就是用于魋结的吧。的确，从贮贝器的人物来看，不论何种身份者基本都是魋结型束发。但也有一部分是编发型的人，看来他们来自滇以外的其他部族。这些不仅仅是装饰，其中必有着某种故事原委。具有如此丰富自我表现文化的滇人，最终投降了汉帝国。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武帝的军队越过了秦始皇长城东段的辽东。就汉的立场而言，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杀害辽东都尉事件是一个借口。在西南滇国投降的那一年，在遥远的东北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在碣石的对面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延伸下去是朝鲜半岛。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入匈奴时，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去朝鲜半岛称王。他们渡过浿水（现在的鸭绿江或清川江）在朝鲜之地建立了王险城，在现在的平壤附近。他们使周边的真番、临屯隶属于自己，作为外臣与汉保持着外交关系。那以后过了一百年，到了第三代右渠统治时期。右渠不再追随汉，也不理睬汉使者涉何的说服。因此，涉何杀了送行的朝鲜副王。朝鲜方面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切纷争的开始，派兵击杀辽东都尉涉何。

汉招募罪人充当攻打朝鲜的士兵，曾出任南越战争楼船将军的杨仆，这次又出征朝鲜。他率兵五万，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的军队则从辽东半岛发起攻击。这场战争进展的优势在处于迎击态势的朝鲜一方。《史记·朝鲜列传》清楚地记述了侵略军一方的混乱状态。司马迁对这次战争毋宁说是持批判的态度。无论如何，杨仆军与荀彘军的海陆两军的协同作战根本就没有形成。攻打王险城的杨仆的部队被分割，自己狼狈地逃往了山中；荀彘军被浿水阻挡，甚至没能接近王险城。后来，两军终于重整旗鼓同时向王险城发动进攻，然而数月攻而不下。杨仆、荀彘各自急于单独征服朝鲜，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最终，荀彘拘捕了杨仆才算独自统率了全体部队。

113 描述战争场面的贮贝器
在收藏宝贝的贮贝器盖上，立体地表现了滇国的历史（《晋宁石寨山》）

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大臣刺杀了朝鲜王右渠、率众投降。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得以设置。但是，本来应有功的荀彘却因妒贤嫉能、拘捕盟军将军杨仆之举，以违背战略计划罪被宣判弃市。杨仆也由于未等待荀彘军到达就擅自出击，而造成士兵大量伤亡罪被判以诛杀，终因赎罪被贬为庶民身份。汉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呢？作为汉王朝要让夷狄各国以外臣身份隶属于己，自有其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目的。为此，也有必要使朝鲜降伏。但是，至少战场二将军急于争夺眼前军功、士兵又是为着赎罪目的而参战这两项，就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攻打朝鲜的战斗意志。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朝鲜王右渠对汉抗战的王险城，陷落之后设置了乐浪郡，自设郡至公元313年的四百二十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王朝统治朝鲜的据点。乐浪郡遗址受到关注始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东西700米、南北600米的土城，位于大同江的南岸，城南面的丘陵地带发现了1400多座墓葬。从朝鲜总督时期的1925年开始，先后发掘了王盱墓、彩箧冢、王光墓等多处墓葬，在日本出版了发掘报告。王盱的身份，从木印可知是郡的五官掾，即太守的属官；王光的身份从木印看，是乐浪太守的掾（地方官属官）。

随葬品多是作为太守副官的地方官吏的日用品。出土了漆器的化妆用具、叫做“式占天地盘”的占卜工具、官吏必备的文具（笔、砚、砚水壶、木简、刀削）等。在称为“彩箧”的竹制箱子上，有漆绘的鲜明的人物模样。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从黄肠题凑（黄芯方形木材〈黄肠木〉，以两端〈题〉露出形式垒积〈凑〉组合的墓室），显示出其身份的显贵。土城在1935至1937年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领导发掘，由于出土有“乐浪富贵”文字瓦当和封泥，而确定为乐浪郡遗址。遗址向我们传达武帝使乐浪郡投降的信息。

武帝的军队并未驻屯于此，这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西域。

大宛的汗血马

在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所谓“羊头冢”，其形状的确像羊头的长方形坟丘。因为此墓周围有三十八个陪葬坑，所以说这虽只是一个无名冢，但又一定是一位有相当级别的人物墓葬。1981年发掘了其中一个陪葬坑，出土了刻有“阳信家”字样的青铜器。“阳信”是武帝姐姐阳信公主，原来称平阳公主，是曹寿的妻子，乃景帝与王皇后的长女。曹寿死后，成为卫青的妻子，改称阳信长公主。在古代，皇帝女儿称为公主，皇帝姐姐称长公主。阳信长公主改嫁给了自己侍女卫媪的儿子卫青。姐姐卫子夫本来也是出自阳信长公主家的歌姬。武帝对其一见倾心，收入宫中，继陈皇后成为皇后。无名墓的墓主正是这位阳信长公主。此陪葬坑出土了鎏金铜马。出土的青铜鎏金马至今仍不失熠熠生辉之感。马高62厘米，身长76厘米，重24.3公斤。虽比与实物同大的秦始皇兵马俑要小，却给人以金光夺目的印象。

114 鎏金铜马
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重24.3公斤。青铜马体通身镀金

武帝派往大宛的使者带回来的就是金马。出土的鎏金马是中空，而且是青铜包金的。使节与千金一同带回的金马，也许就是这样的。大宛的情报已经通过张骞有所掌握。其位置就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国首都塔什干附近、流入咸海的锡尔河上游，距长安一万里的遥远之地。是个生长稻、麦，盛产葡萄酒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里的名马深得武帝的喜欢。他喜爱乌孙马，还为其取名“天马”，但认为大宛马堪称极品，甚至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据说大宛马流出血汗，即所谓“汗血马”。

马的皮膜有许多汗腺，比其他动物易出汗。马的优良、差劣是由其速度和耐久力决定的。视其前肢肌肉、肩部斜度、深广的胸部、膝盖的大小、腹部紧绷度、背肌腰肌等体型和行走特征，判断其是否为良马。鎏金马与秦骑马俑相比的话，明显是进化的优质马。倾斜的肩线很长，腹部紧绷、马蹄角度锋锐、马尾高翘。如果作为战马的能力提高的话，军事上就占据优势。一万里的距离也不成问题。

115 李夫人墓
坟丘分上下两段，称英陵。“英”有重叠之意。其他的陪葬墓都在茂陵以东，唯有此墓在西北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当时，有谣言称：大宛将良种马藏于贰师城不予汉朝。大宛拒绝了汉使者的请求，汉使者怒骂之，砸毁金马而去。既然可以将金马弃之而去，可见那不是黄金制品。大宛贵人认为遭到蔑视，于是杀汉使，夺其财货。仅此，就轻易地发动了战争。与任命卫皇后弟弟卫青为大将军一样，此时任命武帝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目的很明确，这是一场仅仅为了夺取贰师城天马的战争。

由属国训练而成的六千骑兵驱赶着来自各地的无赖少年数万人出兵了。战争开始于太初元年（前104）。但是，远征一度失败。士兵没有战斗意志，粮食也供应不足，饱受饥饿之苦，而且兵力不足。军队退回敦煌时，武帝不许他们入关。一年多后，事态转变，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兵。六万士兵、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运送粮食的驴、骡、骆驼也以万为单位计算。大军压向小国大宛。

大汉王朝意气用事，包围大宛城，断绝了绿洲都市的水源。大宛贵人杀了自己的国王，答应交出“善马”。李广利也答应了请求，战争由此结束。汉军接受了“善马”数十匹，中级马雌雄三千余匹。汉王朝扶植了对汉怀好意的大宛王，结束了为时四年的战争。

儒教的时代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了《孔子世家》一篇。所谓“世家”记述的是吴、齐、燕等王国的历史，所以将孔子个人列入世家有其特殊的意义。就汉代司马迁来看，孔子（前551—前479）的时代是五百年前的过去。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已听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正是继承过去全盛时代的机会！”

[1]

实际上五百年只是个概数。从孔子之死至司马谈之死，其间不过三百七十年而已。周公旦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武王亡后又辅助年幼的成王执政，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人物，所以实际是在九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孔子与“一千年”前的周公子一样，在汉代人看来都是理想的人物。也许称为“圣人”更好。汉代人将孔子予以理想化，以此成为后代儒教历史的起点。可以说在武帝统治时期，儒教进入了支持汉王朝政治的时代。司马谈曾论述了六家的学问。“六家”指的是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西汉初期的儒家不过是一家学问而已。司马谈其实更倾心于道家。但是，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压制道家等其他学问，与政治结合了起来。

116 杏坛
据说是山东省曲阜孔庙中的孔子曾经讲学的地方

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造访了鲁国。那里有祭祀孔子的庙堂，祭祀的礼器一应俱全。诸生定期在孔子故居学礼。司马迁为那种光景所感，一时流连忘返。孔子以布衣（庶民穿着的麻衣）身份能使其学问流传十数代，是位罕见的思想家。由此，司马迁发现了将孔子作为世家予以记述的意义。被秦始皇毁灭的东方齐鲁国的学问，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封杀的称为儒教的学问，在一个世纪之后与汉王朝权力相结合，恢复了权威。

《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史记·孔子世家》则是孔子的传记，记述了其从出生至死亡七十二岁的人生。这是司马迁汇集了《春秋左氏传》等著作内容撰写的传记。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父亲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据记载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因出生时头部中央有凹陷，故取名“丘”。孔子本名为孔丘，字仲尼，尼丘来自孔子出生的曲阜南部的山名。家虽贫，幼时学习经书的学识使他成为了鲁国季氏的官吏。他掌管财务很公平，管理家畜则牲畜增殖。然而，他离开鲁国，在齐遭到排斥，从宋、卫逃脱，受苦于陈、蔡。生平曾向七十多位君主请求官职，均未得到厚遇。因为感叹鲁国政治的混乱，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召集门人，专心传授学问。据说孔子叹息周代礼乐的衰退，致力于礼乐的重建，所以他纠正诗（《诗经》）、书（《尚书》或《书经》）中的错误、复兴礼乐，写成《春秋》，倾心于易（《易经》）而作系辞传。孔子所传授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再加上乐的话，就是六艺。

117 孔子墓
位于曲阜孔林（孔子一族的墓地的中心，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

直至景帝时期，儒者没有显著的地位。在武帝时代才迈出了走向儒教国家道路的第一步。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建元元年（前140）设置五经博士。但是《史记》未见此记载，实际情况不明。由博士传授儒家的教科书，一个博士并不能精通所有五经或六艺，因为儒学已经形成为庞大的学问体系。

儒家主张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有别之说，因此儒家的学问被选中为维护帝国体制的学问。的确，从祭祀、葬礼直至封禅、外交，礼都不可或缺。但解说礼的秩序的仅是六艺之中的《礼》，儒家学问并不限于此。《诗》是讽刺政治的，《书》是称赞先王事迹的，《易》的革命思想是讲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春秋》旨在以史为鉴，《乐》乃宗庙祭祀所必备的。儒家有着如此广博的思想体系。

118 四川的讲学画像石
作为维持汉帝国体系学问的儒学，由博士向弟子口头传授（《巴蜀汉代画像集》）

汉代的儒家之所以能够被封为儒教，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由此，形成了各个专门领域。进行各专门领域传授的，专治《尚书》有伏生（文帝时期人物，以下同），《诗》有申培公（高祖）、辕固生（文帝）、韩婴（文帝—武帝）、王臧、赵绾，《春秋》有董仲舒（景帝—武帝）、胡母生（景帝）、公孙弘（武帝），《礼》（《礼记》）有高堂生，《易》有田生等人传授。博士弟子是从全国召集来的优秀人才，包括数百名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在武帝时代这些学者并不仅限于成为博士，正像孔子那样，作为丞相等高官积极从政。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的博士时向弟子口授过《春秋》，后来做了武帝两个兄弟所在江都国、胶西国的丞相。他以《春秋公羊学》和灾异学为理论基础，提供政策性建议。建元六年（前135）地方上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首都也发生了高祖长陵陵园便殿的火灾。武帝因此向董仲舒咨询，董说此乃天意。孔子出生的鲁国定公、哀公时代的宫殿也曾屡屡失火，是鲁国违反礼而建庙、建宫殿所致，同时也暗示了鲁国有乱臣季氏。董仲舒是将过去的历史与武帝时代进行相互对照。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作为儒家的理想时代是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础是满足民众的温饱，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发展经济。董仲舒以井田制为理想：即按“井”字形状平均地划分出九块耕地，由八个家族各持一块私田，剩余的一块作为公田。这是一种实现平等、公有的土地制度。由于自秦以来允许土地买卖，造成了贫富差别悬殊。这种情况被看做是战国以来实施富国强兵政策、掠夺民力的结果，受到了批判。虽然秦的政治至汉朝得到继承，但如今的汉则试图通过儒家予以改变。贫困者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一年的国境警备兵役，或一年的首都警备任务，此外还要负担一个月的郡县劳役。田租、口赋（人头税）负担也很重。耕种豪族土地的小农，收获的十分之五都被掠夺了。

典型的农民家庭是一家五口，有百亩之田。一百亩土地是100平方步至240平方步的面积。“一步”的长度相当于左右脚之间一步的步幅，大约1.3米，由此可以想象出长24步、宽10步的面积。农民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种植收获谷物，储存足够生活需要的谷物之后，把剩余部分卖给国家换取钱币。人头税是要用钱交纳的。衣料等生活用品也需要用钱从市场购买。董仲舒为了救助这些农民，提出了限制土地所有的“名田”政策。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曾向文侯提出了土地与富国的政策，其中详细讲述了农民的家庭收支情况。以他的计算方法换过来考虑现在汉代农民的情况的话，一家五口，百亩之田。谷物在北方是粟或小米，在南方生产的是水稻，虽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以一亩收获一石半计算的话，则是一百五十石。实际上很多农民没有百亩之田。首先要交纳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作为田租。余下的一百四十五石之中，一家口粮如以每人每月消费一石半计算的话，五人一年需要九十石，换算起来仅剩余五十五石。以此换钱，按一石三十钱的话，可以换得一千六百五十钱。人头税是成年人一年一百二十钱，三至十四岁儿童一年二十三钱的口赋，一家三个成人、两个孩子的话，每年须缴纳四百零六钱。结果，剩余一千二百四十四钱。乡里的祭祀费用须出资三百钱，衣服每人每年三百钱的话，五人需一千五百钱，至此已经出现五百五十六钱的赤字。如此吃紧的生活，每年还要受到气候、灾害的左右，将难以维持。

119 粟
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元朔六年（前123）发生了一起打击武帝的事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数千人受到处罚。这是一起在与匈奴战争正式爆发时的内乱。甚至董仲舒曾经供职的江都王和胶东王也试图响应。吴楚七国之乱未必不会再度发生，所以必须及早处置。

刘安为高祖之孙，乃淮水河畔的淮南王。父亲刘长本是拥有四郡领域的大国王，因谋反罪王国被一分为三，刘安继承的是其中的淮南国。他身边集结的食客编纂了《淮南子》这部被称为杂家的著作，书中特别以道家为中心汇集了各种思想。这位淮南王因为太子的一些琐碎事件，被中央削减了领地，还不断地被中央怀疑为有谋反的企图。

严厉制裁谋反的法律，是中央为了抑制诸侯国所设立的。张家山汉简《贼律》规定：谋划反乱的“谋反”，不仅本人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同母兄弟）不问年龄一律弃市。刘安的反乱并未实施。其王后、太子被捕，数千人连坐。详细提供谋反经过的证词的人是在刘安身边供职的伍被。他供认准备了进攻长安的武器，还企图伪造皇帝玺印和高官印章。博士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也是治《春秋》学的，他严厉处置了这一事件。最终，淮南国灭亡，改置为九江郡。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董仲舒被东汉人称为“儒者之宗”。儒学不是书桌上的学问，就像孔子当年那样，儒家总有着关心现实政治的意识。但是，一旦对现实绝望的话，就归而从事学问。董仲舒也是如此。

儒家参与政治方式也各有不同，像司马相如是作为诗人参与政治的。他创作了《大人赋》《子虚赋》等，以诗的形式讽刺现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司马相如还批判了武帝攻打南夷、侵略北狄的行动。司马相如本人出身于蜀郡成都，对自己家乡成为战争牺牲品感同身受。巴蜀即现在的四川省，战国时期的秦国征服这里以来，不断得到开发。与贫穷的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之家，就是秦在攻破赵国之后，被迁徙至蜀、最终成功发展为制铁巨富的，拥有奴隶上千人。司马相如以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讽刺了发动西南夷战争的武帝。可以借儒家学问讽刺皇帝的汉王朝体制，应该说是还一种健全的体制。司马相如的文章采取了自己作为使者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下面将对话内容择其要摘引如下：

蜀父老曰：“天子与夷狄的关系，国交勿绝而已。如今，巴蜀、广汉人人为牺牲，为开辟通往夜郎的道路已经劳苦三年尚未完成，民已疲惫。如今要关注西南夷，可又为的是什么呢？”

[2]

使者（我）曰：“《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若有未得沐浴天子恩德者的话，乃天子之耻。四面都已德化，愿西夷、南夷也能够接受天子的爵位。民虽困苦，王业却不能不继续。”

[3]

蜀父老叹息曰：“汉的恩德很伟大，百姓虽已怠倦，我们自己努力吧。”

[4]

文章讽刺了汉天子的无义战争，坦率地表达了蜀地人民的心情。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武帝时期的人口数虽不清楚，但一百年之后西汉末是5959万人、1223万户。为了维持这样的帝国，官僚制当然是必要的，同时财政制度又是至关重要的。汉对匈奴战争动员了几十万兵力，为此需要庞大的军粮、武器、奖赏支出等临时费用。由于在通常国家体制运营的财政支出之外，附加了军事财政，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勉强得以维持。

汉代是明显的货币经济时代。延续秦始皇时代的半两钱，汉代也实行货币财政。方孔圆形的秦青铜货币，在汉代仍然继续发行。吕后时期的八铢半两钱、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虽说都延续了秦半两钱的面额和形状，但重量是不一样的。半两的“两”与“铢”的关系，由于一两为二十四铢，半两就是十二铢（7.8克）。八铢、四铢的重量与面额有差异。文帝时期民间私人铸造货币是被允许的，景帝时期再次受到禁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在现代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货币铸造并非特别困难之事。从实际的货币即可知其铸造过程：用黏土制成铸模，加热熔化铜、锡后，灌入模子即可。形状、字面都很简单。有些时期只要能流通使用，谁都可以制造货币。吴国或邓通个人铸造的货币就曾是通用货币。

为了发展货币经济，国家大量铸造货币并非易事。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发行三铢钱，元狩四年发行五铢钱，使面额与重量一致。从武帝时期开始使用的五铢钱，后来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元狩五年开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共铸造货币二百八十亿万钱。每年发行二亿二千万钱的货币量。

120 五铢钱
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发行的五铢钱，面额与重量青铜）一致，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

汉代官吏的薪俸

汉代的基本税收是人头税，当时叫做算赋。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课税一算即为一百二十钱。按这一年龄层有一千万人计算的话，是十二亿钱的收入；两千万的话，就是二十四亿；三千万的话就是三十六亿。但是卫青、霍去病发给士兵的奖金就要二十亿至一百亿，所以仅支付此一项就根本不够。

就前汉末的官吏数来说，从最高的一万石丞相，直至不满一百石的佐吏，共计十二万人。汉代官吏的等级是以谷物换算薪俸的“石”来表示的。西汉初期的《秩律》（张家山汉简）中有两千、一千、八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石的递减顺序。两千石是中央政府各官厅长官的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太仆、少府、奉常、郎中令等九卿的等级，地方上是郡太守的等级。一千石在中央是上述长官以下的官吏，在地方是大县的县令。县令根据县规模的大小，从一千石至六百石不等：长安、洛阳、成都县为一千石，咸阳、长陵、江陵县为八百石，安陵、荥阳县为六百石。一百石以上是中央任命的长吏，一百石以下是地方采用的少吏。

官吏的等级以“石”表示。“石”既可以用作容量的“斛”，也可以用作重量单位，不易分辨。金属等固定形态物用“权（秤砣）”计量，液体、粉末等非固定形态物用“升”计量。谷物的话，两种计量都可以。秦始皇每日批阅审判文书的定额是一石的重量，一石是一百二十斤，约三十公斤。文书是竹简，所以只能用重量单位计算。

司马迁一年的薪俸是六百石，月工资相当于七十斛谷物的价格。一斛是十斗、一百升的容量。一斗相当于日本的一升，一斛是十升，一百合。用货币换算，按一斛七十、八十钱的话，合四千九百至五千六百钱。每月七十斛，十二个月是八百四十斛，相当于六百石的重量。太史在《秩律》中的确是六百石之职，武帝时仍没有变化。司马迁这样六百石的官吏，如果有五万人的话，一年薪俸的支出额就得二亿五千万钱。仅此一项就超出了一年的货币发行量。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物价是变动的。谷物价格受着丰产、欠产的左右，直接影响到农民和城市市民的生活。一石谷物数十钱的价格，发生饥馑时上涨至数百钱至数千钱，有时甚至上万钱；丰年则相反，一石甚至降至数钱的价格。秦始皇三十一年上升至一千六百钱的价格，楚汉战争的农业停滞时期，进而攀升至一万钱。文帝时又落到数十钱的水平。

为了安定国家财政，必须抑制谷物价格的上下波动。治粟都尉桑弘羊掌管国家财政。他本是洛阳商人之子，他把商人的计算能力很好地运用于管理国家财政。元封元年（前110）他提出了在地方县设置均输官、中央设置平准官的财政方案。顾名思义，“均输”旨在物资流通的平均化，“平准”旨在物价的稳定化。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发生地域性饥荒或灾害时，既有物资缺乏的地方，也有充裕的地方。商人们介乎于这些地域之间，低买高卖，获取利益。

后来，元帝时期，谷物连年歉收，京师一石为二百余钱，边地城市四百钱，关东五百钱，地域性差价明显。商人们观察时机，关注物价的升降，由此盈利。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待价而沽。与此古代自由经济相反，国家采取了行动，向物资不足地区运送物资，物价高涨时抛出物资以便降低物价。此乃安定国家财政的政策。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在此之前御史大夫张汤已经形成了盐铁专卖的基本构想，并于元狩四年（前119）提出了方案。国家独占、专卖生活必需品的盐铁，保持稳定的价格，作为财政来源。实施此项政策时，借助了两位大商人的智慧。起用南阳制铁商孔仅、齐地盐商东郭咸阳作为大农丞。孔仅、东郭咸阳以自身的经验为指导，在全国设置盐铁官后，又设置了酒榷官。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不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取代孔仅掌管盐铁。

人的身体中出于对体液的调节，必须摄取盐分。在古代盐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和保存料，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万能的作用。生的鱼类和贝类很快会腐败，撒上盐的话，不取掉水分也可以短期保存，如果再将其干燥或发酵的话，还可以长期保存。蔬菜用盐腌制后，冬天也可以食用。动物的肉在取出内脏后撒上盐，可以挂在钩子上干燥保存。汉代画像石就画有兔、猪、鱼吊在厨房里的场景。

盐、大豆、谷物、鱼、肉类发酵的话，可以制成各种酱，创造出多彩的味道。盐在各地都可以生产，如沿海的海盐、内陆的池盐、岩盐等。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将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山西省，而是太行山以西）分开来看的话，黄河下游的山东产海盐，山西产池盐、岩盐，另外岭南（广东）和沙北（北方沙漠地带）也产盐。

与日本列岛单纯地依赖于海盐不同，中国大陆自古代起就品尝着各种食盐的味道。岩盐在地下经长时间结晶化过程，盐化钾的纯度很高，海盐虽纯度低，但矿物质多。盐化钾越多越甜，盐化镁越多越苦，盐的味道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三十六处盐官之中，有十六处设在渤海、黄海沿岸的海盐区。为了结晶出盐，或将海水放入锅中直接煮沸，或仅靠日光和风力使水分蒸发。齐地生产海盐，在内陆的巴蜀有四处盐官生产井盐。将溶解有岩盐的高浓度地下水汲出、贮水、在锅中煮沸，使之结晶。四川画像砖上描绘了这样的工艺流程。

121 全国盐官、铁官分布图

此外，在内陆也有井盐、岩盐的分布。现在尤为人知的有山西省运城县的解池。盐商腰缠万金。有时候国家向他们出租煮盐工具让他们生产，而国家实行专卖获取巨大利益。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出现了需要1100度至1300度高温熔解铁矿石的铸铁工艺。铸铁适用于农具，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发展。战国中期以降，铁农具在富裕层得到广泛使用，到了汉代已经在一般农民中得以普及。战国时期遗址出土了锹、镰、斧等农具，汉代制铁遗址也已经发现。战国时期民营制铁业主赵的卓氏、齐的程氏很有名，卓氏、程郑、孔氏都是靠铁业致富。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以一或二头牛牵引铁犁耕作的牛耕法。犁的三角形的掘土犁先和推土的犁铲用铸铁制成，犁的本体（由牛牵引的长柄、手扶的犁柄、垂直立着的犁柱、在地面上滑动的犁床等）因为是木制的所以腐蚀殆尽，但出土了犁先和犁铲。

铁的生产中首先需要通过木炭的燃烧从铁矿石（酸化铁）还原出一氧化碳。为了燃烧木炭还需要大量运送空气的风箱和冶炼炉。四十八处铁官都设在具备铁矿石和木炭的地方。其分布为：山东丘陵周边地方有十二处，沿太行山脉南北有七处，太原至洛阳、颍川、南阳有十一处，从关中到垄西、汉中有五处，蜀地有三处、长江下游有四处，桂阳一处。

专卖制实施之后，博士徐偃去地方巡视风俗时，曾伪造敕命，令胶东国和鲁国制盐，并使用风箱铸铁。从张汤开始，伪造敕命相当于死罪会受到弹劾。当时，年轻的终军以能辩博学出任武帝近臣的谒者给事中（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及人员出入之官职）。终军认为徐偃的行为很不实际，于是有了以下的诘问：“胶东国和鲁国的盐铁都由周边各郡供给，本无任何不便可言，你是经过对人口、耕地面积认真调查之后得出有必要从事盐铁生产的结论吗？再者，春耕时期要制作农具，秋天又是必须向火炉加火的时期，这些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吗？”

[5]

据此，他认定徐偃有罪。在这样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冶铁业的实际形态。

122 铁制农具
（河南博物馆藏）　V字形器具套在犁先上起到深翻土地的作用。U字形器具是套在木锹头上的耕具

酒也是居家及乡里祭祀所不可缺少的。禁止酒的私营之后，酒的走私横行一时。霍光儿子霍禹被揭发在他家私自造酒，以致酒缸被砸毁。赵广汉的食客也在长安市场上私卖酒。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上奏请求凿渠引泾水以利灌溉，于是开始施工。地点就在公元前246年秦嬴政即位秦王伊始，让郑国凿渠的地方。从郑国渠到白渠的建设，其间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在武帝时期得以继承。

回忆起来，当年负责灌渠施工的是邻国韩国的水工郑国。其实他本是韩国派来的间谍，旨在使秦的国力从军事转向土木工程，以便达到削弱来自秦侵略威胁的目的。从中山流入平原的泾水在瓠口形成了葫芦形的弯曲河道，从这里引泾水沿北山向东至洛水，修筑了全长三百里、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水渠。间谍身份暴露之后，秦王命他做完工程。含有大量黄土高原泥土的河水，可以不间断地向农作物供给锰、钾等无机物。还可以冲走地表的盐分，使泥土堆积，防止土壤水分的蒸发，其效果很是可观。以四万余顷（约七百二十八平方公里）土地与约一百二十公里的郑国渠的长度相换算的话，宽幅六公里的土地得到了灌溉，产量高达每亩一钟（六斛四斗，约49.7升）。

123 徐州牛耕画像石

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已经无法原样继承了，出现了泥沙和盐分的问题。黄河下游由于没有倾斜度，泥沙堆积于河床，而泾水由于有倾斜，所以河床被侵蚀而不断地加深。泾水的引水口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由于河床变低而丧失了机能。引水口必须溯流向上改在与耕地高度相当的地方。另外，露出地表的盐分暂时可以依靠灌溉水冲刷，长此以往的话反而诱使地下水位上升，盐害会变得更加严重。所谓盐害，指的是由于干燥土壤的水分剧烈蒸发，造成土壤中的钙、钠盐分浮出地表，形成结晶的现象。置之不顾的话，将导致农作物枯死。

白渠建成之后，农民对其流经区域的丰饶歌颂道：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锹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124 郑国渠和白渠
与秦始皇遗产郑国渠并行，赵白公上奏凿渠而动工

但是，渠水从谷口县至栎阳县全长二百里，灌溉面积四千五百顷，还是不及郑国渠。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郑国渠与白渠现在作为泾惠渠仍在使用。笔者在1985年、1998年、1999年对那里的遗址作过调查。在三原县龙桥的郑国渠古道上架有清代的桥和现代的桥，在泾惠渠水坝有历代渠首（取水口）遗址。如今还可以见到郑国渠渠首的断面，三限闸（三叉分开的水闸）是白渠向北中南三方分流的地点。郑国渠的灌溉地是沿渭北平原北边，向东西扩展的地域。在海拔492米至380米倾斜地带上开凿了水渠。白渠流经的地域比郑国渠的位置要低。在东西主干渠两侧，南北向又分出支渠，扩展为更加细小的灌溉网。秦始皇时期的智慧确实在这里得到了继承。

更早些时期的龙首渠，也是为治理盐害的水利而建造的灌溉工程，由庄熊罴提案修造的。临晋县人民希望引洛水灌溉重泉县以东的万余顷恶地。只要有水，每亩产量可达十石。当时动员了十万人力。将洛水引至临晋县，必须穿过土质疏松易于崩塌的商颜山。人们挖十米的井，采取从地下横向连接的井渠方式。与中亚的基什岛坎儿井（qanat）一样。由于施工时挖出了“龙首（可能是恐龙化石）”而起名龙首渠。此渠现在作为洛惠渠仍在使用。1950年大兴水利，反而诱发地下水位的上升，加重了盐害。20世纪70年代设置了排水系统，让灌溉水流入排水沟，控制了地下水位的上升，创造出新的方法。

武帝时期，就这样推动了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关中地区的开发。秦王时期出于对付东方六国的战略开凿了郑国渠，武帝时期是在对抗匈奴的战略中纳入关中开发规划的。

武帝时代的结束

武帝在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于长安以西的五柞宫。这是一座因五棵柞树并立而得名的离宫。武帝在未央宫前殿出殡，三月下葬于茂陵，十六岁即位后在位五十四年，终年七十一岁。他是秦始皇以降在位期间首次超过了三十七年的皇帝。较五十岁的秦始皇而言，其追求长寿的实践应该说是成功的吧。五十四年之间，武帝的臣下已有许多长眠于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是也。为武帝效力而未能进入陪葬墓区的人也很多。张汤、张骞被埋葬在了故乡。张骞的墓在汉中。

125 茂陵
边长230米，高46.5米，在西汉十一陵中格外壮观

武帝之子除了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三王之外，还有太子据（又称卫太子、戾太子），以及与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髆。征和二年（前91）暴发的巫蛊事件，迫使卫皇后与其子太子据自杀。所谓巫蛊，指的是把虫放入容器，使其互食，用剩余者诅咒于人，以期达到杀人目的的方法。据说使者江充在太子宫殿中挖出了蛊。受这一事件牵连，死者数万。卫皇后的墓在长安城南，未能进入茂陵。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得宠，但未当上皇后就去世了。茂陵周围没有皇后陵，仅有李夫人墓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其子也英年早逝。武帝六十之后丧失太子，最终的继位者是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之子。武帝六十三岁所生此子，八岁即位，成为昭帝。

126　武帝系谱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也未葬于茂陵陪葬区。而且司马迁的死与其生年都不十分清楚。不过，他死于武帝死亡前后是肯定的。有人说在武帝末年，也有人说在昭帝初年，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史记》既没有记载武帝之死，当然也没有记司马迁自己的死。司马迁完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著作，书名本为《太史公书》，《史记》是魏晋以后的名称。当时的书籍是写在竹简、木简、绢帛上的。《史记》不称“卷”而称“篇”，所以应该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

此书的分量可以从一枚竹简的长度和文字数来判断。汉代竹简的长度基本上是一尺，即二十三厘米，一般用于书写公文。二尺二寸，即五十六厘米长的简用于书籍；三尺，即六十八厘米简用于律令文书。所以从一束简的长度可以知道其文书大概的内容。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两座西汉墓。一号墓出土了约七千五百枚竹简，二号墓三十二枚竹简。二号墓出土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两墓都出土了钱币，不是五铢钱（元狩四年）而是三铢钱（元狩三年〈前120〉）,证明是武帝初年的墓葬。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长27.5厘米，宽0.5至0.7厘米，厚约1至2毫米，长度相当于汉的一尺二寸。是由三道编绳编联的简册。

这些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史记·孙子列传》记载了两位兵法家孙子。一位是春秋时期的齐人孙武，另一位是孙武的子孙、战国时期的孙膑。一般说的“孙子”多指孙武。孙武效力于吴王阖闾，官至将军，著有兵法十三篇。孙膑效力于齐威王，攻魏时有功。长期以来虽然有着一种否认两位“孙子”存在的观点，但是作为现在《孙子》十三篇的原型的、汉代两部兵法书的竹简都已经发现了。武帝时期，主父偃在论述反战论时曾引用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一句，就是《孙子》第十三篇《用间》中“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一句。

此事例也为我们认识同时代的《史记》提供了参考。比照孙子竹简的话，二十七厘米有余的竹简一行以书写三十五字估算的话，《史记》一百三十篇相当于一万五千枚的分量。据说武帝时，东方朔上奏了三千枚的简牍。其文书由两个人抱来，武帝看一遍就花了两个月。《史记》的分量是其五倍，一共有两部，正本埋藏于名山，副本收藏在首都。

竹简本原始《史记》在将来出土之前是无法见到的。本书的叙述至此始终是离不开《史记》的，而欲知武帝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汉书》。

武帝在位超过了半个世纪，如同谥号“武”所示，他在位期间在四方边境不断地挑起战争。他本人甚至亲率十八万骑兵巡视北边长城，是一位极富行动力的君主。秦始皇时期只不过进行了与匈奴、百越的南北两次战争。武帝的战争目的却是在东西南北全面地扩张领土。

[1]
原文是：“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
原文是：“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3]
原文是：“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4]
原文是：“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5]
原文是：“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俗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出自《汉书》卷六十四《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第七章

从后宫之窗见到的帝国行踪

汉帝国的中枢与后宫

从《史记》到《汉书》

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记》中，有着本不可能出现的武帝和司马迁死后的一些内容。司马迁的《史记》仅仅记述至武帝太初年间，这一时期之后的内容是司马迁之后的人们补写进去的。因为《史记》仅记述至西汉王朝半途，所以有些人总想把武帝以后的历史续写上。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不满足，而写了《史记》的续编。刘向、刘歆父子，以及扬雄等人的续篇一直写到西汉末的哀帝、平帝。然而，他们写的续篇都不能令人满意。况且还有个如何评价篡夺西汉政权的王莽新王朝的问题。

东汉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从此可以将西汉作为一个王朝予以总体性记述了。光武帝时的班彪撰述了《后传》六十五篇。进而，东汉明帝任用班彪之子班固为兰台史之官，令其撰写了西汉王朝史书《汉书》一百篇。书中用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总括了西汉高祖至王莽之间十二世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如同《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著作一样，《汉书》也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班固在父亲死后，继承其遗志续写《汉书》。班固也像司马迁一样有过下狱的经历,罪名是私修国史。以个人名义编纂《春秋》那样的史书，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对西汉一代的评价，必须站在东汉王朝的立场予以总结。兰台令不过一百石之职，比太史令地位低得多。

127 敦煌悬泉置发现的帛书私人信件
元致子方的信。开头说：“元伏地再拜请子方足下”，要求购买沓和笔《文物》2000年第五期）

如此，我们要了解武帝以后的西汉王朝史的话，就必须依靠《汉书》。然而，《汉书》有着《史记》所没有一大缺点。即班固是依照五经，即儒学思想进行记述的。作为中国王朝第一部、第二部正史的《史记》、《汉书》，因为同是纪传体，所以可用来进行比较之处很多。但是，《史记》是旨在以《春秋》笔法记述，所以与五经体系的儒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与此不同，《汉书》则是在五经体系之中进行记述的。班固本人就说他是以五经为纬（横线），帝纪为经（纵线）的。《汉书》的“书”也就是五经《尚书》的“书”。

对于司马迁生前被匈奴捕获、在他死后仍然活着的两位人物，《汉书》作出了相互对照的评价。一位是司马迁曾为其辩护的李陵，一位是司马迁并未提及的苏武。

忍受屈辱的李陵贯彻信义的苏武

天汉元年（前100），苏武作为武帝使者被派往匈奴。翌年，李陵投降匈奴，并娶单于女儿为妻。李陵本人也着胡服、结匈奴式发型，成为匈奴人。不仅服从匈奴的习俗，他还当上了右校王，受到单于优待。相比之下，苏武据说牵涉到匈奴领地汉人的反乱事件，但并未降伏，直至最后坚守汉的使命。《汉书》卷五十四将此二人收入了同一列传。认为李陵被捕而投降匈奴是可耻的行为。苏武未屈服于单于，被幽禁于穴窖、没有饭食。据说苏武被流放于北海无人之地，仍持汉皇帝信节牧羊。苏武的信义得到《汉书》的赞扬。

匈奴一方掩盖了苏武的消息。苏武还活着的消息，直到昭帝时期才偶然传到汉朝。昭帝在上林苑狩猎时，捕捉到一只大雁，发现雁爪上系有帛书的书信，信中写着苏武尚在人间的消息。因为这一故事，“雁书”后来成为了书信的代名词。当时还没有进入纸的时代，仍处于竹帛、也就是竹简和帛书的时代。竹简或木简不仅重而且体积大，帛书由于是丝织的质地、轻便还可折叠。就书信来说，帛书更具优越性。

敦煌出土了帛书私人信件。奥利尔·斯坦因发现的两件之外，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火台又出土了一件，1990年在悬泉置也有发现。悬泉置发现的信件，长34.5厘米，宽11厘米，呈折叠形状。所谓书信，是写在纸上的；书简，则是竹简。此外还有帛书，内容是请对方帮助购买家乡的鞋和笔云云。

投降匈奴的汉人很多。匈奴虽得到了汉的丝绸、谷物的物品，但从活人那里可以得到汉的情报，还可以感受汉文化。如此，超越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对立，匈奴的社会和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匈奴一方也有许多希望投降汉朝的人。此时匈奴与汉之间已经不再是以长城划界的关系了。

少年皇帝与霍光政权

从武帝之死（前87）至王莽建立新王朝（公元8年）的九十五年又是怎样的时代呢？武帝有意识效法了秦始皇，建立了将秦帝国大大扩充了的汉帝国。武帝的帝国是按照如下顺序被继承下来的：首先，是昭帝十四年（八岁即位，在位十四年，二十一岁死去〈以下同〉）、宣帝二十五年（十八岁、二十五年、四十三岁）、元帝十六年（二十七岁、十六年、四十三岁）、成帝二十六年（二十岁、二十六年、四十五岁）的顺序；进而是哀帝六年（二十岁、六年、二十五岁）、平帝五年（九岁、五年、十四岁）等短命皇帝的在位；最后，被外戚王氏切断，刘氏王朝的前半段结束。

128 山东周公画像石
功勋卓著而未即王位，仅是辅佐兄武王之子成王（中）实行善政的周公（左）和召公（右）

首先继承武帝的是八岁即位的少主，即少年皇帝昭帝。支持他的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仅一年死去），还有左将军上官桀。他们的墓都矗立在茂陵的陪葬墓区。

霍光是霍去病将军的异母弟。武帝曾赐霍光一幅画，是让画工描绘的周公旦背负着幼年成王、朝见诸侯的场景。山东东汉画像石上也可见到这一场面。当时霍光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是武帝希望自己起到周公旦的作用。因为自己毕竟不具有周公旦那样王叔的亲戚身份。武帝死后，八岁的太子继承皇位，霍光登上了前台。八岁皇帝的皇后是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六岁的女儿。由于霍光的长女是上官安的妻子，所以皇后是他的外孙女。对霍光来说，昭帝是他孙子的辈分，虽然不是很近，又确实有着与皇后的亲戚关系。

霍光身高七尺三寸（167厘米），矮小而皮肤白皙，对行戴冠礼时八尺二寸（188.6厘米）的昭帝须仰视。霍光下颚及两鬓蓄以浓厚的胡子。汉代男性一般没有秦代男性那么喜欢蓄胡须，多只限于蓄口胡而已。与兵马俑士兵的胡须相比，汉代士兵、官吏的胡须较为雅致。霍光为人很具威严。昭帝二十一岁英年早逝，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武帝之孙刘贺虽暂时取得了皇帝的玺印，但仅仅三日之后就以性格淫乱为理由被废了，另立宣帝，霍光将小女儿送进宣帝的后宫，成为霍皇后，终于确保了自己的外戚地位。

此时被立为皇帝的宣帝即幼时遭巫蛊之祸入狱的武帝曾孙、亦即戾太子之孙。宣帝，名病已，这实在是一个表达其幼年不幸的名字，所以后来改为“询”。若不是御史大夫丙吉的庇护，他是走不上皇帝道路的。

十八岁的刘病已从长安尚冠里被招入未央宫。由于他不具太子身份，不可能直接成为皇帝，所以首先在形式上封阳武侯，取得列侯的爵位。然后，接受群臣献上的皇帝玺绶，登级帝位。当时支撑刘氏王朝渡过危机的官僚，都得到了褒赏。也许是为了亲自确认与武帝的直系关系，宣帝将武帝庙定为世宗庙，还在武帝巡行过的郡国建庙。曾供职于武帝、昭帝、宣帝的霍光，成为了刘氏王朝的救世主。立皇太子时，赐予庶民家继承人一级爵位，诸侯王黄金一百至一千斤不等，列侯八十七人分别获得黄金二十斤。

霍光的墓在武帝茂陵陪葬区靠东边的位置，距由他保护过的昭帝的平陵也较近。这样的位置看来也反映了他的地位。

与霍光同时保护昭帝的顾命大臣还有金日磾。汉代金姓很罕见。他本是匈奴休屠王之子，匈奴浑邪王杀了他父亲降汉时，他也被抓而成为饲养汉马的奴隶。当时虽然仅十四岁，作为匈奴的孩子，骑马已经很熟练了。儿时的他就骑着羊拉弓射鸟、射鼠；稍微长大后可以轻松地射狐、兔，这样一个游牧民的孩子深得武帝喜爱。由于其亡父休屠王在祭天时曾使用金人，所以武帝赐予他金姓。这样一位匈奴人却得以在武帝茂陵拥有与卫青、霍去病并列的墓地。

《盐铁论》与专卖制的废止

元始六年（前81）昭帝曾向地方的“贤良”、“文学”询问民众都有哪些疾苦。当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曾作为政府一方，与“贤良”、“文学”等地方知识分子之间围绕专卖制的是非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贤良”、“文学”总共六十余人，来自全国各地。后来宣帝时期的桓宽将争论的情况汇集为《盐铁论》，这是一种以对话的形式记录双方对各种问题所提观点的文章。

“文学”们抨击了国家与人民争夺商业利益的做法，主张停止国家的盐铁专卖、均输（向物资不足地域输送物资，以保持物价平稳的政策）。御史大夫一方则指出正是来自专卖制、均输法的物质利益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费用，采取了正面对立的态度。其结果，仅仅废止了酒专卖制（即“榷酤”），允许民间从事酒的买卖。一升（约日本的一合）酒的价格为四钱，卖酒者必须申报营业额。“贤良”、“文学”背后有霍光的支持。最早提出盐铁论建议的是杜延年。他是在霍光掌握政权的形势下，能够控制政治均衡的人物，他上奏的上官桀谋反事件，是由霍光处理的。对掌握内朝权力的霍光，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予以了反抗。强权皇帝的时代结束了，少年皇帝周围的官僚也就强硬起来了。

武帝时代的丞相即使登上了最高位置，也都一个一个死于任期之内。田蚡（薨）、公孙弘（薨）、李蔡（有罪自杀）、庄青翟（为避汉明帝讳，《汉书》改“庄”为“严”，有罪自杀）、赵周（下狱死）、石庆（薨）、公孙贺（下狱死）、刘屈氂（下狱腰斩），不断发生异常事态。公孙贺因儿子诅咒武帝罪，而连坐死于狱中。刘屈氂因有人告发其夫人诅咒武帝，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后宫的等级社会

皇后的“后”是“后土”，即大地的意思。与“皇帝”这来自上天权威的称号相对，“皇后”是来自大地的称号。皇帝称号虽开始于秦始皇，但那时还没有皇后的称号。不仅如此，就连秦始皇夫人的存在，在史书中也没有记载，以致成为一大历史疑团。所以皇后的称号，晚于皇帝而产生于汉代。

西汉武帝、元帝时期，在号称“掖庭三千”的后宫，众多女性之中皇后仅仅一人，其他都统称“夫人”。后宫女性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且其特点在于这一金字塔是一座伴随着皇帝之死、仅限于一代就崩溃的建筑。十三岁至二十岁的女性中容姿端丽者被集中至此。后宫崩溃之后的女性，进入死亡皇帝的园陵侍奉，死后葬于皇帝陵园。

地位高的女官葬于陵园司马门内侧。也有被允许回归民间再嫁的。皇帝死后留下来的只有皇帝母亲的皇太后，如果祖母活着的话还有太皇太后。如同皇帝称“帝”一样，皇太后的“皇”字省去但称“太后”的情况很多。她们死后，被合葬于已亡皇帝的陵墓。虽说是合葬，但并不是埋入同一墓室，而是在皇帝陵旁另筑新坟下葬。

后宫与内朝的宫殿配置

后宫亦称“后庭”，位于皇帝正殿的未央宫后（北）方（参见图55）。共包括八个区域，皇后居住于椒房殿，称为“中宫”。椒房的“椒”即花椒，以其叶和果实有香味，而将其涂于宫殿墙壁，燃烧还可取暖。据说由于花椒结的果实很多，象征子孙繁荣，所以很适合皇后住所。

前殿的高台（南北400米，东西200米）北面最高，有15米，南面是缓坡的斜面。皇帝居于此处的“宣室”、“温室”、“清凉”各殿。皇帝在前殿面朝南从事政务，向后观望的话，映入眼帘的正是后宫的位置。椒房殿遗址称为未央宫二号址，位于未央宫前殿以北三百六十米处。如今尚能见到散乱的铺地砖。

椒房殿的正殿建于东西50米、南北30米的夯土地基之上。再现此建筑物的话应该是这样：皇帝从南边跨度为23.5米的门阙进入宫殿。这是一处出入都要经过严格检查的场所。建筑物本身由立柱与墙壁围筑而成，建筑周围环以方砖铺地的回廊，屋顶瓦上可见“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的文字瓦当。屋檐下有小鹅卵石铺成的散水。东侧有一眼深约八米的水井，给水排水设备完善。排水沟流入北侧的水渠。正殿以外，在北侧还有附属建筑。

129 椒房殿遗址
皇帝正殿未央宫前殿后方是所谓的后宫，后宫正中是皇后居住的椒房殿《汉长安城未央宫》）

皇后以外的其他夫人住在掖庭殿。宫殿之中有称为“舍”的建筑，婕妤（女官名）居增成舍，昭仪（女官名）居昭阳舍。即便升格至皇后，也会由于各种情况遭到冷落，能否得到皇帝宠爱是决定身份高低升降的关键。景帝的皇后，先是薄皇后，后来是取而代之的王皇后，武帝的皇后也是从陈皇后变为卫皇后，宣帝也是从许皇后、到霍皇后、又到王皇后。围绕着唯一的皇后位子进行着争斗。被废黜的皇后从后宫宫殿被赶出，移居未到央宫殿区北面的杜宫或北宫。唐代颜师古认为北宫在未央宫之北，据此制作了长安城宫殿位置图，然而根据近年的调查，得知是在东北边，予以了修正。

随着皇帝的死去，皇后从后宫移居长乐宫殿区内的长信宫，称为皇太后（太后）。长乐宫殿区的中央由连接直城门与霸城门的东西向45至60米宽的干道分割开来。东边霸城门附近的城墙是长安城中夯土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宫殿区内发现了三座大型建筑遗址。太后的居住的正殿在霸城门附近。遗址东西长116米，南北长197米，南北排列着三处建筑。由于位于未央宫的东方，所以称未央宫为“西宫”，称太后的住所或太后为“东宫”。“后宫”、“东宫”的名称都表示了其与未央宫前殿的位置关系。上官太后和元太后都住在东宫。太后掌实权时期，汉的传国玺也收藏在此。

汉帝国中枢之中央官厅的构成

未央宫前殿西侧分布着中央官厅，这里是汉帝国的中枢机关。距未央宫前殿和后宫最近的是掌管帝室财政的少府。西汉时期，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是完全分开的，其比率也是对等的。帝室财政的财源来自山海、湖沼等自然资源的税收、市场的税收以及儿童人头税的口赋等。由于盐、铁也是自然资源，本是少府的税收来源，可是武帝实施专卖制以后，移交给了掌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皇帝、皇室、后宫的女性的生活费也从少府收入中支出。

在椒房殿以西350米处发掘了少府官厅遗址（未央宫四号遗址）。遗址东西长110米，南北长58米，散乱着大型砖、柱础石以及五角形给水、排水管。出土的112枚封泥中有多枚“汤官饮监章”。“汤官”是负责供应饼、果实等饮食的职官，因其隶属于少府，所以将这里定性为少府遗址。不仅限于文书，食物装入器皿封印时也要在结扣上封以黏土、盖章。如此封印的黏土块叫做封泥，由于开封时不能解开结扣，所以必须剪断细绳。少府所属职官除汤官之外，还有尚书（文书）、中书谒者（上奏文书）、符节（符契）等文书行政管理，太医（医生）、太官（御膳）、导官（选米）、胞人（厨房）、御府（皇帝衣服）等一般生活管理，乐府（音乐）、左弋（狩猎）等祭祀狩猎管理，若卢（兵器）、考工室（器械）、左右司空（土木）、东织·西织（织物）、东园匠（随葬器物）、尚方（御物制作）等器物制造与建筑，都水（水利）、上林苑的池监（池塘管理）、钩盾（御苑）、均官（物价调节）等自然资源与物价管理，还有永巷（掖庭）管理后宫，黄门（宦官）、中黄门负责后宫与前殿的联络。黄门是涂成黄颜色的宫城门，也用来称呼出入此门宦官的官职。在皇帝正殿与后宫近旁的少府，是有着多方面执掌的重要机关。武帝死后，大司马霍光于军事权力之外，通过掌握尚书控制内朝，凌驾于外朝诸官厅之上。

130 少府遗址全景
汉帝国中央官厅中掌管帝室财政的机关是少府。东西长110米，南北长58米的遗址散乱着柱础石、砖、排水管（《汉长安城未央宫》）

少府西侧的未央宫殿区内分布着外朝的中央官厅。未央宫三号遗址在接近西城墙的位置。1986年这里发现了五万七千枚骨签，是从武帝时期至西汉末年遗物。或是骨制的货签，或是弓两端用来挂弦的部件。长5.7至7.2厘米，宽2.1至3.2厘米，厚0.2至0.4厘米的小型物件。使用牛骨为材料，上面刻有武器的种类、规格、官营制造工厂名，记录了从地方向中央供应的内容。其中包括有弩弦强二十石（约六百公斤）、射程距离三百五十四步（约四百八十米）的强杀伤力武器。以大量强杀伤力武器保卫权力的中枢机关。外朝中央官厅是以丞相（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大司农（原为治粟内史，掌管财政）、廷尉（审判）、大鸿胪（原为典客、外交）等为主的机关。在失去武帝那样强权皇帝的昭帝时期，外朝的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与控制内朝的霍光形成对立。

131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骨签
使用牛骨为材料，刻有武器的种类、规格、制造工厂名。也有观点认为是骨质货签的

中国古代的女性

从后宫观察西汉五十年政治中的女性

八岁昭帝的皇后是年仅六岁的上官皇后。昭帝二十一岁去世后，昌邑王刘贺即位，上官皇后十九岁就当上了皇太后，又由于昌邑王旋即被废和宣帝的即位，她一下成了太皇太后。从皇后到皇太后，又到太皇太后历经四十七年没有被废。她是上官安与霍光的女儿所生，是得以从后宫观察西汉政治的少有女性。元帝建昭二年（前37）五十二岁时去世，被合葬于昭帝的平陵。

皇后之下的夫人中居最高位者，在武帝时叫婕妤，下面是娙娥、傛华、充依，此后的元帝时期又在婕妤之上加了昭仪。再下面的女官称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涓，即清纯）、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高祖的戚夫人（戚姬）、薄姬，文帝的慎夫人，武帝的陈皇后、卫皇后之外还有李夫人、王夫人、赵婕妤等等，其中成为皇太子的是赵婕妤的儿子，即昭帝。成帝的班婕妤是从少使升为婕妤的。元帝的冯昭仪从长使数月之间成为美人，又升为婕妤、昭仪的。

132 灰陶加彩女子立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温柔的姿态使人欣赏到汉代女性之美

侍奉于中央官厅或宫殿的女性称为“宫人”，以区别于皇帝掖庭的女性。赵飞燕是从长安的宫人进入后宫的，这位赵飞燕在当上皇后时，侍候在她身边有官婢曹晓、道房、张弃等。

法律优先的夫妇之义

做一名官僚的妻子可免除死罪。孔子后裔、成帝时期廷尉孔光救了淳于长的小妻（妾）。围绕这一判决他的判断与中央官僚的顶尖人物发生了正面冲突。

淳于长在大逆罪被发现之前，已经与小妻迺始等六人断绝关系，由其改嫁了。按丞相和大司空的主张，法律适用于犯罪发生的时点，所以犯罪时的妻子应该连坐。大逆罪规定父母、妻子、同产不论年龄一律弃市。然而，孔光以儒教解释法律，认为夫妇是由“义”结成的，如果没有了“义”可以分离。淳于长在没有触犯大逆罪之前，已经与迺始断绝关系并由其改嫁，这意味着夫妇间纯粹的“义”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判其妻死罪是不正确的。皇帝认可了孔光的判断。

侍中卫尉淳于长，是作为卫尉统辖长安城内各宫殿的警卫兵，作为侍中他往来于皇帝与后宫之间。由于他谋划了被废许皇后以“左皇后”复起的事件，被判为大逆罪，死于狱中。淳于长当初由于拥立身份低微的赵飞燕为皇后，停止了耗费巨资的昌陵陵邑的徙民（向陵邑移民）计划等功绩得到赏识，升为中央高官。但是，淳于长权力增长之后身边养了许多妻妾，不断受到淫乱的非议。淳于长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甚至将她作为自己的小妻。被废的许皇后曾通过姐姐赠与淳于长大量金钱，请求他向皇帝疏通恢复原来的身份。

成帝猝死之谜

绥和二年（前7）三月丙戌，四十五岁的成帝死于未央宫。《汉书》卷八《孔光传》载曰“上暴崩”，即猝死。《汉书·外戚传》载：“帝素强，无疾病”，采取了对其猝死存疑的记录手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方面是左将军孔光与赵皇后（飞燕），以及由二人拥立的太子定陶王；一方面是元太后与王莽联合的势力。成帝在夜里还好好的，撰写了任命孔光为丞相、封其为博山侯的赞辞，并亲手交给了孔光本人。到了乡晨（黎明前）就不能自己穿衣，甚至说不出话了。昼漏上十刻（约早晨四点半）死亡。民间马上怀疑此事为赵飞燕妹妹赵昭仪所为。成帝死后，皇太后（元后）让大司马王莽调查成帝猝死事件时，赵昭仪自杀。

赵飞燕本是侍奉于长安官厅的宫人，是从阳阿主家来的女子。她侍奉于阳阿主家时，学习了歌舞。号称“飞燕”，顾名思义，形容她轻快的舞姿。成帝微服路过阳阿主家门前时，偶见飞燕的身姿，于是先后召她与妹妹一起入宫为婕妤。由于这种经历，成帝欲立其为皇后时，遭到皇太后的反对。然而，借助淳于长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成帝的皇后。虽然没有生子，仍然受宠十数年。

世代传颂的王昭君故事

《昭君出塞》是由现代作家曹禺撰写脚本的京剧剧目。西汉元帝时期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故事，自古以来震撼着无数人的心弦。唐代的李白、白居易都曾咏唱过王昭君。大江朝纲（十世纪的日本学者）的七言律诗中也吟咏过王昭君，它不但被收入日本的《今昔物语》，还成为雅乐、能的演出曲目。王昭君的形象在金代宫索然《名妃出塞图》（由阿部收藏）、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卷》有所描绘。在日本也有菱田春草《绢本着色王昭君图》（山形县善宝寺、财团法人致道博物馆）、安田靫彦（足立美术馆藏）的绘画。

这位如此受人爱戴的女性的故事，在此不必重复讲述。这里只想对王昭君在汉代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后来又是如何被传说化的问题稍作分析。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最基本的史料出自《汉书》卷九《元帝纪》的以下记载：

133 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画师为王昭君写像一节

竟宁元年（前33）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仪，既伏其辜，德（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竟”通假“境”，取国境安宁之意），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这位王樯，南郡秭归县出身，字昭君。被元帝后宫选中，未得皇帝宠爱，嫁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皇后阏氏。然而，它还不是人们所最为关心的。

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积极请求迎娶汉氏女性，愿为汉婿。元帝将后宫良家女王牆（即樯）、字昭君，赐予单于，单于大喜。其后，王昭君取得宁胡阏氏之号，生儿伊屠智牙师，即后来的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即位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去世。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即位之后，以王昭君为妻。生有二女，长女叫须卜居次，次女叫当于居次。“须卜”、“当于”各为其丈夫的氏族名。

从以上《汉书》的记载虽然看不出王昭君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后宫、进入匈奴之地的。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汉与匈奴之间以后宫女性为中介达成了姻戚关系。而且由此可知，尽管王昭君并非汉刘氏女儿，但由于是刘氏皇帝的后宫，所以作为与汉氏（汉室）的正式婚姻关系是被认可的。王昭君入匈奴之后，亲身实践了匈奴人娶父亲遗孀后母（非生身母）为妻的婚姻制度，成为单于父子两代的妻子。

王昭君如此非凡的生活经历后来被传说化了。《西京杂记》记载了元帝后宫为宫女画肖像的画工。安陵县陈敞、新丰县刘白、龚宽比起画人物更擅长画牛马、飞鸟。杜县阳望、樊育能够巧妙地运用绘画色彩。最为出众的是不论美丑老幼，都能逼真地画出模特人物肖像的杜陵县画工毛延寿。这里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画工的名字，他们都居住于长安周边地区。

据说在高祖被匈奴包围时，陈平就曾让画工画了美女，悄悄送给单于阏氏。对阏氏说汉有如此的美人，高祖打算将她献给单于，以解眼前之围。阏氏唯恐失宠，就对单于说汉天子有神灵，想得到汉的土地是不可能的，试图让单于放弃对汉的兴趣。

远嫁北方游牧民并非开始于王昭君。皇帝以及刘氏诸侯的女儿称为公主，在此之前已经有武帝侄儿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宗室女儿，江都翁主）刘细君出嫁为乌孙王昆莫的妃子，号称乌孙公主。乌孙与匈奴同为游牧民，本来与大月氏都居于敦煌附近，汉为了抑制匈奴，有必要与乌孙联手。乌孙以一千匹马作为彩礼送来，汉将细君嫁给乌孙为妻。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

历代女性的化妆

如果考察中国古代历代女性化妆方法的话，对其因地域、时代喜好而流行的特点会有明显的感受。汉代宫中女性的化妆与唐代女性显然不同。

唐代宫中女性的化妆极为细致。其顺序是：一、面部全部抹铅粉铺粉底，二、两颊涂上圆形胭脂红，三、描眉，四、额头贴花钿（花纹发饰），五、靥（酒窝）中点红点，六、鬓角描出斜红（新月形红色），七、涂口红。唐代女性化妆的模样在西安、敦煌莫高窟、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壁画以及唐三彩上都可以见到。若追溯唐代这种华丽化妆源头的话，汉代女性化妆的特征就浮现了出来。

伏羲、女娲的人面蛇身男神、女神模样多见于历代绘画。较早者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的女娲像（无伏羲）、洛阳卜千秋西汉墓壁画、四川省崇庆县出土东汉画像石、南阳东汉画像石、徐州东汉画像石的伏羲、女娲像，下至唐代有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饶有兴味的是，从这些女性的化妆和服装可知，虽然是神话上的同一人物，却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汉画像石由于色彩脱落，不清楚面部化妆的样子。马王堆、洛阳汉墓所见人物的化妆方式很清楚。马王堆帛画中间最上方的太阳与月亮之间，绘有一女性。其服装上下相连，宽袖深衣，头发从后面一直垂到下半身，脸部没有化妆。洛阳汉墓的女性身着汉代一般的深衣，盘着发髻，两颊上隐约涂红，口红仅涂于唇中央部分。

再看唐代的女娲，反映出吐鲁番的地域性，明显是一种西域风格鲜艳花哨的化妆。身着敞胸上衣与裙子的女娲，不仅有花钿、浓厚的圆形颊红、嘴唇涂满口红，而且眼睛周围也抹上红色。

134 化妆工具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梳子齿密度一厘米的距离内有三齿的称为“梳”，六至七齿的叫做“篦”，十二至十三齿的为“
”（《汉代文物大展图录》）

汉代女性的化妆，当初是继承战国以来传统的化妆方法，以米粉为白色底粉，涂以油脂、丹砂的口红，不剃眉而描眉黛。但是在与西域交往之后出现了变化，吸收了游牧民族女性习惯。传入汉代的游牧民族女性化妆法，是使用颊红和胡粉。

《史记·匈奴列传》的《正义》所引《西河故事（或旧事）》中留下了汉军使匈奴人失去祁连山、焉支山之后悲怆的匈奴歌谣：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祁连山丧失了，六畜（牛马羊猪狗鸡）不再增加；焉支山麓是红花生长的地方，失去了那里，匈奴女性从此无法化妆。据说北方游牧民将花绞成汁，然后干燥为红粉，混以羊等动物油脂做成胭脂，涂于妇人面部。有趣的是“胭脂”又写作“焉支”、“燕支”，与匈奴单于夫人的称谓“阏氏”的发音相同。再说“胡粉”，东汉《释名》解释曰：“胡粉，胡糊（稠粥）也，脂和以涂面也。”与汉族传统的白色米粉不同，混合以油脂而有黏性。与胭脂同样在寒冷干燥气候条件下，有着保护皮肤的作用。

【帛书与简牍的时代】

纸在汉代尚未普及，文字的书写材料是简帛。“简”，即简牍，就是以竹或木为材料做成的简（细窄的札）和牍（有一定宽幅的板）。“帛”，即丝绸，上面有绘画或文字。帛很昂贵，简牍笨重不便，纸则解决了这些问题。

图九 里耶秦简
——2002年6月偶然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酉水畔里耶古城的一眼古井中。井中挖出了三万六千枚简，上面写满了秦代的隶书文字。这些无名官吏留下的文书，为我们了解秦始皇的时代提供了新的视点。

图十
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出土的高平道驿置道里簿、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河西道驿置道里簿，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的驿置道里。两简相互参补，可以复原一份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了解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

(一)高平道驿置道里簿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破城子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二）甲渠侯官检（两枚）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甲渠侯官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十一

(一)肩水金关检（两枚）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甘肃敦煌市悬泉置出土。（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二）悬泉置检（两枚）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甘肃敦煌市悬泉置出土。（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十二 秦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范骑兵的侵入，在国境上修筑了长城。秦灭六国、统一全国时，废弃内地长城，为了防止匈奴的南下，仅留下了北边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号称万里长城的全貌，至今尚不完全清楚。既有石垒的长城，也有夯土的长城。

图十三 汉长城
——西汉武帝时期，在秦始皇长城以西又修筑了新的长城。即从河西走廊到敦煌的长城。敦煌玉门关与阳关是两个关卡。在玉门关附近长城向东西两方延伸。为了夯实沙土，采取了在土中加以红柳枝和芦苇秆的独特建筑方法。正因为如此，长城历经两千余年沧桑，依然坚固地保存了下来。

图十四 阳关
——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代送别诗而闻名的阳关遗址。

制服暴龙

武帝以后，黄河下游屡屡泛滥。决堤的河段从武帝时期的瓠子，进而向下游移动。仅以宣房宫阻塞，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关于黄河洪水，现代人常提到河南开封附近的河段，而汉代比这里更为下游的河南省濮阳县一带，是屡遭洪水泛滥的地域。黄河在广大平原地区缓缓流淌，使得泥沙沉淀，河流阻塞。今天黄河虽已不再流经这里，但现在的地表仍是黄河留下的泥沙。

上文提及2004年3月笔者做过实地调查。从那红色沙漠似的古代黄河故道，再次感受到黄河的巨大。提到沙漠会使人联想到白沙，而过去黄河沉淀的泥沙是黄土，所以变成了红沙。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墓葬，发现被葬者周围有用蛤贝排列出的龙和虎，作为中国最早的龙曾成为一时的话题。新石器时代的黄河，虽然在比这里更为偏西的地方流淌，但又使人感到这是暴龙黄河的象征。

黄河泛滥的最大原因正如“一石水而六斗沙”所形容的那样，黄河水中五分之三是泥土，水流越缓慢、堆积的泥沙越多，于是河床变浅，造成地上河。西汉末年贾让在上奏中提到遮害亭附近金堤的样子。“金堤”是以石与土构筑而成，形容它是一座像金子一样坚固的堤防。一丈（10尺，2.3米）高的堤防，东面低处的堤防高达四至五丈（9.2至11.5米）。这一带的黄河的河床比民房还高，在地上河的地区筑建的堤防再高，也是有限度的。

关于治理黄河洪水的对策，朝廷内部由于对立意见的相互冲突而迟迟不能定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筑堤阻塞黄河激流，尽快让河水流入渤海；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大禹治水的旧道，决开堤防分流河水，排除人为力量，任凭河水自然流动。为了修筑堤防每年要增加一亿钱的费用开支。如果决开堤防，对决堤之处置之不理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那样的话，广大平原将成为贮水池，所以牺牲部分地区、使广大地区得救的政策是行得通的。

建始五年（前28）馆陶、东郡的金堤决口，造成四郡三十二县的地区受灾。平原地区如果发洪水，陆地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河堤使者王延世以装满石头的“蛇笼”用两船夹载投下，三十六天筑成堤防。这一年改元为河平元年（前28）。河南省内黄县至今还可见到汉代金堤遗址。

鸿嘉四年（前17），渤海、清河、信都各郡内的黄河再次泛滥。当时朝廷任其自然的意见占据上风，对决口之处未做阻塞处理。丞相史孙禁的意见是应该让堤防决口、使水从馆陶向北流，河堤都尉许商表示反对。还有意见认为应该遵从天意，任凭水势自由，最终无所作为。

哀帝时待诏贾让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策。为了保住一部分地区，在决口时修复堤防的办法乃暂时性的下策。中策是考虑到百年之后的利益，多修渠道以减弱黄河水势，造水闸、兴修水利的办法。而考虑到千年之后的最上策，是在黎阳县的遮害亭决开黄河，让黄河向北流，以消除洪水危害。

从沉睡中苏醒的古代木简

敦煌汉简的记录

敦煌郡设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一说：元鼎六年〈前111〉），即武帝死的前一年，他晚年的最后时期。匈奴势力被排挤出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最西端得以设置大规模的绿洲据点。说到敦煌地名的由来：“敦”，大也；“煌”，盛也。这的确是一座向西域显示汉王朝威严的都市。汉在敦煌设置了六个县，敦煌郡人口在西汉末为38,335人。这是一片为沙漠所环抱的巨大绿洲。

在敦煌有阳关、玉门关两所关卡。出自山岳地带向北流淌的小型河流，在平原地区广泛分散形成了敦煌绿洲。沙鸣山、莫高窟千佛洞处于靠近山岳的地方。再往西是阳关，这里今天依然可见到汉代的烽火台遗址。而从敦煌向北十公里、横穿沙漠的话，可见疏勒河向东西方向流淌，那里有汉代万里长城和玉门关遗址。玉门关是通往北方的门户。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敦煌的两个关卡尚未建立。他是从陇西郡的萧关出发的。敦煌莫高窟第323窟所描绘的唐代“张骞出使西域”图（参见图106）中宛若从敦煌出关的样子，画得并不正确。

135 秦汉长城图

最初在敦煌沙漠发现木简的是奥利尔·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的第二次探险来到敦煌时，他发现了708（或704）枚木简，1913年至1915年的第三次探险时，发现了166枚。实物现存大英博物馆，沙畹、马伯乐、罗振玉、王国维、劳榦、迈克尔·鲁惟一、大庭脩等学者都对这批简进行过释读和研究。后来，1979年在马圈湾烽火台遗址又发现木简一千二百余枚。

1990年至1992年又从悬泉置的邮驿遗址的灰坑里发现二万三千枚庞大数量的木简。此前敦煌木简一直停留在一千枚左右，而不及居延出土的汉简，至此一下子接近了居延汉简的数量。敦煌悬泉置汉简的特征并不仅在于其数量。与长城沿线城塞历来出土的汉简不同，这批驿传设施出土的木简，当然在内容上有其不同之处。在驿传线上遗留下来的木简，是汉与西域的外交记录。

敦煌作为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实际的活跃期是在武帝之后。敦煌通往西域的道路，有沿南山（昆仑山脉）以北的南道，也有沿北山（天山山脉）以南的北道两条。即所谓的西域南道与北道。

以天山山脉为中心来看的话，相对于天山北麓的草原之路而言，这两条道都位于天山南麓。从南道东端数起，顺序有鄯善（楼兰）、且末、精绝（尼雅）、于阗（和田）、莎车（叶尔羌）等城市；在北道，由东开始依次为：车师前国（交河）、渠犁、乌垒、龟兹（库车）、温宿、姑墨、疏勒（喀什葛尔）等。此外，还有一些离开道路的绿洲，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绿洲，数量在三十六国或五十国左右。这些可以知道名字的绿洲城市，大多分散在沙漠中距离湖泊、水源二三百公里范围内，近者相互间不足五十公里。

绿洲国家的生活方式

绿洲之间是沙漠，骑骆驼相互往来。城市就是国，其规模小的有一千多人口的且末、戎卢、渠犁，两千多人口的蒲类、渠勒、尉头，三千多人口的精绝等国。在绿洲超过一万人口的就算大国了。鄯善一万四千，莎车一万六千，疏勒一万八千，于阗一万九千，姑墨二万四千，焉耆三万二千，龟兹八万一千。同是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的西方则很不同：大宛三十万、大月氏四十万、康居六十万、乌孙六十三万人。隶属大宛等国的城市有七十余座，在康居以春秋的王城为中心：向北行九千一百余里是夏的王城，向南骑马跑七天是冬的王城。都是由多个绿洲组成的国家。

大小各异的绿洲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且末的士兵仅仅三百二十人，精绝不过五百人。龟兹这一等级的国家有二万一千人的兵力。多数国家无法单独与汉抗争。尤其是那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国家，独立自主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生存方式要么追随匈奴，要么追随汉这样的大国，或者相互间酝酿横向联合。与汉朝缔结外交关系的话，须向汉朝派遣王族、贵人为使者进贡，并且派遣王子作为质子。相反，作为回礼得到印绶以及黄金、丝绸等赏赐品而归国。

王族、贵人使者的一行中也夹杂有商人，好处在于可以与汉朝做贸易。由于使者往来的路上有危险，所以归国时有汉的使者同行保护。汉为了维系与西域诸国的外交往来，确保南北道安全就显得十分重要，要负责支给隶属国使节的口粮，还要应对他们出兵的要求。况且汉朝本身也要确保轮台、渠犁屯田士兵的军粮，还要让对方派出做向导的翻译人员。西域没有一种全域通用的语言，需要有能够讲汉语和西域诸国语言的翻译。因此在各国设置了“译长”。就汉朝来说经营西域固然是个负担，但让西域隶属于己的政治意义又十分重大。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所在地距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由此迎来西汉统治西域的重要转换期。长官称西域都护，可以从敦煌以西的这个据点控制西域。“都”为统辖之意；“护”为守护的意思。郑吉是第一任西域都护。在敦煌悬泉置出土了廷尉寄给西域都护的“西书”（从西方送来的文书）通过驿站收发的记录。还有命令甘延寿在敦煌郡迎接西域天马的诏书。

136 西域绿洲城市图

往来于东西的外交使节提供饭食的记录中，有鄯善（旧称楼兰）王的使者，派往大宛的汉使者，大月氏、乌孙的使者。一次由汉使者带回来的疏勒国王子所赠的三头骆驼累得不能行走了。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文件也已经发现。还发现了一份有关大宛贵人乌莫塞献上的一头骆驼死于悬泉置的记录。还有一份允许乌孙、莎车王四名使者、十七个贵人献上的六头骆驼，康居王、姑墨王献上的骆驼入关的记录。骆驼在西域对汉外交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东西往来的交通工具，也是献给汉朝的十分重要的贡品。也许是考虑到了减轻运输途中喂养的工作量，所以献上的数量不多，因为献上数头之后在长安饲养繁殖应该更为合算吧。另外，护送于阗王一行一千零七十四人的使者通过这里的记录、护送精绝王诸国客人四百七十人的记录都很有价值。还有一份文书记录了收发西域都护寄给卫尉属官紧急书信的内容。

纸未发明以前的书籍

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图书，都是西方书籍样式。即将纸页从中间一折两面重合起来，在书脊涂上糨糊制成的那种书籍。但是到图书馆的书库去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形式的书籍。所谓的“和书”，“汉籍”与西方书籍相反，纸页是向外侧折叠重合、然后用线缀合的，又称线装书。这是从中国传来的书籍形式。然而，这些都是用纸张装订的书籍，其实从书籍的历史来看的话，还有更早的书籍，在纸发明、普及之前的书籍是用线绳将木简或竹简编联制成的。

1985年9月笔者曾到过甘肃省的敦煌。这里的沙漠之中浮现着绿洲城市，当飞机降落时可以从飞机上看到：沙漠的白沙与街道的绿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年降雨量仅十几毫米的极度干燥地区，南面祁连山脉的雪水就是生命的源泉。仅在泉水附近或河畔地区才能形成聚落。一旦水源干涸，人们就不得不为了寻水而举家迁徙。

从敦煌出发乘越野车横穿沙漠,到达汉代玉门关遗址。夯筑的关卡土墙遗址保存至今。由此出关就是西域的世界，就中原汉族人而言这是最后的要塞。他们憧憬的和田玉就是由此关卡进口的，所以叫做“玉门关”。北边很近处，汉长城在沙漠上直线延伸出去。与在北京见惯的明代砖长城不同，这里是以土层与苇秆层交互层垒而成的素朴的古代长城，是防范北方游牧民匈奴入侵的防卫设施。这里一旦拂去沙土，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古代图书和木简。

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军占领香港的前一年，1930年在敦煌东北的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万余枚木简，为了逃避战火被运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由于这里原是对匈奴最前线基地的居延城，所以称这批简为居延汉简，是与敦煌汉简比肩的重要的汉代木简文书。台湾学者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得到一份外交文书。这是一份将十四箱木简作为贵重书籍寄存于此的重要证明信。直至1965年的二十五年中，一直没有开封地保存在那里。从近两千年沉睡中醒来的古代木简，这次又睡进了外国的图书馆。

回到台湾的居延木简在中研院台湾研究者手中，得到了科学的研究。木札上墨写的文字多有退色、难以辨认之处，近年研究者们成功地利用红外线成像仪予以了用肉眼或放大镜所无法做到的解读。他们还将木简文字与画像输入电脑，以便自由地进行检索。

中国古代史研究仅凭文献并非不能进行，研究秦汉史的话如果仔细地阅读《史记》、《汉书》就可以写出大量的论文。问题是这些由国家正式编纂的所谓史料，由于是按照一定目的编辑的，所以有许多删节的地方。王朝内部权力之争是由正统地位一方予以记录的，对于民众反乱也是从讨伐逆臣的角度进行评价的。

137 敦煌悬泉汉简

在木简中可以见到许多民众的名字。虽说文书本身是政府机关的文件，但毕竟由于没有经过史书的过滤，所以能够活生生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气氛。那些出于边境防卫被征发的民众的生活在木简上都有着具体的反映。一枚木简经红外线成像仪扫描之后，一直无法释读的士兵生活浮现而出。现代技术就这样使得那些消失在沙尘中的民众得以复活。

执掌地方政治的循吏与酷吏

另一方面从木简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内地地方郡太守的评价。从中央派往地方者，如果三年赴任期内有成绩的话，就将得到评价。他们之中既有被民众认为宽厚、清廉而受到仰慕的官吏，也有以严厉统治著称者。处于两个极端的循吏与酷吏掌管着汉代的地方政治。

颍川太守黄霸因其任职地方人口增长，多出孝子、贞妇，没有重大犯罪而荣获天下第一的评价。他先后在任八年。南阳太守召信臣亲赴阡陌（耕地中东西向的田间小道），指导农业。在郡内开水源引水，建水闸、堤防数十处，灌溉农田三万顷。为了防止水争，他还独创性地将均水契约刻石立于田埂。官吏、农民甚至称其为“召父”，可见其受到爱戴的程度。元帝末年他升任少府高官之后，废止了黄门艺人和太官的温室蔬菜栽培，由此节约了宫廷费用数千万钱，在中央政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酷吏中有一位东海郡下邳县出身的严延年。这是一位曾在霍光拥立宣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过异议的人物。他曾出任涿郡太守。此地的大姓（豪族）西高氏、东高氏的势力极强，当地人称“宁可背叛二千石（郡太守），不能背叛豪族大家”。当地宾客做盗贼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旦受到官吏追捕就逃至高府。严延年到任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他令掾史赵绣调查高氏，掌握了其死罪的证据。赵绣起草了轻重两份弹劾报告藏于怀中，看着严延年脸色递上了那份轻的，严延年事先已经掌握了情况，让他从怀中掏出了那份从重处罚的报告。当日审判，次日清晨在市场处以死刑。诛杀两高氏各有数十人，郡中百姓无不震恐。

循吏黄霸与酷吏严延年所在的颍川与河南出乎意外地互相比邻。严延年对黄霸所受褒奖甚为不满。从东海郡老家来探访严延年的母亲，偶然见到处罚的刑场十分吃惊，认为他过于残酷。倒是严母因其贤母形象受到称赞，严延年兄弟五人都做了大官，人们称呼严母为“万石严妪”，称赞她养育了五位二千石太守。就在东海郡发现了相关内容的贵重文书。

出土文书所述

东海郡的地方行政

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出土了二十四枚木牍与一百三十三枚竹简。内容是西汉末期东海郡官署文书的副本。

这些文书除一枚木牍之外，都出土于六号墓。墓主是一位叫做师饶的人物，职务是成帝的时期东海郡的功曹史。出土文书包括该郡年统计文书的集簿、官吏名簿、所辖县官吏名籍以及不在者名籍，还有永始四年（前13）的武器库登记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博局占，元延元年（前12）历谱，元延三年（前10）五月历谱、衣服疏（随葬品目录）、名谒，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赋等，可谓丰富多彩。墓主担负着东海郡基层政治的重要职务。由于是在地方被提拔的官吏，所以比那些从中央任命来的太守等长官更植根于地方社会，更注视地方社会的动向。

东海郡太守每到年度末要做一年的行政报告。从出土文书来看，全郡包括三十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东海郡东西551里，南北488里，占地大约方圆五百里，即方圆二百公里左右的面积。人口1,397,343人，266,290户。一年增加了42,752人，11,662户。男女比例为51：49，男性较多，年龄人口统计为：六岁以下占18.79%，八十岁以上占2.4%，九十岁以上0.8%。这份文书是了解两千年前中国大致人口金字塔结构的珍贵统计数值。

138 尹湾简牍
包括有东海郡各县官吏名簿、统计文书、武器库登记簿、历谱等形式多样的文书（《尹湾汉墓简牍》

男女比例自古以来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六岁以下的比率由于幼儿的高死亡率而偏低，八十岁以上的长寿年龄的比率出乎意料地高。1999年中国五十岁（周岁）以下为30%，日本2000年也超过20%。日本1999年九十岁以上占0.005%，所以0.8%是相当高的了。当时的九十岁以上年龄层应当是于公元前100年，即武帝强盛期出生的一代。

东海郡有三十八个县和十八个侯国。这一地区的行政由2203个官吏承担。各县在县令（一千石）或县长（四百石。一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令”，以下的为“长”）之下有丞（二百石）、尉（二百石）等长吏，此外还有令史、狱吏、官啬夫、乡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亭长等掾史。县长吏中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关系到本籍官僚任用的原则。出土文书中有名簿。盐官、铁官的长、丞中也是没有东海郡出身人士的。这是出于保证公平的考虑。郡的一年的收入是266,642,506钱，支出为145,834,391钱；谷物的年收获量为506,637石2斗2.33升，年支出为412,581石4斗数升。郡的财政既包括货币收入，又包括谷物收入。

139 尹湾简牍名谒
古代的名片（《尹湾汉墓简牍》）

一枚木牍正面写：“进长安令儿君。”背面写：“东海太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请。威卿足下。师君兄。”这是一张古代的名片。看来是地方官吏师饶（字君兄）向长安令儿君有何请求，希望会面。虽有首都长安，同时也有长安县。地方官吏必须每年一次去长安报告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东海太守委托功曹史师饶去中央时，拜访侍谒者徐中孙、中郎王中宾、丞相史后中子。当然，递上名片是要附带礼物的，这是当时的习惯。师饶还与东海郡周边的郡太守或国丞相进行交际，元延二年（前11）上半年他去楚国出差，下半年去琅邪郡出差。郡功曹也负责对郡外的外交事务。

僮约：奴隶买卖契约

蜀郡王子渊去煎山出差时，途中停留寡妇杨惠家中。其家有奴隶名为便了，王子渊让他买酒来。他却拒绝说：“主人买便了时，契约只写明守墓冢，没有约定替别人家的男子买酒!”子渊大怒道：“这僮奴是打算卖吗?”杨惠要王子渊当即立约，便了亦正襟危坐。王子渊所撰约文如下：“（宣帝）神爵三年（前59）正月十五日，资中县男子王子渊，向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她亡夫时属下的络腮胡奴仆便了，决定卖价一万五千钱。家奴应当听从各种驱使，不得有二言。”

[1]

这一篇韵文是前一世纪王褒所撰。遗憾的是《汉书·王褒传》中没有收入此文。我们只能在七世纪《艺文类聚》的逸文中见到。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载于《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对原文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是将此幽默作品翻译为口语的出色研究。

《僮约》的王子渊就是作者王褒本人，王褒，字子渊。当时的宣帝自养育于掖庭宫开始有机会学习学问，学了《诗》《论语》《孝经》。继位皇帝之后，在宫中也聚集学者。神爵、五凤年间（前61—前54）连年丰收，外交安定。宣帝也借瑞祥渲染时代的繁荣，让文人在宫中作诗。“神爵”即祥瑞雀。宣传当时出现了五色鸟、黑黍子、白虎、河鱼、甘露、黄龙、凤凰。王褒曾为益州刺史作诗，并在雅乐伴奏下吟唱。王褒的才华被宣帝知道了，宣帝让他发表了圣主得贤臣的颂歌。自此，他在宫中创作了许多诗篇。

《僮约》的文章接下来写道，买卖契约一旦生效，王子渊可以任意使用便了。宇都宫氏以轻快的语气作了口语化的翻译：

清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在家中制作碓碾，捆扫帚，劈木柴。在庄园挥锄掘井、疏浚沟渠，修筑水塘，疏通水渠。去空场上平整土地，准备打谷工具。

以这种语调，一口气足足列举了“百役”。其中所见，与其说是奴隶劳动的悲惨，不如说蜀地的丰饶。作物有麦、粟、豆、芋；蔬菜有瓜、茄子、葱、紫苏、韭、生姜；家畜有猪、马、牛、驴、羊；水塘有鱼、鹅、野鸭、家鸭，还栽种蒲、蔺草等水草；果园有桃、李、梨、柿、柘桑。手工业制品去市场上贩卖，并且购买。来客人的话，提壶去买酒。准备烹饪所需蔬菜、肉类。去园内拔韭菜，切碎紫苏、干肉蒸芋头。精脍鲜鱼，烹炖团鱼，烧水煮茶。

便了的饭食只能吃豆饭，喝清水，不得饮酒。想喝美酒的话，仅可以用嘴唇沾一沾。屋后有树，应当砍来造船，以便从资中县顺流下至江州（现在的重庆），也可以溯流上至煎县。还要选购妇女用的“脂泽”（胭脂粉），去小市贩卖。利用水利扩大活动范围。

如此，《僮约》通过王褒（字子渊）之口叙述了益州（四川省）的富庶丰饶。这也许是王褒在地方时，为益州刺史写的作品。从契约所云“神爵三年”可知，这是通过蜀地庄园劳动奴隶的形象对宣帝时期的繁荣景象进行描述。

《汉书·地理志》的宏观世界

《汉书·地理志》所见全国各郡国的人口统计，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地方郡国向中央汇报的数据。东海郡358,414户、1,559,357口人的数字，与尹湾汉墓的数字合算可知，十年之间增长了92,124户、162,014口人。人口增长率为10%。包括自然出生人口与周边郡国的流入人口。全国总计12,233,062户，59,594,978口人。从现在算起正好是两千年前的正确人口统计。因为秦的人口统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这是统一帝国最早的记录。

西汉末年全国共有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皇后、公主的食封〉、道〈边境的郡〉、侯国）。县之中一定有县城，以县城为中心的范围构成县的领域，平均十五个县设一郡国。实际上既有三十八县的东海郡、三十七县的沛郡、三十六县的南阳郡和西河郡这样的大郡，也有仅三县的玄菟郡和泗水郡、四县的赵国和真定国、五县的合浦郡和日南郡、六县的敦煌郡和南海郡等小郡。边境人口稀少，县也少。武帝时扩张而成的帝国，就是依靠全国1587个县为据点传达中央命令进行控制的。

195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编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计划。以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为核心，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先在内部发行，而后在1982年全八卷正式出版（参见吉开将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论理——历史地理与疆域观》，《史朋》第36号、2003年）。按照各个王朝确定一个一个县的位置并标在地图上，进行了细致的工作。

这是清代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的现代版。其中第二册是“秦、西汉、东汉时期”。笔者也在1976年参考考古资料制作了私家版《汉代郡县地图》。在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秦地图》、《汉舆地图》。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引用过《秦地图》。

刘邦进入秦都咸阳时，曾在秦丞相府得图书。其中包括有地图，刘邦由此了解了秦领域的势力分布。武帝时为了在分封诸侯王时确认其领地，曾要求御史呈上《舆地图》。这些地图今天已经失传了。地图本是政治性的工具，历史地图也反映了对过去历史的评价。

逐渐清晰的汉帝国全貌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作为秦汉地图是水平最高、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地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前言也涉及的几点：第一，并未反映出西汉二百年行政区划的变迁，而只是西汉末年行政地图。第二，如何标定国境线的问题。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越南的日南郡、西南夷的益州郡之外侧当时是否有明确的国境线，西域都护府统辖之下的西域诸国是否应该涂以同样颜色等等。这些都是关系汉帝国构造的重要问题。

武帝元封五年（前106），除中央的司隶校尉之外，全国设置十三个州，由刺史管辖。当时刺史的秩禄仅六百石，不及二千石的郡守。成帝时终于升为二千石，与之对等。秦郡尚不满五十个，汉代郡国数已经超过了一百，因郡国过多而设置州。刺史负责巡视各郡国，督察太守的不轨行为。

所谓“州”，是以夏禹贡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与周的九州（冀、兖、青、扬、荆、豫、幽、并州）为理想的。在冀、兖、青、并、徐、扬、荆、豫、凉之外，加以益、幽、朔方、交阯四州，为十三州。传统的九州之地，至武帝时已成为加上周边扩张地域之后的形状。现在河南省的简称为“豫”，河北省简称为“冀”就是古代豫州、冀州名字的残存。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扬州（江苏省）、荆州（湖北省）等地名，在由郡县制转变为州县制的隋代以后还作为地名残留着，其位置与汉代州是重合的。

所谓“五服”（甸、侯、绥、要、荒服）是基于华夷思想的儒教地理观念。从中央向周边夷狄世界扩展开来：“甸”是天子周边生产谷物田园地带的可以参加祭祀之地，“侯”是诸侯国，“绥”是由王者政治安抚之地，“要”是甚至可以束缚其腰身的蛮夷隶属之地，“荒服”是荒芜远方的戎翟之地。《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相当于甸、侯之地，是从中央向远方扩展的顺序：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三辅是畿内，以此为中心向右旋转、涡流状扩展开、由内向外排列。这种郡国的配置是秦始皇帝国所没有的。

出土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郡国的微观视角，正史则是对汇集于中央的行政文书进行整理之后，从宏观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帝国的形象。两者合参，第一次让我们看到汉帝国的全貌。

西汉十一代皇帝陵

西汉末年的元始二年（公元2）的长安人口，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为246,200人，长安自建立二百年以来，作为汉帝国首都的人口达到了近二十五万的大都市。虽然看起来比唐代长安的一百万人口要少，但是如果将实际上长安周边卫星城市合计的话，是一座超过唐代长安的大都市。

西汉十一座皇帝陵都建在长安周围。在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的九代皇陵，东西三十五公里排列开来。在渭水南岸，西安（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上是文帝霸陵，杜陵原是宣帝杜陵、地面至今仍可见巨大的坟丘。西汉时期的特征是在陵墓旁建立城市。高祖刘邦至宣帝建了七个陵邑。陵邑始于公元前231年的秦始皇陵附近所建的丽邑。由居住空间体现皇帝威信的、特异的都市传统，持续存在了二百年。共设置了高祖的长陵邑、惠帝的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等七座陵邑。

140 西汉皇帝陵与陵邑图
西汉九代皇帝陵并排修造于长安近郊的咸阳原上

新皇帝即位翌年开始建造陵墓，死后完工。陵邑则在皇帝活着时候建成，像是在向当今皇帝宣誓忠诚似的，那里已开始居住人口，通常将地方的财主、豪杰迁移至此。从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高台基址上，不仅可以放眼望见陵墓，还可见陵邑的残垣断壁。

141 宣帝杜陵
坟丘东南是已经发掘的寝殿、便殿等祭祀建筑

对于那些远离东方故乡迁徙陵邑人们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地理志》载：长陵人口179,469人，茂陵277,277人。西汉末茂陵人口已超过首都长安，也许是因为武帝的威信吧！长安与长陵、茂陵人口合计702,946人。所余五个陵邑没有人口统计数字，假设相当于长陵的17万人口的话，五陵邑就是85万，长安与七陵邑人口合计155万，是超过100万的大都市。长安与渭水北岸之间以渭水桥相连，霸陵邑与霸陵桥相连，为的是便于皇帝频繁地去陵墓和陵庙祭祀。当然，陵邑的居民也往来于陵邑之间。

陵邑本是地方民众移居的场所，所以相当热闹。所谓“五陵（渭水北之五陵邑）少年”指的是居住于陵邑都市群的无赖少年。如此人口集中的都市群，孕育了经营商业成功的富豪。大都市的消费商品有如：酒、酱、肉、谷物、薪、漆器、铜器、木器、铁器，胭脂红、丹砂、帛（白丝绢）、麻布、绫绢、皮革、麹、枣、粟、盐、豉（豆的发酵食品）、蔬菜等丰富多彩。在长安经营丹的王君房，经营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成为富豪。

《汉书·游侠传》的豪杰

另一方面，大都市的任侠也在暗中活动。武帝的郭解、西汉末的原涉都是作为豪杰收入《汉书·游侠传》的。郭解很贫穷，就作为移居茂陵条件的财富三百万钱而论，无论如何相差甚远。但是，由于他的权势仅饯别金就能收到千余万，所以作为这样一位人物他也被命令移居。他不仅具有替人报仇、仲裁怨仇、藏匿逃犯的侠义之心，还私造铸币、盗墓掘坟，恶行不绝。最终因杀人，以大逆不道罪处刑。

原涉，祖父一辈作为豪杰迁徙茂陵，父亲作为南阳太守死时，县民送上的奠仪千万余钱，一概拒收。但是，为在茂陵造大墓，原涉买土地开墓道。叔父被杀时，报仇之后逃亡、隐匿一年，遇赦而还。当时，报仇这种复仇行为是得到社会认同的。他还不忘施舍穷人。一次偶然路过一无力为死人出殡的人家，原涉见其窘困，虽说是外人也伸手援助：在木牍具体写下死者用的衣被、棺木、饭含（死者口含之玉），让宾客速去市场购买。都会生活的葬礼看来是很费钱的。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遣策，是棺内随葬品的目录。

元帝时，以上的陵邑制被废止。永光元年（前43）将一直在太常管辖范围进行统一管理的陵邑，分属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之下。

秦咸阳城因为利用了咸阳原的丘陵，排水虽较方便但灌溉与生活用水很不方便，一直依赖井水。汉武帝以后终于修建了成国渠，咸阳原下的耕地灌溉得到改善。渭水以南地域则与此不同，像丰水、泬水、浐水、灞水等从终南山向北流淌的河流很多，具备了丰富而可利用的水资源条件。

在长安城东南，即后来建设唐长安城的区域，有汉代的乐游苑、宜春苑；再向南是东西向扩展开的上林苑。上林苑中饲养了许多动物，是皇帝狩猎场所，还栽培着从地方献上的三千种果树、花草，据说曾有离宫三十六所。当时，在长安城南面广泛分布着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葱郁森林。其间不仅河水流淌，还在上林苑修造了巨大的昆明池。来自昆明池的引水环绕于长安城周围（漕渠、王渠），又进入城中（明渠）。想来，作为城内的给水排水沟渠发挥了其有效的作用。

长安城周边丰饶的自然环境

武帝时有一位叫做东方朔的滑稽家很有名。所谓“滑稽”并非“怪异”的意思。意思是能言善辩，具有像酒从“稽”器流出那样流畅的辩才。他曾将自己的意见写满三千枚简牍，由两名男劳力抬着送到武帝那里，武帝花了两个月时间才读完。当武帝要扩大上林苑并建筑围墙时，东方朔也上谏提出上林苑已拥有广大土地不应再扩大的主张。

终南山将南面的长江、淮水与北面的黄河、渭水划分开来。关中是一块特别丰饶的地区，汉离开东方的三河地区，在泾水、渭水之南建都。这里不愧为“天下陆海”的丰饶土地，秦抑制西戎、兼并山东诸国正是由于以此作为根据地。玉石、银、铜、铁、豫樟、檀、柘桑之外，这里培育着丰富的秔稻（粳米）、梨、栗、桑、麻、竹箭（大小竹类），种植着姜、芋。如东方朔所说，西汉的终南山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但是，现在那样的风景早已不见了。因为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

142 上林瓦当
刻有“上林”文字的瓦当。上林苑中饲养、栽培着大量动植物

当我在考察长安县斗门镇昆明池中所立牵牛、织女两座汉代石像时，对当地农民至今仍对石像热心崇拜的举动深感惊讶。同时也使我考虑到从这巨大池塘向长安城开凿漕渠的意义。两个石人像在池中东西各置一方，据说象征着天河。两米多高异样的巨大石像，与汉代画像石所绘牵牛、织女形象实在相去甚远，倒不如说与都江堰所见东汉李冰石像类似，都具有测量昆明池贮水量的水位计作用。如此贮量的昆明池水作为首都长安城生活用水的水源十分重要。长安周边水利与自然环境的实际状态，不仅通过文献，通过考古学资料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王莽篡夺汉王朝

意欲保汉的王政君

居延汉简等汉简中可以见到庶民女性的名字。一个字的名很多，两个字的名也能见到。尤其喜欢使用“弟（妹的意思）”、“足”、“君”、“待”、“南”、“女”、“宪”；二字则多见“女足”、“君来”、“君至”、“王女”、“自予”。其中甚至有“恶女”这样的名字。

143 元后陵
元帝皇后王政君的陵墓。王政君曾一直抵制侄儿王莽篡夺汉王朝的野心

在细君、王昭君之外，还有一位以“君”为名的女性，也牵动了西汉后期的政治。她就是王政君。王政君家有四姐妹：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与男子一样同辈分之间共用“君”字。王莽，字“巨君”，可见男子也使用“君”字。细君、王昭君出嫁匈奴，政君则十八岁入后宫，成为皇后。侍奉过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代皇帝，直至八十四岁之前的六十余年间，她都身处西汉末年的政治中枢。虽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其侄儿王莽，但并不是说二人是携手合作的关系。王政君始终是要捍卫汉王朝，王莽则是准备向汉王朝夺权的。这二位相差二十六岁的姑姑与侄儿间的斗争，左右着西汉王朝的方向。

王政君的故乡是魏郡元成县委粟里，位于下游的黄河之滨。近旁曾经有过名为“沙麓”的山冈，顾名思义是一座由黄河泥沙堆积而成的沙丘。春秋时期这座沙丘崩塌时，有预言称此地将会有“圣女”出现。元帝即位时，王政君二十四岁成为皇后。元帝死后，她儿子成帝时她被称为皇太后，年四十。其后，哀帝、平帝时她作为太皇太后支持着皇帝。到了九岁即位的平帝与后来孺子时期，她已年逾七十还亲自下发诏敕。尽管是女性下诏，亦自称为“朕”。

王政君的兄弟也身居高位。长兄王凤增封五千户,被授予大将军领尚书事官职。外戚以大司马大将军居军事最高职位，而且兼掌尚书参与国政的独裁权力开始于西汉昭帝时的霍光。王凤以舅父掌握着政治实权。

近年发现了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全国发布的四时月令。元始五年（公元5）平帝去世，两岁的孺子（刘婴）即位，以安汉公王莽为摄皇帝。四时月令不是写于木简，而是写在灰墙上向民众传达的。实物发现于敦煌悬泉置。这一文字资料的确极为珍贵。共五十条，根据季节的不同诏条数有增有减，六月、十二月仅仅一条，一月有十一条，可知是从整部月令中经过取舍，选择出的一部分。由于元始五年（公元5）这一年气候不调，特意选择了这五十条。诏条最后的附记中记述了安汉公、太傅、大司马王莽下此诏书的经过。实际上，此时的王政君已经不再过问王莽的所作所为了。

王莽当“假皇帝”的策略

元寿二年（前1），西汉哀帝仅仅在位六年，二十五岁夭折。这次机会使王莽得以回到政治的前台。王莽是以大司马领尚书事居于政治中枢的。哀帝死后，作为继承人选中了他的从弟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刘衎，仅九岁，所以实际政治归王政君与王莽掌控。此时王莽号称“安汉公”，的确是取其安定汉王室之意，一面扶植幼年刘氏皇帝，一面经营自身地位。虽说是偶然，平帝元始元年正如“元始”名称所示，恰好是公元一年。

王莽是以自身比拟伊尹、周公。伊尹辅佐殷王、周公辅佐周王，被称为“阿衡”、“太宰”。伊尹为取得汤王的重视，以鼎、俎烹饪，用加调料的例子讲述王道。汤王死后，嫡孙太甲继位，愚蠢而暴虐，伊尹将其流放三年，自己代行政治。周公旦乃武王弟，作为幼小成王的叔父，执政七年。王莽合二者称谓为“宰衡”，进而实行了流放皇帝、取代幼主、摄行政治的步骤。

“摄行”就是代为执行的意思。伊尹、周公都是由于君主蒙昧、幼小而代行政治。但“摄行”是有期限的，三年、七年过后，又归还了王位。王莽在十四岁的平帝死后，选择了恰如周成王的两岁的孺子婴，拥立为太子。孺子成人之后，本应该交还政权。

当时，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谶纬”这种预言，实行了不借民意而借天意的策略。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得一上圆下方形白石，上面有朱砂题字曰“安汉公（王）莽为皇帝”。此事不是传到王莽那里，而是先传到王政君的耳朵里，她斥责此为欺天下之物。在王政君的压力之下，下诏天下将“为皇帝”被解释为“摄行皇帝之事”。这总算是对王莽的一种抵制。“为”字既可以读作“成为”，也可以读作“为了”。解释为“为了皇帝”就不是成为皇帝了。王莽也因此首先称“假皇帝”而实行了摄政。所谓“假皇帝”就是“临时皇帝”，即近似“皇帝”。让臣下称其为“摄皇帝”，说到底是皇帝汉室的辅佐者。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代替幼小皇太子执行统治。这一年改元为“居摄”元年（公元6）。由于没有皇帝，所以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代为皇帝下诏。

西汉至新禅让的闹剧

接下来出现了一位齐郡临淄人辛当梦见过的、叫做“翁”的天公使者。他传达了上帝旨意：汉的火德衰微，天命殆尽，安汉公应当成为真天子。又有名叫哀章的人做了两个铜箱子，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其中有赤帝之子汉高皇帝所书谁应该成为真天子的内容。哀章于黄昏时分身穿天子服装，扮成高庙神灵的样子。王莽拜受铜匮。王莽通过这种以《周礼》、谶纬为理论武器的方式，举行了皇帝即位仪式，取“新都侯（南阳郡新野县都乡）的“新”为国号，改元始建国元年（公元9）。他亲自执幼小孺子之手，流泪抽泣曰：“如今，我独自受到来自皇天威命的迫使，并不得意！”接着，让孺子从殿上下来，向他北面称臣，揭开了禅让剧的帷幕。

西汉朝向新朝的王朝交替被认为是一种“禅让”。中国王朝的交替从来就有着武力行为的“放伐”，与非武力行为的“禅让”两种形式。夏、商、周、秦、汉（西汉）之间连续的王朝交替都采取了武力革命（天命革新之意），王莽首次以禅让形式成功实现了王朝的交替。作为外戚，一方面不间断地保持了与西汉刘氏王室的结合关系，一方面由安汉公假皇帝，进而成为真皇帝，巧妙地通过非武力形式完成了王朝的交替。“假”与“真”的称呼本不是用于皇帝的。汉王刘邦时期，萧何为丞相，曹参为假左丞相。秦曾经以“左”为上，但汉则相反以“右”为上。萧何为右丞相，是真丞相；曹参为左丞相，是假丞相。战乱时期，左丞相曹参只是名义上的丞相。王莽为假皇帝时，孺子为真皇帝。为了从假皇帝变为真皇帝，所以必须使真皇帝禅让。

王莽在暗中坚决地镇压了反对势力。居摄元年（公元6）安众侯刘崇等作为刘氏一族，以百余人攻打南阳宛而失败。翌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叫做刘信的人物为天子，发动了针对假皇帝王莽的十万人反乱，被镇压。翟义提出了激烈的口号：“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罚。”平帝是否死于鸩毒（浸泡毒鸟鸩羽的毒酒），当然很难确认。《汉书·平帝纪》仅记载“帝崩于未央宫”，翟义所言不知有何根据。

传国之玺：正统继承者的证明

王莽被说成与秦始皇一样有着豺狼般的嗓音。这种说法来自于形容秦始皇豺声而虎狼之心的表达。王莽身高七尺七寸（约一百七十七厘米），不是特别高。不过，他以虎一般的大嘴呼喊、自信地凝视人时，对人有一种威迫感。

高祖刘邦从秦王子婴那里接受了秦始皇的玺印，后来在汉代皇帝中代代相传，称为“传国之玺”。哀帝之后，因为孺子尚未即位，所以收藏于长乐宫中。

144 皇帝信玺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般政务用皇帝行玺，对诸侯王用皇帝之玺，军事事务用皇帝信玺

汉代皇帝有七个玉印：官吏的印称为“印”或“章”，只有皇帝、皇后的印称为“玺”。七印之中有三个是刻有“皇帝”字样的玺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有三个是刻有“天子”字样的玺印（“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另一个是“传国之玺”。皇帝即位时，在先帝的棺前，或高祖庙前接受“传国之玺”，以表示自己是正统继承人。

皇帝玺印用于国内政务各端（行玺）、对诸侯王（之玺）、军事;天子玺印用于外交（行玺）、天地祭祀（之玺）、军事（行玺）。王莽的目标是秦汉以来代代继承的“传国之玺”。认为只要正当地得到“传国之玺”，皇帝与天子玺自然会到手。

但是，姑母太后王政君掌管“传国之玺”，拒绝交出。她气势汹汹地斥责了侄儿王莽：“我一族蒙汉家之力而富贵，无以报恩，还要乘机夺取其国。如此人渣，狗猪不食其余。我乃汉家老寡妇，欲与此玺一起埋葬，必不可得！”作为女性语言，上面这些话可谓痛骂。王政君最终还是不得已，将汉传国玺，投之于地，最终归于王莽之手。

王莽执意要姑母王政君与汉划清界限，拆毁了元帝庙，改称王政君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八十四岁死去，被合葬于元帝渭陵。说是合葬，只是将坟丘并排而葬。今天，在175米见方的渭陵西北，邻接着90米见方的元后陵。王莽无论如何希望使姑母与汉皇帝割断关系，甚至在两陵之间设计了一道沟，可见其用心执著。

秦始皇、武帝与王莽的共同点

2001年在长安城桂宫宫殿区西北角、雍门附近的四号遗址，发现一枚玉牒（玉牌）的残片。是仅长13.8厘米、宽9.4厘米、厚2.7厘米的小型物。残留的二十九字中可见“万岁壱纪”（壱，同“壹”，“一纪”为五百年大变，三纪为一千五百年）、“作民父母”、“退佞（侫为佞之误）人奸轨”、“延寿，长壮不老”、“封亶泰山，新室昌”等残字。从末尾“新室昌”可知这是王莽新王朝的玉牒，为泰山封禅所制。王莽也希望继秦始皇、汉武帝之后，封禅泰山。由此可见这位意欲从外戚变为皇帝的人物的历史。

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祭祀天地时，有祝文曰：“天地之神，将黎元（人民）嘱托刘秀，为人父母，秀不敢当。”其中亦有“为人父母”一句。所以王莽玉牒残字的原文也应该是天地之神承认王莽作为地上人民父母、进行统治之意。光武帝的祝文在表示谦虚之后，曰：“人称‘王莽篡夺皇位，秀发奋而兴义兵，诛杀乱贼，平定天下，海内人人蒙其恩。上乘天之心，下受元元（人民）仰慕’。”

作为刘秀打倒对象的王莽所提出的“退佞人奸轨”，是赞扬屏退佞人奸轨（政治混乱者）建立新王朝文章的残字。玉牒中的“延寿，长壮不老”是祈求个人延年益寿的。一边祈祷人的长寿，一边通过泰山封禅祈求新室的繁荣，祈愿个人、国家的永存。

145 王莽玉牒的残片
（长安城桂宫内4号宫殿遗址出土）　从末尾新室昌”可知是王莽为泰山封禅所制（《考古》2002年第1期）

王莽建立了夹在东西汉刘氏王朝之间仅仅十五年（公元9—23年）的王朝。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通过禅让实现王朝交替，成为皇帝。他希望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去泰山封禅并非不可思议。然而，迄今未见王莽实际去过泰山封禅的记载。王朝交替的混乱告一段落之后，他改元天凤元年（公元14），虽有巡行东方的意志，但没能成行。实际上举行过泰山封禅的，是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此后至唐代无人封禅，然后是唐高宗、玄宗以及宋真宗又继续进行。并不是所有皇帝都去泰山封禅的。

新的政治、经济、外交

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复古

皇帝王莽否定了秦汉，意欲彻底回到周代制度。实际上周王朝已经在二百五十六年之前为秦所灭。“周”分为西周、东周，时间很长。被理想化的只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西周时期。回到一千年前的时代已不可能。实际上，王莽是企图实现《周礼》《礼记》王制篇所描述之理想的周代政治制度。他肃清汉制，建立周制就是改革。即便是王朝交替，如此极端的改革在中国史上亦可谓空前绝后。王莽因何如此痴迷周制呢？

周武王时期有八百诸侯，文王时有一千诸侯隶属于周、向周朝贡。秦铲除诸侯，实现郡县，因此二世而亡。汉高祖论功行赏，建立诸侯王、列侯数百国，但数字逐渐消减，所剩无几。王莽谋求复兴周代封建制，建议施行周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与四等级封地制。官僚名称也都改换为羲和（大司农）、作士（大理）、秩宗（太常）、典乐（大鸿胪）、共工（少府）、予虞（水衡都尉）、大尹（郡太守）、宰（县令）等一类独特的名称。

王莽又依照《禹贡》（关于夏禹所定九州之地地理、物产、贡物的书籍）将全国划为九州，诸侯之数定为一千八百，为的是与周文王时数字相合。另外，还效法周代的二都制，以长安为西都，以洛阳为东都。长安更名“常安”，洛阳易名“宜阳”。按照与都城的距离，划分为近郡、内郡、边郡。全国125郡、2203县的名称，虽非全部但多加改变。地名本来即便王朝交替，也是继续不变的。如此任意更换地名，应该是在显示其彻底脱离秦汉的意志吧！就制度改革来说，虽然很是激进，但官吏、民众由于难于记忆而陷入混乱。郡名也更改为敦德（汉的敦煌，以下同）、西海（金城）、就新（益州）、新中（汉中）、淮平（临淮）、河平（平原）、迎河（渤海）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王莽的故乡魏郡元城县虽改为魏城元城，但几乎没什么变化。

王莽将王朝继汉火德之后定为土德。颜色崇尚黄色，也是祖先黄帝的黄，数字以土德的“五”为成数。还将汉崇尚的红色作为低级官服的颜色，官吏印章一律用五个字。如“含洭宰之印”（京都大谷大学藏龟钮铜印）即含洭县长官（宰）之印，为了合于五字之规，而加入“之”字。

温柔与残忍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也并不都是纸上谈兵的改革，命令是实实在在地传达到地方的。王莽政治改革的诏书，确实传达到了远方的敦煌，是有据可稽的。在敦煌发现了以下两枚木简的残片：

（上部残缺）以时过可不冒哉。牧监之部，其勉于考绩。（以下残缺）

（上部残缺）获断金之利焉。始建国四年五月己丑下。

公元12年王莽下命令曰：州牧（刺史）与监协作，努力于政务。“断金”一词出自《易经》，是戮力同心，力可断金的意思。在中国今天还有猜字谜的游戏，如“半甜半辣为何字？”谜底是“辞”字。如果问“何谓获断金之利”的话，则是一个政治字谜：“因为‘断金之利’的‘断’通‘卯’，‘利’通‘刀’，所以与‘金’组合的话即‘劉’字。因此，只要团结就能够结束刘氏。”

王莽与在王政君左右掌握政权极尽权势的叔、伯相比，由于早年丧父，具有生活态度严谨的气质。王莽将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时，将得到的两万斤黄金和两亿铜钱的高额彩礼，全都分发给了女儿的侍女和族中贫困者。还收养了兄长的孤儿，对周围的人极富同情心。

但是，他又有连儿子也不宽容而任意斩杀的残酷的另一面。王莽之子王宇反对王莽为隔绝平帝（中山王）之母卫姬及其一族而不许他们入京师的做法。王莽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不希望外戚势力受到威胁。他将王宇下狱，王宇饮毒药自杀；王宇怀孕中的妻子，产子之后被杀。王莽正色地认为即便是自家孩子，办了蠢事也不可宽赦，周公不是亲自杀了造反的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吗？此事件发生于他当上皇帝之前。

王莽是与秦始皇、高祖刘邦、武帝等人物不同类型的皇帝。但是，因受其个性所害，仅一代皇帝的王朝很快终结了。

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

王莽的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在追求平均主义。由于以往土地、奴婢的自由买卖，造成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压迫。哀帝时期实行了“限田”，规定土地所有的最大限额为三十顷（三千亩），占有奴碑的数量也要与爵位相应，而且最多不得超过二百人。王莽进一步将天下耕地称为“王田”、奴婢称为“私属”，都禁止买卖。所谓“王田”见于《诗经·小雅》的王土思想，是对“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烈反映。“王田”即这里所说的“王土”，换言之即皇帝的土地。

另外，他还希望以《孟子》等所见“井田”制度来限制土地所有。孟子提倡的井田制，是将耕地九等分为“田”字形，中央一块作为“公田”，其他土地分给八家，每家一百亩作为“私田”。如今，一夫一妻的家庭，成年男子劳动力虽然不足八人，却占有超过一井以上的土地。凡属这种情况的，都须将超出一井的土地分给宗族、相邻的里、乡里，应该让那些无地农民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得到土地。实施井田制，为的是实现土地所有的均等化。一方面是儒教古代经典的极其理想主义的制度，一方面又沿袭了西汉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另外，还实行了所谓“六筦”、或称“六斡”的经济统制政策，即六项国家统制政策。“筦”、“斡”是管理的意思，即将盐、酒、铁、山川等资源，以及货币制造、五均赊贷（市场买卖）归于国家直接统治的措施。既沿袭了西汉武帝时对盐铁酒的专卖制和平准、均输法，又依据了《周礼》等经典著作的政策。

权威的确认与象征性货币改革

王莽时期的货币制度，在短短七年中进行了四次改革，共计发行三十七种货币，措施极为复杂。王莽重视《周礼》的理念，复活了战国的刀币、布钱的货币形式，制造了圆形与刀形结合的非常独特的货币，还发行了与实际价值不符的高面额货币。货币铸造伴随着年号制度、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成为用来表现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手段，而不一定是满足经济需求的产物。王莽在其从摄政到以新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过程中，好像随时都在确认自我权威似的，一次一次地铸造新货币。当时，王莽每天见到的是西汉朝的五铢钱。他经常是既愿意接受五铢钱、又对五铢钱越来越排斥，也许这正象征着他夺取政权的心态。

146 王莽的货币改革
复活刀钱、布钱等战国旧货币，创造了圆形与方形连接的独特货币形式，短时间内反复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货币改革是在他摄政时期的居摄二年（公元7）发行了面额五千钱的高额货币“错刀”、五百钱的“契刀”以及五十钱货币的“大泉五十”等三种货币，以此与现行的五铢钱并行使用四种货币。“大泉五十”是效仿周景王时“大钱”而造的，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实重虽仅仅是五铢钱的2.4倍，却相当于五十枚五铢钱的。第二次货币改革是在他即位皇帝、建立新朝的当年，即始建国元年（公元9），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宣布停止使用五铢钱、错刀、契刀，仅仅流通“小钱”（币文：“小泉直一”）和业已发行的“大泉五十”。

儒教主义华夷秩序的开始

王莽时期制造的王氏作镜铭方格规矩镜的铭文曰：

王氏作镜服四夷，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毋极。

王氏造此镜曰：若使四方夷狄服属，则新国家繁荣、人民休息。消灭周边民族的话便可复兴天下，无论何时都能保证五谷丰登。那样，永远可以亲族为重，永远幸福。

这是王莽新政权讴歌自身威德广及天下四方的吉祥用语。所谓“四夷”实际是指北方匈奴、西方西羌、东方东夷诸国、南方蛮夷。王莽对世界的认识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中华色彩。还在他作为平帝太傅、安汉公时，越裳氏献上白雉，黄支国献上生犀，东夷王也渡海献来特产，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为单字姓“知”入朝，西域的良愿等也献上土地表示臣服。在此土地上特意设置了西海郡，与东海、南海、北海并列。儒教主义的华夷秩序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147 方格规矩镜
铭文开头曰“新有善铜出丹阳”

王莽作为皇帝即位后，以彻底的中华思想为基本原则推进外交。王莽的中华思想体现为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理念，认为天下存在二王不合古代经典，于是改诸侯为“公”，四夷的王改称“侯”，如此逐一降格。然而，对那些已经在西汉时被册封为“王”的周边诸民族，特意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收回他们的汉印绶。改授予新室印绶、降格为“侯”的做法，引起周边诸民族反对，陷入极大的混乱。

具体而言，对东北高句丽方面，因其拒绝了向匈奴出兵的要求而予以攻击，王莽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布告天下，改“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强制实行了屈辱性的降格册封。高句丽对此十分愤慨，东北各民族亦纷纷叛离王莽。对北方匈奴单于方面，将西汉授予的旧印中“玺”字降为“印”字，授予“新匈奴单于章”。当单于希望要回旧印时，使者还故意敲碎旧印，匈奴对此非常愤怒。匈奴要求授予与西汉同样的玺印时，王莽甚至将“匈奴单于”的称号改为“降奴服于”。

王莽向西域各国也派遣了使者，同样将西汉授予的王印收回，更换以侯印予以降格。最终导致了西域各民族对王莽的叛离。将西南地方的钩町王也降格为侯，钩町王邯对此很是怨恨，竟被牂柯大尹（太守）周钦杀害，于是发生邯弟为兄复仇杀害周钦的事件，引起西南各族对王莽政权的反乱。王莽派出巴、蜀、犍为各郡士兵和天水、陇西郡骑兵十万人镇压，但由于边境军粮运输的困难，数万人饿死。如此，周边民族的叛离不仅招致边境治安的恶化，还很快形成与内乱的遥相呼应之势。

对王莽新王朝的评价

对于夹在西汉与东汉之间短短十五年的王莽新王朝，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王莽政权诞生之际，天下人屈从于他；王莽政权垮台了，又都翻脸斥责其为篡夺汉政权。扬雄就曾写过《剧秦美新》这类对王莽的赞辞，批判同样十五年的短命秦王朝，歌颂新王朝。关于“秦”与“新”的不同，如果从各自与周的关系上考虑的话是很清楚的，一个是灭周的“秦”，一个是以周为理想的“新”。

《汉书》也像《史记》那样，以编纂者自身的《叙传》结束全书。紧排在《叙传》之前的《王莽传》分为上中下篇，虽说是列传，但从其编年体记述体裁以及大部头的分量而言，俨然一部“新”王朝的兴亡史、类似于本纪的著述。《王莽传》上篇描述了王莽作为西汉末外戚势力，直至称帝的初始元年（公元8）如何以禅让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篇描述了王莽建立“新”王朝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至天凤三年（公元16）的王朝政策，下篇叙述了天凤四年以后七年间王莽政权垮台的经过。

班固认为“秦”与“新”走过的道路虽不同，但归宿是一致的。他是从“汉”的立场分析“秦”与“新”的。篡夺汉室的贼臣王莽是与夏桀王、殷纣王匹敌的亡国人物。秦始皇焚烧儒家书籍贯彻了自己的路线，王莽则是企图以儒家书籍掩饰自己的恶行。始皇帝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两百多年，但仍然活在王莽以及批判王莽的那些人的心中。班固用颜色比喻王莽的时代为中间色的紫色，认为既接近汉王朝的赤色、也接近黑色。

《后汉书》由于是以推翻新王朝为前提叙述建立东汉王朝之合理性的史书，所以对王莽的评价也是一边倒地予以抨击。王莽的确由于过分急于实现儒教国家而导致了失败。尽管受到恶评，王莽的政治理想对后世王朝也的确是有影响的。继王莽之后东汉王朝虽然对王莽政权持否定态度，但实际上在实现儒教国家的意义上又受到其极大的影响。另外，作为中华帝国希望严厉地确立与周边各民族的国际关系秩序方面，王莽也成为后来外交关系的范本。如果从整体中国史的长河而言，这绝不是一个特殊的王朝，而应具有中国古代帝国的一席之地。王莽政权的改革是对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官学化进程中设想的儒教国家结构的最初尝试。

黄河决口时为保坟墓而牺牲民众

王莽当上皇帝第三年的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在下游的魏都决口。至此自春秋以来六百年流淌的河道，从濮阳大幅度向东改变，成为平行流淌于今天的黄河以北的河道。作为一直居住于黄河下游的众多百姓来说，这是一次重大事件。与武帝时一样，王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任其泛滥。总之，任凭黄河向东泛滥的话，王莽祖先的坟墓将免遭洪水侵害。这以后的一千年之间黄河河道没有变动。下一次黄河改道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再度从濮阳向北流淌。王朝的存在短则十几年，长不过二三百年，而黄河作为自然现象影响却如此巨大。

王莽时期围绕着如何治理黄河有过讨论，出现了各种意见。令人吃惊的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的讨论竟然没有变化。长水校尉关并的意见，是不要让人居住于低洼而经常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那里应该作为洪水泛滥时的泄洪区。大司马史张戎认为“一石水泥六斗”的黄河泥沙是洪水泛滥的元凶。就是说一石的十分之六是泥沙，或者说用今天一升的瓶子装十瓶黄河水的话，其中有六瓶是沉淀的泥沙。就一瓶计算的话其中十分之六是泥沙。现在，三门峡附近黄河泥沙的最大量每立方米高达七百四十六公斤。春夏季节由于水量少、水流弱、泥沙堆积河底使得河床变浅，一旦水量增加就会造成河堤决口。

张戎主张不用堤坝阻塞，让黄河顺其自然地流淌。大司空掾王横主张应该让黄河水回归大禹时期的河道，沿西部山地流向东北。他曾提到《周谱》中“定王五年河徙”的记载。这样的书今天已经失传，应该是周王年谱（年代记）吧。周定王五年的公元前602年，自大禹时期以来的黄河河床出现移动后，直至如今经过六百年又发生移动。他提到的周定王就是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时期的周王。结果是议论纷纷，任何方案也没有付诸实施。

流淌了六百年之久的黄河旧河道并没有立即消失。现在的黄河冲至下游的泥沙中有四分之三、计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另外四分之一的四亿吨沉淀于河底。假设当时泥沙的量比今天少的话，毕竟是六百年间黄色泥沙的堆积，当时的堤坝还残存了下来。黄河改道之后，淹没于新河道地域的居民失去了耕地和宅基地。这些地域的人口密度很高，仅东郡、平原郡在西汉末的人口就达二百三十二万。黄河河道的变迁是一种象征。王莽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墓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和财产。改革与现实之间是如此不协调。

周边各民族的背叛、造反与政权的崩溃

所谓“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是史书用来行形容一个王朝崩溃时的套话。如果把“新”换为“秦”，“王莽”换为“秦二世”的话，意思仍可通。所谓“昔秦失其守，豪杰并起”就是将当时比作秦末的一种表述。

王莽政权崩溃的原因还在于过急、过激的经济政策招致人们的不满，屈辱的外交政策引起的怨恨。

最终导致王莽新政权崩溃的导火索是内乱的发生。周边各族发生反叛，与此联动着出现了边境地区人民的不满。北边边境为了准备对外战争，从内地向黄河北端的五原郡北假地区征发人口开垦屯田，让他们提供军粮。并州、平州的民众为了躲避征发，纷纷逃亡。天凤元年（公元14）边境发生连续不断的大饥荒。翌年，粮食价格飞涨，威胁着边境二十万驻军的生活。五原、代郡出现了数千人规模的盗贼集团。边境内外如此不安定的形势影响到了内地，天凤四年（公元17），临淮的瓜田仪、琅邪的吕母、新市的王匡、王凤等举兵反乱。王莽对其实施了镇压，向天下发出紧急治安命令。敦煌汉简中有天凤四年的册书，上面说：“命令（没有明记内容，年代为估算）下达至地方县、道官（边境少数民族地方的县）、国、邑十天之后尚未执行者论处。”关于王莽政权的最终结束，将在下一章叙述。

[1]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出自王褒《僮约》。

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刘氏政权中兴，夺回了被王氏篡夺的政权。所谓“中兴”，与“再兴”、“复兴”不同，不是复活失去的朝代，而是将本来相互接续的朝代再次注入活力的意思。宣帝时已经有过汉王朝的中兴。王莽并没有绝灭了刘氏政权。这是光武帝刘秀等人的认识。

220年东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刘氏王朝结束。此二百年的历史不妨分为两段看待。正好在公元100年划界的话，即一世纪与二世纪的历史。一世纪我们以民众为焦点。就像秦王朝当初被陈胜、吴广的农民反叛所瓦解一样，王莽新政权也在赤眉农民的叛乱中倒台了。从民众、农民的角度来看王朝的话，我们已逐渐认清巨大专制帝国的脆弱和强大。二世纪的焦点在于自然灾害，这个世纪自然灾害频仍。这一因素似乎又与东汉政权、社会内部的内乱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当时人们是如何面对自然界的呢？

秦始皇的帝国的确是为后来西汉二百年，以及新王朝所继承了。其后的东汉二百年也绝不仅仅是民众反叛与自然灾害的黑暗时期。二世纪幼帝的连续即位，出现了围绕皇帝形成的宦官、官僚、外戚之间的紧张状态。强权皇帝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人们踏踏实实地在国家、社会之中坚强地生活着。这还是一个科学、宗教正面出现的时代。

“后汉”相对于“前汉”，“东汉”相对于“西汉”，都是将两个王朝相互区别的称呼。就时间前后而言，称“前汉”、“后汉”；就王朝首都位置（西长安与东洛阳）来说，称“西汉”、“东汉”。但当时的人们对前汉也称“汉”，后汉也称“汉”，因为二者是连续的，所以有所谓“中兴”之说，由此进而将汉朝延长了二百年。二百年时间相当长，所以不能说这是个不安定的时代。

西汉帝国的二百年间，以皇帝为顶点的专制统一帝国得以定型。形成了由那些臣属于皇帝的官僚对众多农民进行个别人头统治的古代政治体制。到了东汉，可以说这种政治体制得到继承，并进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介乎皇帝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地方豪族阶层。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东汉建立之时，因为以皇帝刘秀“帝乡”南阳为中心形成了豪族集团，所以也有观点称东汉王朝为豪族联合政权。但是毕竟东汉政治的基础还是西汉后期以来时代潮流的延续，专制统治的官僚体制更加强化，在制度上继续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掌管高度机密上奏文书的尚书官僚，在东汉时期已经直属于皇帝，有时还能控制内朝的权力中枢；另一方面外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却变成为单纯的政务执行机关。

就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而言，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有105个郡、国，其下设置1180个县、邑、道、侯国。虽说是105个郡国，仅仅有二十个国、六个属国（统治边境少数民族的行政机关），其余的都是郡，实质上是郡县制。不过，作为地方统治，在郡国这类小区域行政划分之上，根据需要还设置了区域更加广大的“州”。除中央设置司隶校尉之外，其他地域分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十二州，向那里派遣十二名刺史监察郡国。

刺史在灵帝时改称为州牧。虽说是对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刺史的复活，但并不像西汉那样仅仅是去地方做监察巡视，而是在地方设立固定的治所，由上计官负责向中央报告。他们发挥了监督地方官是否有不法行为以及是否与地方豪族不法勾结的作用，所以很受重视。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是一个“地方的时代”。所谓“地方的时代”的意思，是说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受到地方行政组织充实化的支持，进入了与中国全体的统一性、均一性相比，地方社会特征更加凸显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在中国古代人的历史意识中，出现过两个东汉史。从东汉时期人的观点来看，的确东汉王朝是对汉王朝的“中兴”。在抨击王莽政权的暴虐的同时，自己继承了汉王朝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在东汉灭亡以后的人们来说，他们都十分重视从东汉禅让而来的三国魏的地位，认为东汉传国二百年气数已尽，与曹氏的政权交替乃必然趋势所致。所以他们讲述的是包括幼主即位、外戚与宦官时期、黄巾之乱、周边民族之侵略的整部东汉王朝的兴亡史。

“后汉”王朝的名称，是东汉以后出现的。东汉人是不说“后汉”的。说到底中兴的是“汉”王朝。首先，《汉书》中编纂前代王朝“汉”的历史，为的是主张自身王朝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东汉人也已经着手编纂当代史了。本来，所谓历史并不一定等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再作回顾。有的史书就是对当今时代从头开始记述的。青壮年写自己的历史，是为将来的自己而写的；老年人写自己的历史，为的是留给子孙去回顾；子孙写祖先的历史，是写与当今不同的过去时代。如果说《史记》是汉王朝青壮年历史的话，《汉书》则是汉王朝祖先的历史。《后汉书》与这两部史书都不同，是由许多人竞相记述的。这不仅是一个富于魅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汉权威丧失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一种恢复过去汉的权威的想法驱使下，人们编纂了《后汉书》。

班固等人已经编纂了光武帝的《世祖本纪》以及光武帝功臣的《列传》。王朝虽在继续，但一个皇帝的统治已经结束。以此为基础在二世纪荀悦编纂了名为《汉纪》的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东观”是与“兰台”（汉代宫中图书馆）同样性质的、作为史书编纂场所的洛阳的宫殿。此书曾与《史记》《汉书》并列称为的“三史”，可见其受到信赖的程度。在东观编纂的《汉纪》，说到底是中兴之后光武帝以降刘氏汉王朝的现代史。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新的汉王朝消灭之后，与前汉相对的后汉王朝完成了从兴到亡的全过程。所以它的兴亡全史也不断得到编纂。从三国时期到西晋，进而到南朝宋之间三世纪至五世纪的这段时间。王朝更替频繁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这是个胡、汉南北王朝对立的时代，所以正统性以及华夷秩序受到重视。门阀贵族也需要从汉代那里寻找系谱。由此形成了回顾四百年汉朝历史的风潮。三国吴人谢承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最早的私家撰著的东汉史。今天虽然仅可见到此书的逸文，但该书得到的评价很高。因为此书主要是反映吴国时代的历史，所以书中的列传比之北方洛阳一带的人物，更偏重于记载江南人物。该书还有一个特征，是将与隔海保持密切关系的东夷之地也编入了列传。另一方面，在三国时期，北方的魏已经有官撰本王沈的《魏书》、私撰本鱼豢的《魏略》这类当代史的编纂，其中以东汉向魏禅让的形式记述了东汉的灭亡过程。

进入西晋之后，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等陆续编纂成书。以上的《后汉书》都是仿效《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书，与此不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是从光武帝至汉献帝的编年体东汉史。此书记事自东汉灭亡至三国为结束，旨在对东汉时期重新作出总结。然而，这七家或八家史书在后代都散失了，《后汉纪》之外只能见到《七家后汉书》（清人汪文台对七种《后汉书》逸文的辑佚）。

在混乱的时代这些作者执拗地要从东汉历史中发掘出使得儒教思想得以定型、使统一王朝延续二百年的东汉国家的兴亡之因与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描绘了拒绝贿赂、坚守朴素生活、为民众实行公平政治、亲身实践孝道的清廉官吏，散财救济乡里穷人而获称赞的豪族生活方式，国家对地方豪族过激行为的抑制，救济贫民的组织机能等等内容。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最后成书的是公元五世纪再度进入分裂期的、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汉书》。范晔虽不是史官，但在以《东观汉记》为依据的同时，广泛采集了各家后汉书撰成十本纪、八十列传。列传中完整记述了周边夷狄各民族隶属中华帝国的历史。南朝宋的时期对于北朝胡族国家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了作者编纂过去历史的动力。原书的《志》没有完成，而且纪传以外的部分均已散失。所以在北宋时期人们加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合为一百三十卷，即今本《后汉书》。

《纪》、《传》部分附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第二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解，《志》部分附有梁刘昭的注。李贤的墓在陕西省乾县乾陵的陪葬区被发掘，墓中发现许多壁画。高宗虽立李贤为皇太子，武则天厌恶其才能，以阴谋暗杀罪将他流放，三十岁英年早逝。死后名誉被恢复，谥号为章怀太子。因为喜好学问，所以《后汉书》注释中留下了他的名字，注释中也表现了注者自身的想法。如李贤注《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初造寿陵事时，加入了以下注释：

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光武帝陵墓在其死后称原陵，生前对皇帝陵一般忌讳言死，故曰“寿陵”。西汉文帝朴素地葬于自然山丘而不建坟丘，因而免遭赤眉掘墓。光武帝也希望造那样的陵墓。寿陵的“寿”即长寿的意思。李贤要说的是：并非以此祈求长寿（那样的话与造陵墓之举将有矛盾），是希望面临死亡也能获得生命的永恒长久。

李贤本人在兄长死后，也有成为唐皇帝的可能性。当时他是以怎样心情进行注释的呢？所谓注释，为的是有助于理解原文，但有时也像这样可以读出注释者的心情，耐人寻味。

范晔《后汉书》被认为水平不及《史记》、《汉书》。唐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后汉书》不具备《史记》、《汉书》那种委婉的叙述之妙以及作为史书的厚重。”比如叙述刘秀族兄刘玄时，不顾他复兴东汉、即位更始帝的事实，不为他立本纪而将刘秀作为本纪的开篇，把刘玄记入列传。这完全继承了以《世祖本纪》开篇表示尊崇光武帝的《东观汉记》的观点。而且，在列传中把本来具有任侠之风的刘玄描写成为“更始即帝位，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的脆弱人物。

王莽政权的灭亡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反对王莽的农民动乱，是从今天山东半岛开始的。青州、徐州北部遭受大饥荒，盗贼屡屡出没，治安情况极度恶化。在赤眉之乱前此地爆发了吕母的叛乱，吕母是女性叛乱首领。她出身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市西）。赤眉之乱首领樊崇也是琅邪郡（今山东青岛南）人，由赤眉拥立为皇帝的刘盆子是太山式县（今山东曲阜东北）出身。这些山东农民的反抗势力，都把目标对准西方的长安。他们在与南阳刘氏豪族的反莽势力抗衡的同时，最终取得击垮王莽政权的成功。

在这一地区强烈反莽情绪的背后，有着成阳景王祠信仰的影响。成阳景王，即西汉高祖刘邦之孙，是封于齐国的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刘章是一位向吕后献上《耕田之歌》讽刺吕氏一族专权的、有骨气的人物。歌中写道栽种禾苗，须铲除杂草。所谓“杂草”指的是非刘氏的吕氏一族。吕太后死后，他与周勃一起制裁了吕氏一族势力，因为有功被文帝封为成阳王。不幸的是此后两年他就去世了。

成阳国在今天山东省莒县一带。刘章的子孙分封于山东各地，所以在山东各地造有成阳景王祠。特别是从非刘氏的王莽取得政权之后，在人们心中外戚王氏与吕氏是同样令人抵触的。越是有反莽情绪，就越是思念成阳景王。很快，发生了山东半岛刘氏拥立新天子之举。赤眉军中的齐巫就经常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天凤元年（14）吕母的儿子因触犯轻罪被处死。吕母就制定了向县宰（王莽时期的县长官）的复仇计划。当时报仇、复仇行为是社会上所认同的。由于身为女性、吕母单独复仇难以获得成功，所以她聚集那些具有任侠之心、愿为主人效劳的宾客，又以数百万家产为资金，酿造美酒，购买刀剑、衣服。那些都市无赖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赊给他们，还将衣服发给穷人。吕母的财产数年之内耗尽，青年们为之深深感动，便集结了数十甚至上百人，很快又招来亡命者几千人。所谓“亡命”，即脱离本籍逃亡者。吕母号称将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于公元17年攻打海曲县，抓到县宰。县宰乞求饶命，吕母取其首级，祭奠于儿子墓前。复仇之后吕母虽然病死，但这一集团并未解散，加入了赤眉等军的农民叛乱之中。

148 巫女俑
（广州博物馆藏）赤眉军中有巫女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赤眉之乱的爆发

天凤五年（18）在与吕母同郡的樊崇率领之下，山东农民起兵造反。一段时间曾隶属于洛阳的更始帝集团，很快分道扬镳，一路直奔长安，公元25年攻入长安城。赤眉之乱最初只有一百人的势力，但由于山东一带的饥民不断聚集，一年之间扩大至上万人。这一集团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将眉毛涂成红色，因而被称为“赤眉”。“赤”是汉王朝崇尚的颜色，士兵们以铠甲或战袍区分敌我，军中设置“巫”，使其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祠。巫还负责传达应该即位天子的景王的指示。

樊崇说到底只是赤眉的“帅”。他们希望独自拥立一名刘氏皇帝。于是寻找景王的子孙，竟有七十多人。诸侯王刘氏子弟封县，为列侯。高祖以来已经过二百年，在地方上的刘氏子孙要多少有多少。

于是他们只好在其中血缘关系最近的三人中抽签决定，结果最为年少的十五岁的刘盆子得符中选。但是，当时他一副披发裸足、身着破衣、恐惧欲泣的样子。尽管抽得天命之符，却没有领导权的皇帝就这样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今后的混乱。

149 赤眉与刘氏叛乱图

更始元年（23）王莽的新王朝灭亡。公元25年刘盆子即位皇帝，年号“建世”。赤眉政权从叛乱开始一直以建立王朝为目标，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于公元26年放火烧毁长安城，盗掘了西汉皇帝陵甚至发生了凌辱吕后尸体的事件，也许可以理解为出于感怀城阳景王刘章的泄愤之举吧。公元27年赤眉军遭遇困境逃往山东，途中投降了刘秀。居延汉简发现了记有“建世二年”（26年）赤眉政权年号的木简。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当反抗王莽政权的势力在中原开始起兵之时，西方陇蜀地区的豪族也挺身而起。陇蜀的“陇”是甘肃天水地区，这里爆发了以隗嚣为核心的地方豪族的反乱。“蜀”即四川省西部，那里王莽政权的蜀郡地方长官公孙述，也向中央打出反旗。与中原西汉刘氏政权子孙打出反击王氏旗号起兵遥相呼应，西方的刘氏以外的地方豪族势力也在同一时期内建立起两汉交替之际的地方政权。陇、蜀与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之间分别以河西走廊和蜀的栈道衔接。一旦首都出现不安定局势，这里具有可以阻断交通、实行独立的地理优势。而且，独立之后陇地已经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又有素称“沃野千里（千里绵延的肥沃平原）”、“天府（天然资源的宝库）”蜀地在经济上的支援。

隗嚣出身于天水郡成纪县（甘肃省秦安），即秦族起源的高原地区。王莽末年的地皇四年、更始元年（23）他以上将军名义起兵反莽，势力很快扩大到了河西走廊。虽然隗嚣曾一时隶属于更始帝和光武帝，但最终拒绝了光武帝催促他入朝的要求，继续保持着独立；而且与另一地方独立政权的公孙述联手合作。隗嚣集团集结了十六姓的三十一名将领，特别是在隗氏之外还有天水、陇西一带西部边境强大豪族也加入到了他的集团。

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复汉元年十一月”的年号简。《后汉书》中可见隗嚣政权独自的“汉复元年”年号。这是在政权所在地发现的贵重的当时史料。《后汉书》的“汉复”（汉朝复兴）看来有必要根据居延汉简订正为“复汉”（复兴汉朝）。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公孙述的先祖在武帝时以吏二千石高官，迁徙右扶风茂陵县。王莽天凤中（14—19）他出任导江（蜀郡）卒正（太守），在临邛也作为有才能的官吏受到好评。但是，当各地爆发反莽动乱时，公孙述也将举兵于汉中的宗成迎入成都。不过，他见到宗成等进入成都后的掠夺及暴行之后，下决心守卫成都。当时他对成都县的豪族说：

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弛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非刘氏的公孙述在社会对刘氏政权复兴抱以极大希望的时候，宣称在真君主到来之前要保卫蜀都不受盗贼侵犯。当初，更始二年（24）时他就自立为蜀王，定国号“成家”，立年号为“龙兴元年”。“成家”即成都之家的意思。后来在四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国也建立于此。“成汉”是对汉怀旧的国名，“成家”则意在建立与汉不同的国家。他废止汉的五铢钱，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铁钱。

蜀地有丰富的盐铜铁银资源。平原地区水运发达。即便东方发生动乱，这里北面阻断褒斜谷的栈道，东面闭锁巴地扞关的话，就可以独立于这方圆数千里的平原。早于三国时期刘备，蜀地就独立于此与中原隔绝的。汉王刘邦虽也当过蜀汉王，但那是以汉中为据点，并未顾及蜀地。自立为蜀王之举，自公元前316年战国秦灭蜀王、建立蜀郡三百余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在此之前成都出身的扬雄曾任职于西汉成帝、哀帝、平帝，也效力于王莽。作为研究方言语源著作《方言》的作者，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乃著名的汉代一流文人。他博览群书，还仿效故乡先人司马相如，擅长作赋。他的《蜀都赋》赞美了蜀地的丰饶的千里沃土，在《蜀王本纪》中讲述了蜀的历史。《蜀王本纪》一书早已散失，可以确认的仅仅有二十六条逸文。

扬雄编纂了三百年之前的蜀王的历史。他是从与《史记》秦本纪、高祖本纪以下的汉本纪相抗衡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回顾了既非秦亦非汉的国家历史。扬雄的祖先在武帝时偶然去过蜀地。祖先辗转留下一些很早以前的、有关蜀的史迹和传说资料。说蜀人在湔山之庙祭祀古代蜀的鱼凫，听到杜鹃啼鸣就怀念望帝杜宇。成都城郭内有蜀王妻子之墓，在岷江治水的秦李冰造的石犀也在城内，是用来祈祷治水的。古蜀有蚕业、柏灌、鱼凫连续的三代时期。当时望帝杜宇出现于郫地，进而楚有一支称为鳖灵的势力进入郫地，由于治水王朝得以禅让。于是，开明王朝始称蜀王。

寄托于动物的王朝传说，可以在现实的历史中得到还原。后来，蜀王迁徙成都，再后来为秦惠王所灭。在蜀地1986年三星堆遗址、2000年大型船棺遗址、2001年金沙遗址的陆续发现，也使我们通过考古成果对古蜀的历史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汉末年在蜀人的心底应该还是有着那些被秦灭亡之前的传说和史迹的。公孙述宣告独立时，应该也想起了这些古蜀的传说吧！

这个政权还比较安定。在东汉政权建立的公元25年之后，还存在了十二年。与存在十一年的隗嚣政权（23—34）一同，作为与东汉帝国领域接壤的地域性政权得以维持。光武帝的东汉政权是以消灭这两个政权为目标的。只是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两政权的结盟很是强大，前来攻打的光武帝军遭其顽强的抵抗。建武九年（33）隗嚣死后，后继的儿子隗纯投降东汉，隗嚣政权就此终结。公孙述则与诸将领共同奋战，在建武十二年（36）吴汉攻打成都时战死，蜀地最终纳入东汉政权的统治。

南阳刘氏的举兵

光武帝刘秀出身于南阳郡蔡阳县东——接近河南省省境的地方。这里位于河南省以南阳市为中心南阳盆地的南端，是北有伏牛山山脉将其与洛阳、郑州的大都市隔开，西有武当山、东有桐柏山、南面为湖北丘陵所环绕的南北一百四十公里、东西二百公里的地区。沿盆地东端有汉水南流，白河、唐河等多条支流注入汉水。这里是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而且有水利之便。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最受注目的时期，就是东汉政权建立之际。

响应刘秀举兵的功臣大半都是南阳出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汉政权可以说是由南阳豪族集团支撑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功臣三十二人中有十三位是南阳出身。另外，还有所谓“河南（洛阳）帝城多近臣，南乡（南阳）帝乡多近亲”的说法。“帝城”、“帝乡”都是极为罕见的说法。西汉高祖以关中为基础，刘秀则是以南阳治天下。

山东地方农民拥立了西汉刘氏王室后裔刘盆子。在南阳，西汉刘氏的子孙已经植根于地方并且豪族化了，他们自己组成反莽军。所谓南阳豪族刘氏指刘秀、其兄刘縯（伯升），以及族兄刘玄（圣公、更始帝）。

从刘秀上溯九代的祖先即高祖刘邦。景帝子刘发封为长沙王。长沙国是南方之国，本来一直是分封给非刘氏的，但这里最终也成为刘氏的封国。刘发之子刘买被封为舂陵侯（零陵郡泠道县）。元帝时刘买孙刘仁被转封于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根据其初封地名被称为舂陵乡。皇族刘氏作为诸侯王分散于地方，进而又作为列侯分散于县。二百年过去，像刘秀这样的旁系刘氏多数已经植根于地方。史称刘秀美须眉，大口高鼻（“隆准”），额头前突。“隆准”的描写虽不禁使人想起刘邦，但他勤于农业却又与刘邦之兄相似。在性格方面，其兄刘伯升好任侠，与刘邦相似。

南阳这个地方在秦末是罪犯的流放地，还强制迁徙来大量的移民。此地在西汉时期得以飞速地开发。南阳的中心城市宛的孔氏，就是在秦灭魏国时被迁徙至南阳的。他后来经营制铁业，拥有黄金千斤财富。宛，乃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工商业者辈出之地。

南阳一带汉墓墓室的石壁上有着粗狂笔触的雕刻画像。南阳画像石传达着南阳的丰饶与活力，描述了车骑连贯出行的场景、兴致勃勃的舞乐与六博的场面、狩猎、斗兽、神话等丰富多彩的题材。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刘秀并没有从王莽那里直接夺取政权。而是在赤眉农民叛乱与刘玄集团之后掌握政权的。刘秀、其兄刘縯是响应以赤眉之乱发端的各地以农民为主导的反乱而举兵的。先是刘秀的本家刘玄当上天子，他没有效法秦始皇，而是称为更始帝。像刘邦即位时那样，在淯水河畔设坛、在臣下面前登上帝位。年号为“更始元年”。

但是，这个新皇帝与刘邦不同，他害羞流汗，举手而不能讲话。倒是民众造反集团很有能量，与强悍的领导权威相比，利用西汉刘氏血统产生了更有效的凝聚力量。他们的势力最终攻入长安，杀王莽，灭亡了新王朝。

支撑更始帝集团的将军们是山东人。最初，在南阳的宛建都，后来迁都洛阳。王莽首级被送至等待于宛的更始帝这里，更始帝将其枭首示众于宛城市街。但是，更始帝最终为赤眉军所杀。在这天下混乱之时，刘秀镇压河北地方各势力之后，于建武元年（25）登基称帝。他代替更始帝镇压了各地势力，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以来的传国之玺被汉王朝所接受继承。玺印刻有“受天之命，皇帝昌寿”八字。当然，玺印没有传到今天。但这枚玺印的传承经历很有意思。当王莽强行从元后那里夺取此玺印时，曾因摔在地上而缺了纽螭（龙的一种）一角。后来又从更始帝转到刘盆子手中，最后辗转归于光武帝。政权不是从王莽直接转移至光武帝，先是从王莽转到更始帝。可以说在这期间南阳刘氏政权得以诞生。

然后玺印又由更始帝转到赤眉刘盆子（山东刘氏），是一种在刘氏之间的交替，最后权力又回到结束了农民叛乱的刘秀，亦即南阳刘氏手中。

光武帝即位时举行了告天仪式，告天曰：

王莽纂弑窃位，秀（刘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

从光武帝一方来看，第一敌人是王莽，其后是各种农民反叛势力。史书中“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的记述，正象征了他的反叛性格。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

汉王室的中兴

光武帝统治的三十三年间（建武元年〈25〉—中元二年〈57〉），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恢复两汉交替的混乱局面上。镇压西北隗嚣和蜀公孙述的势力，从而恢复统一已经是建武十二年（36）的事了。外交方面对那些业已背叛的边境各国再度寻求和亲、逐渐恢复关系已经是即位三十年之后的建武三十年（54）了。秦始皇的经历也是做了二十五年秦王、十二年皇帝；刘邦做汉王四年，当皇帝八年；刘秀做皇帝也是战乱中的皇帝。

确保了内外安定之后，光武帝在建武三十二年（56）首次进行了东方巡狩。他是在效法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祭祀，报告了统一天下之事，改年号为“中元”。虽然公元25年是东汉开始的年份，实际上完成统一却是三十年后的中元元年（56）。总之，光武帝刚刚完成统一，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这一年的正月，东海、沛、楚、济南、淮阳、赵等国内诸王来朝祝贺统一。六月刘秀行幸至长安，祭祀西汉始祖高祖的长陵，报告中兴汉王室事宜。并在洛阳南营造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设施，在北郊筑方坛祭地，还没有忘记向全国颁布图谶之书。赋予汉室中兴以正统性的、称为“图谶”的预言书籍，在完成统一之后得到了公认。

统一的各项政策依次得以贯彻实行。建武六年（30）减轻田租，恢复了三十分之一的课税制；翌年废止郡兵，实行兵制改革；建武十年（34）修复西汉以来决口的黄河堤防；建武十五年（39）调查全国耕地面积和人口，还绘制了全国舆地图；翌年恢复了西汉五铢钱。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光武帝曾频繁地解放奴婢，为的是救济那些在王莽末年动乱中因受掠夺而沦为奴婢的人们。王莽时期奴婢是可以拉到市场上买卖的。建武六年（30）根据旧王朝法律不再适用的原则，解放了王莽时期的奴婢。建武七年（31）解放了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地区的奴婢，建武十一年（35）废止了杀害奴婢罪轻于杀害良民罪以及奴婢伤害一般良民弃市处以死刑的法律。意在改善奴婢地位在法律上低于良民的现状。建武十二年（36）解放了陇（甘肃）、蜀（四川）两地奴婢，建武十三、十四年解放了益州（四川省）、凉州（甘肃）因被掠夺而沦为奴婢者。

光武帝果断实行了财政制度大改革。西汉时期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是分开运作的，少府是管理帝室财政与宫廷的重要职权部门，现在将其降格至仅仅掌管宫廷杂务。

建武六年（30）光武帝又果断改革了日趋复杂的官僚机构。东汉内外文武官僚7567人，相关属吏145,419人，官吏合计152,986人，光武帝命令中央司隶校尉和各州牧（刺史）所辖官吏一律裁员。西汉末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道、侯国）之中10个郡、400余（478）县被废除。郡国的废止率是0.87%，县的废止率达到30%。

150 原陵
光武帝陵墓原陵位于黄河南岸

县的废除在表面上看是行政改革，但细看被废县的分布的情况，都是那些在两汉交替期混乱中因失去中央权力支持而已经不复存在的都市（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2003年）。即北方的废止率为36%（南方为7%），而且在北方县中新县（战国以后新设的）的废止率为百分之47%（起源于春秋时期邑的旧县为13%）。

郡都尉、关都尉等军事要职也在此时被取消。郡都尉本是不让太守掌握军权而设的军官，建武六年（30）被废止，由太守掌管。但是，同时取消了“都试”这种对郡内士兵的战斗训练，翌年解散了郡的军队。

这样做并非授予太守以军事权，而是统一之后的东汉王朝所实行的内地军缩政策，并将缩减的部分用于强化边境军力。内地关卡所设关都尉也被废止。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建都洛阳。以后直至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避关东之乱、再度迁都长安的十世、一百六十五年间，洛阳一直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最初，有人提出应该迁都西汉长安的强烈意见。杜笃著《论都》指出建都长安可得关中有四方山河环抱的防卫优势，反对迁都洛阳。但是，班固在《两都赋》中通过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比较，论述了后者的优越地位。认为长安闭函谷关则为秦岭山、九疑山、泾水、渭水合围之“西僻”之地，可以专注于防御。洛阳位于天下四渎、五岳之中心，以其内外无隔壁昭示天下，主张洛阳才是最适宜天下王者的首都。文章采用了“西都宾客”与“东都主人”问答的形式，的确构思巧妙。通过虚构人物表达意见，效仿了司马相如的手法。“西都宾客”踏访已然化为废墟的长安，根据故老的叙述，对长安的样子做了如下华美辞藻的堆砌：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他以如此语调描绘了长安的优势，“华实之毛”即草木茂盛的肥田沃土，“防御之阻”是指周围天然屏障的关中险要地形：

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

继周、秦之后仍定都长安的汉，来自地方豪杰和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商人之中，有三种人（豪杰、高官、富豪这些选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人物）被迁徙至七个陵邑。如此强干弱枝构成的长安，终于立于万国之上：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不仅有人才，各类物产聚集长安。从越南（九真）、拔汗那（大宛）、印度（黄支）、叙利亚（条枝）经陆路、海路运输而至。形式上是“西都宾客”的讲述，实际都是班固的话。西都的华美、豪奢，正如司马相如的讽刺口吻一样，赞美奢侈的文章中，可以读出讽刺的意味：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

在长安的上林苑举行了盛大的狩猎、军事演习，为的是向夷狄炫耀威信。“东都主人”并未与西都对抗地夸耀洛阳的华美。洛阳与长安具有不同的性质，是像车轮辐辏（辐条）那样的天下中心，王者不分内外。与位于天下之西北、区别内外的关中长安相比，虽说同为汉都，性质却完全不同。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东汉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十五公里，处南临洛水、北望邙山之地。这里曾经是西周建立成周城的地方。自古称“洛邑”、“洛阳”，汉代厌恶“洛”字的三点水，改为“雒”，是因为受汉朝正朔为火德、厌恶水德的五行思想的影响（不过本书仍使用了习惯用法的“洛”字）。洛阳城自东汉以后，又作为魏、西晋、北魏的首都延续使用着。城墙、城门等主要部分都被后代所沿袭。“汉魏洛阳城”的叫法是对四朝首都洛阳的总称。

1954年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研究者们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夯筑城墙的南侧因洛水冲刷而流失，仅残留下北、东、西三面。《续汉书·郡国志》（现在《后汉书》的《志》是利用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合成的）注释中引用的《帝王世记》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形状为纵向较长、称为“九六城”的长方形。城墙全长推算为十三公里。

从部分发掘的情况可以推定，城内共有十二座城门，分别为东三、西三、南四、北二的分布；由各门进入城内的道路呈东南西北交叉状。宫殿分为南宫、北宫的南北对置格局，中间空地面积很大。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最初入洛阳时的宫殿是南宫，最后他也死在这里。北宫是明帝时营造的，完工于永平八年（65）。北宫的德阳殿是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大型建筑，元旦的朝贺大会时百官在此集会。此外，在城内北宫东面有永安宫，北宫西北是称为涤龙园的御苑。东北角有太仓（国家粮库）和武器库，南宫东南是官厅街，南宫的西北是称为金市的市场。据说在这市场上，京师游侠还出售过从顺帝陵墓盗掘的御物。城南造有辟雍、太学、灵台（天文台）。与唐长安城那种井然有序的皇城、宫城、里坊制的布局不同，东汉洛阳城宫殿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的结构，延续了西汉长安城特征。

151 刑具
秦朝的铁钳和铁桎，打制石料的刑徒所戴的刑具

服役刑徒之墓

洛阳北郊外，因黄河的流淌造成了巨大的河岸台地丘陵。这一带丘陵称为邙山，这里建造有除献帝以外（献帝陵墓在河南焦作）的东汉皇帝十一陵墓。光武帝原陵地处可以望见黄河的位置。由于没有出土文物，所以东汉皇帝陵的判断十分困难，就连原陵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章帝时曾打算像西汉那样，为原陵和明帝显节陵修造陵邑（守灵都市），但出于继承光武帝、明帝以来节俭方针的考虑而取消了计划。因此，东汉皇帝陵与西汉皇帝陵相比，普遍简约素朴。不筑陵园围墙，仅设寝殿、庙、陵园管理官舍等。但是皇帝亲率诸侯王、外戚宗族妇女、郡国的上计吏以及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的侍子（人质）前往陵墓行上陵之礼，已经成为东汉重要的政治行为。

1964年在洛阳城南2.5公里处，发现522座在首都洛阳服役刑徒的墓穴。墓形是长1.8至2.3米、宽0.4至0.5米的长方形竖穴，都是已经腐朽的木棺葬。虽有个别墓中发现五铢钱，但普遍的是只放入两块墓砖。上面写有死者姓名、出身郡县、刑罚名称，例如“南阳宛、髡钳、陈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是说带铁枷锁、受剃头髡刑的南阳郡宛县出身的刑徒陈便，于107年埋葬于此。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建武中元二年（57）正月，倭之奴国王使者来朝贡。使者自称大夫，说其国在倭国极南界。光武帝赐予印绶。小国使者特意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得到印绶。接见使节的光武帝，翌月便在南宫前殿走完了自己六十二年的人生道路。倭之百余国之一的小国国王与大帝国皇帝的组合、相遇，对倭来说是重大的事件。然而就大帝国皇帝而言，也是意味着统治的最终结束。

关于赐倭之奴国使者印绶的内容虽然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在福冈县志贺岛、现在是海水环围的连陆小岛，于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从耕地中发现了一枚仅2.35厘米见方、重109克的小型金印。印的上部开有一可以穿过称为“绶”的绳纽的小孔，这部分称为“纽”。此印称为“蛇纽金印”。印面阴刻“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非常有名的国宝印，现在福冈市博物馆展出。《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曰“光武赐以印绶”，由此得以实物的证明。但是，由于过于奇妙的一致，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其为伪印。

阴刻的2.3厘米见方的确是汉代的规格。2.3厘米正是汉代的一寸规格。阴刻（文字部分凹陷）与我们印章的阳刻（文字部分凸起）不同，是竹简、木简时代印章的特点。在纸文书上盖红章的时代，与现在一样是在文字部分着以朱红，进行阳刻。秦汉时期的文书封印，是在绳纽捆绑处封以黏土，在黏土上盖章施印。为的是防止擅自开封。封印文字是凸起的，所以用阴刻印章才有效果。

1956年在上文曾提及的中国云南省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一枚同样为2.3厘米四方的蛇纽金印。刻有“滇王之印”四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武帝“赐滇王王印”，与实际出土印一致。这两枚蛇纽金印的所有者、倭之奴国王与滇王之间虽并无直接关系，但若以汉帝国为媒介来看这两枚天各一方的印章的话，又可以见到其中的深刻联系。汉代金印是授予具有最高等级官位或爵位者的。金的价值是授予那些对刘氏王朝有功劳者的最高奖赏。汉代用大量的黄金进行赏赐。“汉委奴国王”印含金95%、银4.5%，还有若干铜的成分。虽没有达到二十四开金（百分之百纯金），但也接近二十三开金（95.8%）纯度的光泽，很是珍贵。109克的重量虽不足当时的半斤，但所刻文字证明了当时有过周边小国向刘氏王朝朝贡之事。比起一斤的金块，这枚金印虽不足半斤但以高纯度金所刻五个文字、蛇纽以及印绶下赐远来使者的意义显然十分重大。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司空、将军等高官被授予金印紫绶。官印仅在任期之内才能持有，爵或印因为是对个人功劳的奖赏所以不必归还。对诸侯王授金玺绿绶，列侯、关内侯授金印紫绶。被授予金印紫绶的外国有：西域的蒙奇、兜勒，南方的叶调、掸。西南的白狼、蛮夷王唐等。同样是金印也有印钮形状上的区别。与诸侯王、列侯的龟形不同，外国国王多授予骆驼、羊、蛇等有地方特色的印钮。

“汉委奴国王”文字这第一个“汉”字意义重大。册封为“东夷倭奴国王”，作为“汉委（倭）奴国王”。由于东夷国王的朝贡，光武帝承认其为汉的王国。然而，虽说是汉的国王，并不是隶属于汉帝国之倭奴国的意思。外国隶属国称为“外臣”。奴国的使者仅须数年一次，带上贡品参加正月朝会即可。所谓“汉国”名称仅用于匈奴、倭国。同样是光武帝时期，乐浪郡的使者苏马諟被封为“汉廉斯邑君”。郡外的蛮夷张游也是被封为“归汉里君”。传世印章中亦有“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骆驼纽铜印、“汉匈奴破虏长”印、“汉归义胡长”骆驼纽铜印、“汉夷邑长”等。“汉”字是“远方来汉之朝贡国”的意思。其国并不隶属于汉，而是与汉保持一定距离的国家。“倭”有三十多国，在向汉派遣使节的国家中，奴国即其中之一。

152 “汉匈奴破虏将军司马”铜印

东汉光武帝的统治虽长达三十三年，但绝不是一贯持续安定的统一政权。公孙述建立的独立于汉的“成家”政权长达十二年之久，隗嚣政权宣言“复汉”，即“复兴汉王朝”。刘秀中兴了汉家政权。所谓“汉”，就是凭借以高祖刘邦庙为首的宗庙所守护的“家”。刘秀修理高祖庙举行祭祀，祭祀了西汉皇帝的十一陵。还在新都洛阳建立高祖庙，供奉了从高祖至平帝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牌位）。

倭之奴国使节来访的前一年，吕太后的牌位从高祖庙特意被撤除了。因为吕太后违背高祖“非刘姓不王”的誓约，将一族封王。既是出于保卫汉家宗庙的目的，也有主张自己政权正统性的意义。比起倭之奴国一方来，对于宣称继“汉”中兴的光武帝一方来说，赐予冠以“汉”字金印之举的意义也是极大的。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光武帝去世的当日，第四子太子刘庄即位皇帝。西汉皇帝之死与新皇帝即位之间，有数日的空白期。但是，东汉在大丧的灵柩前举行即位仪式。葬礼时官僚们穿着白色单衣的葬礼服，脱帽戴白色头巾。然后，暂时退场，更换吉礼服装。皇帝之位一天也不空缺。

这是中兴的王朝的做法，意在不允许王朝再度中断。光武帝的遗体已经停放在正殿两根大柱中间的梓木灵柩之中。“梓”（梓树或野梧桐）的心材呈红褐色，具有很强的耐久性，常用于皇帝的棺木。“梓棺”特指天子之棺。棺中遗体已沐浴完毕，以赤绢盖身之后穿上金缕玉衣，口中含玉。为了防腐，还使用冰块。负责沟通先帝与皇太子的是太尉。在南郊向天报告“光武”的谥号，在灵柩前宣读策文之后，授予皇太子传国之玺，群臣山呼“万岁”。即位仪式就如此简单。

光武帝的遗体于三月丁卯葬于原陵。翌年永平元年（58）元旦，新皇帝明帝上光武帝原陵，在陵墓举行了以往一直在宫中举行的元会。即公卿、百官、诸侯王、郡国计吏（报告财政的官吏）以及皇族、外戚来朝廷参加的朝贺仪式。此时将仪式移到了先帝陵墓举行，郡国计吏向先帝灵魂报告谷物价格、风俗变化的情况。所谓“古不墓祭”之礼，从秦始皇陵造寝殿开始崩溃，汉代予以延续。现在首次汇集皇帝以下百官在先帝陵举行大规模礼仪。此时已经不见倭使节的身影。

安定的明帝时期

明帝时期与此前的光武帝时期，在国内都维持了外戚不曾介入政治的安定局面，也未实行过任何改元，永平年号一直沿用了十八年。明帝继光武帝之后实行了巡狩。从改元第二年的永平二年（59）向西巡行开始，他先进入西汉古都长安，祭祀高祖陵，进而造访了从高祖至平帝的十一座皇帝陵，所谓“十一陵”是排除了惠帝之后的两位少帝的，以此再次确定了自己继承先世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出于政治需要，对被赤眉军破坏、盗掘的部分西汉陵墓予以了修缮和保护。

永平十三年（70）将作谒者王吴和王景仅一年就完成了汴河的治水改造工程。在王莽时期大幅改道的黄河以西，有一条叫做汴河的支流。西汉平帝黄河在此决口之后，一直没有治理，以致常有洪水泛滥。王景是从琅邪徙至乐浪郡移民的后代，擅长水利技术，并开发了称为“墕流法”的新方法。“墕”即用于调整水流的堰，“墕流”就是使阻塞的水流恢复畅通的意思。

王景从荥阳至渤海湾河口的千余里（约五百公里）河道，每隔十里设一水闸，用来分流。在不强行阻碍河流水势的情况下，使其流势逐渐减弱最终流入大海。如果汴河治水顺利成功的话，本流的黄河亦可安定。黄河直至唐末没有大的决口，进入安定时期。明帝曾想起当年武帝时期的瓠子决口和治水。像武帝那样他也亲赴现场，巡狩至黄河南岸的荥阳（今郑州市西北），将该流域的耕地贷与贫苦农民，采取禁止豪族占有的措施，成功实现了这一人口密度最大地区的治水灌溉。《后汉书》中没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那样的水利史专篇，可能与当时黄河较为安定有关吧。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西汉宣帝时曾招集儒者在石渠阁讨论过《五经》。其后，由于对《五经》的解释趋于细分化，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招集数十名儒者，围绕《五经》文本的异同、经文的解释，展开了历时一个月以上的热烈讨论。参加者不仅有太常官以下的博士、诸生、诸儒，还有宿卫官的五官中郎将、负责传达皇帝诏书的大夫、议郎等人。程序是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传达章帝的提问，侍中淳于恭将讨论的论争点上奏，最后由皇帝作出判断。章帝继光武帝、明帝二代之后，四岁为太子，十九岁即位，自幼宽容而好儒学，作为皇帝亲自积极地参加儒学讨论。有关白虎观会议讨论的情况，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上围绕“天子”与“皇帝”的称号有过争论。提问曰：“为何天子是爵号呢？”即所谓“爵位”是皇帝赐予臣下的，而列侯以下至公士有二十等爵位。为何授予爵位的“皇帝”自己又是“天子”这一爵位呢？认为“天子”乃“爵号”的说法是今文学派的观点。周代称为“王”，汉代称“皇帝”，为何一定要把“天子”这一爵位纳入地上世界的爵制秩序中呢？古文学派一方以《春秋左氏传》为依据，主张“天子”是对夷狄使用的称号，“天子”不是爵号。由于秦始皇过于接近天，所以汉代皇帝作为“天子”强调与天保持着一定距离。争论是要解决两个称号之间的矛盾。与天上的“上帝”相匹敌的秦始皇的确跟与上帝画有界限的汉代的天子是矛盾的。于是这成了汉代儒者重要的争论点。

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对皇帝与天的距离有着各种说明。“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即皇帝说到底是生于天地的实际存在。讨论中引用了许多当时盛行的纬书。用“纬”解释“经”。引用解释《孝经》的《孝经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认为效法天之斗极（天极）的天子乃诸侯的中心。又引《孝经》的纬书《孝经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希望提高自己观点的权威性。

又一个提问是：“为何又称天子，又称帝王呢？”对此，解释曰：“接上称天子者，明显是以爵事奉上天；接下称帝王者，明显是对天下提倡至尊之号，以便号令臣下也。”也就是说，天所赐的爵位就是天子。这也是《孝经钩命决》的解释。提出了与左氏学主张中华内部称“皇帝”、对待夷狄称“天子”、本有两个称号的观点不同的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天子”的称号在作为民之父母所以位于民之上的同时，又有其与民并列之“皇帝”形象。

章帝告诫皇族不可奢侈。对饥荒时出现的流民发给他们返乡路费，允许他们在亭内免费住宿。对于那些申报过、自己没有户籍的流民也授予爵位。章帝还亲自与骑兵一同轻装巡行，视察民众生活。对死罪以下的罪犯各减刑一等，还认可其可以纳绢赎罪。

匈奴与经营西域

与南匈奴的关系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日逐王比自立为匈奴的南单于（醢落尸逐鞮单于）。他向东汉派遣使节自称臣下，隶属于汉。东汉一方也于建武二十六年（50）在南单于送子来作为人质时，允许他居住云中，而且赐予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武器）、什器等。又从河东郡调发干饭（干燥米）二万五千石、牛羊三万六千头支援南单于。当时对西域各国的一年的经费总计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对南匈奴一年的经费总计竟有一亿九十余钱。这数字显示了东汉朝对南匈奴是何等的厚遇。

这一年所设使匈奴中郎将是担负保护南匈奴部族任务的官职。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南单于在祭祀天神（天）的同时合祭汉皇帝。

1977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东汉末匈奴墓葬，反映了东汉以后匈奴与汉文化融合的情况。墓室中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骆驼纽铜印。此印与1953年新疆沙雅县出土的羊纽铜印“汉归义羌长”属于同类。对北方、西方游牧民族赐予适合当地风土之骆驼、羊钮印章，实行中原王朝的册封。印文冠以“汉匈奴”、“亲汉”一类汉朝的词语表达，与赐予东方倭国的蛇钮金印“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印（魏赐邪马台国卑弥乎使节印）的印文是同样的称号。

该墓葬为夯土坟丘（高6.2米，直径23米），拱券形砖墓室中出土有五铢钱、铜镜、陶灶明器等。无论墓葬形式，还是出土文物都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从铜印推测墓主当为南匈奴诸部族的一名部族长。陕西省也出土过“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鼻钮石印，传世品中也有完全同文的驼钮铜印（京都大谷大学藏）。也应当是东汉皇帝赐予匈奴一部族王之印。

北匈奴的毁灭

另一方面，分立的北匈奴也在光武帝时期前来要求和亲（建武二十七年〈51〉）。东汉政府出于对刚刚隶属之南匈奴关系的重视，避开了与南北两匈奴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此后，北匈奴在与南匈奴交战时，有时也侵犯东汉边境以窥测东汉朝的反应。章帝元和二年（85）南匈奴伊屠於闾鞮单于在琢邪山大破北匈奴王。当时，武威太守孟言上言，认为应该答应北匈奴积极的和亲要求，归还俘虏。围绕这一外交判断，东汉政府内部以太尉（军事长官）郑弘、司空（副丞相）第五伦为代表的对北匈奴强硬派，与以司徒（丞相）桓虞、太仆（掌天子车马）袁安为代表的和亲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章帝最终决定，一方面归还俘虏表示宽怀，一方面对捕获敌兵的南匈奴论功行赏，犒劳南匈奴的忠信。东汉对北匈奴的外交情况多见于记载。此后的和帝永元三年（91）虽然派遣了要求北匈奴臣属的使节，但最终采纳了南匈奴应该消灭北匈奴的上书，南匈奴与东汉的联合军共同袭击了北匈奴，斩首八千，俘虏数千，北匈奴遭到毁灭性打击，并于翌年为窦宪所灭。北匈奴王族以下五百人被俘，其单于于翌年的92年逃遁，不知去向。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塞，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对匈奴的战略基地。这里出土的所谓居延汉简中有着直至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木简，尤以光武帝建武年号简居多，是生动反映边境军事、士兵生活的史料。

153 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1974年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的十七枚木简，是建武初年有关塞举狼烟的规定。建武初年统治河西五郡的窦融，于建武五年（29）臣属于光武帝。简文是根据匈奴兵人数、入侵路线施放狼烟的种类和次数方面的详细规定。狼烟的种类有烽（在笼中装满燃料点火挂起）、表（旗语）、鼓、烟、苣火（火炬）、积薪（柴火）等六种，白天举烽、表、烟。黑暗的夜间举苣火。规定兵力不足千人时烧一山之薪，千人以上的话点二山之薪，千人以上且进攻亭障的话点燃三山之薪。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1973年—1974年出土的题为“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的册书，共三十五枚，四十七行，是一份有关甲渠候栗君（“粟”当做“栗”）向一名叫寇恩的人贷出牛、谷物引起诉讼事件的调查文书。

建武三年（27）十二月三日居延县都乡啬夫宫（调查人员）根据甲渠候栗君的上诉，按照县的命令调查了寇恩（被告）。下面是栗君的诉状、十二月十九日做成之寇恩的供词确认记录，以及宫对此事的结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县下发至甲渠候官的文书中记曰：栗君由于起诉不当，而适用于“政不直者法（诬告）”。

根据诉讼，栗君为了在张掖郡觻得县出售五千条鱼，以八岁黄毛牛一头（相当于谷物六十石的价格）、谷物二十七石雇用寇恩，与寇恩约定卖鱼须得四十万钱。出发时栗君因黄牛有些消瘦，建议带上黑毛五岁牛（亦值六十石），所以寇恩带上黑牛出发。但是，栗君认为黑牛是借给对方的，寇恩却认为黑牛是自己工钱。

寇恩在觻得县将鱼卖掉后，因为没有达到约定的四十万钱，所以将黑牛卖得的三十二万钱交给了栗君的妻子“业”。虽然还差八万钱，但寇恩用“业”的车装载了相当于一万五千六百钱的货物踏上归途。途中寇恩又购入大麦二石值六千钱，肉十斤值三千钱交给“业”。所以，此时已经还款二万四千六百钱。

此外，寇恩儿子寇钦用时三个月十天（一百日）为栗君捕鱼，按一日二斗（0.2石）日薪计算，一百天合二十石，值八万钱（一石四千钱），可以偿清负债。又因为从觻得县至居延归途二十天的费用尚未计算，所以结论是寇恩不必归还牛和谷物。

宫所做的裁断，是栗君的牛、谷物不必归还，因为寇恩的货物、卖于业的肉、谷物，以及钦的工钱加在一起，已经还清欠款了。这一史料活生生地向我们传达了防范匈奴最前线民众的具体生活。此外，在居延还发现了反映实际战斗的建武年间的木简。匈奴骑兵侵入居延城塞，掠夺了汉的武器、烧毁城塞的情况都被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东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从光武帝至安帝之间，建交与断交反反复复。光武帝、章帝、安帝时期消极的西域外交与明帝、和帝、顺帝时期积极的外交相互交替。东汉朝转为消极外交后，作为结果造成了北方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可以说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对匈奴的外交是紧密相关的。敦煌西郊外的两个关卡玉门关与阳关，是东汉朝与西域外交的出入口。关门的开启与闭锁完全取决于西域各国、匈奴、东汉朝之间势力对比的形势。

西汉末期多达五十五国的西域诸国，在东汉复兴时虽然派遣使节来寻求隶属，但都被光武帝以刚刚恢复统一需要充实内政为理由拒绝了。六十五年之后再度恢复与西域的外交，已经到了汉明帝的时期。永平年间（58—75）进攻匈奴时夺取了伊吾（现在的哈密地区），在此设置宜禾都尉，开垦屯田。伊吾在敦煌之北，是一块位于天山山脉东端的肥田沃土，生产谷物，也栽种桑、麻、葡萄。这是一块汉朝与匈奴相互争夺的地域，对于东汉控制西域有着重要意义。此时，恢复了与西域的外交关系，永建四年（129）于阗诸国送来人质。经营西域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职官，也在明帝永平十七年（74）得以设置。

伴随着明帝的去世，焉耆、龟兹国攻打了都护，匈奴、车师也包围了戊己校尉。建初元年（76）酒泉太守段彭虽在交河城击溃车师，但章帝不欲使国家疲惫，停止了伊吾的屯田，于是这一地区被匈奴占领。和帝时由于西域都护班超的努力，终于迎来五十余国全体隶属东汉朝的时期。永元元年（89），窦宪击破匈奴，攻打伊吾。永元三年治理西域的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进驻龟兹，戊己校尉也得以恢复。永元六年班超攻破焉耆，西域五十余国至此全部隶属于汉。

西域诸国的动向

伴随着和帝之死，西域发起反击，安帝永初元年（107）都护府被攻击之后，终于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也于永初元年（107）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北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但是，到了顺帝时班超之子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攻破车师、焉耆之后，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内属。以前放弃的伊吾沃土又得以恢复，重新开始屯田。后来，灵帝率臣下去东汉王朝始祖光武帝原陵，举行祭祀上陵之礼时，参加者除诸侯王、外戚妇女、郡国计吏之外，还有匈奴单于与西域三十六国的来宾。由此可见，作为东汉王朝是如何重视与匈奴、西域外交关系的。

西域诸国中以沿西域南道的于阗、鄯善二国为强国。于阗甚至使从精绝到疏勒的十三国都臣属于己。作为通往西域进出口的敦煌出土了东汉时期木简，其中有顺帝永和二年（137）的年号简。敦煌太守裴岑在这一年率郡兵三千人与匈奴作战，取得对呼衍王的胜利。记载此事的石碑，十八世纪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被发现。西域诸国地域内也有东汉时期的遗迹。

1959年在民丰县北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沙漠的尼雅遗址，发现一座东汉夫妇合葬墓，在木棺中出土了两具木乃伊尸体。棺内随葬品中有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绸和棉布。还出土了“万世如意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吉祥文字及瑞兽模样的锦和棉布的蜡染纺织物。一件男用袍保存状况完好，可谓精品。还出土了棉袜、刺绣镜袋、香粉袋等。现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址也有东汉墓葬，出土了东汉的丝绸、五铢钱等。织绣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吉祥用语的丝绢绸，代表了当时纺织技术的先进水平。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从长安至西域入口敦煌的道路即河西走廊，那里自西汉以来设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诸郡。这一带也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址。武威出土了刺绣丝织物。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发现东汉后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二百余件随葬品中青铜车、马、武士俑近百件。三十九匹马、十四辆车、十七个骑兵俑、二十八个奴婢构成的一支部队，很像东汉对西域作战的一支军队。

光武帝时期，当中原忙于再统一的同时，边境纷争也此起彼伏。最初出现动向的是西边的西羌。西羌的先零联合各部族攻打金城、陇西郡（34年），翌年为陇西太守马援所镇压。不久，在越南交趾的征侧、征贰姊妹出于对太守苏定实行法治的反抗起兵（40年），九真、日南、合浦郡各部族起兵响应，攻占六十五城，称王自立，势力壮大。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郡兵万余人，最终予以平定。然而，很快在西南又发生了夷渠帅栋蚕率姑复、连然、滇池、昆明各部族的叛乱（42年），益州太守繁胜、武威将军刘尚迎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

东胡的乌桓与匈奴兵联合侵犯边境，派遣到南方的伏波将军马援的三千骑兵出击了五阮关（45年）。在南方武陵蛮相单程袭击了郡县官府（47年），此时刚刚被派到西南的武威将军刘尚应战而大败。两年之后，伏波将军马援再次上阵，最终迫使相单程投降。马援在西边、北边、南边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当时东汉活跃外交的情况。

与南匈奴的和平（48年）是迎来光武帝末年与东夷诸国（夫余、高句丽、倭）和平外交以及明帝统治西域的转折点。出敦煌关卡向北追逐匈奴，占领天山山脉东端夷吾卢地，设置宜禾都尉，实施屯田（73年），于阗各国送王子来做人质寻求臣属。翌年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对西域的经营正式启动。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东汉时期的儒者竞相学习图谶之书（预言之书）。图谶之书编纂于西汉哀帝年间，光武帝本人笃信图谶。作为东汉时期儒教的一个特征，图谶之书亦即谶纬思想受到重视。与经书的“经”（纵线）相对、对经书进行辅助说明的，由于起着“纬”（横线）的作用，所以称为纬书。还有所谓“谶纬”的叫法，是对解释经书之“纬”与预言之“谶”的总称。

最早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谶纬的是王莽。王莽毒杀平帝、立两岁幼主刘婴而自己摄政时，据说淘浚水井时出了一个上圆下方白石，上有朱砂书写“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的符命。光武帝也是利用谶纬建立政权的信奉者。在他尚未中兴汉朝之前，据说已经出现强华献上的“赤伏符”等图谶之书，还出现了所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预言。

此后，谶纬思想超出单纯的预言作用，对东汉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建初四年（79）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与会者大量引用纬书解释经书，展开议论。

西汉根据瑞祥、灾异读解天神上帝意志的思想业已存在。以往儒家所回避的“怪力乱神”，现在得到积极的解释，可以说产生了新的思想潮流。东汉儒者中的虽有桓谭、王充（27—101）、张衡那样批判谶纬思想的人，但应该看到谶纬思想的出现，是儒教已经进入了与皇权结合、作为支持皇帝制意识形态新阶段的产物。

所谓“皇帝”在秦代被法家解释为“煌煌上帝”，即与上帝是同样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解释：皇帝一方面有等同的上帝之德，一方面又是上帝之子的“天子”。在这种新儒教皇帝观之中，起到理论整合性作用的是谶纬思想。对于既与上帝相等又是上帝之子的矛盾，从经书与纬书两方面做出了说明。皇帝为何能成为皇帝呢？因为体现上帝意志的天命是通过图谶下达的，正是根据这种图谶，皇帝得以正当化。所谓“天子”是显示其与上帝关系的称号，所谓“皇帝”是反映其作为地上世界统治者权力的称号。在纬书《孝经纬》中所作的解释是“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的解释，讲的就是皇帝权力的两面性。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出现于西汉末、兴盛于东汉时期的谶纬思想，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最终因其预言色彩过重，在隋文帝时遭到禁止，隋炀帝进而予以严厉取缔，多数书被焚烧。因此，这些书现在基本亡佚，我们能见到只是清朝考据学者的辑佚而已。

对这种儒教神秘主义倾向提出反驳的是王充，在此略加叙述。王充，会稽上虞人。学于洛阳太学，师从班彪。因家贫，无力买书，就去书店站着阅读，靠背诵通晓百家之书，著有《论衡》三十卷。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衡量比较的意思。他主张所谓“天”说到底是自然物体，反驳了当时天人感应、谶纬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

《论衡·自然篇》是对自然进行论述的篇章。指出：天者，普遍施气于万物之中，以谷充饥而以丝麻御寒。气变化而引起自然灾害是当然的，这并不是天意在警告人类。天既无口、目，亦无意志，乃无为之物。在《实知篇》还对谶纬预言予以严厉批驳，曰：都说孔子预言“亡秦者，胡也”（出于《易经》的纬书《易纬》）果然，二世胡亥灭亡了天下。其实这是后人的伪造。

其独到的科学批判精神，唯物论思想被当时主流意识视为异端，但是作为东汉儒教的一个分支是值得注目的。王充的思想绝非脱离时代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科学技术、道家、道教自然哲学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传来

印度佛教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关于从西域传来的时期，我们所知仅限于传说，不但不准确，而且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认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国王的使节伊存口传《浮屠经》（《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光武帝有十一个儿子。他与许美人之间所生楚王刘英在诸王之中封国最贫穷狭小。与历代楚国一样以彭城（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为国都。异母兄弟明帝即位后，因为二人关系最密切而受到优待。晚年的刘英热衷黄老之学同时祭祀浮屠。所谓“浮屠”与“佛陀”发音相通。同时信仰黄帝、老子和西方的佛陀。作为刘英是将自身置于无为自然之中，一面祈祷自身长寿，一面祭祀西方的浮屠。明帝有时发出死罪减刑的诏令时，刘英认为自己身处藩国，没能支持天子就是罪过，为了赎罪向朝廷献上了丝绸。明帝表示理解他的心意，退还丝绸要他去帮助那些在家（优婆塞）或出家（桑门）的信徒。可见，明帝是知道浮屠的情况的。西域传来的不仅有物质的，也有浮屠这种信仰。

154 明代丁云鹏《白马驮经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明帝时曾派遣蔡愔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两年后，天竺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至中国，并创置白马寺。此图即绘白马驮经故事，完成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为丁氏晚年作品

然而，刘英很不得志。永平十三年（70）因为谋反的理由失去了王位。诉讼起因于一名男子的告发。刘英被判定为制造预言图书，有谋反情绪。楚国被废除，刘英被流放。从连坐者数千人的数字反观的话，与楚国面积相比，刘英的人际关系网具有相当的范围。

关于西域天竺国（印度）的浮屠（佛教）在袁宏《后汉纪》有如下的说明：“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即便公元一世纪的浮屠信仰并非如此，佛教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东汉社会却是肯定的。关于天竺佛道在明帝（57—75年在位）时传入中国的情况，《后汉纪》记载有以下的文字：

155 摩崖石佛
发现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作为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

156 麻浩崖墓佛像
（四川乐山）　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然而，这一佛教东来的传说并非史实，应该只是后世的创作吧。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近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发现的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东西十七米、高八米范围的岩石壁面上，有着如同东汉画像石那样的、各种题材的雕刻。饶有兴味的是一方岩壁的画像上既有中国的西王母、官僚形象，又有佛的立像、坐像、涅槃像和佛教故事（舍身用自己的肉喂食饥饿的虎子）。

在面临东海最东边发现这一处与中国本土道教尚未分化、或曰合体的东汉时期佛教遗迹，就其意义而言应该更加受到的重视。在当时人认为老子进入夷狄成了浮屠，即有所谓“老子化胡说”。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尚不能予以客观认识的话，也无足为怪。但另一方面，佛教没有受到抵制、得以在中国传教。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将新来的佛教与道教同时予以信奉，应该也与此有关。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中也发现有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有关东汉时期的佛教，希望今后能根据更多新遗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第九章

自然灾害与内乱的世纪

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

侵袭人类生活的大自然

东汉二百年中，从公元一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直至进入二世纪，的确是水害、旱灾、虫灾、地震、疫病等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以东汉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与西汉相比的话，西汉214年中的灾害年份仅32年（15%），东汉195年中却有119年（61%），可谓频发。自然灾害与政治上的不安定（宦官、外戚势力的崛起、党锢之争、黄巾之乱）、周边民族入侵似乎在相互呼应，极大地动摇着东汉帝国。

“天灾”被视作“天”（上帝）意志的反映，皇帝感到自身的政治责任，于是罢免官僚，负责任地对受灾百姓采取各种各样的救助。而且，灾害或天地怪异的现象发生之后，那些曾经指责皇帝过失的贤良、方正、极言直谏之士就会被推荐为中央大臣级别的公卿，或地方郡国的长官。这是一个与自然保持着相当紧张关系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仅有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大自然赐予丰厚恩惠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灾害。人类正是在这样大自然的两面性之间，坚强地生存着。正是因为身处“负自然”的时期，人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智慧，对秦汉四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

二世纪是从自然环境解读时代的时期。气候学家竺可桢指出，从东汉时期年平均气温开始下降，一直持续至六世纪。文献中有着东汉洛阳晚春时节竟然降霜、下雪的记录。

一旦发生灾害，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就要向中央汇报。灾害引起饥荒，农民流亡，盗贼丛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地方的领导官员将受到批评。如果是大范围灾害的话，会造成大规模灾民的流亡，从而动摇王朝国家的体制。这就需要即刻作出具体应对，例如向灾区派出医生、发放粮食、免除租税，特别是在出现死亡的情况下，要收敛遗体、支付丧葬费和棺材等。对于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还会开放御苑等公田（国有土地）允许其耕种。旱灾时朝廷在名山举行祈祷，不仅对灾民实行直接性救济，同时还采取精简行政机构、赦免罪犯、禁止酒的贩卖等措施，推出保证社会安定的政策。

水害、旱灾频仍

就水害、旱灾而言，事先建设堤防、灌溉渠道、陂（贮水池）、塘（坡地贮水池）等完备的治水设施，是一种防灾对策。西汉时期建造的各种设施由于在两汉更替之际已经荒废，所以此时需要予以重整。在西汉以来的六十年间洪水不断的黄河下游、济水流域，数十个县城、水闸被淹，沿堤岸的农民处于无法耕种的状态。特别是该流域南侧的豫州（河南）、兖州（山东）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和帝永元十年（98）、安帝元初二年（115）都曾下诏修复业已荒废的旧有堤防、渠道。小规模渠道、贮水池属于区域性局部灌溉，由郡太守管辖。如南阳太守杜诗修“陂池”、汝南太守邓晨造“塘”、庐江太守王景建“芍陂”，起到开发地方水利的作用。平原的贮水池因为可以截贮洪水，所以是防止水灾的设施。

如果整理一下东汉时期增多的各种灾害记录的话，可见几点特征。特别是安帝统治时期（106—125）的二十年，水害、旱灾、地震灾害频仍，对应政策也非常详细。又由于当时外交处于劣势，在国内得以专心应付灾害。当时由于西域都护受到西域诸国的袭击而废止，西域被放弃，进入北匈奴取代东汉统率西域诸国时期。当时的太尉（军事）、司徒（民政）、司空（土木）三公，因为对天地灾异发生有责任而被罢免。正在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因灾异被罢免，由此开始了对三公的罢免。

日食这种太阳暂时失去光辉的天文现象，被认为与臣下侵害君主地位有关。仅仅几分钟的现象，根据发生的方位被视作反乱、皇帝死、诸侯王死、外戚与太后专制的前兆。即使在首都无法观测的话也无妨，全国各地设有完整的观测网。观察结果显示在196年之中，共有72次关于日食的记录。频度高达每2.7年一次。

特别从安帝永初七年（113）至永宁元年（120）的八年之中，连续观测到日食。洛阳的史官实际上仅观测到四次，其他是来自于辽东（元初三年）、张掖（元初五年）、酒泉（永宁元年）的报告。在天球上，太阳与月亮的移动轨道为黄道和白道，二者间的交叉倾角大约五度。太阳每年两次在距交叉点极近处经过，但是即便太阳与月亮在黄经一致的情况下，只要黄纬相差一度三十四分四十九秒以上的话，也不会发生日食现象。就是这一微妙的不定期差异现象，被认为与人事的意外有关。

蝗虫的异常发生

水害与旱灾交互侵袭。如果黄土高原连续降雨会发生洪水，不降雨则会出现旱灾。一年之中，春天旱灾，秋天水害的情况也有发生。辽阔地域中气候条件差异很大。旱灾使作物停止发育，并引起病虫害。东汉时期有很多关于蝗虫、螟虫灾害的记载。高温影响之下，蝗虫大量繁殖，在夏天爆发。与历年相比羽翼长大、飞行距离延长的蝗虫，突然数以亿计地出现，成群地移动之时将粮食作物掠食殆尽。

对气候变动十分敏感的蝗虫的生态是不可思议的。安帝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115）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蝗灾。永初五年全国范围，元初二年波及二十个郡国的范围。从受灾郡国数可知蝗虫发生的规模。谷物被食尽，饿死者频出。献帝兴平元年（194）曹操在濮阳攻打吕布时，双方对阵之前发生蝗灾，粮食殆尽，蝗虫迫使两军退却。旱灾数月，无雨，粮价高涨，一石竟至五十万钱。

虽说因条件突发的蝗灾是自然灾害，但环境又与人的行为有关。黄河下游流域作为麦作物产区得到开发，人口也大量增长。《后汉书·五行志》载：“汉献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蝗虫的大群出现与天下的大乱有着如此的因果关系。

疫病的流行与医学

安帝元初六年（119）四月，会稽郡大范围流行疾病。光禄大夫被派往疫区，有太医同行进行治疗。政府提供病死者的棺木材料。延光四年（125）冬，京师疾病大流行。桓帝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再度爆发疫病，光禄大夫带着医药人员巡回治疗。当时，在南方的九江、庐江，疾病已经持续流行了两个月之久。如此，进入公元二世纪时，传染病频频流行，仅有记录可查的就有十一次。王朝采取的措施是向疫区送医、送药。流行疾病的名称虽然没有留下记载，但一般认为可能是伤寒菌造成的传染病。其中流行于冬季至早春的有九例，占大半比例。平均十年流行一次。这是二世纪以前所没有的情况。

张仲景（150—219）所在的南阳，二百人以上的宗族在不足十年之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而死者竟占十分之七，他为此深受震撼。所谓“伤寒”是说受到四季中最为严酷之冬寒所伤害的情况。经一段潜伏期之后，于春夏发病。总之，是一种传染性的急性热病。此病须在病菌从人体表面进入体内之前投药治疗。临床症状为恶寒、头痛、发烧，体内症状为腹部肿胀、便秘、舌苔、口渴、脉沉等。

在东汉末年混乱时期的疫病流行之中，张仲景根据汉代及此之前的医学知识，参考民间处方，写成《伤寒杂病论》。其中记录了三百多个处方。但此书随着东汉的灭亡散失了。此书后来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在宋代的十一世纪得到刊行。

名医张仲景与华佗

在不了解病毒感染的远古时期，人们所见到的是因为发烧而一个接一个地发病的患者，无论如何要予以临床处置。就本质而言，疫病与自然灾害一样，也是由于阴阳不调而产生的。阴阳之中一方缺失的话，造成平衡失调，对此可通过让患者发汗、吐、泻的办法予以康复。服用药物可促进康复，为了发汗而让患者一日三次服用煎药。

东汉屡屡流行传染病的原因，一是由于干旱与水灾造成粮食匮乏，以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二是为寻求粮食而出现的大范围人口流动也造成疫病的大流行。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仲景虽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他的事迹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上都没有记载，《伤寒论》自序中有些散见的内容，但也不明确。据说他曾任长沙太守，但也有人否定这一说法。后来他被尊为“医圣”，现在南阳有他的墓碑（立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与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相关的医学处方书籍。其中记载了“治伤寒遂风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目痛方”、“治百病膏药方”等三十余例处方，还有药物近百种，以及病状、投药方法、服用时间、禁忌、针灸穴位等，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医学水平。

沛国人华佗也是东汉时期的名医。他不应政治招聘，一生从事民间医学。内科、妇科、小儿科、针灸科兼通，尤其擅长外科，曾实行过全身麻醉的外科手术。据说还做过接合肠胃、切除肿瘤的大手术。他还重视疾病的预防，发明了称为“五禽戏”的，模仿虎、鹿、熊、猴、鸟动作的健康体操。

张衡的地震仪

顺帝永和三年（138）二月乙亥，金城郡、陇西郡发生地震，二郡出现山崩地陷的情况。这次甘肃出现的地震，在洛阳也有震感。四月朝廷派光禄大夫视察地震灾区，凡因房屋倒塌压死的七岁以上者，支付每人二千钱救济金。全家死亡者，由官府收容遗体，举行葬礼。还实行了免除租税等措施。

在此之前的阳嘉元年（132）制成的张衡候风地动仪测出了地震的方位。当时京师学者曾感到奇怪，数日之后陇西通过驿传，报来地震消息，证实的确在这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此仪器为铜制，直径八尺（约一百八十四厘米），形似酒樽。内部中央倒立一振摆，周围设置八组机械装置。在外部装有与机械相连接的八条龙，龙头面向外侧且各含一铜球。龙下坐有八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地震，中间的震摆就会出现摆动，牵动周围的某一条龙，于是那条龙嘴中的球落到蟾蜍口中。由此可以测知地震的方位和时间。这台仪器虽然没能流传下来，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复原模型。

157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其结构图
一旦发生地震，中央的振摆会出现摇摆，带动周围的一条龙将口中球吐落至蟾蜍的口中。由此可知地震的方位及时间（《华夏之路》）

这种利用震摆的地震仪原理与今天的地震仪是一样的。如果是迅速左右摇晃的话，中心的震摆并不移动。地动仪本体与地面连动，震摆向震源方向摆动，最先感知左右摇晃方向的龙指示了震源的方向。现在，为了观测东西、南北、上下三种形式的摆动，将三个震摆的地震仪组合使用。看来一台地动仪就可以用来观测到各种类型大地的晃动。

顺帝时期的凉州地震

张衡（78—139）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科学家。他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召南），官职与司马迁一样是掌管天文、历史的太史令。除了地动仪，他还发明了浑天仪。“浑天仪”与现在的天球仪类似，是表示天空星座的器械。以漏壶的滴水转动齿轮，使器械以天球的固定轴为中心旋转，而且旋转的速度等于地球公转的速度，如此正确地表示星座的变化。张衡还首次阐明了月食的原因。

顺帝汉安二年（143）发生了更大范围的地震。波及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各郡，山谷崩裂，建筑倒塌。凉州（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从九月至翌年四月共发生十八次地震。光禄大夫被派往灾区。在中国，黄河、长江下游流域的东方平原一带地震很少。西方高原地带因为活断层多，所以地震频发。印度大陆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得西藏高原受到挤压，以致东西向扩展从而造成地震。

东汉时期的确有着许多地震的记录，但这并不意味当时一定为地震频发的活动周期。凉州位于祁连山北麓，地处河西走廊，此地成为汉的领域是武帝以后的事。使人感觉地震多发，与地动仪发明之后首都天文台的严密观测、以及地震多发地带纳入东汉领域、受害情况认真上报中央等有关。

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包括天文现象在内的自然灾异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所以天文观测未必是单纯对自然现象的测定，已经成为了当时儒家所关心的对象。东汉大儒郑玄也撰有《乾象历》、《天文七政论》等著作，蔡邕对天文学也很感兴趣。

人口流动与一年一度的户口调查

根据记录可知，从西汉末至东汉一、二世纪的二百年间，曾进行过十次户口统计。但是，户口资料并不就是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地方官管辖郡县的贫困、病死、流亡所造成的户口减少，都是与其个人工作政绩相关的，所以浮夸虚报常有发生。地方官为了隐瞒灾害、盗贼、流亡情况，虚报垦田数和户口数。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是根据数字进行评估的，如丹阳太守李忠被评为垦田数增加的天下第一。关于人口数变化的原因，当时人东汉蔡邕已经有所认识：一世纪前半期的锐减是王莽政治所造成的，进入二世纪之后仍未能恢复到西汉的水平，是受到了与西羌、匈奴的周边民族进行战争的影响。

东汉时期每年八月实行户口调査，将户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爵位、出生地等登记做成户籍。西汉末公元2年（元始二年）的户口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户数12,233,000，口数59,594,978；半个世纪后的建武中元二年（57）锐减为4,279,634户（以公元2年为100的话，减少了34%）、21,007,820人（减少了35%）。以后逐渐恢复，至明帝永平十八年（75）恢复至5,860,000户（恢复到48%）、34,125,021人（56%），章帝章和二年（88）7,456,784户（61%）、43,356,367人（72%），进入二世纪后的和帝元兴元年（105）9,237,112户（75%）、53,256,229人（90%），人口已经恢复至西汉末的90%。东汉人口变化的特征在于，两汉交替的动乱时期锐减，随着政治的恢复，进入二世纪后又恢复到原有水平。

人口的过疏化与过密化

人口增减、密度的地域差，在全国统计资料虽看不出来，但是这在东汉社会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崔寔在《政论》中指出，与青、徐、兖、冀州东方地狭人口密集相反，关中、西北的凉州、幽州附近地旷人稀，所以应该予以积极地开发。作为旧都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关中，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业已荒废；东汉将首都东迁之后，防卫能力削弱，遭受周边民族的入侵，与西汉相比出现人口过疏化的情况。三辅的总人口从2,436,360（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锐减至523,869，仅为过去的22%（东汉永和五年〈140〉）。

而在东方各州以及华北平原出现的人口过密化，使黄河、洛水的洪水受灾人数增加。建武十年（34）济水泛滥淹没了数十个县，永兴元年（153）黄河泛滥造成以冀州为中心的数十万户受灾，155年洛水与南阳发洪水时，收容、埋葬溺死者遗体，七十岁以上的死者每人支付两千钱。

江南人口出现增长是一个新的倾向。西汉末江南七郡国的人口为250万，后汉时期大幅增至620万，导致了后汉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的迅速提高。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绍兴）是东汉青铜镜的一大产地，大量生产与北方长安、洛阳所产西汉镜不同的、独特的神兽镜和画像镜。在陶瓷器方面也是，会稽郡上虞和宁波等地生产了与以往灰釉陶不同的、近乎青瓷的瓷器。

官吏、字典与数学

九千字的读写能力

东汉时期对以往的字典与数学进行了总结，出现了《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字典与数学书籍都是为官僚预备的。读、写、计算能力是汉代官吏所必备的。

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是现存最早的汉字字典。共15卷，收录9353个汉字，和帝永光十二年（100）完稿。建光元年（121）由其子许冲献给安帝。此字典的体裁是以540个部首（始于“一”，终于“亥”）顺序排列，按照“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进行分类，解释字义。

西汉初期成为“史”（记录官）的标准是能够读、写五千以上的汉字，东汉的官吏标准是能够读、写九千字。出于行政上的需要，文字数在不断增加。例如《说文解字》中与“马”相关的字多达一百二十个。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虽然不需要，但就管理马的官吏来说又是必须掌握的。描述马的年龄、颜色、动作使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一岁马称“馬”，二岁马称“駒”，三岁称“駣”，八岁马称“
”。

三岁之前是调教军马的时期，八岁是速跑能力、耐久力处于巅峰的年龄。马身长（体高）六尺称为“驕”，七尺称“騋”。五尺六寸或五尺九寸以上、且齿未平的马禁止输出关外。因为马食草须用牙齿研磨嚼碎，所以从牙齿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年龄。直至八岁牙齿中央还是凹陷的，十岁之后牙齿基本磨平。所以规定齿平之前的成年马，不得拿到国境关卡之外进行交易。马的行走和跑步方式是判断马是否优秀的标准，所以特别受到注意。“驟”、“颿”形容快走，“驅”形容快跑，“馳”形容疾奔的状态。颜色也多种多样，黑色系列的马毛有“驪”（深黑）、“騩”（浅黑），黄色系列有“驃”（黄里透白），白色系列有“駱”，杂色系列有“騅”（青与黑的杂毛）等。

当时的官僚被称为“刀笔之吏”，竹简、木简是用来书写文书的材料，随身携带修改文字的小刀。他们必须具备至少能够读写九千文字所谓“隶书”这种官吏文字的能力。为此就出现了对字典的需求。虽然已经出土秦代字典的残片，但完整的字典还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字典。

《说文解字》对“辠”字的解释为：“犯法也。从辛从自”，从意思和字形上做出说明。又说：“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可知由于“辠”与“皇”类似，所以秦改为“罪”字。我们今天字典里的惯用词，汉代人是这样做解释的。

官僚实务、儒者素养所必需的算术

官吏必须具备数学知识。东汉中期编纂了《九章算术》这部数学书。虽说作者不明，但内容是先秦至汉代的数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全部共分为九章，举出了246个算术题与解答。除了比例、体积计算之外，还有联立二次方程式，几何学虽略逊于古希腊数学，算术、代数的确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题中涉及许多汉代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

例如有的设问是有关官吏为进行土木工程测量土地的，曰：

今有穿渠上广一丈八尺、下广三尺六寸、深一丈八尺、袤（长）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尺。问积几何？

这是一则修造长十二公里灌溉水渠时，计算容积的算术题。由上边长十八尺，下边长三尺六寸，高十八尺求出梯形的面积，再乘以长度，得一百零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五尺六寸。进而又问：“秋程（秋季工程）人功三百尺，问用徒几何？”

答案：由于一个人的劳动量是三百平方尺，以前面的容积除以三百，就得三万三千五百八十二人。这是该土木工程所需劳动力。可见，数学是官吏必备的行政计算能力。而且东汉儒者郑玄在通晓儒家经典的同时，看来也精通《九章算术》，亦可知数学也被视为儒者素质的。总之，算术不仅限于官僚的实务知识。

里耶秦简中有“九九表”，居延出土汉简中有《算数书》、《九九述》，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算数书》，其中加减乘除的计算，以及税收、价格、面积计算方面的内容，有些是与《九章算术》相通的，这些都是重新考虑以往《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观点的贵重文书。下面是一道比例计算例题，从中可见西汉、东汉的不同：

今甲持五百六十钱，乙持三百五十钱，丙持一百八十钱。此三人出关时，缴纳了关税一百钱。问各自纳税多少钱？答案：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零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零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零五十六。

[1]

西汉初《算数书》的例题更有意思：

狐、狸、犬出关，被征收了一百一十一钱的租税。犬对狸，狸对狐曰：“你的皮是我的一倍，应当多出一倍租税。”问应该出多少？答案曰：“犬出十五钱七分之六，狸出三十一钱七分之五，狐出六十三钱七分之三。”

[2]

像是在阅读伊索寓言一样，从快乐中学习了数学。不知不觉这也成为了儒学的书籍。

从丝绸帛书到纸

怀抱成捆竹简的官吏，最了解帛书的易于书写与轻便。“纸”本来指的是供书写用的丝绸，丝绸除了作为衣料之外还用于绘画、写字。马王堆西汉墓女性不仅用丝绸裹尸，同时还陪葬有帛画、帛书。“帛”既容易着墨，又有轻便、可以折叠等优点，但是由于用一根根丝线织成，所以价格昂贵。但竹简很便宜，且大量存在，也容易修改，所以成为普遍的书写用材料，缺点是体积大而笨重。因此，需要设计新型的纸。不使用动物纤维的纺织材料，而是用抄漉植物纤维的方法。所谓抄漉，就是将纤维放在臼中碾碎后，溶于水，再用帘子迅速将纤维浆捞起的简单工序，使之干燥以后便成为纸。如果没有丝绸纸的话，也许就没有抄漉麻纤维纸的发明。

作为新型纸的发明者而被记录下名字的，是东汉的宦官蔡伦。他是和帝的中常侍，作为尚书令总监帝室御用器物的制作。蔡伦设计了利用树皮、碎麻、破布、渔网造纸的方法。与丝绸相比麻是很便宜的衣料，可回收旧麻衣料来造纸。元兴元年（105）他向和帝献上这种纸之后，新型纸得以推广使用，天下人称之为“蔡侯纸”。麻即便在今天也还是用于水墨画的材料。

但是，纸的考古资料证明蔡伦并不是最初的发明者。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外的灞桥西汉墓发现了淡黄色的古纸片，是作为铜镜的垫衬物使用的。这一所谓“灞桥纸”一时间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但是后来中国轻工业部造纸局指出这不是纸，而只是一种纺织物。究竟是“纺织”还是“抄漉”，仔细观察的话是不难予以区别的，因为纵横规则交叉的纤维与不规则的纤维组合是不一样的。

158 扶风纸
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可知在被认为纸的发明者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

1973年—197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发现了两张麻纸，从同一地点出土木简的年号（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可知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遗物。1978年在陕西省扶风县也发现西汉宣帝时期的麻纸，1979年在甘肃省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西汉中后期的麻纸。1986年以来持续发掘的西汉文帝时期的汉墓中，在死者胸前的位置上发现了长5.6厘米、宽2.6厘米浅黄色纸。上面以黑色细线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地区，也发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纸，上面写有六七行文字。就写有文字的纸而言，这是最早的。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蔡伦以前的西汉中期已经出现了麻纸。但是毕竟还没有到达可以取代竹简、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地步。从东汉画像石所描绘的授课场景来看，学生还是手持简册，在做笔记。不过，很快从二世纪后半期开始，纸作为书写材料便逐渐开始普及了。

东汉对西方的外交与罗马的使节

班超、班勇与西域的统治

东汉帝国二百年的外交，为了显示作为中华帝国的威严，实行了作为天子向周边民族首长或王予以册封的制度。但是，国内的政治却未必安定。正如东汉三位皇帝的谥号所表现的那样，明帝、和帝、顺帝时东汉王朝处于外交优势高峰是受到承认的。其他时期则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反复不断。明帝的“明”是“照临四方”，和帝的“和”是“不刚不柔”，顺帝的“顺”是“慈和遍服”的意思，使用的都是对外交予以高度评价的词语。

明帝永平十七年（74）设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西汉末以来对西域的统治，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破焉耆，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进而，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制服焉耆，使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服属。这几个时期都是东汉王朝对西域各国取得优势的顶点。使西域安定的政治力量，又是以围绕着西域统治问题、东汉在与匈奴较量之中占据军事优势为前提的。进而，牵涉到东汉王朝与周边世界的整体关系。东汉的外交可以说是以此三个时期为高峰而展开的。

东汉时期的外交是由二千石的大鸿胪执掌的。与周边的外交其实又是对国内诸侯政策的一种延伸。总之，在诸侯王与蛮夷诸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国境意识，只是用“华夷”这种柔和的概念予以区别。大鸿胪的执掌是当国内外诸王入朝时，在首都郊外举行迎宾仪礼，授予王号时负责颁发印绶。从这一角度来说，对国内诸侯与四方夷狄是等同对待的。

159 于阗货币
（和田出土《华夏之路》）

东汉时期的二世纪初，全国设置一百零五个郡国。其中二十个诸侯王国是受分封的刘氏王族。东汉继承了西汉初期的郡国体制。明帝是东海王，安帝是清河王之子，顺帝从皇太子一度跌落为济阴王，质帝乃渤海王之子，桓帝是河间王之孙、灵帝是其曾孙，献帝是陈留王。

游牧骑马民族西藏山岳民族绿洲都市国家

东汉诸侯国几乎都设置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册封的王去世的话，朝廷派遣中郎将为吊唁使者，去册封王位后继人。周边各国的使者携带本国特产来京师朝贡的做法，本来是仅限于国内郡国的制度。现在，正月朝贺时与国内诸侯王一同，国外诸王使节也参列其中。东汉皇帝认为自己作为天子，是对内君临诸夏、对外君临百蛮的帝王。

尽管天子的理念如此，在与周边各民族的现实关系中，纷争却从未间断过。在力量关系之下，周边民族一旦不得不归属东汉王朝的话，就被封为四夷国王、率众（率民众归属）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等各等级的封号，授予相应的印绶。匈奴单于、日南徼外的叶调王、西羌的麻奴被授予的金印，与倭奴国王金印是同等的。蛮夷、夷狄王之地与诸侯王、郡县之地没有明确的国境，这意味着蛮夷之地很容易被纳入东汉的郡县统治之中。

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张掖郡、辽东郡等周边郡均设置属国都尉，管辖蛮夷的投降者。属国都尉之下，是相当于一般的县的“道”，负责当地的行政事务。还特意在南匈奴设置使匈奴中郎将（西河郡美稷县），乌桓设置护乌桓校尉（上谷郡宁县），在西羌设置护羌校尉（陇西郡令居县），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官，特别是对北边、西边的匈奴、乌桓、西羌、西域诸国，东汉朝经常不得不采取军事举措。在究竟采取和平对策还是军事强硬对策的问题上，大臣们之间从来争论不休。屯田虽说是一项确保长期军事警备的措施，但实际上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之后，还是无法保障该边郡或州的军费供应，往往造成中央财政的窘迫。

就东汉帝国来说，最为重要的边境，首先是不得不倾国力予以应对的北边游牧骑马民族（匈奴、乌桓、鲜卑）和西边的西藏山岳民族（西羌）之地，其次是绿洲都市国家群（西域）和华南、西南各族（南蛮、西南夷）之地。由于与东亚沿海（东夷）各国保持了比较安定的外交关系，所以对东汉帝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从以东汉帝国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动向中，不难看出各方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

西境的羌族叛乱

在今天青海省一带居住着东汉时期的游牧民的羌族，他们在正史中是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域、南匈奴之外单独立传的。东汉王朝十分重视与西羌的关系。

《说文解字》对“羌”字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牧羊的西方游牧民族就是羌族。羌族在东汉初期曾进入陕西省、甘肃省一带，而与汉族杂居。分为参狼羌、烧当羌、钟羌、牢羌、先零羌、虔人种羌、全无种羌、沈氐种羌、陇西种羌、白马羌、当煎羌等许多种族，仅从爰剑种分支出的子孙就多达五十种，其中有八九种在东汉边境或兴或亡，反复不定。

永初元年（107），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在被东汉征发、前往酒泉郡途中，逃亡而发生叛乱。直至元初五年（118），经十二年反叛虽被镇压，十数年间用于镇压的军费竟达二百四十余亿钱，国库为之空虚。在成为战场的边境，民众死亡不计其数。并州（山西省一带）、凉州地区疲惫不堪。在1942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的赵宽碑中，记载了当时的状况。赵宽是西汉赵充国的孙子，任护羌校尉假司马，在第五山战役中的“大军败绩”被尖锐地记载了下来。

永和五年（140），羌族再度反叛，这一次他们攻打了金城、武都郡，动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史载十年间耗军费八十余亿，士卒白骨遍野。继而，延熹二年（159）又发生了第三次羌族叛乱，最终被破羌将军段颎所镇压。羌族对东汉的反抗总计长达五六十年，造成巨大的损失。

东汉政府对羌战争的方法，是由护羌校尉、破羌将军指挥内服以后居于内地的羌族自身，或羌胡兵去作战。隶属于东汉的部族长等被封以“归义侯”、“破羌侯”、“羌侯”、“羌王”。烧当羌的嫡子麻奴率三千余户归降时，安帝授予金印紫绶以及金银、彩缯。在新疆沙雅发现了“汉归义羌长”的西汉羊钮铜印，中国王朝用这种牧羊民族的象征作为册封时的印绶。“归义羌长”应该是授予隶属于东汉的羌族某一种族的首长（渠帅、大豪）的爵号。传世的封泥中也可见“汉青羌邑长”的称号（《封泥汇编》）。他们在黄巾之乱时也起兵响应，也反映了东汉后期的内乱与周边民族入侵之间的联动关系。

倭国王帅升的朝贡使节

安帝永初元年（107）冬十月，相隔五十年之后倭国又派出使节。《后汉书》本纪中载：“倭国遣使奉献。”《东夷传》载曰：倭国王帅升等献上生口一百六十人。二世纪初倭国使节再次到来。这一年殇帝不到一岁而亡，安帝刚刚即位。同时发生羌族的叛乱，西域诸国也发起反击，袭击了都护，西域的统治又告中断。当时日本列岛是各部落国家乱立的时期，为了寻求东汉帝国的权威庇护，各国竞相朝贡。

在此之后的桓帝、灵帝统治时期（164—189）倭国出现大乱，在持续的相互抗争之中，一段时期内处于没有首领的状态，也正是一名叫做卑弥呼的女子受到拥戴之前的阶段。这些动乱与南匈奴、乌桓、鲜卑、板楯蛮反抗东汉帝国的行动是相互联系的。

刚一进入安帝的后半期，中国东北边境的朝贡关系开始动摇，出现了军事上的不安局势。安帝永初五年（111），每年来朝贡的夫余王率七八千骑兵，攻打乐浪郡，杀伤官吏、民众。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王宫也从朝贡转为敌对关系，与濊貊联手攻打了玄菟郡。建光元年（121）幽州刺史、玄菟太守、辽东太守的联合军杀了濊貊的首领，于是高句丽王的两千兵力焚烧玄菟太郡、辽东郡，杀伤两千余人。进而，桓帝、灵帝末期，东汉王朝出现内部政治混乱，乐浪郡也无力控制东夷各民族，后汉帝国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实行册封所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开始动摇。

延熹四年（161）来朝贡的夫余也于永康元年（167）以两万兵攻打玄菟郡，迎击的玄菟太守公孙域斩首千余人。1932年从西汉之后的乐浪郡遗址东南的墓葬群出土了“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的两面刻字木印与鼻钮木印“王光私印”，可知这是乐浪太守属官王光的印章。

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敦

在塞琉古王朝叙利亚领域的东方，希腊族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约前250—前139）与伊朗族系的游牧民族安息王国（约前250—后226）独立。安息的始祖叫做阿萨息斯，在中国根据这一发音记录为“安息”。安息是正好与秦汉四百年同时存在于西亚的大国，而且对罗马与东汉之间的联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60 汉通向罗马的道路
汉长安、洛阳与罗马的联结

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是在公元前27年，中国乃西汉时期。被称为“罗马和平”的从奥古斯都到“五贤帝”的两百年，正相当于西汉末至东汉的时期。东汉时期汉朝人第一次知道有罗马的存在。“五贤帝”时期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托尼乌斯·披乌斯、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161—180年在位）的最后一位就是后面将提到的大秦王安敦。

汉朝与罗马相比较的话，较准确地说，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东汉与帝政罗马相对应。而且，西汉与共和制罗马之间隔着塞琉古叙利亚王国，在东汉与帝政罗马之间有帕提亚帝国。

东汉时期已经知道西域最西面有一个大秦国。西域都护班超的部下甘英于和帝永元九年（97）曾从安息（曾经的叙利亚，此时已经被纳入罗马帝国）去条支，入海。他之所以打消了去罗马的念头，是因为船人告诉他：大海广大，顺风的话要三个月，逆风的话要两年，口粮得备足三年的量。甘英闻此作罢。大秦之地在数千里的西方，拥有四百余城，城郭为石头城，有发达的邮亭交通制度，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因为与中国类似，所以称为“大秦”。他们使用金银货币，与天竺也进行着海上交易。

“大秦”这一国名意思是规模很大的秦国。虽然秦已经灭亡，西域人仍然继续称中国为“秦”。“秦”就是China一词的来源。“汉”是现实中王朝的名字，“秦”则是地域名称。西域人将与“秦”（中国）匹敌的西方大国称为“大秦”。

罗马皇帝派遣使节至洛阳

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商业指南手册。希腊语“厄里特里亚海”就是“红海”，指的是从阿拉伯海至波斯湾、再至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是一本反映罗马与印度间繁荣贸易活动的书籍，东汉王朝也是通过海域与西方交流的。

二世纪罗马地理学者托勒密绘制过一幅世界地图，从十五世纪的复写本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这幅地图的面貌。在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这一直是最富权威的地图。这幅地图所绘从阿拉伯半岛至东亚的部分颇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古代罗马人对东方是做如何想象的。波斯湾、印度洋、锡兰岛、印度支那半岛，直至世界的最东端，绘有古代的中国。在称为“支那”的地域上，南面有巨大的海湾（斯纳斯·马格努素），两条大河注入这一地域。在隔着山脉的北方是称为“赛力克”的广大地域。图上画出了根据“秦”命名的“支那如姆”（支那诸地域）与表示丝绸产地之意的“赛力克·雷格”（赛力克之地）的两个“中国”。

桓帝延熹九年（166），东汉国内在党锢事件中出现动荡。就在这一年罗马帝国的使节访问了东汉。《后汉书》本纪曰：“大秦国王，遣使奉献。”《西域传》曰：“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派遣使节，从越南日南郡之外，携带象牙、犀角、玳瑁而来。日南郡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南海国家的外交窗口、南海贸易的大门、东南亚的南海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天竺）的使节也在西域通道受阻的时期，曾于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从日南入汉。

无论如何，进入公元二世纪之后，汉与罗马终于由海路缔结了直接的交往，东西两个帝国的皇帝第一次有了接触。所谓“一通”的意思与张骞的“凿空”同样，都是予以划时代评价的用语。

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国

象牙、犀角、玳瑁并非地中海性气候罗马帝国的物产。象牙尤其是非洲象或是印度象的牙可以用来雕刻酒杯。犀角的纤维质地柔软、角的尖端部碾成粉末可制作解热剂，其形状亦可利用来做装饰容器。玳瑁是生活于赤道近海的海龟，其十三片有斑点的甲壳即所谓的“鳖甲”。由于薄厚不均，加热之后重叠在一起，可以加工成为装饰品。这些都是非洲东海岸、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南海所产物品。近处，在海南岛的珠崖也出产犀、玳瑁。黄支国就曾献上过犀。这些都是从所谓拜占庭罗马的东罗马派出的使节，献上的贡品。所谓“徼”，与“关徼”并称，指的都是帝国国境的关卡和城塞。说是国境，其实是为防备匈奴在北方修筑的长城一线，即便严格也不过是像其他交通道路那样，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关徼”予以管理而已。按照汉代法律，徼外人侵入行盗的话处以“腰斩”的严厉刑罚。在最南端越南设置的日南郡的海港，也要检查从海上来访的使节，其作用犹如内地的敦煌。

敦煌木简也不见有纯粹商人往来的记录，说到底汉代仅允许政治使节入境。商人们若不是冒充大秦使节的话，即便是加入使团中，也只能以使节身份进入汉朝首都。以《后汉书》的史料来看，如果认为大秦来的使节的终点不是日南郡而是洛阳的话，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已经在湄公河三角洲地的吴哥发现了铸有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肖像和名字的货币，可以证明罗马与东汉的确有过接触。把罗马皇帝的肖像刻在大理石或货币上，以便在帝国内得到认同，提高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反而提高威信。此乃文化上的不同。

161 希腊铅币
（甘肃省平凉出土）　东汉王朝也通过海上与西方交流

162 罗马货币
马可·奥勒留银币

汉与罗马交流的丝绸与玻璃

据说中国产的丝绸驮在骆驼背上被远道运抵罗马。唐代骆驼的唐三彩很多见，但汉代骆驼的形象至今基本不清楚。西安东郊出土的彩色陶制骆驼，是接近野生骆驼的朴素形象。但是，这种骆驼队是不可能行进至罗马境内的。

另一方面，罗马产的玻璃也通过南海海路传到中国。1954年在广州市横枝岗出土了玻璃碗，是西汉时期的文物。碗内侧半透明并罩有一层蓝紫色，外侧玻璃中混入了石灰的成分，因化学反应出现了表面银化。经过X光照射的材料分析，其石灰成分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在罗马前一世纪已经广泛使用玻璃吹制法。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玻璃制品，但不是石灰玻璃，而是用模子浇筑而成的铅玻璃或硅酸钾玻璃，看上去有一种玉制品的厚重感。罗马玻璃的素材又轻又薄，看来在中国很受爱戴。1987年在洛阳东郊出土了罗马玻璃瓶。可见当时罗马制品已经传到东汉的首都洛阳。

163 玻璃碗
（广州市横枝岗出土，广州博物馆藏）　材料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类似于前一世纪罗马的玻璃制品

然而，这些玻璃制品并非直接从罗马运至中国，并非是通过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联结了汉与罗马，并非说汉的首都长安或洛阳已经与罗马之间进行了长距离贸易。

儒教与道教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

儒学在东汉并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作为儒术被有效地运用于国家行政。进而，作为所谓“儒教”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维持社会、国家秩序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东汉国家虽然是依靠法（法律）行使机能而运营的，但是在社会规范上儒学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儒教国家。

作为学问的儒学，是信奉孔子教导的思想。官吏是将其作为治民方针，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认真学习的。这种学问与东汉的国家利害难舍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东汉儒学自身作为传授解释古典的家学也得到发展。甚至皇帝也亲自到洛阳北宫的白虎观或南宫的云台，直接聆听儒者讲授《春秋左氏传》《尚书》《诗经》等。

164 熹平石经
召集全国的著名儒者对西汉以来的经书加以校对刻成石碑（《华夏之路》）

洛阳城南的太学，即当时的“国立大学”（建于建武五年〈29〉），由“五经博士”在讲堂开设课程，有时还在皇帝面前围绕经义进行讨论。太学的学生据说在桓帝时达到了三万人。博士所教授的是世代相传的家学，光武帝时候设立了十四名“五经博士”。《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礼记》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名博士。博士之下招收弟子，弟子学习导师所传儒学。朝廷特意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儒者，在首都就任博士。

博士的学问继承的是各自的家学，那些在长期竞争中传授而形成的西汉以来的经书，也逐渐出现文字上的谬误。由博士做成甲乙两科，竞相对经文作出订正时，为了能让自家学说得到引用，甚至出现竞相行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蔡邕、李巡等人校订了经籍的文字，熹平四年（175）灵帝下令在太学讲堂前面东侧，树立了刻有五经正本原文的石经碑。这一前后费时九年的经碑，被称为“熹平石经”，即所谓国定儒教经典。原碑已经佚失，现仅存宋代以来出土的石经残石。宋代洪适《隶释》收录有这些文字。近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了残石和石碑的基石。1925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现存上海博物馆，1929年出土的《周易》残石目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另外，在章帝建初四年（79）效仿西汉宣帝石渠阁，在白虎殿召集儒者历时数月讨论了经书的异同。

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

进而，作为儒学鼻祖的孔子，也在出生地曲阜受到国家的隆重祭奠，永寿三年（157）皇帝敕命重修孔子墓。今天在曲阜城北仍然有孔氏一族大面积的墓地孔林。章帝于元和二年（85）亲赴鲁地祭奠孔子，赐孔子直系褒成侯以及孔氏一族男女锦帛。山东曲阜孔庙中有一块“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建于永兴元年（153），由碑文可知鲁国相乙瑛曾设置百石的卒史管理祭祀及礼器出纳之事。还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历代鲁国地方官僚都负责祭祀孔子。

孔子第十九代子孙东汉孔宙的墓前有一块延熹七年（164）所立孔宙兄弟孔彪、孔褒碑，孔子子孙的孔氏一族都受到厚遇，安葬于称为“孔林”宗族墓地。光和元年（178）汉在鸿都门建立学校，绘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的护乌桓校尉东汉墓中，在孔子之后顺序绘有颜渊、子张、子贡、子路、子游、子夏、闵子骞、曾子、子有等十七弟子像。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已经成为此时学校师生关系的典范。

所谓“儒教”的思想在东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可谓渗透于国家、乡里社会直至家族。它支持着皇帝权威，成为了官吏行政上的基础理论。而且不论是就乡里地缘共同体，还是对宗族、家族血缘集团而言，都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从王朝更替时的战乱到重新统一，在与周边民族的战争、自然灾害频仍、皇帝政治的不稳定与政治斗争等等政治社会动荡之中，都需要儒教德治的时代。

应对自然灾害、政治混乱所需的儒教德治

居于地方行政领导地位的官僚，是根据其行政上实际工作能力被任用为基层官吏的，任用的标准其实就是儒教的知识和素养。例如为《春秋左氏传》作训解（《春秋左氏传解》）的服虔，将《左氏传》应用于汉代政治成为九江太守、著有《五经异义》的沛国洨县令许慎。丹阳太守李忠为了改变越人婚姻习俗，建立学校。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沘阳县长鲍昱处理因杀人罪被收监的县人赵某时，出于怜悯其上有年逾七十父母、又身为独生子，若处以死罪的话将断子绝孙，故允许其新婚妻子入狱住宿一夜而有身孕。当时的法治中也贯彻了儒教的精神。

在东汉官吏选举中有所谓贤良方正、直言、至孝、有道、孝廉、明经、茂才等科目，其中孝廉（孝敬父母、清廉的政治）、至孝、明经（儒教经典知识）等都是儒教的人物评价标准。意思是将这样的人通过乡举里选，即根据乡里舆论选举。虽是上古儒教的理想，但实际上并非乡举里选，郡国一级的地方官是随中央高级官僚一同被选出、推荐出来的。

165 东汉画像石
为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画像石，其画面为学习经学的人捧着竹简在听讲经人讲解经书

史书中举出了许多具有儒教品格的人物，作为供人学习的榜样。种暠在父亲死后将三千万财散发给贫穷者。南阳富人樊重出于共同体利益克制自己的行为受到称赞。他耻于与何氏兄弟为财产而陷于诉讼之争，拿出二顷耕地和解，而且平日贷出数百万金钱，在遗言中明确记下要烧毁契约。在产生这种美谈的背景下，不乏以抑制自己过度的经济利益为美德的儒教思想的影响。

会稽郡的上虞县一位十四岁少女曹娥，为父亲溺水而亡深感悲伤，因无力掩埋遗体以不孝自责而投河自杀。该事件发生不久，正值度尚就任县长。度尚称颂少女的孝行，将曹娥改葬并于墓前立表彰碑。孝行并不仅限于家族心情，官吏也一样，父亲死后特意辞职归乡服丧三年的具体行动是受到赞赏的。相反，若有不孝行为的话，则会被视为犯罪受到处罚。杀死侵辱父亲的人在法律上是被允许的，这是儒教主义的法律。在民间复仇行为是被公然容忍的，因此也有造成秩序混乱的情况。

孝行受到表彰、不孝受到惩罚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乡里、家族内秩序因战乱、自然灾害等贫困、流民化问题所引起的社会崩溃。诸如杀子、卖子，妻子被掠夺变卖为奴婢，甚至出现饥荒时人吃人的现象等。如长沙曾出现衣食困乏的人家多杀食亲生子女的事件，长沙太守宋度为此严厉斥责了负责乡里教化的三老。东汉是一个于自然灾害、政治动乱之中需要儒教统治的时代。

道教的创立时期

东汉延熹年间（158—166），皇帝曾信奉黄老之学，祭祀黄帝（升仙后成为帝王）与老子，排挤其他祭祀。延熹八年（165）的一年间甚至三次祭祀老子，出现狂热局面。儒教是以其将乡里社会、国家的集团秩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形态，得到强权国家的保护而发展的。与此不同，道教产生于旨在对个人予以延命救济的神仙思想，是由被称为“方士（道士）”的民间社会组织者予以推进普及的。因此，尽管皇帝在宫中祭祀黄老君，东汉仍不乏英年早逝的皇帝。在此情况下，甚至出现桓帝亲自祈祷长生的情况。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两汉交替期的混乱中，以及在东汉后半期社会不安的局势下，道教在地方社会民众之中得以快速蔓延。

西汉末的建平四年（前3），京师以及地方郡国欢歌起舞祭祀西王母，狂热地传递符书，将其贴在身上以求不死。王莽末期道士西门君惠曾预言刘秀将成为皇帝。在儒教的秩序体制无法治理社会混乱时，道教作为支持民众政治行为的观念意识就显示出优势。其中最为显著者当为作为道教流派于东汉后期掀起宗教叛乱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东汉画像砖描绘了许多反映当时信仰的场景。其中描绘了人死后升天的世界：西王母神坐在龙虎的座位上，周围有玉兔、蟾蜍在舂制不老不死的仙药。近处有一条九尾狐，羽化的先人一边饮酒，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弈六博棋，并且骑马周天驰走。这就是东汉人想象的上天世界。

东汉青铜镜图案也与西汉不同，表现不老不死思想的铭文很多。方格规矩四神镜的铭文曰：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名山取芝草。

铭文表达了不老不死的心愿。东晋葛洪（283—363）在所著《抱朴子》中讲述了用铜镜调制仙药的方法，以及铜镜所具有的防止邪气上身的威力。铜镜在当时不单纯是简单的化妆工具。

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也有许多与道教相关的随葬品。在陕西省户县发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写有七十九字的两幅朱书咒符的陶器明器。上面写着天帝使者为了阳嘉二年（133）八月死去的曹伯鲁一家除恶的内容。是用来保佑与亡故墓主死路相距万里之遗属生路（子孙繁荣）的器物。咒符象征着天帝对现世人间的保护。作为天帝使者的证据，是随身携带的一枚“黄神地越之印”。同墓中出土的陶瓶上，也同样朱书有因太阳之精德而获百福的内容。每一则文书最后，都使用了“如律令”这种官府文书的体裁。

纵观东汉时期中国道教史全过程，虽说尚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已经确立了正式的宗教教义，但是东汉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有宗教教团和道教习俗了。所以，不妨说这是道教创始的时期。

黄巾之乱与五斗米道

闯入外戚时期

从东汉时期十四位皇帝的即位年龄和寿命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光武帝（25—57）、明帝（57—75）、章帝（75—88）、和帝（88—105）、殇帝（105—106）、安帝（106—125）、顺帝（125—144）、冲帝（144—145）、质帝（145—146）、桓帝（146—167）、灵帝（168—189）、少帝（189）、献帝（189—220）之中，十岁以下即位者有和帝十岁，殇帝不满一岁（百余日），冲帝两岁，质帝八岁；十五岁以下者有安帝十三岁，顺帝十一岁，桓帝十五岁，灵帝十二岁。可以说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一个幼主即位不断的时代。

就皇帝寿命来看，一世纪的皇帝如光武帝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三岁，和帝二十七岁；二世纪的皇帝除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桓帝三十六岁，灵帝三十四岁之外，十岁以下最引人注意的是殇帝不到一岁、冲帝两岁、质帝九岁。幼帝即位而且短命。光武帝有十个儿子，明帝九个，章帝八个，相比之下其他皇帝的儿子显得极端得少。和帝两个儿子，安帝一个，顺帝一个，灵帝两个，质帝、桓帝无子。

幼年皇帝即位，意味着在其背后母亲以皇太后临朝的道路被打通，结果往往出现外戚左右政治的局面。光武帝阴皇后和明帝马皇后没有形成外戚势力，一是因为二人自身年事已高，再者是因为她们都对西汉时期外戚的弊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自律。但是，到了第三代章帝以降，外戚势力逐渐抬头，于是二世纪幼年皇帝即位之后，正可谓是进入了外戚的时代。

皇帝身边的外戚宦官

东汉的临朝皇后有章帝窦皇后、和帝邓皇后、安帝阎皇后、顺帝梁皇后、桓帝窦皇后、灵帝何皇后等六人，都是在皇帝死后拥立幼帝，与自己一族共同掌握政治实权的。窦皇后在章帝死后，以皇太后身份摄政，其兄弟窦宪、窦景极为横暴。邓皇后在和帝死后，与兄邓骘拥立了清河王之子即位皇帝，自己作为邓皇太后持续实行了十七年的摄政统治。拥立了冲帝、质帝、桓帝三代幼年皇帝的梁皇太后，其外戚梁冀掌握政权。当时，群臣给皇帝的上奏都特意预备两份，一份交给皇太后，一份作为形式呈给幼帝。

由于皇帝的儿子很少，所以屡屡出现皇帝系统断绝、外戚势力交替掌权的局面。东汉皇帝中有四位皇帝是因为前代皇帝的直系断绝后而另立的。

东汉的皇后与西汉相比，有一些不同。自明帝母亲阴后定谥号“烈”之后，东汉的皇后也像皇帝一样有了谥号。例如明帝马皇后谥号“德”，被称为“明德马皇后”。东汉皇后不像西汉那样多出身低微，而是多由名门女子中选出。

后宫的掖庭宫中，从十三岁以上姿色端丽良家子女中选来，自采女、宫人、美人、贵人，以及位于顶点的皇后，形成为数千人的女官组织。她们的衣食、化妆费用，对国家来说就是一项庞大的负担。

《后汉书·宦者列传》从春秋时期开始叙述宦官的历史，并且记述了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成为政治问题的情况。列传从非难的角度，从东汉王朝重用宦官写到最终为宦官养子曹操所灭。而且按照列传的评论所言：夏商周三代以女色招灾，秦以暴虐政治亡国，西汉因外戚而断绝，东汉以宦官而倾国。与《史记》仅在《佞幸列传》中记载了个别人受到皇帝宠信的情况相比，东汉时期宦官存在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宦官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势力的抬头

秦代的赵高、西汉文帝时的赵谈、武帝时的李延寿、元帝时的史游都是作为宦官受到重用的。特别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后宫官吏一律用去势之人，永平年间（58—75）中规定了四中常侍、十小黄门的定员。东汉时期作为侍奉后宫官吏的宦官，由此被制度化了。宦官的作用显著发挥于幼主即位之后，在皇太后掌实权的异常的皇帝政治状况之下，在与外戚势力竞争之中，几乎是与外戚相互促进而强大起来。平时是官僚代皇帝执行统治，但皇太后在幼年皇帝背后避开一般官僚下诏敕时，可以自由出入后宫的宦官就掌握了发言权。

和帝时期邓太后掌握实权，其兄大将军邓骘以外戚专政。宦官中常侍郑众发起反抗，将其势力扳倒，成为宦官掌握实权的开始。有时宦官具有拥立皇帝的势力，甚至受封为诸侯，就任九卿高级官位。他们还特意立养子以继承爵位，其兄弟、弟子出任地方太守、县令，势力扩展至全国。单超弟是河东太守，单超弟之子是济阴太守，徐璜弟是河内太守，左悺弟是陈留太守，具瑗兄是沛相（丞相）等等，仅宦官的兄弟就占据了如此多的地方要职。

据说灵帝时中常侍的一族无道，成为张角叛乱的原因。中常侍侯览夺取宅地三百八十一处、耕地一百一十八顷，还兴建带高楼池苑的宅邸，甚至捣毁他人房屋、坟墓，营造自己的墓穴。如此，与清流豪族相对比，宦官被称为浊流豪族。以皇帝中心形成了官僚、外戚、宦官的三者势力，三种关系之中东汉宦官巧妙地掌握着实权。

宦官掌握实权实行暴政受到非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宦官自身的存在遭到了否定。的确，中国古代有作为刑罚的宫刑，但是东汉的宦官却是自愿去势、进入皇帝内宫为臣的。秦时的赵高，与其兄弟一同因父亲的罪行而连坐、被施以宫刑，由秦王政（秦始皇）提拔为中车府令。西汉李延年以受腐刑之身在宫中管理猎犬，因其妹李夫人受宠而取悦于上。这些都是以受刑之躯在宫中做杂役，与东汉的宦官明显不同。从皇帝、皇后的立场来看，与受刑罪人一样身体残缺的东汉宦官，本来就如同家内奴隶那样是可以自由地、可信赖地任意驱使的。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既有发明纸张的蔡伦，也有在野而不问政争的有“清忠”之称的赵祐。如果将身体伤残的异常性抛开的话，是不应将所有宦者一律视为恶人的。应该注意的是宦者势力抬头的政治状况。东汉时期与后代唐、明并列，都是宦者政治抬头的时期。

“河水清”之东汉帝国崩溃征兆

桓帝延熹八年（165）四月，济阴、东郡、济北的河水变得清澈，翌年，延熹九年四月河水沿岸的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各郡的河水变得清澈。《后汉书·桓帝纪》记曰：“河水清。”“河水”即后代的黄河，黄色的混浊程度逐渐增加，河水从唐代开始有了“黄河”的名称，以前不称之为“黄河”，曾称之为“大河”。东汉时期的黄河河床的位置比现在靠北。“河水清”是说黄河水暂时变得清澈了。

这并非什么奇迹发生，也不是说黄色混浊的黄河变得透明清澈了。其中游还是含有黄土激流奔腾，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流淌于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大平原。从夏末至秋季涨水时河水含有大量泥沙而变为红色，冬季至春季的枯水期，河口几乎断流，泥沙沉于河底，变得相对清澈。在上游的黄土高原一旦出现枯水或干旱，地表黄土流失，直接进入河水的黄土量减少，混浊程度便降低。当时人认为自然的变异与人事变异是相互结合的。

166 黄河清
含有黄土的激流，在下游河道倾斜变缓，泥沙沉积于河底

那一年，桓、灵帝时期的政界发生了一大事件，即党锢事件。“党人”本来是指志同道合之人，但在政治斗争中却成为被批判的网罗党徒的政敌组织名称。最早的党人之争发生在甘陵县这个地方。这个县出身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河南尹房植，一位是桓帝即位之前的师傅、后来得到提拔的周福，双方的宾客各自联络党徒相互非难攻击。其后，于中央政界批判宦官势力的官僚，反被宦官统称为“党人”。这一党人与宦官的政争之中，党人方面牺牲了许多人才。二十余年中牺牲者不仅限于中央官界，而且波及全国郡县，成为东汉政治史上一大污点。虽然黄巾起义爆发，党争总算结束，但东汉政权自身崩溃的进程却加速了。

党人与宦官的一大抗争

延熹九年（166）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禁，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作为党人被捕。事件的起因在于，李膺在做河南尹时，风角（古代占卜之法）师张成与宦官颇有交往，曾事先占知特赦之日而指使其子杀人，李膺严厉处理了此事件，判处张成死刑。对此怀恨在心的张成弟子上书告发李膺等勾结太学游学者以及地方郡学生诽谤朝廷。桓帝闻此大怒，下令悬赏逮捕全国的“党人”。于是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被捕。翌年六月尚书霍谞、窦武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被逮捕者虽然得以返回故乡，但他们名字都被记录于中央府库，被终身禁锢（不得任官）。

但是，舆论是支持党人的。随着宫廷宦官势力的扩大，清流派名士作为在野势力受到赞誉。而且定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物序列。窦武、陈蕃位于“三君”，李膺名在“八俊”。“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的传记，都收入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其后，桓帝死去，建宁元年（168）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陈蕃作为太傅、窦武作为大将军、胡广作为司徒回归官界。但是，很快中常侍曹节族杀了陈蕃、窦武和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建宁二年（169），中常侍侯览暗示役人逮捕前任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并将他们杀害于狱中，死者百余人。

当时朝廷发出了在全国逮捕党人的诏书，很多人此时被视为党人。而且即便有恩赦的机会，党人也是被排除在外的。进而太学生千余人被逮捕，与党人关系深厚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都被免职而且终身禁锢。但是，黄巾之乱爆发时党人被释放，那是因为唯恐黄巾乱军与党人相互结合。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党锢之禁。被杀者的遗体和被处以流放的人都被遣送回乡了。

如此，东汉末期席卷全国的宦官浊流势力与清流势力的抗争，虽然是一个时期的现象，但毕竟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川胜义雄的观点而言，六朝时期贵族制的源流正在此清流派势力之中。清流派地方豪族，抑制了自身本来作为领主的阶级立场，维持并企图再造当时趋于崩溃的乡里共同体。

从宗教集团到反政府集团

二世纪后半期的桓帝（146—167年在位）、灵帝（168—189年在位）的统治期间是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加剧的时期。干旱、洪涝、饥荒、蝗虫、地震等灾害频发，京师、九江、庐江等地方传染病蔓延，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政府实行了向病人送医送药、向灾区供应粮食，以及减免田租、赋、人头税（算）的救灾措施。当时，清河郡刘氏、陈留郡李坚、扶风裴优等自称“天子”、“皇帝”，长平陈景称“黄帝之子”，南顿管伯称“真人”，蜀李伯称“太初皇帝”，渤海盖登称“太上皇帝”等，只是些单独势力的举兵，都被东汉政府按刑罚论处。乘国内的混乱，周边的羌、鲜卑族也开始侵扰边境郡县。

中平元年（184）二元，东方钜鹿人张角号称“天师（黄天）”，组织了太平道，统率三十六万民众。因为起兵时人人以黄头巾包头作为友军的标志，世称“黄巾贼”。安平、甘陵等地民众也以抓捕诸侯王的行动予以响应。反政府势力通过地域间的连带性，得以迅速扩展。

张角所率太平道集团也可与张陵的五斗米道作对比，与以往的反叛集团都有所不同，应该说是一种宗教集团。张角自称“大贤良师”，组织了信奉黄老道的集团，召集弟子。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他对病人的咒术救济。“师”手持九节杖向病人施行咒术，让病人忏悔罪孽、饮符水。病人得以治愈者被认为信仰笃实，未得治愈者被认为尚有不信之心。由于张角是在混乱之中有组织地布教活动，所以发展到信徒数十万人。这种宗教集团拿起武器，成了反政府的反叛集团。

黄巾之乱——宣告东汉王朝的灭亡

张角既是一个宗教集团的教主，同时又号称“天公将军”，与其弟“地公将军”张宝和“人公将军”张梁一起作为军事指挥者。基层组织是称为“方”的军团，“大方”由约一万人、“小方”由六七千人的士兵组成，由“渠师”统率。张角发起反乱时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在所有郡、州官署的大门上都用白粉写上“甲子”二字（甲子之年的意思）。“苍天”指汉王朝，“黄天”将取而代之。若按正式的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取代火德（赤）东汉王朝的，应该是土德的王朝，但这是无视此说的口号。

这里明确提出了打倒王朝的目标。“天师”是与号称“天子”的皇帝相匹敌的称号，看来是希望建立教主君临天下的宗教王国吧。江苏高邮的东汉遗址出土的符箓中，有“天地神师”的用语，所以“天师”应该是侍奉“天帝”的“神师”的意思。长安三里村出土的陶瓶上也朱书有“天帝使者”字样，可见“神师”又是为“天帝”所差遣的使者。

反乱爆发的第二个月，朝廷在首都释放了党人，这是因为中常侍宦官吕强担心党人与黄巾势力连手，所以征得灵帝同意后采取了这一措施。东汉政府应对反叛势力的态度很慎重。一方面任命何进为大将军在洛阳待命，另一方面在分布于全国的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个关卡设置都尉官，以加强警备。

以太平道宗教集团为中心形成的反叛集团，在黄巾的旗帜下，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颍川、南阳、汝南、广阳的黄巾，葛陂的黄巾，益州马相黄巾，青、徐州的黄巾等各地的反叛集团。特别是张角亲自统率的冀州黄巾击败董卓、庐植的官军，给东汉政府相当大的威胁。但是，在张角死后这些集团就不一定都守太平道宗教的约束，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松弛了，逐渐成为了掠夺性集团。结果，各集团被曹操的军队所镇压。反叛虽然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但其自身又在没能建立起新体制的情况下瓦解了。

五斗米道宗教集团

沛国丰县（江苏省）人张陵于二世纪前半期的顺帝时（126—144）入蜀，在鹤鸣山（一说鹄鸣山，四川省崇庆县）开道场，作符书。因入道者须每人出米五斗，因此又被称为“米贼”，一般称此集团为“五斗米道”。因为是宗教集团，所以对其教主人物或集团的描述多带有传说色彩。

张陵（后世又称张道陵）死后，其信仰在灵帝光和年间（178—184）为儿子张衡、进而为孙子张鲁所传授，逐渐形成为宗教组织集团。张鲁最初曾追随益州牧（长官）刘焉，刘焉死后他于兴平元年（194）以汉中为中心统率了五斗米集团，号称“师君”。

这一集团经常被用来与张角的太平道作比较，甚至有“东方太平道张角，汉中五斗米道张陵”的说法。加入五斗米道者被称为“鬼卒”，信仰深者被授予“祭酒”称号，“祭酒”之下聚集着很多信徒，规模大的集团就称“治头大祭酒”。加入时信徒先作为病人坐于称为“净室”的道场之中，反省自身的过失。“奸令”、“祭酒”以《老子》五千言为课本进行指导，教育信徒如何不说谎地在生病时坦白自己的罪过。“鬼吏”驱病的祈祷方法是将病人名字写成三份，一份置于接近天的山顶、一份埋之地下、一份沉之于水，称之“三官手书”。

另外，还开设有亭传一类的交通设施“义舍”。义舍中常备有米、肉等粮食，路过的人可以按照自己必要的分量自由食用。多取者被告知会遭报应，要求人们自我克制。犯法者被给予三次悔改的机会，此后再犯要受到惩罚。春夏季禁止杀伤动物，禁止饮酒。

屈服于曹操的宗教王国

张鲁集团从190年开始，于汉中、蜀地方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势力，结果在215年向曹操的军队投降了。当时张鲁将存放宝物的仓库和作为国家财产封印，交给了曹操。曹操对张鲁予以客人的厚遇，张鲁的儿子被封为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与张鲁女儿结婚。最终，宗教领袖向政治权力屈服了。

167 曹操
（明《历代古人像赞》）

五斗米道的集团特征，在于它有一个在“师君”之下依序为“治头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鬼卒”的独特的阶层组织和集团原理，对组织成员又是以独特的规矩进行管理。“史”或“卒”的用语虽然本来都是现存政治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名称，但“鬼吏”、“鬼卒”等却是完全不同的宗教集团官吏，显示了其成员的特色。在东汉末混乱时期，乡里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这是代之而起的宗教纽带。这一集团既非地缘集团，亦非血缘集团。从现实各社会集团被驱除出来的人们，由一种信仰结合在一起，以交纳五斗米的条件就可以加入到这个组织之中。

这个集团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期、并在某些特定地域吸收众多的信徒，形成势力，是因为在东汉后期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很容易接纳那些从乡里社会被排斥的人员的松散的组织。它没有严格的戒律，却能为那些迫于混乱而不得已背井离乡、流浪的人们提供粮食和治疗。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乡里社会长老秩序不同的、独特的共同体。研究者称其为“宗教王国”或“五斗米道王国”。

豪族与乡里社会

作为支撑王朝阶层的豪族

在地方社会具有社会势力的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豪族。文献中称为“大族”、“大姓”、“豪族”、“著姓”、“豪宗”、“豪右”、“豪强”、“大豪”、“姓族”、“右姓”、“名族”、“显姓”、“豪侠”、“大侠”。与光武帝同样出身于南阳的义弟樊宏一族就是在南阳郡湖阳县被称为“乡里著姓”或“南阳旧姓”的地方名族。他们所以被称为豪族的理由，首先在于樊氏已经形成为一个紧密的同族集团，经济上樊宏的父亲樊重已经在农业和商业上经营致富。他一方面实行陂池灌溉开垦耕地三百余亩，一方面靠栽培梓漆积蓄巨万财货。而且还将积蓄散施给宗族、乡里的贫穷者。樊氏一族被称为“名族”，还在于一族中列侯、高官辈出，他们不仅仅是地方豪族，而且还是支撑王朝阶层的一员。

东汉刺史每年八月都要出巡所辖郡国，视察地方官的执政是否有过失。此时，他们的评定标准是所谓的“六条问事”。所举六种事项都不存在的话，就可以认为没有过失。

其中第一条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豪族是否超过限度地占有耕地和宅地，以强凌弱。第六条曰：“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二千石的郡太守是否与当地豪族通过贿赂，使公平政治受到损害。这两条都是旨在杜绝与地方豪族勾结、并限制豪族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

那些彻底追查弹劾豪族不法行为的地方官，被收入了《后汉书·酷史列传》。如东郡阳平令李章，在赴任时的致敬宴席上，就对在县境内修筑坞壁、组织非法武装的清河大姓赵纲下手，夺下他的刀当场将他杀死。北海相董宣到任，以当地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公孙丹新造居宅，因为卜工占卦说施工现场会出现死者，公孙丹就令其子杀道上行人，置尸体于屋内。董宣严厉追查此事，杀了公孙丹父子，还将为二人喊冤而闯入官府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悉数杀掉。

另如黄昌为陈相时，彭氏造起高楼临道，彭氏夫人登楼台而观望黄昌，黄昌不快，就将其抓起来杀了。虽说这都是些特殊事例，但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地方官与豪族的对立关系。东汉的仲长统很关注东汉末期的混乱，他为我们留下一部评论时事的著作《昌言》（合乎于理的言论之意）。《昌言》中激烈抨击了豪族势力的奢侈，以及他们有超过王侯的富裕、强于郡县长官的势力。

豪族的地域性与阶层性

若从郡太守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豪族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域特别受到重视。如包括首都洛阳在内的河南周边，产生东汉刘氏政权的南阳所在的豫州，还有黄河北部的冀州。河南被称为“帝城”而多“近臣”，南阳号称“帝乡”而多“近亲”，这些“近臣”、“近亲”的土地、宅地多数超过限度。就东汉全境而言，是较偏重于被称为“关东”的北方地域的，这些地域不屈于豪族势力的地方官政绩也特别受到称赞。河南尹羊涉固执地拒绝“豪右”的请托，南阳太守赵戒纠察、弹劾“豪杰”而救济普通“吏人”。那些作为中央帝室、外戚、宦官、高级官吏亲族，在地方上彰显自己的势力或成为强大的豪族。对廉洁的地方官来说如何对付这些豪族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西汉时期的三辅作为畿内，居住了许多来自地方移民的豪族。洛阳迁都后的东汉时期，三辅与西面的凉州、北面的并州边境连接，军事上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巴蜀、江南之地，不像北方黄河流域那么频繁遭受自然灾害，所以比较安定，豪族阶层一般也支持地方政治，很少抵抗的。蜀郡太守第五伦因为蜀地肥沃、部下掾史多资产之家，而改为起用贫而有志者为部下。在巴蜀之中的巴郡，豪族中有些是汉化的异族，从他们身上可以见到一些与内地不同的兴趣特点。

豪族的这些地域性特征，对于考虑东汉国家与豪族关系是很重要的。若从王朝国家施政方针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东汉政府对在那些西汉以来当地豪族势力过于强大的地域不得不予以抑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当地豪族支持中央集权地方政治的地域，又必须与其保持合作关系。

郡太守、丞，县令、县长与丞、尉等这些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与掾以下的在地方录用的官吏不同，他们必须回避在原籍任职，为的是保证地方政治的公平性。当时有所谓“三互法”，其中规定禁止郡太守与任官所在地豪族联姻。山阳太守史弼娶在山阳郡任官的巨野县薛氏女为妻，因而自己提出申请转任为平原相。

但实际上，地方长官与当地豪族的结合又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地方郡太守级别的长官，有自己任用属官的权力。中央高官也是一样，这种属官任用权称为“辟召”。“辟”或“召”都是“招”的意思。当时，在辟召者与被辟召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人际关系，这不是长官任职期间暂时的关系，而是作为“故吏”（原来的官吏）一直得以维持的私人关系。可见，豪族并非与国家对立地存在，豪族之中产生了中央官僚。

一县平均三乡、一乡十里构成的地方行政组织

东汉时代某一时期的文武官，即全国高级官僚的总数为7567人，作为属官的下级官僚为145,419人，合计52,986人。可以说是这些官僚支撑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这里不谈中央，只看一看地方郡县政治的情况。地方上长官级的官僚，即郡长官的太守、次官丞，县长官的令（大县长官）、长（小县长官），次官丞、尉等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而且为了防止他们与地方社会结合，在原籍地任官的情况是被避免的。但是，科级以下官吏不论郡、县都是在郡内或县内范围采用本地出身的人士的。

所谓科级以下，指的是郡、县的属吏（掾史），由他们掌管着实际的地方行政事务。比如，会稽郡在东汉初据说拥有五百人以上的属吏，在中央的河内尹更是拥有属吏达927人。在属吏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主簿、功曹、督邮。下面是一首在当时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歌谣：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
但坐啸。

（范孟博是汝南太守，南阳出身的太守宗资仅在文件上签字划圈。岑公孝是南阳太守，弘农出身的太守成
仅仅坐在那里说大话）

这歌谣即是说在汝南、南阳二郡，汝南太守宗资将政务委托功曹范滂（字孟博），南阳太守成瑨依赖功曹岑晊（字公孝）。以精明的功曹与无能的太守作比较，极具讽刺意味。

县以下又有“乡里”行政组织，直接管理人民。“乡”的数字在永兴元年（153）全国是三千六百八十二个，一县平均三乡。设置的官员有指导民众道德教化的“三老”、负责征发徭役、课税的“有秩”、负责治安的“游徼”等乡官。作为制度一乡由十“里”构成，由一百家组成社会的末端“里”这种行政村中，设置“里魁”进行管理。

特别能够反映乡里社会实际情况的，是东汉时期在地方上颇为流行的石刻资料。秦汉时期留下的石刻超过二百件，其中有九成是东汉的资料，而且多为二世纪中后期桓帝、灵帝期的作品。墓碑中记载了墓主在当地的同族，或墓主任郡太守时故吏的姓名和出身籍贯。后者反映了郡中地方社会豪族的真实情况。另外，那些地方长官的功德碑也为我们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资料的宝贵资料。增渊龙夫曾注意到，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所记五十九位巴郡掾吏以下基层官僚的姓中，有一大半与《华阳国志·巴志》所见大姓是一致的。由此，他认为地方统治与来自土著豪族自律秩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新出史料中东汉乡里的农民生活

1966年，在四川省郫县犀浦附近发现一座东汉墓葬，一块记载二十户农民财产目录（土地、奴婢、房屋、牛）的簿书碑被用作了东汉墓穴的墓门。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时期四川地方乡里社会的情况。例如记有“田三十亩，质六万”，“奴立（人名）……并五人，直二十万”、“舍（房屋）六区，直四十四万三千”、“牛一头，直万五千”等内容。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少的仅八亩（1亩相当于4.5公亩），多者达二百六十亩，相差甚远。就一亩的价格而言，占地少者家的土地为五百钱，多者两万钱。反映了土地肥沃程度、生产能力优劣的不均衡的状况。在土地买卖方面，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买卖文书。

1973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发现东汉时期的石券（石刻的证书），内容是为减轻父老一职负担而进行土地共同买卖的约定，是反映当时乡里具体实况的贵重史料。长一米五十四厘米，宽八十厘米，厚十二厘米。表面阴刻有十二行、二百一十三字的隶书。内容为章帝建初二年（77）正月十五日，在负责选出侍廷里“父老”的一种叫做“僤”的组织，召开了由二十五位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决定由里的治所制作石券，刻记以下约定：

168 河南偃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卷”

永平十五年（72）六月，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可作为“客田”借与那些担任父老职务者，允许他们收获田上谷物。那些购买此土地时没有出钱者，可将自己的耕地直接交与父老。僤的成员死亡时，由其子孙中的户主继承权利。僤的全体成员都应该出资，若无法出资时须将耕地出赁所得费用充当。在所记二十五人姓名中，有于氏十名、左氏二名、僤氏三名、尹氏三名、锜氏三名、周氏三名以及另外一名。在他们之间轮流产生父老一职。

[3]

由此可见，指导里民众的父老一职，在东汉时期是由里中有一定资产的阶层中产生的。在这里维持稳定秩序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乡里社会民间的条约。

墓室壁画所描绘的豪族庄园

东汉豪族向中央输送一族的高官，在地方他们独占郡县政府中实务官吏的职位，从而控制着地方政治的实权。其经济基础就是他们自己进行大土地经营的庄园。“庄园”一词就是别墅和田园，虽然多见于唐代以后，但是像官僚、豪族在都市周边的农村广占土地、围圈起来役使奴婢和雇佣佃农劳作的事例在汉代已经出现。就像皇帝、诸侯王在全国围圈禁苑那样，豪族也在田野占有庄园。东汉的梁冀在其占有的园囿中，修造山川、森林、溪谷等景观，以再现自然地形，其中还放养着许多珍禽异兽。当然，这只是极尽奢侈的特殊事例。一般的庄园多在以往郡县城郭周边的未开垦的山川薮泽地带圈围而成。

东汉仲长统曾论及秦汉时期的三度乱世（秦末、王莽、东汉末），认为扰乱编户齐民（登录于户籍的平民）之世的是豪族的兼并。他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话虽有夸张，但反映了庄园不断扩大的状况。

东汉墓葬墓室的彩色壁画屡有发现，从中也能够见到地方豪族庄园的场面。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掘的桓帝、灵帝时期东汉墓葬墓室南墙上，具体描绘了有青山、树木环绕的庄园全貌。中央是围以坞壁的住宅和马厩，南面饲养着牛、羊、鸡。右上方山麓的耕地中两头牛在拉犁耕作。住宅左面可见采桑叶的情景，左下方是车库的位置。“坞壁”即自家建立的用以防卫建于郡县城外田野中豪族据点的防护墙壁。与同墓室东墙所绘宁城县城的构造对照来看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什么叫做庄园了。这座墓葬的墓主是担任北方边境防御的高级官僚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所绘是他历任的郡县以及故乡的庄园。

以此为中世前史的观点

1958年山西省平陆县枣园村发现的东汉早期墓葬，也可见到豪族庄园由坞壁圈围，赤足农民执鞭催二牛牵犁耕地、一边翻土一边播种的情景。东汉墓葬还有画像石、画像砖上雕有纹饰和图画，以及砖表面刻有浮雕的情况，有的是一块一块分离的，也有的是全体组合成一幅豪族庄园模样的。农耕、制盐、酿造、养鱼、狩猎等庄园经营都活生生地被描绘了出来。

在东汉墓葬随葬的明器中，有很多水田、旱田、贮水池灌溉的模型。温暖多雨地区栽种水稻。陕西省勉县东汉墓的明器中，可见在分布着垄坡的旱地上，由贮水池经水渠引水灌溉、以及不规整区划的水田在收获之后变为养鱼场的图案。

东汉时期庄园多种经营并举，看来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根据这种现象虽然有学者将其视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相关联的中国中世前史，但是当时豪族庄园的扩大是否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尚无法断言，认为庄园的存在就是中世的判断必须慎重。何况古代也可以有庄园，史料上所见“豪族跋扈”的表达，反映的就是不同于对编户齐民实行个别的人身控制这一体制的社会现象。

崔寔，涿郡安平县出身，曾任桓帝郎官，著有名为《政论》的政治评论性著述，在当时就受到赞赏。他明确指出东汉王朝衰退期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的篇章，对了解东汉时期社会变动情形有重要价值。后来他还编纂了东汉的史书，出任五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太守时，在地方行政方面也发挥了自身才干。为了那些没有冬衣的穷人，他变卖剩余物资制造纺织工具，并且亲自传授纺织成衣的技术。

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

酷似西汉末的政权交替

“经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孽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春秋命历序》纬书是这样说的。

所谓“五七”即五乘以七，指三百五十年，被解释为东汉从顺帝开始衰退。二世纪中期这一预言曾广泛蔓延。当时有意见认为汉朝到了四百年的时候，将有弱小君主闭门听外难之灾，所以要从现在开始改革制度、力戒奢侈，以便渡过四百年之难。顺帝也表示同意。随着天变地异的频频出现，人们对刘氏王朝能否存续四百年深感不安，于是有了这种纬书的产生。刘氏王朝四百年的终结成为现实是在东汉最后的献帝时期。灭亡东汉朝的人被认为是冠以“贼臣”或“国之大贼”恶名的董卓。他被比喻为相当于夺取西汉刘氏政权的王莽。

与董卓对抗的是发起“义兵”打出复兴汉室旗帜的袁绍，而最后使东汉最后的皇帝献帝禅让、实现改朝换代的是曹操之子曹丕等人。这最后一幕与以往秦末之乱以及两汉交替混乱期的政权交替何其相似。秦始皇与项羽、刘邦，王莽与更始帝刘玄、刘秀的三者对立模式，在董卓、袁绍、曹操之间又一次得以重现。

董卓与王莽不同，他并没有自立王朝，而是废了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后即位仅五个月的皇太子辩（少帝），同年九月拥立八岁的陈留王刘协作为献帝，杀皇太后何氏。翌年的初平元年（190）二月迁都长安，放火烧毁洛阳的宫殿、庙宇、人家，之后董卓部下吕布盗掘洛阳皇帝陵和高级官僚墓葬，掠夺财宝。至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部下吕布所杀，短时期内掌握过东汉王朝最后的实权。董卓将五铢钱改铸为小钱，将洛阳、长安的铜人、钟锯、飞廉、铜马等铜制品捣毁作为铸造货币的材料。但因小钱既无轮廓又无文字，十分粗糙，终于招致混乱，引起物价飞涨。

反抗董卓的行动与秦始皇、王莽时期同样，也是兴起于山东（关东）各郡。袁绍，汝南郡汝阳名族出身，曾与灵帝外戚何进合谋一举清除宦官势力，屠杀二千余人。董卓拥立献帝后，袁绍与从弟袁术一起，联合了地方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各个势力，成为讨伐董卓的盟主，率领同盟军攻打董卓。因此，董卓杀害了在都城的袁绍一族的高官及其家族，埋于青城门外和东都门内。其后，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之战一决雄雌，结果袁绍大败。

魏王曹丕所受皇帝玺绶

延康元年（220）献帝将帝位让给魏王曹丕，自己甘愿去当山阳公。“公”位于诸侯王之上。曹丕在繁阳故城筑坛登基，接受了皇帝玺绶。禅让做法效仿了刘邦的皇帝即位。历史又在重演。这就是东汉二百年、刘氏政权四百年的最后一幕。其后，成为山阳公的献帝又生存了十四年，直至青龙二年（234）卒，最后以汉天子之礼埋葬于禅陵。就魏来说，他是禅让的汉皇帝，所以特意在以禅陵为名的陵墓予以厚葬。地点与洛阳东汉皇帝陵分开，单独、寂静地设置在了山阳公的封地（今河南焦作）。

刘氏做皇帝的传统，并未因其四百年历史的终结而中断。三世纪初在蜀地建立汉国的刘备是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子孙，他有效地利用了祖先的权威。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在1968年得到发掘，是一位遗体以金缕玉衣装裹的人物。无论如何，汉王室的出身成为了证明蜀汉权力的根据。

四世纪初，进而继承汉谱系的是北方的匈奴。匈奴刘渊称汉王自立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初期，而五胡十六国之中最初的“成汉”国是巴人李雄在蜀地创建的。并非汉刘氏子孙的刘渊继承汉统的根据在于西汉文帝以降汉与匈奴所缔结的兄弟关系，以及元帝时后宫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的姻戚关系。

建元二年（480）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涨水，冲击山麓，出现长六七丈的崩塌。其下出现千余根柱子，皆十围，长者一丈（十尺），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谁都不认识。一名叫江淹的人去求问王俭，王俭只说：“你不熟悉隶书，此乃秦汉时的柱子。”（《南齐书》）五世纪的人已经没有机会接触秦汉时期的文字隶书了。汉文化虽被继承下来，却没有了接触汉代实际文字的机会。

[1]
原文是：“今有甲持钱五百六十，乙持钱三百五十，丙持钱一百八十，凡三人俱出关，关税百钱。欲以钱数多少衰出之，问各几何？答曰：甲出五十一钱一百九分钱之四十一；乙出三十二钱一百九分钱之一十二；丙出一十六钱一百九分钱之五十六。”出自《九章算术》卷三。

[2]
原文是：“狐、狸、犬出关，租百一十钱。犬谓狸、狸谓狐，尔皮倍我，出租当倍哉。问出各几何？得曰：犬出十五钱七分六，狸出三十一钱分五，狐出六十三钱分三。”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

[3]
河南堰师出土《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券文如下：“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廼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锜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锜初卿、左伯文□、王思、锜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出自《张家山汉墓竹简》。

结语 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各位始皇帝

四百四十年的这个时代

秦统一的时期（前221—前206）仅仅十五年，与西汉（前202—公元8）、东汉（公元25—220）合计的话大约四百四十年。如果将这四百四十年作为一个时代来看的话，这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呢？本卷的题目就是答案。四百四十年绝非安定的时代。其间有过项羽、刘邦楚汉抗争时期（前206—前202）的五年，也有王莽“新”时期（公元8—23）的十五年以及其后的混乱时期。可以说这是动荡的四百四十年！

由于四百四十年是个不完整的数字，所以说到秦汉的时代史，不妨概言之为四百年史。就连隋唐史也不过三百年，明史或清史都不足三百年，所以秦朝二代皇帝的时期与以秦为动力的刘氏二十四代皇帝时期，虽说有过暂时的中断但最终延续了四百年，可谓令人震惊。将这一时代作一总结的话，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

最初对秦汉这一时代做出总结的，并不是现代的历史学者。汉代人已经将秦汉史作为当时的现代史进行过总结了。现代的我们是将秦汉史作为古代史看待的，但在汉代人来看，上古（不言“古代”）时代是殷周，现代史是秦汉时期。西汉的司马迁记述了从夏殷周三代至秦汉的《本纪》，当然重点记述了作为现代史的秦汉部分。

计算一下《史记》从《夏本纪》至《今上（武帝）本纪》共十一本纪的字数的话，《秦本纪》以下占76%。东汉班固也说司马迁书“详于秦汉”。进行历史分期并非起于近代历史学，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由于历史分期是从现在回顾过去的概念，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已。

越是远离“汉”的时期，当然对秦汉作为过去时代的记忆也就越发淡薄。但是，正如我们的历史学一样，并不在于要将过去的时代据实掌握。说到底首先还是要从过去汲取对现在有用之处。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

争当始皇帝

东汉灭亡之后四百年的唐代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以巩固了统一国家基础的名君而闻名。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这位太宗曾问萧瑀：“朕欲使社稷（国家）长久，应该如何去做？”萧瑀回答得很明确：“夏殷周三代所以能长久保持天下，原因在于封建诸侯以为藩屏之固。秦设置郡守、县令，二代而亡；汉对诸王子弟分封授国，得以延续四百年。但是，此后的魏、晋废止封建。封建之法，效果明显。”

[1]

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实行了封建。“封建”一词并非对欧洲中世社会feudalism的翻译，而是中国的传统制度。是在皇帝直接统治的郡县之外，由诸侯、列侯分治领地的制度。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独立性说到底是具有维护中央集权机能的制度。

秦郡县虽说短命，汉以郡县、封建并行却持续了四百年之久。正是因为经常有着不致陷入秦短命局面的制动措施，秦汉时代才得以延续四百四十年之久。这样的结论应该不会错。本卷的题目之所以叫做《始皇帝的遗产》，理由正在于此。正是由于继承了始皇帝正负两方面的遗产，才有了随后汉代四百年的历史。而且，在继承始皇帝正负遗产的同时，刘邦、武帝、王莽、光武帝等都在争当始皇帝。西楚霸王项羽虽说没能当上皇帝，但也不妨算作其中的一员。

想成为始皇帝的不仅仅秦始皇一人！

[1]
原文是：“帝问瑀：‘朕欲长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纳之，始议封建。”出自《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萧瑀列传》第二十六。

附录

169 秦皇帝系图
（括号内为在位年）

170 秦汉官制
（细笔画字：秦至西汉初期；粗笔画字：西汉中后期）

171 两汉皇帝系图
（括号内为在位年）

主要人物略传

始皇帝
（前259—前210，前247—前210在位）

秦王嬴政，生于赵都邯郸，父庄襄王即位后，成为秦王。在他五十岁死之前的统治期间，前半期的二十六年做秦王，后半期的十二年作为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君临天下。一方面作为结束战国时期混乱、实现统一的君主受到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因其歼灭东方六国，实行强权、焚书坑儒、修筑长城而牺牲民众，被认为是苛刻的暴君，一直是位有争议的君主。1974年兵马俑坑、1975年睡虎地秦简、2002年里耶秦简等秦始皇生前第一手史料的发现，无疑有助于纠正被后代歪曲的事实，探明真相。

项羽
（前232年—前202年）

出身于战国时期楚将军名门，与叔父项梁一起响应陈胜、吴广之乱，举兵反秦。生于下相县（江苏省徐州东）。项梁曾为避仇家渡长江，移居会稽吴地（江苏省苏州），并在此起兵。项梁死后，项羽指挥军队。比刘邦军，项羽军更加勇往直前，八千兵很快扩展至十万、四十万，三年后晚刘邦一步攻入关中。其坑杀秦败兵四十万、杀秦子婴、焚烧咸阳、盗掘秦始皇陵等残暴行为常被后代用来与刘邦的沉着行动进行对比。项羽在秦灭亡之前的三年，拥立楚怀王，利用其权威当了上将军；在灭秦之后又将怀王架空为义帝，以分封十八王的形式，自称西楚霸王取得领导地位。但是，项羽杀义帝，联合体制很快崩溃。楚与汉王刘邦之间虽暂时订立停战协定，最后在垓下之败于汉军，自刎于乌江。

刘邦
（前247—前195，前206—前195在位）

西汉第一代皇帝，庙号高祖，谥号高皇帝。在今江苏省沛县出生，响应陈胜、吴广之乱，于沛县起兵。灭秦之前称沛公（沛县之长），其后与西楚霸王项羽作战时称汉王（蜀汉之王）。战胜项羽之后，即位皇帝，后来称为高祖。其后七年间，利用旧咸阳之地建都长安，将旧战国六国贵族、豪族十余万人迁徙关中，由此缔造了汉帝国的基础。陈胜、吴广之乱中即位的冒顿单于所领匈奴势力呈现优势时，发生了一连七日围困高祖于白登山的事件。从即位为皇帝至死，一直处于内外不安定的情况之中。与项羽不同，刘邦周围的萧何、曹参、周勃、韩信、陈平等众多人才，曾几度助其挽救危机。

吕不韦
（？—前235）

战国后期活跃于东方都市之间的大商人。偶遇在邯郸作为人质的子楚，由此策划使子楚在孝文王之后继位秦王，即庄襄王。直至秦王政时期，吕不韦成为连续辅佐两代秦王的相邦（丞相）掌握实权。最终因牵涉嫪毐事件失足，自杀。吕不韦死后，秦王政开始亲政，转而起用李斯为智囊人物。由于当年吕不韦曾将身怀自己孩子的邯郸女嫁给子楚，所以有着秦王政实为吕不韦之子的传说。

白起
（？—前257）

出生于咸阳西的郿县，作为将军攻打过韩、魏、赵、楚各国，在攻陷楚都郢之后被封为武安君，成为秦最高军事将领的国尉。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坑杀敌军四十万。昭襄王五十年，因不出仕获咎，以自杀的悲剧结束了一生。

王翦

出生于咸阳东北的频阳县。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为秦将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王政先是信任年轻将军李信，以二十万军攻楚，结果失败；最终依老将军王翦所言，以六十万军破楚。作为秦国全部六十万军首领，为了避免秦王生疑还特意要求以美田作为报酬。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二十公里处的到贤乡永和村据传有王翦墓。

商鞅
（？—前338）

卫公子商鞅效力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变法规定，以五家或十家为一组，实行连坐责任制，有男子二人以上者必须分家，按照军功授予爵位。第二次变法规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居，实行县制，划定土地界限，统一度量衡。商鞅变法促进了战国国家的中央集权，也为后来秦汉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意义为后人所重视。

孟姜女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明代长城的东端是山海关，其东北方向有几座被称为孟姜女庙或姜女坟的礁石。由于秦长城位于距此遥远的北方，而且秦时尚不曾有孟姜女的故事，所以这一故事及其遗迹一直被认为是后世的创作。但是，近年在这一带的海岸发现了与秦碣石宫有关的大型离宫遗址，这就为后世传说提供了进一步解释的背景材料。

蒙恬
（？—前210）

秦将军。祖先为东方齐国人。从祖父蒙骜开始，蒙家三代效力于秦。蒙恬在秦统一之后率三十万军与匈奴作战，并且修筑长城，防御关塞颇有功绩。但是秦二世时，在赵高等人策划下与其弟被迫一同自杀。陕西省绥德县城西有传说的蒙恬墓。

扶苏
（？—前210）

秦始皇长子。在秦始皇欲坑儒时曾因进谏惹怒秦始皇，被遣往上郡（陕西省北部）监视蒙恬。秦始皇死后，根据赵高、李斯伪造的诏书，与蒙恬一起被问以死罪。陕西省绥德县城西有传说的扶苏墓。

赵佗

本为中原出身，秦时参加百越远征军，出任新设置之南海郡、龙川令。秦末，乘中原混乱，于番禺（广州）置首都，在越地建立南越国，成为第一代王。一面对西汉王朝称臣、保持册封关系，一面在国内自称武帝。1983年发掘了赵佗孙、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赵佗的国家最终为武帝所灭，维持了五代九十三年之后宣告结束。

二世皇帝胡亥
（前209—前207在位）

秦的第二代皇帝，称二世皇帝。他继续了阿房宫、驰道的工程，结果由于过度劳役的负担引发了陈胜、吴广的农民反乱。后来，被宦官赵高逼迫自杀。西安大雁塔东南有传说的胡亥墓。

文帝
（前180—前157）

高祖与薄皇后之子。吕太后死后，由于外戚吕氏一族反乱，代王刘恒被迎立为皇帝。实行废止肉刑、田租，解禁山泽资源，开仓放粮救济贫民等善政。对于匈奴入侵也用和亲之策予以解决，迎来国内的安定期。根据遗言进行薄葬，是西汉皇帝中唯一埋葬于自然山陵——霸陵的皇帝。

景帝
（前157—前141）

文帝与窦皇后之子。虽因削减同姓刘氏诸侯王领地，招致吴楚七国之乱，但为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平定，化解危机。下达许可诸侯分封的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迎来安定。文景父子二帝的四十年左右安定期，被称为“文景之治”。

武帝
（前141—前87在位）

景帝与王皇后之子，于西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即位，大大改变了继承秦制的西汉前期的制度。内政方面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均输平准法，设五经博士将儒学官学化，治理了黄河水患；对外通过与匈奴的战争，控制了河套、河西走廊，征服了南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北部，从而巩固了内外强大的帝国体制。继秦始皇之后再次行泰山封禅仪式，改秦以来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以此表明西汉帝国进入了新时代。

张骞
（？—前114）

出于武帝对匈奴的战略，为了与同匈奴有世仇的月氏结为同盟，张骞作为百余人外交使团的团长踏上了征程。途中滞留匈奴十余年，甚至娶妻成家，但仍经由大宛、康居终于到达大月氏（西迁之后的月氏）。但是，此时大月氏已经失去向匈奴复仇的志向。虽然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历经十三年后归来时，他为汉朝带来了西域各国的许多情报。

成帝
（前33—前7在位）

元帝与王皇后（王莽的姑母、元后）之子。因黄河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致力于灾民、流民的救灾。但同时又恢复了元帝废止的陵邑徙民。在初陵（延陵）之外又开始建造第二个陵墓（昌陵），还准备起陵邑，终因内外形势的不安定而被迫中止。统治期间外戚王氏势力抬头，很快导致了王莽政权的诞生。刘向谏言厚葬的背景中也有其对外戚王氏势力的危机感。

王昭君

王昭君，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据《汉书》《后汉书》载，她于西汉元帝（前49—前33在位）入宫，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求“和亲”时，自愿远嫁匈奴单于。单于死后按照匈奴习俗，王昭君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产有两个女儿。到了晋朝，由于在汉族来看嫁给匈奴为妾是屈辱之事，所以出现王昭君结婚时服毒自杀的传说。后来在元曲《汉宫秋》中也被改为王昭君在国境投河自杀的情节。昭君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传说胡人墓地草是白的，唯昭君墓地草是绿的，故名“青冢”。

王莽
（前45—公元23）

建立了介于两汉刘氏汉王朝之间，仅不满十五年的新王朝。王莽能取代刘氏王朝当上皇帝，得力于成为元帝皇后的姑母王政君。她在平帝幼小时掌握实权，委国政于王莽。王莽与秦始皇、刘邦不同，是以禅让形式当上皇帝的。作为外戚在与刘氏王室结合的同时，从安汉公经假皇帝（辅佐皇帝的地位），最终成为皇帝。毒杀十四岁的平帝，在两岁的孺子婴面前举行君臣关系交替仪式。实行了基于《周礼》的政治改革，希望将汉代制度改变为周代的理想制度。

光武帝
（25—57在位）

即复兴西汉刘氏、建立东汉朝的刘秀。与赤眉农民反乱相呼应，于南阳举兵，虽然刘氏本家刘玄即位更始帝并推翻王莽政权，但刘秀最终吸收赤眉集团，控制河北各股势力建立了新政权。统治期间实行了收拾两汉之际混乱局面的各项政策（减轻田租、修复黄河堤防、解放奴婢、简化财政与官僚制度）。

明帝
（57—75在位）

东汉第二代皇帝刘庄。其统治犹如能够照耀天下四方一样的明亮，而得到“明帝”谥号。光武帝第四子，母阴皇后。好儒学，尤能遵守光武帝制度，甚至亲自处理刑狱，法令为之严明。积极对待光武帝时一度中断的对西域的经营，派遣窦固、班超征讨北匈奴。据说梦见金人而从西域传来佛教。

和帝
（88—105在位）

东汉第四代皇帝刘肇。其统治刚柔兼济，得到“和帝”谥号。母梁贵人死后，作为窦太后之子被养育成人。章帝死时，窦太后立十岁刘肇为帝，以母后摄政。二十七岁去世，在位期间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对外招致匈奴等周边民族的入侵。东汉帝国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的平稳统治期，在和帝以后进入外戚、宦官势力专权的混乱时期。

王充
（27—90）

东汉思想家，著有评论诸家思想的著作《论衡》。学于洛阳太学时，拜班彪为师。强调天的自然属性，批判了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预言）思想。

张仲景

南阳郡人，名机。东汉末著名医学家。其事迹不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仅散见于《伤寒论》自序，不明。有观点说他曾官至长沙太守，也有史家提出反驳。所著《伤寒杂病论》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知识。后来此书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被后世尊成为“医圣”，今天在南阳还有墓碑（建于晋咸和五年〈330〉）和祠堂。

班固
（32—92）

东汉右扶风安陵县（陕西省咸阳县东）人。著有《汉书》一百卷。起初，父班彪见《史记》绝笔于武帝期，执笔《后传》数十篇，中途死去。为了成就父亲遗志，班固专心著述。此举被明帝误解，班固被投入牢狱，著作亦被没收。经弟班超的辨明，得以释放。以后作为掌管后宫秘书、文书的兰台令史，继续编纂《汉书》。妹班昭亦以学者著称，班固在完稿之前的六十一岁死后，班昭继续撰写并予以完成。

班昭

东汉学者。班彪女，班固妹，曹世叔妻。继承班固遗志，完成了《汉书》的《表》和《天文志》的部分。受和帝之命，入宫承担对皇后、贵人的教育，被称为曹大家。所著《女箴》七篇，归纳了女性生活之道七条。侍奉丈夫十分谨慎，端庄少语，服从舅、姑，与丈夫之妹和睦相处。

李冰

在都江堰的外江发现了两尊石人。石人位于东汉时期岷江洪水经常泛滥的地点，可能是洪水时为泥沙所掩埋。石人模拟战国秦时治水成功的蜀守李冰形象，具有祈祷意义，同时还兼有水位测量仪的作用。李冰石人的题刻中，除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号之外，还有“造三神石人”的字样，可知此为其中的两尊。

历史关键词解说

睡虎地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中发现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枚竹简。以往关于秦代法律的研究，已经认为这是一个严格的法治主义国家，此次又一举出土了大量的秦律条文。内容除“田律”（农耕生产）、“厩苑律”、“仓律”、“金布律”之外，还包含“法律答问”（问答集）、“封诊式”（审判文书）等。

龙岗秦简

1989年在湖北省云梦县龙岗的秦墓中，发现了秦统一之后关于禁苑（御苑）、驰道（道路交通）、牛羊马牧场管理法律的竹简一百五十枚。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后，宝贵的秦朝史料。

邯郸

从公元前386起直至前222年为秦所灭之前，战国赵的国都。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南四公里处有一座古城。由宫城（赵王城）与郭城两部分组成，整体东西3.2公里，南北4.8公里。秦王政出生于此。母亲是这里出身，是一座与秦始皇因缘深厚的都市。

大篆、小篆

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字》中提到秦书八体中字体。“大篆”、“小篆”、“刻符”（符契上所刻文字）、“虫书”（帛幡上所书文字）、“摹印”（印玺上所刻文字）、“署书”（门上所书文字）、“殳书”（殳等武器上所刻文字）、“隶书”（官吏将墨写于竹、木简上的篆书简化之后的文字）之中“大小篆”的篆书是青铜器、铁器等金属上刻写的文字，统一之前的篆书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时以大篆为基础新造的字称为“小篆”。小篆可见于秦始皇的刻石及度量衡器。

咸阳

战国时期作为秦都，公元前350年由孝公营造于渭水北岸。公元前221年统一后，地方豪富十二万户被迁移至此，作为统一帝国的首都，以在渭水南岸建造阿房宫等予以扩充。现在由于渭水河床的北上，咸阳南部被冲毁，北部丘陵上残存有宫殿遗址基台。

度量衡

公元前221年的统一度量衡，在青铜、铁、石制的权以及青铜、陶制的量上所刻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中有所记述。从实物度量衡器可知，一斤约重250克，一升约为198立方厘米。

阿房宫

散见于西安西郊约十五公里的阿房村一带的夯土建筑遗址。被称为“始皇上天台”的遗址，呈周围31米、高20米的圆形。据最新考古报告，最大的前殿遗址已发现面积26万平方米，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的长方形台基，遗址区内有村落。2002年开始的正式调查显示，前殿北侧是夯土墙，南侧为缓坡。南面一部分由圆瓦、板瓦组合而成的屋顶瓦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阿房宫是否被项羽烧毁的真伪之谜正在揭晓。

秦长城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进，命蒙恬率三十万兵在战国秦、赵、燕北方长城的基础上所建造的。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一万余里（约五千公里），称为万里长城。今天在宁夏、内蒙古自治区、河北残存的秦长城遗址，比明长城的位置靠北，用石垒或夯土的简易工法建造。秦长城遗址尚未进行全面调查。特别是在沿贺兰山脉一带，究竟有无长城意见尚有分歧。

百越

中国长江以南的华南居住着各种越人，总称为百越。秦统一后攻打百越，前214年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居住山岳的越人展开游击战，使得进攻的水军五十万秦军饱受困扰。

徐福传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巡行中踏访琅邪时，召见了齐人徐巿（即徐福），秦始皇让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最终失败。《史记》的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徐福带三千人到达平原广泽、在那里称王的传说。徐福最后到的地方后世认为是亶州或倭（日本）。因此日本各地有许多有关徐福的传说，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福墓，三重县熊野市有徐福祠和墓，在九州注入有明湾的筑后川河口（佐贺）上陆的地浮盃、筑后平野有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

坑儒

坑埋儒生的地点在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处的韩峪乡洪庆堡，称为坑儒谷。东汉出现传说曰：当时以骊山山麓温暖的温泉、山谷冬天瓜秧生芽为由，欺骗诸生去考察，乘机放箭坑埋。唐代称此地为愍儒乡。

方士

战国以后在沿海燕、齐一带出现了传授神仙术的人，叫做“方士”。“方”即处方的“方”，也就是“术”。《史记·封禅书》载，燕地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等人有“术”，可将灵魂取出，即留下肉体。

巡狩

也叫巡行、巡幸。秦始皇在统一天下翌年的公元前220至死去的公元前210年,前后五次率臣下巡视地方。除第一次去西方巡视秦故地之外，其他四次都是去战国东方六国旧地。这是上古帝王通过祭祀天下山川，在地方显示皇帝权威的举措。途中在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东观、碣石、会稽七处树立了彰显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刻石。

匈奴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战国时期其国境隔着长城与秦、赵、燕三国相连。秦统一之后头曼单于在与蒙恬军的战斗中失去了鄂尔多斯地区，后来杀父自立为单于的冒顿单于随着秦帝国的崩溃又收复了失地，征服北方民族，进入鼎盛期，进而与西汉朝形成对立之势。甚至使西汉高祖刘邦在平城（山西省大同市）遭到冒顿精兵四十万的围困。

鄂尔多斯

古时称为“河南”（不是现在的河南省），指黄河流经最北的河道以南地区。因为黄河在此处出现巨大弯曲，致使此地西、北、东都包围在河床之中，又称“河套”。自明末以后此地为蒙古鄂尔多斯部族所占，得名“鄂尔多斯”。

函谷关

河南灵宝县西南的关卡。秦时设置，西汉武帝时向东移至新安县。是通向秦汉两王朝据点“关中”的重要关口。

灞河

流经西安市东的河流。因秦穆公霸业得名。河上架有灞桥，是咸阳、长安出发去东方时，人们依依惜别的地方。汉代过往人等须在此接受检查。刘邦的军队也是由此进入秦都咸阳的。

关中

陕西省渭河两岸的广大盆地。由东函谷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等四关所围要塞之地，由此得名“关中”。其中心是现在的西安，这里曾是周、秦、西汉、隋、唐的古代都城。

夯筑

于夹板之间将土层状夯实的建筑施工法。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长城、墙壁、墓葬、道路、住房等建筑。由于夯实干燥后的黄土十分坚固，夯筑的汉代长城、长安城城墙、陵墓等古代遗迹虽历经两千年，至今仍然存在。

寿陵

生前所建下葬之前的陵墓。赵肃侯即位十五年开始修筑“寿陵”（《史记·赵世家》），汉代皇帝即位翌年将作大匠为了确保陵地而开始施工。汉代寿陵也称“初陵”。下葬之后命名为“长陵”（西汉高祖）、“茂陵”（西汉武帝）等。

徙民

秦汉曾实施向秦咸阳、汉长安、西汉陵邑（守陵都市）、北方边境都市强制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被称为“徙民”。既有一般民众迁移，也有地方豪族的迁徙。目的在于开发、建设首都圈以及加强边境的防御。

张家山汉简

1983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西汉墓发现的一千余枚竹简，除西汉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之外称为《奏谳书》的法令集是记录了秦、楚（项羽）、汉（刘邦）交替的混乱时期各种事件及处理方法的珍贵史料。

帛画

在帛（丝绢）上绘的画，或作为葬礼的幡旗，或用于棺木的披盖。曾出土于湖南省长沙战国楚墓，在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内棺上也各发现一件，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也出土了同类帛画。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的左右是月亮、太阳，中间配有蛇身女神表示天界。帛画中央部看来是墓主的老妇人扶杖而立，男女五人侍奉两侧。下部表示地下世界，力士立于大鱼之上，双手托起大地。整体构图表现了墓主升天的场景，形象地反映了汉代人的世界观。

太史令

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也有作为尊称的情况。官位为六百石，可以说是个中级官吏。司马谈、司迁父子两人曾任此职。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根据史官的天文记录，曾致力于新历法“太初历”的制作。后因为远征匈奴成为俘虏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尽管如此还完成了从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史书。

西南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西南民族的看法，《史记》列传中还有北方的《匈奴列传》、南方的《南越列传》、《东越列传》、东方的《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夜郎等南夷诸国在武帝时期臣服于汉的历史。由于西南夷有着巴蜀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致使这里成为开拓交通道路的军事对象。

夜郎

位于今天的贵州省，从汉王朝来看是西南夷最大国。临牂牁江，以水运与南越相联结。西汉武帝时，为走牂牁江直下攻打南越，曾以夜郎据点，让其参加攻越。战争结束后因惧怕成为汉军的矛头所向而入朝。夜郎侯曾向汉使者询问自国与汉哪个大，后来成为不自量力的典故。

居延汉简

在汉对匈奴战略的前线基地的居延城所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1930年—1931年由瑞士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后来1973年—197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分别发现一万一千枚（旧居延汉简）和一万九千枚（新居延汉简）汉代木简。都是边境城塞、关卡、狼烟台中的诏书，官厅之间的文书，法律、账簿、勤务记录等官方文书。

敦煌汉简

1907年英国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探险时，于敦煌汉代遗址发现708（一说704）枚木简，流亡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在出版的《流沙坠简》（1914年）中对其内容进行了考证，此后至今敦煌木简不断被发现。

太阳黑子观测

《汉书·五行志》第七下之下：“成帝河平元年（前28）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观测到在太阳中央有铜钱大的黑点。中国在公元前一世纪屡屡观测到太阳黑子，比西方九世纪初的观测早得多。哥白尼在1607年观察到此现象时，误认为是水星通过太阳。

南阳

建立东汉政权的刘秀（光武帝）一族及其功臣的故乡。南阳，北面有伏牛山脉将其与洛阳相隔，是在西面武当山、东面桐柏山、南面湖北丘陵环绕下的盆地。现在的河南省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水资源丰沛的重要之地。南阳豪族与东汉政权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里还是东汉画像石的大宝库。

金印

江户时期在北九州的志贺岛发现了2.35厘米见方的蛇钮金印，阴刻“汉委奴国王”印文。1981年江苏省出土了东汉广陵王的龟钮金印。二者的制作方法与刻字都很相似。广陵王刘荆在公元58年去世，两方印仅差一年，关于《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金印的真伪之争至此基本解决。

《厄里特里亚航海记》

公元一世纪居住于埃及的希腊生意人所著《厄里特里亚航海记》，是一部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指南。从埃及驶向印度洋沿岸港口的船只，装载着罗马货币、葡萄酒、玻璃、珊瑚等，归途的船上装载了胡椒、象牙和中国的丝绸。

邙山

1952年10月毛泽东登上郑州市西北郊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视察了黄河。邙山从洛阳至郑州东西约七十公里，沿黄河连绵不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为五百米，从断崖上俯瞰奔腾的黄河堪称绝景。洛阳北的邙山上，长眠着包括东汉、北魏皇帝在内的两万五千名英雄豪杰。郑州市西断崖上仍残存着仅仅相隔八百米沟壑的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二城遗址。

画像石与画像砖

西汉中期以后建造横穴式石室墓时，墓室的石墙或砖墙上的装饰图案上有各种动物、人物像和故事神话，叫做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山东省、江苏省徐州、河南省南阳、四川省、陕西省北部都曾大量出土。画像的题材丰富多彩，描绘有当时人们的农业、狩猎、盐业生产、贵族宴会、游戏、舞蹈、天体星座、西王母、羽人神话、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故事等等。

白马

传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曾派使节去西域寻求佛法。在月氏遇到两位印度僧侣，一同回到中国。当时用白马驮着经典和佛像到达洛阳。翌年，建寺庙取名白马寺。位于现在洛阳市东郊。

参考文献

秦汉史概论书

（1）日比野丈夫、米田贤次郎、大庭脩共著，《秦汉帝国》，《东洋历史》三，人物往来社，1966年。

（2）植村清二，《万里长城》，《大世界史》三，文艺春秋，1967年。

（3）《长城与丝绸之路》，《人物中国的历史》四，集英社，1981年。

（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图说中国的历史》二，讲谈社，1977年。

（5）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的历史》二，讲谈社，1974年。

（6）西嶋定生《秦汉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的兴亡》，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年。

（7）西嶋定生《东亚史论集》第二卷《秦汉帝国的时代》，岩波书店，2002年。

（8）平势隆郎、尾形勇《中华文明的诞生》，《世界的历史》二，中央公论社，1998年。

◆（5）是最为充实易读的概论，（6）是（5）的订补版，（7）是作者增加了用语人名事典之后的新版。（8）包括两部分，后半部分从秦汉至三国时期。另外，汉语的秦汉史有以下这些：

（9）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0）劳榦《秦汉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2年。

（11）钱穆《秦汉史》，台北东大图书，1957年。

（1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3）《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林剑鸣《秦汉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英文原版的中文翻译）。

秦汉史研究

（16）镰田重雄《汉代史研究》，川田书房，1949年。

（17）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

（18）栗原朋信《秦汉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

（19）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秦汉帝国成立过程的社会史研究》，弘文堂1960年；新版，岩波书店，1996年。

（2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61年。

（21）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特别是其成立的基础条件》，不昧堂书店，1965年；新订版，比较文化研究所，2003年。

（22）浜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的研究》上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

（23）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

（24）楠山修作《中国古代史论集》，精兴社，1976年。

（25）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

（26）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创文社，1977年。

（27）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岩波书店，1979年。

（28）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年。

（29）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

（30）越智重明《战国秦汉史研究1》，中国书店，1988年。

（31）浅野裕一《黄老道的成立与展开》，创文社，1992年。

（32）越智重明《战国秦汉史研究2》，中国书店，1993年。

（33）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专制国家与意识形态》，校仓书房，1994年。

（34）鹤间和幸《探索秦汉帝国》（世界史剧本），山川出版社，1996年。

（35）多田狷介《汉魏晋史的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

（36）李开元《汉帝国的成立与刘邦集团》，汲古书院，2000年。

（37）五井直弘《汉代的豪族社会与国家》，名著刊行会，2001年。

（38）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

（39）好并隆司《前汉政治史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

◆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就中国史上第一个专制帝国的形成过程、构造一直有着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家族、豪族、乡里共同体、县、叛乱集团等等。

政治制度

（40）（宋）王应麟《汉制考》。

（41）徐复《秦会要订补》，群联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59年。

（42）（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

（43）（宋）徐天麟《东汉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

（44）（清）孙星衍《汉官六种》，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

（45）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

（4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1974年。

（47）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凤凰出版社，1978年。

（48）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下，齐鲁书社，1984年。

（4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50）福井重雅《汉代官吏登用制度研究》，创文社，1988年。

（51）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52）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53）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第一章　第二章

秦史

（54）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5）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

（56）林剑鸣《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1993年。

（57）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58）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始皇帝

（59）杨宽《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60）镰田重雄《秦的始皇帝》，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

（61）A.科特雷尔著/日比野丈夫监译、田岛淳译《秦始皇帝》，河出书房新社，1985年，新装版1998年。

（62）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63）吉川忠夫《秦的始皇帝》，集英社，1986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02年。

（64）李福泉《千古一帝秦始皇历史之谜》，湖南出版，1991年。

（65）籾山明《秦的始皇帝》，白帝社，1994年。

（66）NHK取材班《始皇帝》，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4年。

（67）陈舜臣《秦的始皇帝》，尚文社立邦，1995年，文春文库，2003年。

（68）鹤间和幸《秦的始皇帝传说与史实之间》，吉川弘文馆，2001年。

秦竹简史料

（6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线装本），1977年。

（7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平装本），1978年。

（7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7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73）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

（74）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

◆以上秦竹简史料的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图版、释文可供参考。

秦竹简研究

（75）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

（76）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

（77）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创文社，1998年。

（78）松崎常子《睡虎地秦简》，明德出版社，2000年。

（79）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80）吴子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

（81）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2）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8）是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的日语翻译，睡虎地秦简除法律文书之外，尚有所谓《日书》这种独特的占卜文书。（76）、（77）、（80）、（82）都是有关《日书》方面的，特别是（77）由《日书》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国家。

始皇帝陵与兵马俑坑

（83）陕西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共编、田边昭三日语版监修《秦始皇陵兵马俑》，平凡社，1983年。

（8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下，文物出版社，1988年。

（85）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86）袁仲一主编《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文汇出版社，1994年。

（87）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

（88）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89）今泉恂之介《兵马俑与始皇帝》，新潮选书，1995年。

（90）樋口隆康《发掘始皇帝》，学生社，1996年。

（91）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

（92）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

（93）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

（94）《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年。

（9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96）鹤间和幸《始皇帝的地下帝国》，讲谈社，2001年。

（97）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98）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99）鹤间和幸《始皇帝陵与兵马俑》，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年。

◆（84）是关于一号坑最为详细的报告，有详细图版，很实用。（85）、（97）是考古学者围绕兵马俑发掘的研究专著。（86）是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通力合作的辞典，分门别类非常便于使用。（91）、（92）是铜车马的发掘报告。（94）是大型图录。（95）是关于石铠甲坑、百戏俑坑的详细报告，还概括了以往陵园全部的发掘成果，囊括了最新的内容。

咸阳城

（100）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1）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102）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3）陕西考古研究所编著《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100）、（101）是基于考古学成果的研究专著，（102）是包括咸阳之前秦都市的研究，（103）是咸阳宫、咸阳城的正式报告。

秦汉陶文·封泥·印章

（104）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中国书店，1990年。

（105）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的封泥》，二玄社，1998年。

（106）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

（107）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108）《秦官印封泥聚》，文雅堂，2000年。

（109）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04）收集传世封泥846枚。陈介祺的收藏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106）收录了兵马俑、瓦的陶器上印文。1983年以后西安市西北的秦代章台遗址出土了逾千枚的秦封泥，一度作为古董流入市场，是秦官僚制方面的宝贵史料。出土时隐藏于秦竹简的背面，是了解秦官僚制度的重要发现。现收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北京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可参考（107）、（108）。

第三章

刘邦与项羽、吕后

（110）河地重造《汉高祖》，人物往来社，1966年。

（111）司马辽太郎《项羽与刘邦》，新潮社，1980年。

（112）安作章、孟祥才《刘邦列传》，齐鲁书社，1988年。

（113）永田英正《项羽》，新人物往来社，1981年版，后来的PHP文库，2003年。

（114）堀敏一《汉代刘邦 话说汉帝国成立史》，研文出版，2004年。

◆（111）是历史小说，其他都是历史研究者的著作，对比阅读更有趣味。

第四章

张家山汉简与汉律研究

（115）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创文社，1982年。

（116）《江陵张家山汉简——中国古代的审判记录》，中国历史与地理研究会，1996年。

（117）富谷至《秦汉刑法制度研究》，同朋舍，1998年。

（118）《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9）池田雄一编《奏谳书——中国古代的裁判记录》，刀水书房，2002年。

（120）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2003年。

◆（115）、（117）是根据对睡虎地秦简和木简文书汉律条文所作的法制史研究，从（118）江陵张家山汉简图版出版开始，汉律研究正式开始。（116）、（119）是对在此之前公布的《奏谳书》这种审判文书的部分释读、解释。关于汉律佚文的辑佚很多，（120）是代表之作，评点本的出版尤为方便。

长安

（121）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东洋文库论丛二十之一、二，1933年。

（122）王双怀、淡懿诚、贾云等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123）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124）佐藤武敏《长安》，近藤出版社，1971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年。

（125）武伯纶编著《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1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7）西安市地方志馆、张永禄主编《汉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29）史念海《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陕西师范大学，1998年。

（130）《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与汉唐长安城》，亚洲游学二〇，勉诚出版，2000年。

（13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

（1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121）不仅限于长安，而且包括了对皇帝陵等西安周边遗址进行早期调查的古典著作。足立于1906年至1910年曾受清朝政府聘请在西安执教，1935年已有汉语译本，（121）是新译。（124）是古都长安的通史，（128）是未央宫发掘报告，（129）、（130）是对长安自然环境的研究。

都市集落·交通史研究

（133）古贺登《汉长安城与阡陌、县乡亭里制度》，雄山阁，1980年。

（134）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135）堀敏一《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汲古书院，1996年。

（136）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7）佐原康夫《汉代都市结构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

（138）五井直弘《中国古代的城郭都市与地域支配》，名著刊行会，2002年。

（139）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汲古书院，2002年。

皇帝陵

（140）杨宽著，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太田有子合译《中国皇帝陵的起源与变迁》，学生社，1981年。

（14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3）刘庆柱，李毓芳著，来村多加史译《前汉皇帝陵研究》，学生社，1991年。

（1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145）陕西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146）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7）焦南峰主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148）马永嬴，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49）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140）是日文版。（141）是中文版论及汉代皇陵于中国史上地位的著作。（142）是中文版。（143）是日文版的依据考古调查的论述。（144）西汉杜陵园遗址的发掘报告。（145）、（147）、（148）、（149）介绍了西汉景帝陵随葬的彩俑。（146）是对长安皇帝陵的总体研究。

马王堆汉墓

（150）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151）文物出版社编辑《西汉帛画》，文物出版社，1972年。

（152）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15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54）《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5）《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全三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7）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8）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9）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湖南美术出版社，1983年。

（160）工藤元男、藤田胜久译注《马王堆汉墓帛书 战囯纵橫家书》，朋友书店，1993年。

（161）刘晓路《中国帛书与楚汉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162）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16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第五章　第六章

司马迁与《史记》

（164）武田泰淳《司马迁——史记的世界》，日本评论社，1943年，讲谈社文库，1972年。

（165）冈崎文夫《司马迁》，弘文堂，1958年。

（166）大岛利一《司马迁——《史记》的成立》，清水书院，1972年。

（167）宫崎市定《话说史记》岩波新书，1979年，岩波文库，1996年。

（168）Edouard Chavannes，Les Memoires historiqueade Sema Ts’ien
，4 tomes，1895—1905，岩村忍译《司马迁与史记》，新潮选书，1974年。

（169）加地伸行《史记 司马迁的世界》，讲谈社现代新书，1978年。

（170）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

（171）李长之、和田司武译《司马迁》，德间文库，1988年。

（172）池田英雄《史记学五十年——日中《史记》研究动向》，（1945—1995），明德出版社，1995年。

（173）小仓芳彦《入门史记的时代》，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174）佐藤武敏《司马迁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175）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176）藤田胜久《司马迁与他所处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177）伊藤德男《史记的构成与太史公的呼声》，山川出版社，2001年。

（178）藤田胜久《司马迁之旅》，中公新书，2003年。

◆日本的司马迁研究可以说开始于（164）。（170）是多角的探讨。（174）是对司马迁人物的研究，（175）是从司马迁所依据文本的角度对《史记》构成结构所作的研究。（178）是以司马迁旅行为题，近年的实地调查成果。研究司马迁的论著很多，（172）是目录。

史记的文本与译注

（179）龙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全10册，东方文化学院，1932—1934年，再版，1956—1960年。

（180）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全9卷，1957—1970年。

（181）《史记》，全10册，中华书局，1959年。

（182）小竹文夫、小竹武夫译注《史记》，全2册，世界文学大系，筑摩书房，1962年，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

经济·财政

（183）加藤繁译注《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岩波书店，1942年。

（184）吉田虎雄《两汉租税研究》，大阪屋号书房，1942年，大安，1966年。

（185）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186）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与税法》，东洋史研究会，1967年。

（187）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1971年。

（188）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

（189）影山刚《中国古代的商工业与专卖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

（190）山田胜芳《秦汉财政收入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

（191）重近启树《秦汉税制体系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

（192）山田胜芳《货币的中国古代史》，朝日新闻社，2000年。

武帝

（193）吉川幸次郎《汉武帝》，岩波新书，1949年。

（194）张纬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5）影山刚《汉武帝》，教育社历史新书1979年。

（196）福岛吉彦《汉武帝》，集英社，1987年。

（197）林剑鸣《汉武帝》，三秦出版社，2003年。

（198）王志杰《汉武帝与茂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193）、（196）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195）、（197）是史学研究者的汉武帝研究。与秦始皇进行比较的研究很少。（198）是茂陵博物馆馆长的著作，介绍了茂陵附近的出土文物。

黃河·水利

（199）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200）郑肇经《中国之水利》，人人文库，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201）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 1946—1955治理黄河图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

（202）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六国出版社，1978年。

（203）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

（204）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中下，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1987年、1989年。

（205）黄河水利史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206）张骅《大秦一统 秦郑国渠》,三秦出版社，2003年。

西域·丝绸之路·匈奴

（207）梅原末治《蒙古诺颜乌拉（Noin—ūla）发现的遗物》，东洋文库1960年。

（208）《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68年。

（209）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下（《白鸟库吉全集》）第6、7卷，岩波书店，1970—71年）。

（210）护雅夫编《东西文明的交流1汉与罗马》，平凡社，1970年。

（211）护雅夫《古代游牧帝国》，中公新书，1976年。

（212）中岛敦《李陵》，筑摩书房，1948年。

（213）护雅夫《李陵》，中央公论社，1974年，中公文库，1992年。

（214）富谷至《戈壁滩上的男子汉——李陵与苏武》，白帝社，1994年。

（215）泽田勋《匈奴》，东方书店，1996年。

（216）加藤谦一《匈奴“帝国”》，第一书房，1998年。

（217）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书社，1979年。

（218）林梅村《汉唐与西域关系史》，文物出版社1998年。

（2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20）小谷仲男《大月氏》，东方书店，1999年。

（221）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

诸侯王墓

（2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1年。

（22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2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25）河南省商丘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226）《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227）郑绍宗《满城汉墓》，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3年。

（228）徐湖平主编《泗水王陵出土汉木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222）、（223）、（224）、（225）、（226）是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报告，在皇帝陵未发掘的情况下，尤有参考价值。

盐铁专卖

（22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

（230）曾我部静雄译《盐铁论》，岩波文库，1934年。

（231）山田胜美《盐铁论》，明德出版社，1967年。

（232）佐藤武敏译注《盐铁论 汉代经济论争》，平凡社，1970年。

长城

（233）青木富太郎《万里长城》，近藤出版社，1972年。

（234）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235）谢和耐、罗哲文等著，日比野丈夫监译，田岛淳译《万里长城》，河出书房新社，1984年。

（236）罗哲文、赵洛《万里长城》，北京外文出版社，1987年。

（237）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238）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9）《长城辞典》，文汇出版社，1999年。

（240）路宗元主编《齐长城》，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

（241）来村多加史《万里长城 攻防三千年史》，讲谈社现代新书，2003年。

（242）阪仓笃秀《长城的中国史》，讲谈社选书企划2004年。

（243）马建华、张力华《长城》，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秦汉是长城研究的重要时代，（237）是对战国、秦汉长城的调查记录。

周边诸民族

云南

（244）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245）玉溪地区行政公署编《云南李家山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6）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247）张增祺《晋宁石寨山》，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248）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

（249）张增祺《滇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

（250）云南省文化厅、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文物之光 滇王国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1）黄懿陆《滇国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44）、（245）是发掘成果的体现，（249）、（250）、（251）开辟了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不同的滇文化、历史的研究新领域。

南越

（25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3）张荣芳《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254）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1999年。

（25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集 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广州出版社，2001年。

乐浪

（256）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编《乐浪》，刀江书院，1930年。

（257）驹井和爱《乐浪郡治址》，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965年。

（258）驹井和爱《乐浪 汉文化的残像》，中公新书，1972年。

夜郎

（259）朱俊明《夜郎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260）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夜郎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261）贵州省毕节地区社会科学联合会《可乐考古与夜郎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

（262）唐文元、刘卫国《夜郎文化寻踪》，台北世潮出版，2003年。

第七章

班固《汉书》

（263）《汉书》全10册，中华书局，1962年。

（264）（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265）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

（266）魏连科编《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

（267）陈家麟、王仁康编《汉书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90年。

（268）小竹武夫译《汉书》，上中下，筑摩书房，1977年—1979年。

（269）狩野直祯、西肋常记译注《汉书郊祀志》，东洋文库，平凡社，1987年。

（270）富谷至、吉川忠夫译注《汉书五行志》，东洋文库，平凡社，1986年。

（271）永田英正、梅原郁译注《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东洋文库，平凡社1988年。

简牍资料

（272）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

（273）劳榦《居延汉简 图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1，1957年。

（274）劳榦《居延汉简 释文之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1之40，1960年。

（2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

（27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秦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

（27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秦简 甲渠候官》上下，中华书局，1994年。

（27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下，中华书局，1991年。

（279）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280）《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281）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282）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编《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83）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置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

简牍研究与入门

（284）森鹿三《东洋学研究 居延汉简编》，同朋社，1975年。

（285）大庭脩《木简》，学生社，1979年。

（286）大庭脩《木简学入门》，讲谈社学术文库，1984年。

（257）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288）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同朋社出版，1989年。

（289）大庭脩《汉简研究》，同朋社出版，1992年。

（290）大庭脩《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关西大学出版社，1993年。

（291）富谷至《古代中国的刑罚》，中公新书，1995年。

（292）大庭脩编《木简——来自古代的信息》，大修馆书店，1998年。

（293）籾山明《汉帝国与边境社会 长城风景》，中公新书，1999年。

（294）大庭脩《汉简的基础研究》，思文阁出版，1999年。

（295）李钧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96）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97）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298）富谷至《木简竹简叙述的中国古代》，岩波书店，2003年。

（299）李钧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年。

（300）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王莽

（301）沈展如《新莽全史》，正中书局，1977年。

（302）周桂钿《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303）东晋次《王莽》，白帝社，2003年。

（304）影山刚《王莽的酒专卖制与六筦制》，（自家出版），1990年。

思想·儒教

（305）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年。

（306）狩野直喜《两汉学术考》，筑摩书房，1964年。

（307）藤川正数《汉代礼学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

（308）安居香山《纬书》，明德出版社，1969年。

（309）安居香山、中村璋八《重修纬书集成》，明德出版社，1971、1973年。

（310）板野长八《中国古代人间观的展开》，岩波书店，1972年。

（31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的基础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年。

（312）顾颉刚、小仓芳彦等译《中国古代的学术与政治》，大修馆书店，1978年。

（313）町田三郎《秦汉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85年。

（314）日原利国《汉代思想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

（315）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平河出版社，1988年。

（316）板野长八《儒教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95年。

（317）马伯乐著、川胜义雄译《道教》，平凡社丛书，2000年。

（318）户川芳郎《汉代的学术与文化》，研文出版，2002年。

第八章

东汉史

（319）狩野直祯《后汉政治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第47，同朋舍出版，1993年。

（320）东晋次《后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321）渡边义浩《后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雄山阁出版，1995年。

◆在众多有关秦汉时期研究著作中，对东汉时期的专题研究仅举出（319）、（320）、（321）三部。

后汉书

（322）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全12册，中华书局，1965年。

（323）（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艺文印书馆。

（324）张舜徽主编《后汉书事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325）吉川忠夫训注《后汉书》全10册，分册1，岩波书店，2001年～。

（326）渡边义浩主编《全译后汉书》全18册，分册1，汲古书院，2001年～。

◆（325）是《后汉书》全文的训读和注释，刊行中；（326）是《后汉书》全文的训读、注释和口语翻译，刊行中。

农民之乱

（327）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众叛乱史1 秦～唐》，东洋文库，平凡社，1978年。

（328）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农民叛乱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

洛阳

（329）洛阳市文物局《汉魏洛阳故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东亚世界

（330）西嶋定生《倭国的出现 东亚世界中的日本》 ，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331）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石刻金石资料

（332）（宋）洪适《隶释》，影印本，极东书店，1966年。

（333）同上《隶续》影印本，极东书店，1969年。

（334）（清）翁方纲《两汉金石志》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335）容庚《秦金文录·汉金文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五，1931年。

（336）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全二册，同朋舍出版，1994年。

人口

（337）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33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画像石、画像砖

◆汉代墓室、祠堂、石棺的石或砖上描绘有丰富的画像，因其带有地域性特点，所以在此分地域予以列举。

四川

（339）闻宥撰《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65年。

（340）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1）《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山东

（342）南京博物馆、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9年。

（343）《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

（344）《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齐鲁书社，2001年。

（345）《山东长清孝堂山汉祠画像》，齐鲁书社，2001年。

（346）临沂博物馆编《临沂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347）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南阳

（348）《南阳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5年。

（349）《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

（350）南阳汉画馆编著《南阳汉代画像石墓》，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陕北

（351）陕西博物馆编《陕北东汉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352）张鸿修编著《陕西汉画》，三秦出版社，1994年。

（353）康兰英、赵力光编著《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354）韩伟主编，王炜林副主编《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重庆出版社，2000年。

徐州

（355）《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

（356）高书林编著《淮北汉画像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关于画像石研究著作及一般性读物有以下几种：

（357）长广敏雄《汉代画像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65年。

（358）土居淑子《古代中国的画像石》，同朋舍出版，1986年。

（359）吴曾德《汉代画像石》，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

（360）《中国美术全集 绘画编18 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361）渡部武《画像叙述的中国古代》，平凡社，1991年。

（362）林巳奈夫《石头上刻画的世界》，东方书店，1992年。

（363）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

（364）信立祥《中国汉代画像石研究》，同成社，1996年。

（365）高文、高成刚著《中国画像石棺艺术》，1996年。

（366）王明发《画像砖》，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

（367）欧阳摩一《画像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

（368）蒋英炬《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

（369）罗二虎著、渡部武译《中国汉代的画像与画像墓》，庆友社，2002年。

（370）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

◆（357）、（358）、（359）、（364）、（369）是关于汉画像石研究的论著，其他是概况和各地画像石、画像砖的图录。

壁画墓

（371）《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

（372）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373）洛阳博物馆供稿《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

（37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37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

（37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377）韦娜、李聚宝主编《洛阳古墓博物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378）贺西林《古墓丹青 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379）苏珊娜、格莱夫、尹申平《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东汉墓（邠王墓）壁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2年。

◆汉代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壁画与画像石都是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文化。（377）介绍了保存壁画墓的博物馆。（378）是壁画墓的研究著作。

第九章

自然灾害、环境、历史地理

（380）《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

（381）史念海《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382）佐藤武敏编《中国灾害史年表》，国书刊行会，1993年。

（383）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二集，出版社同上；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384）谭其骧《长水集》上下续，人民出版社，1987、1994年。

（385）袁清林著，久保卓哉译《中国的环境保护及其历史》研文出版，2004年。

◆（380）是气象学者的论集，（381）概述了古代黄土高原丰富森林在资源开发之下丧失的历史。（382）以正史为主要资料归纳的灾害年表。（383）是涉及古代关中、长城、道路、黄土高原、森林的变迁，以及古都学、黄河、人口等广泛内容的历史地理学论集。（384）是关于秦都、西汉行政地理、黄河古道的论集。

宦官

（386）三田村泰助《宦官 亲信当政》，中公新书，1963年，中公文库，1983年。

（387）顾蓉、葛金芳著，尾鹫卓彦译《宦官 操纵中国四千年的异形集团》，德间书店，1995年。

医学

（388）丸山敏秋《黄帝内经与中国古代医学》，东京美术，1988年。

（389）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年。

秦汉考古美术

（390）大阪市立明美术馆《汉代美术》，平凡社，1975年。

（391）《世界美术大全集》第二卷，秦、汉，小学馆，1998年。

（392）陕西省博物馆编《秦汉雄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

（393）陕西省博物馆编《秦汉文化》，学林出版社，2001年。

◆在以图版形式介绍秦汉丰富的出土文物书籍中，（390）是日本所藏文物的介绍，（391）是对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介绍，（392）、（393）是秦汉古都西安的陕西省博物馆编集的充实介绍。

汉代考古学

（39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新华书店，1984年。

（395）宋治民《战国秦汉代考古》，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6）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394）是汉代考古学的概述，（395）是对战国秦汉代考古学详细概括。

秦汉墓

（39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

（39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年。

（39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400）湖北省西汉古尸研究小组《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年。

（4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82年。

（402）南京博物馆《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40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40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405）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406）陕西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陇县店子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

（407）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08）黄冈市博物馆编著《罗州城与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

（409）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

（410）黄晓芬《中国古代葬制的传统与变革》，勉诚出版，2000年。

（411）《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2000年。

◆（397）—（409）、（411）是有关秦汉墓葬的发掘报告，（410）是对墓葬形制变迁所作系统的研究专著。

文物

（41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413）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

（414）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

明器

（415）《汉代建筑明器》，大象出版社，2002年。

漆器

（416）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艺术》，文物出版社，1987年。

（417）湖北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湖北省博物馆，1994年。

（418）《中国漆器全集3汉》，福建美术全集，1998年。

（419）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图案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瓦当

（420）《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

（42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

货币

（422）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三秦出版社，1992年。

（42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 秦汉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424）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

（425）西安钱币学会、陕西省钱币学会编《新莽钱范》，三秦出版社，1996年。

数学

（426）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

（427）薮内清《中国数学》，岩波新书，1974年。

（428）川原秀城《九章算术解说》（科学名著二），朝日出版社，1980年。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黎虎

图一 “季札挂剑图”绘盘
——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吴将朱然墓，出土了六十余件漆器以及青瓷、木刺等，为了解三国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该盘为木胎，中心绘有春秋时代吴国季札挂剑徐君冢树的故事，背面有朱漆篆书“蜀郡造作牢”，可见是在今四川省制作。口径24.8厘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二 红陶飞鸟人物饰罐
——为此时吴地特有的青瓷器“神亭壶”。估计为祭祀用器皿。南京市赵士岗出土。高34.3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04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三国志的世界

后汉 三国时代

【日】金文京 著 何晓毅 梁蕾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4) SANGOKUSHI NO SEKAI

——GOKAN SANGOKU JIDAI

© Kin Bunky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 (日)金文京著;何晓毅，梁蕾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4）

ISBN 978-7-5495-1148-8

Ⅰ. ①三⋯ Ⅱ. ①金⋯ ②何⋯ ③梁⋯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Ⅳ.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280521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5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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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一部值得中国读者阅读的三国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翻译出版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邀我为本书写个推荐序，当时我想：现在中国历史普及性读物很多，三国历史中许多内容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再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翻译出版这类书籍是否值得？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当我阅读完本书序章“华丽的乱世”和第一章“夕阳西下的汉帝国”之后，我就被作者引人入胜的叙述和诸多新见和创意所吸引。拜读之后，我的总体感觉和结论是：这本由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三国史是一部值得中国读者认真阅读的好书。

我以为本书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色和优点：一是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二是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三是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而这三个特色和优点是与本书著者所独具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以及著者兼具中国历史和文学素养于一身有着密切关系的。

本书的著者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金文京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及说唱文学历史的研究，尤以《三国演义》研究方面为长。著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是这样谦虚地介绍自己的：“我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韩国人，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小说，最近一直从事《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研究，由我这个异邦的外行人来写三国历史，实在难免有不自量力之嫌。因此，我也不敢说我这本书有什么补遗钩隐的学术价值，或旁观者清的独特观点，只是长年的读书心得和不成熟的思考当中，倘有愚者一得，则为万幸。”由此可见著者是作为具有日本、韩国的身世和文化背景这一独特身份而进行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也可以说著者集中、日、韩三国历史和文化之学养于一身，故其眼界与视觉与一般中国学者相比自有其独特之处；同时还应当指出，著者虽然以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作为研究专业，但是其对于三国历史也是有着深入认识和研究的，故而得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具体而微、生动活泼的解读。以著者所具有的日本、韩国的文化背景这一独特身份而又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有素，恰恰是本书之所以独具魅力且不可多得的前提和优势，作者从一个与我们习以为常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时代，从而使本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本书在撰述中广泛吸收了史学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它们融会于一炉，这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种便利。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本书的三个特色和优点。

一，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

在中国几千年不断更替的王朝历史中，唯独三国有一部反映其时代的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其他朝代虽然也多少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小说，如《封神传》、《东周列国志》、《说唐演义全传》等，但是它们无论在质量和影响上均不能与《三国演义》分庭抗礼，《三国演义》之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为其他历史小说无法望其项背。三国时代有这样一部独步古今的小说，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好处是有利于普及三国历史知识，故在中国古代诸王朝中数三国为广大民众所耳熟能详；坏处是毕竟小说与历史不同，以《三国演义》而论，虽然有七分历史事实根据，但是也掺杂了三分虚构，于是民众关于三国历史的知识就往往存在虚虚实实、真假不分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剧中心摄制大型历史剧《三国演义》时曾经邀请我去做他们的历史顾问，我给编导和演员们讲了几次课，其中主要就是谈历史的三国与小说中的三国的区分问题。对于两者进行区分并不是要否定《三国演义》中那些虚构的内容，因为那些内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分子和广大民众的精神食粮。但是，人们也应当知道历史的三国与小说的三国的区分和异同，这不仅是知识界也是处于现代文明的民众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

本书对于历史的三国和小说的三国进行了细致的区分，指出它们之间诸多的异同与真伪，对我们更好地对两者进行区分和辨别它们的真伪异同有所助益。

本书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历史的三国与小说的三国之间的真伪异同：

一是史实上的真伪异同。《三国演义》在史实上的虚构存在于大小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中，贯穿于全书，将虚构与史实糅合为浑然一体，达到了令人难于分辨的程度。历史人物如吴将朱然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抓获关羽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朱然，而他后来在刘备挑起的夷陵之战中死于蜀的武将赵云手下，这完全是作者因为偏爱关羽而虚构的情节。从史书《三国志》的记载可以知道朱然后来累建军功，病死于六十八岁。而且朱然的墓葬也于1984年在南京附近的马鞍山被发现，从而让人们得以更具体深入了解真实的朱然。历史事件如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中最为恢宏而又精彩纷呈、脍炙人口的部分，由黄盖受“苦肉计”诈降、庞统巧施“连环计”诱曹操锁战船、曹操使者蒋干“群英会”中计、诸葛亮南屏山筑台祭风、诸葛亮三气周瑜、曹操败走华容、关羽义释曹操等一系列故事所组成。本书指出，这些故事情节基本上属于虚构创作，只有蒋干出使东吴为史实，但那是赤壁之战之前的事情。诸如此类，不烦枚举。《三国演义》之所以这样进行虚构，并非随意地胡编乱造，而是与本书的主旨密切相关。本书对于三国有一个总体理念，即以蜀为正统，以曹魏为叛逆，而孙吴不过是一个配角。因此，书中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虚构基本上都是服务于这个指导思想的，对于刘、关、张的美化，诸葛亮的神化，以及对于曹操的丑化和鲁肃的矮化等等，莫不与此相关。以鲁肃而论，事实上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到借荆州与刘备巩固同盟这一连串的决策，都是鲁肃主导的结果，可是《三国演义》却将这些全都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则被描写成一个奔波于刘备、孙权之间的滑稽可笑的老好人。再如夷陵之战被完全写成了为关羽报仇的一场复仇战，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奋勇出阵，连斩潘璋、马忠、朱然等吴将，最后连陆逊也误入诸葛亮的八阵图，落得个沮丧而归，读起来让人觉得打了败仗的不是蜀而是吴。

二是地理上的错误。作为历史著作，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活动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必须是准确的，但是《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则没有完全遵循这种严格的地理概念，而是出现不少错误。著者认为“《演义》在地理关系的记述上，有关南方的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有关北方的记述错误很多，可以想象作者很有可能是南方人”。小说在描写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有曹操在荥阳被从洛阳逃往长安的董卓打败的情节，事实上荥阳在洛阳的东边，董卓从洛阳往西边的长安逃跑的话，不可能经过荥阳。关羽从许都到河北袁绍那里寻找刘备而“过五关斩六将”时，却绕道相反方向的洛阳、荥阳，不过这时荥阳的位置又恢复正常了。《演义》里写庞统死于落凤坡，以“落凤”来隐喻“凤雏”庞统的死，而这却是一个架空的地名。“六出祁山”中的地理错误尤多，比如第一次北伐时，赵云等人屯驻的箕谷实际上与祁山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是在《演义》里箕谷和祁山被写成是在同一方向。著者认为何以会发生这个错误？可能与参考了某些有错误的历史地图有关，宋代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三国鼎峙图》里面的祁山位置比实际靠东得多，而且旁注里有诸葛亮“由斜谷道取郿，遂据箕谷，攻祁山”的记述。

三是时代背景的错误。人类的历史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中发生和存在的，三国历史也不例外。《三国演义》写的是3世纪的事情，但是描写方法却是14世纪的，著者认为：“14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罗贯中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比如三国时代纸刚刚发明不久，所以纸几乎还没有普及……但是罗贯中好像对此全然不知，或者是明知故犯，有意不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小说里。”与纸张问题相联系的是印刷术的问题，“在《三国志演义》的初期版本里竟然出现了印刷的书籍，众所周知，印刷术的发明要在更久以后了”。

二，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本书著者认为：“当今东亚世界，中日韩三国的交流日趋密切，矛盾也随之而生，乃殆识者隐忧。有人说这就是新的东亚三国时代，也不无道理，何况这三国的国际关系，就可追溯到三国时代。此际回顾当年，不无令人反思的历史意义。且日韩人民早就熟悉三国的历史，一部《三国演义》长期以来就成为他们爱不释手、津津乐道的古典作品，其熟悉的程度比之中国人或许当仁不让。” 可以说本书著者是立足于现代东亚而进行三国历史的撰述的，著者的日、韩文化背景和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养，使他得以将三国历史与日、韩历史进行对比，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三国时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在朝鲜半岛则有高句丽以及马韩、辰韩、弁韩“三韩”等。这个时代是东亚国际交流的开端，而日本和朝鲜半岛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同时，引进了汉字文化、儒教、佛教等文化要素，从而促进了绵延至今的汉字文化圈的诞生。因此作者说：“追溯三国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它对后世的影响并借此展望东亚的未来，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鹄的。”

著者强调指出，中国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是以三国时代为起点而形成的，例如纸的普及，儒、佛、道的传播和论争，政治上对于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的理念之确立等，而这些文化对于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影响尤为巨大。

本书在介绍作为三国时代发展背景的后汉历史时，对于牵动后汉历史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情况作了深入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不仅同时介绍了后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发展变化情况，而且还介绍了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的特点，指出被视为“中国政治之祸根”的宦官在日本不曾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中国自后汉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却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在朝鲜外戚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著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朝鲜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已经传入日本和朝鲜，但其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都是有所取舍的。再以儒教官僚来说，在日本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朝鲜虽然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则很强。

三国时代在政治方面对东亚各国、各族的影响是本书的重要关注方面，例如著者认为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汉献帝将皇位禅让给魏文帝，这一事件的思想背景是正统论。正统论不仅关系当时魏、蜀、吴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史书和小说《三国演义》的撰写。三国之间的争斗，既是围绕领土的现实之争，也是围绕正统的理念之争。而这种正统论还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与东亚诸民族或国家的关系，同时正统论又影响了东亚诸国和诸民族，著者认为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日本也以天下自居，把天皇置于与中国皇帝对等的地位，把国内偏远地区，比如东北地方的人称为夷狄，并把朝鲜等国外交使节的访问当作朝贡对待，幕府末期则视西洋人为夷狄。此外，越南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又摆出一副中国皇帝的架势来对待自己的左邻右舍。朝鲜虽然是中国朝贡体制下的优等生，但是17世纪清朝建立后，却视清政府为夷狄，而以小中华自居。著者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国际关系对现代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阐述三国时代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本书特别设置专章《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比较详细深入介绍了这个时期以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关系，包括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认为这个时期的国际交往是今日东亚国际关系的原型，现代这个地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三国魏晋时代形成的国际关系。本书并非为历史而谈历史，并非停留在三国时代，而是通过三国历史着眼于现代，因此本书以《三国时代与现代东亚地区》作为终章，表现了著者通古今之变的史识。

三国文化对于日、韩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例如著者认为从后汉三国兴起的清谈风气影响下而形成的对于彼此相反的各种命题进行质疑问难的“问答游戏”，不仅在中国历代相承发展，如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学《茶酒论》为然，而且对于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游戏文学在室町时代末期可能由五山禅僧带进日本，在日本也有人写了像《茶酒论》、《酒饼论》、《酒饭论》等同类作品”。

中国文化对于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影响，《三国演义》堪称代表。但是本书不限于一般的介绍《三国演义》从中国向东亚各国的流传，同时反观其在中国流传中存在的问题。《三国演义》的前身是元朝末年产生的《三国志平话》，但是《三国志平话》现在在中国已经散佚不存，而在日本内阁文库（江户时代幕府藏书）收藏有原本以及在天理图书馆收藏有流传本。此外，高丽时代在朝鲜半岛编写的汉语会话教材《老乞大》中，有高丽商人在元大都（今北京）书肆购买《三国志平话》的会话场景。著者指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的书籍中对这本书却完全没有言及。由此可见，在日本和朝鲜，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对三国小说表现出甚至超出中国人的强烈关心，这一点很值得关注”。著者在这里的叙述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起源于中国的文化有的在本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传承，而在别的国家得到保存和传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

本书在对历史的三国和小说的三国进行厘清时，是以三国历史的基本史料——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进行的。例如《三国演义》所叙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故事，著者指出所谓十八路诸侯是《演义》的虚构，这里面有名字的公孙瓒、孔融、陶谦、马腾等人实际上都没有参加诸侯军；《演义》所说十八路诸侯响应曹操号召集结于陈留，实际上当时冀州牧韩馥屯兵河北的邺，渤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黄河北岸的河内，而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破虏将军鲍信、奋武将军曹操等屯驻陈留郡的酸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后将军袁术及其部下孙坚则屯兵鲁阳。这些就是著者根据史料而作出的订正。诸如此类的考订不胜枚举，莫不如斯。例如上文所述本书对于《三国演义》史事真伪虚实的厘清，都是根据相关史料而作出的。普及读物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敷衍乃至编造，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读者传播科学的、严谨的历史知识，本书就是这样的著作。

本书的体系并不受《三国演义》叙事范围的束缚而以历史的三国时代进行补充和铺陈。在论述三国历史的由来——后汉历史时，本书增加了“没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这个问题，著者写道：“《演义》开场写了宦官专横之后，接下来转笔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等都出场到齐，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另一件没有被写进《演义》的重要历史事件”，即党锢之祸。何以有此必要？著者认为党锢实际上是清流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党锢之祸实际上是宦官为主体的政权与清流派知识阶层的矛盾斗争，黄巾之乱正是在这两者间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爆发的。不仅如此，著者还将刘备、曹操、孙坚以及董卓等人与清流派阶层联系起来分析他们的属性，确定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认为《演义》把关东诸侯与关西董卓等人的斗争描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是关东与关西两大势力的斗争，关东诸侯实际上就是清流派官僚的联合。

本书所增加的没有被《三国演义》所写的大大小小历史内容还有很多，例如本书第七章《三教鼎立的时代》，叙述了儒、道、佛的发展变化；第八章《文学的自觉时代》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成就；第九章《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则展示了这个时期东亚各国各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远远超出《三国演义》的框架而为阐述历史的三国所必需的内容。

此外，本书还特别指出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学术著作对于吴国历史的忽视，这是因为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则以蜀为中心进行描述，因此吴国就被置于配角的地位。例如在《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中，第一百十九回叙述蜀国灭亡以及司马受禅，最后的一百二十回就突然到了吴国的灭亡。实际上从黄巾之乱到吴国灭亡共有96年，蜀亡后吴单独与魏晋对峙还长达17年，差不多占了这段历史的六分之一。因此，本书特别注重加强对于吴国历史的论述。著者写道：“有关三国时代的著作虽然很多，但以吴为中心的恐怕还找不到。从吴的角度来看三国时代，我们也许会看到迄今为止我们忽略的一些侧面。这也是本书的又一个意图。”本书对于吴国历史的加强除了补充吴国的资料和篇幅之外，还体现于对吴国历史和吴国历史人物作用的评价方面，例如对于鲁肃，认为他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洞察和预见在三国时代可谓首屈一指，高于广受推崇的诸葛亮；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到借荆州与刘备巩固同盟这一连串战略决策都是鲁肃主导的结果，而这一决策是符合当时三国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了他高出于同时代人的高瞻远瞩之胆略，实为当时第一流的战略家。

本书还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而补充了不少三国历史方面的内容。著者指出，河姆渡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恰恰就位于三国时代吴国和蜀国的所在地，“所以说三国时代是中国统一与分裂、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时代”。在叙述吴国的内政问题时，本书补充了近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吴简资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吴国乃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使得三国历史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以往文献资料的局限而别开生面。这一考古资料的补充表明本书对于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

最后还应当指出，本书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本书认为吴、蜀所订二帝并尊的互不侵犯盟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帝国站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上缔结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独一无二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只有在三国这个特殊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早在西汉前期汉与匈奴之间就曾经订立过这样的条约，当时汉皇帝和匈奴单于订立的和亲条约，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尊号和统治地位，规定互不侵犯边境的条约。如此的个别之处，是我们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地方。

黎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1年10月

中文版自序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三国时期可谓极为特殊又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说特殊，因为纵观中国历史，分裂的时代不是南北对抗，就是群雄乱立，只有三国时代是个三分天下、三帝鼎立的局面。而正如两个人不能成为社会，三个人才是起码的社会单位，三国的关系始足成为国际。三国之间的明争暗斗，比两国关系当然更复杂，却没有群雄乱立的纷纭，可视为国际关系的雏形。例如三国时代，孙吴对曹魏的阳奉阴违，或者蜀吴之间又是反目又是连横的错综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国际外交的策略恐怕不外乎如此而已。

当今东亚世界，中日韩三国的交流日趋密切，矛盾也随之而生，乃殆识者隐忧。有人说这就是新的东亚三国时代，也不无道理。何况这三国的国际关系，就可追溯到三国时代。此际回顾当年，不无令人反思的历史意义。且日韩人民早就熟悉三国的历史，一部《三国演义》长期以来就成为他们爱不释手、津津乐道的古典作品，其熟悉的程度比之中国人或许当仁不让。

我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韩国人，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小说，最近一直从事于《三国演义》版本问题的研究，由我这个异邦的外行人来写三国历史，实在难免有自不量力之嫌。因此，我也不敢说我这本书有什么补遗钩隐的学术价值，或旁观者清的独特观点，只是长年的读书心得和不成熟的思考当中，倘有愚者一得，则为万幸。

金文京

记于日本京都

2011年3月

- 推荐序 一部值得中国读者阅读的三国史

- 中文版自序

- 序章 华丽的乱世

- 小说与历史

- 现代中国的起点

- 东亚的三国时代

- 从吴的角度看《三国志》

- 第一章 夕阳西下的汉帝国

- 中国人的历史观

- 一治一乱与汉王朝灭亡的震惊

- 三国赞歌《三都赋》

- 中华势力圈的扩大

- 后汉时代

- 三大势力——外戚·宦官·清流

- 外戚与汉朝的家族制度

- 宦官跋扈的条件

- 地方豪族与儒教官僚

- 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 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 黄巾之乱

- 未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

- 黄巾之乱与知识阶层

- 张角其人

- 主角登场

- 乱世奸雄曹操

- 看相的流行

- 曹操一族的墓

- 南方的青年武将——孙坚

- 浪子英雄——刘备

- 第二章 群雄割据

- 走向霸权之路

- 董卓的专横

- 挟天子以令诸侯

- 董卓与曹操的共同点

-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

- 天下大乱

- 曹操崭露头角

- 吕布与刘备的共鸣与背叛

- 天下形势与远交近攻

- 谶纬与玉玺、袁术的即位

- 官渡之战

- 曹操与袁绍的直接较量

- 关羽的传说：“过五关斩六将”

- 曹操的屯田制度

- 赤壁之战

- 曹操平定河北

- 孙策、孙权平定江南

- 曹操对孙氏的怀柔

- “髀肉之叹”：刘备在荆州的岁月

- 刘备拜请诸葛亮

- 赤壁前夜

- 曹操遭火攻兵败

-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

- 第三章 三分天下

- 围绕兵家必争之地荆州的攻防

- 周瑜的奋斗与英年早逝

- 鲁肃的深谋远虑

- 第一次荆州分割

- 孙夫人的悲剧

- 单刀会：第二次荆州分割

- 刘备平定益州及汉中攻防

- 曹操的失败和张松献图

- 张鲁的宗教王国

- 曹操讨伐关中

- 刘备夺取益州

- 成都的无血开城

- 汉中争夺战：“鸡肋”之谜

- 曹操对孙权——合肥的攻防

- 孙权迁都建业

- 谋臣荀彧之死

- 生子当如孙仲谋

- 荆州攻防

- 水攻樊城 关羽威名大振

- 曹操与孙权结盟

- 关羽之死与三国领土的确定

- 第四章 三帝鼎立

- 魏文帝与蜀昭烈帝

- 曹操的遗言

- 曹氏兄弟的不和

- 三国胡须杂谈

- 九品官人法

- 曹丕即位——玩弄禅让把戏

- 刘备即位——复兴汉王朝的谎言

- 孙权的战略与野心

- 夷陵之战与刘备之死

- 孙权的忍耐

- 面从腹背的证据：年号黄武

- 诸葛亮的南征北伐

- 第二次吴蜀同盟

- 曹丕亲征与曹丕之死

- 二帝并尊与领土分割案

- 诸葛亮南征

- 孙权的南北政策与对海洋的关心

- 与辽东、高句丽的关系

- 北伐开始

-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 巨星陨落五丈原：诸葛亮之死

- “六出祁山”的真相

- 第五章 三国的外交与情报战略

- 外交交涉

- 三国的人口比较

- 三国外交的基本构造

- 频繁来往的使者

- 机智善辩 各显身手

- 宴会上的问答

- 吴与蜀的国情对比

- 三国间的政略联姻

- 亡命、投降与情报干扰

- 降将

- 诈降

- 作为外交手段的书信

- 知识分子的关系网

- 檄文与“谩骂文学”

- 伪造书信的横行

- 魏吴蜀的少数民族问题

- 魏的移民政策的功罪

- 从孟获看蜀的民族怀柔政策

- 吴对山越的讨伐

- 从山岳到海洋

- 武将与军队

- 部曲制与三国军队比较

- 军队与商业

- “吴下阿蒙”：武将的学识

- 从鼓吹曲看军队宣传战略

- 随军艺人

- 第六章 走向衰落的三帝国

- 蜀的衰亡与灭亡

- 群臣内讧

- 名士舆论的压力

- 冷淡的本地舆论

- 蜀的自取灭亡

- 钟会谋反

- 乐不思蜀

- 魏国内乱、司马篡权

- 明帝的苦恼与死去

- 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之争

- 三国皇帝的婚姻观

- 娶侄女为妻的孙权

- 司马懿的反击

- 皇帝亲自发动政变

- 反乱频起

- 第二次禅让

- 吴国内政与内讧

- 孙权晚年的郁闷

- 长沙走马楼简牍

- 吴的租税户籍文书

- 诸葛恪的野心

- 三国时代最大的暴君孙皓

- 三国时代结束

- 第七章 三教鼎立的时代

- 儒教的统一

- 新旧儒教的对立

- 通儒郑玄的经典解释

- 融合儒家与道家的“玄学”

- 清谈流行

- 问答游戏

- 忠孝之争

- 后汉、三国时代的孝子贤孙们

- 道教的诞生

- 从厚葬走向薄葬

- 黄巾与太平道

- 五斗米道与《老子想尔注》

- 张天师与孔子后裔

- 关羽为什么变成了神

- 山西商人与关羽

- 佛教的普及

- 佛教传来

- 中国最早的佛陀像

- “佛陀即是老子”说

- 中国最早佛教著作

- 孙权与佛僧

- 魏、西晋的佛教

- 蜀国的佛教遗迹

- 《维摩诘经》与居士佛教

- 西行求法第一人

- 朱士行是猪八戒吗？

- 佛教的孝子故事

- 第八章 文学的自觉时代

- 诗与小说——个性的文学

- 诗本为歌

- 诗人曹操的作风

- 围绕“铜雀台赋”的矛盾

- 竹林七贤

- 文豪鲁迅的评价

- 卖鬼的故事

- 笑话与怪谈

- 科学与医学

- 三种历法——天文学与数学

- 名医华佗狱死

- 炼丹术与药物学

- 三国时代的都城

- 邺都与洛阳：中国都城的样板

- 吴国建业与蜀国成都

- 美术与工艺

- 三国时代的画家们

- 朱然墓中的绘画

- 神亭壶之谜

- 神兽镜与水神信仰

- 武器开发竞争

- 纸与信息的作用

- 字体革命与书道诞生

- 从包装纸到书写纸

- 赏玩书信和笔迹

- 洛阳纸贵

- 信息革命与政治革命

- 第九章 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

- 朝贡与中国皇帝的正统性

- 越南与朝鲜

- 中国的混乱与独立政权诞生

- 三国的朝贡比赛

- 正统性与外交战

- 倭使来访

- 朝鲜半岛形势

- 汉朝与倭人的交往

- 卑弥呼使节朝魏——景初二年还是三年？

- 难升米的目的

- 生口十人，班布二匹二丈

- 带方太守刘夏

- 陆路还是海路？

- “亲魏倭王”称号

- 不入《三国志》本纪的理由

- “景初二年”并非不可能

- 难升米之后的卑弥呼使节

- 今日国际关系的原型

- 吴、韩、倭交通的可能性

- 未见于文献资料的贸易

- 终章 三国时代与现代东亚地区

- 围绕正统的理念斗争

- 五行思想与王朝交替原理

- “未有不亡之国”

- 《三国演义》诞生的时代背景

- 《三国志平话》奇妙的结尾

- 民族问题的反映

- 东亚的正统论

- 东亚的现代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序章

华丽的乱世

小说与历史

在日本人迄今为止所读过的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如果要问哪一部作品是最受读者喜爱的，我想这恐怕要首推中国小说《三国志》了。不论从阅读年代的长短、读者的众寡还是从普及的广泛程度等方面来说，《三国志》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三国志》最早被翻译成日语并得以发行，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二年至五年（1689—1692）。由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僧侣义辙和月堂两人的笔名）翻译的《通俗三国志》是被全译成日语出版的最早的外国小说，也是继满文译本（1650刊）之后的世界第二部《三国志》译本。明治以后，幸田露伴（1927）、吉川英治（1939—1943）等文学家又对此作了独自的校订、翻译和改写。现在从小说、戏剧到电影、木偶剧，甚至于电子游戏，《三国志》仍然是深受男女老幼喜爱的一部作品。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人物大显身手的《三国志》故事深入人心，已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它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人们已不把它作为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来看待）。

1 日本刊行的《绘本通俗三国志》
天保七年（1836）刊，全75册。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葛饰戴斗插图

不过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舞台是在距今大约一千八百年前三世纪的中国。三世纪时欧洲还处于罗马帝国时代，日本也还处于邪马台国的时代，如此古老而且又是外国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说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有它的理由。

今天被我们通常叫做“三国志”的小说，是指十四世纪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实际上是与此不同的另一本书，它是由三世纪末的历史学家陈寿（233—297）所撰的一本历史著作，属于记述中国历代史实的所谓正史之一。后来六朝宋裴松之（372—451）根据当时流传的有关三国的书物对陈寿的《三国志》作了详细的注释。

《三国志演义》是对历史著作《三国志》的内容及所表达的思想（义）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说（演）而产生的作品。故事的大致内容基本沿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释构成，但因为是小说，所以必然地包含了不少虚构成分。比如说作为故事出发点的著名的“桃园结义”，就不属于史实。不仅如此，在这部小说里虚构和史实被浑然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难以分辨的程度。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1984年，在南京附近的马鞍山发现了一座三国时代朱然的墓葬。从这座墓葬里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陪葬品，其中有写着“丹阳朱然再拜”等字句的木片。这就是所谓的“刺”，相当于现代名片的鼻祖，也正是由此判明这座墓的主人叫朱然。那么朱然又是谁呢？

2 朱然木刺
吴武将朱然墓（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木刺。在24.8厘米长的木板上，写有官职和姓名

朱然是吴国的武将，抓获关羽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朱然。小说《三国志演义》里朱然后来在刘备挑起的复仇战中死于蜀的武将赵云手下，这完全是因为作者偏爱关羽而虚构的情节。实际上从史书《三国志》可以知道，朱然后来屡建军功，病死于六十八岁。如果相信了小说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差错来。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虚构之外， 更大的问题是在史实的描写方法上。

十四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罗贯中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比如三国时代纸刚刚发明不久，所以纸几乎还没有普及。朱然的名片之所以写在木片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罗贯中好像对此全然不知。或者是明知故犯，有意不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小说里。结果在《三国志演义》的初期版本里竟然出现了印刷的书籍。众所周知，印刷术的发明要在更久以后了。这种对时代差异的无视，从具体的东西（比如纸）到人物的性格描写贯通整个小说。也就是说小说写的是三世纪的事情，但描写方式却是十四世纪的。所以对小说里的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以及他们的英雄所为，我们仿佛是在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战国时代的人物那样令人感到亲近。

3 《三国志》
三国时代结束后不久，晋朝历史学家陈寿编撰的正史。图为元刊本（东京内阁文库藏）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想以我们熟知的小说《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系统的版本。以下如不特别提示，全部以流传最广的清代“毛宗岗本”为准）为线索，描述一下我们并不熟悉的三国时代的历史。当然少不了要参考陈寿的《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但仅靠历史文献来具体理解这个时代免不了会有隔靴搔痒之感。所幸的是，今天我们有朱然墓陪葬品这样大量的一手出土文物，对这些文物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我相信通过利用文献以及出土资料，会在很大程度上把三国时代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大家眼前。

4 《三国志演义》明刊本（京都市建仁寺两足院藏）
小说《三国志演义》以陈寿所著《三国志》等为底本，为14世纪罗贯中所著

现代中国的起点

读者不禁要问,我们有没有必要执著于追究三国时代的真实面目。通过历史检证，如果得出的结果是小说整个是虚构捏造，那我们不是白费力气吗？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探知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意义是很大的。因为要想了解从三国时代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三国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是以三国时代为起点而形成的。纸的普及就是其中一例。

已故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曾经把三国及其之后的南北朝时代形容为“华丽的黑暗时代”。这是因为，这一时代处于政治极端混乱的乱世。而正因为处于一个乱世的时代，一大批英雄豪杰得以大显身手，各种文化之花也竞相绽放。

就拿曹操来说，在小说里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出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卓越的改革家。曹操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还是杰出的诗人。说起中国的诗歌，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辉煌壮丽的唐诗世界，它的渊源起自于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正是在三国时代，作为个性表现手段的文学有史以来首次获得了它独立的地位。

同样的现象我们在思想、宗教方面也能看到。众所周知，儒教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起源于孔子。为阅读孔子选定的儒教经典，后人做了大量注释，其中后汉末期的学者郑玄的注释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小说《三国志演义》里有刘备曾拜郑玄为师的记述，当然这是虚构。实际上刘备的老师是郑玄的朋友卢植。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在一世纪的后期，也就是后汉明帝的时候。但实际上，大批的僧侣来中国进行译经和传教活动、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是后汉末三国时代以后的事了。吴的孙权为传教僧康僧会创建了建初寺，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写过梵歌（佛教诗歌），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佛教已相当普及。

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宗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但是它作为宗教开始正规的教团活动，也是到了后汉末、三国时代了。小说的发端黄巾之乱正是初期道教集团太平道掀起的。而五斗米道的张鲁更是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形成了独自的宗教王国。五斗米道后来被称作天师道，张鲁的子孙历代被奉为张天师，掌握道教教团的大权。其后裔现在还在台湾继续宗教活动。

儒教、佛教、道教这三教构成了那之后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的骨格。三教之间的论争和交流又产生了中国独自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而这三教之间的论争和交流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三国时代是中国史上继诸子百家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又一个华丽的乱世，在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

除了文化、宗教外，政治方面，三国时代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从世界史上来看，中国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广大的领土上能够使一个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续。而这种对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的理念也正是确立在三国时代。这对日本、朝鲜等邻近各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亚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热和邪马台国热虽然可以说是日本战后的两大历史热潮，但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不过正如前述所说，三国时代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说起邪马台国就必提“卑弥呼”，要说“卑弥呼”，就离不开《魏志·倭人传》。

正确地说，这篇《魏志·倭人传》出自于《三国志》的《魏书》 。《魏书》的最末卷为《乌丸·鲜卑·东夷传》，其中《东夷》的最后一个部分《倭》也就是所谓的《魏志·倭人传》。《东夷》里依次列举了以下几个国家，夫馀、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韩、倭。大致地说，夫馀和挹娄位于现在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高句丽的领土包括了今东北的南部和朝鲜。东沃沮在今朝鲜的东部。而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是指现在的韩国，倭也就是日本。

这一地域随着汉帝国的衰退，各民族的动态变得非常活跃。随后在朝鲜半岛出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也开始呈现出国家形成的萌芽。这些国家都争相与中国建立关系，同时引入了汉字文化、儒教、佛教等文化要素。这就是一直绵延至今的汉字文化圈最初的诞生，也是东亚国际交流的开端。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中国与朝鲜、韩国以及日本之间，仍然不断摸索着新的国际关系。作为东亚文化圈交流起源的三国时代，今天我们回顾这个时代不仅意义深远，而且也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过去一贯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古代黄河文明，然后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中国是一个在广袤的国土上长期存续了同一文明的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但是近年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各地同时存在着与黄河文明截然不同的多种文明。例如长江（扬子江）下游南方的河姆渡遗址、长江上流的三星堆遗址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星堆出土的奇特的青铜面具，凡是见过的人都会强烈感到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常识中的中国文明的印象。而河姆渡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恰恰就位于三国时代吴国和蜀国的所在地。所以说三国时代是中国统一与分裂、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同一性及多样性更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问题。

5 纵目兽面具（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遗址（四川省广汉市）出土。公元前17—前11世纪。显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追溯三国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它对后世的影响并借此展望东亚的未来，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鹄的。

从吴的角度看《三国志》

陈寿的正史《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罗贯中的小说《三国志演义》是以蜀为中心各自对三国的历史进行了描述。总之，三国三足之一的吴只不过被当作配角而已。但实际上正是这个被当作配角的吴扮演着持有决定性一票的重要角色。有关三国时代的著作虽然很多，但以吴为中心的恐怕还找不到。从吴的角度来看三国时代，我们也许会看到迄今为止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侧面。这也是本书的又一个意图。

第一章

夕阳西下的汉帝国

中国人的历史观

一治一乱与汉王朝灭亡的震惊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说《三国志演义》以此开篇，就像《平家物语》以“诸行无常，盛者必衰”开头一样，开篇的这第一句话基本上也就是整个小说的主题。接下来围绕这个主题，小说列举了从周王朝末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到秦的统一帝国、又由楚汉对立到汉王朝的统一、最后到三国时代出现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此后又经历了晋统一三国继而又分裂成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隋唐统一王朝继而分裂成五代十国、北宋统一之后接下来又进入了南宋和金的南北时代。元明清三朝虽然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但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又经历了军阀割据、国共内战等分裂状态。由此看来，中国的历史似乎确实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循环。

不过中国历史这种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从世界史上来看并不存在普遍性。比如说面积大小和中国不相上下的欧洲，实际上一直处于分裂、或者说一直处于诸国共存的状态。统一分裂循环论甚至还不如“诸行无常，盛者必衰”有普遍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历史观把统一作为正常的状态，称之为治世，相反的，把分裂作为非正常状态，称之为乱世。统一与分裂的循环也就意味着治世与乱世的循环，也就是所谓的“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那么是不是统一就意味着和平，分裂就意味着战乱呢？并不是，在分裂状态下保持了局部和平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统一分裂循环论只不过是后人强加的一个观念性的结论。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后汉末时的人们是否真的认为“合久必分”，把汉王朝的灭亡和三国鼎立当作必然的事态来理解呢？从前述的统一与分裂反复出现的顺序来看，三国时代是继春秋战国和楚汉对立之后的第三个分裂时代。但是春秋战国出现在中央集权帝国之前,而楚汉对立与其说它是分裂，不如说它是内战。加之秦的统一时间又很短暂，楚汉之争看上去更像是战国时代的延长。与此相比，汉朝前后持续了近440年，是中国史上最长的王朝。更值得一提的是汉王朝中途曾遭受王莽的亡国之灾，但它却像不死鸟般地得以再生。虽然后来也有东晋、南宋那样的被消灭了的王朝又得到复活的事例，但东晋和南宋都是遭异民族进攻逃到南方才勉强存续下来的。作为统一王朝复活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后汉这一个朝代。所以说，生活在后汉末期的人们如果认为汉王朝是不灭的，我觉得这完全是很正常的。汉朝从它的创始者高祖刘邦以来，一直有非刘姓者不得为王的原则。非刘姓者想要夺取天下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抵抗。如此强大的汉王朝的灭亡，而且是作为最早的长期王朝的灭亡，这对当时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这一点来看，三国时代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裂时代。

同样的，这种分裂状态是否如小说所说的那样“分久必合”，当时的人们是否就认为由分裂必然走向统一，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从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西晋三十七年短暂的统治外，到隋的统一（589年）为止，其间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漫长的分裂时代。在三国那个时代，中国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那样发展成诸国分立状态的可能性也是不可排除的。这个时代的人们置身于统一还是分裂的动荡之中，最终人们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下产生了对统一的强烈渴望。

如果我们对汉王朝的灭亡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不安缺乏想象，我们就很难真正地理解三国这个时代。历史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解释。所以我们从开头的这一句就应该和小说分道而行了。

三国赞歌《三都赋》

到了三国末期，蜀被魏灭亡，而魏又被司马氏的晋所取代。剩下的吴也是奄奄一息。再次走向统一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年代里，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从山东的乡下来到了都城洛阳，写下了一篇可以说是总括了三国时代的作品。这个青年就是左思。左思出身贫寒，其貌不扬，但博学多才。他在家里的门、院子甚至厕所到处都放了纸和笔，一有灵感就立刻记录下来，对创作废寝忘食。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流传后世的杰作——《三都赋》。三都就是指蜀的都城成都、吴的都城建业（现在的南京市）和魏的都城邺都（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

6 长江一瞥
当年的蜀国、现在的四川省被深山环绕

赋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以韵文为主体的美文。《三都赋》就是为上述的三个都城写的赞歌。作品首先由西蜀公子登场，赞美了蜀的风光如何明媚，物产如何丰富，人民生活如何奢侈以及蜀地如何文人辈出等等。接着登场的东吴王孙对此付之一笑：你说的那些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的自卖自夸，蜀不是已经被灭亡了吗？

接下来东吴王孙对自国大加称赞：首先我们吴国有海、有湖，有无数的大河大川，还和越南这些南方的国家相邻。我们出产的珍珠等无数珍宝那是你们蜀根本无法相比的，一个是天上的月亮，一个是地上的王八。北方的魏的土老帽们恐怕更是一辈子也见不上这样的好东西。单说钓鱼，在我们吴国别提多么尽兴了。在黄河里钓鲤鱼，那不跟在井里钓鲫鱼一样吗？不错，古代的帝王舜啦禹啦确实都出生在北方，但他们可都是死在南方的啊。那还不是被我们南方的美丽富饶吸引来的吗？如此这般对蜀进行了一番嘲弄，同时又没忘了敲打一下魏。

7 太湖一瞥
江苏省和浙江省等吴国中心地域，东面大海，是水运发达的鱼米之乡

在一边沉默不语的魏国先生终于开口了：您二位快别说那些没道理的话了。自打开天辟地，世界的中心那可是在中国（即中原）的啊。那些偏远地区住的都是些满嘴胡言乱语的蛮夷之辈。你们蜀和吴自然条件再好，也不过是蛮夷之地，怎么能和继承了圣人传统、以仁德统治天下的中国相提并论呢？魏继汉王朝之后，受天命而治天下。现在又听从天命把天下拱手转让给晋，自己甘作臣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决断啊。相比之下，蜀就像是笼中之鸟，吴不过是井底之蛙。你们蜀和吴原本不就是流放罪人的地方吗？蜀已经灭亡，吴也日子不长啦。

听了魏国先生这番话，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都哑口无言：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就像天上容不下两个太阳，地上怎么能有两个皇帝呢。三人之间的争论最后以歌颂正统王朝魏并抬举其后继的晋而结束。虽说内容幼稚可笑，但从中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点发现。

中华势力圈的扩大

首先，当时的文明中心被认为是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域和四川盆地还是主要由异民族居住的蛮夷之地。光从蜀这个字来看，里面有虫，指蛾蝶类的幼虫。吴这个字带着口，有大声说话的意思（参考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都被用来指野蛮的异民族。但是秦汉以来北方汉民族不断移民南方，这个所谓蛮夷之地当时已经得到相当的开发。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对自国的美丽富饶自夸自赞正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蜀和吴的建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而魏国先生对自国的物产提到的很少，当然这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世界上的优势。但当时中国北方因为长期的战乱疲惫不堪，值得向人吹嘘自夸的东西大概也真是所剩无几了。从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的中心在北京，经济的中心在上海”的南北地域特征的雏形。

第二点，魏的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因为背后有源自于古代圣天子，由汉王朝到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正统的也是唯一的皇帝权力作后盾。这种政治思想在秦汉时代，特别是后汉已基本形成。因此由汉到魏的改朝换代正是这种政治思想最初付诸实践的一个实例。而蜀众所周知也以汉王朝的后继者自居，在正统性上与魏展开了争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围绕正统性发生的纠纷。由正统思想引发的王朝革命以及争端，后来也时有发生，三国时代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三都赋》一方面写了边境地区因开发带来了经济发展，一方面写了中国北方的文化上的正统性，这两点之间似乎不无矛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边境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北方的正统性。两者相辅相成，最终不是减缓而是促进了中华势力圈的扩大。三国以后的漫长的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势力圈扩大的历史，而三国这个时代基本上是展开在这个范畴里。

据说左思在写作《三都赋》时，排除了赋这种文体常有的夸张虚构等手法，通过查阅文献并向实际去过当地的人打听情况，在叙述上尽可能地做到接近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三都赋》是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三国的状况及地位的认识的。它所描述的世界与小说《三国志演义》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顺便提一句，《三都赋》的这种由三个人轮番登场自夸的表现手法，在前汉的汉武帝时代就有先例，当时的文人司马相如写过名为《上林赋》和《子虚赋》的作品。这种文艺形式的原型来自于民间，本来是一种自己说自己的东西多么好与别人比高低的游戏。后来被继承发扬，甚至影响到日本。空海的《三教指归》、明治时代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等都效仿了这个形式。

后汉时代

三大势力——外戚·宦官·清流

小说《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在开头部分披露了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哲学之后，开始进入对后汉时代的具体叙述。我们知道的很多历史事件，比如黄巾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通常被我们当作三国时代的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后汉末期。所以我们在涉及三国历史的时候，必然要从后汉末期的历史说起。

《演义》里最初的事件是，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憎恶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专横，预谋除害。不想机密泄漏，反被曹节、王甫等杀害。这件事发生在建宁元年（168）九月，十三岁的后汉第十二代皇帝——灵帝刘宏刚刚即位不久。《演义》在进入三国历史之前，先从这个事件下笔，不能不说显示了作者的见识。不论对后汉这个时代还是对其后的中国史的构造来说，这件事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下面我们简单说说事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将军窦武是灵帝之前的皇帝桓帝的岳父。桓帝无子，只好从旁系里选了灵帝继承皇位。窦皇后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而窦武作为皇太后的父亲也身居要职。通常皇后、皇太后的一族被称作外戚。到了后汉，像窦武这样外戚的代表人物就任大将军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现象已基本成为惯例。

在后汉有一定地位的儒生一般被称作清流（其中多属官僚阶层），太傅陈蕃是负有众望的清流守护者。作为皇帝的辅佐，太傅的职位在官僚体系最高级别的三公之上。陈蕃是名副其实的弘扬儒家理想的清流派读书人，也是官僚阶层的代表。

当初桓帝宠爱出身卑微的田贵人，打算立她为皇后。但因遭到陈蕃的反对，最后只好娶了门第相当的窦武的女儿为后。陈蕃和窦武的信赖关系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因此他们共同策划预谋铲除曹节、王甫等专权宦官。所谓宦官也就是那些在宫廷内服侍皇帝及家族的被去势了的男人，相当于皇帝的私用奴隶。

可以说这是一个外戚势力联合儒生及官僚势力企图驱逐弄权专横的宦官势力而以失败告终的事件。《演义》在叙述了事件的大致之后，以“中涓自此愈横”做结尾。也就是说代表正义的清流派从此失去了势力，而浊流般的宦官势力从此当道。看得出作者在这里把这个事件作为后汉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作者之所以把它当作三国故事的开场白的原因。

这种清流派对浊流派，或者说善对恶的模式，是中国传统文人在解释历史时惯用的手法，《演义》的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宦官跋扈吗？也许不过是政治混乱带来的结果而已。从今天来看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如此，在这个事件里登场的外戚、清流及宦官这三大势力，仍旧是我们理解后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为理解后汉以后的历史提供了有趣的话题。

外戚与汉朝的家族制度

高祖刘邦白手起家建立了前汉王朝。刘邦死后，皇后吕后掌握了实权，吕后一族的势力也因此大振。但好景不长, 吕后一死，她的一族立刻被高祖的家臣们一扫而光。不过在那以后外戚照样受到重用。文帝时窦皇后的亲戚窦婴做了大将军，景帝时王皇后之弟田蚡做了宰相。创建了汉王朝极盛时代的武帝也不例外，卫皇后姐之子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屡次立下大功。而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在汉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一个月后就废昌邑王，迎立了宣帝。霍光废昌邑王据说是因为他好色昏庸没有做皇帝的资格，霍光因此被后世传颂为忠臣的榜样。但外戚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让皇帝下台，这也说明了外戚的权力之大。霍光辅政期间，把女儿嫁给宣帝做皇后，又把自己一族的势力安插在要职上，基本上独揽了大权。所以霍光死后，宣帝把霍氏一族诛灭扫尽。宣帝之后元帝时,皇后的弟弟王凤及其一族权力很大。到了平帝时，王凤的侄子同时也身为皇后父亲的王莽终于篡权，自己登上帝位建立了新王朝。

推翻王莽的新王朝实现了汉王朝复兴的刘秀，按理说应该吸取王莽篡权的教训，极力排除外戚势力的干扰。但实际上到了后汉外戚依然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所不同的是,前汉的高祖刘邦出身农民，前汉各代皇帝的皇后里像武帝的卫皇后那样出身低微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后汉，刘秀作为汉皇族的一员同时又是南阳地方的地主豪族，他的势力根基以南阳为中心波及各地豪族。到了后汉，皇后大多出身豪族。

光武帝刘秀在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中，最后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割据西北地方的隗嚣，一个是在蜀（四川）自称皇帝的公孙述。这两个人与刘秀之间的混战，可以说是三国前的另一个三国时代。为刘秀打倒隗嚣和公孙述立下汗马功劳的有马援、窦融（前汉文帝时外戚窦氏的后代）以及梁统等西北豪族。因此后汉的皇后大多出自于马、窦、梁以及南阳豪族阴、邓这几个大氏族。而作为外戚，权力也大多集中在这几大氏族的手中。比如说，第二代明帝时马皇后一族，章帝时窦皇后之兄窦宪，第四代和帝时邓皇后之兄邓骘，第八代顺帝时梁皇后之兄梁冀，还有第十一代桓帝皇后窦氏之父窦武都是外戚掌权的典型。起初外戚里也不乏高尚之士，皇帝与外戚的关系也基本正常。但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者为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前皇后往往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而外戚也因此得势，为所欲为。

纵观前汉后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戚一直是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着。特别是后汉，完全没有吸取外戚王莽篡权的教训，继续容许外戚专权。这不能不说和当时的家族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汉代还处于儒教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前的时代。可以想象，当时古代母系家族制度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汉的皇室原本是出身卑贱的家系，这种母系家族制度的倾向可能更强一些。后汉与前汉不同的是，后汉最终没有被外戚篡权。这是因为后汉时又加入了宦官以及儒生这样新的要素。后汉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是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何进出身卑微，在这一点上和前汉的外戚非常相似，但何进最后和窦武一样被宦官所杀。

宦官跋扈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早作为宦官出名的恐怕要数秦朝的赵高了。独裁者秦始皇死后，掌握大权的赵高指鹿为马愚弄蒙骗年幼的秦二世。这就是日语的“马鹿”的由来。从赵高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制度的皇帝尽管权力强大，但作为个人的皇帝因为年幼无能等原因不能行使皇帝的巨大权力时，宦官跋扈的条件也就具备了。也就是被身边小人钻了权力的空子。如果皇帝的权力相对弱小，或者皇帝是有能力的明君，宦官自然也就没有弄权的余地了。

宦官跋扈的另一个条件是皇帝的深居。也就是说，皇帝执政的内廷和官僚办公的外廷互相隔绝，皇帝与官僚间的意见沟通很难实现。于是作为传话筒的宦官就有了钻空子的余地。前汉时宦官的举动还比较收敛，那是因为当时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除了被去势的宦官外，还有一般官吏，内外隔绝还不那么严重。而到了后汉，在内廷侍从皇帝的就只限于宦官了。

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皇帝即位的事态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虽然由皇太后临朝执政，但皇太后与外廷间的联络全部由宦官担当。因为皇太后与出身旁系的皇帝没有直接的母子关系，外戚与皇帝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摩擦。这就给宦官提供了可乘之机。后汉的外戚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以及何进等人都死于宦官之手。而顺帝、桓帝等实际上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宦官孙程的例子正是宦官得势的一个很好的象征。孙程因拥立顺帝有功，阳嘉四年（135）获得了可以领取养子并可把自己的爵位传给养子的特权。后来这个特权被制度化，适用于其他一些有权势的宦官。由此，本来没有子孙后代的宦官，也能像外戚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和财产遗传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存在，也就没有作为宦官之孙的曹操的存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个制度的意义之大。

不过，如此荣耀显贵的宦官势力终于也有它衰败的时候。而最后站在荣华顶点的是《演义》里也出现的“十常侍”。他们在杀了外戚何进之后，最终被世袭官僚的领袖袁绍彻底铲除。宦官势力走向没落的同时，皇帝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弱，后汉王朝也由此走向灭亡。

地方豪族与儒教官僚

前汉的武帝虽然把儒教当作国教，但儒教的影响具体表现出来，则是到前汉末期甚至进入王莽时代以后了。王莽不仅作为外戚，同时又以儒教领袖的身份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最终篡夺了皇帝的位子。由此可见当时儒教已得到相当的普及，具备儒教素养的知识阶层也已经非常壮大了。

儒教知识阶层的实体也就是地方豪族。后汉时代也正是地方豪族发展壮大的时期。前汉时，一个豪族的势力一般局限在县的范围内，到了后汉则扩大到县以上的郡。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大豪族在各地出现。他们通常年轻时游学于太学（官立的学校）接受儒教的熏陶，之后以孝廉、茂才等名目被推荐到地方或中央出任官僚。这中间的高级官僚又在自己的门下选拔录用大量的官僚（被称作门生、故吏），以掌握政治权力。这种豪族与官僚表里一体的存在也正是后汉王朝的实质上的支配阶层。后汉的创始者光武帝刘秀也是年轻时有过游学经验的地方豪族的一员。后汉的外戚势力也基本上来自地方豪族。

这些出身豪族的儒教官僚阶层，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继承权力和财富的过程中发展成世袭的门阀贵族，他们选择的是与外戚、宦官保持一定的妥协的现实路线。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被排除出权力中枢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儒教的理想主义，对政治进行批判，逐渐发展成相当于在野党性质的存在。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清流。他们中间更出现了一部分反对现实政治的逸民、隐遁者，他们逐渐形成一股潜在的反体制势力。这些对政治持批判态度的势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了后汉政权的灭亡。后汉王朝的崩溃是由袁绍铲除掌握实权的宦官势力为开端的。而袁绍正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豪族。

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继后汉之后出现的魏王朝，实际上就是以这些对汉王朝持批判态度的豪族势力为中坚分子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子孙之后又创立了晋王朝。到了六朝时代，豪族的门阀贵族化倾向更加强烈。进入隋唐期以后随着儒教知识阶层不断扩大，门阀贵族制已不能对应时代的变化。这时开始出现了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官僚的士大夫。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实体，实际上也就是地方地主势力。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为止，都一直是在皇帝体制下担当着实质上的统治阶层。这种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豪族（地主）、儒教知识阶层与官僚的三位一体的存在，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在从后汉到三国的这个时期。

以豪族势力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后来依然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存续下去。而外戚势力到后来则基本上从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魏的第一代皇帝、曹操之子文帝曹丕在即位两年后（黄初三年，即222年）就下诏书禁止外戚参政。在吴和蜀，除了吴的外戚全氏掌握过一时的权力外，也几乎找不到外戚得势的苗头。在后来的历史里除了个别的之外，外戚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和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的普及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则天以及清朝末期实行垂帘听政干预政治的西太后，都是皇后亲自掌权执政，这和外戚应另当别论。

三大势力之一的宦官势力与外戚不同，在后来的历史舞台上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国时代，蜀的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乘机操纵政权，最终导致了蜀的灭亡。吴的政权末期也出现了宦官跋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唐代后期以及明代后期，宦官势力的横行登峰造极，有凌驾皇帝权力之势，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总而言之，后汉时代的三大势力，到了三国以后剩下了两个势力存在：一个是以地主豪族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势力，一个是以皇帝权力为背景的宦官势力。也就是说，皇帝独裁权力与牵制皇帝权力的儒教官僚之间的对立，已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主要问题。

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众所周知，中国周边的各民族都是在吸取和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和日本。那么，牵动中国政治的这三大势力，在朝鲜和日本是怎样被接受的呢？

首先，被视为“中国政治之祸根”的宦官在日本不曾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与此相比，中国后汉以后已经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却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比如平安时代，天皇的外戚藤原氏操纵政权实行摄关政治；镰仓时代，将军的外戚北条氏任执权（辅佐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左右政治。在朝鲜外戚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李氏朝鲜王朝末期的十九世纪，外戚安东金专权政治近六十年，这也就是有名的所谓“世道政治”。在韩国，直到近年涉及总统夫人及家族的营私舞弊事件还时有发生，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这也许是外戚政治留下的后遗症。在日本和朝鲜，外戚之所以一直能够作为政治势力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朝鲜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这个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已传入日本和朝鲜，但显然它的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而家族制度作为儒教最核心的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有取舍的。

最后拿儒教官僚来说，因为儒教的影响力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性质上与中国不尽相同。在日本，科举制度没有被引进，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也从未发生过。中国的士大夫的“士”指文士，而日本的“士”指武士。在中国除了改朝换代的混乱期或者少数民族政权下，武人从不干预政治。这一点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朝鲜从高丽时代就引进了科举制度。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由于举国上下推行儒教化政策，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产生，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很强，在这一点上与六朝以前的门阀贵族很接近。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虽然借鉴引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影响却只停留在表面。就像给固有的文化、习惯套了一件中国制度的外衣，日中朝三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黄巾之乱

未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

《演义》开场写了宦官专横之后，接下来转笔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都出场到齐，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另一件没有被写进《演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前面我们提到过，导致后汉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信奉儒教理想主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进行抨击的清流派知识阶层及官僚。清流派领袖陈蕃欲策划发动政变，以推翻宦官势力，但最终事败被杀。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两次对清流派的大镇压，这就是党锢之祸。党锢也就是把对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清流派阶层视为异己分子，制造黑名单，对这些“党人”实行囚禁，以封杀他们的行动。

在陈蕃事件两年前的延熹九年（166），另一名清流派领袖李膺，被宦官牢脩以煽动太学生诽谤朝廷的罪名诬告，在全国有两百多人被逮捕。第二年，永康元年（167）在外戚窦武的求情辩护下，被逮捕的清流派虽然一度获释，但仍被遣返归乡接受禁锢。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同年十二月，桓帝死。紧接着，第二年窦武和陈蕃就发动了政变。

8《熹平石经》拓本
校订儒教五经刻石。书法出于当时最有名清流派文人蔡邕之手

窦武、陈蕃谋事失败被杀。第二年，也就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曹节上奏诬告，使以李膺为首的清流派一百多人被处刑。与这些清流派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有关党锢之祸，在《演义》最早的版本嘉靖本里完全没有记载。通行版本（毛本）里也只简单地提了一句：“桓帝禁锢善类。”但是，这两次党锢之祸实际上与黄巾之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两次大镇压之后，清流派的活动被彻底封杀了。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对知识阶层的镇压，往往是适得其反。镇压越强大，反抗也越激烈，而一般大众总是对受压迫的一方持同情态度，当权者最终因此失去人心。也许是意识到这对统治不利，在两次党锢之后，当政者开始对知识阶层实施一些怀柔政策。比如，熹平四年（175）朝廷对儒教经典的五经进行了校订，并刻于石碑立在太学的门前。这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而闻名的熹平石经。把石经立在太学门前，当然是为了督促学生们少管政治好好读书。可见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学生都是最激进的政治批判者。紧接着，三年后的光和元年（178），朝廷又在宫廷鸿都门内设立新的太学，招收千名太学生。当然这也是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环。但是，就在同一年，熹平石经的执笔者、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人蔡邕因主张改革被放逐朔北（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之地。

以宦官为主体的政权与清流派知识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日渐加深，黄巾之乱正是在这两者间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爆发了。

黄巾之乱与知识阶层

第二次党锢之祸十五年后，也就是光和七年（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太平道教主、钜鹿人张角发起了暴动，数十万的信徒在各地同时行动。太平道是当时民间宗教之一，后来发展为道教。信徒以教人悔过、画符诵咒，替人治病，在十余年间势力大增。后汉晚期，社会不安与日俱增，这种新兴宗教在当时非常流行。实际上在熹平元年（172），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就有叫许生的人自称阳明天子发起暴动。与太平道一样这也是一个宗教暴动。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各自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在各地蜂起。信徒都以黄巾裹头，被称为黄巾军。按五行思想，黄色排列在象征汉王朝的红色之后。而光和七年正是甲子年。可见黄巾之乱是经过非常周到的事前准备的。

黄巾之乱一般被视为是以宗教为背景的农民暴动。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组织不起来的。张角把信徒按万人单位分成大小三十六个“方”，每一个“方”都设将军统率。这样的组织建设没有读书人的参与是很难做到的。当时的知识阶层除了清流派这样的虽不满国政、但只谋求现行统治下改革的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不少经历了党锢之祸、对政治彻底失望选择隐遁生活的读书人。太平道尊崇黄帝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为信条，而当时在一部分读书人当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已相当深入。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对政治不满的下层读书人参加了太平道。据说当时都城及地方官厅的大门上都被写上了代表黄巾军的“甲子”二字。这说明有一部分下级官吏对暴动是支持的。张角还取得了宦官的内应，但因密告而败露。本来预定在三月五日的举兵，不得不提前到二月。

9 镇压黄巾之乱进军路线图

接到各地暴动勃发的报告，朝廷立即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加强首都的防备。紧接着又下令解除持续了十五年的党锢。当时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向灵帝进言，认为应当解除党锢。灵帝征求宦官吕强的意见，吕强也认为如果这些有不满情绪的读书人投靠张角，为其出谋划策，张角的势力就会更加壮大。灵帝听了这个意见心中大慌，只好认可了皇甫嵩的进言。由此因窦武、陈蕃政变失败被打倒的外戚及清流派官僚获得了复权。

张角其人

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与清流派思想接近的一些官僚掌握了主导权。与郑玄齐名的著名学者、也是刘备的老师的卢植，奔赴张角的根据地河北；主张解除党锢的皇甫嵩以及朱儁奔赴驻扎黄巾军主力的河南颍川郡（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指挥讨伐。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在党锢之祸时置自己的命运于度外，以清流派党人的身份挺身而出，要求逮捕自己。皇甫嵩自己年轻时也受到过窦武和陈蕃的聘请，但他本人没有答应。卢植也曾对窦武提出过忠告，建议他慎重行事。也就是说皇甫嵩和卢植这两个人对清流派虽抱有同情，但又不像清流派那样只强调理想，而是属于注重现实的稳健派。朱儁因在交趾郡（越南）镇压反乱有功，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武将。

在这三个人的得力指挥下，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张角病死，张宝、张梁也相继战死。虽然残余势力的抵抗后来又持续了多年，但到这一年的十月，暴动基本上得到了平息。十二月，年号也由光和改为中平。

黄巾军的主力之所以集结在河南的颍川郡，这和这次暴动的本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以颍川为代表的河南一带，是当时文化程度最高、也是清流派文人大量聚集的地区。像陈蕃、李膺等一些受过党锢迫害的文人，很多都出身于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出身的文人，在继汉之后出现的魏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地区成为黄巾军的重要据点，说明当时知识阶层内部存在着谋求体制改革的稳健派和企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最终镇压了这次暴动的卢植、皇甫嵩和朱儁三人，卢植出身于河北涿郡，皇甫嵩出身于西部的安定（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地区），而朱儁出身于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市），都属于边远地区出身。

那么大家一定很感兴趣，黄巾军首领张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很遗憾史书对此都保持缄默，只字不提。不过《演义》里提到张角是“不第秀才”，也就是说张角是科举考试落第的书生。可是，在汉代还不存在科举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不第秀才”。这个错误完全是《演义》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所致。但是后世的落第书生里确实不乏对体制不满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错误的设定很有点儿歪打正着的妙意。清朝末期的十九世纪，落第书生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动太平天国运动，而镇压这次运动的是现实派高级官僚曾国藩。历史是会重演的，这句话也许没错。

主角登场

乱世奸雄曹操

黄巾之乱爆发的那一年（184年），曹操（155—220）和孙坚（155—191）三十岁，刘备（161—223）二十四岁。在《演义》里，这三个人都以黄巾之乱为契机登上故事的舞台。但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顺便提一下,这一年孙坚的长子孙策（175—200）十岁，次子孙权（182—252）年仅三岁，诸葛亮（181—234）也才四岁。

曹操据说年轻时就被予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他的祖父是宦官曹腾，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操作为曹嵩的长子出生。那么曹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话说外戚梁冀毒死年幼的质帝，大臣们都希望立聪明的清河王为下一个皇帝，但梁冀最终立了昏愚的蠡吾侯为帝。这就是桓帝。梁冀被认为是后汉史上最横暴的外戚，而向梁冀进言立蠡吾侯的就是曹腾。后汉的衰退从桓帝起变得非常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曹腾是为自己的子孙铺好了篡权之路。后来，魏的明帝给他的这位高祖父授予高皇帝的尊号。虽然是在死后的追赠，但曹腾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宦官皇帝。

曹腾的养子曹嵩，据说本来出身夏侯氏。他利用养父积蓄的巨大财产买官，官至太尉。相对于清流派，曹嵩恰恰属于被人唾弃的浊流。也许是对自己的出身抱有自卑感的缘故，曹操年轻时曾一度沉溺于打猎赛狗，游荡乡里。但他毕竟不仅仅是有钱人家的浪荡公子，二十岁时他被推举为孝廉，在都城洛阳（后汉时为雒阳，本书统一用洛阳）任北部尉（相当于今警察局局长）。一当上北部尉，他就以违反夜间外出禁止令为由，逮捕并杀了颇受灵帝宠爱的宦官的叔叔。由此，曹操与自己宦官亲戚的圈子划清了界线，进而加入了清流派官僚的行列。

10 曹操
三国争雄之胜者，“乱世之奸雄”

黄巾之乱爆发时，曹操的任地谯县正好与颍川的东部相邻，他配合皇甫嵩、朱儁讨伐颍川的黄巾军。在这个过程中，曹操收编了部分黄巾军，扩大了军事力量。同时又任人唯才，广泛罗致人才，在颍川一带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随后，他又把献帝迎到颍川郡的中心许都（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逐步掌握了实权。到了晚年，曹操又把女儿嫁给献帝为后，成了汉王朝的外戚。也就是说，在曹操一个人的身上聚合了后汉宦官、外戚及豪族文化人这三种互不相容的势力。难怪说曹操是奸雄，他能够成为三国争斗的胜者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曹操没能等到篡夺政权的那一天就不幸离世。

看相的流行

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的许劭是看相评论人物的名手。当时在一些社会名士之间流行看相，也就是通过看相来推测人的能力和性格。当时普遍认为容貌是反映人的能力及人格的一面镜子，人们对外表长相都很重视。这种向往高贵容貌的风潮与当时社会名士的贵族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相貌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对相貌的重视，说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相貌所反映的能力、性格等已经有相当细致的分析。对个性的发现，是这个时代的又一个重要的风潮。

许劭和他的堂兄许靖每月一日决定一个主题，频繁地进行人物品评。他们的评论甚至对名士社会的各种传闻及官吏的提升选拔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魏的官吏录用法——九品官人法等，都和这种盛行的人物品评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颍川是名士聚集的地方，许邵兄弟就生活在颍川南边的汝南。因此，他们的人物品评被称作“汝南月旦评”（月旦也就是每月一日的意思）。直到现在，人们还把人物评论叫做月旦。

曹操一族的墓

1974年，在安徽省亳县的城南一带发现了一个古墓群。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些古墓是曹操先祖父辈的墓。亳县位于汉代的沛国谯县，也就是曹操的故乡。古墓共有十多座，因损坏严重，被葬者身份的考证难度很大。但后来从古墓中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当时只有诸侯高官才可以享用的陪葬品。由此推测出这些古墓里有曹操的父亲曹嵩、祖父曹腾的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古墓里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砖。据推测，这些文字很有可能是由当时的造墓工匠刻上去的。这些文字有很多是“会稽曹君”、“故颍川……曹褒”、“长水校尉曹炽”、“吴郡太守太守曹鼎”等曹氏一族的名字。曹褒是曹操的堂弟、名将曹仁的祖父，曾任颍川太守。曹炽是曹褒的儿子，也就是曹仁的父亲。会稽曹君是指曹炽的弟弟、曾任会稽太守的曹胤。曹鼎是曹操的族子、名将曹休的祖父。

11 曹氏家系图

看得出来，曹操的一族在谯县是很有势力的大豪族。继祖父曹腾之后，仍然高官辈出，特别是在当时名士聚集的颍川、孙坚的故乡吴郡、会稽等地都有过出身曹氏一族的太守。这对后来曹操在身边聘用大量颍川出身的名士，又与孙坚一族联姻并对吴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从这些砖刻文字里还发现了许多表达工匠们内心不满的字句，其中有“仓（苍）天乃死”这样与黄巾军口号很类似的字样，还发现有“倭人”的文字。此墓出土时曾一度成为很受关注的话题，但后来经过专家考证认为这些都属于误认。不过，由于这些文字使用了隶书、楷书、草书等字体以及当时的避讳等，成为书法史的贵重资料。

12 银缕玉衣
曹氏墓出土。估计为曹操父曹嵩或祖父曹腾。选自《三国志展纪念图录》（中国画报社，1987年）

13 曹氏墓
在当年的谯县，现在的安徽省亳州市

14 “会稽曹君”刻印
拓本。为曹氏墓出土砖刻

南方的青年武将——孙坚

孙坚出身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市）。富春位于吴郡的最南边，东邻会稽郡郡府山阴（今绍兴市）。这一带是当时汉族移居的最前线，由此以南的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全域还处于未开发地区。作为都城来说，富春理所当然是处于偏远的不发达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不仅从有史以前就存在不同于黄河流域的独特文化，而且有铜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正是因为这种开垦地特殊的环境形成了孙坚勇武豪放的性格。《三国志》里对孙坚的父亲只字未提，可见孙坚不是什么大家出身。

15 孙坚
37岁战死。子孙策、孙权继承遗志

在后来六朝时代的小说《幽冥录》里有如下叙述：孙坚的父亲孙钟，年轻时因家贫在家种瓜。有一天，有过路人讨瓜，孙钟热情款待。没想到，这位过路人原来是神仙的化身。为感谢孙钟，神仙提出两条让他选择，要么让他的子孙代代做诸侯，要么只做几代皇帝。孙钟选择了后者。这虽然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多少与孙坚的身世有关。他与曹操不同，和宦官、外戚、豪族文人这些王朝的中枢势力完全没有关系。顺便提一句，上述的这则故事，在日本被收入儿童读物《蒙求》和室町时代的说话集《三国传记》里，广为人知。

孙坚年轻时，一次偶然遭遇海贼。他毫不胆怯，单枪匹马击退海贼，从此远近闻名。紧接着，他又在镇压会稽“阳明天子”的宗教反乱中大显身手。黄巾之乱爆发后，他跟随同乡朱儁在颍川以南的汝南、南阳等地作战，平息了暴乱。从此孙坚名声大振。之后，孙坚又赴西部凉州讨伐叛乱，在这里孙坚与董卓遭遇。当时董卓因违反军令待罚，孙坚进言斩董卓，但未被采纳。如果按孙坚的进言杀了董卓的话，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了。董卓后来挟持皇帝专权横暴，孙坚在攻打董卓的战斗中也留下赫赫战果。初平二年（191），孙坚率兵攻打荆州刘表，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死。年仅三十七岁。

16 孙氏家系图

孙坚的儿子孙策，在性格上继承了其父的热血豪放。孙坚转战北方不幸战死后，孙策主要把故乡的吴郡、会稽郡一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吴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孙策二十六岁时也不幸遇刺身亡。孙策的弟弟孙权，对父兄的死于非命很是忌讳。吴国建立以后，孙权就安分守己地专心经营国家。

吴是三国中武人色彩最强的政权。为争夺汉王朝正统后继者的地位，魏、蜀之间互相敌对。吴避开争端，时而服从于魏，时而与蜀结盟，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对江南土地的开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吴在三国中最晚称帝，又持续最长，和它的这种处世哲学有很大关系。

17 刘备
自称前汉景帝后裔

浪子英雄——刘备

刘备出身幽州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自称是前汉第六代皇帝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后裔。不过刘备的这个皇族身份水分很大。因为中山靖王据说孩子超过一百二十人，依此算下来他的子孙后裔要达五万人以上。刘备的祖父据说当过县令，但他的父亲没做过官,只是一个普通人。刘备年轻时拜同乡的大学者卢植为师。但是他天性厌恶学习，热衷斗犬、赛马，爱音乐，喜好穿着打扮，是公认的花花公子。但他重义气有人望，手下聚集了不少年轻人。

按《演义》的记述，黄巾之乱爆发时，刘备在幽州参加义兵，结识了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义兄弟。刘备不仅跟随皇甫嵩、朱儁以及老师卢植讨伐黄巾军，而且表现出色。不过，这些内容除了刘备带手下在幽州加入义兵也许是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演义》的杜撰。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三国志》注引用的《典略》里有这样的记载：刘备的第一仗是在幽州参加镇压张纯反乱。《典略》还说，在对战中，刘备负伤，靠装死才勉强逃了一命。而实际上，黄巾之乱爆发时，曹操和孙坚一直跟随讨伐军统帅皇甫嵩、朱儁转战各地，立下战功，并崭露头角。与曹操、孙坚相比，刘备只不过在幽州参加了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即使不考虑他年轻曹操、孙坚六岁这一优势，我们还是很难找出刘备登场有什么英雄之举。

18 刘氏家系图

与刘备关系不错的，是一起求学于卢植手下的师兄公孙瓒。公孙瓒后来割据幽州，与袁绍连年混战。最后因败给袁绍而自杀。据《三国志》注引用的《英雄记》说，公孙瓒厌恶士族，多与巫师、商人结拜兄弟。桃园结义很有可能是以公孙瓒为原型的。《演义》说，桃园结义后，中山的马贩子为三兄弟提供了资金援助。这事倒是不假，因此可以看出刘备、公孙瓒都与商人、游侠之辈关系不浅。就连关羽也是杀了人被通缉的逃犯。可见，结拜兄弟这事情本身就是商人、游侠之辈特有的习惯。

所谓商人、游侠实际上都是一些无家游民。而刘备也有流浪（落荒）英雄的别称。刘备经历曲折，在军阀混战中，他屡遭挫败，四处流落。起先刘备做高唐县令时，兵败出逃，在公孙瓒手下避难。之后又投靠徐州牧陶谦。陶谦死后，虽继承了陶谦的地盘，又兵败于吕布投靠到曹操手下。之后又与曹操反目出走，寄身袁绍篱下。眼看袁绍将要败给曹操，刘备又投奔荆州刘表。刘表死，荆州告急，刘备这次投靠了孙权。孙刘联手在赤壁大败曹操，占领了荆州。但与孙权关系紧张，刘备又离开荆州，向西进军，从刘璋手里夺取了蜀。这次刘备总算找到了落脚之地。从北逃到南，从东逃到西，与其说刘备是流浪英雄，不如说他是落荒英雄要来得更贴切。后来毛泽东指挥的长征，大概是历史上唯一能与刘备大逃亡匹敌的一次壮举。不过刘备就像一个不倒翁，他逃而不亡，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还越活越茁壮。三国之中，在异乡建国的只有刘备一人。

因为身处他乡，刘备能够依靠的乡党亲戚几乎没有。曹操和孙权身边都有很多同乡的部下、兄弟或亲戚之类。刘备没有兄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也没有别的亲属（正因如此也少了魏和吴的那些血肉之争），同乡的部下也只有张飞和简雍两人。要把这么一个既没有地缘关系又没有血缘关系的松散集团凝聚起来，只有靠大义了。这个大义就是：实现汉王朝的复兴。不打倒魏就不能实现统一，北伐成了蜀这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命运。与吴开发江南的战略截然相反，蜀如果放弃北伐，那么它也就失去了作为国家存在的理由。但是，既无地缘又无血缘，仅靠大义聚合在一起的组织毕竟是脆弱的。何况所谓的大义也已经相当褪色了。最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不能改变蜀的命运，蜀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曹操、孙坚（孙策、孙权）、刘备等人出身性格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共通点：对后汉末期的统治阶层、士族来说，他们都游离于主流之外，属于社会的少数派。这实际上也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写照：三国最终没能实现统一，三国时代也只能是从汉到南北朝的一个过渡时期而已。

第二章

群雄割据

走向霸权之路

董卓的专横

读过《演义》的人，如果要问谁是这部书里最大的反面人物，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董卓。曹操虽然也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他还有好的一面，是一个有魅力的反面人物。董卓这个人既傲慢又残忍，打仗又打不过黄巾军，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这一点不仅小说这样写，史书也一样。那么像董卓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为什么能那么得势呢？董卓出身于陇西郡临洮（今甘肃岷县），那里是羌族和汉族杂居的地区。董卓和羌族的关系很密切。当时指挥镇压黄巾军的皇甫嵩，就出生在临洮北边的安定。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是镇压羌族反乱的功臣。羌族的反乱在后汉末期已经是威胁王朝存亡的大问题。董卓对出自名门的皇甫嵩无疑怀有很大的自卑感。征讨黄巾军时，董卓屡战不胜，而皇甫嵩却战功显赫。后来，在平定凉州人王国反乱时，董卓与皇甫嵩意见完全对立，但最终还是皇甫嵩占了上风。因此董卓对皇甫嵩的嫉妒越来越深。

黄巾之乱被镇压平息之后，各地的反乱如燎原之火，以凉州的韩遂、边章、王国等人的反乱为开端，在东北辽东有张纯、张举联合乌丸族反乱，张举自称天子。在四川有马相自称天子造反。太行山一带的黑山军等农民武装势力（黑山贼等盗贼团伙）也猖獗之极。除了各地此起彼伏的反乱，朝廷里也险些发生企图废灵帝夺权的事件。局势很不安定。当时也有人撺掇皇甫嵩篡权，被为人正直的皇甫嵩严词拒绝了。

为对应各地的反乱，皇族刘焉提议强化各州刺史的权限，称为牧。刘焉任益州牧，同为皇族的刘虞任幽州牧。可是后来，刘虞被袁绍利用，差点儿当上皇帝。而刘焉也在四川野心勃勃地做起了自己的皇帝梦。不可思议的是，这时真正的皇帝灵帝却以无上将军的称号举行了阅兵式。可见，后汉王朝已经到了威信扫地、摇摇欲坠的危险阶段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董卓一直伺机篡权，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深知要篡权，在地方造反不如直接进入中央控制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篡夺王朝大权的最古典的手段。而这个机会终于被董卓等到了。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何皇后所生的少帝即位。外戚何进掌握了实权。袁绍这时进言，建议何进抓住时机一扫宦官势力。何进犹豫不决，袁绍又进言招外地军阀进驻京师，打压宦官势力。何进于是招驻兵并州的董卓入京。在这之前，董卓对朝廷的召唤总是敷衍搪塞，能逃就逃。这当然是为了保存实力，伺机篡权。他对黄巾军的屡战屡败，大概也是同样的用意。

不过，这次董卓非常爽快。他立刻率兵奔赴京师洛阳。可是董卓的兵还在路上，何进就因消息走漏被宦官杀了。这时，袁绍乘机把宦官势力一网打尽。董卓就是在这个外戚宦官同时被消灭的权力空白中进入洛阳。他接管何进麾下的军队，转眼间就掌握了实权。

董卓首先废少帝，立少帝异母弟陈留王为帝。这就是后汉最后的皇帝献帝。为了赢得作为后汉统治阶层的儒教官僚和豪族的支持，收买人心，董卓又对窦武、陈蕃等受党锢迫害的清流派文人恢复名誉，并重用他们的子孙。之后董卓自任为相国。相国是皇帝之下，百官之首。然后又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刘表为荆州牧。这为后来的群雄割据铺垫了道路。因（曹操、袁绍等）反对势力在东边集结，董卓于是挟献帝迁都长安，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但不久东方反对势力因内部不和而瓦解，董卓篡夺皇位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时，董卓被自己最信赖的部下吕布所杀。

董卓与曹操的共同点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董卓暴虐无道，做尽了坏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法，后来被曹操继承并发扬光大。曹操把献帝迎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独占权力，伺机篡夺皇位。但就在梦想将要实现的时候，曹操不幸病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和曹操都很重用清流派文人。据《三国志》等书的记载，董卓为罗致人才，对知识界软硬兼施，甚至加以恐吓要挟，不择手段。就连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人蔡邕都是被逼无奈只好应命的。但是董卓被杀时，蔡邕却为董卓悲哀痛哭。蔡邕因此被处以死刑。这说明董卓虽然一贯为人横暴，但在知识界还是赢得了一定人望的。董卓的父亲曾在清流派文人聚集的颍川当过官吏，董卓也许因此对知识界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

董卓和曹操对清流派文人及官僚都多少怀有自卑感。控制知识界，把皇帝作为傀儡的做法，可以说是这种自卑感的产物。曹操是否有意地模仿董卓，这无从可知，但结果是两者所采取的手法非常相似。只不过董卓以失败告终，而曹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历史的记述往往是对失败者加以夸大丑化。史书上对董卓残忍横暴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不排除有夸大的成分。总之，从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沦为傀儡的时候起，后汉王朝实际上就已经灭亡了,这也是三国的开端。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

董卓进入洛阳掌握实权后，曹操、袁绍以及袁绍的异母弟（一说为从弟）等人都先后逃离洛阳，在东边揭起反旗。这是初平元年（190）元月的事情。《演义》称之为十八路诸侯军。书中把讨伐董卓描写成正义对邪恶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十八路诸侯本身就是《演义》的一个虚构。这里面有名字的公孙瓒、孔融、陶谦、马腾等人实际上都没有参加联合军。另外，《演义》里说响应曹操的号召，十八路诸侯集结陈留。但实际上冀州牧韩馥屯兵河北的邺。渤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黄河北岸的河内。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张邈之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另外还有破虏将军鲍信（据《三国志·武帝纪》等记载，这时鲍信的官职为济北相。但鲍信任济北相是后来由曹操推举所为）、奋武将军曹操这七路大军驻屯陈留郡的酸枣。豫州刺史孔伷驻兵陈留以南的颍川。而后将军袁术及部下孙坚则在更南边鲁阳驻兵（参照图19）。

这些诸侯联军的盟主为袁绍，驻屯酸枣的主力军由张邈指挥。张邈是当时被称为“八厨”的清流派文人集团的一员。这些关东诸侯实际上就是清流派官僚的联合。自古以来，在中国常说“关西出名将，关东出名相”，这里所说的“关”就是函谷关。函谷关大致在洛阳与长安的中间位置上。以函谷关为界，关东与关西在气候风土、民情风俗上大不相同，关西在军事上一直处于优势。但是由于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关西的军阀势力表面上对关东文人势力表现得很服从，但在根本上两者还是处于一种敌对关系。因此关东诸侯与董卓的抗争，并不是什么正义对邪恶的抗争，而是关东、关西两大势力的对抗。实际上当时身处长安，一直与董卓处于竞争关系，但又同属关西出身的皇甫嵩就没有参加关东诸侯的行动，而是听从了董卓的命令。《演义》里把关西军阀之一的马腾写进十八路诸侯之中，这完全不合情理。

19 与董卓军对阵的关东诸侯

看到关东诸侯大军集结，董卓当机立断实行迁都，把献帝从洛阳迎到长安，自己却留在洛阳。《三国志》认为，这是董卓畏于关东诸侯兵力强大而西逃。但实际上，关东诸侯的集结给了董卓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乘机把皇帝挟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对董卓来说，关东诸侯只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在军事上毫无经验，董卓根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而且诸侯内部也存在不少矛盾。像袁绍、袁术兄弟，因袁绍为庶子，袁术为嫡子，两人历来不和，对付董卓的步调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一致。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东诸侯集结屯兵连日大摆宴席，并不积极攻打董卓。最后只有王匡、曹操、袁术以及孙坚与董卓军交战。这里面只有孙坚取得了胜利。其余的都大败而归。

顺便提一下，按《演义》的描写，刘备、关羽、张飞这时随公孙瓒参战，并且大显身手。关羽刀斩董卓部下华雄，三兄弟虎牢关大战吕布等等。但这些都是《演义》虚构的内容。实际上公孙瓒和刘备根本就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诸侯联军，华雄不是被关羽而是被孙坚的部下所杀。

前面提到，诸侯军连日大摆宴席，按兵不动。曹操对此大为不满，从酸枣孤军出击，在酸枣西边的荥阳与董卓军交战，大败而归。按《演义》的记述，曹操是在追击由洛阳向长安败退途中的董卓，在荥阳遭埋伏吃了败仗的。但是，荥阳在洛阳的东边（参考图19），董卓从洛阳往西边的长安逃跑的话，不可能经过荥阳。这个错误的设定说明，《演义》的作者对这一带的地理并不熟悉。《演义》在地理关系的记述上，有关南方的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有关北方的记述错误很多，可以想象作者很有可能是南方人。

天下大乱

曹操崭露头角

因缺乏粮草，持续了一年多的诸侯联军也就自然解散了。这期间诸侯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先有袁绍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被曹操反对。袁绍并不罢休，又从冀州牧韩馥手里夺取了冀州。另外刘岱和桥瑁反目，刘岱虽然杀了桥瑁，但他自己又在与青州黄巾军残余部队的交战中被杀。这些内部斗争无疑暴露了诸侯联军的松散体制。而曹操正是钻了这个松散的空子崭露头角的。

曹操虽然与袁绍、张邈等联军将领关系紧密，但作为宦官的孙子，他在联军里的地位并不高。他首先积极采取行动，攻打董卓。虽然失败，但他因此崭露头角。刘岱死后，鲍信看中了曹操的才能，推荐他作了兖州牧。不久曹操击败黄巾余党，收编降兵三十余万，挑选精锐编为“青州兵”。曹操逃离洛阳的时候，手下只有五千左右的兵力，后来虽然在扬州又募集了四千左右的兵力，但不少在中途就开了小差。三十余万兵力对曹操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曹操因此一跃而出，成了与袁绍平起平坐的一大势力。后来，他又把跟随袁术、孙坚的颍川黄巾余党吸收编入到自己手下。

这时，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有颍川出身的名士荀彧、东郡的程昱投到曹操的幕下。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曹操得力的谋士。后来因荀彧举荐，又有颍川名士荀攸、钟繇、郭嘉等人投靠曹操。就是这样曹操一面取得了以颍川为中心的文人、官僚的支持，同时又大量收编黄巾余党，逐步扩大地盘，为夺取天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曹操招降黄巾军残余，编“青州兵”是在初平三年（192）十二月，而这一年的四月在长安董卓被司徒王允和吕布刺杀。董卓的部下郭汜和李傕又杀王允为董卓报仇。吕布弃长安东逃而去。不久郭汜与李傕反目，两军大打出手，长安陷入混乱之中。西边的这种混乱，正好给曹操在东边专心经营地盘创造了好条件。另外，这一年的一月，孙坚在与荆州牧刘表部将黄祖的对战中战死。

吕布逃离长安以后，先投靠南阳的袁术。后又寄身于河北袁绍篱下。但是他走到哪儿都被人怀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吕布是长城以北五原郡人，当初在并州刺史丁原手下为将，后来他被董卓收买，杀了丁原，认董卓为父。这次他又背叛了董卓。袁绍、袁术对他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吕布之所以投靠袁绍、袁术，是想以杀董卓作为资本来讨好袁氏兄弟。袁绍、袁术逃离洛阳后，留在洛阳的袁氏一族被董卓抄杀殆尽。吕布以为杀了董卓，替袁氏兄弟报了仇，就能取得他们的信赖，但他的想法完全落空了。

吕布无奈，只好投奔曹操的根据地兖州。当时曹操因父亲曹嵩被徐州牧陶谦的部下所杀，正率兵攻打徐州。曹操借口报父仇，在徐州一带大肆屠戮，其穷凶极恶为董卓所不及。这时，留守兖州的是当年诸侯联军将领、曹操的盟友张邈。张邈乘隙背叛曹操，正好又有吕布到了兖州，两人联手反曹。曹操一时间陷入绝境。多亏有谋士荀彧和程昱的尽力，曹操经历苦战最终化险为夷。

吕布与刘备的共鸣与背叛

吕布败给曹操后走投无路，最后来到徐州。这时徐州牧陶谦已病死，刘备接管徐州。在这之前刘备靠公孙瓒的照顾，在各地做地方下级官吏，这次他接替陶谦统管徐州，终于在历史的舞台上出头露面了。吕布见到刘备，对刘备说，我们都是出身偏远的人，还叫妻女出来拜见刘备。同为乱世求生的落荒英雄，吕布无疑从刘备身上感到了强烈的共鸣。刘备肯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但也正因境遇相同，刘备始终不能信任吕布。而实际的结果是，刘备攻打南方袁术之时，吕布乘隙夺了徐州，两次抓刘备的妻儿为人质。刘备被迫投靠曹操。

吕布在刘备与曹操之间反复无常。曹操和刘备忍无可忍，起兵攻打吕布。吕布遭部下暗算，被活捉。吕布对曹操说，只要两人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天下。曹操心动，问刘备如何。刘备进言说别忘了丁原、董卓的下场。曹操于是下令将吕布缢死。临死前吕布怒视刘备，大骂刘备是最不讲信用的人。在充满了背信与复仇的乱世里，这也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无情可悲的一幕。

吕布是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猛将，他手持画戟，坐下赤兔马的飒爽英姿被人们称赞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在《演义》里吕布的勇猛甚至在关羽之上。吕布的坐骑赤兔马后来由曹操赠送给关羽，成为关羽形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创作而已。赤兔马应该是从一而终，最后与主人同归于尽了。

天下形势与远交近攻

曹操把吕布赶到徐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196）七月，献帝一行冒死从混乱不堪的长安逃回洛阳，实现了时隔六年的还都。但是洛阳已被董卓放火洗劫成废墟。这时，因颍川的黄巾军残党与袁术勾结，曹操在颍川郡中心地许昌驻军讨伐。得知献帝还都，曹操于是迎献帝到许昌。对此，曹操的部下里反对意见很多。因为一是献帝本来是董卓拥立的皇帝，像袁绍就极力主张另立皇帝。二是逃回洛阳的献帝连皇帝的体面都已经难保了。但是荀彧进言，掌握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实际上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曹操最后采纳了荀彧的意见，决定保护献帝。和董卓一样，曹操从此得到了借皇帝名义号令天下的大义。曹操也因此在群雄相争的混战之中取得领先地位，为后来夺取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建安元年的天下形势是这样的：首先在北方的辽东有公孙度自立王国，往南在幽州（现在的北京一带）有公孙瓒割据，而并州、冀州、青州的广大区域是袁绍的势力范围。黄河以南的兖州、豫州、司州东部（洛阳一带）是曹操的地盘。袁绍和曹操之间有董卓任命的河内太守张杨，张杨在献帝逃离洛阳时曾提供粮草支援。在曹操南边的南阳有董卓过去的部将张济的侄子张绣占据，这个张绣曾经给过曹操以沉重的打击。另外，在东南部的徐州有吕布，再往南，扬州北部有袁术。与扬州隔江而望的吴郡成为孙策的根据地。长江中流的荆州，上流的益州各由刘表、刘璋两个皇族支配。益州北部的汉中有五斗米道教主张鲁建立的宗教王国。北边的凉州有韩遂、马腾等大小军阀盘踞。司州西部（长安一带）郭汜与李傕依然争斗不休（参照图20），正是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20 建安元年（196）军阀割据图

这中间，比如说袁绍、袁术兄弟，两人历来关系很僵。于是袁术联合与袁绍处于敌对关系的公孙瓒，而袁绍也不是等闲之辈，立即联合袁术的敌手刘表进行对抗。这种为进攻眼前的敌人而去和敌人背后的敌人结盟的远交近攻的方法，从战国时代以来，就一直被作为外交的基本战略，到了三国时代也被继续沿用。后来的魏吴蜀三国间的攻防也是以远交近攻为基本战略展开的。

谶纬与玉玺、袁术的即位

建安二年（197）的正月，袁术称帝。袁术出身四世三公的士族豪门，本来应该是政权中枢的栋梁人物。袁术的即位是后汉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袁术即位时，据说是利用了预言书上一句话“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的字为公路，“术”与“路”同意，“涂”通“途”，也有路的意思。所以“当涂高”说的就是自己。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对袁术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这里所说的预言书也叫做谶纬。“谶”也就是对未来的神秘预言，“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当时为传授圣人之道，除了利用儒家经典，还编集了用预言解释儒家经典的“纬书”。在后汉，自始祖光武帝利用预言书即位以后，谶纬思想非常流行，假托孔子之名编造的谶纬书也大量出现。就连郑玄这样的儒家经典注释的集大成者也为谶纬书写起了注释。可见谶纬对了解后汉的政治、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魏蜀吴三国的王朝创始和皇帝的即位，都离不开谶纬的预言制造舆论。预言书的语句神秘而暧昧，可以由人恣意解释。到了魏建国时，因为“魏”通“巍”，有“高”的意思，这时“当涂高”又被解释成指“魏”。

袁术称帝除了利用谶纬造谣，还因为他仗着手中有一块传国的玉玺。这块玉玺出自秦始皇之手，汉朝的皇帝代代相传。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玉玺在袁绍诛杀宦官的混乱之中丢失。董卓纵火焚烧宫殿，从洛阳撤退后，孙坚进入洛阳，在化为废墟的宫殿的一眼井里找到了这块丢失的玉玺。后来袁术把孙坚夫人押作人质，硬从孙坚之子孙策手中夺到这块玉玺。皇帝即位不能没有玉玺，到刘备即位时，相传它又被从汉水的河底找到了。不过这大概不是真东西。后世也经常有伪造玉玺的事情发生。到了明代还出现了一本以玉玺的流传为中心而写的三国历史故事《三国志玉玺传》。

袁术的称帝是他性急无谋的一大失算。他因此搞得众叛亲离，内外交困。最后袁术走投无路，只好去投靠与他关系很僵的袁绍。但是还在半路上，袁术就病死了。袁术的势力就此分崩瓦解。玉玺后来经被袁术扣留的徐璆之手又重新回到汉王朝手中。袁术的家族也被孙策抓获，女儿给孙权作了后宫。

官渡之战

曹操与袁绍的直接较量

曹操手中虽然控制了献帝，在群雄之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但他的地盘位于群雄割据的中心，四方受敌。于是他首先怀柔远方的韩遂、马腾，取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消灭了一直与他为敌的吕布以及张杨的后继眭固。这之前郭汜、李傕已被歼灭，张绣也投降了曹操。曹操周围的董卓势力基本上被一扫而光。而这时袁绍在河北攻打公孙瓒，公孙瓒兵败自杀。袁术也病死。这样到了建安四年（199）八月，袁绍和曹操在黄河两岸直接对峙，冲突已到了不可避免的时候。这一年的秋天双方拉开大战帷幕。第二年，即建安五年十月，在黄河南岸的官渡，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决战。

当时袁绍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而且北方的公孙度和西方的韩遂、马腾等都采取中立的态度，袁绍不存在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对付曹操。与此相比曹操的条件就很不利了。他背后有与袁绍有同盟关系的刘表，还有虽与刘表敌对但却野心勃勃的孙策，曹操随时有受后方攻击的可能性。曹操于是派卫觊为使者前往与刘表敌对的益州刘璋处，想策动刘璋从侧面牵制刘表。可是卫觊因道路不通，只到了长安就不能前行了。祸不单行，这时献帝又恐于曹操的专横，下密诏令外戚董承暗杀曹操。虽然这个阴谋因消息泄漏而失败，但又有刘备伙同董承一党在徐州小沛起兵反曹。曹操立即采取行动击破刘备，刘备逃奔袁绍而去。留下来的关羽敌不过曹操，只好投降。曹操又派臧霸（先为陶谦部将，后与吕布同伍，吕布被杀后投降曹操）占领袁绍在黄河南岸的地盘青州，消除了袁绍由侧面袭击的后患。

21 官渡之战
曹操战胜袁绍，奠定平定河北基础

22 官渡古战场
河南省中牟县。因多次黄河泛滥地形有所变化，但是此地当无疑问

这之前，在荆州南部的长沙太守张羡策应曹操举兵攻打刘表，刘表受到牵制，不能与袁绍共同对付曹操。而这时，正准备乘虚袭击许都的孙策遭暗杀身亡。这样曹操的后顾之忧也自然消失。虽然袁绍又怀柔盘踞许都南边汝南的黄巾残党刘辟，并派刘备到汝南合流以搅乱曹操后方，这一行动也被曹操一举粉碎。

曹操在排除了种种不利因素后，在官渡迎击袁绍的进攻，最终以少胜多取得了全面胜利。曹操的胜利与袁绍集团的内部不和有很大的关系。在围绕攻打曹操的问题上，袁绍的谋士们意见不一，互相牵制。而这些谋士本身都是一些官僚士大夫，代表着不同地域、不同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袁绍虽然手下有很多谋士，但他却不会用人，这也是袁绍失败的最大原因。谋士许攸的叛变最具有代表性。曹操正是采用了许攸的计谋，对袁绍的粮草屯集地乌巢发动了奇袭，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关羽的传说：“过五关斩六将”

《三国演义》在对官渡之战的描写里，表现得最英勇善战的莫过于关羽了。关羽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威名大振。他谢绝曹操厚遇，回归刘备的行动体现了他重义的英雄美学。但实际上，关羽斩的只有颜良一人。而且颜良是在听寄身袁绍处的刘备说关羽是来投奔袁绍，对关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关羽斩杀的。所以对关羽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佳话。

关羽在寻找刘备的路上，过了五道关卡，斩了曹操的六员部将，也就是《演义》里有名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这段故事后世还被作为戏剧上演。但这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创作。而且关羽不从许都到河北的袁绍处寻找刘备，却绕道相反方向的洛阳、荥阳，这显然不合理（参照图21）。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曹操与董卓交战时，荥阳被错误地放在洛阳的东边。到了关羽时，荥阳的位置又恢复正常了。这一点也说明了《演义》的完成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总之，《演义》里有关关羽的故事，包括前述的赤兔马的例子，与史实无关的虚构很多。这与后世的关羽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被圣人化了的英雄破关斩将的故事，在民间传说里随处可见。在日本义经的《劝进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曹操的屯田制度

官渡之战时，由袁绍阵营叛逃曹操的许攸曾问过曹操还有多少军粮供给，曹操谎称还有一个月左右的粮草，但实际上所剩粮草仅够维持一天。曹操的这个谎言当然没能骗得过许攸。对曹操来说保证战争持续的最大问题就是军粮问题。曹操在艰苦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军粮的供给，这要归功于他所推行的“屯田制”。

23 青梅煮酒论英雄

黄巾之乱以来，连年的战乱使北方人口骤减、土地荒废，同时出现了大量的难民。这一时期，在北方的幽州、南方的荆州以及西方的益州数十万至近百万的人口为躲避战祸而流出。曹操统治下的中原一带也因此人口流失，生产荒废。作为诗人曹操在诗中写到“生民百遗一”（《蒿里行》）以形容当时的惨状。“百遗一”虽然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有文献记载说当时的人口只有东汉最盛期的十分之一（《三国志·张绣传》）。募集劳力，恢复生产成了曹操政权的当务之急。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并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一带设置屯田。曹操首先募集流民，把无主和荒废的土地分给他们耕种。还提供耕牛、农具，采取集体从事生产的方式，国家向屯田民征收租税。这一措施在许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于是曹操又在各地推广这个经验，各郡设置典农中郎将，各县设置典农都尉，以不同于一般地方行政系统的组织与编制进行管理。说白了也就是国营集体农场。它和社会主义中国推行的人民公社也有相似之处。从西汉武帝时就开始兴办屯田，但那都是在偏远地区由兵士从事生产劳动。在内地如此大规模的民屯，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时期有过。

起初屯田民只按租用官牛的头数缴纳租税，这是因为无主农地来源非常丰富。后来剩余农地越来越少，官府采用了分给屯田民一定数量的土地，对土地的收获直接课税的方法。租税按规定使用官牛者，官六民四，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百分之五十的租税率看上去似乎很高，这和东汉当时的租率不相上下。但屯田民没有兵役、劳役等负担，在政府的庇护下能够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政府也因此获得稳定的收入。屯田制度是一项有利于官民双方的合乎事宜的政策。

后来，建安十八年（213）， 曹操又采纳司马懿的建议，在与吴交战的淮河流域、与蜀接壤的关中地区施行了军屯。军屯在生产效率上进一步得到提高。由于施行屯田制,确保了军粮的安定供给，魏在与吴、蜀的长期两面作战中始终保持着有利的形势。吴和蜀也因此效仿魏的做法施行屯田。吴主要在长江流域兴办民屯和军屯，蜀在与魏接壤的汉中施行了军屯。

屯田制在战乱期为恢复生产确保供给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随着战乱的平息，生产力得到恢复，屯田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屯田民处于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没有自由。表面上屯田民没有兵役、劳役负担，但实际上他们常常被强制征用参加各种劳动，一旦有事也被强迫参加战斗。更主要的是屯田这种集团化管理体制束缚了农民的自由，阻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了魏的后期，租率升至官七民三，甚至官八民二，屯田民的不满也日趋高涨。入晋以后，除了军屯，民屯最终被下令废止。在集团化农业的局限性这一点上，可以说屯田与人民公社的失败有着共通之处。

另外，屯田制实行土地公有化，把公有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的做法，与东汉统治阶级的地主豪族的利益相违背。战乱期豪族势力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战乱一旦平息他们的不满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以司马氏为首的地主豪族政权废止屯田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屯田制的实施反映了三国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历史特征。屯田制采用的土地公有和政府直接管理人民的措施，后来被起源于北魏、确立于唐代的律令制下的均田制继承吸收。

赤壁之战

曹操平定河北

袁绍在官渡虽然大败而归，但他在河北一带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依然是曹操的强敌。但是，袁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彼此不和。袁绍的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幼子袁尚。按理应由长子袁谭为嗣，但袁绍偏爱幼子袁尚，想立袁尚为后。于是袁绍令长子袁谭出任青州刺史，次子袁熙出任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幹为并州刺史，只有袁尚留在冀州自己的身边。兄弟之间的不和由此而产生。特别是长子袁谭和幼子袁尚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造成了部下的分裂。参谋审配、逢纪追随袁尚，辛评、郭图追随袁谭，双方互不相容。

废长子另立后嗣，历来都会留下后患。袁绍明知故犯，执意要以幼子袁尚为后，实在是不够明智。不过，不明智的不仅仅是袁绍一人。与袁绍有同盟关系的荆州牧刘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刘表想绕过长子刘琦立次子刘琮为后继，引起兄弟不和，招致了灭亡的结局。后来，这种兄弟间的争权夺利甚至连臣下也被卷入的家庭纠纷，除了刘备的蜀以外，在魏和吴都有发生，成为三国时代政治斗争的一种典型。

就在官渡之战后的第三年，袁绍失意而死。袁绍一死，袁谭与袁尚的对立激化，两者发生冲突。袁谭身为长子却得不到继承人的地位，心怀不满，竟向先父袁绍的夙敌曹操求救。这时，曹操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攻打南方的荆州；二就是利用袁氏兄弟的内讧向北方出兵。

曹操的部下大多数赞成前者，但曹操采纳了荀攸的意见，决定派援军解救袁谭。曹操明知袁谭有诈，但为了笼络袁谭，还让儿子曹整娶了袁谭之女为妻。当然这完全是出于政略的需要，也是曹操笼络对手的惯用手段。

曹操出兵河北，势如破竹，引水灌城攻克了袁尚的根据地邺城。这时，袁谭负约反曹。曹操送还其女进讨袁谭，袁谭战败身死。并州刺史高幹在邺城陷落时也投降曹操，但后来又叛变。曹操派兵讨伐，高幹在逃往荆州的途中被杀。走投无路的袁尚只好逃往幽州投奔袁熙。在幽州又遇袁熙部下离反，袁尚、袁熙同奔辽西投靠乌桓，继续抵抗。不久，曹操北战乌桓，在柳城击破乌桓骑兵军团，乌桓大败。袁尚、袁熙只好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在辽东公孙度死后，由他的儿子公孙康接任太守。公孙康深知与曹操对抗不是上策，于是杀了袁尚、袁熙，献首级于曹操。其间活动于太行山一带的农民武装黑山军头目张燕也投降了曹操，至此河北境下全部被曹操平定。

有关曹操平定河北的叙述，在《演义》一百二十回中只用了三回的篇幅。这多少给人一种平定河北只不过是官渡之战的事后处理之感。但实际上，曹操平定河北全域凯旋邺城，已是建安十三年（208）的正月了。为平定河北耗费了他整整七年的岁月。也就是说官渡之战以后的曹操，其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平定河北这一艰巨的事业里了。可想而知，平定河北对曹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没有回到献帝所在的许都，而是把邺城作为自己新的根据地常驻的理由。邺城在黄巾暴动时曾被黄巾军作为集结地，后来袁绍、曹操又相继以此为根据地，这也说明黄巾暴动的影响是相当之大，是不可低估的。

这一年，曹操在邺城废除三公设丞相职。六月，曹操自任丞相，他称霸天下的梦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至此，在北方能与曹操对抗的，只剩下西方凉州的韩遂、马腾了。而这时，韩、马之间发生内讧，马腾接受怀柔也来到邺城。从官渡之战的胜利到统一北方，曹操度过了他人生最充实的一段黄金时代。此时，曹操五十四岁。曹操回到邺城，立即兴造人工湖玄武池，着手训练水军，为攻打荆州刘表作准备。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丞相的位子还没有坐热，就迫不及待地率大军南下，想一举扫除荆州刘表势力。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迎接他的是赤壁的大败。

孙策、孙权平定江南

就在曹操致力于平定河北时，在南方，孙权也在为巩固江南的统治竭力奔走。孙权的江南统治是继其兄孙策的事业而发展的。孙权的父亲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杀是在初平三年（192），与董卓被杀同年。孙策的死与官渡之战（200年）同年，也就是说，孙策平定江南正好与曹操征伐河南、山东同期。

前面说过，袁绍与异母弟袁术向来不和，自己的三个儿子也手足相煎。孙氏一族与此完全相反，不仅父子、兄弟包括亲戚部下在内，都很团结，关系非常牢固。孙策能在短期间内平定广大的江南地区，当然有赖于他出色的才能与见识，同时也离不开孙氏一族的相互协助和支援。江南地区指长江以南的东部（故也称江东）地区，按当时的行政区域说，也就是扬州。扬州下有吴、丹阳、会稽、豫章四个郡，地域广大，包括了今天的江苏省南部、浙江省、福建省以及江西省的大部。

孙策在父亲孙坚死后，曾归附袁术。他借兵袁术致力于平定江南。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孙策战绩卓著：扬州刺史刘繇败走、吴郡太守许贡被杀、会稽太守王朗战败投降、豫州太守华歆更是不战而降。孙策开朗阔达，言语幽默，深受爱戴。当时人们都以“孙郎”的爱称称呼他，袁术甚至感叹“我要是有孙郎这样的儿子，死而无憾”。后来，袁术称帝（197年）时，孙策反对，与袁术断绝了关系。就此，孙策真正走上了建功立业之路。

24 孙权像
孙权墓又名“吴王坟”，位于南京东郊的梅花山，图为梅花山下的孙权像

孙策的创业得到了孙氏一族的大力支持。他的叔父孙静，在其兄孙坚起兵时，就积极支援，帮助招募亲戚乡党五六百人。后来，孙静一直留守老家寿春，为孙策攻打会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孙策的堂兄孙贲、舅父吴景也为孙策攻打丹阳充当先锋。孙策平定江南，可以说是孙氏一族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在事业一帆风顺发展的背后难免不埋下一些祸根。吴郡太守许贡被孙策攻杀，而孙策则不幸死于许贡部下的暗杀。孙策死后由其弟孙权继业。为巩固政权、安定人心，孙权专心致力于内治。他主要施行了以下两方面的措施。首先，他积极招延人才，除了重用孙策原来的部下张昭、周瑜、程普等人外，还招聘到鲁肃、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等名士加入阵营。武将吕蒙也是被孙权从一般兵士里选拔出来的。孙权重用人才，为事业的顺利发展打下了基础。

孙权着手的第二件事就是镇抚山越。山越也就是居住在南方山地的少数民族，他们是包括从今天的云南、贵州等边境地区到东南亚一带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当时，南方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这些少数民族，汉族的居住地只散在其中。因此，对吴来说，镇抚山越、加强民族融合（后面还要详细提到）是优先于吴魏、吴蜀相争的首要问题。孙权把大量人才投入到这一艰巨的事业中，从江西南部到福建山区的广大区域里成功地平定了山越的反抗。不过，山越的反抗并没有被杜绝，孙权对山越的讨伐后来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曹操对孙氏的怀柔

曹操对孙策、孙权兄弟平定江南，事业稳步发展并不是坐视不管。一是因为离得远，二是因为曹操在北方接连不断地发动战争，无暇顾及南方的局势。当曹操得知孙策平定江南时，心中不安，叹息道“猘儿难与争锋也”。于是，他对孙策采取了怀柔的策略。前面提到过，曹操的族人里有担当过吴郡、会稽郡太守的，因此他对江南的情况比较了解。

首先曹操上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孙权继业后，曹操又上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用官职、称号笼络他们。当然，对孙氏来说，曹操的存在也是不可轻视的。孙策曾专门派部下张纮赴许都，向曹操进呈礼物。这时，曹操把张纮留在许都，还授予官职。孙权继业后，曹操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让他回到孙权身边，想以此怀柔孙权。

不过，曹操最擅长的怀柔手段，还要数他搞政治联姻这一手。曹操对袁绍的长子袁谭就用过这一手。对孙氏兄弟也不例外。建安三年（198），在张纮赴许都献礼之际，曹操就把弟弟（可能是死于张绣之战的侄子安民之父。因早死，名不详）的女儿许配孙策之末弟孙匡。又为儿子曹彰（后来的任城王）娶孙策堂兄孙贲之女。这种政治联姻，一方面起到笼络孙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曹操安插在孙氏家族里的楔子。实际上，后来孙贲之弟孙辅因对孙权的统治感到不安，企图密通曹操，被察觉遭到软禁。到了吴的末期，孙匡之孙孙秀，也就是曹操之弟的外孙，带妻儿、兵士数百人投奔晋。类似这样的事件，赤壁之战时也有发生。可见曹操的这一手是很成功的。

孙策平定江南时，扬州刺史刘繇以及太守许贡、王朗、华歆都是当时的名士。其中刘繇战败而死，许贡被杀，王朗和华歆投降。但这两人都没有跟随孙氏，而是投靠了曹操，后来成为魏的重臣。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的魏是以东汉豪族名士为主体的政权，而孙氏的吴与此不同，它的军人政权的特点非常显著。

曹操与孙策、孙权之间虽然一直互相提防互相牵制，但两者又都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机会制服对方。所以对彼此的统治只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形势在不断变化。首先，孙权通过镇抚山越，大大地巩固了统治基础，开始对外采取行动。他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驻守荆州东部江夏郡的黄祖。黄祖曾射杀孙坚，与孙权有杀父之仇。建安十三年（208），孙权获得黄祖部将甘宁的协助，终于大胜黄祖。黄祖被斩首。孙权又乘胜直取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不用说，孙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自然是荆州的刘表了。而这时，完成河北平定的曹操也积极备战，准备南下攻打荆州。这样，曹操在北，孙权在东，两者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荆州这块土地。就在这关键时刻，刘表病死，荆州成了有虚可乘之地。

“髀肉之叹”：刘备在荆州的岁月

就在官渡决战即将拉开帷幕时，刘备以联合黄巾残党扰乱曹操后方为借口去了汝南，乘机脱离了袁绍。后来曹操进攻汝南，刘备只好投奔荆州刘表处。这是刘备的又一次流亡。如果刘备不离开袁绍，很有可能成为曹操的俘虏，也许连命都保不住。刘备来到荆州，同为汉室后裔的刘表待他以上宾之礼，派他驻守荆州北部的新野。

这时，曹操和孙权都在为巩固自己的地盘，在河北、江南大力发展各自的势力。刘备在新野却无奈地过着无所作为的日子。这期间，刘备打的唯一一仗就是在博望迎击曹将夏侯惇和于禁。刘备用伏兵之计大败曹军。《演义》里这段“博望烧屯”归功于诸葛亮的计谋。但实际上，这时刘备还不认识诸葛亮。

有一天，刘表宴请刘备。席间刘备去上厕所，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因常年骑马而肌肉紧凑的大腿上竟长出一层厚厚的脂肪。刘备不禁感慨落泪。回到席上，刘表见他面有泪痕，就问他原因。刘备说：“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这也就是“髀肉之叹”的典故。

25 刘备马跳檀溪图
（歌川国芳绘）

刘表听了刘备的这番话，既同情刘备的处境，又对刘备的不甘沉沦存有戒备之心。作为一方诸侯，刘表也曾英名远扬。现在他年老力衰，不能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但年龄在刘备之上的刘表已经没有发展势力的野心，刘备劝他乘虚袭击曹操，他也下不了决心。为此，刘备感到十分懊恼。刘表把他的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前面说过，刘表想撇开长子刘琦，立次子刘琮为接班人。夹在两人之间，刘备也感到很为难。

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故事，裴松之注《三国志》里有以下一段叙述：刘表的部下蔡瑁，在以此宴席上想加害刘备。刘备有所觉察，于是假称上厕所，逃离了现场。名马“的卢”跳过檀溪，使刘备得以逃生。这段故事也被写进《演义》里，不过，看得出来这属于一段虚构的情节。在上厕所和骑马这两点上，与刚才的“髀肉之叹”非常相似。这不可能纯属偶然。而且，类似的事情在孙权身上也发生过。魏攻打合肥时，孙权被魏将张辽追赶，孙权策马急奔跨过津桥的故事在《三国志》的正文里有记述，应该说这是真有其事了吧。但是比较两者，说的都是英雄策马跨河脱险的事。在这里，史实与传说的界限非常模糊。不过，即使作为创作，这个故事还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刘备寄人篱下的窘迫处境。

刘备拜请诸葛亮

这一时期的刘备的“静”与曹操、孙权的“动”对照非常鲜明。但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也不是一无所获的。刘备在荆州结识了一位影响他日后人生的重要人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诸葛亮。有关刘备与诸葛亮的相识，《演义》是这样写的：刘备跃马过溪，脱离险境后，与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偶然相遇。刘备从司马徽那里打听到“卧龙”、“凤雏”的存在。但再问二人的姓名所在时，司马徽只是笑而不言。第二天，刘备回到新野，有叫单福的人来投靠。这个单福实际上就是诸葛亮的朋友徐庶。徐庶为刘备出谋划策挫败曹军的进攻。曹操知道后就设计想迫使徐庶离开刘备。于是曹操派人抓了徐庶的母亲，又仿照徐母的字体写假家书通知徐庶。徐庶为救母亲，只好离开刘备归依曹操。临行前，徐庶告诉刘备，“卧龙”就是诸葛亮。因此后来有刘备三顾诸葛亮的故事。

这一段写得迂回曲折，为诸葛亮的登场制造了气氛。当然这些并非全部是事实，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取了虚实糅合的写法。首先，马跃檀溪和偶遇司马徽完全没有关系。史书上记载，司马徽直截了当地回答刘备，“卧龙”就是诸葛亮，“凤雏”就是庞统。另外，徐庶也没有用过单福的别名。徐庶本名福，出身单家（贫寒之家的意思），对这一点，《演义》的作者是借题发挥呢还是曲解其意，这就无从所知了。而且，徐庶跟随刘备基本上与诸葛亮在同一时期。徐庶因母亲被曹操软禁，被迫离开刘备确有其事。但发生的时间在后来刘备逃往江陵的路上。至于曹操伪造徐母家书，这就纯属虚构了。《演义》里的故事，“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清代学者章学诚著《丙辰劄记》），这部分故事尤其有代表性。

26 三顾茅庐
明戴进绘

刘备与诸葛亮相遇的背景，首先因为刘备取代了年老无为的刘表，在荆州的影响与人望与日俱增。再就是刘备本人求贤若渴，十分重视网罗人才。前面已提到过，由于北方连年的战乱，大量流民避难于幽州、荆州、益州等地。这些流民里除了农民以外，还有不少士人学者。当时一些豪族（大多为学者、名士）更是带领全家以及庄园的农民一起移民他乡。特别是荆州，地处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又少战乱，前来避难的士人尤其多。侨居荆州的士人里，司马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司马徽和徐庶都出身于名士之乡颍川郡。而诸葛亮的老家在山东徐州琅琊郡，因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于是随叔父移居荆州。在这里，诸葛亮结识了司马徽、徐庶等一大批流亡的士人学者。

27 诸葛亮隐居地
湖北省襄樊市西部隆中山有牌坊，为清代所建。河南省南阳市也有传为诸葛亮隐居之地

曹操、孙权之所以在乱世之中能够挫败群雄发展壮大，与他们重用人才是分不开的。得力的人才对事业发展固然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否网罗天下名士，更关系到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无疑，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刘备三番五次的失败和辗转使他根本无暇顾及招贤纳士。刘备蛰居荆州的这段时间，虽无所事事，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了招募人才的机会。求贤若渴的刘备通过司马徽结识诸葛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诸葛亮在他隐居的隆中，为刘备指出了三分天下的发展方向。即容忍曹操对北方、孙权对南方的统治，刘备应以取荆州、益州作为与两者对抗的战略方针。刘备在自己坎坷无为的人生里，第一次听到如此透彻的见解。可以说，这是刘备在荆州漫长的寄居生活中得到的最大收获。而这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出乎预料地很快就摆在了眼前。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发生了赤壁之战。

赤壁前夜

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率大军南下准备进攻荆州。就在这时，刘表在荆州病死。刘表的死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次子刘琮接替刘表任荆州牧。黄祖被杀后任江夏太守的长子刘琦，在刘表病危时前来探望，被刘琮拒之门外。兄弟矛盾加深。与袁绍死后的情形非常近似。但这回投降曹操的不是心怀不满的长子刘琦，而是继承了荆州的刘琮。刘琮听从部下意见，不做任何抵抗就投降了曹操。

对曹操来说这可是喜出望外的结果。对攻打荆州，曹操也是做了一番准备的。没想到如此简单地，荆州就落到了自己的手里。不过，这个意外的事态在无形中打乱了曹操的计划。按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的，并没有把孙权当作讨伐的对象。曹操在玄武池训练水军，完全是为了对付荆州的水战。荆州不战而降，使曹操产生了非分之想，他决定乘机讨伐孙权。部下贾诩、程昱劝曹操慎重行事，但曹操不听。曹操这时给孙权的信里写道：“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我奉汉帝之命讨伐罪人，旌旗向南一指，刘琮就投降了。现在我率八十万水军，想与将军你在吴一起会猎。）“会猎”意指皇帝巡幸地方时的狩猎。曹操大有以皇帝自居之意，充分暴露了他企图称霸天下的野心。对于年过五十有半的曹操来说，成就大业更是刻不容缓。

刘琮投降的消息对刘备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刘备慌忙带兵南逃，曹军在后紧追不舍。刘备又一次在混乱中抛弃妻儿，脱身而逃。虽然赵云从乱军中救出阿斗，张飞在当阳长坂坡拆桥喝退曹军，但都不济于事。刘备这次终于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28 赵云救阿斗
勇救刘备独子的忠臣，《三国演义》著名情节。杨柳青年画

刘琮投降曹操，对孙权来说也是意料之外的事件。孙权征江夏杀黄祖，下一步就是想夺取荆州。没想到，荆州的敌手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曹军。面对号称水军八十万的曹操大军，孙权阵营上下震惊。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部下都主张不战而降。就在这关键时刻，孙权的堂兄、豫章太守孙贲策划降曹，甚至准备把儿子当做人质送往曹营。前面提到，孙贲的女儿是曹操儿子曹彰的妻子。曹操派使者授予孙贲征虏将军的称号，使其与讨虏将军孙权平起平坐，意在离间孙权内部的关系。如果孙贲叛变曹操，必然导致孙权阵营军心涣散，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孙坚时代的老部下、吴郡太守朱治自告奋勇，前往豫章说服孙贲，使孙贲回心转意。

面对危机，坚决主张抗曹的是鲁肃、周瑜二人。鲁肃为吊丧刘表在赶赴荆州的途中，得知刘琮投降、刘备南逃的消息。于是改道当阳，与陷入绝境的刘备见面。刘备对自己的前途已非常悲观，打算去南方的僻地苍梧（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落脚。鲁肃劝说刘备与孙权结盟，共同抗曹。对刘备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又一次绝处逢生。刘备立即结束南逃，率兵进入夏口与刘琦的部队合流。而诸葛亮这时随鲁肃来到柴桑，与周瑜一起做孙权的说服工作。他们一一指出曹操的弱点：凉州韩遂、马超仍然是曹操的后顾之忧；曹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曹军号称八十万，但实际只有一半左右；而且曹军不习水战，兵士中又流行疾病等。本来举棋不定的孙权受到鼓舞，决心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29 赤壁之战
曹操沿长江顺流而下，在赤壁与周瑜、刘备军对决，后从陆路败走江陵

曹操遭火攻兵败

这样，曹操、刘备、孙权三个集团在无法预料的局势变化中迎来了赤壁之战。曹操的兵力除了从北方带来的三十万，在荆州又新得的十万，共四十万，实际在前线参加战斗的只有二十万左右。孙权军共有十万兵力，周瑜率领其中精兵五万，直接参加战斗的有三万左右。刘备这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兵力。

30 赤壁摩崖石刻
湖北省赤壁市。面向长江岩壁上的“赤壁”二字，传为周瑜手书

与如此弱小的刘备联盟，孙权军的作战总司令周瑜表现得很消极，在内心更有可能是反对的。鲁肃主张联合刘备，完全是为了利用刘备在荆州的声望。刘琮的突然投降使荆州的舆论一分为二。

反对投降的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这造成了后来荆州本地及侨居士人的分化，有一半人服务于魏，另一半人则服务于蜀。鲁肃认为，吴在荆州缺乏群众基础，只有和刘备同盟，才能获得荆州反曹势力的支持。

曹军的船队从江陵出发，沿江而下，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与周瑜的水军遭遇。曹军初战不利，撤退到北岸的乌林，与周瑜军隔江对峙。而这时曹操军中疾病蔓延，士气日渐低下。

曹军北方士兵居多，不习水战，曹操于是命令船队用绳索把船舰互相牵连起来，以减轻风浪的颠簸。吴将黄盖发现了曹军的这个弱点，就向周瑜建议用火攻战术。周瑜采纳黄盖的建议，让黄盖写诈降书给曹操。善用计谋的曹操竟没看出其中有诈。黄盖选十艘小船打头，船上装满浸满油脂的干柴，外面用帐幕盖好，其他战船随后，由南岸向北岸的曹营驶去。曹军毫无防范，黄盖船队就接近了曹营，然后一齐点火冲进曹操船队。这时东南风大作，曹操的连环船队顷刻间就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曹操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船舰和大半人马，慌乱中收拾残兵败将经华容道向江陵撤退。华容道非常泥泞，行军十分艰难，曹操到达江陵时已狼狈不堪，他留下曹仁驻守江陵，自己匆匆引军北还。

《演义》中的赤壁之战

有关赤壁之战的前后经过，史书的记载大致如此。但《演义》在史实的基础上，把这段历史创作成一组气势庞大的战争故事。这组故事由为黄盖诈降甘受“苦肉计”的故事；庞统诱曹操锁战船巧施“连环计”的故事；曹操的使者蒋干群英会中计，曹操错杀蔡瑁、张允的故事；为求东南风诸葛亮南屏山筑台祭风的故事；曹操败走华容、关羽义释曹操等一系列的故事构成，又以诸葛亮与周瑜的斗智、曹操与周瑜的明争、周瑜与诸葛亮的暗斗等线索穿插其中，各情节的发展此起彼伏，把故事推向高潮。《演义》把赤壁之战描写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使人读到这一段往往不忍释卷。可以说，赤壁之战是《演义》中最精彩的一段描写。但是这些故事情节基本上属于虚构创作。只有蒋干作为使者被曹操派往周瑜阵营这一点是事实。不过时期是在赤壁之战以前，那时曹操为怀柔孙权，常派使者往孙权阵营活动。

这里，史实和小说都记述赤壁之战发生在阴历十一月。我们不禁要产生疑问，在这样的隆冬季节怎么会刮东南风？可是，如果没有东南风，黄盖的火攻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东南风是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显然，《演义》的作者也抱有同样的疑问，因此特意设定了以下的场面来处理这个问题：曹操对担心火攻的部下说，冬天不会刮东南风不用担心火攻，然后让诸葛亮施巫术祭风唤来东南风。但实际上东南风怎么可能是诸葛亮唤来的？

31 在七星坛呼风唤雨的诸葛亮
选自江户时代绘本《绘本通俗三国志》。有关赤壁之战的最有名的作品

另一种说法是，冬至以后这一带偶尔也有刮东南风的时候，周瑜和黄盖恰巧对这个气候的特殊性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事实是否确实如此，谁也无从考证。赤壁之战的开端就出于偶然，那么它结束于偶然刮起的东南风也许并不奇怪。

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间的三国分立的局面基本形成。在这三人以外，虽然还有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凉州的韩遂、马超等地方军阀势力，但他们既没有取得天下的野心也没有夺取天下的实力。军阀割据的时代由此结束。

第三章

三分天下

围绕兵家必争之地荆州的攻防

周瑜的奋斗与英年早逝

从赤壁之战发生的208年到曹操死曹丕即位的220年，是三雄相争愈演愈烈的时期。三者间的攻防主要在三个地域展开：首先在中部，为争夺荆州孙权与刘备相持不下；西部，为争夺刘备入蜀后的汉中，曹操与刘备对峙；在东部，为争夺合肥，孙权与曹操发生冲突。而且这三个争夺战互相牵制、密切相关，我们先来看荆州的攻防。

参考本书封二的地图就会发现，荆州位于中国的中心，相当于中国的心脏部分。由荆州往北经洛阳、太原可达蒙古，往南经交州（广州）可至越南及东南亚地区。作为东西交通大动脉的长江又横穿荆州北部，而且，如果从长江支流的汉水溯江而上，可到达四川盆地北部的汉中。也就是说，荆州正好位于联结东西南北的水陆交通要道之上，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曹操在赤壁大败以后，留曹仁（曹操的堂弟）和乐进把守荆州北部的江陵和襄阳，自己引军北还。周瑜乘胜追击，率大将程普、吕蒙、甘宁向江陵发起进攻，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击退曹仁夺取了江陵。周瑜在战斗中虽身负重伤，但孙权还是任命他为南郡太守，统率以江陵为首府的南郡地区。

就在周瑜指挥大军攻打荆州的时候，刘备乘机占领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周瑜对既成事实只好默认，孙权也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为妻，以巩固同盟关系。

驻守长沙郡的老将黄忠这时也投靠到刘备麾下。就此，荆州七郡被割据，曹操占据了北部的南阳郡，孙权占据了中部长江沿岸的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南部四郡。这种三方割据的状态简直就是三国鼎立的一个缩影。

荆州七郡，刘备虽然占据了南部的四个郡，但南方四郡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武陵蛮等少数民族，经济十分落后。刘备在这里只能得到一个地方军阀的位置。为了实现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大计，刘备必须向西边的益州发展。南郡（江陵）是通往益州的门户，因此刘备无论如何也要把南郡这块军事要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江油口位于南部四郡最北部的长江南岸，隔江与江陵相望。刘备首先改称江油口为公安，把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时刻准备伺机取得南郡的统治权。

32 周瑜
清代画像

对刘备的这个企图，周瑜有所察觉，他当然不会把好容易到手的南郡拱手让给刘备。不仅如此，周瑜和刘备同样，也打着向益州扩张的算盘。刘备知道周瑜不会放手南郡，就亲自去长江下游的京（今江苏镇江）拜会孙权，提出借南郡的要求。刘备为得到南郡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于是他想利用盟友加妹夫的双重关系来说服孙权。周瑜知道刘备到了京，就写信给孙权要求扣留刘备，但鲁肃认为北方曹操的威胁还没有解消，还应该继续利用刘备对抗曹操，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没有扣留刘备。

周瑜得到自己的进言没有被采纳的消息，立刻从江陵赴京拜见孙权。周瑜与孙氏一族的孙瑜一道向孙权提出攻打益州的计划，得到了孙权的同意。周瑜立刻率军返回江陵，中途行至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市），因旧伤复发身亡，年仅三十六岁。周瑜的死对孙权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对刘备却是一个机会。周瑜留下遗言推荐盟友鲁肃接替自己的职务。但鲁肃实际上一直是主张联合刘备的，这对壮志未酬的周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有关这一段史实，《演义》主要写了诸葛亮如何巧夺周瑜费尽苦心才到手的江陵，写诸葛亮事事神机妙算，“三气周瑜”，最后气死周瑜的一系列故事。这些当然都是创作。围绕争夺荆州而展开的一连串的明争暗斗，在《演义》里并没有反映出来。

鲁肃的深谋远虑

鲁肃是徐州南部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周瑜的祖父曾任东汉的太尉一职，而有关鲁肃的父亲却没有记载，可见鲁肃并非出身名门。不过鲁肃的家很有钱，他年轻时热衷于击剑骑射，不理家事，被乡里老人称作“狂儿”。周瑜闻名，有一天，率部下来见鲁肃，想请鲁肃资助一些粮食。鲁肃家当时有两座米仓，听了周瑜的来意，鲁肃毫不犹豫把其中一座送给了周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是鲁肃的慷慨不是那种只付出不要回报的慷慨。用现在的话来说，鲁肃的慷慨是一种投资。不久，北方陷入战乱，鲁肃举家迁往江南。后来，鲁肃经周瑜推荐结识了孙权。这样，鲁肃以前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鲁肃见到孙权后，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鲁肃分析说，东汉王朝的复兴已是不可能的，而曹操的优势也一时无法改变。他建议孙权首先鼎足江南，然后伺机消灭刘表，占领长江以南以成霸业。鲁肃的这个战略构想和诸葛亮三分天下的主张完全相同。而且，鲁肃提出这一构想要早于诸葛亮。在占领长江以南这一点上，鲁肃与盟友周瑜的见解是一致的，不过，周瑜的主张比较性急，想通过单独行动，强行扩大势力范围。相比之下，鲁肃的主张要稳妥得多，他提出要高瞻远瞩有步骤地推进计划。但是，鲁肃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孙权部下首屈一指的名士张昭，更是对鲁肃持批判态度。

起初，鲁肃对共同抗曹并没有具体的联合目标。但在赤壁之战的前夜，他最先清醒地认识到，刘备正是自己应该联合的对象。鲁肃不顾刘备当时正陷于穷途末路，专程赶到刘备处说服他共同抗曹。对初次见面的诸葛亮，他以自己是诸葛亮兄诸葛瑾之友的身份与诸葛亮建立信赖关系，亲自陪诸葛亮到柴桑与孙权会见，同时叫回周瑜共同劝说孙权抗曹。这些都是鲁肃一人促成的。

鲁肃在力主抗曹时，对孙权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即使投降曹操，按我的身世，回老家还能得到一官半职，可是您投降曹操的话，能回哪儿去呢？”前面说过，鲁肃并非名门出身，门第与孙权大概不相上下。关于这一点，后来做过吴国使者赴魏的赵咨在被问及孙权长处时曾经说过，孙权的长处之一就是从“凡品”（普通家庭）中提拔重用了鲁肃。鲁肃说这番话，是暗指主降派张昭等一些所谓名士。进入东汉以后，名士阶层虽然各自从属于魏蜀吴这三个集团，但内心对汉王朝的正统性却非常在意，对以汉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魏抱有很强的屈就心理。鲁肃不属于名士阶层，因此他的想法和主张也就截然不同。

第一次荆州分割

周瑜死后，鲁肃接替他成为后继者。鲁肃与周瑜不同，很快就把刘备梦寐以求的南郡以及荆州的支配权借给了刘备。鲁肃认为曹操势力强大，不可能单独与其对抗，而吴还没有完全掌握荆州人心，不如把荆州借给刘备，利用刘备去安抚人心，使曹操多一个敌人，这才是上策。因为是借给刘备，所以包括刘备已经到手的南部四郡将来都能要回来。再说荆州东部的江夏郡和长沙郡北部的汉昌（后改称吴昌，今湖南省平江县）都在自己手里，这相当于攥住了荆州的脖梗子，并不威胁吴的利益。鲁肃基于以上理由劝孙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这是一个大胆而周密的计略。在自己处于绝对的优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从大局出发，向比自己弱小的对方做出大幅让步。如此高度的政治策略，只有鲁肃这样的能把一仓米毫不犹豫就送给周瑜的侠义豪爽之士才能决断。这就是由孙权和刘备对荆州的第一次分割。

据说，曹操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写信，他惊愕得连笔都掉到了地上。当年，刘备寄于曹操篱下时，有一次曹操在刘备耳边无意间吐露真言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了”，刘备当时也惊惧得掉了筷子。这回刘备终于出了一口气。这也应该归功于鲁肃。因为得到了荆州，特别是南郡，刘备进入益州的路打开了，三分天下的计划因此得以实现。可以说，鲁肃才是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战略家。

33 蜀与吴瓜分荆州

但是，鲁肃的深谋远虑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鲁肃死后，就连孙权在回顾他的功绩时也认为，力说建帝王之业，力主在赤壁抗击曹操是鲁肃的功绩，但主张把荆州借给刘备是鲁肃的失误。我认为这个评价是不公正的。鲁肃死后，为争夺荆州的领属，孙刘同盟出现了裂痕，最后导致了两者的灭亡。

《演义》更是贬低了鲁肃这个人物。从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到借荆州与刘备巩固同盟等决策，都是鲁肃主导的结果。可是《演义》却颠倒黑白，把这些全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则被描写成一个奔波于刘备、孙权之间的滑稽可笑的老好人。在《演义》里，以代表了善的蜀和代表了恶的魏的矛盾为主要线索，而吴则被贬低到一个陪衬的角色。这点在鲁肃的描写上尤为突出。

孙夫人的悲剧

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刘备与孙权妹妹结婚的这一段故事。孙权妹妹嫁给刘备，是在刘备夺取荆州南部四郡、驻屯公安以后。孙权为什么要把妹妹嫁给刘备呢？《三国志·刘备传》里说：“权稍畏之，进妹固好。”也就是说，孙权慢慢地对刘备有所畏惧，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巩固同盟关系。问题是，这时候孙权是否真的那么害怕刘备吗？

试想，孙权一族曾被曹操施与政略婚姻，遭受离间之苦。这回孙权对刘备难说不是用了同一个计谋。史书说，孙权的妹妹是女中豪杰，性格和她的父兄一样非常豪放，身边总有侍女上百人持刀护卫，刘备每次去孙夫人那里总是忐忑不安。而且，这位孙夫人还从吴带来了不少官吏和兵士，经常制造麻烦，成了逼在刘备腋下的一把刀。后来刘备率兵进入益州时，孙权大怒，派船去接回了妹妹。这时孙夫人企图将刘禅带回东吴做人质，但被赵云和张飞截下。连同荆州的那一次脱险，刘禅这是第二次得救于赵云。

从以上的经过来看，孙权嫁妹与刘备完全是为了牵制刘备，防止他独占荆州。感到害怕的应该是刘备，而不是孙权。另外，这个孙夫人应该是孙权的亲妹妹，但在《演义》里，把她写成是孙权母亲之妹、孙坚第二夫人吴国太的女儿（也就是孙权的异母妹）。两人结婚的时期也被安排在刘备去京向孙权借地的时候。吴国太、二乔（以美貌著称的姊妹，大乔为孙策妻，小乔为周瑜妻）的父亲乔国老等人物在这里相继登场，以诸葛亮如何授锦囊妙计、赵云如何按计行事、保护刘备及夫人安全返回荆州等情节穿插其中，《演义》把这一段故事写得有声有色。

《演义》对孙夫人的最后作了如下交代：刘备在对孙权部将陆逊的作战中大败，这时误传刘备战死。孙夫人听到消息后，悲痛万分而投江自尽了。当然这纯属虚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里，对回到东吴以后的孙夫人只字未提。很难相信她最终会为夫殉死，但这并不能改变她作为政治牺牲品的不幸结局。在《演义》里，孙夫人的名字叫孙仁，但这是孙权的异母弟孙朗的别名。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孙权的两个女儿分别叫鲁班和鲁育，不知为什么这个胞妹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单刀会：第二次荆州分割

建安二十年（215），也就是刘备取得益州的第二年，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与刘备交涉，要求返还荆州。对此，刘备的答复是：“等我得了凉州就还。”这等于是回绝了孙权的要求。孙权大怒，派吕蒙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感到事态严重，从成都回到公安，命令镇守江陵的关羽夺回三郡。孙权也亲自赶到鲁肃驻守的陆口，派鲁肃率兵抵御关羽。两军剑拔弩张，吴蜀大战一触即发。

34 明代商喜 《关羽擒将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就在这时，曹操发兵进攻益州北边的汉中。刘备慌了手脚，只好向孙权提出讲和。孙权再次派诸葛瑾与刘备交涉讲和的条件。交涉的结果是，双方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所有，湘水以西的零陵、武陵、南郡归刘备所有。这次讲和，孙权得到的只是长沙南部和桂阳，而刘备却得到了南郡的所有地方，条件对刘备非常有利。想必这里面肯定少不了鲁肃的努力和调解。

为争夺荆州，鲁肃与关羽两军对峙，形势紧迫。这时，鲁肃邀请关羽会谈。双方让兵马停在百步以外，只有少数将校各带单刀赴会。会谈中鲁肃历数了关羽和刘备的不义。据说关羽被说得无言以对。不过，这次会谈中，鲁肃肯定向关羽提示了妥协的条件，不然鲁肃没有必要专门请关羽上门会晤。鲁肃痛斥关羽，实际上是骂给自己身后的东吴将校们听的，说白了也是骂给以孙权为首的强硬派们听的。鲁肃因为与关羽驻地相邻，常受到关羽军的挑衅，但鲁肃总能从大局出发，极力缓和紧张局势。

可是，到了《演义》里这一情节又被写得黑白颠倒了：关羽威风凛凛，言词犀利，鲁肃完全不是对手，最后狼狈退席。这段“单刀会”的故事，自元代被写成戏曲以来，直到今天的京剧演出，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曲目。照例，鲁肃仍然被戴上丑角的帽子。

鲁肃死后，东吴集团里再也没有像他那样重视孙刘同盟的人，又加上关羽失利，荆州全部被孙权占领。

刘备平定益州及汉中攻防

曹操的失败和张松献图

益州，国名称作“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它位于长江上游，是一个四周环山的盆地，面积大约是日本的1.5倍，加之物产丰富，有自成一国的优越条件。东汉初期，公孙述曾在此称帝，后来又有不少的独立王国及势力在这里诞生。最近的有蒋介石在这里据守，直到日中战争结束。

东汉末期，荆州江夏郡出身的皇族刘焉任益州牧。相传益州有天子之气，因此刘焉是抱着自立为王的野心来到益州的。当时，中原混战，大量流民移住益州。特别是来自荆州南阳和长安三辅一带的移民达数万户之多。刘焉从这些移民中招募兵士，组织成“东州兵”。可是大量移民的流入令当地居民十分不满，北邻的汉中守将张鲁又不断骚扰，局势很不安定。刘焉死后，他的儿子刘璋继承父业。但刘璋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益州的民众越来越感到不安。

刘备和周瑜都把益州作为下一个夺取的目标，正是因为了解到益州的这种境况。

赤壁之战前夕，刘璋派部下张松去见曹操，顺便观察动静。当时曹操刚得了荆州，正得意洋洋，把其貌不扬的张松根本不当回事。张松离开曹操，马上就去拜访了刘备。刘备虽然身处困境但却盛情款待了张松。张松回到益州向刘璋进言，建议他与曹操断绝关系，与刘备结好。实际上张松暗地里早就想迎刘备入主益州取代刘璋了。张松向刘备详细介绍了蜀的实情，连地图都一并献上。

曹操冷落张松实际上与赤壁的大败一样，是曹操的又一大失败。张松虽然其貌不扬，但博闻强记，聪明过人。据说，有一次，曹操部下杨修在张松面前炫耀曹操写的兵书，张松只看了一遍就能把书中内容暗诵如流。曹操通常很重视发掘人才，只要是有能力的人，不论出身、长相都能受到重用。再说，曹操一直是很想笼络刘璋的，官渡之战时还特意派了使者去表示友好。这次对待张松，不知为什么曹操表现得这么冷淡，连杨修的极力推荐都不管用。曹操赶走张松，不仅失去了吞并益州的绝好机会，还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了刘备。可见，曹操在荆州的这一时期，确实有点儿心态失常。

在《演义》里，张松求见曹操的这一段，被写在刘备即将进入益州的建安十六年（211），地点是许都。《演义》给张松背诵曹操著书一段还添油加醋，写张松看了曹操的《孟德新书》后对杨修说：“这哪里是什么新书，在我们蜀地连小娃娃都能背下来。”曹操听了恼羞成怒，干脆叫人把书撕碎烧了了事。

张鲁的宗教王国

汉中位于益州北部，是联系蜀与关中的交通要地。统治这里的是张鲁。张鲁的祖父张陵是豫州沛国人，早年在蜀的灵山鹄鸣山修道，开创了“五斗米道”。具体内容回头再做详述，但五斗米道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符水咒法替人治病，这一点与黄巾军的太平道大同小异。病若治好就收报酬五斗米，因此得名五斗米道。前面提到，益州有大量来自南阳的移民，而南阳又是黄巾军的根据地之一，所以两者之间也许多少有点儿关系。实际上，在益州的绵竹就已经有过马相自称天子被诛杀的事情，马相也称自己是黄巾军。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教祖都姓张，这似乎也不完全出于偶然。

张陵始创的五斗米道，传到孙子张鲁时，势力已相当壮大。当时，张鲁的母亲就经常出入益州刘焉家传“鬼道”。说起“鬼道”，《三国志》里也有邪马台国的卑弥呼用“鬼道”蛊惑人心的记载。所谓“鬼道”大概就是指那些招神驱鬼的巫术。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巫术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往往被作为邪教遭到禁止，可是在益州这样的边远地区却很宽大，连州牧家都常有道士往来。

刘焉为达到自立为王的目的，想在政治上对五斗米道进行利用，于是他派张鲁到汉中任督义司马。刘焉让张鲁先封锁了通往北方的道路，然后又杀害了朝廷派来的使者，却向朝廷报告说五斗米道为非作歹、拦路打劫。实际上是想以此为借口摆脱朝廷的控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官渡之战时，曹操的使者没能到达益州也正是这个原因。

35 青城山
位于成都西60公里的道教圣地。传说张陵在此地开始传布五斗米道。现为世界遗产

可是，后来张鲁在汉中势力不断扩大，到了刘璋的时候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刘璋一怒之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两人从此成为仇敌。这时曹操乘隙而入。

曹操讨伐关中

曹操在赤壁大败而归，无力继续扩张，于是他把精力转向内政的治理上，首先他不计身份，广罗人才，然后在邺都建铜雀台，正式把邺都定为自己的根据地，又任命儿子曹丕为相当于副丞相级的五官中郎将，扎扎实实地为篡夺汉王朝做准备。建安十六年（211），在南方征讨上吃了苦头的曹操又把目标转向了西边。他命令驻守洛阳一带的司隶校尉钟繇和将军夏侯渊率兵讨伐张鲁。不过，讨伐张鲁只不过是曹操的一个借口。进讨汉中必然要途经关中地区（长安一带），关中当时被马超、韩遂等大小武装势力割据。要想把这些大小割据势力各个击破，就不得不在广大的关中地区转战，这样既花时间又耗费兵力。可是，如果曹操大军要路经关中攻打汉中的话，这些割据势力必然会联合起来抵抗曹操。曹操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些大小割据势力集结在一起时，把他们一网打尽。曹操的部下高柔（后来官至司空）向曹操建议：不如先平定关中，关中一旦平定，汉中自然归顺。可见，高柔对曹操的意图完全没有理解。而实际上钟繇也根本就没有进兵汉中。

果不其然，关中割据势力在听到曹操出兵讨伐汉中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割据势力十部，共十万大军在洛阳西边的潼关集结。当年，为讨伐董卓，关东诸侯曾联合起兵，这次为对付曹操，关西割据势力又联合起来了。不过，关西割据势力的这次联合仍旧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乌合之众，不如说正中了曹操下怀。不久，曹操也亲率大军直逼潼关。曹军先由潼关北渡黄河，然后向西进军，再渡黄河到西岸，接着沿河南下包抄联军的侧面。联军侧面受敌，措手不及，只好撤退到渭水以南。马超等请求讲和，曹操不准，反设计离间他们。

关西割据势力中最大的是马超和韩遂。马超的父亲马腾与韩遂当年曾是结义兄弟，后来反目成仇，马腾投靠了曹操。马超与韩遂也因此不和。曹操与韩遂年轻时在洛阳有过交往，于是曹操请韩遂阵前相会，两人在众人环视之下并马交谈。曹操故意不谈军事，只与韩遂叙说旧情，两人谈得抚掌欢笑。马超见状心中生疑，等韩遂回来就向他打听会谈的内容，韩遂如实回答说：“没说什么大不了的话。”马超听了，更加对韩遂不信。曹操接着又给韩遂写信，信中故意留下多处修改的痕迹，看上去好像是韩遂篡改过一样。马超偷偷看在眼里，心中对韩遂越发怀疑。曹操用以上计谋成功地离间了马超、韩遂的关系，然后他乘机发起进攻，一举粉碎了他们的联军。

曹操继续向西进军，在长安北边的安定迫使杨秋不战而降。见大势已定，曹操留夏侯渊驻守长安，自己引兵东归。随后，夏侯渊又由长安向西进兵追讨马超，马超最后只得投奔张鲁。刘备攻打成都时马超又归顺了刘备。韩遂后来也被杀，曹操就此如愿平定了关中。曹操回到邺都后，为报复马超诛杀了马腾及其一族。

在《演义》里，这一段历史，被写成是马腾预谋暗杀曹操，不幸事泄，一族老小被曹操诛杀灭门，马超为报父仇遂起兵反曹。与史实相反的不止于此，《演义》又写曹操在潼关大败，混在乱军之中，听到马超军喊：“穿红袍的是曹操！”曹操就马上脱下红袍。又听到喊：“长髯者是曹操！”曹操就急忙抽出佩刀割掉胡须。马超得到报告，又叫人喊：“短髯者是曹操！”曹操听见了赶紧扯旗角包头而逃。这一段把曹操描写得极其滑稽可笑，这当然是为了美化后来成了蜀将的马超。

36 益州相关图

刘备夺取益州

曹操虽然按计划成功地平定了关中，但这次西征却给刘备提供了进入益州的机会。钟繇、夏侯渊将领兵征讨汉中张鲁的消息从关中传到汉中，又传到益州刘璋的耳朵里。刘璋深感恐惧。汉中是益州北边的屏障，如果失去了汉中，益州必然难保。张松本来就有意迎刘备入蜀，他觉得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向刘璋建议：应该抢在曹操之前先拿下汉中，但我们的实力有限，刘备和您同是汉室后裔，不如请他入益州帮我们攻打张鲁。虽然很多部下都表示反对，但头脑简单的刘璋还是采纳了张松的建议。张松立即派法正去迎接刘备。恐怕连曹操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荆州的刘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留下诸葛亮、关羽、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和庞统等领兵向益州出发。庞统就是当年被司马徽称作“凤雏”的谋士，他才智过人，与“卧龙”诸葛亮齐名。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的则是鲁肃。实际上在此之前，孙权就向刘备提出过联合攻打益州的建议。可是，刘备以自己与刘璋同为汉室后裔为由，拒绝了孙权的建议。孙权于是决定派孙瑜领兵单独攻打益州。刘备这时又给孙权捎话说：“我要是同意了你去攻打刘璋，作为同族我还有什么面目做人。你要是一定要打益州的话，那我就只好披发隐居山里去了。”刘备一面请求孙权罢兵，一面派兵阻止孙瑜过境。孙瑜无奈只好撤兵。孙权也被刘备信誓旦旦的话语所蒙骗，以为刘备并无意夺取益州。当孙权听到刘备去了益州的消息，气得大骂：“这个狡猾的东西！”孙权派人接回胞妹正是在这个时候。

刘璋得知刘备到来，亲自引兵出迎。张松、法正以及庞统等人都劝刘备趁机拘留刘璋。可是一贯注重大义名分、行事慎重的刘备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双方将士设酒摆宴畅饮一百多天，刘备这才带兵北上葭萌。临行，刘璋又给补充了兵员物资。但是刘备根本无意攻打张鲁，他在葭萌一边积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一边伺机夺取成都。这时正值建安十六年（211）冬，与曹操从关中撤兵东归不相前后。

成都的无血开城

第二年，机会终于等来了。对于夺取成都，庞统献上了上、中、下三策：选精兵直袭成都，一举攻克为上策；刘璋手下大将杨怀、高沛各领强兵，据守关口，我们可以放出风声假称荆州有急，做出要回师救援的假象，乘其不备抓住杨怀、高沛，兼并他们的部队，然后再进军成都，这是中策；退回荆州，再慢慢伺机重新出兵攻蜀为下策。庞统劝刘备早下决心，他说：“如果再犹豫下去，情况会越来越不利。”刘备选择了中策。无巧不成书，就在这时，孙权在合肥与曹操对峙，他派人请刘备回荆州救援。当然这完全有可能是刘备一手炮制的幌子而已。刘备以荆州告急为由，向刘璋要求增兵一万及资粮若干。可是，刘璋只拨给他四千兵力。这时，张松因为不知道刘备的真实意图，他写信给刘备，劝说刘备不要离开益州。可是，张松被告发，这封信也被送到刘璋手里。刘璋看了信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中了奸计，立即派人斩了张松。刘备见事情败露，知道自己的戏已无法再演下去，就公开与刘璋反目。刘备先依计斩了杨怀、高沛，然后挥师直指成都。

可是，成都并非唾手可得，一路上刘备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他不得不调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增援。在成都北边的雒城，刘备围城猛攻，却久攻不下。庞统在攻城时中箭身亡。围城持续了一年以上，雒城才终于被攻克。刘备率兵直逼成都。这时，刘备得到马超败走汉中的消息，于是派使者去劝说马超归顺。马超受诺，立即率人马赶到成都城外，与刘备合流。消息传到城内，全城震撼。不过十天，刘璋就决定放弃抵抗，实行“无血开城”，打开城门向刘备投降。建安十九年（214）夏，刘备进入成都，完成了历时三年的益州征讨。这次，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刘备能请来马超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间接地说，这里面也有曹操的一份功劳。曹操要是知道了，不知会作何感想。

37 庞统祠墓
庞统是与诸葛亮并称的策士。墓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据记载宋代还存。现存墓为清代康熙年间重建

《演义》里写庞统死在落凤坡，用落凤来隐喻“凤雏”庞统的死。但这显然是一个架空的地名。另外，还写了庞统死后诸葛亮带兵赶来增援，这也与史实不符。顺便提一下，刘璋投降后被刘备迁往公安，孙权得荆州后，又以刘璋为益州牧。

汉中争夺战：“鸡肋”之谜

正当刘备为夺取益州征战奔走之时，曹操在邺被册封为魏公。刘备平定益州的消息，给曹操当头一棒，让曹操心里很不是滋味。攻打汉中本来是自己为征讨关中放出的烟幕弹，没想到却给刘备促成了好事。既然这样，那就干脆拿下汉中再说。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征讨汉中张鲁。四月，曹操大军越过散关进入汉中境内，接着破阳平关直逼汉中的中心南郑。这时，逃到凉州的韩遂被部下杀害，首级献给了曹操。张鲁有意投降却被部下阻止，只好逃往巴中。

图三 曹操书法“衮雪”拓片
——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运筹国事，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撞石飞花，挥笔题写“衮雪”二字，随从提醒：“衮字缺水三点。”曹操抚掌大笑：“一河流水，岂缺水乎！”遂成千古美谈。

【曹操墓发现】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一座东汉大墓，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

图四 曹操高陵出玉、玛瑙装饰品

图五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

当时，司马懿随军，他向曹操进言说，刘备在益州还没有站稳脚跟，现在又率兵东下，与孙权争夺荆州。如果我们趁机进兵益州，刘备势必瓦解。但曹操也许因为在荆州吃够了苦头，无意再战，他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实际上，曹操这时与孙权之间战局紧张，根本无力攻蜀。汉中局势已定，曹操即率主力东归。曹操一举攻克汉中，使成都陷入恐慌，为对付曹操，刘备不得不匆匆与孙权讲和，同意平分荆州。这一年的十一月，张鲁也投降了曹操。

失去了汉中，益州就等于失去了北边的大门，随时有可能遭到曹操的攻击。刘备对此十分忧虑。而这时,曹操留在汉中的守将张郃果然南下，向巴郡的宕渠发起进攻。刘备派张飞率兵赴宕渠迎击，迫使张郃撤回汉中。此后的四年里，曹操又派出夏侯渊、张郃、徐晃等与刘备在汉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但是，战况逐渐向有利于刘备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由魏公被进一步册封为魏王，对曹操来说取代汉王朝已经到了最终阶段。曹操这时不仅面临种种国内矛盾，在东方与孙权的战争也僵持不下，对于汉中的得失他已经无力顾及了。

不过，就在这时，局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孙权得知曹操被册封为魏王，于是转换方针，于建安二十二年与曹操联盟和好。这使得曹操消除了来自孙权的顾虑。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进驻长安，指挥作战。但是，战局的不利已经无法扭转，曹军在定军山大败，主将夏侯渊也死于刘备老将黄忠刀下。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由斜谷再次进入汉中，但这次刘备据险坚守，曹军死伤者不断增多，五月，曹操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

38 张飞像

刘备夺取汉中以后，为了与曹操对抗，自封为汉中王。当年汉高祖刘邦为项羽所迫来到汉中，以汉中为根据地实现了天下统一。国号的汉也正是取自于汉中的汉。掌握了汉中这块宝地，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刘备恢复汉室的热情。这成为刘备生涯最美好的一个时期（刘备迎来了他事业发展的顶峰期）。

曹操决定撤离汉中时，下达的口令是“鸡肋”，为什么是“鸡肋”，曹操的部下们都不解其意，只有杨修解开了这个迷，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曹操以鸡肋来比喻汉中，决定放弃这块地方。这看上去好像是曹操的一种自我解嘲，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自我解嘲。曹操打败张鲁之后，根据张既的提案把汉中的数万居民移往长安。后来统治汉中的杜袭施以仁政，又有八万多居民自主移往洛阳和邺都。因此，汉中到了刘备手里时，已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在那里居住。

刘备在与曹操争夺汉中时，曾请蜀的学者周群预测成否，周群当时回答说：“当得其地，不得其民。”结果果然如周群所说，在人口激减的那个时代，人的价值甚至要远远大于土地，曹操感到自己已无力夺取土地的时候，就带走了那里的居民。留下来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的确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后来诸葛亮北伐时，汉中因人口不足导致军资粮草不足。诸葛亮于是在汉中设置军屯，促进生产。不管怎么说，刘备夺取了汉中，占领了包括汉中在内的整个益州，从而实现了三分天下的大业。

曹操对孙权——合肥的攻防

孙权迁都建业

合肥现为安徽省的省会，由长江下游的南京向西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位于巢湖之滨。巢湖有濡须水与长江相连，巢湖北部又有施水、淝水两河联结淮水，而位于淮、淝两水分歧点上的则是军事重镇寿春，寿春南有芍陂。由淮水向西北逆颍水而上可达颍川郡的许都，逆涡水而上则可到达曹操的故乡谯县。也就是说，从许都、谯县由水路可一气南下进入长江。因此，自寿春至合肥、巢湖一带一直是吴魏相争的主战场。

建安十三年冬，赤壁之战刚一结束，孙权就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了合肥，又命令张昭攻打合肥北边的当涂。孙权围城一月有余，无法攻破。后曹操援军赶到，孙权只好撤军。当时周瑜正在攻打江陵的曹仁，孙权想以包围合肥展开两线作战配合周瑜，但没有成功。在长江中游的荆州及下游的这一地区，孙权的两线作战已成为对曹作战的基本战略。

39 魏与吴主要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被孙权包围一个多月却能够坚守不破，是因为在此之前，扬州刺史刘馥积极营建整备，把原来是一座空城的合肥建设成繁荣的军事重镇。刘馥于建安十三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发生的那一年，死于合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演义》里是这样写的：赤壁之战前夜，曹操与诸将饮酒，横槊作歌，歌中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一句，刘馥认为这是不吉之言，曹操大怒，举槊便刺死了刘馥。让刘馥这样死确实很冤枉，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演义》的作者在选择人物角色时，对《三国志》是作了相当研究的。

另外，估计也就是在这前后，曹操已经预料到孙权要向长江沿岸地区发动进攻，因此他决定把这一带的住民大量迁往北方。可是，事与愿违，曹操的这个做法引起当地住民的恐慌，十余万人东渡长江逃往孙权统治的江东。

当时曹操控制的长江西岸地区，除了合肥南边的皖城以外，几乎化为无人地带。由此可见，在孙权统治下的江东，百姓的生活要相对安定富庶一些。后来曹操又从汉中向内地大量移民，可能多少借鉴了这一次的经验。

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在谯县组织水军，七月曹操率军沿淮水、淝水南下合肥，在芍陂开设屯田，然后留张辽、乐进、李典三将防守合肥，自己回师谯县。刚才已经提到，合肥一带人口严重流失，曹操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设置屯田，储备军粮，积极备战。

孙权当然也已经意识到合肥一带将成为自己的下一个主战场，于是，建安十七年（212），与刘备在荆州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孙权就在长江南岸的秣陵修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把这里作为新的根据地。这就是现在的南京。

此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后来的明朝，以及近代的中华民国等都以南京为都。但南京的基础却是由孙权在这时奠定的。孙权又采纳吕蒙的提议在濡须水的长江入口濡须口修筑堡垒，这就是濡须坞。这样，曹操、孙权双方都做好了迎战对方的准备。

40 石头城
孙权在现在的南京最早建设的都城

谋臣荀彧之死

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终于决定出兵濡须口。出兵前，董昭建议曹操晋爵国公，但荀彧婉言表示反对，激怒了曹操。曹操派人给留在寿春的荀彧送去食品，荀彧打开食器，见里面空无一物，明白了曹操的意图，只好服毒自尽了。

荀彧是曹操手下首屈一指的谋臣。以官渡之战为代表，荀彧长期以来为曹操出谋划策，做出重大贡献。但荀彧又是出身颍川的名士，他对汉王朝的感情是特殊的。曹操企图晋爵国公，暴露了他篡夺汉王朝的野心。荀彧对此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也是曹操手下众多名士共同的感受。比如，后来做了魏的高官的钟繇、华歆、王朗等也都有同感，因此荀彧的死对他们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这件事也让他们醒悟到汉王朝的复活已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曹操从濡须口撤军北还的第二年五月，果然被册封为魏公（魏王）。事已至此，当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了。

生子当如孙仲谋

曹操率领四十万大军进攻濡须口，首战曹军击破孙权西阵（江西营）。但孙权的七万守军英勇善战，两军对峙，僵持不下。这时，战争已越年进入建安十八年。一天，曹操见孙权军阵容整肃，不禁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仲谋和景升分别是孙权和刘表的字，曹操当然很清楚，袁绍和刘表这两个人都是因为死后儿子们为争权反目成仇，最后自取灭亡，所以孙坚死后，曹操内心巴不得孙权兄弟也像袁绍、刘表的儿子们一样。但是孙权没能满足曹操的“期待”，而是成长为一个让曹操赞叹不已的英豪。

过了几天，孙权写信给曹操，信中写道：“春水方至，公宜速去。”（春天来了，河也涨水了，你还是快回去吧。）又在另一张纸上批注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只要你不死，我就得不到安宁。）曹操见信大笑说：“孙仲谋不欺我也。”遂即撤军北还。这一年，曹操五十九岁，孙权三十二岁，两人年龄相差如同父子，对曹操来说终于遇到了好对手。

就在两军对峙中，孙权准备了一艘大船，亲自乘船到曹操营前侦察军情。曹军不断向船上放箭，孙权所乘大船的一边受箭开始倾斜，于是孙权叫船掉头，这回，船的另一边又受箭，船很快恢复了平衡。孙权这才下令回营。《演义》里有名的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原型写的。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向周瑜立下军令状保证在三天之内准备十万支箭，然后准备了船只向曹军“借箭”，另外，刘备和曹操、孙权和刘备都彼此见过面，可是孙权和曹操两人却从没见过面。孙权和曹操最接近的场面，就是在这时。孙权乘船前来侦察，曹操在营中观望，距离虽远，说不定也曾彼此望见对方。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的这句话就是一个证明。

41 逍遥津公园
安徽省合肥市。建安二十年孙权攻魏时败于魏将张辽的古战场。现为公园

两年后，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又一次出兵攻打孙权，但不获而归。但到了下一年的建安二十年，孙权趁曹操讨伐汉中领兵在外之机，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合肥。但是，曹操已预料到孙权的行动，早就做好了部署安排。合肥守将张辽奋勇抵抗，孙权不仅不能取胜，还险些在逍遥津丢了性命，幸亏有凌统救援，孙权才得以脱险。

孙权和曹操的最后冲突是在曹操当上魏王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的正月，曹操由巢湖东边的居巢出兵，再次攻打濡须口。这一次曹操又是一无所获，只好留曹仁、张辽驻守居巢，自己引军北还。经过四次交锋，始终不决胜负，说明孙权曹操双方谁也无法给对方以致命打击，真可以说是一对好敌手。孙权大概也认识到这一形势，他改变方针，派出使者与曹操讲和。孙权又一次把目标转向西方。这时，刘备正在汉中与曹操展开争夺战，荆州留关羽驻守。而就在这一年，一直发挥调解作用的鲁肃也不幸病逝。孙权意识到与曹操和好，再次夺取荆州的机会到了。这样，历史的舞台又回到了荆州。

荆州攻防

水攻樊城 关羽威名大振

刘备从汉中赶走了曹操，乘势继续向东进兵，他派孟达和养子刘封攻占了上庸。从上庸自汉水而下可达荆州北部。与此呼应，驻守江陵的关羽也率军北上，攻打汉水北岸的樊城（参照地图33）。刚当上汉中王的刘备这时正春风得意，恨不得能一举定乾坤。

樊城和襄阳隔汉水而望，是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据点。后来在南宋时，蒙古军与宋军也在这里展开过长期的攻防战。襄阳本来是荆州的中心，荆州牧刘表以前就驻屯在这里。关羽率军先渡汉水向樊城发起进攻。樊城的守将是曹操的堂弟曹仁。曹仁派于禁和庞德在樊城北郊的出城驻扎。于禁是曹操亲手栽培的勇将，庞德过去曾是马超手下的名将。

42 现在的襄阳古城
樊城与襄阳面临汉水，自古即为交通要道，现在合并为湖北省襄樊市

时值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樊城被水包围，有如陆上孤岛。关羽乘船猛攻，出城水没，于禁被迫投降。庞德被擒，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关羽又乘势攻下南岸的襄阳，把樊城封锁在包围圈里。樊城城外洪水已达城墙顶部，岌岌可危。

樊城告急，曹操立即调遣驻守汉中的徐晃赴樊城北部、南阳郡的中心宛城。可是，这时在南阳，因劳役繁重，民众多有不满，这之前已有守将侯音制造反乱刚被镇压。关羽围困樊城，南阳民众、土匪武装等也纷纷举兵响应，一时间，关羽威震华夏。对曹操来说，南阳一旦失去，许都必将受到威胁。万一关羽攻入许都劫走献帝的话，那曹操称霸天下的美梦就会化作泡影。曹操甚至一度商议是否要把献帝迁出许都，以避关羽兵峰。

曹操与孙权结盟

可是，关羽和刘备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刘备一心只顾在益州、汉中扩大势力，忽略了与东方孙权的同盟关系。这和刘备一直过于依赖鲁肃的说服调解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孙权接回孙夫人就已经是一个断交的警告了，可是刘备却没有认真对待。而镇守荆州的关羽又是一个性格傲慢的人，孙权曾想给儿子娶关羽的女儿，关羽不但不许婚还大骂孙权使者。鲁肃死后，孙权在政策上已经开始变化，但关羽和刘备却全然不知。

鲁肃的后任吕蒙与周瑜想法相同，一贯主张赶走刘备，夺回荆州。他认为在北方与曹操继续抗争已意义不大，建议孙权不如攻打关羽夺回荆州。孙权认为吕蒙说的有道理，于是与曹操讲和。为麻痹关羽，吕蒙的计谋十分巧妙。吕蒙本来就多病，这次他假称病情恶化离开陆口。然后派年轻的陆逊接替他的职务。陆逊到任后，像过去鲁肃那样对关羽十分低姿态，甚至是加倍的殷勤。关羽因此轻看陆逊，放松了警惕，果然把配备在江陵与吴交界处的守备军调出增援樊城。关羽的后方因此空虚。

对曹操来说，与孙权和好虽然使他能调遣合肥兵力救援樊城，但援军不能立即赶到。司马懿等人给曹操献计，以割荆州南部给孙权为条件，让孙权从背后袭击关羽。这里因两者利害一致，所以同盟关系一拍即合。孙权马上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袭击关羽，又要求曹操替他保密。但曹操故意把孙权的信用箭射入樊城城内和关羽营中。得到消息，被关羽和洪水围困的樊城守军士气大振，而关羽对孙权的背叛却半信半疑，眼看樊城就要陷落，关羽又不忍放弃，关羽犹豫再三决定继续围城。这个决定使关羽后来陷入绝境。一切都在曹操算计之中。与孙权结成同盟，利用孙权袭击关羽，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在这一点上曹操的战略是非常老谋深算的。

关羽之死与三国领土的确定

吕蒙为偷袭江陵做了周密策划，他挑选精兵藏在船舱里，又叫船夫装扮成商人，昼夜兼行，深入荆州。留守公安、江陵的分别是士仁和麋芳，这两人为关羽攻打樊城供给军资，关羽认为不够迅速，扬言回来后要处罚他们，因此他们对关羽心有不满。吕蒙一到，士仁和麋芳先后投降。关羽傲慢气盛在这里也害了自己。

听到江陵失守的消息，关羽急忙从樊城撤兵南归。在回江陵的路上，关羽几次派使者与吕蒙联系。直到这时关羽还不愿意相信孙权已经背叛了自己。吕蒙进入江陵后，对城内百姓，特别是出征樊城的将士家属厚加抚慰，又款待关羽的使者。使者回去告诉军中士兵。关羽手下将士得知家中平安，无意再战。这时，孙权也亲自进入江陵，一面致力于收揽人心，一面派陆逊占领江陵西边的宜都、夷陵，以防御益州的刘备。

关羽撤到江陵北边的麦城，自知大势已去。这时孙权派人向关羽劝降，关羽假装投降，从麦城突围逃走。但孙权早已安排朱然与潘璋截断了关羽的去路，关羽和儿子关平被擒，最终被斩杀。时值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关羽从樊城撤兵时，曹仁想趁机追击抓获关羽，但谋士赵俨劝他不要追，曹操也命令放走关羽。曹操的战略就是要让关羽和孙权互斗，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可是，曹操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没料到关羽这么快就失败被杀，孙权这么不费力就取得了荆州。当然这都是吕蒙周密计划的结果。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献给曹操，曹操内心虽然懊恼，最后还是如约封孙权为荆州牧。

43 关林
位于洛阳市。相传曹操埋葬关羽首级之处。明清代备受崇拜，扩建有拜殿等

关羽被杀不久，吕蒙也因旧疾发作医治无效而死。到了第二年，建安二十五年的正月，曹操也病死。这两个人的死都发生在关羽死后不久，虽然纯属偶然，但无疑给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暗示。在《演义》里，不仅吕蒙和曹操被关羽冤魂附体死于报应，连朱然和潘璋后来也在夷陵之战中被赵云和关羽的次子关兴所杀。实际上，朱然和潘璋后来还活了很多年。《演义》里还有一段写关羽冤魂不散飘落玉泉山与老僧普净再会的场面。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在汜水关曾被普净救过一命。这次关羽又受普净指点而开悟。不过，这段故事可能应该是在关羽崇信比较盛行的唐代以后才出现的。普净以及关羽的忠实部下周仓都是虚构的人物。

关羽死后，孙权掌握了整个荆州南部，后来的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孙权取得荆州成为这次战争的最大获利者。为达到目的，他放弃了与刘备的同盟关系，与曹操联手，更进而向魏称臣纳贡表示服从，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服从，对孙权并没有什么损失。而对曹操来说，令吴、蜀互斗，自己乘其敝的企图虽然落空，但与孙权讲和使他从既要对付刘备又要对付孙权的东西两线作战里解脱出来，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内政，给曹丕在第二年称帝即位创造了条件。损失最大的就是刘备了，他不仅丢了荆州，还失去了关羽，刘备当上汉中王还没得意几天，就挨了曹操、孙权的联合的当头一棒。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把荆州还给孙权，这显然是刘备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可是，刘备不仅没能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失去冷静，做出错误判断，招致了夷陵之战的惨败。

第四章

三帝鼎立

魏文帝与蜀昭烈帝

曹操的遗言

在策划攻打关羽的时候，孙权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称臣效力。这时，曹操身为魏王，身份在孙权之上，为了结成同盟，孙权只好采取称臣的形式。孙权在信里吹捧曹操负有天命，实际上就是煽动曹操受天命自立为皇帝。曹操拿着孙权的信对大臣们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到炉子上啊！）

曹操的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按五行说汉王朝是受命于火德的，坐在炉火上也就暗指取代汉王朝。另一重意思很直截了当，要坐到炉子上就免不了被烫伤，这当然是曹操的一种幽默表达，但也流露出他既想当皇帝又怕受非难的矛盾心理。

当时在场的大臣陈群、夏侯惇等都乘机劝曹操代汉称帝。可是曹操说如果天命在自己身上的话，自己也只做周文王。周文王虽然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还是受命于殷王朝，直到儿子武王时才终于改朝为殷，取得了天下。也就是说曹操已经把称帝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了。这之后不久，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曹操病死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曹操那时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不长了。

44 魏文帝
曹操死后不久其子曹丕即登上皇位。选自《历代帝王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有关曹操的遗言，《三国志》的记载非常简单，只有葬仪从简，官吏、士兵都不得离开自己的岗位等几条内容。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东吴灭亡后他为晋做官。《吊魏武帝文》是陆机根据当时朝廷秘阁里收藏的曹操遗令写的一篇追悼文，也是曹操研究的重要资料。陆机的这篇文章里写到，曹操临终前指着小儿子曹豹嘱咐其他几个儿子说：“就托付给你们了。”说完他不禁落泪。又嘱咐自己死后让婕妤妓人都迁到铜雀台上去住，每天早上和傍晚要给自己供上食物，每月让妓人们为自己奏乐歌舞两次。又叮嘱儿子们要时不时登上铜雀台望一望自己的陵墓。还嘱咐众妾无事可做的时候，可以叫她们学着做草鞋去卖，等等，在文中陆机不厌其烦地把曹操如何挂念妻妾儿女、对身后之事安排得如何细致琐碎一一列举。陆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的感想，他说像曹操这样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此儿女情长，牵挂身后琐事，实在是令人同情。

出身东吴的陆机，对东吴的夙敌魏以及使东吴灭亡的晋打心眼儿里是抱有抵触情绪的，陆机所说的曹操遗令完全有可能是为了贬低曹操而捏造出来的产物，对它的可信性我感到应该有所存疑。如果这篇曹操遗令确有其物的话，它向我们展现的将是曹操作为普通人的意外一面。曹操对家族的命运多少有些担心。这篇《吊魏武帝文》的内容基本上都被反映在《演义》里，而且确实对丑化曹操形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曹氏兄弟的不和

曹操之所以对家族的命运放心不下，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他的几个儿子关系并不是很好。曹操孩子很多，其中正室卞夫人所生的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个儿子为嫡出子，除了老四曹熊夭折早逝外，其余三人都很聪明，特别是老三曹植文才过人，深得曹操宠爱。曹操内心很想立曹植为后继，又担心重蹈袁绍、刘表的覆辙，就向谋臣们征求意见。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立长子曹丕，其中贾诩更是竭力反对废长立幼，劝曹操要以袁绍、刘表为鉴，于是曹操打消了立三子曹植的念头。

曹操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曹丕知道父亲偏爱弟弟曹植，因此凡事小心翼翼，处处讨父亲欢心。而曹植则自视很高，行为放任，常常惹曹操生气。比如说有一次，曹操率兵出征，曹丕、曹植都来送行，曹植出口成章对曹操歌功颂德，大出风头。曹丕的随从吴质在曹丕耳边悄悄说：“你只管哭就是了。”曹丕照办，在曹操面前泪流不止，使曹操和在场的众人都很感动：曹植虽然能说会道，但对父亲的感情还是哥哥曹丕深。还有一次，关羽围攻樊城时，曹操想让曹植带兵出征，可是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无法接受命令，令曹操大怒。就这样曹植渐渐地失去了曹操的宠爱。不过，曹植这一连串的行动也有可能是他故意做出来的。据说曹操临死前，次子曹彰对曹植说：“听说父亲想要立你。”曹植说：“那可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袁家兄弟的事情？”可以想象，曹植为了避免兄弟之争，故意做出放荡之举甘拜下风也是很有可能的。

后来虽然曹丕当上了太子，但是他对曹植的嫉恨却没有消失。曹丕身边有吴质，曹植身边有杨修及丁仪、丁廙兄弟，这些亲信随从的存在也助长了矛盾的升级。有关曹氏兄弟的对立后世留下不少逸闻，在南朝刘宋时代的人物逸话集《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有一次，曹丕想要治罪曹植，命令他在七步之内必须作出一首诗来，曹植脱口而出，作出一首这样的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把哥哥曹丕比作豆荚，把自己比作豆子，暗喻曹丕对自己过分苛待。曹丕听了以后感到很惭愧，只好放过曹植。兄弟对立配上曹植的诗才编出来的这段逸话，虽然不是事实，但照例被写进《演义》里。

还有一则有关男女关系的逸闻，据说曹操平定河北时，曹丕曾随军。那时，曹丕看上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氏，就娶了甄氏为妻。可是甄氏后来失宠被杀。这是一件真事。后来又有传闻说曹植也暗中对甄氏抱有好感，还说曹植《洛神赋》里的洛水女神就是以甄氏为原型创作的。这个传闻在唐代李善写的《文选》注释里第一次出现，虽然不是事实，但人们出自对甄氏的同情，这个传闻与名作《洛神赋》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差点儿被误认成真事。总之，这都是从兄弟不和而产生的一些逸闻传说。

兄弟之间的继承权之争并不只限于曹丕和曹植之间。曹植虽然文才过人，但次子曹彰却很有军事才能。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彰代替曹操领兵镇压乌丸族反乱，大胜而归，不仅父亲欢欣，本人也很得意。曹操在汉中与刘备交战时，听说刘备派养子刘封出阵，自己也特意把曹彰叫到身边。总之曹操对二儿子曹彰也是相当信任的。曹操死时，曹彰从驻地长安赶回洛阳，据说因为过问魏王印绶所在受到谏议大夫贾逵的怪罪。曹彰大概也认为自己是有条件登上王位的。为此，曹彰后来一直受到曹丕的怀疑，最后郁闷而死。前面已经提到过，曹彰的妻子是孙权从兄孙贲之女，如果曹彰做了曹操接班人的话，那么后来魏、吴的关系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曹操的三个儿子都各有本事，这反而让曹操担心在自己死后儿子们会闹纠纷。这就是为什么曹操把帝王大业托付给儿子，但又放心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国胡须杂谈

有关曹彰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据说他的胡子是黄色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镇压乌丸族反乱凯旋时，曹操对曹彰大加赞赏，他捏着曹彰的胡须说：“黄须儿竟大奇也！”（黄须儿真了不起啊！）黄色是魏的象征性色彩，它取代汉王朝的红色，因此可能被认为象征吉祥。

与曹彰形成鲜明对比的要数孙权了。孙权的胡须据说是紫色的。有记载说，魏将张辽向投降的吴兵打听，说：“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刚才的那个紫胡子将军，身长腿短，骑马善射的是谁？）吴的兵士回答说：“是孙会稽（孙权）。” 《演义》里称孙权“紫髯碧眼”，不仅胡须是紫色的，连眼睛也是绿的。不过这“碧眼”只不过是一种添枝加叶的说法，并非事实。

曹彰、孙权两人的胡须可以说是比较奇特的，与这两人相比，关羽的胡须要来的正统得多。关羽的美髯给人的印象太深，以至于诸葛亮在写给关羽的信里把关羽称作“髯”。不过关羽被献帝授予“美髯公”称号的说法却是《演义》的创作。关羽、孙权、曹彰在胡须的美丽和特异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三国时代的三杰了。

相对于这三人，刘备是一个没有胡子的人。刘备入蜀时，刘璋的部下张裕曾取笑刘备没有胡子，说袁绍清除宦官时，误杀了很多没有胡子的人，可见刘备的脸大概像宦官那样比较光吧。说到胡子，还有一个非说不可的人，那就是张飞。《演义》里形容张飞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这不符合事实。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题为《骄儿》的诗，他在诗里描写了宝贝儿子如何调皮捣蛋，其中用了“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字句，这就是最早的有关张飞胡的记述。估计所谓的张飞胡也是来自于民间传说。

九品官人法

闲话休提，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曹操死后的历史上来。曹操死后之初，魏的内部情况并不是很平稳。汉中被刘备夺去，虽然勉强扛过了关羽的进攻，但荆州南部又被孙权占领，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令人担心的事不止于此，就在曹操死的前一年九月，在邺都发生了一场谋反未遂事件。曹操的同乡加亲信魏讽乘曹操出征在外，预谋发动政变。幸亏当时留守邺都的曹丕及早发现，他下令诛杀了魏讽，使政变以未遂告终，但这个事件株连数千人被杀，魏讽推荐的相国钟繇也被罢免。一时间邺都军中人心惶惶，空气异常紧张。以至于曹操死时，曹丕的属官们甚至打算要封锁消息。除此之外，曹丕还面临曹植、曹彰这两个强力的对手，让曹丕焦虑不安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所以，曹操的葬礼刚一完，曹丕就立即就任魏王，改年号为延康。紧接着，这一年的十月，曹丕就迫不及待地当上了皇帝。曹丕如此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正是因为背后有上述不安因素。

曹丕从当上魏王到即位魏帝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曹植、曹彰等兄弟全部赶回封地，还派人对他们严加监视。接着，曹丕又杀了曹植的亲信丁仪、丁廙兄弟。但曹丕还是不能放心，他始终把自己的弟弟们幽禁在封地，不许他们自由行动。曹丕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他本人以及后继皇帝的孤立，这也是曹魏走向衰退的原因之一。

曹丕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采纳陈群的提案，施行了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是继承了东汉的人才选拔制度又进一步加以完善而形成的官吏选拔制度，其内容是在州郡设置中正官职，专门对人才进行评议，把人才分为九品向上推荐。九品的分法是，先分出上中下三品，然后把这三品再各自细分成上中下，加起来一共九品。但是品级的评定并不是完全按人物的优劣来决定，被品评人的家世高低也是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实际上是对东汉以来逐渐世袭化了的地方豪族、名士阶级的门第进行一个追认。九品官人法的制定者陈群也出身颍川的望族名士家庭，他本身就是名士的一个代表。曹丕因为不能信任自己的弟弟，把他们全部幽禁在封地，造成了他的孤立，使他不得不依靠这些士族官僚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就使曹操在一定程度上推行的“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大大后退。曹丕的这种对士族的过度依赖，使门阀士族代表人物司马氏得以抬头，给政权埋下隐患，最终导致了魏的灭亡。

九品官人法确立了士族的门阀统治。这种门阀统治后来又从南北朝延续到隋，直至唐初，随后被改良的科举制度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九品官人法的制定与屯田制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禅让都能证明三国的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大。

另外，当年刘备还在徐州时，陈群曾经在刘备手下做过事。其实王朗和华歆这两位顶级官僚也都是从孙策手下归顺曹操的。从这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名士对魏、蜀、吴的选择标准。

曹丕即位——玩弄禅让把戏

延康元年（220）十月，汉献帝下诏书宣布退位，把皇位禅让给曹丕。曹丕先是故作推辞，在“三让”之后才答应接受。曹丕在离许都不远的颍川郡颍阴的繁阳筑祭坛，并登坛即位，这就是魏文帝。禅让就是指在位君主自愿主动地让位与他人，是一种和平实现权力更迭的方式。禅让据说是沿袭了远古部落首领尧让位于比自己儿子更贤能的舜，后来舜又让位于禹的故事。不过这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一个传说，不知是否真有其事。要说类似的和平更迭政权的例子，西汉末期王莽的篡汉立新就是一例。但是王莽的时候没有搞禅让的仪式，因此，曹丕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禅让仪式即位的皇帝。

可是，与传说中的尧和舜相比，献帝的禅让显然不是自愿主动的。献帝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同意让位于曹丕的。曹丕打着禅让的招牌实际上是上演了一出拙劣的篡权闹剧。曹丕附会汉室刘氏为尧之后裔的说法，硬把曹姓说成是舜的子孙，这也是曹丕为使自己的篡权名正言顺搞的小把戏。曹丕装模作样三次辞退献帝诏书，只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走的过场戏。

45 受禅台
河南省临颍县。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登极时修建。高约13米

46 上尊号碑与受禅碑拓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上尊号碑（右）为臣下们恳请曹丕即位的奏书石刻。受禅碑（左）拓本有新年号“黄初元年”字样

曹丕在即位之后，很快就娶了献帝的两个女儿为妻。据说舜就是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做夫人，曹丕在这一点上也（毫不含糊地）效法了尧舜的做法。前面已经说过，曹操靠把女儿嫁给献帝自己当上了汉的外戚，曹丕也就是皇后的哥哥。曹丕娶的两位夫人虽然不是自己的妹妹所生，但对他来说相当于自己的外甥女。娶外甥女为妻当然是有悖于儒教伦理的，但曹丕似乎已经顾不得那些了。

曹丕如此拘泥于禅让的仪式，不惜做出种种蹩脚之举，是因为不这么做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取代延续了四百年之久的汉王朝。实际上，对曹丕的即位并不是所有的官僚都表示欢迎的。比如当时官僚最高位上的华歆、陈群在曹丕即位时就表现得不那么高兴。为此，两人受到曹丕的怪罪，陈群不得不辩解说自己本来是汉朝的臣下，这样的时候心里就是再高兴也不能表露在脸上。这也是陈群等官僚复杂心情的一种流露，虽然汉王朝早已名存实亡，但一旦它的灭亡成为现实时从心理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出身四世三公的老臣杨彪更是不愿效力于曹丕，曹丕想任他为官，他固辞不应。

曹丕虽然受禅即位当上了皇帝，身边却没有一个亲兄弟，想依靠的大臣又未必绝对忠诚，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物，曹丕不能不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曹操生前把当皇帝比作是让他坐在炉火之上，曹操所说的正是曹丕面临的这个困境。既然举行了禅让的仪式，自己的行动就应该像个天子。而且从禅让的道理上来说，让出皇位的一方也是贤能的天子，想杀掉又不行的。献帝因此得以保命，他被封为山阳公，后来比曹丕又多活了很多年。也许对于献帝来说摆脱了如坐针毡般的傀儡生活，心情也许反而舒畅了许多。

在曹丕登坛即位的受禅坛前，后来立起两块巨大的石碑：“上尊号碑”和“受禅碑”。两块石碑上分别刻着群臣请求曹丕即位的上表文和记录了禅让过程的长文大作。在此后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禅让这种充满欺骗色彩的闹剧经历了晋、南北朝、隋唐，直到960年宋太祖最后一次施行禅让为止，被作为改朝换代的套路反复上演。

伴随曹丕的即位，年号也由延康改为黄初。按照五行说汉为火德，后继的魏应该为土德，土的代表色是黄色，所以年号定为黄初，这与黄巾军的“黄天当立”的口号如出一辙。这种根据五行循环占卜朝代交替的五行说，后来也被作为篡权的理论根据，被长期利用。这一年的年末，曹丕在洛阳营建宫殿进行了迁都。这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继承了汉的传统。

刘备即位——复兴汉王朝的谎言

汉王朝灭亡和魏帝即位的消息转眼间传遍整个中国。对这个消息反应最快的就是刘备了。当时误传献帝被杀，刘备立即召集群臣为献帝服丧，并追谥献帝为孝愍皇帝。这是因为献帝这个称号是魏的叫法，有把皇位献上来的意思。随后刘备接受群臣的推戴即位称帝，年号定为章武，这就是蜀的昭烈帝。不过，蜀是益州的古名，正式的国名当然还是汉。章武的武取自光武帝的武，刘备以此表达了自己也要像光武帝诛讨王莽那样，打倒曹丕实现汉朝复兴的决心。时值魏的黄初二年四月，曹丕即位刚过了半年。刘备的行动也够快的了。

可是，问题是献帝实际上并没有死，献帝被害只不过是一个误传。刘备信以为真立即为献帝服丧。而在曹丕阵营里也有人为献帝的死悲哀落泪，一个是后来做了曹丕侍中的苏则，另一个就是曹植。苏则当时任凉州金城太守，曹丕即位的消息传来，苏则以为献帝被杀，非常悲痛，立即服丧致哀。得知真相后苏则也对自己过于冒失感到后悔。曹植当时身为临菑侯（临菑为青州，即现山东省临淄市）被控制在封地，听说献帝已死，曹植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久，苏则被征为曹丕的侍中，有一次曹丕突然问及臣下：“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苏则以为是说自己，正要起身辩解，身边的同僚急忙在他耳边小声说：“不是说你。”苏则这才作罢。当时，曹植被幽禁于封地，行动受到监视，常有人向曹丕报告曹植酒醉骂人。曹植哭献帝的事传到曹丕耳朵里，肯定也是有人打了小报告。

从以上的几件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献帝被害的谣言传播得相当广，甚至造成了曹丕阵营内部的动摇。二是，有一部分人企图对这个谣言进行政治利用，或者干脆这样说吧，有人为了搞政治利用故意散布了献帝被害的谣言。而搞政治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刘备的即位。刘备对献帝被害是误传的这个事实恐怕是，不，应该说肯定是知道的。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么急着要即位称帝呢？如果献帝活着的消息传开的话，到那时即位的戏就不好演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备的即位也不过是一场并不高明的戏，而且是匆忙上演草草收场。

在推戴刘备即位的上表文上署名的，还有黄权等一些过去曾极力反对迎备入蜀的刘璋旧部，他们支持刘备即位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费诗更是公然表示反对，认为即位时期尚早，使刘备非常恼火。虽说是汉室后裔，但刘备的家系是在系谱上都找不到的旁系的旁系，刘备急于称帝实际上暴露了他嘴上高喊要复兴汉室，内心却只想当皇帝的本来面目。刘备的即位使魏国那些对汉朝仍然追慕不忘的人也大失所望，刘备因此也失去了不少人心。

47 蜀昭烈帝
得知曹丕即位消息后，刘备亦自称皇帝。选自《历代帝王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不过，刘备急于要完成即位事宜最大理由还是因为失去了荆州和关羽给他带来的打击。令刘备揪心的事不止于此，关羽死后，上庸太守孟达因担心刘备追究他对关羽见死不救的罪责，干脆投降了曹丕。曹丕的喜出望外可想而知。这时，诸葛亮以孟达叛变事件为借口杀了刘备的养子刘封，为可能会发生的后继者之争除去了隐患。诸葛亮之所以没有对刘备的即位表示反对，证明了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标榜的复兴汉室的理想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个招牌而已。

后来，刘备在夷陵之战遭到惨败，逃到白帝城，东吴派使者郑泉拜见刘备表达求和之意。于是刘备问郑泉，孙权对自己的即位是不是有什么不满。郑泉回答说，曹操父子篡夺帝位，你作为汉室宗亲不出兵讨伐而是自己当上了皇帝，这实在令天下失望。郑泉的话说得刘备惭愧不已。

孙权的战略与野心

夷陵之战与刘备之死

曹丕和刘备即位当上皇帝的消息相继传来，孙权也立即请了方士占卜吴地是否有天子之气。孙权对称帝并不是没有野心，但是因为他既不是汉的后裔又没有能够接受禅让的有利条件，所以就只能从占星预言里找根据了。这时，吴的内部不断发生山越的反乱，外部又有可能受到刘备的攻击。孙权决定隐忍自重，先不考虑称帝之事。

221年四月，刘备刚一即位，孙权就把都城移到长江中游的鄂州，并改称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积极准备迎击来自刘备的进攻。果然，这年七月，刘备决定亲自率领大军东征孙权。对刘备的这个决定，赵云等多数臣下都再三劝阻，认为当前大敌是曹丕，而非孙权。可是刘备根本不听。孙权也派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向刘备求和，刘备断然拒绝。这样刘备开始向吴进兵，首先占领了荆州最西边的巫县，然后沿江顺利到达秭归。

刘备为什么一意孤行不顾周围反对坚持要东征伐吴，通常都认为是为了给关羽报仇。而且在将要出征之际，张飞又被暗杀，暗杀张飞的人又投奔了孙权，这就更增加了他对孙权的仇恨。不过很难想象仅这两条理由就能让刘备变得那么固执，对于刘备，荆州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很多部下也都是在荆州时就跟随他的，所以刘备很有可能是陷入了一种强迫症之中，那就是无论如何要夺回荆州。

48
亭古战场
因为长江多次改道，夷陵以及猇亭等遗址难定。当在现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一带

孙权看到与刘备的交战已经不可避免，八月他派出使者向曹丕称臣求降。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对吴来说可以暂时不用担心来自魏的袭击。第二年的二月，刘备率大军沿江南下，到达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南边的猇亭，刘备大军在此设营。刘备又派马良去南部山区怀柔当地蛮夷首领，争取他们反吴。黄权曾规谏刘备不可深入敌地，刘备根本不听，而是让黄权驻扎长江北岸，防备魏军袭击。这时出征已半年有余，蜀军兵士疲惫，士气开始涣散。可是，刘备自以为熟悉荆州地理，因而十分大意，竟然在长江南岸沿江四百里一线连扎四十几座营寨。吴军主将陆逊在此之前一直不同意手下将领速战速决的主张，这时他感到机会到了，下令反击，一举向蜀营发动火攻。蜀军大败，损失兵力八万余，刘备死里逃生，好容易才撤退到白帝城。驻扎江北的黄权因退路断绝，只好率军降魏。

49 白帝庙
建于刘备死亡之地白帝城旧址。现因三峡水库水位升高，成为浮在长江江面的一个小岛

50 昭烈帝陵
位于成都武侯祠，传为刘备之墓，亦称惠陵。封土高12米，作为陵墓过于矮小

东吴在赤壁之战时就以火攻大破曹军，这次又同样以火攻取得了胜利。对于赤壁之战时曾与孙权并肩作战的刘备来说，只能自愧自己的无能了。刘备撤到白帝城后，就没有再回成都，第二年，也就是223年的四月，刘备在郁闷失意中病死。终年六十三岁，比曹操少活了三年。 临死前，刘备把诸葛亮从成都请来，嘱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刘禅无能，你就来当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刘备托孤，看得出刘备已经相当没有自信了。

《演义》里把这一部分完全写成了为关羽报仇的一场复仇战，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奋勇出阵，连斩潘璋、马忠、朱然等吴将。最后就连陆逊也误入诸葛亮的八阵图，落得个沮丧而归。读起来让人觉得打了败仗的不是蜀而是吴。这也是《演义》的一贯笔法，拥刘反曹，把魏作为最大的敌人，而吴则被描写成滑稽可笑的丑角。另外，在通行本的《演义》里夷陵被标记为彝陵，这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夷是一个需要避讳的字眼。明朝的版本里全部用的是“夷陵”二字。

孙权的忍耐

夷陵之战前后，孙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孙权向魏称臣时，曹丕的谋臣刘晔就进言说：“孙权知道刘备要讨伐他，又怕我们乘机袭击他，所以才假意求降，对他不可相信。我们应该和蜀一起对他进行夹攻才对。”曹丕这时如果采纳了刘晔的建议，那孙权必将大难临头。可是曹丕却说：“对前来称臣请降的人我们却要讨伐人家，对想来归顺的人我们却要怀疑人家，认为人家肯定是因为害怕才来归顺，这不可取。我看还是接受孙权的归顺，袭击蜀的后方为好。”刘晔反驳说：“如果我们袭击蜀的后方，蜀一定会从吴撤军（也就达不到攻蜀的目的）。”但是曹丕不听，还是坚持封孙权为吴王。

从曹丕这时的心境来看，孙权的归顺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自己刚一即位，刘备就对着干，马上也当上了皇帝，曹丕对刘备的憎恶，更增加了孙权归顺给他带来的满足。再加上曹丕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对自己的臣下耿耿于怀，他总觉得臣下对自己的即位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欢欣，还有不少人对汉朝依然念念不忘。不过，曹丕的心病与其归过于臣下的态度，还不如说是汉王朝给他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也是他为篡夺皇位应该付出的代价吧。刘晔的进言虽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刘晔又和刘备一样也是汉室的后裔，这里很难说曹丕对刘晔就没有一点怀疑。“对来归顺我们的人不要动辄就去怀疑。”从曹丕的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他内心的动摇。在这个时候孙权要来称臣纳贡，自然是曹丕即位以来最让他得意不过的事，也是向天下显示自己皇帝威严的绝好机会。曹丕封孙权为吴王，而曹丕的兄弟这时都还只是公爵，他对孙权的待遇是很破格的。可见曹丕是想对孙权做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

不过，正因为曹丕对孙权还存有提防之心，他深知这个时候如果出兵伐蜀只能是对吴有利，于是决定采取袖手旁观的策略，任蜀吴去斗。当曹丕听说刘备在夷陵布下连营，就断言刘备必败，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评论家面孔。和关羽攻打樊城时的情形相同，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打算，在这里又展开了一场三国时代特有的钩心斗角的智谋战。三国中魏和吴都各自有自己的外交战略，蜀在这一点上要显得差一些。

孙权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可以用一个“忍”字来概括。当孙权被封为吴王时，大臣们都劝他自称九州伯独霸一方，武将中更有不甘屈辱愤然落泪的。可是孙权却默默地忍受了。后来魏又向孙权索要象牙、孔雀、犀牛角等南方特产做贡品，大臣们认为这是魏的无理要求，劝孙权不要答应。这时孙权表现得非常大度，他说，那些东西对自己来说就如石头瓦块。后来曹丕又要求孙权把长子孙登送到魏国去做人质，孙权不肯，而是找出各种理由推辞。孙权靠一个“忍”字，对曹丕始终采取面从腹背的做法。

面从腹背的证据：年号黄武

223年九月，曹丕以孙权抗命不从为由派三路大军南下攻吴，三路大军兵临长江下游的广陵、濡须口，以及中游的荆州南郡，声称只要送来人质就立即撤兵。孙权一面上书曹丕表达忠心，答应送儿子入朝，一面反击魏军的进攻。如果曹丕采纳刘晔的建议，在夷陵之战时袭击孙权后方的话，那孙权肯定会被置于死地。可是曹丕晚了一步，失去了攻打孙权的最佳时机。这也是孙权在战略上一贯坚持自制忍耐的结果。

曹丕急于把孙权的儿子弄来当人质，是因为他既然不顾群臣反对封孙权为吴王，就得拿出点儿证据显示自己对孙权的控制，而最好的证据就是人质。不过曹丕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曹丕在头脑聪明这一点上很像他的父亲，但从他对几个弟弟的狠毒劲儿上看，他是一个既有点儿神经质又比较苛刻的人。曹丕的性急使孙权不得不放弃魏吴同盟，再次有了与蜀联合的想法。孙权在挫败了魏军的进攻以后，马上派使者前往白帝城向刘备转达和好的意思。

就在曹丕大军南下迫近长江的时候，孙权建元黄武。制定年号本来是皇帝的专权，孙权虽然不是皇帝，但是他想通过建元显示，自己虽然没有明确对外称帝，但实质上已经是皇帝了。这也是孙权一贯采取的蒙混战略的一环，这与迫不及待登上帝位的曹丕、刘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武这个年号显然是从魏的年号黄初、蜀的年号章武里各取一字拼成的，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窥见孙权隐藏在隐忍自重外衣下的那颗野心。不知曹丕和刘备看到这个年号会作何感想。

51 吴大帝
孙权在曹操和刘备死后的公元229年即位。选自《历代帝王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孙权臣顺于魏、被册封为吴王，按理说应该使用魏的年号。可是，在东吴走马楼木简（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上却发现刻着建安二十七年的字样。实事上建安到二十五年就消灭了，二十七年是魏的黄初三年，即吴的黄武元年。也就是说在黄武之前，吴一直用的是汉朝的年号建安。

不过，魏的年号黄初在吴国制造的铜镜的铭文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可能是铜镜这种东西很容易被带到国外的缘故吧。也就是说，当时吴国对内继续使用建安年号，对外则改用魏的年号，正是孙权面从腹背的确凿证据。而在蜀，随着建安二十六年刘备即位，年号就被由建安改成了章武。汉的年号使用的最长的，不是继承了汉朝大业的蜀而是吴，不能不令人感到可笑。

黄武后来持续了八年，229年四月，孙权经历了十年的漫长奋斗，终于正式登基，改元黄龙，这就是吴大帝。至此三个皇帝全部就位，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代的开端。

诸葛亮的南征北伐

第二次吴蜀同盟

刘备死后，按照刘备的遗嘱，蜀的所有权限都集中在诸葛亮手中。后主刘禅当时还只有十七岁，而且是三国时代的头号昏君。而且在这以后刘禅也从没有过问过政事。魏和吴后来都发生过皇室的内讧，但是蜀没有过。一是因为本来皇族就少，二就是因为皇帝没有实权。

对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挽回刘备晚年失策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修复与吴的关系。刘备还在世时，孙权就已经派使者郑泉向刘备转达了讲和的意思。所以，诸葛亮在223年十月，也就是刘备死后刚过半年，就派邓芝赴吴，与孙权重申旧好。邓芝极力说服孙权只有与蜀联合才是吴的利益所在。当时孙权正被曹丕逼迫交出儿子做人质，他感到魏吴同盟已无法继续，与蜀重修旧好已在孙权的视野之中。而且这时刘备也已经病死，于是孙权决定断绝和魏的关系，与蜀重新联合。鲁肃路线再次复活了。经过夷陵之战，孙权也感觉到靠吴的国力想吞并蜀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想对抗强大的魏，吴必须与蜀联合起来才行。不知孙权对鲁肃的先见之明是否有所感叹呢。

这里我们应该注目的是，魏吴同盟是建立在吴臣顺于魏的基础上，而吴蜀同盟则是在吴蜀对等的关系上结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孙权当时已建元黄武，成为实质上的皇帝，另一方面对蜀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如果蜀的实权不是掌握在诸葛亮手里，这种对等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在吴蜀两者之间一些细小的分歧也还是存在的。

第二年，也就是224年的春天，邓芝作为使者再次拜会孙权。孙权对邓芝说：“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如果孙权真的这么想的话，说明中国统一不统一对他都是无所谓的。对此邓芝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并了魏以后，就是和大王你的战争了”。孙权听了大笑。吴蜀同盟归根到底是一个包含着对立的同盟。另外，后面还将提到，与过去的荆州之争一样，这时在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决定益州南部归属的领土问题。但是，为了圆满解决两国间的外交问题，诸葛亮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这一点上，诸葛亮与鲁肃应该算得上是同志了吧。

曹丕亲征与曹丕之死

孙权的背叛使曹丕大伤体面，曹丕大怒。这一年的秋天，他不顾臣下的反对，亲自率领大军赴长江下游的广陵，准备讨伐东吴。与广陵隔江相望的是吴的建业。吴将徐盛指挥将士一夜之间在长江南岸用木桩和芦苇建造了无数的假城楼，连绵数百里。曹军不知虚实，大惊。曹丕问部下：“你们看孙权到底来不来？”他一直盼着孙权出现，想和孙权决一死战，可是孙权始终没有露面。曹丕每天望着滔滔长江叹息不已，最后只好撤军。可是，曹丕并不罢休，第二年秋天他又一次率军来到广陵，这一次仍然是一无所获，曹丕无奈只得回师洛阳。不久曹丕病死，终年四十岁。

曹丕不顾后果前后两次亲征孙权，充分暴露了他的心胸狭隘和他对孙权的深深憎恶。两次征吴和曹丕的早死给魏的前途投下了不吉的阴云。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的这两次亲征，一反过去自合肥、濡须口出兵的做法，选择了下游的广陵。看得出曹丕是选择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术，可惜的是曹丕的战术没有成功。虽然广陵到长江一线后来成为有南北大运河贯通的交通要道，但是在当时还没有运河，从淮水到长江的航行困难极大，使曹丕受阻无法取胜。曹丕一死，孙权就反守为攻，亲自率兵攻打魏的江夏郡，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但最终不克而还。后来，魏吴之间又交战多次，双方各有胜负。

二帝并尊与领土分割案

229年四月，孙权正式即位。吴蜀同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经过十年雌伏孙权选择这个时期即位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国内的山越反乱终于得到平息，二是与魏之间的战况比较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诸葛亮在前一年开始对魏进行北伐。诸葛亮的北伐是在蜀吴同盟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因此即使孙权这时即位，蜀也不会破弃与吴的同盟关系，而魏这时也忙于对付蜀的进攻，根本无暇顾及孙权的动向。孙权于是乘这个时机实现了自己称帝的梦想。孙权即位后立即派使者赴蜀，向蜀提出二帝并尊，即吴与蜀的皇帝为对等关系的提案。以前，孙权曾经对邓芝半开玩笑地说过这个想法，这回他可是正式地宣言了。

对蜀来说，与吴结成平等的同盟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只要孙权不称帝，这个问题也就不去追究了。可是孙权正式称帝，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二帝并尊对诸葛亮来说是个难题。蜀的内部已经议论纷纷，多数人认为应该以大义名分为重断绝与吴的关系。按照蜀的建国方针，蜀作为汉王朝的唯一后继者，对孙权的称帝当然不能容忍。但是，诸葛亮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样的时候更应该“应权通变，弘思远益”。诸葛亮承认了孙权的即位，还派陈震赴吴表示祝贺。对于北伐中的诸葛亮来说，除此之外大概也别无选择了。蜀不承认魏的帝位却承认吴的帝位，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诸葛亮当然不会不明白。可见，到了这个时期，蜀的大义名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陈震作为庆贺使节拜见孙权，孙权向他讲明了二帝并尊的原则，还缔结了具体的盟约。盟约首先对灭魏以后的领土分割做了规定：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吴所有，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所有，中部的司州—函谷关为界东部归吴、西部归蜀。然后约定吴和蜀的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必须出兵救援，双方之间互不侵犯，也就是吴蜀作为攻守同盟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吴蜀双方能够对领土分割做出如此具体的约定，是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把对魏的征服已经纳入历史的时刻表，魏的灭亡已变得颇具现实味儿了。

这个盟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帝国站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上缔结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独一无二的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只有在三国这个特殊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为了对付共同的敌国魏，吴提出了二帝并尊的现实主义路线，蜀也不再执著于王朝的正统地位和统一大业的实现，把正统论的大义名分置于高阁，因此才实现了盟约的缔结。真正意义上的三帝鼎立也只有在这个二帝并尊的路线下才成为可能。

52 吴、蜀两国瓜分魏国案

魏的地盘还没有到手，孙权就已经开始考虑任命各州的长官的人事了，比如说朱然被任命为兖州牧，全琮和贺齐被先后任命为徐州牧。可不要以为这是纸上画饼。孙权一点儿都不含糊，和蜀签订盟约以后，他撤销了朱然作为兖州牧的空衔，因为兖州被划归了蜀。蜀也有所行动，后主的弟弟鲁王刘永被改封甘陵王，另一个弟弟梁王刘理也被改封安平王，因为鲁（青州）和梁（豫州）按照盟约都被划归于吴。可见蜀对蜀吴间的同盟关系也是非常重视的。孙权在完成了巩固吴蜀同盟的大事以后，把首都从武昌再次迁至建业。 登上驶往建业的大船，孙权心满意足、春风满面的样子可想而知。

诸葛亮南征

诸葛亮在改善蜀吴关系之后面临的下一个课题就是解决南方问题。蜀的南方，包括现在的四川省南部、云南及贵州两省，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加强对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益州郡豪族雍闿已经开始反蜀活动，他串通吴国交趾（越南北部）太守士燮企图投靠东吴。雍闿把蜀任命的益州郡太守张裔抓起来送到吴，又煽动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反蜀。这种情况如果放任不管肯定会影响正在进行的蜀吴交涉。而且从长远考虑，为了给北伐奠定基础，也必须首先平定南方。

蜀的建兴三年（225）二月，诸葛亮与部将李恢、马忠兵分三路开始南征，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诸葛亮《出师表》里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可能就是这时的情形。

这次南征，除了用武力镇压反乱头领雍闿以外，对少数民族尽量采取慰抚怀柔政策，《演义》里有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因为，当时对这些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蜀还没有能力去进行直接统治，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一地区正式成为中国领土是在后来蒙古忽必烈的远征以后了，汉民族对这里的开发更是到了明朝以后。

53 出师表
诸葛亮记述自己北伐和南征的意义，向刘禅表忠心的文章。享誉极高。图为成都武侯祠内南宋武将岳飞手书石碑

《演义》的这一部分主要以七纵七擒孟获为中心，对诸葛亮南征，史书的记述非常笼统，因此《演义》也只能靠虚构想象来写，出现了像什么一喝就会变成哑巴的哑泉、能解哑泉之毒的安乐泉、还有能驾驭猛兽会使妖术的木鹿大王等，就好像读《西游记》降妖治鬼的故事。在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诸葛亮远征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出自后世的创作，与诸葛亮远征的史实无关。

孙权的南北政策与对海洋的关心

与诸葛亮平定地区南邻的交州，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中位于现在河内一带的交趾郡，从东汉末期开始由太守士燮统治，名义上归属于东吴，但实际上很有一点独立王国的样子。当时，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有大批的学者文人移居当地，在这里形成了独自的文化。士燮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文人。

54 诸葛亮南征图

黄武五年（226），士燮一死，吴的交州刺史吕岱就抄斩士氏一族，把交趾郡置于直接统治之下。然后又要求南方的扶南、林邑、堂明的诸王向吴纳贡。扶南就是柬埔寨，林邑就是越南南部。堂明的位置不太明确，宋代《诸蕃志》是一本专门介绍东南亚各国地志的史籍，有人认为，这本书里所记载的单马令可能就是堂明。这么说堂明很可能就是指苏门答腊岛，或者马来西亚。吴的国家战略已经涉足如此遥远的东南亚一带。孙权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者，在扩大交流的同时，还对当地的风土、特产进行了考察。使者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扶南土俗》、《吴时外国传》等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这之后的黄龙二年（230），孙权又派部将卫温和诸葛直对夷洲和亶洲进行考察。夷洲估计可能是现在的台湾，亶洲可能是日本，也就是当时的倭国的某一地方。这次航海考察虽然没能成功，但显示了孙权对海上交通的巨大关注。孙权对海洋的关心表现在他不仅关注南部，而且还放眼北部。

黄龙元年五月，孙权刚即位不久，在蜀的使者陈震到来之前，孙权就派校尉张刚和管笃赴辽东。前面已经说过，当时，从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一带一直是公孙氏统治下的独立王国，孙权企图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拉拢当时的辽东太守公孙渊反曹。孙权的心里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西边与蜀、北边与公孙氏同盟，然后从南、北、西三方对魏进行围攻。

与辽东、高句丽的关系

从吴到辽东需要经过由黄海北上这条海上航路。从前述的吴与蜀缔结的领土分割协定可以看到，划归于吴的幽州和青州陆路与吴的领土并不连通，因为中间的冀州被划分给了蜀。这说明从一开始孙权就把去辽东的路线设定在海上，在孙权的构想里，与蜀的同盟和与公孙氏的同盟是两个互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不过，当时公孙渊有恐于魏的压力，对与吴建立同盟还有很大顾虑，孙权这时派去的使者被拒之门外。可是孙权并没有就此罢休。

嘉禾元年（232），孙权又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赴辽东再次求见公孙渊。这次周贺等受到公孙渊的接见。但在返回吴的途中，周贺等的船停靠在位于山东半岛尖端的港口成山，在那里遭遇魏将田豫的埋伏，周贺被杀。可见，当时对于吴与公孙渊的来往魏也是非常警惕的。

周贺虽然被杀，但此次辽东之行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一年的十月，公孙渊派使者拜见孙权，表示愿意归顺。孙权大喜，立即封公孙渊为燕王，并不顾群臣反对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率领多达四百人的大使节团和一万兵力赴辽东。可是由于魏扬言要讨伐辽东，公孙渊突然变心，为了讨好魏，他杀了张弥和许晏，并把首级送到魏。魏这时封公孙渊为乐浪公作为奖励。孙权知道后大怒，发誓要亲自讨伐公孙渊，在群臣的极力劝阻下才算息怒。可以看到，为了争取辽东，魏吴间的外交战也进行得相当激烈。

孙权的战略虽然又一次失败，但是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使节团的一部分逃到了高句丽，受到了高句丽王宫（东川王）的接见。高句丽不仅派人护送使节团回吴，还向吴表示归顺。孙权于是派出使节，授予高句丽王单于称号。但是，这次孙权又遭到魏的插足破坏，幽州刺史命令高句丽王杀掉吴的使者，使者与高句丽王之间产生误会只好回国，最后只带回一些马匹。

据史料记载，魏的青龙四年，也就是吴的嘉禾五年（236）七月，高句丽王杀吴使者胡卫，并将首级送到魏。有关这一事件，在吴国的史料里虽然没有留下记录，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孙权后来又向高句丽派过一次使者。

孙权最后放弃辽东是在赤乌二年（239）三月。前一年因司马懿率领大军讨伐公孙渊，孙权派兵赴辽东救援。但为时已晚，公孙渊父子兵败被杀。吴军见大势已去，抓获了少量俘虏就草草收兵了。

正如孙权的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孙权的辽东战略最终以全面失败而告终。但是孙权推行的利用海上交通与远隔地进行交流的战略构想却是崭新和独特的。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没有哪一个皇帝像孙权这样显示出对海洋的关心。孙权的父亲孙坚年轻时以击退海贼而闻名，从这一点来看，孙权一族对于海洋可能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感情。可惜的是，孙权的战略构想过于超前了。按照当时的航海技术，从吴到辽东，因为风向关系一年只能出航一次。如果孙权生在一个航海技术稍微发达的时代，那么他的战略是一定会取得成果的。

北伐开始

诸葛亮在实现了与吴重修旧好和完成了南方平定之后，于建兴六年（228）正月，终于开始了他消灭曹魏恢复中原的北伐。对于以汉王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蜀来说，国家的至高使命就是消灭篡权者魏，为达到这个目的，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诸葛亮从前一年起就率军进驻汉中，开始进行周到细致的准备。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正是从汉中进军中原，消灭了项羽取得了天下。对继承了刘备遗志的诸葛亮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再现汉王朝的辉煌历史。在与吴的同盟关系上诸葛亮不惜做出让步，也正是为了北伐的成功。临行前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疏的《出师表》里，明确记述了北伐的目的就是要“兴复汉室，迁于旧都”。

蜀的汉中和魏的关中（长安一带，现在的陕西中部）、陇右之间，呈东西走向横亘着海拔两千米以上的秦岭山脉。翻越秦岭山脉进出北方的路线有好几条，最东边的子午谷道虽然沿途地势险峻，但可以直接到达长安的南边。往西依次是骆谷道和褒斜道，分别通往渭水河畔的五丈原和长安西边的郿。再往西的散关至陈仓路线，自古就是联系蜀与关中的大道。最西线则可以到达陇西的祁山。不过，往长安去的话，经祁山就显得太绕道了。

此外，沿汉水东下虽然可以到达荆州，但是途中要经过上庸，驻守上庸的孟达已经投靠了魏。诸葛亮这时写信给孟达，劝说他再次归顺于蜀。曹丕死后，孟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对诸葛亮的话很动心。可是，这些都被司马懿觉察到了，他派人杀了孟达，使诸葛亮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受到了挫折。

对于上面的这五条路线，武将魏延建议从东线的子午谷道进军直接袭击长安，可是诸葛亮也许认为这有点儿太冒险，他选择了最西路线。诸葛亮故意声称要由褒斜道攻取郿，派赵云和邓芝驻屯褒斜道途中的箕谷，以牵制守备长安的曹真部队，然后自己亲自率领大军攻祁山。魏延对此非常不满，骂诸葛亮是胆小鬼。这时在魏国，曹丕死后魏明帝曹叡即位才两年，又加上多年与蜀没有发生战争，人们对诸葛亮的突然北伐感到惊恐。祁山附近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一齐响应蜀军，使关中为之震动。

55 诸葛亮北伐路线图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不过，曹叡不愧是曹操的孙子，算得上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一面吩咐大臣们保持冷静，一面派张郃率五万大军西进抵御蜀军，自己还亲自到长安坐镇指挥。诸葛亮出师以来一直处于优势，这时他派马谡率兵赴渭水北岸要塞街亭迎战张郃。马谡缺乏实战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命令，把阵地设在山上，致使供水路被张郃切断，最后大败而逃。这时，东线赵云的部队也被曹真击败，诸葛亮只好退回汉中。

诸葛亮回到汉中后，为了严肃军纪挥泪斩马谡，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故事了。不过，诸葛亮实际也是第一次指挥较有规模的战役，《三国志》的著者陈寿评价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这个评价看来是很公正的。归根结底，当初如果采纳了魏延的建议，由子午谷道奇袭长安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样的了。当然，这次北伐也唤起了魏的警惕，使以后对魏的作战变得更加困难。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北伐中投降的魏将姜维，后来成为诸葛亮北伐事业的后继者。

第二次北伐是在同年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遇魏守将郝昭坚守，攻城二十余日不克，蜀军因粮草用尽只好退兵。撤退中杀死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算是这次作战的唯一成果。这次北伐也可以说是吴蜀同盟的产物。因为这年八月，吴的大将陆逊在石亭大破曹军，造成魏军关中兵力空虚。于是诸葛亮匆忙决定于十二月出军攻魏。但是由于没有采取共同行动，结果还是不能取胜。

下一年的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武都、阴平两郡虽属魏，却突出于蜀的领土之内。魏派雍州刺史郭淮前往救援，诸葛亮亲自率军迎击，最终取得两郡。在前后六次的北伐里，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像样的胜利。诸葛亮因此又恢复了前一年引咎辞去的丞相职位。

魏因为连年受到蜀的进攻，于次年，也就是太和四年（230）的正月，首先在合肥建筑新城以加强对吴的防御，然后于同年七月，大举伐蜀。蜀的汉中到魏的关中、陇右间的各条路线以汉中为中心呈放射线状穿过秦岭山脉，蜀如果伐魏，则各路大军被远隔分散，无法呼应，很容易被魏各个击破，而魏如果攻蜀，则各路大军会师汉中非常有利。魏军以曹真为主将兵分三路由子午谷道、褒斜道、祁山—武都一线向汉中进军。司马懿也率兵溯汉水而上准备由西城进攻汉中，企图对蜀进行全方位攻击，形势对蜀很不利。但这时却连降三十多天大雨，最后魏军只好撤兵。

56 蜀栈道
修建在峡谷断崖上的栈道，是北伐不可或缺的兵站之道。图为四川省广元市明月峡栈道

次年，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这次司马懿接替曹真为魏军主将。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上邽对峙，大破魏军，获首级三千。六月，诸葛亮粮尽退军，司马懿派张郃追击，张郃战死。张郃的死也算是替马谡报了仇。

另外，这次北伐前，诸葛亮还秘密派使者联络当时北方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反魏。轲比能响应诸葛亮的建议，向长安北边的北地郡石城出兵，准备对魏军进行夹攻。但后来因蜀军撤退，夹攻战术没能实现。

巨星陨落五丈原：诸葛亮之死

鉴于前面几次北伐都因粮草供给不足而失败，诸葛亮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劝农讲武，积极备战。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调集十万大军，由褒斜道再次北伐。诸葛亮到达郿县后，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设营。这次诸葛亮不仅使用了木牛、流马运送兵粮，还在五丈原一带分兵屯田，作长久之计。

57 五丈原
传说诸葛亮死时，此地附近有流星陨落

诸葛亮还派使者到吴约孙权同时出兵伐魏。孙权响应，亲自率领十万大军由巢湖进军合肥新城，又派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孙韶、张承攻广陵、淮阴。为了保证这次伐魏的成功，实现对魏领土的分割，蜀、吴双方都投入了最多的兵力。

魏明帝面临吴、蜀四路大军的进攻也决心作殊死抵抗。这时，对吴作战的总指挥征东将军满宠建议放弃合肥新城，退至寿春迎击吴军。魏明帝不许，一面亲自率军赴寿春督战，一面向西线增派援军，命令负责对蜀作战的司马懿只许固守不许出击。不久，孙权军中开始流行瘟疫，又见有魏明帝亲自坐镇，于是撤兵。东西两线的吴军也随之撤退。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屡次挑战，司马懿都不应。诸葛亮于是派人送妇人衣服去侮辱他，司马懿被激怒，上表请战，魏明帝派辛毗赶去制止。

双方对峙百余日没有结果。到了八月，诸葛亮终因积劳成疾病死于军中。终年五十四岁。听到诸葛亮已死，司马懿这才出兵追击。途中，他看到蜀军结阵而退的样子，于是不再追赶。当时被百姓嘲笑为“死诸葛吓跑活仲达”。

58 祁山
北伐时诸葛亮曾经安营扎寨的高约20米的小山包。有阵地遗迹和武侯祠

吴、蜀联合发起的同时总攻，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诸葛亮终于没能实现他完成北伐的梦想。诸葛亮死后，孙权考虑到魏可能会乘衰伐蜀，立即着手在荆州巴丘加强军备。嘴上说的是为了救蜀，内心却想趁火打劫。蜀知道了，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在白帝城增强兵力，以防发生不测。为此，孙权就对蜀派来的使者宗预大加指责，宗预回答说，彼此事出有因，不足以相问。使孙权不得不以惯用的大笑来掩盖自己的尴尬。吴、蜀双方在荆州之争以后彼此各存疑念，虽重修盟好，但缺乏信赖与合作，造成了这次共同伐魏的失败。不过，这时魏并没有趁机攻蜀。

从以上几次北伐的经过来看，蜀、吴即使共同伐魏，只要魏保持坚守，那么也就无法打败它。相反，哪怕是脆弱的同盟关系，只要蜀、吴同盟存在，那么魏也无法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这样，三国势力以吴蜀同盟对魏的形式彼此抗衡，逐渐形成一种胶着局面。此后，姜维又率蜀军主要对陇右方面进行了多次北伐，但均无大的战果。吴也在荆州与合肥两线多次对魏出兵，各有胜负。在这种胶着状态中，魏、吴、蜀三国随着各自内部矛盾的激化，开始逐渐走向衰退。三国中最弱小的蜀最先灭亡，接着魏也在权力斗争中被司马氏取代成晋，最后晋灭吴完成统一。不过，命运总是捉弄人，后来晋又被不断壮大的北方游牧民族赶到吴的境内，不得不偏安于过去的敌地。当曹操、刘备、诸葛亮这些同时代的英雄一个个相继离开历史舞台时，剩下的孙权也已经五十三岁。此后直到七十一岁去世的十八年间，他一直被国内问题所困扰，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精神。

59 司马懿
迎击诸葛亮北伐的魏武将

“六出祁山”的真相

在诸葛亮与魏的六次战争中，从严格意义上说，称得上北伐的只有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六这四次。其中出兵祁山的只有第一和第五这两次。可是，在《演义》里称诸葛亮北伐为“六出祁山”，描写诸葛亮六次北伐，每次都出兵祁山。前面已经说过，《演义》里的地理关系，特别是有关北方的地理关系与实际不符的地方很多。“六出祁山”这一段里错误尤其多。比如第一次北伐时，赵云等驻屯的箕谷实际上与祁山一东一西相距甚远，但在《演义》里，箕谷和祁山被写成是在同一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宋代出版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古的历史地图册。从这本地图册里的《三国鼎峙图》可以看到，祁山的位置比实际要靠东得多。而且旁注里有诸葛亮“由斜谷道取郿，遂据箕谷，攻祁山”的记述，如此看来，箕谷与祁山确实在同一方向。不过，这句话是把《资治通鉴》里“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这段记述进行大幅省略的结果。这种因省略而产生的错误在当时的地理书籍里随处可见，《演义》里出现的地理混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参考了这些书籍。另外，在宋代当时，祁山一带作为宋与西夏、金朝抗争的军事地带，地理情报受到管制，这也是造成《演义》地理关系混乱的一个原因。

60《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三国鼎峙图》（东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宋代出版现存最早历史地图集。地理标示有误，《三国演义》也是基于此地理认识而撰写的

第五章

三国的外交与情报战略

外交交涉

三国的人口比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魏蜀吴三国的抗争中，外交战略发挥着超越实际战争的重要作用。三国外交战略的推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赤壁之战时（208）的吴蜀同盟；二、关羽围攻樊城时的魏吴同盟；三、刘备死后的吴蜀二度同盟。只要三国间的混战状态存在，魏吴蜀三国中的一国能与另外两国的任何一方结成同盟谁就有利，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了。我们知道，魏、蜀都主张自己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两者互不妥协、不共戴天，这两国的同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掌握外交主导权的就只有吴了。吴与魏联合还是与蜀联合将直接影响局势的变化。

但是，三国的国力并不是等同的，最强大的是魏，其次是吴，最弱小的是蜀。如果拿领土来比较的话，魏的领土包括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徐州、兖州、豫州、司州（洛阳一带）、雍州（关中和陇右）、凉州以上十个州；吴的领土包括扬州、荆州和交州这三个州（其中扬州和荆州与魏分割所有）；蜀的领土只有益州这一个州。拿人口来比较的话，蜀灭亡时的人口有28万户、94万人（《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吴灭亡时的人口有52.3万户、230万人（《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与蜀吴相比，魏的人口有66万户、443万人（此数字是从《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中记载的魏灭蜀时的总人口中减去前述蜀的人口得来的）。吴的人口是魏的一半，蜀更少，只有吴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罗列的三国人口加起来总共是767万人，只不过是东汉末期人口5648万人（《晋书·地理志》）的七分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为政府掌握的数字，必须考虑到，三国时代在政府管理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流民，实际人口应该多于此数字。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否认战乱造成了人口大减的这个事实。因此，在这个时代人就显得尤其贵重。屯田制、住民的强制移居等政策都与人口大减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另外，蜀的94万人口中，兵士占10.2万人、官吏占4万人；吴的230万人口中，兵士占23万人、官吏占3.2万人，兵士都占到了人口的大约10%。魏的兵士有多少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如果也按人口的10%来计算的话，至少也有40万以上，差不多是吴的两倍。吴和蜀就是联合起来也不是魏的对手。我们还可以看到，蜀的人口虽然还不到吴的一半，但官吏人数却多于吴，这说明蜀在内政上可能面临一定困难。

三国外交的基本构造

鉴于以上三国的国力，最弱小的蜀要想战胜最强大的魏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目的，蜀必须与吴联盟。蜀只有联吴，从东西两面对魏进行夹攻，才勉强能够与魏抗衡。刘备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这条基本原则，与吴对立。对吴来说，虽然它掌握着外交的主动权，但是如果它联魏灭蜀的话，那么自己必然成为魏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吴蜀同盟对于吴也同样是最佳选择。可是，孙权和刘备一样，为了夺取荆州这块战略要地最终放弃了与蜀的同盟。虽然吴蜀后来又重修旧好，但新的同盟关系松散脆弱，结果导致了两国的灭亡。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魏的外交战略。对魏来说，可以有以下三个选择：要么单独对吴、蜀实行各个击破；要么姑且利用联吴先灭掉蜀；最后，魏还可以制造吴蜀互斗，自己坐享渔翁之利。从曹丕在夷陵之战时采取的旁观之举来看，他很有可能是想选择上面的第三条路线。不过，要想离间吴蜀关系，需要做出相当的外交努力，但只要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想要挑起吴蜀相争就不那么容易。权衡以上利弊，对魏来说，联吴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当孙权表示归顺时，曹丕却没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对待孙权时采取高压态度，把孙权重新推向与蜀建立同盟的路上。

当然，以上这些结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了。但是对当事者来说，由于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不那么容易了。况且就是想得到，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做不到。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正因为魏吴同盟、吴蜀同盟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三国时代才得以存在。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佩服鲁肃在外交上的高瞻远瞩和顾全大局。为了维持吴蜀同盟，鲁肃不惜做出巨大让步，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是何等可贵。

基于上述的外交基本面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在三国间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

频繁来往的使者

承担外交任务的主要是各国的使者。魏与吴、吴与蜀之间都曾有过同盟关系，在同盟期间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各显身手。魏蜀两国因为没有同盟关系所以互相没有使者往来。这些使者既代表着一国的名誉，又肩负着君主的使命，不仅要与对方国君主进行高难度的谈判，还要收集各种情报，必要时还必须从事贸易活动，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只有那些具有出色交涉能力，特别是机智善辩能与对方国君主堂堂论战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为使者。

比如，孙权归顺魏时派赵咨赴许都拜见曹丕，曹丕问赵咨：“朕欲伐吴，可乎？”赵咨毅然回答说：“大国有讨伐之兵，小国有御备之策。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他不卑不亢的态度连曹丕以及魏的大臣们都不得不表示赞赏。赵咨目睹了曹丕的高压态度，预感到与魏的关系不可能长久，一回到吴国，他就建议孙权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还有，夷陵之战以后，郑泉作为吴的使者被派到白帝城与刘备讲和，与刘备之间达成了和解，为后来吴蜀同盟奠定了基础。赵咨和郑泉的外交对吴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蜀的外交官，邓芝和陈震也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刘备死后，邓芝出使吴国，极力向孙权主张同盟的必要性，促成了蜀吴重新和好。孙权曾对邓芝说：等灭了魏，吴和蜀一起来瓜分天下吧。可是邓芝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消灭了魏以后，蜀和吴之间就只有战争了。他的直率反而赢得了孙权的信任。陈震也能够不辱使命，成功地与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与此相比，魏的浩周则是一个不称职的外交官。因为浩周没能识破孙权表示归顺以及答应送儿子进京的假相，向曹丕提供了错误的情报，结果造成了曹丕在决策上失误。这些使者的命运有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吴的冯熙，他是一个既出使蜀又出使魏的出色的外交官。因为他出身颍川，所以当他出使魏的时候，同为颍川出身的名士、魏的陈群就极力劝他弃吴投魏，还用重金收买他。冯熙虽然拒绝了陈群的劝诱，但始终苦于魏的强大压力，为了不辱君命冯熙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机智善辩 各显身手

等待使者们的不仅是艰巨的外交任务，还有对方国君主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刁钻问题。根据不同的场面，使者们有时机智妙答，有时又报之以斩钉截铁的警句。比如说，曹丕一贯以博学自负，一次，在接见吴国使者赵咨时，曹丕为了贬低孙权故意问赵咨：吴王对学问有什么研究？赵咨当即回答说：吴王虽然政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就博览书传，历观史籍，只是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借机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盛名的文学家、大诗人曹丕进行了讽刺。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伊籍拜见孙权时，伊籍行过拜礼刚要起身，孙权就发话了：“你何必受这么大的罪要去受命于一个无道之主呢？”孙权早就知道伊籍是一个善辩之士，想以此给他一个下马威。“无道之主”指的就是刘备。伊籍立即回应孙权说：“您太客气了，一拜一起哪算得上是受罪呢？”一问一答之间，把“无道之主”之称顺水推舟地送给了孙权。据说孙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伊籍的临机应变大加赏识。

宴会上的问答

君主在正式接见使者之后，一般都要设宴款待使者，这时大臣们也都列席参加，宾主畅饮。席间除了谈论外交话题，也谈天说地，互相展示自己的知识教养和机智善辩。宴会上的问答往往发展成关系到个人名誉和国家名誉的一场舌战。

比如说，吴蜀同盟成立后，吴派使者张温赴蜀。诸葛亮设宴款待，专门请学士秦宓出席作陪。张温听说此人为学士，就故意问：听说你名称学士，不知你是否搞过什么学问？秦宓正色说：在我们蜀国三尺小童都做学问，何况于我？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激烈舌战。张温提出一串怪问想要难倒秦宓，他问：天有没有头？有没有耳朵？有没有腿？没想到秦宓引用诗经的诗句对答如流。张温不罢休，又问：天有没有姓？秦宓回答说：当然有！张温问：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问：你怎么知道？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天当然姓刘。张温又没话找话地问：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升起的呢？秦宓回答说：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可是却从西边落下。秦宓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赢得满座惊讶。张温终于败下阵来。

这些乍看上去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实力上的优劣。不言而喻，对话里的东与西当然指的是吴与蜀。在这种场合里，再去诡辩“从西边落下去的太阳，不是又要从东边升起来吗？”已经没有意义，关键是能不能占领上风，大刀阔斧地挫败对方的势头。顺便提一下，圣德太子曾给隋炀帝写过一封非常有名的信。这封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圣德太子在信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如果圣德太子是参考了《三国志》的这段有名的问答之后写了这封信的话，那么历史的定说可能应该有新的解释。下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看看。

蜀国的李密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次他出使吴国，与孙权及大臣们就“做哥哥和做弟弟哪一方更好”展开了讨论。孙权认为做弟弟好，这可能是孙权的亲身感触，作为弟弟他继承了哥哥孙策留下的业绩，尝到了做弟弟的好处。对于孙权的观点，李密主张做哥哥好，理由是哥哥能更多地服侍父母。在当时，孝养父母就是最高的美德，孝成为人们的最高规范，因此，李密的回答博得了满座的赞赏。当时，这种围绕一个主题从正反两面展开论战的方式叫做论难，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辩论。论难在当时非常流行，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后面我们还要提到。

吴与蜀的国情对比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张奉出使吴国，孙权设宴招待他。张奉当着孙权的面，拿吴国大臣阚泽的名字作笑料。阚泽嘴笨一时语塞，大臣薛综见状出来为阚泽解围。他先向张奉进上一杯酒，然后说：“你老兄的蜀又算什么呢？有犬则为独，无犬则为蜀，横目苟身，虫入腹。”这是玩的一种解字游戏，不仅要把蜀字解开，还要做到独、蜀、腹押韵。张奉反问：那么吴怎么个讲法？薛综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这里吴和都又正好押韵，薛综的妙答赢得满座赞叹。张奉既缺乏薛综那样出口成章的韵文功底，又没有摆弄文字游戏取笑对方的诙谐，只好认输。当时这种即兴诗的创作也很流行，前述的曹植作七步诗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潮。另外，上述的这段问答，还有一说认为是发生在蜀的费祎和吴的诸葛恪之间。可见这类话题在当时很有市场。

据说孙权尤其喜欢饮酒作乐，常常在酒席上开玩笑或搞恶作剧捉弄人。而且大臣里也不乏诸葛恪、羊衜这样的搞笑名手。一次，孙权大会群臣，叫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诸葛子瑜”四个字。子瑜是诸葛瑾的字，诸葛瑾生来脸长，孙权以此嘲笑他脸长似驴。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立刻起身在“诸葛子瑜”后面续了“之驴”二字，举座欢笑，孙权于是把驴赐给了诸葛恪。

从孙权与大臣们无拘无束的谈笑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吴国宫廷自由快活的空气。相比之下，蜀的大臣们则在诸葛亮的熏陶下，形成了一股严谨质朴的风气。比如经常出使吴国的费祎就是一个典型。费祎为人志虑忠纯，深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死后他被任命为尚书令（相当于宰相）。费祎作为使者经常出使吴国，孙权及大臣们常常开玩笑搞恶作剧，费祎从不应和，总是回答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一次，孙权和大臣们故意把费祎灌醉，然后向他打听蜀国内情，又七嘴八舌向他发起论难，想看他的笑话。费祎招架不住，干脆托词自己酒醉，答应回头书面回答。事后，费祎不仅真的做出了书面回答，而且还回答得有条有理，无一遗漏。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到两国在风格上的不同。

不过，孙权进入晚年以后，吴国宫廷的这种自由快活的空气逐渐消失。而蜀国严谨质朴的风气也慢慢流于惰性，开始走向衰退。两国间频繁的使者往来也随之减少，昔日欢聚一堂的酒宴，酒席上短兵相接的论战都成为往事。当年蜀国的伊籍、马良、邓芝、陈震、费祎等颇具实力的人物频繁出使吴国，与孙权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为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这样的走动后来也都中断了，吴蜀同盟成了一句空话。孙权之子孙休执政时，曾派吕珝（吕岱之子）赴蜀求马。吕珝回国后，向孙休报告了蜀国的混乱和衰退。后来蜀和魏相继灭亡，吴又开始向晋派遣使者。吴的张俨和晋的荀勖之间也以论难相对，但孙权时代的那种豪爽快活的论难已不复存在了。

《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段，写赤壁之战前夜，诸葛亮为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只身随鲁肃赴柴桑，在这里他与张昭、顾雍、阚泽等吴国群臣展开舌战，一一驳倒了主降派的主张，说服了孙权。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这回事，这是《演义》作者综合上述史实创作出来的一个场面。另外，本书开头提到的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那种自赞自夸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的这种外交合战。

三国间的政略联姻

前面已经提到过，官渡之战以后，曹操为儿子曹整娶了袁绍长子袁谭之女，又嫁弟弟的女儿给孙策之弟孙匡，又给另一个儿子曹彰娶孙策从兄孙贲之女。前者是为了激化袁谭与其弟袁尚的矛盾，后者则是为了加强与孙策的关系，并借机在孙氏一族里安插亲曹势力，总之都是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政略联姻。除此之外，曹操还为儿子曹均娶南阳割据者张绣之女，为另一个儿子彭祖娶汉中张鲁之女，这两次联姻目的都是为了安抚归顺的降将。张绣曾让曹操吃过不少苦头，后来归顺曹操。和张鲁女儿结婚的彭祖，也就是后来的燕王曹宇，曹宇之子曹奂也就是魏的最后一代皇帝魏元帝。说不定曹奂还有可能是张鲁的外孙呢。

61 三国时代政略联姻相关图

孙权搞的最重要的政治联姻，就是为了解决荆州问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后来为了同样目的他又想和关羽和亲，但是遭到关羽的拒绝。孙权臣顺曹丕以后，曹丕三番五次逼着他送太子孙登到魏做人质，孙权找出很多借口拖延不送，还提出要为孙登娶曹家之女或者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夏侯家之女。曹操通过搞政治联姻，使孙权一族内部产生分裂，孙权肯定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魏和蜀之间按理说是不可能有政治联姻的，可是据说两国的皇室竟然有姻亲关系。前面已经提过，曹操本来出身夏侯家，与手下名将夏侯渊为同族兄弟。据说，夏侯渊的从妹夏侯氏一次进山拾柴，被张飞碰见，张飞见她是良家之女，就娶她为妻。张飞与夏侯氏所生之女后来成为刘禅的皇后。夏侯渊在刘备攻打汉中时，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身为护军右将军，多次参加对蜀战争，后来司马懿政变，夏侯霸对前途感到不安，于是投奔了蜀国。刘禅接见夏侯霸时，向他解释说：“你父亲是战死在乱军之中，不是我父亲亲手所杀。”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他说：“这都是你们夏侯家的外甥。”

以上的内容出自《魏志·夏侯渊传》裴注引《魏略》。夏侯渊之妻为曹操之内妹，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夏侯霸之兄）则娶了曹操之弟海阳哀侯的女儿为妻。以上内容如属实，那么，魏的曹氏一族和蜀的刘氏一族还确实存在姻亲关系。不过，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奇缘，似乎过于离奇，让人难以相信，八成是刘禅为了怀柔夏侯霸即兴创作出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婚姻整个就是一个架空的为政略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总之，政治联姻是三国时代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代很多，但像三国时代这样频繁进行政治联姻的找不到第二个。

还值得一提的是，蜀和吴的皇后都出自宠臣之家，比如，刘禅的前后两个皇后都是张飞之女，孙权的步夫人出自宰相步骘家，可是在魏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另外，在蜀和吴君主与臣下通婚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做了刘禅的女婿，周瑜之子周循做了孙权的女婿，周瑜之女做了太子妃等等。在魏国，除了曹操之女嫁给了荀彧之子以外，君臣间的联姻非常少见。这一方面说明魏对外戚的跋扈一直抱有戒心，另一方面也说明魏的皇室与臣下的关系比较疏远。

亡命、投降与情报干扰

降将

在三国抗争的时代，像夏侯霸这样逃亡到敌国投降的人或者被俘虏后投降的人很多。里面也不乏像孟达那样的反复无常的人，孟达先是由蜀叛逃到魏，后来又想反魏归蜀，结果失败被杀。这些降将往往被作为外交上的有利手段受到利用。这一方面做得最巧妙的是孙权。

关羽水攻樊城时，魏将于禁战败，投降了关羽。后来关羽被杀，于禁又投靠了吴。这时和于禁一起投降的还有做过徐州刺史的浩周。于禁、浩周虽为降将，但受到孙权的善待。后来，孙权向曹丕称臣时，把于禁、浩周遣返回魏国。浩周回到魏国，在曹丕面前极力主张孙权的臣顺是可以信赖的。曹丕轻信孙权和浩周有很大关系。后来因为孙权迟迟不送太子入朝，曹丕又派浩周赴吴做孙权的说服工作。浩周见到孙权对他说，自己用全家百口的性命做担保，希望孙权放心。孙权听了浩周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发誓一定尽快送儿子赴魏。

可是，浩周回来以后，孙权还是没有送儿子来。曹丕大怒，虽然没有处罚浩周，但从此不再用他。孙权提出要与曹氏、夏侯氏联姻，就是在这个时候。总之，孙权通过利用浩周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不过孙权的手腕过于巧妙，反而大大地激怒了曹丕。结果曹丕失去了冷静，对吴发动了两次无谋的进攻。如果这也在孙权的算计之中的话，那孙权真可以说是外交天才了。

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吴的独家专利，比如，咸熙元年（264），魏刚一灭蜀，就把以前俘虏的吴国南都督徐绍和孙权的同族孙彧连同家属送还吴国。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吴国宣传魏的国威，说服人们早日投降。不过，产生多大的效果就不清楚了。另外，魏还任命吴的降将王稚为新府都督，并派他由海路攻入吴的句章（今宁波）。王稚掳掠官吏百姓二百人撤兵。

这些被国家利用、被命运捉弄的亡命者的下场往往是悲惨的。与浩周一起被送还魏国的于禁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关羽而庞德却不屈被杀时，叹息说，老将于禁竟然不如新来的庞德。曹丕对于禁更是毫不留情，他派人把于禁向关羽乞降的场面画在曹操陵墓的墙壁上，然后命于禁去祭拜。于禁看到自己屈辱的样子十分惭愧，也感到了曹丕对自己的冷酷，不久抑郁而死。

诈降

既然在外交上亡命者或投降的人都能用来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用诈降的方法来迷惑敌人效果肯定会更好。频繁使用诈降手段的还是吴，最有名的例子是赤壁之战时的黄盖诈降。曹操因为没能识破黄盖的诈降，遭火攻大败而归。孙权可能是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常用这一手法来欺骗对手。而魏竟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多次上当受骗。

最大的一次诈降是在黄武七年（228），魏大举攻吴，当时吴的鄱阳太守周鲂向魏军总司令、大司马兼扬州牧曹休请降，他写信给曹休列举七条相约攻吴。为了打消曹休对周鲂的怀疑，孙权又故意派使者去质问周鲂，周鲂在使者面前割发谢罪，演了一出苦肉计。这件事立刻被魏的密探报告给了曹休。由于割发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曹休因此不再怀疑周鲂。曹休的十万大军在石亭被早已等候的陆逊一举击溃，曹休虽然死里逃生，但不久羞愤而死。事后，孙权专门设宴，以表彰周鲂割发诱曹休中计的功绩。

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黄盖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周鲂割发也许就是黄盖苦肉计的原型。另外，在《演义》里把周鲂割发安排在曹休的面前，这虽然避免了与黄盖苦肉计的重复，但可能远远不如史实来的神奇。

后来，孙权又在黄龙二年（230）和赤乌十年（247）分别对魏的王凌和诸葛诞策划了孙布和诸葛壹的诈降，但这时魏已经不再上当，这两次计谋都没有成功。

魏对吴也用了同样的把戏。太和四年（230），也就是吴的孙布想骗王凌的同一年，魏国青州人隐蕃投靠吴国，隐蕃在魏没有做官，而且人也很聪明善辩，孙权于是信任他甚至给他官职。可是后来隐蕃却暗中谋反，孙权只好杀了他。赤乌十三年（250），魏的文钦向吴的朱异提出愿意投降，但很快就被识破，没能成功。魏对蜀也用过这种伎俩，延熙十六年（253），由魏诈降到蜀的郭循，在宴会上刺杀了蜀的宰相费祎引起震惊。费祎的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的灭亡。

从以上的这些事例可以看到，在利用诈降计谋上取得成果最大的是吴，但这也正说明从吴叛逃到魏的人，包括孙氏一族在内是相当多的。比如赤乌八年（245），吴就曾发生过将军马茂企图暗杀孙权投魏未遂的事件。也就是说因为有大量真正叛逃者的存在，诈降才很容易得逞。而大量叛逃者的产生，是因为魏一贯对吴采取拉拢腐蚀的外交政策。因此，对吴来说诈降实际上是一种将计就计的苦肉之计。这么看来，孙权对曹丕称臣纳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而从魏叛逃到吴的人则要少得多，曹氏一族更是没有出现一个叛魏投吴者。这也是魏之所以屡诈不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蜀对魏按理说应该和吴一样，积极采取诈降这种弱者的战术，但令人意外的是蜀从来没有搞过诈降。这大概是因为诸葛亮不喜欢也不擅长搞这种计谋。

作为外交手段的书信

周鲂假装投降的时候，专门给曹休写了非常详细的书信以打消曹休的怀疑。像这样，在当时书信也成为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孙权在一次与曹操对战时，靠一封信就让曹操撤了兵；曹操也曾在给韩遂的信上做手脚，以此挑起马超对韩遂的怀疑，制造了马超与韩遂的不和，等等，都是书信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例子。

曹操给韩遂写信，是因为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在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与韩遂也早有交情的缘故。当时服务于三国的官僚们有不少都是像曹操与韩遂这样，要么是熟人朋友，要么是老乡，或者像诸葛亮与诸葛瑾、还有在魏为官的诸葛诞那样是兄弟或同族的也不少。他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彼此间都常有书信往来。

比如，在魏与蜀激烈对立的时期，魏的高官华歆、王朗、陈群都曾写信给蜀的太傅许靖，对其家人的平安与否表示关切。许靖是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之从兄，他们两人都擅长人物评论，是有名的“汝南月旦评”的创始人。许靖与华歆、王朗以及陈群的父亲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为躲避战乱，他从扬州辗转会稽、交州，最后受刘璋的邀请来到了蜀。刘备入蜀后，他在刘备手下担任要职。可以说许靖替刘备做事完全出于身不由己。与许靖境遇差不多的还有刘巴。刘巴也是从荆州逃到交趾最后流落到蜀的名士，刘备登基时所有的文诰策命都出自刘巴之手。魏的陈群在给诸葛亮的信中专门问候刘巴，对刘巴非常敬重。吴国重臣、名士张昭也与当时魏的高官王朗、陈琳是同乡好友，他们都出身于后汉以来的名士阶层。

知识分子的关系网

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知识分子不断向各地分散，而且分散的区域非常广泛，在北起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南至越南北部的交趾郡，西至敦煌的广大范围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人际网。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对立，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共通的文化素养，在采取行动时常常书信往来互通信息，有时也会做出违背君主意愿的行动。张昭就是一个典型，他几乎事事与孙权发生冲突，使孙权非常恼火。当时，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舆论（共识），这种舆论似乎与三国君主的战略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又有所偏离。三国最终走向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共通的舆论。

其中也有像诸葛氏那样的，一族分别在三国身居要职。最初，这种事态的产生就算是由战乱造成的偶然结果，但到后来，这里面就很难说不存在一种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家族战略了。就像日本战国时代的真田氏那样，脚踩两只船，不论谁胜谁败，自己的一族都能得到一条活路。当孙权命令诸葛瑾去说服其弟诸葛亮的时候，诸葛瑾婉言回绝说，正如自己不会背叛吴国一样，弟弟诸葛亮也不会背叛蜀国。诸葛瑾之所以不愿意去说服弟弟背叛蜀国，大概是考虑到要为诸葛家多留一条后路。当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被任命为吴国管理军粮的节度官时，诸葛亮特意写信给吴国宰相陆逊，说自己的侄子不胜任节度官之职。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意外地发现，忠臣诸葛亮还有他十分牵挂家族命运的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魏的诸葛诞、吴的诸葛恪虽然都死于非命，但是到了晋他们的子孙仍然有人荣任高官，说明他们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战略是成功的。不仅仅诸葛氏如此，这个时代的很多氏族都同样经历了战乱和王朝的兴废，在接下来的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仍然作为名门贵族继续繁荣，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把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分开来考虑的思考方法，一直贯穿到后世。现在，在海外华侨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保留着把子弟分散到多个国家去居住的习惯。

62 诸葛氏家系图
相传诸葛亮与诸葛诞同族，但亲属关系不明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貌似私信，实际上差不多都是为了让对方公开而写的。当时的很多书信之所以后来被收入史书流传至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以私信形式写成的书信当然是有它的战略用途的。比如，魏的王朗在写给蜀的许靖的信里，除了问候家族情况以外，还不露声色地宣讲魏的正统性，劝说许靖早日归顺。王朗的这封信显然有其战略目的。另外，华歆、王朗、陈群以及与诸葛亮同族的诸葛璋在刘备死后，都分别给诸葛亮写信宣传天命在魏，说服诸葛亮投降。对此，诸葛亮没有直接回信，而是以一种叫做“正议”的公开信的方式反驳华歆等人的论调。这也是书信被运用于外交战略的一个例子。

檄文与“谩骂文学”

在《演义》里，每次战斗之前对战双方往往都要叫阵骂仗。而且通过故意谩骂羞辱对方来以激怒对方，诱发对方犯错，在当时也是一个战术上的惯用手段。这种叫阵骂仗是否真如《演义》描写的那样实际发生过，事实不太清楚。但从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为刺激司马懿出来迎战，专门送上妇人衣物去羞辱激怒司马懿的事情来看，骂仗的事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檄文中谩骂敌人的一些文章。为了制造声势，这些文章在战斗前被作为传单广泛散发，成为当时情报战的一环。

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檄文名手要数陈琳了。陈琳最初在袁绍手下服务，官渡之战前夜，为促使徐州的刘备参战，陈琳替袁绍写了一篇有名的檄文。他历数了曹操的罪状，极尽谩骂诋毁之能事，连曹操的宦官祖父曹腾、父亲曹嵩都不放过。不久，袁绍大败，陈琳成了曹操的阶下囚。曹操虽然对陈琳骂自己还要捎带上骂自己的父祖的做法非常不满，但因为爱惜他的文才最终还是饶恕了他。曹操有爱闹头疼的毛病，传说有一次躺着读陈琳的檄文，读着读着突然坐起来，说读了陈琳的文章，头一下子就爽快了。

后来，在曹操平定汉中、张鲁投降之后，陈琳又写檄文大骂孙权并恫吓吴国将兵。因为，在这之前孙权也有意进兵汉中，这篇檄文大概是为了牵制孙权而写的。不知孙权看了以后作何感想。这两篇檄文分别是《为袁绍檄豫州文》和《檄吴将校部曲文》，被收录在六朝时代梁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里，作为谩骂文学在这部诗文集里占据了独特的一席。读到这两篇时说不定还能捎带着治治头疼。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文》的“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的开头部分，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伪造书信的横行

《演义》里表现曹操的老奸巨猾的故事很多，比如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这一段：为了把荆州刘备手下的得力谋士徐庶挖到自己身边，曹操先把徐庶的母亲抓来，然后伪造家书诓骗徐庶，使徐庶不得不投靠自己。前面已经提到过，诈降在战略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样地，伪造的书信如果用得高明也能发挥较好的战略效果。曹操伪造徐母家书虽然是《演义》的创作，但类似的事例在三国时代是确有发生的。

比如，当吴国从魏的降人那里得知，曹丕的宠臣吴质早在曹丕、曹植争当后继者的时候起，就受到曹操的怀疑，于是马上命文臣胡综以吴质口吻伪造了一封降书，并派人散发到魏国领内。孙权不过是想借此搞倒吴质，在魏的内部煽风点火而已，可是为此下的工夫可真够大的。胡综这篇伪降书被全文收录在《吴书·胡综传》里。这篇由三条线构成的文章可谓是没有火也能生出烟来，从无中生有这一点上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名文。不过，吴质不仅没倒反而升为侍中，吴的企图最终落空了。

还有，吴的陆逊苦于魏的江夏太守逯式屡次进犯边境，当他听说逯式与将军文聘之子文休不和时，就伪造了一封给逯式的回信，信中写道：“听说你因与文休不和，愿意归顺于我，我将领兵前去迎接，请速作准备，通知我具体接应时间。”然后派人把信放在国境地带。魏的士兵果然拾到信，并把信交给逯式，逯式见信仓皇逃回洛阳。逯式因此失去信赖，后被罢免。这是一起利用假信的成功例子。

魏也有过用同样手段取得成功的事例。那是在诸葛亮与孙权建立同盟，商定要共同伐魏的时候，有一天，魏的侦察兵偶然在国境地带得到了一封孙权写给诸葛亮的亲笔信。秘书监刘放马上模仿孙权的笔迹对书信进行了篡改。孙权的信送到诸葛亮手里时，已经成了一封怎么看都是想要投降魏国的书信。诸葛亮见信大惊，把信转送给吴的大将步骘，步骘又转给孙权。孙权知道诸葛亮对自己产生了误会，不得不连忙向诸葛亮做解释。这件事是否对蜀吴同盟造成了不利影响，结果无从可知。但是，后来又有谣传，说蜀与魏结成了同盟，使吴大为震惊。可见，为了破坏蜀吴同盟，魏确实开展了一系列谍报工作。

后来，魏的诸葛诞在寿春组织叛乱，黄门侍郎钟会假冒吴国降将全辉、全仪写信给二人的叔父、当时正在寿春接应诸葛诞的吴军将领全怿，成功地说服全怿叛吴归魏。不久，魏举兵伐蜀，钟会为魏军主将与钟艾分别统兵攻蜀，为了搞掉对手邓艾，钟会冒充邓艾给朝廷写报告，报告里措辞傲慢无理，使邓艾遭猜忌被囚禁，后被诛杀。钟会不愧是模仿他人笔迹的高手。《演义》里曹操命令手下模仿徐庶母亲笔迹写假信、骗徐庶归顺的故事，说不定就是从钟会这里得到启示的。

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伪造书信在这个时代不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惯用的谍报手法，甚至令现代的间谍们也会自叹不如。这说明三国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情报化的时代，这一点一直贯穿到今天。但是，可惜的是这些精彩的谍报战几乎没有被写进《演义》。这大概和《演义》的内容基本上以蜀为中心构成有一定的关系。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对这种钩心斗角的间谍活动始终不感兴趣。

魏吴蜀的少数民族问题

魏的移民政策的功罪

如何解决好居住在境内境外的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三国内政、外交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又与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三国时代的民族政策。

西汉以后，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成为威胁中国的一大势力。但是，经过西汉东汉的不断征讨及怀柔，匈奴势力被大大削弱。进入东汉末期以后，西方的氐族、羌族等民族以及东北的乌丸、鲜卑等民族逐渐取代匈奴，开始强盛起来。特别是活动在凉州、陇右一带的氐族、羌族成为东汉王朝的大患。为平定氐族、羌族所耗费的巨大军事开支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董卓、马超、韩遂等从西部起家的军阀无一不是利用氐族、羌族势力企图在中原称霸。

曹操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时，继承了汉朝的做法，采取讨伐与怀柔的两手对策。不过，曹操在运作上要巧妙得多。曹操虽然也没少动用武力，比如，杀死匈奴单于於夫罗；出兵北征乌丸；派刺客企图刺杀鲜卑首领轲比能，等等。但是，曹操更多的还是注重以怀柔政策来安抚人心。曹操在统制少数民族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并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向内地移住。移住内地的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被称作“义从”、“勇力”编入魏的军队，他们的上层部被施以汉化教育。少数民族移住内地以及同化政策的推进，不仅使边境地区得到安定发展，也改善了内地人口不足的问题，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由于曹操推行的这一套细致周全的少数民族政策，魏在一代统治之间，对北方民族的控制基本上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曹操的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内地少数民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汉族的人数。这不能不是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据晋代江统的说法，当时关中一百万人口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少数民族。打个比方，在当代美国，黑人、拉丁裔、亚裔等新移民的人口已超过白人，从这一现象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状况。江统以及更早时的魏的邓艾都对这一现象发出警告，主张把少数民族重新逐出塞外。

但是，少数民族的内迁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西晋最终因此灭亡，随后少数民族大举入侵并割据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代。不过，从大局来看，始于三国时代的民族大移动，虽然经历了南北朝的混乱期，但却为隋唐时代新文化的开花创造了契机。如果要评判其功过大小，应该说功还是要大于过的。后来，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又继续入侵并定居中国北方，现代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对吴国境内的山越也积极推行怀柔政策，这对吴魏间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孟获看蜀的民族怀柔政策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诸葛亮南征并不是以军事征服与统治为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实施怀柔安抚政策。而这一地区真正被同化并成为中国领土，则要到元明以后了。不过诸葛亮的南征并不仅仅只是去安抚一下就算了，诸葛亮和曹操一样也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了分割统治和移民政策。首先，诸葛亮把南中原有的四个郡增至六个，实行分割统治，又从各族中挑选不下万名壮丁编入蜀军，号称“飞校”。对各族的豪帅授予蜀的官职加以笼络，比如以“七纵七擒”闻名的孟获后来又随诸葛亮参加了北伐，官至御史中丞。以上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能够缓和当时三国共同的人口不足问题，特别是蜀所面临的严重的兵力人才不足问题。

63 姜维

在北方，对居住在与魏接壤的国境地带的羌族，蜀也极力采取怀柔政策，因为羌族的向背直接影响着蜀对魏战争的结果。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的姜维，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甚至有说法认为姜维是羌族出身。刘备曾经答应孙权，占领凉州后就把荆州完璧归吴，可见他对羌族居住的凉州抱有野心。另外凉州往西，丝绸之路沿线的所谓西域诸国，大部分都向魏朝贡。但是诸葛亮以刘禅名义起草的诏书里，有西域的月氏和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派使者来访的记述。为了拉拢这些西域民族，蜀与魏之间也许有过不少纠葛。

与此相关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诸葛亮在北伐时曾试图联合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对魏实行夹击，这个事实也值得我们注意。后世，人们把诸葛亮标榜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典范，并用汉族的民族主义加以解释，以上这个被认为不够光彩的事实就几乎不再被提起。但这实际上与魏拉拢利用吴的山越，吴联合高句丽夹击魏等都是如出一辙的，说明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其实只不过是各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环节。对于三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我们也有必要把它放到这种外交对策中来考虑。

吴对山越的讨伐

三国中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吴。吴领有的扬州、荆州、交州三州本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其中荆州南部的五溪蛮、武陵蛮等民族，与蜀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一样，直到后来也没有被汉化，但是这个时代他们与汉族之间还不存在什么大的冲突。而交州南部，也就是现在越南北部，基本上是越南人的居住地区，只有少数中国人占领了其中一些据点而已。最大的问题是居住在吴扬州山岳地带的山越。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吴灭亡时扬州的人口约31万户，这里面估计有约半数是山越人。而且以前应该更多。也就是说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山越居住的地方，汉族后来才从北方移住而来，这与本为汉族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移入正好是一种相反的状况。如果说后者的状况相当于现代美国白人与新移民发生人口逆转现象的话，那么前者就是白人与土著民族进行死斗的美国开拓时代。

这个时期汉族与山越矛盾激化有几个理由。一个是因为北方战乱，汉族移民大增，土地开发不断向山越居住的山岳地带侵蚀。山越本来在山地过着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一般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又被称作宗民、宗部等。但是在与平地汉民的接触过程中，山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逐渐崩溃，与平地汉民的抗争也逐渐走向共生，乃至同化。这也是对立激化的一个原因。这种山越民与平地民从抗争走向共生最终达到同化的关系，在世界的其他地域也是屡见不鲜的。

为了遏制吴，魏多次对山越进行煽动离间，这也是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建安二年（197），曹操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并封他为吴侯，但同时又任命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秘密煽动山越袭击会稽。后来还授予丹杨郡山越首领费栈印绶，奖励其叛吴投魏等等，多次企图利用山越反吴。周鲂用诈降谲诱魏将曹休的计谋，就是想将计就计地利用与魏密通的山越人。

基于上述内政和对魏军事行动的理由，吴不得不全力以赴首先讨伐山越。吴的主要武将可说几乎都参加过讨伐山越的作战。吴曾一度对魏表示臣服，以及后来与蜀的共同作战不能顺利进行，都是因为讨伐山越分散了人力物力的结果。孙权派往蜀的使者张温直率地对蜀说，等讨平了山越，即可专心对付魏。吴对山越的讨伐相当苛酷。首先对反抗不从的进行讨灭，其余的强制迁移往平地。年轻力壮者征做兵士，老弱者都补充为劳动力。把《吴志》记载的数字进行统计，可以看到编入吴军的山越士兵多达十五六万人。也就是说吴军的半数以上为山越士兵。对山越的长期讨伐，直到孙权称帝的时候才基本结束，汉族对江南的开发也大有进展。后汉时期扬州长江以南只有四个郡，而到了吴时则发展到十个，可见开发成果之大。汉族与山越的冲突以吴的时代为顶峰，后来就急速减少，到了唐代，山越与汉族基本完成了同化。众所周知，后来的江南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粮仓地带和文化先进地区，直至今天。

山越虽然被汉族同化，但这并不意味山越文化就完全消失了，今天它的痕迹还随处可见。比如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过去山越居住的地域，现在还是保留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特殊方言，其中许多发音是用汉字无法标记的。这些词语大多是山越方言的遗留。

从山岳到海洋

山越应该与越南等印度支那半岛一带的各民族同属一个系统。越南也就是“南方的越”之意。果真如此，那么居住在中国的越人就应该是“北方的越”了。因此越南这个名称的产生，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的越人与这些南方越人为同一民族的意识之上。吴与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诸国进行外交往来，也可以说是讨伐山越族的一个延伸。而从中国南部的广州等地前往东南亚，海路比陆路更具重要意义。

另外，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以及近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主体，估计应该是越人的祖先。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浙江的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岛屿，与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人与海人的关系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很近，这一点从日本古代的“山部”人与“海部”人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在以中国广东及越南为中心、北起长江流域、南至东南亚诸国的区域里，广泛出土一种青铜器时代的铜鼓，这种铜鼓上经常能够看到海船的图案，说明越人本来为海民。孙权热衷于建立海上交通，希望通过海路与台湾、东南亚、辽东半岛以及日本进行交流，虽然是出于政治外交上的打算，但不能排除其中也可能有越人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考察魏与倭的关系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武将与军队

部曲制与三国军队比较

毋庸赘言，三国对峙的主体是各国的军队。我们已经提到，各国军队中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士兵。但是这个时代的军队与现代军队不一样，并不一定直属于国家或政府。后汉末期以后战乱不断，各地豪族为了自卫纷纷组织私家军，当时叫做部曲。部曲本来为军队的编制用语，在当时成为泛指军队的一个普通名词，特别是成为豪族私人武装的代称。

三国的形成正是从这种全国各地大小无数的豪族私人武装的割据状态开始的。这些大小私人武装在不断兼并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为军阀势力，最终被魏蜀吴三国吸收统合，形成三国鼎立局面。所以说，三国的君主，其实就是最大的军阀，而君主属下的武将们也就相当于豪族私人武装的首领。《魏志·李典传》记载官渡之战时，魏将李典率领宗族和部曲参战，就是有关当时部曲情况的一个反映。深得曹操信任的魏将许褚，本来也是一个率领宗族数千户固守一处的豪族家兵首领。江南的豪族大姓，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氏，也都一面服务于孙权，一面拥有大量的部曲。这些部曲平时从事农耕，战时随主人从军，是一种能耕能战的武装耕作者。

64 铜鼓上的船图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村出土青铜器

三国形成后，魏在中央集权的原则下，尽可能解散了这些武将麾下的私人武装，把他们整编到中央直属的军队，又通过推行军屯制度，积极组建隶属于国家的军队。与此相反，吴因为国内豪族势力比北方还要强大，而且又面临讨伐山越这样的难题，所以对属下武将们所率的部曲几乎原封不动地允许保留。因此，吴国军队带有很强的私人武装的特点，各武将所率的家兵也存在着子承父、弟承兄的世袭倾向。吴国政治体制表面上也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是实际上却近似于豪族的联合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国君主的地位相当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或欧洲中世的封建君主。而这种豪族联合政权的特征，被随后的六朝时代豪族统治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一下蜀国的军队，因为刘备本人不仅不属于豪族出身，而且还流浪、转战各地，所以他手下的部队豪族部曲的特性较少，可以说是一个由流民聚合起来的武装集团。在蜀的当地人看来，这个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外地人组成的部队。蜀国的军队，甚至蜀的政权，与魏、吴相比都显得很脆弱，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军队与商业

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集团。每场战争都要消耗军粮和兵器等大量的物资。战争能够促进军需产业和商业的发展，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变的。况且在近代以前的时代，还不存在能够超过军队的大规模组织。军队在自己内部设置军需工厂，或者从事商业活动，也是毫不奇怪的。

魏国司马懿在伐蜀期间，曾在长安开设军市，也就是军队直营的市场，并设置军市侯职管理市场。吴国潘璋也曾利用停战期间开设军市。据说潘璋生活奢侈，为人不正，大概是在军市上肥了私囊的缘故。

吴永安二年（259），孙休曾下诏对州郡吏民和诸营兵士在停靠长江的船舶上进行商业活动发出警告。当时长江沿岸各地与更上游的蜀之间，物资交易异常活跃，其中像蜀马这样的军事物资也不少。所以军人从事商业活动也很正常。况且军队掌握着很多信息。比如，吴在长江沿岸设有狼烟台，从武昌到建业，一天之内信息就可以传到。这当然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设置的，按理说是不应该被用于商业活动（日本江户时代，曾用狼烟台向各地传达大阪的大米行情）。但是不难想象，当时军队的确掌握了庞大的对商业活动有用的信息。吕蒙奇袭荆州关羽时，让船上的士兵都装扮成商人这件事，意外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军队与商业的关系。

“吴下阿蒙”：武将的学识

这个时代的武将大别有二，一种是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的文人出身的武将，他们虽然指挥军队，但却不直接拿武器上战场；另一种则是像关羽、张飞那样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都是他们。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这个时代也一样，职业军人的地位远不如文人官僚高。下面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天张飞拜访名士刘巴，可是刘巴一句话都不跟张飞说，张飞非常生气。诸葛亮听说了这件事就劝刘巴道：张飞虽是个武人，但很敬慕足下，你就屈就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能如何呢？可是刘巴却答道：我跟他一介武夫有什么好说的？坚决不愿意搭理张飞。这件事传到吴国，孙权说：名士都是有架子的，如果刘巴为了让刘备高兴就去跟张飞说话，那他就称不上是名士了。据说张飞是很尊敬知识分子的，但还是落得如此被人看不起。关羽之所以傲慢自大、目中无人，也许就是对文人瞧不起武人的一种反抗。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武将中发奋钻研学问的人并不少见，有的甚至在学问上超过文人。吴国名将吕蒙就是一个典型。吕蒙是一个从士兵起家的职业军人，在孙权的劝说下他发奋读书，进步很快。后来吕蒙成为荆州鲁肃部下。当鲁肃目睹吕蒙学问长进之大很吃惊，他拍着吕蒙的肩膀赞赏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不无骄傲地回答：“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吕蒙读过的书有《孙子》、《六韬》等兵书，还有《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书。特别是《春秋左氏传》，好像是当时武将们都喜爱的一本书，据说关羽竟能倒背如流。吕蒙发奋的一个理由就是想在学问上超过关羽。还有魏将李典、贾逵等也都是《春秋左氏传》的忠实读者。另外，蜀将王平是一个既不会写字、又大字认不了几个的文盲，于是他请人来给自己读《史记》、《汉书》，据说听得相当入迷。

武将们对史书的偏爱，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提高修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史书里学到一些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战术。后世《资治通鉴》等史书，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也常被作为战术教科书受到人们的青睐。据说毛泽东就常常把《三国演义》的知识作为战术运用到实战上。

从鼓吹曲看军队宣传战略

中国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也给士兵提供一定的娱乐，自古就有演唱军歌的习惯。军歌以大鼓和竹笛伴奏，所以也叫鼓吹曲。现存较古的有汉代的作品。三国时代各国也竞相创作鼓吹曲，但汉代的鼓吹曲每一首内容都不同，而三国时代的鼓吹曲却大多都是歌唱自国历史的组曲形式。这些鼓吹曲被收录在《宋书·乐志》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比如魏鼓吹曲十二首，就是一组将自汉末到魏建国之间的主要事件按时间顺序写成的组曲，每一首都由曲名、简单的说明以及歌词组成。下边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首“《初之平》，言魏也”，是全十二首的序曲。第二首“《战荥阳》，言曹公也”，描写的是曹操与董卓的荥阳之战：

战荥阳，汴水陂。

戎士愤怒，贯甲驰。

阵未成，退徐荣。

二万骑，堑垒平。

戎马伤，六军惊。

势不集，众几倾。

白日没，时晦冥，

顾中牟，心屏营。

同盟疑，计无成。

赖我武皇，万国宁。

荥阳之战中曹操的部队大败，他本人也中流箭负伤，借了从弟曹洪的马才好不容易逃了一命。但是这首歌却把曹操写成一个打了胜仗的英雄，对他的功绩大加称赞，对于曹操的失败，只用很小的篇幅把曹军的损失一带而过，而且还要把责任推到同盟的诸侯身上。不能不说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首“《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

获吕布，戮陈宫。

芟夷鲸鲵，驱骋群雄。

囊括天下，运掌中。

这也是一首歌颂曹操的伟绩歌曲，语言简练生动很有威势。往下的各曲依次由官渡之战、征讨荆州、平定关中等等，一直写到文帝受禅即位，最后以歌颂文帝之后继明帝的功德而结束。这组鼓吹曲不是标榜本国光荣历史就是歌颂对敌作战的辉煌战果，像赤壁之战那样的失败，当然只字不提。

相反的，吴的鼓吹曲却对赤壁之战的胜利做了大肆的渲染。吴鼓吹曲第四首“《伐乌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孙权）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歌曲是这样写的：

曹操北伐，拔柳城。

乘胜席卷，遂南征。

刘氏不睦，八郡震惊。

众既降，操屠荆。

舟车十万，扬风声。

议者狐疑，虑无成。

赖我大皇，发圣明。

虎臣雄烈，周与程。

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总之，这些鼓吹曲都是以是否对自国有利为标准，对历史进行了取舍和加工。吴第七首“《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孙权引师浮江而擒之也”把关羽写成一个叛徒。而晋鼓吹曲第二首“《宣受命》，言宣皇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则把诸葛亮的死说成是被司马懿运兵如神吓的了。

随军艺人

吴军在濡须口迎击魏军时，大将甘宁率精锐部队夜袭曹营，大胜而归。回到营地兵士们敲锣打鼓三呼万岁以表达喜悦之情。同为吴将的留赞，据说出阵前也常披头散发仰天长啸，与部下一起高唱军歌鼓舞士气。鼓吹曲就是在这样的场面为鼓舞士气而产生的。不仅如此，鼓吹曲还可以用来打击敌人的士气。它与檄文一样，常被用来作为对敌宣传的工具。这些鼓吹曲都是在各国皇帝的亲自过问下，由当时的一流文士写成的。魏的缪袭、吴的韦昭、晋的傅玄就是各国主要的作词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各国对鼓吹曲的效果是多么重视。

65 乐舞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舞姿轻快优美的人物像。蜀时之作。重庆市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

66 乐舞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似乎在吹箫的人物像。蜀时之作。重庆市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

这些鼓吹曲都采用了组曲的形式，并且附有一些简单的解说，由此可以想象，这些鼓吹曲很有可能还附有更详细的词文，能够通唱全篇。说不定还由专门的艺人进行说唱表演。中国军队中有随军艺人，这在后世的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以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为代表的后世说唱文学，都是通过说唱结合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故事。上述鼓吹曲多用七言句，这也与后世的说唱形式相同。而且后世的说唱文学，像唐代的变文那样，常常用于对变相图的解说。而曹丕也曾把樊城之战的场面画出来让当时做了俘虏的于禁去看，从这件事推测，这些鼓吹曲有可能已经开始具备对图画进行解说的功能。

《三国演义》等小说，实际上就是从说话文学发展而来的。在这里，有一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魏、吴、晋的鼓吹曲基本上都流传下来，而蜀的却完全不存在。据说诸葛亮不太擅长谍报战，但是各国都对鼓吹曲如此下工夫，而蜀却一首不做，似乎不大可能。如果蜀也存在鼓吹曲的话，那么其内容肯定也是对蜀有利的，有可能就是以蜀为中心的《演义》的原型。

第六章

走向衰落的三帝国

蜀的衰亡与灭亡

群臣内讧

诸葛亮死后，北伐也宣告失败，这之后的蜀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特笔的大事。接替诸葛亮先后任尚书令、大将军负责执政的蒋琬、费祎、董允都是才能卓越的人物，这三人与诸葛亮在蜀国号为“四相”。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蒋琬因病不幸去世，费祎又被魏的刺客暗杀。此后诸葛亮建立的体制逐渐惰性化、空洞化，蜀国开始走向衰亡。

蜀国的群臣本来就是由一些不同来历的人组成的，比如简雍、麋竺、孙乾等是当初从北方跟随刘备来到蜀地的；诸葛亮、蒋琬、伊籍、马良等是从荆州加入刘备阵营的；费祎、董和及其子董允等是以前刘璋的部下，他们的内部关系则更加复杂，因此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和。实际上，诸葛亮在五丈原刚死，军中就发生了魏延与杨仪的内讧。主张继续北伐的魏延与主张撤退的杨仪意见对立，杨仪派人杀了魏延，后来杨仪也失足而死。这两人本来就势同水火，事事对立，诸葛亮生前就很担心。魏延被杀后，首级被送到杨仪处，杨仪踩着魏延的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否？”不仅如此，他还把魏延一门夷灭三族。可见彼此仇恨之深。

蜀内部诸如此类的内讧和互相憎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刘备即位当初，为了完善各种制度而任命的学士许慈和胡潜关系也很坏，两人因为意见分歧，互相恶语相向，最后竟发展到持鞭威胁对方的地步。刘备实在看不过眼，就在宴会的席上安排俳优表演他们两人的闹剧，暗示他们和好。即使如此，刘备还是不得不用这两个人，说明蜀人才严重不足。

其他的，还有魏延与刘琰、杨仪与刘巴、诸葛亮与黄元、张裔与岑述、姜维与张翼、姜维与杨戏等，《蜀志》群臣传中，有关群臣不和的记载很多。魏、吴内部虽然也为争权夺利屡屡发生内讧内乱，但是蜀的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为了争权夺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之间的反目争吵。刘备和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镇住局面，但是在失去这两个强有力的领袖之后，蜀被这些大臣内部的钩心斗角搞得什么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了。

但是，皇帝刘禅既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又缺乏面对问题的魄力。他虽然宠爱宦官黄皓，却没有像吴国最后一个君主孙皓那样变成一个暴君，这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刘禅连当暴君的气力都没有。所幸的是宦官黄皓也只不过是一个贪图私利的小人，对政治并没有什么野心。总之，蜀国君臣从上到下都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进取之心，陷入了坐以待毙的状态。

群臣中唯一不甘寂寞的是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的姜维。他前后多次进击陇右，争取到当地羌族的归顺，但是终究寡不敌众，而且因为他本来是魏的降将，所以在蜀内部颇受排挤，孤立无援，最后逐渐陷入困境。

名士舆论的压力

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刘备即位时，居群臣之首的是许靖和刘巴，他们均为当时的名士，与同为名士的魏的高官王朗、陈群等都有交往。这两个人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客居的交州辗转来到蜀地的，所以可说是别无选择才为刘备服务的。

特别是刘巴，以前刘备在荆州颇得众望时，虽然许多名士都争着投入刘备的麾下，但是只有刘巴一人不但不从，反而投奔了曹操。刘备当然对他怀恨在心。不久曹操命令攻打荆州南部，刘巴再次回到荆州。但是因为荆州被刘备占领，刘巴回不到北方去，只能逃往交趾。后来他为投靠刘璋来到了蜀，没想到刘备也进了蜀。一直躲着刘备的刘巴肯定觉得很尴尬。没有办法，他只好向刘备道歉，刘备也不记旧恨，重用了他。

这样做，都因为刘巴是当时的名士。这些名士的言行对当时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舆论影响很大。为了对抗集中了大量名士的魏，刘备不得不重用许靖、刘巴这样的名士。刘备任命许靖为最高级别官僚太傅，让刘巴起草即位的诰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演义》给读者的印象是凡事诸葛亮都排第一，但是其实作为名士，他的地位远不如刘巴和许靖。诸葛亮其实一直相当敬重这两个人。

但是对名士的这种客气却成为蜀的弱点。刘巴受到刘备的重用后，态度逐渐变得傲慢。他与张飞交恶，虽然诸葛亮从中苦心调解但他照样不理。刘备听说此事后心中不悦，责怪刘巴对自己的统一大业不尽心，一心只想回北方的魏，一面又说也只有自己才能用得了刘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备不得不重用名士的苦衷。蜀还有一个叫来敏的人物，他的父亲来艳曾做过汉朝司空，因此他本人也属于名士之流。来敏也是通过刘璋的关系当上官的。这个来敏除了徒有一个名士的空名外，没有任何本事，而且言行也有失常轨。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名士，竟一直官居高位。重视名士，成为自认汉王朝后继者的蜀的宿命。

这种重视名士的姿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蜀的其他官僚。对这些暂时寄身于蜀的北方名士的优待，严重打击了其他官僚们的进取心。而在名士的数量上，蜀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魏。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还应该是魏而不该是蜀，这种悲观论逐渐弥漫朝野。魏的名士陈群、王朗屡次给许靖和诸葛亮写信劝降，就是瞄准这一点，其目的就要在舆论上对蜀施加压力。蜀投降魏时，魏大将邓艾在给蜀国臣僚的信中写道：“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强调正统皇帝只能是出自中国的北方。对于邓艾的这个主张，蜀国群臣大概内心都点头称是。蜀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前，其实早已败给这种舆论了。

与蜀以及魏的重视名士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的孙权。吴国名士的代表人物是张昭，但是孙权几乎从来没有听过张昭的意见，他甚至明言，赤壁之战时如果听了张昭的意见，自己早就变成叫花子了。孙权还说刘巴要是搭理张飞，那他就不是一个名士，这正是他对名士的一个讽刺。但就是这样一个孙权，也不能完全不把张昭的名士地位放在眼里。他虽然与张昭一直尖锐对立，但是对张昭却终生礼遇。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以名士为中心形成的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舆论的重要性。吴其实与蜀一样，最后也是败给了这种舆论。

冷淡的本地舆论

对于蜀来说，更为不幸的是不仅来自北方的名士不尽力配合，就连蜀本地的知识分子也对蜀的前途持冷淡态度，甚至对魏更有好感。

蜀的学问中心在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广汉郡。其特征是盛行谶纬，也就是预言之学。广汉是近年发现的一种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所在地，可以想象，这种古代独特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被中国化，儒教广泛普及之后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继承，形成了重视预言的风气。王莽篡夺前汉王朝时，对谶纬之说大加利用，当时广汉的谶纬学者哀章就捏造《金策书》预言王莽为真命天子。到了后汉时代，广汉的谶纬学者也一直层出不穷。对刘璋之父刘焉说蜀地有皇帝之气的，也是广汉学者董扶。

另外，名声稍次于董扶的还有周舒。周舒在解释“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春秋纬》中的预言时说，“当涂高”就是指魏，他的话在乡党学者里引起反响。与董扶齐名的还有任安，任安的弟子杜琼也说：“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现在日语中还有“法曹”一词）。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他们不惜牵强附会，认为这都是曹氏要取代天下的预兆。

当时蜀国学问最高的大学者谯周就是杜琼的弟子。谯周效仿老师杜琼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思就是说刘备和刘禅，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就是“准备禅让”，暗示蜀将被魏所取代。话说到这一步，与其说是预言，还不如说是对刘备、刘禅父子的调侃和讽刺，简直就是不怀好意。还有一个广汉出身的彭羕竟背地称刘备是“老革”（老朽或老兵之意），结果被刘备所杀。

谯周对北伐也持反对意见。他写过一篇富有寓意的文章《仇国论》，专对仇国之间的事情进行了议论。文章虚构了因余和肇建两个国家为例，因余意为因此剩下的小国，用来指蜀，肇建意为初建的大国，用来指魏。因余国的高贤卿与伏愚子互相问答。高贤卿认为就像以前弱小的汉高祖打败强大的项羽那样，因余国也能战胜肇建国。对此，伏愚子主张应该首先让人民休养生息。不用说，高贤卿暗指的是主张北伐的蜀国高官，伏愚子就是谯周自己。当时的蜀国因为连年北伐，国力疲弊，人民困苦。外来的一些人把北伐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对本地人来说，被无端地卷进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却完全是飞来横祸。谯周的《仇国论》正是这种呼吁体恤人民疾苦的本地舆论的一个代表。可见，蜀国这个外来政权，已经失去了当地人民的支持。

魏军大举攻入蜀国兵临城下时，用名分和利害来劝说刘禅投降的就是这个谯周。在蜀国的群臣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反驳谯周的主降论。《三国志》作者陈寿就是这个谯周的弟子。看来他以魏为正统著《三国志》，并不完全是为了顾及继承了曹魏的晋朝的面子。

蜀的自取灭亡

景元三年（262），已经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司马懿次子）终于决心攻打蜀国。姜维得知这个消息后上表后主建议加强防备。但宦官黄皓只信巫鬼，故意把姜维的奏书按下不报，使蜀国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魏国将要袭来的消息。翌年景元四年八月，魏大举伐蜀，三路大军从洛阳出发，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精兵，绕道最西边的狄道直指姜维军驻屯地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同样率三万精兵从祁山进入武都以断绝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十万大军，分头从褒斜道、骆谷道、子午谷道挺进汉中。

魏军本来的计划是只要邓艾和诸葛绪把蜀军主力姜维军牵制在西方，钟会率领的大部队就会顺利攻入成都。但是没想到姜维却巧妙绕到诸葛绪军后方使其退却，进而守住了自汉中入蜀的要塞剑阁（参见图36）。这使得钟会大军无法自汉中南下，魏军甚至产生撤兵的打算。但是邓艾却出乎蜀军的意料，从阴平翻山越岭，出现在剑阁与成都之间的江油。成都告急，刘禅急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抵抗邓艾，但是诸葛瞻的部队到了江油附近的涪就不再前进。邓艾一举击败诸葛瞻的前锋，迫使诸葛瞻撤退到绵竹，诸葛瞻在绵竹战死。绵竹与成都近在咫尺，成都顿时大乱，刘禅招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逃往南方四郡，有的主张投吴。最后在谯周的说服下刘禅选择了投降。同时，刘禅还命令姜维等各地将士无条件投降。姜维回天无力只好命令兵士放下武器，蜀将士都愤恨交加，拔刀斫石。自魏军大举伐蜀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结束了。

67 剑阁
亦称剑门关。自汉中入蜀的天险要道，有栈道。在四川省剑阁县

我们客观看一下当时的形势。首先成都当初驻有四万兵力，诸葛瞻到底带走了多少兵力虽然无从可查，就算带走一半，那么成都还至少有两万守军。而邓艾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肯定已经不是当初的三万兵力，而且军粮也不会剩下多少。而且当时吴接到蜀的增援请求后，已经派兵前往寿春。如果姜维在剑阁堵截住兵粮匮乏、有意撤退的钟会大军，成都守军能够死守不放的话，那么蜀还是完全有可能取胜的。但问题是蜀国君臣早已失去了抵抗的气力。诸葛瞻没有一鼓作气攻打翻山越岭而来疲弊不堪的邓艾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蜀不是败给了魏，而是自取灭亡。政权中唯一主张彻底抗战的北地王刘谌，直到最后也不愿投降，他在祖父刘备庙中先杀了妻子然后自刎而死。

68 姜维墓
位于剑门关附近。为纪念姜维在此地与钟会对战，后世修建

钟会谋反

邓艾没想到刘禅毫无战意，束手就擒，不费吹灰之力无血入城，顿时趾高气扬，向司马昭写信进言，主张趁灭蜀之时，一鼓作气收拾掉吴。但是被邓艾占了头功的钟会这时心里当然觉得不美。他篡改邓艾送往洛阳的书信，诬告邓艾谋反，使邓艾被关进囚车押送回朝。在此之前没有随邓艾一同进军而是选择了与钟会合流的诸葛绪也遭钟会诬陷，被剥夺兵权送回洛阳。这样一来，钟会就独揽了讨蜀大军的统率权。

钟会是魏太傅钟繇之子，其兄钟毓也是魏的高官。钟氏一族为颍川出身的名门豪族，在魏国的序列中地位在司马氏之上。当时魏国大权已经完全被司马氏掌握，司马篡权迫在眉睫。讨伐蜀国，其实也是为篡权做铺垫。钟会是一个自视很高的野心家，他在出兵伐蜀的当初，就可能已经有所算计了。但是司马昭更有心计，他早已看出钟会心有异志，但还是派他领兵伐蜀。

钟会排挤走邓艾进入成都以后，就与投降的姜维共谋，决定谋反。钟会的野心是，如果成功则能取得天下，即使失败，也能像刘备一样独霸一方。而姜维也企图利用钟会再兴蜀国，所以他暗中劝刘禅要耐心等待。但是司马昭得知钟会进入成都的消息后，立刻亲自坐镇长安，派贾充率兵入蜀。司马昭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吓坏了钟会，他召集讨蜀将领将他们控制起来，姜维则建议格杀勿论，就在钟会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泄露，魏将士激愤反叛，两人死于乱军之中，其阴谋也就此失败。钟会死后，卫瓘任监军，他在绵竹杀死被押送洛阳途中的邓艾。就这样，魏和蜀的主将邓艾、钟会、姜维三人在不足半年期间全部丧命。《演义》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姜维的阴谋，其实真正的黑幕是司马昭。

钟会的谋反使成都城内陷入混乱状态，蜀国太子刘璇被杀，与关羽有杀父之仇的庞会也趁乱杀了关羽一族。本来该杀的宦官黄皓，反倒靠贿赂逃了一命。

吴完全没有想到蜀国竟那么轻易地就投降了魏国，得知钟会被杀的消息后，立即发兵西进攻蜀，但是蜀巴东太守罗宪向魏军求援，阻止了吴军的进路。罗宪曾经出使吴，但这次他却没有选择与吴协力复兴蜀国的道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吴蜀同盟早已形同虚设，蜀的人心早已倒向了魏国。

乐不思蜀

蜀灭亡后，刘禅与家属一起被送往洛阳。跟随刘禅的只有郤正、张通等几个旧臣。司马昭对刘禅一族非常优遇，封刘禅为安乐县公，子孙五十多人均受封为诸侯。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吴国孙氏看的，想用厚遇来收买吴国人心。有一天，司马昭宴请刘禅，席间演奏蜀乐，蜀人听了都心酸落泪，唯独刘禅照旧喜笑自若。司马昭看在眼里，不由地感叹：“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还有一次，司马昭问刘禅想不想蜀，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郤正听他这样回答，忍不住对刘禅说下次司马昭再问的时候，要痛哭流涕地回答：“先父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后日刘禅按郤正教的那样回答后，司马昭笑说，怎么跟郤正说的话一样？刘禅吃惊道：就是郤正教的啊！惹得举座哄笑。

这是一个用来说明刘禅愚暗的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果真如此吗？也许是因为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才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未可知。安乐县是今北京北边的一个地名，刘禅实际上从来没有去过该地。估计当时为了说明刘禅投降后生活安乐，故意选了这个地名。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刘禅也就只能听从安排，做出乐不思蜀的样子来。刘禅完全犯不着把蜀挂在嘴上去招人怀疑。但对刘禅来说，因为从北伐的巨大压力下解放出来，也许是真心感到快乐。刘禅的内心世界，别人是无法知道的。

魏国内乱、司马篡权

明帝的苦恼与死去

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来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曹叡的父亲曹丕对甄氏一见钟情遂纳为妻。可是曹丕后来开始宠爱郭氏，争风吃醋的甄氏被赐死。曹丕即位后，皇后就是郭氏。母亲的死给曹叡幼小的心灵肯定留下了不小的创伤。有一天，曹叡和父亲曹丕一起狩猎，遇见一只母鹿带着小鹿。曹丕射杀了母鹿，又叫曹叡射小鹿。可是曹叡哭着说：“陛下已经杀了母鹿，我怎么能忍心再杀小鹿呢？”可以想象，曹叡父子间因甄氏之死留下了相当的感情纠葛。曹丕直到临死才终于决定立曹叡为太子。

明帝曹叡二十四岁即位后，马上追谥生母甄氏为文昭皇后，又不断向已经成为皇太后的郭氏打听甄氏死时的情况。郭氏惶恐不安，不久郁闷而死，也有人说是被明帝所杀。明帝得知自己的母亲甄氏是被口填糟糠、发裹脸面埋葬的，遂用同样的方法埋葬了郭氏。但是不幸的是，明帝后来也因为宠爱后娶的郭皇后（与文帝的郭皇后无关），把元配的毛皇后杀了。他虽然憎恨父亲苛待母亲，结果却做出了与父亲同样可悲的事。曹氏父子都宠爱姓郭的皇后，大概也是命运的作弄吧。明帝人很聪明，而且沉着果断，一表人才，但因为口吃，所以总是沉默寡言，这大概和他幼时所受的心理创伤不无关系。

明帝的在位时间与诸葛亮的北伐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他冷静指挥以司马懿为首的将军们，冷静对应来自蜀和吴的攻击，没有给对方丝毫可乘之机。而且当年父亲的竞争对手叔父曹植还活着，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明帝亲自坐镇长安，就有谣传说明帝战死，曹植将继位。对这些来自内部的各种压力曹叡也都顶住了。

但是诸葛亮一死，蜀的北伐也随之偃旗息鼓，西方大患解除，明帝的心情一下子松懈下来，开始暴露出他刚愎自用的本性。首先他不顾长期战乱造成的国力衰竭和人民困穷，开始大规模营造洛阳宫殿御苑。群臣竭力反对，但是明帝不但不听，反而动员大臣们上御苑筑山工地搬土，这可以说是一个粗暴之举。

明帝还在景初元年（237）改历。按照当时儒家的观点，历有夏、殷、周三朝使用过的三种古历，夏历的正月是现在的阴历的一月，殷历的正月是阴历的十二月，周礼的正月是阴历的十一月。他们还对应天地人把这三种历进行区分，称夏历为人统，殷历为地统，周礼为天统，并称三统。他们主张历应该随王朝交替而改变。这是汉代学者董仲舒以来的儒家主张。因为汉朝用的是夏历人统，所以取代汉朝的魏就应该改用殷历地统，但是文帝时却没有实施，所以到了明帝在位期间才开始付诸实施。这个举措是采取了学者的意见，算不上是明帝的蛮行，但是以十二月为正月，毕竟给许多事情带来不便。像这样按三统改历的做法，这之前曾有王莽，这之后也只有武则天搞过。

明帝还耽于内宠，在后宫集中了大量宫女，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对于军人的女儿，凡是嫁给官吏平民的都被强制拆散，重新配给军人，又从中挑选有姿色的都收入后宫，供自己享乐。他的这些强行政策引起了朝野的强烈不满。

不过，明帝还没有荒淫到不理政事。大概他也有心向内外显示一下自己做皇帝的威严，所以在景初元年（237）命令毌丘俭率兵讨伐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辽东公孙渊。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孙渊与吴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这次出兵因为大雨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当公孙渊自称燕王，露出独立苗头时，明帝马上于第二年派司马懿率兵扫讨，消灭了公孙渊。但是不幸的是翌年，即景初三年（239）正月一日，明帝突然死去，年仅三十五岁。明帝之死，标志着魏国实质上的灭亡。

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之争

明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即位。明帝的皇子皆早夭，曹芳不是明帝亲生，据说家系不明。这也一直是明帝的一块心病，他在病重时选了曹爽和司马懿来辅佐幼小的曹芳。曹爽是曹氏一族的实权派人物曹真（本姓秦，因与曹操关系好改姓曹）之子。明帝本来打算让曹操之子，与自己从小关系亲密的燕王曹宇当曹芳的监护人，但是近臣刘放等人以反对皇族参政为由，进谗言使明帝放弃了起用曹宇的念头，而是推荐曹爽当监护人，又把灭公孙渊后一直驻扎辽东的司马懿紧急召回。这就是以曹爽为中心的曹氏一族和以司马懿为中心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的开端。

这一年十二月，历又改回到原来的夏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因为明帝元旦死去，为了回避元旦成为服丧日，所以改历。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否定明帝的政治。

曹爽掌握实权后，一面重用自己的亲信何晏、丁谧、李胜等人，一面把年长的司马懿奉为太傅，使其远离政权，开始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曹爽本为太子党公子哥，其亲信也多为一些自诩为名士的轻佻浅薄之士。其中何晏是后汉末期外戚何进的孙子，因其母后来成为曹操的侧室，所以从小在宫中与曹操之子一起长大。

三国皇帝的婚姻观

明帝的近臣里还有一个与何晏境遇相似的人物，叫秦朗。秦朗的父亲是吕布的部下秦宜禄。曹操消灭吕布时，关羽三番五次向曹操提出想娶秦宜禄的妻子。说得多了，曹操由不得想看看这个秦宜禄的妻子到底有多么漂亮。结果这一看不要紧，曹操干脆把她收作自己的侧室。关羽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恨的是咬牙切齿。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演义》中的那个英雄关羽的另一面。秦宜禄因为妻子被曹操霸占，不仅受到张飞的嘲笑，最后还死在张飞手下。秦朗与何晏一起在宫中长大，两人的生母，尹夫人和杜夫人分别又都为曹操生了孩子。

后世把这个秦宜禄的妻子误以为是吕布的妻子，又进而把她与貂蝉（虚构人物）混为一谈，结果就产生了关羽和貂蝉交好，或者关羽斩貂蝉等虚构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被《演义》所采用，但是元代以后，作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等戏剧题材，在民间广为流传。

霸占他人妻室纳为自己的侧室，这种行为虽被人诟病，但是目中无人的曹操对这些议论根本就不在乎，他对秦朗和何晏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养育。本来曹操的正室卞夫人就是娼家出身。当时名门望族结婚都很讲究门当户对，曹操的婚姻观似乎与那些豪族官僚有所不同。卞夫人在儿子曹丕即位后，被封为皇太后。而曹丕，也娶了袁熙之妻甄氏。但甄氏后来失宠，没能在有生之年当上皇后。

把曾经是别人妻子的女性
上皇后地位的是刘备。刘备本来有甘夫人、麋夫人以及孙权妹孙夫人，但是刘备即位后却封吴氏为皇后。这个吴氏原来是刘璋之兄刘瑁的遗孀，后被刘备纳为妻。刘备选吴氏做皇后，一说是因为有巫师算出吴氏有贵人之相，也有说是刘备想借此笼络刘璋旧部。不过，刘备和刘瑁虽然是远缘亲戚，但却同为刘姓同属汉朝皇族。娶同族人的遗孀做妻子，这在儒教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有人怀疑刘备是否真的是汉朝皇族。另外刘禅的两个皇后又都是张飞的女儿，姐姐死后，妹妹又接着做皇后。这种姊妹先后嫁给同一男人的现象，在日本现在也还时有耳闻，可以说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按当时儒教的伦理，这也是犯禁的。蜀国皇帝的婚姻观由此可见一斑。

娶侄女为妻的孙权

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吴又是如何呢？孙权有好几位夫人，其中徐夫人是孙权姑姑的孙女，也就是孙权的侄女。孙权的第六子孙休，在弟弟孙亮被废黜后，成为吴的第三代皇帝。孙休的皇后朱夫人是孙休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孙休的侄女。中国异姓的表兄妹之间可以结婚，但叔叔侄女之间的通婚也太离谱，用儒教伦理来看这可算得上是禽兽之行被大加禁止的。吴国皇帝的婚姻观与蜀一样，也很不正常。

由此可见，在三国时代儒教伦理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浸透到民间的角角落落，一般人的结婚还相当随便。三国皇帝的婚姻都与儒教伦理规范有所偏离，这也许只不过是随了民间的风俗习惯而已。但是他们的臣下中那些出身名士豪族阶层的人们，都已经成为热心的儒教伦理的信奉者，其中出现了不少为了不事二夫立志守寡的贞女。君主臣下间的这种伦理观的差异，给君臣关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龃龉，这也是三国均在短期间内灭亡的一个原因。这一点表现得最为鲜明的，就是魏。魏的大臣里汇聚了为数众多的豪族阶层，并且对儒教统治也极为标榜。曹氏一族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观互相背离的背景下展开的。

另外，何晏与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结婚，可是金乡公主的生母不是别人，正是何晏自己的母亲尹夫人。就是说何晏与金乡公主是异父同母的兄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真可谓是禽兽不如。对此，《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解释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金乡公主的生母应该是秦朗生母杜夫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以司马懿为首的当时大多数官僚来说，皇室的这些婚姻只能是一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丑闻。其实在儒教伦理传入以前，朝鲜半岛的王族和日本天皇家原则上都是近亲结婚。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揭开儒教这层面纱，中国实际上与朝鲜以及日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

司马懿的反击

大将军曹爽及其党羽亲信，操纵着年幼的皇帝，屡改制度，并擅自伐蜀给魏带来巨大损失。这些虽然司马懿都看在眼里，但他却尽量回避与曹爽发生争执。司马懿诈称有病，不问政事，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但是曹爽阵营并没有完全放松对司马懿的警惕。

曹爽亲信李胜赴任荆州刺史，临行他借机去向司马懿辞行，想刺探司马懿病情。只见司马懿由两个侍女搀扶着蹒跚而出，手哆哆嗦嗦地把侍女递上的衣服都掉在地上。司马懿又指着嘴说口干，侍女端粥给喂，司马懿却吃不到嘴里，把粥流了一脖子。李胜告诉司马懿他将赴任荆州，司马懿说：是吗，并州边远，好自为之。李胜说：不是并州，是荆州。司马懿还是说：是吗，是并州吗？李胜见状匆匆告辞。李胜回去报告曹爽说：司马懿已形同走肉，不足为虑。曹爽这才放下心来。司马懿的表演之逼真实在是让人不能不佩服。刘备和孙权也善于做戏，但都远不及司马懿来得高超。

曹芳即位十年后的正始十年（249，后改为嘉平元年），司马懿终于开始行动。这年正月，曹芳往高平陵祭拜明帝，曹爽等随行。司马懿趁机以皇后之命关闭城门，宣读历数曹爽罪状、要求即刻罢免其职的上奏文。曹爽在城外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束手无策。亲信桓范劝曹爽带皇帝去许都，以天子之名号召全国对抗司马懿，曹爽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的曹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砍头。司马懿先把他们一族锒铛关起来，不久就找借口将曹爽及党羽亲信夷灭三族。事后司马懿被任命为宰相，但他却固辞不就。但是毋庸赘言，司马懿此时已重归政界，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与曹爽关系亲密，也是曹爽姻亲的夏侯霸就是在这个时候亡命蜀国的。

皇帝亲自发动政变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继承了权力。三年后的嘉平六年，司马师废少帝曹芳，把曹芳贬为齐王。对外的理由是说曹芳荒淫无度，但最主要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曹芳当时已经二十三岁，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任人摆布了。而另一个理由是皇后的父亲张缉这时也暴露出反司马氏专权的苗头。

曹芳之后，高贵乡公曹髦被迎立为皇帝。曹髦是文帝曹丕的孙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但是这个曹髦却与司马师的愿望相反，是曹氏一族出类拔萃、富有气概的一个人物。一次司马师私下问钟会现在的皇帝如何，钟会答道：“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就是说文采与曹植相同，武勇堪比曹操。司马师回答说：若真如此，社稷之福也。不过，这恐怕不是他的真心了。

果然曹髦即位后对学问艺术非常感兴趣，经常聚集群臣一起作诗，或议论儒教经典。学者们经常被皇帝问得张口结舌。其间，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去，弟司马昭又继续独揽大权。曹髦对自己充当司马氏傀儡的现状早已不满，终于在甘露五年（260）五月，做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决断：发动宫中政变，铲除司马势力。

曹髦首先秘密叫来亲信王沈和王经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他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等十分震惊，急忙劝阻。但是曹髦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掏出早已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说毕带领宫中僮仆数百，鼓噪而出。

听到这个消息司马昭肯定也大吃一惊。他派手下贾充带兵进宫看个究竟。看到皇帝手持利剑怒目圆睁，兵士们都踌躇不前。贾充唆使部下成济道：“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于是上前一戈将皇帝刺死。曹髦此时年仅二十岁。作为皇帝，他死得可谓空前绝后的壮烈。被许诺“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的成济，最后被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夷灭三族。

曹髦之后，燕王曹宇之子曹奂被迎为新帝。曹奂当时还只有十六岁，而且这个时候其父燕王还在世。年号被改为景元，司马昭任相国，晋封晋公。接下来就只有等待篡权的机会了。

反乱频起

从司马懿发动政变起，魏国内部就开始不断发生反乱。当然大部分不是对魏，而是对司马氏的。

最早的事件是嘉平三年（251），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官任司空的征东将军王凌欲拥立曹操小儿子楚王曹彪为帝。王凌的叔叔就是当年讨灭董卓的英雄王允。但是王凌的这个计划因为事前走漏风声而败露，王凌自杀，楚王也被赐死。

第二次是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亲张缉共谋杀司马师，拥夏侯玄辅政，夏侯玄是曹爽的亲戚，曹爽生前两人交往甚密。但事情泄露，三人一起被杀。这是曹爽残党发动的一次政变。夏侯霸投奔蜀国时曾劝说夏侯玄一起亡命，但夏侯玄没听。不然也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上边我们已经述及，这个事件也是造成曹芳废位的一个原因。

第三次是翌年，正元二年（255），也是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毌丘俭因不满司马师的专横，在寿春发动叛乱。毌丘俭是魏国夙将，在讨伐高句丽中战功显赫。这两人与曹爽以及李丰、夏侯玄等都有亲密交往。这次司马师亲自带兵前往寿春镇压，毌丘俭兵败被杀。当时吴的宰相孙峻带兵往寿春增援，途中得到叛乱失败消息，只好撤兵而回。文钦及其子文鸯亡命吴国。文钦当年曾经对吴使过诈降之计，这次是真的投降了。司马师因这次讨伐叛逆辛劳过度，回朝后不久就病死了。

69 毌丘俭纪功刻石拓本
为纪念毌丘俭讨伐高丽，正始六年（245）前后建立的石碑。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现于吉林省吉安市

第四次是甘露二年（257），还是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诸葛诞在寿春起兵造反。毌丘俭与文钦起兵时曾劝诸葛诞一起造反，诸葛诞不但一口回绝，还积极地帮着司马师进行镇压。可是诸葛诞同样与夏侯玄有密切交往，这使他感到不安。一次贾充从洛阳来寿春看他，告诉他洛阳城中诸臣都盼着司马氏禅代帝位，问他怎么想。诸葛诞听了大骂，把贾充赶了回去。不久司马昭下书召诸葛诞回朝，诸葛诞自知事情不妙，遂决意举兵。

诸葛诞这次吸取了毌丘俭和文钦失败的教训，他先与吴联系，把儿子诸葛靓送到吴，对吴表示臣服。吴马上派魏的降将文钦父子与将军全怿、全端率兵前往寿春救援。接着又派将军朱异、丁奉增援。还怕人数不够又派大将军孙綝率大军出征。司马昭也不甘示弱，他要求皇帝和皇太后亲赴前线坐镇，自己率二十六万大军出征寿春。这时，魏在关中的兵力被大量调往寿春，蜀将姜维趁机攻魏。魏蜀吴三国大决战迫在眉睫。

但是就在这时，吴荆州夏口守将孙壹和吴都建业的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却相继降魏。这当然不是偶然，十有八九是魏策反的结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钟会以全辉口吻做一家书，劝诱寿春城内的全怿等开城投降。而这时，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文钦被杀，其子文鸯也投降于魏。结果，敌我之间、友军之间都打了起来，发展成一场大混战。最后诸葛诞战死，司马昭险胜。而对于蜀将姜维的进攻，守将邓艾等采取了以前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战术，坚守不出，顶住了姜维的进攻。这场由诸葛诞之乱开始的大战，是魏蜀吴三国最后一次决定命运的举国大战。

最后一次是景元五年（264，后改咸熙元年），钟会在灭蜀以后企图据蜀自立，但事败被杀。至此，司马氏的对抗势力被一扫而光。司马昭晋封晋王，下一步只等着伺机篡位了。

第二次禅让

可是第二年，也就是咸熙二年八月司马昭还没当上皇帝就死了。这年十二月，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当上了皇帝。这就是晋武帝。魏建国四十五年后，又把四十五年前的那场蹩脚戏重新搬上舞台。但是魏文帝在父亲曹操死去十个月后才登基，可是晋武帝却在司马昭死后仅四个月便匆忙即位。如此性急是有他的理由的。

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伯父司马师为嗣。司马攸人望很高，也有才能，其声望不在其兄司马炎之下。其父司马昭也非常宠爱他，曾经想把他立为后继，只是考虑到长幼顺序才作罢。不过晋王之位本来就是司马昭之兄司马师的，而且司马昭曾保证自己死后将把晋王位还给司马师家。也就是说应该让司马攸继承。所以司马炎每日如坐针毡，与当年曹丕和曹植的情况非常相似。司马炎匆忙即位，大概与此有很大关系。司马攸后被封为齐王，但是因受哥哥武帝的怀疑，郁愤而死。

70 晋武帝
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受魏禅让即位皇帝。选自《历代帝王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吴国内政与内讧

孙权晚年的郁闷

孙权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得太长了点儿。孙权的父亲孙坚三十七岁死去，长兄孙策二十六岁死去，唯独孙权很长寿。昔日曾经同甘共苦打天下的周瑜、鲁肃、吕蒙，包括对手曹操、刘备都相继辞世，甚至连曹丕、曹丕的儿子曹叡、诸葛亮也都死了，孙权还活着。孙权一直活到七十岁。孙权的晚年，应该是相当孤独和郁闷的。对孙权打击最大的是，在他六十岁那年太子孙登先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孙权当年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把太子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就是因为他偏爱孙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孙登身上，孙登之死无疑使孙权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从此，阔达宽厚的孙权，变成一个倔强顽固的老人。

71 孙权墓
位于南京市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参道旁

孙权宠爱的王夫人生有孙和、孙霸二子，令人费解的是，孙登死后，孙权一面立孙和为太子，一面又对鲁王孙霸格外疼爱，甚至待遇与太子没有两样。这导致家臣分裂成太子派和鲁王派，互相争权夺利，在此过程中有许多臣下无辜被杀，宰相陆逊也痛心而死。这个无谓的争端前后持续了九年，直到赤乌十三年（250），孙权终于决定废太子，赐鲁王死，立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孙权才终于死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街日资百货大楼建筑工地，发现了多处历代古井。从其中一处三国古井中出土了不下十万片的大量简牍。简牍是纸张发明以前用于书写的木片和竹片，用绳子穿起来就成了书卷。“册”就是一个表现这种书卷的象形文字。虽然近年中国接连有这样的发现，但是如此大量的简牍出土，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作为三国时代的文物，这更是史无前例。

现在的长沙市自战国时代以来，其位置几乎未变。走马楼这个地名就来自明朝的王府，估计在三国时代，走马楼这个地方也应该同样是官厅的所在地。这批简牍里有的还能看到上面写着的年号，其中最早的是汉建安二年（220），最晚的是吴嘉禾六年（237）。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简牍应该是吴国地方政府的文书。

孙坚在黄巾之乱之后曾任长沙太守。但是这个地方正式成为吴的领土则要到建安二十年（215）吴和蜀第二次分割荆州以后了。简牍中能看到“步侯”、“吕侯”、“吕岱”等文字，这都是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吴将步骘和吕岱。特别是步骘，被封为临湘侯，而其封地就是长沙。简牍有“临湘侯相靖”文字，是步骘部下的名字。另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简牍中找不到魏的年号黄初，全部用的是建安，这足以说明孙权对魏表示的归顺，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吴的租税户籍文书

这批简牍的内容可以分为租税、户籍、给上级官厅写的报告、个人书信、名刺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租税和户籍的简牍。佃田租税券书，写在一种叫做“吏民田家莂”的木简上，这种木简长约50厘米左右，比一般的木简要长，年代大部分为嘉禾四年到五年之间。“莂”是符契的意思，也就是把契约的内容在一个木简上左右各写一遍，然后从中间劈开，一半作为纳税证明交给纳税人，一半作为收据由官府保管。“吏民田家莂”木简有用凿子劈开的痕迹，而且上部都写有“同”字或者相当于“同”字的符号，说明这是官府保管的符契的一半。从木简所记录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纳税的方法大致如下。

72 户籍木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街古井发现的大量吴户籍木简，是了解当时民众家庭构成、地方行政情况、户籍管理方法等的一级资料。左边的木简长约26.5厘米、厚约5毫米

首先把吏或民耕作的土地分为租借国家的二年“常限田”和自己开拓的“余力田”，再根据两种田是“旱田”（歉收）或“熟田”（丰收），决定应该缴纳的米、布、钱等税额。其中布和钱可以折算成米，歉收时税金免除。米上缴到仓吏，布和钱上缴到库吏，每次发行收据竹简，年终在此发行合计起来的木简。这个木简就是“吏民田家莂”。木简上记录有税额、纳税日期、纳税人、官府领收人名等。另外，余力田中有写作“余力火种田”的木简，说明这个地方当年的农业是刀耕火种。

其次是有关户籍的内容。这是地方官吏向上级报告当地居民情况的文书档案，也是用符的形式。符的最后常写有“破莂保据”（劈下一半收据保存）文字，上面还写有如内容有误，愿受处罚等文字。户籍的记载当然包括姓名、年龄、吏·民·军等身份、家庭结构等内容，有意思的是还有“长五尺”、“长六尺”等有关身长，“盲两目”、“聋耳眇目”、“肿两足”、“腹心病”等有关身体和健康状况。另外还有“刑右足”、“刑左手”等有关所受刑罚的记载。这些记载当然不是出自对百姓的关怀，而是用来作为征兵或征赋时的参考资料。年轻女性年龄下有的还写着“美”字，这可能是为了以后送往后宫所作的记号（但这也有可能是“算”字之误）。

这些官府公文，为何保管在古井中，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把不要的公文扔进古井销毁处分，有人认为时吴灭亡时为了保密故意埋在井里的。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三国时代研究基本上只能依赖于《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和少数碑文，详细的情况实际上很难知道。但是这个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发现，给了解吴国的实际统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但是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简牍，想要了解它的全部内容，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解读。

诸葛恪的野心

孙权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掌握了吴国大权。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也就是诸葛亮的侄子。他大概很想与自己叔父一样，成为辅佐年幼皇帝的一代名相。本来孙亮字子明，也许是孙权为了沾一点儿诸葛亮的光，才特意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亮”这个名字。辅佐一个与自己的叔父同名的皇帝，诸葛恪内心的成就感可想而知。

然而他虽然是一个稀世之才，但是行动却欠谨慎。当年诸葛亮就担心他这个性格，还专门给陆逊写信忠告过。作为出身名门世家的公子哥，诸葛恪难免不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这一点与魏的曹爽极为相似。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巢湖东边魏领内的东兴筑城。魏当然不能承受这个挑衅，本来魏就认为孙权死去是攻吴的好机会，所以立即派诸葛诞率兵攻打东兴，又派王昶率兵攻荆州南部，派毌丘俭攻武昌，向吴发动大举进攻。诸葛诞与诸葛恪这两个同族宗亲，代表着魏和吴在东兴展开对决。因魏军戒备松懈，诸葛恪获得大胜，王昶和毌丘俭也因东兴兵败只好撤退。

诸葛恪胜利而归，开始产生轻敌思想，他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为王者没有不想统一天下的。他还说自己最近重读了叔父（诸葛亮）的《出师表》，深受感动，流露出他对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诸葛恪内心很想效法其叔诸葛亮完成其未尽的统一大业。第二年，建兴二年（253）三月，诸葛恪征发二十万大军欲出兵攻打魏的合肥新城。诸臣都表示反对，一致劝阻，百姓也怨声载道，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合肥旧城因为建在水边，容易被吴从船上攻击。所以太和六年（232），扬州都督满宠建议在旧城西北三十里处修建新城（参见图39）。这样吴军如果攻城，就必须离船上岸，以前孙权的两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魏和吴的对战，在水边于吴有利，在陆地于魏有利，因此双方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诸葛恪率领二十万大军虽然包围了新城，但是却攻而不下，军中疫病蔓延，死伤众多，到七月只好撤退。这次伐魏，不但不必要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蜀将姜维也配合诸葛恪从狄道出兵攻魏，但中途粮饷耗尽只得撤兵。可见当时吴蜀即使联合起来，也已经敌不过魏国一国的实力了。诸葛恪败战而归，不久后在一次宴会上被皇族孙峻所杀。

孙峻杀了诸葛恪后开始独揽大权。孙峻是孙坚最小的弟弟孙静的曾孙。三年后孙峻死去，其从弟孙綝继承权力（参见图16）。孙峻、孙綝掌权的这个时期，正好是魏国毌丘俭、文钦以及诸葛诞叛乱的时期，特别是诸葛诞叛乱时，魏与吴之间展开了一场三国时期最后最大的决战。

魏国司马懿杀曹爽，从曹氏一族手中夺走大权，而蜀国从刘禅起刘氏一族就已经失去了所有实权。与魏蜀相比，吴国直到最后孙氏一族都掌握着国家大权。不过孙氏一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趋于激化。孙亮长大后，对孙綝的专权越来越憎恶，他与近臣密谋准备除掉孙綝，但事情泄露，反被孙綝废黜了帝位。永安元年（258），孙綝立兄长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继位。但是孙休即位后马上就下手杀了孙綝，两年后他又逼废帝孙亮自杀。

孙休在位期间，与魏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是一段比较和平的时期。孙休志善好学，他建学校，置五经博士，重视官吏和军人子弟的教育。但是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那转瞬而逝的寂静。永安六年（263）蜀国灭亡，吴的救援也告失败，第二年孙休也因病死去，死后被追谥为景帝。

三国时代最大的暴君孙皓

吴的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其父是当年在与鲁王抗争中被废黜太子地位的孙和。景帝虽然有四个儿子，却推孙皓继位，是因为景帝的孩子都还年幼，当时蜀刚刚灭亡，吴国内局势动荡，而幼帝是不可能对付这种非常事态的。这也说明吴还没有一个在实力上能够与皇帝比肩的大臣。孙皓时年二十三岁，有才识且明断，又加之好学，因而被拥立继位。但是即位不久，孙皓骄淫暴虐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这可能与他的不幸的成长经历有关。其父孙和因为妃子是诸葛恪的侄女，诸葛恪被杀时受到牵连而丧命。

孙皓即位后，首先杀了曾经拥立过自己的景帝时的宰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接着又杀了景帝的皇后朱氏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大的。他的暴虐行为史不绝书。孙皓好酒色，每逢宴会群臣，都要逼臣下喝到烂醉，稍有不从，就会受到处罚。最后竟发展到剥脸皮、剜眼珠等。如此残暴的君主，在三国时代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孙皓虽是暴君，却不像刘禅那么愚暗。孙皓即位前蜀国刚灭，交趾又叛吴降魏，即位后他发兵夺回了交趾，也算是做了一点儿像样的事。但是，这时蜀已经灭亡，单靠吴国的国力与魏对抗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孙皓大概比谁都明白。蜀灭亡后，司马师派过去从吴投降而来的徐绍和孙彧去吴说服孙皓，他们对孙皓说：“大必字小，小必事大”，暗示他应该识大局。孙皓当时没能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说明他心理上已经屈服了。

而这一点，不仅他自己，连他的臣下们也都心知肚明。吴最后的宰相张悌在吴灭亡时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孙皓大概也看出自己的臣下其实与自己的心理状态一样。也许正是这种焦躁不安，才使他对臣下变得异常猜疑和暴虐。

73 天发神谶碑拓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
276年吴国因瑞祥改元天玺。此为纪念该功德立的石碑。原石以不存，现仅存拓本

孙皓知道自己在军事上已经不是晋朝对手，于是抓住了谶纬思想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各地传出一些附会民间山石信仰的谣言，比如，有说吴郡临平湖挖出了一块刻有“皇帝”字样的石头，有说鄱阳历阳山发现了一块刻有喜庆文字的石头，又有说吴兴阳羡山石室出现了瑞祥之兆等，每当这种消息传来，孙皓都异常兴奋，逐次把年号改作天册、天玺、天纪，并立石碑，在阳羡山由臣下代理举行了本来应该是皇帝才能做的封禅仪式。当时立的“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碑文独特，记载了大量谶文，而且书风非常奇异，可以说是孙皓异常心理的一种反映。

在这之前，谣传魏的寿春流行童谣“吴天子当上”，孙皓听了大喜，遂率领母亲妻妾以及后宫数千宫女出宫，声称要去洛阳，完全陷入了一种集团式歇斯底里的状态。可是当他宠爱的妃子死去的时候，孙皓又几个月闭门不出，大街小巷都传出孙皓死去的谣言。这又是一种忧郁症状态。终于，在吴国上下都失去自信坐而待毙的状态下，天纪三年（279）十一月，晋开始大举伐吴。

74 进军攻吴路线图

三国时代结束

对是否出兵伐吴，晋朝内部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北方少数民族可能会乘机侵入，主张三思而行；有人认为应该趁吴国国势衰败一举灭吴。这时，晋武帝已即位十四年，国情也比较安定，于是决定采纳主战派主张。晋兵分数路，司马伷和王浑分头出兵建业对岸的涂中和横江、王戎出武昌、胡奋出夏口、杜预出江陵，王濬率领水军从蜀顺江而下，直指建业。以上各路共二十余万人，总司令为对攻吴持慎重意见的老臣贾充。这次总攻故意躲开了魏吴长年交战的合肥巢湖一线。最早到达建业的，是路途最远的王濬的水军。蜀灭亡后，晋在蜀建造大船，操练水军，晋的水军在实力上已经压倒了吴的水军。吴丞相张悌等率兵冲锋陷阵，誓死抵抗，但是大势已去，次年三月，孙皓终于向王濬投降。

从位于南京郊外的江苏江宁发现的三国时代的古坟里，出土了一种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吴国特有的神亭壶。该墓室的墓砖上刻有“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的字样。庚子就是吴灭亡的公元280年。从“晋平吴，天下太平”这句话可以体会到吴国百姓终于从孙皓恐怖暴政中解放出来的那种由衷的喜悦。

投降时，孙皓写信给群臣，信中承认吴灭亡的责任全在自己身上，希望臣下不要有什么顾虑，最好能够继续仕晋，发挥自己的才智。此后，孙皓被押送到晋都洛阳，封为归命侯。晋武帝在宴会上对孙皓说：“朕设此位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在南方，亦设此位以待陛下。”坐在旁边的贾充忍不住痛斥孙皓的暴虐行径道：“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孙皓满不在乎地答道：“大逆不道，妄图弑君者即施此刑。”贾充反被说得无言以对。因为贾充过去曾杀过魏高贵乡公，也算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不忠之徒。孙皓的对答巧妙痛快，由此可见，他绝非平庸之辈。吴国的灭亡与晋朝统一天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孙皓也许在不同意义上与蜀的刘禅一样，也大松了一口气。

后来，虽然吴的大多数官僚都在晋朝做官，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相当怀念吴国。比如陆逊孙子陆机，仕晋后曾写了一篇《辩亡论》，分析吴国灭亡的原因。文中充满了对吴的哀惜和作为吴人的骄傲。而蜀灭亡后蜀的群臣都表现得非常冷淡，在这一点上吴与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晋朝后来正如对伐吴持慎重态度的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匈奴族消灭。逃到江南的晋皇族后裔在吴国故地重建东晋王朝。其后，整个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汉族王朝在此地建国。吴虽然灭亡，但是吴的遗产却得到继承。

在《演义》总的一百二十回中，第一百一十九回叙述蜀国灭亡以及司马受禅，最后的一百二十回就突然到了吴国灭亡。从黄巾之乱到吴国灭亡前后共九十六年，蜀灭亡后吴单独与魏晋对峙还长达十七年，差不多占了其中六分之一的年月，可是《演义》却仅用了一回的篇幅把这么长一段历史一语带过。由此可见《演义》对吴是多么地轻视。

图六 东汉击鼓说唱俑
——高55厘米，1957年四川省成都天回山出土。这件陶俑以灰陶作胎，手塑成型，左臂挟鼓，右手举槌作击鼓状，正忘情地进行说唱表演。陶俑富含浓郁的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反映了东汉时期高超的陶塑艺术水平。四川的东汉墓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表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

图七 青瓷仓院
——髙31.8厘米，宽57.5厘米，深71.8厘米。湖北鄂州三国墓出土。（湖北鄂州博物馆藏）

图八 青瓷牛车
——鄂州市滨湖东路司徒郭家细湾三国墓出土。牛长23厘米，宽9.8厘米，高15.5厘米；车厢长17.5厘米，宽15.5厘米，高11.5厘米。牛站立，昂首吐舌。车厢为长方形，圆弧形顶，顶前后饰有圆形涡纹组成的装饰带。器身施淡黄釉。（鄂州市博物馆藏）

图九 青瓷虎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第七章

三教鼎立的时代

儒教的统一

新旧儒教的对立

提起中国的宗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的是根据孔子思想发展而来的儒教；中国自己的民间宗教道教；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三大宗教同时亮相中国历史舞台，正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才是最早形成三教鼎立的时代。不过，虽然说是三教鼎立，但是和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国力并非等同一样，三教之间的势力也有相当差距。道教是这个时代刚刚诞生的新生宗教，稍后它的势力才得到迅速扩大。后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三国也终于开始扎下根来。三教中历史最长的，不用说当然是儒教。而儒教在三国时期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变。

儒教存在两个新旧的对立。一个是新注和古注的对立，另一个是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所谓新注指十三世纪朱熹一派的经典注释，以哲学、思辨的解释为特征，被称为理学。朱熹以前的注释则称为古注。古注是指那些紧抠经典文章的偏重具体的注释。而古注完成的时期，正好是后汉向三国过渡的这一时期。古注具体地说，郑玄注释的《毛诗》（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赵崎注释的《孟子》等为后汉末期之作，王弼注释的《周易》（易经）、何晏注释的《论语》、杜预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为三国魏晋时代的作品。另外，《尚书》（书经）被认为是前汉孔安国之注，但实际上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伪作。古注里只有注释《春秋穀梁传》的范宁是东晋人。由此可见，在经典注释上，三国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今文与古文不涉及注释的问题，而是指经典文本的区别。一般认为这个区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进入汉朝以后，朝廷重新开始恢复儒教，当时儒教经典已全部被秦始皇焚烧殆尽。所以只好招集国内儒者凭借记忆重新记录成书。这些经典文本用汉朝通用字体隶书写成，所以被称作“今文经书”。可是后来在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了秦以前的一些文本。估计是为躲避焚书之祸而藏在这里的。这些文本用秦以前的古字体籀文（大篆）写成，故称“古文经书”。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不仅限于字体的不同，在内容上也各有异同，其中《周礼》和《春秋左氏传》只有古文文本。

不过上述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属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特别是围绕古文的来历问题更是众说不一。这些况且不提，汉代的儒教经典存在着今文与古文的区别这一点却是事实。因为所用文本的不同又产生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的学派对立。这两个学派最终握手言和实现统一，是在后汉末三国时代。

通儒郑玄的经典解释

汉武帝把儒教定为国教时，经典还都是今文文本。国都太学里的博士们也都是今文学者。今文学者重视家传和师承，对经典的研究也是各专一门。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国教，所以其目的当然也就只能是为汉王朝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教可说是一种御用学问。进入后汉以后，预言王朝前途的谶纬学非常盛行，儒教受它的影响，御用学问的倾向变得更加严重。

相对的，古文学派从一开始就受到曾帮助王莽篡权的刘向、刘歆父子的推崇，政治色彩也很强，到了后汉虽然也一度流行，但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的公认。因此古文学只能是一种在野的学问。可是，后汉末期，正是从这个在野的古文学派中诞生了一个通晓各种经典的集大成的学者——郑玄。

当时的今文学者对经典的研究都是专修一门，而郑玄却研究今古，博览纬书，追求全面、系统地领会经典内容。他的具体做法是，为解释某一经典文言，引用其他相关经典的语句，也就是以经注经。除《春秋》《孟子》以外，郑玄用这个方法注释了其余的全部经典（《孟子》在当时还未被视为经典）。如果像郑玄这样融会贯通地解释各种经典，过去的那些家传和师承自然就会失去意义。郑玄的老师马融曾一语道破“学无常师”，郑玄才是一个真正做到了破除家传师承的束缚、通晓各门学说的通儒代表。而实际上，郑玄的学说确实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马融。

郑玄以一个在野学者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与他不为某种特定政治目的、不为王朝服务的客观的治学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他终身不仕，但何进、袁绍、孔融、陶谦等这些当时的当权者和名士都对他非常崇敬，曾多次请他出山。连蜀国的姜维都十分崇拜郑玄的学说，说明他对后人影响之大。

在《演义》里，刘备也曾师事郑玄，当刘备败给曹操，想要去投奔袁绍时，郑玄还专门给袁绍写了一封介绍信。但实际上刘备投奔袁绍，是因为他以前曾推荐袁绍之子袁谭当孝廉（按：应为“茂才”）。当然小说里让郑玄这样的大人物出面确实寓意深刻。《演义》还在这里不留痕迹地引出一段见于《世说新语》的小插曲，表现郑玄家中连侍女们都广知风雅，通晓《诗经》。《演义》很擅长运用这类小道具。

郑玄的学问融汇了今文、古文双方的学说，但其主体还是古文。因此后汉以来的今文、古文之争得以终结，古文学派占了优势。后汉末年的《熹平石经》是隶书体的今文文本，而建于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则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的古文文本。前面已经提到过，关羽、吕蒙等当时的武将都喜爱阅读《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就是一本古文学派的代表文本。这些都和古文学派的优势地位有一定关系。

75 正始石经拓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制的儒教经典石碑。左为局部放大图

当时，也有一些人反对郑玄的学说，魏的高官王朗之子王肃就是其中一人。不过，王肃在解释经典时也是融汇了各经典的学说，在这点上他与郑玄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融会贯通解释经典的方法在当时已形成一股潮流。又因为王肃的女儿为司马昭之妻，生下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所以晋朝基本上都采用王肃的注释。郑玄之孙郑小同，虽然当上了高贵乡公的侍从，但还是被司马昭所杀。这说不定还是王肃从中作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王肃伪造了《古文尚书》的孔安国注等等，总之王肃这个人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者。

融合儒家与道家的“玄学”

郑玄打破了横在经典之间的障碍，他对今文古文的综合研究又进一步超越了儒教自身的范畴，为儒教与其他学派的交流开辟了途径。在儒教成为国教以前，儒教作为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后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汉帝国的权威受到动摇，儒教的国教地位也受到冲击，人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开始转向诸子百家的多种多样的世界。

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对存在的根本意义进行哲学思索的道家思想，强烈吸引了那些对繁琐的儒家实践道德感到厌倦的人们。当时融合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哲学思辨的学问被称作“玄学”。

玄学在魏晋时代十分盛行，以在正始年间掌握实权的曹爽一派为核心，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等。何晏著《道德论》，主张儒道合同；王弼祖述《老子》、《周易》，其中《周易注》是援引道家思想来做注释的。《周易》在儒教经典中也是属于哲学色彩较强的一部经典，它与道家的《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当时经常讨论的主题。玄学派以道家的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对此，裴
著《崇有论》，主张儒家不同于道家，重新肯定儒教的作用。

曹爽一派中的何晏和夏侯玄还参考诸子百家中提倡法治的名家和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才能与德性无关。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曹操重才不重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与此相对，司马懿一派则主张人的才能与道德一致。当时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往往要看他的出身门第，所以这个主张最终归结于门阀、名门主义。这些看上去非常抽象的议论，与正始年间曹爽一派与司马懿一派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谈流行

随着玄学的流行，形成了一种如上述所说的就一些玄学问题进行哲学抽象的思辨、反复辩论的风气，当时称之为“清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世之谈而言的，是一些与现实无关的清高之谈。比如，玄学派代表人物何晏与王弼，就圣人喜怒哀乐感情的有无进行争论。何晏认为圣人无感情可言，而王弼则认为圣人也有感情，只不过需要更好地调节而已。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都无所谓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时人们对这种辩论非常热衷。

清谈的时候，主客双方常常手执拂尘边摇边谈，激动之时甚至手舞足蹈。对谈时不仅要求论点高明，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特别是那些能让对方理屈词穷的一发即中的反论。包括对谈时的音容举止都受到关注。据说何晏就从来手不离白粉，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

东晋的阮瞻一次拜见宰相王戎，被问及儒家与道家的异同，阮瞻当即答道：“将无同（有何不同呢？）。”王戎对阮瞻的这个回答非常赏识，提拔阮瞻为官。这两人的对话虽然不是正式的清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很能传达清谈的气氛。因此，可以说清谈不仅是论点的驳难，也是一种语言的对决，或者说是包括音容举止在内的综合表达能力的一个对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谈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当时的外交舞台上的各种交锋非常相似。而且，与后汉以来名士间流行的人物品评也密切相关。人物品评需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外表容貌进行综合判断，当场组织成精练恰当的语言进行评论。从上述阮瞻的例子我们也能看出，看上去与俗事无关的清谈，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清谈不仅在魏国盛行，在当时的名士中也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出仕蜀国的许靖等人也很热衷于清谈，但在不大重视名士的吴国却找不到流行的迹象。有关清谈和人物品评的一些遗闻轶事，被收录在后来南朝刘宋时代编写的《世说新语》里。此后，这种清谈的传统也随之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消失。唯一流传至今的可能就算禅宗开展的禅问答了。同样，禅问答不仅重视驳难论理，同时也取决于双方能力的全面发挥，是一种瞬间决定胜负的对谈形式。

问答游戏

清谈针对圣人有无感情、儒家与道家的异同等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质疑问难。这种质疑问难，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在清谈这种哲学辩论的场合以外也经常出现。比如在魏国，针对是否恢复以前被汉文帝废止的肉刑（斩足等刑罚），群臣之间展开了讨论。钟繇与陈群表示赞成，王朗表示反对。像这样的还属于一种与现实政治有关的实用性的讨论，更有一些既没有实用性、也没有哲学性的讨论。孙权与蜀国使者李密就兄弟的利弊进行辩论，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质疑问难，与其说是为了得出结论，还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辩论的乐趣。

更有趣的是魏文帝宠臣吴质的例子。有一次重臣曹真和朱铄在宴会上同坐，吴质故意叫来俳优谈论“肥与瘦”的问题。因为曹真很胖而朱铄很瘦，吴质想借此给宴会助兴。俳优把胖子和瘦子的特征表现得滑稽可笑，又是品头论足，又是对比长短，没想到真的惹恼了曹真和朱铄，不但没给宴会助上兴，反而搞得大家不欢而散。由此可见，这种针对两个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讨论的“问难”，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一种文艺形式。作为它的背景，可以想象这种针对各种命题进行的问难非常盛行，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消遣。清谈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风气有关。在这个时代的人物传记中经常能看到“机捷谈笑”、“滑稽”等表现，也反映了这种风潮。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三者对谈辩论事物优劣的形式汉代就有，应该也是二者问答的一种变形吧。

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学中有一篇《茶酒论》，非常有趣。它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让茶和酒你问我答，争论彼此的优劣，最后让水出来劝解，才算收场。这属于一种游戏文学。后来，到了明代末期，当时的文人邓志谟以“争奇”为题创作了许多同样形式的作品。比如《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男色与女色）等。孙权对兄弟利弊的对谈、吴质请人搞的肥与瘦之争等，都应该算作这些后世游戏文学的出发点。这种游戏文学在室町时代末期可能由五山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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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进日本，在日本也有人写了像《茶酒论》、《酒饼论》、《酒饭论》等同类作品。

忠孝之争

郑玄的同乡邴原，比郑玄稍小几岁，也是三国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曹丕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在宴会上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君主和父亲同患重病，而药只有一丸，只能救一个人，到底应该救君主，还是应该救父亲？一席人有说救父亲的，有说救君主的，众说不一。曹丕见邴原一言不发，就征求他的意见。邴原不慌不忙地说：“救父亲！”争论就此结束。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机智应对，但从中可以看到，与对君主的忠义相比，当时的人们更重视对父母的孝行。孙权和李密谈论兄弟之利弊时，李密回答说“兄长能更多地孝顺父母，所以做兄长有利”，也反映了对孝行的重视。

忠与孝相比，一般认为忠具有公的性质，但恰恰相反，忠只不过是个人对君主效力而已，而孝才是一种通过实践实现宗族繁荣的手段。在这个动荡不安、王朝频繁交替的年代，如果一个一个要去尽忠的话，谁也受不了。相比之下宗族的安泰才是首要的，因此孝行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虽然认为三国时代儒教权威已经相当衰弱，但以孝为中心的儒教实践道德，反而更加普及。

在提倡孝行的儒教经典中有一部《孝经》。儒家经典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孝经》。它不仅被广泛阅读，其中的一些字句还被人们当作是可以避邪免灾的经一样念诵。黄巾之乱暴发时，就有一个叫向栩的官吏说：只要念诵《孝经》，贼人自会消灭。

后汉、三国时代的孝子贤孙们

不过要想普及孝的道德规范，只靠《孝经》那样一味说教孝行的重要性还很不够，还需要树立一些躬行孝道的榜样事迹才能使孝的内容通俗易懂，更有说服力。应运而生的就是《孝子传》。以孝子事迹为题材的《孝子传》，六朝以后衍生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世开始普及的《二十四孝》。被写入这些《孝子传》里的孝子，后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很多。其中三国时代的孝子多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孝子之一、魏晋之际曾当过太保的王祥。王祥小时虽然受继母虐待，但还是非常孝顺。在一个严寒的冬日，继母说想吃鲜鱼，王祥就来到河边脱光了衣服卧冰求鱼，这时冰突然裂开，从水中跳出两条鲤鱼来。后来继母又说想吃烤雀，房子里就飞进几十只麻雀来。这个故事想告诉人们王祥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这只能说是一个童话故事。王祥的后代成为六朝的名门贵族琅琊王氏，王祥的故事也可说是一个家族的始祖神话，目的是为了昭示后人：因为有如此孝行的祖先，所以才有子孙后代的繁荣。

第二个孝子是在吴国末期当过司空的孟宗。孟宗的母亲在严冬季节想要吃竹笋，孟宗找不到竹笋，急得抱竹痛哭，不一会儿地上竟长出竹笋来。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孟宗竹”一词的出处。与王祥的故事异曲同工，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是一个真事。在孙权还活着的时候，孟宗就因为没有遵守“禁止因服丧而休职”的法律，差点儿被判死刑，最后罪减一等才得以幸免。按照儒教的礼法父母亡故必须服丧三年，官吏也不例外。但是官吏休职三年，对公务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在重视礼法的魏国服丧三年的规定还是被保留下来，而在吴国却用法律禁止了。将军胡综就对这个法令表示支持说，“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吴与魏有着不同的国家理念。

76 “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图
裸卧冰上，手抓鲤鱼。选自江户时代《二十四孝稚讲释》

第三个孝子是陆逊的叔父，吴国名门陆氏一族的陆绩。陆绩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去给袁术请安。袁术看到来了一个孩子，就拿出橘子给他吃。陆绩却悄悄拿了三个揣到自己的怀里。没想到告辞的时候一弯腰橘子掉了出来。袁术嗔怪道：“陆家的小家伙到别人家来作客，怎么还偷橘子？”陆绩回答说：“我是要拿回去给母亲大人吃的。”与前面两个孝子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确实够现实的了，可是作为孝行也未免有点儿太平凡。这种区区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孝行来专门宣传。陆绩的父亲陆康与袁术关系不好，这可能本来是一个表现孩子早熟懂事的故事，后来被转用到孝行故事里。陆绩后来成为大学者，尤其精通天文学。

三国以前以孝子广为人知的除了舜、汉文帝等帝王和孔子的弟子曾子、闵损等人物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名人。而到了三国时代却出现了像王祥、孟宗这样的高官，还有陆绩这样的学者都被作为孝行人物传颂。说明孝的道德观念已相当普及，而且也因为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孝行与自身的荣华和氏族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王祥、孟宗这些荒诞故事产生的背景，可能与我们下面将提到的志怪小说的流行或者道教、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二十四孝》中的三国人物，此外还有学者王裒以及后来据说是变成了仙人的吴猛。吴猛为了不让蚊子叮咬父亲，故意不赶走叮在自己身上的蚊子。王裒痛心父亲的屈死，每天都到墓前拜跪，攀柏痛哭。像这样的孝行，差不多还是能做到的。

道教的诞生

从厚葬走向薄葬

如果去香港或台湾，现在还能在遍布城市各处的大红大绿的庙里看到香烟缭绕、人们虔诚祈祷的景象。形象地说，这就是道教。道教是一个祈求现世幸福、现实志向较强的中国独自的民间宗教。它起源于三国时代被奉为黄巾之乱理论根据的太平道，以及在汉中树立宗教独立王国的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

三国以前的中国古代信仰，主要特征是追求长生不老以及死后永生，传说住在西方圣山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东方海上仙山上生长的仙药，都成为人们向往的对象。为了能长生不老，死后永生，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派使者到东方海上寻求仙药，也都为自己营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此外，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保存完好令人惊叹的轪侯夫人尸体，墓中出土的帛画上描绘的昆仑山升仙图以及常见于汉代墓葬的西王母与东王公画像石等，都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古代信仰的一个写照。

可是，人总有一死，人的尸体也不可能得到永久保存。何况所谓的仙药以及尸体保存技术，本来也只是少数王公贵族的一种特权，与一般民众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众的觉醒，那种追求物理上的永生的古代信仰就必然走向崩溃。汉代如马王堆汉墓显示的那样，盛行建筑豪华陵墓的厚葬之风。但是从后汉后期，在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着平服入殓的薄葬主张，可说是古代信仰衰败的一个表现。

另外，在三国时代，有不少墓是利用了上代坟墓中的画像石建造的，这些墓里有的甚至把西王母和东王公放成东西颠倒的。这也是古代信仰走向没落的一个表现。三国时代，因为连年战乱，常有掘坟挖墓，把墓中木石用于军事作战的情况发生。诸葛亮北伐时，死守陈仓坚决不降的魏将郝昭，后来在临死前对身边左右说，自己作为武将，掘了许多墓，取其中木材用于攻城，所以深知厚葬对于死者没有什么好处。曹操和曹丕都下令不要把自己的陵墓搞得太豪华。曹丕更是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被人掘的坟。这也正是三国时代人们的一种真实感受，因此在当时薄葬令也时有发布。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一种追求得到现世拯救的新宗教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黄巾与太平道

黄巾之乱的首谋张角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为推翻汉王朝发动了反乱。他把信徒组织成一种称为“方”的军事集团。不过他的主要活动内容是通过忏悔和利用咒符给人治病，张角三兄弟一开始都自称“大医”。

《演义》在孙策死的那一回里写了这样一段，一个叫于吉的道士使用妖术为人治病，孙策以蛊惑人心为由杀了于吉，后因受咒而死。而在《后汉书·襄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说在于吉被杀的六十多年以前，也就是后汉的顺帝时代，一个叫宫崇的人把他的老师干吉得到的一套神书《太平清领书》献给朝廷，但因为内容庞杂而未被采用。可是后来到了桓帝的时候，这本书又被阴阳家襄楷重新推荐给皇帝。据说这个“干吉”就是孙策杀的那个“于吉”，这么说他在死于孙策之手时，至少已经有一百岁以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这本《太平清领书》，后来被张角利用。张角创立的教被称作太平道，就是因此而来。

《太平清领书》现在以《太平经》一名只残存了其中的一部分。《太平经》主要以问答形式阐说了太平道的各种教义。其中有关忏悔及其效用，以及用咒符治病的方法等记载，在内容上与张角的主张基本一致。它主张以实现现世的太平理想之国、救济百姓为目的，对死后的世界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很有特征。

不过，在《太平经》里并没有出现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所象征的那种推翻汉王朝的革命思想。因为《太平清领书》是一部阐述有关阴阳五行的道教经典，本来这种有关改朝换代之类的内容多少也是会有一些的，但是这部书既然要献给皇帝，当然不会写进什么革命思想了。所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个口号，应该是张角后来加上去的。这里的“黄天”，与魏禅让时的依据相同，都是根据五行思想认为汉朝是火德，下一个王朝就应该是土德，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说成“黄天”。如果这样的话，汉朝则应该是“赤天”，说成“苍天”就有点儿不对劲儿了。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苍天为赤天之误；有人认为苍天是一般名词代表着“天”，认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汉王朝已经超越了五行思想成为上天本身；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用五行解释姓的发音的五音说造成的，答案无从而知。

不管怎么说，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集团，在这个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发动了起义，遭到镇压，起义最后失败。此后，太平道的教团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只是阐说其教义的《太平经》流传下来。

五斗米道与《老子想尔注》

且说五斗米道，它始于张鲁的祖父张陵。张陵或称张道陵，在顺帝在位期间，从故乡沛国来到了蜀的鹤鸣山（又称鸪鸣山）问道修行，著作道书，广泛传播道教信仰。张陵的教诲由儿子张脩（或称张衡）继承，又传给孙子张鲁。其修道之法是，设静室使病人在其中反省忏悔，给病人饮符水（施过咒术的水）治病，或者书写病人姓名和服罪之意，一式三份，一份放到山上献给上天，一份埋在地里，一份沉入水中（称作三官手书），以祈祷除魔去病。这与太平道的以思过忏悔饮符水治病的做法基本相同。因为每次治病只收病人五斗米，所以被称作五斗米道。

沛国是曹操的出生地，也是黄巾的势力范围。有迹象表明黄巾也曾进入过蜀，所以说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双方的教祖都姓张，可能也绝非偶然。但是，五斗米道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太平道的地方。

相对于太平道教团采取的军事编制，五斗米道的教团组织则更接近于一种行政编制组织。太平道建立的“方”，各方首领相当于将军，而五斗米道的祭酒一职则是相当于行政官的长吏一职。祭酒既是宗教指导者，同时又是行政官，负责管理信徒的户籍。也就是类似于江户时代的檀家组织那样的形式。另外，据记载五斗米道还为行旅之人设义舍提供免费住宿，还组织轻罪犯人劳动修路等。这种对行旅之人的关照和对整备交通设施的重视，都是为了吸引当时大量出现的流民入教。通过这种宗教与行政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张鲁的五斗米道把汉中地区统治了几乎整整二十年。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最大区别在于，五斗米道不存在企图推翻汉王朝的革命思想。一次民众从地里挖出玉印，要求张鲁即位汉宁王，张鲁并没有答应。在曹操攻打汉中时，张鲁也几乎是不战而降。显然张鲁除了统治汉中以外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张鲁投降后，曹操封张鲁一族为诸侯，为其子彭祖娶了张鲁之女，非常厚遇。因此五斗米道的教团组织，在张鲁投降后应该还继续存在，而且也确实没有遭到镇压的迹象。由此我们可以逆推，黄巾太平道之所以遭到镇压，完全归咎于它政治上的革命思想，而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教义。

提倡道徒学习《老子》，是五斗米道的又一个特色。太平道虽然也重视黄老（黄帝与老子）之道，但从其教义以及《太平经》里却找不到它与《老子》思想的直接关系。后汉的桓帝也多次祭祀老子，这说明随着古代信仰的崩溃，老子又重新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而这种情况下的老子，已经脱离了玄学派的那种哲学思辨的解释，演变成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现世利益的存在。五斗米道对《老子》的推崇，也反映了作为一种道教信仰对象的老子形象。

敦煌发现的《老子想尔注》，被认为是张鲁为教化道徒曾使用过的《老子》的注释书。这本《老子想尔注》的内容结合戒律，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道教经典，与同时代玄学派代表人物王弼的哲学思辨的《老子》解释意趣迥然。五斗米道把知识分子尊崇的《老子》作为教化的手段，反映了它在体制上以及文化上与太平道有着不同的特质。

张天师与孔子后裔

张鲁的子孙后来徙居江西龙虎山（今江西省贵溪市），世代相传，子孙嗣教者均称张天师，受到历代王朝的尊崇。所创教团也被称作天师道或正一道，成为道教门派中势力最大的组织。有关张天师，小说《水浒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故事：朝廷为了扑灭肆虐都城的瘟疫，派使者前往龙虎山向张天师求救，结果从那里放跑了一百零八个盗贼。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张天师后被张氏子孙代代继承，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1904—1969）于1949年逃到台湾。死后，其侄子张源先（1930—2008）继任为第六十四代张天师。

顺便来看一下孔子的后裔，孔子后裔自汉代被封拜褒成侯以来，代代居住在故乡曲阜（在山东省），魏文帝时改封宗圣侯，后来封号屡次改变，到北宋时改封为衍圣公，这个称号被后代一直沿袭到清朝。

清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继续尊崇儒教，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1918—2008）被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张天师一样移居到台湾，历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等高职。作为著名的古典学者，孔德成还长期执教于台湾大学。孔德成死后，其孙孔垂长（1975—　）继位。作为儒道两教开山鼻祖孔子和张天师的后裔，可以说是拥有了全球屈指可数的古老家系。在中国这样一个革命频仍的国家，王朝虽然不能永续，但是宗教领袖们却经历无数王朝的兴衰达到了万世一系。

77 孔庙
在孔子故乡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现在还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

《演义》里也出场的孔融，虽然不是直系，但也算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孔融小时就很聪明，一次，他很想见一见当时的名士李膺，就去登门拜访。李膺不认识他，孔融就说，我和你可是有世交的。李膺搞不明白，问怎么回事，孔融回答说，我家祖先孔子和你家祖先老子（姓李）从前是有过师兄弟关系吧！李膺听后赞叹不已。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就挤兑孔融说，小时太聪明的人，长大后差不多都变得平庸。孔融马上回他一句：可见你小时一定很聪明。总之孔融是这个时代具有一流智慧的人物。但是他恃才负气，经常与曹操作对，而且还常有过激言论，他甚至不顾自己作为孔子后代的立场，认为孩子是父母肉欲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行孝。孔融最后还是被曹操给杀掉了。

关羽为什么变成了神

现在，在道教的众多神仙中，最受人们爱戴的莫过于关帝了。不仅中国国内，海外的华人街也几乎每处都有关帝庙。日本横滨和神户中华街里的关帝庙就很有名。关帝也就是关羽。可是关羽为什么被人们敬成了神呢？为什么不是刘备而是关羽呢？作为刘备的兄弟关羽却成了神，情理上是不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呢？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这和日本的菅原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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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相同，是出自于一种人们把不幸屈死的人作为冤魂祭祀的民间信仰。但是要说屈死，张飞、刘备甚至诸葛亮也都一样。虽然关羽被杀后，确实发生了吕蒙和曹操相继暴死的这种偶然事件，但是因此就把关羽作为冤魂祭祀似乎也说不过去。问题是，后世华侨所信仰的关帝实际上是一个商业神。

前面已经提到过，《演义》里有关关羽的描写，类似青龙刀、赤兔马这样的虚构成分很多。这些虚构成分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关羽在传说中经常和水发生关系。比如关羽因在故乡杀死恶霸官吏，被官府通缉，逃亡在外。一次遇到关卡不能通过，水中观音帮他把脸变得通红，才顺利过了关。当被问及姓名时，关羽随便说了个“关”，从此就姓了关，也就是说他本来并不姓关。还有一个传说流传很广，据说关羽的生日是五月十三日，每到这天都会下雨，这是因为关羽要借雨磨青龙刀，所以这时候的雨被叫做磨刀雨。

从《三国志》有关关羽的记述里，也可以看到不少与水有关的内容。比如，赤壁之战前夜，关羽就单独率领水军行动，没有和刘备在一起。围樊城时关羽又水攻于禁，等等。另外，《三国志·甘宁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吴国鲁肃在荆州益阳与关羽对峙，关羽率五千精兵在浅滩集结准备涉水渡河，却被甘宁的八百兵阻拦。这个浅滩后被人称作关羽濑。关羽濑这个地名，在陈寿写《三国志》以前，也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关羽渡河失败，可浅滩名却用了他的名字，似乎不大合理，这大概是因为关羽与水的关系极深，在当时已经被当作水神崇拜的原因。另外，在四川一带，后来张飞也被作为水神祭祀。

78 解州关帝庙
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是关羽家乡，乡人依祖坟立庙，称“关王故里”

山西商人与关羽

这样理解的另一个理由与关羽的出生地有关。关羽出生于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解州有中国最大的盐湖解池，自古就以产盐而驰名，有关解池的水神信仰也很盛行。所以人们把解州出身的名人关羽与解池的水神联系到一起也是很自然的，这一点从流传至今的关羽击退解池妖怪蚩尤的传说和戏剧也可以看到。

解池盐自汉代以来就是政府的专卖商品或者统制商品。到了三国时代，解池附近安邑出身的卫觊也向曹操进言，主张实行食盐的统制专卖。这时的一些受政府委托从事盐业的山西商人，后世又把生意扩大到金融业，成为支配整个中国经济的力量。关帝信仰的普及，与山西商人这种全国范围的经商活动不是没有关系。比如，四川省的山城自贡市，有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本来就是一座关帝庙，也是当年的山西商人会馆。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羽因为他的不幸屈死以及他与水的缘分，被人们赋予了水神的性质（在中国像屈原、伍子胥等屈死的英雄常被人们敬作水神），这点又恰巧与关羽故乡解池的水神信仰结合在一起，通过山西商人传遍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具有商业神的性质。《演义》是一部以蜀为中心写的小说，具体到个人，在蜀的众多人物中，关羽又受到特殊的待遇。在《演义》的早期文本中，只有关羽的名字被写成关公或关某。在众多传说和创作的装点下，关羽被塑造成《演义》中最英雄的一个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演义》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关帝信仰的影响。

佛教的普及

佛教传来

关于印度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一些把传入时期设定较早的说法，比如认为是在周穆王时、孔子时、秦始皇时以及汉武帝时等等。但是这些说法，佐证资料越近里面所出现的年代反而越远，所以全都不可信。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后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刘庄一天梦见西方金人，于是派使者往西域拜见，途中遇见两位僧人，牵着白马，马上驮满佛典。这两位僧人就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使者把他们迎到洛阳，在洛阳郊外建立了白马寺以传播佛教。不过这个说法估计可能也是后世的一个传说。

79 白马寺
有佛教传来传说的著名古刹，位于河南洛阳城东

值得信赖的史书记录有《三国志》裴注引用的《魏略·西戎传》里记载的前汉末的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历史上的孔雀王朝）使者口传浮屠经；以及《后汉书》记载的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学过浮屠斋戒和祭祀法这两种说法。浮屠同佛陀，为梵语Buddha的音译。虽然明帝梦见西方圣人这一段应该是个传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有理由认为，佛教在前汉末到后汉初这一时期已经以某种形势传入中国。不过，这时的佛教是从印度经由西域诸国才传到中国的，所以它已经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而是受到西域一定影响的佛教。

后汉末年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大月氏国高僧支娄迦谶等人又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佛教经典。安世高传来了小乘佛教的禅学，支娄迦谶传来了大乘佛教的般若学，但是，佛教的教义并没有因此得到广泛的理解。这个时期的佛教还需要借助当时民间流行的老子信仰，才能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楚王刘英在修学佛教的同时，也很热心黄老之道；桓帝把浮屠与老子一同祭祀。他们供奉一个新奇的西方神仙，说白了只不过是为了从中得到一些现世的利益而已。

中国最早的佛陀像

位于江苏省北部沿海地区的连云港市，有一座孔望山。据说从前孔子在此瞭望东海，故名孔望山。从《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能在中国实现感到失望，曾想乘筏驶出东海。这件事可能就应该发生在孔望山这个地方，不过这些当然都是传说。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孔望山南侧岩壁上有许多人物浮雕像，直到1980年代的调查，才发现这些浮雕都是一些雕刻于后汉时代的道教、佛教人物。其中有估计可能是老子、黄帝的人物像，有佛像，还有佛陀涅槃图、舍身饲虎图等。这些浮雕是在现在所知的中国最古的道教、佛教人物画像。

连云港市一带在汉代属于徐州东海郡。为在海上仙山求得长生不老仙药，这里自古盛行方术。据说秦始皇曾巡行此地，立石碑，称秦东门。现在这块巨石还立在孔望山附近。而道教的发祥也与此地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干吉得《太平清领书》就是在东海郡的曲阳，这部书到后来成了太平道的圣经。既信黄老之术又倾心佛教的楚王刘英，其封地彭城就在连云港市的西边。另外，后汉时期这里还建有专门祭祀东海神的东海庙，熹平元年（172）的“东海庙碑”被收录在专门辑录古碑文的《金石录》里。中国的学者信立祥认为孔望山正是东海庙的遗迹。东海之神东海君后来成为道教中的一个重要的神仙。

80 孔望山摩崖像中的佛涅槃图
江苏省连云港市，被看作中国最早的佛教人物雕像。右为左部照片的模写图。选自《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孔望山摩崖像反映了一个以古代神仙思想与后汉道教信仰为基础的刚刚开始被人接受的初期佛教的形象，也显示了这一地区曾是初期佛教的一个中心地区。后汉末期，徐州刺史陶谦手下有一个叫笮融的佛教徒。他深受陶谦信赖，被命负责彭城、广陵一带的物资运送。笮融在任期间，在当地建立了能收容三千人的大浮屠祠（寺院），在祠内供奉金铜佛像，进行读经、浴佛等，吸纳了大量信徒。笮融建浮屠祠是有关佛教寺院的最早记录。

曹操攻打徐州时，笮融带数万信徒逃往南方扬州豫章郡，在那里被杀。此后不久孙策就平定了江南。佛教就这样被这些避难的佛教徒传播到南方。据传笮融杀人不眨眼，常与信徒一起大吃大喝，看来他的佛教信仰，其实与桓帝等一样，也是一种用来追求现世利益的工具。另外，在连云港市附近，还流传着小说《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孙悟空花果山水帘洞的传说。这么说来，孙悟空的如意棒，还是从东海龙王那儿要来的呢。

“佛陀即是老子”说

如上所述，初期佛教通过与道教信仰相结合，才开始得到人们理解并逐渐被接受。鉴于初期佛教与道教的这种关系，又进一步产生了佛陀即为老子化身的说法。被认为是老子著作的《老子》，内容充满神秘思想，同样，老子其人也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记载，老子名李耳，楚国苦县人，在周做官，曾与孔子探讨交流过学问。后不堪周朝的衰败，遂出关（函谷关或大散关）西去，此后下落不明。老子在出关前，应关令尹喜之求，写下一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老子》。不过有关老子的记载，包括是否真有老子其人还有很多疑点。

疑点之一是老子出关后最后到底去了哪里？不过，正因为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大现实的说法：老子后来到了西方的印度，在那里教化了胡人（外国人）。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说”。刚才引用过的《魏略·西戎传》里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的记述；《后汉书·襄楷传》里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记述。由此可见，这种说法在佛教刚刚传来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按“老子化胡”的说法，老子给印度人传去的就是佛教，因此佛陀也就是老子，说佛教传入中国毋宁说是佛教回归中国，也就是说道教与佛教实际同出一源。

此后的西晋时代，道士王符根据上面的这个说法，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的道教经典。当时佛教已相当普及，开始形成强大的独立宗教组织。王符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道教的优越地位，借以对抗佛教。此后，“老子化胡”说一直是道佛两教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个说法本来就毫无根据，在佛教的强烈抨击下，到了元代《老子化胡经》一书终于被列为禁书。

也就在同一时期，当时镰仓时代的神道也把佛和菩萨认为是日本神灵的化身，出现了所谓反本地垂迹说。这种反本地垂迹说，是为了对抗佛教主张的日本神灵为佛和菩萨的化身的本地垂迹说而产生的，其出发点与《老子化胡经》如出一辙。当时的日本人大概并不知道《老子化胡经》这本书，但是在固有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对立和融合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确实令人深思。

中国最早佛教著作

佛教在经由北方陆路传来的同时，还在相当早的时期，由南方海路传入中国。印度与越南、中国南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海上交通。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使者就从越南境内的日南郡向朝廷献来象牙等，这时的使者据说是一个印度商人。

自后汉末期以来，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知识分子自北方移居位于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在那里形成了一股避难地特有的文化气氛。这里成为印度佛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交流融合的最佳场所。当时，一个在交趾郡避难的叫牟子的人，以问答方式写了一本叫《理惑论》的佛教概论。“理惑”就是梳理迷惑之意，著者牟子援引儒教和道教的观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回答人们对佛教的种种疑问。比如，据传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人提出那肯定是胡说的，牟子回答说孔子和老子不是也有与众不同的相貌吗？这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例子，这本书里还有一些涉及教义的高深问答，由此可见作者牟子对于儒佛道这三教有相当的修养。

另外，这本书共分三十七条，大概这也是效仿了佛教的三十七道品以及《老子》三十七篇的结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牟子想把老子与佛教联系到一起的意图。《理惑论》是一部中国人写的有关佛教的最早著作，但是因为作者牟子的经历无从可查，所以一直被人怀疑是后人的伪作。不过，现在一般认为至少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写于后汉末期至三国之间。《理惑论》与《太平经》都是以问答形式写成，这与当时流行清谈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佛陀的所谓三十二相中，有一种正立手摩膝相，也就是说保持直立时双手能摸着膝盖。据《三国志》记载说，刘备也是垂手过膝。这么长的胳膊如果放到佛身上也就无所谓了，是人的话那不是成了长臂猿吗？这种描写显然也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孙权与佛僧

吴国北边的徐州、扬州，南边的交趾郡等都是佛教比较盛行的地区，所以吴国在三国中佛教最为发达。三国君主中与佛僧有来往的也只有孙权，这个时代的佛教寺院得到证实的也是在吴国。吴国国都建业当时活跃着许多佛教信徒和僧侣，其代表人物为支谦和康僧会。

支谦的祖父是大月氏国人，后汉灵帝时，他与数百国人一起移居中国，因此支谦出生在中国。支谦最初跟随之亮研究佛教，之亮是大月氏国僧侣支娄迦谶的中国弟子。献帝时，为躲避北方战乱，支谦移居到吴国。据说孙权因为赏识支谦的博识，任命他为博士。支谦精通胡汉双语，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瑞应本起经》、《法句经》等大量佛典，对后来的以老庄思想理解佛教影响很大。不过，支谦本人并不是僧侣，而是一个在家的信徒，也就是居士。

支谦来自北方，而康僧会则是来自南方。他的祖先是西域康居人，祖祖辈辈居住在印度。他的父亲因为从商，才移居交趾。康僧会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人之子出生在交趾的。他师事当时避难交趾的南阳的韩林、颍川的皮业、会稽的陈慧等人，并于赤乌十年（247）到建业传教。孙权听了他的说法后非常感动，专门为他设立了寺院。因为是最初的寺院，故名建初寺，寺的所在地被称为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一边着手翻译《六度集经》等佛典，一边利用自己丰富的儒佛道教的知识对《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加以注释。虽然这两部经的注释已经失传，但序文还保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佛教特征来源于初期的禅学思想。康僧会死于28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吴国灭亡之年。

81 康僧会弘教壁画

支谦和康僧会布教活动，使佛教在吴国的君臣之间也得到相当的渗透。比如，著名天文学家阚泽（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正是阚泽给曹操送去黄盖诈降书。当然这个情节属于虚构）竟把自己的私宅改造成寺院，并以自己的字冠名为德润寺。孙权死后，据记载当时掌握实权的孙綝曾捣毁浮屠寺（寺院），杀害道人（僧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镇压佛教事件。也就是说，佛教在吴国的渗透已经到了受人仇视遭受镇压的程度。另外，吴国制作的神亭壶、铜镜上也都装饰有佛像图案。

魏、西晋的佛教

魏在佛典的翻译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吴，当时也有许多译经者在魏从事译经活动。比如嘉平年间（249—254）来到洛阳的中印度僧侣昙柯迦罗翻译了《僧祗戒心》，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佛教的戒律。在此之前，因为不懂得戒律，当时虽然也有人出家，但都不是正规的出家僧侣。昙柯迦罗传来的戒律，为僧侣的正规出家受戒打下了基础。进入西晋以后，代代祖居敦煌的大月氏国僧人竺法护翻译了《正法华经》，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法华思想。竺法护的佛典翻译多达一百五十部以上，为后世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玄学在魏非常流行，但是魏却没有像吴那样有过君主名士都接触佛教的记录。唯一例外是曹植，据说他在山东鱼山听到空中回荡的梵音（sa sk tam〔梵语〕音乐），第一次作了梵歌（佛教歌）。不过，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中国名士阶层与僧侣交流，开始大量接受佛典影响，要到这之后的东晋时代了。当然，这可能与东晋迁都佛教盛行的吴地有一定关系。

不过，虽说如此，魏晋的宫廷以及士人也还是多少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曹操的儿子曹冲（幼名仓舒）五六岁时，有一天孙权派人送来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召集大臣问怎样才能知道大象的重量，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时曹冲站出来说，先把大象牵上船，在船身下沉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把象牵下来装上别的东西，等船身沉到刚才的记号处称一下这些东西的重量，就可以得出象的重量。在场的人都对曹冲的聪明赞不绝口。

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但它本来是《杂宝藏经》的《弃老国因缘》中的一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一件真事。在当时流行的这种夙慧、神童故事里，有可能参考借鉴了一些佛典的内容。前面提到的刘备臂长过膝的例子，以及这个曹冲称象的故事，都不经意地、或者是无意地揉进了一些佛典里的故事，这足以说明当时佛教已经相当普及。

82 麻浩崖墓
位于凌云、乌龙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诺是地名，崖墓是古代凿山为墓的一种墓葬形式

可惜的是，聪颖过人的曹冲年仅十三岁就夭折了。曹操的内心悲痛可想而知，他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在身边尽心安慰自己的长子曹丕不无挖苦地说，冲儿死了对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是一个不幸，可是对于你们兄弟来说却是一个幸运。曹冲死后，学者邴原家也刚死了女儿，曹操提出想把两人合葬，可是被邴原以不合礼仪为由拒绝了。最后曹冲与曹丕夫人甄氏一族的一个死去的姑娘合葬了。这种未婚男女死后合葬的习俗，意味着让两人到了阴间也能结婚，又称作冥婚，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能经常看到。但是这个习俗有悖于儒教礼法。

蜀国的佛教遗迹

在蜀国没有像魏、吴那样的译经事业，也找不到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不过，在同时代的魏、吴两国佛教已相当盛行，如果说蜀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文献记载虽然没有，与佛教有关的遗迹却存在着。

自汉代以来，蜀国所在的地区就有在山崖上凿洞为墓的独特风习，这些岩洞里常常雕刻各种画像作装饰。其中以位于今天四川省乐山市的麻浩崖墓最为著称。麻浩崖墓里有一些据推定是属于蜀国时期的佛陀像和僧侣像。另外，彭山县崖墓，出土的陪葬品中有一种树叶呈铜钱状的摇钱树，在这个摇钱树的台座上也可见到佛像图案。这说明在蜀国，佛教也是被糅合到传统信仰里才得到民间的接受。不过，在统治阶层之间却完全找不到佛教传来的痕迹。

《维摩诘经》与居士佛教

以上我们看到，进入三国以后，对佛典的翻译非常盛行，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后汉时代。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翻译过来的佛典流传至今的却很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后来出现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等译经大家，初期这些不完整的翻译也就逐渐无人问津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翻译佛典流传至今，而且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支谦翻译的《维摩诘经》就是其中之一。《维摩诘经》还有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但是现存最古的译本却出自支谦之手。

《维摩诘经》以文殊菩萨与大富豪维摩诘互相问答的形式写成。一次维摩诘生病卧床，智慧之神文殊菩萨受释迦之命与弟子们一起去探望，这时两人就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进行问答议论。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通过般若思想的空的概念能够进入不二法门。所谓“不二法门”，简单地说就是自他、生死等现实世界中的两个对立事像，从“空”的立场来看，其实都是不二同一的。不二法门是佛教认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83 维摩立像
隋代壁画

前面已经说过，三国时代的中国上自清谈中的哲学谈议，下至宴会上的文艺表演，都非常流行这种以问答方式辩论两个对立事物之优劣的风气。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可是《维摩诘经》却主张对立事物的矛盾其实是同一的。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崭新的观点。不过，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类似的看法。比如《庄子·齐物论》就是一个代表。《齐物论》里说，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他搞不清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庄子通过“庄周梦蝶”这个有名的比喻，提出了一个把对立事物的矛盾进行相对化从而达到两者统一的哲学问题。对此，《维摩诘经》则是利用“空”这个绝对概念，来扬弃矛盾。运用问答方式解说不二法门的《维摩诘经》，无疑是以一种为当时士人阶层所熟悉的形式与理论展开，向人们提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概念。

而且《维摩诘经》的主人公维摩诘自身是一个居士，这向人们昭示了不出家也照样能够达到大彻大悟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对于那些置身儒教伦理之中，却感到某种不足，希望从佛教中寻求某种更加根源性寄托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也充满了魅力。

这样，《维摩诘经》又以它丰富的文学表现，不但吸引了众多的佛教信徒，还吸引了广大的士人阶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以摩诘为字，也就是王维摩诘，显然他是想把自己与维摩诘视为同一。

西行求法第一人

后汉以来的译经事业都是由来自印度以及西域的外国人及其子孙进行的。到了三国时代，终于出现了去西域求法的僧人。这个人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是后汉以来名士辈出的颍川出身。他在洛阳研究阐说般若思想的《道行般若经》，深感译文的简略艰涩，为了求得完整的经典，他于魏甘露五年（260）出远行西域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求法。朱士行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原本，西晋太康三年（282），他派弟子弗如檀把经本送回洛阳。朱士行自己仍然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他派弟子带回的《放光般若经》后来由于阗沙门无罗叉和竺叔兰翻译成汉语。朱士行以后又有法显、玄奘等无数的僧侣西行求法，朱士行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据说朱士行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受戒的出家僧侣，在他以前，虽然也有出家的僧人，但都是没有经过正式的受戒。

朱士行是猪八戒吗？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作为中国屈指的风景名胜广为人知。西湖湖畔有一座飞来峰，相传这座山是从印度飞来的。飞来峰的岩壁上有三组据说是宋代制作的人物石雕像。其中一组是三藏法师玄奘与孙行者的像，作为孙悟空出现的早期事例相当有名。另一组是提有“朱八戒”三字的人物及其从者；最后一组是传说中的最早给中国带来佛典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这里的“朱八戒”的“八戒”二字，据说本来是“士行”二字，后来才被改成了“八戒”的。那么这组浮雕的人物应当是朱士行与从者。这样的话，这三组浮雕的人物构成就成了最早的佛典传来者、最早的求法者和最有名的求法者。这样一来就容易理解得多，大概这才应该是本来的构成状态。

84 飞来峰造像人马像
雕刻的是最早的求法者朱士行。但是后来变成了朱八戒，也就是猪八戒。浙江省杭州市。著者摄

朱八戒也就是猪八戒，在《西游记》的早期资料里“猪八戒”都被写成“朱八戒”。后来因为在北方发音里，朱与猪同音，都念作“zhu”，所以“朱”被改成了“猪”，朱八戒也就成了猪八戒。猪在中国指的是家猪。也就是说，根据飞来峰的这些浮雕来看，猪八戒的原型竟然是朱士行。

佛教的孝子故事

孝是儒教的一个重要德目，所以孝子故事中出现的孝子都应该是中国人，可是在“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却有一个印度孝子。这个人就是睒子。据说睒子父母年老目盲，听说饮鹿乳能治眼疾，睒子就身披鹿皮进入深山，钻到鹿群里去取鹿乳，一次，他差点儿被猎人当作真鹿射中。睒子急忙现身道以实情，才躲过一难。

这个故事的题材来源于印度萨满（shaman 巫师。睒的古音为siam）的故事，在印度古代叙事诗《罗摩衍那》及《释迦本生谭》（阇多伽）中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在中国最早见于吴国康僧会翻译的《六度集经》。另外，在相传为曹植所作的梵歌中据说也有“睒颂”，可见在三国时代睒子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后来又有《佛说睒子经》等被翻译过来，使睒子的故事变得更加有名。

随着这个故事的不断流传，睒子逐渐被人们与《春秋左氏传》中出现的山东一小国君主郯子混同，在“二十四孝”里已经不太被认为是一个印度人了。“二十四孝”中还有后来被奉为道教仙人的吴猛等人物出现。由此可见，被中国人视为首要道德观念的“孝”， 也同样受到儒佛道三教的重视。

[1]
五山禅僧：室町时代的日本仿效中国佛教制式指定的五大禅寺。足利义满时定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京都五山指临济宗的南禅寺以下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指建长寺、元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

第八章

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与小说——个性的文学

诗本为歌

提起中国古典文学，大部分人首先就会联想到李白、杜甫的唐诗。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在日本一般被称作汉诗，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或七言诗。不过中国古典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五言或七言形式。中国最古的诗集、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以四言诗为主，《楚辞》则字数不定。五言诗、七言诗发展成为主流，则要到后汉末期至三国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父子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诗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诗起源于民间歌谣，最初都是唱出来的。所以四言、五言、七言这些诗的体裁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诗的原有曲调的变化产生的。人常说歌随时变，因此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因此汉代民谣一般又被称作乐府，其形式主要为五言。相对的，七言诗则多用于铜镜的铭文，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歌谣。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有七言诗出现。

后汉末期以后，模仿这种五言乐府诗的体裁，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古诗十九首》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了人们的内心痛苦与觉醒。比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第一首）描写离别之情；“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第十五首）则表现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特别是后者，流露出一种人生短暂，死后未知，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想，反映了人们相信永生的古代信仰的动摇与生死观的变化。《古诗十九首》作者不详，但是，在后汉末期的文人代表名士蔡邕和他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

诗人曹操的作风

给五言乐府诗带来新风，为乐府诗在文学上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契机的，不管怎么说，还要归功于曹操。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不仅日理万机，而且在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也有深湛的修养，作为诗人他也是超一流的。曹操在音乐和歌谣上的才能与他的祖父、宦官曹腾曾任宫中音乐小黄门一职有一定的关系。

下边我们来介绍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它抒发了关东诸侯联合讨董失败后的心境：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第五行的“淮南弟”指自称皇帝的袁术，“刻玺”则指袁术之兄袁绍私刻玉玺觊觎帝位。这首诗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关东诸侯为讨伐董卓从联合走向内讧的历史。表达了曹操内心的无奈和他对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情。曹操的这首《蒿里行》，与歌唱同一题材的“鼓吹曲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如上述所言，曹操在戎马倥偬的征战中，把自己的日常所感常常寄托在诗歌里。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民谣特征，歌唱的题材也是一些万人共通的普遍问题。相比之下，曹操的诗则表现了具体情况下的曹操的个人感情。正是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的文学形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曹操这种对诗的爱好，也传给了儿子曹丕和曹植。特别是曹植，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也是唐以前六朝时期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曹操父子的作品，有不少是在与幕僚、近臣的应酬以及宴会上作为即兴之作写成的。其中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的作品也受到高度评价，曹丕在所著的《典论·论文》中称他们为七子。后世以他们活跃期的年号称他们为“建安七子”。曹操父子与建安七子的文学，在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怆感和个性觉醒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表现风格，被后世称作“建安风骨”，受到唐代李白、杜甫等人的称赞。

围绕“铜雀台赋”的矛盾

《演义》里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但大多是对书中人物或事件进行批评的后世之作，书中人物自己写的诗，大概只有赤壁之战前夜曹操的诗和实际是后人伪作的曹植的七步诗。另外，还有在刘备三顾茅庐的一回里，出现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吟唱诸葛亮《梁甫吟》的情节。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曾作《梁甫吟》，而且这首被认为是诸葛亮所作的诗（实为后世伪作）也见于书中。不过它描写的是春秋时代的贤者晏子设计用两个桃杀三勇士的故事。《演义》作者大概觉得这个内容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身上那种逍遥的隐士风格不符，所以把原来的《梁甫吟》改成了一篇毫无关系的咏梅诗。

《演义》里还有一个场面是，赤壁之战前，诸葛亮为了激将周瑜，故意说曹操南征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听说孙策、周瑜夫人大乔、小乔姊妹漂亮美丽，所以想把姊妹俩抢占到手，带回邺都铜雀台，供晚年享乐。诸葛亮还当场背诵曹植的《铜雀台赋》。其中有“揽二乔兮东南，乐朝夕兮与共”两句，周瑜听了果然大怒，遂决心联蜀抗曹，《演义》的情节如此。

85 铜雀台旧址
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与金虎台、冰井台同时兴建。上有楼阁，屋顶装饰有巨大铜雀。河北省临漳县

这里的《铜雀台赋》，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登台赋》，的确是曹植为铜雀台写的一篇作品。只不过上述的两句在曹植的原作里并不存在。《演义》作者是从唐代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受到了启发，才杜撰出原文里不存在的那两句来。又让诸葛亮背诵它们去激怒周瑜，安排得确实很巧妙。而且在《演义》的早期文本中，这两句为“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蝀”，表面上说的是“桥”，实际上是暗喻“二乔”，在后来的修订版里，毛宗岗为了简单易懂把“二桥”干脆改成了“二乔”。《演义》的作者和修订者在表现技巧上都很下工夫。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曹操筑铜雀台是在赤壁之战两年后的建安十五年（210）。《演义》也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五十六回里写“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王粲还到场作了诗（诗没有被引用）。所以说，赤壁之战以前不可能有曹植的《铜雀台赋》。如果《演义》从开头到结尾都是由一个作者构思的话，这样的矛盾也就不可能出现。诸葛亮背诵《铜雀台赋》的情节，很有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

这些且不多说，在《演义》引用的诗赋中，真正属于故事人物所作的作品只有曹操的诗和曹植的赋。诸葛亮的《出师表》当然是被选用了，据说为他所作的《梁甫吟》却只用了题目，诗的内容是莫名顶替的。像这样，在提及三国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存在着只列举魏国文人作品的倾向，只不过是因为新的文学运动发生在以曹操为中心的魏，而在吴、蜀几乎没有可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如果把新文学作为开拓新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现象的话，这个现象只有在魏才能看到。

竹林七贤

以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这七人为成员的“竹林七贤”，活动在魏正始年间以后，也就是司马氏篡权剧愈演愈烈的时期。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从这一点来说，竹林七贤基本上可看作是建安七子的后辈。说起“竹林七贤”，给人的印象是一些终日聚在竹林中饮酒清谈的隐者或超凡脱俗的奇人。但这都是后世的想象。他们实际生存的那个时代，是司马氏和反司马氏两派展开残酷政治斗争的黑暗时代，是稍不留心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恐怖时代。而且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本来就与曹家关系紧密。他们的豪饮放纵，其实可以看作是为了在黑暗恐怖时代求生存的一个隐身自晦的手段。下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逸话，司马昭想给儿子司马炎娶阮籍之女，阮籍为了躲避，每次见面都喝得醉醺醺的，使司马昭找不到机会提这门亲事。嵇康则是遭司马氏近臣钟会的陷害而被杀。

86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拓本，南京博物院藏）
南京市近郊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绘有竹林七贤加上春秋时代的荣启期等八人的墓砖。为最早竹林七贤绘图

相对于建安文学的悲凉之中渗透着慷慨激昂的风格即所谓的“建安风骨”而言，七贤的文学则散发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沉痛的孤独感，与当时的时代面貌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正因此，他们的作品才放射出更加强烈的个性光芒。其代表作品为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里没有曹操诗中描写的那种白骨遍野的战争惨相，取而代之的是孤鸟离兽的无人旷野。这里所描写的与其说是实际的景色，还不如说是作者孤独的内心世界。没有能够交心的知己，只能通过自言自语来消除内心的郁闷。

与直截了当痛斥讨董同盟背叛瓦解的曹操相比，阮籍的身上则充满了更加沉闷、更加扭曲的情绪。这种近乎绝望的孤独贯穿《咏怀诗》的全篇，读者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忍受孤独的顽强意志。正因为如此，《咏怀诗》被视为中国诗中格调最高的个性诗作之一。至此，五言诗开始逐渐从自己所起源的民谣风格的乐府诗中分流出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潮流。

文豪鲁迅的评价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一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说的文章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还是一个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更广义的概念。他还在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用以强调文学中的个人之气，也就是个性的重要性。近代文豪鲁迅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这个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有关阮籍的不拘礼法，传说很多，比如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用正眼看，对自己讨厌的人就翻白眼看，在母亲的葬仪上他竟喝酒吃肉等。阮籍的这些行为，是对儒教礼节假面下统治者疯狂争夺权力的那个虚伪时代的一个讽刺，是忠实于内心真实感情的一种思想表白，同时也是在乱世隐身求生的一种智慧。这种在不稳的时局中产生的紧张感使他的孤独感变得更加深刻敏锐，从而创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这点与嵇康、刘伶非常相似。比如嵇康，山涛推荐他做官，他不但以自己性情懒惰不宜做官为由固辞，还写信给山涛提出绝交。写有《酒德颂》的刘伶更是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给家仆嘱咐哪天如果自己醉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他们的这些肆意放达的言行，被收录在后人编写的人物言谈轶事集《世说新语》里。

竹林七贤之称，是进入东晋时代以后才出现的，当时七贤像常常被人们作为绘画的题材，超凡脱俗的隐者形象也逐渐形成。南京发掘的六朝陵墓的画像砖上，就有竹林七贤以及春秋时代的隐者荣启期这八个人的画像，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人们对七贤的认识。

卖鬼的故事

曹操非常多才，他的儿子曹植则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他的父亲更加多才多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叫邯郸淳的文士前来拜访曹植，曹植非常高兴，他先是脱光了膀子跳起西域舞蹈，又是表演杂耍舞剑，然后还朗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最后他更衣整容，与邯郸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说到人物优劣，又评说古今文章、时政的是非，最后甚至大讲兵法，使邯郸淳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里所说的小说，与现在的小说不同，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哲学等严肃话题，只不过是一些轻松有趣的小故事而已。这些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已经出现，到了这个时代因为社会及价值观的多样化，生死观的变化，道教、佛教的影响等，有关鬼怪以及阴间的怪谈非常流行。曹植给邯郸淳朗读的小说，可能属于这类故事吧。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收集怪谈的作品里有一本曹丕的《列异传》。这本书并不是曹丕的个人著作，估计是把当时在他的沙龙里说的故事编辑而成的。这本书虽然已经散失，但是其中的几篇被引用在后世的书籍里。其中宋定伯卖鬼的故事广为人知。

一天，宋定伯独自夜行遇到了鬼，就说自己也是鬼，与鬼同行。半路上他们决定轮流背对方赶路，鬼没有重量，而宋定伯却很重，过河时鬼没有一点儿声响，而宋定伯却搅得水声很大。鬼觉得奇怪，就问怎么回事儿，宋定伯就推说自己是新鬼，还不习惯。最后宋定伯问鬼最怕什么，鬼回答说最怕人的唾沫。宋定伯就向鬼吐唾沫，鬼于是变成了羊。宋定伯把羊拉到市场上卖了，小赚了一把。这简直就是一个捉弄人的，不对，应该是捉弄鬼的故事。这种把鬼说得低人一等的写法，代表了当时由生死观变化带来的以人为中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不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卖鬼这种新奇的构思和那种傻乎乎的憨厚幽默。

再来看一个拿仙人取笑的故事。有一天，仙女麻姑下凡蔡经家。麻姑指甲很长，蔡经看了不由地说，这么长的指甲给我挠挠脊背肯定很舒服。麻姑听了火冒三丈，一怒之下杀了蔡经。挠脊背用的小竹耙子在日本叫“孙子手”，实际上就是从“麻姑手

[1]

”的发音转变来的。这个故事虽然给人们讲了一个因冒渎神仙而受罚的可怕故事，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让神仙给自己挠背这种想法的奇拔和幽默。在这点上与上述宋定伯的故事是共通的。

笑话与怪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会话的机智。孙权爱开玩笑是很出名的，刘备也有用俏皮话逗人的记载。幽默是一种笼罩于当时整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专门供人逗笑取乐的笑话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许越是战乱的岁月，人们也越是追求以一笑来发散内心的痛苦。前面我们提到的邯郸淳，据说为他所编的《笑林》，是中国最早的笑话集。下边我们来介绍几篇。

有一个北方人来到南方的吴国，吴人做竹笋招待他。没吃过竹笋的北方人问这是什么，吴人回答说是竹子。北方人回去后，马上把家里的竹席放到锅里去煮，可是怎么也煮不成竹笋那么软。北方人很生气，骂道：“吴人太狡猾，竟然骗我。”下一个故事是吴人到北方的事，北方人拿出酸奶招待吴人，吴人不知酸奶为何物，硬着头皮都吃了。回到旅馆恶心得全吐了。吴人怀疑被人下了毒，便嘱咐儿子说：“那个难吃的东西是被下了毒，不过北方人也跟我一起吃了，我死他也得死。你可得小心，千万别上当。”这些以南北饮食文化以及对抗意识为笑料编出来的笑话，给来往于魏吴之间的使者们肯定带来不少宴会上的快乐。

三国时代盛行的怪谈，后被称为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那些人物逸话被称作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在没有明确的创作概念这一点上与后世小说不同。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近世小说，却是把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作为它的一个源流发展起来的。

另外，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书信，像曹丕写给吴质的书信以及陆机、陆云兄弟之间的往复书简等，也作为散文文学出现。这与当时书信的广泛普及有关。

科学与医学

三种历法——天文学与数学

三国时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已无需赘言。而皇帝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管理历书。中国的皇帝作为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以上天的意志统治人民，所以皇帝有责任向人民保证上天的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王朝原则上都制作新历，以证明自己是上天的代表。因此，所谓服从某个王朝，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使用这个王朝的历法而已，所谓“奉正朔”就是这个意思。三国时代有三个王朝，也就有三种历法。刘备死后，雍闿在蜀国南方发动反乱，蜀将李严写信质问，雍闿回答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可是现在却有三种正朔，叫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人无所适从。

当时三国的历法，蜀国使用的是后汉以来的四分历。四分历的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天，是一个很粗略的算法。这种四分历在蜀建国以前已经使用了上百年，误差已经变得相当大了。但是以汉王朝正统后继者自居的蜀国也只好继续使用这个四分历。相对于蜀，吴国孙权在建元黄武的那一年（222），马上就采用了后汉末期刘洪考案制作的当时最先进的乾象历。这是因为当时吴国的学者阚泽从刘洪那里学到了这个历法。乾象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天，相对于四分历，不但准确而且还可以计算月亮运行的快慢，是中国天文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历法。我们已经提到过，魏国在明帝景初元年（237）曾改订历法，采用了杨伟改进的乾象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天，比乾象历更加精密。而且景初历对日食计算也越来越细致周密，直到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元嘉历公布为止，南北朝历代王朝均使用景初历。

通过上述历法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原封不动使用老皇历的蜀国的保守性，当机立断采用新历的吴国的先见性，和能够制作最精密历法的魏国的先进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国的天文学研究很盛行，比如，阚泽写了乾象历的注，陆绩绘有浑天图，王蕃根据乾象历制作了仪象等。浑天图和仪象代表了当时最新天文知识的天体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文学的发达与数学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被认为是完成于后汉初期的《九章算术》，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水平。这本《九章算术》里已经出现了连立方程式的解法和负数、分数的概念。这与古代印度和希腊数学相比，也是很先进的。《九章算术》后来能够流传后世，是因为当时有刘徽写了一本《九章算术》注。刘徽的注完成于景元四年（263），他把圆分成一百九十二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这种把圆分割成多边形，通过计算多边形来推算圆周率近似值的方法，与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计算方法相同。除此之外，刘徽还有一本《海岛算经》，介绍的是测量方法。

名医华佗狱死

三国时期人口的减少非常严重，这固然是起因于连年的战乱，另外疫病的流行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黄巾军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都是以替人治病作为布教的第一手段。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治病主要用的是咒术，但其中肯定也包含了一些医学的治疗手法。战乱和疫病使人们不断面临死亡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医学进步的时代。

提起三国时代的名医，毫无疑问当首推华佗。在《演义》里华佗出现三次，第一次是投药为重伤的吴国将军周泰治疗创伤（第十五回），第二次是关羽的胳膊中了毒箭，华佗为他做刮骨治疗（第七十五回），最后一次是为了给曹操治头疼，华佗建议使用一种叫麻肺汤的麻醉药，实行开颅手术，不想却被曹操怀疑是要害死自己，遂被关入牢狱，死在牢中。不久曹操也死了（第七十八回）。其中治疗周泰和关羽是《演义》的虚构，不是事实，这里只不过是让名医华佗在周泰身负重伤和关羽中毒箭的史实里露了一下面而已。不过，华佗最后被曹操投狱并死在狱中却是事实。但原因是华佗谎称妻子生病跑回家乡的事被人发现。曹操头疼的老毛病久治不愈，就怀疑华佗是故意不好好治。可是后来自己宠爱的儿子仓舒（曹冲）快死时，据说曹操很后悔杀了华佗。曹冲病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华佗的狱死应该在这之前，为关羽治疗腕伤完全是不可能的。

华佗的业绩里，非常有名的是用麻沸散（《演义》误作麻肺汤）实施了麻醉手术，还有模仿虎、鹿、熊、猴、禽的动作发明的一种叫“五禽戏”的体操。但五禽戏的具体内容，因为据说华佗被投入狱后,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所以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华佗与曹操是同乡，好像从很早开始就给曹操治病。但是华佗对于自己不被当作士人、只被当作医生的境遇愤愤不平。这造成了他与曹操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为他被投狱致死的一个间接原因。华佗最后将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也是这种不得志的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直至现在中国医生的社会地位与日本相比还低得惊人。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里，中国自古就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被欧洲赶超，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具有儒家知识教养的士人阶级。

87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
（歌川国芳绘）

因为失去著作华佗几乎已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相比之下，这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学著作当数小华佗几岁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即传染性热病，《伤寒杂病论》针对当时使人们备受其苦的疫病以及其他各种疾病，记录了详细的经过临床实践的治疗方法。还有魏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西晋皇甫谧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分别是最早系统介绍诊脉和针灸的书籍，它们与《伤寒杂病论》一起，被认为是后来中国医学的最基本经典。

炼丹术与药物学

以玄学和清谈著名的魏的何晏，还因为嗜好服用一种叫作五石散的用五种矿物调和的幻觉剂而出名。这种五石散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广为流行，成为考察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鲁迅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与酒并列提到的药，就是这个五石散。这种服用矿石药物的习惯，与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炼丹术也有密切关系。炼丹术主要是把丹砂（硫化汞）和铅放在炉中加热炼成“金”，这种“金”被作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服用。其方法见于后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汉代以前人们是到遥远的有仙人居住的东海仙岛去求仙药，而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仙药了。不过，金当然是不可能炼出什么来的，而且水银是一种有毒物质，用得多了自然会中毒死亡。

炼丹术与西洋的炼金术一样，虽然在炼制灵丹妙药上没能成功，但却促进了化学和药学的发展。中国的药学长期以来一直以《神农本草经》作为基础经典。虽说是本草，但它阐述了植物以及动物、矿物等凡是可以入药的各种物质的功效。这本书据称是上古传说中的帝王神农氏之作，但是实际完成的时间估计应该是在后汉，《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等有可能参与写作。《演义》里出现的用妖术嘲弄曹操的仙人左慈（第六十八回），就是后来被视为炼丹术鼻祖的人物。另外，在魏下赐给倭国女王卑弥呼所派使者的礼品中也包含有铅丹五十斤。

三国时代的都城

邺都与洛阳：中国都城的样板

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了蜀国的成都、吴国的建业、魏国的邺都这三个城市。其中邺都是曹操在消灭袁绍一族的建安九年（204）建设的，到黄初元年（220）曹丕登基即位迁都洛阳为止，一直是曹操一族作为魏公、魏王时的都城。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说，邺都不是魏的都城，而是其发祥之地。

邺都遗址在今河北省最南端的临漳县。根据发掘调查，它是一个东西约三公里、南北约二公里的长方形城郭都市。东西各有一门，南有三门，北有二门，共七个城门。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这之前的秦汉时代的都城宫殿都分散于城内各处，而邺都却把宫殿集中在城的北部，并且整个邺都城由东西和南北的中轴线区分，北部是宫殿以及戚里（外戚居住区），南部是官厅以及一般百姓居住区。这种都市规划后来在魏的洛阳，以及隋唐时的洛阳、长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也成为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的样板。也就是说魏的邺都，是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的中国历代首都的城市规划的原点。另外，在邺都的西北部还筑有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等三座楼台。在这些楼台上经常举办宴会，我们已经在有关铜雀台的部分提到过，但它们的真正用途却是军事作用，在洛阳也修建与此类似的楼台。邺都后来又被后赵、冉魏、前燕以及东魏、北齐设为都城，城郭的规模得到扩大。

88 魏邺都
邺都在魏以后还为后赵等国都，东魏、北齐时曾向南扩张

89 成都武侯祠
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左）现在是成都市内最有名观光圣地。祠中祭祀有诸葛亮（右）、刘备（中）像。与刘备墓惠陵相邻

魏都洛阳，位于今天的洛阳市东约十五公里处，它继承了周汉以来的洛阳城（后汉称雒阳）。洛阳在后汉末期的战乱中，特别是董卓迁都长安之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魏取代汉朝后，魏文帝以及魏明帝都对洛阳进行了修复。魏明帝还仿照邺都的三台，在洛阳城西北建筑了三座小城，称作金墉城，以此作为防卫的一环。但是，由于魏明帝为修复洛阳、建设宫殿大兴土木，给魏国带来了沉重负担，从而加速了魏的灭亡。但是洛阳后来又经过西晋以及随后的北魏时代（494—534年定都洛阳）的建设整备，成为隋唐洛阳（魏洛阳城西约七公里处）及长安的直接样板。

吴国建业与蜀国成都

吴国都城建业位于今南京市，是长江南岸的军事要冲。建安十七年（212）孙权在此修筑石头城，命名建业，作为水军要塞。到黄龙元年（229）孙权即位后，才把都城从长江中流的武昌迁到建业，并在石头城东边建设了新城。其位置大致在今南京的中心部。317年迫于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晋朝逃往南方成为东晋，东晋以建业为都，改称建康。以后宋、齐、梁、陈各朝，前后三百六十年，都把这里作为都城。从吴到陈，以建业为都的六个王朝，被称作六朝。六朝时代绽放了王朝文化的绚丽之花，建康也作为六朝古都，成为李白等唐代诸多诗人的憧憬之地，被载入诗篇。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又有南唐、明朝初期以及中华民国在此设都。在明朝宫城遗址、紫金山南的梅花山上，至今还有孙权墓存在。

蜀国成都也就是今天四川省成都市。蜀的时候分为西侧小城和东侧大城，小城为宫殿官厅地区，大城为居住区。章武元年（221）刘备举行即位仪式的武担山就在小城西北，武担山的南边就是宫殿区。这里至今还保存着刘备墓惠陵，以及西晋末年曾在这里建立“成”国的李雄创建的祭祀刘备的昭烈庙，在成都的城外还有诸葛亮送费祎使吴时说过“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万里桥遗迹。当然现存的房屋和桥的部分都为后世所修。

美术与工艺

三国时代的画家们

于禁在樊城投降关羽，后来又被吴送回魏国，曹丕把于禁在樊城投降的场面画在曹操陵墓的壁画上，于禁看了以后羞愤而死，这一段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以人物或者某种特定情景为素材的绘画作品。遗憾的是，当时的绘画作品的实物，除了近年考古发现的一些壁画等以外，完全没有保存下来。出土品中，比如曹操一族的陵墓中发现的奔马图、敦煌佛爷庙湾的西晋画像砖等，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高超绘画技术的一部分。

90 奔马图
出土于安徽省亳县曹氏墓的砖画。能看出当时的绘画技巧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录了这个时代绘画的大致倾向和主要画家。这本书认为作为中国绘画主流的山水画的诞生正是在魏晋时代。这与当时的诗歌多以山水为题材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这本书里提到的画家有魏国的高贵乡公曹髦、杨修、桓范、徐邈四人；吴国的曹不兴、吴王的赵夫人以及蜀国的诸葛亮、诸葛瞻父子等。其中张彦远评价最高的是吴国的曹不兴。书中介绍了这样一段轶事：一次，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不小心把一滴墨洒到了画面上，曹不兴于是干脆把墨滴改画成一只苍蝇，孙权看画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就挥手去赶。不过这样的逸闻杨修也有，大概和雪舟画鼠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曹不兴被列为吴国八绝之一。所谓“八绝”就是善看相的郑妪、善占星的刘惇、善占风的吴范、善算术的赵达、善弈的严武、善占梦的宋寿、善书的皇象以及善画的曹不兴。由此可见吴国有技能才艺的人才非常兴盛。

诸葛亮被列入画家之列，是因为他在南征时，画“夷图”用以教化当地人民。不过这大概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其他的还有赵夫人，她为孙权画了魏和蜀的地形图，还做成刺绣。这是一个显示孙权怀有称霸天下野心的逸闻。顺便提一下，西晋裴秀所作《禹贡地域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使用缩尺描绘的比较科学的地图，这里面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数学知识。

91 季札挂剑图漆绘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口径24.8厘米

朱然墓中的绘画

1984年在长江沿岸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现了一座三国时代的吴国古墓。墓中出土木刺上书有“故鄣 朱然再拜問起居 字義封”的文字，由此断定这座墓为擒杀关羽的吴国名将朱然的陵墓。从墓中还出土了漆器、陶器、铜镜、铜钱等大量陪葬品。其中特别是漆器上大量的彩绘图引人注目，有画着在皇后与长沙侯等出席的宫中宴会上表演鼓吹（乐队）、舞剑、弄丸等曲艺的场面；有画着春秋时代吴的贤人季札把自己的剑挂到友人墓前这一场面的“季札挂剑图”；还有画有两个小孩儿手持棍棒打斗的“童子对棍图”；以及画有后来被收进“二十四孝”的孝子伯俞与其母亲像的，这些漆画以生动的笔触对人物进行细致的描绘，充分表现了这个时代绘画水平之高。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季札挂剑图”和“童子对棍图”背面，分别有“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说明这些漆器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蜀国制作的。蜀从汉代以来就是漆器制作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漆器有可能是通过长江水路交易，从蜀传到吴的。朱然墓还出土有“大泉（钱）当千”、“大泉（钱）五百”等相当于当时通行的五铢钱一千枚、五百枚价值的高额货币，这是吴为了方便交易而铸造的。朱然墓的陪葬品，不但显示了三国时代工艺、美术水平之高，也是证明吴蜀交易频繁的贵重资料。

神亭壶之谜

漆器属于高级用品，这个时代比较普及的则是陶器。北方因为战乱的影响，仍然以汉代以来的灰陶生产为主，而在吴地却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现在的浙江省一带属于古代越国地区，也是后来被称为越窑的青瓷生产的中心。从浙江省为中心的长江南部的后汉末期、吴、西晋的古墓中出土了许多形状奇特的陶瓷壶，这些陶瓷壶后来被命名为神亭壶或魂瓶。

后汉时代的这一地区的古墓中出土一种五联罐，而神亭壶被认为是在五联罐的上部附加四个小壶变化而来的。神亭壶基本保持五联罐的原型，又在壶肩部分堆塑了一些人物和小动物的装饰，上部大多作成楼阁状。令人注目的是，后期的神亭壶，人物装饰部分还常常出现佛像。因此楼阁部分也有可能是参考佛塔做成的。神亭壶的用途目前还不清楚，据推测它可能与礼葬有关，是被作为寄托死者灵魂的冥器。

神亭壶只在吴国的扬州地区有出土，而同为吴国领内，在西部的荆州和南部的交州都没有出土。东晋以后，神亭壶突然销声匿迹，从这一点来说，神亭壶是吴、西晋时代这一地区一种独特文化的反映。在出土神亭壶的古墓中，也有根据同时出土的文字资料判明墓主的，其中从江苏省宜兴的周墓墩一号墓出土的墓砖上发现了“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陽羨所作周前將軍磚”的文字。这位周前将军被认为是周鲂之子周处。周处在吴灭亡后仕晋，于元康七年（297）死去，被追谥为平西将军。周氏一族为吴郡阳羡（宜兴）的豪族，可见神亭壶所反映的礼葬文化是以吴郡为中心的江南豪族的风习。另外，从这座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青瓷器。

92 青瓷神亭壶（南京市博物馆藏）
吴地特有的青瓷器“神亭壶”。高34.3厘米

神兽镜与水神信仰

神亭壶的堆塑里出现佛像，说明了原有的信仰已经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这一点，从吴国制作的神兽镜上绘有佛像图案的事例上也能得到证明。神兽镜是镜的背面施以浮雕风格的龙虎灵兽和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像的铜镜，另外，背面为车马、舞人等类似汉代古墓画像砖图案的铜镜又叫画像镜。神兽镜于后汉中期在四川开始制作，但是后汉末期以后多数是在吴制作的。

93 吴王伍子胥画像镜拓本
绘有伍子胥（下部）在“吴王”面前自杀场面。此镜为浙江省绍兴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后汉末期以后，吴国制作的神兽镜、画像镜中，特别是浙江省绍兴附近出土的神兽镜，背面的神仙像里不但有初期的东王公、西王母，还出现了王乔、赤松子、伍子胥等多彩的人物形象。伍子胥是春秋时代吴国的英雄，死后他的尸体被扔进河里，所以被后人奉为水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吴国孙綝曾经破坏建康的佛寺，其实同时他还放火烧了伍子胥的庙。这座伍子胥庙应该就是一座水神庙。王乔、赤松子都是有名的仙人，在吴也被奉为水神。从前述的关羽和甘宁被水神化的事例也可以看到，水神信仰不仅分布极广，特别是在吴国领内更加盛行。神亭壶堆塑的装饰里出现不少蛇、青蛙等水生动物，另外与神亭壶同一时期时发现的买地券（为死者购买阴间土地的文书）上也有关于河伯和鱼的记述，因此可以推断神亭壶有可能也是这一地区的水神信仰的一个象征。而且这种水神信仰大概起源于这里的原有居民越人的文化。这样，一种以极具地方性的文化为背景的本地信仰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结合到了一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94 弩
汉中附近出土三国时代的铜制弩零件

武器开发竞争

在三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武器的发达进步是不难想象的。其中诸葛亮就有许多与武器有关的逸闻。比如他请刀匠蒲元制作神刀三千把，这些神刀刚韧无比，竟能斩钉截铁。传说他还发明了坚牢的五折刚铠和一次能连发十支八寸长铁箭的连弩。连弩用机械方式能把箭射到很远的地方，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威力的武器。据说魏国匠人马钧看到诸葛亮的连弩很不服气，夸口说自己能做出比这个厉害五倍的连弩。可见当时各国之间武器开发的竞争异常激烈。

弩的实物在魏、蜀、吴三国都有发现，其中以蜀弩最多。成都附近的郫县出土有景耀四年（261）制作的铜制弩机，弩机上铸有“十石机”铭文，据考其弓的张力可达近二百六十公斤。诸葛亮因为发明了上述这些武器,还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被后世描写成一个未卜先知的神人，甚至能够呼风唤雨。这些都被作为素材写进了《演义》。

比较三国文化，在文学以及哲学领域有所创新的是魏国，而在美术、工艺、民间宗教等众多领域遍地开花的却是吴。后世这一地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其基础可说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与此相比，蜀国虽然具有自己独自的地方文化，漆器和铜镜的制作技术也很发达，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刘备和诸葛亮政府也因为采用了军备优先的政策，所以没能有效地发扬这些地方特色，以至于在文化领域既没有创新又缺乏多样性。

纸与信息的作用

字体革命与书道诞生

汉字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等多种字体。战国时代以前使用的是篆书，汉代的通用字体为隶书。后汉末期的《熹平石经》就是用隶书中的八分书写就的。但是到了后汉末期，从隶书衍生出了行书，并从行书发展产生了楷书。众所周知，楷书就是今天我们一般使用的正字体。曹丕即位时的《受禅碑》、《上尊号碑》等虽然都是用八分书书写的，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几分楷书的影子，而朱然墓出土的木刺，则已经是用稍微留有隶书味的楷书写的了。亳县曹操一族坟墓出土的墓砖上的字体，显示着初期行书的风格，由此可见，三国时代汉字字体从隶书过渡到行书，又从行书逐渐过渡到了楷书。

用我们现在一般的感觉来看，楷书是最端正的字体，楷书写草一些就是行书，行书再写草一些就是草书。其实不然，事实上完全相反。草书的诞生比行书还早，是从初期的隶书产生的，在前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过汉代的草书叫章草，与现在的草书稍有不同。相对于章草，现在的草书被称为今草，今草是受行书和楷书的影响，从章草变化而来的，其诞生，也是在后汉至三国的这一时期。

95 《墓田丙舍帖》拓本
为书法名家钟繇所书。显示了从行书到楷书的发展阶段

96 宣示表拓本（奈良 宁乐美术馆藏）
钟繇代表作。黄初二年（221），劝进魏帝接受孙权表示臣服的提议

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书法家是魏人钟繇，《受禅碑》、《上尊号碑》也被认为是出自钟繇之手。他的真迹只流传下来后世的摹本，其中《墓田丙舍帖》显示了从行书到楷书的过渡，“宣示表”则被认为是最早的楷书作品。

此外，作为吴国“八绝”之一皇象的作品，虽然仅存摹本，也有一篇章草书写的《急就篇》流传下来。著名的《平复帖》被认为是吴国陆逊之孙——在晋做官的著名诗人陆机的真迹，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到章草向今草过渡期的书体。

后汉末期到三国的这一段时期里，像这样不仅产生了行书、楷书、今草等新字体，而且以这个时代为分界，以前使用的篆书和隶书开始只限于印章或石碑、建筑匾额等特殊用途，逐渐被淘汰出日常实用字体。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可称之为字体革命的现象。在这之前虽然也有像秦始皇宰相李斯那样以擅长书法而留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种作为艺术的书法或书法家，却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除了钟繇、皇象以外，还有被认为是分别发明了行书、楷书的刘德升、王次仲，被称作草圣的张芝，此外还有邯郸淳、蔡邕、梁鹄、胡昭等，以书法成名的人物在这个时代大量涌现。相传曹操也擅长草书。从汉字字体的变迁或书法史上来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书法，在随后的东晋时代，因书圣王羲之的出现在艺术上更趋成熟。

97 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无署名，传为晋陆机书。因第一行有“平复”二字，故名“平复帖”

从包装纸到书写纸

这个时代出现字体革命，诞生书法艺术，绝不是一个偶然。这都是因为书写材料的进步而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真正可以用来书写的纸是在后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由宦官蔡伦发明的。但是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发明仅靠一个人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发现了蔡伦以前的纸。不过，富谷至氏认为，初期的纸目的不是用于书写，而主要用于物品的包装。这大概是因为初期的纸表面不够光滑不适合书写的缘故。蔡伦就是对此进行了改良，才制作出适合书写的光滑的纸来。后汉末期学者刘熙所著《释名》一书里有：“纸，砥也。”把纸的特征描写成像砥石那样表面光滑。这样，纸开始取代昂贵的帛（白绢）以及笨重的竹简、木简，作为一种轻便廉价的书写材料登场并不断得到普及。

纸作为书写材料得到改良并普及，与行书、楷书的诞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行书、楷书与隶书相比，其特点是笔画优美，线条轻快。而笔画的优美轻快则需要在细腻光滑的纸上快速运笔才能够产生。

最能强调笔致的轻快优美的，当然是草书。但是汉代的章草往往只被当作隶书的辅助来用，极少有用章草单独写成的作品。而与今草相比，草书最重要的连笔写法在章草中也很少见，特别是字与字连绵在章草里更是找不到。章草的章是端正之意，也就是说正因为这种草书没有今草那样“草”，所以才被命名为章草。今草的这种多用连笔、全篇以草书书写的写法，也还是因为用了纸才有可能产生的。如果比较武断地下一个结论，是否可以这样说，篆书、隶书是一种竹简、木简、帛书文字，而行书、楷书、今草则为纸张文字。

三国、晋代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其实物断片在丝绸之路的楼兰遗址等处都有出土。相对于汉代的纸张，这些纸又进一步得到了改良，变得更薄，表面用糨糊和矿物质施以上光加工，能有效防止墨汁的渗透，便于提高书写速度和增进笔画线条流畅美观。据传草圣张芝都把家里衣服绸子都拿来写字，却不愿意把字写在纸上。因此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非常珍贵。他的草书，估计应该是写在纸上的。

赏玩书信和笔迹

一般认为纸完全取代竹简、木简和帛要到五世纪的东晋以后了。从吴国走马楼简牍也可看出，三国时期竹简、木简还很普遍。不过纸当然也已经相当普及，特别是在书信上纸用得很多。这当然是因为纸比竹简、木简等邮送起来要方便得多。据《三国志》记载，孙权给曹操的信，吴周鲂写给魏曹休的诈降书，蜀李严写给雍闿的书信等，都是写在纸上的。这个时期，大量运用书信进行情报战，与纸的普及不无关系。而行书、草书则主要是个人写信时使用的字体。钟繇《墓田丙舍帖》、陆机《平复帖》等其实都是书信。这个时代的书信，不但其内容被当作文学作品鉴赏，其笔迹也被作为艺术品玩赏。

钟繇的儿子钟会受父亲的影响，也是一个擅长书法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会模仿别人的笔迹，所以他曾两次伪造他人书信。另外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刘放也曾伪造过孙权的书信。这种模仿他人笔迹伪造书信的行为，换个角度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一些个人特有的笔迹了。汉代的隶书虽然也有写得好写得差之分，但看不出对个人笔迹有什么较强的认识。个人笔迹开始被人们认识，也是在行书、楷书、今草出现的这个时代。毋庸赘言，这正是书法艺术诞生的前提。这以后，人们开始通过临摹自己喜爱的书法家的墨迹鉴赏、学习书法。也正因此，钟繇的个人私信《墓田丙舍帖》等才能通过摹本流传到今天。擅长书法的钟会长于模仿他人笔迹也就毫不奇怪了。

洛阳纸贵

纸的使用对于书籍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于书信的影响。纸对于书籍的广泛流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后汉的吴恢在出任交州南海太守时，曾想带经书去任地，但因为装了两车多，最后只好作罢。这是发生在蔡伦献纸十年后的事情。会稽有一个比蔡伦稍早一些的学者叫王充（27—？），他以自己独自的“合理主义”思想著有《论衡》一书，当然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王充把简牍放在家门和柱子旁边，一有灵感就记下来。《论衡》长期以来不被北方人所知。后汉末期蔡邕避难会稽时看到此书，非常感动，才传到了北方。蔡邕带回北方的《论衡》大概应该是写在纸上的。曹丕常把自己的著作《典论》和诗文到处送人，送给孙权的是写在素（白绢）上的，送给吴国重臣张昭的是写在纸上的。还有吴人阚泽在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帮人笔耕，抄写书籍，抄完后往往能把书的内容全部记住。通过《后汉书》以及《三国志》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从后汉后期到三国这一时期，在纸上写书已经得到迅速的普及。

一般认为三国时代因为战乱书籍多被烧失。其代表性事件就是董卓从洛阳迁往长安时，大量书籍在混乱中散失。但这些差不多都是宫中收藏的帛书。战乱的确给书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从上述有关纸的普及的内容来看，写在纸上并大量普及的书籍应该远远超过散失的数量。帛书书籍的消失，与印刷术的发明使手抄本失去价值，电脑的普及使稿纸变得多余一样，是一个与传统书写方式的诀别。郑玄对儒学的集大成，佛教的迅速传播，都可以说是纸的发明和使用带来读书革命的产物。

曹丕还把各种书籍按内容分类，组织编纂了相当于百科全书的《皇览》。中国称这类百科全书性的书籍为类书，而《皇览》堪称中国史上第一本类书。这种百科全书的出现，说明当时已存在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书籍，而且还必须便于查阅。这当然也是因为有纸的普及才变为可能。

后汉初期的王充在家中到处放着简牍而写成《论衡》一书，而本书开头提到的晋左思则是在家中到处放着纸，最后写成了《三都赋》。这篇《三都赋》发表后，据说因为人们争相传抄，洛阳城中的纸都卖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用来形容畅销书的“洛阳纸贵”一词的由来。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十几年后，陈寿开始写《三国志》。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三国志》最早写本是在丝绸之路的鄯善发现的四世纪前后的残纸，陈寿也许一开始就把他的著作写在纸上。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三国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直接写在纸上的著作。

信息革命与政治革命

以上我们阐述了纸的使用带来了书籍以及书信的普及，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爆发了一场信息革命。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对于从前，已经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大量的信息了。不难想象，这个变化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对新知识的探求，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改革。延续了四百年的大汉帝国崩溃后，经过三国各自的发展，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又即将重新诞生，这个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信息革命。可以说信息革命带来了政治革命。

这个时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变革期是在唐宋交替之际，这次也与起因于唐末印刷术发明的信息革命不无关系。再进一步说，最后的王朝清朝走向灭亡，中华民国随之诞生，也是因为清末引进了西洋印刷术，使最新知识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国得到了普及的缘故。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息革命带来政治革命的时代，或者至少是第一个我们能够确定这一事实的时代。因此，对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考察，也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1]
麻姑手：“孙子手”日语为“MAGONOTE”，与“麻姑手”（MAGONOTE）同音。

第九章

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

朝贡与中国皇帝的正统性

越南与朝鲜

三国时代的政治形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魏、蜀、吴三国关系的影响，也被三国周围的各民族、国家的动向所左右。同时，三国之间的抗争，实际上也给周边各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以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整体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卑弥呼所统治的邪马台国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从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东、南面临大海，而西、北则怀抱沙漠和高山与外部世界隔绝。中国自古以来延绵不断地保持着自己独自的文化，进而形成了一种视自身为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比较容易联系的外部世界是位于东北和西南的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地区从陆路或海路都能很容易地到达。从山东半岛北部出发，经由散在于渤海的庙岛群岛北上，能够到达辽东半岛最前端的旅顺（今大连市），从旅顺再沿海岸东进就到朝鲜半岛的平壤了。南边，从广东沿海南下，就能到越南首都河内的外港海防港。自古以来这两个地区就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现在越南和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说还是最亲密的，因为亲密所以也是关系特殊的外国。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消灭了势力范围在今广东到越南北部一带的地方政权南越，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个郡。接着，又在公元前108年，消灭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地方政权卫氏朝鲜，在此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不久废临屯和真番两郡，玄菟郡亦撤回北方，朝鲜半岛仅剩乐浪郡。总之，整个汉代，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北部这两个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国的支配下。

中国的混乱与独立政权诞生

但是到了后汉末期，中国本土开始混乱，这两个地区重又建立了独立政权。一个是势力范围以辽东半岛为中心，涵盖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和山东半岛北端环渤海地区的公孙氏政权，另一个是越南北部的士燮政权。公孙氏和士燮在表面上分别服从于魏和吴，但两个政权却对各自的地域保持着实质上的支配，对三国时期的政治状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公孙氏曾与吴有过接触，士燮也不是等闲之辈，当雍闿在蜀国南部叛乱企图勾结吴国时，士燮曾从中牵线。汉朝初期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展开可以说非常相似，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位于越南南部的林邑、扶南等国以及其西部东南亚一带，在中国文化传入以前已经受到西方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中国文化的南下到越南北部就止步了，反倒是佛教等印度文化从这里又传向中国。相比之下，朝鲜半岛以东不存在能够与印度匹敌的文明国，所以在中国看来这里还属于野蛮的不开化地区。孔子曾说如果自己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就要乘筏东渡。结果正如他所说，这个地区一经传入中国文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渗透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这种文化渗透使这一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模仿中国国家体制的类似于小中国的国家。相反的越南脱离中国支配，形成独立国家，要到更晚的十世纪了。

而且从后汉末期到三国时期，为了躲避本土的战乱，大量流民移住到这两个地区。当时越南北部客居了大批文化人，产生了牟子《理惑论》这样的阐述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著作，而在北方，虽然也有邴原、管宁等少数学者避难辽东，但是更往东的乐浪就完全找不到文化人的行迹。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朝鲜半岛是一个只有官吏、军人、商人以及流放者才去的未开化地区。而更远的日本，完全还是一个未知之地。

此外，中国西北部，也就是西域的沙漠地带有许多绿洲都市国家，这些国家自古就以丝绸之路而闻名，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交通通道，后汉初期又经班超的努力，汉朝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这一地区，可以说自古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内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三国时代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佛教最早也是通过这条途径传进中国的。与匈奴、乌丸、鲜卑这些给中国带来无限烦恼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反乱相比，上述三个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是中国和平外交的对象。

三国的朝贡比赛

所谓和平外交关系，对于汉代以后的中国来说，不外乎册封朝贡关系。因为中国皇帝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所以不可能和外国君主平起平坐。对于鞭长莫及的那些地域，只要其君主承认中国皇帝的正统性，表示服从，并朝拜纳贡，中国皇帝就承认他对这一地域的统治权（册封）。这样，平和的外交关系才能够实现。

所以对于中国皇帝来说，只要有外国朝贡，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皇帝。如果对方主动来朝贡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如果不来，则不惜向对方去要求。而对朝贡一方来说，朝贡所带来的朝贡贸易对朝贡国极为有利，而且又可以借助中国的权威来吓唬自己的国民或者周边地区，所以一般都愿意积极地朝贡。不管怎么说，皇帝每一次都要向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表示盛大欢迎，并向臣下和国民显耀。直至今天，我们看中国的电视新闻，只要有外国元首访问，头条报道大多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元首的场面。虽然现在已经和朝贡没关系了，但是从有必要大力向国民宣传很多外国都跟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这一点上，古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许是不得不统治一个领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政治的宿命。

98 三国志写本残卷（东京书道博物馆藏）
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吴书”的局部，为现存《三国志》最早的写本。1965年在吐鲁番市发现基本上同时期的写本

让别国朝贡对于任何统一王朝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更不用说同时有三个皇帝存在的时代了。尽可能多地招到朝贡国，不但能向国内还能向敌国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还能带来军事或外交上的直接利益。辽东公孙氏前来朝贡，孙权欣喜若狂，就是这个道理。下边就从这个视点来看一下上述三个地区的情况。

首先西域可说是魏的势力范围。文帝黄初三年（222），鄯善（后为楼兰）、于阗（和田）、龟兹（库车）等各国朝贡，随后太和三年（229）大月氏国王波调派使者来朝，魏封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景初三年西域诸国献上火浣布。但是如果诸葛亮文集中记载的建兴五年（227）“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可信的话，那么就说明蜀国在此地也有某种权益。刘备曾对孙权许愿说，如果夺取了凉州，就把荆州还给吴。这说明刘备一直有这个野心。虽然没有可证实的资料，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蜀应该向西域做了不少工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魏也肯定不会坐视无睹。

正统性与外交战

相对而言，南方的越南北部因为地理关系，只能是吴的独家买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黄武五年（226）士燮死去，吴将吕岱乘机消灭了士氏政权，当时吕岱就要求扶南、林邑、明堂各国向吴进贡；赤乌六年（243），扶南王范旃派使者献上戏乐人（曲艺和乐师）及方物（地方土特产）。《三国志》的记载虽然只有这一件事，但是恐怕朝贡不止这一次。而且吴国的这个独家买卖也并不是就没有受到魏和晋的骚扰。蜀灭亡后（264年），交趾的吴将吕兴反乱，魏授予都督交州诸军事称号，重派交趾太守前去镇压，但是却以失败告终。四年后的泰始四年（268），晋终于成功占领这一地区，于是向吴朝贡的林邑和扶南就又转向向晋朝贡。但是后来经过激战，吴国又夺还了这一地区。

最激烈的争斗当然要数魏吴之间围绕辽东和高句丽的争夺战。对于魏来说，这一地区就像是头顶上的屋檐，其重要性远远超出远离自己的西域诸国。当这两者在孙权的外交攻势下倒向吴国时，虽然只是一时的，但对魏的刺激却很大。不难想象，魏肯定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策动两者回心转意，结果是两者都向魏献上了吴国使者的首级。即使这样魏还是不放心，刚一腾出手来，司马懿就在景初二年（238）灭了公孙氏，接着将军毌丘俭又把高句丽痛击得体无完肤。

总之，围绕三国周边诸国以及诸地区的外交战，也是三国之间外交战的重要一环。

这里的问题是，比辽东半岛和高句丽更远的朝鲜半岛，特别是南部的三韩诸国，还有隔海相望的倭国，这些地区是否真的就像《三国志》所记载的那样，只有魏在这里搞独家外交？还是说吴也有所参与？或者像吴插手辽东和高句丽时那样，魏对吴插手这一地区的可能性是否有深刻的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邪马台国以及三国时代的政治形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倭使来访

朝鲜半岛形势

前汉的武帝以来，朝鲜半岛北部是乐浪郡的统治地区。乐浪郡的郡治朝鲜县在今平壤南部的大同江南岸。乐浪郡东有沃沮、濊貊等民族，北有高句丽。高句丽是从中国东北北部的通古斯族系的夫馀族分离出来的一个部族国家，汉朝的四个郡中的玄菟郡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相传此地于公元前37年建国。曾经因为高句丽拒不臣服，王莽大怒，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可见当时高句丽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其后高句丽虽在名义上表示臣服后汉，但是却一直窥伺着辽东。公孙氏政权成立后，高句丽败给公孙氏，只好南下，移至中朝国境鸭绿江中流北岸的丸都（今辽宁省集安市）。那段短暂的对吴朝贡，就是在这个时期。

高句丽在魏灭公孙氏时曾充当帮手。但是以后却照旧屡屡侵犯魏边境地区，魏遂派将军毌丘俭率兵讨伐，攻占丸都城。毌丘俭又派部下王颀追讨南逃的高句丽国王宫（东川王），从沃沮一直追到肃慎的南界，也就是现在的朝鲜东北部到沿海州一带，结果还是没能抓住。高句丽就这样躲过了两次危机，顽强生存下来。顺便一提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的记述，大部分都是基于毌丘俭的这次远征见闻。

另外，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现在的韩国部分，自西向东有马韩、弁韩、辰韩三韩，这三韩里边还分成许多部族小国，都在乐浪郡的统制下。马韩就是后来的百济，弁韩即伽耶诸国，辰韩即新罗。后汉后期乐浪郡统制力低下后，三韩诸国趁机扩大势力。但是公孙氏政权的公孙康于210年前后在乐浪郡南部新设带方郡，加强了统治，三韩遂臣服公孙氏。有人认为带方郡即现在的汉城，但是实际上郡治可能在平壤南六十公里处的黄海道凤山郡一带。那里出土了土城遗迹和刻有“带方太守张抚夷塼”铭文的墓砖等。

再往后，公元313年，高句丽趁中国本土混乱之机，终于消灭了乐浪郡，几乎同时带方郡也被韩消灭，百济与新罗国家成立。后六世纪伽耶诸国被新罗合并，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如今的朝鲜半岛不但南北分裂，据传南部的韩国也存在西部全罗道（原百济）与东部庆尚道（原新罗）地区之间的对立，其原型似可追溯到这个三国时代。

汉朝与倭人的交往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以岁时来献见云。”中国史书第一次出现“倭”名的，就是这个《汉书·地理志》的著名记录。这条记录在《地理志》的“燕”条。乐浪郡属于燕（今北京一带）的领域，所以顺便提了一下处于乐浪海中的“倭”。因此，“以岁时来献见云”，来献的对象是乐浪郡。也就是说公元前一世纪之时，可能北九州一带的倭国使节几乎每年都朝贡乐浪郡。后来倭的使节直接前往汉都朝贡。关于直接向汉朝廷朝贡的记载，有如下三条：

①前汉末期的元始五年（59）王莽的上奏文中有“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汉书·王莽志》）一文。这个东夷王到底是谁虽然不明，但是从“渡大海”一语不难想象，这指的可能就是倭王。但是倭王自己亲自朝贡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份奏书是王莽当上安汉公后企图篡权，要强调四方外夷纷纷臣服的事实，肯定多少有些夸张。所以可能不是事实。王莽这一文，雄辩地说明朝贡是通过中国国内政治的状况演出而来的。

②第二条，是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正月，有“倭奴国奉贡朝贺”（《后汉书·东夷传》）的记录。奴国是位于福冈平原中部春日市一带的一个国家。志贺岛发现的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这个时期光武帝赐予的。奴国在这个时期朝贡，与当时汉王朝再兴，乐浪的反乱被镇压，三韩诸国重又臣服乐浪，高句丽、夫馀、乌丸、鲜卑也都开始朝贡等一连的动向是有关系的。

99 汉委奴国王印（福冈市博物馆藏）
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金印，为后汉光武帝下赐给奴国王之印。下为印文

③最后，安帝永初元年（107）十月有“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后汉书·东夷传》）的记录。关于这个记录中的倭王名应该是“帅升”还是“帅升等”，存在意见分歧。对于倭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朝贡，也有不同的见解。有认为当时倭国内部已形成统一的部族国家，因此是自发前往朝贡的，即倭国国内要因说（大庭脩）；又有认为这是后汉政府为摆脱内政危机的局面，故意演出的，也就是所谓的汉朝国内要因说（冈田英弘）。

及至二世纪后半期，汉朝国内战乱频仍，乐浪郡的统治也逐渐衰退，倭国这时也陷入大乱，朝贡也就此中断。后来倭国内乱平息，女王卑弥呼受到拥立，在朝鲜半岛，公孙氏新设的带方郡也由魏接替。这样，卑弥呼的使节经带方郡前往魏的路途环境也就形成了。

100 职贡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绘于6世纪前期的图卷。描绘了12个外国使节。左起倭国、龟兹国、百济国、波斯国使节

卑弥呼使节朝魏——景初二年还是三年？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六月，卑弥呼的使节难升米与副使都市牛利来到带方郡，申请朝贡天子。太守刘夏派人送两人去洛阳。同年十二月到达洛阳，两人献上生口男女十人和班布二匹二仗。对此，魏皇帝发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回赐金八两、五尺刀二把、铜镜一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等礼物。两年后的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太守弓遵派建中校尉梯儁访倭，给卑弥呼送去“亲魏倭王”印绶和大量赐品。估计难升米等人就是这时随梯儁一起回国的。

但是在日本学界，自明治时代学者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明治四十三年）发表以来，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个景初二年六月应是三年六月的笔误。这个假说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说。其理由首先是其后的《梁书·诸夷传》以及《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三十九年”条，还有唐张楚金《翰苑》“倭国”条注引《魏志》均为景初三年；第二个理由是，卑弥呼的使节访问魏国，应该是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带方郡臣服魏以后。如果难升米访魏是景初二年六月的话，当时还处于交战状态；第三，如果是景初二年来，两年后的正始元年回的话，中间的一年无法解释。三个理由中第二个理由是主要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三国志》的所有版本都是“景初二年”，没有其他说法。如果要改成“景初三年”，就必须严密地验证景初二年使节是否真的不可能来朝吗？不能小看了这一年，景初二年的皇帝是明帝，而三年的皇帝则是齐王，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是景初三年，那么前边已经说过，当时掌握大权的是曹爽。所以说二年或者三年，倭国使节的接待规格以及一百枚铜镜等破格回赐品所具有的意义，自然也都不同。下边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比较详细地整理一下公孙氏灭亡前后的形势。

太和六年（232），明帝得知吴与公孙氏接触，非常恼火，遂命田豫和王雄从水陆两面讨伐公孙氏，作战以失败告终，唯一的收获是田豫在山东海岸一带伏击并杀了吴的使节。景初元年（237）七月，明帝又派幽州太守毌丘俭进攻辽东，这次不但没成功，而且公孙渊借此机会干脆自称燕王，立绍汉年号，公然向魏挑战。明帝于是命青州、兖州、翼州、幽州四州建造海船，于翌年景初二年正月命司马懿率军远征。司马懿于同年八月平定了辽东及海东诸郡（乐浪和带方）。这时公孙渊曾派人向吴求援，孙权也答应派兵救援，但是吴的援军赶到时已经是景初三年四月了，完全没赶上趟。以上均见《三国志·明帝纪》以及《孙权传》。

另外，同《东夷传》序记载：“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同“韩”条记载：“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

这里所说的“景初中”，当然应该是指从景初元年七月建造海船，到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的这段时间。如果是指这以后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潜军”和“密遣”。如果像《三国志》所记述的那样，难升米是在景初二年六月来到带方郡的话，那么刘昕和鲜于嗣平定乐浪和带方应该在这之前，也就是景初二年的春天。可以肯定这次作战是在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之前，而且多少为司马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对公孙氏的扫讨作战，与太和六年时一样也是从水陆两面，即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与刘昕和鲜于嗣从海路进攻朝鲜，兵分两路进行的。当时，明帝对吴是否派兵救援公孙氏非常关心，曾征求部下蒋济的意见。可以想象，明帝派兵从海路进攻乐浪和带方，同时也具有牵制吴从海路派兵的战略意图。明帝的脑里甚至于可能还有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吴与倭的关系。

那么，这次水陆两面作战，为什么在《三国志》里没有具体的记载？理由有二：一是《三国志》没有“司马懿传”。司马懿是魏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来在《魏志》里理所当然应该有传，可是因为《三国志》是在晋代写成的，把当朝皇帝的祖父司马懿写到列传中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个理由是，消灭公孙氏平定乐浪、带方不但是魏的一个重大战果，也是司马懿生涯最大的功绩，看得出来著者是有意要把这些功绩全部归到司马懿一人身上。这一点有证据可以证明，根据《毌丘俭传》以及《明帝纪》斐注我们知道司马懿征讨时还有一个副将毌丘俭同行，可是在《明帝纪》里却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毌丘俭后来背叛了司马氏的缘故。司马懿在这次征讨之前从没到过辽东一带，而毌丘俭虽然最终落得不好的结果，但以前却有过征讨辽东的经验，所以在这次作战中，毌丘俭作为副将当然也应该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司马懿的美化，在其本传《晋书·宣帝纪》中更为露骨。

101 《魏志倭人传》
记载有“景初二年”卑弥呼派使节到带方郡。图为元刊本（东京内阁文库藏）

难升米的目的

难升米等到达带方郡的景初二年六月，正好是刘昕和鲜于嗣在乐浪和带方进行平定作战之时。长达三十年的公孙氏统治将要结束，魏将成为新统治者，在此情况下，倭派使者来刺探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在公孙氏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难升米等要求向天子朝献是否有些为时过早？光武帝时从平定乐浪到倭奴国王使者朝贡中间花了二十七年。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三国志》一种表现技巧，难升米等本来只是到带方郡来刺探情况，却被魏作为收复带方的证据，送到了洛阳。

我们假设如果是景初三年带方郡完全平定以后，难升米等如果专为向皇帝朝贡而来的话，那么只要直截了当写有倭国使节前来朝贡即可，完全没有必要转弯抹角地写使节先到了带方，因为表示要向皇帝朝贡，所以由太守刘夏专门派人送往洛阳。这已经足以说明带方郡平定后的景初二年六月，来到带方郡的难升米等，是被刘夏擅自决定送到都城洛阳去的。如此断定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的贡物过于穷酸。

生口十人，班布二匹二丈

难升米献上的物品中有班布，也就是条纹布二匹二丈约二十米。有生口也就是一种奴隶十人，不过这似乎显得也太少了点儿。倭国王帅升当年献上的生口为一百六十人；正始四年（243）卑弥呼派的使节，虽然没有关于生口的记载，但是却有倭锦、锦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大量贡品；再后一些，卑弥呼之后的壹与所派的使节也献上过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勾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等。与此相比，难升米带来的礼物，也未免太穷酸。曹操曾赠给部下杨沛生口十人，绢一百匹（《贾逵传》）。卑弥呼献上的贡品，还不如曹操送给一个部下的东西多。

生口和班布，本来可能是难升米带来献给带方郡的，因为难升米本来就没有去洛阳的计划。后来魏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拿这些东西去献给天子。朝贡是一个表示臣服的仪礼，献品的多寡本来没有多大意义。尽管如此，为了把献给地方政府的礼品拿来献给皇帝，不惜把难升米一行都送到洛阳，说明倭国使节的政治作用已相当受到重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明帝任命的带方郡太守是刘昕，可是把难升米一行送到洛阳去的带方郡太守却是刘夏。认为难升米一行到带方郡是在景初三年的说法是这样解释的，景初二年的太守是刘昕，景初三年则变成刘夏了。关于这一点，如果按景初二年情况不变去解释的话，确实有说不通的地方。

带方太守刘夏

带方太守为何有刘昕、刘夏两人，因史无交代，不得而知。两人中的刘昕仅见于此，不可考。至于刘夏，或许是《晋书·侯史光传》所云“幼有才悟，受学于同先刘夏”中的刘夏。侯史光仕于魏末晋初，其幼时业师刘夏作为景初年间前后人并无矛盾。侯史光、刘夏两人均为东莱郡掖县人。东莱地处山东半岛东端，离朝鲜半岛最近。

当时在乐浪、带方两郡做官的，似乎多为出身朝鲜半岛附近、熟悉当地地里情况的人。例如与刘昕同时的乐浪太守鲜于嗣，后为范阳太守（《晋书·张华传》），似为渔阳郡（今北京东）出身，曾为后汉末幽州牧刘虞从事，入魏后历任渡辽将军、辅国将军、虎牙将军等的鲜于辅同族。若果真如此，那么鲜于嗣亦当为朝鲜半岛附近出身。《晋书·东夷传》所见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亦应为同族。此外，受学于刘夏的侯史光之子侯史玄，后“官至玄菟太守”。玄菟郡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附近，与高句丽接壤。有关刘夏的资料虽然仅见于《侯史光传》，但是熟悉朝鲜半岛情况，且有学识足以教授侯史光的刘夏，出任带方太守，把卑弥呼的使节送至洛阳，不无可能。起码根据现有资料，这大概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陆路还是海路？

认为景初二年是三年之误的主要根据是，如果不是在消灭公孙氏平定辽东之后，难升米一行也就不可能到达洛阳。这个见解理所当然的前提是，难升米是通过辽东半岛的陆路前往洛阳的。但是上述史实已经很清楚地显示，难升米一行是由海路从朝鲜半岛出发，经辽东半岛尖端到达山东半岛北部，又从那里经陆路前往洛阳的。因此，当时只要乐浪和带方被魏收复，即使公孙氏的老巢辽阳一带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也是可以到达洛阳的。只不过他们从朝鲜半岛乘船出发，估计也还是在公孙氏灭亡后的八月以后。

难升米们六月到达带方郡，八月公孙氏被彻底消灭后，乘船出发，十二月以前到达了洛阳。这自然是为了能赶上第二年正月的朝贺。朝贡原则上要在正月的朝贺时进行。从倭使者到达中国的月份来看，光武帝时倭奴国王的使节是一月，倭国王帅升的使节是十月，难升米一行是十二月，卑弥呼此后派的使者伊声耆也是十二月，都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翌年正月的朝贺却没有举行，这是因为正月的元旦那一天明帝突然死去。而且前边我们已经提到，明帝死后，齐王继位，但为争当齐王的辅佐，宫廷内部发生争斗。这种情况下，魏的大臣官僚怎么会有时间去应付一个从倭国来的使节团呢？这可能就是难升米一行为什么晚了一年归国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有一点，难升米一行乘船返回时的风向也很重要。

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航海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季候风。具体地说，如果沿中国东海岸北上的话，应该在刮南风的春夏季节，南下的话则应该在刮北风的秋冬季节。孙权派往公孙氏处的使节都是在三月和五月出发，相反公孙渊派往吴的使节都是十月到达。孙权派兵救援公孙氏，可是船队到达时，已经是公孙氏灭亡半年后的正始元年四月了。也就是说受季候风的局限，孙权再想快也快不到哪儿去。当然也有汉武帝攻打朝鲜时派出的舰队在秋天出发的例子。但因为那都是一些大型的楼船，一般情况下从山东半岛到辽东，最好还是春天。明帝的死使难升米一行错过了乘船回国的时机。而且准备一百枚铜镜等大量的下赐品也是很花时间的。建中校尉梯儁回使倭国，不是景初三年而是拖到翌年的正始元年，就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

102 日本发现的“景初三年”铭文铜镜
右为大阪府黄金冢古坟出土画文带神兽镜（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左为岛根县加茂町神原神社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文化厅藏）。镜缘的断面为三角形

另外，大庭脩、佐伯有清两位先生都认为建中校尉是建忠校尉之误。但是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发现的吴太平二年（257）墓葬出土写有“建中校尉”的墓志铭（《考古》1991年第3期），虽然这是吴的官名，但是当时三国的官名多为通用，魏完全可能也有建中校尉。所以，这里也不应该对《三国志》的文字进行修改。

“亲魏倭王”称号

认为景初二年应为景初三年的说法可能还因为，景初二年十二月难升米到达洛阳的时候，明帝已经处于危笃状态，因此对明帝下诏书抱有疑问。其实诏书虽然是皇帝发的，却并不是皇帝亲自起草书写。实际上就在这一时期，明帝还发出了给天下男子封爵位等命令。这些当然应该都有诏书下达，这些诏书自然都是由官僚来写的。不过，《三国志》对这一时期的的记载更让人感到有蹊跷之处。

大家都知道，授予卑弥呼的“亲魏倭王”是魏授予外夷称号中的最高级别，此外被授予“亲魏王”称号的只有亲魏大月氏国王波调。大月氏国是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贵霜王朝，波调王也就是以犍陀罗美术（Gandhara）闻名的迦腻色伽（Kaniska）王两代后的韦苏提婆二世（Vasudeva Ⅱ）。大月氏这样一个西方文明大国，与中国又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国的佛教也主要是从这个国家传来的。所以把最高称号授予这个国家的国王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正如大庭脩先生指出的那样，“亲魏”这个称号对西域的车师后部王可能也曾授予过。另外，难升米以及后来的掖邪狗等被授予的亲善中郎将称号，也如佐伯有清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支谦的祖父从大月氏国迁来时，也被授予过这个称号。所以亲善中郎将并不是只向倭国使者授予的。但是在东方诸国里得到亲魏称号的，只有卑弥呼，而且邪马台国是一个完全不能与大月氏国相提并论的尚未开化的国家。因此卑弥呼被授予亲魏倭王，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破例的。

对于这一点，有认为是给东西最远的两个国家分别授予亲魏称号以保持平衡的说法；有认为是为了牵制吴国的说法；最近还有冈田英弘的说法，认为这是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些观点都认为亲魏称号是根据当时魏的国内外形势才决定授予的，并不是因为卑弥呼有什么了不起的资格。所以，在这里也还是存在着一个魏如何看待吴与倭的关系的问题。

不入《三国志》本纪的理由

关于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下赐铜镜一百枚等的诏书，全文见于《东夷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把内容简要记述一下就行了，全文不做删减地引用，确实很少见。更不可理解的是，关于这次朝拜，在《东夷传》里有如此详细记载，可是在明帝本纪里却只字未提。

《三国志》作为一本纪传体的正史，其写法原则上也是重要事件首先在皇帝本纪中简要叙述，然后再在关联传记部分详细说明。就倭使节一事来说，倭奴国王使节、倭国王帅升等的使节在《后汉书》中，卑弥呼第二次派的使节伊声耆也在《三国志》中，都是本纪与传两边都有记载。可是唯独难升米是在传记中详细记载，而在本纪中却一字未提，让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亲魏大月氏国王一事只见本纪，那是因为《三国志》没有“西域传”的缘故。

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是绝对找不到。正始八年，朝鲜半岛东部南濊朝贡，受封不耐濊王，只见于《东夷传》，不见本纪记载。因此，这似乎可以归结于陈寿的粗心大意，或者体裁不统一。但是传记中能那么详尽记载而本纪中却一字不提，还是觉得说不过去。看来还是值得去考虑一下这样做的理由。

关于本纪不记载的理由，我们能想象到的是，也许难升米根本就没有正式谒见过皇帝，或者至少没有以朝贡的使节身份参加正式的朝贺仪礼，谒见皇帝。也就是说没有被看作正式的使节团。而且现实问题是，难升米们要正式谒见危笃状态的明帝或者还未即位的幼帝，几乎是不可能的。《晋书·宣帝纪》正始元年条记载东倭以及西域诸国来朝朝贡。如果这才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在此之前来访的各国使节（前边已经述及，西域使节景初三年来朝，献上火浣布），直到翌年正月才参加了朝贺之礼。如果这时难升米们也同时参加了朝贺仪礼，那么难升米一行正始元年归国的理由，就能完全成立。可是，为什么景初二年十二月就发了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称号的诏书呢？

“景初二年”并非不可能

这也许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明帝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病入膏肓的明帝决定赐天下男子爵位，估计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延命的幸运。明帝还以效果不佳为由，把一个自称会用符水治病的妇女给杀了。如果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下的话，危在旦夕的明帝把最后的一缕希望，寄托到一个用鬼道治国的东方女王的使节身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三国志》里记载的能使鬼道的女性有两人，一个是卑弥呼，另一个就是张鲁之母，她们所用的鬼道正是治病之道。下赐给卑弥呼的礼品中有制作长生不老药的珍珠和铅丹各五十斤，不就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吗？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象，但是陈寿把诏书的全文记录下来，让人不能不去想，这是因为相对于穷酸的献上品皇帝的下赐品过于豪华，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

这些都姑且不谈，总之，综上所述，卑弥呼所派的使节于景初二年来到洛阳，正始元年回国，按当时的形势考虑，完全说得过去。当然景初三年来也不是行不通。但是既然《三国志》记载的是景初二年，因此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就应该尊重原文才是。仅仅因为后世《梁书》里有所谓公孙氏灭亡后卑弥呼的使者来访那种笼统的记载，就把景初二年改作三年，并且以此为根据，不惜把原典《三国志》的文字都要进行修改的做法，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现在几乎所有的有关邪马台国的书籍以及高中教材，还有辞典等，都当然地采用了景初三年这一说法，而且给人造成一个似乎《三国志》就是这样记述的错误印象，问题则更为严重。

难升米之后的卑弥呼使节

在正始元年接受了梯儁送来的印绶和下赐品后，正始四年，卑弥呼又派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使魏。这次带去了很像样的贡品，因为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魏朝贡。掖邪狗等都被封为率善中郎将。但是从这时起，朝鲜半岛对魏的反抗开始激化。正始六年，因为东濊归属了高句丽，乐浪太守刘茂和带方太守弓尊率兵讨伐，强使东濊不耐侯入贡，封其为不耐濊王。这件事没有被记录在本纪里，也许是因为封本属汉朝四郡之一的东濊君侯为王是一个很例外的事情。同年，又授予当年入贡的倭难升米以黄幢（授予使者的一种旗），这些都可能是为了对公孙氏灭亡后势力不断增大的高句丽进行牵制。但是其后不久，韩的各国攻打乐浪、带方，带方郡太守弓遵战死。

在这种形势下，正始八年，带方郡新太守王颀赴任。王颀此前作为毌丘俭部将，一直追击高句丽王，这个人事安排显然是为了对付高句丽。这时，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发生矛盾派人到带方郡告状。王颀遂派部下张政赴倭调停。可是张政来到邪马台国的时候卑弥呼已经死去，卑弥呼的宗女壹与继位，张政于是对壹与进行说服劝解，然后与掖邪狗等二十人的使节团返回魏。

由这一连串行动可以看出，收复乐浪、带方两郡后，魏还是受到高句丽和韩的南北夹击，并不轻松，因此想利用倭的力量来牵制这两者。但是这时倭也出现分裂，而且又因为卑弥呼的死，所以完全没有发挥出魏所期待的作用。前任死去后继者前来朝贡时，通常都是按前任者的地位予以承认。如果这样，那么就应该继续授予壹与亲魏倭王的称号，可是魏却没有这样做。

不仅如此，尽管这次壹与派掖邪狗一行带来了远比难升米时贵重得多的献品，可是却只能 “诣台” 献上。这个“台”是指掌管外交的官僚谒者所隶属的兰台。但是谒者隶属于兰台是晋武帝时才有的制度，陈寿在这里是根据晋的制度记述的。但是他的言外之意是，壹与的使节没能见到皇帝，只见到了掌管外交的官僚。这个使节团的事情本纪里没有记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或者张政如果是正始八年赴倭，正始九年返回魏国的话，那么与他一起来访的掖邪狗一行也许是打算参加翌年也就是嘉平元年正月的朝贡的。但是嘉平元年正月发生了司马懿政变，估计这一年的朝贡仪式就根本没能举行。所谓“诣台”，可能就是指这件事。

今日国际关系的原型

《三国志》里有关倭国向魏派遣使节的记载到掖邪狗以后就不再出现，但是《晋书·东夷传》倭的条项里记载“及文帝做相，又数至”，可见文帝（司马昭）做宰相的魏的最末期，倭还接连派使节来访。《晋书》又记载，及至晋武帝代魏称帝后的翌年，也就是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倭人进献方物。根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条项引用《晋起居注》的记述，此时的使节为倭国女王所派。那么这个女王应当是壹与。泰始二年的倭国使节是晋朝建国后前来朝拜的第一个外国使节团，接下来要到泰始四年（268）才有扶南和林邑向晋派遣使节。不过，我们前边也提到过，扶南林邑的使节来访正好是在晋一度从吴手中夺得越南北部的时期。马韩、辰韩以及西域诸国都直到晋灭吴后第二年即太康二年（281）以后才来朝贡。

倭与魏、晋之间的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晋在涉及朝鲜半岛形势和与吴的对立关系中，一直企图在外交上利用倭国。这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倭与韩以及倭与高句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种与中国的复杂关系中，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加速了国家形成的步伐，随后朝鲜半岛出现三国鼎立局面，日本也成立了畿内政权。不用说，这种构图，成为后世东亚诸国及其国家关系的原型。目前在这个地区，朝韩之间、日中之间、日韩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根源，都要归结到三国魏晋时代形成的这种国际关系。

吴、韩、倭交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吴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以及倭国交通的可能性。前边我们已经提到，吴是否能不经过魏和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而直接与韩和倭建立关系，是判断这个时代外交形势的一个关键。

《三国志·孙权传》黄龙二年（230）条项里记述，孙权派遣卫温和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出海求夷洲及亶洲。长老们说，相传当年“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今浙江省、福建省一带）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有人认为这里的夷洲即指台湾，亶洲即指日本的种子岛或者菲律宾，但这些都无从考证，只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但是《东夷传》“倭人”一条有“计其道里，当会稽东冶之东”记载。结合这两条可以想象，在陈寿的意识里也许倭就是亶洲，而且可能对倭与吴之间的民间交易有一定的认识。陈寿的这种认识，当然也应该代表魏统治者的认识。那么魏在与辽东公孙氏以及吴打交道的时候，当然免不了要考虑吴与倭的关系。不过，东冶即现在的福州（《孙权传》中的“东县”为“东冶县”之误），倭如果位于北九州一带的话，离福州未免太远。所以说亶洲是种子岛或者南边的琉球群岛（冲绳），或者菲律宾一带是比较妥当的。再说，这个时候卫温与诸葛直没能够到达亶洲，只从夷洲带回了几千人。回去以后孙权以违反命令为由将两人处刑。可见孙权多么希望开拓与亶洲的交通。或者说孙权也以为亶洲就是倭国也未可知。

遗憾的是能够证明吴与倭关系的文献资料仅此一件。但是有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实验。1997年中国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与韩国探险协会、东国大学共同做了一个乘古代的筏子横渡东海的实验。其结果，用竹子编的长十米、宽五米、装上布帆的仿古筏子，上乘中韩五人，六月一日从浙江省舟山岛出发，途经东海黑山列岛，于七月八日到达韩国西海岸的仁川港。通过这条古代的筏子，证明了从中国南部能直接航海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孔子说自己想乘筏泛海，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记录这次航海的金健人编《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研究报告》（2001年，北京学苑出版社）就这两地之间的直接交流，结合试验结果，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中有关于东亚地区支石墓的报告。支石墓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金石并用时代见于世界各地的巨石堆积墓，即所谓Dolmen形式。东亚在日本的九州、朝鲜半岛、中国的辽东地区等有分布，九州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皆为比较低的基盘式，而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却是比较高的高台式，南北形式相异。可是最近在浙江省沿海地区也发现了许多支石墓，且与朝鲜半岛南部一样，都是基盘式的。这应该看作这两地区不经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而直接有过交流的证据。

未见于文献资料的贸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吴的时候，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南部，直接航海不是不可能的。从朝鲜半岛南部到九州，更是容易。所以说吴与倭直接交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不过，因为当时的航海术还不够发达，所以两地的交流只是一种民间偶发的时有时无的交流，还不可能是那种具有外交及军事意义的稳定交流。也许因此在文献里没有记载。

众所周知，有关邪马台国与中国的关系，目前最大的悬案是三角缘神兽镜的存在。这种只在日本出土的独特的铜镜，是在魏制作，其中的一部分是否就是魏赐给卑弥呼使者的那一百枚铜镜呢，还是纯粹在日本制作的呢，或者像最近中国学者王仲殊主张的那样，是吴国匠人来到日本制作的呢？对此目前还没有定论。在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也把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对照检讨，但因为文献记载的只是实际发生事实的极少的一部分，而且与考古资料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已经发现三百多枚，就算其中包括魏赐给卑弥呼使节的那一百枚铜镜，那么其余的二百多枚，就只能是通过其他途径传来的。不过大概不是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而是通过民间贸易传来的可能性很大。民间贸易关系当然不见于官方的文献资料。要填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之间的空白，就有必要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进行慎重的假想推敲。吴与倭的交流，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假设和推敲过程中的一个类似的假设吧。

终章

三国时代与现代东亚地区

围绕正统的理念斗争

三国时代最重大的事件，当数魏文帝通过禅让仪式，继承汉献帝的皇位，汉王朝灭亡，魏朝成立。那么，这个事件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呢？

首先，第一个思想背景就是所谓的正统论，它认为中国唯一正统的皇帝及其王朝才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天无二日，地无二王”，正好表达了这个正统论的思想。因为文帝是从正统的献帝那里，通过正式的手续，接受了帝位的，所以文帝就必然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统治者。

因此，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蜀国和吴国的皇帝都不是真正的皇帝，虽然在现实中也许是存在的，但是在理念上却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翌年即位的蜀国刘备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三国之间的争斗，既是围绕领土的现实之争，同时也是围绕正统的理念之争。而这个正统论，还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与其周边诸民族、诸外国的关系。

如果没有这种正统论，多个皇帝和多个国家可以同等存在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历史将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我们能想象魏与蜀平等相处、互相承认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蜀和吴之间却保持了一种准同盟的关系，存在二帝并尊的状态。这大概就是三帝鼎立时代的有趣之处。吴孙权主张的二帝并尊原则，从正统论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异端邪说。如果三国时代的人们徘徊在统一还是分离独立的歧路的话，那么是否就可以说孙权主张的是后者。

同样的情况，在与周边诸国的关系上也可以这么看。赐予卑弥呼、大月氏王的亲魏王称号，纵观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件。比如“汉委奴国王”称号，意思是臣服于汉的委（倭）奴国王，是一个中国的天下秩序中自然的称号。但是这个“亲魏”，意思是与魏关系亲密，也就是说是含有分离于魏以外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对方的独立。

“亲魏”称号，始于后汉时期赐予周边一部分国家“亲汉侯”称号，晋时也有赐“亲晋王”的事例。但是纵观中国历史，却是一个仅存在于这个时代的称号。所以说这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本身分裂成三国，为了获得朝贡，互相之间进行激烈争夺战的时代产物。

二帝并尊与亲魏王，虽然有内外之别，但都是承认他国存在与独立的现实主义思考的产物。但是这种观点与正统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然而这之后推动历史发展的，是正统论的思想，二帝并尊、亲魏王这样的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03 五行对应图
季节、方位、颜色、脏器等万物都与木、火、土、金、水相对应

五行思想与王朝交替原理

其次，我们来看正统王朝又是如何继承的呢？这里就少不了要提到五行思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世界观，它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要素构成，并且根据这五种要素所具有的基本原理生成和运行。因此，一切物质和概念，都可以用这五行分类。比如方向的话，东是木、南是火、西是金、北是水、中央是土；颜色的话，青是木、赤是火、白是金、黑是水、黄色是土等。五行的生成原理有相克说和相生说。前汉以来的主流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循环相生说。

这种五行思想及其相生说的运行规律，又被利用到王朝交替的原理上，比如说，一个王朝选择五行中的某一要素作为自己的德目君临天下，那么根据相生说的原理改朝换代就会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这被认为是一个正统王朝顺应了天理及其运行规律的证据。因此，王朝的交替，是在顺应天理的天命发生新旧变革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就是所谓革命的原意，而革命的仪式就是禅让。

104 王朝五行继承关系图
历代王朝皆与五行相对应。元代以后不传

这种观点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王朝如果说宣布自己为木德的话，那么也就等于同时承认了自己早晚会被下一个火德的王朝所取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像日本天皇制这样的万世一系君主制从观念上就不存在。而天命将被革新的信号则是通过恶政带来的天灾人祸或者气候异常来昭示天下，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为政的好坏。

因此如果把这种理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一个因恶政而失去民意的王朝或君主被一个顺应民意能够实行善政的王朝或君主所代替的近似于民主主义的制度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当然，这没能成为现实。

“未有不亡之国”

王莽把五行思想应用到改朝换代上，篡夺了前汉，但是王莽做得还不够，他没有举行禅让仪式。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禅让的仪式，依据五行思想的相生说实行了王朝革命的人物是魏文帝。当时认为汉王朝是火德，所以魏就是土德，按五行的排列应该是黄色。因此魏使用了黄初这个年号。对此，蜀自认是汉朝的继承者，所以还是火德，颜色为赤色。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黄巾起义，基本上也是基于这个原理。

魏文帝黄初三年在给自己营造陵墓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所以他命令对自己进行薄葬。“无不掘之墓”反映了当时盗墓现象十分猖獗的现实，但是“未有不亡之国”，出自皇帝，特别是初代皇帝之口，却显得不够稳妥。魏文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禅让继承帝位的皇帝，对于五行思想所包含的王朝革命理论也许确实做过认真的思考，这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证据。这与豪言壮语自己的王朝将千秋万代传之无穷的秦始皇有着天壤之别。魏文帝的这种豁达干脆的发言，与这个时代诗歌中常见的无常观有着共通之处。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代皇帝竟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魏王朝的短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国演义》诞生的时代背景

继魏文帝之后，晋武帝时又实施了这种禅让仪式，此后，到十世纪宋太祖即位为止的近八百年间，禅让这种政权更迭方式又被历代王朝不断利用。同时，根据五行相生理论进行的德的循环继承，也一直被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史上第一次利用五行相生理论实行了禅让仪礼的三国时代，魏和蜀到底谁是正统的王朝却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西晋时代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王朝，东晋时习凿齿著的《汉晋春秋》是史上第一部以蜀为正统的史书。东晋由于北方被异民族占领，不得不偏安于南方，所以自然地把自己与蜀放在同一种境遇。江南本来是吴地，与受禅代汉的魏或者以汉朝后继自居的蜀都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在正统论的论战中属于局外者。

到了南宋时代又一次爆发了魏蜀的正统之争。南宋因遭受女真族的金朝侵攻，被迫从北方偏安江南，在这一点上与东晋境遇相似。北宋时代的通史《资治通鉴》对三国时代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承认其正统性，只是为了方便，使用了魏的年号。但是南宋的朱熹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著《通鉴纲目》坚决主张蜀的正统性，而且明确提出尊皇攘夷的观点。此后，本来与民族问题毫无关系的正统论，开始被渲染上汉民族抵抗北方民族的色彩。于是,魏被与其他异民族国家视为同列，曹操的奸雄形象也就此形成。不过，如果联想诸葛亮曾企图联合匈奴攻打魏国一事，就不能不感叹历史这种颇具讽刺的安排。

历史上正统论争论的最高潮是在元朝。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是历史上第一次异民族征服整个中国的政权，它在精神上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于是就出现了元朝到底是继承了北方女真族的金朝，还是继承了南方汉族的宋朝的论争。这个论争也反映到魏蜀的正统论之争上。以蜀为正统的《三国演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产生的。

《三国志平话》奇妙的结尾

元朝末年的至治年间（1321—1323），在当时商业出版发达的建安（今福建建阳）出版了一部带有插图的《三国志平话》。“平话”也做“评话”，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小说体裁。这部《三国志平话》是后来的《三国演义》的底本中，以三国为题材的现存最早的小说。不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存在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比如《三国志平话》里，故事的开头是以汉朝建国功臣后死于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韩信、彭越、英布三人分别转生为曹操、刘备、孙权，而刘邦则转生为献帝赎罪这样一个情节开始的。这可能与佛教的轮回转生、因果报应思想有关。以儒教正统思想写成的《三国演义》则没有采用这个情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是结尾部分。《三国演义》以晋灭吴统一三国结尾，而《三国志平话》则不然，它的结尾写蜀灭亡时逃亡在外的汉帝外孙刘渊后来成为汉王，他最终消灭了晋朝，使汉王朝再次得到了复兴。

105 《三国志平话》（东京内阁文库藏）
元代出版的最早的《三国志》小说

这里出现的刘渊，确实于304年趁晋朝内乱，在山西平阳即位汉王，后又于308年自立为汉光文帝。316年，其族子刘曜杀西晋皇帝愍帝，西晋就此灭亡。确实如《三国志平话》描写的那样，最后消灭了晋朝，复兴了汉王朝。不过，刘渊并不是汉族，他本来是匈奴的一个族长。他自称汉王、汉帝，是因为汉代为了取得边境平安，常以公主名义把汉族女子嫁给匈奴族长单于，实施了不少政略结婚（最有名的就是后世诗歌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王昭君），《三国志平话》说刘渊是汉帝的外孙，也是因为这个理由。但是，就算说刘渊以及刘曜复兴了汉王朝，那也与刘备和刘禅的蜀没有任何关系。《三国志平话》的结尾，有符合历史事实的一面，又有牵强附会的一面。

民族问题的反映

如果我们把《三国志平话》的这个奇妙的结尾放在元朝这个时代背景中来看的话，应该不难发现，蒙古人与匈奴同为北方游牧民族，这个结尾实际上与把蒙古人的元朝看做是汉族南宋王朝继承者的主张有一定的关联。而且宋朝与汉朝又都是建立在火德之上的王朝。元代流行的一种民间百科全书《事林广记》里记述，元朝与宋朝同为火德王朝。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事实，但是《事林广记》与《三国志平话》一样，都是在旧南宋领内的建阳出版的。它的主张应该是反映了旧南宋领内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愿。也就是说，《三国志平话》里匈奴人刘渊复兴汉朝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暗示了蒙古人的元朝为宋朝后继的这个主张。但是到了明代，元朝被灭亡，蒙古人被赶回北方，汉族的王朝得到复活，这个时代完成的《三国志演义》，当然是绝对不会容忍这样的结局的。总之，在三国志被小说化过程中，元代和明代的正统思想以及民族问题复杂交织其中。清朝初期毛宗岗父子对《三国志演义》又进行了修订，这时毛宗岗父子也同样面临着置身于满族王朝里的汉族主体性的问题。

《三国志平话》现在在中国已经逸散不存，只知道在日本内阁文库（江户时代幕府藏书）收藏有原本以及在天理图书馆收藏有流传本。另外，高丽时代在朝鲜半岛编写的汉语会话教材《老乞大》中，有高丽商人在元大都（今北京）书肆购买《三国志平话》的会话场景。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的书籍中对这本书却完全没有言及。由此可见，在日本和朝鲜，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对三国小说表现出甚至超出中国人的强烈关心，这一点很值得关注。

东亚的正统论

正统论的一个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根植于中国，而且还扩散到周围那些模仿中国体制的国家。其典型之一就是日本。日本以天下自居，把天皇置于与中国的皇帝对等的地位，把国内偏远地区，比如东北地方的人称为夷狄，并把朝鲜等国外交使节的访问当作朝贡对待。这都有赖于日本与中国隔海而居，相距遥远，中国很难把握日本的真实情况。日本甚至有时还故意向中国隐瞒事情，比如，江户时代在幕府许可下建立对琉球（今冲绳）实行统治的萨摩藩，为了隐瞒这个事实，指使琉球继续向中国朝贡，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幕府末期视西洋人为夷狄的尊皇攘夷论，当然也是这种思想的延长。又比如越南，虽然长期受到中国的支配，但是在国家形成之后，就开始一边向中国朝贡，一边又自称皇帝，摆出一副中国皇帝的架子来对待自己的左邻右舍。

更为奇特的是朝鲜。朝鲜可谓是中国朝贡体制下的优等生。但是十七世纪中国被满族征服后，朝鲜认为中华文明已经灭亡，自己才是中国的正统继承者，以小中华自居，虽然表面上还照旧向清朝朝贡，但内心却视清政府为夷狄。他们竟用观念颠倒了现实。中国一直视周边诸国为夷狄，但是绕了一个大圈，这次中国却落到了被周边国视为夷狄的地步。总之，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这样一种邻国之间互相鄙视而不是互相尊重的十分棘手的国际关系。

这种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遗物，它对现代仍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比如，朝鲜战争（1950）后，韩国长期蔑称中国为中共OLANKE。OLANKE就是韩国话的“夷狄”之意。说中国共产党是夷狄，也就等于说中国是夷狄，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辞，鲜明地表现出正统论给东亚诸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

东亚的现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分裂国家中，中国、朝鲜、越南，东亚地区就占了三个，难道这不是历史对我们的嘲弄吗？这些在历史上深受正统论影响的国家分裂后，不但互相敌视，而且都主张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指责对方非合法，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完全是正统论陈词滥调的重演。

这种对立表现得最为一目了然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各自出版的地图。比如，北京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标注的是台湾省；而直到近年为止台北发行的中国地图，不但中国全土是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而且连蒙古都还划在中国领土之内，原封不动反映的是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的国情。这种不顾现实的理念上的地图，在南北朝鲜也同样存在。同样是分裂，过去的东西德国却完全不同，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都在地图上真实地反映了分裂的现实。

但是这种情况近年开始发生变化。朝鲜半岛的南北朝鲜同时加盟联合国，等于在实质上承认了对方的存在。不过，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比如韩国在宪法上至今也没有放弃自己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韩国发行的朝鲜半岛地图毅然把整个半岛都标记为大韩民国，首都是首尔。相反，平壤发行的地图，整个半岛都标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平壤，大韩民国根本就不存在。

南北朝鲜互相承认后，中国政府与韩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事实上等于承认了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并存。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却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强烈要求其他国家也要尊重这个原则。中国政府不承认台湾政府的合法地位，但提出了与香港相同的一国两制的提案。

当然现在的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正统论的立场，这种单纯的比较还需慎重。而且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不过，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中国是采取现实的态度，还是固执于自己的原则不放，直接关系到统一后的中国是成为一个拥有广大国土和多种文化并尊重地方自主性的国家，还是与旧时王朝一样，继续以一个保持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作为中国的近邻国家不能不对此表示特别的关心。

现在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欧盟（EU）、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历史上有着紧密关系的文化圈都逐渐开始走向联合。可是，日本、中国、朝鲜和韩国这三个世界上交流历史最长，至今仍然在使用汉字等许多方面保持着文化共通性的国家，却不能跨出合作的第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把这归结于十九世纪以来的甲午战争、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等一系列发生在三国间的不幸历史。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想象得这么浅薄。这就是今天我们有必要用新的观点对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意义所在。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刘协（181—234）

后汉第十四代，亦即最后的皇帝——汉献帝。字伯和。灵帝次子。兄少帝被董卓废位后即位。190年董卓迁都长安时被移长安，196年，曹操迎至许都。200年，授董承密诏；214年密书伏皇后父伏完企图打倒曹操，均遭失败。伏皇后与皇太子被杀，曹操次女曹节成为皇后。220年，禅让帝位，被封为山阳公。其子孙晋朝继续继承山阳公爵位，第四代刘秋在西晋灭亡时被胡人杀死，从而断了香火。蜀国称作孝愍皇帝。

曹操（155—220）

魏朝实质上的缔造者。被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字孟德，幼名阿瞒。死后谥太祖武帝。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出身。祖父是后汉末期宦官曹腾，曹腾养子夏侯氏之子曹嵩长子。镇压黄巾之乱以及讨伐董卓战功显赫，192年平定兖州，收拾黄巾残党青州兵，196年迎献帝后掌握政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对手袁绍，确立了在华北地区的霸权地位，但是208年败走赤壁。从此重视登用有能力的人才，加强国内统治。213年为魏公，216年为魏王，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时病死。琴棋诗画无不精通。特别是诗文一流。今传诗文集《魏武帝集》和古典兵书《孙子》注。

曹丕（187—226）

魏朝第一代皇帝，文帝。字子桓。曹操次子。曹操长子曹昂早夭，故成为后继者。217年被立太子，220年曹操死后，继位魏王，同年接受汉献帝禅让即皇帝位。定九品官人法，编纂第一部类书《皇览》，著作《典论》等，留下大量诗文。但是征吴失败。冷遇弟弟曹植等皇族，也是魏朝短命原因之一。

曹植（192—232）

字子建，曹操三子。魏陈思王。曹植天资聪颖，富有文采，自幼受到曹操宠爱，曹操曾欲立其为太子。后在后继之争中败于曹丕。曹丕即位后几被软禁，在失意中死去。曹植是三国时代代表性诗人，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相传还作有佛乐“梵呗”。有《曹子建集》。

孙坚（155—191）

吴国孙氏始祖。字文台。破虏将军，后被追谥武烈皇帝。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市）出身。以消灭海盗出名，镇压会稽发生的阳明天子反乱，平定黄巾之乱有功。后为长沙太守，镇压区星叛乱。190年，讨伐董卓亦立功。后入袁术麾下，在与荆州刘表部将黄祖战时战死。年仅37岁。

孙策（175—200）

孙坚长子。字伯符，讨逆将军。死后追谥长沙桓王。191年随父一起讨刘表。父死后，借袁术兵，占领长江以南，打下吴国建国基础。官渡之战前，欲攻打曹操，却被自己杀死的吴郡太守许贡的食客刺死。享年26岁。性格豪放，世称孙郎。

孙权（182—252）

孙坚次子。字仲谋。吴国开国皇帝。大帝。兄长孙策遇刺后继承其位，208年消灭宿敌黄祖。同年与刘备结盟，在赤壁大破曹操。后在与曹操争斗的同时，因荆州的归属问题也与刘备交恶。219年联合曹操夺回荆州，擒杀关羽。222年在夷陵大破刘备，随后与蜀和议成立。223年刘备死后，在二帝并尊原则下与蜀结盟。229年在武昌即位，迁都建业（今南京市）。在位期间，国内推进讨伐山越，整备屯田制的政策；国外推行怀柔辽东公孙氏，联合蜀讨伐魏，但少有成功。晚年为后继问题等所扰，杀死臣下多人。传有紫须。

刘备（161—223）

字玄德，蜀昭烈帝。开国皇帝。幽州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出身。自称前汉第六代皇帝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后裔。早先师事同乡大学者卢植，后参加讨伐黄巾。194年陶谦死后为徐州牧。198年徐州被吕布夺走，投奔曹操。翌年，离开曹操，回小沛，后被曹操打败，逃奔袁绍麾下。袁绍被曹操打败时，寄身荆州刘表篱下，在此识诸葛亮。208年采纳鲁肃进谏，与孙权同盟，赤壁之战大破曹操，占领荆州。214年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219年占领汉中，自称汉中王。同年关羽败战，失去荆州。翌年，后汉灭亡后，即位蜀国皇帝。222年为给关羽报仇攻打吴国，在夷陵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归白帝城，托后事于诸葛亮后死去。

刘禅（207—271）

字公嗣。小名阿斗。刘备子，蜀后主。荆州生。其母为甘夫人。208年曹操攻荆州时，刘备扔下妻子败走，刘禅被赵云所救。221年刘备即位皇帝后为太子，223年刘备死后继位。但是国家全权交给诸葛亮等官僚，他不问政治，宠爱宦官黄皓，招致政治腐败。263年投降魏军，翌年被送洛阳，封安乐县公。

董卓（？ —192）

字仲颖。后汉末期群雄割据始作俑者。陇西郡临洮（今甘肃省岷县）出身。早年平定羌族势力有功，但扫讨黄巾失败。189年灵帝死去，少帝即位，外戚何进招董卓到洛阳。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后，洛阳出现政治空白，董卓趁机独揽大权，废少帝，立献帝，自任相国。190年强制迁都长安，击败关东州郡联合军。实行暴政，作孽多端，被司徒王允设计联合吕布所杀。

袁绍（？—202）

字本初。曹操对手。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西南）四世连出三公的名门望族出身。劝说何进除掉宦官，何进死后攻入宫中，宦官无论老少皆尽斩杀。董卓掌权后逃离洛阳，190年被树讨伐董卓军盟主。翌年，从韩馥手中夺得翼州，199年击破公孙瓒，占领河北。200年官渡之战败给曹操。死后，长子袁谭与三子袁尚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

诸葛亮（181—234）

字孔明。蜀国宰相。死后封忠武侯。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出身。叔父诸葛玄为豫章太守，随之南迁，隐居荆州南阳郡隆中（今湖北襄樊西），207年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翌年，受鲁肃之请见孙权，说服孙权联合对抗曹操。赤壁之战后，为军师中郎将，统领荆州南部。211年刘备入蜀后，与关羽一起暂居荆州。214年入蜀，平定成都，被拜军师将军，刘备出征时留守后方。221年刘备即位后任宰相，刘备死后，复与吴结盟。225年平定南方，227年以后，举兵北伐，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对战中病死，葬定军山。

关羽（？ —219）

字本为长生，后改为云长。蜀国武将。死后封壮缪侯。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出身。刘备在故乡涿郡举兵时与张飞同随刘备。200年刘备败于曹操时被俘，拜为偏将军。官渡之战前，在白马斩杀袁绍部将颜良。得知刘备身在袁绍营中后，固辞曹操，复归刘备麾下。赤壁之战后，为襄阳太守，刘备入蜀后，守荆州。219年任前将军，水攻魏樊城，活捉于禁，却遭武将吕蒙偷袭，全家被杀。骑赤兔马，舞青龙刀，斩华雄、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全为小说创作。另外，关羽和张飞与刘备虽“恩如兄弟”，但并没有结义。后世道教和民间宗教尊为关帝，为中国很有影响的神。佛教为守护寺院的迦蓝神。

张飞（？ —221）

字益德（小说写作翼德）。蜀国武将。死后封桓侯。涿郡出身。刘备同乡。小关羽几岁，拜关羽为兄。208年刘备被曹操追赶逃离荆州时，在当阳长坂坡桥头怒吼一声，吓退曹操追兵，救刘备于危急中。赤壁之战后，为宜都太守。刘备入蜀时，生擒夙敌严颜。平定蜀后，为巴西太守，击退魏将张郃。219年拜封右将军。在为关羽报仇准备攻打荆州时，被部下暗杀。两个女儿先后被立为刘禅皇后。

周瑜（175—210）

字公瑾。吴国武将。庐江郡舒县（安徽省舒城县）名门出身。与孙策为同龄挚友，妻乔氏姊为孙策夫人。孙策死后辅佐孙权。208年，以左都督与孙权一起讨伐黄祖。曹操侵攻时主战，赤壁大破曹军。击败南郡曹仁时负重伤。任南郡太守，上书孙权建议设法扣住刘备。后欲讨伐蜀，因病逝去。精于音律，江东向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女为太子孙登妃，子周循为孙权女婿。

鲁肃（172—217）

字子敬。吴武将。政治家。临淮郡东城县（安徽省定远县）富豪出身。被周瑜推荐仕孙权。208年刘表死后，以吊唁为名入荆州，劝刘备与孙权结盟，同时引见诸葛亮给孙权，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共同对战曹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统领全军，奠定了赤壁之战胜利的基础。赤壁之战后建议把荆州借给刘备。周瑜死后，尊其遗嘱为奋武校尉，代替周瑜统领全军。214年转任横江将军，调整与驻守荆州的关羽的关系。刘备夺取蜀地后的第二年，孙权要求刘备返还荆州南部，遂与刘备交恶。鲁肃单刀赴会，约见关羽，义正词严斥责关羽，结果以湘水为界，东西平分荆州。他一贯顾全大局，主张联合刘备共同对抗曹操，促使三国鼎立。但是死后，孙权采纳吕蒙意见，与魏结盟，讨伐荆州关羽。

司马懿（179—251）

字仲达。魏武将。政治家。死后追谥晋武帝。河内郡温县（河南省温县）名门出身。201年曹操曾邀请到手下任职，固辞不就。208年曹操再次强邀，只好屈就文学掾。215年曹操平定汉中，建议继续攻打蜀，219年关羽包围樊城时，建议孙权从背后偷袭等，取得曹操信任。翌年，文帝即位，魏尚书御史中丞。文帝死后，尊其遗嘱与曹真、陈群一起辅佐明帝。227年斩欲叛变投降蜀的新城太守孟达，给了诸葛亮北伐当头一棒。230年升任大将军，与曹真一起讨蜀，却因雨撤退。翌年，曹真死去，遂统领征蜀大军，直至234年诸葛亮死为止。238年消灭辽东公孙氏。翌年，明帝死后，与曹爽一起辅佐齐王。受曹爽一派排斥，称病蛰居。249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251年事前阻止了王凌谋反，不久病亡。死后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先后执权。265年司马昭长子司马炎接受魏帝禅让，建立晋朝。

历史关键词解说

清流派文人与名士

后汉时，各地豪族势力扩大，他们受到儒教国教化的影响，成为具有共通的儒教知识的地方名门望族。其中有许多人通过官吏推举制度成为地方或中央官僚。但是当时政治的实权却被外戚和宦官所独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求儒教理想，自我标榜为清流，把外戚与宦官及其追随者称作浊流。这种分法与当时儒教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的观念不无关系。他们之间互相进行人物评价，分为“八骏”、“八顾”等级别，引导文人舆论。他们也被称作名士。进入三国时代，这些名士们虽然分散到各国，但是却继续保持并逐渐形成共通的舆论，最终成为三国统一的原动力。

另外，这些儒教文人的豪族，因为辈出官僚逐渐世袭化，发展并形成六朝贵族，唐代以后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直至近代，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存在。

党锢事件

清流派文人与宦官的矛盾日渐激化，166年，因清流派领袖李膺结党抨击朝政被告，与此有关的士人皆被逮捕。翌年，他们虽被释放，但是却被禁锢乡里。此为第一次党锢。169年，李膺等数百清流派士人被杀，与其相关人物皆被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为中国历史上首次镇压文人的大规模事件。

黄巾之乱

第二次党锢事件十五年后的184年，钜鹿（河北省平乡县）人、用咒术治病的太平道教主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发动的起义。很短时间内华北一带几十万信徒一起起义。信徒们头裹黄色头巾，世称黄巾军。信徒以一万人为单位被分成大小三十六个“方”，每“方”置将军进行组织，估计因党锢事件对朝廷不满的文人也有参加。起义一年之内即被镇压，但是其残党长期活动，直接点燃了后汉灭亡与群雄割据的导火线。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宗教叛乱。

屯田制度

因为长期战乱造成人口激减，农田荒芜，196年曹操募集流民，分给土地，支给耕牛和农具，发展农业，增加租税。这种制度叫屯田。213年在与吴交战的淮河流域以及与蜀交战的关中地区实行军队屯田。魏能在与吴和蜀的长期战中保持有利形势，与屯田制度带来的军粮安定保障关系很大。因此吴和蜀后来也仿效实行。晋时仅存军队屯田的军屯，废止了一般人的民屯。中国内地一般人实行的大规模屯田，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后被唐代律令制下实行的均田制所继承。

天下三分之计

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述说的三国时代基本战略。北方的曹操和江南的孙权已经巩固了地盘，刘备只能以荆州为根据地，夺取益州（蜀），联合孙权消灭曹操，复兴汉朝。在此七年前，鲁肃曾建议孙权说，复兴汉朝几不可能，消灭曹操也不现实，只能鼎立江东，夺取荆州，然后再夺取益州，建立帝业。另外在赤壁之战后，周瑜抓住刘备，企图单独统治荆州和益州。对此鲁肃则主张借荆州与刘备，多与曹操树敌。鲁肃和诸葛亮虽然立场有别，但是其主张却基本上是一样的。后来的历史基本上是按这个设想进行的。

赤壁之战

208年荆州刘表死后，继位的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客居荆州的刘备只能逃往南方。在逃亡途中经鲁肃穿针引线，与孙权结为同盟，孙权听从周瑜和鲁肃的主战论，决心与曹操对决。于是周瑜帅约三万吴军与曹操约二十万大军在赤壁（湖北省蒲圻市）隔江对峙，由黄盖的诈降和周瑜的火攻大败曹军。此战断送了曹操南方进出的野心。另外此战结束后，鲁肃建议孙权租借荆州给刘备，由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九品官人法

220年，曹丕在还未即位前，采纳名士代表陈群建议，实行的选官制度。该制度完善了汉朝地方官向上推荐人才的制度，在各州郡设置专门负责推荐人才的中正官，令其把人才分等级向上推荐。人才被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被分成上中下三等，合计九等。实际上只不过追认了已经趋于世袭化的各地世族的等级而已。由此确立的家世本位逐渐趋于固定化，开创了门阀豪族支配政治的先河，直到隋唐为了改善选官制度，开始推行科举制度为止。

禅让

皇帝让位于他人，实行非武力和平王朝交替的形式。其根据是战国时杜撰的古代圣王尧和舜分别把王位让给德行比自己孩子高的舜和禹的故事。220年，后汉献帝下诏让帝位于曹丕，但是曹丕三次固辞不就后，终于决定接受禅让。于是在颍川繁阳（河南省临颍县）筑受禅坛，举行禅让仪式后即位。此为魏文帝。相似的例子有前汉王莽篡权，但是王莽没有举行禅让仪式。曹丕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禅让仪式的皇帝。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举行同样仪式。此后，从南北朝到隋唐，再到宋太祖960年最后举行禅让为止，前后七百余年，每次王朝交替都被重来一番。受禅坛遗址至今还存记有禅让来龙去脉的《上尊号碑》和《受禅碑》。

二帝并尊

229年，孙权即位皇帝后，派使者向蜀提案的同盟原则。吴与蜀的皇帝在对等的立场上结成同盟，共同讨魏，甚至连魏灭亡后如何瓜分领土都具体商定。这个提案虽然违反皇帝是现实世界唯一统治者这个传统原则，但是与魏对立的蜀只能接受这个提案。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皇帝在完全对等的立场上结成的唯一一个条约。

五行思想与正统论

战国时代形成的一种思想。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组成，而且因这五个元素的运行而变化。汉代把此思想用于王朝交替理论，后汉时在众多的五行思想中，主张一切运行都是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运动的相生说开始占主流。因为汉朝被认定为火德王朝，所以接受禅让继承火德的魏就应该是土德，继承魏的晋朝就应该是金德。以此类推，他们认为只有从上天接受五行中的某一德的王朝，才是君临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正统王朝，周边诸国都应该承认其正统性，向中华帝国皇帝朝贡。该理论有趣的是，当一个王朝承认自己是某种德的时候，就意味着该王朝不论迟早，要被另一个王朝所取代。此后，该制度一直持续到金朝自称土德为止。

谶纬思想

相对于传为孔子编定的儒教经书，称假托孔子编定的有关王朝兴亡的神秘预言（谶）为纬书。也就是说经是经线，纬是纬线。谶纬思想流行于后汉时期，对当时的儒教以及后来三国时代野心勃勃的群雄都产生极大影响。纬书谶语比较暧昧，可以任人自由解释。比如当时的谶纬书有“代汉者当涂高”谶语。袁术认为“当涂高”指的是自己（“术”与“涂”意皆为“道”），后又被解释为魏（“魏”通“高”）。吴最后的皇帝孙皓特别热衷谶纬。谶纬在魏晋改朝换代革命时也被利用，但晋朝成立后却遭禁止。

三教（儒、佛、道）鼎立

儒教经典注释有古注和十三世纪朱子的新注两个系统。古注均为后汉末期到三国、东晋时期之作。最有代表的学者是郑玄。他精通当时流行的古文和今文两种不同的经书文本，在理解所有经典的基础上注释经典，其注释对后世的经典注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具有追求现世利益特色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黄巾军的太平道和张陵的五斗米道为渊源，这个时代开始被建成宗教组织。太平道因黄巾之乱的失败而被消灭，但是张陵的五斗米道在投降曹操后还一直存续，后还得到许多文人的支持。张陵的子孙代代自称张天师，现在第六十四代在台湾。这个时代还有后汉初期通过西域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最初被与老子信仰等融合理解，及至后汉末期到三国时期，因安世高、支娄迦谶等来自西域的人的努力，大量的经典被翻译介绍，逐渐对当时的文人产生影响，甚至出现了牟子的《理惑论》等中国最早的从儒教的立场上解释佛教的著作。西晋朱士行成为第一个正式受戒的中国人僧侣，他为了求经到西域的于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取经僧。由此，这个时代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玄学与清谈

以郑玄为代表的综合理解儒教经典的风潮，被扩展到儒教经典以外的文献，并与汉朝衰退造成的国教儒教地位低下以及因战乱造成的人心不安相结合，使得文人们更加追求哲学性思辨，他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以《老子》《庄子》为中心的道家思想。企图把道教思想与儒教思想相结合综合理解的学问称之为玄学，经典中哲学色彩比较浓厚的《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其代表为正始年间掌握实权的曹爽一派，特别是何晏和王弼。在他们之间流行以玄学为主题的问答清谈。清谈反映当时名士们的嗜好，相对于问答的内容，更重视发言人的态度、容貌、随机应变的能力等。清谈一直流行到六朝时代，为当时的贵族文化锦上添花。

文学的自立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赋，是一种散文和韵文相结合、为了唱诵的作品。到了后汉末期，开始流行利用乐府（民谣）的五言形式表现根植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情的作品。给这种倾向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及其周围的诗人们。他们的诗风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影响了唐代的李白、杜甫等。以建安文学为起点，诗终于走出了仅供娱乐的领域，经过下一个世代的阮籍（竹林七贤之一）等的努力，作为文学自立起来，五言诗和七言诗成为后世文学的主流。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曹丕编撰的《列异传》等被后世称为志怪小说的怪异谭作品集。这些作品集是中国虚构文学的萌芽，影响到后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

魏邺都的都市计画

曹操消灭袁绍一族后，于204年在袁氏一族的根据地建设的邺都（河北省临漳县），改变了秦汉世代宫殿分布在都城内各处的都城制度，把宫殿集中在都城北部，全体由东西和南北中轴线分开，具有整齐划一的都市构造。这种都城制度后被魏洛阳、隋唐洛阳、唐长安所继承，也成为日本平城京和平安京的模范。是中国式都城的原点。

字体革命——书法诞生

汉字字体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战国时代以前使用篆书，汉代使用隶书。后汉末期从隶书演变出行书，在从行书演变出现在通用的字体楷书。现在的草书是汉代章草受行书和楷书的影响诞生的今草，其诞生也在后汉末期到三国时期。这些新字体的诞生，与这个时代开始普及的纸的使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行书、草书、楷书可以说是纸上书写的字体。专业书法家诞生也在这个时期，在书法历史上，三国时期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而纸张的使用带来了信息革命，成为世代变革的原动力。

亲魏倭王

魏国通过公元238年来访的邪马台国使节难升米赐给女王卑弥呼的称号。类似的称号还有“亲魏大月氏国王”。大月氏国是地处今阿富汗的孔雀王朝，是把佛教传给中国的大国。“亲魏”称号来自后汉时赐给一部分周边国家的“亲汉侯”，晋朝也曾有赐予“亲晋王”的事例。但是称对方“亲魏”，即含有承认对方是有别于魏国的独立存在之意，这在认为中国皇帝为世界唯一统治者的思维中实属罕见。此称号不见于其他时代，反映了三国时代复杂的外交关系。

三角缘神兽镜

参考文献

原则上列举日文版单行本和单行本收录的论文，出土资料和发掘调查报告列举中文文献。

日文版《三国志》、《后汉书》、《三国演义》

（1）陈寿著/今鹰真、井波律子、小南一郎译,《三国志》，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全三册），1977年—1989年。筑摩学艺文库，全八册，1992年—1993年。

◆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底本为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全译本。附加译者补注、解说、地图、年表、官职表、裴松之注引用书目。

（2）吉川忠夫训注，《后汉书》全10册及别册，岩波书店，2001年开始出版。

◆ 以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为底本，由文本和训读、脚注（李贤注的训读和译者的解说）构成。不收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

（3）渡边义浩、冈本秀夫、池田雅典编，《全译后汉书》全18册及别册，汲古书院，2001年开始出版。

◆ 以南宋庆元四年（1198）黄善夫刊行《后汉书》（汲古书院《古典研究会丛书》）为底本，由本文、原注及其训读、今译和译者补注构成。

（4）罗贯中著/湖南文山译、落合清彦校订、葛饰戴斗插画，《绘本通俗三国志》,第三文明社，1982年。

◆ 江户时代天保7—12年刊《绘本通俗三国志》的活字新版。用新字、新假名表记。

（5）罗贯中著/小川环树、金田纯一郎译,《三国志》,全10册,岩波文库,1953年—1973年。改定版全八册，1988年。

◆ 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清代毛宗岗本的句读本）罗贯中著小说《三国志演义》为底本，根据最古版弘治本（嘉靖本）补充一部分内容后，全译并附注。旧版有小川氏的有关《三国志演义》版本和内容的解说，修订版省略。

（6）罗贯中著/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二十六、二十七卷，1968年。袖珍版全七册，1998年。

◆ 以中国作家出版社版《三国演义》（1955年，以毛宗岗为底本参照嘉靖本）为底本的全译。

（7）罗贯中著/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全七册，筑摩文库，2002年。

◆ 以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三国演义》（1957年，毛宗岗本的句读版）为底本的全译。

（8）二阶堂善弘、中川谕译注《三国志平话》，光荣社，1999年。

◆ 《三国志演义》的前身元代《三国志平话》的全译。

有关《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的解说、研究

（9）沈伯俊、谭良啸编著/立间祥介、岗崎由美、土屋文子编译《三国志演义大事典》，潮出版社，1996年。

◆ 中国的《三国演义词典》（巴蜀书社，1989年）的编译。《三国志演义》中的出场人物、主要事件、相关遗迹、戏曲等相关作品对照史实进行解说，并附有三国志外传、故事成语、相关地图、年表等。

（10）渡边精一，《三国志人物事典》，讲谈社，1989年。

◆ 概说《三国志演义》登场人物的事迹。

（11）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1968年。

◆ 岩波文库版《三国志》译者的论文集。收录有《〈三国演义〉展开后续》、《〈三国演义〉中的佛教和道教》，《〈三国演义〉中出现的历史书》等先驱性研究成果。

（12）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年。

◆ 对《三国志演义》的成立、历史书与小说的相违、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版本的种类等的概说。

（13）井波律子，《三国志演义》，岩波新书，1994年。

◆ 浅显易懂地解说了从历史书到小说的进化、小说的文学性、故事的结构、登场人物的魅力等。

（14）井波律子，《简本三国志》，筑摩书房，1989年。筑摩文库，1992年。

（15）井波律子，《三国志读解》，岩波seminar丛书，2004。

◆ 作者是《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的译者，把三国时代的历史结合小说内容，进行了简明易懂的解说。

（15）是讲演记录。

（16）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

◆ 关于中国明清时代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实证研究。

（17）史林史郎、渡边义浩编,《三国志研究要览》，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

◆ 迄今为止有关三国时代的历史、思想宗教、文学以及《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概要与研究论文目录。

有关三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18）川胜义雄,《魏晋南北朝》，讲谈社《中国历史》第三卷，197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2003年。

◆ 六朝史研究权威著作的通史。

（19）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

◆ 从贵族制度成立的观点出发考察后汉到六朝时代社会的名著。论述了后汉末期清流派文人的动向，他们与黄巾之乱之间的关系，曹操集团的构成情况，孙吴政权从开发领主制及其崩溃发展到江南贵族制等，给该领域的研究带来重大影响。

（20）狩野直祯，《后汉政治史的研究》，同朋舍出版《东洋史研究丛刊》，1993年。

◆ 概述了从光武帝到汉献帝为止后汉时代的政治史，并论及后汉末期巴蜀的动向等个别问题。

（21）东晋次，《后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从来对中国古代共同体等的历史发展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后汉时代的乡里社会、贵戚政治、儒教官僚和党锢等问题。

（22）渡边义浩，《后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雄山阁出版，1995年。

◆从认为后汉的政治史是儒教主义统治的观点出发，对外戚、宦官、儒家官僚文人等各种势力的实际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

（23）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贵族制度》，研文出版，1982年。

◆论述从曹魏到西晋、东晋后的南朝社会中的贵族制度。

（24）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构造与名士》，汲古书院，2004年。

◆ 论述后汉以来的名士层的形成，详述蜀、吴、魏三国名士的实态。

（25）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同朋舍，1974年。

◆支撑从三国时代的魏到六朝时代的贵族制度的人才举荐法为九品官人法，本书对其进行了基础并详细地研究。

（26）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

◆ 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的对立及其融合，还论述了南方的山越民族问题。

有关三国时代的宗教问题

（27）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

◆ 概述从后汉到六朝时代的宗教和社会关系，并论述后汉末期的道教和佛教及其交流。

（28）大渊忍尔，《初期的道教——道教史研究 其一》，创文社，1991年。

◆ 有关黄巾之乱、作为张陵汉中政权背景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教义、思想、组织及其与佛教的关系等的研究。

（29）前田繁树，《初期道教经典的形成》，汲古书院，2004年。

◆ 有关包括《太平经》、《老子化胡经》在内的初期道教经典的研究。

（30）冢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铃木学术财团，1968年。

◆ 佛教研究大家所著通史，第二、三、四章概述从后汉到三国、西晋初期的佛教发展。

（31）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岩波全书》，1978年。

◆ 同样，第一部解说自后汉到三国时期佛教的传来和接受。

有关三国时代的学术与文化

（32）狩野直喜，《魏晋学术考》，筑摩书房，1968年。

◆ 作者为明治时代中国学方面的泰斗，此为作者授课记录。

（33）吉川幸次郎，《三国志实录——曹氏父子传》，筑摩书房，1962年。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七卷，1968年。

◆ 探索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一生，并论及其文学成果。

（34）伊藤正文译注，《曹植》，岩波书店《中国诗人选集》三，1958年。

◆ 三国时期代表性诗人曹植的作品注释。

（35）伊藤正文，《建安诗人及其传统》，创文社，2002年。

◆ 论述曹操和曹植以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等人的作品。

（36）吉川幸次郎，《阮籍传·关于阮籍的咏怀诗》，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七卷，1968年。

◆ 竹林七贤代表诗人之一阮籍的评传以及对其代表作部分《咏怀诗》的讲评。

（37）松本幸男，《阮籍的生涯与咏怀诗》，木耳社，1977年。

◆ 论述包括阮籍以外的竹林七贤以及当时的名士。

（38）大上正美，《阮籍、嵇康的文学》，创文社，2000年。

◆ 除阮籍、嵇康以外，刘伶、山涛、钟会的作品也有论及。

（39）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以陆机为中心》，白帝社，1995年。

◆ 以吴灭亡后，仕官西晋的陆机的作品为中心，论述南方和北方文学的差异及其文学集团的情况。

（40）左竹保子，《西晋文学论》，汲古书院，2002年。

◆ 有关皇甫谧、夏侯谌、张华、郭璞作品的研究。

（41）鲁迅著/今村与志雄译，《中国小说史略》，学习研究社，《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986年。

（42）鲁迅著/中岛长文译，《中国小说史略》全二册，平凡社，东洋文库，1997年。

◆ 中国近代代表性作家鲁迅所著有关中国小说史的古典名著的翻译。第五、六篇论述的是三国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43）川胜义雄、福永光司、村上嘉実、吉川忠夫等译，《中国古小说集》，筑摩书房《世界文学大系》七十一，1964年。

◆ 《世说新语》等三国六朝时代小说的翻译。

（44）森三树三郎译，《世说新语》，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九卷，1969年。

（45）目加田诚,《世说新语》上中下，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76—78，1975年—1978年。

◆ 魏晋六朝时代人物逸闻轶事集《世说新语》（宋、刘义庆编著）全译本。

（46）井波律子，《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中公新书，1983年。

◆ 以《世说新语》为素材，从游戏精神、比喻、反问的机智表现等观点分析其问答的修辞学，并论及其对鲁迅的影响。

（47）曾布川宽、冈田健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篇三·三国南北朝》,小学馆，2002年。

◆ 对三国南北朝绘画、书法、工艺、佛教美术等多方面进行概述。插图多。

（48）《书道艺术》别卷第三《中国书道史》，中央公论社，1973年。

◆ 中田勇次郎的《三国·西晋·五胡十六国·东晋》参考出土资料，概述此时期书法的发展状况。

（49）中田勇次郎编，《中国书道全集2——魏·晋·南北朝》，平凡社，1986年。

◆ 同上，论述这个时期的书法发展状况。

（50）富谷至，《木简、竹简所表现的中国古代——书写的文化史》，岩波书店，2003年。

◆ 利用最新出土资料，详述纸普及以前的主要书写材料木简、竹简的形态及其实际用途等，最后论述了从简牍到纸的转变所带来的文化意义，探讨了书籍文化的变迁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有关邪马台国与魏的关系

（51）佐伯有清编，《邪马台国基本论文集》全三册，创元社，1981年—1982年。

◆ 收集了有关邪马台国的主要论文。

（52）冈本健一，《邪马台国论争》，讲谈社，1995年。

◆ 介绍和解说围绕邪马台国诸问题的论争。

（53）大庭脩，《亲魏倭王》（增补版），学生社，2001年。

◆ 作者站在法制史专家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卑弥呼及其使节从魏得到的“亲魏倭王”等称号的意义以及魏给倭国的辞令的内容，并论及当时的国际关系。

（54）冈田英弘，《倭国的时代》，文艺春秋，1976年。

（55）冈田英弘，《倭国——在东亚世界之中》，中公新书，1977年。

◆ 作者对东亚历史，特别是满洲、蒙古族的历史造诣颇高，从自己对三国时代的国际关系与三国之间的国内政治情况的独特见解出发，考察其与倭的关系。

（56）佐伯有清，《读解魏志倭人传》上下，吉川弘文馆，2000年。

◆ 在迄今为止对各个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按《魏志·倭人传》记载的顺序，对其进行浅显易懂的解说。

（57）近藤乔一，《三脚缘神兽镜》，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58）冈村秀典，《三脚缘神兽镜的时代》，吉川弘文馆，1999年。

◆ 上记两书都是从考古学者的立场出发，参考迄今为止的研究历史以及最新发掘成果，探讨三角缘神兽镜的诸问题。两者皆主张魏镜说，但是对于其他说法和观点也详细介绍。

有关出土资料、发掘调查

（59）《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文物》，1986年第三期。

（60）《复苏的三国志的世界——吴国名将朱然之墓大发现》，东方书店《人民中国》（日语版），1986年12月号。

（61）《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出版社《文物》，1978年第八期。

（62）《读曹操宗族墓碑刻辞》，同上。

（63）《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科学出版社《考古》，1973年第四期。

（64）《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科学出版社《考古》，1990年第七期。

（65）《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

（66）《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上中下，文物出版社，2003年。

（67）信立祥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 该书第八章详述刻有后汉时代佛教、道教人物像的孔望山摩崖画像。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阎步克

05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魏晋南北朝

【日】川本芳昭 著　余晓潮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5) CHUUKA NO HOUKAI TO KAKUDAI

——GI SHIN NANBOKU CHOU

© Yosiaki Kawamot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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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5）

ISBN 978-7-5495-1147-1

Ⅰ. ①中⋯ Ⅱ. ①川⋯ ②余⋯ Ⅲ. ①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研究Ⅳ. ①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第003673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22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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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龙兴寺的佛像造像美术】

图一 贴金彩绘石雕佛菩萨三尊立像
——龙兴寺的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州。1996年10月，从龙兴寺发掘出大量的佛像。出土的文物多种多样，包括菩萨像、三尊像、供养人像、罗汉像等，造像时期跨度很大，从北魏经东魏、北齐，到隋唐、北宋。尤其是北魏到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最多，体型也大。大的造像超过3米高。青州早在西晋时期便建造了宁福寺，后赵的石虎也建了广化寺。398年，在山东建立南燕政权的慕容德也对佛教虔诚尊崇。另外，大家可能都知道，五世纪时法显从印度经海路回国，便是在青州登陆。出土的这批从北魏至北齐的流丽典雅的石像群，便是在经由陆路、海路进行的伟大交流中产生的文化结晶。（龙兴寺遗址出土）

推荐序

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中国的历史》，将以中文出版，提供给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其中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史。他以中国为中心，对东亚的政治史、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等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这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深入浅出，文笔兼平实与活泼之致，颇具可读性；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的叙述和解说，来自川本先生长期研究的个人心得，也能反映日本学界对此期历史的许多看法。被译为中文的日本中国史论著，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历史》这个系列，包括川本先生的这部著作，应能推动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

因地缘临近的关系和悠久的文化交流，日本对中国史的了解较早且相当深入。其传统学风本来就具有细密扎实的特点，中国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强化了其浓厚的实证精神。明治以来，欧洲史学的学风、方法和论点，又催生了现代的新鲜眼光。对中国语言的熟悉，更是其超过西方学者的得天独厚优势。有的中国学者这样评价：在中国之外，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绩，在总体上超过欧美。

在宏观框架和具体史实的解释上，中日学者各有见仁见智之处。这一点自是读者所当注意且最有启迪的。例如，川本先生在本书的“前言”部分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出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知识分子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所谓“贵族制”，乃是日本学者长久研讨的论题，涉及了其对魏晋南北朝的总体看法。文史专业的中国读者，对之当然不会陌生；而对非文史专业的读者，就未必都清楚了。

近代以来，在用新眼光审视中国史上，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行一步。“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把中国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所谓“上古”或“古代”，至东汉中期而止，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期。经东汉中期到西晋的过渡，进入了六朝这个“中世”时代，其最大特点是“贵族制”：“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君主是贵族的共有物。”（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唐宋之际，中国又向“近世”推进。这个“三段论”的模式，看上去与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有某种可比之处。“近世”的各种变化，是参照西欧“近世”而被阐述的。又，法国学者白乐日、谢和耐所勾勒的中国史分期，与之有类似之处。

“古代国家”、“六朝贵族”、“唐宋变革”等论题，此后被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不断地充实、深化。在“贵族制”的长久讨论中，各种观点纷纷涌现，异彩纷呈。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学人，与京都学派不尽相同，对中古“贵族的自律性”的评估没那么大，对此期的君权和官僚身份，则有更多的强调。矢野认为，“贵族因国家权力的存在才得以成立”，“贵族就是寄生官僚”（《门阀社会成立史》）。越智主张，贵族阶层因国家权力才能得以成立，从而凸显了君主对于贵族阶级的优越性（《魏晋南朝之贵族制》）。

川本先生是越智的学生。其对“贵族制”的认知，构成了本书中相关人物、事件、制度的背景。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阐述了“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第四章的标题是“江南贵族社会”，其第一节的标题是“东晋的贵族社会”，都反映了这样一点。这是中国读者所当注意的。又如，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被译为“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原文是“貴族制の変容と宋·斉軍事政権”），所申说的实际是“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这就是在提示读者，由贵族制到军人政权，其间已发生了某种“转变”。按，此前越智已提出，自刘宋到梁武帝天监年间，由于皇帝改革，通过起用寒人阶层而加强了皇权，贵族便丧失了“自律性”。宫崎市定对此期政治变动的阐述，是“军阀帝王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序）。中国学者田余庆先生，则把刘裕集团视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东晋门阀政治》）。相关论点的同异，不妨对照观看。

中国现代史学的萌发过程中，一代宗师也在不断涌现。除了各个专题、断代研究的巨大进步外，在历史分期方面，两千年传统史学家们闻所未闻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被学人纳入视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其中郭沫若先生运用唯物史观、借助“五种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框架，最富理论性。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功业”（《二十等爵制研究》序章）。在郭氏的最终看法中，夏商周是“奴隶社会”，战国进入“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之一，在于“豪强士族地主”。因种种原因，郭氏的分期之法进入了大学与中学教科书。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人士和书刊，至今仍然习用着“战国以来的封建社会”的说法。

魏晋南北朝史的若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主张“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出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仲荦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魏晋南北朝史》）

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因以唯物史观为本，中国学者更多聚焦于“所有制”的辨析之上。而日本学界对“贵族制”的讨论，通过各种事象辨析皇权、贵族、官僚之关系，相对更为细密，其分析方法，即便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当然，对士族门阀现象，中国学者仍有非常出色的研究，如唐长孺先生对士族升降沉浮等现象的讨论，如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阐述。同时在“二战”之后，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日本史学，对经济关系大为重视了，发展出了把汉唐间的社会视为奴隶制、农奴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新看法；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也更多地从经济层面（如租佃制）和社会层面（如“共同体”）推进了。

“战国封建论”与战国秦汉的剧烈社会转型合拍。这时发生了一个剧烈转型，古人也作此观感。王夫之有“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之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间一大变局”之说。“魏晋封建论”把汉晋之交处理为两大社会形态的转捩之点，自此之后，就一直“封建”下去了。在这里，以及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战国的那场历史巨变不够鲜明。“唐宋变革”的提法，令中国史的中后期波澜再起，以此来解说唐宋间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会感觉很“给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关注大增，若干唐宋史学者乐于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参用其说。在内藤的“三段论”中，“贵族制”与“唐宋变革”是相关的。“变革”的表现之一被认为是君主独裁，而六朝的“贵族制”，就反衬出了唐宋间的变化足以构成“变革”，是划时代的。但如认为六朝大体仍是皇权主导，贵族制只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社会形态，那么它与宋代君主独裁的反差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到足以构成“变革”的程度，就应再行推敲了。

除了“贵族制”之外，民族问题，一向被看做魏晋南北朝的又一时代主题。东亚民族研究，是川本先生用力最勤的课题之一，有专著专论。本书也把此期确定为一个“汉民族与异民族、异文化之间的大对抗、大融合时期”，并揭举了这样的任务：“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这个时期将会有什么样的真相浮出水面？”进而对十六国北朝的胡汉民族、胡汉政治集团和胡汉文化的冲突融合，对相关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论述。（当然，南方少数族问题也未被忽略）

对此期胡汉关系的大趋势，作者使用了“中国化”一词。第七章第二节的一个论断，就是“孝文帝的各项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中国化”的用词，也被用于解释此期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即对东亚各地区的外部辐射。这也是川本先生长期致力的论题之一。较早时候，中国学者在论述十六国北朝时，除了使用“汉化”一词之外，还有人使用过“封建化”的概念。这个“封建化”概念，其实是容易引起疑问的，因为对什么是封建制，有很不相同的定义。川本先生还进一步提出“华夷秩序的变貌”的问题：原属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朝发展为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是一种逆转现象”，“原来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这里展现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实，此期北方少数族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其最耐人寻味之处是什么？无疑值得深思。

内藤湖南的上古、中古和近世“三段论”，不妨说是一种“文化史观”。如内藤之所云：“我之所谓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上古史》绪言）内藤认为，受中国文化浸润的异民族，又给了中国本土以反作用，使中国这个逐步衰颓的民族得以“返青”（《新支那论》）。进而，宫崎市定伸张“朴素主义”之说，意谓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走向纤细颓靡；而胡族入主带来的“朴素主义”，使中华得以克服了“文明主义”的颓靡（《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这类论点因其背后的政治意向，即适应当时日本在东亚扩张的意向，在“二战”之后受到批判。中国学者的常见表述，是此期的所谓“五胡”经“汉化”而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从而在经历了民族冲突之后，迎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唐长孺先生在若干年前提出了“南朝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进入唐朝之后，北朝在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残留影响，就在不断地淡化，并向南朝所代表的方向转变；由此看来，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这一论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周边少数族“汉化”的必然性。而数十年前陈寅恪先生论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吴宓转述）。如果这样的话，北朝就不完全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了。李唐皇室血统的考证，连带引发了陈氏的这一感想，但无更进一步的具体讨论。钱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病”的时代，而北朝受病较浅；北周继承了汉代儒学，用周礼改制，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钱穆：《纵论南北朝隋唐的儒学》，《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钱穆既承认北朝的振兴政治之功，又将之归结为中华文化之功，而且把它具体化了，具体化到儒学、周礼之上了。田余庆先生又有“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的论断（《东晋门阀政治》）。对十六国北朝史的不同认识，在更大范围上说，还涉及了历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现象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程树德、陈寅恪都曾对南北朝的制度源流关系提出专论。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南北差异，是又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话题，并且可以在借鉴政治学方法，在政治结构、政治集团、政治文化多方面深入下去。近年李治安先生还以“南制─北制”视角观察元明时代，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南北朝”的论题（《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经济史观”所使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化模式，来自西方史学；将其用于中国史，难免会引发另一些学者的“生硬”之感。基于“文化史观”的“三段论”，与西欧史的“三阶段”有神似处。而中国史发展的内在节奏与韵律，是否被淡化了呢？在内藤湖南观察欧洲思想史时，已看到了一个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进程。日本学者讨论日本史的“近世”，比照西欧从文艺复兴向绝对王权的发展，以镰仓、室町时代为“近世”，由此进及中国史的“近世”，即以宋元明为“近世”。学界曾有“打破王朝体系”的尝试。内藤云：“从历史特别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唐宋时代’这个惯用语是没有意义的。”打破了“王朝体系”，很多新鲜线索随即就能映入眼帘；但王朝的治、乱、分、合，其实也是中国史的固有发展逻辑的一个反映。六朝与隋唐被划入了一个时代，可它们一个分裂动荡，一个是统一帝国，其政治社会面貌，存在着巨大差异。借用西欧近代化的诸特点来解释唐宋历史，未必尽皆贴合。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提法，也并非不能质疑。若无外力推动，而是沿着自己的“历史中轴线”自然前行，明清真的进入“后期”了吗？实际上，大多数的中日研究者，仍是在力图发掘中国历史之独特性的。像“贵族制”、“非封建的中世”等提法，日本学者认为恰好就是中国有异于西欧中世纪的独特之处。而郭沫若的封建分期，也被评论为“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这个改革与东欧、俄罗斯改革的重大差异，给了学人新的刺激与想象。一些日本学者再度反省中国史，指出了“经济史观”（主要是“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即前述“三段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专制国家论”的新切入路径，或采用“世界体系”、“全球化”等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等等，很多尝试已超越了旧说。近年来，我揭举“制度史观”，参考田余庆先生的若干论述，试图用“常态─变态─回归”等概念，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详见我近年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值21世纪，期望“中国历史独特性”和“全球化”两点，能给认识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宏大问题的。从系统、结构上看历史，与从其他视角看历史，各有千秋。毕竟，每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独一无二、无限丰富的意义，其与“史观”的关系，只是理解它们的无数途径之一，远非全部。那么，川本先生此书对各个人物、事件与现象的具体论述，各具匠心、各有胜境，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异同，相信同样能够引发阅读兴趣。无论如何，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有助于磨砺中国读者的眼力与思维。

因编辑杨晓燕女士力促，勉为此序，仅就个人眼下思绪所及，表达若干感想而已。写作之中，王铿、徐冲、孙正军诸君分别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谨此致谢。

阎步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12月30日

中文版自序

正如本书开头所记述的那样，本书对夹在汉唐统一帝国两段历史中的所谓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了整体的简单描画，特别是中国北部的胡汉问题、中国南部的蛮汉问题，以及东亚全境内的国际关系。本书最初的基本视角主要设定为面向日本读者。

众所周知，日本东洋史学建设者之一、至今仍对日本国内研究有着很大影响的内藤湖南，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将到唐代为止的时期视为贵族政治时期，而将宋代之后的时期视为君主独裁政治时期。同时，内藤湖南还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中国外部发展暂时停滞的东汉中期到西晋的时期（第一过渡期）、从外部种族的自觉导致外族反过来影响中国内部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到唐代中叶的时期（第二期）、随后从外部势力在中国达到最高峰的唐末到五代时期（第二过渡期）、近代前期的宋元时代（第三期）。这两种时代划分的方法，在内藤湖南的史观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后来，这一视角由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谷川道雄所继承，展开了所谓贵族制的研究，乃至今日。笔者蝇附骥尾，一直以来对上述“外部种族的自觉”、“外族势力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视角进一步展开研究，对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心，特别是胡族对中国的影响状况展开考察。另外，把目光投向同时期的中国南方，就会发现那里存在广泛的“蛮族”。这些民族是所谓中国的重要构成要素，并非内藤所指的“外部”存在。笔者从汉民族的形成这一观点，一直致力于阐明其实际状况。本书中也收载了这部分的研究成果。

另外，本书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时，从东亚的观点也对朝鲜、日本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也许有些中国读者会认为，这种视角应该从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这两个方面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作为日本的一个研究者，笔者认为在关注日本从当时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出现时，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这两方面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联。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本书以这样的观点对东亚问题进行了论述，而北朝的发展孕育出隋唐统一帝国，大概也揭示了这种研究视角的有效性。

拙著便是基于以上的观点而写成。无论如何，本书中文版由笔者所尊敬的阎步克先生推荐，笔者深感荣幸。另外，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各位人士的大力支持，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川本芳昭

- 推荐序

- 中文版自序

- 前言

- 长达四百年的大分裂时期

- 活跃于乡村社会和中央政界的贵族阶层

- 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对立与融合的历史

- “中国化”浪潮及其历史意义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 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

- 东汉末年爆发的民众大叛乱：“黄巾之乱”

- 从肃清宦官势力到群雄割据

-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

- 地方长官握有军事权力的政治体制

- 九品官人法

- 司马氏时期

- 司马懿的登场

- 虚虚实实明争暗斗七旬老翁夺取权力

-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时期

- 蜀国灭亡与司马昭进封晋王

- 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 司马炎的登场

- 吴的灭亡与天下复归统一

- 军备撤废与户调式

- 除掉齐王司马攸的计划

- 愚昧的皇帝司马衷

- 司马氏三代之功过

- 第二章 胡汉的抗争

- 五胡十六国时期

- 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 五胡十六国的各个政权

- 匈奴的政权

- 羯族石勒的登场

- 佛教与后赵

- 鲜卑的崛起

- 胡汉双方的情结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 胡族的意识结构

- 胡汉相互之间的他者认识

- 汉族和胡族所产生的变化

- 华北士大夫与江南政权

- 宋的正统性

- 汉族士大夫追求的道路

- 胡族与正统王朝

- 第三章 跨越胡汉之壁垒

- 苻坚的时代

- 冉魏的兴亡

- 苻坚的登场

- 苻坚的政策

- 民族融合政策之功过

-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 北魏建国

- 拓跋珪的部族解散

- 非汉族国家北魏与汉族士大夫

- 汉族的变化与崔浩

- 士大夫出现的变化

- 崔浩的意识

- 普通汉族士大夫的意识

- 太武帝与皇太子

- 太武帝与时局

- 太武帝的意识结构

- 皇太子所处的位置

- 帝权扩大与抵抗势力

- 皇太子拓跋晃之死

- 普通胡族的意识

- 第四章 江南贵族制社会

- 东晋的贵族制社会

- 张昌、石冰之乱

- 司马睿政权的建立

- 不稳定的政权

- 苏峻之乱

- 北府、西府的斗争与通向南朝政权成立之路

- 北府、西府的形成

- 桓温的崛起

- 桓温与拯救东晋的名相谢安

- 王导再世般的谢安施政

- 孙恩之乱

- 桓玄霸权

- 刘裕的崛起

- 刘裕的北伐

- 土断的实施

- 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

- 军人政权宋朝的建立

- 文帝的政治

- 元嘉之治的终结

- 疑心生暗鬼的连锁反应

- 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以下犯上”的倾向

- 货币经济的发展

- 极为活跃的货币经济的局限

- 南齐的兴亡

- 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 梁武帝的时代

- 梁的建国

- 梁武帝的改革

- 学术文化的繁荣

- 武帝及其虔诚的佛教信仰

- 武帝践行的四次“舍身”

- 武帝的失政

- 武帝的通货政策

- 侯景之乱

- 建康的陷落

- 元帝与江陵的陷落

- 击溃侯景、萧绎成为元帝

- 江陵陷落的悲剧

- 颜之推的《观我生赋》

- 俘虏之后的命运

- 陈朝的兴亡

- 陈霸先与陈朝

- 梁末陈初的叛乱

- 陈朝的灭亡与隋再次统一中国

- 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 孙吴与山越

- 六朝有象存在

- 山越与短人

- 江南的“矮奴”

- 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

- 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

- 多山之地福建的情况

- 四川地区的情况

- 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

- 以国家权力之名义进行的大讨伐战

- 蛮与普通汉族的交流

- 蛮汉结合与土豪

- 蛮族出仕为官

- 何为蛮？

- 关于汉族的蛮化

- 桃花源的时代背景

- 关于蛮汉之别

- 第七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 北魏前期的各种制度

- 北魏前期的国家制度

- 作为拓跋皇帝侍臣集团的内朝

- 鲜卑集团团结的象征——祀天仪式

- 孝文帝的改革

- 魏晋南北朝时期屈指可数的明君孝文帝

- 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 废除内朝的原因

- 国家祭祀改革

- 分定姓族

- 改变风俗和习惯

- 首创均田制

- 孝文帝的改革？文明太后的改革？

- 孝文帝的个性

- 为何实行颠覆王朝基础的改革？

- 探究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母子说”

- 胡族婚姻中的收继婚风俗

- 孝文帝所追求的世界

- 孝文帝的阶级意识

- 阶级意识与孝文帝的民族意识

- 成为中华皇帝的志向

- 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称谓的原理

- 第八章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 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 洛阳的繁荣

- 北魏与佛教

- 太和谋反事件

- 北魏末的动乱

- 北族中下层的不满

- 北镇之乱

- 尔朱荣的登场

- 高欢的出身

- 西魏和北周统治下的新动向

-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

- 东魏、西魏的角逐

- 采用周礼

- 胡汉融合的状况

- 北周武帝与华北再统一

- 东魏、北齐的动向

- 北周武帝统一华北

- 第九章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 倭国与邪马台国

- 东亚的历史发展与古代日本

- 倭国的出现

- 亲魏倭王卑弥呼的时期

- 谜一般的四世纪

- 邪马台国以后

- 中断遣使的原因

- 谜一般的四世纪

- 倭五王时期

- 遣使恢复与东亚的国际局势

- 古代日中往返路线

- 高句丽恢复遣使

- 稻荷山的铁剑

- 《宋书·倭国传》的记载

- 倭国与天下

- 古代日本中华意识的形成

- 获加多支卤时期倭国的天下观

- 倭国视野中的“天”

- 第十章 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

-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关系

- 世界秩序的相互克制

- 高句丽的中华意识

- 高句丽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接受

- 百济的中华意识

- 新罗的中华意识

- 古代日本、朝鲜的中华意识形成的先驱

- 五胡中华意识的形成

- 北朝的中华意识

- 中国的巨大影响

- 征夷大将军与中华意识

- 中国政治思想的传播

- 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

- “部”的制度

- 《翰苑》与“部”

- 倭国与百济的上表

- 旧人与新人

- 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与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

- 外臣的内臣化与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

- 华夷秩序的变貌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前言

长达四百年的大分裂时期

通观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存在这么一个规律，即政治上错综混乱的时期与比较安定的时期以巨大的周期交互更替。例如，在各国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便是缔造了中国早期统一国家的秦汉帝国时期，随后紧接着又出现了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继而又迎来了隋唐帝国绚烂的大统一时期。

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夹在前后两个大统一时期之间、跨度大约四百年的一个大分裂时期，是名副其实的一段“乱世”。

然而，这个时期却孕育出了六朝文化，其中的代表是留存至今的壮观的云冈、龙门佛教遗迹群，以及王羲之、陶渊明等文人和诗人。这是一个绝非“黑暗”可概括的时代，而是一个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时代，它是国际色彩丰富的隋唐时代的渊源，而后者对日本的古代文化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画圣顾恺之的画风、汇编了众多锦绣文章的诗文总集《文选》、老庄思想的盛行、道教的出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

1 云冈第20窟露座大佛
主佛高13.8米。云冈石窟于北魏前期文成帝时（460年前后）开始营建。现存的昙曜五窟是这段时期开窟的石窟群，第20窟位于五窟中最西，展现出昙曜五窟的宏伟气魄

秦汉帝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也绝非单纯是“乱世”，那个时代有所谓的诸子百家争鸣，那时候的人意气风发，充满活力。从这一点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与之一脉相承。

活跃于乡村社会和中央政界的贵族阶层

从表面上看，这种“乱世”局面与文化上的绚烂状况显得相互矛盾，却又混杂在一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时期？这可以说是本卷所探讨的一个中心课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的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东汉末年的混乱中出现的身为贵族的文人知识分子既成为乡村社会的领导，又进入中央和地方政界的统治阶层，从而备受后人的关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段政治混乱的时代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与这些读书人的作为不无关系。

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分子凭着强韧的精神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在漫长的“乱世”中，文明、文化之花才非但没有凋零，反而得以繁盛绽放，吐露芳华。

不过这一活力时代的创造者并非只是贵族。作为造成“乱世”的另一方推手，胡族对中华文明也起到了保护和发展的作用，尽管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似乎有点似是而非。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以及在拥有广阔未开发地的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其背后则是不可计数的无名民众毫不倦怠的辛勤经营与劳作。

在本卷中，笔者也力图基于上述的视角对文明的演变和继承等问题进行探讨。

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对立与融合的历史

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出现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移活动，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中国，发生了被称为五胡的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之大迁移，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引发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便是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

以这种“民族”迁徙时期的观点来审视这个时期时，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思考这个问题时应当提请注意的是，中国有着日本不可比拟的诸多民族——尽管我们不能说在日本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自古以来便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于是演化形成了中国的历史。

2 王羲之《丧乱帖》
（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集王羲之的书简于一卷的书法作品。虽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但被认为深具王羲之的笔法神韵。原藏于正仓院

这一点从现在中国有蒙古、壮、苗等五十六个民族的情形便能容易看出。在中国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是汉族。

然而，在考察汉民族的问题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上汉民族本身也是经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抗争与融合，才一步步形成现在的格局和状态。例如，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现代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汉族之间存在形质上的区别（比方说北方人的平均身高比南方人高），还有北京官话、粤语等多种多样的方言，并且存在川菜、粤菜等多样性的饮食文化。

十二世纪宋代著作《容斋随笔》中记述道：古代周的时期，中国的疆域最为狭小。就如今（即宋代）的地域而言，吴、越、楚、蜀、闽均为蛮夷之地，淮南也属蛮地，秦则是戎地……洛阳为天下之中心，为王城之所在地，然而其周边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等戎族。此后成为宋朝皇都的开封，原本生活着莱、牟、介、莒等夷族……当时可称作中国的地域，仅为晋、卫、齐、鲁、宋、郑、陈、许等国而已，全部加起来……不过是宋代天下的五分之一。

[1]

3 中国的方言分布
（参考周刊朝日百科《世界的食物》）　现代汉语分为北方话、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等五大方言

这段文字是站在宋代对古代周朝的回顾。换言之，在比春秋战国更早的时期，与宋代相比，所谓的“中国”其范围极为有限。

然而，当代中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南部以及过去的满洲等地区。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说，宋代的“中国”与现在的范围相比，只能算是“狭小”的。

4 中国菜系分布
（参考周刊朝日百科 《世界的食物》）

经过历史的变迁，当今中国境内居住的人口中，汉族占十分之九以上，这种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汉族自身经历了过去与上述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才形成如今的状态。

以这种观点考察“民族”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我们应该如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对这一时期进行定位？这个问题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一个课题。

从用语上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维持超过四百年统一的汉帝国出现以前，被称为“汉族”的民族尚未出现。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民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的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

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这个时期将会有什么样的真相浮出水面？我在本卷中，试图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化”浪潮及其历史意义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战乱，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和移居。这股浪潮从北亚地区向华北、继而从华北向江南、从华北向朝鲜半岛等，波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这一迁徙的焦点是作为黄河文明摇篮的华北平原。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深受暴力和破坏的严重伤害。

因战乱逃亡而产生的大规模迁徙人潮，集中地涌向了江南，结果使得这片此前尚未开发的广袤区域得到迅速开发，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今中国出现北京（政治中心）和上海（经济中心）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其中一个渊源，可以追溯到这里。当然，人口向江南等地区的移居所造成的格局变化并非就此打住，它还给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带来了其他种种重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即是中国周边地区在广义上的“中国化”进程。

例如，据被认为成书于日本镰仓时代的古籍《拾介抄》记载：“京都……东部号曰洛阳城，西部号曰长安城。”书中出现的“京都”无疑是日本的京都，然而日本人却用“洛阳”作为日本都城京都的雅称。而历史上把进京称作“上洛”，还有《洛中洛外图屏风》（狩野永德作）等作品，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洛阳”留在京都的痕迹。然而，众所周知，洛阳可谓是中国都城中的都城，正如其又被称作“土中”（中国的中心）那样，洛阳长久以来一直都被视为“中国”、“中华”的中心。

日本人将自己的国都京都比作洛阳，这说明在古代日本，存在与中国同样的中华思想，即以中国的思想为范本的中华思想。

在我们追寻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轨迹时，可以发现这种推断是可靠的，而在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思想的过程中，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除了日本以外，当时中国的周边地区、高句丽、百济等同样也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对这种“中国化”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的历史意义进行阐释，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另一个课题。

[1]
原文是：“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地为群舒；秦为戎……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出自《容斋随笔》。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夹在秦汉和隋唐两个大统一时期的一段“乱世”。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时代，自东汉中期以后便开始衰退，紧接着陷入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混乱时代以及比起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五胡十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

因此，如何消除混乱、构筑新的和平时代，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大格局来看，秦汉帝国长期的和平局面，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角落，平民阶层也广泛受益。其结果，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国家层面向平民阶层逐渐推进。

5 魏晋南北朝王朝兴亡表

随着这种状况的发展，在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广泛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局面。

这种阶层分化在地方社会中普遍催生了形态各异的豪族阶层，其中上层的人士跃升到地方和中央的政界而成为官宦，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然而，这种由各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对于一君万民、主权在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可谓是对政权存立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秦汉帝国的基本原则是，在唯一绝对的皇帝统治下，存在着数量庞大、基本上是均质的民众，凭借他们缴纳的赋税和所服兵役，国家财政和军政得以维持，而财政和军政的执行，则托付给皇帝的仆人，即作为“王之耳目”、勤勉于国事的官僚群体。

这种一致性逐渐瓦解并形成分层，其上层则逐步向地方和中央晋级并巩固其地位，朝着否定“一君万民”结构的方向突破，社会和国家可以说一步步滑入极为不稳定的结构当中。

更直白地说，这时出现的豪族阶层将普通平民拢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将本来应当集中到国家层级的税收纳为己有，这种局面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纵深发展，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物。这种局面固然引发了公权力的弱化，然而正如我们可以从外戚、宦官或异族对朝政的专断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混乱中所看到的那样，公权力本身也经历着权力私有化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汉代推行儒教国教化之后，涌现了具有儒教素养的官僚群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全国各地规模庞大的官僚预备军。割据一方的各地豪族中，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儒教素养为根基、誉满天下的名人高士，他们对垄断、兼并平民土地等对公权力的破坏行为表示抗拒，在乡里社会的支持下，成为集结点。

这种行动最后对朝政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而东汉末年党人的集结大概可说是其中最早的事件。

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可说是汉代社会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时代的不同两面，这也成为这个时期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

因此，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国家而言，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性从而重新统一中国，如何突破这种结构可谓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一个。前面讲到，汉代长期的和平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文明之光亦普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北亚等地区。

这表现为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各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东汉末年中国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又推动了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非汉民族向中国内地迁移或入侵。

换言之，当时非汉民族与汉民族这些不可调和的集团混杂分布于中国的大地上，这种现象成了日常状态，必然导致各集团之间激烈的冲突。于是如前所述由马赛克般分层所组成的国家，在这种混乱和冲突面前便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如何解决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局面，可谓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问题。

人们处在这个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国家中，深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同时执著地追求精神和灵魂的救赎。当时人们潜心于诗文绘画等艺术中，倾心笃信佛教和道教，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刚才所述的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着联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当时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让我们开始一段旅程，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画卷般的世界吧。让我们从“三国”的时代开始，先概述一下本系列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中所讲述的经过。

东汉末年爆发的民众大叛乱：“黄巾之乱”

东汉中期以后，天灾和饥馑接连不断，从二世纪上半叶汉顺帝在位时起，几乎每年各地都会爆发农民反抗运动。此外，士大夫、宦官之间的对立导致内政纷乱，民众疲惫不堪。其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是黄巾之乱。

之所以称之为“黄巾军”，是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用黄布包头，其基础组织是河北省钜鹿人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东汉顺帝时期，有个名叫干吉的人得到一本神书——《太平清领书》，传播神仙之教。张角在此基础上加入民间信仰，倡导太平道这种宗教。

张角声称自己是黄天之神的使者，自称大贤良师，通过护符和灵药为受疾病之苦的人们进行治疗，向民众宣扬通过反省罪过和忏悔实现救赎，并派遣弟子到各地，扩大太平道的网络。当时，对生活、疾病怀有不安和恐惧的贫苦大众，以及豪族阶层都深受太平道的吸引，在公元170年后的十多年间，从华北东部到长江流域，信众多达数十万。

当时深陷政治斗争泥潭的政府对这种局势的发展感到大为惊慌，屡次对太平道进行镇压，并责令其解散。然而，这反而促进了信众的团结，强化了其反政府的特性，最终与当时民众中酝酿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发展成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

184年（中平元年、东汉灵帝甲子年），他们终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方”为核心，一同揭竿而起。面对这次全国性的反抗运动，中央暂时停止了朝廷的权力斗争，全力镇压黄巾军。碰巧当年秋天张角病死，尽管由于失去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人黄巾军的主力衰落了，但是火势已在各地熊熊烧起，在混乱中乘势而起的地方黄巾军以及与黄巾军相互呼应的各地农民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河北的黑山军以及在陕西、四川等地活动的五斗米道的军队。朝廷又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些农民军镇压下去。

从肃清宦官势力到群雄割据

平定了黄巾军的主力部队之后，朝廷上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复又上演。不过，189年外戚何进等人密谋的诛灭宦官计划泄露，何进被宦官所杀，何进的部下、出身名族的袁绍于是反过来将两千多名宦官全部杀掉。至此，之前把持大权、垄断东汉朝政的宦官势力被肃清，历史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6 东汉系图

7 东汉末群雄割据图

在何进密谋诛灭宦官时，甘肃省临洮这个地方出了个叫董卓的人物。他与当时逐渐强大的羌族联合，率领强大的军队，观望着时局。随后到了189年，董卓配合何进的诛灭宦官计划，向洛阳进军，拥立汉献帝，掌握了政权。

然而，董卓的施政非常暴虐，190年，若干军队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为此董卓将都城迁到长安，但其暴政并无收敛，最终被部下吕布所杀，局势越发混乱不堪。

经过黄巾之乱以及随后的董卓暴政，汉室名存实亡了，天下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其中，出身汉朝四世三公的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名门望族的袁绍于191年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为根据地，称霸黄河以北地区。

然而，不久曹操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开始发展势力，于是当年曾一同团结在讨伐董卓旗下的曹操和袁绍，两人之间的对立便急速加深，以至于200年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展开了激战。官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此后袁绍的儿子之间发生内讧，曹操在华北地区确立霸权更是势如破竹。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

曹操将汉献帝迎奉到许，不久又谋划将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不过，他的企图被因讨伐黄巾之乱而获得功名的刘备以及在江南割据一方的孙权阻止。

当初刘备流落在群雄之间时，曾投靠荆州的刘表。刘表一去世，曹操便挥师南征。刘备为了抵抗曹操，采纳了诸葛亮（孔明）的策略，与当时倾向于对曹操主战的孙权结成同盟，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的军队（208年）。

此后，曹操将势力延伸到关中，控制了华北全境，企图对蜀地发起进攻。当时益州牧刘璋请求刘备入川支援，刘备攻陷刘璋地盘，将益州据为己有。此时，刘备却与孙权之间就长江中游的要冲荆州的归属发生冲突，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同盟关系遭遇挫折。

8 三国时期关系地图

9 魏（曹氏）系图

孙权与曹操联合，谋划夺取荆州，袭击蜀军守将关羽，成功夺下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219年），魏（曹操）占有华北，蜀（刘备）据有四川，吴（孙权）则控制着荆州以东的地区。

次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文帝）逼迫汉献帝禅让帝位，建立了魏国。得到这个消息，自称为汉室末裔的蜀国的刘备，也随后称帝（221年）。吴国的孙权即帝位的时间稍晚，那是229年的事情。

刘备即位后虽然力图夺回荆州，但未果病逝。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儿子刘禅，与魏对峙。虽然诸葛亮善战，但在他去世后蜀国的国势不振，263年魏军攻陷成都，蜀灭。

然而，魏国自身在第二代明帝以后国势便逐渐衰败，而同时权臣司马懿（仲达）势力日增。最终在265年，魏国被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所灭。

另一方面，统治着江南的吴国围绕着孙权继承人的问题在朝廷内部发生争执，此后朝政混乱，国力渐衰。随后，魏晋革命得手的司马炎在280年平定吴国，成功使中国再次统一，始于东汉末年的动乱至此结束了。

地方长官握有军事权力的政治体制

如前所述，东汉末年涌现了大批豪族，而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群雄大多依靠这些地方豪族获得兵源。群雄的军事基础，正是这些在西汉、东汉时期发展壮大的豪族势力。然而，各地群雄在扩大其势力时，绝没有忽视当时所存在的汉家体制。曹操拥戴东汉献帝，标榜其正当性，以实现其野心；刘备标榜辅弼汉室，建立蜀汉政权。这些都可说是在名义上利用原有体制的象征性事例。

东汉末年的群雄大多身为汉室官僚，努力争夺地方长官的地位（州牧、刺史），并以此作为自身势力正当性的根据。刺史原是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监察官，不久就变成驻扎在地方负责行政的长官，成为东汉末年拥有豪族势力和军事实力的集团领袖，这是其一大特征。地方长官刺史掌握了军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下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政治体制。

在考察这一时期时需要注意的是，袁绍、袁术、刘璋等汉王朝的名士相继灭亡，而曹操、刘备、孙权这种难以称得上是名士的战略家群体则胜者为王。

自东汉起，豪族阶层在地方和中央逐渐扩大和巩固其势力，这的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征，而当我们审视三国时期时，则当注意，曹操起用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才能，而无视品行。刘备、孙权等人在选用人才时虽不像曹操那么彻底，却也大致如此。

后来由于贵族制影响日强，这种做法被迫中止，不过我们可以说，当老迈的汉帝国逐渐衰落乃至崩溃之时，唯才是举的选士方式体现了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新时代的一个侧面。

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这种官吏选用法创始于汉魏革命的前夕。这一制度表现了在新时代来临之际，根据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方针创建国家制度的强烈意愿。

这一官吏选用法以一品到九品共九个等级，作为担任官职的依据，因此称为九品官人法（后来也称为“九品中正制”）。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魏王朝时，其重臣陈群（？—236）为了根据个人才能和德行将汉朝官僚吸纳到新政府中，建议实施这个办法。曹丕接受了其建议，推行九品官人法，此后九品官人法也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采用的选士制度。

这种选士制度一改汉代所实施的以秩100石、秩2000石等为秩禄的等级制度，将中央官职分成一品至九品的级别，称之为“官品”。并在地方的郡中设立中正官，令其对该郡出身的现任官吏或有希望出仕为官之人，在乡里舆论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将其才能和德行的高下分为与官品相仿的一品至九品，向中央报告。这被称为“乡品”， 中央根据中正官的报告选用人才，授予其九等乡品所对应的合适的官品职位。

九品官人法在汉魏革命实现后仍继续使用，随后演变成专门适用于地方豪族或贵族的子弟最初担任官职即所谓的起家时的一种制度。相应的，原则上以低于乡品四等的官品起任，例如乡品二品的人从六品官起家，最终升迁到与乡品同级的官品。

这个时期适逢各地豪族顺应东汉末年以来的趋势、努力扩大各自势力并在上层豪族中形成特权的贵族阶级之际。九品官人法这一起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前面讲到，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为了根据乡里的舆论按才能和德行选拔人才。然而，当这种设计在执行中变成趋炎附势的起家制度时，其根本精神便被歪曲了。

贵族豪族阶层依靠这个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界不断巩固其磐石般的势力。自东汉末年以舆论为基础的公权恢复的趋势至此，在贵族门阀化的走向面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司马氏时期

司马懿的登场

179年，司马懿出生于河内一户名门望族。后来，他作为魏军的统帅与诸葛亮在五丈原对战，奠定了统一三国的西晋王朝的基础。司马懿出生时正值东汉末年，社会动乱之前夜。当时儒家官僚遭受宦官势力的镇压，因“登龙门”的典故而广为人知的士人领袖李膺等人被捕入狱，史称“党锢之禁”（169年）。不久黄巾之乱（184年）爆发。

司马懿的家世自称是秦灭亡后与项羽、刘邦等同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殷王司马卬之后，到了东汉时期，司马氏已成为郡守辈出的名族。司马氏家族与曹操的关系早在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的时候就已建立，他本人则在208年到曹操手下供职。此后担任曹操的参谋，并辅佐曹操嫡子曹丕，在曹操的丞相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220年，一代英雄曹操去世。在由此可能引发政情混乱之际，作为丞相府的司马，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接着在拥戴曹丕继任丞相并夺取帝位（即位后为魏文帝）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司马懿深得魏文帝的信任和器重，甚至被文帝比作汉高祖刘邦时期的宰相萧何。

重用司马懿的魏文帝作为一位有名的文人皇帝，曾如此论述和颂扬文学的价值：“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26年这位皇帝临终时，将刚立为皇太子不久的曹叡（魏明帝）托付给宗室曹真、曹休、建议实施九品官人法的陈群以及司马懿等四人后，便一命归西了。

10 司马懿
（历代古人像赞）

这时，诸葛亮向对此政治形势感到不安的魏国边关守将孟达派遣使者，劝说其归顺蜀汉。孟达为此所动准备反叛魏国，对此司马懿巧施谋略镇压了这起谋反，成功地挫败了诸葛亮的北进之志。

这一次诸葛亮并没有与司马懿直接过招，这个回合可谓从228年起到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的阵中去世为止蜀国所进行的五次北伐战争的前哨战。就这样，司马懿担负着魏国军事行动的最高责任，与蜀国的诸葛亮对峙，直到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成功抑制了蜀国的威势。此后，司马懿掉转马头，于238年讨伐东方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屡次与吴国联合攻打魏国的公孙渊。而司马懿在魏国内的威势则稳如磐石。

据正史《三国志》的记载，就在这时卧病在床的明帝召见回到河内的司马懿，握着他的手说道：“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随后驾崩。

司马懿接受遗诏辅佐新皇帝齐王芳，却与同为顾命大臣的魏朝宗室曹爽不和，事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司马懿的实权一时被剥夺的程度。

11 从五丈原远望渭水
诸葛亮为了与司马懿对战，在五丈原布下阵势。五丈原北临渭水，东西都是深沟，有石头河、麦里河流过，是面积为100多平方公里的一处台地

虚虚实实明争暗斗七旬老翁夺取权力

然而，249年司马懿却通过政变诛灭了曹爽一派，将魏国的实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本系列的第四卷中也有介绍，这段时期司马懿与曹爽之间展开虚虚实实的明争暗斗，从史书记载的以下片段中可窥一斑。虽然这段记述真伪莫辨，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当时的紧迫状况。

247年四月，司马懿之妻张春华去世（年五十九岁）。五月，司马懿称病，不再过问朝政。曹爽阵营中的一人、国都所属辖区河南郡的郡守李胜被任命为荆州（湖南省）的长官，假装前来向司马懿告别，实际上是为了探听他的虚实。当时，司马懿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出来迎接，衣服却从手上滑落。他用手指了指嘴，意思是口渴了，婢女把粥端上来后，司马懿不用汤勺，直接端起碗喝，粥全都流了出来，弄湿了胸口。李胜说道：“听说太傅旧病复发，却不曾想有这么严重。”司马懿气息奄奄地说道：“年老卧病在床，死期将至了。你说你要被派到并州（今山西省），并州离北方胡人的地方很近，请多加防备。恐怕下次你回来就见不到我了。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还请你多关照。”李胜回答说：“我要去的是老家荆州，不是并州。”但司马懿仍然弄错了，问道：“你要去并州吧？”李胜只好再说一遍：“我被任命到荆州。”司马懿回答道：“我年纪大了，头脑不中用了，刚才没听清楚你的话。原来你是要回老家当长官呀！太好了，好好干！”李胜离开司马懿家，紧急向曹爽汇报说：“司马公恐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分离。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249年正月初六，齐王芳（废帝）外出拜谒明帝的陵墓，曹爽阵营的人全都跟随皇帝一同前往。司马懿伺机发动政变。结果，曹爽及其所有党羽全家一同被拉到闹市处斩。至此司马懿的霸权形成，上边下诏任命他为丞相。这时司马懿七十一岁，在当时来说是稀有的高龄。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时期

政变两年后，251年八月，司马懿结束了其波折跌宕的一生。司马懿有九个儿子，继承司马懿事业的司马师、继承司马师事业的司马昭这两兄弟为其元配张春华所生（参看插图12）。

据说发动政变时，司马懿和司马师两人一起仔细谋划，司马师及其私下募养的“死士”三千人为政变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是否有能力作为继承人担负起重任，后人不得而知。

12 西晋（司马氏）系图

就在这时，252年魏国与吴国在东关展开大战，魏国大败。这是一次由魏国勇将毌丘俭、诸葛诞等所领军的大规模对吴作战。魏军被当时吴国大将诸葛恪的军队击溃，这时朝廷准备对从军的诸将问罪。

然而，司马师却说：“不听谏言才落得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诸将何罪之有？”史书记载，由于司马师自己承担败军之罪，众人感到羞愧，佩服其度量。对于这一举动，《资治通鉴》的注释人、著名的胡三省给予了辛辣的评价：“（司马师如此言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盗贼也有道，更何况司马师盗的是国家！”

[1]

总之，司马师通过这些做法，在司马懿去世后成功地收揽了人心，之后便向魏晋禅让的计划逐步前进。

254年二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反对司马师，事情泄露后，与此有牵连的人都被处死。皇帝（齐王芳）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司马师借皇太后懿旨，斥责皇帝堕落，将其废黜。随后将文帝之孙、明帝之弟高贵乡公曹髦（被称为魏后废帝）立为傀儡皇帝。

然而，这一擅权的废立之举招致了在对吴战线的重镇驻防的毌丘俭、文钦等魏国众宿将的强烈反对，事态进一步发展，乃至于司马师亲自率军镇压叛乱（255年正月）。虽然打了胜仗，但司马师那只病眼却在战争中掉了出来，为了避免动摇军心，他隐瞒了病情继续领军作战，情形非常悲壮。司马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叛乱的主谋毌丘俭死后，过了七天，司马师在班师回洛阳的途中，于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县东）病逝。

当时奉哥哥的命令留守都城洛阳的弟弟司马昭急忙赶到许昌。司马师在临终前将全军委托给司马昭，而皇帝（高贵乡公）却打出了起死回生的一招。他对司马昭下令说，由于东南之地刚刚平定，你暂时先在许昌驻守。同时又令尚书傅嘏率领待命的各路军队回师洛阳。

这是皇帝趁司马师之死而统帅暂缺之机发动的夺权行动。然而司马昭察觉出皇帝的意图，不顾高贵乡公的命令回到洛阳，二月司马昭就任大将军和录尚书事，达到军权和行政权的顶点。

13 竹林七贤
发自东汉末年清议的清谈，受到弹压后，在魏代更偏向于哲学上的谈论。所谓竹林七贤超逸脱俗的清谈也属于这一源流，在篡夺魏王朝的行动逐渐浮出水面之时，他们的清谈潜藏着对魏晋更替的政局的愤怒和忧虑

当时，在毌丘俭死后，诸葛诞驻守在对吴作战的重镇寿春。他属于琅邪诸葛氏，与蜀国诸葛亮、吴国诸葛瑾（亮之兄）诸葛恪父子同族。司马昭一掌握辅政大权，便派遣心腹贾充去见诸葛诞，打探其动静。

于是，贾充试探问道：“洛阳诸贤都希望魏向晋禅代，不知您是怎么想的？”诸葛诞厉声回答：“君乃贾逵之子，枉你世受魏恩，怎么能够想到把社稷送给他人？倘若洛阳有变，我将以命相护。”结果，257年五月讨伐诸葛诞的诏令下来，司马昭奉皇帝和皇太后之命，派遣二十六万大军前去镇压。之所以假借皇帝和皇太后的旗号，其意图为的是在司马昭离开洛阳时防止出现拥立皇帝的势力。

通过如此缜密的作战安排，次年二月司马昭一方取得了胜利。诸葛诞被斩杀，全族被诛灭。据史书记载，诸葛诞的亲兵数百人，相邻两人交叉着手排成一列，对方每斩杀一个人都劝说其他人投降，然而谁都没有动摇，直到最后一个。

260年五月，即位五年多以来未能从司马氏手上夺权的皇帝（高贵乡公）死于非命，年仅二十岁。皇帝聪明好学，随着年纪渐长，对司马氏的专权越加愤懑，最终爆发。

260年五月己丑之日，皇帝召见近臣王沈、王经、王业三人，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然而，王沈、王业马上将这个密谋计划向司马昭报告。

皇帝拔出身上的佩剑，带着几个宿营的兵士出击，贾充从外面来到皇宫，与皇帝在南面的门阙相遇。皇帝拔剑而立，贾充的随从怯而后退。据说，这时贾充对自幼被司马昭抚养成人的成济说道：“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今日无论发生何事，概不问罪。”成济得此授意，上前将皇帝刺杀。听到皇帝被刺身亡的消息，司马昭大惊，晕倒在地。

就这样，司马昭使魏后废帝曹髦死于非命，而他慎重地判断舆论对此作何反应，随后以魏晋禅代为目标，积极讨伐在诸葛亮去世后日薄西山的蜀国，希望在世人的一片赞誉声中一鼓作气实现禅代。

14 蜀（刘氏）系图

蜀国灭亡与司马昭进封晋王

在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夺势的过程中，魏对蜀的远征始终未能成行。然而，到263年五月，终于下达了征讨蜀国的诏书，八月从国内动员了十八万军队，由钟会等人率领向蜀国方向进发。

十月，钟会的军团控制了汉中，与防守入蜀咽喉之地剑阁（今四川省北部）的蜀国大将姜维对峙。另一方面，从关中南下的邓艾绕过剑阁，从阴平穿越崇山峻岭地带进入江油（今四川省北部），对蜀发动突然袭击，在绵竹大破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所率领的蜀军。蜀国对魏军的突然攻入和己方的大败感到非常吃惊，经朝议决定投降。刘禅亲自来到驻扎在都城成都北部的邓艾军营前，将双手反绑在背后，并用车载着一口棺材表示自己犯有当死之罪（面缚舆榇），向魏国投降（十一月）。

至此，蜀汉经刘备、刘禅两代四十三年而灭亡。此后，钟会与邓艾产生矛盾，与蜀国故将姜维联合发动叛乱，蜀地仍不时陷入混乱状态，但终究没人能够逆时代的潮流而行。

263年十月，平定蜀国的大势已非常明朗，这时朝廷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司马昭接受了。在此之前，尽管下面曾几次劝进，司马昭都坚决地推辞了，这时才接受了进封，是因为司马昭判断时机终于成熟，有了坚定的决心。

此后的行动便非常迅速。同样有禅代企图的曹操，从魏公到就任魏王等了三年时间，而司马昭则在成为晋公的六个月后便进为晋王（264年三月），五月将司马懿和司马师分别追谥为晋国的宣王和景王，十月将嫡长子司马炎立为晋国的世子。

另外，在264年五月，对五品官骑督以上的文武官员六百名分别授予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并根据爵位高低封给有爵位的人从五千户到四百户的食邑。这是为魏晋禅代做准备而对魏臣的一种“本领安堵”

[2]

，对群臣进行一番安抚，以确保禅代万无一失。

到了七月，对礼仪、法令、官制等进行全面修订，禅让的准备基本就绪。然而就在这一关口，265年八月，司马昭突然去世，其子司马炎最终成就了禅代大业。

至此我们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利用权谋术数篡夺王朝的过程。历史上留下的几乎都是这场历经父子二代的政治斗争鲜血淋漓的情景。然而，在关于这个时代的史书中，我们也能看到与这种论调不大相同的评价。

东晋时期有一位名叫习凿齿的史学家，关于魏军在东关之战中遭受大败时司马师不问诸将之罪而一人承担所有责任一事，他作出如下评价：

这真可谓智者之举。倘若讳言失败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原因，经常自伐其功而隐匿失误，使上上下下离心离德，各种人才分散解体，那谬误就太大了！

[3]

另外，孙吴的张悌评论道：曹操虽然功盖中原，却玩弄诈术，战事不绝。因此百姓畏惧他的威严却不感念他的恩德。曹丕、曹叡继承了这种作风，刑罚苛繁劳役沉重，在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对外连年征战不休。魏早就失去了民心。司马懿父子掌握大权后累建大功，废除苛政，实行对百姓较为平和有利的政策，为百姓谋划着想，解救他们的疾苦，民心归顺司马氏已经很久了。因此淮南（寿春）出现叛乱却动摇不到根本；曹髦（高贵乡公）被杀而死，四方也没有引起叛乱。而且能够任用贤能，使他们各尽其心。

这些不同的评价是根据什么历史背景而作出的？下一节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详述。

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司马炎的登场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出生于魏青龙四年（236年）。其母亲叫王元姬，外曾祖父是魏国元勋王朗，外祖父是著名的思想家王肃。年轻时司马炎是一位贵公子，人称“宽惠仁厚，深沉而有度量”，甚至据说在根据九品中正制度评定乡品时，其出生地河内郡无人能比。

出仕后他历任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曾担任过的官职，264年被立为晋国的世子，进而在父亲去世后，于265年八月继任司马昭原来的晋王和相国的官爵。紧接着在十二月终于接受魏帝（元帝）的禅让，即帝位（十七日），改年号咸熙（魏）为泰始。

当我们审视司马炎初期的政治时，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所任命的重臣大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名望人士。这与曹操重才干轻德行的方针大为迥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送出了一道厚礼，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而且一律提升五级。

民爵赐予是指汉代重视乡村的年龄秩序，赐予乡村的父老爵位和酒肉，并由父老在乡村的社中主持祭礼，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

司马炎的这份民爵“大礼”有着强烈的倾向性，其意图是在西晋王朝建国之初笼络民心。然而，我们在审视前述司马炎重视礼教的施政特色时，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努力克服东汉末年至魏朝的苛政，构筑以礼教为基础的国家。

15 晋武帝司马炎
（历代帝王图）

另外，司马炎在即位后的次月，即泰始二年正月，分封司马氏一族二十七人为郡王。魏朝除了魏明帝时期稍有缓和之外，根据曹丕的遗命，王族宗室之人一概不得就任官职，并始终处在国家的监视之下。曹丕与因七步诗而闻名的曹植兄弟之间的“相煎”便是这种宗室关系的一个明证。这种宗室抑止政策，从某一方面上看也是东汉末年以来同族之间难以互信的混乱时代的产物。

然而，西晋时期却与此相反，允许宗室出仕甚至就任高官，且宗室所受到的优待不只如此。这种政策的推行，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干弱枝的性质，而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魏朝情况，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司马炎希望纠正魏朝的过酷政局，将政治建立在宗室之间团结友爱的基础上。

泰始元年，司马炎解除了汉魏时期宗室任官的禁令，对官员的任用显示出极为宽大的态度，例如任命曹植之子曹志为太守，任用诸葛亮的子孙为官等。这方面也跟他的政治姿态有关。

吴的灭亡与天下复归统一

吴国方面，在241年孙权晚年时，皇太子孙登去世，新皇太子孙和与备受孙权宠爱的孙霸两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发展到250年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孙权去世（252年），臣下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扩大。旧太子党的诸葛恪与孙霸派的孙峻、孙綝等人明争暗斗，专权擅势，吴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自我瓦解的边缘。

16 吴（孙氏）系图

在这种情形下，孙权之孙、年少的孙皓于264年即位。然而，他却不顾王朝濒于崩溃的危机，热心营造宫殿，不断实施残虐之举。这些所作所为大概反映了孙皓对王朝临近灭亡的不安以及年少皇帝为了确立权威而带有的焦虑，而他也就成了此后南朝各个暴虐的末代皇帝的嚆矢。

孙皓即位与司马炎称帝时间很接近。这是司马炎再次统一天下的一次绝佳机会。司马炎的心腹羊祜以及羊祜事业的继承人杜预等人大力劝说司马炎发动讨灭孙吴的军事行动。然而，朝廷内部持谨慎意见的人很多，在司马氏禅代中立下大功的贾充甚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其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只是因为他们有的是不希望帝权进一步加强的贵族阶层；有的认为讨吴的计划是皇帝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密议而自己被排斥在外，因而感到焦虑；有的觉得天下统一时自己无法参与论功行赏而心怀不满。

17 走马楼木简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设工地出土了大约10万件简牍，其中有很多吴简，期待取得研究成果

这一点与后来西晋末年所蔓延的先私后公、惘误国事的风气可谓“一脉相承”，需要我们注意。不过结束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使天下复归统一的计划如箭在弦，并没有构成其实施统一计划的障碍。

279年十一月，讨伐孙吴的诏书终于发布。东西两路大军二十余万人马从淮南和湖北一同南下，水军则从已成为晋朝领土许久的蜀地顺着长江而下。晋军很快在次年二月便攻陷吴国的江陵，三月攻入吴都建业的防守要地石头城，随后攻破建业。孙皓依照亡国之礼，肉袒面缚，向晋军投降。至此持续了四代五十二年的吴国灭亡，中国在晋代复归统一。

根据晋朝查抄的当时的记录，吴国共计户数五十二万三千，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两千，兵二十三万。

军备撤废与户调式

武帝统一天下后，实施了两大政策。其一是军备撤废，即除了若干例外，将州郡所属的士兵解散归农。这项政策是为了从长期延续的战时体制回归到平时体制而在军事上进行的改革，有情况时便将驻扎在洛阳等军事要冲的中央军派遣到地方，旨在结束地方分权的军事格局。

其二，武帝制定了占田课田制的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征税制度。占田法规定，男子一人七十亩（约五公亩）、女子三十亩，按夫妇一户为单位向国家申领耕地耕种。另外，对于官员，第一品五十顷（一顷为一百亩），以下逐品递减五顷，到第九品为十顷，承认其耕地所有权，根据其身份制定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对大土地所有进行限制。

同时制定的课田制规定，按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减半（二十五亩），各分摊应课税的土地数量

[4]

。东汉末年，196年曹操在其老巢许县开始实施屯田制，不久推广到邺、洛阳、长安等地的郊外，在中央司农卿的管辖下致力于农业生产。当时被称作“典农部民”、“屯田客”的这些屯田民，配给官牛的有义务向国家缴纳收成的六成，而自带私牛的则需缴纳五成。从屯田制中所得到的收益，为魏国国力的充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屯以外，在近邻吴、蜀前线的淮南、关中等地则设置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军屯。司马炎称帝之后不久，军屯在魏晋革命时便废除，而民屯则在平定吴国之后便被取消，屯田民全部编入一般州郡的户口中，其负担也与普通民众齐平。然后在平定吴国之后又颁布了课田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课田制是以魏朝的旧屯田民为实施对象的，反映了政治方针从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大转变。

18 石头城
位于南京城西北。南北全长约3000米。原为楚威王的金陵邑，筑于公元前333年，211年孙权重新在此筑城，命名为石头城。是建业（建康）攻防的要地

通过占田课田制农民分配得到一定的土地，保证了再生产，并需承担义务，按户为单位向国家缴纳在耕地上生产的谷物（田租）和绢（调）。

280年武帝实施了基于占田课田制的户调式税法，将汉代人头税方式的课税变更为以户为单位，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法。

除掉齐王司马攸的计划

齐王司马攸比司马炎小十岁，是司马炎仅有的一位同母胞弟。司马攸聪颖过人，受人爱戴，从小祖父司马懿就对他寄予厚望。司马懿让他过继给司马师做后嗣，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其父司马昭对他也多有关照，在生前曾表示：“我现在是替死去的兄长（司马师）代掌相国之位。我去世之后，大业应该由司马攸继承”、“这是景王的天下。我怎么能够取而代之呢？”然而，最终这一安排并没有实现，齐王司马攸在晋朝建立后，在朝政的中心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天下统一两年之后，282年，司马炎命令齐王攸前往自己的封国齐国。其背景是兄弟之间的不和，这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这两个同母兄弟一样。另外，司马炎的嫡子司马衷（后来的惠帝）是个政治低能儿，是后来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中国大崩溃的一个关键人物。当时许多朝臣早就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在司马炎的继承人选上，司马攸乃人心所向，被寄予了厚望。

在灭吴前的275年，国都洛阳流行疫病，死者过半，事态非常严重。司马炎自己也身患重病，一般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司马炎就认真考虑要将司马攸除掉了。

于是几年后就有了司马炎强令司马攸到其封国赴任，当时有许多朝臣谏言反对，然而司马炎禁止这种进谏，但凡提出谏言的朝臣都遭到降职等处罚，因此皇帝的一意孤行未被阻止。

司马攸自己对这个命令感到忧愤交加，终于生病。尽管司马攸身体有恙却仍被勒令启程，两天后在途中吐血身亡。震撼朝廷的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自此以后不再有朝臣向皇帝秉言直谏，西晋王朝原来开明的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变得闭塞了。

愚昧的皇帝司马衷

武帝之后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是武帝与皇后杨艳所生的次子。其长子年幼夭折，在平定蜀国之后，267年正月，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

惠帝愚昧无能，在听到因战乱而无粮食的难民闹饥荒时，竟然问“何不食肉糜？”如前所述，从司马衷做皇太子时起，朝臣均已知其无能，重臣卫瓘在宴席上跪在武帝面前，摸着武帝的御座，叹息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朝臣从这个时候起就对武帝逝世后司马衷能否承担起皇帝的职责表示怀疑。

武帝自己大概也不会看不出皇太子的问题，但据说由于亲生母亲杨皇后的宠爱，再加上对皇太子之子司马遹存有寄托未来的期待，便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当时朝廷有的大臣希望废掉愚昧的皇太子，改由司马攸继承皇位，有的大臣主张由司马攸辅佐惠帝，掌握实权，总之对司马攸舆望甚高。然而，正如前面所述，武帝最终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选择了一条让舆论失望的道路。

后来，武帝晚年的朝政被杨皇后的族人杨骏所掌控，武帝死后杨骏出任辅政大臣，宛如东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情形再现。

司马氏三代之功过

至此我们已经论述了司马懿父子通过权谋术数，实现了魏晋禅代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司马氏一族追求私利的结果。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生于东汉末年的动乱之中，作为具有儒教修养、名望很高的人士，也具有经世济民之志。

他们恐怕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对于结束东汉末年直到三国时期严酷乱局的热切期望。前面我们所审视的民心从曹魏转移到司马氏，也与这种舆论的趋势有着密切关联。正因为如此，这种民心向背强烈地要求通过魏晋禅代而即帝位的武帝审时度势，排除私利，确立公权。

关于前面所论述的占田课田制，尽管研究者围绕着其实际情况存在各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但都不怀疑这种土地制度对豪族以追求私利为驱动的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也认同这种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遍布各地的自耕农的再生产。占田课田制还为此后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所继承。另外，在司马氏三代间逐步确立了贵族制，在这种贵族制是根据当地的舆论形成的情况下，它对公权的再度确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与这种公权再确立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司马氏政权内部始终存在权力的私有化行动。例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希望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然而我们从一律提升五级的赏赐“大礼”中，可以看穿他企图以此诱导舆论的恣意心态。

皇太子与司马攸争位一事也明显地反映出在本应视为公权之要的下任皇帝选定上，司马炎存有私心。当此后局势一步步陷入外戚专权的深渊时，可以说后续时期混乱的端倪，已在此时若隐若现。

[1]
原文是：“引咎责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权耳。盗亦有道，况盗国乎。”出自《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2]
本领安堵：在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政府承认武士、寺庙神社对旧有领地的所有权。

[3]
原文是：“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出自《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4]
原文是：“各分摊公有地进行耕种”，这种说法有点含糊，容易被理解为在各自占田之外，还分配有公有地耕种。而据“课田制”的规定，占田之中，丁男（16—60岁）有50亩、丁女有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有25亩要课税，次丁女减半，称为课四，每亩课田收税谷8升。

第二章

胡汉的抗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结束三国时代、使中国再度统一的西晋武帝司马炎于290年四月驾崩，从此中国就像从时代的斜坡上滑落一样，进入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大混乱时期。首先是从西晋宗室的皇位争夺战开始。

武帝去世后，皇太子司马衷（惠帝）即位，由于他的愚昧，武帝的皇后杨皇太后任命自己的父亲杨骏为辅政，杨氏家族开始专权。然而，惠帝的皇后贾氏不甘受人摆布，便借助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力量杀掉杨骏，而后除掉司马亮和司马玮，掌握了实权。

政治斗争本身便是如此激烈的事情，在贾后夺取权力后不到十年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有名望人士张华、裴頠等人力挽危局，政治局势才勉强保持安定。

19 五胡十六国王朝表

然而，由于299年十二月皇太子司马遹被贾后废掉并杀害，朝野愤激，局面开始急转直下。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铲除了贾后一派，次年一月幽禁了惠帝，自己即帝位。此举招致诸王的一同反抗、共同讨伐司马伦，诸王之间的斗争陷入了泥沼，中原一片大混乱。

这场大乱史称“八王之乱”，一直持续到东海王司马越拥立怀帝司马炽即位。这时不再服从中央威严的诸势力已在各地割据，西晋衰亡的惨状，竟至不堪入目的地步。

勉强支撑着西晋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在311年去世，华北的混乱便揭开了第二幕。当时山西的匈奴王刘渊，利用羯族的石勒和汉族流民的首领王弥等人派兵席卷了河南、山东等地。石勒向由于东海王的去世而出现混乱的晋朝发动攻击，捕杀其将士十万余人。这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即位，刘聪趁机派遣部下武将刘曜和王弥大举进攻洛阳，极尽掠夺暴行之能事（311年六月）。

当时的年号为永嘉，故这场动乱史称“永嘉之乱”，洛阳被战火烧光，被夺走性命的人多达数万之众。怀帝和玉玺也被掳至匈奴的老巢平阳（今山西临汾），惠帝的皇后羊氏被刘曜霸占。至此西晋事实上已经灭亡。

怀帝在平阳被杀，武帝之孙司马邺便在长安即位 （愍帝），后也被匈奴攻击，同样被掳至平阳，317年，惨遭杀害。

五胡十六国的各个政权

永嘉之乱的主角匈奴于304年自立，国号为汉（后来的前赵）。从304年到439年匈奴政权北凉被鲜卑政权北魏所灭、华北再度统一，各民族、各政权相继兴亡的这一百三十六年间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民族。严格地说，这段时期兴亡更替的各个政权共有十九个，此后建立北魏、更改国号的代、短命的西燕、汉族建立的政权冉魏一般都不计算在内，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北燕、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成（汉）、夏等政权被称为“十六国”，后来与“五胡”连在一起，成为对这一时期的称谓。

“五胡”并非趁着前述西晋末年的混乱才入侵华北地区的他们从东汉到三国时期起就开始通过迁移和入侵，加深了与中原的接触。

20 西晋时期五胡的分布

其中的先驱是匈奴。东汉初期内附于中原的匈奴，在曹魏时代居住在陕西北部至山西中部一带，西晋时期迁到山西汾水流域定居，也有不少人受汉人役使从事农耕生活。羯也被看做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山西居住，与匈奴的情况相似。鲜卑当时分为慕容、宇文、段、拓跋等各个部落，居住地分布在辽河上游到河北、山西北部。氐族、羌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也来到陕西、甘肃地区定居。

西晋内部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郭钦上疏建议将胡族迁到域外，江统则提出“徙戎论”敲响警钟，认为如此放任不理恐会出现可怕的事态。郭钦阐述道：“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为使“裔不乱华”，应“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结果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匈奴的政权

八王之乱就是在华北处于此种情势下爆发的。304年，刘渊即大单于之位，成为匈奴首领，以“汉”为国号。他分封郡县给同族人以及羯族出身的石勒等功臣，于309年定都平阳，大有南下之势。第二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派遣石勒和同族的刘曜进攻洛阳，俘虏了西晋怀帝，然后又命令刘曜进攻长安，又将继怀帝之后被立为皇帝的愍帝俘虏，灭了西晋。318年刘聪去世，国内立即爆发内乱，刘曜和石勒镇压叛乱之后，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另一方面，石勒也加紧了自立的步伐，以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县）为都，建立后赵，与前赵呈对抗之势。

这个时期令人目不暇接的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从地区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位于华北两大战略要地的两大势力——以长安为中心、据于关中地区的势力和以襄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中山（今河北省定县）等地为中心、据于关东的势力——之间的角逐。据于关中的前赵与据于关东的后赵之间的对立，之后发展演变为后赵与进入关东的前燕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东的前燕与据于关中的前秦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中的后秦与据于关东的后燕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中的后秦、夏与进入关东的北魏之间的对立。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一直持续到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于439年统一华北为止。

21 五胡十六国时期地图

另外，在南北朝后期北魏分裂以后，据于关中的西魏与据于关东的东魏之间互相对立，以及在此格局下发生朝代更迭后出现了北周和北齐之间的对立。当我们通观南北朝时期时，据于关中的势力与据于关东的势力使得华北一分为二的分裂格局，从四世纪初开始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华北为止，这可说是这一时期华北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大特征。

关中和关东自秦汉以来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各自政治势力的根据地，因此才产生了后来华北两个政权之间的东西对立，而石勒和刘曜的独立，可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地区间对立最初的一个例子。

刘曜在长安修建宗庙和宫殿，让许多民众移居到这里，使长安得到充实，并且兴办太学和小学，致力于发展教育。这些政策表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据史书记载，刘曜好读书，常写文章，甚至还擅长书写草书和隶书。一提起胡人的君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蛮横而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或缺乏理解的形象，事实上并非如此。匈奴的刘渊熟读儒教经典《春秋》《左传》等历史书，甚至还通晓《孙子》等诸子的著作。相传建立前赵政权的刘聪也是如此，他从小聪明过人，熟悉经典、史书和诸子的著作，善于书法，工于诗赋。到了后来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宏（孝文帝）在学识上也继承了这些胡人君主的传统。

羯族石勒的登场

统一关东之后，后赵的国力得到充实，于329年灭了前赵。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出生时是居住在山西省武乡这个地方的匈奴羌渠部的一支——羯族族长的儿子。二十岁时惨遭不幸，当时山西发生饥馑，他被别人掳走，卖到山东做奴隶。

据匈奴之刘渊传记载，刘渊在建立汉政权前夕，他的族人刘宣对他说：“晋人无道，将我们当做奴隶一样控制。”这是刘渊、刘宣等匈奴人将汉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比作对待奴隶一样，而石勒则确实地落入奴隶的境地之中。他在被卖到山东的时候，还有许多头戴枷锁的胡人一路同行，从这里我们可以局部地了解到，当时胡人在中国内地的状况有多悲惨。

后来石勒发动了众多奴隶，变成盗贼团伙，成为首领，不断扩大其势力。此时刘渊反叛西晋，建立汉政权，中原则一片混乱。石勒审时度势，率领部下投奔刘渊，后得到刘渊的信任，被委以管理关东地区的重任。这为他后来飞黄腾达，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

当时，汉致力于关中的经略，而石勒则采纳了谋士张宾的计谋，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襄国为根据地，成功地在关东地区扩大其势力。而后在319年，当刘曜将都城迁到关中的长安，并将国号“汉”改为“赵”（前赵）时，石勒随即自立，将自己控制下的二十四郡作为赵国，即赵王兼大单于之位，史称“后赵”。石勒随后逐步西进，于329年灭掉前赵，第二年称帝。

石勒对汉族实施保护政策，严禁胡人凌辱汉人。另外，他还重视中原文化，严禁汉族厌恶的胡族风俗，如娶亡故父兄的妻妾为妻，以及服丧中结婚等。

当时，胡族与汉族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处于最糟糕的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了胡汉之间的严重对立，杀戮和掠夺横行。在这种形势下，石勒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可说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对立。这与后来历史发展由胡汉对立向胡汉融和、融合的演变，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联。换言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当时石勒所采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关于胡汉的融和与融合，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佛教与后赵

石勒之所以采取融和政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促使其皈依佛教的西域僧人佛图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他在乌苌出家，在克什米尔学佛。当时，北印度、龟兹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因此他传到中国来的想必也应该是小乘佛教。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痛心于石勒军队杀人如麻，便向石勒宣讲杀戮的不对，并谆谆诱导，最终成功使石勒信佛。

关于石勒皈依佛教的过程，流传着一些逸事。据说，有一天，石勒宠爱的儿子石斌突然死去，佛图澄竟然让石斌起死回生。为此石勒把所有孩子都送到佛寺养育，并在四月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日这天亲自到寺院灌佛发愿。

另外，根据佛图澄传的记载，他使用许多奇异的魔术手法，例如当众根据铃声预言未来的凶吉，让加满水的钵中开出莲花，将腹中的五脏六腑拉出、放在水中清洗后再放回腹中，等等，让以石勒为首的同时代的人们信服。

22 邺城遗址
汉代，邺为魏郡的治所。三国魏的时期，邺城被列为五都之一，《魏都赋》吟咏了其繁华。石虎的豪奢生活详细记载在《邺中记》里

由于这个时代战乱频仍，原有的价值观瓦解，越来越多的民众狂热地信仰从印度传入的、宣扬来世救赎的佛教。这时，佛图澄以及后来后秦时期因翻译法华经等经典而出名的鸠摩罗什等具有神异色彩和新知识的僧侣来到中国，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石勒之所以保护佛教，固然与其自身信仰有关，但大概也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在招揽人心方面宗教具有的强大力量。

然而，当时佛教也并非没有受到排斥。333年石勒去世，石虎废掉其继承人石弘，并于334年成为后赵的领导者。石虎当政期间，汉族出身的王度上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廷的官员大多赞同这个意见。

不过，对于这一废佛的建议，石虎却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换言之，关于佛教的信仰，存在着佛是否属于外来之神的争论，其中潜伏着胡汉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对我们思考此后五胡十六国、北朝各国对佛教的尊崇与王朝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石虎即位后，便将都城迁至邺。他是有能力的武将，但征用了过多的百姓充当劳役，其统治极尽奢侈淫虐。因此人心离反，石虎一死，后赵便大乱，其部下、汉人冉闵建立了魏国（冉魏）。

鲜卑的崛起

此时，位于辽西的鲜卑族人慕容皝于337年定都龙城，称燕王，伺机准备南下。鲜卑的名字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西汉末，而据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记载，鲜卑是战国时期在蒙古地区发展壮大的东胡的子孙后代。东胡被匈奴灭掉后（前206年），鲜卑便被匈奴统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到了一世纪初，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逐渐显露出独立的迹象。二世纪中叶，檀石槐成为首领（166年），统一鲜卑诸部，完全控制了蒙古全境，并积极向东汉发起进攻。到了三世纪初，以慕容、宇文、乞伏、拓跋等部为中心的鲜卑系部族，跋扈横行于内蒙古各地，同时由于晋朝的软弱无力，他们便向华北迁移。

在檀石槐的时候，慕容部便是鲜卑的一个组成部族，在右北平到上谷一带（今遵化到北京一带）游牧。到了三世纪初，从大凌河流域迁移到辽西，进行游牧的同时还从事农耕。

慕容皝是前燕（十六国之一）政权的建立者，他是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慕容廆的儿子。

23 东晋·十六国时期（四世纪）图

在342年到346年间，慕容皝对辽东、辽西地区的对立势力发动进攻，攻陷了高句丽的国都丸都，灭掉了夙敌宇文部，并再接再厉，成功灭掉了扶余。在这个过程中，他于345年改用自己的年号，巩固了前燕作为东北亚强国的地位。

348年，慕容皝去世，其子慕容儁继位，进一步扩大了前燕的势力，趁后赵混乱之机出兵席卷河北。357年，将都城迁往邺（原后赵的国都），一跃成为中原的大国，成为此后诸燕国，即前燕之后的后燕、在山东建立政权的南燕、在河北建立政权的北燕等多个政权的滥觞。

此时，在华北另一中心即关中生活着吐蕃系的氐、羌两个民族。后赵发生混乱时，氐族酋帅苻洪和羌族酋帅姚弋仲争夺霸权，苻洪的儿子苻健取胜后，于351年在长安建立前秦政权。这时，华北地区迎来了氐族的前秦和鲜卑的前燕这两个大国东西对峙的时期。

不久，五胡十六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英主苻坚即前秦帝位，灭掉前燕后，强力推行由石勒试验过的胡汉融和政策。自此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

胡汉双方的情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们曾提到，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之一、成都王司马颖（汉）被幽州刺史王浚（汉）所败，向匈奴的刘渊求救时，匈奴方面刘宣对此提出反对，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力谏刘渊不要理睬。另一方面，当时的汉族对刘渊则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有强烈的敌忾之情。

就这样，在西晋、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和汉族之间各自存在着自己（我）和他者（非我族类）的严格区别，各自怀有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强烈意识，相互否定对方。

在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双方基于这种意识，不断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抗争，而这个时期，在胡族和汉族之间，围绕着什么样的人才最适合成为中华世界的王者这个问题，意见上针锋相对，这种局面耐人寻味。

有一次西晋的忠臣、汉族人刘琨曾写信给羯族的石勒，请求派遣援军。他说道：“自古以来，诚无狄戎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将军长于军略，必建勋功。”

看起来，汉族人刘琨的口气还真不小，明明是向石勒求救，还对胡族说你们反正是当不了帝王的。

永嘉之乱时群雄中有一位汉族人王浚，他后来觊觎皇帝之位，石勒便适时劝进，反倒招致王浚对其野心的怀疑。据史书记载，对此，石勒的使者借用之前汉族人刘琨写给石勒的话，说道：“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所许耳。愿公勿疑。”（见《晋书·石勒载记》）王浚闻言，大悦。

石勒使者的口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他想到这一逻辑肯定能够说服王浚。而事实表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刘琨和王浚的事例说明，尽管当时汉族承认胡族的军事实力，并不得不依存于胡族的军事力量，但在汉族间却普遍存在一种歪曲的思想，认为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状况，与胡族相比，汉族在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而政治上、军事上却不得不屈服于胡族的压力，当汉族仍持有原来的夷狄观——夷狄禽兽不如，天生不过是汉族的奴仆——而又不得不应对现实的局面时，这种歪曲的思想便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思想，也可见载于当时的史书中。匈奴的刘渊曾说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的始祖慕容廆曾想招揽出身汉族名望世家的高瞻到自己胡族政权中为官，遭到拒绝，他不由感叹道：“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

这里所表明的是与前面完全相反的思想，即胡族也能当帝王。刘渊、慕容廆虽然是胡族君主，却对“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的汉族思想进行反驳，从他们的口中表现出超越这种思维的逻辑。

胡族的意识结构

然而，胡族一方的反驳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前赵、后赵时期关中羌族的统帅姚弋仲有四十个儿女，他总是教诲这些子女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并最终在晚年时向东晋派遣使者，请求归属。

姚弋仲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后秦的创建人姚苌的父亲，他的思想与刘渊、慕容廆不同，沿袭的是前述汉族的立场。那么姚弋仲为什么会持有这种思想呢？当时的史书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原因。由于姚弋仲上面的那段话是在后赵灭亡后不久说出的，可以推测大概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吧。

然而，从更宏观或更本质的立场来看，也可以认为这大致反映了姚弋仲对汉文化存在着某种情结或自卑心理。因为当时胡族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如汉族文化、胡族在农耕化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抛弃和自身文化的丧失以及与之相联动的，对汉文化的接受等，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会产生这样的情结。

另一方面，前面说到西晋的忠臣刘琨向石勒求援，对此石勒在回信中说：“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并厚待使者，赠予名马珍宝，其后断绝来往。

还有，前面也提到的王浚觊觎帝位时，石勒在呈送给王浚的上表文中，自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

在这里石勒对汉族的刘琨和王浚自称“夷”、“小胡”、“戎裔”等，显得十分自卑。表面上看石勒似乎与姚弋仲有着相同的思想，但石勒以“夷”自居的结果，是跟刘琨断交，虽然石勒在王浚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实际上却想着吞并对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与姚弋仲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他虽然自称“夷”、“小胡”，内心却是对汉族的强烈不满，有着走向独立的意志。

胡汉相互之间的他者认识

石勒的思想与姚弋仲的大不相同。那么，在当时的胡族中，具有姚弋仲那样思想的人，以及接近于石勒思维的人，是否是各自单独存在的？乍一看好像是这样的。

然而，当我们再往他们的内心深处迈进一步，并注意到当时胡族进入汉族地域并成为其统治者的这种时代背景时，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了。

由于这种心理因素很难作为史料留存下来，我们就很难具体地探求当时胡族的心态，如果硬要对此进行想象，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在胡族的内心或说在他们自己也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思想深处，他们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与他们对于独立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另外，前面我们也提到，鲜卑出身、奠定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前燕政权基础的慕容廆，以胡族君主的权威作背景，要华北的汉族名望人士高瞻出仕，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胡族政权吸收这类汉族士大夫进入自己的官僚机构，是看中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行政能力，或作为豪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这是胡族经营汉地的必要条件。因此慕容廆才会力邀高瞻出仕，却被胸怀夷狄观的高瞻拒绝了。

虽然高瞻的这种态度引起慕容廆的强烈不满，并有了前述的一番感叹，然而最终慕容廆并没有因此而处置他。

不过，据当时的史书记载，高瞻害怕受到处置，烦闷不堪，最终竟然担惊受怕而死。高瞻致死的事件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向今天的我们真实地传达了当时胡族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汉族对此的心态。

虽然个案不尽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可以认为在当时的汉族人心里，存在着在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而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地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既有歪曲的成分，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特别是当时的胡族统治者，注定要将“优越性”摆在最前面。

汉族和胡族所产生的变化

华北士大夫与江南政权

上一节我们论述了永嘉之乱以后，失去了正统王朝西晋作为依靠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对席卷华北地区的非汉族王朝所持有的种种态度。在上一节中，没有探讨这一时期华北汉族对江南汉族王朝的心态，以下就这点展开论述。

既然汉族对胡族有所忌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误以为他们会心系同样由汉族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新政权。然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汉族并非异口同声地认同东晋为继承西晋的正统王朝。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羌族酋帅姚弋仲那样，胡族也并非人人都忌避汉族的东晋政权，也有胡族承认汉族政权、希望归属汉族政权。在这些情形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

五胡十六国中有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前凉。在晋末战乱的时候，前凉政权的始祖张轨看到家乡安定（今甘肃省平凉）以西延绵的河西绿洲地带，农牧物产丰富，又兼有与西域交易的便利条件，同时还不会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于是要求前往担任地方官，随后成了半独立的状态。这是前凉的前史。

24 前凉系图

西晋灭亡后，西晋皇族、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改年号为太兴。这时前凉的领导者为张轨之子张寔，一直延续使用西晋愍帝的年号建兴，仍称建兴六年。后来，前凉也曾使用自己的年号（如年号和平），不久又恢复为建兴。此后在前凉使用建兴年号期间，李俨在前凉的领域内试图自立，尊奉东晋的年号，被前凉领导者张玄靓率众讨伐。

史书中有对这个时期局势的记载，说前凉民众听到李俨准备尊奉东晋的年号都非常高兴。这些记载表明，尽管西晋已灭亡将近四十年，前凉仍存在着尊奉西晋和尊奉东晋的两派势力之间的纷争。

换言之，在西晋向东晋过渡的过程中，在汉族内部产生了对于东晋政权的正统性的怀疑。然而我们可以指出，尽管如此，胡族政权下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大多心系晋家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政权，这也是实情。

宋的正统性

到了东晋之后的下一个江南汉族王朝——宋的时期，这种状况似乎又出现了变化。在东晋灭亡、东晋将军汉族人刘裕建立宋的前夕，东晋皇族司马国璠、司马叔道逃亡到五胡之一的羌族在长安所建立的后秦。

当时后秦皇帝姚兴问他们：“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璠等人回答说：“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由此，姚兴看到此时在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四川的东晋将士中，有许多反对宋的力量，于是意欲联合他们对宋发起战争。

另外，这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河西地区的酒泉，存在着五胡十六国的一个政权——西凉。西凉政权的王室自称是西汉将军李广的子孙，世代担任敦煌太守。最近，在甘肃省酒泉市区以西八公里的地方，发掘出据判断是魏晋时期最大的一处古墓，墓主被认定为西凉王朝的始祖李暠。而在晋宋更迭之时的西凉王李歆正是李暠的儿子。李歆在位四年，正值江南政权更替，此时李歆也计划率军讨伐刘宋。

司马国璠等人对刘裕的反抗，属于从江南出逃的人士、长江中游地区的将士的反抗，而李歆的反对则是河西地区汉族君主的反对，并不代表华北士大夫对刘裕的反对。然而，既然当时华北士大夫倾心归附于东晋政权，那么可以认为，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逃亡人士对宋的创建者刘裕的抗拒，同样也存在于华北士大夫身上。

25 河西走廊
从长安到堪称丝绸之路大门的敦煌，所经过的路线叫河西走廊。照片为武威地区的景观

更何况刘裕出身贫寒，并非像司马氏那样的贵族。考虑到这个时代人们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正如贵族的存在所明确展现的那样，华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强烈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刘裕灭掉了东晋而篡夺了政权，他的出身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厌恶战乱和胡人的统治，许多人从华北移居到江南。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也只是出现在东晋时期。自刘宋篡位以后，几乎再难看到有华北士大夫逃亡江南，这与此前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与江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抵触，也有一定的关系。

换言之，刘裕建立的宋王朝，是一个正统性备受华北汉族士大夫质疑的政权，同时引起了他们“对江南政权的离心”。刘宋建国时华北士大夫出现了一种趋势，他们对待胡族政权不再像本章前面所论述的那样采取忌避的态度，而是在华北统一的背景下，承认终于逐渐进入安定期的胡族政权为中原王朝，并给予支持。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

五世纪上半叶鲜卑拓跋部使华北再度统一，建立了北魏政权。在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中，为建立东晋政权的司马睿立传时，称其为“僭晋”即“僭越而称晋的司马睿”，而在为后来刘裕及其以后的江南诸朝皇帝立传时，都一律称之为“岛夷某人”，例如“岛夷刘裕”。华北汉族士大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连这种记载上的变化都受到影响（把江南政权视为夷狄）。

汉族士大夫追求的道路

反过来想想，在这个时期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或不断遭受异民族侵扰进攻的华北士大夫，他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包括接受异民族的统治在其王朝中出仕为官、虽然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却拒不出仕以显示身为汉族的矜持、尊奉江南王朝为盟主反抗异民族，等等。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华北士大夫尽管身不由己，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当中有实力的人士就会力图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

为西晋而在边境之地独守孤垒的前凉张重华（张轨的曾孙），曾在348年接待了东晋派来的使者，对方许诺封给他大将军的官位和侯爵的爵位。当时鲜卑的慕容皝所自称的燕国王爵已得到东晋王朝的承认。“为什么我们世代为晋尽忠守节，却只能封个侯爵，处在并非忠臣的鲜卑的下风？”因此张重华感到很生气，拒绝受领东晋使者带来的诏书。

到了张祚这一代，终于称帝，设置百官，不再尊奉西晋建兴的年号（当时为建兴四十二年），而改用自己的年号，为和平元年。

然而，在前凉阵营中，依然存在反对这次革命的势力。从建兴改元为和平的这一年二月，灾异频发。于是郎中劝谏他说：进行革命之事，臣窃以为不可。华夷之所以归系大凉，义兵之所以千里响应而至，是因为陛下是守晋的忠臣。现在自称承受天命，即位称帝，天下人看到这种行为，恐怕就不会再相信陛下了。前面我们提到李俨自立，尊奉东晋的年号，反对张祚，正是发生在这次革命事件之际。

换言之，当时前凉阵营中，同时存在着几种倾向，很难形成统一的舆论，既有尊奉西晋的（使用西晋年号，称建兴四十三年），也有尊奉东晋的（以中兴为年号），还有希望独立的（进行革命）。

前凉的张天赐执掌了朝政之后，在建兴四十九年改元升平（东晋年号）。这是受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其军威声震华北的影响，而此后前凉一直尊奉东晋的年号咸安，直至灭亡。（桓温北伐详情将在本书第四章展开）

至此，我们主要以五胡十六国之一前凉的政局变化为例进行了论述，审视了这一时期汉族士大夫的态度，从其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他们力图保持中华的传统以及为寻求和追随所奉正朔的对象而痛苦跋涉的身影。

这里向大家介绍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一位士大夫的故事。在永嘉之乱时，河北范阳出身的李产作为乡里的领导者努力保全民众，后来在石勒的后赵政权中出仕，任范阳太守。遭到前燕攻击后又开城投降。在李产的传中，有如下记载：

及慕容儁南征，前锋达郡界，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其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

众溃，始诣军请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僶俛归死，实非诚款。”儁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晋书》载记第十）

这段引文稍微有点长，但这则故事向我们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的苦衷。他们心里期盼着汉族正统王朝解放华北，却眼看着随着胡族势力的扩张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不由地发出天命为何的叹息。可以说这是生活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族士大夫共有的心情。

胡族与正统王朝

上面我们探讨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华北汉族的思想。那么，作为这个时期另一方的主角，当胡族入侵中原的世界或与中原的世界对峙时，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胡族对自己所灭掉的西晋王朝，并没有继续尊奉的意思，尽管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不过，胡族承认西晋是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前赵、后赵等政权之前统治中原世界的正统王朝。西晋作为对于胡族而言的异民族——汉族所建立的王朝，其正统性并没有被否认。西晋是统一中国、包摄华夷的王朝，胡族自身过去也曾作为臣下参与筹划——这种意识存在于胡族之中。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羌族酋帅姚弋仲告诫子女说：“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这说明姚弋仲具有以汉族王朝东晋的臣子自居的意识。

当时，四川有一个由蛮族賨人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其第三代君主李雄曾发表过支持东晋元帝的言论：“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即东晋元帝司马睿）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另外，据史料记载，在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的朝议上，有人指出：“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东晋建国时，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元帝得到“夷夏之情”即汉族和夷狄的支持。换言之，在东晋建国时，正如大多数汉族所认同的那样，尽管对于非汉族而言东晋政权难说稳如磐石，却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只是不应忘记，在这种情况下非汉族对东晋的承认，并不是认识到东晋是继承西晋正统的王朝，而是他们认为吸纳自己所占领的华北地区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的意向，有助于加强其统治，即非汉族的立场与汉族不同，他们是从更现实的观点出发，意识到当前支持东晋是上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鲜卑慕容部在慕容廆的时代，曾劝东晋元帝继承晋的正统而即帝位，到了其孙慕容儁的时代，慕容儁自己被群臣劝进即帝位，他先是谢绝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不久却即位，并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然而，承认东晋的这种意识，是否完全是胡族基于现实的利益判断而得出的结果？却也不尽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胡族中存在着认为自己或本民族不如汉族的意识，并因此认为本民族所创立的政权缺乏正统性，反而把江南的东晋政权推为正统王朝。例如，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中的其中一位皇族苻融即认为中华的正统性在于东晋。

而与这种意识大相径庭的意识当时亦在孕育之中。后来在胡族当中出现了认为自己是正统、江南的汉族王朝为夷狄、而我们才代表中华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要成为主流，仍然需要经过数番曲折的过程。

第三章

跨越胡汉之壁垒

苻坚的时代

冉魏的兴亡

我们在上一章审视了结束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混乱局面、成功使中国再度恢复统一的西晋，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之后又分崩离析，陷入比以前的社会动荡更为激烈、波及范围更广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势。同时我们也详细地论述了造成这一混乱的其中一大原因，即这个时期各民族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憎恶情绪。

这种憎恶最集中地体现在冉闵之乱前后所发生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虐杀中。冉闵出身汉族武将家庭，其父是后赵（由羯族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一）皇帝石虎的养子，因此他使用羯族的姓，称自己为石闵。冉闵智勇双全，深受石虎的喜爱，在后赵的诸将中有重要的地位。石虎去世后，他帮助石遵登上帝位。然而，石遵违背诺言，没有立他为太子，于是冉闵便杀掉石遵而改立石鉴。不料这次由于石鉴又要杀他，冉闵便认定羯族的人不足为信，将后赵王族几十人统统杀掉，自己即位当上了皇帝。

冉闵以大魏为国号，都城与后赵一样设在邺，于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少见的汉族政权诞生了。据说冉闵利用汉族对胡族的反感，对胡族施行大虐杀，将多达二十万的胡族尸首遗弃城外，任由狼群啃食。在这次对胡族的大虐杀中，但凡高鼻梁、蓄胡子的具有胡族相貌的人不分胡汉一概被杀，其影响波及四方，乃至演化成数百万的胡族在各地互相残杀的局面。因此中原地区的人们无法从事农耕，盗贼横行，大饥荒爆发。

随后冉闵的军队被羌族姚襄的军队大败，战死的士兵多达十万。冉闵政权内部陷入混乱，招致鲜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权前燕乘虚南进。352年，冉闵兵败，被前燕军活捉后被杀。

冉闵之乱是由于民族之间的憎恶而引发的一场真正的悲惨灾难，然而通观五胡十六国时期，历史在此到达了拐点，从混乱、崩溃渐渐向收敛、统一的方向转变。此后，各族之间的憎恶渐趋缓和，历史朝着胡汉融合的方向发展。

最初上场的主角是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以及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随后不久又经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的继承，永嘉之乱以来政局混乱几乎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华北地区，在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时期（439）再次实现统一。

本章我们将论述从跌入混乱谷底的时期向华北再度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这段历史过程。

苻坚的登场

五胡之一的氐族当时是生活在现中国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一个民族，他们以长安以西的武都、略阳为根据地，以杨氏、苻氏、吕氏等豪族为中心，势力不断增强，建立了前秦、后凉等政权。其中前秦是氐族的族长苻健在后赵石遵的时期从其麾下脱离出来独立后、领导其父苻洪的部下于351年建立的政权。

前秦定都长安，逐渐发展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与后赵瓦解后鲜卑慕容部在华北建立的前燕东西二分。苻坚是苻健之弟苻雄的儿子，生于338年，由于在苻健之后继承帝位的苻健之子苻生多行残虐之事，苻坚将其铲除，自己即帝位。

苻坚即位之后，立即着手治理内政，订立法制，抑制工商，奖励农耕，并兴修连接首都长安和地方的道路，对学问实施保护和奖励的措施。国力得以充实，文化获得发展。相传苻坚年幼时向祖父苻洪提出希望跟从老师读书的请求，祖父听后又惊又喜，说道：“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便准许他跟随老师学习。

这里所说的学问当然是汉族的学问，这段逸事本身不免让人觉得其中反映了基于汉族的歧视意识。在苻坚的时代，他推行了诸如提拔汉族士大夫、保护学问等与此前胡汉严重对立的华北地区大为不同的融和政策。

另外与此同时，对外苻坚于370年讨灭了雄踞华北一方的鲜卑慕容部创建的前燕，376年灭掉了前凉，进一步吞并了在北方不断扩大势力的鲜卑拓跋部，一时成功地统一了华北地区。

苻坚的政策

苻坚有汉学的修养，从即帝位时起便采用了汉族传统的治政方针施政，在此过程中，协助其施政的汉族士大夫王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种胡族君主与汉族谋士相配合的形式，前有羯族的石勒与汉族的张宾，后有北魏时期的太武帝与崔浩，而苻坚与王猛之间的亲密程度，可说是前述二者所不可比拟的。

有一次，氐族人、功臣樊世当着众人责备王猛说：“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这些言语表达了统治汉族地区的胡族将汉族当成为胡族耕作的奴隶，以及对不得不接受汉族出身的王猛差遣的不满。而王猛当即反唇相讥：“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考虑到当时胡汉的势力关系，王猛这么说可是非同小可的。果然，樊世大怒，“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王猛将这件事向苻坚报告。

图二 云冈石窟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下层北龛佛传故事 北魏
——山西大同市郊的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个，造像五万余躯，是北魏时期皇室经营的第一座大型石窟，是中国北方地区早期石窟的典型代表。此通高110厘米，为太子乘象故事。

图三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北齐
——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娄睿墓。娄睿为北齐武明皇太后的内侄，官至大司马。壁画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以长卷式展开。画面构图新颖，层次分明，人物生动，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

备受君主宠信的宠臣与王朝的功臣之间出现这样的冲突，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常有的事，而耐人寻味的是，苻坚听到王猛的报告之后，说道：“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将樊世斩首，为此还引发了氐族的骚动。因为在胡族作为统治者君临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相反的事件即汉族被胡族肃清本是惯例。

26 前秦（苻氏）系图

从“将汉族当成为胡族耕作的奴隶”这种思维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到汉人在胡族统治下的处境，而樊世的遭遇截然不同，这也可以看出苻坚对王猛非常信任。

只是，如果君主与宠臣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即便这个时期存在胡汉的对立问题，君主对宠臣的维护也不见得有多么奇怪。但是，苻坚却常常做出超过这种程度的反应。

苻坚的这种特点也局部地体现在前秦与夙敌鲜卑族所建立的前燕为了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决战时。当时，前燕王族、后来后燕的创立者慕容垂逃亡到前秦，王猛向苻坚进言道：“慕容垂……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然而，苻坚却说道：“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接受了慕容垂的投诚。在攻下前燕之后，他的这种力图跨越民族间壁垒的姿态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展现出来。

苻坚即位以来，陆续采纳和实施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礼仪，建造了明堂（中国古代用于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在国都的南边举行祀天仪式（汉族王朝最重要的祭典），躬耕籍田（皇帝所进行的农耕礼节），后来还命人举行了养蚕之礼，等等。

27 前秦全盛期图

平定前燕、成为中原霸主之后，苻坚随即更为热心地借助儒教理念推进国家建设，健全风俗，恢复了魏晋时代士族阶层人士的户籍，努力为前秦王朝收揽士族阶层的人心。

另外，苻坚将氐族本族人从中央迁移到前秦新占领的统治地区，而反过来将前秦征服的鲜卑、羌、羯等五胡各族迁移到国都周边，并加以宠任。佛教僧人道安被群臣评为“毁形贱士”，皇帝身边的人进言欲将其除去，而苻坚却对他信任有加，并虔诚地尊奉佛教。

民族融合政策之功过

贯彻这样的政策，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弱化了从根本上支持前秦政权的氐族集团的纽带，存在着导致王朝解体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氐族重臣屡次向苻坚进言，强调这种政策的危险性。

据史载，苻坚最小的弟弟苻融曾哭着进谏道：“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鲜卑、羌、羯……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然而苻坚却没有听从他的谏言。就连苻坚的谋士、汉族出身的王猛也对苻坚进言说，鲜卑、羌等是国家的仇人，是国家的祸根，应该把他们除掉。

群臣与苻坚之间想法不一致最为尖锐的表现，是在苻坚准备南伐时的朝议上。在统一华北之后，苻坚计划讨伐据于江南的东晋，后来引发了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这次南伐的计划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

当时群臣列举了种种反对的理由，包括东晋国内安定，汇聚了谢安等一批贤臣；东晋据有长江之险，易守难攻；中原刚刚平定不久，将士疲惫不堪；鲜卑、羌等异族受到优待，而氐族反而受到轻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劳师远征对国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举动，等等。就连苻坚所信任的王猛在生前也指出，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政局稳定，具有中国王朝的正统性，因此不能对其发动攻击。

对于群臣发表的上述意见，苻坚说道：“任由东晋如此发展下去，非社稷（国家）之利，我希望统一天下，拯救民众。”他不再允许群臣发表反对意见，在统一不久的各族混编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多达百万人的军队，挥师南征。

28 明代尤求《围棋报捷图》
从侧面描绘了东晋淝水之战捷报传送谢安的故事

结果以前秦大败告终，各族趁机发起叛乱。前秦这个由各民族各个势力组成的马赛克般的政权，瞬间瓦解。苻坚自己也在混乱之中，被羌族的姚苌所杀。那么，为什么苻坚会推行这些加快王朝灭亡的政策呢？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轻视本民族氐族，而优待甚至宠任汉族和鲜卑族。为了成就华北统一大业，结束长期的各民族对立的局面，当然是需要采用这些政策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多大的现实性？事实上，苻坚的这种民族政策弱化了与前秦统治的核心——氐族之间的联系，淝水之战后，华北再度回归到各族割据混乱的局面。

那么，我们能否把苻坚的政策看成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呢？当我们看到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这段战乱频仍的历史，便不能把苻坚的政策简单地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产物。人民追求和平与统一的心愿确实极为强烈。另外，在这些政策中，苻坚旨在确立王权的冷静而现实的判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典型地表现在他在重用王猛时却将氐族功臣斥为“老氐”的态度上。

五胡各王朝的政权显然并非是一君万民性质的体系所构成的，而是由王族、部族长所统率的各个集团的联合体组成。前秦是以具有这种结构的氐族集团为核心、以具有同样结构的匈奴、鲜卑的集团为外延，并包含各豪族所领导的汉族集团在内的国家联合体。虽然王权力图加强其权力，却存在着许多阻碍其扩充羽翼的因素。

尽管如此，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与其他政权展开难以避免的殊死搏斗并从抗争中胜出的话，那么对于在位者而言，就一定要强化专制君主性质的王权。

这个时候，从新征服的土地上获得人才、税收等资源，便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这些资源对皇帝、王族或各部族长的力量关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换言之，苻坚希望通过对其他胡族政权的征服，获得胡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对汉族的统治，获得人才和庞大的资源，并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确立和加强王权的目的。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北魏建国

前秦的崩溃使统一的趋势暂时逆转，然而经过此后的后秦、后燕、北魏的传承，华北逐渐脱离混乱的局势。最终承担起统一大业的，是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其发祥地据说在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北部，到了三世纪，在拓跋力微担任拓跋部领袖的时候，他联合各部，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中心集结势力，从此以明确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不断扩充其势力。到了四世纪中叶拓跋什翼犍时期，拓跋部发展成以山西省北部大同为中心的北方霸权，却遭受统一华北的前秦苻坚的攻击，其部族联合体暂时解体。

不过，随着前秦的崩溃，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将原来的势力重新集结，此后势力更是不断地急速扩大。

到了四世纪末，拓跋珪方才称帝（道武帝），建元登国，定国号为魏（386年）。到了396年，建天子旌旗，亲率四十余万大军，争夺中原霸主。这便是非汉族政权北魏的兴起，它可与欧洲历史上的法兰克帝国相比拟，亦是后来北朝各代以及隋唐帝国的母胎。

随后北魏吞并周边各国，在439年第三代太武帝在位时期，历经一百多年，终于实现了华北的统一，结束了混乱的局势，与江南的汉族王朝宋形成对峙。

拓跋珪的部族解散

鲜卑拓跋部是各部族联合而成的部族联合体，在前秦的时候被苻坚强行解体，拓跋珪则以重建联盟为目标。他曾依附在为部族联合立下功劳的贺兰部的首领贺讷麾下。

29·30 嘎仙洞
位于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的一处洞窟。1980年，在洞内的石壁上发现带有纪年为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几乎相同的文章收录在《魏书》礼志中，由于这次发现，可以确认鲜卑拓跋部的原住地在大兴安岭北部。左图为洞窟外观，右图为从洞内向外望的景观

当时，贺讷对他说道：“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向拓跋珪表示归顺之意。然而，正当各部族首领准备推戴拓跋珪作为部族联合体的领袖时，贺讷之弟贺染干却说：“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贺讷劝导说：“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汝尚异议，岂是臣节！”于是劝拓跋珪即王位。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鲜卑拓跋部作为部族联合体的结构。

成功地重新集结各部族的北魏初代皇帝拓跋珪在建国之后，推出此前五胡政权中从未有过的政策，即部族解散政策。

部族解散是指将拓跋部旗下各部族集中迁居到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为中心的畿内外地区，同时将此前各部族长对所辖部民的统率权收归国家所有。

据史书记载，“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另一方面，又把原本各部族长属下的胡族各部民变成直属于北魏皇帝的战士。

部族解散意味着与原来的五胡政权相比，北魏成功地创建了能够特别强化帝权的国家结构，奉命集中居住的鲜卑各族的大部分人，按东西南北等方位的原理，重新整编成“八部”，又称为“八国”，后来作为北魏国军的核心，成为统一华北的原动力。

非汉族国家北魏与汉族士大夫

前面我们通过部族解散的事例，说明了北魏与此前胡族政权的某些不同。我们在对北魏政权与以前的王朝进行比较时，首先最应该指出的是，北魏统治华北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段时期内，正是这个王朝完成了华北的统一大业，终结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并开辟了南北朝时代——据于建康的汉族王朝南朝与据于平城的非汉族王朝北朝互相对峙的时代。

北魏并非是如五胡各国那样兴亡交替、令人目不暇接的短命王朝，而是发展成被称为“北朝”、连汉族也都承认其正统性的一个政权。

然而，这并不等于北魏从最开始其正统性就得到汉族的认同。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汉族心里，整体上存在着在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而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既有歪曲的成分，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因此，北魏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汉族士大夫，他们认为“诚无狄戎为帝王者”，不能也不愿在这样的夷狄王朝里做官。

31 山西大同恒山悬空寺

前燕灭亡后，慕容垂在华北建立了强国后燕。北魏道武帝在进攻后燕时，由于军粮匮乏，便向群臣征询筹措粮食的方法。当时出身华北地区第一名门望族的汉族士大夫、清河的崔逞进言道：“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道武帝听后，认为崔逞的话是在侮辱他们，大怒，后来将崔逞赐死。

这里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太清楚，《诗经》的原文是：“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崔逞想到了《诗经》中“飞鸮吃了桑葚，叫声变得动听；居住在淮水的夷狄受到感化，献上珍宝”的典故，向道武帝建议以桑葚作粮食。这番言论显然是将鲜卑与飞鸮、淮夷等而视之，有侮辱之嫌。正因为如此，身为鲜卑族的道武帝才生气，最终将崔逞赐死。这件事表明，道武帝与五胡君主一样，都具有非汉族的意识。

32 北魏统一华北

换言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胡汉双方因军事上的优势、文化上的劣势而在意识上所产生的意识结构，亦同样存在于北魏初期。

崔逞的同乡崔宏曾在道武帝及其儿子明元帝的两朝中担任北魏宰相，最初他因为不想在异族政权中为官，准备逃亡到江南。然而，在逃亡途中被捉回，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到北魏朝廷任职。为此他曾写下咏叹自身悲惨命运的诗文聊以自慰，却因害怕受到处罚而终生未敢公开示人。

就这样，当时华北士大夫并不把北魏政权当成自己的王朝，对之完全不抱任何亲近感。因此，北魏为了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提出鲜卑是承受天命统治中国的主张。而北魏之所以为了主张正统性而推出这套逻辑，其原因就包括了汉族士大夫对异民族王朝的普遍抵制。

汉族的变化与崔浩

士大夫出现的变化

上一节所描述的华北士大夫对鲜卑或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的态度，到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据史载，北魏中期汉族名门出身的崔鉴认为鲜卑名族出身的陆叡才智度量出众，要将女儿许配给他。还有，北魏末年大乱时，汉族名士高翼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士封隆之发起了勤王之号召：“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极为讲究门当户对，汉族名门与胡族陆叡结成婚姻关系，意味着陆叡被汉族士大夫承认为一流的贵族。而“破家报国”这些言辞说明，汉族士大夫到了北魏末年已将北魏政权看成是宁可牺牲小家也要报效的王朝了，即把北魏政权视作自己所归属的王朝。

如此看来，可以认为从北魏时期的某一个时点起，汉族士大夫层对胡族和胡族国家的心情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呢？带着这个问题审视北魏政治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为北魏统一华北作出重大贡献的汉族宰相崔浩被诛事件的前后，正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

崔浩事件是指450年崔浩因编撰国史获罪被诛杀的事件。崔浩出身汉族世家，是前面提到的崔宏之子，时任北魏宰相。他在主持编修国史之后，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并将石碑树立在都城的大路旁。由于石碑上的记载“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毫不隐瞒地记述魏朝的事情，虽然详尽却并不符合典礼），引起朝野哗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乃至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都连坐被灭族。

这一事件的底下是胡汉之间的暗斗汹涌。大体上而言，可以说这是汉族士大夫将胡族视作夷狄而以江南政权为正统、胡族对此的反对和敌视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冲突。就此看来，这与此前的胡族观、汉族观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

然而，当我们稍稍深入地观察这一事件前后的状况，便可看到其中隐藏着巨变的前兆。确切地说，这些前兆包括：崔浩自己有着明确的态度（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并以此为基础摸索中国的前进道路）；除了崔浩以外其他汉族士大夫也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当时的皇帝太武帝在统一华北之后，野心日益增强，希望超越以前胡汉对立的立场而成为“中华皇帝”。

崔浩的意识

崔浩对北魏的承认并致力于摸索中国的发展方向，这表现在他从军事、行政、宗教等多方面对国家政治的积极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他计划对天下贵族的家世进行整理和排序。其近亲范阳卢玄在听到他的这个想法时，忠告说：“乐为此者，讵有几人。”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认为，崔浩不听从卢玄的忠告，才导致了后来的败亡，这表明崔浩的姓族分定也以胡族为对象。

如此看来，即便姓族分定是基于汉族本位的做法，但由于其基本框架是以家世为胡汉两族共通的标准确定上下关系，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种做法为胡汉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这种具有政治规划的胡汉融合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姓族分定政策得以推行，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之间就可以通婚。只是实施这种政策的时机当时并未成熟。直到崔浩死后四十多年，因创建均田制（对日本的班田收授制亦有影响）而闻名的孝文帝才开始推行天下姓族分定的政策。

普通汉族士大夫的意识

与其他五胡各国一样，北魏从其前身代国的时候起到北魏初期，都是采用暴力手段征召汉族士大夫。据史载，拓跋什翼犍的时期，他听闻燕凤的高名而希望将其招来当自己的谋士，便命令诸军将燕凤所在的代郡团团围住，并向城中的人们喊话，若得不到燕凤，“吾将屠汝”，城中的人们非常害怕，急忙将燕凤交出。崔浩之父崔宏在道武帝准备征讨后燕时，向东方逃亡，道武帝听闻其高名，派遣骑兵一路追赶，最终将其捉回北魏。

然而，到了道武帝之孙太武帝时期，征召汉族士大夫的时候便不再带有如此浓厚的强制色彩。据史载，太武帝统一华北（439）之前，曾在431年大规模招揽汉族士大夫，当时中央命令州郡“以礼发遣”，最终有几百人应聘，到北魏朝廷做官。其中具体个案详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体上而言，这一事件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已经采用了“以礼发遣”的招贤纳士方式，与北魏初年以前那种不容分说的征召大不相同。

那么，对于北魏王朝的这种“礼贤下士”，汉族士大夫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他们还保持着与原来一样的胡族观和胡族国家观，那么北魏官方的“礼贤下士”政策也会招致他们拒绝出仕。然而，实际上却有多达数百人的士大夫应召前来。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承认胡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了。

接受北魏招聘的士大夫高允后来回顾这段经过，感叹道：“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虽然他的描述略显夸张，我们却可从中了解到当时汉族士大夫承认胡族王朝并参与朝政的心情。

那么，汉族士大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承认胡族王朝呢？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主要因素是，这时北魏已逐步推进并完成了华北的再统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充分展现北魏朝廷自信的上述“礼贤下士”政策。这是因为北魏与此前短期内兴亡更迭、动荡不安的五胡各国不同，作为控制着华北广阔区域、政局稳定的政权，北魏的存在想必对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产生了持续的巨大压力。

另外，汉族士大夫以基于儒教精神的“经世济民”作为人生大目标，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承载着民众对他们践行“经世济民”目标的期待。他们对于从西晋末年开始、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乱状态必定忧心不已，而在这一乱世中兴起的北魏王朝所展现的柔软身段，会强烈地激励他们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而选择“明主”，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太武帝与皇太子

太武帝与时局

崔浩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胡族，尤其是其领导者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以下我们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正如前面讲到苻坚的政策时所说的，每当五胡的君主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时，就会与各自的势力基础即匈奴、鲜卑等胡族的旧势力产生冲突。纵观始于鲜卑拓跋部时期的北魏发展史，鲜卑民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强化帝权的举措常常与对汉文明的吸收、汉化政策等联系在一起。因为引进新的文化直接关系到王权的强化。然而，新文化的引进必然导致原有的做法、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因此，这样的行动常常遭到拓跋部下面各部族长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反对。

33 北魏（拓跋氏）系图

道武帝后来被其子清河王拓跋绍杀害，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与保守势力抗拒旨在强化帝权的各种改革（例如前面讲到的部族解散）不无关系。在道武帝死后继位的明元帝，反道武帝之道而行之，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从中也能看出保守势力与帝权抗争的影响。

明元帝之子太武帝继位后，凭借着父亲所恢复的强化的权力基础，再次依照祖法，接连推行各项改革，完善了官制和法令，并发动了许多征服战争。其结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北魏帝权的强化。然而，与此同时，北魏使得自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混乱不堪的华北地区再度恢复统一，其实力之强大，甚至凌驾在南朝之上。

这种局面意味着，苻坚先前所追求的中国全境再度统一的目标被提上了现实的政治日程。因此，这种局面当然也会对太武帝产生极大的影响，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考虑应对之道。

那么，太武帝对此有什么应对之道呢？当时有个汉族人叫寇谦之，假托受到太上老君的启示，对东汉末年产生于中国的道教进行改革，宣扬“新”道教。太武帝接受了寇谦之的教义，将“新”道教定为国教，决心成为太平真君（道教中的“救世主”）。此外，他还在灭掉十六国之一的北凉、统一华北之后的第二年，将年号由太延改为太平真君。

太武帝的意识结构

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太武帝在华北统一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一般认为，他针对新的局面，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开始以中华世界的皇帝作为自己的志向。此时，他所采用的道教并非原来的五斗米道，而是对原来的道教进行一番扬弃之后的新道教。这会让人想到，太武帝所构想的中华世界实际上并非对原来属于汉族的中华世界原封不动地全盘接收，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太武帝是历史上因推行废佛毁释而闻名的皇帝。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中一位皇帝、后赵的石虎，当听到在后赵做官的汉族人王度提出废佛建议（“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时，回应道：“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拒绝了王度的建议。

34 嘎仙洞祝文
在嘎仙洞发现的祝文中可以看到“可寒”等字样，可认为这是此后北方民族首领“可汗”、“汗”等称号的始源，是珍贵的史料

像这样，一般五胡的君主都认为佛教是外国的信仰因此与自己有所关联，对其抱有亲近感并加以保护。太武帝则不这么想。

太武帝在对南朝的宋发动攻击时，在给南朝皇帝发去的书信中自称为“鲜卑”，并以鲜卑民族的强盛为荣。另外，太武帝在位期间，北魏北方的乌洛侯国派来使节说道，拓跋部当年在现今乌洛侯国的土地上居住时，建有祭祀先祖的宗庙，现在进行祭拜仍然灵验。于是太武帝派出使节李敞为代表，前往那座宗庙祭祀先祖。1980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这座宗庙位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巨大洞窟内（参看插图29及图34）。这一史实表明太武帝在位时对自己的鲜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太武帝颁发的废佛诏，严令废除“胡妖鬼、胡神”，荡除“伪物”。一般认为诏书的执笔人就是当时负责草拟诏书的崔浩。崔浩一贯讨厌佛教，而太武帝所颁布的便是这样一位人物所拟成的废佛诏。如此说来，写有“胡妖鬼、胡神”的诏书是经太武帝本人批准的，而五胡中显然包含鲜卑。五胡的“胡”显然带有侮辱之意。太武帝基于何种原因，竟然批准了这份带有侮辱含义的诏书？经过如此一番推理，我们就能猜想到，太武帝本人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

五胡这个字眼原本是汉族创造的。另外，太武帝在进攻南朝统治下的盱眙城时，向南朝送去了一封书信，其内容流传到了今天，信中说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君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

这里所说的并州的“胡”是指东汉时期跨过长城迁居到中国山西的匈奴。原本“胡”这个字在秦汉时期专门用于称呼匈奴，后来其涵义扩大，于是有了“五胡”等用语，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等被称为“胡商”。

换言之，太武帝始终将自己看成鲜卑人，而胡是匈奴人，他将自己定位为统治鲜卑、汉族等各族杂居的中国的皇帝。

太武帝将鲜卑与此外的其他各族严格区分，并认为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争斗，无论胜败如何，都对自己有利。可以说这种狂妄的姿态与苻坚大不相同。另外，当时汉族士大夫尽管面对的是夷狄王朝，他们仍然强忍着屈辱，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而不断选择响应北魏官方的征召，为国政出谋划策，这一点也与苻坚的时期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下结论的是，从太武帝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开始立志成为中华世界的皇帝时起，胡汉对立的时代便逐渐向胡汉融合的时代转变。

皇太子所处的位置

太武帝根据这样的路线开始摸索统一天下之路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正在依照另一套方针构想北魏的未来，他便是皇太子拓跋晃。这位皇太子与崔浩以及创立新道教的寇谦之等人关系并不好。《南齐书·魏虏传》有如下记载：

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这段记载略显夸张，不过皇太子确实在太武帝的监护下被委以总揽实际国务的“监国”一职。另外，关于皇太子与崔浩的不和，还有其他的事例。

其中最严重的冲突是，皇太子笃信佛教，而崔浩却在其眼皮底下大肆废佛。皇帝亲信与作为下任皇帝的皇太子之间出现这样的分歧，可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如前所述，废佛是意欲成为中华皇帝的太武帝所实施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在追求中国再度统一的过程中所推行的措施。另一方面，据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记载，皇太子就任监国一职后，颁布了如下命令：

恭宗监国，曾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

也就是说，皇太子沿袭了中国古代周朝的政治思想，推行了振兴农业的政策。

据史书记载，由于这项政策的实施，垦田面积大增，同时禁止各种有碍生产的行为，例如饮酒、杂戏、弃农从商等。皇太子实施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政策，但可以看出禁止饮酒的法令与他虔诚的佛教信仰有关。

另外，北魏在此后孝文帝的时期还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在第七章论述）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是以中国古典时期的周代制度即周礼为范本的。周礼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制定国策的基准——从这个时候起，皇太子便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皇太子作为下一任皇帝，并不只是推崇和信仰佛教而已，他根据佛教和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描画出一幅相当明确的政治蓝图。

前面我们提到皇太子与崔浩等人关系不好，再加上前面刚刚论述的因素，也可以看出皇太子与太武帝之间的不和。换言之，当时太武帝与皇太子之间并非只是在废佛等方面存在分歧，还潜伏着关于北魏政权在统一华北之后下一步应该如何经营的深层路线的对立。

帝权扩大与抵抗势力

再仔细想想，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出现在北魏历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因此几乎可以说是贯穿北魏历史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里面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北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和皇太子之间的争斗案例，是早在中原处于三国时期、拓跋部首次明确出现在历史记载上的拓跋力微的时候。拓跋力微将自己的儿子沙漠汗作为人质送到中国留学。沙漠汗后来回到拓跋部，准备继承王位。各部族长却害怕拓跋部的风俗被汉化，便向力微进说沙漠汗的坏话，听信谗言的拓跋力微便将沙漠汗杀掉。这是北魏历史上政权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对立的案例。在北魏的建国者道武帝的时期也出现了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冲突（建国功臣卫王仪的谋反事件、清河王绍对道武帝发动的弑逆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是以部族解散为代表的道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激进改革措施与反对改革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皇太子拓跋晃的个案则是继这些事件之后出现的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冲突的又一个案例。

通观这些事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在追求帝权的确立及扩大过程中的举动，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曾论述。而身处其中的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的位置就很微妙了。因为他在与皇帝对峙时，很容易就会被卷入到反对帝权扩大的势力之中，但当皇太子即帝位之后，他也会走上跟先帝一样追求帝权的道路。

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见到的现象。然而，在北魏时期，皇帝尤其注重权力的确立和扩大。因为在北魏政权中，胡汉对立严重，皇帝严重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权力、政权分裂的危险。

北魏早在还是北方的代国时开始，便不断吞并新的地区和国家，当时的史书将原来居住在地方的人称为“新人”，而将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称为“旧人”，主要是鲜卑人。与前秦苻坚的情况相同，北魏帝权任用“新人”，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对“新人”的过多任用乃至依存于“新人”，反过来就会像苻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招致“旧人”的抗拒，甚至有政权瓦解的危险。相反，如果只重用“旧人”，又与北魏国土急剧扩张、统治地区内“新人”（主要是汉族）增多的现实相背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背离日益扩大。因此，当时的帝权便轮流将其重心放在“旧人”和“新人”上，可以说基本上注定了要将自身的权威放在超越胡汉对立的位置上。

太武帝是集双重矛盾为一体的皇帝，他一方面与鲜卑搞好团结，另一方面则重用崔浩、推行倾向于汉化的政策。他这种内在的矛盾，在超越胡汉对立、至高存在的皇帝身上得到统一。

统一了华北的太武帝，面临新的形势而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强烈地希望成为中华皇帝。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任用汉族出身的崔浩，采用寇谦之所力主的新道教。但太武帝的做法，遭到了自身尊崇佛教的景穆太子和北族势力等具有不同思维的各派势力的反对。

皇太子拓跋晃之死

这位皇太子在正平元年（451）六月戊辰突然去世。据史载，太武帝听闻太子死讯放声痛哭。然而，四天之后很快就将皇太子葬在北魏历代皇帝的陵墓中。别的史料显示，由于皇太子宠任的官员犯了罪，太武帝震怒，将该官员处死之后，皇太子因担惊受怕而死去。换言之，这说明皇太子的死有蹊跷。

皇太子去世的这一年是正平元年，正值统一了华北之后的太武帝倾巢出动征讨南朝之际。在此前一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出兵南伐，十一月便兵围徐州彭城，十二月渡淮水。很快攻陷淮西、淮南，在十二月底终于抵达南朝宋的都城建康对岸长江边上的瓜步山，并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第二年即皇太子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一，太武帝在长江岸边集结各路军马，论功行赏。紧接着在第二天即正月初二立刻回师，二月皇太子在鲁口（今河北饶阳南）的行宫接驾，三月回到京师平城。

抵达建康对岸的瓜步时，北魏军砍苇制筏准备渡江。为此建康城内高度警戒，紧张万分。然而，太武帝旋即从瓜步撤退北归。南朝为了应对这场战争而军民疲敝，南朝宋正处于历史上被视为全盛期的元嘉之治，却因此受到冲击而走向衰落，然而，北魏军在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军威之后，却“突然”撤退，令人费解。

从史料中找不到这时与宋结盟的北方蒙古高原的柔然有什么举动，也没有发现太武帝卧病不起等对实施作战有重大影响的北魏军内部突发混乱的记载。据当时的史载，南朝人对于北魏军队此时的突然回师也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来推测其原因，可以想到的包括长期远征将士疲乏、军粮不足等。但是，假设当时情况真是这样，既然已经作势准备渡过长江，在南伐的紧要关头于正月初一论功行赏，却又在第二天迅速撤退北归，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情形确实是不正常的。

在现已亡佚的《宋略》残篇中，则提到在太武帝南伐途中留守国都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谋反。太武帝闻讯派人向平城送信，谎称皇帝在南伐途中驾崩，并在皇太子前来迎接太武帝灵柩时将其擒拿。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认为这不过是流传于江南的小道消息不足为信，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如上所述的太武帝和皇太子之间的路线之争等因素，尽管现在不可能再现皇太子之死的细节，但在南伐军突然回师北归的背后必定是因为国都平城出现突发事件或太武帝接到类似急报——这种推断恐怕更有说服力。

前面我们对当时的具体状况稍稍进行了深入探讨。总而言之，在太武帝内心深处，既保持着鲜卑自我认同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思想，同时在这种意识之上，又带有开创更高层次的中华世界的图谋。这时，对于他而言，不在其意识之内的佛教想必被视为有害无益之物。这样一来，尽管与崔浩之间存在着基于胡汉两个民族的不同立场的区别，但可以说太武帝创造中华世界的志向最终与崔浩的追求是一致的，即两者都具有向胡汉融合的方向收敛的特性。

普通胡族的意识

除了胡族君主太武帝以外的普通胡族们（拓跋鲜卑）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拓跋鲜卑领导层的其中一人、长孙嵩非常反感深得太武帝宠任的崔浩。这样的反感是在当时拓跋鲜卑的许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是酿成崔浩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崔浩事件表明，在当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本族与外族的区别，而汉族仍然是受到排斥的异族。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大部分拓跋鲜卑的汉族观与五胡十六国时期其他胡族的汉族观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拓跋鲜卑从华北统一时起，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掌握了汉语。一般认为，这种情势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拓跋鲜卑对汉族的接受。

换言之，在太武帝时期，拓跋鲜卑内部也以不同于汉族一方的方式显露出变化的征兆，在新形势下北魏当时的国家体制将何去何从？它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围绕着北朝历史的发展，在第七章继续探讨。下一章我们将转而聚焦于与华北地区同时展开的另一个主要历史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

第四章

江南贵族制社会

东晋的贵族制社会

张昌、石冰之乱

在西晋中央地区爆发八王之乱的前夜，流入甘肃至陕西一带的羌族、氐族等非汉民族出现了问题，其中的一人、氐族族长齐万年于296年发动叛乱。

这场叛乱于299年被镇压下去，然而由于该地区除了战乱之外，又遭连年饥馑的袭击，产生了大量流民。当时有个一路护送流民的蛮族人叫李特（廪君蛮），他率领这些流民进入四川，攻陷成都后自立为王。后来，其子李雄于304年即成都王之位，306年称帝，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大成国（因此后改国号为汉，亦称为“成汉”）。

35 王导
（集古像赞）

为应对这一局势，西晋从湖北征派了军队入川，却遭民众抵制反抗。另外，当时因八王之乱而沦为难民的人群中，很多人选择南下，直奔当年粮食丰收、入川军队兵源地的湖北而来。

这时，蛮族人张昌（义阳蛮）宣扬将有圣人救世主出现在局势不稳的湖北地区，煽动民众发起叛乱。继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之后，长江中游的湖北也陷入大乱。张昌又将矛头指向湖北南边的湖南，乱象开始呈现出扩展到长江全域的趋势。

张昌的部下有一个叫石冰的人，他带领了一支别动队攻入长江下游的安徽和江苏一带。其结果，自孙吴政权灭亡后局势一直平稳的江南地区亦受动乱波及。江南统治阶层即当地豪族将这种动乱视为极大的威胁。

江南众豪族为了阻止这种流民之乱，推举顾秘、周玘为领导，联合西晋下级官吏出身、当时驻守江北的武将陈敏的军队，讨伐石冰，保住了眼下的安定。然而，随着八王之乱和五胡入侵，华北地区的混乱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为了躲避战乱的难民陆续逃往江南。总之，尽管石冰之乱被镇压下去，但是整个社会的难民潮却远未停息。

原本因讨伐石冰而立下大功的陈敏，看到中原地区的混乱局势，便希望在江南割据，于是谋求江南豪族的支持。然而，江南豪族看透了实力不足的陈敏而最终将其抛弃，他们与驻扎在寿春的周馥麾下的晋军里应外合，于307年将陈敏的军队剪灭。

此后不久，晋朝王族琅邪王司马睿被当时掌握西晋朝廷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授予安东将军和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职务，相当于统率江南方面军的总司令。他带着出身华北第一贵族、琅邪的王导及少数随从，来到建邺（旧称建业，后改称建康）。

司马睿政权的建立

江南的各家豪族希望保持难民不断涌入的江南社会的稳定。然而，不依靠王朝权力能否独力阻止难民潮？对此他们感到有一丝的不安。就在这时，司马睿前来赴任了，他带着朝廷授予的统辖江南一带军务的都督扬州诸军事这一头衔，同时作为皇族司马氏中的一员，又兼具正统性。另一方面，司马睿亦听从王导的建议，为了控制江南地区需要借助当地豪族的势力。

略经周折，两者结成了联盟，江南豪族扶植草创的司马睿政权，并在江南豪族首领顾荣的带领下，致力于提高司马睿政权的权威。然而，北方的危局日益紧迫，为避战乱而来到江南的人越来越多。

据史载，为了将这些南下逃难的人士笼络到司马睿政权下，司马睿的参谋王导发挥了罕见的能力，他鼓舞这些思乡悲叹的北来人士，向他们展示收复中原的大义。司马睿政权成功地收揽到这些北来人士，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36 玄武湖
据说因为南朝宋文帝时黑龙在这里现身，故名玄武湖，是建康北部的名胜（参看图39）

就这样，王导为司马睿政权的确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王导采用了亲北的方针，任命北来人士充当司马睿将军府的要职。然而，这种政策无异于辜负了江南豪族对司马睿政权的期待。不过司马睿政权与江南豪族的结合原本就并非稳如磐石。在我们理解当时江南的状况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江南豪族中，既有读书人辈出的吴、会稽等地的名族，也有江南其他地方的新兴豪族，两者存在鲜明的区别。另外，在人数日渐增多的北来人士中，也包括不少在西晋时期已跻身于江南豪族上层的贵族。王导巧妙地利用江南豪族社会所存在的这一“弱点”，成功将他们分化，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运转的主导权。

平定石冰、陈敏叛乱，为司马睿政权的创建立下大功的阳羡豪族周玘，眼见着逃亡而来的中原人士渐占上风而本地人屈居下首，感到愤慨，他在病逝前说了一句“杀死我的人正是中原来的人”，便一命呜呼。其子周勰遵从父亲遗命，发动叛乱。

倘若此时江南豪族能够实现大团结，大概会对此后江南政权的格局本身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即便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豪族周氏一族也无法展示出紧密的团结，因此在王导的政治力量面前，这次叛乱轻易就被镇压了。

37 东晋系图

在这种政局形成的过程中，北来的贵族所带来的先进文化对身为乡土人士的江南豪族产生了极大的威力。王导厚待吴、会稽等地名人辈出的世家人物，任命他们为九品中正制度下的郡中正，通过他们使中原的价值观在当地贯彻，力图基于这种价值观构建以中原为中心的秩序，使之凌驾在当地秩序之上。随后，这种等级秩序在成功分化江南豪族、收揽北来人士、建设东晋贵族制国家的过程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随着江南政权的发展，司马睿在当地渐孚众望。继洛阳政权崩溃、怀帝愍帝死去，司马睿于317年接受了在北方抵抗胡族的晋朝诸将、鲜卑的段部和慕容部等的推戴，即皇帝位（东晋元帝）。

不稳定的政权

如前所述，当时四川地区有李特等人割据，逃离四川的民众很多流亡到湖南湖北。有的流民为反抗在湖南湖北不断受到的压迫，发动起义。在镇压这次动乱的将领中有一个叫杜弢的人，他同情起义民众的苦衷，转而支持他们，结果这次起义发展为席卷湖南零陵至武昌等大片区域的大暴乱。

当时，司马睿手下掌握军权的是王导的从兄王敦，他凭借其部下、江南出身的将军陶侃、周访之力，平定了这场动乱。然而，自此以后，王敦的势力发展成连朝廷都不得不重视的潜在威胁，乃至有人私下传播“王与马（王与司马两氏），共天下”的话语。

38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帝陵出土文物
1972年，在南京鼓楼岗南麓的北大楼发现了东晋帝陵的遗物。出土的文物包括产于东罗马的玻璃杯、青磁等，照片为同时出土的金冠饰物。据推测，这座陵墓建于323—342年间

这时元帝出手应对这种局面，他重用刘隗、刁协等大臣，力图据此加强皇帝权力，压制王氏的势力，就连建国功臣王导也遭到疏远。

当时镇守武昌的王敦看到事态如此演变，勃然大怒。他打着除掉刘隗、刁协的旗号，沿长江而下，攻打建康防御要冲石头城。官兵大败，元帝被迫遣使告诉王敦说：“快快撤兵，否则我就回琅邪，你来当皇帝！”刘隗在紧要关头逃之夭夭，刁协被擒，而被王敦打败的元帝不久驾崩（322年）。

元帝之后由其长子司马绍即位（明帝）。明帝有“勇决”之誉，受到王敦一派的厌恶。明帝即位后朝廷与王敦之间关系再度紧张。

图四 洛神赋图（东晋顾恺之、宋摹本）绢本
——这里所载的《洛神赋图》是被称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位伟大画家的顾恺之（参见卷末“主要人物略传”）的杰作，取材于曹操之子曹植的《洛神赋》，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之一。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子曹丕、曹植也深受影响，文学才华出众。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曾说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声称文学的价值堪比治国宏业。《洛神赋》是一部痴情悲恋的诗篇，曹植以流经魏朝首都洛阳的洛水为背景，描写了与洛水女神之间既难以割舍、又无法实现的爱恋。也有人认为，曹植爱慕的女子被其兄长曹丕所夺，这篇赋正是曹植因悲恋而作。（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五 洛神赋图（东晋顾恺之、宋摹本）绢本
——这里所载的《洛神赋图》是被称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位伟大画家的顾恺之（参见卷末“主要人物略传”）的杰作，取材于曹操之子曹植的《洛神赋》，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之一。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子曹丕、曹植也深受影响，文学才华出众。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曾说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声称文学的价值堪比治国宏业。《洛神赋》是一部痴情悲恋的诗篇，曹植以流经魏朝首都洛阳的洛水为背景，描写了与洛水女神之间既难以割舍、又无法实现的爱恋。也有人认为，曹植爱慕的女子被其兄长曹丕所夺，这篇赋正是曹植因悲恋而作。（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时人们对王敦部下诸将的粗暴举止极为不满，就连协助明帝辅政的王导也害怕王敦的坏名声会给王氏一门招来祸端。另外，朝廷吸取了此前战败的教训，为防止五胡入侵，派遣勇将祖逖镇守朝廷北方的淮水流域。此时又命令祖约、苏峻等人回防建康，与王敦决战。幸运的是，战局进行中王敦突然病死，朝廷勉强渡过困难局面，王敦的同伙全被诛杀殆尽（324年）。

39 建康图

苏峻之乱

然而，明帝于次年（325年）驾崩，王导、庾亮、温峤等接受遗诏辅佐幼主司马衍（成帝）。庾亮原是明帝东宫时期的侍讲，后来其妹成了明帝的皇后，深得明帝宠任。由于存在这层关系，庾亮在幼主成帝即位后，以外戚的身份专制朝政。然而，庾亮施政推行的是严刑峻法，与王导的宽和政策大相径庭，结果大失人心。

在这个过程中，因平定王敦之乱而立下功劳的苏峻和祖约等人也对庾亮的施政渐感不满。庾亮以意欲侮辱朝廷为名解除了苏峻的兵权，调他到朝廷做官，而用自己的弟弟顶替其军职。因此，苏峻最终拉上祖约，举起了反旗。这便是327年的苏峻之乱。

当时，在历阳（今安徽和县）的苏峻渡过长江，一举逼近建康，并大肆烧杀抢掠。据史书记载，这时苏峻大军列阵于建康东面的蒋山（钟山），命令百官搬运物品至此，还裸剥士女，人们只得用破席子、茅草等勉强遮挡身体，而连蔽身之物都没有的就只好坐在地上用土覆盖，沦落至此，悲惨之声充斥内外。

此前庾亮为防不测事态发生而派遣温峤镇守江州，苏峻之乱爆发，庾亮便突破建康攻防的战线，投奔温峤，同时联合在平定杜弢之乱中立下大功、时任荆州刺史的陶侃一起讨伐苏峻。另外，时任徐州刺史、下邺地区流民集团的领袖郗鉴也前来助阵，陶侃方面一下子便在战局中取得了有利地位，在建康西郊的要冲石头城的攻防战中获胜，将苏峻斩于阵中，成功地平定叛乱（329年）。

叛乱初平，朝廷舍弃荒废的建康而迁都他处的议论又起。议论的人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都江西的豫章（今南昌），另一派则主张迁都浙江的会稽（今绍兴）。此时，王导指出建康乃帝王之都，不应该舍弃而迁到原本为蛮夷之地的豫章或会稽，打消了众人迁都的念头。

当时假若决意迁都到豫章或会稽，江南地区恐怕会一分为二，便无力阻挡北方强大势力的入侵了。甚至还可以说，此后南北朝时期也可能不会出现了。

以建康为中心、平衡东西的势力，在此基础上王导探索着江南政权的存立之策。其敏锐的眼神，准确地看清楚了需要作出哪些努力才能维持政权的结构稳定。

北府、西府的斗争与通向南朝政权成立之路

北府、西府的形成

即皇帝位的元帝司马睿重用刘隗、刁协等人，志在树立更为强大的皇帝权力，就皇帝权力本身的特质而言，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草创期极为脆弱的政权，必须在各派不同势力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才得以维持，在这种情形下追求扩大帝权，可说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述，这种政策曾屡次导致王敦之乱等种种反叛，将王朝逼入存亡的紧要关口。

不过从结果上来看，320年之后的十年里所出现的混乱，形成了以建康东面的京口及其对岸的广陵为根据地的集团（北府）与以长江中游的荆州为根据地的集团（西府），在这两大军事势力的微妙平衡的支持下，由各个涣散的集团混合而成的东晋王朝反倒嬗变为结构相对稳定的政权。从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江南历史便以这两大军事势力为焦点渐次展开。

前面讲到，在东晋政权草创期，为躲避华北的战乱许多流民南下逃到江南，成为江南地域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另外，仿佛尾随而至一般，以华北羯族出身的石勒为首的非汉民族势力向南进攻的势头也日益增强。在这种局势下，这些流民团结起来，成为一支潜在的军事力量，对江南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王敦之乱时，在平定叛乱中立下累累战功的祖约、苏峻等人，都以这股势力作为支持后盾。

北府之所以被称作北府，是因为其驻军的长官被封为镇北将军、征北将军，奉命镇守东晋的北部，统辖着北方正面军。而这支部队正是由大力协助平定苏峻之乱的郗鉴军团演变而来的。

另一方面，西府的前身则是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可称得上功劳最大的陶侃的部队。334年陶侃去世，东晋王朝考虑到西府所具有的重要性，派遣庾亮继任陶侃的职位。庾亮去世后，其弟庾翼前往赴任，这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他被封为安西将军、征西将军。位于荆州、控制着湖南湖北等广大区域的军政民政机关西府，在东晋后期所保持的势力甚至可与以北府为背景的建康中央相对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朝时期。

桓温的崛起

庾翼去世后，桓温成为西府的领袖。桓温的父亲桓彝在平定王敦之乱时立下军功，在苏峻之乱中守城战死。桓温在345年取代庾翼，成为荆州刺史（即西府领袖）。

桓温的功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灭掉在蜀地建国的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成汉）政权，收复了原本由其控制的失地。当时，蜀地处于成汉末年混乱之中，原居住在山区地带的少数民族獠族大举入侵平原地区。桓温对獠族发动攻击，一举灭掉成汉，立下大功（347年）。

至此长江上游形成了一股集合荆州和蜀的力量的大势力。朝廷当然对此时的桓温产生了戒备之心。制约桓温、同时承担治理朝政的重任，就落在桓温年少时期的朋友殷浩身上。

当时，在华北继承羯族石勒的大业、统治中原的后赵皇帝石虎去世，后赵陷入混乱之中，原归附于后赵的胡汉势力中有不少人希望向东晋称臣。桓温顺应这一形势，向朝廷请命进行北伐，同时亲令属下的武将出兵。

朝廷也顺应形势发动北伐，但当时北府的领袖蔡谟已经指出了这一决策有欠斟酌。这次北伐原本由桓温执行，朝廷本应只在一旁冷眼旁观。结果北伐以大败告终，殷浩便需承担失利的责任。

桓温由此对殷浩发动弹劾，剥夺了他的实权，将其流放，把原来殷浩的权力一并收为己有，掌握了整个长江流域的军权。接下来，他凭借这种威势，亲自发动北伐以了夙愿，从湖北出发，向北进攻长安。随后又进一步东进，转战洛阳，修复了位于中原中心洛阳的帝陵，于356年凯旋。

赫赫战功之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任何人都心知肚明。

40 谢安
（历代古人像赞）

桓温与拯救东晋的名相谢安

然而，正当凭借赫赫战功掌握了东晋实权的桓温实施土断、将北来的民众编入江南的户籍、致力于内政改革时，365年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政权攻下了洛阳。为此桓温再次北伐，不料这次一败涂地，仓皇退回徐州。反倒招致了鲜卑族的前燕、氐族的前秦南侵，桓温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至此桓温加快了篡夺王朝的步伐，而此时拯救东晋政权于危难之中的，是东晋后半期名相谢安。谢安出身河南陈郡阳夏的名族，年轻时即为王导所知，却无意出仕，在会稽的别墅与著名的书圣王羲之，基于老庄思想的著名清谈佛教的实践者、僧人支遁等人交往，直到年过四十，才出任桓温军府的副官（司马）。

桓温也深爱他的才华，努力培养提拔他，然而谢安自己却反对桓温的禅代。当桓温为禅代图谋而拥立的傀儡皇帝简文帝驾崩时，谢安巧施妙计，使简文帝立下遗诏将皇位传给简文帝之子孝武帝，而没有让桓温图谋得逞，保住了东晋政权。

此后不久桓温患上重病。由此，谢安预计桓温死期将至，设法延后禅代的时间。尽管桓温也知道篡位可能招致灭族的灾祸，对此却野心不死。然而373年，桓温禅代未遂，一命呜呼。

王导再世般的谢安施政

桓温去世后的朝政，便由拯救东晋于危亡之中的谢安全力承担。其施政在某些方面颇有王导的风范，所推行的方针旨在维持各派势力的均衡，并努力实施宽治。为此，他老练地因应当时局势，在桓温去世后将荆州的军权委任给桓温同族的桓辖、桓冲等人，从而谨慎地避免了朝廷与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成内乱，使东晋政权不至于被乱局所削弱。

另一方面，谢安提拔同族的优秀人才、亦受到桓温高度评价的谢玄担任北府的领袖，为守护朝廷而不懈布局。而对于谢玄的任用，并非只是为了牵制西府，还有一个与此同等重要的原因，即为了应对日益紧迫的江北局势。

前面我们在讲到桓温北伐的时候，曾提到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势力扩大。在谢安执政时，前秦迎来了明君苻坚的时代，前秦政权的势力达到了巅峰。其具体发展过程在上一章已作论述。任用谢玄主政北府，正是强大的前秦加紧进一步扩大南侵步伐的时候，他们已经深入到作为战略基地、易于对江南发动进攻的四川地区，以及隔着长江、与江南近在咫尺的淮南等地。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谢玄将刘牢之、何谦等勇将招到自己部下，努力充实北府的实力。结果北府军战果颇丰，屡破前秦军队。然而，这反倒更加刺激了前秦，苻坚遂于383年率领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军，兵分两路向南进攻。

前秦军南下势如破竹，主力部队攻陷了安徽寿阳，表现出一举灭掉东晋的气势。然而，其先锋部队在淝水之战中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大败，由华北五胡各族合并混编而成的前秦军，马上失去了控制，陷入一片混乱。淝水一战死者甚众，尸体堵住了河流，苻坚自己也被流箭射中，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单骑遁走。东晋军取得大胜，结局出人意料。

41 淝水之战图

据史载，东晋军胜利的捷报传来之时，谢安正在与来客下棋，只见他毫不动容，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沉着镇定。谢安送走客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当时他所穿木屐的木齿撞断了，他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可参看图29）。

这则故事说明，淝水之战的胜利是超出谢安意料之外的大捷，同时也展现了谢安这个人谦虚谨慎、感情内敛、始终一副从容不迫的典雅姿态，当时贵族社会的价值观亦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谢安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却被淝水之战后崛起的皇族司马道子所排斥。淝水之战两年后，谢安去世，东晋进入了司马道子专权的时代，在灭亡的下坡路上快速跌落。

孙恩之乱

谢安为了阻止桓温的禅代而拥立的孝武帝无心政治，将朝政完全交付给同族的司马道子，造成司马道子的专权。而司马道子也跟孝武帝一样沉溺于享乐的生活之中，于是人们对朝政的不满发展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局势急速地陷入动荡的气氛当中。

在这种形势下，孙恩领导的宗教叛乱爆发，东晋王朝的心脏地带——长江下游地区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

叛乱的主谋孙恩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侄子。

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是东汉末年张陵所发起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源流之一。在发动黄巾之乱的张角太平道的影响下，五斗米道宣扬人患病是因为人自身的罪过所致，为了赎罪便需要为他人服务。张陵之子张衡、孙子张鲁继承了五斗米道，在汉中、蜀等地区传教。张鲁归降曹操后，也在东部地区扩大教众，在贵族当中其信徒也不断增加。

孙泰拜钱唐的杜子恭为师学习五斗米道，通过幻术煽动民众，要求信教的人将所有的财产、子女都捐献给五斗米道。由于当时社会不太平，信奉孙泰五斗米道的人暴增。就连执政的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这样的国家中枢内部的人也被渗透，其信徒之多，可见一斑。

不久，孙泰看到东晋气数已尽，趁机图谋叛乱，却被司马道子发现，死于非命。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继承孙泰事业的孙恩起身为叔父报仇。

每每有信徒病死，孙恩便会祝贺道：“成仙了，是好事。”于是，他周围聚拢了一大帮不怕死的狂热信徒。399年，其数十万信徒一同起义。这场叛乱攻占了三吴之地，在进军途中出现了变态的做法，加入叛乱的妇女信徒因婴儿随军累赘，就将婴儿们放入袋子或笼子里，投入水中，说道：“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席卷三吴之地的孙恩军队，最终将矛头指向首都建康。

桓玄霸权

首都因此陷入了紧急状态，北府领袖刘牢之部下刘裕等人倾尽全力，好不容易才击退五斗米道的进攻。

然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次孙恩之乱为当时继承父亲桓温野心、镇守荆州的桓玄出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桓玄的军队沿着长江长驱直下，朝着建康而来。

桓玄率军顺江而下，表面上是为了保卫建康，使之不受孙恩的威胁。然而，实际上意欲攻占建康的孙恩军，已被北府的刘裕所击破。桓玄沿江东下的最大目的是篡夺政权，因此孙恩军虽然败退了，却丝毫未能阻挡桓玄继续东下的步伐。而司马道子等人无力抵挡住桓玄的攻击，最后除了依靠统领刘裕等部下的北府领袖刘牢之，别无他法。然而，刘牢之却没有听从部下刘裕的谏言，而是选择了袒护桓玄的做法。因此，桓玄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一派除尽。就这样，桓玄自己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楚，实现了桓温以来父子两代人的夙愿。

另一方面，桓玄对刘牢之、刘裕等北府军队实施压迫，成功地孤立了刘牢之。为此刘牢之激愤而死，这样的处境足以激起北府军队的怒火。

刘裕的崛起

刘牢之的部下刘裕出身从江苏彭城移居京口（今镇江）的寒门家庭，自幼丧母，幼年时期家境贫苦。据史书记载，宋第三代皇帝孝武帝时，准备拆掉武帝刘裕生前住过的房子。当时在这座房子起居室的床头上有一方土墙，墙上挂着蔓草做的灯笼和麻制的蝇甩子。这段记述生动地描绘了刘裕当上皇帝之后仍不忘贫苦岁月的朴实作风。

孙恩之乱给刘裕创造了一个提升名望的机会。当时，他在北府刘牢之下面担任将领（参军），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取得显赫的胜利，为他接任北府下一任领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北府的领袖刘牢之如前所述，被桓玄迫害致死，刘裕将为此群情激昂的北府势力集结起来，向桓玄发动突然袭击。

在这样的政局下，六朝时期的一代英杰刘裕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刘裕一举击破了桓玄大军，接着又再次大败逃回荆州根据地、试图东山再起的桓玄，并乘胜追击，将桓玄歼灭在从荆州逃往蜀地的途中（404年）。

凯旋的刘裕，恢复了被桓玄所废的东晋皇帝安帝的帝位，“再兴”晋室。然而，“再兴”不过是个幌子，谁都看得一清二楚，延续桓温、桓玄禅代的行动木已成舟，逐渐浮出水面。

刘裕的北伐

此后刘裕的动作便与桓温的做法极为类似。为了向内外展现自己的威势，为禅代做好准备，刘裕首先发动了北伐。

当时在华北地区，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势力不断扩大，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后燕被北魏所灭，其同族的慕容德在山东半岛一隅建立的南燕政权，在强大的南北势力的夹缝中勉强维系着。南燕一边抵抗着北方的威胁，一边趁着东晋末年江南混乱之机，准备向南扩张领域，向东晋境内的淮南发动进攻。刘裕抓住这个机会，向北发兵。

42 刘裕崛起时的东亚

刘裕灭掉南燕后，挥师西进，希望收复洛阳和长安。此举大概显示了刘裕北伐的真正所图。不过这时由于东晋军北上而建康空虚，孙恩死后以其妹夫卢循为领袖、处于雌伏状态的五斗米道趁机起兵，再次经水路向建康逼近。刘裕只好急速撤回江南。

43 统万城
建立夏政权的赫连勃勃征发十万人修筑都城，名为统万城，有统一天下、君临万国之意

守卫建康的北府将领何无忌、刘毅所率军队遭受卢循的攻击而败退，不过迅速赶回的刘裕重新稳住了阵势，在建康石头城对孙恩的残党予以迎头痛击，卢循大败、逃到广东。为了完全剪灭卢循的军队，刘裕派兵到广东，最终于411年灭掉卢循。

除去后顾之忧的刘裕再次出兵北伐，对羌族在苻坚的前秦政权灭亡后在关中建立的后秦政权发动进攻。不过当时的后秦已经不再有草创时期的国威，又遭受北方匈奴赫连勃勃的攻击，再加上明君姚兴已亡，正逐渐走向衰退，因此再也不是新兴的刘裕军队的对手。

凭借鸠摩罗什等人对法华经等佛教经典进行翻译以及佛教的盛行，在五胡十六国史上大放光彩的后秦，就这样灭亡了（417年）。

刘裕有个谋士名叫刘穆之，他对刘裕的重要性正如张良之于汉高祖刘邦。刘裕收复了洛阳和长安，正驻扎在长安时，刘穆之突然去世。值得信赖的心腹死去，正一步步推进东晋禅代计划的刘裕害怕江南大本营发生不测，下定决心急速南归。

当时的华北地区，陕西北部有匈奴的正统赫连勃勃，山西、河北被强大的鲜卑拓跋部北魏所控制，甘肃北部有匈奴沮渠蒙逊，他们都对长安、洛阳等地虎视眈眈。灭掉后秦的当事人刘裕南归之后留下了空白，我们自然能够预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此后随着历史的展开，江南政权陆续丧失在华北的据点，在与北方势力的较量中逐渐处于劣势。

刘裕讨灭了南燕、后秦，随后南归。与此同时，淝水之战后在混乱中形成的后秦、后燕两大国的均衡状态，由于北魏讨灭后燕开始被打破。审视华北的局势，我们可以认为，刘裕北伐又南归，一下使华北各势力重新洗牌，并为北魏最终实现华北的统一（439年）创造了契机。

土断的实施

刘裕与桓温施政的相似之处，也表现在内政方面。其中的代表性举措是土断的实施。我们在前面略有提及，所谓土断是指将从华北移居到江南的民众编入现在的居住地户籍，使之成为受当地官府管理的课税对象。

随着西晋的崩溃，为躲避华北战乱而向南迁移的民众，有许多成为豪族侵吞的对象，沦为无籍流民。为了避免混乱，东晋在江南当地按难民原来在华北故乡的所在地设置了同名的州、郡、县，新设与原有的户籍（黄籍）相区别的白籍，努力推进管理。

44 大夏石马
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政权时期的石马，现残存于西安

然而，这一体制（侨州、侨郡、侨县体制）是有问题的，就拿其基层的侨县来说，它只不过是在行政上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将难民群体临时冠以县的设置，而并没有真正的地域，因此基本上不可能充分实现预期目的。不仅如此，当地原住民与迁移来的人实际上是在同一地区居住，却以黄籍、白籍的形式区分不同的户籍种类，两者之间的不同甚至还包括税收负担、管理系统的差别，因此产生了各种歧视、混乱和不法行为。

土断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纠正这些弊害，以谋求国力增强。一般认为，桓温所实施的庚戌土断（364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庚戌土断的具体情况不详，而当时的史料显示，刘裕的义熙土断（413年）在设计时参考了庚戌土断的做法。

刘裕推行的土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于实施了土断，移住民的户籍从白籍改为黄籍。在这个过程中，有将侨郡、侨县废除，将侨民编入江南现住地的户籍之中的，而更多的是给原先没有境域的侨郡、侨县分配土地，从而使虚拟的侨郡、侨县的户籍落在实处，因此华北的许多郡县便实际存在于江南地区。正如东晋末年人士范宁在评论时政时所说的，“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自中原战乱以来，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来的民众已在江南传宗接代，大多数人都已将当地视为生养自己的故乡而定居下来。

在华北，自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的混乱，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华北的进程中趋于终结，历史逐渐向新的阶段演化。同样，随着较长时间的流逝，江南王朝——以北来人士作为江南地区的统治阶层，在与各势力保持微妙均衡的基础上，以收复中原为国策，同时以所谓一个征服王朝的姿态统治江南——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

军人政权宋朝的建立

420年，刘裕接受了东晋末代皇帝恭帝的禅让，开创了宋朝（宋武帝），成为此后宋、齐、梁、陈等南朝各朝的先驱。宋朝的一个很大特点在于，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

武帝在位时间很短，即位后仅仅过了两年便病逝。临终前，武帝下令北府的长官由皇族或近亲充当，西府的长官则由皇子担任。随后这一遗命在有宋一代一直得到严格遵守。

45 宋武帝刘裕
（晚笑堂画传）

魏晋时代自不必说，到了东晋时期，祖逖、王敦等以武将的身份活跃于政坛的贵族也很多。另外，北府、西府的长官也经常是由谢玄、庾亮等贵族受命担任。然而，宋朝则改变了这一路线，剥夺了贵族的军事权。这与东晋在西府与北府之间的角逐过程中灭亡、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刘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有很大的关系。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

文帝的政治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刘裕的晋宋禅代过程，就会发现禅代并不是顺利进行的，期间贵族曾对刘宋政权的正统性表示怀疑，并对之顽强抵抗。

少帝之后继位的刘义隆（文帝，424—453年在位）有一次准备将自己的宠臣、平民出身的书记官徐爰提拔为“士”，并对徐爰说道：“你到贵族王球那里，说是朕的命令让你坐在席位上。如果王球让你坐下，你就能够成为士了。”果然，徐爰去到王球家里，想要奉旨就席，王球却举起扇子拒绝。文帝听到报告，说道：“朕也就没办法了。”当时贵族有时候甚至能拒绝皇帝权力的介入，其力量可见一斑。

因此，文帝在位期间重用名门出身的王弘、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由他们执政。这其中可认为作为军人之子的文帝对“文”的憧憬和尊重之情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皇帝权力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以及将这种对立隐藏起来而使二者相辅相成的宋朝结构。然而，直到东晋时代仍然手握兵权的贵族丧失了这一权力，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得不说是非常重大的。即使在重用王弘等人、通过与贵族合议在国内施政有方的文帝三十年的治世（依其年号称为“元嘉之治”）期间，文帝也从来没有想过将北府、西府等军府的实权交给贵族。

46 宋（刘氏）系图

元嘉之治的终结

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前面我们讲到，建立宋朝的刘裕是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那么非贵族的下层人士的出人头地，首先便表现为以刘裕为榜样、加入军人阶层的形式。

文帝元嘉之治的终结是由于北魏的南下。文帝在其统治的晚年，鉴于国内安定，于450年在贵族的赞成下对北魏发动讨伐。然而，当时统治北魏的是兼并敌对各国、于439年统一华北的太武帝，其国力极为强盛。

因此，习惯了和平时期的宋朝军队在久经战场的北魏军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反而引狼入室，北魏军队一路进发来到宋朝领土，攻占淮南，一时号称五十万之众的北魏大军逼近长江北岸，与建康只有一江之隔。尽管江南被幸运地守住了，淮南地区却深受战乱和掠夺之害，荒废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对北魏作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宋朝因此国力迅速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47 宋文帝长宁陵石兽
位于南京北部。这座帝陵原推定为陈文帝永宁陵，经1972年调查后，确定长宁陵为宋文帝陵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时局下，文帝被皇太子杀害。紧接着，皇太子又被当时封在江州（江西）的弟弟刘骏（宋孝武帝，453—464年在位）打败，皇太子连同四个儿子一起被斩首示众，随后被弃尸长江，落得个悲惨下场。

疑心生暗鬼的连锁反应

就这样，孝武帝继了帝位，而子弑父、随后弟弟又将兄长及其家室统统杀光，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正常。然而，这样的事态一旦发生了，恶性循环蔓延，收拾局面的孝武帝本人也不免疑神疑鬼，陆续将自己的兄弟和同族人杀害。这种连锁反应不断传染，有宋一代自不必说，就连此后的南齐、梁等王朝也不能幸免，乃至影响到王朝的兴亡。

例如，明帝杀了孝武帝之后的前废帝夺得帝位，又杀害了孝武帝的十六个儿子，明帝剩下的十二个儿子，也在明帝之后的后废帝时期全部惨遭杀害。这种同族相残的悲惨事件最后的结果，便是宋朝的灭亡。宋朝的皇子发出了“愿身不复生王家！”的悲叹，这鲜明地呈现出南朝各代的精神状况：尽管试图摆脱疑心生暗鬼的泥潭，最终却深陷其中而无可奈何。

灭掉宋朝建立南齐的萧道成亲眼目睹了刘宋同族之间的相残导致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严防戒备，不希望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然而，南齐也同样亡于同室操戈，可见事件的本质并非如此简单。

削取贵族的兵权、手握实权的皇族之间倘若如此相互猜疑，大概只会信任自己能够相信的人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在现实中寻找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便只有转向异姓或出身低微的人了。刘宋政权被异姓军人出身的萧道成所篡夺，这个结果与这种用人方式不无关系。

刘裕从社会底层发迹，在靠自己的力量征服、杀害敌对者的环境中成长，像他这样的家庭教育，也会使自己受到影响。因此，其子孙继承了家族传统，成为具有权势和军事实力的皇子，如果亲族之间疑心生暗鬼，那么即使出现同族相残的事件也毫不奇怪。史书亦指出，宋皇族之间所发生的悲剧，其原因在于宋室家庭教育的缺失。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当时的历史，在刘宋以后南朝的历史中多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我们不能忽略还存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原因。

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以下犯上”的倾向

这个原因即是，尽管南朝存在等级森严的身份制，但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身份卑微的人力图向上爬的“以下犯上”的倾向。中央自不必说，在地方的军府中，下层的人也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纷纷推拥自己所侍奉的主公，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随之得到提升。

地位居上的人或明或暗地承受着地位居下的人所发出的这种压力。可以说，到藩镇赴任的皇子们正是在其部下提升地位要求的推动下，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被怂恿进行帝位争夺。

希望通过接近主公而向上爬的，并不限于军人。也有不少人试图通过非武力的手段讨好主公，从而提升地位。当时的史书对取悦皇帝而取得权势的人，有个特殊的称谓：恩幸。

皇帝处于国政的制高点，每天需要批阅的奏章堆积如山，数量之多远非皇帝一人所能处理。然而，皇帝内心深知，并不能将最终处理奏章的权限委托给贵族，因为他们对军人皇帝的卑贱家世嗤之以鼻，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皇帝的敌人。

另一方面，文帝之后即位的孝武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是一个因推进中央集权而闻名的皇帝。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当然需要有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人为自己服务。这种当政者的需要与平民层的抬头一拍即合，恩幸政治便应运而生。恩幸参政在文帝在位时已初现萌芽，而在孝武帝以后的南朝，则形成了一股明显的政治势力。

货币经济的发展

我们知道，恩幸当中既有出身商贾的，也有不少与商人相结合的。这些人的参政议政，与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关系。

据成书于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这本历史上著名的家训的记载，南朝出现了“二万斛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朝时期以长江为首的大小河川、支流等成为物资流通的渠道，这是五六世纪时世界上唯一的、并且极为早熟的物资流通形态。

这种景象从当时超越早熟的阶段，甚至可说是不正常的货币流通的活跃程度中也可窥见一斑。首都、三吴地域自不必说，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与之相连结的汉水等大小河川流域内，货币流通也非常盛行。华北则由于西晋末年的动乱、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基本上处于物物交换经济阶段，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

南朝时期货币流通的特点并不只是其使用区域的广阔。更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流通在五六世纪时已全面渗透到商业流通、国政、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用货币向雇员支付报酬，人们追求得到钱币，高利贷者通过借出货币获取暴利，官吏贪污瞄准的大多也是货币。商人们向大消费地建康运送物资，贵族、大地主的庄园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不同，那里生产商品供给消费地，被纳入商品流通的网络中。货币被用作交换的手段。

国家顺应这样的形势，推行以铜钱为媒介的税收体系，还用货币向官僚支付俸禄。尤其是到了宋齐之后的梁代更进一步，百官俸禄都用货币支付。

极为活跃的货币经济的局限

然而，这种简直有点异常的货币经济的繁荣遭遇了一大障碍。当时铜钱是基础货币，而制造铜钱的材料铜却非常匮乏。中国的汇票、纸币等是在六朝时期之后的唐宋时期才出现的。因此，当时铜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阻碍因素。

有鉴于此，当局实施了各种政策，例如实行实质性的货币升值，以前的一钱在今后具有十钱的价值，甚至允许民间货币铸造。然而，前者必然有其限度，而后者除了出现五花八门的货币样式，还自然招致不法分子有意在铸币中添加很多不纯成分以牟取利益。

尤其是在民间铸币中出现的货币不统一，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直到南朝时期结束，国家也未能找到有效措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梁代为了解决货币量的不足而采取将基础货币由铜钱变为铁钱的政策，却使货币样式的混乱进一步达到极点。

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之中的货币经济的进展，给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民众、尤其是平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平民纳税时，国家要求使用铜钱，并且必须是没有混入不纯成分的铜钱。这是一种严酷的增税政策，南朝后期民众通过改写户籍逃避征税，因生活贫穷所迫而反对官府的行为愈演愈烈，便与当时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有莫大关系。

48 南朝的太货六铢

总之，南朝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了货币供给量，而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甚至不得不引入铁钱。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我们考察南朝时期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不过，至于经济为什么能够如此繁荣，这与此后唐宋时期江南的繁荣之间有什么关系，其中的详细原因目前尚未十分明朗。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前面讲到的平民势力的抬头、或说南朝政界中存在商人出身的恩幸阶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南朝政权未能解决如此时代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结果造成了平民的疲敝和不满，从而极大地动摇了政权本身。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论述。

南齐的兴亡

自从450年北魏入侵以后，宋朝的国力便走上衰退的不归路，明帝在位期间，淮水以北至山东半岛一带的领土完全被北魏夺走。后来灭掉宋王朝而缔造南齐政权的萧道成（齐高帝），正是在北部战线中逐步壮大势力的军阀。

萧道成原是兰陵人。兰陵在山东省峄县境内，由于推行土断政策，在晋陵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设置了南兰陵，他便成了南兰陵人。他成为对北魏防卫的重镇淮阴（江苏省）的军阀，积蓄实力，不久被招至中央主持军政事务。接着在刘宋末年平定了皇族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荆州刺史沈攸之等的起兵，随后灭掉了衰弱的宋王朝，建立了南齐政权。

49 南齐（萧氏）系图

南齐初年的高帝及其儿子武帝的施政，一改宋孝武帝以来的做法，厉行改革，目的是为了复归到遭受北魏入侵之前、社会安定的元嘉时期的状况，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具有象征性的政策是废除了台使。

在宋孝武帝时期，为了稳定因与北魏交战而陷于困难的中央财政，中央向地方派遣钦差（即台使）督促地方官催缴税收。然而，这些台使大多以中央钦差的身份作威作福，干尽各种不法勾当。民众为他们的横征暴敛苦不堪言。为此，武帝之子竟陵王萧子良力陈其弊害，使朝廷废除了台使。另外，还推出政策，为了使地方官不为地位忧心，还延长他们的任期，以便改善民政。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通过这些政策就能解决问题的。宋文帝末年，为了与北魏交战，需要从民众中征兵，另外，自孝武帝以来，增税以及过重的劳役征用接二连三，而正需要台使执行催缴的任务。

另一方面，当时士人是免除税役的。各人的户籍上都有或士或庶的记载，以此作为区分。而有钱的庶民则设法贿赂官吏，将其户籍的附注篡改成免除税役的士人。486年政府对篡改户籍进行检查清理，并加强课税管理，由此引发了不满，甚至在南朝财政基础所在的江浙一带出现了唐寓之之乱这样的庶民叛乱。

这种篡改户籍的做法造成了士庶区别出现混乱，并导致恶性循环：承担税役人口的减少使财政进一步陷入困境，而进一步加重的税役则使底层平民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

另外，武帝并没有改变与前朝一样重用恩幸的方针。换言之，宋代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这种环境下即位的明帝，虽然致力于加强王朝的基础，却走的是恐怖政治的道路，陆续将诸王杀害，王室的团结进一步弱化，因此南齐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三年，便落下了帷幕。

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梁武帝的时代

梁的建国

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二十多人，这种残暴的施政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东昏侯所继承，最后被在雍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的萧衍（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所灭。

萧衍是南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齐萧氏族人，其父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齐开国功臣。萧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因文武双全、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历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有深厚的积淀，是个有修养的人。

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南齐末499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衍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武帝（萧衍）即便在隆冬时节也会在凌晨两点起床处理政务，满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推行宽政，致力于恢复疲敝的民生。在官吏录用政策上，一方面明确士庶贵贱的区别，另一方面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政运营，打出了重视个人才能和教养的方针，寻求贵族层的自我革新，并辅以官制改革，谋划对贵族制度进行重建。

为此，梁武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由于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时，乃至后世用诗讴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的改革

武帝即位后，立即招来竟陵王“八友”时期以来的盟友范云、沈约等人，努力解决宋孝武帝以来出现的、给政界带来极大弊害的恩幸政治。然而，经过宋、齐两朝的统治，本应承担王朝重任的贵族，其素质却急剧地下降，他们都失去了过去曾有的进取精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下层人、商人等赶走，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前面我们提到，萧衍出身南齐萧氏一族，是南齐朝中的贵族。只是南齐萧氏一族也是由于军人出身的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才得以跻身贵族行列，这就意味着，南兰陵萧氏虽然也是贵族，却具有“一步登天”的特殊性质。

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在这种“一步登天”的贵族中，有的人身上也有过去贵族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萧衍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信任的不是生命力渐失的老牌贵族，而是与自己相似的、出身下层贵族的读书人。

萧衍任用由此选拔出来的智囊，致力于礼制和法制的建设，旨在重建贵族社会。改革最明显之处体现在官制改革方面。在原来的九品官制下，官品数越低表示等级越高，即一品高于二品，二品高于三品。梁武帝对这种官制进行了大改革，采用了十八班制，将九品中的大约六品以上划分为十八个等级，官班数越大等级越高（即十八班高于十七班，十七班高于十六班）。

根据原来的贵族制规定，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天生就具有贵族的身份，在朝廷中居于高位，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人则不可能晋升到贵族之列。贵族不想担任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要职或需要评判争端的司法官，而喜欢出任像秘书官这样责任不太重大的官职。因此，官僚制的内部便逐渐形成了两类官，即由贵族出任的清官以及贵族极力想避开的浊官。

官僚本应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而开展工作的。然而这种官僚制中出现的清浊之分，却阻碍了皇帝权力的正常运作。武帝向这种僵化的官僚制开刀，对原来的等级进一步进行细分，并将等级高低的标示方式颠倒，据此改变了原来的标准，加强了皇帝对官僚制的控制。这明显地表现在将原来贵族不喜欢担任的、对犯法的官僚进行弹劾的御史中丞等对皇帝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种官职的官班，实质性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级别，进一步强化了皇帝权力对官僚制的控制。

另外，在推行十八班制的同时，武帝还对下层士族的官制六品至九品的等级进行了改革，将其分成七班至一班的等级，重新设置为“流外”，即非贵族最初担任的官职。

当时，贵族从乡品二品起做官（门地二品），而武帝的改革在原来这些贵族中加入地位更低的、从乡品三品至五品起做官的士族，显示了他重整贵族制的用意。

学术文化的繁荣

武帝即位后，在贵族子弟就学的国子学之外，还开设了名为五馆的学校。在五馆中，由精通儒教经典——五经的博士向学生授课。但五馆并非只是讲授学问的地方，还是进行考试、选拔官吏的官员培养机构。

当时，五馆的培养对象主要以出身寒门的子弟为主，即使身份极为卑微，也有机会得到录用。换言之，这项政策的特点在于，选拔官吏时不分地位尊卑，只论才能高下，从这一点上看，开五馆的措施可以说是此后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的其中一个源流。

50 《文选》

由于对学术的奖励，梁朝的学问非常兴盛。武帝本人即是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具有深厚造诣的当代一流学者，这样的人物处于政治的顶点，鼓励进行学问研究，形成了一种风气，不久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诗文进行汇编的诗文集《文选》、魏晋以来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等书籍，也出现了讲究技巧、辞藻艳丽、被称为“宫体”的诗文创作风格。

尤其是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从周代至梁代跨度大约一千年时间的诗文中，精选出内容深刻又兼具优美文采的作品。《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也被认为受其影响，是奈良、平安两朝期间读书人的必读书籍，并对《万叶集》等日本文学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及其虔诚的佛教信仰

在论述梁武帝时，不可忽略的是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武帝原本对佛教颇有研究，在其在位的中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变得更为热忱，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且他的信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乃至将佛教导入政治的世界，希望据此建设理想的社会。

武帝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举办大法会。中国人原本用牛等活物作为祭祀祖先时的供品（称之为“血食”），武帝认为这样违反了佛教的不杀生戒，便下令用水果代替。

佛教认为，世俗的世界是苦难的世界，苦难的根本源于人对不断变化的物质、现象的执著，只有断绝了这种执著，才能生出觉悟。这种思想将现世看成是没有实体的虚幻世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以及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纽带的民族，可称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儒教是对这种思想所作的体系化总结。因此，在儒教的国家体制下，皇帝却亲自取消了祭祀中的血食，这原本是违背传统的大忌。

在中国社会中，“孝”被视为是人需要具备的德目而最受重视，皇帝作为社会的师表，也有义务重视和实践“孝”道的要求。而武帝却对这一方针作出了重大改变。

武帝践行的四次“舍身”

武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虔诚，践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舍身”。顾名思义，“舍身”是指舍弃自己的凡身、自作苦行供养佛祖的壮烈行动，一般通过布施财物代替苦行。武帝在位期间，曾于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舍身”的经过是这样的：武帝御幸同泰寺，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皇帝脱下龙袍，身披袈裟，舍去凡身，以一介凡夫的身份为佛寺服杂役，为比丘、比丘尼开讲佛典。后来，群臣以一亿万钱将舍身的武帝赎回，大臣们恳请他回到皇宫。武帝三次舍身，又三次还俗。最后一次他再次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实行大赦和改元。

51 建康台城址
从明代南京城北侧的城墙眺望现在的鸡鸣寺。鸡鸣寺为明代在南朝梁的同泰寺原址上所建。照片中可见到的鸡鸣寺的山麓与明代城墙相接的地方，被认为是南朝台城的遗址

后世的史家指出，武帝如此奉佛的方式，招致了梁的亡国。表面上看，武帝的尊崇行为似乎脱离了常识，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一次“舍身”时所进行的大赦和改元。中国的国家仪礼通常依照儒教之礼进行。然而，武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虽然并非一切国家礼仪均如此）。

改元本是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皇帝所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改元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而大赦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武帝根据佛教的仪式，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佛教传播到中国，在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教徒人数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这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佛教遗迹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佛教得以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背景在于，汉帝国经过长达四百年的稳定统治之后崩溃，继而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到来，民众无法从原来的儒教价值观中获得自我解脱，只好从异国宗教——佛教中求得自我救赎。

另外，对于这个时期迁移到中国的非汉民族而言，佛教亦是起源于异国的宗教，因此成了容易接受的宗教。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渗透，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当政者寄希望于通过引进佛教来收揽人心。其具体事例在本书第二章已有论述，当我们根据这样的历史趋势在这里探讨武帝的舍身行动时，可以将其看成是这种历史状况下的一种结果。

总而言之，武帝践行舍身的行为，如果单从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中寻找原因则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一般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武帝的意图，他希望将舍身的仪式定位为借用佛教所举行的国家仪礼以及象征世间万象更新的仪礼，同时实现国家团结。

不应忘记的是，当时同样希望借助佛教实现镇护国家的北朝的行动，当然也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中，而他对佛教的虔诚崇拜，在追求实现天下再统一的南北两朝中亦具有意识形态战的一面。

然而，像武帝这样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虽然梁朝的统治使佛教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皇族放恣，亲信专权，贵族层开始在工作中避实就虚。

武帝的失政

武帝的六弟是临川王萧宏。这个人曾经担任对北魏作战的主帅，却临阵退缩，抛下部队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导致梁军大败，出了大洋相。然而，武帝却表现得很宽容，非但没有问罪，此后仍对他委以重任。有一次有传言说萧宏私藏兵器图谋造反。为此，武帝只带了一名随从前往临川王的府中，酒宴过后，对王府进行查看，发现府中有三亿多钱和满库的绫罗绸缎。原本临川王便是有名的贪婪无度之人，据史书记载，武帝因为在这次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萧宏藏有武器，非但没有责备他囤积私财，反而说道：“阿六，汝生计大可！”随后又高兴地畅饮起来。

除了萧宏之外还有很多例子说明，伴随着宽容的“仁政”而出现了皇族、亲信等人的放恣和专权，武帝却不加追究。再加上后来由于昭明太子（501—531）去世，武帝将昭明太子之弟萧纲（简文帝）立为太子，又招致了皇族的不满，诸王之间出现了不和，王朝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最终走向了灭亡。在这一点上与西晋的亡国有着相同的轨迹，可以说这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

然而，武帝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对政治流于放纵以及对佛教的崇拜所带来的危机。武帝本人对自己正在实施着的良政坚信不疑。

52 萧宏墓石兽
位于南京东北的江宁县张库村，除此以外，还残留有石柱、石碑

有一次，官员贺琛上书道，现在人民流亡情况严重，这是朝廷派出的使者横征苛敛所造成的；奢侈之风渐兴，官吏收入很高，热衷于饮酒作乐和蓄养女伎，为此不择手段地敛财；小人当官，权臣作威作福，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财政负担很重，而赋税又浪费惊人，为此民力疲惫不堪，应该精简节约，休养生息。

不过，武帝看到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对贺琛进行了全面的反驳，说自己注意节俭，但凡有所营造，一定都会支给费用，不会无偿使役民众。不近女色，不好酒乐。因此不知道奢侈之责从何而来。如果说官吏横征暴敛，到底具体是谁？说要精简节约，那么到底需要削减哪些财政支出项目？

然而，当时对于官吏的管理确实非常松弛，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越来越多的官吏鱼肉百姓，收取贿赂，贪赃枉法，王侯子弟及其随从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城中公然杀人越货，本应被官府缉拿的凶手却逍遥法外，种种不法行为在现实中发生。

武帝的通货政策

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前所述，南朝期间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而制造铜钱所需的原材料铜却相当匮乏，私人铸币导致了劣质货币泛滥，妨碍了货币经济的正常发展。

武帝即位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发行优质货币，致力于消除通货的不稳定。因此梁代江南地区出现了活跃的商品交易，据记载长江上甚至有载重量达二万斛的船只往来。

然而，523年（普通四年）武帝为了解决因铜缺乏所产生的问题，推出了一项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政策——铸造铁钱以便替代铜钱用作通货，同时采用铁钱向官员支付俸禄。这项政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其他角度来看，用铁钱支付俸禄说明了南朝货币经济渗透程度有多深，同时又凸显了当时货币经济存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也许可以说，铁钱的使用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货币不足。然而，一旦铁钱全面取代铜钱投入使用，由于铁比铜便宜，一定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偷铸行为，这是事前应该能够预想到的结果。换言之，可以预料使用铁钱将会使货币的信用急速丧失。六世纪三十年代铁钱价值的急剧下跌，便是明证。至此武帝的通货政策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侯景之乱

这样的经济混乱促使农民阶层瓦解，许多人流离失所，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正巧此时北朝东魏的将军侯景向梁朝请求归降。侯景是北方人，在北朝末年的大乱中发迹，成为东魏实际掌权人高欢的心腹。然而，高欢去世、其子高澄继承事业之后，侯景遭受中央的猜忌。看清形势的侯景携河南十三州的土地，向梁投诚。

53 梁建康图

无需征战便能得到河南的土地，梁于是接受了侯景的归顺。东魏立即出兵讨伐侯景，将侯景及梁派出的援军一并击败，再次成功地将河南的土地纳入东魏的版图。侯景被东魏打败，带领少量残兵逃到寿春。这时，东魏同时向梁表示了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意图，寻求与梁议和。梁朝内部经过一番讨论，接受了对方的提议，向东魏派遣和平使节。梁与东魏的议和，无异于将侯景逼入了死角。

于是，侯景串通对梁武帝心怀不满的临贺王萧正德，仅率兵一千渡过长江，于548年十月二十二日，对建康发动突袭。由于侯景的军队乘虚而入，都城陷入一片骚乱。建康上一次被卷入战乱是在武帝攻陷南齐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次遇袭，城内格外混乱。

据生于同时代的颜之推的记载，当时人们羸弱不堪，“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以为是老虎”。建国的功臣大多都已作古，后辈武将又都外派镇守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守备建康的官员打仗几乎都是外行。

侯景一边攻打西面的石头城、北面的白下城，一边自己领兵突破建康南面的朱雀航，渡过秦淮河，攻入城内街道。在此期间，仅有少量兵力的侯景军不断吸收对梁朝国政不满的民众，逐渐壮大起来，二十五日建康都城的四面都被侯景军的黑旗所淹没。

守城的梁军与攻城的侯景军展开了激战，这时各地援军先后抵达建康。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统兵三万，于十一月首批抵达。军粮不足的侯景军看到援军出现在都城的东北方，马上陷入了狼狈至极的境地。不过由于下雪以及初战告捷的有利条件，他们一举歼灭了萧纶军。然而，更多的援军随后陆续以建康为目的地集结而来。

建康的陷落

另一方面，在建康城内坚守的梁军发生了非常事件。担任守城军总指挥、此前孤军奋战的勇将羊侃突然去世。城内军心动摇，侯景趁机加紧攻城，陆续将登城车、火车、虾蟆车等兵器投入使用，又从都城北面的玄武湖引水灌台城，实行水攻，同时为了准备与援军的交战，放火烧毁建康南面秦淮河南岸的一大片民居和寺院，发挥了其百战磨炼出来的军事才能。

然而，援军方面都是由相互猜忌的宗室诸王统率的混合部队，无法统一指挥，其中甚至还有与侯景军串通，或与侯景军一样热衷于掠夺的军队。因此，本来为援军的到来而欢欣鼓舞的民众，立刻感到非常失望。

54 秦淮河与浮航
从位于南京南郊的文德桥远望孔庙。文德桥为梁代浮桥，修建在著名的浮航所在处。跟前是秦淮河

在这种形势下城中军民坚守了一百多天，城中储备已消耗殆尽，士兵争抢捕捉老鼠和小鸟，甚至将铠甲煮了吃。雪上加霜的是，侯景军在水源中投毒，城中的人身体发青脓肿死去，胀鼓鼓的尸体堆积在城内各处，“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呈现出一片惨状。围城开始时虽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兵三万，而到这个时候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只有不过两三千人。而侯景军方面的处境也很不妙，由于前往储藏兵粮的东城之路径被切断，单靠余下的粮草仅够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于是侯景心生一计，即佯装议和。当然议和只是表面的动作，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修补兵器、使士兵得到休养。

和谈的提议得到了皇太子的响应。老迈的武帝却从中察觉到侯景有诈，宁可战死也不愿议和。然而，皇太子力求道：“如今已被侯景包围很久，援军之间又相互牵制，无法出战。姑且接受和议，再作后图。”武帝犹豫半天，最后接受了皇太子的恳求，说道：“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千万别做出贻笑千古的事情。”

549年二月，双方缔约，朝廷割让江西四州，换取围困台城的侯景军撤退。然而，随后侯景并没有撤去围城的军队，虽经数度督促仍继续围着建康城。而在援军方面，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元帝）担心和议一成侯景更加肆无忌惮，撤走了对建康的援军，更加剧了混乱。

一直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侯景于三月撕毁和约，不分昼夜地再次对台城发动猛攻。台城再也无力继续抵抗，固若金汤的建康城于十二日最终落入侯景军手中。武帝被幽禁起来，觉得口苦而索要蜜糖未得，在台城陷落两个月后，这位八十六岁高寿的皇帝终了一生。皇太子即位当上皇帝（简文帝），却已经处于侯景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过是个傀儡。

元帝与江陵的陷落

击溃侯景、萧绎成为元帝

武帝死后，侯景企图拥立简文帝而发号威令，各藩镇并不听从。于是他首先派兵镇压物产丰富的三吴地区。自东晋南渡以来，三吴之地作为最富庶的地方以及南朝政权的经济基地，也因为侯景的侵略遭受到与建康一样极大的破坏。都城建康、三吴之地这些南朝最枢要的地区，就这样因侯景之乱而陷入了毁灭的境地。

另一方面，武帝的第七子、封在荆州江陵的萧绎一面保存实力，一面接纳逃出建康的朝臣和难民，不断扩充其势力。席卷三吴之地、企图向西延伸势力的侯景派兵进攻江陵，两军在巴陵展开激战。

当时萧绎任命名将王僧辩为讨伐侯景军的主帅，巧妙地指挥水军大挫侯景军的锐气。侯景军向建康败退，王僧辩又率军尾追，顺着长江直下，来到湓口（江西九江），在这里遇到从广东北上讨伐侯景的陈霸先。两军发誓合力讨灭侯景，一齐向建康逼近。逃回建康的侯景杀掉简文帝，自己称帝，虽奋力迎击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军队，却不敌从秦淮河北岸登陆的联军锐锋，向东逃去。然而，由于其部下在钱唐造反，侯景将成为累赘的两个儿子遗弃在水中，带领几十个手下向海上亡命，最终被其随从出卖。552年四月，侯景死在船上，了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就这样，王僧辩等将领努力平定了叛乱，又拥戴其盟主萧绎登上了帝位（元帝，552—554年在位）。不过，考虑到建康、三吴之地一片荒凉，无力承担朝廷运作的重任，即位典礼从原来南朝的帝都建康改到江陵举行。

然而，宗室内部的争斗并未就此罢休，元帝不得不与打着讨伐侯景旗号、从成都东下的武陵王萧纪争夺帝位。虽然这场战争以元帝的胜利告终，但在此期间，一直对四川虎视眈眈的西魏渔翁得利，乘虚将该地区占领。在这种形势下，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驻扎在汉水中游重镇襄阳、与元帝关系非常紧张的岳阳王詧投降西魏，并借助西魏的力量，向江陵逼近。

江陵陷落的悲剧

在西魏对江陵发动攻击时，梁的主力部队王僧辩等率领的军队，在平定侯景之后仍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镇抚工作，以及为防止北齐的入侵进行防御。因此，等不到王僧辩军的飞速驰援，江陵在554年十一月便被五万西魏军攻破。以文学才华卓著、酷爱老庄、著述甚丰而闻名的元帝，在江陵陷落时将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烧掉，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便死于非命。

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根据这一时期的正史《梁书》的记载，江陵陷落后沦为俘虏的人，被分给西魏的军将做奴隶，在严冬长途步行，被强行带到西魏首都长安。据史书记载，西魏军认为幼童和羸弱者忍受不住这种严酷跋涉，全部都将他们杀害。这个时候被绑架的人数，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说法：数万、十余万、一百四十万。考虑到西魏军人数为五万，大概十余万的数字接近于事实吧。

据记载，有个叫殷不害的人在江陵陷落时与母亲分离，他四处苦苦寻找母亲的下落。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到处都是老人、羸弱者冻死的尸体。殷不害一路号哭，呼唤着母亲的名字，看到水中漂浮着尸体便下到水里寻找，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母亲。他拖着冻僵的身体，大哭不止，寻找了七天，最终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另外，还有一位刘姓的士大夫，因为江陵陷落，被西魏将领梁元晖俘虏。刘氏在侯景之乱时几乎失去了全家，只剩下一个几岁大的儿子。他在江陵陷落后被绑架时，戴着脚镣，背着儿子被迫从江陵向长安进发。由于下雪路难行，他渐渐地体力不支。梁元晖命令他把儿子扔掉，刘氏舍不得，便请求饶命，甘愿自己代替儿子一死。然而，最终他的儿子还是被强行夺走，扔在雪中，而他则被拳棍驱赶着向前走。刘氏一步一回头，不住地凄惨号泣、呼喊，因疲劳和悲伤过度，几天后便气绝身亡……这两个例子都是史书记载的、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悲剧。

颜之推的《观我生赋》

颜之推（531—602年左右）是一个顽强生存在南北朝后期乱世中、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人物。他写的《颜氏家训》被公认为中国人为家族后代留下家教典范的众多家训书的第一本。颜之推一生遭遇独特，经历了南北朝时代繁盛一时的建康、江陵、邺（北齐首都）这三大王都的陷落、灭亡，先后在梁、北周、北齐、隋等四个王朝为官，渡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他还曾经为了摆脱军政严苛的北周统治，赌命带着妻儿乘坐小船在发大洪水的黄河顺流而下，从陕（灵宝）到河阴（孟津）一夜漂过七百里，完成了亡命北齐的壮举。

颜之推也是经历了江陵陷落、一路步行走到长安而生存下来的稀有人物。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观我生赋》，留传至今日。其中一节是：

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

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

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

此处描述的是江陵陷落的情景，可以感到，诗中充满了对类似前述的殷不害、刘氏那样难以想象的悲惨事例的痛恨心情。

颜之推在晚年时回首自己一生，给子孙后代写下了留传至今的《颜氏家训》。在这部书中，他说道：“自古以来圣人所著的典籍已告诉了我们各种高尚的做人道理。另外，魏晋以来的书籍也都记述有我如今希望阐述的种种想法。因此我现在写下这些话，就像在屋下架屋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写下来。因为现在我所记述的，都是刻骨铭心的事情，这并非古代典籍所记载的训诫，而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1]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颜之推希望将自己从侯景之乱、江陵陷落的亲身经历中所学到的道理告诉子孙后代的迫切心情。

建康与江陵是南朝国家的核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朝的政治、经济都以这两地为中心而展开。然而，因为侯景之乱，建康的繁华丧失殆尽，甚至三吴之地也受到牵连而荒废。另一中心江陵的繁华也完全消退，同时还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在江陵沦为俘虏、历经艰辛活着走到长安的那些人，除了极少数以外，一辈子为奴，终老一生。

俘虏之后的命运

西魏改朝换代变成北周之后，政府发布解放令，解除从江陵绑架而来的人们的奴隶身份。首先在565年六月，下诏恢复其中六十五岁的奴隶的自由。这是江陵陷落十一年以后的解放令。然而，从当时人的寿命来看，由于从江陵活着来到关中充为奴隶、年龄已超过六十五岁的人早是个不中用的废物了，这事实上不就是以赦免恩典的美名而行放逐之实么？

572年十月，朝廷再次下诏赦免从江陵被绑架到长安为奴的人。这一次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这是江陵陷落十八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道解放令却附带有别的条件。如果奴隶的主人仍然希望照旧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可允许他们以部曲、客女的身份留在主人家。部曲、客女是这一时期在奴隶和平民之间设置的一种身份，他们始终和奴隶一样都是贱民，并不具有普通平民那样的良民身份。主人如果希望把从江陵绑架来的奴隶留在身边，就可以以贱民的身份把他们留下来。如果这个人此前是个很称职的奴隶，主人当然不愿意完全给他自由，而是给他一个部曲的贱民身份，照旧使唤。

可见，在江陵陷落时捡回一条命、又被迫在寒冬的长途跋涉中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九死一生来到关中、而后在当奴隶的残酷环境中仍然艰难地活下来的人——就连这些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几个是能够获得自由身的。

从这种情况来看，颜之推尽管一生经历坎坷，却得以享尽天年，可以说实在是非常罕有。他留给子孙的训诫中说道：“自从侯景之乱以来，很多人悲惨地沦为俘虏。其中有的人虽然家世卑微，只会读《论语》、《孝经》，却也被尊称为老师。然而，也有不知多少代一直都保持着高贵身份的世家子弟，不通晓书籍，只得耕田养马，无一例外。从这些事例看来，无论是谁都应该勉励自己，努力读书……有了读书的本领，就有了依靠自己生存的资本。父亲、兄长不见得一直都能依靠。不论是故乡的族人，抑或国家的制度，并不能总是当成保障。一旦漂泊流离，并不一定会有提供庇护的人。只好依靠自身守护自己的生活。读书确实大有功德。”

[2]

这些训诫都是他本人根据前面我们所述的亲身经历，对子孙有感而发之言，并非只是空话。

颜之推认识到，在历经坎坷的人生中，贵族要想一直维持着贵族的地位，就必须不断磨炼身为读书人的本事。这种意识此后总结出了基于人才主义的科举制度，这是他亲眼目睹了基于血统、只重视门阀的贵族体制的脆弱性及南朝贵族体制最终无法克服这种脆弱性而走向终结的过程，从自己强烈的体验中领悟到的道理。

另外，颜之推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一个名叫田鹏鸾的宦官，因为他喜爱学问，为了保护主公而不惜牺牲性命。田鹏鸾原是蛮人，四五岁的时候便做了宦官，大概原是战争奴隶或被卖身入宫的吧。在这个时期，“蛮”并不是指北方的胡人，而是指极被汉人看不起的某些更为“愚昧”的种族。很难说在书中评价这样的人物是一种通例。不过，在阅读颜之推的著作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主张做个有学问的读书人的重要性，同时亦可以感受到，他对出于身份、性别、民族的不同而歧视人的做法，感到深恶痛绝。

这与旨在克服北方地区所出现的胡族和汉族之间的互相憎恨和斗争、致力于两者的和解和融合的行动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颜之推具有力图超越实行门阀主义、民族间斗争从未停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先进性。

陈朝的兴亡

陈霸先与陈朝

听闻江陵陷落的梁朝王僧辩等诸将，共同商议之后决定拥立元帝的第九子萧方智即位。然而，这一时代著名的文人、担任使节正与北齐谈判的徐陵向王僧辩进言说，为了防备因吞并蜀、襄阳、江陵等地区而变得强大的西魏，必须与北齐结盟。结果，王僧辩采纳了他的意见，迎接当时人在北齐、北齐要求送上门来接替梁国君主大位的武帝萧衍之兄萧懿的第五子萧渊明登基即位，萧方智成了皇太子。

55 梁·陈系图

陈霸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萧渊明并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再加上其中有北齐的介入，因此勃然大怒，于555年九月，从驻扎地北府京口发兵讨伐建康，杀掉王僧辩后，重新拥立萧方智上位（敬帝）。紧接着在两年后的十一月，接受梁的禅让，建立了陈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

陈霸先出生在吴兴（今江苏省吴兴）的一户卑贱人家。这是陈朝的一大特点。在此之前南朝的各代王朝都是由北方迁移到江南的人所建立的政权，而陈朝的创始人则是出身江南的军人。

出现这种情况与梁末的混乱导致以建康、江陵为中心建立的南朝贵族制国家的崩溃绝非毫无关系。如前所述，梁末的混乱导致贵族失去了往昔的势力，与此互为表里的是，江南社会中土豪、将帅丛生。据于长江中游的王琳、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陈霸先的政权也与这些势力具有相似的特性。

陈朝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端于在这个时代被称为岭南的、当时尚未开发的一大片广阔荒野地带——广东及其以南地区、而在江南的中心建康建立政权的王朝。陈朝丢掉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淮南地区也丧失了，是南朝历代政权中控制领土范围最小的王朝。陈朝以包括岭南在内的南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区域建立政权，就这点而言，可以说陈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6 陈武帝万安陵石兽
位于江宁县上方乡。万安陵被王僧辩之子王颁等千余人掘坟焚尸之事在《北史》中有详细记载。据说，当时陈霸先须发皆整，宛如生前

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反映了汉民族从江南延伸至福建、广东等南方世界，与当地各民族融合这样一种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一章论述。

梁代末年，在交州地区，有个叫李贲的人发动反抗梁朝统治的叛乱。陈霸先在讨伐这场动乱中立下了大功。相传当时梁武帝对陈霸先的表现大为赞赏，还派遣画师将他的容貌描绘下来。

派遣画师这一说法的真假姑且不论，而陈霸先从这时便开始逐渐加强与自己的嫡系部队以及当地势力的结合。正在这时，侯景之乱爆发。陈霸先为了救援国都，从岭南地区出发，顺便在途中与周边的豪杰建立关系，经江西北上，如前所述在湓口（江西九江）与王僧辩结成联军。

梁末陈初的叛乱

梁末陈初时期，南朝国家的基础、以建康、江陵为中心的地区荒废了，居住于这些地区的北来贵族所构成的上层结构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前一直隐藏在其下的南朝地域社会的结构便浮出水面。

对此，当时的史书如是记载：在梁末发生灾异的时候，成群的凶贼竞相蜂起，郡邑岩穴的首领，各村的豪强，通过打劫掠夺扩大势力。陈霸先与这些豪强结成婚姻关系或拜把兄弟，努力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

[3]

这些具体人物包括前面提到的长江中游的王琳、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人。例如关于其中的陈宝应，史书记载，他是福建晋安人，从其父陈羽的时候便开始拥有私兵，并参与晋安郡的郡政。有鉴于此，元帝任命陈羽为晋安郡的太守。随后到了儿子陈宝应这一代，陈家便形成了手握一郡军权、割据福建的势力。

陈朝为了控制其潜在的势力，由于陈宝应与王室同姓，便将其认定为宗室，并给予恩赐，其子女不分大小，全部都加以封爵。

然而，据史书记载，陈氏一族与福建的蛮族交往，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发型、言谈举止也模仿蛮族。不仅如此，还得到了蛮族的支持，成为族长，甚至还有血缘关系。

这些情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我们在上一章及本章论述了江南、荆州的货币经济的发达和六朝贵族文化的繁盛，从中探讨了江南社会的先进性。然而，其反面即与此相反的情况，实际上也存在于六朝时期的中国东南部的地域社会之中。前面提到梁末陈初出现了“郡邑岩穴之长”等割据势力，这句史书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里的“岩穴”指的是什么？根据当时的记载，穴也称为“洞”。从这个时期起到此后的时期，“洞”一般都是指非汉民族的村落。其分布如图57所示。

该图显示了孙吴时期因孙吴在江南的统治而受到打压的山越的分布，以及与该分布重合的蓄蛊（饲养毒虫）这一奇俗的分布。实际上，洞、山越、蓄蛊这三种现象均与非汉民族的存在有关。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我们大概可以直白地说，这是在南朝贵族制国家的中心建康、江陵崩溃时，其上层结构随之瓦解，存在于南朝国家地域社会基层的结构显露出来的结果。南朝地域社会的这种结构以及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如何为这种结构定位，关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将在下一章进行。

陈朝的灭亡与隋再次统一中国

对梁末各地所出现的土豪将帅层的割据势力的镇压，一直持续到武帝之后的文帝时期。文帝荡平了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割据势力，随后又成功平定了将王僧辩势力重新集结、割据长江中游的王琳一派，再度确立了对江南一带的控制。另外，宣帝时期又成功收复了北齐所占领的淮南，陈朝的国势得以稳步恢复。

不过，之所以能够从北齐手中收复淮南也有北齐自身的原因。当时北齐由最后的皇帝后主执政，其国势日渐衰微，因此才无力控制淮南。时代的大趋势，开始向承接西魏的北周倾斜。

57 山越分布图

北周于576年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北齐的讨伐。第二年统一了华北。北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除了原来自己的领土以外，其疆域还涵盖了之前北齐的中心地区、经济富庶的山东，直到梁武帝时期仍为南朝领土的四川，延伸至汉水中游的、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现湖北省），刘备与孙权展开激烈争夺战的、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等地。

对于定都建康、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南朝各政权而言，长江是一道天险。渡过淮水、再从长江北岸直接攻击乃至攻下建康，并非易事。然而，在长江天险的保护之下据于江南的政权亦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当遭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攻击时，就会变得极为脆弱。

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会谋划从汉水流域南下攻占荆州，再进一步顺江东而下控制孙吴。另外，梁武帝得以沿汉水直下攻占建康，而据于荆州的桓温、桓玄等藩镇势力对建康中央也保持着很大的影响。这些战略都与江南在军事上所处的地势大有关系。

在隋统一全国的前夕，陈已丧失了四川、襄阳、江陵等地。再加上隋在明君文帝杨坚的领导下，国力强盛，统一天下的气运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即将面临隋军入侵的陈朝拥立后主陈叔宝上台。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在宫中耽于享乐，沉溺于颓废的生活之中，无心问政。

隋军利用江南收获期比北方早的弱点，采取了万全之策，每逢江南进入收获期便佯装进攻，使陈朝疲于应对，而己方则无需大动干戈。

等到隋派遣大军五十万讨伐时，陈朝早已毫无抵抗之力了。就这样，陈最终于589年灭亡，后主以下、陈的王族官员被俘，连同大量战利品一起被押解到北方。建康的建筑全部被毁，作为南朝文化中心的建康，数代荣华归于荒芜，历经二百七十年的南北朝时代迎来了谢幕时分。

[1]
《颜氏家训》中的原文是：“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已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2]
原文是：“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出自《颜氏家训》。

[3]
原文是：“梁末之灾，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高祖应期拨乱，戡定安辑。”出自《陈书》卷三十五。

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孙吴与山越

六朝有象存在

有一本记载南朝时期历史的史书《南史》。在书中的一节有关于南朝梁代末年（552年十二月）的一段记载：“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

淮南是流经中国中部的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按现在的中国行政区划，指的是长江以北的江苏省、安徽省等区域。这段记载说的是，在淮南地区生长着数百头野生象。

在如今的中国，只有云南省南部仍有数量极少的大象栖息。然而，上面那段文字却告诉我们，六世纪中叶淮南地区至少有数百头野生象存在。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史书中还可以见到有关于野生象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野生象分布于更广的范围。如果考虑到“象”这个汉字的字形本身便是模拟大象的外形创造出来的文字，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断定，象在中国远古时期分布的范围还会更广。

要问我在本章的开头为什么会说这件事，那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这种情况虽然与第四章、第五章所讲述的南朝发达的货币经济等情形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当时淮南却有着能够供野生象、而且是至少以数百头为单位的野生象栖息的自然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又说明，绝对不能把这一时期在中国中部的淮南，乃至这个地区以南的江南地区的开发、发展的问题，想象成现今发展速度惊人的江浙地区的情形。所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江南为中心贵族文化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南方同时也具有如此浓厚的作为发展中地区的特征。野生象的存在，可说是向现在的我们象征性地展现了这种特征。

山越与短人

孙权统治时期的黄武五年（226），一个名叫秦论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商人来到吴国控制下的交趾（今越南河内）。当时，交趾的地方官吴邈派人一路同行，将秦论等人带去见孙权。孙权在召见他们时，询问了大秦的风俗习惯，秦论详细回答。当时，正好诸葛恪献上了平定丹阳黝歙（今安徽省南部）地区的山越时捉到的“短人”。秦论见状，说道：“这样的人在大秦国也很少见。”于是，孙权从这些山越俘虏中挑选男女各十人，赏赐给秦论，并派遣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出身的部下刘咸送秦论回国。

熟悉《三国志》的读者都知道，献上“短人”的诸葛恪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是诸葛亮（孔明）的侄子、孙吴的重臣。诸葛恪的功业中重要的一项即是上面所记载的对山越的讨伐。

山越是指“住在山里的越人”。“越”这个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吴越同舟的成语，以及因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出名的越王勾践。另外，现在中国也将Vietnam表记为“越南”。而在三国时期，正如本书第五章图57的“山越分布图”所示，对于与北方的魏相对抗的吴国而言，生活在山区地带的越人构成在后方牵制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势力在当时非常强大，乃至孙权低姿态向魏国上表谢罪书时说：“倘若我罪不容赦，我愿辞去现在的地位，归还江南的土地和人民，归隐于南部边境的交州，度过余生。”

诸葛恪平定了如此严重地影响着吴国对魏战略的山越，立下了大功。前面的记述中有“短人”说法，说明诸葛恪讨伐时俘获的山越人，身高与普通的汉人不同，明显很矮，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件事具有什么意义呢？

江南的“矮奴”

下面要讲的是此后的事情。唐代江南道有一个地方叫道州。当地人大多长得矮小，朝廷感到新奇，于是每年都给道州下达命令，让他们向朝廷进贡男矮人，称之为“矮奴”。当时，有个叫阳城的人到道州做地方官，了解到国家把良民当做奴隶的这种做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由于这项不讲理的政策每年造成当地百姓骨肉离散、痛苦不堪，阳城悲悯其遭遇，向朝廷上书，请求终止这项政策。朝廷因此免去了这项贡品，百姓感谢阳城，无不对他称颂敬仰。

道州是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的湖南省南部的一个州。那么，道州的人民本应是接受国家统治的天下的普通良民，为什么无罪无过却要被作为贡品进献到中央当奴隶呢？而且，这则记载中也说到道州人大多个头矮小，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道州在内的湖南南部地区，生活着许多非汉民族。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当时这些非汉民族许多人因为汉族的讨伐沦为奴隶。另外，在现代中国，南部的居民平均身高比北方人矮，一般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古代中原汉族与被称为越、蛮等当地非汉族的居住民混血的结果。总之，综合以上的因素，可以认为道州人具有浓重的非汉民族的血缘。

换言之，他们尽管仍具有非汉民族的特征，但在唐代便被编入唐王朝的统治体制，拥有了户籍，需要纳税，成为具有良民身份的新“汉族”。

这种情况与前面“短人”山越的情形结合在一起考虑，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情景：随着汉民族在这个时期向南方扩张，非汉民族的汉化过程也在广阔的范围内不断推进。

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

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

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中游，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坚力量，汉民族向周边的非汉民族步步紧逼，不断扩张，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们现在形成的对所谓汉民族的一般形象。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非汉民族，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此展开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与汉民族的一般形象颇为不同的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以长江中游、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四川地区等为例，具体考察一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于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在这一时期的中段即五世纪中叶，发动了大叛乱，对此汉族王朝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流传到今天。

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宋书·夷蛮传》）

这里有“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的描述，也许说得相当夸张，不过对于这场叛乱，当时的史书（尽管不是全部史书）留下了各次战役具体俘虏人数的记载，将数字合计起来，一共是十八万三千余人。

58 南朝宋代户口数表

当时，比此次叛乱稍晚的时候，南朝宋代编入户籍的人口总数记录为5,174,074人。另外，辖地包括从当时叛乱的主要区域长江中游至汉水流域的要冲雍州，其户籍总人口记录为157,999人。另一方面，在平定这些蛮族并俘虏了许多人之后，该地区依然残存有许多蛮人，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其总数不下一百万。

这里所说的宋代总人口数5,174,074人，是当时国家为了征收税役而通过户籍掌握的人口合计。由于当时逃离王朝的统治、被户籍制度遗漏的人非常多，因此当时实际人口总数，大概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不过，非汉族一百万这个数字，只是居住于湖北雍州一带的非汉族的总数，并不包括其他地区非汉族的人数。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当时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以及长江上游、刘备和诸葛孔明活跃过的四川地区即蜀地，还存在非常多的非汉民族。如果加上当时汉民族势力非常薄弱的华南的广东和广西地区，可以推定这个时期居住于中国中南部地区的非汉民族的总数与汉民族人数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我们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中南部的情况时，这一因素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多山之地福建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看福建的情况。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一处多山的地区，相当于我们在前面的“山越分布图”中看到的称为临海郡、建安郡的地区。然而，遗憾的是，现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对当时福建的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我们借用稍后的时代的史料，对当时的状况作一番考察。在十一世纪北宋时期司马光编撰的历史上著名史书《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九世纪的唐代，福建东部地区的黄连洞的蛮人，袭击了该地区汉族势力的中心地汀州城的事件：

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昭宗纪·乾宁元年”条）

另外，在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书《舆地纪胜》的一节中，记载了福建南部漳州的一处石碑的碑文：

庙碑云，公姓陈讳元光，永隆三年（682）盗攻潮州。公击贼降之。公请泉、潮之间，创置一州。垂拱二年（686）遂敕置漳州，委公镇抚。久之，蛮贼复啸聚。公讨之，战没。因庙食于漳。（“福建路漳州·官吏·陈元光”条）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唐代，福建东部和南部存在非汉民族，他们反对唐中央的统治，奋起抵抗。换言之，即使到了唐代，福建地区也仍然是氛围极为浓厚的“蛮夷领域”。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民族在福建地区进行开发所及范围，为以下两处地域。其一是与长江三角洲以南浙江南部相邻的福建东部地区。汉民族通过海路将开发浪潮带到这里。其二是福建省西北地区。开发浪潮从相邻的江西东部经陆路涌入。现今福建省的名称，是由福建省东部的中心福州与西北部的中心建州的州名构成，这绝非偶然，可以说，这个名称切实地保存了汉民族在福建地区扩张的历史过程。

到了唐朝中期，开拓的浪潮进一步扩大，此前被分割为西北部和东部的汉族居住地带，从此连到一起。进而在西部的山区地带，汉族又设置了一处在福建扩张的根据地——汀州，这座城的名字出现在前面的史料（黄连洞蛮袭击汀州）中。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提到，陈元光平定福建南部的蛮族之后，奏请朝廷设置漳州。通过漳州与汀州以及前面所说的福州、建州之间的联系，福建的开发从此前的福州、建州开发的阶段，进一步深入发展，乃至通过这些城市，汉族居住地带形成了一个圈。

59 现今福建省图
括号内为唐代地名

这个圈对原住民居住地区构成了包围之势，与前一时期相比，原住民显然被进一步压缩紧逼。可见这个时期围绕汀州、漳州的攻防战，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不断上演的争斗，大多以汉族一方取胜而告终。

60 科举中榜人数的变迁
（资料来源：佐竹靖彦《唐宋期福建的家族与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从唐代中期到唐代末期汉民族的移民，除了此前沿建州向福州的路线周边扩展以外，还向面积达到日本九州一半、当时称为黄连洞的广大非汉民族居住地带扩大。随后，该地区北半部在唐朝末年几乎完全中国化，此后汉民族与原住民对峙的最前线进一步向南推进，移到黄连洞南部、名叫潭飞礤的地方。

上面所论述的，是唐代以民族问题为中心呈现出来的福建地区的大体情况。此后到了南宋时期，受首都迁到杭州临安府等因素的影响，福建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展现出其文化的先进性，孕育了朱子学的创始人朱熹。然而，思考此前的时代，尤其是作为本卷对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这个地区存在着与这种先进性对比鲜明的状况。

在显赫的贵族制的掩盖下，这种状况以前几乎没有被人关注过。不过，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前述的汉族与非汉族人口多少的问题，它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存在的非汉民族在此后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本章开头提到的，可以认为与北方胡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一样，南方的非汉民族通过混血和接纳中国文化，成为新的汉民族。换言之，这个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向南方扩张、开发的进展、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地区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比日本全国面积还大的四川地区。现今四川省总人口一亿二千万弱，总面积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全国面积加起来还要大不少，是一个广阔的地区（总面积的数字是由四川省的面积和在行政区划上从四川省分立的四川东部大城市重庆市的面积两者加总而成）。耸立在四川南部的峨眉山以南的山区，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很多非汉民族。不过，在峨眉山以北堪称四川大平原的四川盆地，可以说非汉族几乎都不存在了。

然而，成书于北宋年间的著名地理书《太平寰宇记》收录了南朝梁代李膺的散文《益州记》，里面说到即便在距离四川省会成都东南八十公里左右的四川盆地的地理正中心，也有与汉族语言不通、具有独特的婚姻和葬礼形式的獽、夷、獠等非汉族。

61 獠族分布图
本图将从东晋时期到唐代各个朝代对獠进行讨伐、招抚过程中设置的州、郡、县、戍的名称整理在一起。朝代带下划线，其后所跟的州郡县戍便是相应朝代对当地的称谓。◎为唐代确认有獠分布的州。★为唐之后宋代时期也有獠分布的州。粗线、细线分别为行政区划道和州的边界

尽管如此，与福建的情形相同，关于四川非汉族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只有零星的记载，相关史料的总量极少。因此，这种情况会给现在的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除了极少的例外，几乎全是汉民族的地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根据魏晋南北朝以后稍晚的唐代一本著名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太平寰宇记》等资料，绘出被称为獠的非汉族的分布图，如图61所示。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獠的分布在南北朝时期自不用多说，即使到了此后的唐代，仍不分中央与周边，遍及四川全境。

对这份獠族分布图所示的各州县的设置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就会发现随着新的州的设置，许多新的县的设置都是在讨伐獠之后进行的。这种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置，与前面讲到的福建的情况相同，说明非汉民族居住地的中国“内地化”，即意味着纳入中央统治的州县的设置，尽管遇到非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这个过程也在四川地区如潮水一般汹涌地推进。

这个时期的四川作为刘备、关羽等叱咤风云的舞台，或因佛教盛行，或作为唐代诗人杜甫生活过的地方而广为人知，而对于同时存在上述汉化的进程，以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然而，当我们以四川的开发、汉民族的扩张这种视角进行考察时，不要忘了这种绝对不能忽略的现象与福建的情形一样，也在当时的四川地区出现过。

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

以国家权力之名义进行的大讨伐战

在上一节讲到的山越活动的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福建、四川盆地等地区，如今几乎看不到非汉民族的踪影（参考图62）。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存在的非汉民族此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其中一个侧面，即在国家的讨伐下非汉民族集团解体，被纳入南朝国家体制下。孙吴对山越的讨伐、在长江流域展开的大讨伐战、在福建地区对蛮族的讨伐并设置新的州县、在四川地区对獠族的讨伐后设置新的州县等，便是其具体表现。受到讨伐的非汉民族所面临的遭遇，除了在战争中被杀害以外，就是被编入中央统治下的郡县，成为士兵或奴隶，受人驱使。前面我们讲到道州的人民作为“矮奴”被进贡到朝廷、山越被赐给罗马的使节等，这些都是其中的例子。

就这样被编入国家的户籍、被征为士兵或奴隶而从自己的家乡和共同体中被孤立出来的非汉族，逐渐地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被迫中国化。

那么，最初这种讨伐是因何而起的呢？根据汉族的史料记载，之所以进行讨伐，是因为蛮族扰乱了汉族的和平。然而，当我们站在蛮族的立场看待当时汉族所推动的开发、汉族的扩张这个问题时，讨伐则意味着汉族对蛮族领域的入侵。伴随着讨伐，王朝方面掠夺了铁、铜、银、盐等物质资源。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蛮族被抓去当兵或为奴，王朝方面获得了人力资源。

62 现代中国民族分布图

在有四川獠族记载的史书中，可以看到与汉民族杂居的獠族也要按规定缴纳赋役。不过由于他们天性粗暴，很快就发起了叛乱。为此每年朝廷命令附近的州镇出兵讨伐。在讨伐中俘获的獠族，充为奴隶，被称为“压獠”。后来商人来了，也将獠族抓走作为商品。因此上至公卿，下至普通百姓，许多人家里都有獠族奴隶。换言之，当时在国家发动的讨伐中，带有对蛮族进行人力、物质资源掠夺的浓厚特征。

一般认为，这种讨伐是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然而，这一层面的中国化并不是这个时期非汉民族中国化的主要方面。通过与普通汉族更广泛的接触而实现的非汉民族的中国化，正在这一时期深入进行。

蛮与普通汉族的交流

前面我们提到，有商人将蛮族抓走进行买卖。当时确实有许多商人为了贩卖獠奴以及当地所产的翡翠、象牙等物产而深入蛮族的聚居地。而蛮族自己也来到蛮汉交易市场。还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为了找蛮族报杀父之仇，来到市场将杀害父亲的蛮人杀死，当地的长官对其为父报仇的举动感到钦佩和赞赏。

另外，在农耕生产的现场也可以看到蛮汉的交流。关于居住在四川北方山区的蛮族的生活，当时的史书有如下记载：

土地刚卤，不宜五谷，唯种稞麦。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五百石子也。（《华阳国志》“巴志·汶山郡”条）

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存在有作为季节劳动者的蛮族。蛮族与汉族之间在生产现场的这种交流，对蛮族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是一个唐代的事例，也可以作为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汉之间的交流进行时的参考。

唐代岭南（广东以南地区）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叫山魈的怪兽。山魈独足反踵，手足有三个开叉。这种怪兽，雌性的喜欢涂抹红色和白色的粉。山魈在大树上筑巢居住，上面还有木屏风和幔帐，并储藏有丰富的食物。汉人上山时，总会随身带上许多脂粉和钱。被称为“山公”的雄山魈必定要汉人给钱，而被称为“山姑”的雌山魈必定索要脂粉。另外，他们每年都会跟汉人一起耕田，汉人提供田地和种子，山魈从事耕作。谷物成熟时，他们与汉人一起分配收获。山魈个性秉直，说分配时多要的会遭天谴得病，绝不敢多要。

这是成书于唐代的《广异记》中所记载的事，这里所说的山魈显然应该是被拟兽化的某种人，可以让我们对蛮族通过生产现场中的交流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有一种具体的印象。

另外，当时也已经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流，其性质与商品流通、生产现场的交流不同。这种交流是蛮族皈依汉民族的宗教。

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晋书·李特传》）

这段话中的賨人是蛮的一种，他们成为中国的民间信仰——道教的信徒。他们不仅在物质的层面，而且在精神的层面也受到汉民族的强大影响，在这点上，蛮人皈依汉人的宗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可以说都是在汉族和蛮族根据自己的自发性意志而进行的经商和开拓过程中所产生的蛮汉交流，而许多汉人为了逃避国家的严苛征发而故意逃到蛮族地区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那是因为在不被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征发，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征发基本上也不像汉族地区那样沉重。

当时像这样的各种层面的蛮汉交流，发生在中国中南部地区汉族不断向前推进的“开发”前线。

上面我们探讨了蛮族与普通汉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宗教层面的接触，这些交流都是促使蛮族中国化的因素。这是因为，在对蛮族和汉人进行比较时，二者间存在着“未开化”与“文明”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两种文化一旦接触，尽管“文明”也可能会受到“未开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文明”对“未开化”都会展示出优越性。

蛮汉结合与土豪

在“中国化”这个大趋势下，当地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联合”以及汉人的豪族化。据载，孙吴时期浙江人贺齐出任蛮族地区剡县的地方官。当时县里一个叫斯从的地痞官吏为非作歹，贺齐准备收拾他，却被主簿劝阻说，斯从出身县里的豪族，山越都听命于他。你今天惩治了他，明天山越就会进攻过来。贺齐听闻此言，勃然大怒，当即斩了斯从。斯从的党徒纠集在一起，总共有一千多人，发兵向县城进攻而来。于是贺齐率领县里的官吏和民众，打开城门对他们发动突袭，大破匪徒，名震山越。

这个故事说明浙江豪族斯从与孙吴时期让孙权感到头疼的山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进入蛮族地区而成为豪族的汉人，在豪族化的过程中大多与蛮族（特别是其中有实力的蛮族）结成姻亲关系，以此巩固他们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

据史载，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地区，与蛮族结为姻亲的汉人被当地蛮族称为“遑耶”（可能是“亲人”的意思）。这些遑耶不断在当地惹是生非，一旦形势不妙，便逃到蛮族的地盘，受到蛮族的保护，如果国家依法将他们捉拿，就会引起蛮族的报复。特别是与蛮族结有深层关系的汉人被称为“百世遑耶”（即永远的亲人），其亲密程度相当于骨肉关系，结果，蛮族地盘成了收容畏罪潜逃者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华阳国志·南中志》）。蛮汉之间存在这种婚姻关系，说明当时蛮族与汉族（包括非豪族的汉人）之间的混血已有相当程度的进展。

蛮族出仕为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贵族制时期。然而，正如上一章所说的那样，当时也出现了一个活跃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另外，正如我们在本章所看到的，在以江南等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的地域社会，显然也有非汉民族的分布和活动。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六朝各国具有这样的多层结构，在这种体制下，既然存在着本章所讲到的这种蛮族，这个时期自然就应该会出现蛮族出仕为官的现象。

蛮族出仕为官确实是现实，例如，北魏的樊子鹄、北齐的陆法和、北周的泉企等官至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高官，他们都出身蛮族。但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中并没有江南各朝的人，江南贵族制国家对蛮族出仕为官的限制特别严格。在非汉民族统治的华北，这方面则比较宽松，不过即使在华北，对于蛮族出仕为官的抵触还是比较强烈的。

北魏时期，蛮族族长出身的田益宗被封为征南将军这一中央官职，受到汉族士大夫出身的裴植的责难。裴植向皇帝上表毁谤说，华夷原本就是异类，征南将军田益宗没有资格像我们延续百世代的名门那样，位居士大夫之上。

[1]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这个时期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对蛮族出仕为官表现出近乎不可忍受的情绪。

因此，可以认为在这种风气下，蛮族出仕为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尽管困难重重，在前面提到的华北王朝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些蛮族成为朝廷高官，并在汉人编撰的史书中留下了业绩记录。从这种情况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可以想见，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官居高位的蛮族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蛮族曾担任过品阶较低的官职。那么可以认为这种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长江以南的政权中，尽管数量不如北朝那么多。

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的巴蛮李特之弟李庠，历任郡督邮、主簿。西晋元康四年（294），被荐举为孝廉，朝廷要将他招到都城洛阳。后来，因为善于骑马射箭，朝廷招他到都城当将军（这两次都被李庠谢绝了）。州政府认为李庠文武兼备，是特别优秀的人才，向中央推荐，他借口生病又婉拒了。不过，这次州郡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将其名字上报中央。因此中央热切地征召他，李庠不得已应征，被授予中军骑督（中央的武官）一职。

[2]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李庠并不是由于战功等所谓偶发性契机而获封官职的，而是经由州、郡的推荐这种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而成为官员的。在现代世界，特定的集团或民族会由于国籍或民族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被剥夺参政权和就业机会。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完全将蛮族排除在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之外。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何为蛮？

关于汉族的蛮化

前面我们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汉族中国化的实际情况。在考虑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注意的点。本章前面只探讨了非汉民族的中国化和汉化，而在这个时期，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汉民族的非汉民族化和蛮化。在梁末陈初的福建，福建名族出身的陈宝应发起了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南朝最后的王朝陈朝发布了如下命令：

福建的盗贼陈宝应父子，身穿蛮族草衣，与蛮族有血缘关系。陈宝应的父亲陈羽在梁朝末年的动乱中，身为豪侠煽动蛮族，跟蛮族一样梳椎髻，两腿张开坐，成为蛮族的首领。

[3]

这是汉人名族蛮化的一个事例。前面我们提到，当时有汉族进入蛮族聚居地，通过与蛮族结成姻亲关系，扩大自身势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受到蛮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上一章末尾的《山越分布图》（图57）。图中出现了标有①、②、③等数字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明确指出有“洞”存在的地区。“洞”是当时的用语，指的是非汉民族的村落。前面我们讲到福建西南部存在一大片被称为“黄连洞”的区域，这个黄连洞便是其中的一个蛮族部落。

除此以外，在山越分布图中还有一些郡（当时的行政区划）名标有下划线。根据分布图的注释，这表示这些郡当时存在被称为“蓄蛊”的巫术。据记述隋代历史的史书《隋书》记载，这种习俗是在新安（今安徽省黟县）、永嘉（今浙江省丽水）、建安（今福建省福州）、遂安（今浙江省淳安）、鄱阳（今江西省波阳）、九江、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南康（今江西省于都）、宜春等地广泛存在的饲养毒虫的奇俗，其中犹以宜春最为盛行。这不是单纯饲养毒虫的习俗，而是带有某种巫术性质的奇俗。

根据《隋书》对其做法的说明，首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要捕捉到大量（多达一百种）“虫子”，大至蛇，小至虱，一起放入容器中，让它们互相咬斗，最后活下来的一种虫子就被养起来。如果是蛇则称为“蛇蛊”，是虱则称为“虱蛊”，把活下来的虫放出来，让它们杀死被诅咒的敌人。这种“虫”会通过食物进入人的腹内，吃人的内脏，对方死后，其财产就会转移到蛊主的家中。

[4]

汉民族中没有用这种方法饲养毒虫，并用这种毒虫杀人劫财的风俗。另外，根据后世的书籍和民族调查报告，这种奇俗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将“蓄蛊”记述为非汉民族的习俗。但是，《隋书》并没有把“蓄蛊”当做蛮族的风俗，而是将其记为当地的一种土俗。

而且，仔细看一下山越分布图，就会发现“蓄蛊”的分布地区与蛮族的居住地“洞”的分布地区是重合的。另外，也与山越的分布地区重合。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一时期蛮汉风俗混杂在一起，广泛地分布在这些区域。

桃花源的时代背景

意为“乌托邦”的“桃花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此名篇中，有如下记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有些《桃花源记》的版本将武陵渔夫记为“蛮人”。这位渔夫通过“小口”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从当时的现实中寻找的话，“桃花源”的世界大概就是“洞”吧。

黟歙位于过去山越聚居地、如今因风光秀奇的黄山观光出名的安徽省徽州地区（今黄山市）。成书于南朝梁代的地理书《舆地志》把黟歙的谯贵谷当成实际存在的地方，留下意味深长的记述。

根据记载，以前当地有人进入谯贵谷的山里，行走了7天时间，来到一处斜开的洞口前。进洞里，豁然开朗，周围30里，土地平坦肥沃。里面有千余户人家，听说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而来到这里。再看看村里的地图，发现还有别的与世隔绝之处，那里的人说也是避难来到这里，进入石洞。入口则完全被松树和藤萝遮挡了。

谯贵谷的故事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非常相似。结合本章论述的要点，可以说所谓“桃花源”这种想法显然正是在这种蛮汉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蛮汉之别

以下的一段文字表达了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对江南人的看法：中原的知识分子把江南的人统统称作貉子。那里有巴、蜀、蛮、獠、溪、俚、楚、越等蛮族，说话就像鸟和禽兽的声音一样，语言也不通。他们吃猴、蛇、鱼、鳖，嗜好口味与我们中原人完全不同。江南的山河辽阔，达数千里，司马睿不能有效控制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5]

根据这段记载，对于当时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以猴、蛇、鱼、鳖为食是野蛮的风俗。如今日本人还把吃猴和蛇看成是“野蛮”的行为。然而，人们普遍知道，汉民族传统上是以这些动物为食物的（顺便说一下，日本人也并非不吃猴和蛇），因此《魏书》的这一论断稍微有点奇怪。

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大概包含有中原人士的侮蔑，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疑问了。当时中国南方确实存在文段中出现的“獠”、“越”等非汉民族。但是，这里出现的“蜀”，能否说是非汉族呢？“蜀”是称呼四川地区的名称，在《魏书》中显然不是指地名，而是用于称呼“异族”。因此，这种用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蔑称，不过，“蜀”在当时确实被视为异族。

北魏孝文帝曾与朝臣讨论全国的名门和人物。当时，孝文帝开玩笑地问薛聪：“世人都说你们薛姓一族是‘蜀人’，实际上是不是蜀人？”薛聪回答说：“臣的远祖服务汉朝时，人们称呼我们为‘汉臣’。后来祖上随刘备入蜀，被当时的人称为‘蜀臣’。现在我侍奉鲜卑出身的陛下，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称为‘鲜卑’呢？”孝文帝听后笑了起来，说道：“爱卿自己明确不是‘蜀’，奈何反过来挖苦我！”薛聪怒而离开。（《北史·薛聪传》）

[6]

这则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蜀”的看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地区（蜀）的历史，就会明白这种看法的由来。蜀是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作为从军异族之名最早出现在史籍中（《尚书·牧誓篇》）。最近考古学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较大差异，尤其是近年来四川三星堆的发掘，出土了中原地区不曾见过的大量假面，真实地展现出文化上的差异。

63 三星堆出土遗物
作为古代蜀文明而备受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大假面，高82.5厘米，宽78厘米

具有如此独特文化的蜀地在春秋时代与中原地区几乎没有来往，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以后，终于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时当地的历史背景。

换言之，前面说到的将蜀视为非汉族的魏书立场，或薛聪传中出现的对蜀的看法，很难说只是单纯起因于侮蔑。据《隋书》的记载，隋朝时期居住在四川的非汉民族獠族中的有钱人，搞大排场与“华人”结成婚姻关系，其衣着、住居、说话用语几乎与汉族没有区别。另外，还有獽、狿、蛮、賨等蛮族，其住居、风俗、衣着、饮食等与獠族十分相似，而且据说与“蜀人”也很类似（《地理志》）。

可以认为，这里出现的“蜀人”在隋朝时已经是“汉人”了。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当时四川地区非汉民族中，由于中国化的结果，出现了汉族化的现象。然而，当以京师的立场看待居住在远离国都的四川地区的汉族，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当时蛮与汉的融合状况，或东西方都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居住在四川的汉族会被京师的人视为夷狄，这种思维恐怕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联想到在日本历史上，关东地区也曾被视为“东夷”，那么将蜀人等同于蛮族的看法，也许并不算什么大错。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第四章我们略有交代，东晋时代发生了苏峻之乱后，朝廷内部出现了迁都长江中游的豫章或浙江会稽的议论，当时宰相王导提出反对。现在再稍微详细地追溯一下这场议论的始末。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晋书·王导传》）

王导发言提到的“蛮越”中“蛮”指的是当时蛮族之一的豫章蛮，与豫章连在一起使用，而“越”则对应于有很多山越的越族地区会稽。换言之，王导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说位于江南的建康才是中心，而豫章郡、会稽郡都是蛮越之地。

当然，王导的话是在讨论过程中说出来的，当时豫章郡和会稽郡确实都已经是汉族的地区，因此应该说这里带有夸张。然而，豫章郡在东晋时期，仍然分布着蛮族的村落“洞”（参考图57），而且被蓄蛊之风盛行的鄱阳、庐陵、宜春等各郡包围。会稽郡则在孙吴时期有许多山越，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末年，仍然残存有山越（《陈书·世祖纪》）。另外，由于王导的发言，迁都的议论止息，这说明王导的话对议论各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将豫章、会稽视为蛮越之地的观点，并不能说完全是不切实际之辞。

换言之，王导作为东晋朝士大夫第一人、北来贵族领袖，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前面提到的北魏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存在一种中原中心主义的思维，可以说并不是他们单方面的偏见。

据史载，宋明帝即位后不久，孔觊在会稽谋反。阮佃夫从四川带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前来讨伐。当时阮佃夫的士兵身穿犀牛皮的铠甲，其外观非常怪异。当时相传“狐獠吃人”，因此会稽的反贼一见到他们，立刻吓得四处逃散（《宋书·孔觊传》）。

前面已经说过，“獠”是蛮族的其中一种。根据记述孔觊叛乱的这则事例，被王导蔑视为蛮越之地的会稽郡的人们，当时认为蜀人是“吃人的狐獠”。这说明会稽人把蜀视为蛮地或类似于蛮地，而把蜀人看成与自己异类的人，可以说这种思维与前面讲到的把蜀人视为夷狄、把蜀视为蛮的看法如出一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所具有的中原中心主义观点性质相同的思维，也出现在江南人的各个阶层中。不过，这种思维应该称为建康中心主义。而在中心外围的地区和居民，或多或少都被认为具有“蛮”的因素。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陈代陈宝应的事例中所指出的那样，位于远离京师的“边境”的汉族通过婚姻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蛮”的文化形式。另外，我们也指出，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蛮族身上。

换言之，京师人认为在都城以外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蛮的因素——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却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在开发江南的时代背景下，如本章所述的随着蛮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蛮”、“汉”的融合不断推进。因此可以认为，在六朝时期实际上很难对蛮汉进行“此为蛮、此为汉”的明确区分。

前面我们讲到孙吴时期豪族斯从与山越联合，成为会稽当地潜在的一股势力，这是基于“斯从是汉族”的立场所作的讲述。然而，也许还应该从“斯从是蛮族”的立场重新叙述。在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时，需要关注直到现代汉民族出现以前在广泛的融合过程中“蛮”、“汉”的实际情况。

[1]
原文是：“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出自《魏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2]
原文是：“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气闻。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出自《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

[3]
原文是：“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出自《陈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

[4]
原文是：“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出自《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

[5]
原文是：“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睿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出自《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

[6]
原文是：“帝会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事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聪因投啭而出。”出自《北史》卷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第七章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前期的各种制度

北魏前期的国家制度

我们在第三章研究了从五胡十六国后期到北魏前期的历史，论述了中国再次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事件，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各个胡族相互之间对对方的看法和认识的变化。并指出到了北魏太武帝时期，拓跋鲜卑对汉族或汉族文化的认识，在太武帝、皇太子等统治阶层上部的人士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拓跋鲜卑整体也从统一华北时开始，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掌握了汉语等情况。

不过，对于拓跋鲜卑整体而言，他们与被统治的汉族不同，是高高在上的中国的统治者，在意识层面的改变与汉族相比较为迟缓。也就是说，在太武帝于439年统一华北前后，即南北朝时代大幕拉开的前后，拓跋鲜卑对汉族的认识与稍早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其他胡族的情况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基于军事上的优势而继续具有顽固的优越感。

这种意识得以持续存在，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如前所述的他们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而除此以外他们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制定的“制度”，构成了这种意识的支持基础。同时，这些制度又发挥了作用，加强了拓跋鲜卑作为统治集团的团结。

存在于北魏时代的具有上述特征的“制度”，到底包括哪些方面？下面我们列举当时称为内朝的制度，以及国家祭祀制度的例子，具体进行一番考察。

作为拓跋皇帝侍臣集团的内朝

内朝是这一时期北魏独特的制度，是当时人们对侍奉在拓跋皇帝近旁的侍臣集团的称谓。而且在孝文帝改革前，内朝几乎都由鲜卑等胡族人士组成，其中地位较高的成员，参与国家的大政，发布皇帝诏令，并回答皇帝的垂询，在国政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这些人员可大致分为军事层面的武官和行政层面的文官。其中内朝武官在皇帝近旁负责皇帝的饮食、衣着、皇宫的警卫等各项事务，按皇帝的旨意被委派职位，率军转战各地。另一方面，文官则负责皇帝命令的起草、传达、记录等事项，同样也是根据皇帝的授权派遣到各地方，主要从事监察的任务。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以前、通过各部族的联合构成国家时，拓跋王的近侍由参加部族联合的各部族长的子弟担任。当初这种人质抵押的安排对于拓跋王而言，具有防范各部族离反的作用，而从部族联合到北魏建国、向中原扩张等这一北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内朝制度逐渐得以充实健全，逐步扩大为如上所述的发挥国家中枢作用的政治组织。

64 北魏文成帝碑文
近年发现的带有和平二年（461）字样的文成帝时期的碑文。背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北魏内朝官以及任职者姓名

我们来看看当时内朝的具体形式。前面讲过崔浩被诛的事件，而在事件发生时，由中书侍郎负责草拟宣布对崔浩进行处罚的诏书。

据史载，当时的中书侍郎是汉族人高允，在接到命令时，由于株连的人太多，他对这一事件抱有疑虑，认为可能量刑不当，迟迟不能落笔。然而，太武帝却频频下令尽快草拟诏书，于是高允奏请谒见太武帝当面询问疑点，然后再草拟诏书。

这件事说明高允在草拟处决崔浩等内容的诏书时，并不是太武帝直接向他数次催促、发布草拟诏书的命令。因为如果是太武帝频频下令，而高允能够亲自谒见太武帝的话，他应该可以当场就向太武帝质疑了。

当时的史书记述这一事件，说太武帝为了使处决崔浩的诏书尽快拟成，“频诏催切”。那么，这里所说的“诏”就不是书面的诏书，而是如实传达皇帝言语的“诏”，即“口诏”。换言之，当时在诏书草拟的过程中，在太武帝和高允（中书侍郎）之间，有人充当了传达天子命令（口诏）的角色。

那么，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事件多年以后，高允被太武帝之后继承皇位的文成帝称赞为“多年忠勤”。当时文成帝对近臣说道：“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魏书》卷三十一，列传第十九）

这里所说的手拿弓和刀侍奉在皇帝左右的人，指的就是在天子左右的内朝官员。当时，这些人都是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胡人。换言之，当时出身汉族名族、渤海高氏家族的高允辛劳多年也只不过当个郎官而已，相比之下，出身胡族的内朝官员却只需“站在”皇帝两旁侍候，就都能当上公王。

当时，宫廷内部有一个特点，即使用鲜卑语作为公共语言。也就是说，在皇帝近旁伺候的胡族说的是鲜卑语，而皇帝也用鲜卑语跟他们交谈。北魏时期存在这种鲜卑语和汉语的双重结构，当时中央、地方各个职位配有翻译官便是明证。可以认为，太武帝盛怒之下命令尽快草拟处斩崔浩的诏书，负责“频诏催切”传话的人，一定是通晓鲜卑语和汉语的近侍官。

北魏孝文帝在位时，在太和初年曾派使者向南齐请求汉籍。南齐朝议是否答应北魏要求时，大臣王融说道：“北魏派遣使节到南齐时，总会同时派鲜卑人同行监督。他们的国家制度也依照同样的方式运转，官僚体系置于胡族的监视之下。”

这段话对北魏国家制度的论述可谓一语中的。可以看出，当时北魏在以内朝为最高领导的监察体制下，掌控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组织，统治汉土。而且在内朝任职的胡族获封王爵、公爵等高级官爵，承担着这种统治结构的部分功能。

因此，这种赐予特权的结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加强了胡族的团结和胡汉的分别、进而强化了北魏作为异民族国家的特征。

鲜卑集团团结的象征——祀天仪式

使鲜卑作为一个集团紧紧团结在一起的象征并不是内朝制度。在北魏时期举行的祀天仪式可以说是其中一种象征。北魏每年都会在当时的首都平城的西郊举行祀天仪式。祀天在古时是匈奴的龙会、后来是蒙古族的忽里台大朝会举行的仪式，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渊源上，日本的大尝祭也与之有关系。

祀天仪式并非只是简单地祈愿家畜繁殖、农作物丰收等宗教性仪式，各部族还聚集在一起，选出部族联合体的领袖，同时还举行领袖的即位仪式，制定国家政策等。北魏在入主中原之后，仍然保持这种仪式，由皇帝亲率百官，每年隆重盛大的祀天。定期举行具有这种特征的祭祀，其结果当然是确认并加强了拓跋鲜卑集团的纽带。

除了祀天仪式以外，当时使北魏鲜卑作为一个集团紧密团结的象征还包括语言、风俗、军制、封爵制度、宗庙制度等等。因此，在这些象征的功能得以发挥的北魏前期，便很难从胡族一方出现突破，克服自五胡十六国起一直持续下来的胡汉对立的意识、胡汉对立的结构。

这便是崔浩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主因。正因为如此，要想使这种结构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必须先等到鲜卑统治者面临的形势所有改变。到了孝文帝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促使他对北魏国家实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屈指可数的明君孝文帝

在第三章我们考察了北魏第三代皇帝世祖太武帝时期，此前混乱至极的华北实现了统一，开始寻求从胡汉对立走向打破胡汉壁垒的国家、社会的建设之道。然而，在太武帝时期，民族之间的斗争仍然在各种情形下涌现，出现了崔浩事件，太武帝本人也遭到暗杀。作为旨在克服这种局面的一种政策，朝廷大力推行佛教。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前面也都进行了论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第五代皇帝献文帝的长子拓跋宏于皇兴元年（467）出生在当时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皇兴五年（471）尚为幼儿的他便登基即位，成为北魏第六代皇帝，是为孝文帝。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给予孝文帝极高的评价：“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这段评语可以说是十分贴合史实的。孝文帝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屈指可数的明君。

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那么，孝文帝都做了哪些事情？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各种改革，实际上涉及“官僚制度改革（废除内朝）”、“国家祭祀改革”、“胡族、汉族家世的确定（分定姓族）”、“改变风俗和习惯”、“首创均田制”、“封爵制度改革”、“宗庙制度改革”、“确立北魏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等多个方面。一言以蔽之，这些改革可概括为北魏王朝的“中国化”。

下面我们按顺序进行具体的分析，看看这些改革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简单地说，即北魏废除了此前一直沿用的鲜卑式官僚制度，全面采用中国式的官僚制度。如前所述，北魏从建国之初便存在着一个称为“内朝”的组织。与之类似的组织，也可见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北方民族，其中蒙古、元代存在的称为“怯薛”的组织，与北魏的内朝及包括内朝各官员的称谓在内，都极为相似。

也就是说，内朝是根植于鲜卑传统的一种非汉族的政治组织，北魏的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处于内朝以外，根据中国式律令制原则，执行各项政策的行政组织）共同运作。

这样的双重结构在北魏建国后直到孝文帝时期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沿用，其原因可归结为北魏是非汉族所建立的政权，以及北魏由于自身急速扩大、疲于应对统治区内各地出现的状况，而未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废除内朝的原因

孝文帝废除了具有这种背景的内朝。在孝文帝断然推进改革的时候，经过建国以来的变迁，北魏内朝已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内朝的成员中，已经有不少汉人担任文官职务，由于擅长文书处理的汉人官僚的大量进入，内朝逐渐丧失了这一组织被鲜卑等非汉民族占据的实质。

另外，由于北魏控制下的领土急速扩张，王朝需要处理的事态日趋复杂且分布广阔，内朝机构逐渐膨胀。原本由皇帝近侍构成的内朝，出现了很多带有各种具体职务的官职，这些官职的设置逐渐加强了对整套行政体系的监察。

65 赫哲族的木主（神像）
一般认为，北魏在都城西郊举行祭天时的木主也与此有关联（载于江上波夫《欧亚古代北方文化》）

这种变化趋势使得内朝与负责行政执行的外朝之间出现了许多摩擦，结果降低了行政效率。

到了孝文帝亲政时，有两条克服这种困境的道路可供他选择。其一是对此前的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极力抵制采用中原的各种制度和任用汉人，复归或强化非汉国家的制度。其二是废除鲜卑式的国家制度，全面采用中原的各项制度，以此谋求国家制度的一元化。

结果是，孝文帝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废除了之前堪称统治中国的基础的内朝制度。

国家祭祀改革

孝文帝对建国初年以来的国家祭祀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里所说的“国家祭祀改革”是指废除了前面提到的每年四月初四在都城西郊举行的祀天仪式，而统一为在都城南郊举行祀天仪式。

记述北魏历史的《魏书》对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时期在西郊举行的祀天有如下记载：“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于是对西郊祀天进行了更改。

这里所说的“木主七”，来自于鲜卑拓跋部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构成拓跋部的主要七个部族，原本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到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已认识到这一祀天仪式已经脱离了其原有本质。另外，西郊祀天后还要在南郊举行的祀天，在各种国家级祭祀中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视的国家仪礼。

66 天坛（南郊）
天坛是皇帝举行祀天仪式的地方。北京的天坛是明清两代祀天的场所。图为祈愿新春五谷丰登的祈年殿

换言之，孝文帝废除西郊祀天时，由于种种因素同时起作用、应被鲜卑视为团结象征的祀天仪式正逐渐流于形式，于是孝文帝因势利导，废除了西郊祀天，统一采用中国式的仪礼，在南郊祀天。

分定姓族

我们讲到诛杀崔浩事件时，说到崔浩计划明确天下贵族的家世（姓族）序列。而崔浩的姻亲、范阳卢玄听到这个想法后忠告他说：“乐为此者，讵有几人。”无奈崔浩执意不听，终致杀身之祸。

这种想法招致了崔浩的败亡，表明崔浩的姓族分定计划也将胡族作为对象。如果实行这种姓族分定政策，那么门第相当的胡汉之间也可通婚。只是当时推行这项政策的时机并未成熟，到了孝文帝时期，这种姓族分定才得以实现。

据《魏书》的记载，孝文帝的改革将胡族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定为与王室通婚也不觉惭愧的名门。自此以下的各族，首先依照是否具有政权初建拓跋部时期的部族长家世，或北魏建国以来是否三代都被授予特定高等级的官爵的标准，划定等级，第一等级称为“姓”，第二等级称为“族”。

67 姓族表
姓族根据建国初年是否具有部族长的家世或北魏之后就任何种官职为标准决定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设定的姓族，是根据中原服丧制度即五服制度而设定的。五服是规定了五代亲属之间服丧规则的中原制度，与去世的人越亲、服丧时间就越长，从最短的在心中服丧起，到最长三年的父母去世后的服丧，都有详细规定。

换言之，如果以满足前面提到的具有部族长家世标准的人为中心，那么进入其五代范围的人则属于姓族，否则不属于姓族。

属于姓族的人拥有担任官职的特权，以及免除兵役的免役权，这说明孝文帝的姓族分定改革，意在将以统治中原的鲜卑为中心的胡族大致划分为统治阶层和非统治阶层。

另外，汉族的情形也与胡族一样，设定与通过姓族分定而处于胡族最上层的穆氏、陆氏等八姓相当的膏粱、华腴等各族，以及与姓族相当的甲、乙、丙、丁四姓的阶层。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姓族分定改革意味着根据家世这一共通的原则对整个胡汉都设定了上下关系，引入了与此前按胡汉进行民族区分不同的原则，这项改革在五胡和北朝的历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68 山西大同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
画屏风
司马金龙是带有拓跋王家和司马氏家血统的人，于太和八年（484）去世。其妻为鲜卑人源贺的女儿，继室又娶了匈奴沮渠牧犍的女儿。该墓的出土物品多为具有中国风格的遗物，让人了解到当时的潮流

改变风俗和习惯

我们知道，所谓“改变风俗和习惯”是指禁止穿胡服和使用胡语（鲜卑服装和鲜卑语等）。孝文帝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即统治民族率先放弃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使用被统治民族汉族的汉服和汉语，实在出奇。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孝文帝改革时，作为统治民族的鲜卑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忘掉自己的语言、与汉民族通婚的风潮。

用简洁直观的话来说，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来建国初期的游牧经济型国家转变为将广大的汉地置于版图之内、将重心转移到农耕经济之上、以统一王朝为志向的国家。因此，孝文帝改革时北魏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状况潜藏着严重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改变官僚制度和宗教仪礼、实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便可以彻底解决的。孝文帝在改革的正当头，断然放弃了北魏原来的首都平城，而迁都到中国历代王都、中原的中心洛阳。将迁都与改革一并推进，反映了当时北魏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孝文帝的改革并非只是制度上的改变，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分水岭性质的一大改革，其意义并不限于北魏王朝一个朝代。

首创均田制

孝文帝作为首创均田制的皇帝而广为人知。孝文帝的均田制对隋唐时期的均田制和古代日本的班田收授制都有影响。

北魏从建国初期以来为了保持国力，努力恢复永嘉之乱以来由于战乱而荒废的农业生产。这表现在平定中原后，政府把人民迁移到王都平城周边并分给他们土地的“计口授田”等形式。

另外，我们在第三章中曾提到，太武帝时期皇太子根据周礼的政治思想推行了劝农政策，鼓励畿内保有耕牛的农民与没有耕牛的农民之间相互融通人力与牛力。这项措施也是旨在保持国力稳定、复兴华北的政策之一。

均田制则堪称是这种路线的所谓的集大成者，于太和九年（485）起实施。其内容规定，分别授予年满十五岁的农民露田（即到一定年龄时需要返还或授予的田地，相当于唐代的口分田）和桑田（不需还给国家的田地，相当于唐代的永业田），使之从事谷物和绢麻的生产，对收成课税（税率比此前庄园领主、豪民所征收的比例低），死亡或年满七十岁，露田返还给国家。

69 均田制（北魏·隋·唐）
露田为种植谷物的田地，由国家收授（后来的口分田）。桑田种植桑，缴纳绢布，可传给子孙（后来的永业田）。麻田由国家收授，缴纳布帛。隋炀帝时期，取消了奴婢和耕牛授田。唐代100亩约合5.5公顷

为了授还田地，需要准确地掌握人口数量，为此北魏实施了三长制。这一制度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通过这三长进行户口调查和征税事务等。

三长制是为了改变在频仍的战乱中农民被豪族笼络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受他们强取豪夺的状况，同时稳定国家财政而实施的制度。

汉族士大夫李冲对当时将五十家、三十家谎称为一家以逃税的不法现状感到担忧，于是提出应当按照旧时的制度实施三长制。据史载，当时有人对这项政策的实施持消极态度，而手握北魏朝廷实权的文明太后冯氏（孝文帝的祖母）认为，实施三长制可以掌握脱离国家的控制而依附于豪族的脱漏户，稳定国家财政，使图谋获取不当利益的人无可遁形，于是果断地决定实施这项制度。

众所周知，均田制和三长制都是受中国古代周朝所推行的制度的影响而创立的制度。周朝制度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套思想：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因此并不是私有土地，将王土借给人民耕种，所收获的谷物等成为人民用于生存和再生产的资源，其收成的另外一部分则作为税赋征收。前面我们讲到，太武帝时期皇太子根据周礼的政治思想，实施了劝农政策，而且北魏从这时开始提出以周礼作为制定国策的标准。均田制和三长制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延长线上出现的制度。

孝文帝的改革？文明太后的改革？

实际上均田制和三长制创立时，孝文帝尚未亲政，北魏朝廷的实权是由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掌控的。这与前面讲到的官僚制度、国家祭祀改革等是在孝文帝亲政时推行的有所不同。

有人根据这一点，认为均田制是文明太后的政策、而孝文帝的政策则主要是以北魏国家的汉化为目标。然而，这种解读法只是以当时谁握有政治的实权为标准得出的判断，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在五胡和北朝史整体演变的过程中重新考虑，这很难说是一种妥当的看法。

这是因为，即便是在孝文帝亲政时期，他也根据周礼制定了度量衡，改革封爵制度、后宫制度和宗庙制度。堪称孝文帝改革的总结或其象征的迁都，显然也是意识到新都洛阳是周代的首都。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将道武帝的部族解散、太武帝的统一华北和尊奉道教为国教、景穆太子尊崇佛教并重视周礼的路线、景穆太子之后文成帝将佛教定为国教等北魏史的发展进程推到了极点，所以应该将两人所推行的改革视为一个整体。

孝文帝的个性

为何实行颠覆王朝基础的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对以北魏政治统治阶层以鲜卑为中心的胡族集团的团结给予了重大的打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与中国历史上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通过实施多种政策、努力加强本民族的团结不同，胡族出身的孝文帝颠覆了异民族统治的基础，推行被后人认为使自己的王朝提前灭亡的政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从北魏当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寻找——北魏王朝全方位的中国化需要孝文帝的改革。

关于这个答案前面我们已经展开了论述，可以说它构成了所谓宏观的视角下改革的必要条件。再进一步想想，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孝文帝在文明太后去世之后，接连不断地着手进行许多以汉化为目标的改革，这是为什么？

还有，孝文帝具体如何调和他对中原文化的尊崇与自身作为鲜卑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孝文帝果断推行中国化政策，却仍然保留禁军中胡族士兵占大多数的体制，这又是为什么？

换言之，如果我们从前面宏观的视角换成更微观的视角探讨孝文帝个人推行改革的冲动源于何处，以及这种冲动以何种形式与改革相关时，前面所说的北魏王朝全方位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就很难能够完美地回答为什么孝文帝要采用颠覆异民族统治根基的政策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就以微观的视角，探讨一下孝文帝个人的内在世界与他所推行的改革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探究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的“母子说”

文明太后是孝文帝的祖父文成帝的皇后，正史的记载说她与孝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不过有人认为，实际上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是真正的母子关系。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探讨孝文帝的生母是谁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并非太过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在孝文帝从小到大的教育中，这位汉族出身的太后发挥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如果文明太后果真是孝文帝的生母，那么可以认为这种血缘关系一定对孝文帝的个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如果说孝文帝的中国化政策是在汉族出身的文明太后的影响下出台的，那么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母子说是否属实，也与我们这里力图弄清楚的孝文帝的个性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按照此前的看法，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母子说的根据在于：

①孝文帝出生时，其父献文帝只不过年满十三岁，很难想象这个年纪就会生儿育女。

②文明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要为这位名分上只是祖母的太后服丧三年，这原本是对自己父母的服丧之礼。

③在记述北魏历史的《魏书》中文明太后传中，可以看到有一句极为费解的记载：“迄后之崩，高祖（孝文帝）不知所生。”

④记述当时历史的《魏书》、《北史》等史书都说孝文帝厚待太后一族（冯氏），而对史书中记为孝文帝生母的思皇后李氏一族极为冷淡（本来作为皇帝生母的家族，思皇后李氏一族应该受到厚待才是）。

⑤据太后的列传等资料，文明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然而根据其传，“及高祖（孝文帝）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孝文帝出生，而太后同时不理朝政，令人费解。

⑥当时史书也有用“母子”一语来形容太后和孝文帝的关系。

另外，史料上明确记载，孝文帝在太和十二年（488）时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被太后杀害的思皇后李氏，而太后传却说“（太和十四年）迄后之崩，高祖（孝文帝）不知所生”。显然与这条史料矛盾。

70 文明太后雕刻
文明太后葬在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北25公里的西寺儿梁山（古称方山）的南面

实际上，关于孝文帝出生的秘密，当时可能已经有不少传闻了。

因为在《魏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高祖（孝文帝）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太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沾恩泽。”（《魏书·李惠传》）

那么，孝文帝的父亲是谁呢？

正史中记为孝文帝之父的献文帝，年仅十八岁就被太后胁迫，让位于孝文帝。当时献文帝希望将帝位让给其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但以鲜卑重臣为首的群臣说道：“父传子位，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在北魏历史中也是如此。显然应该以皇太子（孝文帝）为正统，继承圣德。”极力主张应该由孝文帝继位，于是献文帝只好接受了众人的意见。

假如孝文帝的父亲不是献文帝，那么群臣还会如此发表反对意见么？即便太后势力强大，给众人极大的压力，大概也很难想象作为北魏栋梁的各位鲜卑重臣会认同将皇位让给一个非献文帝所生、不具有继承皇位正统性或正统性成疑的太子。

从平城迁都洛阳之后，太和二十年（496），不满孝文帝改革的鲜卑上层贵族发动了谋反，当时带头谋反的人打出了孝文帝长子即皇太子的旗号。这场谋反具有反对孝文帝路线的特性，假如孝文帝非正统，却推举其长子作为盟主，谋反岂不失去了正当性的号召力？

换言之，孝文帝的父亲必须是具有作为拓跋北魏领袖的正统性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太后的丈夫文成帝？然而，文成帝绝无可能是孝文帝的生父。因为文成帝在和平六年（465）五月癸卯驾崩，孝文帝则是在两年后皇兴元年（467）八月戊申出生。这么看来，孝文帝的生父除了献文帝，别无他人。

胡族婚姻中的收继婚风俗

那么，这样的情形是否可能出现呢？

孝文帝生于皇兴元年，献文帝当时年满十三岁（虚岁十四岁）。一般认为，当时太后虚岁二十六岁。另外，与孝文帝是献文帝十三岁时所生一样，北魏众皇帝很多都是父亲年纪不大的时候生的，例如献文帝是文成帝十五岁时所生，文成帝又是景穆太子十三岁时所生。此外，我们知道胡族之间存在一种收继婚的风俗，即所谓的继承家业的儿子娶父亲生前的夫人为妻（生母除外）的风俗。换言之，孝文帝很有可能就是献文帝和文明太后所生的儿子。

我认为，这也许就是孝文帝身世的真相。因为如果认定献文帝是孝文帝的父亲，才能够一举消除各种疑问：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孝文帝是太后的亲生子这种传言甚嚣尘上，群臣乃至最后献文帝自己都承认孝文帝是可以继承献文帝大位的天子？为什么当时的史书记载了孝文帝的生父是献文帝，而对其生母的记载却有太多语焉不详的地方？等等。

71 文明太后永固陵布局图
永固陵北面是孝文帝的寿陵万年堂。南面有装饰着金银和浮雕的庙堂（永固堂）

如果正如在太后传中的“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所记载的那样，孝文帝是在太后驾崩之时或之后不久才了解到前面我们所论述的关于其身世的整体图景，那么对于这位非常孝顺的皇帝而言，这种事实将是多么的令人震惊！《魏书》的如下记载，对于理解当时孝文帝的心情，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至承明元年四月，月食尾。五月己亥，金、火皆入轩辕；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谪也。天若言曰：母后之衅几贯盈矣，人君忘祖考之业，慕匹夫孝，其如宗祀何？是时，献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由是言之，皇天有以睹履霜之萌，而为之成象久矣。

其后，文明皇太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阴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供人之党。（《魏书·天象志》）

这里所说的“述宣《春秋》之义”是指明确为人之道，即公开太后毒死父亲献文帝的真相，作出处置，“惩供人之党”是指处罚支持太后的人。也就是说，这段话是对孝文帝政治的批判，而这里所暗示的太后毒杀献文帝的事件是事实——这一点还可以在别的史料中得到确认（《北史·魏澹传》）。

那么，在太后掌握实权时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为什么孝文帝在太后去世后，也没有想过对她追加处罚呢？

大概那是因为比常人更加孝顺、精通中原文化又憧憬汉文化的孝文帝是在太后去世时才得知事情真相，因此才没有把自己所怀念的母亲（太后）当做杀父的大罪人处置吧。

我认为在孝文帝与其父母之间发生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经历对他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名分上来说，文成帝的皇后文明太后是孝文帝的祖母（献文帝名义上的母亲）。而文明太后实际上却是自己的生母，而且还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献文帝。这样的事情对于堪称胡族中第一文化人的孝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野蛮的乱伦噩梦，这种愚昧黑暗通过血缘的纽带和他联系在一起。产生这种乱象的根源，正是胡族的收继婚风俗。

在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他所生活的世界，推行了中国化的政策，其中尤以从猛烈北风劲吹、武力一边倒的北方（平城）迁都到气候温和、沃土千里的中原（洛阳）为代表。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中，恐怕包含有如上所述的孝文帝希望将自己从过去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意志。

另外，北魏为了抑制外戚势力的抬头，有将继位的皇太子的生母赐死的惯例。文明太后之所以有本章所论述的那种举动，可以想见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担心会被按祖制赐死。孝文帝即位后，废除了这个惯例（《北史·后妃传下》）。可以推测，孝文帝只是认为这种习惯是野蛮的行为，才作出废除的决定的。

孝文帝所追求的世界

孝文帝的阶级意识

孝文帝断然推行多项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出于个人的原因，即他在保持作为鲜卑人的意识的同时，又逐渐产生了远远超出鲜卑意识之上的阶级意识——作为中华皇帝的意识。

我们常说孝文帝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作为鲜卑人的自豪感而追求向汉人社会的全面同化。另一方面，正如上一节所讲的，孝文帝是具有非汉民族政权北魏的正统、拓跋王家直系血统的皇帝。这样的一个皇帝在推行中国化政策时，其内心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挣扎。

然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这种痕迹。那么孝文帝的这种心境一定自有其存在的原因。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母子说”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解释。然而，这只是他感情层面（也许这么说并不十分贴切）的解释。其政治立场的层面，更具体地说，他作为鲜卑人的意识与他内心所表现出来的重视社会上层阶级的意识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耐人寻味的是，孝文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其实是非常淡薄的。这可以从以下的一则故事中找到例证。据史载，北魏迁都到洛阳时，由于鲜卑人不懂汉语，孝文帝下令将儒教的经典之一《孝经》翻译成鲜卑语，用于教导鲜卑人。这本书当时被称为《国语孝经》。

这件事说明，与后来辽、元那些征服王朝将本民族的语言用于发扬国威的情形相反，北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是为了让鲜卑人理解汉文化的精髓——《孝经》，这正是孝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

如果孝文帝当时认为鲜卑要统治汉人的话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令人翻译和教导《孝经》的。可以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孝文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非常淡薄。

另外，孝文帝喜好读书，通晓儒家、老庄的著作及史书等百家典籍，善于作诗赋，甚至据说在亲政期间所有的诏册都是他自己草拟的，精通中原文化。可以认为，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理解之深，使得他内心意识到的“中原文化”与自身早已融为一体，而非彼此割裂开来。这一点也在以下情形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当孝文帝准备为文明太后服丧三年却遭到胡汉重臣反对（认为皇帝服丧三年太久）时，他运用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广博知识一一加以反驳。

另外，相传有一次孝文帝与朝臣议论海内的门第和人物，遭到一位朝臣的揶揄：陛下不也是鲜卑么？对此孝文帝没有丝毫不悦，而说这个人喝醉酒了，此后也跟从前一样对待他。

在第三章我们讲到出身华北第一名门望族——清河崔氏的崔逞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攻占后燕时，将鲜卑比作飞鸮和淮夷而被视为大不敬，触怒了道武帝而被赐死。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道武帝作为鲜卑人的意识与孝文帝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阶级意识与孝文帝的民族意识

那么，孝文帝如此淡薄的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他成长的时期，正值社会文化环境酝酿着巨大变动，随着建国初期以来与汉文化的接触不断加深，北魏各种制度逐渐中国化，从而鲜卑逐渐丧失其主体性。胡族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通过其幼年和青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各种事件，甚至影响到其内在世界。前面说到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广博深厚的理解，正是这些影响的一种表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以下所要探讨的，孝文帝对这种社会变动中出现的胡族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敏锐地作出反应，从而逐渐形成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而且，这种阶级意识的存在，与其民族意识的淡薄之间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孝文帝对胡族实施了姓族分定，未能成为姓族的相当一部分胡族在后来被固定成在制度上具有平民身份的人，这说明孝文帝将胡族分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两类人。而在孝文帝改革之前，鲜卑通过源于游牧时期制度和风俗的许多象征（祀天的仪式、鲜卑语等），好歹还能维系在一起，具有相互的连带感。

经过前后的对比，孝文帝的姓族分定政策显示了他选择基于身份制原则的阶层社会，而非基于原先那种连带感的社会。换言之，孝文帝民族意识之所以淡薄，是因为他受到北魏社会变化的影响而产生了阶级意识。

孝文帝通过改革，抛弃了胡族的风俗，使国家各种制度全盘中国化，并大量起用汉人做官。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担任皇宫守卫的士兵跟以前一样，都是胡族士兵占大多数。这说明在其内心深处仍然坚守着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对汉人保持着警惕。不过，禁军中给予胡族兵更多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孝文帝兼顾到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善于骑马的胡族兵比汉族兵在军事上更有战斗力，同时也考虑到有必要保证因迁都而移居到洛阳不久的胡族的生计。因此，这其中很难看到有征服王朝式的表现。

另外，迁都洛阳后担任皇宫守卫的各将军（被称为领军、左卫、右卫、武卫等的将军），大部分都由胡族出任（不过，这些胡族全都属于胡族的上层阶级）。一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其原因在于当时禁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胡族，以及对仅占全体胡族一小部分的上层贵族的重视。从对胡族上层的重视中，可以看出孝文帝身上受阶级意识的影响民族意识有所偏离。

【敦煌莫高窟壁画】

图六 毗楞竭梨王本生局部 第二七五窟 北壁 北凉

图七 供养菩萨局部 第二七五窟 北凉
——在敦煌郊外的沙漠中开凿莫高窟，始于四世纪中叶五胡十六国时期。此后大约一千年间，在鸣沙山东麓1.6公里长的断崖上，持续开凿了分成两三层、总数一千多个石窟，现在清理出来的有492窟。年代早的石窟集中在中间，两边则是后来新开凿的。洞窟内正面靠里的须弥坛上排列着塑像，四周墙壁上画满了壁画。与云冈、龙门一样，敦煌石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信仰的强烈热情。

然而，孝文帝极为鼓励胡族上层与随着北魏国家的封建化政治经济利益与胡族逐渐趋于一致的汉人贵族之间的通婚，实际上胡汉联姻因此非常盛行。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时，即使禁军将官的大部分职位都由胡族上层出任，也不会因此夸大孝文帝的民族意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成为中华皇帝的志向

迁都洛阳后不久，孝文帝对臣下说道：“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孝文帝在文明太后死后才当上名副其实的北魏皇帝，而我们从他所说的这段话中，却可以感受到他希望超越北魏皇帝而成为中华天子的气概。作为本章的结尾，我想介绍一下“行次”的变更，这明确地展现了孝文帝追求成为中华皇帝、希望北魏成为中华帝国的雄心。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这五种要素。根据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即阴阳五行说，这五种要素构成了世界，王朝也各自对应着五行的其中一种要素，正如汉承火德、曹魏承土德一样，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兴亡更迭。

《魏书》假托拓跋氏的先祖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皇帝——黄帝。黄帝承土德而为王，因此拓跋氏后裔自称为“拓跋”，在鲜卑语中“拓”意为“土”，“跋”意为“帝”。北魏建国当初，天空出现了瑞兆，有一颗黄色的星闪闪发光。因此，北魏的五行顺序即行次，便定为从土德。

通观从汉至十世纪赵宋的这段历史，可以说北魏是称霸中原的王朝中的特例。曹魏、晋都是接受前王朝的禅让而建立的王朝，与之不同，北魏与后来蒙古族的元朝一样，不是通过前王朝的禅让，而是由本民族建立政权的国家。

这一点是我们在思考北魏这一国家的特性时应该注意的。如前所述，北魏随着与中原接触的加深，逐渐完成中国化。北魏建国初期所议定采用的土德，可以说也是中国化趋势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议定土德时并没有设想过其前面的火德所对应的王朝。

这种“疏忽”在后来得到了弥补，北魏主张本王朝承接的是前秦的火德，是为土德。也就是说，西晋金德灭亡，前赵水德出现，前赵灭亡后，前燕木德出现，随后前燕又变成前秦火德，前秦刚一灭亡，北魏建国，因此北魏行土德。

然而，到了孝文帝亲政时，北魏的行次从土德改为水德，宣称北魏是直接继承西晋金德的王朝。这一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甚至影响到现今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观点。

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称谓的原理

通常人们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称呼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然而，春秋战国、五代十国这样的时期却用不同的命名方式进行断代。那么，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称谓，是基于何种原理而形成的呢？

72 拓跋部世系表

一般认为，这段时期是从西晋灭亡到北魏统一中华为止、五胡引起华北大乱的时期。那么最早这一时期划分是由谁提出的？既然说五胡，那么北魏也是五胡之一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王朝，如果因为北魏统一了华北，北魏以后的这段时期就称为南北朝时期，这么说不免有些牵强。

北魏继承前秦的火德而为土德，而前秦又是继承了前赵、前燕的行次而出现的政权——前面说到的这么一种逻辑，实际上承认五胡之一的匈奴所建立的赵国、鲜卑所建立的燕国、氐羌所建立的秦国，和西晋一样都是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那么，按照这种逻辑，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么一种思想：以北魏统一华北为界，将此前的时期和此后的时期划分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

这是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称谓，暗含着这么一种观念：这段时期由于异民族的入侵，天下大乱，华北地区不存在正统王朝。而南北朝时期的称谓，则是因为人们认为尽管南北两朝之间存在争斗，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73 孝文帝陵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在洛阳北边的邙山台地上修建了自己的陵墓（长陵），将此地作为皇族、鲜卑族的墓葬区

有了这样的理解，就会明白孝文帝跳过了此前的五胡各国，而将北魏视为继承西晋金德的水德王朝这么一种改变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孝文帝决定将北魏从此前的土德变更为水德时，其背后存在着认为赵、燕、秦等各国都是僭伪王朝的逻辑。也就是说，孝文帝认为：这些政权并非统治中原的正统王朝，符合正统王朝资格的只有统治中国全境的先前的西晋王朝，以及统一了华北、目前正致力于再次统一中国的北魏。换言之，此举可以说是拓跋鲜卑主张自己并非五胡同类。

北魏的强盛最终使得这种逻辑成立，北魏作为正统王朝也逐渐得到汉人的认同，被称为“北朝”。北魏末年有一本史书《十六国春秋》，由崔鸿所作。我们现在使用五胡十六国时期（304—439）称呼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书。不过这种历史断代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在于孝文帝进行的行次变更所形成的断代观和时代认识。

在这次行次变更中，孝文帝展现了其非比寻常的决心。因为同时孝文帝也改变了北魏的太祖。中原王朝的皇帝在去世之后，后人用庙号和谥号两种方式称呼他们，庙号是在宗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而谥号则是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评定褒贬的称号。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的庙号是太祖，谥号为道武帝，孝文帝拓跋宏的庙号是高祖，谥号为孝文帝。“太祖”通常都是给予王朝创立者的庙号。称道武帝为太祖，表示他被视为北魏王朝的开创人。但在孝文帝进行行次变更之前，北魏的太祖并非道武帝，道武帝此前的庙号只是“烈祖”。此前被奉为太祖的，是道武帝的曾祖父、平文帝拓跋郁律。

拓跋郁律是西晋灭亡时在北方拥有一百万骑兵、对南方虎视眈眈的拓跋部首领。孝文帝将太祖的庙号从这么一位人物改到道武帝身上，意味着他对道武帝以前的领袖与道武帝以后的皇帝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孝文帝通过此举还试图严格区分道武帝以下的拓跋本家和以前的王族。

我们在前面讲到，孝文帝的姓族分定政策将鲜卑分成姓族和非姓族两大类。在迁都洛阳之时，鲜卑又分成了移居洛阳和留守在原首都平城的两部分人。以太祖变更为中心的拓跋宗室的分类，以及同时进行的行次变更等举措，与这些形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八章

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洛阳的繁荣

在迁都洛阳五年后的499年，北魏孝文帝在讨伐南朝的征途中病逝。继位的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于501年，征发了五万余人力，在首都洛阳大兴土木。据史载，这座恢弘壮观的都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由三百余处里坊构成，其中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座伽蓝，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洛阳伽蓝记》记述了北魏洛阳城的繁华。据书中记载，当时的北魏是个强大的国家，乃至从葱岭以西到大秦（东罗马帝国），百国千城，无不追随，胡人的商队和贩客，每天都朝国境涌来，仰慕北魏风土而到此定居的人不可胜数。

74 灵太后所建永宁寺佛塔的发掘现场

当时仅归化北魏的外国人就有万余户，首都洛阳门巷修整，家家户户的大门紧紧相连，青槐的树荫遮住了街道，绿柳垂在庭院中。天下很难得到的物资全都汇聚于洛阳。宣武帝的皇后灵太后所创建的永宁寺，成为一派繁荣景象的象征。相传从西域来到洛阳的僧人菩提达摩，看见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不由地口唱南无，合掌数日，自称这座寺庙的精巧华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便是走遍人世间，也很难见到。

北魏与佛教

洛阳呈现出的景象，让人觉得北魏确实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北魏最初与佛教的接触，并没有这么密切，在开国皇帝道武帝进入华北之前，鲜卑与佛教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

然而，在北魏进入华北之后，他们与佛教的接触便逐渐增多，在五世纪上半叶太武帝统一华北的过程中，北魏灭掉十六国之一的北凉时，将那里的三千名僧人迁移到当时的首都平城，从此，北魏作为佛教国家的特性便显著地增强了。如第三章所述，太武帝在位期间对佛教大加镇压，而到了其后的文成帝时期，佛教势力再度增加，确立了可称为北魏国教的地位。众所周知，从这个时期起在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开始开凿营建大型石窟。

75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在孝文帝、宣武帝以及孝明帝在位期间，佛教得到优厚的庇护，影响进一步扩大，正如前面讲到的洛阳城内数量众多的伽蓝熙熙攘攘一样，呈现出隆盛的局面。尽管现在我们无法亲眼见到当时繁盛的景象，但从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便同期开凿、一直持续到隋唐时的龙门石窟的宏伟气度，便可以感受到当时皇帝和贵族带头掀起的对佛教的信仰狂潮。

据书中记载，四月初四开始的佛诞节，饰以黄金和宝玉的庄严的佛像被抬出来在洛阳城内巡游。初七日，都中登记在册的一千多余佛像聚集到宣武帝建造的景明寺中，各佛像在初八日来到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是时飘散的金花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宝盖在天空飘扬，如浮云一般，旌旗多得像树林一样，香烟像雾一般缭绕。梵乐和诵经的声音在天地间回响。在祭礼期间，吞刀吐火、地下出水、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等各种异国的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然而，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虔诚信仰的姿态，而退化成追求奢华的寺庙和佛像营造、消耗财力和民力的贵族式佛教。

76 北魏洛阳城伽蓝布局图
（参考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绘图）

《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则故事，洛阳崇真寺的僧人惠凝死后复活，讲述了阎罗王重复进行着发人深省的审判。书中讲到，努力宣讲佛经、编撰佛典和营造佛像的僧人都要受到惩罚，阎罗王斥责道：“讲经的人很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讲经是僧侣的第一粗行。而编撰经典、营建佛像，图的是得到他人的财物。”他将这些人都赶下地狱，而让坐禅苦行和诵经的僧人升入天堂。这则故事说明，当时对于只在乎比试佛教知识而忘了实践修行、热衷于修寺造佛的贵族佛教已经存有批判。

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事情上。洛阳城拥有国际色彩的繁华，并非只是表现在佛诞节上的特殊场景，而且是在城内以东西市集为中心、每天都在反复上演的景象。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市场周边修建住房，随着洛阳这个巨大的消费型都市的繁华程度日增，许多贵族和平民的生活也逐渐变得奢华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批被这个花花世界遗忘的人。在洛阳中央和北边的地方之间，在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落差，不久便演变成导致北魏王朝崩溃的原因。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导致北魏崩溃的原因展开探究。

太和谋反事件

如上一章所述，孝文帝的改革是通过重组北魏国家的贵族制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路线遭到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北族的强烈抵触。在孝文帝时期，最大的抵触是发生于太和二十年（496）的谋反事件。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初八孝文帝废了皇太子，两天后，北族的世家大族陆叡、穆泰等人作为主谋，发动了这次谋反事件。当初他们挑头拥戴皇太子，而皇太子被废，也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

此次叛乱大部分北族望门都牵涉其中，因此对于北魏王朝而言，这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局面。不过由于孝文帝先发制人，在事态刚刚萌芽时便将其镇压，参与谋反的许多北族被肃清。与第三章讲到的崔浩被诛事件中朝廷的动作相比，当时是对汉族的肃清，而此次的对象则是北族，两相对照，象征性地显示出时代的巨大变化。

然而，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这次叛乱的人大多并非出于反对北魏的中国化政策本身。其佐证是，发动谋反的北族上层人士在北魏的中国化过程中，正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因为以下一些因素：孝文帝在施政中信任汉族官僚，听从汉族的意见推进改革，由此北族上层人士之间弥漫着一种疏离感；尽管孝文帝的改革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特权，但改革后取消了以前向皇族以外的人赐予王爵的做法，他们原来的一些特权被剥夺了；洛阳比平城热，出生于北方的北族难以忍受，等等。

77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释
迦牟尼像

换言之，他们的谋反是因为不满于既得利益的丧失所引起的，并未联合更广泛的北族中下层民众。说得极端一些，对于北族上层人士而言，中下层的人身份比他们卑贱，孝文帝旨在建立门阀贵族制国家的政策——将他们与中下层北族区别对待、设定北族上层可以与汉族上层通婚的家世——反倒是更受他们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谋反，很容易被镇压下去。据当时的史书记载，北魏王朝方面也看得清楚：发动此次叛乱的人并没有什么大目标。然而不要忘了，这一事件在北魏的国家纽带中，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北魏末的动乱

北族中下层的不满

此后，北族中下层民众对王朝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把北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迁往洛阳，一部分留在北方。从迁移到洛阳的人（因平城古称“代”，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被称作“代迁户”）中选拔出称为羽林、虎贲的近卫军。这一次动乱便是由这些近卫军因对北魏王朝的不满而发起了行动。

78 北魏要图——六镇图
资料来源：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

自北魏建国以来，构成北魏国军核心的拓跋鲜卑便成了为北魏王家效力的中坚，为帝国的兴旺而竭力奋战。然而，当时高官都被王室和胡汉的贵族所独占，而中下层官职则由汉人垄断，到后来以拓跋鲜卑为首的中下层北族逐渐被边缘化。在近卫军羽林、虎贲中广泛吸纳代迁户也是为了消除这些刚迁居洛阳不久、陷于贫困的中下层北族的不满，并保证他们的生活。虽然这个时候同时还大力采取措施，录用代迁人士为文官，但这一举措却又激化了北族和多数任职文官的汉人之间的暗斗。

孝文帝去世大约二十年之后，在孝明帝在位初期，汉人出身的官员张仲瑀上奏朝廷，建议改变官员选拔方法，排抑武人，不让他们进入士大夫行列。这里所说的武人指的是拓跋鲜卑为中心的羽林、虎贲等北族。张仲瑀的这份排斥北族的奏章，足以让羽林、虎贲的将士感到愤慨。

神龟二年（519），他们走上街头，大骂张仲瑀，演变成袭击张仲瑀及其父亲、北魏王朝要人张彝的行动。同伙的一千人首先袭击了尚书省，随后手持火把，冲进张彝府中，将张彝拉出来，使他狼狈不堪。他们放火烧张府，将张仲瑀之兄活活烧死。张仲瑀和张彝好不容易出逃活命，张彝不久即死去。

然而，对于这场暴乱，朝廷仅仅处斩了八个主谋，而对其他人实施大赦，不再问罪，草草处理了这一事件。朝廷不得已采取的这种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反映出当时体制的松散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有识之士则从中看出了亡国的先兆。

据史载，从北魏末年的叛乱中崭露头角、此后建立了北齐王朝的高欢，当时从北边的军镇作为信使来到洛阳，亲眼目睹了这场骚动，并且看到朝廷担心事态演变成叛乱而不敢作出处罚，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朝廷这样下去，今后会出现什么局面，于是返回北镇，广散家财，募集志同道合的人，为迎接乱世做好准备。

北镇之乱

北魏的乱象不只是源于代迁北族的不满。北方产生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自从拓跋部南进、在中国建立北魏王朝之后，柔然在蒙古高原迅速扩大。为此，北魏在北边设立了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将以鲜卑为主的北族、中原的汉人豪族等安置在那里，使之承担起国境防卫的任务。

最初这些人都被当做国之栋梁对待，拥有免服税役的特权，许多人因立下军功而出人头地。然而随着北魏统一华北，并且与柔然的作战胜利的一方总是北魏，北镇在北魏国家中的重要性便逐渐减弱。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国家重心南移，北镇由于距离首都非常遥远，住在洛阳的人们对北镇的关心也就日渐淡薄了。

在记述当时情况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如下记载，“北魏从建国开始便重视国土的防卫，由名门世家子弟承担这一任务。因此他们都豁出性命尽忠职守。国家也相应给予特殊待遇，不仅提供官场晋升的机会，还免除其税役。然而到了此时，即使一生卖命操劳，最多也只能当上小队的头目。而同族迁往洛阳的人，却成为贵族，荣显腾达，其状况与留守北方的人天差地别”。“北镇的人被称为‘府户’，与身份卑贱的人同等待遇，既无法进入官场，也羞于与大族结亲。然而，在洛阳的同族人，荣显至极。这自然引起怨愤,希望北镇各地区取消军镇制度，和中国内地一样设置郡县制，免除府户的义务，使他们成为平民。”（参看《北齐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五）

在北魏前期，鲜卑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因此鲜卑士兵与户籍设在地方行政区划的州郡县中的普通汉人不同，他们的户籍归属于北魏国内各地的军镇。北镇的人被称为府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北魏后期所出现的上述情况，说明受北魏王朝中国化的时代大潮的影响，士兵府户的身份已成为希望被“宽免”的对象了。从中可以看出，被发配到以北镇等军镇地区的北族，其愤懑之情有多么强烈。

另一方面，北魏在前期对在外蒙古一带扩张势力并屡次入侵北魏边塞的敕勒族人进行了彻底讨伐，并将从中得到的数量庞大的敕勒降民用作防卫柔然的兵力。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其总人数达百万之众。这些人也被安置在北镇，以用于北魏北边的防卫。北魏进入中原时，鲜卑军的总数约为四十万，敕勒兵数量与之相比，规模非常庞大。

另外，我们在第三章举例讲到，北魏太武帝进攻南朝控制下的盱眙城时，曾说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君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正如太武帝所说的，北魏的军事编制由核心的鲜卑军以及作为挡箭牌的其他种族的军人构成。北镇的敕勒兵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北镇的鲜卑尚且处于如前所述的境地，人数更多的敕勒兵处境如何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这些人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孝明帝正光四年（523），讨伐柔然的十万北魏军无功而返，北镇的人见状，确实感到朝廷的无力。北镇之一的沃野镇的镇民、匈奴人破落汗拔陵杀掉了镇将，率先造反，同属北镇之一的柔玄镇的杜洛周、怀朔镇的鲜于修礼等人相继响应，叛乱瞬间扩大到北边全境。朝廷虽然答应改镇为州，将镇民从军籍中解放，但为时已晚，叛乱已开始呈现出向全国扩散的势头。

尔朱荣的登场

另一方面，对此作出反应进行镇压的北魏朝廷，当时正陷入政争不断、功能不全的局面。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的政治，随着皇帝和诸王权力的不断强化，外戚、宦官也逐渐成了两股跋扈的势力。羽林之变和北镇叛乱时，北魏的实权掌握在孝明帝的生母灵太后手中。

正如上一节所说，按北魏的祖制，皇太子的生母会被赐死。然而，由于孝文帝的改制，这一规矩不再实行，同时也由于宣武帝的庇护，灵太后尽管是储君的生母，并没有被赐死。孝明帝即位后，她成了皇太后，由于孝明帝年幼，朝政的实权便一手在握。

然而，太后干政宠信宦官和近侍，此后乱象不断，纲纪涣散便无可避免。问题不仅仅是宫廷内部混乱，皇太后还滥用国家财政，修建寺塔，极尽奢华，甚至数度游幸永宁寺、龙门石窟、嵩山等地，每次都要征发人力，使民众疲于应对。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北镇叛乱爆发。太后担心自己的不端行为被孝明帝知悉，甚至杀害了孝明帝的近侍。随着孝明帝年龄增长，日益对太后的淫乱专权感到憎恶，与太后一派的对立不断加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泰元年（528）太后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皇帝毒死，立年仅三岁的元钊（孝文帝的曾孙）为帝。太后的这些行为当然招致朝野的激愤。当时在山西北秀容（太原北面）扩张势力的武将尔朱荣成为反太后的领袖。

尔朱荣出身契胡族长的家族中，其先祖跟随道武帝称霸中原，立下功勋，后来率领部民来到山西省北秀容地区，维持着与北魏王室的姻戚关系，成为当地一股潜隐的势力。在北镇叛乱时，得知孝明帝驾崩的消息，尔朱荣痛斥太后一派的恶行，拥戴孝文帝之孙、长乐王元子攸（后来的孝庄帝），开赴洛阳。随后，要求百官到行宫上朝，追究天下大乱和孝明帝驾崩的责任，任由太后、少主元钊、皇族以下一千三百人遭受军队的杀戮。

79 山西省北秀容附近的牧场

这场惨剧史称河阴之变。此时尔朱荣已有篡夺北魏之意。不过，由于占卜结果不如意，同时意识到北魏尚未完全失去天下人心，尔朱荣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重新拥戴长乐王元子攸，是为孝庄帝。

另一方面，沃野镇的破落汗拔陵发起叛乱，与之相呼应，南方的高平镇的酋帅胡琛、关中秦州城民莫折太提、莫折念生也揭竿而起。破落汗拔陵的叛乱瞬间波及全部北镇，不过暂且被广阳王元渊所剿灭。然而，朝廷将这个过程中投降的多达二十万生活贫困的镇民遣散到定州、冀州、瀛洲等地（今以河北省为中心的地区），以便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却使暴乱从北部边境蔓延到了北魏的心脏地带。此时广阳王元渊感叹道：“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而作。”不久，难民在鲜于修礼、杜洛周的带领下集结，后集中到葛荣麾下，组成一支数量达几十万的大军。

尔朱荣掌握洛阳中央的实权时，正是葛荣集结叛乱军之际。葛荣的部队号称百万大军，向洛阳进发。虽然尔朱荣一方的军队人数处于绝对劣势，但针对轻敌的葛荣军，尔朱荣巧施妙计，在其进军沿线各地布下伏兵，成功地击溃葛荣军队。随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让投降的士兵自己决定去留，录用其中有才能的人，于是乱徒很快四散而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落汗拔陵叛乱所引发的华北大乱被一举终结了，但事态并未就此平息而继续有新的发展。在大乱中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魏末英雄出现了，许多人逐渐认识到，北魏王朝的灭亡近在朝夕。

由于在与葛荣军的大战中获胜，尔朱荣的威势越发变得稳固，相应的,其专横程度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魏末大乱时，汉族名士高翼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士封隆之发起了勤王之号召：“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

这种现象说明，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前期时汉族士大夫拒绝承认胡族政权相比，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魏末年汉族士大夫竟然对北魏产生了勤王的想法，可以说这种变化让人感觉恍如隔世。这其中包括上一章考察的北魏王朝自身的变化，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以后急速出现的变化。

然而，北魏王朝的威势到这个时候却只有依靠掌握朝廷实权的权臣才得以维持，尔朱荣成为奠定此后北齐、北周王朝根基的高欢、宇文泰的先驱。这些实权在握的人高举勤王的旗帜，巧妙地操纵着北魏王朝，逐步实现其篡夺的野心。在这样的时局下，尔朱荣在自己的老巢山西晋阳，遥控朝廷，在皇帝左右安插自己的亲信，首都的动静，无论大小，尽在掌握之中。其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公然发出了不逊的言论：“孝庄帝是在谁的大力支持下才登上帝位的？”孝庄帝被尔朱荣的这种僭越行为激怒，最终杀掉了他，却招来了尔朱荣一族的反叛，结果孝庄帝被尔朱兆抓到晋阳，死于非命。

然而， 此时在尔朱荣势力中崭露头角的高欢说道：“举兵犯上，大逆不道”，严厉地批判尔朱兆的行动，举起了勤王的旗号。结果，旧尔朱荣的势力从此产生分裂，最终霸权被高欢夺取，权臣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从尔朱荣与孝庄帝之间转移到高欢与其拥立的皇帝出帝脩之间，重又出现。

高欢的出身

高欢自称是河北渤海郡蓨人，即与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北魏名臣、渤海的高允同族。而记载高欢所开创的王朝——北齐历史的《北齐书》本纪中，说高欢名叫贺六浑（贺六浑是具有鲜卑风格的名字），先祖移居到北镇之一的怀朔镇，风俗习惯逐渐与鲜卑相同。从这段记载来看，估计高欢实际上就是鲜卑人。另外，北齐建国功臣、后来被高欢所出卖的高乾是真正的渤海蓨人，在其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由于不是颍川原来的随从，也不是丰沛时的故交，因此不能作为心腹得到高欢的信任。”

[1]

也就是说，他借用刘秀和刘邦的故事，指出自己和高欢并非同族。这更进一步地说明高欢是鲜卑人。

据史载，高欢自幼家贫，后来娶了一家富户的女儿为妻，才拥有了马匹，成为怀朔镇的队主。后来他从队主转任信使，来到洛阳，曾给洛阳的一位下级官吏麻祥当差。有一次麻祥让高欢吃肉，按理只能站着吃，高欢却坐了下来，立即被麻祥斥责，还被鞭打，受到了侮辱。前面我们讲过北魏末年被蔑称为“府户”的北镇镇民的穷苦状况，而高欢受到麻祥的苛待，生动地表现了洛阳官人是如何对待“府户”的。

不过，高欢在洛阳的生活并非始终只有屈辱。目光敏锐的他想必对我们前面讲到的壮观奢华的洛阳城的光鲜和阴暗两面都有充分的认识吧。另外，羽林之变所导致的混乱，使他预见到了北魏衰亡的征兆，于是高欢回到北镇，倾尽家产，招募同志。这段期间，他与司马子如等北齐建国的股肱人物聚集在一起。后来造成南朝建康从繁荣走向没落的侯景也作为其中一员而出现。后来，当被安置到华北的北镇难民在杜洛周和葛荣的领导下再次叛乱时，高欢与其同志一起先是投靠杜洛周，此后又投靠葛荣，最终成为尔朱荣的部下。随后逐渐崭露头角，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时一路同行。尔朱荣被杀后，高欢在与尔朱兆进行继承权的争夺中胜出。

西魏和北周统治下的新动向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

高欢掌握北魏的朝政之后，便以尔朱荣为榜样，给自己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孝文帝之孙平阳王元脩（孝武帝）。高欢和尔朱荣一样，以勤王为标榜，自己坐镇晋阳，掌控朝政，图谋篡夺。而被他扶上帝位的平阳王也跟过去的孝庄帝一样，绝不甘于做傀儡皇帝，厌恶高欢的专权，尝试各种各样的反抗。

然而，孝武帝未能挽回北魏的衰败，他采取了一招起死回生的策略，出奔到当时在关中形成反高欢根据地的宇文泰那里。为此，高欢立即拥立了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见，使之即位。结果，魏国东西两处分别有两个皇帝，统治华北一个半世纪的北魏，至此分裂成东魏和西魏（534年）。

迎奉孝武帝（东魏称之为“出帝”）、获得勤王旗号的宇文泰逐渐发展成与高欢二分华北的一股势力，为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据北周的史书《周书》记载，宇文泰出身北镇之一的武川镇。宇文是胡语，意为“天子”。宇文部当初是与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实力相当的大部族，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进攻中原时，归顺了北魏，宇文部在其首领宇文陵的时候迁到武川。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北周与随后的隋、唐的建国者全都与武川镇有关。也就是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移居武川镇的杨元寿的五世孙，杨坚的父亲杨忠曾跟随宇文泰征战南北。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移居武川镇的李熙的四世孙，李渊的父亲李虎也曾是宇文泰麾下一员大将。

如此看来，北镇之乱宣告了北魏的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包括怀朔镇出身的高欢在内，各镇英雄辈出，此后实现中国统一的隋唐皇室都出自宇文泰的势力。可以认为，北镇之乱在葛荣统合各镇势力时达到极点。随后这股势力遭受尔朱荣的奇袭而瓦解、被遣散安置时，下一时期的主导者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中，高欢已在尔朱荣的部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另一方面，宇文泰原是葛荣的部将，在葛荣被尔朱荣击破后，归顺了尔朱荣，是旁系人物。更有甚者，宇文泰在葛荣被打败后，被迁到尔朱荣的根据地晋阳，其兄宇文洛生被冤枉处死，宇文泰自己也几乎获罪。从这一些情况来看，宇文泰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不安稳的，不能与高欢相比。

在这种环境中，他得到同乡即武川镇出身的贺拔岳的推荐。贺拔岳在尔朱荣进京以前便是其部下，他的兄长贺拔胜是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的盟友。贺拔胜以勇猛闻名，当时是尔朱荣手下的一名大将。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奔赴关中，平定高平镇出身的万俟丑奴所起的叛乱，从这个时候起，宇文泰迎来了转机。贺拔岳镇压了叛乱，驻扎在关中。坚定了篡夺图谋的高欢嫉妒其战功，与侯莫陈悦串通，杀掉了贺拔岳。当时宇文泰整合了贺拔岳的残部，大败侯莫陈悦，成为关中的霸主。正好这个时候，北魏孝武帝从高欢的专权中逃出，来到长安，投奔宇文泰。

东魏、西魏的角逐

孝武帝出走到关中时，随从的鲜卑兵不足一万人。洛阳的鲜卑兵大部分被高欢所掌控。再加上尔朱荣、葛荣的残部，北魏末势力的大半尽归高欢所有。换言之，比较当初东西的势力，高欢占有压倒性优势，宇文泰方面则显然处于劣势。

以这种绝对优势为依托，在东西两魏分立三年后的537年，高欢为了一举消灭西魏，亲自率军进入关中，在陕西渭水以北的沙苑向宇文泰发动进攻。然而，宇文泰方面拼死防卫，高欢遭受惨败，不仅如此，山西要地蒲坂也被西魏夺取，高欢从根据地晋阳倾巢而出，对西魏发动攻击，却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然而，第二年宇文泰亲自率军进攻洛阳，与高欢麾下猛将侯景在洛阳北面的邙山相遇，被侯景大败。这一冲击促使在沙苑之战中被俘而投降西魏的东魏诸将叛离，因此宇文泰的长安空巢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高欢乘机迂回蒲坂，计划从孟津渡黄河进攻关中，在邙山吃了败仗的宇文泰火速撤回长安，收拾了局面，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高欢的锐锋。

北齐和北周替代两魏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持续到高欢之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据史载，北周害怕北齐的进攻，在黄河天险布下防线，乃至在冬天打碎冰面，以防止东军从黄河结冰面上过河。

采用周礼

然而，历史的天平却逐渐向西魏和北周一侧倾斜，最终由北周灭掉继承东魏的北齐，并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呢？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实力弱小反而促使西魏和北周集团增进了团结。与高欢相抗衡的宇文泰的势力，包括他继承的贺拔岳的部众和孝武帝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兵将。而贺拔岳的部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讨伐关中叛乱的万俟丑奴时从尔朱荣军团中派遣的将士，另一部分则是万俟丑奴的残部，具有杂牌拼凑的浓厚色彩。另外，由于魏末的混乱，关中各地随处可见自卫性质的军队组织。其中甚至包括既非汉族亦非胡族的巴族士兵。为了整合这些混编集团，迫切需要采用促进集团团结的政策。在制定国是政策的过程中，关中武功出身的苏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80 《周礼》
《周礼》记载了以周代官制为主的礼制

苏绰作为宇文泰的谋士可谓功劳卓著，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推行周官制度和制定六条诏书。周官是指中国周代的官僚体制，记载其具体官职和结构的《周礼》被奉为儒教圣典。假托是周代实行的这套官制为实现祭政一致的政治形态，将周王统领下的各官职分成宫中各官相关的天官，主管地方行政和教育的地官，负责祭祀的春官，掌管军政的夏官，管理司法的秋官，负责制作车服、弓矢等的冬官等六管系统（六官），六官各系统长官以下设置二百七十多个官职，并规定其职务和官员数。

在这个时期实施周官制度，容易被人看成是推行一种极端复古的时代错误的政策，这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废弃武士政治而实施太政官制的做法相似。然而，正如宇文泰之子孝闵帝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而创立周王朝（北周）所表现的那样，明确地以周礼为国策，以此对国家进行管理、使其运作。礼亦是其谋士苏绰的主意，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制定国策时，如此执著于周礼呢？

81 西魏甲胄骑兵图
（敦煌285窟壁画）　当时的战马也披着铠甲

周代制度原本与胡族毫无关系。因此当五胡入侵中原刚刚建立起胡族政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遵循《周礼》。然而，到了我们第三章、第七章所论述的北魏时期，《周礼》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制定国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时期，逐渐采用了均田制、三长制等以周礼为典范的各项政策。

注意到历史的如此演变，那么西魏、北周时对周礼的执著和采用，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然而，即便是在孝文帝时期，官僚制度也只是援用魏晋以来的官制，而并没有全面推行周代的官制。而宇文泰和苏绰在孝文帝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援用周代官制，在西魏时期推行了这种周官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正是西魏、北周继承和发展了北魏的国家正统。宇文泰的政权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团结，应对与东魏和北齐的战斗。

苏绰制定的政策中包括六条诏书。六条诏书倡导“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做好准备。据说宇文泰要求各官员牢记这六条内容，不能领会其精神的地方官不得任职。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内容由六条组成。为什么值得注意？因为可以想见六条诏书和《周礼》六官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周礼的影响表现在理念和官制等各个层面，进而还影响到堪称当时最重要的军队制度。如前所述，西魏鲜卑族的士兵很少，单靠鲜卑族军队很难与东魏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因此，政府也从汉人中征兵，努力增强国军的实力。宇文泰在军队中设立六位柱国大将军，六位柱国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共计十二位大将军，十二位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十二大将军所统领的二十四军最初是丞相府的直辖军，后来变成皇帝的禁军，到隋代确立了十二卫制，并发展成唐代的府兵制。

因此，二十四军制被认为是府兵制的源头，这种军队制度成功地集聚了胡汉的力量，为西魏和北周的兴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国军以六、十二、二十四等六的倍数构成，这显然是源于周礼的思想：天子六军的思想，即以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一军、周王统率六军。

可见，西魏、北周受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渊源——《周礼》的浓厚影响。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地采用和推行周礼思想时，却发现把原因只归结到如前所述的、这些举措的推行是为了向内外宣告继承北魏正统、提高国家凝聚力这一点上，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周礼》确实记载了中国政治思想渊源的古代礼制。然而，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移，周礼日益与现实脱节。

正因为如此，周礼只是作为理念而被尊崇，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尤其是与北朝同时期的南朝，几乎并未原样照搬。在《周礼》的影响下产生的均田制和三长制并没有在南朝实施，便是明证。

均田制得以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背景，在于长期的战乱频仍造成可供分配的荒地大量存在。这说明长期的战乱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中心——华北的极大疲敝，也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才得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

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由于《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胡汉双方的这些情况也构成了采用《周礼》的基础。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胡汉融合的状况

考察西魏二十四军制时，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情况以外，还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各军府的府兵都以该军府长官的姓氏为姓。这种习俗根植于胡族的古老传统，沿用所属部族首领的姓氏，在鲜卑、匈奴、乌丸等北方民族之间普遍可见，并被继承到北魏时期。

下面讲到的一则故事发生在隋末。隋末英雄李密谴责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时说道：“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隋书·李密传》）这里李密对宇文化及提出指责的根据在于，宇文化及的先祖原姓破野头，在北魏初年跟随宇文俟豆归（前面提到的宇文泰的先祖宇文陵之父），后来便以宇文氏为姓。（《隋书·宇文述传》）这说明自北魏建国起两百多年以后，即使到了七世纪初叶，至少还保留有这种随主人姓的习俗，才有可能以此揶揄他人。

换言之，西魏二十四军制既包含有《周礼》的传统，也沿袭了胡族的旧俗。当时的军人采用的是胡族的姓，正如史书的如下记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孝文帝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胡族，改变了此前基于部族或氏族名称的称呼，采用了汉族式的单字姓氏，如王室拓跋为元氏，贺兰为贺氏，丘穆陵为穆氏。然而，经过魏末的混乱，到了西魏和北周统治时期，胡族又重新恢复了胡姓。

那么，能否认为这种现象是回归到孝文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不过，考虑到如前面所述，西魏和北周标榜以汉族政治思想渊源的周礼为国策，具有“周礼国家”的特征，从中还是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

宇文泰之子、灭掉北周夙敌北齐的武帝宇文邕是有名的灭佛皇帝，与北魏太武帝等一起并称历史上“三武一宗”。他在灭佛时，声称自己并不是五胡：“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辩惑篇》）武帝受北镇之乱后当时形势的影响，能够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当时他还将自己对国军发布的军令汇编成一本《鲜卑号令》。周武帝姓宇文（胡族姓氏），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却说自己不是五胡，以魏晋时期的观念来看，显然是矛盾的。这与西魏、北周一方面标榜周礼主义，另一方面却重新恢复胡姓的做法倒也相符。这说明当时的情况有别于魏晋时期胡汉的对立，呈现出胡汉融合或混杂的局面，同时存在着基于这种局面的中华意识。

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北魏太武帝时期也存在与此相似的情况，即太武帝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鲜卑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却将汉族地区原生的道教确立为国教，并将自己比作真人（即道教中的圣人），改元太平真君。由于佛陀不是汉人，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的胡族君主将佛教作为与自身相连的宗教，对之保护厚待有加。尽管如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却以中华皇帝的姿态对佛教大加镇压。这种所谓新的中华的出现，与五胡的中华意识之间的关联，我们在下一章将进一步论述。

北周武帝与华北再统一

东魏、北齐的动向

在北镇之乱中诞生的一代英雄高欢于547年在讨伐西魏的途中去世，其子高澄成为继任者。早在高欢生前便扬言“高欢要是死了，我绝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的怀朔镇勇将侯景，在高欢去世时，人在河南。他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劝诱东魏诸将谋反。然而，临终前已对侯景的叛乱早有预知的高欢留下遗言：“如果侯景谋反，可将名将慕容绍宗召回退敌。”高澄依计行事，侯景的野心不堪一击，被迫投降南朝，并进而诱发了侯景之乱，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在第五章已作论述。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巧妙地控制住以侯景为首的、在北镇之乱中历经百战磨炼的军人，高欢的势力才得以维持。

当时的史书将这些军人当中登上高位的人称为“勋贵”。从帝权一方看来，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帝权完全伸张的阻碍。为此，帝权任用汉人官僚以压制勋贵的势力，而这种压制势必引起勋贵阶层的抵触。可以说，侯景的叛乱也是因为这种对立而产生的。

由于高澄在临近禅让时突然去世，其弟高洋接受了东魏的禅让，于550年即皇帝位（文宣帝）。文宣帝虽然留下了修订东魏时期制定的法律《麟趾格》，以及击破北方勃兴的突厥等业绩，但由于前面讲到的对勋贵阶层的压制，再加上他自身个性暴虐，在其在位的后半期，文宣帝杀掉了许多官员和魏的宗室元氏族人，有的还是他亲手所为。

82 北齐佛
北齐继承了北魏的制度和文化。人们虔诚地信仰佛教，这个时期塑造的佛像，其艺术性之高，实在令人惊叹

反对这种行为的勋贵阶层废掉了文宣帝死后继位的高殷（废帝），由常山王（孝昭帝）即位。

孝昭帝一改文宣帝的路线，尊重勋贵阶层。这一路线也被下一任皇帝武成帝所继承。然而，勋贵的专横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帝权的伸张相抵触。因此，勋贵阶层与基于中国政治理念、致力于伸张帝权的汉人门阀官僚之间的暗斗，在北齐后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再加上和士开等当时被称为“恩幸”的、出身卑贱、平步青云的皇帝宠臣集团得势，这些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北齐的凝聚力严重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淮南地区也被南朝梁之后、实力较弱的陈朝所夺取。

到了北齐后主时期，与和士开联手图谋权力伸张的汉人官僚祖珽，加强了对勋贵的攻击。然而，这时被视为北齐军事力量象征的名将斛律光被杀，北齐的凝聚力进一步降低。

此后，成功削弱勋贵势力的汉人门阀势力又与恩幸势力彼此对立，混乱不断发展，乃至当时汉人势力的根据地文林馆的汉人官僚多数惨遭杀害。北周武帝发兵讨伐北齐时，北齐正处在这种内乱纷争当中。

北周武帝统一华北

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在位）是宇文泰第四子，据史载，宇文泰对他的评价是：“成吾志者，此儿也。”其兄明帝被掌握朝政大权的堂兄宇文护弑杀后，被宇文护推上帝位。武帝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都受到宇文护的掣肘，于建德元年（572）武帝终于杀掉宇文护，实现亲政。

如前所述，武帝在位期间，发动了被列为所谓三武一宗法难的灭佛活动，通过这些行动，他取缔了道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的组织，另一方面设立称为通道观的寺院，将儒、佛、道三教统一到国家权力之下。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洛阳佛教的兴盛与腐朽的部分进行了论述，武帝的宗教政策是对佛教整体堕落的否定，旨在确立皇帝权力对宗教的控制。

另外，武帝还通过大规模募兵，增强了府兵的军队。当时他还实施了一项政策，将此前对士兵的称呼改为“侍官”。侍官意为皇帝的近侍，将府兵称作侍官，意味着将府兵视为具有皇帝直属名誉的战士。前面我们在讲到西魏二十四军制时指出，这种军制在汉族式的编制原理基础上，同时还混有起源于胡族的因素，而我们从侍官的称呼中也可以看到胡族的传统。因为当时侍官的称呼，大多用在对第七章论述的北魏内朝官的称呼上。另外，还因为在原本胡族的世界中，士兵作为其共同体的战士，是有名誉有地位的人群。

另一方面，从汉民族的立场来看，正如兵户之子仍为兵户这种世袭兵户制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魏晋以来中国的士兵与一般的民户有所区别，甚至还遭受歧视。北镇之乱前夕的镇民之所以被称为“府户”而遭受歧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北魏王朝整体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思想也渗透到北魏体制之中。

然而，武帝把在魏末的混乱中成长的士兵称为“侍官”，并且在与北齐一决雌雄的战斗中，身披甲胄，不断身先士卒地冲入敌阵中。这种行为与中国的皇帝为自身安危而从不现身大军前线的做法大不一样，在胡族的世界中，常常要求首领一马当先以充分发挥领导力，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代的皇帝，大多会采取这种行动。

在国内的文化、军制等整顿齐备之后，武帝着手解决其最大的政治课题——出兵征讨北齐。如前所述，北齐当时政治混乱到了极点，北周趁势于576年底终于攻下了北齐重镇晋阳，进而在第二年攻陷了北齐首都邺，至此成功统一了北魏末年以来混乱之极的华北全境。然而，不久武帝病倒，仅三十五岁便英年早逝。武帝在其遗诏中说道：“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遘疾大渐，力气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说出了在位期间未能实现天下再度统一的遗憾。武帝的夙愿在其后大约十年之后、由接受北周禅让的隋文帝实现。

[1]
原文是：“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出自《北史》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

第九章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倭国与邪马台国

东亚的历史发展与古代日本

在前面八章的考察中，我以中国史的观点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事象进行了论述。然而，这段时期还包含有许多中国史的框架无法容纳的问题。另外，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分析的那样，理解这些中国史框架下无法容纳的问题，对于深入理解这个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此稍微将视野放大，从这一时期东亚全境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夹在秦汉和隋唐这两大统一国家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做深入考察。

所谓的三国时期正值日本历史上的邪马台时期。南北朝时期则被认为是日本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时期。那么，古代日本从邪马台国到应神和仁德天皇时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心，首先我们对有历史关联的问题进行考察。

众所周知，追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根源的江上波夫学说，存在一种骑马民族国家论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在本卷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擅长骑马技术的民族沿朝鲜半岛南下，来到日本列岛，征服了土著势力后，建立了新王朝。本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讨论这一学说是否正确，不过正如前八章所论述的那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华北动乱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巨浪，的的确确对周边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在东亚动乱的这个时期，日本如何应对、进而这些又对其历史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答自然与理清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即现今日本的根源——不无关系。

倭国的出现

日本的英文表记为Japan。日本和Japan这两种称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均不存在。换言之，日本这一国家称谓的出现，是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事情。当时的日本与后来日本的领域并非完全重合，被称作“倭国”（日本如何自称尚无定论，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候选是“大和yamato”）。在记录东汉时期历史的《后汉书》中，有记载古代日本的部分（《后汉书·倭传》）。书中写道，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带着贡品前来朝贡。

83 《翰苑》
（太宰府天满宫藏）　唐代初年的书籍。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品为第三○卷的写本

另外，现藏于九州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的卷轴国宝《翰苑》中，也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记载同一件朝贡事件，记为“倭面上国王师升”。《翰苑》是成书于中国唐代的书籍，原本共有三十卷，现已散佚，太宰府天满宫所藏的部分是其中第三十卷的写本，据认为是在平安初期抄写的。此外，同样是中国唐代所作的书籍《通典》，同样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记为“倭面土国王师升”。至今许多研究者仍然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很感兴趣。

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二世纪初的时候倭国以某种形式实现统一，并存在统治全境的国王，二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此阶段统一的倭国尚未出现，因此倭国王亦不存在，存在的是倭国土地中的一部分——倭面土——的国王，正如获赐志贺岛金印的汉委奴国王那样。

不过，在《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遣使的事件有如下记载：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84 《后汉书·倭传》

换言之，仅就《后汉书》和《魏志·倭人传》的记载而言，可以看出在倭王卑弥呼出现之前，日本已存在男性的倭国王，换句话说，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组织的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国王也在卑弥呼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只是《后汉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个国王是否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被册封为倭国王、并授予印绶。

著名的汉委奴国王的印绶（志贺岛的金印）之授予，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句记载，但考虑到在《后汉书·倭传》中，这段记载后面紧跟着师升遣使的事件，可以认为当时师升很可能还不是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而被册封为倭国王（虽然很难说这个推断是确切的）。

亲魏倭王卑弥呼的时期

在帅升之后，卑弥呼向三国时期的魏国派遣使节，被封为倭王。实际上这一事件意味着，倭国作为一个整体明确地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之中。

秦代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中国的始皇帝新创了一个称号——皇帝，用作中国统一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并将自己置于第一代皇帝的地位（始皇帝）。因此，此前用于称呼一国元首的“王”，成为次于皇帝的称号，此后成为由皇帝分封的角色。

换言之，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王”绝非相当于西方中意味着第一把手的King，而是皇帝的臣属。

秦汉之后，中国皇帝除了国内之外，亦对追随自己的国外元首敕封以“王”的称谓，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例如，因志贺岛金印而闻名的奴国国王便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前去朝贡、被封为奴国王的，从中国一方看来，这意味着奴国王成为中国皇帝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内的臣下。另外，卑弥呼被魏朝封为亲魏倭王，而卑弥呼对此欣然接受，这与奴国王的敕封具有同样的意义。只不过卑弥呼被封为倭王，意味着这种秩序并没有像奴国那样只限于日本的一部分区域，而是涵盖了卑弥呼统治的整个倭国。

卑弥呼遣使时面临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的东亚存在围绕着魏蜀吴三国展开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其详情在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中进行论述，因此我们这里从略。只是确认一点：与志贺岛金印时期的奴国作为日本列岛内的一个割据政权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同，倭国是以邪马台国、奴国、伊都国等联合国家的形式，作为中国的朝贡国而加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的。下文将对此后东亚与日本的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谜一般的四世纪

邪马台国以后

倭国是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国家联合，众所周知，当时日本列岛内还存在一个与这一国家联合相抗衡、乃至拥有凌驾于其上的势力的国家，即狗奴国。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与邪马台国名中“邪（恶的）马”、卑弥呼称呼中的“卑（下）”一样，“狗奴（隶）”这种称谓显示了当时魏朝对倭人地区的看法。

姑且不管这些称谓，且说狗奴国对倭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倭国不得不向魏朝寻求援助。倭国向魏朝报告了狗奴国的攻击情况，为此魏朝身为宗主国，向倭国和狗奴国的战争现场派出一个名为张政的使节，作为皇帝的代表，发布了命令对方停止攻击的檄文。

后来卑弥呼去世，倭国虽一时陷入混乱，但在卑弥呼的族人壹与即位后，便与中国建立了与卑弥呼时期一样的关系。倭国向中国派遣使节，一直延续到继承魏朝大统的西晋时期。

然而，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节的做法到266年便戛然而止。换言之，从卑弥呼到壹与时期倭国向中国的遣使，始于239年，终于266年，其间持续了二十七年。随后413年倭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时隔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可谓是谜一般的四世纪。

中断遣使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处于对立关系的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恢复邦交，至今也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众所周知，这一次恢复邦交与越南战争结束等当时国际局势紧密关联。而当年遣唐使的废止，是根据菅原道真提出中国内部混乱的情况而作出的决定。另外，卑弥呼向三国时期的魏朝遣使，既不是发生在238年，也不是发生在240年，而是选在239年，也绝非偶然，这种决策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密切相关。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可以说从266年到413年日本和中国之间长期没有政治往来，肯定存在着与国际时局有关的重大原因。

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是双方交往断绝的直接原因。卑弥呼得以遣使的直接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东汉末年在辽东半岛长期割据、妨碍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交往的、由公孙度建立的公孙氏政权于238年被魏所灭。其二是时间跨度稍长的因素。自向东汉遣使以来，日本时隔多年在卑弥呼时期又恢复向中国派遣政治使节的原因中，包含了当时倭国上层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在东汉末年的混乱之后，魏晋政权重新收拾旧山河，中国出现再度统一的趋势，倭国需要应对新的局面。

从这种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66年以后倭国长期停止向中国遣使的最大原因在于，遣使的目的地中国自身出现了混乱。正如本卷前面八章所论述的那样，始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到三国归晋后，中国又陷入了比东汉末年的混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无休止的大混乱之中。这场大混乱基本上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才宣告终结。也就是说，这种混乱的局势可以说是日本方面没有遣使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们设想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二、第三章所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造成的中国崩溃，同时也是魏晋所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崩溃。我曾在前些年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在苏联解体前后，以东欧为首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崩溃了。甚至可以说，这种国际政治的剧变也使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时至今日，余波未止。刚才我们论述了倭国加入了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而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溃，对华北、华南、西域等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考察。

如此看来，这种崩溃的影响当然也会波及倭国。在所谓谜一般的四世纪这段时期，倭国各地建造了前方后圆的巨坟，包括马具等在内的铁制武器得到广泛使用，这些情形不能说与当时世界秩序的变动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266年日本又中断向中国遣使了呢？266这一年，正值蜀国灭亡，西晋建国，而吴灭亡、中国再度统一是280年的事情。这段时期西晋的国力非常强盛，找不出为什么这时倭国停止遣使的原因。另外，八王之乱发生以前，西晋作为统一的国家，贵族文化一派繁荣。因此事实上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遣使中断的原因。从266年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西晋王朝陷入混乱之前的这段时期，倭国有充分的可能性向中国派遣使节。如此看来，这段空白只能推测是因史料缺失造成的。就目前而言，我倾向于将三世纪下半叶遣使中断的原因解释为史料的缺失。但是，永嘉之乱以后遣使的中断，恐怕就不能归结为史料的缺失了。

85　石上神宫传存七支刀
（石上神宫藏。奈良县天理市）上刻有铭文，被认为是见证了谜一般的四世纪中倭国与大陆之间政治交往的物品

谜一般的四世纪

如前所述，倭国再度向中国派遣使节，已到了413年。实际上，从266年算起，时隔一百四十七年。在这一百四十七年间，倭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邪马台国后来又如何？这段时期建造的许多巨型古坟到底有什么含义？据认为是四世纪从百济带回的七支刀（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藏）向今天的我们传达的是什么信息？五世纪初叶建造的好太王碑记载了四世纪下半叶倭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这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一直讨论至今。

然而，七支刀本身是否真是四世纪带回日本本土的？好太王的碑文本身是否被人窜改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能够轻易解决的，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因此，这段时期，就被称为谜一般的四世纪。

另外，建造了仁德天皇陵古坟等巨型坟墓的政权，是由邪马台国发展而来，还是继承了邪马台政权的势力？与朝鲜加深关系，是否只是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铁资源？好太王碑文记载的倭是否属于大和的势力？对于如此种种问题的解答，只有留待今后了。

我只能肯定地说，这段时期东亚局势的变动对日本确实产生了影响，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权，这一政权凭借着实力，加深了与朝鲜的关系，同时这种权力亦与如今日本的天皇家不无关系。此后，日本进入了倭五王的时期。

倭五王时期

遣使恢复与东亚的国际局势

根据记载中国南朝宋的历史的《宋书》，倭五王是指倭国五位留有名字的王：赞、珍、济、兴、武（《宋书·倭国传》）。倭五王的时期日本恢复了向中国派遣使节，但史书上却对遣使恢复的原因只字未提。我们从这处记载只是可以知道，这次恢复遣使的时期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初年。也就是说，在以华北为中心的大混乱中出现的统一华北的胡族政权（北魏）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宋）这两大势力逐渐形成对立的形势下，日本重新向中国派遣使节。

诸葛孔明（诸葛亮）和司马仲达（司马懿）之间于234年在五丈原对战后，蜀国逐渐衰弱，魏国势力则日趋强大，而魏和吴在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的辽东地区展开的角逐，眼看魏国就要取得胜利——卑弥呼遣使正是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由猜想，五世纪初叶出现了某种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日本向中国再次遣使。

审视五世纪初东亚的局势时，我们会发现当时出现了一位英雄——建立南朝宋政权的刘裕。刘裕在建立宋朝前是东晋的将军，为了收复被异族夺去的汉族的故土——中原地区，他从江南起兵北伐。途中，他灭掉了割据于山东半岛的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南燕，其时为410年。三年后，倭国重新恢复遣使。

刘裕在灭掉南燕之后，从山东西进，到达洛阳、长安，灭掉氐族建立的后秦政权，暂时收复了中原地区，随后回师江南，接受东晋的禅让，建立宋朝（420）。

古代日中往返路线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刘裕攻陷山东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古代从日本前往中国所走的路线主要有三条：①渡过对马海峡后，经朝鲜半岛从陆路进入中国；②同样渡过对马海峡后，顺着朝鲜半岛沿岸经海路北上，等待季风横渡黄海，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③从九州出发，横渡中国东海，中间不作停留，直达江南。其中，由于当时与倭国处于敌对关系的高句丽从中阻挠，很难采用路线①（《宋书·倭国传》）。路线③在倭五王的时期倒也有可能会被采用。然而，这条被称为南路的路线，从倭五王时期到三四百年后的遣唐使时期，都有过数次渡海失败的记录。再加上考虑到遣隋使和早期遣唐使行走的都是被称为北路的路线②，那么可以认为这也是倭五王时期的主要路线。另外，经由路线②到达山东半岛的倭五王的使节，在到达中国后一般通过陆路或内陆水路前往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不过，沿山东半岛从海路南下前往江南，则意味着舍弃有中国方面引路、保护的安全途径，同时还需要克服江苏省沿海到长江河口之间沙洲很多的困难。

现在的黄海沿岸（江苏省沿海）有大沙、长沙、北沙等多处浅滩。与现在相比，倭五王时期江苏省的海岸线向内陆回缩五十公里左右。现在的海岸线是黄河、长江所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形成陆地的结果。此处海岸线在蒙古族建立元朝政权以后急速向东推进，再考虑到圆仁在唐代前往中国时，所乘船只触礁也发生在附近海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我们可以推断五世纪时从江苏省沿海驶往长江河口的航行并非易事。也就是说，倭国五王时期的使节前往建康时，主要都是经海路到达山东半岛之后，避开江苏省沿岸的海域，前往江南——这种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高句丽恢复遣使

刘裕北上具有如此意义的山东，灭掉了割据此地的南燕。恢复遣使的五世纪初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在第三章所论述的淝水之战引发的前秦政权崩溃后华北、华中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变动，逐渐形成北朝（北魏）和南朝（宋）这两大势力对立的格局。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将淝水之战后发生的具体事件梳理如下：

① 386年北魏建国。

② 随着北魏势力的扩张，397年后燕政权崩溃。

③ 南燕、北燕建国。

④ 刘裕北伐，南燕、后秦灭亡。

从这些局势变幻中寻找它们与日中往返路线的关系，可以推断410年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的灭亡，对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提到413年倭国恢复遣使的记载原文如下：

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条）

从中可知，这一年高句丽也跟倭国一样，向江南的东晋派遣了使者，而且这是高句丽时隔七十年之后向东晋遣使。另外，如前所述，仅从现存史料来看，倭国的遣使是自266年以来时隔一百四十七年重新恢复。朝鲜和日本这两个邻国向中国的遣使，中间同时中断了相当长时间（七十年和一百四十七年）。这么看来，上述高句丽和倭国的恢复遣使，极有可能是由同一种因素引起的。将这种情况与前面所述的路线问题、南燕的灭亡等结合考虑，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南燕政权之前的山东半岛，相继由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燕（鲜卑）等非汉民族政权所统治。与倭国在朝鲜南部争夺霸权而展开激烈对抗的高句丽，其行动受到与西方接壤的这些王朝的强烈制约（其中甚至还遭受到来自前燕的重大打击，国都被攻陷）。

413年当高句丽再度向中国遣使时，原来在西部牵制高句丽、由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政权已在和新的中原霸主北魏的斗争中落败而亡国（407年后燕灭亡）。后燕之后的北燕，由于其建国者慕容云带有高句丽人的血统，因此与高句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继后燕之后成为华北霸主的北魏，在灭掉北燕之后于436年前后，将势力延伸至高句丽。

换言之，正是在410年由刘裕控制下的东晋灭掉南燕、将伸入渤海和黄海的航路要冲山东半岛收入版图之后不久，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高句丽恢复了遣使。

对于高句丽而言，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巨大威胁。因为当时高句丽趁中国内部混乱，将原属于中国领土的辽东地区纳入本国疆域，而刘裕的北伐军，正是打着从异族手中夺回汉族领土的旗号，并且实际上正在逐一收复失地，先后灭掉南燕和后秦。换言之，高句丽的恢复遣使，可以说是对东晋正在向一衣带水的渤海对岸扩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局势所作出的应对之策。同时，刘裕的北伐亦是宣告过去周边各国派遣使节的目的地、东亚文明的中心——晋的复兴，高句丽的恢复遣使也带有因应这种趋势变化的含义。

就应对东晋复兴的势力扩张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倭国或多或少也与高句丽处于同样的立场，但如果从倭国方面来看待高句丽恢复遣使的意义，可以想见倭国之所以也向东晋派遣使者，除了是为了应对上述东晋复兴的趋势之外，还兼带有别的意图——即倭国希望通过恢复遣使，利用势力延伸到山东半岛的东晋南朝，牵制长年的夙敌高句丽，将朝鲜半岛的局势引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这是事关倭五王整体外交战略的问题，下面我们通过对日本国内出土的铁剑铭文等具体文字史料的分析，对此稍作深入考察。

稻荷山的铁剑

从埼玉县行田市“埼玉风土记之丘”的稻荷山古坟出土的一把铁剑，其正反面发现有金象嵌的115字（正面57字、反面58字）的铭文。铭文的全文如下：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弖比（正面）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反面）

86 稻荷山铁剑
（埼玉县埼玉资料馆藏）　1968年，从稻荷山古坟（埼玉县行田市埼玉）出土。1978年，经X射线调查，发现了金象嵌的115字。从铭文中的干支“辛亥”，可推知制造于公元471年

铭文中首先刻着“辛亥年七月中记”的时间，接着记载了铭文的主人公乎获居上溯至意富比诡的八代先祖系谱（意富比垝→多加利足尼→弖已加利获居→多加披次获居→多沙鬼获居→半弖比→加差披余→乎获居）。

铁剑反面的铭文接着记录了这样一段内容：乎获居一族从其先祖起便世代担任卫队首领，乎获居亦承袭此位，辅佐获加多支卤大王在斯鬼宫时的统治，奉命锻造这把刀，并刻铭文以作纪念。

此后的研究表明，开头的辛亥年为471年，获加多支卤大王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个王——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这里我们想探讨的是，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三个字。

从字面上讲，“治天下”即“统治天下”的意思，那么这段铭文说的便是乎获居辅佐获加多支卤大王统治天下。实际上，通过对稻荷山铁剑铭文的解读，此前未能充分理解其义的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文也得到解读，研究者指出该段铭文应断句为“治天下获加多支卤大王世”。换言之，这两处铭文都记述了获加多支卤大王是统治天下的大王。

87 倭国向宋遣使年表

据此推断，倭王武是统治其治下领域的倭国首领，而这里的“天下”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治天下中的“天下”意义相同，由此看来，如果以现今日本人的一般思维做参照，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天下”这个概念原本是产生于中国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天底下广阔的人间世界。而得以支配“天下”的，只有承受天命的皇帝这一个人。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此，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时代那样，魏、蜀、吴三国各自都出现了自称为皇帝的人，这并非常态。各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皇帝，而诈称承天命而僭称皇帝的，应该天诛地灭。

获加多支卤大王被认作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个即倭王武，那么作为治天下大王的倭王武，便是在稻荷山铁剑铭文所记载的五世纪下半叶，成为与中国皇帝不同的另一个天下的统治者。

《宋书·倭国传》的记载

然而，现在中国方面留存下来的文献即《宋书·倭国传》的记述，却与铁剑铭文的记述存在着重大差别。《宋书·倭国传》收录了倭王武于478年呈递给中国南朝的宋顺帝的上表文。我们先把全文放上来，看看其中包含了什么意思。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

88《宋书·倭国传》倭王上表

首先请大家注意画线的部分。倭王武即471年所刻的稻荷山铁剑铭文中记为“治天下”的获加多支卤大王，在478年的时候向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宋顺帝呈递了上表文，自称“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这种语气不止此处可见，而是贯穿通篇上表文的一种风格。这篇上表文可以翻译成如下意思：陛下封给我的国家（封国）在中国看来地处偏远，在外面修建藩屏。自古以来，我的先祖披着甲胄，亲自跋涉于山河间，一刻也未曾休息。在东边征伐了毛人居住的五十五国，在西边征服了夷狄的六十六国，渡海平定了北边九十五国。最终陛下统治的世上大治（王道融泰），陛下的领土扩展到遥远的地方（廓土遐畿）。我们世世代代每年都向您朝贡，不敢有所懈怠（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却谨记先祖的教导，希望率领属下臣民，归顺陛下所代表的天的中心（天极，具体指建康）。稻荷山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大王获加多支卤与《宋书》记载中的倭王武的形象，竟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这是为什么呢？

倭国与天下

古代日本中华意识的形成

获加多支卤一方面自称为“治天下大王”，另一方面却向宋称“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比倭五王向南朝宋遣使稍晚，小野妹子在隋代作为遣隋使前往中国的时候，曾向中国的隋炀帝递交了如下内容的著名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书·倭国传》）

这里出现的“致书”一词，是在向对等关系国家呈送书信时使用的特殊用语，另外，“天子”一词是承接天帝命令统治天下的皇帝的别称。在遣隋使所呈送的国书中，当时的倭国使用了这样的外交表述，相当于向隋宣告倭国国王也是承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皇帝。

据《隋书·倭国传》的记载，在607年小野妹子赴隋之前于600年来到中国的倭国使者，在听到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关于倭国风俗的询问时，曾作如下回答：

……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

也就是说，当时倭国使者说的是，倭国王比“天子”的级别更高，相当于天子的叔父。

大家都知道倭国大王后来号称“天皇”。“天皇”位居“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首，是中国远古时期天子的称号，即“天皇”也是相当于统治天下的皇帝之意的用语。了解了这层背景，我们就能明白从“汉委奴国王”作为中国皇帝臣下的王号起，古代日本经过“治天下大王”、“天子”的称号，确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体制。

换言之，古代日本以“天皇”为顶点，从大化革新后采用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年号，模仿中国体制，在倭国国内推行有别于中国的独特法律体系（律令），一步步建设成古代律令制国家。

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了古代日本在导入中国政治思想的同时，在自身内部亦构造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国式的中华意识。

如此看来，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在倭国国内使用“天下”，乃是我们今天回溯古代日本中华意识形成的最早始发点。换言之，在倭奴国王和卑弥呼的时期，日本作为中国皇帝的臣子加入了其国际秩序。可以想见，尽管获加多支卤大王也作为倭国王继承了原有的路线，加入了以南朝的中国皇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却又同时希望脱离这一体制，追求自立。后来到了遣隋使阶段主张与中国皇帝对等而使用“天子”称号，可以认为是与获加多支卤时期以来的这种自立趋势一脉相承的。

获加多支卤时期倭国的天下观

话说回来，获加多支卤所使用的“天下”，原本指的是哪个地域呢？考虑到像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的说法那样，“天下”这个词在后世的日本使用时仅限于指日本国内，那么获加多支卤的“天下”，也可认为其具体地域指的是倭国国内。

然而，正如前述《宋书·倭国传》所记载的，获加多支卤大王对中国皇帝说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里的“毛人之国”、“众夷之国”、“渡平海北之国”与倭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没有明确说明，仅就他实际上被认定是“治天下大王”以及《宋书·倭国传》的字面意思而言，很自然地应该认为获加多支卤的“天下”具体也包括了毛人五十五国、众夷六十六国和渡平海北的九十五国。

不过，在平定各国的文字之后，又说“王道融泰，廓土遐畿”，说明获加多支卤大王在面对中国皇帝的时候，也认为这些国家和倭国都在中国皇帝统治的范围内。

只是在现实中，这些地域是包含在获加多支卤所构想的“天下”之内的，这么说大概不会有错。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倭五王的第二位——珍自称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一自称未得到宋朝承认。）

②倭五王的第三位——济在位时，宋朝允许倭国王自称“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然而，宋朝并不承认倭国所希望的对百济的军事权和安东大将军称号）

③倭五王的第五位获加多支卤（中国名为“武”）在位时，自称对包括上述六国加上仍然未得到宋朝承认的百济一共七国拥有军事权和安东大将军的地位。随后，获加多支卤在宋顺帝升明二年（478）遣使之后，虽然对百济军事权仍未获得承认，却被授予安东大将军的称号，被封为“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以上内容均出自《宋书·倭国传》。）

在当时的中国，一旦被任命为上面所见的“都督……（国名、地区名）……诸军事”，即被授予了对“都督”和“诸军事”中间的地区的军政权。另外，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安东将军意味着被授予控制中国东部领域权限的将军，安东大将军则是比安东将军更高一级的将军称号。古代倭国之所以不断要求获得比“将军”更高的“大将军”称号，是因为高句丽、百济已早早被宋朝封为与“安东”同样概念的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

换言之，当时的倭国与高句丽、百济围绕着朝鲜半岛的权益进行着种种竞争，为了在这样的竞争中确保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优先权，倭国便努力争取获得当时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一大中心——南朝对其军政权的承认。后来在获加多支卤的时候，终于从中国获得了对除百济地区以外的军政权的承认和大将军的官位。

89 高句丽好太王碑

如此看来，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的“天下”，具体而言应该是指安东大将军倭王武的势力以某种形式所能达到的，包括倭国、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六国地区。而且，尽管对百济的军政权到最后都未能得到南朝宋的承认，但考虑到“治天下”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倭王武自称为包括百济在内的七国都督（上述③），可以认定当时倭国的获加多支卤作为“治天下大王”而君临或说希望君临的“天下”在现实中亦包括百济在内，这样的推断大致不会有错。

倭国视野中的“天”

前面在讲到遣隋使的时候，我们曾提到倭国王自称为“天弟”、“天子”。另外，在著名的好太王碑文中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的部分，对高句丽建国的起源有如下记载：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扶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言曰：我是皇天之子。

这里出现的“天”指的是什么？这里“天帝”的“天”、“皇天”的“天”，尽管同样是“天”字，显然其意思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天”，而与中国所使用的、相对于中国皇帝而言或以中国为中心的天并不相同。另外，如前所述，“天下”这个概念指的是天底下广阔的地面世界整体，本来就不是一个具有界限的领域概念。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治天下大王”等说法中出现的“天”，原本就是“以倭国为中心的天”，在这种“天”的概念下形成的“天下”，本来并不是一个领域概念。这与中国的观念之间只存在如下的区别：一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另一方则是以倭国为中心的“天下”。

换言之，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的倭国，在参加中国的世界秩序时作为中国的臣子承认其世界秩序。不过，在以本国为中心的立场上，在理念上则根据“以倭国为中心的天”的思想设定“天下”的概念，在现实的层面将“天下”设想为包括倭国和朝鲜半岛南部的周边诸国在内的领域。

这样一来，当我们回溯至例如卑弥呼时期的日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如何看待“天”和“天下”的概念？由于不存在能够弄清这一问题的史料，我们这里只能进行推测。首先的问题是，在卑弥呼时期的日本当政者对原本“天”、“天下”等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中的概念能有多深的理解？就我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当时日本的当政者大概未能充分理解这种政治思想，也许都不知道存在“天”、“天下”这种源于中国的思想。

不过，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卑弥呼常常使用鬼道迷惑民众。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卑弥呼大概曾通过萨满手段实施政治、宗教性质的行为。可以想见当时存在他们所供奉的某种形式的“天”。但是，卑弥呼的“天”与中国的“天”差别很大，因此，可以认为作为派生概念的“天下”，尚未被倭国接受。

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逐渐传到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天”和“天下”的意义也逐渐被倭国民众所理解，到了获加多支卤时期，便产生了“治天下”的概念。

另外我们在前面讲到，在遣隋使小野妹子之前去到中国的倭国使者，在回答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问题时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隋书》接着还记载了倭国使者与隋文帝的如下交谈：

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隋书·倭国传》）

“天弟”、“日兄”这样的说法，比作为天帝之子的中国皇帝的地位还高，实在让文帝感到不合道理。

在这次600年的遣使之后，倭国到了607年以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的时候，倭国王在其国书中已经舍弃了“天弟”、“日兄”的说法，而是自称为“天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单从词语本身来看，这种变化一改家族关系中处于长辈地位的“天弟”，而降格变成了“天子”。那么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我们只能认为，这其中反映了600年遣使时隋文帝与使者之间问答的结果。因为根据《隋书》的记载，文帝指出倭国王自称“天弟”、“日兄”不合道理，于是向倭国使者发出更改的训令。

在外交场合中，607年的使节不可能在交涉时竟然连600年遣使时出现的问题一无所知。可以认为，607年的遣隋使在针对600年的遣隋使所发生的问题定好应对之策后，才与隋朝进行交涉。换言之，可以认为倭国考虑到隋文帝指出“天弟”、“日兄”不合道理而训令更改的意图，同时亦为了贯彻本国的主张，经过一定的判断，决定在607年遣使时使用“天子”的自称。

我们认为，这时倭国采用“天子”和“致书”等措辞、主张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对等，说明到了遣隋使的阶段日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与以前的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当我们仔细地研读遣隋使相关的史料之后，发现即使到了这个阶段，日中对于“天”的理解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正如倭国在“天未明”中的使用那样，“天”与太阳关系非常紧密，而中国的“天”则与革命思想联系在一起。

第十章

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关系

世界秩序的相互克制

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际关系中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我们捋清了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日本逐渐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采用作为皇帝臣下的王号，到使用“治天下大王”、“日出处天子”等称谓，最终创制年号，建立了以皇帝的别称天皇为顶点的律令体制，一步步形成了中华意识。另外，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奈良即平安时期的首都——京都会以中国的王都洛阳为名？我们还指出，这与古代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不无关系。

在本章中，我们将论述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古代日本出现，同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古代朝鲜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另外，我们将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渊源，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朝继承自汉代的世界秩序与承载此前华夷关系演变的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所担负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相互克制，并且经由隋唐帝国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作为本书的结尾，我们将阐明在古代日本形成的中华意识也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组成部分，揭示出本书书名中的“中华的扩大”的涵义。

高句丽的中华意识

三国时期魏国灭掉了割据于辽东的公孙氏势力之后，为了确保新的领土，于244年派遣将军毌丘俭到辽东，讨伐辽东背后的高句丽。在魏国的攻击下，原在朝鲜北部发展国力的高句丽遭到沉重打击，国都沦陷，国王亡命。三世纪下半叶起随着魏晋交替，晋的国力衰退，中国势力对辽东控制的渐弱，高句丽趁机再次开始扩张。终于在313年攻陷了自西汉以来长期作为中国王朝控制朝鲜半岛的根据地而发挥作用的乐浪郡，成功将生产力丰富的西北朝鲜地区以及居住在当地的汉人收归治下，其势力急速增强。

此后，高句丽与不断在朝鲜南方扩张势力的百济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到了历史上著名的好太王时期（391—412），高句丽王开始自称“太王”，并使用永乐为年号。使用年号等措施，说明高句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以中国政治制度为一种范本。好太王去世后，继位的长寿王于414年为了颂扬父亲的功绩，建造了著名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第一面记述了高句丽的起源：“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言曰：我是皇天子。”这里使用了“皇天”的说法，值得注意。因为如前所述，这里出现的“天”并非“以中国为中心的天”，而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天”。另外，好太王碑中还记载了高句丽的始祖邹牟王是天帝和河伯之女所生的剖卵降世的儿子，说明高句丽具有其独特的神话世界。高句丽的神话当然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因此可以认为，碑文中出现的“天”的内容与中国的“天”大不相同。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高句丽的神话世界却使用了源自中国的“天帝”、“皇天”等词语进行描述。因为高句丽的神话世界通过了中国思想的过滤处理，从中折射出高句丽接受了中国文化、并借用中国的词语描述本民族神话的一面。

另外，在好太王碑第一面还可以看见“百残（指百济）、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第二面还有“跪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据此可以认为，高句丽的政治体制是以高句丽王为中心的“朝贡、跪王”体制。

高句丽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接受

从高句丽使用“跪王”、“奴客”等独特用语来看，中国的“朝贡”这一政治用语与当时高句丽的“朝贡”并非完全相同。然而，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建造好太王碑时的高句丽用“朝贡”这个词语描述他们与百济这些附属势力的关系。此前好太王碑的研究者都将这种词语的使用视为当然，而并没有对“朝贡”这一起源于中国的政治用语在中国以外的朝鲜地区使用这一奇怪现象本身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讨。然而，使用这一词语至少说明，尽管当时高句丽存在“跪王自誓”等独特的隶属礼仪，但他们也根据中国的政治思想，将自己与百济、新罗等的关系界定为“朝贡”关系。

另外，从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期担任北扶余地方官的牟头娄的墓中出土的墓志中，出现了“天下四方”的说法。换言之，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高句丽国家、高句丽社会的形成趋势，仍持续至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期，并将“天下”的概念引入高句丽（不过，对“天下”这个概念的接受也许可回溯至更早的时期）。

另外，在建于五世纪末的朝鲜忠清北道中原郡的高句丽入侵新罗的纪念碑——中原碑中，可以看见“东夷寐锦”（当时本地人对新罗王的称呼）、“赐寐锦衣服”等说法。高句丽本身便被中国视为“东夷”，而他们称新罗为“东夷”、赐以衣服等行为，却不能理解为高句丽接受了中国的这种看法，并将之用在对待同属于中国眼中的“东夷”而前来归附的新罗身上。这是因为，如前所述，高句丽使用了年号和“天下”这一用语，已将自身置于“中华”的地位上。即从这个时候高句丽以自己为“中华”的立场来看，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将新罗视为位于本国东方的“东夷”（而非中国的东夷）。

然而，高句丽王一方面自称太王，另一方面却又向中国遣使，请求将自己视为臣下的中国王朝赐予将军称号和王爵（494年、496年）。这种举动与倭国王向南朝宋派遣使节、请求中国王朝赐予官爵的情况相同。我们认为此举亦有助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在高句丽的扎根。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个时候高句丽的中枢积极采用这一路线，促使其国家形成的做法。

90 百济武宁王金冠
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出土

换言之，从高句丽采用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年号、采用“朝贡”体制、对“天下”的认识等来看，可以说高句丽先于古代日本，开始形成了以高句丽为中心的“中华意识”。

百济的中华意识

从三韩之一的马韩中兴起的百济，在其国王近肖古的时期（371）曾一度攻破高句丽首都平壤，显示出强大的威势，不过到了阿华王这一代，则遭受挫折，如前所述，以奴客的身份向高句丽太王下跪（396）。此后，尽管在475年由于遭到高句丽的攻击而濒于亡国，不过随后又重整旗鼓，再次复兴，百济王于495年向南朝齐遣使，请求中国王朝赐予对其治下的将军称号和王爵，就像高句丽、倭国一样。

百济王曲线请求中国赐予爵位，成了国内的王中王，即实际上的“大王”，这说明和古代日本出现的“大王”称号和“天皇”称号、高句丽出现的“太王”称号一样，百济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据成书于南朝梁代的《梁职贡图》记载，当时百济统领着叛波、卓、多罗、前罗、斯罗（新罗）、止迷、麻连、上己文、下枕罗等诸国，这说明百济的发展情形与古代日本、高句丽相同。

新罗的中华意识

新罗原是高句丽的属民（好太王碑第一面），到了六世纪初，根据503年建立的迎日冷水新罗碑的记载，至都卢葛文王自称智证王，根据524年建立的蔚珍凤坪新罗碑的记载，牟即智寐锦王自称法兴王，就这样新罗王自称带有佛教色彩的中国王号。另外，凤坪新罗碑还记载了新罗为了让本国攻取的地盘上的高句丽旧民不违背新罗王的命令，要求他们对“天”发誓。这里的“天”与倭国、高句丽的情形一样，显然是指“新罗的天”。然而，新罗一方面在南朝梁的普通二年（521），随同百济一起到南朝朝贡，并以此为契机，加深与中国的交涉，最终被中国王朝封为新罗王、乐浪郡公等官职，与倭国、高句丽一样，成为中国的册封国。

另外，在法兴王廿三年（536），首次创建新罗本国的年号，以536年为建元元年。也就是说，在536年新罗也开始使用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年号。这与高句丽采用永乐年号相较晚了一百多年，却比日本的大化年号早了一百多年，这在考察新罗的中华意识形成过程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到了后来，新罗向奈良时代的日本派遣使者（735），由于使者将本国称作王城国，被日本驱赶回去。

“王城”并不是指由中国皇帝册封的新罗王的城，而是指天子的都城。在中国古代，方千里的王畿外围，按顺序设定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等九个区，侯服每年一朝、甸服两年一朝、男服三年一朝，采服四年一朝……以此类推，向天子朝贡，而位于天下正中，是天子居住的“王城”。将这个制度与新罗自称王城国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知道新罗在八世纪上半叶，曾向日本自称“天子之国”。正因为如此，已确立了日本版的中华意识的奈良朝时期的日本，这才把新罗的使节逐回本国。这说明，新罗也跟高句丽和古代日本一样，逐渐形成了中华意识。

91 古代朝鲜、倭国图

古代日本、朝鲜的中华意识形成的先驱

五胡中华意识的形成

如上一节所述，在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各国，也出现了与上一章我们分析的中华意识在古代日本形成过程相同的现象。对中华意识在包括倭国在内的各国形成的过程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建造于五世纪初的好太王碑上出现了高句丽独创的年号，而其他各国都在稍晚之后才开始同样的行动，可以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出现中华意识形成趋势的是高句丽。那么，能否说高句丽就是这些现象的渊源呢？这一节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探讨。

中华意识在高句丽和倭国形成发展的时期，正是我们前九章所论述的五胡入华所展现的东亚动乱的年代。在这段时期，产生了文明圈规模的大量的人口流动，甚至连朝鲜、日本也受其影响。这些动乱的中心位于中国的华北，那里胡族和汉族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对此我们前面已进行了考察。

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开始的时候，汉族人主张的思想是：“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换言之，胡族不能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最多只能为汉族服务而成为“名臣”，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言论。另一方面，胡族反驳说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们主张胡族也可以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

于是尽管一开始有些胡族的君主对是否自称皇帝而踌躇，但总的趋势是，他们向着采用皇帝称号的方向奋勇前进。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存在这种采用皇帝称号的趋势，说明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自己放在中华世界正统位置上的意识。

这种尽管身为胡族却将自己视为中原正统、中华正统的趋势，也逐渐表现在将自己的军队（即胡族军）称为“王师（即天子军队）”的话语形式上。

另外，刘裕在五世纪初建立宋朝前夕、作为东晋的将军进攻据于山东半岛的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南燕政权时，南燕的皇帝慕容超聚集群臣商讨御敌之策。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进言道：“东晋军敏捷而果敢，我们应该先发制人，发动攻击。”慕容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固城自守。这时慕容镇对南燕尚书韩
说道：“主上决定固城自守……今年国家灭亡，我一定死战到底。但你们中华之士又要重新被文身了。”（《晋书·慕容超载记》）这充分说明，当时慕容鲜卑已将自己视为中华。

这里出现的“文身”让人想起南方野蛮人（南蛮）的风俗“被发文身”，也就是说，定都江南的东晋就是这样的南蛮。而从南燕的统治下被编入东晋的统治下，就是从“中华”陷入“文身”的境遇。

存在这种话语，说明尽管慕容镇是鲜卑族人，其国家南燕是胡族所建立的政权，他们却以“中华”自居，而将汉族王朝东晋视为“南蛮”国家。

北朝的中华意识

这种倾向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各国中也可以看到，到了后期，更是显示出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在记录北魏时期洛阳情景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在流经洛阳的伊水和洛水之间，在皇帝御道两边有接待东西南北外族使节的四夷馆。路的东边有四馆，名为金陵、燕然、扶桑、崦嵫。路的西边有四里，名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

[1]

这段文字记录了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在迁都后，在都城洛阳设置了“四夷馆”和“四夷里”，正如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用词的寓意那样，北魏给馆和居住区起的名字，表达了周边四夷仰慕北魏的正义、帝德和王化，纷纷慕名前来都城洛阳朝贡的愿望。

也就是说，这种安排说明鲜卑这个在汉族的中华思想看来不过是夷狄的外族所建立的北魏，却将自己放在中华的位置上。

另外，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将南北朝时期与北魏相对峙的南朝建国者分别称为“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等，将他们称为居住在长江以南一个岛上的夷狄，这种现象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意识的一种体现。

将这些情况与我们上一章、上一节论述的情况（即古代日本出现了中华意识的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并且从使用年号、太王称号来看，可以认为高句丽是这些趋势的先驱）进行比较时，在五胡所建立的华北各朝中中华意识的形成，尽管在时间上也有一部分与古代朝鲜、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意识的时期相重合，但显然比古代朝鲜、日本的这种趋势先行一步。

换言之，朝鲜、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乃至本书开头“前言”部分讲到的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现象，不仅与古代日本、朝鲜等各国中华意识的形成有关系，而且在渊源上与五胡等非汉民族所萌发的“中华”意识起源有关系。

中国的巨大影响

我们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中华”意识正如其表现在皇帝尊号、天下、年号、中华和夷狄等概念之上一样，其形成终归脱离不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框架。尽管我们认为五胡入华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但从中也可以重新看到此后中国对各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考察中国的巨大影响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将军的任命制度。在将军作为一种实际职务而非虚号时，将军下设一整套官僚机构，由长史、司马、参军（长史主持将军府内的行政事务、司马和参军掌管府内的军事）等各种官吏组成。这个机构当时称为“府”、“军府”，设置“府”则称为“开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古代日本、朝鲜的王接受中国册封、被任命为将军的场合中。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种现象具有什么意义。

倭五王的第一位倭赞于元嘉二年（425）向南朝宋派遣使节司马曹达（《宋书·倭国传》）。“司马曹达”可以理解为姓“司马”、名“曹达”，但实情似乎不是这样的。因为倭王赞曾两次向南朝遣使，在元嘉二年的前四年即永初二年（421）也曾派遣使节，当时宋朝皇帝刘裕向倭赞下诏，其中对倭国跨越万里波涛的遣使行动表示赞赏，“可赐除授”。

92《宋书·倭国传》
可看到有安东将军、安东大将军的文字

可以认为正是这个时候倭赞获封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官爵，那么也可以断定，安东将军府设置了“司马”这一官职。另外当时与倭国一样向南朝派遣使节、受封镇东大将军的百济王，向中国派遣了长史高达、司马杨茂、参军会迈等将军府的属官（《南齐书·百济传》）。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说“司马曹达”确应是“担任司马一职的曹达”。

原来就有的长史、司马、参军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成了重要性大增的中国内地地方军政官。倭国、朝鲜等各国被中国各朝封以安东将军、镇东将军等基于中国本土中华思想（维护中国东部的安宁、镇守中国东部）的将军称号。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长史、司马、参军等官员便具有作为这些将军府属官的特征。这说明日本、朝鲜的古代国家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国家建设中，以中国的国家制度作为一种范本。

征夷大将军与中华意识

众所周知，日本出于征伐虾夷的目的，设置了征夷将军、征夷大使等官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最高位阶的武官——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开了“幕府”（开府），而“征夷”这一用语则源于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征伐位于其东方的夷狄（东夷）虾夷。

93 南蛮屏风
南蛮是日本在中世纪时用于称呼东南亚各地的用语，随着欧洲人航海到来，这个词具体所指也发生了变化

另外，这里的“东夷 ”这个说法，绝不等同于倭五王的最后一位、安东将军倭王武在上表宋顺帝时表述的那种意识：自己的祖先在东夷的地域不懈努力，“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按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征夷大将军”的表述背后，包含着与前述“天下”的用语在日本的改版——本来以中国为中心而产生的“天下”思想转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概念——一样的概念转换。将虾夷视为东夷，与前述将京都称为洛阳以及古代日本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改版的形式而形成了中华意识，三者均具有相同的渊源。

另外，众所周知，日本人在此后更晚近的安土桃山时期，使用“南蛮”（原本对居住在中华世界南方的野蛮人的称呼）称呼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江户时期末年驱逐外来的外国人时还打出了“尊皇攘夷”的口号。从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中，可以看出本章所论述的、受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如何经过长时间的跨度仍持续对日本产生影响。

中国政治思想的传播

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

前面我们论述了古代朝鲜、日本以及五胡各国家中华意识的形成。既然都根源于中国的政治思想，那么自然这种思想或制度就必定是通过某些方式向各个民族传播的。有人认为，周边的这些民族通过阅读中国的书籍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然而，我认为将中国的思想或制度传播到周边各民族的人士，基本上是中国人，或者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众所周知，这段时期由于五胡的入侵，包括东亚、北亚、东南亚、西域在内的广阔地区出现了人口大流动。其中心是华北，躲避战乱的人们在华北境内移动，进而越出华北，向上述东西南北各地区迁移。这是与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同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拓跋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去世不久发生的事情：“始祖（力微）崩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
穆（猗卢）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魏书·卫操传》）这段文字记载了躲避战乱的一部分中国人翻越长城，流入鲜卑族建立的国家（代国）的事情。尽管这段时期最大的一股移民、难民流是从华北涌向江南，自然这种大迁移也波及朝鲜半岛。

94 冬寿墓中的壁画

投奔高句丽的冬寿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正如本章开头所述，313年高句丽占有了乐浪郡。然而，有许多原本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和官员仍然留居当地。从乐浪郡的原址发现的壁画古坟中有一座安岳第三号坟。这座古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永和十三年（357） 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相、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幽州、辽东郡、平郭都乡、敬上里冬寿，字□安，年六十九薨官。”这是被封为使持节都督的冬寿这个人的墨书墓志铭。我们认为，此冬寿与《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曾为慕容皝部将，奉命进攻慕容仁，被慕容仁打败后投降，并于336年逃亡高句丽” 的冬寿是同一个人。换言之，冬寿的例子与前面逃亡拓跋部被任命为国相的卫操一样，可以说都是汉族难民在非汉族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

“部”的制度

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的国家制度中，都有共通的“部”的制度。具体而言，高句丽有称为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的五部制度，百济有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组成的五部制度，新罗有梁部、沙梁部、牟梁部、本彼部、汉岐部、习比部等组成的六部制度，而日本有部民制。

那么，为什么在高句丽的五部、百济的五部、新罗的六部和日本的部中都会出现同样的“部”的用语呢？是否只是为了表达“分类”的意思而出现了表述的一致呢？然而，如果对古代分处不同地区的各国出现这种表述一致的现象作出这样简单的解释，则未免失于粗浅。现有的定论认为，“部”在各国的表述一致，说明了相互之间有某种关联。我认为这与我们前面所说“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此稍作展开。

高句丽的五部与单纯的划分或表示部族、氏族等血缘地缘集团之意的“部”相比，具有较为不同的特征。高句丽的五部带有明显的军事以及行政区划的特征，归属于部的人几乎都集中居住在国都及其周边。百济的五部、新罗的六部也带有明显的军事、行政区划特性，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其鼻祖中国也存在。北魏的八部制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正如第三章所述，北魏在建国后，将所属各族都集中迁到当时的国都平城周边，并将他们重新编入八个特别行政区（八部），建立了以北魏国军为核心的体制。这种体制是否由北魏独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则认为这种体制亦存在于北魏称霸中原过程中所灭掉的后燕及其上一代前燕两朝中。

古代日本、朝鲜各国中“部”的制度互有关系——基于这种现有的观点，如果我们以探讨日本中华意识的渊源时所采用的相同视角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古代日本、朝鲜各国的“部”的渊源与高句丽的五部制有关。高句丽五部的名称中出现的“奴”，在古代朝鲜意为“原始的小国”，那么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桂娄部后面所带的“部”字，则是跟在意为“原始的小国”的“奴”字后面的用语，“部”大概就相当于“奴”的汉语表述吧。

另外，高句丽在五世纪初的时候，将首都从原来的国内城南迁至平壤，当时将此前血缘关系浓厚的五部制重组为基于方位的东西南北内部等五部。一般认为这种改变受到了毗邻的鲜卑族所建立的强大燕国的影响。

“部”这一用语具有如此背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存在这样一种概念：在高句丽五部制出现前夕的东亚，“部”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亦不仅仅是指血缘、地缘集团，而具有军事、行政单位的意义，其成员在王权的命令下聚居在特定的区域，而且还出现了根据方位进行划分的体系。

这样一来，也许就会有人问，将这种概念传播到高句丽的人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都不用想起前面提到的鲜卑拓跋部的卫操、高句丽的冬寿等事例，大概自然会说这些人无非就是对“部”这个汉字表述带有特定印象的人。如前所述，高句丽的五族原本称为“奴”。然而，在后面加上“部”字的，必定是通晓汉语的人。像“消”、“绝”、“顺”、“灌”+“奴”+“部”这样汉语和非汉语表述的混杂现象，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频频出现，不胜枚举。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古代日本将“部”念作“be”的读音，是汉语“部”的发音的一种讹变。可以推测，在古代日本负责朝廷记录的百济侨民史部按照百济的习惯，将汉语“部”以及百济人的发音“be”一起传到日本。

换言之，“部”这个用语在当时东亚地区是通用的说法。在倭国、百济以及百济引以为范的高句丽，乃至新罗，都使用这个字，在这些国家中，“部”字要么念成“bu”，要么稍有音变，念作“be”。

《翰苑》与“部”

太宰府天满宫收藏的成书于中国唐代的《翰苑》写本，被列为日本国宝。这本书籍在中国现已失传，是非常贵重的天下孤本。书中有对高句丽五部制的记载：

五部皆贵人之族也。一曰内部，即《后汉书》桂娄部，一名黄部。二曰北部，即绝奴部，一名后部，一名黑部。三曰东部，即顺奴部，一名左部，一名上部，一名青部。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一名前部，一名赤部。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一名右部，一名下部，一名白部。内部姓高，即王族也。

这段文字记载了具有血缘集团浓厚特性的三国时期的五族（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在王权的主导下依照方位重新组编为五部（东西南北内部）制之后的情况。其中可以看到，内部和东西南北部的别名黄部、黑部、青部、赤部、白部是根据阴阳五行说的五方色而命名的，这与是什么样的人将“部”的概念带到高句丽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引人注意。

根据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即五行（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于东、南、中央、西、北五个方位。另外，青、赤、黄、白、黑五色也与五行分别对应。日本相扑中的青房（蓝穗子）、白房（白穗子）与颜色的对应也与前面《翰苑》的记述一致。换言之，高句丽的五部制显然受到了五行说的影响。

另外，很难想象高句丽在设置五部制时，首先设置了内部和东西南北部，之后才出现黄部、青部、白部、赤部、黑部等基于五行方色的别称。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朝鲜，五个方向的部与五种颜色的部之间，凑巧展现出与中国相同的对应关系。这种偶然的一致，大概不可能是惯例吧。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高句丽有一批人理解中国五行思想并将之反映在五部制中，而且理解当时存在于华北的“部”的制度，是他们参与了五部制方案的制订。换言之，结合“部”这个字在东亚各国都念其在汉语中的读音“bu”或与之相近的音这种现象，可以认为这些人就是从中国迁居到高句丽的人（包括其子孙）。

在记述六世纪时期百济情况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北史·百济传》）我们不知道百济都中是如何划分士庶的，但在1995年5月至6月对百济后期首都所在地泗沘城的考古挖掘中出土的木简中可见到“西部后巷”的记载，可见上文中出现的“巷”是实际存在的，五巷与五部一样，分为中巷、前巷、后巷、上巷、下巷。

95 乌衣巷匾额
南京市乌衣巷为东晋南朝时期王氏、谢氏等贵族居住的区域，现今为文庙附近，图为当地所悬挂的匾额

另一方面，同时代的南朝国都建康也有被称为“乌衣巷”的巷。百济的巷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建康南朝巷制的影响，其详细情况有待今后的研究，而前述的种种情形可以说都反映了当时高句丽、百济等各国中，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或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上边引用的《北史·百济传》的末尾说到“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就是一处明证。

另外，迄今为止对在朝鲜发掘的安岳第三号坟（冬寿墓）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如下几个事实：汉人冬寿逃亡到高句丽后保持着潜在的势力；这个时期乐浪（平壤）、带方（首尔北面）以及辽东郡的遗民们在本郡灭亡后仍奉立东晋的年号；王姓（日本书纪中记为将汉字传到日本的第一人、从异邦来到日本的王仁也姓王）是乐浪郡的大姓；在《宋书·倭国传》中作为倭王的使者被派遣到宋朝的司马曹达是渡海来到日本的汉人。另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与这个时期在中国广泛出现的难民领袖（中国称为“坞主”）及其所率领的集团相似的人群，在当时的乐浪、带方、辽东各郡也都可以见到。

倭国与百济的上表

古代日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的这些变动趋势不可能毫无关系，那么对于日本所受的影响，我们下面根据南朝宋的时期倭王武（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向中国的宋顺帝呈送的上表，对之进一步分析。

《宋书·倭国传》中478年倭国向刘宋的上表原文如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①“封国偏远，作藩于外
……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②驱率所统，归崇天极
。③道径（遥）百济，装治船舫
，而④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
。每致稽滞
，⑤以失良风
。（数字编号和下划线是为了便于说明由笔者添加。）

这段文字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前面的部分：“陛下封给我的国家（封国）在中国看来地处偏远，在外面修建藩屏……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却秉记先祖的教导，希望率领属下臣民，归顺陛下所代表的天的中心（天极，具体指建康）。”

在下划线②“归崇天极”接下去的部分，倭王武谴责了高句丽的无道：“要前往宋的国都，必须经过百济，装备好船只。然而高句丽无道，总是袭击我们，杀害我的边民。因此我们派遣使者受阻，错过了借助季风前往中国的季节。”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与478年倭王武对宋的上表文有关、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472年由与当时倭国关系密切的百济向北魏派遣使者时呈递的另一篇上表文。

延兴二年（472），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①臣建国东
极
，④豺狼隔路
。①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
。②瞻望云阙，驰
情罔极
。⑤凉风微应
，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系仰之情。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司马张茂等、③投舫波阻，搜径玄津
，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魏书·百济传》）

在百济向北魏呈递的这篇上表文中，百济王说道：“微臣在中国的东方建国（臣建国东极），高句丽如豺狼一样阻隔我们前往中国的道路（豺狼隔路），我们虽然世代承受王化，却未能前去称臣（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仰望陛下所居住的高至云霄的宫殿，敬仰之情益发强烈（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吹来（凉风微应）……派遣长史余礼、司马张茂等人，乘船在茫茫大海中搜寻前往中国的路径（投舫波阻，搜径玄津），将生命托付给自然运气，呈献我们万分之一的诚意。”

很多人都已指出，倭王武向宋顺帝呈递的上表文意思非常通达。不过，这两份上表文的相似之处，此前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给从《宋书·倭国传》原文引用的史料和《魏书·百济传》的史料加上了编号和下划线，在“①封国偏远，作籓于外”（《宋书》）、“①臣建国东极”、“①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魏书》）以下各自对应部分的叙述都非常类似。

在距离当时1500年漫长岁月的今天，要弄清楚这种类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过，在史料极为有限的这段时期，由相邻的百济和倭国分别于472年、478年这么接近的年份呈递具有如此类似的用语和措辞的上表文，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偶然的一致。自然我们会认为，当时两国之间甚至在这种层级上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另外，这两份上表文都由极为通畅的中文写成，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朝鲜、日本存在中国人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人，并且可以看出这些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旧人与新人

我们在第三章指出，这个时期因战乱而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我们从这种状况与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这种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并从“旧人”（建立胡族政权、或在该政权的草创时期担负国家重任、以五胡为主体的人士）和“新人”（国家建设以及在国家扩大的过程中被王权所吸收、重用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士）之间的对立、融合的过程，分析了出现在五胡政权中的政治结构。

以非汉族为核心而扩大的五胡政权，随着其统治领域的扩大，逐渐包含了许多新归附的民众。对于志在强化王权的五胡君主而言，笼络新人，尤其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制度过程中笼络具有宝贵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前面说到的拓跋鲜卑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去世之后为拓跋部出谋划策的卫操、姬澹等汉人的事例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前面讲到的高句丽的冬寿便是其中一例。

至于倭国方面的情况，《日本书纪》对推测是《宋书》中的倭王武上表文的执笔者——舶来人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有如下记载：“（雄略）天皇以心为师。误杀人众。天下诽谤言、大恶天皇也。唯所爱宠、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雄略天皇二年十月条）”对这些舶来人的宠信、或此后陆续来到日本的大陆人进入政界的情况，恐怕也需要以上述的观点进行考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认为关于这一时期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有必要扩大视野，分析其与在华北建立政权的五胡各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仅是国家建设一个方面，从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一更广泛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人口的迁移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江南、福建、云南、贵州、岭南、东南亚、北亚、西域、朝鲜半岛等各个地区。那么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便与这一时期人口移动的全貌解析这一更大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顺便说一下，将中国文化传到朝鲜的中国人死后葬在当地，在其墓地出土的砖（黄海道安岳柳城里出土）铭文中，可以看到有“逸民含资王君藏”、“含资逸民王君砖”等文字，这里使用“逸民”的说法引人关注。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史书中收录了很多“逸民”传，在贵族制鼎盛的这段时期的中国，成为“逸民”乃是身为读书人的士大夫的一种理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王氏（大概曾在乐浪郡做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墓砖上才刻下了“逸民”的字样。我们也要注意，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这种与贵族的生活方式有关的概念，也被传播到朝鲜半岛。

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与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

外臣的内臣化与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与中国缔结了册封关系（朝贡关系）的周边各国的君主（即“外臣”）被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和官职，成为中国王朝的臣子（即“内臣”）。倭国王除了王号以外，还获封将军号、都督号，正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明确表现。这个时期适逢中国王朝权力弱化，中国王朝考虑到这种情形，力图将周边各国纳入自己的体制中，因此这种外臣的内臣化现象愈演愈烈。

然而，在胡族为首的各民族看来，这是一种与各民族走向独立的过程相并行的趋势。如前所述，五胡入侵之后，北朝不断扩大其版图，而对此深感不安的南朝，则企图形成一个围住北朝的国际包围圈。

南朝的宋时期，便可以看出这种端倪。450年，北魏世祖太武帝发兵五十万进攻南朝宋。大军抵达长江北岸之时，太武帝给宋太祖发去一封信，信中说道：“顷关中盖吴反逆，煽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宋书·索虏传》）

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这个包围圈逐渐分崩离析。上述的450年北魏发兵直达长江北岸的南侵，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列举一个事例，来具体看看以南朝为中心的体制的衰退情形。

我们在上一章指出，倭五王时期的山东半岛，作为倭国等东夷诸国向南朝派遣使者时的中转站，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还论述了413年倭国开始向南朝派遣使节，与东晋将军刘裕灭掉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南燕政权、占有了山东地区这一事件不无关系。

然而，到了469年正月之后，山东半岛进入了北魏的版图。

北魏从南朝手中夺得山东半岛之后，马上开始在当地经营。时隔一年之后（北魏皇兴四年）在山东新设光州（参考图42），五年后的延兴五年（475）设置军镇，进一步强化对山东半岛的控制。此后，北魏以此为基地，逐渐严密监控前往南朝朝贡的东夷船只。

因此，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东夷诸国向南朝派遣的使节以及南朝的答礼使被在山东沿海游弋的北魏船舶捉拿。另外，皇兴三年（469）二月末，柔然、高句丽、库莫奚、契丹等北亚、东北亚各国相继向北魏朝贡，这恐怕是作为此前东北亚各国向南朝遣使时的中转站——山东半岛于上一个月陷落而触发的。这从反面说明了山东半岛成为北魏领土对东夷各国有多大的影响。两年之后，高句丽在北魏孝文帝在位时将对北魏的朝贡品增加了一倍，这恐怕也与山东的陷落不无关系。

换言之，在五世纪下半叶，南朝推行旨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对北朝实施封锁的政策，然而却在其东部战线中这个连环被切断了。

另外，在南朝与当时西部的吐谷浑、河西走廊的势力以及北方的柔然势力的联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长江上游四川地区，也在旷日持久的南北对抗中，到了南北朝的后半期，最终落入北朝的势力控制下。那是西魏废帝二年（553）的事情，这个时候江南正处于我们第五章所讲到的侯景之乱中。当时身为征西大将军而镇守四川地区的梁武帝的第八子武陵王纪于552年八月率军东下，进逼湖南。

当时湖南地区由武帝第七子湘东王绎（后来的元帝）所镇守，他担忧自己抵挡不住，于是向北方的西魏求救，请求他们从背后进攻四川。对此，西魏定下征讨四川之计，派遣将军尉迟炯于次年三月起兵。武陵王虽奋力防卫，无奈八月成都陷落，四川被西魏所控制，南朝丧失了对北朝在国际战略上的这一重要据点。

经过这样的南北对峙，最终由北朝最后的王朝隋再度统一中国，南北朝时期落幕。从南朝一方来看，可以说这种结局意味着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北朝扩张、隋唐帝国的出现不仅仅对南朝有影响。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北魏太武帝发给宋太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此前与南朝联合行动或处于其势力影响下的柔然、吐谷浑、云南爨蛮、高句丽、百济等诸势力，到了唐代都相继灭亡了。另一方面，在上述诸势力背后不断积蓄力量的突厥、吐蕃、南诏、渤海、新罗、日本等逐渐崛起。

华夷秩序的变貌

我们注意到，原属于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魏，甚至也被中国的士大夫承认为北朝，而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是一种逆转现象，同时隋唐文化、国家制度中也可以见到胡族文化的影响。从秦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流向在此出现反转，原来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这里展现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在第七章对北魏孝文帝的各项改革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其中孝文帝将北魏定为继承西晋金德的水德王朝，指出了拓跋鲜卑提出自身并非五胡的主张。结合本章的分析逻辑，可以看到孝文帝改革具有原来非正统成为正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展中的分水岭地位。

另外，上一章我们从古代日本的中华意识形成的观点，对古代日本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将其轨迹与沿着五胡—北朝—隋唐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历史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尽管按秦汉魏晋的秩序来看同属夷狄，却在转变为“中华”这一点上（“从作为东夷的倭国转变成作为中华的日本”和“从五胡转变为中华”）具有相似的轨迹。并且按照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逻辑，可以说这种轨迹的相似绝非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换言之，五胡、北朝、隋唐与古代日本可以说是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国家群：它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

[1]
原文是：“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出自《洛阳伽蓝记》卷三。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刘渊（？—310）

五胡十六国汉（前赵）的开国皇帝。308—310年在位。

字元海。生于匈奴单于家族，作为匈奴贵族的子弟自幼学习儒学，武艺也很出众。魏末被送到洛阳的晋王门下作人质。西晋时成为匈奴五部的统领，因为具有包容力，得到了部族人的极度信任。西晋发生内乱时，刘氏一族为了摆脱自东汉以来隶属于汉族王朝的局面，谋求匈奴独立，拥立刘渊为大单于。刘渊建立政权（304）时，除了匈奴的官制以外，还兼用中国式的官制，称汉王。因为自己姓刘，便自封为汉朝的接班人。另外，他还对抗当时胡族不能当皇帝的普遍观念，于308年即皇帝位，派王弥等人进攻洛阳，未果而病殁。

石勒（274—333）

五胡十六国后赵的开国皇帝，330—333年在位。

出生于山西上党地区匈奴羌渠部的羯族部落的小族长家中，从少年时起便在族人中很有威望。然而，当时的羯族受汉人蔑视，经济也很穷困，石勒也饱受饥寒之苦，最终在二十岁的时候落入奴隶贩子手中，被卖给山东的地主。在八王之乱时，辗转效力于各军阀帐下，后投奔刘渊（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以据说来自中亚的石姓为姓。石勒采取了谋臣张宾的计策，在河北一带发展势力，不久灭掉据于长安的前赵，将华北全境控制在自己手中。330年，以襄国为首都，即皇帝位。石勒尊重学问，虽然没有虐待汉族，却对蔑视胡族的行为报以严惩。相传他品评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嘲笑曹操、司马懿，说“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

刘裕（353—422）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庙号武帝，420—422年在位。

江苏彭城人。自幼家贫，年轻时是个无业游民，据史书记载，他赌博的欠债甚至要当时的名族王谧代为偿还。信奉天师道的孙恩发动叛乱时，刘裕追随刘牢之进行讨伐，立下了大功。402年，建康的司马元显与据于长江中游的桓玄之间发生对抗，因刘牢之归降桓玄，刘裕便率北府的士兵追随桓温。然而，刘牢之后来被迫自杀，桓玄灭了东晋，建立楚国，刘裕于是发起义兵，与刘毅等人一同讨伐桓玄，掌握了江南的霸权。随后向山东出兵，灭掉鲜卑慕容部的南燕，并转战胡族控制下的洛阳、长安，灭掉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刘裕以这些功绩为基础，于420年接受东晋恭帝的禅让，建立宋朝。另外，还推行桓温所实施的土断政策，抑制豪族，努力革除东晋末年的弊害。

拓跋珪（371—409）

北魏开国皇帝。386—409年在位。也常被称作道武帝（谥号）。

在前秦苻坚的攻击导致其祖父拓跋什翼犍死去后，拓跋部族联盟国家瓦解。拓跋珪在母家贺兰部的支持下，以重建联盟国家为目的，于386年即代王位。此后大约十年间，致力于在长城地带的称霸，随后南进，攻击后燕，并于397年攻陷其首都中山。第二年在平城称帝，改国号“代”为“魏”。就这样，控制着山西、河北地区的北魏，开始扩张成为中原王朝。拓跋珪重用崔宏（字玄伯）等出身汉人名族的人才，致力于建立国家体制。另外，果断实施部族解散政策，将族长对部民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将各部人民集中迁到平城一带，努力从原来的五胡诸国一跃升级为中央集权国家。然而，这种激进的政策引起了原来部民们的反感，使政治局势一时动荡不安，拓跋珪被其子清河王绍弑杀。

孝文帝（467—499）

北魏第六代皇帝。471—499年在位。

名拓跋（元）宏，献文帝长子，于471年接受其父让位而登基。然而，当时是冯太后专制，孝文帝亲政始于490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位时正值中国再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期，孝文帝致力于将民族对立现象较为显著的北魏国家进一步提升为普遍性国家。为此，他效仿南朝，导入了贵族制原则，对北魏的国家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在官制、祭祀等各个层面果断推行改革，并于493—494年实施了可称为这一系列改革的象征的洛阳迁都（假装进行南伐）。通过这次迁都，孝文帝命令此前住在平城的鲜卑迁居到洛阳，同时禁止在朝廷上穿胡服、讲胡语。另外也一并推行将胡姓改为汉姓的改革，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496年又实行姓族分定，根据汉族式的贵族制原理对北魏的统治核心阶层鲜卑进行了重组。

萧衍（464—549）

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也常被称为武帝（庙号）。

父萧顺之为南齐建国者萧道成的族弟，创业功臣。萧衍文武全才，名列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府邸交游的“八友”之一。南齐末年，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到襄阳（湖北省）赴任，以此为根据地，培养势力。当时东昏侯的暴政无以复加，甚至其兄萧懿也被杀害。于是萧衍联合部下以及襄阳地区的豪族、土豪，谴责东昏侯的暴行，起兵东下，攻陷建康，于502年建立梁王朝。武帝在位期间长达五十年，以六世纪二十年代为界，分为任用沈约等人为宰相励、精图治的前期和宠信朱异等寒人、沉迷于佛教的后期。武帝在前期实施宽政，致力于恢复疲敝的民生，寻求贵族阶层的自我革新，推行官制改革，力图重组贵族制。到了后期，武帝则大兴土木，建造许多寺院，举办大法会，还数次舍身佛寺，显示对佛教的尊崇，给王朝灭亡埋下了隐患。

陈霸先（503—559）

南朝最后王朝陈的开国皇帝。557—559年在位。

浙江吴兴人。起初是乡的里司，建康油库吏。后来为平定岭南的叛乱，追随梁朝的萧暎出征，立下功劳。侯景进攻建康时，于550年率军三万北上，与王僧辩结盟，成功讨伐了侯景。然而，北齐强迫王僧辩立萧渊明为帝，王僧辩迫于当时的局势而不得不听从，陈霸先遂杀掉王僧辩，立晋安王为敬帝。北齐趁机来袭，陈霸先大破北军，不久废掉敬帝，登上帝位，以陈为国号（557）。陈王朝被北朝的攻势所压制，其控制领域是南朝各王朝中最小的。不过，此前南朝各王朝都由北来的军人建立，陈朝则有所不同，是江南本土人士所建立的政权。另外，陈霸先的霸业基础是从岭南挥师北上时率领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值得注意。

宇文泰（505—556）

作为西魏宰相，奠定北周基础的人物。

据说先祖是匈奴人，统率着辽西的鲜卑各部落。四世纪中叶被慕容部灭掉后，到燕国做官。燕被北魏灭掉后，宇文氏根据北魏的政策迁移到武川镇（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部），代代担任北边的守备，是当地的名门。北镇之乱爆发时，宇文泰随同父兄一起迁居中国内地，投奔葛荣、尔朱荣，并追随贺拔岳平定了关中的叛乱。主帅贺拔岳被杀后，宇文泰被诸将推举为首领，在长安迎奉北魏孝武帝，成为西魏事实上的统治者。国军的将帅中大多是武川镇同乡，因此其地位得到巩固，成为独揽军政大权的最高权威。最初西魏国力不如东魏，宇文泰便致力于提升国力，以汉人官僚苏绰为谋士，成功进行内政革新。其施政理念继承了孝文帝改革中尊重《周礼》的路线，归于朴素主义。

宇文邕（543—578）

北周的第三代皇帝。560—578年在位。

北周实质上的建国者宇文泰的第四子。自幼孝敬聪明，宇文泰曾点评道：“成吾志者，此儿也。”孝闵帝（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宇文邕被封为大将军，明帝（宇文毓）时官至大司空，参与大政。他按明帝遗诏继承帝位，杀掉了专横之极的宇文护，开始亲政（572）。573年发兵讨伐北齐，两年后成功灭掉多年的夙敌北齐。他废除了北齐末年的苛政，录用旧齐遗民，国力大振。然而，在讨伐北方突厥的归途中，得病突然去世。有人认为，如果再给宇文邕多些时日，中国再统一的大业就会在北周武帝在位时期实现，而不必等到隋朝了。宇文邕也是佛教史上著名的灭佛皇帝（三武一宗法难），他禁止佛教、道教，毁灭经像，勒令僧侣和道士还俗。

王羲之（307？—365？）

东晋时期书法家，山东琅邪人。

也被称为王右军（官名）。东晋元勋王导之侄。王羲之早年丧父，在叔父王导、王仪的护佑下长大。后来身为贵族社会的宠儿出任仕途，历任参军、长史、刺史。经王导屡次力邀到中央做官，曾短期就任护军将军，无奈不习惯中央的风气，于351年以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之职到会稽郡治下的山阴县赴任。在任四年间，他结交当地的豪族如谢安等名士，其中于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上巳日在名胜兰亭举行的曲水流觞兰亭宴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当时来宾所创作的诗词汇编成卷，王羲之为卷首所书写的序文手稿便是著名的《兰亭序》。一般认为如今王羲之的真迹已全部失传了，而日本收有临其真迹的《丧乱帖》和《孔侍中帖》，从中可以想象其书法的风采。

顾恺之（344—408？）

东晋时期的画家。

与南朝宋的陆探微、梁的张僧繇并称为六朝的三大家。字长康，生于江苏无锡，是名族吴郡顾氏的旁支。顾恺之毕生的大半时间都辗转于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军阀首领之间，出任他们的幕僚。起初作为桓温的参军获得宠遇，桓温去世后没有投奔什么人，因此其传记资料中三十岁到四十多岁近二十年间的情况是一片空白。太元十七年（392）前后成为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同时其天真烂漫、极具幽默的个性亦深受江州刺史桓玄的喜爱，有若干趣事流传下来。405年，回到建康，被封为散骑常侍。408年为复兴晋室的刘裕书写牙旗（即大将军的旗帜）祭文，此后便再无消息。顾恺之绘画的才能在肖像画上展露无遗，继承了晋初以来对其对象进行精神性描绘的传统，用流畅华美的线条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和周遭氛围。

鸠摩罗什（350—409）

五胡十六国后期的西域僧人，龟兹人。

相传其父生在印度宰相之家，逃亡到龟兹后与国王的妹妹结婚，生下鸠摩罗什。他跟随笃信佛教的母亲外出留学长达二十五年，在克什米尔修习小乘佛教，随后又到喀什研习大乘空义之学。他晚年时作为龙树菩萨中观论的布道者，根源即在此。随后，他接受384年征服龟兹的前秦武将吕光的保护。其间由于他通晓中国国情，401年被迎接到后秦首都长安。国王姚兴将佛典的翻译作为国家事业大力推进，让鸠摩罗什在八年的时间里完成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的译经。此时翻译出来的法华经、阿弥陀经、大品般若经等对后来的东亚佛教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者。

寇谦之（365—448）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道士，将道教与北魏政权结合，将道教提高到国家宗教的地位。

字辅真。寇氏为上谷的豪族，后来迁居关中，在前秦、北魏朝中为官。其兄寇讃为北魏的州刺史。寇谦之年轻时便守志天师道，入嵩山修行。不久太上老君显身，授予天师之位，令其对原来的道教进行革新。随后又有自称太上老君玄孙的牧土宫主授予他道书，命令他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宣扬道教。寇谦之凭着这样的宗教体验，接近北魏朝廷，经由太武帝的宠臣崔浩的介绍，得到了皇帝的尊崇。在首都平城东南兴建天师道场，又营建高大的静轮宫，修筑道坛。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并在太平真君三年（442）登道坛接受符箓。以后诸帝即位时，都以这一仪式为惯例。寇谦之亦兼任太武帝的政治顾问。对道教的尊崇引发了废佛，但寇谦之本人并不赞成彻底的废佛行为。

颜之推（531—590？）

中国六朝末年的代表学者、文人。

字介，山东琅邪人。颜氏家族是在东晋朝中为官的南迁贵族，《周礼》、《左氏传》之学世代相传。其父为梁的湘东王萧绎幕僚，学问和草隶书法受世人称赞。颜之推也因学问、文章而闻名，成为萧绎的左常侍、参军。侯景之乱爆发之后，便过上流浪的生活。江陵陷落后被俘虏到关中。后来因厌恶北周的专制统治，偕同妻子趁黄河水势涨高之时，乘坐小船偷渡到北齐。虽然在北齐受到重用，担任黄门侍郎等要职，然而北齐胡汉对立严重，也说不上是安居之地。随后北齐被自己过去选择逃走的北周所灭，又遭遇不幸。后来又见证了北周改朝换代为隋。颜之推坎坷多舛的一生中的见闻和体验，在《颜氏家训》中随处可见。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

历史关键词解说

五斗米道

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在中国四川省、陕西省南部传播的宗教。因创始人张陵要求信徒入教需缴纳五斗米，“五斗米道”而得名。张陵之孙张鲁完善了五斗米道的教义，确立了相当于主教、司祭的治头，祭酒等教会组织，建立了独立的宗教王国。建安二十年（215），张鲁投降曹操。然而，其教团仍以天师道之名继续存在，发展成道教的一个重要分支。根据五斗米道的教义，生病是因为犯罪引起的，因此为了治病，必须在祭酒的指导下，在静室向天、地、水的神灵忏悔告白自己的罪行，并写下不再重犯的誓约。志愿参加修路修桥的劳动等善行可以赎罪。信众争相奉行教义。

屯田

魏国曹操为了实现筹集军粮的目的，于196年设置屯田制。他招募民众，开荒种地，并设置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等官职管理屯田。这些官员有别于郡县的官员，直属于中央的司农卿。规定屯田民使用官牛和私牛的，分别需要缴纳收成的六成和五成。这种屯田（民屯）设置于中原的沃野上，魏国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民屯中所得的税收。除此以外，魏国还有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军屯，设置在对吴、蜀的前线基地——淮水流域和渭水流域。魏末264年和西晋初的266年，废止了典农官，民屯也随之废除。

九品官人法

三国时期的魏到隋初实行的一种官吏选拔法。按一品到九品的品级授予官位，因此称为九品官人法，后来又称九品中正制度。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文帝）逼迫东汉献帝禅让、建立魏王朝前夕，为了根据才能德行将汉朝官僚吸收到新政府中，由魏王的尚书陈群（？—236）建议实施，随后又推广到普通官吏的选拔中。

户调式

西晋武帝平定吴国、实现天下统一不久，于280年颁布的税法，见于《晋书》的记载。户调是指对户课征的税目，汉末曹操执政时创设，按户征收绢和绵。户调式一改汉代的人头税，而以户为单位进行征税。264年发布的晋令中包括户调令，因此可知户调式是由魏传到晋的。据《晋书》记载，丁男之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

八王之乱

晋代的内乱。始于外戚杨、贾两氏的政权争夺，因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宗室八王互相残杀，故称“八王之乱”。290年武帝去世后，外戚杨骏实权在握，惠帝的皇后贾氏厌恶杨氏一族的繁盛，于291年杀掉杨骏等数千人，随后又杀掉汝南王、楚王等，掌握了实权。后来，深得贾后信任的赵王伦起兵，杀掉贾后及其党羽，迫使惠帝退位，自己登顶。然而，司马伦的政治乱象重生，为此朝廷威望极为低下。齐王和成都王趁机起兵，讨伐赵王，逼迫赵王自杀，并使惠帝复辟。然而此后斗争并未停歇，一直持续到306年东海王拥立怀帝即位。宗室诸王之间的如此内乱姑且平息了，而在此期间诸王为利用匈奴的军事力量而引狼入室，以匈奴为首的各民族在华北各地建立独立的政权，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永嘉之乱

西晋末年蛮族引发的动乱。这场动乱的中心是移居山西省一带的匈奴，在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就曾借助匈奴的武力。其族长刘渊看到中原的混乱，于304年称王，以“汉”为国号。当时，他将羯族的石勒、汉族流民首领王弥收归帐下，不断扩大其势力。另外，此时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疲敝不堪，仅靠东海王司马越苦苦支撑。司马越在忧虑中死去，石勒乘虚而入，捕杀了晋军十余万人（311）。此时，汉军大举进攻洛阳，破城之后极尽掠夺之暴行，西晋至此已名存实亡。

兵户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士兵制度，为世袭士兵，亦称为军户、兵家、士家。东汉时期废除了从郡县的普通平民中征兵的制度，已出现兵民分离的趋势，魏晋之后各政权将流民、降民等编入兵籍，使之世袭、从事军事劳动。由于兵户不同于郡县普通平民，带着国家直属户的身份，因而受人轻视。南朝屡屡解放兵户，使之成为郡县平民，兵户制度逐渐衰亡。五胡、北朝的士兵也是一种兵户，但在北方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其特征为后来的府兵制所继承。

寒门

东晋时期，乡品根据门第决定，便形成了一种门第二品的阶级，他们可以得到乡品二品，而从六品官起家。随后其范围逐渐扩大，属于门第二品的人，起家时将七品官也囊括在内。另一方面，乡品被定为三品以下的人，本来最终都可以做到与各自乡品相当的官品，然而，随着门第二品的扩大，乡品三品以下的人其擢升机会自然就会被挤占。当时把这类人称作次门、寒门。

《文选》

梁代所编的一套诗文集，编者为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三十卷，收录了从古时周代到梁朝的代表性诗文约八百篇。这种诗文的编撰事业始于三世纪末，《文选》堪称其集大成，对唐代以后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昭明太子在序中说，选择的标准是在经书、史书、诸子以外的诗文中，挑选兼具深刻内容和华丽辞藻的作品。按时期分类，晋代的作品入选最多，而按作者区分，则陆机的作品最多。《文选》的注释中以显庆三年（658）上表的李善的《文选注》六十卷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以其划时代的成就，至今仍然是解读《文选》的基本参考。

云冈石窟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大约十五公里的云冈镇的北魏时期的一处佛教石窟。每当征服五胡诸国，北魏都会将其文化转移到平城。北魏三代太武帝时期征服北凉之后，便将当时佛教较为发达的凉州文化转移到平城，力图运用在政治上。佛教虽然在太武帝后期受到镇压，但第四代文成帝却废除了废佛政策，使佛教得以复兴。文成帝重用凉州僧人师贤、玄高，并批准了昙曜的奏请，在云冈开凿石窟。这便是云冈石窟的起源。昙曜主持开凿的石窟特别称为“昙曜五窟”，可以见到凉州、中亚的影响。

三长制

中国北魏太和十年（486），为强化警察和征税功能，文明太后冯氏采纳了汉人官僚李冲的献策而实施的一种邻保制度。三长制的渊源可追溯到周代制度。以五家为邻，五邻（二十五家）为里、五里（一百二十五家）为党，分别设置邻、里、党三长。不久又改成一百家一党，畿内党、里、邻则采用族、闾、比的名称。后来北齐将三长制变成一百家、五十家、十家的编制，西魏、北周则废除比、邻，变成二长制，隋初天下统一时，三长制废止。

均田制

始于北魏，北朝、隋、唐时期实施的土地制度。根据儒家的学说，保障一夫一百亩土地的井田制被视为理想的土地制度，秦汉以后，为解决土地所有严重不均的问题，曾试行了设定土地所有最高限度的限田制（西汉末）、占田制（西晋）等。同时秦汉以来各王朝均实施劝农政策，通过屯田制（曹魏）、课田制（西晋）努力确保农民的再生产。北魏继承了这种趋势，实施均田制，成丁授田，老死还公。均田制是北魏的文明太后与孝文帝采纳了汉人官僚李安世、李冲等人的献策而实施的制度（485），与彻底的户籍登记、以成丁夫妻为对象的均额赋课的租调制、一定户数的三长制配合实施，授田时甚至包括奴婢、丁牛分配在内。

龙门石窟

位于河南省洛阳以南十四公里的一处佛教石窟。北魏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随后便在此处营造石窟。敕命的营建最早是宣武帝于景明元年（500）为孝文帝及其皇后开凿的洞窟，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两座洞窟由于规模宏大，未能完工，于正始二年（505）缩小计划。另外，永平年间（508—512）为宣武帝营造了一座石窟。这三座洞窟便是位于西山北面的宾阳洞三窟，只有宾阳中洞完工了，南北洞到了隋、初唐时才完成本尊。宾阳中洞是依照一定设计规划营造的，是龙门各窟中最完备的一座。除了宾阳洞三窟之外，西山还有古阳洞（第21窟）、莲华洞（第13窟）、魏字洞（第17窟）等北魏末年的石窟。古阳洞是最古老的洞窟，有许多太和十八年（494）以后的佛龛，可看成是云冈石窟的残照。

北镇之乱

北魏末年的叛乱，亦称“六镇之乱”。北魏讨伐了据于蒙古高原的敕勒之后，在阴山山脉南麓一带设置军镇，充当北方防卫。其中主要的六座军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称为“六镇”，让出身鲜卑原族长家庭的人定居在六镇，作为军镇的核心。随着北魏的门阀化逐渐加深，他们成了时代的弃儿，遭受冷遇，军镇内部日益不满。正光四年（523），以沃野镇民破落汗拔陵的暴动为契机，六镇一起发动叛乱，随后波及陕西和甘肃。数十万的镇民虽然暂且投降，但他们南下到了河北一带，又再次蜂起，武泰元年（528）被尔朱荣平定。北镇之乱使北魏的国威扫地，随后持续的军阀斗争使北魏王朝瓦解。

府兵制

西魏、北周、隋、唐实行的兵制，也是日本古代的军团制的原型。中国存在势力强大的将军开军府的制度，到了魏晋南北朝，在中央、地方设置军府，其士兵称为府兵。而狭义的府兵制则始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05）前后完成编制的二十四军制。关于府兵或府兵制的历史特征众说纷纭，关于制度的起源有鲜卑兵制说和中国兵制说。府兵原是国家招募的应征者，建立功勋则有机会晋升为将官。自北周武帝以来，府兵被授予侍官的称号，具有侍卫天子的名誉。西魏以来的掌权者、君主作为府兵军的统帅而掌握政权，是中国再度统一的原动力。

科举

旧中国实行的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资格考试。科是指按科目进行考试的学科目，举则意为选拔任用官员。科举制在隋代至清代一千三百多年间实行，是中国独特的一种制度。三国以后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贵族制的时代，政府官员的位置被门阀所垄断，往往是世袭的。隋文帝取代北周统治中国的半壁江山后，立即废除了承认门阀特权的九品官人法，实施科举制，根据个人的才能选拔官吏。其时为开皇七年（587），两年后灭掉南朝陈，通过科举选拔官吏派遣到全国各地。

参考文献

面向普通读者和专家读者所著的文献

（1）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 中国史上的民族大移动》（东方选书东方书店），2002年

◆ 对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以通史的形式进行探讨的近年成果。对五胡十六国的兴亡、十六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佛教的普及、各民族的迁移与融合等进行研究，是一本简洁详细地展现这一时期全貌的优秀著作。

（2）桦山紘一 等编《中华的分裂与重生》（岩波书店世界历史9卷），1999年

◆ 根据1969年至1971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后的研究成果，在新的构思下针对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焦点等问题，以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为研究领域的专家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纵横论述的专著。妹尾达彦在“中华的分裂与重生”的标题下，以欧亚大陆的视野、相对化的立场审视中国史，构成了本书的总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相关的部分收录了中村圭尔的“南朝国家论”、川本芳昭的“北朝国家论”、金子修一的“皇帝祭祀的开展”等。

（3）关尾史郎《从西域文献看中国史》（世界史读本10山川出版社），1998年

◆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以所谓的西域为通道的东西方交流极为繁盛。二十世纪初，属于西域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了数量巨大的汉文文献。本书探讨了古文献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亦简要地展示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全貌。

（4）松丸道雄等编《中国史2——三国～唐》（世界历史大系、山川出版社），1996年

◆ 由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家分工执笔而成、于近年出版的网罗式通史，包括隋唐部分。窪添庆文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史，中村圭尔负责魏晋南朝的社会经济，关尾史郎负责五胡、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池田温负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史。本书是由当前站在研究第一线的研究者撰写的，可以从中全面了解当前研究状况和新出现的史料。另外，补说部分的记述也别有深意。除此之外，窪添庆文还有专著《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中村圭尔著有《六朝贵族制研究》（风间书房，1987年）。

（5）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

◆ 以司马炎为中心，围绕建立西晋王朝的司马氏一族的兴亡而写成的一部优秀著作。对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的记述十分详尽，描写了这段时期的时代精神、八王之乱的实际情况等，是把握魏晋时期的必读书目。

（6）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东洋文库 平凡社），1989年

◆ 日本第一部关于这一时期的通史。编入东洋文库中，读者很容易找到。详细而又简洁地叙述了历史发展，从宏大的视野把握和解析各项制度。时至今日，仍然随处可见作者的敏锐眼光。

（7）尾形勇《东亚的世界帝国》（图像版世界历史8卷 讲谈社），1985年

◆ 与这个时期相关的许多图片资料大多收录，目的在于让读者通过视觉把握这一时期。另外，书中亦详尽介绍了最新发掘出土的新史料。除了本书以外，作者还有《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岩波书店，1979年）等。

（8）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现代新书 讲谈社），1977年

◆ 作为从二战后到现在一直以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领军人物，作者将其思考浓缩在这一时期而写成的新书版通史。作为古代世界帝国的汉朝衰亡了，从汉的衰亡中进行了哪些摸索，从而创造了新的时代？胡族与汉族维持着什么样的关系，历经北魏末年的动乱而走向隋唐帝国？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简洁的论述。

（9）川胜义雄《中国的历史3——魏晋南北朝》（讲谈社），1974年。列入讲谈社学术文库再版，2003年

◆ 在上一次的《中国的历史》丛书中已故川胜义雄所著的概说书。这本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概说书，至今仍是许多人首先推荐的读本。笔者也受到了这本著作很大的影响。另外，在笔者撰写本书时，这本著作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参考。

（10）吉川忠夫《侯景之乱始末记：南朝贵族社会的命运》（中公新书 中央公论社），1974年

◆ 由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专家按时间顺序对侯景之乱以后的南朝历史进行的详尽分析。除此之外，作者的专著还有《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84年）、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刘裕》（人物往来社，1966年）、《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清水书院，1972年）。

（11）川本芳昭《中国史中的诸民族》（世界史读本61、山川出版社），2004年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与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这个问题与汉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对之进行分析。与之相关的著作还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问题》（汲古书院，1998年）。

面向专家和研究者所著的文献

（12）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

◆ 在对《晋书》进行的彻底的史料批判、南朝的当地豪族阶层所进行的贵族制革新的动向、陷于颓废状态的南朝贵族的自我革新等贵族制的研究中，开启新局面。

（13）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以日中比较史的视角》（校仓书房），2003年

◆ 本书阐明了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日本的天下概念，并尝试对两者进行比较。另外，作者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著还有《天空的宝座——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仪礼》（柏书房，1996年）等多本著作。

（14）西嵨定生《倭国的出现》（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 作者是中国古代史、东亚世界论的倡导者，本书是在作者前些年去世后出版的论文集，探讨的问题是东亚世界中倭国是怎样出现的、倭国出现以后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等。另外，作者所写的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著作还包括《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等。

（15）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

◆ 本书是以“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为题的共四卷系列丛书的第二卷，也包括隋唐时期。几乎涵盖了当前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专家，介绍了时代的全貌及其研究状况。本书较为艰深，对“中华”的概念、民族问题、西域文献、皇帝制度、律令等研究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纵横论述。

（16）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的世界与诸民族》（岩波书店），1993年

◆ 本书围绕从汉到唐的中国的中华思想、天下观念、倭国、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国家形成，对五胡诸国的国家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要想理解古代东亚世界，必读本书。另外，作者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还有《曹操》（刀水书房，2001年）、《东亚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中国古代史的视点》（汲古书院，1994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中国古代的身份制》（汲古书院，1987年）、《均田制的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等，是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的必读书目。

（17）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

◆ 根据在前面开列的《中国的历史3——魏晋南北朝》（讲谈社）中展开的观点写成的论文，编成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生动地描绘了贵族制社会从汉末反抗运动中逐渐形成的过程，时至今日仍然对学会具有很大的影响。

（18）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贵族制》（研文出版），1982年

◆ 由大学者从多层面的视角对日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制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对魏晋南朝的研究中成果丰硕的著作。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晋代的贵族制、南朝的贵族制等各个问题进行多层面的论述。除了本书以外，作者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还包括《魏晋南朝的人与社会》（研文出版，1985年）、《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吉川弘文馆，1963年）等多部专著。

（19）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同朋舍），1974年。列入中公文库再版，1997年

◆ 由大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官制、政治史为中心进行分析的古典研究名著。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必读书目。阐明了如副标题所揭示的、科举以前的官吏选拔法——九品官人法的全貌。提出并分析了九品官人法的出现、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及其在南朝的变迁、北朝中的贵族制等如今已逐渐形成定论的许多问题。另外，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九品官人法这一制度，还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派别，乃至扩展到官僚制的基本情况及其与贵族制的关系，从汉到唐的宏观展望等极为广泛的领域，提出了透彻的见解。

（20）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鲜卑 柔然 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

◆ 收录了论述这一时期与匈奴、鲜卑等相关的历史、制度、文物、风俗等涵盖面广的诸多问题的论文。有关目前研究中的五胡历史的各个具体现象，大部分都由内田所阐明，后来的研究者一直从中获得有益的营养。

（21）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1971年。1998年增补版刊行

◆ 本书从隋唐时期的本源来自何处这一观点，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各政权、始于北魏的北朝各朝的发展中寻找。本书的观点作为当前五胡北朝史研究的基本视角，一直对许多研究者产生很大的影响。本书围绕五胡各政权的结构、北魏国家的结构、北魏末年的内乱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对历史进行动态把握，并逼近其本质。增补版一并收录了初版刊行后使得作者的论点得以继续展开的府兵制等相关各篇论文。

（22）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上、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 值得向有志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推荐的一部古典研究名著。内容除了魏晋南北朝之外，还包括与秦汉、隋唐关系的研究。不过，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研究的话，也必须考察其前后的秦汉、隋唐时期。本书是作者所发表的多篇论文的汇编，上卷收录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军制的各篇论文，下卷则收录了有关北朝的各篇论文。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张国刚

06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

隋唐时代

【日】气贺泽保规 著　石晓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6) KENRAN TARU SEKAI TEIKOKU

——ZUI TOU JIDAI

© Yasunori Kegasaw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正式授权，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绚烂辉煌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日)气贺泽保规著;石晓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6）

ISBN 978-7-5495-1345-1

Ⅰ. ①绚⋯ Ⅱ. ①气⋯ ②石⋯ Ⅲ. 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Ⅳ. ①K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第034050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552 号

http://www.ilixiangguo.com/

图一 阙楼图 懿德太子墓壁画
——懿德太子是唐中宗李显的嫡长子。墓道东西两壁的两座精雕细刻、装饰华丽的《阙楼图》巍峨屹立。这个阙楼可非同一般，它是三出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礼制性建筑，是帝王居所的标示性建筑。目前只有这幅《阙楼图》为我们保存了唐代三出阙的形象。

推荐序

翻译介绍国外的中国通史类书籍，以《剑桥中国史》最为著名。那是比较专业的通史，比较通俗些的有台北稻香出版社1990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该书是从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十一册《新书东洋史》中抽出前四册（即先秦至清代的中国历史）编辑而成，作者伊藤道治、谷川道雄、竺沙雅章、岩见宏、谷口规矩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这套书被当做台湾地区大学中国通史课的教材，到2004年印刷了7版。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中国通史》，也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作者就是曾任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的气贺泽保规教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气贺泽教授的这本隋唐史，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比如，一般教科书对隋代的历史总是匆匆带过。气贺泽先生对于隋朝的历史，则颇为重视，有些看法颇为新颖。作者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颎、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认为隋文帝即位之后反周武帝废佛政策而采取的一些崇佛举措，对于争取人心至关重要。作者甚至认为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罢免宰相高颎之事，简直就是一场“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其背景就是以杨勇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实力与以杨广为代表江南地域集团之间的斗争。

为了论证这种看法，作者还进一步分析说；其一，杨勇作为太子，未来是皇帝的接班人，势必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中心主义的政治路线。其二，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由于这一教派筹集信徒因为布施的缘故，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十分团结，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前述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其三，杨素有过人的才能、有显赫家世的影响（弘农杨氏），却未能融入政界主流、处在高颎的阴影之下，总是心有不甘做老二。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他与杨广两个不愿意做“老二”的人一拍即合，于是策划了这场政变。

一般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位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改变是在炀帝即位以后才明确起来，即是隋炀帝改变了隋文帝时期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但是，本书认为，实际上正是隋文帝本人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已经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甚至推测，隋大业三年（607），即倭国的推古十五年，倭国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朝递交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开头的著名国书，明确地表明过访问隋朝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为什么倭国使者会这样说呢？这里提到的菩萨天子，虽然指当时的隋朝皇帝炀帝，然而炀帝实际上并非如使者所说的那样虔诚地信奉佛教。那么，为什么遣隋使团里会有这么多的僧侣呢？

作者分析道，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圣德太子或推古天皇就派出过一次遣隋使。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于隋朝政界的气氛。倭国使者带回日本列岛的这些情报信息，在促使古代日本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整备的同时，也一定直接促成了七年之后的大业三年派遣大规模的以佛教使节团为重点的赴隋活动。

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台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对于唐代制度史（日本学者称律令制）、东亚国际关系史都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作者以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基本史料，详细讨论了圆仁在九世纪中国各地所遇到的风物人情、乡村社会，特别的在山东新罗侨民社区等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以上这些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丰富了本书的血肉，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序章“急剧动荡的东亚”和末章“如何理解‘唐宋之变革’”，有助于读者高屋建瓴地认识唐代在整个中古史以及东亚世界的历史地位。对于文化部分，作者重点介绍唐代的诗歌艺术与历史学成就，其他一概从略，避免了国内教科书面面俱到、蜻蜓点水的毛病。总之，全书的章节布局重点突出，但是又照顾到一般断代史应有的系统性；作者的文字严谨而晓畅，娓娓道来，不像一般教科书的刻板。书后的几个附录“人物小传”、“历史术语解说”对于一般读者也有辅助之功。

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谨向读者朋友郑重推荐。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2012年5月2日

中文版自序

2011年3月11日下午近3点钟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及大海啸袭击了日本的东北以及关东地区。连日以来，电视、收音机、报纸等媒体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着灾区的惨状以及核电站事故的状况，估计这场灾难的死者及失踪者将超过两万人以上。置身于这种紧迫的气氛之中，使我再次痛切地意识到，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助，我们人类社会真的太脆弱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连接人与人的纽带之强以及信任与爱的重要。那么，如何从这些巨大的伤痛所显现出来的危机、危局之中，找出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及指针呢？此外，历史学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一边自问自答地思索着这些问题，一边开始着手执笔来写这篇致中国读者的序言。

本书所要论述的隋唐时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同时，从当时的整个世界上来看，隋唐时代也拥有着极为突出的势力和影响力，堪称东亚世界的中心。这一点也正是本书定名为《绚烂的世界帝国》之缘由。

为何隋唐王朝会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究其原因，正如内藤湖南和陈寅恪以来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其最大的原因正在于胡族与汉族的问题，即隋唐王朝乃是胡汉两族融合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不同的民族之间一旦结成了平等的关系，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国力就会增强，文化就会提高，进而才会影响至东亚诸国。就像水自高处往低处流一样，隋唐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以及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等文化、进而包括节假日岁时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广泛地传播到了隋唐的周边区域。日本（倭国）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先进文化，从而才成功地实现了当时的“现代化”，即建立起了古代的国家。

胡汉两族的融合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隋唐国家的开放性这一特色。在自秦汉以来的超过两千年的王朝史之中，隋唐给人的突出印象正在于其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门户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除隋唐以外，还有北魏以及蒙元时代都是有名的对外开放时期。这些时代有一个共性，即都不是纯粹的汉族王朝。根据桑原骘藏以及向达等学者的研究，有关大量来自于西域的外国人生活于隋唐时代的长安的相关情况已经基本清楚。此外，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于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很早就已经移居中国本土的情况，尤其是这些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作为农民以及士兵活跃于各个领域等情况受到了广泛的注目。此外，众所周知当时在东方的山东地区还居住着大量来自于新罗的农民；在西南的沿海地带，则有不少波斯以及大食的商人们聚居于被称之为“蕃坊”的区域之中。

正是由于隋唐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周边诸国向隋唐派遣了不少外交使节，并送去了大量的留学生以及学问僧，致力于隋唐文化的汲取。最近在日本，人们很关注近年在西安近郊发现的一块墓志，即“井真成墓志”。井真成是一位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长安去世并被葬于此地的“日本”人。尽管有人牵强地把井真成看作日本遣唐使团的一位官员，然而却缺乏说服力。根据各种情况来分析，我以为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晁衡）等人一样，也是一位从日本赴唐朝的留学生。总之，通过这一新发现的实物资料，我们才确切知道了这位为了学习唐文化而漂洋过海的年轻人的存在。

又经过了一个世纪，另一位日本僧侣也曾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圆仁于山东半岛尖端的赤山浦登陆以后，得到了当地居住的新罗人聚落的帮助，经过青州到了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巡礼求法之后又进入了长安，在长安期间圆仁遇上了“会昌毁佛”（845年）。尽管圆仁的求法之旅充满了各种困难，然而他在所到之处，受到了贫苦的农民以及官吏的各种善意的支援，从而成功地将新的中国佛教传入了日本。通过上述圆仁的事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

与隋唐王朝的这一特点相关，我的关注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一时期，皇帝的绝对权威尚未确立起来，门阀贵族的影响力以及门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甚至包括科举也需要考核有关贵族教养的内容。此外，以三省六部为代表的律令官制，也可以看成是为了阻止皇帝拥有绝对权力而形成的一种形态。而且，上述这些又引出了另一个特色，即隋唐的统治体制相对比较宽松，而这种体制的宽松则显然与前述开放性及包容性密切关联。以武后为代表的女性们的活跃乃是唐代历史的重要特色之一，而女性的活跃则当与该时期体制的舒缓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统治体制的宽松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削弱。毋宁说，这种统治体制的宽松以及束缚力较弱恰好正与权力的强韧有着紧密的关联。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唐朝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却又稳住了阵脚，竟然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命脉。究其原因，应该说与蕴含在唐朝内部的柔性结构所具有的强韧性有关。

隋朝的情况姑且不论，至少唐朝君临东亚世界，所依靠和凭借的并非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占压倒的优势。提起当时的军事力量来，首先我们就会想起府兵制下的府兵。然而，府兵对于巩固唐朝国内的统治或许有效，但其在对外战争方面的表现却并不出色，几乎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从隋到唐多达十次的远征高句丽之役。隋唐两朝每次都出动大军征讨，然而每次都失败受挫，直到最后，还是因为与高句丽之南的新罗联手，才终于制服了高句丽。在这一期间，只有刚开始的时候以府兵兵士作为主力，后来府兵则完全被其他的募兵所取代了。尽管唐太宗曾使突厥臣服，并接受了来自西域诸国的“天可汗”称号，但有唐一代，唐王朝实际一直为与周边诸国的攻防战事而大伤脑筋，唐朝始终未能在军事方面树立起绝对的优势地位。

尽管如此，唐朝作为东亚中心的地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唐朝成为周边许多国家向往的目标。我以为，唐朝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地位，除了唐朝的经济以及军事力量之外，唐朝拥有高度的文化力量当是重要的原因。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力量，是就包括佛教以及唐诗等方面在内的、人们所有的文化以及社会行为的总体而言，指的是从上述各方面之中形成的一种可称之为气度或气象的东西。我恳请本书的读者仔细地品味唐朝所拥有的这种文化性。倘若通过阅读本书，能够使得各位多少触及隋唐史所蕴含的巨大魅力，对思考东亚问题时有所启发的话，作为作者来说将不胜荣幸。

气贺泽保规

2011年

1 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

- 推荐序

- 中文版自序

- 序章 急剧动荡的东亚

- 九世纪四十年代东亚的动向与“会昌毁佛”

-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之意义

- 隋唐帝国与律令制、贵族制

- 第一章 新兴的统一国家：隋王朝

- 隋朝的建立与文帝的开皇之治

- 隋朝及其时代

- 隋室杨氏的出身

- 杨坚与周隋革命

- 隋朝的建立与新体制

- 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与贵族制

- 兴建新都大兴城与宇文恺

- 隋初的政界：高颎、苏威、李德林

- 隋朝中期的政治动向：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 平定陈朝：统一的实现

- 关中本位政策

-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及其展开

-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背景

- 独孤皇后

- 杨广对江南的兴趣

-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意义：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 炀帝的“暴政”与隋末的大动乱

- 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隋代后半期的政治与社会

- 皇位继承始末

- 炀帝政治的开始：大运河的开凿

- 内政与外交

- 远征高句丽

- 风起云涌的叛乱隋朝的灭亡

- 第二章 唐朝的再度统一及其政治

- 唐代的政治世界

- 从唐朝起兵到玄武门之变

- 李渊的崛起

- 唐朝政权的建立

- 全国的再度统一

- 兄弟三人之争

- 玄武门之变

- 贞观之治的光与影

- 被推举为天可汗

- 理想的君主政治：贞观之治

- 贞观之治的本质

- 远征高句丽与继承人问题

- 武后与武周革命

- 高宗与武曌

- 武后的夺权之路

- 女皇的王朝：武周政权的建立

- 武韦之祸的时代

- 盛唐时期的光与影

- 开元新政

- 宇文融与张说

- 李林甫与杨贵妃

- 安禄山与杨国忠：恩宠政治与义父子关系的意义

- 新登场人物群像及其意义

- 第三章 安史之乱后唐代后半期的局势

- 安史之乱始末

- 安禄山起兵

- 玄宗蒙尘与唐朝的反攻

- 叛乱的平定与河北的局势

- 叛乱留下的痕迹与影响

- 两税法与藩镇体制：通向财政国家之路

- 河朔三镇与平卢节度使

- 藩镇体制的本质与历史性

- 两税法的实施及其意义

- 宪宗的中兴

- 宦官专横与官僚的党争：门生天子的时代

- 唐朝的政治与宦官

- 鱼朝恩与神策军

- 对宦官政治的抵抗：永贞革新与甘露之变

- 牛李党争

- 流寇黄巢之乱

- 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状况

- 黄巢之乱前史：从“南方”的兵乱到裘甫、庞勋之乱

- 黄巢之乱

- 唐朝的灭亡

- 第四章 律令制之下人们的生活

- 律令体制的构造与贵族制

- 律令制与贵族制

- 唐律的构造与特色

- 唐令中所反映出的统治体制

- 律令制之下的官僚生活

- 官僚制的系统

- 主要机构

- 仕官之途径

- 村落中的日常生活

- 村落组织

- 户籍与家族

-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

- 节假日及岁时文化

- 中国历法的特征

- 隋唐时期的节假日及岁时文化

- 重数节日：岁时文化的核心

- 上元节与寒食节：奇特的节日

- 第五章 武后与唐代的女性

- 不稳定的皇后及皇太子地位：武后出现的背景

- 武后的经历与权力宝座

- 唐代的皇后与后宫

- 皇后之位的长期空缺

- 不稳定的皇太子地位

- 昂首阔步的女性：家庭与社会中的日常光景

- 女性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 女性们的感情生活

- 结婚与家庭生活

- 花街柳巷的世界与男人们

- 长安的花街柳巷与《北里志》

- 妓女的世界

- 颓废堕落的男性与支撑着男人们的女性：《李娃传》的世界

- 《女则》与《女论语》

- 自古以来的礼制与唐代女性的“女戒”书籍

- 《女论语》所展现的东西

- 女子的教育

- 第六章 城市的发展与丝绸之路

- 长安、洛阳的景观及其生活

- 长安与洛阳的位置

- 唐代城市的结构与特色——以长安为中心

- 坊的结构与特色：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 从人口的动向所见到的长安

- 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及工匠

- 国营市场及其管理体制

- 工商业者与隋唐城市的一个侧面

- 活跃的城市居民

- 地方城市的发展与草市的扩大

- 纵横于隋唐世界的西域人

- 长安的异国文化与异域人士

- 隋唐王朝与西域政策

- 粟特人的活跃

-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人们

- 第七章 隋唐国家的军事与兵制

- 府兵制及其展开：府兵兵士的世界

- 军事与兵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意义

- 什么是府兵制？——寻求全新理解的线索

- 隋唐府兵制的建立及其展开

- 军府与府兵

- 府兵兵士的状况

- 府兵制的变质与崩溃

- 北衙禁军的建立及其展开

- 北衙与南衙：中央禁卫部队

- 从父子军到北衙四军

- 南衙禁军的变质及解体

- 唐长安城中的兵士们

- 神策军与藩镇兵

- 安史之乱后的中央军

- 神策军的扩大与皇权

- 藩镇的军事力量

- 第八章 圆仁的入唐求法之旅：唐代后期社会一瞥

- 圆仁的旅程及目的

- “入唐八家”与圆仁

- 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发现

- 圆仁入唐求法的动机及其秘密偷渡入境

- 圆仁之旅的整个行程

- 新罗人社会与山东、华北的农村

- 圆仁和山东地区新罗人社团的邂逅

- 新罗人的生活与岁时文化

- 领取“公验”

- 衰微凋零的山东、华北的农村

- 唐代的旅行、道路与旅行者：五台山之旅

- 赴五台山的沿途

- 五台山信仰与圆仁

- “公验”与“过所”：五台山信仰的背后

- 会昌毁佛及其背景

- 圆仁在长安

- 零距离所见到的“会昌毁佛”

- 会昌毁佛的背景及其意义

- 毁佛风潮中的寺院——以法门寺、云居寺为例

- 法门寺与供养舍利

- 地方的毁佛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

- 房山刻经事业与会昌毁佛

- 第九章 东亚各国的动向

- 隋唐王朝与东亚诸国

- 东亚的民族迁徙

- 羁縻与册封

- 东亚的标识：宗教与文字

- 和蕃公主政策及其意义

- 和蕃公主的出身

- 突厥系的游牧国家：突厥与回鹘

- 突厥第一汗国与隋唐王朝

- 突厥第二汗国

- 回鹘汗国的兴亡

- 从游牧走向定居：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

- 古代藏族政权吐蕃的强盛与挫折

- 吐谷浑的历史

- 吐蕃与唐

- 吐蕃王朝的灭亡

- 吐蕃的进出西域与统治敦煌

- 三韩分立与隋唐的东亚政策

- 隋朝的建立与朝鲜半岛三国

- 在远征高句丽的背后

- 新罗与渤海

- 第十章 隋唐文化百态

- 唐诗

- 隋唐文化与唐诗

- 初盛唐时期的唐诗

- 中唐时期的唐诗与古文复兴运动

- 唐诗与科举

- 唐代文化与金银器

- 何家村窖藏

- 何家村遗宝与唐代的物质文化

- 唐代的金银文化与贵族趣味

- 中国的正仓院：法门寺的珍宝群

- 法门寺的金银器及其时代

- 隋唐精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编纂及其认识

- 唐初史部的成立及其意义

- 唐初的正史编纂与史馆的成立

- 从太宗的历史认识到刘知几的《史通》

- 杜佑的《通典》及其历史意识

- 末章 如何理解“唐宋变革”

- 理解隋唐历史的关键

- 本书的立场

- 律令制与贵族制

- 隋唐国家与贵族制

- “唐宋变革论”

- 作为一种柔性结构的贵族制

- 以魏晋至隋唐作为一个大时段来加以观察的视点

- 结语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序章

急剧动荡的东亚

八世纪初期，在今天中国东北部辽宁省朝阳市附近的一座游牧民的帐篷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几十年以后，这个男孩发迹成为一位镇守边关的大将，并且最终于755年末率领大军举起了叛旗。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这场叛乱发生的时期，若以日本而言，则相当于奈良时代的中期。

安史之乱这一事件揭开了一个大变化时代的帷幕。安禄山的对手是大唐帝国。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线，唐朝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开始步入衰亡之途，并终于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十世纪初寿终正寝。以安史之乱为中心，前后延续三百余年的隋唐时代——严格地说，是从581年隋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的327年间，正是本书将要论述的时代。

2 唐长安城街道模型图（采自《大唐长安展》图录）
八世纪中叶的长安是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中央的朱雀门街的东侧叫做万年县，西侧是长安县

九世纪四十年代东亚的动向与“会昌毁佛”

提起唐代后半期的情况，倘若稍微聚焦一下视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唐代后半期里，有一个时期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就是位于唐代后半期中段的九世纪四十年代，具体而言是截至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止的时段。首先是在840年，武宗继其兄文宗之后，成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后武宗旋即发动了在历史上恶名远扬、被称之为“会昌毁佛”的镇压佛教运动。这场毁佛运动于84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毁，佛经被烧，无数僧尼被迫还俗。

这一时期在毁佛运动的中心地长安，有一个外国人不显山不露水地每天执笔疾书，把当时那种人心浮动、天天笼罩在异样的气氛之中的情况一一记录了下来。此人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僧人圆仁，即其后成为比睿山

[1]

第三代天台座主的慈觉大师。圆仁所留下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相当于新闻记者们从动乱的中心地区发回的现场采访报告。

唐朝国内的情况姑且按下不表，这一时期围绕唐朝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鹘

[2]

，自从安史之乱时被唐政府借来平叛而引入唐朝以后，一直让唐人们感到非常头疼。此时回鹘却因天灾及内讧，加之黠戛斯的乘虚攻击，终于840年土崩瓦解。此外，自初唐以来持续给予唐朝西部以很大压力的吐蕃，也由于国王达玛

[3]

镇压佛教而引发内乱，到841年（一说842年）达玛死后即告分裂，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此，唐朝一举从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两大压力之下解放了出来。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向东方。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值统一后的新罗时代

[4]

。作为东中国海交易的一个中心人物，活跃于唐、新罗、日本的弓福（唐名曰张保皋，日本名字叫张宝高）于841年发动了叛乱。他曾被新罗王朝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并参与过拥立神武王。这场叛乱尽管随着弓福被暗杀而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于新罗来说，却无疑是暴露王权衰微、地方势力抬头的一个大事件

[5]

。

再看看日本的情况，842年日本发生了承和之变

[6]

。这次变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阴谋，或曰一次政变。即嵯峨上皇

[7]

死后，伴健岑

[8]

和橘逸势

[9]

企图拥戴皇太子恒贞亲王

[10]

，废掉当时在位的仁明天皇

[11]

。但最新的解释却认为，其真相当是藤原良房

[12]

与仁明天皇联手，有计划地图谋排除反对派而捏造出来的一个事件。不管怎么说，以此为分界线，之前一直持续的两统迭立（即两个系统的天皇轮流登基）这一不稳定的状态宣告终结，而与而后的摄关政治

[13]

有密切关联的藤原氏一族的政治根基则得到了根本性的强化。

上述这些集中发生于九世纪四十年代、看上去似乎都是分别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似乎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可是当你稍微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结合（东亚文化圈）的崩溃，以及代之而起的各个地区以及国家独自摸索新发展道路的动向。而这些都成为十世纪以后日益明朗化的、东亚各地民族意识的先驱以及直接出发点。

武宗的会昌毁佛，其实也与上述这一整体动向有关。提到毁佛的背景，一般都会指出因为武宗热衷于道教、加之佛教教团的扩张及日益腐败等原因。但实际上，同时期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均遭到了镇压。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会昌毁佛其实还具有另一面，即显示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一种民族意识。

谈到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即佛教是从文化及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对于武宗强制推行的毁佛运动也可以解释为：强行毁佛意味着武宗亲自强行切断了东亚的这种连带关系，以此向内外宣示唐朝将退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表达了想从长期背负的这一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决心。所以，这一行为乍看起来似乎是源自武宗个人的想法，但实际上其与整个东亚的时代浪潮也绝非毫无关系。

3 隋唐时代东亚关系示意图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之意义

如上所见，因安史之乱而产生巨大变化的唐朝在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内外的关系及结构。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样轰然倒塌之时，在飞扬四溅的尘埃之中依稀所能见到的，仅仅剩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渤海国和新罗，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竞争的国家都早已荡然无存。其后不久，渤海和新罗也都先后灭亡。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

在东亚的历史上，纵观在此之前或以后的时代，因中国王朝的蜕变及崩溃而引发周边诸国面貌一新的情况仅此一次。这种现象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隋唐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政治体制和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形之下周边诸国诸地区的生活文化程度则很低下、政治体制也比较落后。这种反差不断地吸引周边，促使周边诸国或模仿唐朝，或反过来攻城略地、骚扰唐朝。隋唐王朝也正是在这种力量对比关系中，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君临于东亚中心的地位。同样，以丝绸之路为媒介，隋唐与西方的交往，也可以用这一观点来加以解释。

本书之所以使用《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的书名，也正是源自于上述时代的特征。写作本书所追求的一大目标，就是基于对隋唐帝国的上述认识，通过尽可能地贴近当时人们的活生生的生活，去努力描绘出这一时代的深邃内涵。

与这一点相关联，可以提到近年来受到人们关注的女性问题。谈到隋唐时代，历来人们无一例外都会提起武后、杨贵妃，或者是武韦之祸，殊不知在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实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女性世界。她们面对支撑男性社会的理论以及旧习，勇敢地谈论爱情、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追求有个性的生活。如果与宋代以后女子被强制缠脚，被束缚于儒教伦理道德之中的境遇相比，隋唐时代在这一方面的反差则十分明显。隋唐时期的女性们何以能够如此活跃呢？考察当时的相关时代背景及特征也将成为本书的一个课题。

隋唐帝国与律令制、贵族制

[14]

那么，若从时代特征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如何理解隋唐时期的权力构造呢？正如经常提到的那样，一般的理解是：隋唐时代的前半期是律令官制，中途出现了被称之为“使职”的令外官，而到唐代后半期，则是以全国普遍设置藩镇（节度使）为特色，换言之即“使职”占优势。而在实际上，即使进入唐代后半段，左右官场的基本轴心仍然是律令官制。

谈起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的律令支配体制，在涉及能否将其简单地概括为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牢固的层状等级制度这一问题时，需要特别慎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在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一中枢形态之中，还是在职掌相互重叠的诸中央机关以及由数人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并非单纯上传下达的横向关系。而在这种横向关系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魏晋以来的贵族制的影响。此外，无论通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还是通过当时人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抑或是从当时社会体制中重视仪礼的情况来看，都可以说隋唐时代无疑是一个弥漫着浓郁的贵族制气息的时期。

从律令官制和贵族制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当时的统治权力松弛的状况。换言之，即这一时期存在着制度涣散以及对于制度的随意性解释等问题。倘若立足于这一前提，我们对于在进入玄宗时代后期以后“恩宠”这种私人关系何以能够流行，家世门第不清不白的安禄山为何能够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等问题，则可以做出相应的解释。同样，唐代女性的活跃恐怕也并非与这种权力或制度的状况无关。权力的松弛反映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宽松。由这样一个王朝形成的这种气氛，或许正是促使东亚世界得以凝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如何解释上述律令制的问题相关联，人们往往容易按照律令条文字面的意思，来接受并且描述当时的时代及国家。但是，正如均田制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规定分配土地（甚至有人认为其法规只是一纸空文）一样，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规定（制度）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国家曾非常认真地努力使现实尽量去贴近法规，而在律令制度的老家中国，呈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况。

在本书中，我还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历来较少涉及的“军事与兵制”问题。要弄清楚如何保卫隋唐王朝及其广袤的疆土的情况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我在探讨隋唐前半段律令制的柱石府兵制度时，注意到了府兵兵士的立场及其实际的状况。若从律令的条文来看，在一户三丁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人当兵，即给人一种类似于征兵制的印象。但在现实中，这种平均承担兵役的状况并没有出现。因而人们认为府兵兵士的地位似乎更接近于跟农民截然不同的武士身份。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

此外，在这一时期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力超乎寻常。唐朝以“道先佛后（道教第一，佛教第二）”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实际上却是佛教一边倒，民众也都虔诚地笃信佛教。我在本书里，从当时多姿多彩的佛教之中，选取近年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的法门寺、以佛教石经而闻名的云居寺以及唐代的新佛教——密教为例，考察了佛教的时代特点及其与民众的关联。此外再加上有关圆仁入唐的内容，本书实际上在论述佛教方面，用去了相当大的篇幅。

在今天的世界上，围绕宗教问题，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佛教，而且是东亚的佛教一直远离争斗，成为和平的象征。每当我想到我们正享受着佛教带来的莫大的恩惠之时，都觉得应该重新审视隋唐佛教所具有的意义，正是隋唐的佛教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共同的精神基础。倘若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对此有所体察，则不胜荣幸。

[1]
日本天台宗的大本山，位于日本京都府东北部，京都府和滋贺县交界处。

[2]
即“回纥”。公元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前后“回纥”改称为“回鹘”。在不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本书的译文中均统一称作“回鹘”，不再另作说明。

[3]
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国王），亦称“达磨”或“朗达玛”。

[4]
新罗统一时代指自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至935年高丽建国为止的时期。

[5]
弓福（？—846），新罗时代后期的武将。清海镇位于全罗南道莞岛。

[6]
承和之变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前期的一次政变，因发生在承和九年（842）故名。一般认为这次政变由伴健岑（参见下注）和橘逸势（参见下注）发动，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导致皇太子恒贞亲王（参见下注）被废，藤原良房（参见下注）妹妹的儿子道康亲王（即其后的文德天皇）成为皇太子，为其后的藤原氏专权铺平了道路，

[7]
嵯峨上皇即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786—842），809—823年在位，退位以后成为上皇。博学多才，精通诗文书法，被誉为平安时代三大书法家之一。

[8]
伴健岑，生卒年不详。平安时代前期中央贵族大伴氏一族。842年承和之变失败后被流放到隐岐岛。

[9]
橘逸势（？—842），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804年曾随遣唐使入唐留学。与嵯峨天皇、空海一起被誉为平安时代三大书法家之一。842年承和之变失败后被流放至伊豆国，途中病死。

[10]
恒贞亲王乃嵯峨天皇的弟弟淳和天皇之子，当时被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立为皇太子。842年承和之变以后被废。

[11]
仁明天皇（810—850），嵯峨天皇之子，833—850年在位。

[12]
藤原良房（804—872），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利用外戚的身份强化地位，为平安时代藤原氏专权奠定了基础。

[13]
摄关政治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一种政治形态。“摄关”指“摄政”和“关白”二官职。自从858年藤原良房以外戚身份担任摄政以后，至十一世纪中叶前后为止，藤原氏一族长期利用摄关之职把持朝政，史称“摄关政治”。

[14]
中文相关论著中一般把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门第出身高贵、社会地位显赫的社会群体称为“士族”、“中古士族”、“世家大族”、“门阀士族”或“士族门阀”，而日本史学界则习惯将此称作“贵族”以及“贵族制”。本书译文根据原著将其统一译作“贵族”或“贵族制”。

第一章

新兴的统一国家：隋王朝

隋朝的建立与文帝的开皇之治

隋朝及其时代

从开皇元年（581）二月隋文帝取代北周建国开始，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被部下刺杀为止，隋朝实际上是一个仅延续两代共计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内，公元589年，隋朝终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雏形。隋朝通过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等多方面的事业，不仅奠定了其后唐朝三百年的基业，也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隋王朝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上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

从历史上来看，隋代呈现出两个面孔：其一，与南北朝时代相联系，并且结束了南北朝；其二，正如通常人们习惯将隋唐两朝连起来称呼一样，隋代又是唐代的先驱。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时代，隋朝可谓承前启后，由此出发可比较中立地观察前后的历史，既能全面地总结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又可以为理解其后唐朝的出现做出铺垫。除此之外，我感到，在考虑隋王朝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以及思考隋王朝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时，还有必要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隋室杨氏的谱系和其周围的文武官员们的背景以及制约并影响其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因素时，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一时代的确与南北朝紧密相连，尤其是受到了来自北朝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隋王朝建立以后，却也正是把这一点，即如何摆脱南北朝的影响当作自己最大的政治课题，并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因此，倘若把与南北朝相联系的前者看成是社会性侧面的问题，那么则可以说后者是政治性的问题。隋朝及其整个时代，可以说就是建立在由上述两个方面交织扭曲而成的状态之上的。隋朝正是在力图化解这种扭曲的过程中，大踏步地迈向了建设新国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还是应该从“隋唐”并列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隋代这一时代。

正如本套丛书的前一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的作者所论述的那样，在谈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特色时，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贵族制。贵族制既反映了当时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原理，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其二是非汉族（胡族、北族）的存在。即被称之为“五胡”的汉族以外的民族，开始进入了汉族的世界之中。到了北朝的后半期，汉族原住民与北方来的胡族（非汉族）之间的融合、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从中产生出了新势力即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隋、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正是从这一新的势力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

4 王朝交替图（南北朝、隋唐时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支撑贵族制的门阀（家世门第）观念无孔不入渗透的结果，反过来引起贵族制受门阀的制约，导致其丧失活力、地位发生逆转，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停滞和行政资源的浪费。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当时代的钟摆开始走向统合之时，传统的贵族制则成为巨大的绊脚石和枷锁。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两大支柱——贵族制与从北族发展而来的新势力发生了冲撞。两大支柱撞击的结果，使其各自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这一冲撞发生的时代正是隋代。

基于上述认识，我在本章中将重点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去接近并描述隋朝这一时代。隋朝这一迥然有异于其他王朝、时间短暂而内容丰富的三十八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揭开其帷幕吧。

隋室杨氏的出身

隋文帝（庙号高祖）名字叫杨坚。自称其出身于关中（今天的陕西省中部。参见附图83《隋唐关中地区图》）汉族名门望族之一的弘农郡华阴杨氏。看起来这一出身似乎十分高贵，但其中却存在着不少疑点。实际上，在北魏时代，杨坚的祖先居住于长城沿线的武川镇（今属内蒙古），负责镇守北方边境。如果要说杨氏与弘农华阴的杨氏家族有什么关系，那也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确切地来说，应当把杨氏看作在很早以前就与北方民族通婚，且已完全融入塞北荒野世界之中的一族。

关于杨氏与北方民族的瓜葛，一般的意见都是从杨氏与鲜卑系统（其后的蒙古系统？）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然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杨坚之父杨忠身材魁伟，乃身高七尺八寸（超过两米）的大汉，且相貌出众，仪表轮廓分明。他的武艺也十分高强，据说杨忠与猛兽格斗时，用左臂夹住兽腰，以右手拔掉兽舌，一举将猛兽制服。这一形象令人联想到，杨忠恐怕不仅仅与鲜卑系各族有关，在他的身上，很可能还有匈奴等民族的混血因素。

隋室杨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就是在杨忠的时期（参见附图1《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因为534年北魏分裂成高欢率领的东魏和宇文泰为首的西魏时，杨忠投奔宇文泰麾下，成为支撑西魏政权的重臣。宇文泰也来自于武川镇，同样是鲜卑族出身。此外，聚集在其帐下的唐室祖先李虎以及与杨氏及李氏结成婚姻关系的独孤信等人也都是武川镇出身。其后，当西魏设置了执掌军政中枢大权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职位以后，上述这些武川镇出身者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担当西魏（北周）宇文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武川镇军阀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其后占据了隋唐两朝统治阶层的中枢位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

[1]

将这一政治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即集结于长安周围的关中平原至其西的陇山一带的政治集团），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称呼已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杨坚与周隋革命

北周天和二年（568），62岁的杨忠去世。杨忠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的一生，杨坚出生的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六月，正是其父杨忠横刀立马于战阵之时，当时也可以说是西魏前景未卜，无论西魏何时被东魏吞并，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时期。在此后直至隋朝建国的四十年间，杨坚在其父打下的基础之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政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将长女嫁给皇太子（后来的宣帝）为妃，赢得了北周武帝的信赖。

正因为如此，杨坚遭到了宇文氏一部分人的警惕和嫉恨，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继承武帝大位的北周宣帝。宣帝的疑心非常重，他经常在考虑要如何除掉自己的岳父杨坚。曾将杨坚召进宫中问话，嘱咐侍卫只要看到杨坚的表情稍有不自然之处，立即当场将其杀掉。但杨坚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北周宣帝的大象二年（580）五月，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有杀身之祸的杨坚，终于迎来了通向权力宝座的转机。当时杨坚主动请缨，提出到距离陈朝最近的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担任总管（总管乃地方军事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就在他马上就要出发之时，宣帝病倒，并且在半个月以后去世。宣帝病死时很年轻，只有22岁，他病倒以后处于失语状态，很可能是患脑溢血或者中风之类的疾病。宣帝留下的孩子（静帝）虽然并不是杨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杨坚还是拥立其为皇帝，自己则以受宣帝托孤的顾命大臣的身份，向内外发号施令。

最早向杨坚密报宣帝病倒消息的，是宣帝最为信赖的郑译、刘昉二人。这两个人审时度势，估计在年幼的皇帝之下，很难度过当前的局面，因此秘密与重臣杨坚取得了联系，以图自保。该二人虽然都是汉族贵族，但却缺乏全力以赴投身于改朝换代的勇气。其后，取代二人立誓襄助杨坚者，主要是李德林和高颎，以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在这一期间投靠杨坚的杨惠（后来改名为杨雄）。

李德林在接受杨坚邀请时当即对天起誓，说尽管能力有限，但愿意以死相随杨坚；高颎也同样慷慨激昂地表示，即便夺取天下失败，被诛灭九族也在所不惜。李德林遂首先成立了丞相府这一幕府机构，以掌握全权、强化凝聚力，进而又为新王朝的建立指明了明确的方向。当时，杨坚政权能否如愿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相州总管尉迟迥。高颎则在与尉迟迥作战时，成功地指挥部下突入敌阵，取得了胜利。

5 北周末期形势图

当得知杨坚掌握实权的消息以后，上面提到的尉迟迥首先于同年六月在北齐的旧都相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起兵；继而七月份郧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总管司马消难、八月益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然而，由于几位起事者事前准备不足以及双方兵力悬殊，加之各自内部不团结，所以到了八月以后，尉迟迥被追得走投无路而自杀，司马消难则逃往南方的陈朝；进入十月份以后，王谦也被杀，整个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于是，北周宣帝死后仅仅五个月，事先所预计的激烈抵抗并没有出现，杨坚顺利地将大权揽入了怀中。谈到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忘记，即当时笼罩北周的沉闷气氛导致人心疲惫涣散，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盼望改朝换代、渴望新的统治者出现的气氛。

隋朝的建立与新体制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隋，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由此宣告诞生。文帝改年号为开皇，并发布了新政权的最初的大政方针曰：

“易周氏（北周）官仪，依汉魏之旧。”

从北周的国号可以看出，北周是以上古时代周朝的制度，即《周礼》的“六官之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所谓六官，就是指在皇帝之下，由六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司其职，分别执掌各方面的事务。宇文氏政权的建立源自于北方少数民族，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积极地将广大的汉族吸收到其政权之中。于是，作为汉族理想国家的周代的制度，尤其是可以保障北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等性的六官之制遂成为最好的选择。弱小的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吞并强大的东魏（北齐），并在南梁被推翻之前迅速成长起来，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六官之制这一政治体制的存在，同时加之在与六官之制互为表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之下所凝聚的北族与汉族的能量所致。

6 隋朝皇室系统图

然而，这种政治体制并不具备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要想统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以皇帝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统治体系。于是，杨坚即隋文帝明确地表示，要与北周的制度告别，走一条新的路线，即恢复原有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体制。所谓“汉魏之旧”，并非指回到汉代或三国魏晋的制度，而是指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在这一方面，人们首先想到的制度则是距离隋朝最近的国家体制——从北魏到北齐的制度。隋朝重建国家政治体制，竟然大量吸取并采用了以前的失败者北齐的制度，实可谓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不用说，站在推行新政的中枢地位的人，正是前述周隋革命的发动者们。其中，高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位居行政权力的中心；李德林担当负责起草制定政策的内史令一职；杨惠则出任左卫大将军，乃中央禁军的最高负责人。其他属于关陇集团的人，诸如虞庆则、韦世康、元晖、元严、长孙毗、杨尚希等人也都分别担任了各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其后，苏威出任纳言兼吏部尚书，也成为政权中枢的一员。纳言是门下省的最高长官，负责全面审核各项政策。这一职务最初由高颎兼任，后改由苏威担任。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会详细谈及隋朝取代六官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情况。三省六部制的中心是三省，其分别由高颎负责尚书省，李德林把持内史省，门下省则由苏威担任长官，此外再加之负责军事的杨惠，构成新政权的四大支柱，推动着新体制的运作。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

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与贵族制

新政权建立以后，率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乎国家体制根基的新律令的制定。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律令制就是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经过种种曲折，由一百二十五卷共计五百条条文构成的新律诞生，并最终于开皇三年公布生效；在此之前的开皇二年七月，新令也已经发布，这部法典就是在成文法体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皇律令。开皇律令被唐代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并成为在整个东亚广为流行的律令制的源头。

开皇新律的最大的特色，乃是清算了在以前的刑罚中存在的自古以来残害身体的肉刑（黥＝刺青，即在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劓＝割掉鼻子；剕＝砍掉脚；宫＝阉割生殖器；大辟＝死刑），而将构成刑罚最基本要素的五刑确定为笞（鞭打10—50）、杖（杖击60—100）、徒（剥夺自由，强迫劳动）、流（流放）、死（死刑）几种非肉刑形式。同时，针对各种具体罪行，在相应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处罚的形式。在这里，可以看到开皇律具有与近代法律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即条文主义）相衔接的一面，可以说，开皇新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体系。

在开皇新令方面，除了包括前文提到的以三省六部制度为首的中央官制以及地方行政组织在内的整个统治机构的整备问题之外，同时，如何能确保新的人才来源，又怎样安排这些人才等方面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隋代之前的很长时期一直都是贵族制

[2]

的时代，在九品官人法之下，贵族们凭借其门第家世，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于是，隋文帝决心首先针对这种情况开刀。

隋文帝的第一把火，先是把地方行政的人事权收回中央。在此之前，由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可以自行录用下属，称之为“辟召制”。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的豪门贵族正是凭借辟召制把持地方行政，成为支撑贵族制的温床。文帝基于对“辟召制”弊端的反省，采取了新的对策，决定地方长官以外的官吏也均统一改由中央派遣，以此排除贵族以及地方豪强的势力。此外，对于派往各地任职的官吏，又同时确立了文官三年、武官四年的任期制，以及不得在官吏本人的出身地（本贯）任官的回避制度。

与上述措施配套，隋文帝又将之前的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制度改为州、县两级制度。在此之前的漫长的分裂时期，地方政区的基本单位州被细分化，出现了州郡的区别不明显，官多民少的弊端。由于文帝果断实行废郡，不仅精简了各级机构，裁撤了冗官冗员，同时也削减了开支，推动了清除贵族影响的进程。

但这样一来，如何确保新体制所需要的人才遂成为一个新的课题。隋文帝决定抛弃九品官人法的门第家世主义，面向社会广泛招募人才。根据这一基本的设想，隋文帝尝试着导入了考试的方法。其滥觞是开皇七年（587）发布的一道命令，该命令要求各州每年必须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当时的具体选拔方法，但推测各州在选拔推荐人员时或许有考试，到了中央以后，也可能会有什么类似的考试。尽管当时遴选人才的办法并没有因这道命令而立刻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无疑这是其后发展起来的科举（选举）制度的出发点。

兴建新都大兴城与宇文恺

谈及新王朝建立以后开始着手的事业，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新都大兴城的建造。后来进入唐代以后，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关于长安这座都城的规模、结构以及景观等，我在本书第六章要涉及，在这里仅略述与隋朝相关的二三事。

在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关中地区，渭水（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部，今天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就坐落在这条渭水（渭河）的南岸。当隋文帝决定将新王朝的首都就建造在这里以后，旋即于开皇二年六月任命高颎为总负责人，开始在此营建新的都城。新都建造速度很快，从开始施工到迁都还不到一年时间。开皇三年正月文帝发布了庆祝新都落成的大赦令，到了三月就搬进了新宫殿——大兴宫（即其后唐代的太极宫）。尽管自西汉以来的旧都就位于新都的西北方向，距离很近，然而对于隋朝来说，这仍是一次大规模的迁都之举。

7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置示意图

关于大兴城的规模大小，一般认为其与唐代长安几乎完全相同，属于中国都城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城之一。整个都城呈长方形，东西约9700米、南北约8600米。这座都城从策划到施工，任务之繁重、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想象。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主持这项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宇文恺。

宇文恺是隋朝人，乃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家、发明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建设的设计师。他不仅主持设计修建了大兴城，到隋炀帝时期，还参与了洛阳城的建造。此外，他还开凿了穿过大兴城的运河广通渠，建造了文帝的行宫——壮丽的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参见附图7“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置示意图”）。宇文恺多才多艺，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例如在隋炀帝北巡突厥王庭时，宇文恺还设计发明了被称为“观风行殿”的可折叠式移动宫殿，以及一次可以收容数千人的超大型帐篷，并且准备好了明堂（上古时代的政事堂）的复原方案。

隋初的政界：高颎、苏威、李德林

隋代被其后唐代的光环所遮挡，因而历来往往不被重视。然而，正如秦与汉（西汉）的关系一样，隋代实际上奠定了唐代前半期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如此，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周密的设计而提出来的。作为行政改革以及策划制定新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隋代的各项政策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何以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点的这种见解。

如前所述，隋朝奠定了统一国家体制的基础，而在此之前，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许多人摩拳擦掌力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些人之中就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高颎。高颎曾前后二十年担任开皇年间的宰相，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成功地推出了“开皇之治”。

高颎乃渤海郡蓨（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人，其父高宾不知什么缘故从北齐逃到了北周，成为独孤信的幕僚，并改姓为独孤。因此，当独孤信因谋反被处死时，高家也受到牵连而被贬黜。换言之，高家在北周完全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旁系位置，高颎本人也是从基层小官吏开始干起来的。这些不仅锻炼了高颎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培养了其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高颎比较体察民情且对人和蔼等也应该与他的上述经历有关。

作为一名中级官吏的高颎，之所以能被杨坚（隋文帝）看中，在其间穿针引线者恐怕是杨坚之妻、独孤信之女（七女）独孤氏（即文献皇后。参见图1）。尽管如此，隋朝建立以后，在关陇系统占据政界主流的情况下，旁系出身的高颎的地位还是十分微妙。于是，高颎便采取了启用关陇系的正统人物，以寻求关陇集团支持的办法。高颎启用的这个人物就是苏威。

苏威出身于关中的汉族名门武功苏氏，其父乃负责起草西魏（北周）的大政方针《六条诏书》的苏绰，属于关陇系统的嫡系。苏威本人虽然很想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但他属于遇事小心谨慎、缺乏魄力、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为政界领袖的那一类人物，与高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高颎通过与苏威的联手而巩固了自己的根基，苏威则借此得以展现自己的实力，二者相得益彰。给予后世以很大影响的开皇前半期的新政，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之下推行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在周隋革命时期十分活跃的李德林。李德林出身于博陵安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李氏，他开始时效力于北齐，以山东贵族这一显赫的家世和广博的学识及文采而名重一时。北齐灭亡以后，他作为旧北齐系统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杨坚的重用。杨坚之所以将李德林纳入自己的阵营，除了欣赏他的学识之外，也是因为看到了他对于旧北齐势力所具有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在杨坚发动政变成功并掌握政权以后，却并没有给予李德林多少表现自己的机会。其原因当是由于李德林的贵族习气极其自大，导致他未能融入抱团的北周及关陇集团之中的缘故。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北魏以来，作为社会基层组织来说，实行的是管理100户的三长制。到了隋代初年，在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之后，苏威提出了设置乡里制的提案。即为了加强对于村落的强有力的统治，在旧有的100户（里）之上，设置由500户（5里）构成的乡，各乡设乡正作为最高负责人。只有李德林一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旧北齐系贵族的既得权益受到威胁。但是，在平定陈朝以后的第二个月，即开皇九年（589）二月，乡里制方案还是被强制加以推行。其后，随着新设的乡正出现渎职问题，废除乡里制却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李德林当面对隋文帝说：“我以前反对过这个方案，当时不采纳我的意见，现在却又要废除，这是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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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听后大怒，遂将李德林贬黜到外地任官，李氏到死为止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高颎与苏威、李德林的阅历和资质各异，倘若三人能够很好地磨合，相信一定会给隋初的政治带来独特的气象，然而可惜他们的合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李德林因为参与了隋朝的建立过程，遂忘记了自己本来属于被征服的一方，因而孤芳自赏。高颎则未能将李德林拉拢过来。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开皇之治乃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所主导的结果，北齐系统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隋朝中期的政治动向：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平定陈朝：统一的实现

隋文帝的统治时期总共二十四年，包括开皇二十年、仁寿将近四年。在前一节谈到的是其前半期。即针对国家的统一大业和新国家建设的问题，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国势迅速发展的时期。

在上述背景之下，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下达了伐陈的命令，由文帝次子晋王杨广（其后的炀帝）挂帅，高颎担任辅佐，率领主力部队由六合（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出发，计划渡过长江从正面逼近陈朝首都建康（现在的南京）。同时，在长江的上游方面，晋王之弟秦王杨俊率水军自襄阳（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沿汉水而下，杨素则率水军从永安（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出发沿三峡顺流东下与之汇合。

8 平定陈朝进军示意图

到了次年（开皇九年）元旦，建康附近笼罩着大雾。隋朝的先头部队趁此机会兵分两路横渡长江。一支部队由贺若弼统率，从长江下游的广陵（扬州）渡江；另一支部队由韩擒虎带领五百名士兵组成，自建康上游的和州附近渡江。两人都想夺得第一个入城的功名，争先恐后地向前推进，十二天后，贺若弼部队从东边，韩擒虎部队从西南方向同时攻入建康城内，仅一步之差，最终由韩擒虎抓住了陈朝皇帝（陈后主）陈叔宝。

陈朝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抵抗，就这样很快地被灭掉了。在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之中，南北朝时期的对抗一直十分激烈。从这一点来看，陈朝如此迅速地灭亡不禁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然而，对于躲在侯景之乱后的荒芜的江南之地、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陈朝来说，能够坚持到这时，其实已经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而后以陈叔宝为首的陈朝的官人及其眷属很快被送往长安，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首都建康也被彻底破坏摧毁。在其后的数年间，尽管江南地区一直存在豪门大族高智慧的反抗，但其已无法改变整个局势。就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30州、50万至60万户居民（以一户五人来计算，大约为250万至300万人）终于成为隋朝的臣民。

9 陈叔宝（陈后主。采自《历代帝王图》）

关中本位政策

平定陈朝时，隋军总共动员了518000人，其主力均为正规军府兵。然而当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因此，第二年五月，隋朝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改革。

府兵制乃是始于530年左右，在西魏时期成型的一种军事制度，到隋初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府兵制度之下，与承担通常的税役、登记在民籍上的一般老百姓不同，府兵兵士及其家属都拥有兵籍（军籍），并且隶属于被称之为“军府”的机构。战时自不待言，即便在日常生活上也都必须统一行动。由于他们必须隶属于军府，所以被称为府兵（制）。在军事高于一切的时代，要确保职业兵的素质及数量，就必须要保障他们的生活基础。因而这种兵民分离的体制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形态而普及了起来。

可是，统一大业完成意味着军事优先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在新的时期，应如何整顿并维持这些庞大的兵力。于是，开皇十年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停止兵籍，全部统一为民籍；二、保留旧有的军府之制及其所属的兵士；三、废除在旧北齐地区及与陈朝作战的前线地区以及为巩固北部防线而新设置的军府。

关于府兵制和兵士的问题，后文再加以详论（参见本书第七章），这里我想指出上述第三点里存在的问题。此点改革的主旨是大幅度裁减军府，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与此无关的地区，即以前设立的军府不在裁撤之列。属于非裁撤范围的老军府，自不待言都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主要是西魏（北周）以来设置的军府。也就是说，数量最多、兵力也最大的关中地区继续保留军府，而非关中地区的军府则被大规模裁撤。这种地区差异或曰不平衡状态，成为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

要言之，以高颎为首的关陇集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背景，以集中于关中地区的军府（正规军）的强大兵力为后盾，隋文帝从“关中本位”的立场出发，构建了统治全国的基本体制。开皇十年（590）正是确立这一体制最关键的一年。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及其展开

隋朝的大政方针确立之后，接下来的政治本来应该稳定地发展下去，但事与愿违，实际状况却与人们的预期脱节。本节我们从佛教这一特殊的视点，来对此加以观察。

在中国历史上，尊崇佛教的皇帝很多。其中，作为典型经常被举出名字的有南朝的梁武帝，还有一位就是可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隋文帝。

围绕隋文帝的出生有这样一个传说：文帝出生于冯翊郡（同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省）的般若寺，当时有一个叫智仙尼的比丘尼（尼姑）突然自东方而来说：这个孩子不能养在俗界。于是文帝父母便割宅为寺，交由尼姑来抚养。有一天，文帝的母亲抱起儿子，不料儿子突然头上生角，遍体长鳞，竟然变成一条龙。母亲大惊失色，失手将儿子掉在地上。尼姑见状叹息说道：可惜，如此一来，这个孩子得天下要推迟了。

以上介绍的隋文帝诞生传说，看起来颇为奇妙，但实际上这是正史《隋书·高祖本纪》开篇的一段记述。这段记载正暗示了隋文帝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北周武帝曾先后于574年在北周、577年在征服后的北齐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镇压。即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二次毁佛运动。就在佛教界受到沉重打击的这个时期，隋朝诞生了。于是，佛教界遂把复兴佛教的希望寄托于新生的隋朝，而隋文帝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呼应佛教界，以凸显自己的正当性，表示隋朝是与前朝不同的王朝。通过上述传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佛教界与文帝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10 白陶僧俑 （河南省安阳市张盛墓出土。开皇十四年﹝594﹞）
通过这尊陶俑可以窥见隋代佛教复兴的样子

隋文帝即位以后，旋即允许佛教信徒们出家，同时承认印制佛经和制作佛像的自由，并给首都大兴城、洛阳等地的主要佛寺以及朝廷内配备了佛教经典大全“一切经”。这些措施极具效果，被压抑已久的佛教活动迅速复兴。从佛教界的记载来看，文帝一代，共计度僧23万人、建寺3792座。但是文帝此时并没有为此而耗费国家财政，与前述梁武帝不同，文帝个人和佛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开皇二十年（600）为界，上述佛教政策出现变化。这年年末的十二月三日，文帝发布了一道奇妙的诏敕，内容是严禁对佛像、道教的天尊像以及其他造像的破坏和盗窃。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该诏敕规定倘若有违犯的话，俗人以不道罪、僧侣和道士以恶逆罪论处。也就是说，与企图颠覆国家的谋反罪同样，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另一方面，在同一年，佛教教派之一的三阶教则受到了来自朝廷的打压。

次年（601），隋文帝将年号改为仁寿，六月十三日发布了给诸州颁发舍利的命令。整个仁寿年间前后三次，共计在111座寺院中建立了石塔，中央发放下来的佛舍利被埋葬纳入其中，系统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渗透。这件事情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宗教行为，但实际上却是国家主导的一项事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11 隋仁寿舍利塔建立地点图（仁寿年间三次，111处）

在颁布向全国发放佛舍利诏令的同一天，即六月十三日，隋文帝还下达了了一道前所未闻的命令：只在中央的最高学府“国子学”里保留70名学生，其余的学校一概废除。本来仅仅中央的学府就有近千名学生，若再加上各地学校的名额，数量相当可观，现在则减少至70名。其举出的理由主要是，之前鉴于儒学教育的重要性，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学校，但效果并不好。学校本来是取代以往按照家世出身取人，为了培养并确保重要人才的机构，这道命令实际上意味着废除学校。就在同一天，隋文帝还向天下颁布了发放舍利的命令。由这些动向我们不难看出，此后隋朝的大政方针将从儒教转向佛教。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大力强化佛教在国政中的比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要了解这一点，有必要重新看一看开皇二十年前后的政治状况。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背景

开皇二十年（600）是连续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年。十月，皇太子杨勇被废；十一月，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立为新太子。前述可称之为废佛毁释的命令，也是在废立皇太子问题告一段落之后就马上发布的。此外，在此前一年即开皇十九年，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从政坛消失，仁寿元年（601）杨素担任了这一职务。高颎和杨勇的倒台，杨广与杨素的登场，应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动向。

导致高颎下台的直接契机，源于前一年即开皇十八年（598）的远征高句丽。这次出兵，表面上是以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为总帅，实际上却是由高颎主持全盘。结果战事以惨败告终，高颎也就成为战败的罪魁。而实际上，高颎的基本方针是主张大力强化内政建设，反对对外扩张，因而他一直不赞成这次出兵。（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高颎与杨勇是儿女亲家，但连接两者的纽带不仅在这一点上。杨勇作为未来的皇帝，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此外，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由于这一教派筹集信徒的“醵金”（布施）而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加之其十分团结，因而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前述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12 迦毗罗神王像（河南省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外壁右方，采自《中国文化史迹》第五卷）
据说灵泉寺是与三阶教有关的寺院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杨广和杨素的情况。相对于杨勇、高颎这一政界的主流而言，杨广和杨素不仅是旁系，而且是后来者。其实，杨素乃出身于弘农华阴（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杨氏这一名门望族的嫡系，而且文武双全。以杨素的出身和才能，本来他可以很早就进入关陇系统的核心。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人的才能及家世的影响，使杨素过度自信，目中无人，未能融入政界主流。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但其前面总有高颎，杨素老是处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当时人们就评价杨素说：若论才能和实力，杨素当在高颎之上，但作为宰相来说，杨素则略逊一筹。

说起总是位居老二，杨广也是同样。不，也许他比杨素的感觉更为强烈。从晋王到皇太子的距离十分遥远，加之兄长杨勇一旦成为皇帝之后，自己的性命或许都岌岌可危。于是，对于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政治野心极强的杨广便悄悄地与自己状况类似的杨素联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与其兄决一胜负。并且将母亲独孤皇后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

独孤皇后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信曾是宇文泰的西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说起独孤信的女儿，其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乃唐高祖李渊之母。因而，通过独孤氏一族，北周、隋、唐三朝实际结成了姻亲关系（参照前揭附图1）。据说独孤氏的出身属于匈奴系统，这在以鲜卑系统为主体的关陇集团中显得很特别，具有特殊的位置。

独孤氏十四岁时与杨坚结婚，当时她发誓绝不容忍“异生之子”出现，即不许丈夫与其他女人有关系。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杨坚接受了这一条件，在杨坚当了皇帝以后也继续坚守，或者说是被动地坚守了这一约定。仅有一次例外，杨坚与曾是宫中奴隶的尉迟迥之孙女有染，后被独孤氏察觉，趁杨坚外出处理政务之际将该女处死。

得知此事以后，隋文帝杨坚大怒，然而惧内的文帝又不敢当面责问独孤皇后，遂一人飞马出宫。对于闻讯追来的大臣高颎和杨素，文帝气愤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便劝文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听了此话以后，文帝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遂回到了宫中。后来，独孤皇后听说高颎把自己称作“一妇人”，由此怀恨在心。

独孤皇后关于男女关系的这种洁癖，也表现在对于皇太子杨勇的态度上。平时对于女色就很不检点的杨勇非常宠爱一位叫做云氏的女性，同时由于皇太子妃元氏不明不白地死亡，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独孤皇后对于杨勇的强烈不满。看到这种情况，晋王杨广便利用各种机会证明兄长作为太子不合适，同时努力给母亲以自己不近女色、身边十分干净的印象，终于博得了母亲的欢心。

而就在这一时期，高颎在女性问题上也犯了错误。高颎的妻子去世时，文帝劝他续弦再娶，高颎流泪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然而其后，高颎的爱妾却生了一个男孩。独孤皇后将这件事看成高颎欺君、践踏文帝善意的行为，并以此为口实迫使高颎下台。

杨广对江南的兴趣

在上述背景之下，杨广先是取悦于母后独孤氏，除掉高颎，最终赶走兄长，取而代之成功地登上了皇太子之位。观察一下杨广的发迹过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杨广一直与江南或者说与南朝系统的人物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首先可以举出来的就是杨广的妃子萧氏，即其后的萧皇后。萧氏属于南梁系统，萧皇后本系后梁明帝之女，因故在民间长大成人，性格温和，有教养。萧氏一族本来就以崇佛而知名于世，这位萧皇后也不例外，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杨坚长子杨勇的妃子出身于和北魏王室有关联的元氏，而次子杨广的妃子却来自于南朝系统。由于妃子的出身相异，也就决定了兄弟俩的立场的不同。

说起佛教，天台宗的开祖智顗也与杨广有关系。智顗出身于南朝梁代一个官僚家庭，出家以后先跟随光州大苏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的慧思（南岳慧思）学习，其后到陈朝的都城建康讲经说法，受到了皇帝以及贵族们的极大尊崇，乃当时江南名气最大的高僧。陈朝灭亡以后，杨广盛情邀约，将智顗请至自己所在地扬州说法授戒，并赠予智顗以“智者”（大师）的称号。然而，杨广皈依于智顗之事，究竟多大程度出自于其信仰呢？此事颇值得打一个问号。实际上，杨广的佛教信仰一直不明朗，他此举恐怕更大程度上出于政治意图，即杨广从统管江南地区的扬州大总管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智顗来笼络掌控旧南朝系统的人心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面，杨广此举也是为了对抗盛行于华北地区、并且存在感越来越强的三阶教，因为三阶教在凝聚杨勇、高颎集团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很有必要突出自己在精神领域的依托，遂高调倒向了智顗的天台宗。于是乎，无论从其流行区域，还是所代表的社会层面来说都形成鲜明对比，并足以代表当时新佛教的三阶教和天台宗就这样与政治结上了缘。

杨广与高颎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陈后主陈叔宝的爱妾之中，有一个张贵妃（张丽华）非常漂亮，其艳名甚至在北方也颇为有名。于是，开皇九年（589）隋军向建康发起总攻时，杨广下令一定要生擒张贵妃。尽管如此，实际负责指挥作战的高颎却认为，倘若留下张贵妃势必搅乱隋朝政治，遂先斩后奏，下令将其杀掉。杨广接到报告以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叫一定要加以报复。由此一事，也足见围绕南方问题，高颎和杨广的想法大相径庭。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意义：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如此看来，开皇二十年（600）明朗化的废立皇太子之事，并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兄弟间争斗的结果，其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背景。概而言之，杨勇、高颎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并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杨素路线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重新构筑权力。在其延长线之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东亚政策也纳入了杨广、杨素路线的视野。

通行意见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位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转换是在炀帝政权成立以后才明确起来的。换言之即是说，两种路线的相异反映了文帝和炀帝时代的不同。可是，倘若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文帝已经亲自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涉及当时的政治动向，往往离不开与佛教的关系。概言之，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13 《隋书·倭国传》
倭国使节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访问大兴城的记录。此次遣使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遣隋使

实际上，在佛教登上政治舞台前台的开皇二十年，倭国的遣隋使也访问了隋朝的首都大兴城。提起遣隋使，我们通常会想起隋大业三年（607），即倭国的推古十五年，多利思比孤派遣至隋朝的使节。即向隋朝递交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开头的国书，而惹恼隋炀帝的那次遣使。当时的使节名字叫小野妹子，多利思比孤即圣德太子或倭王（推古天皇）。

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讨论这次遣使是不够的。实际上当时的倭国使者明确地表明过访问隋朝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为什么倭国使者会这样说呢？这里提到的菩萨天子，虽然指当时的隋朝皇帝炀帝，然而炀帝实际上并非如使者所说的那样虔诚地信奉佛教。那么，为什么遣隋使团里会有这么多的僧侣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需要回溯到七年以前即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在这一年同样是这位多利思比孤派出过一次遣隋使。尽管开皇二十年的这次遣隋使只见于《隋书·倭国传》的记载，但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将这次遣使视为第一次遣隋使，我也持这一看法。

以此为前提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也一定在隋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弥漫于隋朝政界的气氛。据此我们也可以解释其后的一些现象，可以这样认为：倭国使者带回日本列岛的这些情报信息，在促使古代日本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整备、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603年）和“十七条宪法”（604年）等的同时，也一定对于七年之后派遣大规模的佛教使节团赴隋之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炀帝的“暴政”与隋末的大动乱

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隋代后半期的政治与社会

仁寿四年（604）七月，六十四岁的隋文帝去世。尽管文帝的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通观其在位二十四年间的总体情况，他不仅统一了国家、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且带来了社会以及民生的安定和繁荣。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实可谓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其后，历史进入了炀帝时代。隋炀帝前后在位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大业七年（611）为止的前半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进入后半期以后，先是继前半期的余绪，从大业八年开始远征高句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之中，炀帝又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并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杀。与其父文帝截然相反，炀帝由此带上了“暴君”、“暴政”的帽子。

在前一小节的最后部分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曰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到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地达到目的。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因而作为一种代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早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我以为，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皇位继承始末

隋文帝在大兴城（长安）的西方，岐山山脉的北侧建造了一座豪华的离宫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据说文帝就在这个仁寿宫里与群臣一一握手告别之后，安静地停止了呼吸。当然这些都是对外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当时仁寿宫的气氛非常紧张。

两年前独孤皇后去世以后，获得文帝专宠的是陈氏（宣华夫人）和蔡氏（容华夫人）。两位妃子均来自于南朝，陈朝灭亡以后进入隋后宫，其中陈氏乃陈宣帝之女。皇太子杨广一直觊觎父亲的这两位妃子，在父亲病重时，竟然非礼陈夫人。文帝听说此事以后大为震怒，对周围人说“速传我儿杨勇前来”，决意废掉杨广，复立前太子杨勇。

14 隋炀帝（画像中左侧的人物。采自《历代帝王图》）
隋炀帝弑父杀兄，终于登上皇帝宝座

当时，废太子杨勇被软禁在大兴城内。杨素听到文帝有更换太子的想法时，立即通知了太子杨广。杨广遂出动东宫的卫队将文帝的寝宫包围起来，命令心腹张衡入内，让文帝周围的侍女等全部出宫，随后旋即传出文帝驾崩的消息。而且据说就在当天晚上，杨广就将陈夫人传至寝宫“烝”之，其后又强“烝”了蔡夫人。所谓“烝”指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者的通奸等淫行

[4]

。

两位女性都是江南美女，通过上述这件事情，可以充分想象出杨广对于江南之美是如何倾慕。然而杨广调戏父亲的女人，并且最终夺取了父亲的性命，这些行为在儒教的伦理道德观看来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做法实际与利未拉特（Levirate）婚姻（父亲死后，其遗孀由儿子们继承的婚姻形态）所体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相重合。进而言之，围绕这种事情而引起的麻烦或纠葛，在进入其后的唐朝仍继续存在，杨广只不过是其先行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唐国家在本质上仍带有浓郁的北族特点。

这样一来，皇太子杨广顺利即位，是为炀帝。其兄杨勇在其即位之前被杀。另一方面，担任并州总管（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的弟弟汉王杨谅，在听说哥哥杨广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旋即起兵反抗，然而没过多久亦被平定。在独孤皇后所生的五子之中，三男秦王杨俊因种种恶行被其妃下毒，早已病死；四男蜀王杨秀因以前就与皇太子杨广不和而遭到软禁，最后与炀帝同时被杀。简言之，文帝的五个儿子均未能寿终正寝。

炀帝政治的开始：大运河的开凿

在等到汉王之乱被平定、围绕即位的一系列措施完成以后，炀帝于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如何将这两大区域结合起来，则是自古以来中国当政者们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尤其是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乃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15 炀帝乘龙舟游览大运河图
形式上虽然是乘坐龙舟游玩，实际上也兼有检查运河是否畅通无阻的意图

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过程，简要归纳如下所示：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万人，开凿通济渠（黄河—淮水）；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淮南之民十余万人，开凿邗沟（又名山阳渎；淮水—长江）；

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黄河—幽州）；

大业六年十二月，征发人数不详，开凿江南河（长江—杭州）；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其结果，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大运河凿成以后，炀帝随即命令建造一艘高达四层、船身雕刻有漂亮图案的大船——龙舟，以便乘此船前往扬州（江都）行幸游玩。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园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内政与外交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的公主（先是安义公主，其后是义成公主）降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在中国史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从中国而降嫁到周边民族的公主（皇室出身的女性），通常称之为和蕃公主（参见后文）。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前文提到，由宇文恺设计制造的观风行殿以及巨型帐篷使突厥朝野惊叹不已，就是这次巡行时出现的事情。当时在长城以北地区，草木茂盛，到处都是茂密的草甸。为了向炀帝表示忠诚，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各个部族首长都前去为炀帝行幸道路沿途除草开路。

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时，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麹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行动的。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前面谈到炀帝利用运河前往江都的巡游，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游山玩水，但实际上却兼有综合全面检查这条交通大动脉是否通畅的用意。在权力集中于一极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没有专权者这种“行幸”的话，下面的各项工作往往半途而废或被敷衍了事。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16 炀帝执政期间出行示意图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远征高句丽

六世纪的前半期为止，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辽河以东至整个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部有高句丽，南方有百济和新罗。其中最为强盛者乃是以平壤（原来的乐浪郡郡治）为都城的高句丽。隋朝建国以后，高句丽旋即向隋派出了朝贡使节，与隋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当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其后果然不出所料，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隋军出兵的直接原因是此前高句丽为征服靺鞨而发动的辽西之役。然而，高句丽的来犯早已被隋朝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总管韦冲击退，隋朝其实并没有必要再派大军。隋军之所以远征高句丽，主要是由于隋朝轻视低估高句丽，以为可以辽西之役为口实对高句丽进行惩罚，或许还可以借机彻底制服高句丽。在前一小节已经谈到，高颎对于隋军远征并不积极，所以这次出兵可谓是隋文帝排除反对意见、强行转换方针的结果。

另一方面，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究其原因，恐怕是与高句丽和隋接壤，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隋朝的压力，而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高句丽敏锐地嗅出了隋朝打算将来直接统治高句丽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开皇十八年隋朝的出兵恰好让高句丽的担心成为现实，验证了高句丽对于隋的不信任。关于隋唐时代的国际秩序问题，人们一般都用册封这个词语来加以解释，然而我以为，恐怕进一步还有必要从隋唐王朝渴望直接统治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吧。

在这种背景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据说隋军每天出发一个军，全军出动完毕竟然花费了四十天时间。如此庞大的战线，各个部队之间的互相协调合作十分困难。而且由于是皇帝亲征，故而任何事情均需要皇帝亲自指挥裁决。同时，兵士们也是身着沉重的铠甲，手执武器和盾牌，同时还要各自背负干粮，致使身体几乎无法转动。

与隋军相比，高句丽为了保卫疆土，人人同仇敌忾，到处强化城防，设置伏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高句丽举国抗战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隋朝军队曾逼近平壤，但到七月份隋军最终还是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在这个过程中，构成隋军主体的府兵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树起了叛旗。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据说将出兵之事交付朝议，数日间竟然无人敢说话。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炀帝还是再次悍然决定向高句丽出兵。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而高句丽方面长期陷于战事，国力极度消耗，困弊不堪。于是，在高句丽王高元提出求和请降时，炀帝便乘势找个台阶，从高句丽撤出了军队。

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

风起云涌的叛乱隋朝的灭亡

大业六年（610）正月初一早晨，一群穿着白色服装，自称“弥勒佛”的人手拿线香与花束，出现在洛阳皇城的建国门（端门）前。他们乘门卫低头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了警卫们的武器，宣布起事。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的弥勒教之乱的发端，其主张为，弥勒佛的“下生”（降临）将会改变社会。这次弥勒教之乱也是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的滥觞。

反隋之乱从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时开始激化，以杨玄感之乱为契机获得迅速发展，波及了除了四川之外的全国各地。史书形容当时的情况时说“天下之人，十之八九举为群盗”，仅文献中能够确认的反隋集团就达二百多个。起义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受盘剥和征发最重的从华北平原中部到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反叛者们开始或逃往山中和沼泽地带，或以“无向辽东浪死歌”等反战歌曲

[5]

为号召，聚集逃亡农民，积蓄与隋朝官军抗衡的力量。

在各地出现的反隋集团形形色色，种类繁多。除了弥勒教以外，既有自称大乘教的集团，还有被称作“奴贼”的奴婢起义军以及被叫做“义儿”、“义子”的虚拟血缘关系的亲卫部队，其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了十五到二十个主要集团。在群雄之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以下几大势力：出自于关陇集团的名门而投身于“群盗”世界的李密；农民出身但凝聚众望，并建立了礼仪之乡的窦建德；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杜伏威、辅公祏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承袭后梁余绪的萧铣也颇有实力。

隋末群雄大多与地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们有着向中央发展的愿望，但最终还是只成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隋末动乱的强烈地方色彩构成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与多姿多彩的民众的动向交相呼应。由此特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情况乃是民众对于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隋末群雄在反炀帝的同时，也具有明确的反隋意识。尽管如此，在这些地方群雄之中，却并没有能够产生取代隋朝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权。完成权力交替的任务只能是交给后来者，即时任太原（并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留守、出身于关陇系统主流的李渊。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一章再加以展开。

17 隋末群雄割据图

最后再看看炀帝的情况。尽管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了炀帝政权难以维系的窘况，然而炀帝仍然企图寻找时机挽回败局。在远征高句丽失败的翌年（615），炀帝又前往北方突厥的根据地附近巡游，不料反而被突厥包围于雁门（代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九死一生，好容易才逃脱了性命。自此以后，炀帝迅速失去了对于政治的热情，次年移居江都之后，更是对世事不闻不问，整天沉溺于游乐之中。炀帝身边的诸如虞世基等人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人物，高颎等能够从正面谏诤的人才都早已被排挤出局。

18 隋炀帝陵（江苏省扬州市北郊）
大业十四年（618）被宇文化及杀害于江都的炀帝墓。唐代初年被埋葬于此地

于是，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谋求北归不成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炀帝被杀，享年五十岁。炀帝一直十分憧憬江南，对他来说，死于江都或许可谓是一个理想的归宿。

[1]
陈寅恪（1890—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上世纪中期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十三种。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均已收录。

[2]
关于“贵族制”及“贵族”的含义，参见本书序章部分的译注［14］。

[3]
《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原文曰：“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

[4]
“烝”的原意是下淫上，即指与母辈通奸之意。《左传·恒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杜预注：“夷姜，宣公之叔母也，上淫曰烝。”

[5]
作者王薄，即“不要去辽东白白送死”的诗歌。

第二章

唐朝的再度统一及其政治

唐代的政治世界

公元618年五月建国，十世纪初期的公元907年由后梁的朱全忠取而代之的唐王朝，前后绵延近三百年。如果抛开西汉与东汉合计四百年的汉朝不算的话，唐朝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然而倘若剥开唐朝的表皮，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唐朝其实也是一直处在险峻的政治纠葛与矛盾的漩涡之中，围绕权力的激烈抗争反反复复、无处不有。以辉煌的大唐帝国之名而闻名于世的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决非一马平川的坦途。

在这种曲折蔓延的起伏当中，其前半段值得大书特书的乃是武后这位女性的出现。武后披荆斩棘一口气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唐朝的命脉也因为她策划主导的武周革命而中断。自不待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时代的出现，势必伴随着权力构造的变化，对于社会形态风气等状况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在这一时期，女性开始出现在前台，活跃异常。

此外特别要指出，作为这一时期震撼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乃是八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755—763），以此为契机，唐代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而言之，唐代前半段和后半段呈现明显的区别：唐代前期在继承隋代确立的律令体制的基础上，整顿完备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基本体制。而进入后期，不仅地方出现了藩镇（节度使）这样的独立势力，而且中央有宦官专权，大臣官僚们之间也有被称为“牛李党争”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政争，国家权力因此被极度制约和削弱。

这些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体制方面，其影响自然还波及了整个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想法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始于安史之乱的社会面貌的改观，我们应该将其视作与下一个时代宋代相联系的波动起伏之一，把其作为从中世（古代）到近世（中世）

[1]

转换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来加以理解和把握。以宋代为主题的本丛书的第七卷之所以从安史之乱开始写起，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即尽管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状态迥然相异，给人以前后期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权力体制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唐作为一个王朝却又一直存续了下来。即便是对唐中央政府以兵刃相见的节度使们，最后也始终未能越过这条底线。看起来似乎支离破碎，却又始终没有崩盘，唐朝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其包涵的意义。

经过种种波澜起伏，并且最终由于安史之乱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可是唐朝并没有因此而分崩离析，而是一直持续了三百年之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的历史实际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对于唐代是不能用通常的简单方法来加以解释的，同时，这一现象也使唐史变得更有意思、更具魅力。那么，唐王朝的向心力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抱着这些与唐代历史的本质相关联的问题意识，我在本章里，主要就唐朝成立到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为止的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史进行概观，在其后的第三章中，将接着围绕安史之乱及其之后的唐代后半期历史加以考察。

从唐朝起兵到玄武门之变

李渊的崛起

在隋末的动乱如火如荼地发展到最高潮时，只有一个地方远离漩涡的中心，始终不动声色，这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省会太原（并州）一带。镇守此处的乃太原留守李渊。太原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亦被称作北都。作为皇帝的经济根基，太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赋予整个太原辖区的全权即最高军政长官乃太原留守。担任太原留守一职者，都必须是和隋皇室有特别的关系，受到炀帝信任的重臣，李渊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而得以出任太原留守一职。

李渊与建立隋朝的杨坚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系统主流。其祖父李虎出身于武川镇（位于今天的内蒙古），乃西魏建国的功臣，为西魏权力中枢八柱国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尽管人们常说唐室出自于汉族名门赵郡（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唐室自己也自称来自于陇西（位于今天的甘肃省）狄道的李氏，然而若从唐室李氏曾长期在武川镇担任守卫边关的任务，而且还曾使用过胡姓“大野氏”这一情况来看，应该说唐室与隋室同样，似乎也属于鲜卑等北方民族系统，或者是与北族相近的汉族。

除了上述出身以外，如前所述，李渊的母亲乃独孤信的女儿（四女），与隋文帝之妻独孤氏（独孤信的七女）是姊妹，因而李渊与隋炀帝实为同一个时期的表兄弟（参见附图1）。李家与隋室的关系如此之近，本来应该是隋朝的积极支持者。但李渊从小丧父，很年轻时就承袭了家业，总给人以少年老成的印象。加之李渊不拘小节、行侠仗义的作风使其颇具人望。与李渊形成对照，炀帝却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而且猜疑心超乎常人。因此，隋炀帝对于这个本来作为自己可以依靠力量的李渊充满了戒心，在李渊患病时，炀帝甚至希望李渊赶快病死。

但是，隋末严峻的形势不允许仅凭一点怀疑就犹豫不决，炀帝无奈还是委任李渊为太原留守，然而同时又派遣心腹王威、高君雅两人担任副手，监视李渊。炀帝如此戒备李渊，除了上述李渊的家世、人望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当时社会上流行一首童谣，说是“桃李子”将成为下一代君主。这个“桃李子”被认为是指姓李的人。所谓童谣，就是儿童之间传唱的儿歌，在中国历史上，假托流行儿歌来有意识地预示未来的情况十分常见。隋炀帝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对于李姓之人非常敏感。当时，隋末群雄之一李密就被隋炀帝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而李渊也被视为是其中的威胁之一。

在上述背景之下，李渊暗暗地积蓄实力，收留或藏匿逃亡兵士以及被官方追捕的人；借巡视辖区内之际积极网罗各种人才。在这一时期，作为李渊的左膀右臂，并且给他以巨大帮助的乃是他的两个儿子，即李建成与李世民。只是，关于李渊究竟是怎么想的、何时能下决心起兵反隋？这一方面的情况李渊对谁也没有透露。于是，李世民等人为了促使父亲尽快起事，便策划了一个计谋。

在太原附近有一个晋阳宫，这是炀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离宫之一。尽管不知道炀帝何时前来行幸，晋阳宫里也还是配备了不少漂亮的宫女待命。负责管理这些宫女的宫监裴寂是李渊的心腹。有一天晚上，裴寂和李渊在晋阳宫中，由宫女服侍一起饮酒。作为臣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犯上行为。当酒喝到高潮时，裴寂告诉李渊，犯下如此大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促使李渊当场作出了起事的决断。据说这实际上是裴寂与李世民私下串通好的结果。

对于上述插曲的真实性，我们虽然无法确切判定，但不管怎么说，优柔寡断的李渊终于作出了决断。李渊杀掉了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王威和高君雅，从各地汇集了三万兵力，于大业十三年七月树起了反隋的大旗。

唐朝政权的建立

李渊的军队从太原沿汾水南下，目标直指长安。自炀帝即位以来，洛阳成为事实上的首都，因而隋末群雄的目光也都盯着从洛阳周边到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沿线，并在这一带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与此相对而言，长安附近当然也有反叛势力，但其规模都比较小，不像东方各地那样，各种势力强大的反隋集团相互激烈争战。倘若对当时的状况从空中加以鸟瞰的话，就会发现长安附近宛如一个死角或曰真空地带。长安城虽然有炀帝之孙、十三岁的代王杨侑镇守，然而一些有能耐的辅佐之臣当时却并不在长安城内。

李渊的三万人马七月从太原出发，途中连续突破霍邑守将宋老生、河东守将屈突通的隋军防线（均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内），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到十月份终于包围长安。

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关乎后来的插曲。李渊从太原出兵以后不久，在向隋将宋老生的霍邑进兵时，为多日不止的淫雨所困，当时有一位白衣老者自称是附近的霍山（霍太山）神的使者，前来指点迷津，李渊才得以从窘境中解脱。所谓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土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件事情遂成为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接点。

19 唐李渊进攻长安路线及日程图

到了十一月九日，李渊军发动总攻，一举占领了长安。在东方，李密为了攻占首都洛阳，长期以来一直疲于奔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李渊起兵不到半年却成功地攻克了长安。攻入长安以后，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隋恭帝），自己成了唐王。此乃李渊迈向禅让的第一步。

20 唐高祖（李渊）
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母的妹妹是隋炀帝的母亲。所以李渊与隋炀帝的关系乃表兄弟

此时，隋炀帝正在江都（扬州）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完全失去了对于政治的兴趣，不理政务，每天听到的只有亲信虞世基的谄媚之言。看到这种情况，被称作“骁果”的亲卫军将士军心浮动，部分人希望返回北方老家。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对于炀帝不满的大臣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发动宫廷政变，缢杀了炀帝。至此，前后经历文帝、炀帝两代皇帝的隋王朝宣告灭亡。时为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若按长安方面的年号来说则是义宁二年，炀帝享年五十岁。隋炀帝墓位于今天扬州的北郊。

接到了隋炀帝的死讯之后，李渊遂于当年五月取代隋恭帝登上皇帝宝座，改元武德。自此唐王朝宣告成立，李渊成为唐朝的第一代皇帝高祖。这样一来，由于唐朝以长安为据点，一开始便站在了号令全国的有利地位，在隋末群雄中崭露头角。然而，当时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以唐王朝的建立为发端，群雄之间的霸权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距离所有人都能看清楚天下统一大业终将由唐朝来完成，则还需要度过数年艰苦的岁月。

全国的再度统一

作为新政的具体表现，唐王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隋炀帝时代的否定。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废除了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文帝的开皇律令及其体制之中。即恢复“开皇故事”“开皇旧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是裴寂和刘文静，他们两人都是从太原时代就开始跟随李渊的亲信。然而，这一时期其实还不具备从事内政建设的条件。

高祖李渊与正妻窦氏之间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除了玄霸夭折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参与了唐朝的创建过程。从太原起兵时的年龄来看，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最小的元吉十五岁。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武将。在这三个儿子当中，李世民后来继承了皇位，所以史书中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贬词，而实际上他们三人都绝非平庸之辈，兄弟三人的关系也并不坏。相对于平庸的父亲而言，三个儿子都很能干。也可以说，统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

李渊即位以后，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辅佐和储君不能轻易离开都城，元吉年龄尚幼，因此对外作战自然以李世民为中心。加之李世民乃智勇双全的武将，大业十一年（615）秋天，隋炀帝于雁门陷入突厥包围之中时，十八岁的李世民第一个前去救驾。由这件事情可以略窥李世民之一斑。在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李世民先是击败了自西北来犯的薛举及其子薛仁杲（果）的部队；接着又对夺取了唐朝发祥地太原以后大举南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军进行反击，夺回了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地区。

到了武德四年（621），唐军与其统一全国的最大的两个对手——洛阳的王世充，以及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北、并且正图谋向中央发展的窦建德形成对峙局面。王世充原来是隋炀帝任命的洛阳守将，炀帝死后，在洛阳宣布独立，建国号为“郑”。当时的局势是，一直以来与王世充对抗的李密已经失败，从舞台上消失；杀掉炀帝以后北上的宇文化及的军队，也已经被窦建德消灭。

当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向洛阳进军时，窦建德闻讯驰援，率领十余万大军渡过黄河，在虎牢关附近与唐军交手。然而，窦建德的大军乃一群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面对唐军巧妙的战术一筹莫展，在唐军出其不意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窦建德本人也成为李世民的俘虏。窦建德失败以后，王世充一人已经无力支撑洛阳的防卫，不久也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

被唐朝视作最大敌人的两大势力就此而瓦解，唐朝控制全国局势几乎成为定局。其后，尽管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并与突厥联手攻击唐军；此外在江南也出现了辅公祏的反抗，但这些到武德七年（624）为止都被陆续平定。全国统一完成以后，唐朝本来可以开始致力于内政建设了，然而此时却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兄弟三人之争

自从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次子李世民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尤其在李世民一举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后，随着李世民的威信日益高涨，李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看着弟弟的成功，皇太子李建成感到十分焦躁，在亲信部下王珪和魏徵的建议下，主动请缨，要求前去讨伐刘黑闼。在王珪和魏徵他们看来，平定刘黑闼不仅可以凸显皇太子的存在感，而且可以抑制先行一步的李世民势力在东方的进一步扩大，以确保皇太子势力的基础。

通常被称之为“山东”的整个东方地区，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唐朝势力所制服，可是通过窦建德、刘黑闼以及李密为首的群雄所喷射出的巨大能量，已经足以使得唐朝胆战心惊。居于这种能源爆发中心的，是一些“山东”当地社会的豪门大族以及有实力的农民们。在史书中将其称之为“山东豪杰”。

概言之，保持山东的稳定乃是当时一个十分紧急的课题。因此，如何与这些山东豪杰交涉并且建立关系，不仅对于唐朝，而且也成为考验唐政权第二代领导人的能力资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皇太子一方，还是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关西）与洛阳以东的山东（关东）的对立或曰对比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隋唐时代的背景之中，并且不时呈现于表面。唐初围绕兄弟权力之争的山东问题，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环，也可谓是其先声。

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对立关系，李渊幼子李元吉经常火上浇油。尽管李元吉在李世民领导下的征讨王世充时也立了战功，但作为一名武将，他的能力远不如李世民。李元吉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协助大哥建成把二哥世民压制下去，就不会有自己的地位。同时他还隐隐约约地暗藏着一种野心，即倘若运气好的话，或许自己也可以坐上皇帝宝座。因此他秘密豢养勇士，寻找各种机会图谋刺杀二哥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则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能力，他只是利用皇太子的地位，通过后宫的女性们来给高祖吹风，以达到除掉李世民的目的。

不知作为父亲的唐高祖是否清楚儿子们的上述动向，唐高祖的做法则一贯是敷衍了事。高祖曾经在口头上说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而在立李建成为皇太子以后，高祖又不断地提升李世民的地位，任命其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位。前者“天策上将”乃新设的位子，其地位在王公之上，与皇太子并列；后者乃负有统辖“陕东道”即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政、军事等全权的最高长官。看到这些情况，皇太子一方自然感到恐慌，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玄武门之变

有一天，皇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喝酒以后李世民吐血数升。人们认为这是皇太子一方在酒里下了毒。据说高祖因此而提议李世民前去洛阳，兄弟俩分别住在东西两京。考虑到以后事态的进展情况，我对于高祖究竟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颇感怀疑，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下文。两大势力以长安为舞台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迎来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的早晨。

在此前一天，李世民决心已定，遂向高祖密奏说：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淫乱后宫并企图利用这种关系欲致我于死地。高祖听后回答说：这还了得！明天朕找他们问话。事已至此，只有孤注一掷。李世民第二天早上遂率领亲兵，首先控制了宫城北门玄武门。随即向迟来一步的皇太子以及李元吉发动了进攻，在激战之中建成和元吉二人被杀。其后，李世民一边防备着皇太子和元吉死党的反攻，一边派遣心腹尉迟敬德到高祖身边，以武力巩固了胜利成果。

就这样，李世民仅仅以一天的工夫便除掉了敌对的兄弟，并夺取了父亲的实权，将全部权力揽入掌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数日后，李世民成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的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唐太宗。当时他很年轻，虚岁只有二十九岁。

应该怎样看待玄武门之变？若仅仅从结果来看，恐怕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只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继承人的争斗、或者说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属于唐代皇帝更替之际屡见的类似冲突的第一例，他们彼此在政治路线方面并不存在大的对立。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六月四日这个日子正与突厥前来进犯的时间重合，当时，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要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并借机杀害李世民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李世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先下手为强，其结果便导致玄武门之变发生。由此可以推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似乎并非仅仅只有内部的原因。

与此同时，这件事还让我们联想到两派都非常在意的“山东豪杰”的存在。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李世民一方终于与山东豪杰联起手来。皇太子李建成方面则对于这一状况非常警戒。我们知道，隋文帝后期出现的皇太子与晋王（炀帝）的对立，其实也是政权究竟以关中为中心，还是以洛阳为中心的路线之争。倘若联想到即位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各项政策方针等来综合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其与玄武门之变时诸事重叠之处甚多。综上所述，我以为，玄武门之变固然有兄弟围绕继承人地位之争的一面，同时另一方面，其也正是关乎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

贞观之治的光与影

被推举为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在高度集权，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亲人之间也不例外。或许有人认为，李世民刚刚通过杀掉兄弟才掌握实权，同时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实完全可以担任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再说，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没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即突厥的进攻。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隋文帝时代的后半段，从启民可汗时开始突厥（东突厥）归顺隋朝，之后与隋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到了其子始毕可汗时，正好碰上隋末动乱，突厥与隋的关系遂出现了逆转。前章提到的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在雁门（今属山西省）被突厥包围，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脱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部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和刘武周、薛举和李规等人，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或通好或臣服，总之以某种形式与突厥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实际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样，处于突厥的支配影响圈之内。一般认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点头同意以后才付诸行动的。太原起兵时，突厥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一说500名骑兵和2000匹战马），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唐军行动的目的。可以推测，在唐与突厥之间很可能签订有密约，约定在唐军占领长安以后，作为成功的报酬，唐向突厥割土进贡，同时容忍突厥的掠夺等，以此加强唐对突厥的臣服关系。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方面却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突厥对峙的势力只剩下了唐。

21 唐太宗
击败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夺取父亲高祖的实权后登上皇帝之位，促使了贞观治世的出现

突厥认识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阵脚以后，形势会越发变得对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对唐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于是，从始毕可汗经处罗可汗，到颉利可汗继位以后，便从武德七年（624）开始率领十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乘机对唐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让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结果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仓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太宗身后唐军大部队接踵而至，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22 东突厥可汗系统图

这个故事的确十分打动人心。便桥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实际上，唐太宗早已经预料到了突厥的进攻，并提前做好了从背后夹击突厥军的准备；同时另一方面，颉利心里也很清楚，对唐施压必须有重点，在长安附近长期对峙下去势必伴随危险。关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桥有过这样一个光彩的亮相一事，尽管我们稍稍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这位新皇帝总算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唐太宗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了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嫡长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现在只是其叔叔颉利可汗之下的一个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时代即已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拢突利，想方设法孤立颉利。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到贞观四年（630）二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被押解到长安的颉利可汗在郁闷中死去。

突厥帝国的灭亡，给予其治下的各个民族的酋长们以强烈的冲击。对于即位仅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震惊和敬佩，预感到唐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中心。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理想的君主政治：贞观之治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最大的难题，给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实际上，有关这一时期唐太宗认真虚心地听取魏徵等谏官的意见，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执政的记载，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说，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下的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为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流于简单化了。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侍从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负责记录君主的公开言论以及行动，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将记录传诸后世。按照当时的规定，《起居注》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却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结果被负责编辑《起居注》的杜正伦婉拒说：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记下来，以流传后世，请皇上专心于政务。还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负责记录的褚遂良拒绝。褚遂良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自取而观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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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贞观政要》（古活字版。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虽说如此，史官们是否能完全拒绝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写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对于玄武门之变的情况则轻描淡写，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唐太宗很可能看过这些《起居注》。与此同时，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贞观十年，命魏徵牵头负责编写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详细地记载了隋炀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动乱。《隋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

在这些记录（史书）中，唐太宗的意图都被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并因此而确立起了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基准。的确，唐太宗可以归入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的出现。但是我以为，并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人们所追捧的那样是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对于这一方面的善恶判断，似乎应该更慎重一些。

24 房玄龄（自庆长版《君臣图像》）

25 杜如晦（自庆长版《君臣图像》）

26 褚遂良（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贞观之治的本质

在前一小节我们已经谈到，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渊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乃是回归“开皇旧制”。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回归到之前的隋文帝时代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皇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渊集团，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制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接着进入了太宗的统治时期。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可以在军事上支撑着国家的府兵制中看到。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施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是与炀帝同样的路线。从这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虽说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当然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太宗在征战过程中，与东方（山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洛阳也成为其根据地，所以他也曾考虑过以洛阳为根基而君临全国。可是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唐太宗则又开始重用起关陇系统的人才，疏远山东系统的贵族；同时又把由军府组成的军事力量也都集中于关中地区，转而开始实行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冷静地分析了隋炀帝因脱离关中而陷入困境的缘故。

唐太宗的治世总共二十三年时间。其中，在前半段的约十年间，谏言政治充分发挥了作用，太宗虚心纳谏，政界充满了清新的政治空气；可是在进入后半段以后，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魏徵察觉到了这些迹象，曾向太宗提出了“陛下近来使役民众过度”等十条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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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然而，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27 魏徵（清宫南熏殿旧藏）
支撑“贞观之治”的名臣

远征高句丽与继承人问题

进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到了642年（唐贞观十六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握全权，并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大概从这时起，形势开始恶化起来。在接到新罗的求援以后，唐朝开始出面调解，敦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此事的元凶在于泉盖苏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凶、解救民众为理由，于贞观十九年（645）派遣水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太宗本人也亲率部队渡过辽水，对安士城进行攻击。

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这次战事的成本及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朝，但战争过程及其失败的方式等却与隋朝同样。其后的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徵在，当不至于如此。几次出兵的结局都是同样，唐军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太宗头疼之事，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记载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氏是鲜卑出身，以贤后而著称于世。太宗与长孙氏之间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由嫡长子继承大位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承乾在过了二十岁以后，开始沉溺于和年轻僧侣保持一种倒错的性关系；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装，头上梳起突厥人的发式，在宫中搭起帐篷，极尽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事。最后竟然情绪失控到了想要杀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亲的地步。承乾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宗过分宠爱魏王，并显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魏王李泰身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的欢心。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承乾感到焦虑，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稳。

最终结果是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按照常理而言，其后应该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然而却节外生枝，出现了变数。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他的逻辑是：事态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精力已远不如当年的太宗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治仅仅只有十六岁。长孙无忌的想法是，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惨的结局。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武后与武周革命

高宗与武曌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戏言成真。高宗李治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方式成为皇太子，而且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正因为如此，尽管他既无政治方面的野心，又缺乏对于将来的设想，然而这却刚好符合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期待。对于新皇帝的期望就是守成，即遵循太宗所制定好的既定方针政策行事，只要没有大过地守成即可，剩下的所有事情都由长孙无忌等人来做。太宗在如此这般地定好高宗的地位，并且为高宗选择了一位出身于太原王氏的女性为妻以后才撒手人寰。所谓太原王氏虽然属于山东贵族，但这位女性的家实际早已置身于关陇系统之中。

28 唐朝前半期皇室关系图

然而，破绽在唐高宗即位以后不久，就从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后宫的女性问题中显露了出来。由于皇后王氏没有孩子，高宗遂十分宠爱自己与萧淑妃之间的孩子素节，因而远离了王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王氏为了破坏高宗和萧淑妃的关系，遂给高宗引荐了一位女性，即曾经在太宗的后宫中当过才人的武曌。

29 武后（采自《集古像赞》）　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

唐高宗二十二岁即位时，武曌二十七岁，正是女性的最盛期。如果按照通行说法的话，在太宗死后，武曌与其他的后宫宫女一起被送往长安城内的感业寺出家修行，高宗在父亲的忌日到感业寺进香时，与武曌相识并且相爱。

但是，这里面存在许多疑点。首先是感业寺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并不清楚。其次，在感业寺内供奉太宗的牌位并为之做法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皇帝的灵位应该供奉在太庙之中，更何况当时是道教优先、道先佛后的时代。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两人相识于服侍太宗的病榻之前，并且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有了暧昧的关系。太宗死后，知道两人这种关系的王皇后遂同意将武曌接入了宫中。

再次进入皇宫的武曌，在起到了使高宗离开萧淑妃的作用以后，作为一柄双刃剑，又反过来指向了王皇后。结果最后武曌独占了高宗，并最终夺取了皇后之位。在这一过程中，受太宗之遗命辅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与武曌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双方相持不下。然而其后重臣李勣为躲避表态而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以这句话为契机，废王立武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永徽六年（655），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侍奉二朝（二夫），并且登上皇后之位的女性，可谓空前绝后。若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上来看，此举应该说属于绝对不可容忍之事。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唐代弥漫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之一斑。

30 高宗、武后时期远征高句丽图
唐朝于显庆五年（660）灭了百济，并于其后（663）在白村江（白江）击败前来救援的倭国军队，继而于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句丽

然而，武后对此并不满足。每当高宗处理政务时，武后就在朝堂的御座之后挂一块帘子，隔着帘子参与朝政，历史上称此为“垂帘听政”。人们也将高宗与武后二人并称为“二圣”。在前后三十余年的高宗统治时期，除了最初的数年间以外，实际上都是由武后在操纵着朝政。在此期间，唐朝还成功地解决了隋唐两朝的悬案之一：制服了高句丽。

显庆五年（660），唐军联合新罗首先灭掉了百济，其后又在白江（白村江）全歼了赶来援助百济的日本（倭）军（663年）。在形成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势态之后，以李勣为统帅的唐军乘势攻克平壤，高句丽宣告灭亡。此乃经过隋朝四次、唐太宗时的三次远征，加之进入高宗时代以后超过十年岁月与高句丽之间拉锯战的最终结局。征服高句丽之举也从一个方面给人们以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也是武后政治的胜利。

武后的夺权之路

“则天武后”的“则天”是她死后被赠予的称号即谥号。因为她当过皇帝，所以本来应该把她称作“则天皇帝”，即便不承认她是皇帝的话，也应该称她为“则天皇后”。本书使用与上述称呼相近，而且为人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则天武后”或者“武后”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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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关于对她的称呼之中，虽然有自陈寅恪先生以来广为流行的“武则天”这种叫法，但我以为这一称呼比较暧昧模糊，不足以反映她曾经当过皇后以及皇帝的史实，同时也缺乏历史感，因此本书不予以采用。

武后于公元690年最终登上帝位，但是这个新政权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了武后当皇后以后的三十五年岁月。在这一期间，武后倾注全力，一边排除朝野对于女性从政的抵抗和干扰，一边致力于确立自己的政治基础。为此，武后认为有必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便把根据地选择在了洛阳。在武后时期，洛阳改名叫作“神都”。

31 《贞观氏族志》
据说因为在编好的家世门第序列目录里山东贵族名列第一，所以又重新编纂了以唐室为首的《氏族志》

在贞观时代，为了确认并宣示在政治上掌握实权的关陇集团的优势地位，唐太宗曾下令编写一本表示家世门第序列的氏族目录。可是，书编好以后，山东贵族的博陵崔氏赫然名列第一，唐室陇西李氏只居于第三位。太宗看后大怒，遂让重新编纂一本以唐室李氏为首的氏族目录，这本书即《贞观氏族志》。从这段插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山东贵族所具有的影响力。

相对于上述世家大族而言，武后的本籍乃山西太原辖区的文水县，其父武士彟原来是木材商人，后来参加了李渊太原起兵，乃是与前述关陇、山东贵族毫无关系的寒门庶族出身。于是，武后遂召集了同样是寒门出身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在武后主导下编写一本叫做《姓氏录》的新氏族志。这本新氏族志以现实中的官位和勋位的高低为基准，打破了原来炫耀门第出身的排序。于是，与关陇和山东士族门阀不同的一支新兴非门阀势力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给这股新势力登台提供契机及条件的正是武后的出现。

武后为了选拔以前不为门阀士族所重视的人才，强化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重视自隋初以来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科举诸科目中，如何理解儒教思想内容的明经科，以及考核人们文学能力的进士科最受人们的欢迎。反映出了萌发国家意识的人开始逐步增加，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武后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不问出身门第，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才，都作为智囊招揽到自己身边。这些人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对这些北门学士充满期待，盼望着他们在将要来临的新时代中发挥引领方向的作用。

女皇的王朝：武周政权的建立

一步一步着实地强化自己权力的武后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抗。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太宗朝老臣们的抵制；接着又有光宅元年（684）李勣之孙李敬业的叛乱；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唐室系统人物的起兵、闹事等阴谋。可是总的说来，所有的抵抗和反对行动大都是零星或分散的，最终都被各个击破。在武后的铁腕及谋略面前，反对者们只能忙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唐朝体制的软肋通过这件事情也暴露无遗。

弘道元年（683）年底唐高宗去世。武后并没有马上开始活动登基之事，而是自己先成为皇太后，让儿子继承皇位。但与此同时却丝毫不放权，开始为自己登基做各种准备。先是设置了一个叫做“铜匦”的意见箱，奖励告密行为。同时启用一些被称为“酷吏”的无赖流氓之辈来对付反对派，实行恐怖政治。另一方面，让人偷偷制作了记载天意的宝图（天授圣图），并安排让其显现于洛阳附近的洛水之中；同时又复原建造了上古周代的政事堂即明堂；另外还创制了约二十个独特的文字——则天文字在全国推行。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设置大云（经）寺，并在每个寺院配备佛典《大云经》，以祈祷和平佛国的到来一事，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32 则天文字

经过上述这样一些充分的准备和表演以后，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后正式建立了新王朝。因其定国号为“周”，所以一般又把这次政权更替称作“武周革命”，唐朝的命脉因此而在一个时期内中断。此时的武后年龄尽管已经六十七八岁了，但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还没有衰老。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迈入了唯一的女皇时代。

皇后和皇帝时期加起来，武后的时代前后总共有半个世纪。在进入武后时代的后半段以后，在政治方面总体上来说是向内政倾斜。长期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漩涡之中，使武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她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永淳元年（682），长期盘踞在阴山山脉（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一带的突厥脱离唐朝控制宣布自立，拥戴骨咄禄为可汗，建立突厥第二汗国。就像是受到了这一变动的影响一样，万岁通天元年（696），居住在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附近的契丹族也发动了叛乱，借着这一机会，已被迁徙到营州一带的高句丽、靺鞨系统的遗民们逃出营州，为其后的渤海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参见本书第九章最后一节）。

33 升仙太子碑
出自于武后之笔的碑文拓本。一笔漂亮的字

在周边民族的动向急剧变化的同时，武周王朝的内部统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统治体制的末端，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几大支柱都开始出现动摇，社会的质变过程开始加速展开。其结果，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生活在体制末梢的一般民众，从这一时期起，不少人开始离乡背井，走上了逃亡之路。当女皇登场的光环吸引了人们眼球之际，其实在律令统治体制的根基部分，腐蚀也正在加剧进行。

武韦之祸的时代

神龙元年（705）正月，拥戴皇太子的政变部队冲入洛阳城的北门玄武门，挺进皇宫，包围了武后的宫殿。政变部队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他们把武后宠爱的张易之兄弟看作君主身边的奸贼，决心除掉他们。由于这场政变，武后被软禁起来，武周王朝宣告终结，唐朝再度复活。在政变士兵的背后，推动这场政变的中心人物有宰相张柬之等人，他们都是通过科举提拔起来的官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后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而培养提拔的科举官僚，现在倒反过来推翻了武周政权。

政变以后即位的唐中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男人。不，或许应该说成是因为女人们过于强大了。中宗的妻子韦后与婆母武后一样，也是一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则作为一位成不了皇太子的皇太女，一直怀抱有要当女皇的野心。另外，在这一期间活跃的还有一位名叫上官婉儿的女性；进而还有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也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其中，韦后母女尤其猖狂，她们为了敛财和扩大自己的权势，竟然疯狂地卖官鬻爵，随心所欲地给人封官许愿，当时称此为“墨敕斜封官”。最终结果，韦后母女决定走一条与武后同样的道路，景龙四年（710）六月，韦后母女毒杀了挡道的中宗。

然而，与当年武后为了夺权而慎重地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大不一样，这次韦后母女的弑君行为却迅速引起了反弹，中宗的侄子李隆基立即起兵铲除了韦后一党。随后李隆基拥立中宗的弟弟，即自己的父亲为皇帝（睿宗），自己成为皇太子。但是，女人们的弄权并未就此结束，太平公主还在，她笼络住哥哥睿宗而掌握了实权，进而开始想方设法削弱李隆基的权力。觉察到了危险的李隆基先下手为强，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出兵迫使姑姑太平公主自杀。

34 传说中的天武天皇、持统天皇陵墓
与武后、韦后同一个时期，在日本有持统女皇，新罗也有女王的政权出现。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呢？

至此，女性翻弄并主导政治的时代告终，男人们再次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从武后到韦后，接连不断由女性唱主角的这一时期是后世人们最忌讳、最不愿意提起的一个时代，一般通称之为“武韦之祸”。然而仔细考虑一下我们不禁要问，女性们能够如此生机勃勃地积极参与并投身于政治的时代，除了这一时期之外，中国历史上难道还能找得出其他的时期吗？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由女性主导的时代呢？

尽管这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据此至少可以了解到，在唐代社会之中，应该存在着可以包容女性上述行为的土壤及环境。因而，即使女性们掌权或者弄权，这个社会却未必会出现激烈的反弹。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就好像是跟武后等人约好了一样，在同一个时期的日本有持统天皇（女皇，690—697年在位）登场，稍早一些的七世纪中叶，在新罗也先后有善德女王、真德女王的政权出现。那么，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呢？

盛唐时期的光与影

开元新政

唐玄宗击败姑姑太平公主而掌握政权以后，又过了半年时间，到同年（713）十二月，玄宗将年号改为“开元”。因而通常提起玄宗统治时期，就意味着开元时代的到来。在唐代的皇帝之中，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共达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开元时期从713年至741年，总共二十九年时间；其后改成“天宝”年号以后，玄宗治世又持续了十五载（即到756年为止。另外从天宝三载（744）到至德三载（758）之间，玄宗改用“载”字来称呼和表记“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玄宗才让位于儿子肃宗。

唐玄宗名字叫李隆基，是睿宗的三儿子。李隆基于武后执掌实权的垂拱元年（685）出生在洛阳。所以在起兵发动政变铲除韦后等人时，李隆基还仅仅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件事，他跨越兄长成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以后推出开元新政的时候，李隆基也只有二十九岁。李隆基当上皇帝的过程与他的曾祖父太宗很相似，即也不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顺序，同时他也排挤掉了自己的父亲。李隆基在成为皇太子之前是临淄王，他长期住在在外地，经常骑马到郊外去接触百姓，熟悉民情。而且他生来性格豪爽，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因而在皇族当中显得非常突出。

人们对于刚刚登上舞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充满了期待，盼望他能力挽狂澜，改变由于“武韦之祸”带来的体制的动摇状况；希望他能克服并解决由于新兴地主阶层的兴起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于是，唐玄宗首先将政务委托给了两位宰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以及稍后一些的宋璟。仿照太宗朝宰相的“房杜”（房玄龄和杜如晦）之例，这两名代表开元之治的宰相也被连称为“姚宋”。尽管合称“姚宋”，实际上两人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姚崇随机应变，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与姚崇相比，宋璟则是巧妙地运用法律法规，稳扎稳打。两人的特点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的稳定。

35 姚崇（右侧）、宋璟（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玄宗开元之治时的名宰相

虽然姚崇进入官场与其父亲的地位有关，属于“恩荫”系统（即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的系统）上来的人，然而他之所以被提拔为宰相，却是因为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武后的赏识的缘故；宋璟则属于科举出身的官僚。在他们两人之后出任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源乾曜等人也都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其中，张九龄来自于此前从未出过名人的岭南韶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的地方官吏之家；源乾曜则是出身于与关陇系统的立场接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因而可以说，武后以来不拘家世门第选拔人才的做法，到了开元年间已经全面开花结果。

虽说如此，然而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身边发生的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僚们却没有明确的方略，同时也缺乏干劲。宋璟虽然长期担当朝政，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方针。科举官僚大都是出身于重视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在财务方面却未必擅长。加之由于他们与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往往站在与国家利益有冲突的立场上。于是，要想重新修复并振兴唐朝的统治体制，就必须寻求与他们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一方面，先是宇文融崭露头角，其后又出现了李林甫。

宇文融与张说

如果追溯一下宇文融的出身，可知他的祖先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关，其家世门第在唐代则属于代代出高官的关陇系统主流，因而他也是属于“恩荫”系统。宇文融从都城长安附近富平县的一个官吏跃身于政权中心乃是开元九年（721）之事。当时，伴随着“逃户”（流民）的增多，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税役减少。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实际上，关于逃户的问题，在武后时期已经有人指出过，但是究竟如何解决才好，却一直没有任何具体方案。于是，宇文融出来提议，首先需要彻底摸清逃户的具体情况，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这一意见。

调查逃户的实际状况也就是查户口，这项工作叫做“检括户口”或者“括户”。当时把正式登记在户籍里的良民叫作“主户”，而对于从主户处逃亡出来，依附寄居于其他主户之下的人，则称作“客户”。宇文融担任劝农使以后，将部下的劝农判官派到全国各地，致力于把握这些从户籍里漏掉的客户。其结果，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末为止，共检括出客户计八十万户，从这些新依附的客户身上征收的税钱竟达数百万钱。即便减去这一数字中或许存在的个别虚夸部分，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超过当时统计的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根据开元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户数不到七百零七万户）。

宇文融最初采取的方针是让这些逃亡的农民返回原籍，回到原来的主户那里；后来又采取了在逃亡农民的寄居地将其按照客户加以登记的办法。不管哪一种方法，目的都是要把这些人重新纳入国家管理之下。由于接受逃亡农民作为客户的主户主要都是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因而宇文融的上述括户政策，马上遭到了与新兴地主阶层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科举官僚的激烈反对。

反对派的急先锋就是张说。张说是继姚崇和宋璟之后，最为玄宗所信任的一位宰相，也是一位精明能干而且极为现实的官僚。张说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认为只要在追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现状的对策即可。无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去重新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譬如，当府兵制陷入了功能不全的困境时，为了都城的守备防卫，张说便马上建议实施新的兵制——募兵性质的“
骑”。因而，对于图谋变革现状的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张说遂十分反感，从各个方面加以反对。

36 玄宗皇帝画像（《望贤迎驾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画面中央拄杖的白衣老人是玄宗。从四川蒙尘返回时的情况。画面中央靠左侧的人也许是肃宗

从开元十四年（726）左右开始，两者的对立发展成为激烈的政争，不少人都卷入其中，并且一直持续到开元十七年（729）前后。在这一期间，宇文融与山东贵族后裔，也同样属于恩荫系统的崔隐甫携手，曾经一度让张说下台。但其后，以其与崔隐甫组成朋党即徒党为由，宇文融受到了贬官的处分。而后不久宇文融虽然再次复职为宰相，然而他的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作风导致树敌过多，复职后仅仅百天即被再次放逐到地方，其后死在了外地。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张说也离开了人世。

在开元中期这场政争之中，其他几位宰相的状况以及基本态势如下：宋璟远离是非中心；源乾曜倒向宇文融；张九龄则支持张说。而玄宗则采取了脚踩两条船的做法。可是，政争的结果并未使财政紧张这一课题获得解决。在宇文融下台以后，据说玄宗曾生气地对宇文融的政敌们说：“让宇文融下台了，然而重要的国家财政紧缺问题该如何是好？”

[5]

对于玄宗来说，一方面因为深感浮华之下隐藏着的律令体制变质危机，同时也为了保证自己的奢侈生活，无论哪一方面都急需强大的财政来作为后盾。因此，玄宗再也无法赞同科举官僚们肯定现状的路线，遂渐渐疏远了这些科举官僚。在当时，深刻地理解了玄宗转换大政方针的人只有李林甫一人。

李林甫与杨贵妃

把李林甫推向政治舞台中心的人是源乾曜以及宇文融。李林甫也是“恩荫”出身，他家属于关陇系统的名门，乃李唐宗室的分支。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和宇文融处于同一个立场，因而在整张说时，两人行动一致。只是，李林甫虽然也擅长于理财，却并不具备像宇文融那样要变革体制的积极性。李林甫出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猜度玄宗的意向，同时以“口蜜腹剑”的做法威胁压制周围的人。

李林甫得到玄宗信任的契机源于玄宗的爱妃武惠妃。玄宗原有王姓皇后，因故被废黜，皇后之位一直空缺。玄宗有意让武惠妃当皇后，但因武惠妃是武后一族，反对的声音很强，玄宗只好作罢。不得已武惠妃便开始策划要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当皇太子。为此必须要废掉现任皇太子李瑛，李林甫遂参与了此事。在李林甫的策划下，皇太子被废黜，武惠妃达到了目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玄宗却不同意立寿王李瑁为皇太子，而是从皇子中间选择了最年长的忠王李屿。在这一期间，武惠妃在失意之中死去。

在这件事情上李林甫判断失误，押错了宝。李林甫因而非常担心李屿这位皇太子将来成为皇帝以后自己的处境。这时，杨贵妃的出现救了他。原来自从武惠妃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唐玄宗的心里一直感到很空虚。应该填补这个空隙，于是有人向玄宗推荐说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是一个绝世的美女。玄宗和杨氏一见钟情，魂不守舍。自此以后玄宗不再操心国事，完全沉溺于两个人的世界，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李林甫。

37 武惠妃、杨贵妃系统图

此事发生在天宝三载（744），当时玄宗六十岁，杨贵妃二十六岁。此事与武后事二夫的行为同样，把儿媳妇抢过来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在通常绝不会被允许的行为在此公然又肆无忌惮地出现了。

自此之后，李林甫大权在握，独揽朝政，并且一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去世为止，他始终没有撒手权力。李林甫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根基，将任何可能成为对手的人都消灭于萌芽状态。尤其是对于科举出身的官僚更是穷追猛打，等最后扳倒张九龄以后，在政权中枢里已经不再有科举系统官员的影子了。另一方面，李林甫还废除了之前任命有才干的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然后再抽调其进中央担任宰相这一选拔官员的渠道，代之以任用外族（非汉人系统）出身的武将担任节度使。这些外族出身的节度使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无法胜任宰相职务，因而李林甫无需担心他们会威胁自己的地位。

38 华清池（陕西省临潼县）
玄宗和杨贵妃的寻梦之地，现在成为旅游胜地

于是，聚集在李林甫周围的大都是趋炎附势、唯唯诺诺之辈。然而其中也还是出现了李林甫没有料想到的问题。这就是作为镇守边关的幽州（今天的北京）节度使而崭露头角的杂胡（混血胡人）安禄山以及杨贵妃一族的杨国忠的存在。他们以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为后盾，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最终发展到开始威胁李林甫地位的地步。在这些新宠儿步步紧逼的脚步声中，因恩宠而掌握大权的李林甫离开了人世。

安禄山与杨国忠：恩宠政治与义父子关系的意义

在玄宗统治后半期的天宝年间，安禄山和杨国忠登上了政治舞台。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便深深地介入到了政治之中。这两个人与之前争夺政治主导权的科举系统官僚及关陇门阀系统（恩荫系统）官僚相比，都完全不一样。

安禄山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为突厥人，父亲是粟特人。其后母亲带着他嫁给突厥的安延偃，于是便姓了安。关于其出生成长以及走向社会的地方，史籍大都语焉不详。根据史书上说他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因而我们理解他应该是在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附近长大的。营州一带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地，聚居着旧高句丽系统、契丹以及突厥等各个民族。开元年间的一个时期之内，唐朝为牵制朝鲜半岛的新罗和东北地区的渤海等，曾在此设置过安东都护府。在这样一个充满国际色彩的环境中，安禄山掌握了可以熟练使用六种“蕃语”的能力，因而得以担任低层官吏“互市牙郎”，负责各民族的交易以及调停。

其后，安禄山投身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因功受到赏识，成为张守珪的义子（养子）。自此以后，安禄山一路顺风，迅速得到升迁，在历任以营州为据点的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官职以后，天宝元年（742）终于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以此为契机，安禄山得以入朝，与玄宗以及杨贵妃建立了关系。他为了更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还恳请杨贵妃收自己为义子（养子）。

关于安禄山还有一段经常为人提起的小插曲。据说安禄山入朝以后，总是先拜杨贵妃，然后再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询问其原因。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以此博得玄宗的欢心。安禄山以自己的胡人身份，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与玄宗的亲子（义父子）关系来取悦于玄宗，并且进而又以玄宗的恩宠（宠爱）为后援，最终发展到进一步同时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地步。

39 胡腾舞图（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
胡人正在跳着具有强烈异国风情的舞蹈

另外一人杨国忠，蒲州永乐（位于今山西省）人，出身于一般家庭，从年轻时就是一个热衷于吃喝玩乐的游手好闲之徒，在他突发奇想而投身蜀军（四川）期间，正值其堂妹杨贵妃受到玄宗宠爱之时，于是杨国忠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杨国忠精于算账，在财务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自不待言，这些都是因为背后有杨贵妃的存在，他才得到玄宗的青睐及恩宠。天宝十载（751）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今天的四川省）时，出兵讨伐云南的南诏，结果大败而归。因为有杨贵妃做后盾，他既没有下台也没有受到处分，最后，当李林甫一死，杨国忠便趁机执掌了中央的全权。

新登场人物群像及其意义

上面提到的安禄山、杨国忠两人，无论从其出身还是晋升过程，都是以前所未有的形态而进入了最高权力中枢。而将他们推到这一步的契机，主要是虚拟的亲子（义父子）关系和皇帝的恩宠。这两者是一种表里的关系，都是在公共秩序中以私的方式结成的一种个别的上下关系。由此出发，历来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此乃旧的身份关系的表现，是在不稳定的权力形态之下的父系家长式秩序的重编。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这一时期的具体状况。在律令支配体制无法对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唐朝开始设置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被称之为“使职”的官职，即所谓“令外之官”。以负责镇守边境的“节度使”为代表，担当大区行政的“经略使（按抚使）”等“使职”开始随意设置。进入玄宗时代以后，有关“使职”的增设以及将其作为正规官职化的倾向则进一步加速。众所周知，从一开始，律令官制就是在吸收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影响以及贵族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律令体制庇护之下才得以延续了下来。从而律令体制的动摇，实际意味着剥夺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应当是说明了皇权的提高——换言之即脱离了旧门阀贵族阶层制约的皇权的提高。

如果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上述义父子关系及恩宠关系，与其从负面来理解——即将其按照旧的私人的个别性的结合来加以理解，还不如赋予其积极的地位，即把这两种关系看成是摸索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新权力形态的第一步。更何况，当时由于“使职”的出现，必须确保新的人力资源。而只要是在相关的遴选体制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势必无法避开上述那种通过个别关系来选拔人的做法。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物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将要来临的大变动时代的先声。

[1]
自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于二十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以后，经过百年来的研究讨论，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或变化的观点已经成为日本史学界以及欧美学界的主流意见，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研究者们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却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目前日本史学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唐宋之际是由“中世”向“近世”的变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是由“古代”向“中世”的变革。因而本书作者在此作如此表现。有关日本史学界所说的“唐宋变革论”的具体内容，中文论著可以参照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此外，本书作者在末章里也简略地涉及这一问题，可一并参照。

[2]
参见《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六年四月条。

[3]
即魏徵《十渐不克终疏》。

[4]
在日本最为流行的称呼是“则天武后”，本书原著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小标题也都使用了这种称呼。但鉴于这一称呼并不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本书译文中主要使用“武后”这一叫法。

[5]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十月条原文为“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

第三章

安史之乱后唐代后半期的局势

安史之乱始末

安禄山起兵

天宝十四载（755）旧历十一月甲子（九日），按照新历来说是十二月十六日，一个寒冬刺骨的夜晚，现在北京附近的范阳（幽州）驻扎的十五万大军急匆匆地开出了营房。大军的骨干是安禄山一手培养起来的“曳落河”士兵，其他除了汉族士兵以外，主要是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北方通古斯系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士兵。第二天早晨，安禄山检阅了集结于城南的军队，宣布此次出兵是为了清君侧，即讨伐在皇帝身边把持朝政的奸贼杨国忠。他把留守范阳的任务交给心腹史思明，随即命令全军立即开始行动。于是，一场极大地撼动了历史进程的叛乱就此拉开了帷幕。

叛军自河北南下，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唐东都洛阳以后，安禄山旋即于次年（756）正月元旦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同年六月，叛军攻克唐军老将哥舒翰以二十万兵力把守的通往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随后占领长安。此距安禄山树起叛旗仅仅半年时间。

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消息，仅仅六天以后就传到了正在华清宫的玄宗耳中。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安禄山的死敌杨国忠暗自发笑说，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然而，当官军与安禄山叛军实际交手以后就马上发现，在实战经验丰富的叛军面前，官军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官军节节败退，好容易在潼关才勉强稳住阵脚，阻止住了叛军的进攻。但其后，负责守卫潼关的哥舒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被迫出潼关作战，结果一触即溃。因为这二十万官军都是由临时征集的士兵组建而成，几乎完全没有战斗能力。

可是，对于安禄山来说，这一期间也在他意想不到地方出现了障碍，即常山郡的长官（太守）颜杲卿的反抗。常山郡位于河北中部连接幽州和洛阳的道路上，乃是向西经过土门（井陉关）便可通往太原的一处交通要冲。颜杲卿就在安禄山率军进入洛阳前后时，杀掉了安禄山安排的土门守将，树起了反抗的大旗。这是在河北出现的第一次反安行动。然而这次反抗并没有等来翘首以待的唐朝援军，不到二十天遂为史思明所击败，颜杲卿及其族人等被带到洛阳安禄山处。颜杲卿在洛阳被公开处死时，尽管手脚被砍断，但直至断气为止仍对安禄山骂声不绝。

40 安史之乱叛军进攻路线、唐朝方面的撤退路线图

颜杲卿的反抗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直接的效果是点燃了整个河北地区反抗的火种。在这一方面，颜杲卿的堂弟，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起到了积极的组织领导作用。与此呼应，在河南地区，淮扬郡的张巡等人率领的武装力量也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作战和周旋。由于各地的这些抵抗，安禄山叛军进攻唐军的势头明显减弱，同时也阻止了叛军南下唐朝经济基地江南地区的企图。不仅如此，为反抗安禄山而集结起来的这些力量，实际表现了隐藏在各地新兴地主阶层和民众中的潜在势力。在唐代后半期的河朔三镇等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相互角力关系上，这些潜在的势力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41 潼关
保卫长安的要冲，位于长安以东约120公里处。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破潼关攻入长安

42 唐颜真卿书《祭侄文稿》
书法名作。“祭侄”的“侄”指的是颜杲卿的小儿子颜季明。侄子颜季明因抵抗叛军被安禄山残忍地杀害，在这篇文稿中，颜真卿对此的悲痛和悲情跃然于纸上

玄宗蒙尘与唐朝的反攻

哥舒翰潼关失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从潼关到长安的直线距离为一百二十公里，叛军进军的话，几天就可以到达。玄宗一边对外做出要御驾亲征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带上杨贵妃及其一族和一部分禁军，一大早就悄悄地离开长安往西边逃去。然而当一行人马向西走了大约七十公里左右到马嵬坡时，禁军士兵的情绪状态开始出现异样：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种状态？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矛头直指杨氏一族。于是，杨国忠首先成为替罪羊被杀死。但士兵们的愤怒并未因此而平息，认为杨贵妃也应该同罪。玄宗不得已只好命令高力士在附近的佛堂里绞杀了杨贵妃。当时杨贵妃三十八岁。这位曾让被誉为明君的玄宗发狂，并由此改变了唐朝命运的绝世美女杨贵妃，最后的下场竟是如此可悲。

43 郭子仪（采自《三才图会》）

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二岁的高龄，在痛苦地经历了放弃都城、处死心爱的女人等煎熬之后，最后仓皇地逃到了四川的成都。在他的身上看不到领导者应有的魄力和决断力。取而代之，皇太子李亨留了下来，担负起了指挥与安禄山作战的任务。皇太子一行本来打算返回京城，但没有成功，七月份将据点移至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而且旋即尊玄宗为太上皇，皇太子本人则在没有得到传国玺（即先皇的印玺，以此承认皇帝即位的合法性）的情况下继承了帝位，这就是肃宗皇帝。虽说这是在紧急的状态下为了收拢人心的特别举措，但也可以说是唐朝皇帝换代时的一种政变形式。另外，肃宗也是玄宗的三男，并非嫡长子。肃宗即位以后才派使者赴成都，取得了玄宗的事后承认。

在玄宗逃离之后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安禄山叛军占领了长安。安禄山本人留在洛阳不动，派出部下去管理长安。另一方面，肃宗发动了反攻，从河北战场抽调回了郭子仪的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夺回长安，但是仍然感觉到力量不够，无法打败凶猛的安禄山叛军。于是便和回鹘交涉借兵事宜，到年末时，数千名回鹘士兵前来加盟唐军参战。

44 王者出行图（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
画面中表现了回鹘军队行军的情景

次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害，叛军内部的不稳定加剧。关于安禄山之死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眼睛的疾病和恶性肿瘤引起他性情暴戾无常，加之围绕继承人的矛盾等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所致。虽然安禄山死了，但唐朝方面的状态依然没有什么改观，直到九月以后才终于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发动进攻，成功地收复了长安。而此时距离长安失守已经过了十五个月。

收复长安以后的唐军乘胜进攻，第二个月就进入了洛阳城，从而给彻底平定叛乱带来了曙光。可是，这一势头并未能持续下去。之前回鹘出兵助唐时，与唐朝之间曾有一个约定，即收复洛阳以后，回鹘士兵可以放开抢掠三天三夜。现在回鹘兵热衷于此事，不再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这一期间从洛阳逃出去的安庆绪在黄河以北的邺城（安阳）重整了部队。等唐军整顿好二十万大军追去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年之后即758年的九月。而这一时期在叛军方面，从范阳南下赶来救援的史思明已与安庆绪汇合。到次年（759）三月为止，双方在邺城一带展开了拉锯战，最终结果唐军失败。唐军失利的原因一是由于部队都是临时征召而来，二是因为尽管唐军以郭子仪为总帅，但却令出多门，缺乏统一指挥。

45 安禄山系谱图

叛乱的平定与河北的局势

安阳（相州）之战失败以后，唐军土崩瓦解。与安庆绪会师的史思明再次进入洛阳，与安禄山同样，宣布登基成为大燕皇帝。经过战火多次洗劫的洛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争夺的东西了。鉴于上次长安失陷的教训，唐军强化了洛阳以西的陕州、潼关一线的防卫，以阻止史思明军队的西进。两年之后（761）的三月，与安禄山同样，史思明也被其子史朝义杀害，而且原因也是因为继承人问题。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就好像是同一颗星宿所生一样，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以及都是被自己亲生儿子所杀等方面都如出一辙。他们俩的死亡，其实也预示了后来的藩镇军将的继位换代之难。

其后，双方僵持不下，大约有一年左右时间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宝应元年（762）四月，取代肃宗的唐代宗即位，唐军旋即开始酝酿大反攻。十月收复洛阳以后，唐军一鼓作气北上，乘胜追击逃亡中的史朝义。唐军的前锋是一个名叫仆固怀恩的铁勒出身的武将，他在就地安顿投诚的史朝义属下部将的同时，对史朝义则穷追猛打。最后史朝义被追得走投无路，终于于宝应二年（763）正月在范阳东边的一个地方自杀（关于史朝义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死亡的方式等有各种说法，在此从《资治通鉴》的记载）。

46 史思明哀册（北京史思明墓出土）
所谓“哀册”，就是指写在玉片上的一种墓志。内容是哀悼史思明之死

至此，满打满算前后持续九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此结束。然而，由于唐朝对于投降的叛军部将以及他们的部下采取了就地安抚的政策，因而在支持叛乱的河北地区，从北边算起，分别设置了李怀仙的卢龙（幽州）、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的成德（恒冀）、田承嗣的天雄（魏博）、薛嵩的昭义（相卫）几个节度使，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再度统一。在唐朝看来，朝廷长时期被战祸困扰已经疲惫不堪，此举乃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这一举措却给唐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四个节度使之中，除了昭义节度使以外，其余的三个节度使都拒绝屈从于唐朝中央，并且互相呼应，对抗中央政府，给唐朝后半期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历史上将此称作“河朔（河北）三镇”。

一代枭雄安禄山及其盟友史思明，两个人以一介胡人之身，挑战庞大的大唐帝国，并且肆意蹂躏这个帝国，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燕。这场动乱充分暴露了唐朝统治体制的弱点，唐朝作为一个大国的威信扫地以尽。可是，面对着如此震撼和晃动大厦根基的巨大动乱，唐朝却并未因此而瓦解或沦为一个地方政权，而是再度崛起，尽管举步维艰，作为全国的统一政权，唐朝在此后依然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唐朝这种令人惊叹的自我恢复能力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在唐王朝体制之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柔性构造。

叛乱留下的痕迹与影响

自不待言，唐朝之所以把首都定在长安，其最大的理由是因为长安位于四面有屏障的关中盆地。在唐朝的前半期，唐朝在关中设置了许多军府（折冲府），并以其军事力量控制全国。然而随着府兵制瓦解，唐朝为了镇守边关而在边境一带设置了拥有军队的节度使以后，这种内外的军事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安史之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最终结局是潼关被破，自唐朝建立以后从来没有经历过外敌入侵的长安，因此而卷入战祸之中。

长安一旦暴露出了弱点，其后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成为被直接攻击的对象，这也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先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当年十月，吐蕃自西而来攻陷长安，并占领长安十余日。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来配备在西线的部队大都被抽调去讨伐安史叛军，因而防守薄弱的西部防线轻易就被吐蕃所突破。吐蕃攻入长安时，代宗在宦官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的护卫下逃到了陕州避难。

接着在广德二年（764）到永泰元年（765）之间又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怀恩乃是平定安史之乱最大的功臣之一。唐朝派往回鹘借兵的使者就是仆固怀恩，此外如前所述，最终给平定安史之乱画上句号的也是仆固怀恩。尽管如此，叛乱平定之后，仆固怀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及待遇。由于他的女儿嫁给了回鹘可汗，同时他在追赶史朝义的过程中，安慰并就地安置了投降过来的史朝义部将，据说这些事情都成为朝廷怀疑他的原因。于是，失去了朝廷信任、走投无路的仆固怀恩无奈在灵武（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聚集兵士，同时与回鹘及吐蕃取得联系，向唐朝举起了叛旗。其后因仆固怀恩在向长安进军的途中病死，叛乱宣告失败。但吐蕃却乘机再次逼近长安近郊，给长安城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47 胡人俑（唐三彩）
与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作战的唐军方面也有回鹘、阿拉伯出身的士兵。安史之乱表现了异民族能量的相互碰撞

在从安史之乱到这一时期的整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少异民族（非汉族）出身者登上了中国这一大舞台呢？叛乱一方自不待言，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以及他们下面以“曳落河”等北方民族出身者为主体的兵士们都是异民族。即使从唐朝方面来看，唐军中有大量来自回鹘、大食（阿拉伯）以及西域的兵士冲锋陷阵，又有哥舒翰（突骑施出身）、高仙芝（高句丽出身）以及前面提到的仆固怀恩等众多的将军指挥作战。

大体上说来，唐朝的做法是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安史之乱实际上为这些异民族出身者的能量释放提供了一个空间。吐蕃稍晚一步也加入了其中。然而到最后，仆固怀恩却被排挤出局，汉族出身的郭子仪则成为最有实力的军事统帅。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唐朝决心抑制过度活跃的异民族，重新建立以汉族为主轴体制的一种倾向。

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到了德宗的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治所是蔡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李希烈发动叛乱。为了平叛，唐朝调动了位于长安西北部的泾原节度使的兵力。然而，泾原节度使的部队在路过长安时，向朝廷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愤怒的士兵冲进长安城中闹事，最后拥戴一个名叫朱泚的人为领袖，发展成为叛乱。德宗在一部分士兵护卫之下，匆忙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到第二年为止，德宗将近一年时间一直处在流浪之中。

上述这一事件乃是在长安发生的最后一次动乱。之后的一个世纪之间，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却再也没有出现或发展到过诸如长安被外族占领，或者是皇帝蒙尘（蒙尘的意思是天子为避难而逃离皇宫）等不得已的事态。究其原因，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公元780年实施的新税制“两税法”的深入普及，使得中央财政稳定起来；与此相呼应，中央禁军统一为神策军，并进行了扩充和强化。这实际上是变换了形式的关中本位体制的复活。那么，唐代的中兴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将在下一小节里进行观察和论述。

两税法与藩镇体制：通向财政国家之路

河朔三镇与平卢节度使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性质为之一变，并给其治下的社会予以了深刻的影响。虽说安史之乱已经被平定，但在叛乱的根据地河北道（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一带）还残留着河朔三镇。以河朔三镇为首，其周边的一些藩镇也卷了进来，他们一直拒绝服从唐朝中央的领导。另一方面，社会基础分化，流亡的民众造成户籍制度瓦解，征税体系陷入名存实亡的状态。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严酷情况下，唐朝是如何走入复兴→中兴之路的呢？

前节已经提到，在安禄山刚刚起兵时，河北地区的官民曾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然而一年之后就被叛军镇压了下去。自此以后，对于唐朝来说，河北就成为一个支撑着河朔三镇的反对派（反唐）基地。说起来，河北一带对西边的关中一直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同时无论是物产还是经济力量，河北也都远远胜于关中。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幽州等地，安禄山和史思明仍然被老百姓当作神来祭祀着。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反中央的意识从背后刺激和激励着河朔三镇。

在三镇当中，卢龙（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是出身于柳城（营州）的胡人，曾效力于契丹。参加了安史之乱叛军，最后在他担任燕京（幽州）留守一职时投降唐朝。一般认为，李姓当是他降唐以后，唐朝给他的赐姓。关于他之前的姓氏我们并不清楚。

48 河朔、平卢等藩镇分布示意图

成德（恒冀）节度使李宝臣是居住在范阳（幽州）的奚族（通古斯族系统），原来的名字叫张忠志，在一段时期内还姓过安，李宝臣的名字也是来自于唐朝所赐。他之所以姓过安，不用说是因为他做过安禄山义子（养子）的缘故。他乘乱据有河北中部的恒州一带，降唐以后被委以节度使。李怀仙和李宝臣两个人都是非汉族出身，在权力的基础以及继承方面都未必稳定。剩下还有一人，即天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情况却和他们都不一样。

田承嗣原来属于平州（今属河北省）卢龙军的一个军官，安史之乱时是安禄山的得力干将。后来，在担任叛乱方的魏州刺史时被任命为唐朝的魏博节度使。他与上述两人不同之处，其一他是汉族；其二是他在这个职位上时间很长，一直到公元779年去世为止，因而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从而为他死后直至元和十五年（820）前后为止的田氏世袭统治开辟了道路。田承嗣首先致力于把握辖区内的户口状况，以壮丁十万人作为士兵，再从中选拔出身强力壮的一万剽悍士兵组成强大的亲兵，叫做“衙兵”，也叫“牙兵”。另一方面，他还在辖区内自己任命官吏负责税收，表面上服从于唐中央，称臣俯首，实际上在辖地内大搞独立王国，从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培养和积蓄与唐朝中央对抗的实力。唐朝廷对此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加官晋爵以及联姻等方式来笼络田承嗣。

由上述可知，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华北东部动向的钥匙实际上掌握在魏博节度使手中。与前述三镇并列，在这一时期势力获得扩大者还有平卢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原来设在东北的营州（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由安禄山兼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经唐朝廷的策动而倒向了唐朝。后来侯希逸出任节度使，并于宝应元年（762）率兵转移到山东青州，从而开始了新生的平卢节度使时代。尔后势力迅速扩大。到了第二任节度使李正己的时代，发展更为迅猛，在配合唐朝中央政府的同时，其势力扩大到了整个山东。到了大历十年（775）前后，进一步发展到了从南边开始威胁到田承嗣的地步。

兴起于东北的这股势力又转而割据山东，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与此问题相关，值得注目的是，李正己被唐朝中央任命为“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一事。实际上，李正己是高句丽人。总章元年（668）高句丽被唐灭掉，其中一些人被强制迁徙到营州一带居住，推测李正己很可能就是属于这部分高句丽遗民。李正己的头衔乃是负责渤海国和新罗国的外交以及贸易，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山东、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部之间已经被海路连接了起来，由此获得的利润对于强化权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文中我们还要谈到，在山东半岛沿岸由于不少新罗人的入住而形成了新罗人的聚居地（参见本书第八章相关部分）。应该说，这一现象在李正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吧。

藩镇体制的本质与历史性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华北东部一带有河朔三镇，加上平卢节度使，襄阳（今属湖北省）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汴宋（今属河南省）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也都与此相互影响，不服从唐朝中央的统治。不仅如此，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唐朝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节度使或者观察使。节度使拥有辖区的军事全权，观察使则拥有大区的行政权。通常是由节度使兼任观察使，以观察使头衔出面时，则兼任与军事有关的经略使等头衔。一般把这些拥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权力并且割据于地方的势力称作“藩镇”；将这种通过地方而制约影响中央的状况称之为“藩镇体制”。

从史籍来看，截至唐末为止，节度使、观察使已达四五十个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的区域。只是，即便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藩镇体制，并非所有的都是独立以及反对中央的，服从唐朝中央指挥的所谓的“顺地”的藩镇也很多。例如九世纪初期，作为精通财务的文官而闻名于世的杜佑、李吉甫等人，都是在担任过淮南节度使之后，又作为宰相而进入中央政界的。对于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始终不放手，这正是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个半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唐朝中央对于那些“顺地”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要通过设置节度使和观察使来进行间接统治呢？

自不待言，其最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在地方的统治方面，有必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力，以便随机应变处理各种政务及事务。此外，还有下面这一点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即在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的统治是由带有将军称号（军事权）的地方长官（刺史等）来执行的；同时在隋代以及唐代前半段，总管府、都督府都同时兼有广域的军事权和行政权，并且几乎一贯如此，是各个时代的一方代表。其实节度使（藩镇）也是同样，其与前述各个时期的情况具有共同的本质。因此，考虑节度使的出现这一问题时，在强调“使职”对于律令官制的突破这一新的方面的同时，应该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需要将其置于魏晋以来的长时段中来加以探讨。

在国家的统治还比较松弛，统治体制的一元化整备还很不够的魏晋隋唐时期，为了补充和完善统治体系，有必要经常而且持续地保持上述这样的存在（机构）。所谓节度使，就是在上述那样一个时代的最终阶段的一种姿态，其本来其实并不具备反中央权力的性质。关于安禄山为什么以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的身份发动叛乱一事，可以解释为其正是为了打破节度使的局限。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系列的节度使们尽管在一个时期之内曾表现出凌驾于唐朝中央之上之势，但结局却仍然是一直安居于唐朝体制的框架之内，并且一直持续至唐末。这一现象其实也正是源于节度使本来应有的状态，是基于节度使本质的一个必然性的展开。

如果考虑一下为何在“顺地”设置节度使的理由，我们也同样可以接近这样的本质问题：只要是采用了节度使（藩镇）这种形式，就不会出现要想取代唐王朝的想法及其逻辑。尽管如此，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节度使们还是积蓄了能够与唐朝对抗的实力，并留下了制约唐朝统治的一些事实。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乃是在于他们借鉴安史之乱的教训，独占了所有的征税权的缘故。于是，唐王朝遂决定以新的对策加以反制，这就是“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及其意义

前章已经提到，进入玄宗统治时代以后，民众中的逃户以及流动的倾向日益增强。宇文融通过“括户”企图改善这一状况，但最终并未获得成功。面对不断增加的守卫边疆所需的军费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唐朝国家或是致力于确保征收现行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或是摸索扩大税收种类，然而都始终未能改变慢性的赤字状态。于是，根据裴耀卿的提案，唐朝开始整顿和改革运河漕运、仓储制度，全力以赴把滞留在江淮地区的租税运来京城。其结果，原来每年的漕运量不过二十万石左右，到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每年的漕运数量增加到二百万石以上。一般将此称作“江淮上供米”，这种来自江淮的上供米乃是唐朝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就在这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好不容易才维持下来的唐朝课税体系被打得支离破碎，主税租庸调制早已不起作用。取而代之，乾元元年（758）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对盐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其后，刘晏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扩充改善，使盐税成为占到国家税收近半的主要税种。通过来自江南的上供米及盐税，唐朝中央总算勉勉强强地应付住了安史之乱以后已经破产的财政压力。但是，为了筹措出庞大的军费，还需要出台能够取代租庸调制的土地税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税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自古以来，课税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下述想法：即土地是公家的东西，作为土地的回报，土地的使用者将收获物（实物）的一部分和劳动交给公家（国家）。作为这种课税制度的最高体现，有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税制），征税的对象是登录在户籍上的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掌控的户口大幅度减少，沦为逃户的农民们作为“客户”被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所吸收，而且显然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于是，承认这种现实的唐朝中央政府，遂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这就是根据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的两税法。

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纳钱即缴纳铜钱。较之历来以缴纳实物为基准的税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是对应唐代中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结果。在此之前，盐的专卖税已经实行了纳钱，此与两税钱加在一起，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国家又以这些金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后来，江淮上供米减少，首都以及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也采取了在当地购买的“和籴”（从民间购买粮食）的形式。我们将这种以金钱来运营整个国政的体制称作“财政国家”。“财政国家”最终形成于宋代，唐代两税法的实施则是迈向“财政国家”的第一步。

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藩（抑制藩镇）的作用。两税法首先从唐王朝的直辖地开始实施，接下来是顺地的藩镇、进而向其周边推广。由于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对象（税目）和税额来课税，因而藩镇方面就很难随意地扩大征税的范围。此外，藩镇停止了一次性缴纳辖区的上供（缴纳给中央的税钱）的做法，改为由属下的州县分别上供。这是因为藩镇要避免由一人承担上供之事，同时也是由于藩镇的影响力缩小至其直辖州（使府州）内的缘故。通过这个两税法而开始形成的中央占据优势地位的局面，在进入宪宗时代以后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宪宗的中兴

德宗（779—805年在位）在实施了两税法以后，想乘此势头着手解决长年以来困扰唐中央的藩镇问题，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首先要求魏博节度使削减兵力，接着又拒绝了成德节度使希望世袭的要求。其结果导致这两股势力联络周围的卢龙、平卢、淮西节度使等起兵反唐。在这一期间，还发生了泾原节度使的士兵与朱泚联手占领长安，德宗无奈逃亡流浪的事件。最终德宗还是未能实现自己抑制藩镇的初衷。

另外，为了说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以书法家而闻名于世的颜真卿毅然赴死之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颜真卿不屈服于李希烈的威胁利诱，保全了作为一名唐朝臣子的气节，作为刚正不阿之士而名垂史册。

两税法的效果开始发挥作用，是到了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统治时代的事情。当时，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宪宗即位之初，宰相李吉甫总结当时的财务状况编写了《元和国计簿》。根据其统计，与唐代最盛期的天宝年间相比，在担税户减少一半的严峻条件之下，在国家收入方面确保60%至70%，达到了德宗初期约2.7倍的规模。这主要是食盐专卖税和两税法收入带来的结果。宪宗把这些钱用于扩充禁军即神策军，建立了一支十五万人的禁军。以此为后盾，他开始着手完成祖父削藩的夙愿。

49 颜真卿（《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不仅是杰出的书法家，而且毅然面对叛乱分子李希烈的威胁，从容赴死。以刚正不阿之士而名垂史册

元和元年（806）宪宗首先从首都长安的西南和西北方向开刀，讨伐平定了不服从中央下达的换届命令的西川节度使（今天的四川省）刘闢、斩杀了夏绥银留后（今天的陕西省）杨惠琳。其后，继元和二年（807）打败浙西（镇海）、元和四年（809）制服昭义（泽潞）、元和五年（810）平定义武（易定）之后，元和十三年（818）又降伏了义武旁边的横海（沧景）。另一方面，元和十二年（817）宪宗成功地控制了在藩镇中经常闹事的淮西（蔡州）的抵抗，并乘势又于元和十四年（819）把与淮西有着密切来往的一丘之貉平卢（青州）分割为三份。在这一基础上，最后才正式把矛头指向了河朔三镇。同年（819）降伏宣武（汴宋），第二年结束了天雄（魏博）田氏的统治。其中天雄（魏博）乃是河朔三镇的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让唐朝中央感到头疼的藩镇。打败天雄以后宪宗就去世了，但后继的穆宗继续进行削藩，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成功降伏了成德（恒冀）；继而长庆元年（821）又顺利地制服了卢龙（幽州）。

经过上述与藩镇的较量，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悬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唐王朝因此在人事和征税两个方面获得了相对的优势地位。但是，尽管如此，唐王朝却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诸如撤销节度使，或者整编藩镇的军事力量等强硬行动。虽然有人批评说这是糊涂的姑息养奸政策，然而如果我们从现实中的唐朝政治力量来判断的话，就可以了解到，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乃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尤其是关于藩镇的军事力量问题，倘若唐中央一旦介入这一方面，则要么由国家来承担其大部分费用，要么只有放任不管。只要是冷静地考虑一下财政上的负担或社会的安定问题的话，自然会对这一问题犹豫踌躇，不敢轻易出手。更何况唐王朝和节度使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

50 藩镇分布图

宪宗锐意革新，终其一代致力于打击抑制藩镇势力，从而带来了唐朝的中兴局面。然而这位中兴的英主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追求长生不老。长期服用使用水银制成被人称之为“金丹”的长生不老药的结果，导致他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狂暴不安的状态，最后被宦官所杀。宪宗死于宦官之手一事，充分预示着其后宦官专横时代的来临。

宦官专横与官僚的党争：门生天子的时代

唐朝的政治与宦官

所谓宦官是指去势即切掉生殖器的男性。在世界史上可以随处见到他们的事例。就其范围而言，西方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帝国到伊斯兰诸国；南方有印度、越南；北方有俄罗斯；在东方，除了中国以外，还包括朝鲜半岛。近世欧洲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唯一没有接受过宦官洗礼的国家，可以说只有日本。我经常想，固然在需求宦官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权力的构造以及性质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祖先们却将宦官制度视为异质、不正常的东西而拒绝加以接受。先人们的这种姿态及其感性的确值得我们自豪。

在上述地域和国家之中，不用说宦官在中国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可以见到表示宦官的文字，其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清朝灭亡、帝政时代结束为止，其间宦官一直存在，一次也不曾消失踪影。在中国，宦官乃是自权力出现以来就必不可少的一种“必要恶”

[1]

。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父母、儿、孙的这种子孙连绵不绝的血统关系。这种血统关系则通过“姓”的延续而反映出来。只有“姓”（血统）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才是子孙后代对于祖先的最重要的孝养，而这一责任只能由男子来承担，女子将出嫁他家，因而不属于本家的嫡系。

皇帝家庭就处在这种血统关系的顶点之上。为此皇家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于后宫之中。这些女性被隔离起来，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男人都不能接近她们。因此，之所以有必要在后宫安排一些是男人而又非真正男人的中性人，最大的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宦官作为日常生活于后宫中的皇帝以及后妃们的仆人，首先受到了皇帝个人的信任。他们在充当皇帝与外朝之间的中间传话人的过程中，进而发展到了置喙权力中枢的地步。

在中国宦官的历史上，宦官们完全把持朝政、最为专横跋扈的时期一共有过三次。分别是东汉、唐、明，而且都是该时代的后半期。而其中，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乃是在唐代后半期。当时，宦官们掌握了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他们炫耀自己的权势，自称为“定策国老（可废立天子的元老之意）”，而将皇帝蔑称为“门生天子”（门生的意思是学生。门生天子的意思就是作为学生的天子）。

51 宦官图（昭陵陵园段简璧墓第二天
井壁画）　在中国，宦官曾经是自有史以来就从未间断，而出于社会的某种需要又不得不存在的恶习

虽然这样说，但实际上唐初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唐代统辖宦官的部门叫内侍省，宦官也有品阶，然而从太宗时代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宦官的官品不能成为和宰相同样的三品官。这种情况到玄宗时代以后发生了变化，高力士等被任命为右监卫门将军（从三品），从而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高力士以在玄宗夺权的政变中有功，并从那以后一直从背后支撑着玄宗的统治而知名。由高力士出任三品官一事开辟了宦官参与政治的道路，并且一直影响到唐代后半期。但是，关于容许宦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恐怕与前文提到的义父子、恩宠等私人关系所孕育出来的时代气氛也有关联。

鱼朝恩与神策军

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其后又经过了在安史之乱中把肃宗推上皇帝宝座的李辅国以及接下来的代宗时代的程元振的阶段，到了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进入中央政界时，宦官参政已经成定局。

52 唐代后期皇帝系统图

所谓神策军，原来实际上和中央毫无关系，乃是驻扎于防御吐蕃的最前线的河源九曲（今天的甘肃省和青海省一带）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王朝给这些边防军也下达了动员令。其结果，一部分神策军在卫伯玉的率领下，参与了或许是决定安史之乱方向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之战。由于史思明率军由北方赶来增援，这场战役最终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神策军在撤退到陕州（今天河南省境内）时，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去了。因为神策军的根据地河源九曲一带已经被吐蕃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神策军遇到了从安阳逃出来的鱼朝恩（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

当时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视军队，因而无法逃脱战败的责任。于是，鱼朝恩便在陕州自称神策军使、神策军节度使，把神策军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以此寻找出头的时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把逃出长安避难的代宗接到了身边，并且终于因拥立代宗而重新回到了中央。其后不久，仆固怀恩叛乱（参见前文），都城一片恐慌，鱼朝恩又率领神策军保卫长安城，稳定了局面。于是，自从归鱼朝恩指挥以来，原来只不过是一支边防军的神策军一跃发展成为中央禁军的中心。

长期以来，基于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国家正规军叫做“南衙禁军”。相对于此，皇帝身边的亲军，也就是说皇帝个人的军事力量叫做“北衙禁军”（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两个系统的军事力量总的倾向呈现为：前者的不断衰退和后者的发展扩充。神策军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与其他北衙系统不同之处在于，神策军可以称之为宦官鱼朝恩的私兵。这种性质又与鱼朝恩的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因此神策军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尤其是神策军在畿内各地还拥有自己的领地，因而又被称作“外镇神策军”。这些都是在其他北衙禁军身上见不到的现象。

大历五年（770）鱼朝恩因专横跋扈而被诛杀，神策军的兵权一度脱离宦官之手。其后，唐王朝和藩镇的作战中经常动用神策军。其中，建中三年（783）爆发了以朱泚为首的泾原兵变，德宗被迫流亡。当时赶来救驾的就是神策军。于是德宗重新重视起神策军来，将其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并将实权交给自己信任的两位宦官窦文场和王希迁。在此基础上，贞元十二年（796）又新设“护军中尉”一职，掌管神策军各部的全权，并委任宦官来担任这一职务，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宦官的地位。在此前后，其他系统的北衙禁军弱化，因此只要提起禁军主要指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由宦官来掌控指挥的。

对宦官政治的抵抗：永贞革新与甘露之变

如上所述，截至德宗朝结束的九世纪初，宦官专权的体制业已形成，这可谓是唐代后半期的一个最大特色。可是，到宦官专权确立为止，其间其实还是出现了若干曲折反复。

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病死，皇太子李诵继承皇位，这就是顺宗。顺宗从年轻时期起就锐意改革，周围的人也都对他充满了期待，但后来顺宗却不幸中风，不仅身体动不了，而且也说不了话，完全丧失了执政能力。取代顺宗执政的人乃是顺宗最信任的翰林学士王叔文。虽说翰林学士是皇帝的智囊，但政治根基很弱。于是王叔文遂提拔了柳宗元、刘禹锡等有代表性的文人来帮助自己，决心一扫在漫长的德宗时代蓄积起来的污泥浊水。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王叔文等人首先批评了这一做法，命令必须按照两税法的规定征税，停止了各地的“进奉”。此外，王叔文还大力强化了在纲纪等方面的管理。在他们的设想中，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宦官政治，为此首先必须把宦官和神策军分开。于是，王叔文派遣属于自己这一派的军人去担任神策军的要职，企图夺回神策军的大权。但是，在宦官以及与宦官勾结的节度使们内外两方面的反对下，加之王叔文的后台顺宗于同年八月不得已让出了皇位，所以这场新政以失败告终。按照当时的年号，这场新政被称为“永贞革新”。假如顺宗身体健康的话，事态会怎样发展呢？宦官的地位绝非磐石一块，形势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状况。

接下来，公开向宦官夺权的行动发生在三十年以后的文宗大和九年（835）。文宗原来就一直很讨厌宦官。宰相李训察觉到了这一点，遂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商议，秘密调动节度使的军队进入都城长安，计划将宦官从宫内引诱出来一网打尽。当时，长安城东北角的大明宫是皇帝执政的地方。大明宫以含元殿和宣政殿为中心，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围起来，皇帝与宦官们在其中生活。在城墙的外边有叫做“金吾左仗”的兵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个消息传入了正在宣政殿办公的文宗耳中，说是在“金吾左仗”的庭院的石榴树上发现了天降甘露。甘露乃是吉祥之兆，文宗决定亲自去看看，为此先派遣宦官仇士良前去探路。结果仇士良到后便觉察到了有阴谋，发现帷帐之后潜伏着武装士兵，于是马上匆忙逃回，与其他宦官一起架着皇帝逃入了城墙以内。因皇帝在其中，李训等人毫无办法。其后，宦官指挥神策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镇压了李训等参与谋反的一干人马。这一事件就被称作“甘露之变”。

53 大明宫图（《陕西通志》，采自平冈武夫编《唐代研究指南第七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在大明宫城墙外的“金吾左仗”（图的右下方）院子的石榴树上发现了天降甘露为由引诱宦官出城，以便一网打尽的计划事前暴露，从而导致相关人员被宦官指挥的神策军镇压。北门=元（玄）武门之外侧的北门宿卫，其两端有“左三军”、“右三军”，都是神策军的兵营

唐代反宦官的行动因甘露之变而画上了句号。最终解决宦官政治只有等到唐末，唐末朱全忠进入长安以后杀死了所有的宦官。宦官问题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和嵌入了唐朝的体制之中，因而宦官的消灭实际也意味着唐王朝的寿终正寝。

牛李党争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把官员同事们为了某种目的而组成的集团称之为“党”或“朋党”，通常被视为不好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下述想法：君子群而不党，即作为君子的官员不能和同事伙伴组成集团，为了自身的利害而组党乃是小人的行为，其背离了政治的正道。可是当然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朋党屡屡出现，或者是以此为口实弹压政敌。作为大家都很熟知的事例来说，早在东汉末年，在宦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官僚以及知识阶层因为反对宦官而结成同盟，叫做“党人”，而打压党人则被称为“党锢”。

到了唐代也是如此，官僚们联合起来争夺主导权之事经常可见。在进入宦官专横跋扈的唐代后半期以后，其动静更是越来越大。前文提到的与永贞革新相关的王叔文等人组成的集团就是其先声，其后不久就迎来了真正的朋党时代。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举行的制举（即科举中的特别考试）中，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对于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其后长达四十年的两大派阀之争，即“牛李党争”就是朋党的显例。

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削藩，牛僧孺等人尖锐地指出削藩政策的弊端，批判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路线政策。对此，李吉甫则诉诸宪宗斥退了牛僧孺等人，并长期冷遇不予叙用。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决心继承父亲的政治路线，但不料随着宪宗时代的结束，牛僧孺反而成为宰相，牛僧孺遂转而开始排挤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之中，形成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派（牛党），以及以李德裕为首的李派（李党）两个政治集团。

两派对立的出发点主要是：对于藩镇究竟应该打压（主战）还是妥协（和平）？然而其实在对立的后面还有各自出身不同的因素，即牛党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属于恩荫系统即世家出身的官僚。或者说，李党属于当权派，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很熟悉财务，主张下力气重建唐朝的体制；而牛党则是被当权派所排挤的一派，属于不满和批判现行体制派。只是，作为批判派的牛党也拿不出可以取代现行政策的新方案来，其结果牛党只能采取对藩镇妥协的路线。

此外，科举出身的官僚还未必熟悉实际的事务。关于牛僧孺有这样一件事。牛僧孺担任宰相期间的文宗大和五年（831），吐蕃的一位将军带着唐蕃边境处的一个要冲维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前来投降唐朝。牛僧孺以搞不清具体情况，不能惹恼吐蕃为由，把维州城和那位吐蕃将军送还给了吐蕃。而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负责在当地交涉的人是自己的政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缘故。由于气量狭窄，牛僧孺眼睁睁地放跑了一次对吐蕃建立优势地位的好机会。

上述恩荫即世家出身官僚和科举出身官僚的对立状况，令人想起了玄宗时代的宇文融等恩荫出身者与张说等科举出身者的对立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当时，张说一派失败，科举出身的官僚退出了政治的主要舞台。然而现在，科举出身的牛党与恩荫即世家出身的李党争斗的结果，牛党又凌驾于李党之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在这一个世纪之间，其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派的领袖相继去世，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党争呢？究其原因，我想指出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闭塞的政治环境，即宦官掌管政治造成的闭塞的环境所致。官僚们长期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官僚之间结帮组派才得以发散。而对于宦官方面来说，这样的党争当然多多益善。然而，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使政界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既扼杀了有能力的人才，又消耗了国力。当这种对立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王朝内部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只有等待外部势力来拉上这个舞台的大幕了。

流寇黄巢之乱

[2]

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状况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百年，唐朝终于临近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期间，地方上有藩镇割据，在中央则有宦官的跋扈和牛李党争等，唐帝国开始处在剧烈地晃动之中。其中，除了河朔三镇之外，藩镇势力的大半已经归顺唐朝中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观察一下中央政界的状况则会发现，地方上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未被利用起来，在毫不掩饰的野心之下，冲突等正在加剧，而且愈演愈烈。

显然，无论是藩镇还是唐王朝都已经不能成为驱动时代前进的主角。那么，取而代之的主角将会是谁呢？面对这种停滞不前的时代，能够打破僵局的主体力量又在哪儿呢？恐怕这只能是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即被唐王朝以及藩镇所排斥、忍受着苛捐杂税的盘剥、受各种社会矛盾冲击影响最大的人群吧。换句话也就是说，未来的主角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藩镇体制之下的士兵以及深受两税法和专卖制度两个层面盘剥的农民们。

对于已经“顺地”化的藩镇来说，节度使就任中央任命的文武高官已经成为定例。他们在藩镇干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荣升中央或者其他要职。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可以提高节度使在辖区内的威慑力；其二可以阻止节度使在辖区扎根或培植自己的势力。可是这样一来，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关于这一方面，当时有一个叫做张潜的官员曾有一段分析说：

每次节度使换代之际，都会向朝廷报告自己仓库的积蓄，剩下的钱物即“羡余”越多的人政绩就越好，朝廷因此给予嘉奖。但是我以为，藩镇的财政支出是一个定数，如果不横征暴敛、辞退将士或削减克扣给将士的军饷，“羡余”从何而来？最近一个时期，南方的藩镇经常出现叛乱，原因都在于此。一旦发生叛乱，积蓄起来的财物都被掠夺一空，而朝廷如果出兵征讨，所花费的费用更多。所以“羡余”对朝廷没有一点好处！因此，请朝廷今后应该奖励不增加赋税，不削减部下军饷，而依靠自己节约而获得“羡余”的节度使。

[3]

当时，朝廷对于节度使的要求中，除了每年要将正规的税钱缴纳给国库以外，还需要尽可能地积累其他钱物即“羡余”定期上交国家。这些“羡余”缴纳后便纳入可称之为皇帝个人仓库的内藏库，成为维持神策军的财源。由于缴纳的“羡余”多就可以升官，所以这样做实际是鼓励节度使们通过恣意搜刮部下来积累“羡余”。其结果，遂导致了直接受此影响的士兵们的叛乱（兵乱），并连锁引起其后的民众暴动。这些武装暴动先是发生在距离中央比较远的“南方”，然后再慢慢地向北方发展过来。

黄巢之乱前史：从“南方”的兵乱到裘甫、庞勋之乱

上面张潜提到的“南方”的兵乱开始于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叶。首先，宣宗的大中九年（855）七月，浙东藩镇（治所越州，位于今天的浙江省）的士兵们不满观察使（与节度使同级的藩镇长官）李讷的所作所为，起来将李讷赶走。以此为起点兵乱陆续爆发，大中十二年（858）五月湖南藩镇（治所潭州，位于今天的湖南省）的都将石载顺等人驱逐观察使韩悰；次月江西藩镇（治所洪州，位于今天的江西省）的都将毛鹤放逐观察使郑宪。同年七月，宣州（宣歙。治所宣州，位于今天的安徽省）藩镇的都将康全泰赶走了观察使郑薰，并率领手下的四百人坚持了三个月，最后被唐朝镇压。

这一连串的兵乱都发生在长江以南的藩镇，兵乱从康全泰叛乱时开始具有更强烈的反唐色彩。其中“都将”是兵乱的中心人物，也是藩镇里的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大多数的士兵都与各地兴起的土豪阶层有关联，因此可以说，都将正是代表了这一新兴阶层的意向。兵乱与民众的武装暴动——以土豪阶层为中心联合起来的民众的暴动——交相呼应。这里所说的民众暴动即裘甫之乱。

裘甫（也作“仇甫”）被称作浙东的贼帅或草贼。其很可能是象山一带有势力和影响的一个人物。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裘甫率领百人在象山发动暴动，次年正月旋即攻克剡县（今属浙江省），势力一举增加到数千人，此举震撼了整个浙东藩镇。到当年六月裘甫被捕为止，叛乱以浙东藩镇的东部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时期之内人数曾达到数万人之多。其中心成员乃是深受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以及失去土地的亡命之徒、流民们。惊慌失措的朝廷派遣声名显赫的安南都护（今天的越南一带的地方长官）王式，好容易才镇压了这次叛乱。

54 兵乱以及裘甫、庞勋、黄巢之乱示意图

浙东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乃是唐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而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区却爆发了如此长时间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叛乱。而且，叛乱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兵乱范围，农民成为叛乱的主力。这一现象在进一步暴露唐王朝统治的脆弱及其弱点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弥漫于下层民众中的反唐气氛。为了对唐形成更大的压力，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以后，一个必然的方向就是反唐行动表现为兵乱和民众暴动的结合。庞勋之乱就是其代表，其从江南北上，并在徐州一带发展壮大起来。

庞勋之乱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距离徐州很远的南方的桂州（位于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就是今天以著名的旅游胜地而知名于世风光明媚的桂林。在这个地方驻防的是八百名徐州出身的士兵。最早官方和他们的约定是在桂州驻防三年，然而后来三年变成了六年，期满后还是不准他们回乡，下令让他们再延长一年。于是，怒火中烧的士兵们便于咸通九年（868）七月共推庞勋为首领，拿起武器向故乡挺进。徐州籍的士兵们性格本来就比较暴躁，加之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一点就着。他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九月逼近徐州，十月便攻陷了徐泗观察使的治所彭城。

以此为转机，庞勋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除了附近的农民们以外，从遥远的他乡以及已成为盗贼的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投奔。据说下邳有一个名叫郑镒的土豪准备好了粮食和武器，带着手下的三千人马加入了庞勋阵营。于是，最初起于兵乱的庞勋之乱至此转变成了一场集结各个阶层民众的大暴动，而且直接威胁唐王朝的生命线大运河。尽管如此，庞勋叛乱想得到的只是节度使这样唐朝的官职，对于其他诸如改朝换代等问题则没有任何想法及展望。唐朝中央看到了这一点，遂从南北两方夹攻，最后在勇猛的沙陀族部队的打击下，庞勋于咸通十年（869）九月战死，叛乱失败。

黄巢之乱

康全泰兵乱前后三个月；接下来的裘甫之乱持续了六七个月；而庞勋之乱若从868年七月开始算起，一共十五个月（其中包括闰月），仅仅在徐州的活动就长达十三个月之久。叛乱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规模以及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而且，叛乱的根据地逐渐北上，逼近唐王朝的根基之地。这些高涨的反唐趋势充分预示着民众与唐王朝的较量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黄巢之乱爆发了。

乾符元年（874），濮州（位于今天的山东省）人王仙芝率领部下数千人首先点燃了暴动的第一把火。次年（875）二月，已经发展到数万人的叛乱者开始在山东濮州、曹州一带活动，六月与曹州冤句人黄巢率领的数千人汇合。黄巢出现以后，叛乱部队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王仙芝与黄巢的合作关系持续到乾符三年（876）为止，这一年在蕲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因王仙芝想接受唐朝的招安，黄王二人失和。分道扬镳以后的黄巢遂渡过长江，南下江南、福建一带，最后于乾符六年（879）秋天攻克广州。其后，黄巢转而北上，第二年即广明元年（880）十一月攻陷洛阳，十二月突破潼关，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当时的皇帝僖宗在宦官田令孜和神策军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长安逃往四川。

55 黄巢之乱示意图

王仙芝和黄巢原来都是贩卖私盐的同伙，即所谓盐贼出身。当时，盐实行专卖制度，其税收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由于官盐的价格高而质量差，于是私下贩卖价廉物美的私盐便有了市场，并形成了一整套地下组织及其贩卖流通渠道。国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管制，而私盐贩卖集团则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措施，强化了自己的组织。王仙芝和黄巢在起事时，已经拥有了数千名部下。其背景乃是庞大的私盐贩卖地下网络的存在。同时，深受苛捐杂税和饥荒之害的山东民众，以及庞勋之乱的残余势力等也都加入了叛乱部队之中。中国传统的黑社会，其起点应该追溯到唐末的这些盐贼。

与此相关，在黄巢等的行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目的特点，即流寇主义。始于山东西部的这场叛乱，其涉及的范围从大陆最南端的广州到北方的黄河沿线，一直发展到内陆的长安。黄巢的部队一直不停地移动，就连曾经打算安身的广州也不过仅仅占领了不到两个月。而且他们在运动中不断地补给粮食和人员，避开了唐军的集中攻势。中国现代史上的红军长征的移动距离为一万二千五百公里，而黄巢的行程则远远超过了红军的长征。经过黄巢的这场大移动的洗礼，支撑唐王朝的最后的社会基础以及统治体系彻底趋于瓦解。

黄巢进入长安城以后，定国号为“大齐”，年号为“金统”，并任命了文武百官。看起来，一个出自于民众的新王朝似乎就要诞生了。可是，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迎接进入长安城的黄巢部队，进城后没过几天就暴露了盗贼的匪气，开始烧杀抢掠，从而失去了人心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一期间，黄巢的部将朱温投降了唐朝，接着唐朝又借来了李克用为首的沙陀军与黄巢作战，黄巢被沙陀军打败后，于中和三年（883）四月撤出了长安。黄巢对长安的占领仅仅两年零四个月。

56 凤凰寺（杭州市）
唐代创建的伊斯兰教寺院。在唐代已有很多伊斯兰教徒居住在各地

其后，黄巢的部队从蓝田关出发经过商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到达了河南的平原，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流寇生活之中。可是，由于黄巢的二十万主力部队在与沙陀军作战时被歼灭，因而以往的势头已不复存在。到了中和四年五月，在中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黄巢再次被李克用打败以后，仓皇逃亡的黄巢于同年六月在泰山（山东省境内）东南的狼虎谷自杀，黄巢之乱宣告结束。

据说黄巢曾经数次参加科举的进士考试，均以失败告终。所以黄巢应该属于识文断字之人。可是，仅以这一点就把他看作知识分子似乎有欠妥当。从他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奉行的是一种彻底的暴力以及破坏主义，与知性和教养完全无缘。黄巢在进入广州城以后，出于掠夺目的而杀害蕃坊（伊斯兰教徒的居住区）的十几万居民，摧毁了繁荣的源泉一事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在黄巢的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堪称是建国或治国的人才。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却死心塌地地跟随着这位黄巢。黄巢属于反知识或曰非知识分子的人，也是一位行侠仗义之士。正是这样一位人物，持续十年之久东征西战，终于完成了推翻行将就木的唐王朝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唐朝的灭亡

在黄巢之乱震撼全国，唐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当时的皇帝是僖宗。僖宗是一个十足的昏君，不知他自己是否知道唐朝大厦正在崩溃之中，总之他整天只热衷于斗鸡和打毬等游戏，将宦官田令孜称作父亲，委以国政的全权。而且当时整个朝廷里也没有一个可以出来应对危机的人才，唐朝实际上早早地从内部已经开始瓦解。

平定黄巢之乱的功臣有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是黄巢部将的朱全忠（原名朱温），另一个人是与西突厥有关的沙陀族的族长李克用。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他以汴州（今河南省）为据点，在河南中部扩充势力；李克用则率领被称作“鸦军（又称鵶军。即乌鸦军团之意）”的黑衣骑兵追赶黄巢，并以河东节度使的身份在太原（今山西省）建立起了根据地。仔细考虑一下，正是因为有黄巢之乱，他们两个人才得以登上真正的政治舞台。

就在这一时期，在南方也有几位唐朝灭亡以后的舞台主角崭露头角。例如：在杭州（今浙江省）有吴越的创立者钱镠；扬州（今江苏省）有吴国的杨行密；此外在四川有建立前蜀的王建等人。他们的出现也是直接与黄巢之乱有关联，所以也可以说是黄巢之乱的产物。朱全忠其后成为后梁的创建者；至于李克用的情况，其子李存勖承袭其遗志而创建了后唐。也就是说，黄巢之乱为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十国的大方向奠定了基础。

僖宗之后继承帝位的是弟弟昭宗。昭宗与兄长不一样，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决心力挽狂澜。于是，他和宰相崔胤经过协商以后，于天复三年（903）正月从河南把朱全忠招入长安，一举将数百名宦官全部铲除。由此给左右唐后期政治的宦官专权画上了句号。然而，当宦官全部清除了以后，皇帝就成了光杆司令。于是，朱全忠遂宣布放弃唐成立以来的首都长安，将光杆皇帝昭宗迁到了洛阳。

其后，朱全忠把独孤损、裴枢、崔远等三十余名朝臣带到了黄河岸边的白马驿。朱全忠的心腹李振说：“他们这些人都自誉为清流，可将他们投入黄河使其变为浊流。”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个建议。裴枢等人都是来自于世家大族的科举出身的官僚，他们的被杀乃是象征着唐代贵族制社会终结的大事件。天祐四年（907）四月，朱全忠在新都汴州即位，成为后梁的太祖。至此，维系了近三百年命脉的唐王朝静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日语“必要恶”的意思一般指出于社会的某种需要，不得已而为的坏事、恶习或不得不出现的恶人、坏人。此处为了行文简洁，姑且借用这一表述。

[2]
关于唐末的黄巢以及其他的民变暴动等，在中国大陆的相关论著中，多以“起义”、“农民起义”来加以表述。译文按照原著的表述翻译。

[3]
原文参见《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十二年秋七月条：“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

第四章

律令制之下人们的生活

律令体制的构造与贵族制

律令制与贵族制

[1]

人们经常使用“律令体制”或“律令国家”这样的用语来表现隋唐王朝及其时代的特点。通行的理解是，这种情况严格地说应该只是指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前半段。在进入后半段以后，律令体制瓦解，已经变质成为藩镇体制的时代。正如本书第一章中已谈到的那样，所谓律令就是构成体制根基的法体系。简单地说“律”是刑罚法，而“令”则是非刑罚法。以律、令作为两个基轴来宣示权力的普遍性及统治的正统性，这样的时代就被称为律令制时代。

然而容易引起误解处是认为律令这样一个法体系的功能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已经终止。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唐代后半期推动国家运作的基本轴心仍然是律令，无论是刑罚，还是官场的秩序及其他方面，都是基于律令的规定，并没有发生变化。当然进入后半期以后，前半期的律令制的支柱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税制）解体，变成了两税法；前半期军事上的支柱府兵制也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质变。在官僚制方面，也出现了作为“令外之官”的“使职”被重用的现象，看上去律令官制似乎已经不再起作用。可是，在现实中发生大变动的同时，国家和社会仍然处处求助于律令制，回归律令制的倾向依然十分强烈。

57 唐律一览

与如何认识并把握当时的时代这一问题相关联，迄今为止，学术界常常从贵族制和律令制两个方面，对隋唐国家的本质问题加以讨论。而贵族制和律令制这两者往往被看作对立的概念，站在重视贵族制的立场上，所强调的是贵族超越官僚制的自立性，以及被贵族所制约的皇权的现状；另一方面，若从官僚制的角度出发，所关注的则是强大的律令官制带来的整然有序的体系构架，以及建立在这一体系构架上的优势皇权，而贵族制则被视为寄生官僚制。然而，上述这种对立的图式果真存在吗？

只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即便是贵族这样的名门望族，他们也很难断绝和官场的关系而独立存在。即便由于婚姻关系、文化性、抑或财政基础等方面的因素，他们得以保持自己作为贵族的体面，然而他们也看到，倘若自己一旦失去与政界的联系，就会立刻被时代所淘汰。

实际上，以前的六朝贵族就是基于九品官人法而确保自己与官场联系的贵族。此外，唐初围绕《贞观氏族志》而起的山东贵族博陵崔氏的待遇问题（参阅本书第二章），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映了贵族立场的象征性事件。即一方面山东贵族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政治。唐代的贵族们在经历了上述事件之后，加强了与官场的联系，其后也积极地参与了科举。

可是，如果仅此就强调说唐代的官僚制居于优势地位，那也未免有些性急。实际上就像唐室自己就十分在意《氏族志》一样，整个有唐一代，重视家世出身以及贵族教养的空气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即使从律令官制里被称之为三省六部的中枢官制的构造中，也可以看出其中残留着南北朝以来的贵族制的巨大影响，三省六部并非是一个在皇帝的绝对权威之下实施统治的体系。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贵族制和官僚制乃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唐代的律令制就是这种关系的集约表现，这也可以说是唐朝的特质。

唐律的构造与特色

根据流传至今日的《故唐律疏议》等法律书籍，我们大体可以了解作为刑罚法典的唐律的全貌。唐朝在高祖武德七年（624）制定了最初的《律》，其后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之中，律文前后一共修订过七次。其中第二次修订是在贞观十一年，在太宗的过问之下，对于律和令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订。尔后的数次修订则一直是小修小改，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唐律作为法令完成，并为唐代后半期所沿袭。

唐律的构成以及条文一共十二篇502条，其基本沿袭了隋朝开皇三年（583）颁布的《开皇律》。唐律的开篇首先是相当于总则的“名例律”，其解释了“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为首的十种重罪）”、“八议（对于皇族高官等的减刑规定）”等内容以及整个刑罚的原理。此外是与国家统治相关的“卫禁律”和“职制律”；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户婚律”、“贼盗律”、“斗讼律”等具体的刑罚规定。

关于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法的特色问题，桑原骘藏

[2]

氏曾经指出了下述三点：其一，家族主义（为了维持家族制度）；其二，道德主义（道德维持社会秩序，而法律只是其辅助手段)；其三，差别主义（根据地位及身份的高下划分等级）。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根究底，上述三点则又都可以归结为家族主义。因为谈到道德，其出发点乃是孝悌这一家族伦理，而刑罚中的差别则是始自于父子关系。下述这样一种思想根深蒂固地渗透于唐律之中：即认为构成社会的根基是家族，只有家族关系搞好了国家才会稳定。譬如关于斗殴的处理，如果是一般人之间打架，对打人一方处于“笞四十”的惩罚。可是当斗殴发生在家族内部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长辈打了晚辈则“不论罪”即不作任何处罚，而反之则予以严惩。假如是殴打了父母或祖父母则会被处以死刑，而且是死刑中最重的斩刑。

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相对于欧洲的近代法来说，长期支持皇帝统治体系的中国法是一个落后的法体系。然而，在这个中国法律完成的七至八世纪时，欧洲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当时的欧洲，只有领主制裁领地百姓的习惯法，根本不可能想象其会拥有同一部成文法来治理其整个领地。而在唐朝，面对唐律的条文，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皇帝超法规的行为，或者是无视法律的独断专行必定会遭到臣下们的反对。此外，官僚们对于法律条文的扩大解释以及基于扩大解释的处置都是不会被允许的，关于死刑等重罪需要经过好几道关口的审核。总之，唐朝十分看重法律规制，唐朝之所以能维系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统治，唐律的存在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令中所反映出的统治体制

相对于几乎完璧保存下来的唐律而言，唐令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大部分令文都散佚了。由于“令”是与现实中的政治及社会对应的东西，因而随着该时代的结束，“令”也就被抛弃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仁井田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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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九世纪日本的《令义解》、《令集解》中残留的令文（养老令）为线索，搜集复原中国典籍中的逸文，完成了《唐令拾遗》一书，为唐令研究开辟了道路。其后，池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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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等人又对逸文进行了补充和进一步整理，推出了《唐令拾遗补》一书及其相关成果。据此，有关唐令的内容及其结构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58 唐令的整个构成（唐日比较）

唐令在整个唐代总共修订过十四次，其基本框架则是沿袭隋朝的《开皇令》三十卷二十七篇。《唐令拾遗》一书基于其后追加及改订的玄宗朝的三十三篇，尝试进行了唐令的复原。通过这三十三篇的篇目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内容涵盖了有关唐朝的制度以及行政的所有方面。与唐律同样，作为支持唐朝完备的制度和统治理念的行政执法文书，唐令的水准之高，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对于从古坟时代以来就一直谋求发展起飞的大和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我们可以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大和政权要全面地移植唐朝先进的文化，并将其与当时的近代化（古代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关于唐令的内容主要有：首先是《官品令》，其后乃是一连串的《职员令》，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诸如《封爵令》以及《禄令》等等，详细地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及其品阶。此外，涉及国家的祭祀、仪礼的《祠令》、《仪制令》、《乐令》以及规定行政文书形式的《公式令》、关乎品阶和服装的《衣服令》等又进一步对上述方面作出了补充和完善。所谓律令官制，也就是指被归纳包括于上述“令”中的官制，而没有包括在其中的则成为所谓“令外之官”。

另外一方面，从统治民众的层面上来说，还有与社会最下层的乡村组织以及户籍相关的《户令》、有关均田制的《田令》、关乎租庸调等税制的《赋役令》等。此外关于府兵制以及其他涉及边防的体制等方面的内容则反映在《军防令》之中。

如上所述，作为隋唐国家的制度，方方面面的所有事项都在其令文中作出了明文规定。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乃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色。然而，尽管说有明文规定，但我们在将这些令文与现实结合起来考虑时，则需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自不待言，表面的方针与内心的真实想法、制度与现实、法令的原则与实际运用情况等等之间都存在着若干差距。要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各地的特点，因地制宜实行弹性政策是必要的。我以为，正是因为唐代具有那样一种柔软变化的结构，才使得唐代这样一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魅力。

律令制之下的官僚生活

官僚制的系统

在唐代如果要想进入政治中枢阶层的话，首先必须置身于九品制，即一品到九品的官品之中，进而还必须在将九品划分为三十阶的官僚金字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进入了这个金字塔才称之为“流内”，除此之外的下级官吏则叫做“流外”。但是，最高的一品和二品都是由皇族以及政界的元老来充任，实际上真正担当政务的人都是二品以下，唐代的宰相实际大多出自于三品这一级别。此外，在五品和六品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五品以上是基于宰相推荐的敕任官，而六品以下则是由主管人事的吏部来决定即所谓认证官。官僚通常都是在中央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外官）之间来回流动中得以升官晋级，因而地方官员当然也包括在九品官之中。

官员置身于官僚金字塔中时一共有四种方式（体系），即散官和职事官，封爵和勋官。从唐代中期以后又加上了“使职”这样一个令外之官。其中，散官作为表示品阶和序列的头衔，原则上属于九品官的所有文官和武官都带有散官头衔，文官被配以文散官，武官被配以武散官的品阶。只是，散官实际上与职务并没有关系，职事官负责担当实际的行政工作。由于职事官也被编入九品之中，因此同一个人物的职事官和散官的品阶不一致的现象也不时出现。职事官的品阶低的时候在官名之前冠以“行”字，而职事官高的时候则冠以“守”字，以表示区别。

59 文官进谒图（惠庄太子李撝墓壁画）
根据这幅画可以了解到唐代官吏的样子

此外，所谓封爵指爵位和封地。即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以及按照户数来算的封地（食邑。事实上是虚封，然而也有个别实封，叫做“食实封”），一般都是授予皇族以及一部分功臣。另一方面，勋官则是为了表彰在军事上立功者的官名。关于上述各种官职名称的关系，倘若以前章提到的颜真卿的晚年（七十二岁，780年）的头衔为例来说，如下所示：

光禄大夫（文散官，从二品）、行吏部尚书（职事官，正三品）、充礼仪使（使职）、上柱国（勋官，正二品）、鲁郡开国公（爵位。正二品）、食邑三千户（虚封）、颜真卿

因为颜真卿担任的职事官吏部尚书的品阶比散官低，故冠以“行”字；而（充）礼仪使乃令外之官，所以没有品阶。在颜真卿长长的头衔中，当然最重要的是职事官，到唐代后半期再加上使职。正是根据上述这样一些头衔，官僚们才得以拿到俸禄、职务津贴以及其他的各种津贴，从而得以保持作为贵族、官僚的体面生活，并且养活众多的家庭成员以及亲属。

60 九品制的官僚金字塔
唐代的官僚系统采取一品到九品的九品制，一品和二品是皇族以及政界的长老，宰相出自于三品。五品以上为敕任官，与六品以下的官员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全体官僚分别被置于散官、职事官、封爵、勋官这四种体系之中，形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主要机构

唐代的行政中枢是隋初确立的三省六部（参见本书第一章）。其中的中心是中书省，中书省为皇帝提供咨询，负责起草各种议案以及诏敕，其长官叫中书令。对于中书省制定的各种议案予以审议，并拥有将原案“封驳”即退回重审权限的叫门下省，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专门负责提意见的谏官，即谏议大夫等也属于这个部门。在门下省的背后是各种贵族势力，门下省就处于贵族势力代言人的立场。然而与皇帝的意向发生冲突的封驳其实并非简单地能够发动，所以后来门下省的存在意义逐渐消失，到了玄宗朝，门下省的地位已经在中书省之下。这一现象实际上象征着贵族立场的变化，表明其已被纳入皇权支配之下。

除了中书省和门下省之外，还有尚书省。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由于唐初太宗在秦王时代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所以其后一直空位，尚书令下面的左仆射和右仆射遂成为事实上的长官。尚书省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内阁，其下面的省厅一共有六个部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各个方面的行政事务，三省六部即对此的统称。三省六部之外，在具体的行政事务方面，还有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各寺。“寺”是官厅之意）、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各监）等部门，其与六部互相协作和补充完善，共同承担行政事务。此外在地方上，作为统治体制的最前沿，则是承袭了自隋代初年以来的传统，设置了州（有时是郡）、县等行政单位。

61 唐代三省六部、中央官制表

在上述机构之外，还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部门，这就是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掌是弹劾官员们的违纪违法行为，无论官员是京官还是外官，也不管其地位的高低上下都一视同仁。此外御史台也负责指出国家行政的失误之处，其与门下省合称“台谏”。官僚们日常的行动都处于御史台的监督和检查之下，官员们的工作评审则由各个部门来实施。如果是地方官，每年正月的朝贺时，由各地赴京的朝集使向中央报告地方官的工作评审情况，然后由吏部汇总，最后反映在人事考核之中。

统辖全国行政大权的宰相一职实行复数制，由数名宰相组成集体领导班子，没有采取由一人独裁的形式。宰相本来是由三省的长官出任，但后来为了选拔其他各方面的人才担任宰相，便给予担任宰相者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召开宰相会议的地点叫政事堂，开始时政事堂设在宫城内的门下省里，后来改设在中书省，所以“中书门下”就成为政事堂的代名词。正如上面所述，这一过程也与中书省凌驾于门下省之上掌握了实权的趋势有关。

仕官之途径

根据《唐六典》和《通典》等当时的史料来看，在唐代最盛时期的八世纪前半的开元年间，文武百官加起来，九品官（职事官）的数量超过18000名，80%是文官。其中京官2600余人，五品以上390名。进入九品官系统即“流内”叫做“入流”，那么“入流”都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首先，唐代前半期的主流是“恩荫”这一途径，即由于父亲或祖父的地位（散官），儿子或孙子担任相应官位的途径。譬如父亲是正四品官时，他的一个儿子就可以担任正八品上的官职。这也叫做“任子”之制，乃是承袭前代的门阀主义的做法，反映了当时还十分浓厚的贵族观念。与此同时，自从隋文帝以来，为了广求人才而创设的人才选拔考试方式科举也已经在社会上生根落户。科举最初重视秀才科，但因其设定的合格条件太高而不为人们所欢迎。到了唐代以后，科举的重点便转移到了考核儒教经典内容的明经科，以及测试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后来凡是提及科举即意味着进士科。

参加科举考试，大而言之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是通过学校——即通过在设在中央的高官子弟学校国子学、太学，或者是设在地方的州县学上学来取得考试资格；另一条路是通过县试、州试及第上来的途径，这叫做“乡贡”。尚书省的礼部负责把在校学生和乡贡这两种来源的考生集合起来实施考试，负责人叫“知贡举”。

每年的考生大致在一千名到两千名之间，而合格者只有十名到二十名，因而竞争非常激烈。为此，每次发榜的当天都呈现出一片悲喜交集的情景，考上的人兴高采烈地涌向长安东南的游乐场曲江池，举办谢恩宴会，招待并感谢考官。人们也纷纷前去观看道贺，看着这些未来的国家官员候选人，姑娘们激动地心跳加速，热血澎湃。

尽管如此，这次及第却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担任官职，下面还有更加严格的吏部考试在等着他们。吏部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四个项目，即“身”（体格）、“言”（谈吐）、“书”（楷书书法）、“判”（写判决书）。只有过了这一关，通往官僚的道路才会开通。为此至少需要一两年时间准备。在科举考试中，测试文学的进士科最为热门，而且在礼部考试之上，还有上述这样的考核外貌及作文能力的吏部考试，这些都和贵族主义的时代风潮有关系。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唐代中期前后起，贵族出身的子弟们开始积极地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官场的主流向贵族出身者转移。

如上所述，要“入流”九品官时存在着“恩荫”和“科举”两个主流途径，通常高官都出自于此。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条从“流外”获得九品官中的中等官以下官职的途径，而且实际上如果就人数而言，来自于这一途径的人其实更多。这一方面开始于武后时期，到了玄宗时期更加明显，前文提到的通过“恩宠”即通过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被提拔起来的人就是属于这一途径。

由此可见，唐朝在选拔人才方面既与始终贯穿贵族制的六朝时代不同，也与完全统一成为科举制的宋代相异。可以说，唐代的人才选拔乃是夹在六朝和宋代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其呈现出的多样性以及宽松性实际也是与唐王朝的性质一脉相通的。

村落中的日常生活

村落组织

在前一节里，我们介绍了唐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中有“州”和“县”。其实严格说起来，在州县之上还有“道”，全国被分成为十道（后来变成十五道）。道并非行政区，而近似于监察区。此外，在州一级的行政单位中，正如都城（上都）长安叫做京兆府，副都（东都）洛阳叫河南府一样，相当于都城的重要的都市及其周边被称作“府”；同时兼为军事要地的都市叫做都督府。但是，府属于特别的行政单位，总体上来说还是州县制。州的长官叫做刺史，县的长官叫县令，州变成郡以后长官变成太守。所有的地方行政——从户口管理到征税、治安、司法等都在这些由中央派遣的长官及其下属主要官僚的管理之下运行。

62 唐代十道（十五道）示意图

根据以上所述，或许读者会得到一个印象，即唐代国家的权力已经渗透到了地方的每个角落，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实，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只是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的部分实质上都是交给农民们自治。这一点可以说也适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

只是，在隋初的时候，为了应对废郡这样一个行政改革，在传统的以100户为单位（里）之上，又设置了以500户（五里）为基准的“乡”，并配备代表当权者意向的负责人“乡正”，实施乡里制（参阅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尽管隋朝根据这项措施，策划并建立起来了对农村强有力的统治，然而农民们对其的抵触及反弹则直接引起了隋末的大动乱。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保留了乡里制，但废除了乡正，将管理乡里的权限委托给了里（村）的里正（村正），由此而建立起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一点是支撑唐朝维系长时间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统治者为了控制农民，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并把握户口的状况。而农民们则会尽可能地逃避登记，实在躲不掉的时候就谎报年龄或性别。对此统治者当然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办法。隋朝曾经正式就普查户口的结果发表过一个统计数据，以夸耀隋朝之盛世。据该数据说，在炀帝的大业五年（609）时，全国户数达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数高达四千六百零一万。然而就在该数据公布以后不久，隋朝就走向了衰亡。从那以后又过了二十年，到唐太宗即位时，唐朝掌握的户数却仅仅只有三百万户。按说即便是遇到了隋末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人员死亡增多，但人口似乎也不至于以千万人为单位如此迅速地减少。

所以，唐初三百万户这个数字实际表现了唐朝对户口控制和把握能力的下降。此后，唐朝一直致力于增加户口人数，在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努力之后，即到了安史之乱之前的天宝十四载（755）时，唐朝掌握的户数才总算超过了隋朝的数值。通过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农村及农民问题的慎重态度。

63 农耕播种图（陕西省三原县唐李寿墓壁画）
出于对隋末大动乱的反省，唐朝对于农村的统治相对比较宽松。虽说如此，在任何时代，农民的劳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辛

如前所述，唐朝实施以“里”为核心的乡里制。对于其他的散村叫做“村”，把人口较多的都市里的区划叫做“坊”，并分别在“村”、“坊”设置“村正”和“坊正”，规格与“里”及“里正”同样。在“里”的下面进一步还有“邻保”的组织，分四户为“邻”，五户为“保”。“保”虽然设置有保长，但似乎可以把“邻”和“保”看成是实质上同义或者一体的表现，也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相互扶助以及互相监视的五人组。

从《户令》来看，有关“里正”的职掌规定为：（一）按比户口；（二）课植农桑；（三）检察非违；（四）催驱赋役。如果将此转换成为现代语言来说，“里正”的工作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管理户籍、推广农业、维持治安、督促纳税几方面的内容。从上述这些日常性的业务内容来看，倘若不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恐怕很难胜任“里正”这一工作。因而可以想见，在唐代后半期开始活跃起来的地方土豪阶层之中，恐怕就有不少具有“里正”资质的各地实力派人物介入吧。

64 隋唐间户口变迁表

户籍与家族

唐代每三年（丑年、辰年、未年、戍年）造一次户籍。从该年的正月到三月，首先由各户提交记有家庭成员和所有田地的“手实”（申报单），然后由里正按乡为单位汇总起来，并以“乡帐”的形式提交给县里。此时如果出现疑问，就要进行家庭情况调查，称之为“貌阅”。各县将提交上来的户籍誊抄三份，一份留在县上，剩下的一份提交给州里，另一份提交给中央负责财政的户部。同时为了其他课税，里正每年还要编造一本与户籍同样形式的帐簿即“计帐”。各县根据上述这些文件编制汇总人口动向的“乡户口帐”，以及承担赋役的人名录“差科簿”，作为课税的基本资料。

关于当时的户籍的实物资料，今天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书，即远离中央的敦煌以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更远的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文书中看到。在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各户的家庭成员以及年龄。并根据年龄不同注明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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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依据家里有无成年男子（原则上是二十岁到六十岁）来决定的“课户”（承担赋税户）或“不课户”；同时，即便是“课户”，只要是该成年男子担任公职就可以“见不输”（不承担赋税）。此外，在这些文书中，根据家庭成员和资产数额而定的九个等级（户等）也得到了确认，都是最下层的九等户或八等户。而且，户籍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此，在户籍的后半段还记载了土地的位置和面积，以及与均田法规的关系等内容。

在户籍的有限的篇幅中竟然包含了如此多的信息，更令人吃惊的是，基于法律法规文书的行政系统即“文书行政”系统竟会如此深入地渗透到边境地带的末梢社会。说句题外话，实现这一点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纸张的普及；与此对应的是共同的字体楷书的广泛使用；此外再加上会读书写字人口的扩大。负责书写文书的是衙门雇佣的佐、史等下级官吏；纸张则由中央定期用车装运发放给各地政府，其中也有一部分流落到民间。中国的造纸术在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之后首先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其后又过了几个世纪才传到了西方。因而不可能想象在与唐朝同期的西方世界里，会出现像唐朝这样的文书行政系统。

65 唐代的户籍文书
以户主为首，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丁中等都有记载，后段记载了一家的土地所有状况

我们再从户籍提供的信息里看看家庭的状况。大多数家庭都是由三人到五人组成，即夫妇、两个左右的孩子，或者再加上一位老人。这一点与根据当时的全国户口统计得出的数值大体一致，由此可以推测出唐代基层家庭的形态。但是，从敦煌的户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家庭的另外一面：即户籍里注明“逃亡”、“没落”之处有不少。另外，年轻男子的死亡出奇地多，与此相反，女子的人数则大大超过男子。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其背后存在着弄虚作假的现象，诸如在登记户口时故意把男填写成女，或将该男子说成在达到纳税年龄之前已经死亡，或者是本人自主地迁徙到了其他地方等现象。这些都反映出了农民们面对来自国家的严酷的盘剥，一直保持着与政权严重对立的状况。

在家庭中有几代同堂的大家族。大家族乃是为儒教所推崇的事情，唐律以此为前提，条文中也设想到了这样的大家族关系。在敦煌户籍里也可以看到父母与几个儿子的家庭同在一个户籍的情况。有人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小家庭最便于统治，所以一直致力于推进普及小家庭。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实际上，主要原因当是由于从内部维系大家族的难度太大。唐代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广为人知：说是有一个名叫张公艺的人，全家九世同堂。麟德二年（665）唐高宗为了表彰他去了他们家。高宗问张公艺何以能做到九世同堂？面对高宗的提问，张公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人拿来纸笔默默地写了一个“忍”字。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处理好家庭关系的确都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众多的民众组建起家庭，形成了地域社会，每天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平时很少抱怨，十分柔顺，然而他们一旦爆发之后的表现却显得非常激烈，呈现出要涤荡一切的激进和狂暴。中国王朝正是君临于这样的民众之上，构筑起了一元性的统治体制。因此，如何证明统治体制的正当性，遂成为自古以来摆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最大的一个课题。

凭借武力来压制民众，即便有短期的效果却毕竟无法持久。于是便产生了下述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即国家权力的责任就是必须要保障民众的生活，换言之要保障民众的再生产。作为这一方面的理想形态，儒家很早就提出了据说是上古的周代曾实施过的井田制——即给每家分配一百亩私田的一种土地制度。其后，在继承了井田制以来的理念和传统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成型于五世纪末的北魏、整备完善于隋唐时期的均田制。

66 唐代均田制，租庸调制
此外，“良人”3人授给1亩园宅地；“贱人”5人授给1亩园宅地。（※）“劳役”1日=绢3尺=布3.75尺

均田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其实际实施的状况又如何呢？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方面有过各种各样复杂的议论。在这里，首先从法规层面上来看看其主要的特征。相对于北魏以一“床”（夫妇）授田一百亩的标准，隋炀帝以后改为一丁（成年男子），以及十八岁以上的中男一人授田一百亩，同时废除了给女性的授田以及赋役。一百亩又称作一顷，相当于今天的约5.8公顷。日本的一町步（10反）只有大约1公顷，所以一百亩的面积应该相当大。在一百亩受田之中，分为“口分田”八十亩，身后需要交还给国家；“永业田”二十亩，农民可以传给子孙。

隋唐均田制的一丁一百亩的基准表现了国家对于土地把握的变化，即从夫妇转换为丁（个人）；同时也鲜明地表示了受田者即就是课税负担者这样一个原则。可以说隋唐的均田制进一步推动了土地制度的简化和体系化。虽然如此，可是还应该看到这种法规上的均田制与实际的均田制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差异，关于这一点，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本来中国内地应该是实施均田制的主要地区，但却没有发现实施均田制的任何直接的痕迹。尽管在敦煌以及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户籍和土地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系到授受土地的均田制相关的情况，但是一是其实际状况与法规的规定大相径庭，二是敦煌和吐鲁番都是处在边境地区，情况比较特殊。所以由此而引出了几种意见，诸如认为关于均田制尽管在法规上有具体规定，但在是否实施方面却值得画个问号的“具文说”；以及主张均田制乃是为了限制超过一百亩土地的大土地所有的“限田说”。

67 耕耘图（陕西省三原县唐李寿墓壁画）
唐代壁画中描绘的牛耕的情景

尽管有关均田制究竟是否实施一事还存在很多疑问，然而不争的事实则是，隋唐王朝都以“均田”作为国是，并在律令的《户令》中就此作了详细的规定。本来，在均田制的背后就贯穿着一种想法，即自井田制以来的土地均分以及平均的思想，而均分土地的前提则是土地的国有（公有）。只要公开打出均田制（均田法）的旗号，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确保政权统治的正当性。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税收。只要土地是国有（公有）的东西，作为其代价，农民负担税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实施均田制或是做出实施均田制的姿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绝不能单单将其理解成为只是形式上或表面上的东西。唐朝的前半段是一个盛行这种“平均”观念的时代。

与均田制对应的是称之为租、庸、调的税制。唐代以“丁”（成年男子）为对象征收的“租”为粟2石；“调”是绢2丈、棉3两（或者布2.5丈，麻3斤）；“庸”指的是“丁”每年承担劳役（岁役）二十日，或者取代劳役一天纳绢3尺（或者布3.75尺）。这些税目原来都是分别实施的，到了隋初统一为正税，按照“租”=劳役15日，“调”=劳役15日的标准，全部可以换算成为劳役。也就是说，整个“租庸调”相当于年间五十天的劳役。

除此之外，作为地方上的劳役，还有以“中男”为对象的“杂徭”这一税目。其性质是正税劳役的一半，即劳役1日＝杂徭2日，就杂徭的义务究竟是多少天，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按照一般的看法，推测其上限当为四十天。如果按照这一估算，正税五十天加上杂徭四十天，一共九十天。恰好是一年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一个季节的天数。在保证农民们再生产的同时课以赋税，上述日数恐怕是最为妥当的一个设定。

虽说如此，实际上在律令制下的赋税不仅仅只有这些。隋初，为了预备欠收等荒年之需而设置了“义仓”（也作“社仓”）。到了唐代以后，按照户等为基准缴纳的义仓米作为与土地（资产）相关的正规赋税，成为地税而固定下来。此外，还出现了与户等对应的户税，以户税充当官吏的俸禄以及被称之为“公廨钱”的政府经费。这种与资产和户等相关的非人头税，遂成为以后的两税法的滥觞。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

只要是想了解律令制下民众的状况，人们肯定会举出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户籍及土地帐簿，本章也已经多次提到了这些文书。那么，这些文书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在这里稍加介绍。

根据正式的说明，敦煌文书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由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发现的。其具体地点是敦煌莫高窟第十六窟入口甬道右侧壁画之后开凿的一个密室。其后，该密室被编上了第十七窟的番号，通常称之为藏经洞。

知道文书发现的消息以后，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外国的探险队。从英国的斯坦因

[6]

开始，法国的伯希和

[7]

以及稍迟一些的日本大谷探险队

[8]

、俄国的奥登堡

[9]

等人相继访问了敦煌，把出土文物带出了国外。后来对此实在看不过去的清朝政府也把其中一些文书运去了北京。

其结果，共计超过五万件的文书现在分别收藏在英法中日俄等国，其中英国（大英图书馆，斯坦因文书）有一万三千件以上，法国（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文书）有七千件，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里有一万六千件，日本有一千件（卷），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有一万二千件。在此基础上，被称作“敦煌学”的二十世纪的新学问宣告诞生。

68 敦煌莫高窟

关于这批庞大的文书群的年代，一般推定其下限截至十一世纪前半期。然而，究竟是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缘故而把这些资料封存在这里的呢？实际上目前还没有获得一个确定的见解。有人认为是附近的三界寺相关的书库或者说是其堆放废弃物的处所；也有人说是为了防备外来势力的进攻，诸如躲避来自西方伊斯兰系统的喀喇汗王朝的侵略，或者是党项族的西夏的占领等等。

我们姑且不管这些，总之文书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佛典佛画，剩下的百分之十里大约有一千件公私文书，本章涉及的唐代户籍也包含在这里边。纸张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因此这些公私文书大都是衙门用过以后，作为废纸下放给寺院，以便用来装裱加固经卷或者在其背面抄写佛经。多亏当时的寺院对这些文书进行了再次利用，今天的我们才得以有幸看到当时原始资料。

此外，我们再看看吐鲁番文书的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以东约四十公里处，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繁华的高昌国。今天我们只能根据城墙及寺院的残垣断壁来想象往日的繁荣景象，然而这一个地方很早就已经成为汉民族的移民都市，到隋代有麴氏高昌国，进入唐代以后又设置了直辖地西州。大部分吐鲁番文书都发现于该处附近的阿斯塔那以及哈拉和卓的汉族居民的墓地之中。

69 高昌故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
大约1300年以前，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而发展起来的高昌（西州）遗址

吐鲁番地区是一个海拔低于海平面150米的干燥地带。当时的居民们在把尸体埋入洞室墓穴中时，给尸体穿戴上用纸做的帽子和靴子，有时还将尸体装入纸质棺材中。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很可能是出于对于纸张的某种特殊的观念或是宗教信仰，也可能是由于树木缺少，只能用纸质棺材来代替木质棺材吧。前面谈到，纸张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因而这里当然也是对衙门废弃的文书以及契约书等纸张的再利用。与敦煌文书不同，在这里伴随着墓穴中的木乃伊，出土了不少反映当时的社会和行政的文书残卷。这就是所说的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为世人所知始于二十世纪初。当时，日本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

[10]

派遣的大谷探险队在高昌一带发掘调查墓地，将一部分木乃伊和文书残卷带回了日本。战后这些文书被移交到龙谷大学收藏，被称为大谷文书。对于这些文书进行解读的结果，发现了反映土地关系的珍贵史料，西嵨定生

[11]

先生基于这些史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唐代均田制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

70 纸棺（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出土）
或许当地的居民对于纸张抱有特别的观念，埋葬遗体时，给遗体穿戴上纸帽纸靴，有时还盖上纸棺

受此刺激，新中国建国以后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正式发掘调查，从1959年到1975年间，总共调查了456座古墓，发现了大量的文书和文物。包括大谷文书在内的这一庞大的资料群具有极大的意义，可能促使与敦煌学相抗衡的吐鲁番学的诞生。

节假日及岁时文化

中国历法的特征

自古以来，人类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感激之情，为了调节严酷的劳动和单调的生活的节奏，也为了面向明天增添新的活力，根据各地的情况创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以及祭祀活动，并且将其固定在了历法上。众所周知，与西方世界相比较，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很高，这一点也与丰富多彩的岁时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到了隋唐时代，各种节假日及岁时文化集其大成，并且广泛地传播到了东亚各地，从而极大地滋润了后世人们的生活。

在概观隋唐时期的节假日和岁时文化之前，首先让我们稍稍看一看历法的情况。

众所周知，欧洲自从儒略历以来一直采用太阳历，而伊斯兰历法是采用太阴历。与上述二者比较，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法则采用了以太阳的运行为基准的太阴太阳历（阴阳历）。大家知道，太阴历的月日是根据月亮的盈亏（朔望）来决定的，其将一个月29.5日分为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通过两者的交互配置来调整表示一年的时间。

然而如此一来，一年十二个月就变成了354天，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即一年365天出现差异，与季节也不吻合。于是，古代中国人在按照月龄决定日期的同时，把以太阳为基准的年间周期与前者加以协调，以日照最短的冬至为起点，将一年分为四季，各个季节又分为六个节气，在全年设置了二十四个节气。

节气给人以季节感。农民们主要根据节气从事农业活动，并安排全年的生活。然而，太阴历和太阳历一年产生十一天误差。倘若无视这种差距，按照三个月为单位来设定季节，一月到三月是春天，四月到六月是夏天，则季节表示和节气表示之间将出现不吻合现象。

于是，古代中国人每隔两年或者三年便设定了一个闰月，并将其适当地插进正规的月份之间，以此来调整日期和季节的关系，同时尽量使正月元日与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的节气立春成为同一天。

日本在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放弃了旧历的历法，实际上也意味着抛弃了历法与季节的关系，也就是忘记了与季节同步的岁时文化的本来含义。那样做难道真的就很好吗？试想一下，在每天都被时间追赶着跑的现代社会里，倘若不时地有闰月出现的话，那或许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惬意之事。

隋唐时期的节假日及岁时文化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隋唐时代的节假日及岁时文化，兹列举其大要如下（括弧内是换算成新历的平均日期）：

正月一日（立春，新历2月4日）：元日

正月七日（2月11日）：人日

正月十五日（2月18日）：上元节（元宵节），燃灯会（观灯会）

二月十五日（3月21日）：社日（春社），春分

三月一日（4月5日）：清明节，两天前的二月末是寒食节，改火

三月三日（4月7日）：上巳节，祓禊，曲水之宴

四月八日（5月13日）：佛诞生会，浴佛（灌佛），龙华会

五月五日（6月10日）：端午节，竞渡，粽子

七月七日（8月13日）：七夕，乞巧节

七月十五日（8月21日）：盂兰盆会，中元

八月五日（9月21日）：千秋节（天长节）

八月十五日（9月23日）：中秋节，社日（秋社），秋分

九月九日（10月15日）：重阳节

十月一日（11月7日）：立冬，新尝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2日）：冬至

十二月八日（1月13日）：腊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3日）：除夕

观察一下上列主要日程就可以发现，节假日多集中于每个月的一日和十五日（中日）这样的朔望之日，此外再加上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奇数重复的重数节日（正月一日是元日，但也是重数节日）。在以上列举的节假日之中，除了八月五日的千秋节以外，都是长期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祭祀之中的节日。

顺便说一句，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本来中国并没有为个人庆祝生日的习惯，然而开元十七年（729）这天，玄宗在长安城内的兴庆宫花萼楼举办酒宴时，根据臣子们的提议，决定以后冠以千秋节（其后改称天长节）之名加以庆祝，尔后便成为惯例。所谓千秋乐就是指在这一天演奏的乐曲名。以此为契机，这一风习逐渐传播到大臣之中，并进一步发展到民间。于是千秋节在中国遂成为贺寿的嚆矢。

唐王朝特别重视冬至和元日，冬至那天要在长安城南城外的圜丘上祭祀天帝，正月元日的早朝于太极殿（含元殿）云集百官和皇族、朝集使，举行朝贺之仪。此外，唐朝在其他节日也举行祭天等仪式活动，并积极地参与已在民间生根的节假日。关于这一方面的显例就是朝廷给官僚们的特别休假日。例如元日和冬至分别放假七天；从寒食到清明一共放假四天；中秋、夏至、腊日分别放假三天；此外其他所有的节日几乎都最少放假一天，全部节假日加起来，全年总共放假五十天。尽管官僚们除此之外，每工作十天还有一天法定休息日，然而我们仅仅从上述特别休假日的情况，已经足以证明节假日及岁时文化在唐朝生根开花，受到国家重视的状况。可以说，节假日具有连接国家和民间，使两者具有一体感的重要意义。

重数节日：岁时文化的核心

在国家和民间同时都重视的节日中有不少重数节日。关于重数节日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民间习俗的方面来看一看。正月一日，首先燃放爆竹驱赶邪气，其后全家互相拜贺新年，一起饮用屠苏酒，食用固齿用的糖果胶牙糖，祈愿家族成员的健康和一年的丰收。并在门口贴上桃板以驱逐恶鬼，其后演变为春联。另外，当时还没有火药，所谓爆竹就是把带节的青竹放在火上烤，使竹子破裂发声，可谓名副其实的爆竹。

三月三日上巳节时正是气温变暖的春天最好的时节。最早本来是这一天人们去水边清洗身体即“祓禊”，从六朝时代开始演变为在水边游玩的曲水之宴，唐代继承了六朝的传统。这一天在长安，人们纷纷涌向城东南的曲江池，或者是到城外去行乐游玩。对于农民来说，这一天也是提醒人们农活就要开始了日子。

71 宴饮图（陕西省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壁画）
唐代的人们愉快地围坐于宴席四周，兴高采烈地品尝美味佳肴的情景呼之欲出

只要提起五月五日端午节，我们眼前立刻会浮现出一片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春天景象。但实际上旧历五月被视为恶月，开始进入雨季，乃是食物容易腐烂变质人容易生病的时期。正因为如此，人们遂用香气袭人的艾蒿做成人的形状即艾人放在大门口，或者做成老虎形状的艾虎戴在头上，以防止恶气的侵袭。使用菖蒲的叶子来避邪的习惯则是比唐代稍晚一些时候的事情。

另外，众所周知这一天还要吃粽子，举行划艇（龙舟）比赛。这一习惯始于南方，唐代时普及到了全国。关于粽子和赛龙舟的起源，一般被说成是为了祭奠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而死的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之灵。然而我以为，正确的解释恐怕应该是为了祭祀河神及水神吧。无论北方祈雨还是南方避涝，都是出于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目的。

接下来是七月七日，即以牵牛和织女渡过银河相会的故事而广为人知的七夕。这一故事之所以假托天琴座的织女星和天鹰座的牵牛星这两颗星，是因为其代表了农耕和养蚕。根据中村乔先生

[12]

的研究，此乃源自于地上祭祀河神的故事，织女是人们献给河神的妻子，织女去河神处时牵着人们贡献给河神的牺牲牛，即牵牛的原意。然而到了后来，河神却被人忘记了，这件事变成了牵牛和织女每年一度幽会的故事而广为流传。实际上在对河神的祭祀中，就包含着对于秋天获得丰收的祈盼。此外，与织女的故事相关联，女子穿针乞巧，因而这一天也被看作祈愿裁缝技术进步的乞巧节。

九月九日是阳数最强的“九”这一数字的重叠之日，因而被称为重阳节。九月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一天，人们拿着好吃的食物登上高地或者其他高处，在秋高气爽的环境中登高远望，感谢大自然一年来的恩惠。春天快完时的上巳节是在水边清洗身体即“祓禊”，相对而言，秋天结束时则是在高地进行“祓禊”。在唐代，由于认为菊花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所以九月九日还盛行饮用浸泡菊花的菊酒，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作菊花节。

通过上述重数节日我们注意到，在重数节日的深层之中，蕴藏着对于丰收的强烈期待及感谢这样一种农耕祭祀观念。这些节日告诉人们，被自然环境及气象条件所左右的农业生产有多么严酷，与此同时却也给人们展现了带来丰产丰收的前景和希望。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断地祈福健康和长寿、坚持寻找生活的乐趣，顽强地生活了下来。

上元节与寒食节：奇特的节日

下面从唐代的节假日中，再举出两个在日本不太熟悉的节假日加以介绍。这就是正月十五日的上元节和二月底的寒食节。

上元节在今天也称作元宵，乃是正月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天的白天，身着各种打扮的人群敲锣打鼓地涌向街头。到了夜晚，人们点亮仿照动物形状制作的各种灯笼，各式各样的彩灯高悬，供人们欣赏和娱乐。在南方，这一天本来是养蚕和祭祀女神紫姑神的日子，同时因为紫姑神和厕所有缘，也是祭祀厕神的日子。另一方面，北方大约从北朝后期左右开始，这一天则形成了一种习俗，人们喜欢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或是在满月的月光之下，不分昼夜地嬉闹游戏。当隋朝统一了南北方以后，原来只在北方盛行的点灯笼或观灯的习俗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而祭祀养蚕的习惯则退出了表面舞台。

隋唐时期之所以盛行观灯风俗，可能出自于下述原因：在这一时期，随着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设的完成，要求人们必须住进被称之为“坊”（或者“里”）的区划之中，而一到傍晚坊门就要关闭，夜里不许擅自出坊。违者则被视为“犯夜”，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于是，一年一度的解禁遂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放松机会，也成为下一年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活力的源泉之一。为了这个日子，据说隋炀帝曾经在洛阳招待远近各地的外族酋长们，在辉煌的灯火照耀之下，让各族酋长观赏各种各样的节目，并使他们见识了人数达一万八千人的大乐团，使外族酋长们大为震惊（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

到了唐代以后，中宗、睿宗、玄宗三朝最为热闹，据说可以连续三个晚上允许人们晚上外出，就连皇帝和宫女们也微服出宫观灯欣赏表演。表演的节目中有将许多灯笼挂在一起的灯树，例如睿宗时，长安街头曾出现在二十丈（60米）的高处悬挂五万个灯笼的场景，当时的人们形容其宛如花树一般。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只要联想一下秋田县夏季祭礼的“竿灯”

[13]

就不难想象其情景。有人说这种点灯的风俗是由西方传来，但是其中有若干环节并不清楚。也有人说日本的“三毬杖（左义长）”

[14]

仪式受其影响，但也缺乏很有力的证据。

日本从唐代中国几乎接受了所有的节假日文化，但也有一些似乎并未接受的东西，这就是寒食节的风习。在唐代，从冬至开始算起，过107天以后就到了旧历三月初的清明节，而清明节的前两天就是寒食节。在包括寒食节当天在内的前后三天，人们完全断炊，停止烧火做饭，每天只食用提前准备好的干粮，如果有老人和病人需要吃热饭时，则使用阳光以及堆肥的热量来加热。度过这样艰苦的三天时间之后，接下来就到了清明节。在清明节这一天人们首先重新生火做饭，然后去郊外给祖先上坟（上墓）以及游玩。其后到了上巳这一天，人们又一起结伴去水边玩乐。

关于寒食的由来有各种说法。最流行的一说是来源于介子推焚死的故事。即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追随晋文公重耳流亡，重耳回国以后，介子推因得不到重用而隐居山林，后来死于重耳逼他出山的山火之中。人们为了哀悼介子推，于是便在这一天断火吃冷饭，其后相沿成俗。与将端午节的来历假托于屈原悲愤自杀的故事一样，关于介子推的这个故事自然也不能完全相信。有人推测其当是起源于长期以来存在于山西地区的参星（猎户座）信仰。即冬季星座猎户座（参星）出现期间，因为看不见火星（即天蝎座的“大火星”。并非作为行星的火星），所以才出现了这一期间不动火的信仰。同时，在这一地区还存在改火的习俗，即认为火用到一定时期就会变脏变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断火之后重起新火。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再假托于介子推的故事而普及到了全国。

尽管如此，寒食的风俗却并没有传入日本。不，应该说是传入了日本，却未能生根开花。改火与日本京都每年除夕的“白术火”

[15]

有相似之处，但无论从改火与寒食并行的季节时间、或是从参星信仰等方面来看，却都不能说日本的“白术火”习俗来源于寒食相关活动。一方面是孕育产生了寒食习俗的中国，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接受该风俗的日本。通过以上所述使我们感到，关于火的观念以及围绕火的文化，中日两国似乎从根本上存在着差异。

[1]
关于“贵族制”的含义，可参见本书的译注（14）。

[2]
桑原骘藏（1871—1931），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历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教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教授。代表作收入《桑原骘藏全集》全6卷（岩波书店1968年）。

[3]
仁井田陞（1904—1966），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家。历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除了上揭《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1932）之外，还有《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东方文化学院1937）、《中国法制史研究》全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1964）等。

[4]
池田温（1931—），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历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东亚文化交流史》（吉川弘文馆2002）以及上揭《唐令拾遗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等。

[5]
“丁中”指丁男和中男。唐代一般将21岁至59岁的男子叫做丁男，主要承担赋役；年龄低于丁男的男子叫中男，一般部分地承担赋役。

[6]
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匈牙利裔英国中亚探险家。1900年至1916年间三次赴新疆、甘肃等地考察发掘。

[7]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中亚探险家。1906年至1908年间赴新疆、甘肃等地考察发掘。

[8]
大谷探险队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派遣的考古探险队，1902年至1914年间三次赴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察发掘。详细可参见后文。

[9]
奥登堡（Oldenburg Sergei Fedorovich, 1863—1934），俄国中亚探险家。1909年、1914年先后赴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察发掘。

[10]
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宗教家，探险家。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代法主，法号镜如。曾组织大谷探险队赴中国西北为中心的中亚以及印度探险。

[11]
西嵨定生（1919—1998），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历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有关中国史以及东亚史方面的著作很多，其主要论著可参见《西嵨定生东亚史论集》全五卷（岩波书店2002年）。

[12]
中村乔（1936—），日本著名中国民俗史学家。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年中行事》（平凡社1988）、同上续集（平凡社1990）、《中国岁时史之研究》（朋友书店1993）等。

[13]
“竿灯”是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秋田市每年八月五日到七日举行的活动。当天人们纷纷举（抬）着挂满灯笼的竹竿（竖竿高约8米，上扎横竿数根，悬挂60余个灯笼）涌向街头，用肩膀及额头顶竿进行各种表演。

[14]
“三毬杖（左义长）”指日本各地在正月十五前后举行的一种燃烧竹子的习俗。具体做法是用数根竹子架成三角形，上面悬挂上扇子、写着诗词等的纸片、松枝等，然后点燃。有的地方还用这种火来烤糯米饭团，据说吃了以后可以无病息灾。另外,“三毬杖”之名据说源于搭成三角形的燃竹；而“左义长（sagityou）”则是竹子燃烧破裂时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关于这个习俗还有其他的表现如拟声词“tondo”。

[15]
“白术火”指每年从除夕到元旦，在日本京都的八坂神社举行的祭礼“白术祭”时烧白术枝干而形成的火。作为一种仪式，参拜神社的人们从“白术火”里取得“净火”带回家里成为元旦做饭（煮“杂煮”）的火种。

第五章

武后与唐代的女性

不稳定的皇后及皇太子地位：武后出现的背景

武后的经历与权力宝座

武后在唐代前半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那么，她是怎样攀上权力高峰，坐上皇帝宝座的呢？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我们虽然曾就她在政治方面的行为以及政绩进行了介绍，可是并没有更多地把她作为一个女性来观察。本章在展开考察唐代女性问题之前，首先从她的经历入手观察一下其人其事。

武后名曌，父亲武士彟、母亲杨氏。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生于唐武德六年（623）前后（关于她的出生年月有各种说法，本书采用此说）。当时正值国内的动乱渐趋平定，唐朝迈向统一的时期。武后的外祖父曾是隋朝的大臣，母系一族乃是与隋室有亲缘关系的名门之后。相对于母系来说，武后的父系一族则世世代代都是山西太原管辖的文水县的农民。因此，本来武氏和杨氏的联姻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其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则是因为刚好碰上了隋唐换代之际的缘故。

武后的父亲武士彟因经营木材生意而发财，凭借财力他得以接近了太原留守李渊，并按照无名百姓谋求当官的常套做法，成功地得到了一个府兵制的下级军官“鹰扬府队正”的职务。其后加入了李渊的太原起兵，进入长安以后一跃成为唐朝创建的功臣之一。另一方面，杨氏既失去了隋朝这一后盾，而且从年龄上看，她也已经错过了最佳婚期，而此时武士彟又恰好丧偶，于是才促成了二人的婚姻。武后继承了母亲杨氏的美貌，从父亲武士彟那里则承袭了农民的强韧。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虚岁十四岁的武曌被召入宫中，成为一名嫔妃，名曰“才人”（五品）。这一年，被誉为贤后的长孙皇后去世，朝廷决定从高官良家子女中选拔一些年轻美貌的女子填充后宫，武后就是其中一人。十四岁大致是当时平均的结婚年龄。

从那以后直至太宗去世为止的十三年间，武后一直在太宗的后宫默默地生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时后宫里有很多嫔妃，年龄小而且地位低的武曌还没有机会进入太宗的视野。从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她将在女人最盛期的二十七岁时成为寡妇，前面等待着她的将是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的命运。然而她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决心挑战命运，寻找新的可能性。于是，她开始接近比她小五岁的皇太子李治，并且成功地建立起了男女关系，然后在李治成为高宗皇帝以后，再靠高宗的提携而重新登场。

72 龙门奉先寺主佛
本尊卢舍那佛高17米。上元二年（675）武后发愿并拿出私房钱建造。据说是按照武后的长相雕刻的。这尊大佛也是日本东大寺大佛的原型

可是，此举实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赌博。因其属于“不德”，即违反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儒教道德。而且在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后与李治就搭上了关系，这更是非常严重的不义行为。后来武后还受到“牝鸡司晨”的诽谤。然而，武后经受住了世间甚嚣之上的种种非难。结果她不仅进入了高宗的后宫，成为皇后，最终还成为女皇。这一前所未闻之事之所以能成为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武后是一位不服输的铁腕女人，倘若当时的整个时代充斥着坚决排斥她的气氛的话，即使她本人再能干再厉害也是无济于事的。

唐朝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即具有最终容忍武后这种人物存在下去的客观环境。在形成这种环境的要素之中，就包括贯穿于唐朝始终的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气。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随处可见的女性的泼辣勇猛等都被带到了唐朝，最后并通过武后集中体现了出来。

与上述并行，我们也不能忘记唐朝还是一个贵族化的时代，即较之儒教的伦理观而言，文学的教养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也是一个来自思想上的束缚相对较弱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女性们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武后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环境和条件，才成功地登上了权力的高峰。

唐代的皇后与后宫

武后以“昭仪”（二品）的身份再次登上了高宗的后宫这一舞台。在其后直至到达顶点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口就是如何得到皇后的位置。高宗当时已经有王皇后，王氏当皇后乃是高宗的父亲太宗的决定，而且有重臣长孙无忌作为后盾。王氏虽然不能生孩子，然而有了太宗的首肯，皇后的地位当然也得到了保证。未来的蓝图是，皇太子由高宗和其他女性之间出生的皇子来充任，王氏作为皇后坐镇其后。然而，武后拉拢高宗对此加以挑战，并强行达到了目的。由此看来，皇后的地位并非坚如磐石。

鉴于上述，在此让我们稍微涉及一下唐代的后宫制度。后宫以皇后为顶点，皇后之下排列的是嫔妃的系列。一般将此称为内官、内命妇或者内职。此外后宫里还有伺候皇后以及嫔妃们的女性，其人数也是相当的庞大。按照玄宗时的记录，与后宫有关的女性竟然高达四万人之多，这一数字并非夸张。因而，为了管理这些后宫女性，就像外朝的官僚机构一样，对内也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配备了叫做宫人或者宫女的后宫行政官吏。

后宫的体制在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有所不同，有很多地方不清楚。若以唐代前半期为基准，则如右表所示。

73 后宫机构图

根据这个后宫机构图，嫔妃121人，宫官的职位超过200人。皇后作为后宫的代表，理所当然地统辖整个后宫人员，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完全如此。揣摩皇帝意思的宦官的身影无处不在，嫔妃们也直接和皇帝有联系。此外，赋予皇后的处罚权限也不足以震慑整个后宫。

这样的后宫体制遂成为武后出人头地的一个原因。可是，当武后当上了皇后以后，就一转开始强化皇后的地位。能够牢牢地拴住反复无常的皇帝的心并保持其宠爱，决非一件易事。于是武后便充分发挥其与生俱来的不服输的劲头，通过垂帘听政来操纵高宗，牢固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通过这些武后最终迈向了女皇宝座。

通常后宫中有数千名女性生活起居。皇后和嫔妃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宫官的人数也很有限。人数最庞大的是众多的侍女们，她们在皇帝以及皇后、嫔妃们的身边，负责服侍其日常起居。在侍女之下还有很多奴隶（官婢）。

除了奴婢之外，进宫的女性们或选自高官及良家的子女，或从民间选拔的容姿美丽的女性。进宫以后，她们除了一年一度可以与家人见面以外，通常不能自由与外部接触。皇帝换代之际有时会解放宫人，但那些都是基于温情善心的举措，并没有制度化。进入后宫的女性为了可能会有机会接触皇帝的一线希望，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一生能在某种安逸的状态中度过，作为交换，她们必须抛弃在外界生活的自由以及普通的家庭生活。

皇后之位的长期空缺

迄今为止，下述事实似乎不太为人们所注目。即在唐朝大约三百年期间，皇后正式在位的年数仅仅只有七十二年，其余时间皇后都不在位。也就是说，有唐一代四分之三以上的时期都没有皇后。而且，观察一下皇后在位的七十二年间的情况，武后一人就有二十三年多，占全体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皇后加起来只占全体的一半以下。这一事实说明，皇后在位时间长对于武后夺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进入唐代的后半期以后，几乎没有设置过正规的皇后。其中像宪宗的郭妃这样的妃子，其父是重臣郭子仪，其母是代宗的长女。除了这样显赫的家世门第以外，郭妃还为宪宗生了皇子（即其后的穆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郭妃都具备当皇后的资格，而且周围的呼声也很高。尽管如此，宪宗却一直没有同意立郭妃为皇后。

74 唐代正规皇后在位年数一览表

看起来，在唐朝，人们对于皇后之位的空缺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尤其是到了唐代后半期，这一状况几乎成为一种常态，皇帝也没有积极地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一旦成为皇后，就意味着有了置喙政治、掌握实权的机会。武后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只要皇后和后宫制度不具备阻止皇后参政的结构和机制，皇帝或执政当局的不设置皇后的想法就不足为奇。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原因，从整体上来看，唐代的家族关系比较松散，因而朝野上下有关应设置皇后的呼声也不太高。

总而言之，唐朝并没有从制度上确立皇后的地位。皇后坐上这一位置之后，在急速地缩短了自己与政治的距离的同时，又经常为可能失去这个位子而恐惧。这一事实可以说就是这种状态的表现。本来皇后应该与皇帝同时在位，成为天下万民的父母。然而在唐代，即使没有皇后在位，却也并没有引起朝野的什么异议，到了唐代后半时期以后更是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这些情况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要言之，唐代的皇后未能树立起稳定的权威，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后宫体制的不完备。而皇后和后宫体制的松弛又是与整个唐代体制的不严密或者说松弛不无关联。

无论任何时代，后宫的问题都十分微妙和敏感。近乎理想的状态是：在以皇后为中心的强有力的等级制度制约之下，形成一个稳定的后宫。然而在所有女人都环绕着一个男人的这种封闭的空间里，随着皇帝的好恶、心思的变化或是男孩子的出生，激烈的嫉妒和憎恶在女人们之间反复出现。可以说，有唐一代伴随着个性强悍的女性出现，使得隐藏在后宫中的各种问题更加明显而已。

不稳定的皇太子地位

除了上述后宫的状况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代皇后的最终结局似乎都不太妙。原因究竟何在呢？有唐一代，善终即死于病榻之上的皇后仅有长孙皇后一个人。武后最终也是被赶下皇位软禁而死。接下来的中宗的韦后，因自己想当皇帝而被杀。其后，无论是曾帮助玄宗扳倒太平公主的王皇后，还是在安史之乱的混乱时期常常帮助肃宗的张皇后，最后的结局都不好，或是被废或是被处死。看到这些现象，一个问题自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皇子（皇太子）的问题。

前面曾经谈到，从隋到唐，一直未能确立起长子（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隋朝有隋炀帝，进入唐朝以后以太宗为首，高宗、玄宗等人都是在皇太子已经有人的情况下，排除了已有的皇太子，自己成为皇太子进而成为皇帝的显例。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兄弟的太宗为了不让后继者重蹈自己的覆辙，早早地将长子立为皇太子，但最后却是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观察一下这一时期的各个皇帝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沿着长子—皇太子—皇帝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人。

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任何一位皇子都有机会成为皇太子。反过来也就是说，即便当了皇太子，在真正即位成为皇帝之前，绝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其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作为皇后来说，有儿子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儿子成为皇太子；倘若没有儿子，遂乞灵于送子等等各种咒术。当儿子成为皇太子以后，则要全力以赴地捍卫其地位。就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问题随之而生，或者失败下台或者成功。在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紧张状况下，任何一位皇后都不堪忍受重负。

贯彻皇后（正夫人）所生的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原则，只要不出现特别大的丑闻就按部就班地顺利交接皇位。这样一来，即使围绕后继问题有争议，也会被压制下去，皇后也可以有威严地君临于后宫之上。然而唐代既没有这一方面的制度，有关这一方面的道德观也没有深入人心。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发生了被称之为“武韦之祸”的政治事件，也才出现了韦后在杀害丈夫中宗以后，将女儿安乐公主立为与皇太子同等地位的皇太女，从而导致推出了女性世袭制这种空前绝后计划的政治局面。

昂首阔步的女性：家庭与社会中的日常光景

女性们的日常生活状态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从一幅画开始说起。这就是开元天宝时期的画家张萱的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辽宁省博物馆藏。高52厘米，横长148厘米。）现存作品虽然是北宋时代的摹本，然而准确地再现了原画的风貌，无论是妙趣横生的构图还是人物和马匹的描绘、纤细的色彩以及流畅的笔法等等，都受到了来自于美术史方面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这一幅画对于从一个侧面窥视盛唐时期的气氛，尤其是在形象地了解当时的女性风姿方面也是值得十分注意的一幅作品。

虢国夫人是杨贵妃三个姐姐中的一人，也是不亚于杨贵妃的一位美人。这幅画的题材或是反映虢国夫人应玄宗之召出仕的情景，或是一家游山玩水出行的情景。如果说画中描绘的是春天游山玩水的话，不禁令人联想起他们在三月三日的上巳节，穿戴着华丽的衣饰前往曲江池游玩的情景。在画面上的八匹马中，从马鞍的装饰尤其是马鬃毛修剪为三缕的状况等来看，骑着最前面的马的人应该地位最高，其次是在后面的驮着孩子的马。

75 加彩骑马女子泥俑（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唐代贵妇骑马出行的样子。从武后时期开始，这种带着裙边（帽子下面下垂的绢）的帽子（帷帽）流行一时

如果再进一步发挥一下想象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说：走在最前面的人当是这一场景的主人公，即男装打扮的虢国夫人，后面间隔了一个人的男性应该是她的丈夫裴氏，最后面被乳母抱着的则是他们的孩子。后来，安禄山的军队打进长安，玄宗一行仓皇出逃至马嵬，在杨贵妃被杀时，与虢国夫人同死的裴徽或许就是这个孩子。孩子前边的两个女性是侍女，两个年轻人或是宦官，最后边的男性是侍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女性形象。首先是骑马的风气，女性们非常自然地骑在马上，熟练地驾驭着高头大马。唐代司空见惯的这一现象，在其他时代则完全看不见。而且，当时不管是骑马还是骑骆驼，女性们经常戴上一顶带着下垂裙边帽子，叫做“帷帽”。虽说这种帽子原来是从为了防止风沙遮脸的“幂篱”（围巾）演变而来，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脸上没有任何遮挡，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的唐代女性。这种景象也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

另外，关于女性们的体型，正如武后和杨贵妃那样，唐代女性崇尚丰满，从这幅画里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斑。关于头发和发型，只要是中等阶层以上的女性或者是她们周围的女性都是留着长发，然后在头顶上高高地盘起一个发髻。这种高发髻也是唐代的特色之一，在上述绘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而看起来像是侍女的人物发型则有所不同，其发髻前端略微向横向弯曲。

据说虢国夫人对自己与生俱来的美貌十分自信，她不喜欢当时一般流行的化妆方法，甚至去见玄宗时也只是淡淡地描一下眉而已。由此事可推知当时的化妆非常奢华。唐代一般的化妆盛行浓妆艳抹，即在白粉上面涂上红脸蛋和口红，并且鲜明地描上各种形状的粗眉毛。不仅如此，还在额头上涂上黄粉，将此称作“额黄”，并在其上面贴上叫做“花钿”或“花子”的花纹金箔。另外还在眼角到面颊处贴上斑点或月牙形状的图案，叫做“妆靥”（靥子）。

我们将画中走在最前面的人看成是女扮男装的人物，一些读者或许对这种说法感到有些异议。实际上，穿戴胡服的这种打扮在当时的宫廷以及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并非虢国夫人一个人的特别嗜好。

说点儿题外话，在唐代的娱乐中，盛行骑马击毬的游戏（打毬），虽然其主要参与者大都是男性，然而实际上在女性中也非常盛行这一游戏。女性们在打毬时都是穿着男装。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下述这样一个场面：英姿飒爽的女性们骑马纵横驰骋，激烈拼抢，不断发出娇嫩的喊声，而四周围观的男性们则不断对她们发出叫好之声。

76 树下美人绢画（吐鲁番市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
唐代女性化妆盛行在额头上贴上叫做“花钿”的金箔，并在两颊和嘴唇的两侧描绘红色，施以“妆靥”

“额黄”、“花钿”、“妆靥”这些化妆手法恐怕都是来自于西域。“幂篱”以及“帷帽”也都是从西域乃至北方传来，胡服和打毬也是如此。到了唐代后期还流行另外一种化妆法，即嘴唇涂上叫做“乌膏”的黑色口红，将脸颊涂成红茶色，眉毛描成细细的八字形，头发蓬乱。据说这是受到了吐蕃的影响。与唐代前半期朝气蓬勃的化妆方法相比，后期的化妆法令人感到不健康。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唐代后期的一个投影。

不管怎么说，可以说这些时尚都是当时的女性们自强自立的成果。而且，这些都并非中国的固有传统，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到，决心改变自己命运和地位的女性们又遇上了外来的文化，二者交相辉映。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在看到唐代的开放性的同时，还了解到了超越时代的不变的女性生态。

女性们的感情生活

按照唐律的规定，与妻子离婚有七个条件即“七出”：“无子”（不生孩子）、“淫泆”（淫乱）、“不事舅姑”（不服侍丈夫的父母）、“口舌”（爱说话，多嘴多舌）、“盗窃”、“妒忌”、“恶疾”（有病）等七条。这些条件其实就是用法令的形式表现礼教典籍里常见的内容而已。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义绝”即妻子对丈夫家族（也包括丈夫对妻子家族）的暴力以及诽谤等，也作为正式的离婚的条件。

在上述条件之中，“无子”、“淫泆”、“盗窃”等与离婚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但是把“口舌”和“妒忌”也作为条件则很有意思。以前听说过不少有关中国女性擅长说辞以及嫉妒心强的传闻，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证实。过去儒教主要以忠孝仁义等道德的力量来抑制这一方面的表现，而到了儒教的影响相对较弱的隋唐时代，则只有动用“律”这样一种正规的形式了。说到这里，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了一批与男子平等对话、率直地表达感情的女性们的形象。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在“妒忌”方面则形成了一些悍妻和妒妇，或是惧内等故事。

稍微举一两个这方面的例子。说起隋代的妒妇，最有名的是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她绝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女人接近隋文帝。同样，武后成为皇后以后，也不让自己以外的任何女人进入高宗的视野。隋文帝和唐高宗彻头彻尾地成为惧内的代名词。此外，当时还发生了下述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图二 宫女图 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壁画
——李仙蕙为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大足元年被武则天赐死。中宗继位以后，将她重新安葬，陪葬乾陵，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陵级别的公主坟墓。其墓室壁画，画面人物颜色鲜丽，栩栩如生，是研究唐代历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图三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张萱绘。北宋徽宗赵佶摹写）
——走在春游行列最前面的是虢国夫人，她是杨贵妃三个姐姐中的一位，据说美丽不亚于杨贵妃。这幅画原由唐代画家张萱所作，现存作品虽然是后世的摹本，却准确地再现了原画的风貌，传达了盛唐时期的氛围及风俗。画上的八匹马中，从马鞍的装饰尤其是马鬃毛修剪为三缕等特点来看，最前面的马以及从后面倒数第二个驮着孩子的马当为地位最高的人所骑。（辽宁省博物馆藏。高52厘米，长148厘米）

图四 鎏金“李勉奉进”双鱼纹银盘
——李勉为唐高祖李渊子李元懿的曾孙，为中唐时期著名的三朝元老，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宰相。（西安博物院藏）

图五 花鸟人物螺钿铜镜
——1955年河南省洛阳市唐墓出土。铜镜直径23.9厘米，用蚌、螺的壳雕刻成花鸟、人物纹样，用漆镶嵌在器物上。铜镜的螺钿工艺盛于唐。（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六 打毬图（局部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
——“打毬”即所谓骑马以杖击球的一种竞技。据说其起源于西方的波斯，后来传入中国，流行于唐代贵族之间。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以单手持缰纵马击毬的竞技者的姿态，以及驰骋纵横的奔马的情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初有一个武将名叫任瓌，他在外边是一位猛将，但却非常怕老婆，回家以后在嫉妒心极强的妻子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有一次，太宗为了褒奖任瓌的功劳下赐了两名宫女给他。可是任瓌却不敢接受，郑重地谢恩辞退了两名宫女（有一种说法是，任瓌先是接受了太宗赏赐的两名宫女，而他的妻子醋意大发，烧掉了两个宫女的头发）。于是，唐太宗便把任瓌的妻子叫来，命人拿出一壶酒后命令她说：“这是一壶毒酒，如果今后你决心改悔，不再嫉妒的话就宽恕你。否则你就必须把毒酒喝下去。”太宗预料她肯定会求饶改悔，不料她说“我绝不改悔”，然后将酒一饮而尽。其实酒里原来就没有毒，所以她当然不会死。后来太宗谈起此事还感慨地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77 粉彩沐浴童俑（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
珍贵的陶俑，表现了正在戏水的儿童

这件事情后来还常常被人提起。在一次酒席上人们又谈起此事时，任瓌半开玩笑地说，大家应该都清楚，老婆最可怕的时候有三时。一次是刚刚结婚时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时候；第二次是生养孩子时宛如母老虎一样的时候；第三次是上了年纪以后满脸皱纹像老巫婆的时候。据说听了任瓌此话以后举座大笑，都深有同感

[1]

。

以上谈到的关于任瓌的故事占用的篇幅或许稍显冗长。然而通过这一妒妇的具体事例，以及围绕在妒妇周围的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男人（丈夫）们，我们不是仿佛可以看出在这些妒妇身上所凝缩的当时女性们的缩影吗？

实际上在唐代，嫉妒心超过任瓌妻子的妒妇的事例不胜枚举。唐代中期前后，房孺复的妻子崔氏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妒妇。据说崔氏不许侍女打扮化妆，只要她发现哪个侍女化妆，便嫉妒地像发疯了一样给该女眉毛上刺字，或用火筷子在其额头上烙上记号。狂暴至极时甚至把侍女杀死，然后埋在雪地里

[2]

，其嫉妒心之强令人发指。表述或许有些欠妥，人们常说女人和嫉妒总是连在一起或曰二位一体的。在中国史上，公开将女性的嫉妒问题作为一个话题来谈论，似乎是始于魏晋时代。进入魏晋时期以后，人们从东汉时代的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老庄思想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开始流行。

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们也同样开始积极表现自己。而在这种现象后面流淌着的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世界的习俗，其与中国的传统儒教伦理完全相异，所以当然关于嫉妒的表现方法也就更为直接明显。另外，在此还有一点不能忘记，那就是这些女性被视作妒妇或悍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家庭的主妇，那么当时的家庭生活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结婚与家庭生活

在唐代，法律规定是一夫一妻制度。正式的结婚手续按照家与家的关系为前提，分为六个阶段，称之为“六礼”：即“采纳”（男家向女家询问结婚的意向，即提亲）—“问名”（互相询问双方的姓名、生辰八字以及家世祖先等情况）—“纳吉”（男方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纳征”（即确定婚约，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确定并通知女方结婚的日期）—“亲迎”（新郎迎娶新娘）。在上述过程中，第四步的“纳征”时男方送的彩礼以及最后一步“亲迎”时女方的陪嫁则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助长了买卖婚姻之风。唐代初年重视门阀的风气还在，因而刚刚掌握政权的新贵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家门，遂积极地与山东贵族联姻。而日益贫困破落的山东贵族则为了彩礼和陪嫁，也热衷于这种联姻。唐太宗曾经对此加以禁止，然而因为身边的高官魏徵和房玄龄等人都带头违反，所以接下来的高宗不得已只好规定：三品以上之家的彩礼上限为三百匹绢。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一规定的执行情况，但无疑这种风潮蔓延的结果，只能使没有钱的贫困阶层结婚难度增加。

与此相反，离婚以及再婚都变得比较容易起来。前文谈到的“七出”是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而“义绝”则是妻子也可以提出来的离婚理由。除此之外，性格不合以及丈夫长期不在等都成为协议离婚（“和离”）的理由，并且受到了官方的承认。此外还流传着下述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唐代后半期有一个名叫呼延冀的人携妻去外地赴任，途中被贼偷去了所有的钱财。无奈呼延冀只好暂将妻子托付给附近的民家，并说好到了任官之地以后马上就来接妻子。分别的时候，呼延冀的妻子却说：“你如果不来接我，我就马上出走，因为肯定有接受我的男人。”实际上，就在呼延冀到任以后不久，他就收到了妻子的分手信，说是她有了新的男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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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唐代的离婚和再婚之事，唐朝的公主们经常被当作最好的例子。正史《新唐书》中所见唐代前半期的公主大约有一百名，其中再婚的公主竟然达到三十名之多。其中也包括像前面已经提及姓名的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四名数度再嫁的公主。此外，还有像在丈夫之外又和僧人辩机有染的太宗女儿高阳公主那样，唐代已婚的女性与其他男人私通的例子也不乏其例。但是，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文献中却见不到有关公主离婚和再婚的记载。这或许是因为随着唐室权威的衰落，公主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凡事都能随心所欲，当然同时也是由于当时社会上追求道德伦理的气氛越来越高涨的缘故。

我们得到的整体印象是，唐代女性们对于男女关系以及结婚的观念都很松弛，换句话来说是都很开放。这一点无疑和贞操观念的淡漠有关，进而可以说还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的淡薄。

虽说如此，若将上述问题仅仅归咎于女性方面则是片面的。为了给武后夺取皇后之位造舆论，许敬宗说过“农夫多收粮食有了一点钱，就想换老婆”

[4]

。在这句话后面所包含的缺乏责任心是当时男人们的通病。唐朝法律允许高官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媵（妾）”，如果立了功则还可以得到下赐的妾和婢女。这些规定意味着，唐代实际实行着一夫一妻＋多妾制或一夫多妻制。

女性一结婚就意味着自我规定和实现了自己的立场。她们都渴望过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男人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被国家的制度所保护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熬出头来，女性们便只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强调自我，其最极端的形态便是成为妒妇。我们不能忘记妒妇产生的另外一个背景以及温床，即在家庭中妻子们一直深受着一夫多妻制的巨大压力，为了抵制减缓这种压力，维护家庭的正常秩序，于是妒妇遂应运而生。

花街柳巷的世界与男人们

长安的花街柳巷与《北里志》

只要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形成一个社会时，肯定就会出现寻欢作乐的场所，出现色情和性交易。因为一方面有一些乐此不疲的男人，同时又有一些期待因提供色情服务而得到报酬的女人。唐代当然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花街柳巷。在下文我们就以首都长安为例来观察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叙述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北里志》，该书是在黄巢之乱基本平定的中和四年（884），面对荒废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一个名字叫做孙棨的老官人回忆起昔日的繁华，用文字记载了自己以前常去光顾的花街柳巷“北里”的详细情况，这就是《北里志》。

长安城内东城的商业中心区叫东市，北里就在东市旁边的平康坊的一角，其附近有高级官僚们的居住区。到了唐代后半期，在平康坊和其北边的崇仁坊一带集中了许多进奏院，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藩镇驻长安的办事处。在平康坊北侧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乃是连接长安城东边的正门春明门和西边的正门金光门的主要大街，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从平康坊面朝大街的北门进去，坊左侧（东侧）大约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区划就是“北里”的所在地。大体上来说，整个唐代这里都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在文献记载中可以见到玄宗的天宝年间年轻人出入此处的记录。

78 乐舞图（三原唐李寿墓壁画）
这幅画描绘了妓女歌舞的情况。画面左侧有九个妓女正在演奏乐器

北里的内部按照道路分为三个部分：从北到南分别是北曲、中曲、南曲，其级别依次升高。关于“曲”的由来，或许可以说其是来自于“局”、小巷、或者是道路的入口处等意思。然而我以为，是否可以理解成为像日本的“曲轮（郭）”那样，周围都用篱笆或围墙圈起来的一个区划呢？一旦落入花街柳巷的女子，就处在严密监视之下，轻易无法逃出正是因为四周都有屏障。

北曲在坊的最北侧，恐怕是沿着坊墙排列的小小的妓馆，推测其当是供外地来京的打工者，或因贫穷而结不起婚的下层百姓解决性问题的地方。而中曲和南曲的情况就不同了，红墙绿树环绕，院内花草假山，院子四周分布着风格各异的客房，可以举行宴会。此外妓女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接客。每一个妓馆拥有的妓女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接客情况就像日本的“置屋”和“茶屋”合二为一的形式。可以想象，各曲分别有数十家这样的妓馆，总共大约有妓女一千名左右。

来中曲和南曲玩乐的人大都是些中产阶层。高官们并不太来这里，他们一般都纳妾，而且有专属的妓女（称作家妓），没有必要出入这些场所。因而中曲和南曲的客人主要是中下级官僚、出入进奏院的地方官以及文人墨客和一部分商人。此外来妓馆的人还包括科举的进士及第者以及进京赶考的学子们。因此，只要有擅长诗文书画、精通歌舞音律的名妓出现，妓院就仿佛变成了有教养的上流人的游乐沙龙。

妓女的世界

在今天，我们把妓院的女性叫做妓女。但正式说起来，妓女乃是一个总称，本来指精通音乐和舞蹈的女性。因其所属不同又分成若干个种类，其中，比较早的有培养女性舞蹈家和音乐家的“内教坊”；其后，玄宗为了教习当时流行的俗乐而新设了“外教坊”以及“梨园”；这些都是属于皇帝管辖下的机关，内有供皇帝宴乐的宫妓。除此之外，还有属于个人所有的家妓；属于地方官厅，与宴席相关的官妓（在节度使的军营被叫做营妓）等。与上述比较，北里等花街柳巷的女性则是作为民妓的妓女。但是她们被登录在教坊管理的“乐户”户籍上，有时也要参加宫中的宴会。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民妓也同时具有官妓的一面。

在花街柳巷的灯红酒绿背后，乃是一个人欲物欲横流的世界。妓女们多是来自于贫穷的农家姑娘。通过或是被骗或是无奈卖身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良家女子经过人贩子之手来到了这里。为了把这些女子训练成为合格的妓女，妓馆的主人在买入这些姑娘以后，就和她们结成义母（养母）和义女（养女）

79 反弹琵琶图

的母子关系，并对其待人接物等进行严格的培养训练，其中也包括从读书写字到写诗作文等教养内容。应该说，这些义母（养母）中有一些人的文化素养相当高。可是另一方面，义母又随时监视义女的行动，贪得无厌地榨取客人，因而被冠以“爆炭”的外号。同时，这些义母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往往嫁给住在进奏院的地方官和大商人，还有人索性嫁给黑道的地痞以求庇护。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义女的妓女们的情况。在义母的盘剥监视之下，对于妓女们来说最大的放松就是每月逢八的三次庙会。这一天她们获准结伴去同一平康坊内靠南边的保唐寺，听取僧人的讲经说法。为了看看这些漂亮的妓女，当天在保唐寺门前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拥挤不堪。也有妓女在此碰见熟客以后将其带回妓馆。心黑手辣的义母则在庙会这一天，向每个妓女征收铜钱一缗（一千文）。此外，当妓女想自己休息而拒绝接客时，每天也必须向义母支付一千文钱。由此可以推知，恐怕每个妓女每天的实际收入大致就是一千文左右吧。如果说当时一斗米（一个成年人五天的量）值一百文钱，那么一千文钱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五十天的伙食费。由此可知，去花街的中曲和南曲逛一天需要多么大的开销了。

颓废堕落的男性与支撑着男人们的女性：《李娃传》的世界

在娱乐活动很少的当时，对于男人们来说，最高的游乐场所就是花街柳巷。而从妓女的角度来说，在自己短暂的花季年华，忍受着义母的榨取，或者说与义母一起榨取男人，同时一边积蓄私房钱，一边摸索脱离苦海的道路。对她们来说，正式的结婚乃是可望不可企及的梦，如果幸运的话，只可能被某位官僚或商人看中成为其家妓。然而一旦有过身陷花街柳巷的经历，则从良之路谈何容易！而且随着姿色渐衰，她们未来的前景也非常黯淡。

每当说到这方面事情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举出以唐代妓女为主人公的小说《李娃传》作为例子。《李娃传》的故事梗概如下：

玄宗天宝年间，为了科举考试，一位出身地方名门的年轻人只身来到了长安。在长安他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遂如胶似漆往来于妓馆。可是，金钱用完之际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被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也消失了踪影。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幸而被丧铺的伙计救活，后来便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歌手，并且很快名扬京城。但就在他与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结果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好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沦为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

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李娃的心被深深地刺痛和打动了。于是她给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搬出妓馆另住，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这位年轻人。先是用了一年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齐了书籍，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一名官员。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之际，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年轻人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李娃遂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在剑门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父亲。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承认了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李娃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带来了全家的兴旺昌盛。整个故事以可喜可贺的大团圆结局。

这是一个超越士人妓女身份界限的纯爱和奋斗的故事。其不单单是一部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还使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776—826），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小说的背景乃是反映了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初期的时代状况。在小说之中，作为主人公的年轻人是肩负时代重任的科举系统的士人，他从挫折到复活，再到飞黄腾达的道路，实际上暗示了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的闭塞状况及其对前景的期待。通过小说中对士人与下层女性的交情以及对社会最底层的丧铺的描写，我们似乎感到其中假托或蕴含着一种来自于下层的城市贫民、新兴庶民们的力量。

这方面的情况姑且不论，我们再看一看李娃的情况。李娃刚毅顽强、令人敬佩。她既美丽又聪明，为了所爱的男人不顾一切、不求任何回报地奉上了自己的爱情。与唐代前半期旁若无人、昂首阔步的女性们相比，李娃完全站在了一个相反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李娃形象的意义，即李娃在成为男人们心中理想型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是一种前瞻性时代感觉的产物，其实际反映出了社会已向男性主导社会开始倾斜的状况。

在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结婚的形态。李娃是妓女，因而登记在教坊管理之下的“乐籍”之中。唐代实行良贱制，法律严格禁止良民和贱民之间的通婚。登记在“乐籍”上的人虽然比奴婢的地位要高一些，但大体来说还是属于贱民身份。因此妓馆的妓女即便成为妾，也是作为家妓的妓女，身份并不能简单地变更为良民。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完全无视这一点，最后是两人正式结婚的幸福大结局。《李娃传》干脆利落地越过了本来不可逾越的界限，因而完全可以说，在这篇故事之中映射出下层女性们的一种理想。

与此相关，在此还想略微提一下两位有名的女诗人。一人名叫薛涛（768—831），另一人是鱼玄机（约844—871）。薛涛原来出身于长安的良家，父亲赴蜀任职时，薛涛也跟随父亲到了四川。但后来父亲死去后家道中落，薛涛沦为西川节度使所属的营妓。薛涛的诗文深得节度使韦皋赏识，之后便留在节度使幕府专事作诗，与当时一流的大诗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然而因为她是营妓，所以既未能回到长安，也没有结婚，最后在成都的浣花溪畔，作为一名女道士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80 薛涛制笺图（近代，张大千）
唐代最有名的女诗人薛涛正在书写信件

关于鱼玄机，森鸥外

[5]

曾写过一篇同名小说。鱼玄机乃长安人，很早就以诗才而知名于世，曾得到唐末最著名的诗人温庭筠（812—872）的指导。鱼玄机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名叫李亿的官僚为妾，可是却遭到李亿妻子的嫉妒和排挤，被迫出家成为道观咸宜观的女道士。鱼玄机富有个性的诗作以及她与男性之间放荡不羁的生活同样有名，最后鱼玄机因为杀害了自己的侍婢而被官府处死。有关鱼玄机的出身不太清楚，一说认为她出自于妓家。如果是普通的家庭出身，她的美貌加上诗才，很难想象她会一开始就给人做妾。因此，即便她本人不是妓女，只要她的娘家是妓家的话，就会被登记在“乐籍”之中。所以鱼玄机也是一位深受唐代的良贱身份制之害的女性。

《女则》与《女论语》

自古以来的礼制与唐代女性的“女戒”书籍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礼教要求女性必须做到的条件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为了束缚夫妻关系，还宣扬“夫为妻天”、“夫妇一体”等论调。此外，作为女子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里规定“四德”，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工”。除此之外，作为已婚妇女离婚的条件，还有前文已经涉及的“七出”。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需要制定如此具体的压制女性的理论呢？或者说为什么必须大张旗鼓地压抑妇女们呢？其理由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这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尽管人们对于在儒教意识形态之下的女性地位，尤其是关于女性如何被压制虐待等问题一直十分关注，讨论也很热烈，但似乎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原因及理由。

言归正传，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隋唐时代的状况。就隋唐时代的女性而言，我们看不到她们是如何受到男人们的压制虐待的。透过隋唐时期女性骑马纵横驰骋的行为、当时男女关系的松弛现象、家庭中主妇地位之高以及女性以妒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张扬等现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断言女性一定受到了男性的压制。而且武后的统治得以实现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时代。如此看起来，似乎可以说隋唐时代的妇女们生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个时期。

81 盛唐婚嫁图（敦煌莫高窟第12窟婚嫁图壁画）
这幅画描绘了唐代结婚宴席的情景

但是，尽管是女性充满活力的这一时代，在男人们的主导下，还是以各种形式推出了看起来与上述时代潮流不和谐的、有关女性必须遵守的规则等，而且其多数都是通过女性自己之手编写的。如果追溯一下这种规则的起源，至少可以溯至东汉的班昭（曹大家）。在班昭编纂的由七条构成的《女诫》中，她强调女性“卑弱”，因而主张妇女只有遵守三从四德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此书出现的背景，乃是儒教作为礼教渗透并左右人们日常生活的东汉时代，其与唐代的环境并不一样。

进入唐代以后，最早出现的这一方面的作品是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的《女则》十卷。作为太宗最得力的贤内助，长孙皇后是一位尽量远离政治、十分谨慎的女性。她汇总古今妇女的模范事迹以及所犯过错、恶行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而编写了这本《女则》。

据说在长孙氏死后，太宗看了此书才了解到了长孙氏的思虑之深，为失去如此重要的伴侣而失声痛哭。关于此书的详细内容虽然不得而知，然而估计其基调不外乎是班昭《女诫》的延续吧。

以长孙氏《女则》为嚆矢，唐代出现的这一方面的书籍主要有：侯莫陈邈

[6]

之妻郑氏的《女孝经》一卷，王博妻杨氏的《女诫》一卷，薛蒙妻韦氏（韦温之女）的《续曹大家女训》十二章，尚宫宋氏

[7]

的《女论语》十篇，王琳妻韦氏的《女训》等。

此外也还出现了把上述各种著作汇总起来的书籍，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武后的《列女传》一百卷及《孝女传（孝子列女传）》二十卷。这些书都是武后当皇后的时期出现的，估计是出自于武后的智囊团北门学士之手。

武后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有其意图的，她想装成不亚于长孙皇后的贤后，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唐代前半期编写的这方面的著作几乎都与皇后有着直接的关联，恐怕大多数都包含着政治的含义。

《女论语》所展现的东西

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后半期的情况如何呢？实际上，上面所列举的书里边，从《女孝经》以下的一系列作品几乎都是唐代后半期时编写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注意到以下问题：一是没有想到在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出自于女性之手的此类著作会增加这么快；二是很难认为她们编写这些书籍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权力等政治目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女性为什么会关注这一方面呢？下面我想围绕其中之一的《女论语》加以考察。

《女论语》的编者是贝州（今河北清河）儒者宋庭芬的五个女儿，编纂的时期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德宗朝。宋氏五姐妹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就对儒学有浓厚的兴趣，厌恶浮华，终身不嫁，发誓以学问立身。她们五人一起筹划编写《女论语》，最后由长女宋若莘汇总、次女宋若昭加注的形式完成了全书。贞元四年（788）她们五人应召进入德宗的后宫，但不是作为嫔妃，而是作为后宫在学问和文学方面的顾问，或者是作为后宫管理事务的宫官尚宫进入后宫的。其后她们也一直长期负责担当后宫以及皇族的教育。可以推测，由于她们的特殊地位，《女论语》一书遂由宫廷进而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根据唐代文献的记载，《女论语》一共有十篇，然而后世的流传本由十二章构成。因此有人认为，该书可能曾经一度散佚，其后在参考前文提及的《续曹大家女训》等书的基础上又重新编撰而成。然而即使现存版本是后来重新编写的，应该说当然也还是反映出了原书的观点以及面貌。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女论语》的内容，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三方面：其一，作为女人来说应有的贞淑、温和以及保持节义的生活态度；其二，照料父母、公婆、丈夫，训导子女等女性基本任务；其三，女性应该掌握的手工，待人接物方法，每天的早起以及家务，家产以及家庭安排等具体的工作内容。文章体裁采用四字一句，两句一文，全文押韵的形式，以便读者按照韵律节拍背诵全文。

谈起《女论语》一书，表面看上去该书似乎和东汉的《女诫》的基本方针相同，是《女诫》的延长线上的同一性质的书籍，历来人们对此书的理解也大致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可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大家都知道，《女诫》一书原来是为待嫁的姑娘所编写的书，内容主要是关于未婚女子应有的状态以及注意事项等方面的说教。与其比较，《女论语》一书则全面地论述了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形象，其中尤其是突出地讨论了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除了要求女性必须贞淑、勤勉、服从之外，还强调女子的主要作用在于相夫，当好贤内助，以及妥善安排处理好家务、负责养育及教育孩子等。因此，《女论语》一书实际上将《女诫》以来对于女性的说教以及有关妇女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前半期对于女性自由奔放的行动一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这一基本方针出现了很大的动摇。时代气氛和社会环境都不再容许这些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女子们也被迫必须选择一种正视现实的生活方式。既然不能再奢望回到以前的荣华，那么只有退居家庭，依附于男人们，重新稳固自己眼前的阵地了。可是，女性的退缩并不意味着单方面地屈从于男性。这部《女论语》以及同时期的《女孝经》和《续曹大家女训》等书，不正是为这些处于转型期十字路口的女性们准备的行动指针吗？这些书籍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即将到来的儒教时代的一个预兆。

女子的教育

《女论语》一书的作者脑子里设想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劳动妇女。这些勤劳的女性们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首先干脆利落地安排处理完全部家务，然后再抽空从事诸如养蚕、织布、缝纫等早已驾轻就熟的女工事务。为了家里的成员，她们要织布、缝衣服，并将织出的一部分布匹出售，以此换得现金收入。有时她们还要下地帮助丈夫干活或者饲养家畜。同时，她们还要致力于勤俭持家，教育并督促男孩子们的学问，并要随时注意不能失礼，如何妥善地待人接物、招待客人。

82 加彩劳动女子泥俑群（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
泥俑表现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情景。从左至右分别是擀面、用磨磨粉、用杵在杵谷物、使用簸箕在筛选谷物

由此来推测她们所属的阶层，应该既不是一年到头日复一日从事农业劳动的一般农民，当然也不是拥有许多仆人的上流社会的高官，而应该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下层的官僚及地主阶层。其中，在唐代后半期取代均田农民而起的土豪地主阶层中，有不少家庭最接近《女论语》中的女性形象。这些新兴的阶层与下一个时代宋代的统治阶层即地主科举官僚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说《女论语》是以上述阶层的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话，那么《女论语》的编者事先一定清楚这些女性不仅识字，而且也能理解书中所写的内容。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女性中具备一定程度读写能力的人应该相当普遍。前一节提到的那些花街柳巷的女子们都把写诗作文看作素养之一就是旁证。如果变换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唐代之所以涌现大量为女性而编写的、而且出自于女性之手的著作，其背景之一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女性读者阶层。

那么，女性是在什么地方接受的教育呢？当时，不仅没有为女性而开办的官方教育机构，而且在民间也完全没有像日本的“寺子屋”

[8]

那样女子也可以参加的私塾。因而对她们实施教育的地方只有在家庭之内，老师就是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

譬如，以著名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为例来说，他家在当时非但算不上一流的贵族，而且在他父亲留下众多子女去世以后，家境实际上已经跌入贫困的谷底。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颜真卿的母亲殷氏在向娘家求援的同时，坚持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为颜真卿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768—824）也是如此。他三岁丧父，长兄取代父母照顾他，但长兄在韩愈十一岁时也去世了。其后，在韩愈去长安为止的八年间的苦读过程中，代替母亲从各方面支撑他的是长嫂郑氏。

在上述这样的家庭里，能识文断字的女性相当多，而且通过她们的教育，这一传统又为下一代所继承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唐代女性具有的知识水平，我们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

[1]
上述任瓌妻子事可参见张鷟《朝野佥载》卷3，《太平广记》卷248《任瓌》、卷272《妒妇》。

[2]
崔氏事可参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8《黥》，《太平广记》卷272《妒妇》，《旧唐书》卷111《房孺复传》。

[3]
呼延冀事可参见李隐《潇湘录》，《太平广记》卷344《呼延冀》。

[4]
参见《新唐书》卷223《许敬宗传》：“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胜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5]
森鸥外（1862—1922），本名森林太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著名作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舞姬》、《阿部一族》等。他写的以唐代女诗人鱼玄机为主人公的短篇历史小说《鱼玄机》于1915年7月首次发表于《中央公论》杂志，后收于《森鸥外全集》第5卷（筑摩书房1995年版）。

[6]
侯莫陈邈的“侯莫陈”是复姓（三字姓）。详可参见《宋史》卷206《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7]
尚宫宋氏的“尚宫”是负责管理宫廷事务的宫官。“宋氏”指宋氏姐妹。参见本书后文。

[8]
“寺子屋”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民间教育机构，类似于中国的私塾。通常以寺院或民家为校舍，由僧侣和医生等担任教师，学生叫做“寺子”，系六岁至十三岁的男女儿童，授课内容主要是读写以及算盘等基础知识。

第六章

城市的发展与丝绸之路

长安、洛阳的景观及其生活

长安与洛阳的位置

隋唐两代长达三百年的首都长安坐落于大陆深处的关中盆地。关中的“关”，指的是这一地区通往东方的唯一的交通干线之上的函谷关或潼关，关中就是处于该关口的内侧之意。关中盆地的南边是东西连绵起伏的秦岭，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关中的北边到西边的广大区域是高低起伏的黄土高原，在其前边则是自古以来以陇山而知名的六盘山矗立于西方。关中的东侧则是呼啸的黄河奔腾南下，然后在潼关附近向东蜿蜒而去。

83 隋唐关中地区图
关中的“关”指面向东方的交通干线上的函谷关或潼关。“关中”的含义就是被这一重要的雄关守护着的内侧之意。关中地区乃是由天然的地形拱卫起来的战略要地，从西周至隋唐一直是政权的中心地区

84 关中唐十八陵一览表

关中就是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包围起来的大盆地，而且拥有可以养活相当人口的平原部分。此外还有一点不太为人所提及的地方，即关中西边陇山南麓附近有一片辽阔的国营牧场（“监牧地”），在长安近郊也有一块同样的牧场，因而很容易给长安提供大量的军马，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上述环境之中，自从上古时代的周代（西周）以来，这里便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区，并且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

然而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内陆地区的要塞，在其与外部的交通以及物资的运输等方面又有着一些不利点或曰弱点。只要是首都，就必然拥有大量的消费人口，但关中地区的生产力却无法完全支撑这一方面的需求。弥补这一缺陷的函谷关及潼关交通线又路途险峻，运输困难，经常陷于停滞状态。此外如果再遇上关中发生饥荒，长安立刻就会陷入深刻的粮食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就会临时离开长安前往洛阳避难。洛阳位于华北平原的西端，从华北和江南运来的上税米都是先运到这里，然后再由此通过陆路运往关中。对于长安来说，洛阳就是其东方的桥头堡，是连接西方与东方的接点。因此，像隋炀帝和武后那样决意摆脱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政治局面之时，洛阳就成了其首选的最好据点。

可是，洛阳在防卫方面却远远不像长安那样坚固，也并非位于东方的中心地带或是立足于交通要冲之地，只不过是依附于长安而存在而已。在历史上，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就像车辆的两个车轮一样，互相补充完善。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长安为主，洛阳只是从属性质。

85 隋唐洛阳城
（卍：佛寺，∩：道观，△：三夷寺）

谈起长安的位置问题时，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即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接触时，位于西北部的长安乃是最合适的地方。自从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一直作为连接东西方、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对方信息的大动脉而备受重视。到了隋唐时代也是同样，两王朝即使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肯放松对于西域的经营。长安也因此而奠定了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地位。尽管如此，唐朝进入后半期以后，随着物资流动以及频繁的人物往来，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了经济发达地区，诸如东方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以及连接二者的大运河沿岸各个城市。在此期间，大食（阿拉伯）等的商人们也乘船从海上来到了广州、扬州等许多城市从事贸易，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逐渐被其取而代之。于是，长安的地位遂逐步下降，最后随着唐朝的灭亡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洛阳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而，唐朝的灭亡也是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心自西向东的大移动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唐代城市的结构与特色——以长安为中心

正如前文已经谈到的那样，长安城始于隋初宇文恺设计的隋都大兴城。其整体形状呈东西狭长的长方形，南北长8651.7米，东西长9721米。四周被用黄土夯筑起来的城墙包围起来，城墙之外环绕着护城河。城墙的周长大致和东京的山手线

[1]

的长度相当，城内的面积约是位于日本京都盆地的平安京

[2]

的3.5倍。由此已足以想见长安城的规模是如何之大了。

关于城墙的状况，一般推测其宽度约9米到12米，高度约5米左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安城墙的高度超过10米，用坚固的砖石建造而成，而且拥有高大雄伟的城门楼。若将隋唐长安城与现在所能见到的西安城墙相比较的话，显然要逊色不少。从当时城墙的构造和长度来看，如果敌人来攻城的话，要长期坚守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唐代的李渊（高祖）之所以能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城，另外玄宗在听到安禄山破潼关的消息以后，立即慌慌张张地逃出了长安，恐怕都是因为这一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看长安城里边的情况吧。城内最北边是宫城，这是皇帝居住和执政的空间。宫城之南是皇城，其中集中了大量的官厅衙署。居民则生活在皇城南边被称为“坊”的区划之中。如果用城郭的术语来表现的话，宫城和皇城是“城”（内城），而将“城”围起来的整个长安城则相当于“郭”（外郭，外城）。将皇帝（天子）的所在地置于城的最北边的传统就始于这一时期。

粗略看上去，这种做法乃是古典理念中的“圣人（天子）南面听天下”的一个具体体现，然而实际上在《周礼》等文献中，宫城（内城）则是位于王城的中心。所以，我们在重视其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之前，首先有必要考虑到长安城与之前的其他都城的关联，诸如北魏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城（位于今河北省），这些都城都是将内城即宫殿区设置在北边的先例。

86 隋唐长安城
（卍：佛寺，∩：道观，△：三夷寺）

另外，尽管我们说皇帝（天子）的所在位于长安城的最北边，而实际上在长安城之北到渭水之间，还有一片用城墙围起来的面积很大的禁苑（御苑）。在禁苑里边，林木茂盛，有山有水，池水碧波荡漾，其中放养着各种珍贵的动物。这里既是皇帝的狩猎场，又有保卫宫城北门的北衙禁军的兵营。高宗建造的新宫城大明宫也在这一地区。其后，教习音乐的梨园以及打马毬的毬场也都设在这里边。如果加上这片辽阔的禁苑，皇帝的所在地就正好位于整个区域的正中间。洛阳城也是同样，紧挨着内城的西边到北边的区域设置了辽阔的禁苑。隋唐的都城同时附设禁苑，这也是之前各个都城所不曾见到的重要特色。

隋唐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对称。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到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进一步向南延伸，经朱雀门街到明德门，以这一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呈现整齐的东西对称格局。商业场所也按照这一原则，分别设置西市和东市。中轴线的起点是进入南面的终南山的谷口之一石鳖谷口，由此向正北延伸的轴线就是长安城的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决定之后，人们在错开自秦岭北流而上的各条河川之间的平原地带之上，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设计建造了长安城。

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等的制约，隋唐的洛阳城未能建成像长安那样的区划。然而如果按照宫城和皇城为中心来看的话，其也是以纵贯南北的中心轴形成左右对称。若将中心轴向前延伸下去，则是伊水两岸以龙门石窟而知名的西山及其对面的东山，以及作为两座山之门（门阙）的伊阙。

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乃是在继承以往的理念及形态的同时，独自创造的一座人工的都城。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过去的建筑物等留下来的影响。其结果，认为帝都就是宇宙中心的看法受到人们的重视，长安遂被设计成为受命于天的唯一统治者即天子治下的天空之都。无论在南郊设置天坛，还是在北边的禁苑里扩充方坛等祭天设施，以及强化仪礼，使仪式更加精密化等举措，则都是为了呼应这一点。

87 唐长安城含光门遗址
含光门是皇城南面的西侧门。在石头的门道上还残留着当时因行车而留下的车辙的痕迹

然而，围绕帝都长安的天空观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这座始于隋大兴城的长安城的建造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上述那样一种始终如一的理念呢？对此我们抱有疑问。实际上，长安城的建造理念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状况而不断地增加和膨胀起来的。关于仪礼、理念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有值得研究的余地。除此之外，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仅仅以中国式的理念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总之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在这样一座都城的精神和论理之中，必定蕴藏着唐朝这一时代的特质。

坊的结构与特色：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除了宫城和皇城之外，长安城内南北有十一条街道，东西有十四条街道（包括沿城墙根的道路），呈现棋盘一样的格局。最宽的大街是连接从皇城南门（正门）的朱雀门到南边的明德门的朱雀门街，路宽约150米，道路两旁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沿街栽满了整齐的柳树。以朱雀门大街为界，西边（街西）是长安县，东边（街东）是万年县。

在长安城内还有一条主要大街，即通过皇城前面，连接东边的春明门和西边的金光门的东西走向的大街，街宽120米。这条皇城前大街是长安城内人员和物资来来往往最繁忙的一条街，无论是出入官厅衙署的朱雀门，还是商业中心东西两市，或者说是前章谈到的花街柳巷平康坊等都是面向这条大街而开。

在这种棋盘状的街道之间则是居民居住的“坊（里）”。“坊”的四周被高约三米的土墙围起来，大坊有四个坊门，小坊有两个坊门。从坊门进去以后，经过坊内的街道和小巷，可以走到各家各户。坊门的开闭由管理各坊的负责人“坊正”负责，每天日出之前的四点左右开门，傍晚日落以后关闭坊门。因此，居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家，而到次日天亮之前不能出坊。但是，有权有势者和大寺院则例外，官方允许他们可以直接面向大街开设大门。

长安城内的街西和街东各有54个“坊”，再加上东西两市，全城总共111个“坊”。其中，大坊四周的周长4公里，其大小正好相当于被京都御所周边道路围起来的御苑的区划

[3]

。小坊的周长大致是大坊的一半，约2.1公里。整个城市被棋盘状的街道所分割。在街道之间镶嵌着许多独立性和封闭性都很强的“坊”，这也可以说是长安这一人工都市的另一个很大的特征。此外，洛阳的城市布局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结构。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的话，可以说隋唐的长安（洛阳）就好像是许多四方块的集合体，或者说是由许多细胞集合起来的组织。

那么，为什么长安城要采取这样的形态呢？历来的解释是，在汉代的农村，农民们聚居之地按照一百户左右设有“里”这样一级组织，而复数的“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了城郭，这种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最终为都城的建设所继承。然而，“坊”所收容的人数是以万为单位的，因此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功能上来说，隋唐长安城的“坊”都与汉代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在北魏的洛阳城以及北齐的邺城的“里”上面，却也可以见到与隋唐的“坊”有直接联系的解释。根据文献来看，北魏的“里”是每个边长一里（约450米）的正方形，“里”门有四个，由“里正”等进行管理，整个布局也同样按照棋盘状排列起来。这种情况与隋唐长安的小“坊”近似，其很可能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起点。

关于北魏的“里”，我们并不清楚其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同时也不清楚各个“里”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关联。然而仔细考虑起来，无论北魏还是隋唐王朝其实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为主流的政权，所以在棋盘格局的里制或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由此我联想到了作为游牧世界根基的部族或曰部落的情况。部族（部落）本来就是在族长之下具有生活（生产）和军事两重机能的一个共同体，其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效忠于王（其后的皇帝）。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坊（里）”所具有的特性及其实施的背景的话，其实不难在游牧部族（部落）中找到其原型。

88 北魏洛阳城

构思设计隋唐长安城的当政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的“里”这一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又很重视其与自己出身的游牧世界之间的关联。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坊”这一形式的确十分独特，然而如果仅仅只是局限在中国史上，应该是不会产生出这种形式的。“坊”显现出来的非中国元素明确告诉我们，在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特质。

从人口的动向所见到的长安

长安居住的场所是“坊”。那么，人们是怎样以这些坊为中心来生活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度过日落以后的漫长的坊内生活的呢？在因芥川龙之介

[4]

的小说而广为人知的《杜子春传》

[5]

中（原作主人公为“周隋间人”，舞台是唐代长安。芥川将舞台改为洛阳），落魄的杜子春初次遇见老人的时间是太阳完全落山以后的傍晚，地点在长安的东市的西门前。他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根据这一描写，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了日落以后在坊外也还有人走动的情景，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在街上聚集的成群的流浪汉的景象。那么，当时是否真的是严格地执行了关闭坊门的做法，是否真的太阳一落山，坊外马上就回到了空无一人的静寂之中呢？

在长安城内生活的人们包括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汉的各种人。关于长安城的人口有各种说法：有接近于历来的通说的一百万人说，还有一百五十万人说，近年还有一种呼声很高的看法，认为长安的人口当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左右。在考虑长安这座城市的性质时，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这里我想结合拙见稍稍谈一下这一问题。

在这里我们以唐代最盛时期玄宗的开元天宝时期作为基准来加以观察。前文已经谈到，长安在行政方面由万年和长安两县构成，其管辖区域也包括周边的城外地区。城内城外合计，两县的户数约七万五千户至八万户，一户按照五个人计算的话，总人口当在四十万人左右。这些都是在户籍中登记过的人，也就是“编户”。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根据这一数据来研究城内的人口数，推断出城内的居民应该有三十几万人。从“编户”总数中减去城内居民，剩下的近十万人就是住在城外的农民。

在这里，我所注目的是这些农民的存在。大家知道，关于长安的“坊”，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一个坊的规模相当于地方上的一个县城或者与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县城，农民们也都住在县城里，白天出城下农田干农活，然而在长安的居民中却见不到农民的身影。尽管据说长安城的南部实际上是农田，但是住在坊内出城去从事农耕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些在长安城外生活的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是从居民所需粮食的生产，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保护，或者是日常的往来以及各种杂务的分担，城外和城内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长安的居民。万年县和长安县之所以管辖区域包括长安城附近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因此，我不同意将长安城内和城外严格分开的做法。

另一方面，再看看与朝廷有关人员的情况。中央官僚约两千六百人，下级官人以及有职务者（“内职掌人”）大约三万五千人。由此推算，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内，这一部分人合起来近二十万人。另外，官僚通常都入士籍，下级官员如乐户等也都与“编户”之民不重复。此外还有皇族（包括家属在内合计当有数千人？）及后宫的女性（四万人）、宦官（三千人）以及官奴婢（一万人以上？）。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僧尼约有两万到三万人、科举考生及其随从有一万数千人、至少超过一万人的外国人等等。上述这些人大概有十万人，而且都不是“编户”。如果再加上与官僚有关的近二十万人，非“编户”的居民则高达三十万人左右。

在此值得考虑的是，负责首都防卫的士兵人数是否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的问题。士兵的类型分为府兵的南衙系统和作为皇帝禁军的北衙系统。关于两者的情况，在唐代前半期是以南衙为中心，随着府兵制的衰退，北衙势力增强，到了玄宗时期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逆转，北衙占据优势地位。

过去一般认为，在府兵制起作用的时期，大约有八万到十万府兵（卫士）交替驻扎在首都长安。我对于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首先警备的任务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其次，仅仅保障供给这么多府兵的伙食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情。我推测至多不过五万人到六万人左右，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左右都是由首都的居民（编户）负责供给的（关于这一方面在本书下一章加以详述）。

89 公元800年世界主要城市人口统计表
（采自T CHANDLER,G FOX,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
）

与此相对，北衙是专业士兵，有军籍，家属也都住在长安城内或郊外。截至玄宗时代之前，北衙兵有两万人，其后又有增加，或许增加到了四万人左右。虽然不清楚他们是否全员都带家属，然而粗略估算一下的话，推测包括这些北衙兵的家属在内的有关人员当在十万人左右。当然他们都不是“编户”之民。

考虑长安的人口时不能忘记另外还有一个群体，这就是包括流浪汉在内的没有登记在户籍上的人们。前文提到的杜子春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人。尽管要统计这些人的人数非常困难，但按照某种计算方法，得出了大约十余万人的数字。进入唐代后半段以后，随着从各地流入首都的流浪汉的剧增，推测这部分人口的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根据以上的推算，“编户”之民四十万人，朝廷以及与朝廷相关者合起来三十万人，士兵及其相关人员约十万至十三万人左右，户籍登记漏网的人大约十数万人，全部加起来正好一百万人左右。由此足证长安人口一百万人这一通行说法是一个恰当的估算。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说，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市仅此一家。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就无愧于世界帝国的称号。另外，通过上述长安城人口的构成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我以为，我们在认识思考长安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意识到这一特点。

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及工匠

国营市场及其管理体制

谈到隋唐时代的商业，首先会举出长安的东西二市以及洛阳的三市（即南北二市再加上西市）的名字。从规定上来看，这些“市”的门与其他的坊门同样，也是从早晨到日落为止开放，然而商业交易却是随着中午的鼓声才开始，到日落之前结束。就时间而言大约是五个小时左右，并不是全天都可以自由交易。

让我们通过长安的“市”来看一看市的构造吧。关于“市”的面积在前节已经涉及，大致是与大坊同样，为一个周长四公里的正方形，周围也是被结实的坊墙围起来。只是与一般的坊不同处在于，“市”的内部街道不是十字形，而是呈现井字形，“市”的大门每边各开两门。这也是“市井”这一词汇的由来。

中央官厅太府寺所属的两个衙署“市署”和“平准署”设置在井字形街道的中心区域。“市署”负责管理整个商业贸易。“平准署”的主要业务则是通过“市”来卖出国家不用的东西，同时买进需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鲜明地分为两个区域：街东变成了上流阶层的高级住宅区，街西则成为庶民阶层的聚集区。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市”上。平准署据此来调整买进卖出业务。

对于唐代的商业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市署”。市署不仅设置在长安和洛阳，而且在所有的地方州县都设置有市署。换句话也就是说，凡是没有设置市署的地方就不能进行交易。以长安的“市”为例来说，市署掌握“市”门的钥匙，实施着严格的门禁制度。同时负责监督商品质量、物价、交易是否正当等情况，为了保证使用秤的公正性，每年八月份要统一检验所有的秤。

市署的监督和管理也涉及在市里营业的商人和工匠们。一般认为他们可能登记在市籍之中。由于工商业者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或许他们登记的地方既非市籍又非一般的户籍（编户），而是登记在别的什么地方。假如说他们登记的不是一般的户籍，那么在前节的人口计算的基础上，就需要进一步追加工商业者的人数。据记载来看，这些工商业者的资产都被登记了起来，以资产为基准征以户税，课以庸役（力役）。

在长安的“市”里，除了登记在市籍上的本地商人即坐商（坐贾）之外，还有许多从其他地方带来商品的客商（行商）。这些客商随身携带着官厅颁发的，上面记载有本人姓名和同行者姓名以及经营的商品名的身份证即“过所（公验）”旅行。到了“市”以后，他们首先到沿着坊墙内侧排列的旅馆卸下货物，这些旅馆叫做“邸店”。邸店是兼有旅馆和仓库两种功能的设施，属于市署管辖。客商们一方面通过坐商做买卖，同时也在邸店的仓库前面摆上货物进行交易。

商店叫做“肆”或“铺”，但是并不能在坊内自由开店，而是根据经营的商品种类不同，被集中在一定的区划里，并且所有的商店都要被纳入叫做“行”的组织之中。据说在长安，恐怕是盛唐时期的长安的东西两市分别有220行（一说为120行），各个商店都要挂上自己所属“行”的标志，并通过各行的负责人即“行头”（也叫“行首”、“行老”）与市署保持联系。“行”具有同业行会的性质，与欧洲中世纪城市里出现的行会“基尔特”类似。但是，相对于欧洲的“基尔特”的自治和自立性而言，长安的“行”则是被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

工商业者与隋唐城市的一个侧面

上述状况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即唐朝对于工商业者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管理以及抑制措施。其象征性的表现就是坊制和市制的存在。从这一情况出发，尤其与其后的宋代对比，唐代城市的落后以及工商业的不成熟经常受到指责。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以长安为代表的唐代城市文化又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景象。城市文化与城市的封闭性以及落后性难道是没有关系的吗？

为了了解城市的工商业的状况，我们再稍微看一看作为同业行会的“行”的情况。在文献中可以确认的长安的“行”，主要有肉行、药行、绢行、笔行、秤行、铁行等。此外，还可以见到诸如米肆、面肆、饼肆、金银肆、珠玉肆、乐器肆等商店的名字。

90 遭遇盗贼的商人们（《观世音普门品》，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壁画）
通过这幅画可以窥见当时商人的样子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马背上负载的货物等情况

可以推测在这些商店的周围也一定有“行”的存在。而在这些众多的商店和行的背后，又活跃着与商品的生产制造相关联的大量的专业工匠以及工人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工匠是在官营的作坊内工作，制造朝廷（皇帝）的御用物品，诸如从酱油醋等食品到金银器的装饰品，从宫廷的仪礼用品到盔甲武器等各种物品。而此外在民间的作坊甚至个人的家里工作的工匠及工人则数不胜数。

譬如，唐代后半期的会昌三年（843）六月，当时正好在长安的日本僧人圆仁曾留下一段记录，记载了东市西半部的“十二行四千余家”被大火所烧的情况。如果按照这一记载的话，一“行”平均近四百户。然而，我们很难设想一“行”能有如此众多的商店，所以很可能其中也包含了各行相关工匠的家。长安城内当然不止十二行，由此可以推知民间的工匠人数一定相当可观。

91 房山石经拓片中的捐赠题记
在房山云居寺的大般若经的最下端的空白处刻着捐赠者所属的肉行、绢行、绵行等行名。这是了解唐代工商业情况的珍贵史料

“行”的大量出现当在玄宗时期前后。信徒们捐给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上记载的形形色色的“行”（参见本书第八章相关部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房山石经上的“行”出现于当时的地方城市幽州（现在的北京），石经上第一次出现名字的时期是玄宗的天宝初年。在房山石经上面的行名里边，除了在长安见到过的肉行、绢行等以外，还有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行名，诸如大绢行、绵行、大米行、屠行、生铁行、幞头行等。这样一个地方城市居然出现如此活跃的情况，由此推知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的情况，恐怕一定还涌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行”。

活跃的城市居民

可是，我们却不能仅仅根据大量涌现的这些“行”，就将“行”的设置一事看成是国家掌控了商业活动、并将其置于国家管理之下的一个环节。如果说起幽州的“行”的话，其在做生意的同时，还自费从事宗教活动，以确保自己的某种自立性。所以与其说唐朝国家控制商业，倒不如说国家跟在日益活跃的工商业后面追赶更为妥当。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对于唐朝国家的管理立场以及将这种管理视为当然的通行看法，我们就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和评价。

与此关联，当我们稍微聚焦一下长安的人们的活动时，就可以发现当时超出坊制和市制规定范围的现象其实随处可见。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天宝九载（750），有一个名叫郑六的人与韦姓友人一起去新昌坊的酒馆喝酒，郑六因为有事临时去升平坊，途中遇到一位绝色女子任氏，一见钟情，俩人同床共枕度过了一夜。天亮之前郑六离开了女子的家来到坊门附近，坊门还没有开，但是门旁有胡人的饼子铺还在点着灯卖饼。郑六便与饼子铺的主人闲谈起来，当问起刚才的美女是哪家小姐时，才知道该女子是一个狐仙……

上述故事来自于小说《任氏传》

[6]

，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长安生活之一斑。也就是说，在长安城东南部的新昌坊里有酒馆，在升平坊里有胡人的饼子铺，而且从半夜到凌晨一直营业。另外，饭馆等各种店铺不仅东市和西市里有，而且还扩大到其他各个坊，同时在坊内也有“夜店”。

通过上述故事我们了解到，在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城内到处都有商店似乎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开始出现了打破坊墙将房间扩充到坊外（称作“侵街”）、坊门的开闭时间徒具形式、“市”的营业时间得不到保障、开始出现夜市和早市等等现象。后来还曾发生了下述这样的事情：咸通十四年（873）举行了三十年一度的法门寺佛舍利的开龛仪式。据说为了纪念这次活动，当时在长安城的各处都挂起或搭起了用纸糊的各种装饰，晚上彩灯高照，一连数日人们彻夜欢庆游戏。在这里，“坊”和“市”的制度几乎名存实亡。

以上，我们讨论并描述了在坊制和市制的束缚之下的唐代长安以及诸城市的状况。然而，在城市居民不断增加、工商业不断扩大，同时统治权力又不断衰退的情况下，有唐一代三百年间，人们是否一直默默地服从于这种束缚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在国家与民众激烈对抗的夹缝之中，“坊”和“市”其实也一直处在动摇之中。通过这一现象，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城市蕴藏着的能量以及可能性。

地方城市的发展与草市的扩大

在前一小节中，我们通过幽州出现大量“行”的事例，了解到了首都长安及其工商业的发展与地方各城市的发展是一种联动的关系。这些联动关系说起来，不外是大范围的物资流动，大规模的商业交易以及支撑上述内容的形形色色的产业的出现。而且，作为促进顺畅、安全从事商业交易的一种手段，大致从唐中叶起，开始使用起汇款票据（汇票）“飞钱（便换，便钱）”。当时的基本通货虽然是铜钱，但是其携带运输都很不方便，而且路途上也伴随着很多危险。为此，作为实物的代价，首先领取“飞钱”，然后在别的地方再用“飞钱”换取现金的交易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其后这种方式进一步发展成为纸币，其代表就是宋代的“交子”及元代的“交钞”。

92 交子
铜钱携带不便，危险又多，所以开始实行“飞钱（票据）”的方式，进而发展成为“交子（纸币）”

伴随着大范围商业圈的建立，首先发展起来的城市代表是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和益州（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市）。当时用“扬益”或“扬一益二”来表现这种情况。两座城市分别位于长江下游和上游，可是如果从全国的角度来说，对于北部中国而言，这两座城市则都是代表着南方的都市。

开皇九年（589）隋朝平定陈朝以后，扬州旋即就取代建康（南京）成为隋朝经营江南的中心。其后随着炀帝开通了大运河，扬州进一步成为江南以及长江流域的物资必须经由的重镇或曰新兴城市。而扬州大规模的发展，则在运河真正作为南北大动脉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以后。到七世纪末前后，扬州已经变成了一座巨贾云集的商业都市。进入玄宗时代，不仅国内而且海外的商船也开始在扬州直接下锚。远至波斯、阿拉伯的商船，近处有新罗船、也有日本的商船，到唐末时，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已经达到数千人。

93 唐扬州城复原图
进入唐代以后，随着运河作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而发挥起作用，扬州发展成为江南及长江流域物资的最重要的集散地。阿拉伯、新罗、日本等国为首，居住在这里的外国商人多达数千人

扬州最盛时期的规模大约相当于长安的一半左右，人口约五六十万人。顺着纵横于扬州城的运河（官河）沿岸形成了许多“市”，这里不仅是大米和食盐交易之地，而且还从事金银器、丝织品、木材、茶叶等各种商品的交易。与长安的情况不同，扬州这些活跃的商业活动促使坊制和市制变得有名无实起来。首先，无论是从交易商品的数量，还是从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商船的角度，传统的市制都已经无法对应。城内的“侵街”现象急速扩大，一到夜晚整个街道灯火通明。到了唐代后半期，夜市已经成为常态。此外，在当时的大商人周围还聚集了很多文人，使扬州又呈现出了文化都市的面貌，这也是扬州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方面，益州（成都）也作为四川的中心发展了起来。其发展的背景之一是益州所占的地利，即与其他地区隔绝起来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使得益州在隋末唐初中原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激烈动乱之中，唯一而且始终保持了平稳安定的状态，为其在唐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四川温暖的气候以及发达的水运也为益州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自然条件之下，益州出现的代表性的产业是养蚕和丝织品，优质的蜀绢名扬天下。据记载说成都每年一到春天，城内各处都有叫做“蚕市”的买卖养蚕用具的“市”，人们聚集在一起从事交易。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养蚕和丝织业的繁盛状况，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了解到以蚕市为代表的定期市的发达以及商业活动的活跃情况。

虽然成都城比扬州城要略微狭小一些，然而公称“成都十万户”，若以一户五人来计算的话就是五十万人，可见成都也是一座人口与扬州旗鼓相当的大都会。可是，当时的繁荣还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受其影响在这些城市周边还涌现了许多“草市”。所谓“草市”，就是指在脱离城内制约的城市近郊，具体而言在水路交通的要冲自然形成的“市”，其后人们逐渐地聚居于此，盖房建屋，筑起城墙，从而发展成为新的县城。

到了唐代中期以后，“草市”遍及到全国各地，其中心区域主要集中在从淮水到长江的水运发达的江淮地区。以缴纳现金为原则的两税法的施行以及茶绢等商品作物的普及，毫无商量地将广大农村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其结果导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地带形成了“市”，农民带着农产品在这些“市”里与城市的产品进行交易。“草市”的普及反映了日益活跃的唐代经济，同时也成为农村面貌发生变化以及城市圈扩大的先驱。

纵横于隋唐世界的西域人

长安的异国文化与异域人士

现在我执笔撰写本章之时正值2004年盛夏最为暑热的时期。说起酷暑来，位于内陆盆地的西安的夏天也非常炎热。想必过去的长安人也一定曾为酷热而叫苦不迭吧。在此先介绍唐时一个相关的插曲。

盛夏某一天，爱提意见的谏官陈知节来到了正在凉殿乘凉的唐玄宗身边，他是为了向玄宗进谏而来。在他看来，身为人主的玄宗不应该一个人躲在凉殿之中乘凉。凉殿建筑的原理是让水从房子四周房檐上流下来，就像一圈水帘一样，遮断了外边的热气，从而使房间里变得非常凉快。陈知节进去以后，被赐座于放着冰块的石头椅子上，结果陈知节冻得浑身直打寒战，腹中也如雷鸣一般，十分狼狈。后来总算获准走出凉殿，他才松了一口气。而这时玄宗却在凉殿内吹着用水驱动的风扇，忙着擦拭着汗水。

这段故事原来的意思是形容长安多么热，以及玄宗是多么怕热的人。我们姑且不管这些，由此我们了解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即在玄宗时期有一种特别的建筑。该建筑物具有从屋顶或者天花板上往下流水的喷水功能，然后房间内还有风扇转动，十分凉快。当时的高官的邸宅之中也有叫做“自雨亭”的同样的建筑。向达先生

[7]

认为，这种凉殿乃是根据拂菻国即东罗马的技术而建造的。这件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西方的技术及文化传入并扎根于当时的长安的状况。

众所周知，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五世纪传入中国，唐初传入长安）、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利派（景教。635年传入中国）、摩尼教（694年传入中国）等三种宗教自西方传入唐代长安，波斯胡寺、胡祆祠、大秦寺等寺院也建在了胡人活动的西市附近，被统称为三夷教。另外，根据记载上述拂菻国即东罗马曾派遣高僧作为使者，于玄宗时期来到唐朝，因而可知正统的基督教应也已步入唐土。八世纪以降，通过海路来唐的大食商人之手，伊斯兰教（回教）以某种形式传入长安的可能性也很大。自不待言，当时的宗教还有佛教和道教。就佛教而言，当时刚刚出现于印度的密教也通过陆路和海路传到了唐朝，日本国的空海造访过的长安青龙寺就是密教的代表性寺院。总之，截至840年唐武宗弹压为止，长安一直是一座多种宗教并存、信奉各种宗教的各色人种共同生活的大都会。

9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公元781年此碑建于波斯寺（大秦寺）。下端有叙利亚文字，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经过

说起包括西域各国人在内的异国人居住最多的首都，则自古以来主要有北魏都城洛阳和唐代都城长安。据说前者（北魏洛阳）总共居住了超过一万户的外国人，恐怕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西域。另外，唐初的贞观四年（630），唐朝平定了与自己长期对立的东突厥以后，又让投降过来的突厥人中的近一万户住进了长安。当时唐朝国内还没有完全稳定，还存在各种危险性，太宗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上述措施。十年以后的贞观十四年，唐朝又先后分别接受了来自朝鲜半岛、高昌、吐蕃等国的一千名和两千名留学生。

95 青龙寺空海纪念堂（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铁炉庙村北高地，唐青龙寺遗址）

此外，到了其后的八世纪后半叶的德宗时期，仅仅在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外务省的鸿胪寺登记造册，也就是说生活起居均由唐朝负担的胡人就达四千人之多。而且这些胡人还都是以各国的使者或者人质等公派身份来到唐朝，然后就一直留在了长安。因而可以想见其他非公派的西域商人以及宗教人士的人数一定是数倍于此。另外，以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为契机，还有不少回鹘人开始居住于长安，通常的人数不下一千名。因而，唐代长安从一开始就是大量的异国人及其他们带来的文化交流融合、国际化色彩十分浓厚的一座城市。

隋唐王朝与西域政策

那么，为什么在隋唐这一时期，如此众多的异国人能够和平共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理由是，无论隋朝还是唐朝都是鲜卑或者说是近似于鲜卑的混血系统，而不是纯粹的汉人国家。汉文化以及儒教精神并没有深深根植于隋唐皇室的传统之中，他们无须一定要对其固守坚持，因而隋唐的当政者们对于异民族及其文化比较宽容。另外在对汉人的问题上，异国人与隋唐皇室处于共同的立场，没有理由要排除他们。北魏表现出来的国际性也应当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96 西域三道地图（据《西域图记》复原）

但是，隋代的前半期由于还处在国家的建设时期，加之与突厥的对立状态的影响，因此真正的对外开放是进入炀帝治世以后的事情。当时，西域方面的商人们因担心隋朝国内的混乱，一直在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进行交易。于是，裴矩通过对西域商人们的采访，整理了西域诸国的国情、道路状况等，编写出附有相关地图的《西域图记》三卷呈交给了隋炀帝。以此为机缘，西域商人开始真正进入洛阳，隋与西域的交往明显增多。

到了唐代，唐太宗在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悬案突厥问题以后，旋即决定了对外开放的路线。唐太宗除了中国国内的皇帝之外，他还十分中意西域诸国进献的“天可汗”的称号。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唐朝是几乎从不关心长城一线防卫的一个非常少见的王朝，这一大方向其实在太宗时期业已确定。促使唐太宗这样做的背景，正是出于唐朝对于自身力量的自信。基于这一基础，唐太宗很在意与西域诸国乃至与西方国家及其文明建立直接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太宗派遣远征军，长驱直入平定了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麴氏高昌国之事。本来，唐朝与高昌之间并非深刻的对立关系。尽管如此，太宗还是使用武力平定了高昌，并且压住了臣子们希望对高昌实施间接统治的意见，而在高昌故地设置直属中央政府的西州。唐朝对于周边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羁縻政策，即承认一定程度自治的间接统治。然而在经营丝绸之路问题上，却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其置于直接管辖之下。

在这一做法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考虑，即太宗此举恐怕也是出于对天山北侧残存的西突厥残部以及从青藏开始扩充势力的吐谷浑及吐蕃的牵制。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太宗这样做显然也与唐朝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有关。也就是说在唐朝看来，唐必须准确而适时地把握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国际局势，诸如西亚的波斯与大食的抗争、印度的动静等。在当时来说，丝绸之路不单单是物资和文明交流的通道，而且也是重要的国际情报的传送渠道。因而，关于长安向西域胡人开放的问题，我们或许也可以将其与西方世界的动向联系起来重新加以认识。

粟特人的活跃

唐朝向异国人开放门户、积极地致力于西域经营的结果，使得许多西方人先后移居唐朝境内。西域南道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域中道（天山南路）穿过沙漠北部，在这个南道和中道沿途的诸城市中，自古以来居住着伊朗系统的民族。然而大致从南北朝后期左右开始，在这里出现了由此往东而去的人群，这就是从人种上来说同样属于伊朗系统的粟特人。到了七世纪中叶以后，因为伊斯兰国家的出现而被追赶过来的波斯系统的人们也由此向东方迁徙。

粟特人的出身地在帕米尔高原的西侧，大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Samarkand）一带的粟特地区（Soghdiana 索格迪亚那）。史籍中形容当地的居民是“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商贾”；一说认为粟特人原来在中国甘肃省的祁连山北部到敦煌附近，是被匈奴驱赶过来的月氏的后裔。粟特地区的绿洲都市的王族原来都是同姓“昭武（Chub）”，后来分为几支被称作“昭武九姓”，主要包括撒马尔干的康国（康居）、塔什干（Tashkent）的石国、布哈拉（Buhara）的安国以及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

与生俱来的商业民族粟特人在追逐商业利益，从事贸易经商的同时，有的人还成为迁徙地的官吏，或者成为佣兵、武将，也有的人则成为农民。因为他们不仅擅长理财，而且具备为了保卫自己的利权和利益的武力以及才能，此外他们还清楚地知道，为了交易长久必须扎根于土地。他们在东突厥作为官员参与政治，然而在中国方面则又作为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同时还建立起不少移民聚落，以定居的形象而广为人知。例如七世纪前半康国出身的康艳典率领粟特人移民到原来的楼兰王国境内的罗布泊西南，其后这里被叫做“石城镇”。此外在敦煌附近也有被称作“从化乡”的粟特人聚落。由此他们被叫做“兴胡”，既务农又经商。

进而，近年来的新发现还表明，在靠近中国内地的原州（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自从北朝末期的西魏、北周以来，曾经有一史姓粟特人家族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史氏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取决于当地粟特人的团结以及以此为背景，粟特人与国家及军事方面的关系。史氏在北周、隋、唐时期均与府兵制的武官有关，唐朝建立之时史氏很早就带领自己的人马参加了建唐大业，玄武门之变时又积极协助太宗一方。从而奠定了其后的根基。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了解到，在唐朝统治下的中国，粟特人无论在人数方面，还是其活跃以及活动的范围都大大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他们不仅从事商业，而且还作为军人以及地方豪强，与国家和社会保持着很深的关联及瓜葛。在粟特人的聚落里建立有摩尼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胡祠（寺院），这些“夷教”通过粟特人广泛地传播到了中国国内。

97 史索严墓志（唐显庆三年，658）
从北朝末期前后开始，粟特系统的史氏一直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原州。超出迄今为止的想象，这些西域系统的胡人曾广泛地居住在唐朝统治下的中国

众所周知，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西域系统的胡人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包括过去中国所没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诸如在食物方面有面食和葡萄酒；服装方面有胡服及胡帽；此外还有西域系统的音乐和乐器、绘画方法；在娱乐方面有胡旋舞以及马毬等游戏、技艺等等，涉及方面之多不胜枚举。他们大多以本人或者祖辈们的出身地（国）名为姓，因而根据其姓名便可推知其出身地。譬如前述史氏就是属于史国系统；安禄山原来姓康，因而是康国系统等等。

驱动粟特人向东方移民的动机，自不待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富裕以及拥有高度的文化。同时还由于唐朝具有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对于粟特人从商人到军人，从艺术、文化人到农民，各种各样的人才活跃于唐朝的现象及其意义，我们不能仅仅从粟特人的角度来看，恐怕还有必要从接受方，即唐朝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人们

唐招提寺的开山唐僧鉴真为了向日本传播戒律，曾经冒着重重困难六次尝试东渡日本。其中第二次是天宝七载（748），他们从扬州出发以后很快就被风暴刮向了南方，飘至广州以后，鉴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从婆罗门（印度）、波斯、昆仑（南海诸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堆积如山的香药和珍宝停泊在港内，此外还有从师子国（斯里兰卡）、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东南亚诸国？）等来的很多商船。”

[8]

其后又经过了一百三十余年，到了唐末的乾符六年（879），包围广州的黄巢在破城以后，杀害了大量坚持抵抗的居民（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其中包括在广州经商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徒等共计十二万人。这一记载来自于同时代的阿拉伯商人艾布·载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

[9]

中留下的记录，可信程度很高。伊斯兰教徒属于阿拉伯系统，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徒则是属于伊朗以及中亚系统，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就是从西方沿着海路来到中国的所谓“胡人”。

我们姑且相信十二万人这一数字属实。如果以此推断的话，那么免遭黄巢军队杀害的其他“胡人”一定还有不少。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唐末广州的形象：这是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国际港湾城市，仅在这里生活的“胡人”就远远超过十二万人。他们和汉人分区居住，单独生活在蕃坊之中，并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唐朝官方的管理；同时，唐朝也允许他们保持自己固有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正因为这些“胡人”牢固地在广州社会里生根开花，所以在黄巢军队进攻广州的时候，他们自然地站到了保卫广州的第一线，其结果导致被大量杀害。

不管怎么说，据此我们了解到了以前并不知道的一些事实，居然会有这么多西方系统的胡人如此集中地居住在中国的一个地区。即便往来于唐长安的西域系统胡人也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当时越过马来半岛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船还很少，与西亚方面的交易完全由阿拉伯人掌控。在这一方面也显示了唐朝的富有以及巨大的包容力。阿拉伯商人们用商船运载着犀角象牙、玳瑁、沉香、龙脑等香料以及珠宝类前来唐朝，满载着丝绸制品、陶瓷、茶叶等唐物回去。从这一点来看，将这条海路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并不为过。

为了从云集于广州的外国人处征税，也为了应对当时开始初露活跃征兆的南海贸易，唐朝于玄宗的开元初年（713—714）在广州设立了海关“市舶司”，负责人叫做“市舶使”。胡人们的商船一进港口，首先要接受市舶司的货物检查，由国家先购买其中的必需品，国家买剩下的部分再面向一般人出售。因为征收关税以及最初垄断式的购买会带来巨额的利润，所以宦官们都很喜欢市舶使的位子，经常出任这一职务；此外，管理商贾的广州长官们（唐代前半期是都督，后半期是岭南节度使）也很热衷于此道。南海贸易就在这些干扰之中经历了种种消长起伏、逐步发展起来，然而当其发展到鼎盛时期时，却毁于黄巢之手，从而结束了其在唐代的发展。

始于八世纪中叶的广州的全面繁荣预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简而言之，就是取代陆路骆驼商队贸易的海上贸易，即基于海路的大量运输时代就此开始。换句话来说，即东西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换。如果用位于中国两极的长安和广州的关系来比喻的话，这一变化意味着，连接陆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城市长安的衰落，以及面向南海开放的东南部的兴盛；也意味着历史的天平开始急剧地由大陆的西北部向东方以及东南部倾斜。实际上，以长安为根据地的唐朝的历史使命之终结，也由于上述这种变化而尘埃落定。

[1]
“山手线”是日本东京的JR铁道线路的名称。大体路线是从品川经过新宿到田端，再经上野、秋叶原、东京站等处，环绕东京一周。

[2]
平安京是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仿唐长安城而建造的都城。东西约4500米，南北约5300米，位于京都盆地。其以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的首都而知名于世，但实际上一直到1868年迁都东京为止，平安京一直是日本皇室的所在地。

[3]
“京都御所”是日本皇室迁都东京为止的旧皇宫。“御苑”指包括京都御所在内的东西约700米、南北1300米见方的园林，位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

[4]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大正时代的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罗生门》、《河童》等。1920年发表的《杜子春》是芥川根据唐代同名传奇改编的小说。

[5]
《杜子春传》，唐代传奇小说，李复言作（一说郑还古作），收于《续玄怪录》中。

[6]
《任氏传》是唐代沈既济（约750—800）编著的传奇小说。

[7]
向达（1900—1966），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主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哈佛燕京学社1933，三联书店1957）、《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等。

[8]
原文可参见真人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74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9]
本书中文译本可参见苏莱曼（Sulayman）、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Abu Zaid Hassan al—Sira—fi）著，穆根来、汶江、黄仲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 2001）。

第七章

隋唐国家的军事与兵制

府兵制及其展开：府兵兵士的世界

军事与兵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抱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以庞大的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单方面地以强权掠夺和欺压广大民众。从这一前提出发，人们还导出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结论，即认为中国历史是在皇帝专制统治之下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然而，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一个把广大民众只看作自己进行压制和榨取对象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即使短期内这样的政权可以存在，但要想长时期保持其命脉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何维持民众的日常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以及如何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是社会对于一种政权的最基本的要求。当上述这些方面维持不下去时，平时沉默寡言的民众们就会行动起来。不满之火一旦被点着之后，民众叛乱的威力之大及后果之严重，这是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非常清楚的事情。皇帝的权力之所以能正常存在，则是因为对于辽阔的土地以及社会来说，皇权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因而才有其存在合理性。而另一方面，如果一旦民众不再唯唯诺诺地服从皇帝的统治的时候，那么，在那里你所看见的则绝非是所谓停滞社会应有的状态。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期，王朝庞大的兵力以府兵制这一形态被组织了起来。自不待言，府兵制是支撑王朝统治的暴力机器，然而在另一方面，其反过来又有着连接政权（王朝）和民众世界的功能。士兵来自于民众，因而当他们成为士兵，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站在统治压迫一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促使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接近国家的作用。自不待言，掌握权力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了上述现象，同时了解其在制度的运用方面的具体状态。

在中国的历史社会之中，军事与兵制以及支撑它们的士兵具有很大的意义。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从正面对这一方面加以考察的研究积累却不多。人们常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或许因为受这种思想束缚的缘故，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能以公正的目光来审视这一方面，无法灵活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兵制以及兵士的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很关心这一问题，考虑是否能以新的形式来探讨并描述隋唐时代的兵制和兵士问题。即不仅仅将其作为上层的统治手段以及制度上的问题来加以讨论，而且还应该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或者说从支撑其内部的兵士的侧面来进行观察和理解。在本章讨论的主题隋唐时期的兵制和兵士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就包含着我对此问题的关注及研究心得，敬请读者留意。

什么是府兵制？——寻求全新理解的线索

倘若对于隋唐时期的军事力量加以概括的话，可以说其前半期的兵力主要是由府兵制组成；而进入后半期，则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北衙中央军和藩镇地方军队构成。在本节中，首先看一看前半期的府兵制。

通常关于府兵制一般的理解如下：府兵制乃是始于六世纪中叶即北朝后期的西魏，完成于隋唐时代的兵制；即基于均田制而分到土地的农民（均田农民）作为回报而由国家征兵的制度。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不能随意移居，同时必须给国家或缴纳租庸调（再加上杂徭），或是取而代之负担府兵制的兵役。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的命运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之一出现瓦解则会导致全盘崩溃。

然而，为了让上述解释站得住脚，则必须跨越几个障碍。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府兵是租庸调的一种取代形式的话，那么，由府兵组成的正规军即国家军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呢？作为兵士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以及作为国家军队应该具有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又是如何被保证的呢？

根据法令来看，到二十岁左右一旦获得府兵身份以后，按照规定一直到六十岁为止都不能摆脱这一身份。这似乎看起来很合理，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担任府兵，等到体力衰退以后再回归农民身份。但实际上，府兵和农民之间并不能自由地转换身份。

让我们举例来看一下。府兵制这一制度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其组织形态，即在全国设置“府”（军府）这样的单位（军团），以此为中心来集结兵力。这种集结兵力的方法始于分裂时代的三国魏的都督府，当时作为地方的军事据点，在各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以此为嚆矢，拥兵的军府开始普遍设置于全国各地。在其基础上，再加上当时进入华北的北方游牧民族军团，两者融合的结果便产生出了隋唐的府兵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兵士（府兵）从一开始就和一般农民的情况不一样，二者处于不同的立场；而且，府兵制的成立背景也和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租庸调制及均田制不同。也就是说，粗略看上去具有密切关联的三者的关系，无论从实际状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其实都有着相当的差异。

尽管如此，在历来的解释中，大多数的意见却都认为府兵是农民所承担的一种役务，所谓府兵也就是等同于农民兵。的确，农民兵既老实又节省费用，但是仅凭这些，他们就能够胜任正规兵士的要求吗？

我们应该注意到：府兵们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农民，但同时其又处于与国家权力末梢相连接的位置，因而府兵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军事支柱，但同时其也是链接国家和民众世界的重要的管道。因此，为了弄清楚府兵制所具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作用，我们就有必要摒弃以前的固有观念，即必须从认为府兵就等于农民的所谓兵民一致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更加灵活地重新审视府兵制这一制度及其实际状况。

隋唐府兵制的建立及其展开

正如在前文提到的那样，作为府兵制的特征来说，其中心在于设置府（军府）且使兵士（府兵）隶属于这一军府，据此进行战斗和治安的动员。就狭义的府兵制而言，一般理解其只有从六世纪中叶的西魏开始到八世纪中叶为止的大约两个世纪的历史。其实府兵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三国时代，并非突然出现的制度。也就是说，分裂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加入等因素，同时再加上时代对于国家正规军的需求高涨等因素合在一起，才导致了府兵制的出现。

长达两个世纪的府兵制的历史，以隋开皇十年（590）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提及了这一方面。简单地说，在此之前，兵士（府兵）之家与农民在户籍上是不同的，分别为兵籍和民籍，即处于所谓兵民分离的状态。相对于此，开皇十年废除兵籍，将二者合并统一为民籍，也就是说无论兵士还是农民都成为同一个户籍。但是仅仅就此是否就可以说兵士和农民合二为一了呢？事情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让我们看一看开皇十年以后府兵制的历史，首先看一下隋炀帝时期的情况。炀帝致力于扩充府兵制，将原来主要设置在关中的军府扩展至全国各地。与此同时，炀帝又把军府名称改作“鹰扬府”，并将其命令系统改为“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鹰击郎将）—校尉—府兵”的形式。所谓“郎将”就是军官之意，郎将的地位只是局限于向下级传达皇帝的命令。这样一来，将军作为负责人主导军府的阶段结束，皇帝命令直达基层的新的指挥系统宣告形成。

以这样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府兵为后盾，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为了平定高句丽而跨过了辽水，结果却惨败而归。远征高句丽的失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府兵兵力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被自上而下强制征兵组织起来的府兵从一开始就缺乏战意，士气低下，因而远远不是为保卫国家而战的高句丽士兵的对手。

炀帝倾注精力打造的府兵就此崩溃。于是炀帝开始重新招募了一支叫作“骁果”的部队，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骁果”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迄今为止从现存体制中漏网的各地精壮，二是京城恶少无赖等人。他们在因为成为骁果而得到出人头地机会的同时，全家被免除了赋役，并且因战功可获得晋升奖赏。

唐太宗在重建府兵制时，充分地汲取和参考了隋朝的教训。首先在设置军府的区域上，在长安附近集中了超过占总数四成的军府，余下的一大半也都主要配置在了洛阳、太原的周边地区。这样做显然出自于对隋炀帝分散兵力政策的反省，也可以说是回到了隋文帝关中本位政策的轨道上。另外一方面，唐太宗汲取了骁果制的优点，基本上继承了隋炀帝建立的鹰扬府体制，只把军府名称改为“折冲府”。这样一来，到贞观十年（636）时，唐朝已经全面地确立起了自己的军事体制。

军府与府兵

唐代府兵制的柱石军府（折冲府）按照人数分为上府、中府、下府三个等级，人员编制最初分别定为一千人、八百人、六百人，其后又各追加了二百人。由于军府的总数约在六百所以上，因而推测唐朝的常备军人数刚开始时约为四十八万人，后来增加到六十万人左右。

军府以“折冲都尉（相当于隋朝的鹰扬郎将）”为负责人，组织系统如下所示：

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长史）—校尉（团）—旅帅—队正、副队正（队）—火长（火）—卫士（府兵）

从折冲都尉（上府为正四品上）到队正、副队正为止都有官品，在形式上均由中央任命。军府的作用首先是从周围的居民（农民）中选拔可以成为府兵兵士的人，将其登记在册，并对其进行战术等军事训练。在此基础上，府兵们除了去担任京城的警备或边境的防卫等任务之外，遇到战事时则上战场，有时候也担任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98 唐折冲府分布图
唐太宗从军事方面汲取了隋炀帝的教训，把折冲府集中设置在长安以及洛阳一带，从而确立了新的军事体制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一旦作为兵士被登记注册者，一直到六十岁为止都不能脱离该身份。因而可以想象这些登记名簿同时也具有兵籍的性质，即相当于开皇十年开始的兵民一体的户籍体制中的所谓“兵籍”。

99 隋唐卫府表
卫府的（）内表示所属府兵（卫士）的名称

府兵只是一个通称，正式称呼叫做“卫士”或者“侍官”。中央一共有十六个“卫（禁卫）”，其中十二卫拥有直属的军府。如果从军府的角度来看这一情况则是，各个军府分别隶属于中央十二卫的其中之一，根据与京城的距离，譬如五百里之内的话就分为“五番（五班）”，各“番”每隔一个月（三十日）换防一次，轮流赴京城执行警备任务，称作“番上”。所谓“卫士”即指中央的“卫”所属的武士，“侍官”来源于侍卫天子的武官之意。日本用“侍”来表示武士，其词源或许就来自于此。不管“卫士”还是“侍官”都是与皇帝及中央有直接关系的荣誉称号，由此来看，很明显府兵与农民是不一样的。

由于军府直属中央各卫，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应该“番上”。根据规定，即便是超过两千里（约1100公里）的远方，若是十二番的话，各番要分别赴京执勤一个月（参见《新唐书·兵制》）；若是九番的话，则要分别入京执勤两个月（参见《唐六典》）。然而这样一来，仅仅往返一次就需要很长的时日，军府的负担过重。而且，如果是驻防在边境附近的军府的话，与其让其长途跋涉到京城，倒不如使其把守边关更为重要。所以设置在遥远的边境之地西州（吐鲁番）的四个军府，兵士们虽然名为“卫士”，实际上却没有赴京城“番上”，而是专心于其防区内的“镇戍”及“烽堠”等的防卫。

100 西州附近军府分布示意图
（○=县城；△=军事据点）　隶属于西州地区四个军府的兵士们不去京城执勤，而是在西州辖区五百里以内执行防卫任务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推测当时的“番上”制度在实际运用方面当存在一些灵活的做法，对于设置于地方要冲的都督府以及边境附近的军事据点来说，很可能采取了从邻近的军府“番上”的方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是距离京师很远的地方，实际上的“番上”范围却并不太广，平均来说大致在五百里（约280公里）之内，以每“番”执勤一个月为基准，实施五番（五班）制。

但是，即便是这样，对这些府兵的称呼却未变，仍然叫他们卫士（侍官）。让这些兵士拥有中央正规军的荣誉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不仅可以确保兵士们在地方上的优越地位，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对于中央的归属意识。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一盘散沙式的军府，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其后的这种政治策略的作用。

府兵兵士的状况

让我们再稍微看一看府兵兵士的状况吧。关于府兵兵士的地位负担等情况，按照历来的说法，一般的解释如下：从府兵的负担原来就比一般农民沉重这一前提出发，因而府兵兵士多来自于“高户多丁户（户等较高而且成年男子较多的家庭）”；另一方面，只要“纳资”即出钱也可以免除兵役。可是，关于这种“纳资”制度，无论是在相关制度的规定上，还是在实际的史料中都无法得到确认。

作为显示府兵兵士负担沉重的证据，经常被举出的事例主要有兵士必须自筹自备粮食及武器等，以及农闲时期的十二月份的军事演习（“季冬习战”）。然而粮食是兵士本人在军府要消费的东西，在其赴京师执勤以及守卫边关时则由朝廷另外提供口粮。即使说到“季冬习战”的负担，似乎也看不出有人们形容得那么沉重。

101 唐代武士石俑的武装
兵士（府兵）外出以及赴京城执勤时要带上弓箭及横刀之类武器。以此向不能携带武器的一般人宣示自己的优越地位。对于府兵来说，还有获得勋官以及各种奖赏和荣誉的机会

至于谈到个人应该准备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弓一张、矢三十支、胡簶（箭筒）、横刀、砺石（磨刀石）、大觽（大刀）、毡帽（毛织帽子）、毡装（毛织军装）、行滕（绑腿或者军靴）各一个”。这些通常的武器装备，是不允许一般老百姓拥有的。若从这一点来看，确实是一种负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装备又是兵士们向一般老百姓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象征。日本的武士以及西洋的骑士所配备的武器装备，通常不也是自己准备的吗？

虽然军人是拿性命做赌注的职业，但只要是建立了战功，就可以获得勋官的头衔或得到奖赏。对于兵士来说，勋官乃是一种足以向地方炫耀的十分特殊的待遇及非常风光的荣誉。此外，有机会晋升为军府的军官，从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很有吸引力。

府兵最基层的单位叫做“伙”，由十个人组成。但是出外执行任务则是以二百人构成的“团”或者是五十人的“队”为主。他们的所属用团名来表示，团名则取自于校尉的个人的名字。而且，校尉（从七品下）以下到副队正（从九品下）为止的军府官的所有职位（品官）都向普通的府兵开放，干得好的兵士都有望获得晋升。

府兵从没有承担其他役务且年满二十岁的成年男子里选拔，不用说是以农民为主体。他们一旦在府兵登记，原则上其全家将被免除租庸调。府兵本人在没有出外执勤任务时从事农业，通常则在军府接受训练，大致每过五个月赴京城执勤一次即番上宿卫，有时候也去防守边关要塞。守边主要是去北方边境的镇、戍等要塞，或者是在都护府负责警备工作，但是关于其实际上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具体又是如何运营的等问题却不甚了了。按照一般的理解来说，府兵服役期间要去履行一次为期三年的守边任务，但是也有可能原则上任期为一年。

如此看来，卫士（府兵）的根即便与农民联系在一起，但却和被束缚于土地上的一般农民在本质上不同。历来认为，府兵被强加上了比农民更沉重的负担，然而稍微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制度上，府兵实际处在比农民宽松的环境之中。此外府兵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诸如有机会到其他地区接触到外边的空气以及信息，可以得到一些回报，同时还能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只要是国家军队的士兵，得到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因为有这种环境，国家正规军的专业素质及其积极性才获得了保障。与此同时，府兵制所具有的连接民众与唐朝官方的作用，也通过上述这些环节而自然地凸现了出来。

府兵制的变质与崩溃

从唐太宗确立府兵制起，在经过了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作为唐朝的柱石之一、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府兵制终于开始出现了破绽。

进入七世纪末的武后时代以后，随着主要的关注点转移到内政方面，唐朝对于边境的控制弱化。趁此机会，已经迁徙到内蒙古的阴山山脉附近，并早已臣服于唐朝的突厥（东突厥）于永淳元年（682）再起，返回北方故地再度与唐朝对立。受这一动向的刺激和影响，东北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一带也动荡起来，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发动叛乱，高句丽系统的大祚荣借机逃出开始着手筹建渤海国。另一方面，西方的吐蕃也开始经常骚扰唐朝的疆域。

唐朝为了对应周边诸民族，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了都护府，以起到军事震慑的作用，另一方面同时又给这些部族的首领授予唐朝的官职，允许部族的自治。这种政策被称作羁縻政策。在羁縻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期，唐朝无需在边境上驻扎很多军队。但到了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仅仅是过去的系统已经穷于应对新的动向。破绽陆续开始出现于中央、地方、边境三个方面。

这种情况首先显现在边境方面。为了对抗来自于周边诸民族的压力，唐朝逐渐后撤了漫长的国境线，取代之前的镇戍制，重新设置了“军”、“城”、“守捉”、“镇”等防御据点，并分别配备了数千甚至上万的兵员及战马。其后又增加了“军”、“城”的数量，到开元末年时扩大至四十余“军”、四“城”、十“守捉”、四“镇”。为了统辖这些急速增加的军事据点，于是又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的设置始于景云二年（711），当时将甘肃的凉州都督府改为河西节度使。以此为开端，其后的十年间先后在边境地带各地设置了十个节度使，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人，军马近七万匹。

作为募兵被派往边关的这些兵员最初叫做“健儿”，其后又被称作“长征健儿”。作为服役的回报，“健儿”享受分配土地、安置家属、免除赋税的优惠待遇，而且他们的吃饭穿衣等也都是由官府提供。当时正值武周政权时期。在这一时期，696年发动叛乱的契丹突破了唐朝的防线，以破竹之势开始大举南下。突厥也趁机侵犯河北，华北东部一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地区原来设置的军府就很少，加之这些军府又长期处于兵员欠缺的状态，因而朝廷遂急忙招募农民，给予其一定的报酬，组成乡土防卫军。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地方保安部队被称作“武骑团”或“团结兵”，由于他们的存在才总算让朝廷度过了危机。

长期以来的主流看法认为，无论是边境的“健儿”，还是华北东部的“武骑团”，这两者都是在本质上与府兵制完全不同的新兵制（新兵种），系其后出现的佣兵制（募兵制）的滥觞。从而把这两者的出现视为从府兵制到佣兵制的转折点。的确，“健儿”和“武骑团”都是扎根于本地，没有像府兵那样赴京师宿卫的任务，同时他们对于自己所属部队的将军的依存度也都比府兵大。

102 六都护府、边境十个节度使所在地及其兵力分布情况

但是，如果看一看“武骑团”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其主要是为了对应军府数量的不足以及机能低下才建立起来的武装，也就是说“武骑团”的组建是基于补充和完善府兵制的需要。至于“健儿（长征健儿）”，与其说其整天埋头于军事战阵，倒不如说其是分番执行任务，当其没有军事任务时也同样从事农耕。一说起佣兵，就会想起那种彻头彻尾被雇佣起来的士兵形象，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里所说的“健儿”却是与土地没有切断联系的兵士，同时也是与府兵制依然保留着关系的兵士。唐代后半期所见到的节度使（藩镇）属下的兵士，其实也与此类似。

综上所述我以为，新的兵制虽然向佣兵制的方向在不断靠近，其实仍然可谓是府兵制的延长。那么，另一方面对于出现在中央的兵制变化，又应该怎样看待呢？

北衙禁军的建立及其展开

北衙与南衙：中央禁卫部队

表示唐代的中央禁军（近卫军）时，经常使用“北衙”和“南衙”这两个词。所谓“衙”就是指皇帝的住处或者政府官厅。基于皇帝南面治理天下这一立场，在皇帝居所的南边配置了正式的行政机关以及官厅，并将其统称为“南衙”。提到南边，就包含着正式而且是公共的行政领域之意。

与此相对，北边则是皇帝的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南北的关系表现为表里关系，以南为表，以北为里。相当于北门的玄武门是皇帝的私密的，或者说是非正式地利用的城门。凡是正式的行幸等活动，按照规定都要使用从承天门到朱雀门等南边的正门。

南衙本来是指官厅，入唐以后在其中又加上了禁军的意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简单说起来，由于皇帝私人的军队即亲军的存在感越来越大，为了与皇帝亲军有所区别而加上了这层意思。也就是说，国家的正规军队是属于南衙管辖的中央军，所以将其称作南衙；与此相对把皇帝的亲军叫做北衙。正如名称所表现的那样，北衙守卫宫城的北门，在宫城以北的禁苑（北禁苑）中设置了军营。

103 仪卫图
（唐李贤墓壁画）　担当达官贵人护卫、仪仗等的近卫队及仪仗队，是府兵中的左右千牛卫的任务

所谓南衙禁军，即指中央十六卫的兵力而言。前节已经谈到，番上即赴京城宿卫的府兵根据自己所属的军府分属十六卫中的十二卫。在剩余的四卫中，左右监门卫负责宫城城门的警备并担当相关事务；左右千牛卫担当近卫队、仪仗队的工作，从府兵中选拔补充。

谈到隋代的南衙和北衙的关系，隋文帝实际一直致力于克服二者之间的两重性。隋朝把禁军分为十二卫府，实际上也就是将北周以前的皇帝直属近卫军和地方的府兵这两个系统合二为一。而唐朝的监门卫和千牛卫属于皇帝的近卫军系统，其他的卫则是属于府兵的系统。炀帝即位以后基本延续了隋文帝的这一方针，到隋末时才创建了骁果制以及称作“给使”的近卫队，二元化兵制的苗头刚刚出现，隋朝就灭亡了。

由上述可知，隋朝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一元化兵制的路线。与此相反，唐朝则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南衙和北衙的二重结构。这正是在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后，唐朝就兵制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

作为统一天下政策的一环，隋朝大力推进兵制的一元化，然而不料却引起了调动指挥兵力的体制僵化以及皇帝亲兵的弱化，导致无法妥善地应对和处理现实状况。唐朝出于对此的反省，遂把中央的兵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建立了双方互相补充制约的体系。如果说唐朝之所以能延续近三百年的命脉，关键要素之一正在于这种南衙和北衙的关系，我以为也并不为过。

从父子军到北衙四军

唐朝李渊太原起兵时的兵力总数为三万人马，主要来源于太原当地募集的士兵以及隋朝远征高句丽的逃兵。与其他地区的反隋群雄相比，三万人一点也不显眼。然而半年以后进入长安的时候，已经膨胀到二十万人马。这些都是在进军过程中，沿途不断吸收其他叛乱集团以及各个地区兵员的结果。唐朝凭借这支部队，花费十年时间重新统一了全国。

然而，统一完成以后的课题，则是如何对待和安置这些兵士的问题。唐朝让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回到了农村，成为支撑府兵制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还留下了三万人在京城长安，担当负责皇帝警卫的近卫部队。三万人的人数刚好与太原起兵相同，或许就是以太原起兵时的人马为母体建立起来的近卫部队。这些人都是与唐室出生入死的同志，非常忠诚团结。在离京城不远当天可以往返的渭水北岸，朝廷给他们分配了肥沃的田地，他们驻防在设置于禁苑中的屯营中，负责担任皇室的警卫。他们的地位与江户幕府的三河时期以来的“旗本”

[1]

的状况类似。

刚开始时，他们被称作“元从禁军”，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陆续退休，其职务由孩子们继承，所以也被称为“父子军”。至此奠定了相当于皇帝个人亲兵的北衙禁军的基础。其后，太宗又从中选择了一百名骑射精良的士兵，称作“飞骑”，后来又叫“百骑”，作为自己外出时的贴身卫队。到了武后时代，将“百骑”改为“千骑”，到睿宗时期进而扩大为“万骑”，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定名为“左右龙武军”。固守宫城北门，与皇帝的距离最近的这支部队在唐代前半期的政权交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诸如结束武后政治等政变中都担当了主角。

另一方面，从“元从禁军（父子军）”的内部系统来看，首先成立了北衙七营。接着，又以“左右屯营”的形式加以整合。最初是从内部选拔身强力壮者，后来由于供不应求，高宗龙朔二年（662）又从府兵中选拔骑马和射击皆优者加以补充。以此为界，其名称也改为“左右羽林军”，并很快成长为北衙的中心武装部队。

这样一来，到了玄宗朝，取代已经衰退的府兵制，“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即所谓北门（北衙）四军成为正规军的中心。一军的编制为一万五千人，四军合起来达到六万人马。北衙四军采取六番制的形式，担负警备的主要任务。

南衙禁军的变质及解体

正如前节已经谈到的那样，从七世纪末期左右开始，府兵制的破绽越来越明显。其结果，在边境守备方面出现了“长征健儿”及节度使；在内地则组织起来了“团结兵”以及“武骑团”；府兵制的变质及衰退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后，边境和地方的这种变化也波及中央，到了开元年间，本来依靠府兵番上宿卫的中央十二卫也面临兵员枯竭的状态。于是，便和边境的做法一样，开元十一年（723）朝廷从府兵中招募老资格的兵士组成新的部队，称作“长从宿卫”。其后，朝廷又把“长从宿卫”的名字改成了“彍骑”，进一步加速这支部队的建设。即总编制定为十二万人，十二卫分别各一万人，采用六番执勤制度，并以京城为中心确定了提供“彍骑”的州。将历来的五番制改为六番制以及确定彍骑州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但是即便这样也很难维持下去。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玄宗时代的背后，社会底层的阶层分化正在加剧进行，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已几乎不可能。

这样一来，在军府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情况下，天宝八载（749）五月，朝廷终于下诏停止了军府（折冲府）征兵的权限。至此，始于西魏的狭义府兵制的使命宣告终结。只是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停止征兵权限并不意味着军府马上就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以及府兵们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即使在唐代后半期，在史料中还是可以见到折冲府及军府军官的名字，他们仍然不时地发挥着某种作用。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地域社会的一个中心，折冲府在各地有着多么深的根基。

唐长安城中的兵士们

前文在推算唐代长安的人口时，我曾论述了以前所说的唐长安百万人口这一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部分）。同时也谈及了府兵制时期的番上宿卫兵士（卫士）的数量问题，指出了定说也有需要修正的部分。

也就是说，历来的看法认为，军府的数量六百处，若以一处军府的标准编制为一千人来计算，推测唐朝的常备军大致应有六十万人左右。由于他们都是卫士，赴京城番上宿卫是其义务。如果按照标准的五番制来计算的话，一番则有十二万人。只是并非所有地方都属于五番制的范围，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番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意见一直强调说，府兵存在着因“纳资”（缴纳代役钱）而躲避服役的现象。

相对于这些说法，我认为：府兵并不存在“纳资”制度。此外即便被称作卫士，也未必全员都必须赴京城番上宿卫，因而我推断认为倘若是远方军府的话，府兵则可能是就近到附近的都督府等处执行番上的任务。如果这样来加以理解，那些府兵们也和其他地区的府兵几乎处于同样的条件下，即在五百里以内实行五番制。

在上述前提之下，前往京师番上宿卫的人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关于这一方面，让我们回想起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军府的百分之四十集中在长安及其周围的关中地区这一事实，这些刚好都是在五百里圈子之内的军府。如果估算一下，其兵员总数当在二十五万人，即便多算一些也不过三十万人左右。如果把这些兵士都看作进京番上宿卫的对象的话，一次赴京师宿卫的人数当在五万至六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与迄今为止的说法相比较，明显地要少得多。

然而其后到了玄宗时期，在为了弥补已经解体的府兵番上宿卫制度而建立的“彍骑”中，总人数十二万人采用六番制执勤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番两万人。另一方面，在彍骑已经建立期间，北衙兵力大约增加到六万人左右，他们也实行六番制，一番一万人轮流执勤。除此之外再加上仍然继续进京番上宿卫的府兵们，总数合计当在五六万人左右。所以即便在玄宗时期，在兵员人数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守卫长安的恰当的人数。

至于赴京师番上宿卫兵士（南衙）的任务，他们主要是全天候即不分昼夜地负责保卫宫城、皇城或整个长安城的安全。具体来说，即守卫各个城门和诸官厅以及长安城内的皇亲国戚的住宅，或者在设置于街头巷尾的“铺（兵士岗亭）”监视城内的状况。此外，遇上大朝会时，兵士们则身着正装在宫殿的殿堂以及道路两边站岗，当皇帝去郊外举行祭祀等活动时则随从护卫。

在不担当执勤任务期间，兵士们在城内固定的场所进行射击和武术的训练，或者列队从事队列行进等训练。在这一过程中，武艺高强的士兵则被选拔出来，补充成为皇帝身边的千牛卫的卫士或者北衙的兵士。我们不能忘记，上述番上宿卫期间的各种各样的训练是兵士们成长为正规兵士的非常重要的机会。

神策军与藩镇兵

安史之乱后的中央军

天宝十四载（755）末，号称二十万（实际是十五万）人马的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担任京城长安防卫的是由五六万人组成的北门四军和彍骑。而且，承袭元从禁军余绪的北门四军大都是由达官贵人的子弟组成，缺乏战斗意志。于是，唐朝廷急忙临时募集了一支部队担当洛阳和潼关的防守任务。然而这支匆匆组建的部队都是乌合之众，远远不是安禄山的对手。半年之后的六月份，潼关被攻克，长安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抵抗就陷落了。据说跟随玄宗逃亡四川的人仅仅有一千三百人，在赴灵武（今天的宁夏银川市）的皇太子（其后的肃宗）身边不满百人。

唐朝的中央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后来，从玄宗手中以半政变的形式取得帝位的肃宗当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着手组建自己的近卫军。于是，肃宗首先从身边臣子的子弟中选拔组织了一支叫“神武天骑”的部队。回到长安以后，又将此扩充整编为“左右神武军”。新组建的左右神武军与名存实亡的北门四军合在一起，被称作北门六军。

进入代宗时期以后，代宗建立了“左右神策军”作为自己的亲兵。其后的德宗又新设了“左右神威军”，至此北衙十军的体制宣告成立。由于玄宗以后的各朝皇帝都意识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亲信部队，于是唐代的禁军便这样迅速地膨胀至十支部队。这件事一方面是导致南衙衰退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加以理解，即此事也反映了长期受到律令制束缚而衰微的皇权的提高。

如前所述，义父义子以及恩宠等个人之间结成的关系表面化正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北衙的扩大与上述动向应该是同样的一个背景。在中央的权力和权威不断衰退的大趋势之中，却出现了唯有皇权反而强大起来的扭曲现象。

神策军的扩大与皇权

北衙十军正式形成于德宗的贞元年间。在北衙十军之中，玄宗朝以前的北门四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羽林军）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有名无实。所以安史之乱以后的六军实际构成了中央军的主体。然而，在六军之中又只有位于中央军的最中心的神策军一直坚持到了最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关于神策军出现的背景，我们已经在第三章做了介绍，这里再稍微复述一下其主要内容。神策军的前身是驻扎在防御吐蕃最前线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这支边防军遵照朝廷的命令开赴河北地区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与叛军作战，失败后撤退至陕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失败的边防军在陕州遇上了同样是从安阳败退回来的有名的宦官鱼朝恩，并且愿意服从鱼朝恩的指挥。此事实际决定了这支边防部队以后的发展方向。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进攻长安，代宗到陕州避难，鱼朝恩抓住这一机会以这支部队即神策军护卫代宗成功地回到了京城。从此，作为代宗的亲兵，神策军牢牢地奠定和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代宗之后的德宗即位后，同样抱着培养自己的军队的想法而组建了左右神威军，企图以此压制神策军的势力。可是没过多久，德宗就全面转换了自己的方针。建中四年（783）朱泚之乱时，德宗被迫逃离京城。当时赶到德宗身边，为德宗复权鞍前马后尽力的正是神策军。与其他禁军不同，在神策军的核心部分有着自从边防军时期以来长期锻炼出来的强悍和团结。除此之外，再加之神策军对将自己提拔到唐军中心位置的皇帝的感恩，以及对于国家的忠诚都比其他部队更加强烈，而且神策军对于宦官的指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抵触。上述这些特质都必然导致神策军成为国家军队的中心。

自此以后，神策军在宦官的统率以及保护之下，迅速扩大势力。到了九世纪前半的宪宗时期，神策军又吸收了左右神武军和左右神威军，整个禁军统合为神策军。与这一动向步调一致，驻防边境地区以及各地的军队要求编入神策军之下的呼声高涨，于是朝廷便将提出要求的部队改编成神策军的外围部队即“神策行营”，统一编入中央军。对于“神策行营”来说，通过此举获得了皇帝亲兵的地位及待遇，而从中央来看则是大幅度地增加了可以直接控制的兵力。其结果使得神策军兵力总数增加到了十五万人之多。

上述事实表现了北衙禁军地位的一大变化，即从仅仅驻防京城和皇帝周围的近卫部队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军事力量。这可谓是历史性的一个大转机。已经深入展开的两税法的收入，以及地方官给皇帝的进贡“羡余”，成为支撑这一庞大军费的主要财源。通过上述过程，神策军的力量得到了极大地加强。如前所述，以神策军的兵力以及财政基础为后盾，宪宗开始抑制藩镇势力，除河朔三镇之外，成功地将几乎所有的藩镇变成了“顺地”。在唐代后半期，前半期唐朝国家的那种光彩黯然褪色，皇帝的权威下降，国力明显衰退。尽管如此，皇帝个人名下的财力和兵力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却膨胀了起来，皇帝的独裁性相对得到了强化。一般认为，唐代后半期皇权的这一倾向乃是宋代君主独裁的先驱。如果以此立论的话，似乎也可以把宪宗时代——即把神策军从中央扩展到全国的宪宗时代视为佣兵制的正式开端吧。

藩镇的军事力量

如果看一下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十五万兵力构成就可以知道，构成安禄山叛军核心部分的是被称作“家僮”或“部曲”的擅长骑射的数百名护卫，以及投降的北方游牧民族系统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的八千名士兵。同罗等北方民族出身的士兵被称作“曳落河（胡语‘健儿’、‘壮士’之意）”，乃是与安禄山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亲兵。在其外围才是安禄山在长期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期间培养出来的节度使下属的士兵。节度使属下的士兵叫做“官健”。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以河朔三镇为首，各地节度使（藩镇）林立，反唐气氛很浓。各个藩镇的军事力量的基本状况与前述安禄山军队大同小异。譬如代表河朔三镇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作为安禄山的部下，他拥有长期培养起来的家兵。到了魏博之地以后，他又致力于把握户口，把所有成年男子都编入军队。经过数年时间，组建起来的军队增加到十万人以后，田承嗣又从中选拔身强力壮的一万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部分），并将这些亲兵称作“衙兵（牙兵）”。衙兵是经过特别选拔而产生的近卫部队，但从大的方面来看，其仍然属于“官健”。

以田承嗣的“衙兵”为嚆矢，各个节度使都纷纷组建了自己的亲兵，一般称作“牙中军”或“中军”或“牙内军”。这些亲兵对于节度使（藩帅）都十分忠诚，大都与藩帅结成了私人性质的义父子关系，因而藩帅也都对他们予以特殊的待遇。在这一过程中，衙兵们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建立了密切的团结关系。遂在藩帅换代或者废立之时，排斥或者威胁不合自己意思的人。这被称之为“骄兵”，在唐代后半期的藩镇里经常可以见到。

对于这种情况，后任节度使采取的对策分为两手，即在笼络安抚衙兵们的同时，着手组建被称为“家僮”或“家兵”的自己的亲兵。藩帅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和亲兵们联系的纽带，创造了藩帅一人对多数家兵的集团型的义父子关系。这样一来，藩镇内部的军事力量从大的方面来说划分为“家兵”和“官健”的二重构造，进而如果将“官健”分为“衙兵”和一般的“官健”的话，则可以形成三重关系。

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些军事力量呢？按照历来的解释，“官健”被认为是一种新旧方式混合的形式，即从魏博节度使下面的农民中征兵这种老方式与下一个时代的佣兵制度混合的产物。此外大多数意见还认为，家兵（家僮）是节度使的私兵，类似于家内奴隶，因而其不具有承上启下的积极的位置。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过的那样，若从大的方面来看，出现于边防上的“健儿（长征健儿）”还是属于府兵制的范围。同样也不能否认，藩镇内部的“官健”即位于其中心的“衙兵”也具有与府兵制相关的性质。他们都是来自于农民，在根植于农民世界的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专业士兵。此外，说起“家兵”来，我以为，“家兵”身上所见到的义父子关系其实是率先预告了一个变化的时代。对于掌握权力的实体藩镇来说，所谓“家兵”乃是其从旧有的律令制迈向新的阶段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出现的一种军事形式。也可以说，其性质与皇帝身边的神策军有着某些类似的地方。

[1]
“旗本”指江户时代直属德川幕府将军家的武士，俸禄一般在五百石至一万石之间。“三河”是日本史上的旧国名之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爱知县中部和东部一带，乃是江户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的老家及发迹之处。“三河时期以来的旗本”即指从江户幕府建立之前就跟随德川家康的直属武士。

第八章

圆仁的入唐求法之旅：

唐代后期社会一瞥

圆仁的旅程及目的

“入唐八家”与圆仁

在隋唐时代，为其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吸引，很多人从倭（日本）出发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他们除了乘坐遣隋使和遣唐使的船只之外，还搭乘新罗以及渤海的商船前去大陆，积极摄取当地的先进文明并且带回日本，对于古代日本的国家建设以及“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访问过大陆的人群之中，占有很大比例、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众多的佛教家。他们首先出现在大业三年（推古十五年，607）的遣隋使一行之中，在以小野妹子为使节的这次遣隋使团中有为学习佛法的“沙门（僧侣）数十人”。入唐以后，之前一直在大陆的僧旻以及南渊请安等人回国，取而代之三论宗的道慈和法相宗的玄昉等僧人又开始在唐朝学习佛教，为奈良佛教的兴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04 慈觉大师圆仁像
（日本枥木县壬生寺）

从进入平安时代前后开始，日本对于密教的关心高涨，于是，为了探求发源地的正统密教（即纯密）而入唐的僧人增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最澄、空海、园行、常晓、圆仁、惠运、园珍、宗睿八人，一般将此称作“入唐八家”。关于密教，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涉及，这里先从入唐八家中选取其中之一人圆仁加以介绍。

圆仁于延历十三年（794）出生于日本关东的下野（今属枥木县）都贺郡，后来登上比睿山，拜最澄为师。就在圆仁进入四十五岁的承和五年（838）六月，他搭乘遣唐使船从博多

[1]

出发开始了前往唐朝的旅行。在当时来说，四十五岁是已经可以退休的年龄。入唐时圆仁的身份叫“请益僧”，这一身份意味着需要和使节一行同时回国。他的老师最澄当年也是这种身份。始料未及的是，当圆仁再次回到博多时，已是九年之后的承和十四年（847）九月，当时圆仁已经五十四岁。

圆仁踏上唐土的时候，唐朝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方面都是一个面临着急剧变化的转折时期。尽管碰上这样一个时期，圆仁却在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的同时，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状况，回国以后，圆仁将其汇总整理成为一部旅行记，即《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这部旅行记乃是了解当时状况的最原始的史料。本章就是打算通过这位日本僧人的眼睛，来窥视一下九世纪中叶的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发现

与遣唐使之事相关联，正好在我执笔写作本章时（2004年10月），媒体报道了一条消息，说是在西安也就是过去的长安发现了跟随遣唐使入唐的日本留学生的墓志。该墓志是一块单边长近40厘米的正方形石板，上面是一块复斗形的石盖。在墓志的盖子上面刻有12个篆书文字，墓志的正文则是171个楷书文字，两者合计一共刻有183个字。

墓志的主人姓“井”，名字叫“真成”。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其出身，墓志上写作“国号日本”。根据墓志的内容来看，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在长安的官舍去世，二月四日被埋葬于长安的东郊，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按照通行的说法认为，日本国名的正式确立是大宝元年（701）制定的《大宝律令》，次年（即唐长安二年）以粟田真人为首的遣唐使去中国大陆时，武周（武后）方面承认了“日本”这一国号。但是上述说法在以前并没有得到实物史料的支持，这次发现的墓志中所见“日本”二字，圆满地回答并证明了这一问题。

这块墓志在提供上述新事实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疑问。首先，墓志中丝毫没有涉及井真成生前的官历。尽管如此，在他去世以后，却得到了“皇上”即当时的皇帝玄宗所赠予的“尚衣奉御”这一官职。尚衣奉御的级别是从五品上，系主管皇帝生活的殿中省尚衣局的负责人，如果井真成生前担任这一官职的话，将拥有相当高的地位以及权限。可是为什么在他死后会得到如此高级别的赠官呢？这一现象使得下述看法成为可能，即认为在赠官的背后或许应该存在某种特别的原因。

105 遣唐使船（《鉴真和尚东征绘传》，唐招提寺藏）
镰仓时代的绘画 画中描绘了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前往中国大陆的遣唐使一行的样子

此外，如果这个人物井真成正如墓志所载是一个日本人的话，那么他的老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日本史研究者的主要意见有两种，一说认为井真成应该是以河内国志纪郡井于乡为根据地的井上忌寸氏系统的人物；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当出自于河内国志纪郡长野乡的葛井氏系统，两种学说涉及的地点都是位于今天的大阪府藤井寺市。另外，在前文提到的圆仁参加的遣唐使团里，也有一个名叫“井俅替”的随行人员，不知他与井真成有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从井真成死亡时的年龄来推算，他应当是699年（文武天皇三年）出生。据此，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十九岁的时候，即乘坐717年（日本的养老元年，唐的开元五年）的遣唐使船赴唐到长安，在去唐朝以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他因病倒下，再也没有能起来，化为了异国之土。说起717年的遣唐使船来，作为唐朝官吏而终其一生的阿倍仲麻吕、回国以后活跃于奈良朝政界的吉备真备以及僧玄昉等人都在这条船上。由此，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在长安城中，这些同年代的年轻人互相支撑、互相勉励的景象。

106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西安市兴庆公园）

这块墓志的制作比较粗糙，在墓志里属于最小的一类。此外在墓志表面约有四分之一左右留有空白，整个志文的字数也不多。可是作为一块墓志来说，其基本要素却都具备。在当时来说，似乎也并非谁都可以自由地制作墓志，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性及社会性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井真成作为一个无名的、官职地位等也都未定的异国人，却有了这样一块墓志。而且墓志的文字内容也都基本合乎常规，整个志文洋溢着对于死者的哀悼之情。从这两块石板上，我们仿佛可以体察到阿倍仲麻吕等人悼念伙伴之死的心情，寻觅出他们在朝廷游说活动的某些蛛丝马迹。

圆仁入唐求法的动机及其秘密偷渡入境

让我们将话题再次转回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入唐的目的大而言之有二。其一，是去祖师最澄曾经访问过的天台宗发祥的圣地天台山参拜，到国清寺就天台教学上的一些疑义进行质疑请教；其二，争取前往长安学习正统密教的体系以及修法等，以便将其带回日本。

107 现在的国清寺
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发祥的圣地，804年入唐的最澄也访问过这里

在今天而言，日本的天台宗与真言宗并驾齐驱成为密教的主流。而日本天台宗之始，则可以追溯到最澄和空海。公元804年（延历二十三年）两人同时搭乘遣唐使船赴华，空海在长安的青龙寺师从惠果，被传授以胎藏界和金刚界这一密教的奥旨；而最澄则仅仅停留在天台山到江南南部一带地区，尽管他在越州（今属浙江省）的龙兴寺跟随顺晓学习了胎藏界系统的密教，然而从接受包括金刚界的正统密教这一点来看，天台宗方面无疑落后于真言宗。最澄还在世时，这件事情就一直是天台宗的一块心病。从而如何克服天台宗的这一弱项，遂成为摆在最澄的大弟子圆仁面前的一大课题及使命。

然而，圆仁的愿望在其入唐以后不久就被打碎了。到达扬州（今属江苏省）以后，唐朝方面不允许他离开扬州一步，甚至对他希望去参拜天台山的愿望也不予支持。要求圆仁只能在扬州等待赴长安的遣唐使节一行完成任务回来，然后一起乘船回国。如此一来，圆仁事先所期待的目的就一个也达不到，只能黯然踏上归国之途。唐朝方面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圆仁只具备“请益僧”这样的短期滞留的身份，并非长期滞留型的留学僧。然而圆仁却怎么也不甘心就此作罢。

这样一来，留给圆仁只有最后一个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偷渡秘密入境、非法居留。在被迫搭乘归国船的唐开成四年（839），其间经历了一次失败以后，圆仁于当年六月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登州文登县所属的赤山浦登陆，躲入当地的一所寺院赤山法华（花）院。在该寺院里度过了大约八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后，他开始行动起来，首先到青州，几经波折拿到了“公验（即旅行证明书）”。然后立即北上前往五台山（山西省）。五台山圣地巡礼结束以后，圆仁经由太原，于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二日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长安。

圆仁本来打算在长安最多停留一年时间。可是结果却一直待到会昌五年（845）五月为止，前后加起来一共有六年之多。在这一期间，他碰上了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会昌毁佛”。其后在离开长安到回日本为止的岁月里，圆仁还遇到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在被卷入这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社会激流之中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双腿以及信仰使自己成为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证人。

圆仁之旅的整个行程

日本僧人圆仁赤手空拳只身一人遍历九世纪中叶的唐朝，并将自己的足迹记录了下来。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埃德温·赖肖尔先生在阅读了圆仁的这些旅行日记之后认为，作为人类的旅行记录来说，若从详细而且生动地记录了所访问过的土地的角度这一点来看，圆仁的记录胜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若从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详尽地加以描述这一点来看，圆仁的日记则超过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遂向世界介绍了这本“圆仁日记”。自此以后，长期以来只为日本的一部分学者了解的这本全四卷共计七万字的著作，始作为世界史上的代表性的旅行记之一而广为人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围绕这本书的研究乃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正式兴起的一门新的学问领域。

108 圆仁行程示意图

如果整理归纳一下圆仁在唐代中国的行程，大致如下所示：

838年（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

六月十三日：于博多乘船，三天后出发；

七月二日：在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登陆；

七月二十五日：抵达扬州城。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为止在扬州（停留期间大约八个月）。

839年（开成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从扬州出发，经过楚州，四月五日：在海州东海县下船，到宿城村的新罗人家里休息。被官府抓获。四月十日：再度搭乘日本船。

六月七日：船停靠于山东文登县青宁乡赤山村（赤山浦），八日：下船进入赤山法华院（新罗院）躲避。（七月十五日：圆仁所乘坐的遣唐使船出航；七月二十二日：后来的遣唐使船出航）；截至次年二月十八日一直在该寺院（在赤山共停留约八个月）。

840年（开成五年）

二月十九日：离开赤山法华院，经文登县、登州，三月二十一日：抵达青州；四月一日：拿到“公验（旅行证明书）”。

四月三日：从青州出发；五月一日：进入五台山（竹林寺）；五月十六日：移居大华（花）严寺（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五台山各处巡礼）；七月一日：离开大华严寺（在五台山共停留两个月）。

七月十三日：抵达太原（北京）；其后经过汾州、晋州，在河中府（蒲州）渡过黄河上的蒲津关，进而渡过渭水的东渭桥；八月二十二日：进入长安城内，入住大兴善寺。

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居住在资胜寺。其后不久发生了“会昌毁佛”，被强制要求还俗，并于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被赶出长安（在长安的停留时间近五年）。

845年（会昌五年）

五月十五日：离开长安；六月九日：抵达郑州；后经汴州、泗州，六月二十八日：抵达扬州。其后，通过楚州、海州、密州，八月十六日：抵达登州；八月二十四日：到达文登县，回到了整个旅行的出发地。

其后直至847年（大中元年）九月二日从赤山浦出航为止，为了寻找便船，一直在山东、江苏一带海岸地区来回奔波徘徊。

在上述求法之旅中，圆仁究竟移动了多少距离呢？从山东赤山浦登陆开始，经过青州前往五台山巡礼，然后又转向长安，再从长安到扬州，最后在山东赤山浦搭乘新罗船回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途中也曾骑过驴，在运河以及海岸线上也坐过船，但大部分则都是靠圆仁自己两条腿走路。粗略估算一下其走过的路程至少应该有五千公里。虽然比不上玄奘和马可·波罗，但也可谓是非常了不起的路程。在旅行期间，圆仁以与其他人同样的视线对于当时的社会进行了观察，下面就让我们略微窥视一下其中的一部分状况吧。

新罗人社会与山东、华北的农村

圆仁和山东地区新罗人社团的邂逅

自从计划偷渡秘密入境以来，圆仁在唐代中国结识了许多新罗系统的居民，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不少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这些新罗人的存在，圆仁鲁莽的行动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圆仁与新罗人的正式接触始于开成四年（839）三月，当时遣唐使一行在楚州雇用了九艘新罗船，六十余名新罗船员分属各条船。当时在楚州有新罗人的聚落（新罗坊）。其后，圆仁带着三名随从偷偷地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下船时，碰上的正是从山东往楚州运输木炭的新罗系统的船老大们。圆仁被这些新罗船员带到了附近的新罗人聚落，受到了新罗村长的询问。圆仁一行冒充自己是新罗求法僧，结果被看穿，又被送回了遣唐使船。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圆仁的记录和描述，当时在楚州到海州一带有很多新罗人居住，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是贩运木炭的新罗商人。

新罗系统的居民远远不止于此。后来，圆仁乘坐的遣唐使船沿着风浪较小的山东半岛南岸向东北方向前进，沿途停泊的港湾等处也有新罗人。而且，圆仁一行在赤山浦登陆时，圆仁所见到的也是耸立在高台之上的新罗寺院——赤山法华院，以及在寺院下面的新罗人聚落。圆仁的日记了也记述了在该寺院里有三十多位僧人，以及新罗聚落的数百名居民简朴安详的生活情况。

这座寺院由新罗人张宝高（唐名叫“张保皋”，朝鲜名叫“弓福”）所建，是根据他捐赠的年产五百石的寺庄来维持寺院的运营。一石约等于六十公升，若按照当时一个人一年吃掉五石粮食来算的话，五百石粮食则可以养活一百人。张宝高依靠从事日本、唐、新罗三国之间的贸易而发财致富，并以据守清海镇（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莞岛）讨伐海盗而闻名，在这一时期张宝高已经深深扎根于新罗政界。张宝高在唐朝的据点就是在赤山，推测新罗系统的居民大致就是从赤山附近向南扩展。

这些新罗人何以离开新罗前往唐朝居住呢？作为其背景来说，既有始于八世纪后半的新罗国内的权力之争，以及由于权力斗争带来的社会性动荡、饥荒等新罗国内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地方统治的松懈，以及控制山东的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是高句丽出身等因素，也都导致当地社会对于接受这些新罗人持宽容的态度。同时，关于当时将东亚海域连接在一起的新罗商人的影响力，恐怕也不容忽视。在新罗国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新罗商人借机积极地向外谋求发展，于是走向了海外和其他国家。当时的新罗人最为国际化，圆仁也正是借助新罗人的网络才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并且平安无事地回到了祖国日本。

新罗人的生活与岁时文化

从开成四年（839）六月初离开遣唐使船，到次年二月十八日为止，圆仁在这座赤山法华院里一共生活了八个多月时间。在这一期间，他不时参加寺里的各种活动，并且对其情况和样子进行了记载。在相关岁时文化中有下面这样一些活动：

八月十五日：新罗节（中秋节。寺院准备馎饦、饼食等。这一天同时也包括纪念新罗战胜渤海〈高句丽〉的寓意）

十月十五日：月食（寺院的僧人都走出来高声喧哗、敲打木板）

十一月九日：冬至节（僧侣们互相寒暄致意，并且到堂前拜佛）

十一（十二？）月十六日：法华会（从清早到半夜讲《法华经》，对诸佛礼忏。到正月十五日为止的期间，附近居住的新罗僧俗男女老幼在寺院集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夜（新罗院的佛堂以及经藏历点灯供养，其他各房用柴草烧灶，彻夜礼佛）

正月一日：年始（早朝礼佛结束以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吃粥，然后到堂前礼佛。其后僧俗一起互相拜年之后散会）

正月十五日：法华会的最后一天（参加者：前一天二百五十人，当天二百人。结束后给参加者授菩萨戒，然后散会）

除此之外，作为该寺院的大型岁时文化活动来说，除了冬天的法华会以外，夏天好像也有法会（夏安居，讲八卷本《金光明经》），但圆仁没有参加。总之，通过寺院上述岁时文化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赤山院（新罗院）及其相关人们的生活非常朴素简单。此外，赤山院深深扎根于这一地区的新罗人社会，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一点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圆仁后来在遗言中提到要在比睿山的山麓建造赤山禅院一事，恐怕也是基于他在山东赤山院的感受吧。对于圆仁来说，在赤山一带的生活无疑是单调和枯燥的。因为他一年前还在号称天下第一的扬州。在繁华并洋溢着活力的扬州城里，圆仁置身于开元寺以及龙兴寺这样的大寺院，与许多僧众有着交往，还经常应邀参加寺院举行的各种各样的岁时活动以及盛大的斋会，几乎每天都充满了新鲜的刺激。

不仅如此，圆仁还在扬州城目睹了在冬至节的时候也和正月同样，人们连续三天兴高采烈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情况。从年末到正月初三，人们烧纸钱、放爆竹、敲除夜钟、互相拜年。街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而且，从正月十五日起连续三天不分昼夜，观灯会、元宵节接踵而至。大街小巷灯火通明，寺院的佛像前也都点上了灯火，男女老幼结伴前来参拜，非常热闹，人们高兴地享受着从夜晚解放出来的感觉。

领取“公验”

圆仁到中国以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分别在扬州和山东赤山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度过了两个新年。与扬州相比，赤山不仅是穷乡僻壤，而且还是新罗人的社会，因而其岁时文化活动也与扬州有相当大的差异。可是，前后加起来在赤山的九个月时间，对于圆仁来说，却是他以后展翅翱翔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里，圆仁结识了一位积极帮助自己的地方官员。这就是作为文登县的派出机构的官员，负责管辖赤山一带的新罗人社会的“勾当新罗押衙”张
。张
恐怕是汉人，他处在赤山院的圆仁和文登县之间，为了成全圆仁的求法之梦，积极地向文登县做工作，争取让县里给圆仁发放“公验”。不仅如此，后来当圆仁衣衫褴褛地再次回到赤山浦时，张
还在那里工作，他为圆仁平安无事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安慰圆仁让其放心住下来。而且，在大中元年（847）九月，圆仁搭乘新罗的商船离开赤山浦时，依依不舍地为圆仁饯别送行的人还是这个张。

多亏有了这样的地方官员的全力帮助，圆仁才终于改变了偷渡者的身份，成为一名正常的旅行者。张
为什么会如此尽力帮助圆仁呢？除了圆仁对于求法的热情以及人品打动了张
之外，恐怕还因为在圆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罗人的社会。张宝高也曾从侧面帮助过圆仁。换句话说就是山东的新罗人社会实际成了圆仁的保证人。对于没有背景的圆仁来说，如果是在扬州的话，要想找到一位能够如此帮助自己的人肯定会非常困难的。

109 斋僧食品（敦煌莫高窟第236窟东壁门）
画中的人们正在给僧人布施食物。然而，随着民众自身的贫困化，给旅行的僧人施舍饭菜及住宿的余力也随之丧失

终于，圆仁与随从共计四个人离开了赤山院。他们在文登县领取了到青州为止的“公验”之后，动身前往青州。管辖山东地区的平卢节度使的幕府设在青州，只有青州颁发的“公验”才可以全国通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抵达青州，仅仅十天之后的四月一日就领到了“公验”。长时间的辛苦之后，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这方面恐怕也是张
事先疏通的结果吧。圆仁一行接受了官府资助给他们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驮在途中人们捐赠给他们的毛驴背上，精神饱满地踏上了北上去五台山的旅途。

衰微凋零的山东、华北的农村

在圆仁一行从赤山浦出发之前，寺院以及村里的人们都纷纷给他们以忠告。说目前在青州方面，蝗虫肆虐庄稼，灾情十分严重，人们没有吃的东西，盗贼横行。如果一定要去的话，等到秋收时节再走比较好。而且即使秋天走，也最好避开山东地区。

圆仁等人开始踏上旅途以后，才发现蝗灾之严重完全在想象之上。蝗虫的集中发生与旱灾有关，从数年前开始，山东为首的华北东部地区就为蝗灾所困。关于蝗灾的情况，圆仁写道：“比年虫灾，百姓饥穷，吃橡为饭”（开成五年三月二日）

[2]

；“黄虫满路，及城内人家，无地下脚。……黄虫满路，吃粟谷尽。百姓忧愁。”（开成五年八月十日）

当地人们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必然要波及影响到旅行者的身上。对于所到之处吃饭和住宿都靠布施的圆仁一行来说尤其是如此。在请求借宿时或被冷言拒绝或是被人训斥，经常要走好多家才能找到借宿的人家。至于每天化缘吃饭更是历尽艰辛，经历了诸如“一撮盐、一匙酱醋，非钱不与”

[3]

、“乞酱、醋、盐、菜，专无一色。汤饭吃不得”

[4]

等情况。另一方面，至于当地的寺院的状况，或是佛殿被毁坏，或是僧房变成了俗人也可以住宿的旅店，本来应该有的寺院活动都变得无影无踪。这一景象与赤山法华院及其周边地区宁静的田园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尽管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圆仁一行最终并没有像事先人们担心的那样，遇见盗贼或抢劫。他们在沿途众多人的布施周济之下，顺利地度过了每一天，继续坚持着他们的旅行。在他的日记里并没有出现诸如在旅途中目击路旁的乞丐或饿死的人，以及食人等悲惨的状况的记载。

圆仁经常使用“道心”这一词语来评价判断他所接触到的人们。所谓“道心”的本意是指精进皈依佛道之心，然而在圆仁看来，能给一个来自异国的旅行僧施舍一碗粥时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善意和好心就是“道心”。以此为基准来看，他在日记里使用“有道心”的地方非常之多，可谓比比皆是。在被蝗灾及旱灾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们的“道心”里，圆仁作为佛教家来说，无疑真切地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其深入人心的程度。

唐代的旅行、道路与旅行者：五台山之旅

赴五台山的沿途

开成五年（840）四月三日早晨，拿到“公验”的圆仁一行四人从青州出发，八天后就到了药家口的黄河渡口。对岸很远，眼前黄浊的河水汹涌翻腾，奔流而下。渡船每人五钱（文？）、一头驴十五文钱。圆仁他们都是第一次经历渡河，想必十分紧张。到了北岸以后，饥肠辘辘，到某家化缘，每人各吃了四碗“粉粥”，让这家的主人大吃一惊。

渡过黄河以后，就进入了河朔三镇之一魏博节度使的辖区。经过该辖区的贝州向成德军节度使的赵州进发，再北上过镇州（恒州）。过了镇州以后顺路向左行，进入太行山脉的山谷之中，沿着山谷大约走了十天，到五月一日终于到达圣地五台山境内的大寺院竹林寺。从青州到五台山大概有六百公里路程，圆仁他们不到一个月就走到了。

当时，在干线道路上每隔三十里（约17公里）就设有一个驿站，配备有服务人员驿长及驿家，同时还配备有马以及驴。驿站里面有驿馆可以住宿，但是这些都是供执行公务的人员使用的，原则上民间人士不能利用这些设施。而且到了唐代后期以后，由于地方和中央的使者往来以及军事方面的传达命令等都越来越频繁，导致驿馆、马匹以及负责服务的驿家的大量增加，驿传制逐渐开始瓦解。或许是因为这一背景，在圆仁的日记中完全没有关于驿传的相关记载。

可是，在这一段行程中，离开大路走近山里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设施，名曰“某某（地名）普通院”。圆仁一行首先到的是位于河北曲阳县的一座寺院——八会寺里所设置的“上房普通院”。以此为开端，圆仁的日记中一共提及了赴五台山巡礼道路上的二十一处“普通院”的名字。作为佛教用语来说，所谓“普通”就是不分僧俗之意，在寺院去世的僧侣以及在旅途中倒下的旅行者火葬以后，将其骨灰合在一起的石塔叫做“普通塔”就是显例。

110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
圆仁造访此地时，五台山信仰十分兴隆，在巡礼路的沿途，根据各地的有权势者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捐赠而设置了许多“普通院”，给参拜者提供食宿

圆仁在日记中关于“普通院”这样写道：“不论僧俗，来集便宿，有饭即与，无饭不与。不妨僧俗赴宿，故曰普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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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说，这种“普通院”并非全国随处可见，而是都集中在与五台山相关的圈子之内。沿着五台山巡礼的道路，大致每间隔相当于半天路程的10至15公里左右处就设置一所“普通院”。院内住有僧侣，院主负责管理和接待，原则上食宿免费。为了支撑这种运营管理方式，在其后边存在着经常进行捐赠的各地有权势的人家或者一般庶民以及从上述这些人群处募集捐赠，被称作“供养人”或“供养主”的从事职业劝化的人。

圆仁投宿一座叫做“解脱普通院”的处所的时候，曾与某“供养人”率领的僧尼、妇女一行百余人同宿一院。像这样募集大量的信徒的送供人，实可谓是五台山信仰的传教者。

从这一事例可以推测出，到了夏季，上述这样的大型参拜团以及像圆仁这样的人数较少的巡礼小团体肯定会更多，五台山上一定非常热闹。总之，通过这一事例，五台山信仰的盛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信仰与圆仁

刚刚入唐的时候，圆仁的愿望是拜访老师最澄去过的天台山。然而后来的方针却变成了去赤山法华院，并到五台山巡礼。这是因为从山东去五台山比去天台山近，加之听说天台山的高僧志远这时正在五台山。此外，这也是因为圆仁到中国以后，才了解到五台山信仰竟是如此兴盛，从而做出了决断。实际上，离五台山越近，圆仁越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巡礼团等参拜人群对五台山的信仰之深。

位于山西省东北部的五台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佛教圣地。其主峰有五座，峰顶上都没有树木，呈现平缓的台状，故名五台。其中海拔在三千米左右的北侧四峰（西台、中台、北台、东台）连绵相接，与稍微间隔开的南边的南台之间形成一个山谷。唐代有超过一百座寺院建在这一山谷之中。

关于佛教何时进入五台山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其始于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到了北魏后半期，五台山作为掌管智慧的文殊菩萨（文殊师利）的圣地的认识才逐渐明确起来。因为根据《华严经》的记载来看，文殊菩萨的住处在东北方的清凉山，而其所记载的清凉山与五台山的景观以及神秘性非常相似。

随着隋唐时期佛教的昌盛，五台山的文殊信仰也越来越普及。尤其是到了玄宗朝以后，密教的不空（不空三藏）作为佛教界重要人物而名扬四海，他在五台山建立金阁寺，将文殊信仰和密教紧密结合了起来，此举对于宣扬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有很大的作用。据说为了建立金阁寺而动用了亿万钱财。不空利用五台山佛教加强了自己的权威。另外一方面，通过在各地建造的文殊阁（文殊师利菩萨院），文殊信仰也得以在全国普及。

111 文殊变（安西榆林窟第25窟西壁门北）
从北魏前后开始，五台山开始被当作文殊信仰的圣地，进入玄宗朝以后，其与密教结合的结果使得这种信仰更加普及，成为整个东亚的佛教圣地

作为文殊信仰的麦加，五台山的声名甚至远播印度。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一位名叫佛陀波利的密教的印度僧人为了参拜文殊，曾于仪凤元年（676）访问五台山，碰见了化身为老人的文殊，老人委托他将救苦救难的《陀罗尼经》从印度带来。七年后，佛陀波利果然从印度取来了《陀罗尼经》，在该经被译成汉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后，佛陀波利便带着经典的原件进入五台山的金刚窟入定坐化了。

此外，正如西藏的吐蕃王曾为了访求五台山绘图而来到五台山，作为留学僧曾活跃于长安的日本僧人灵仙，也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五台山那样，五台山俨然已经成为东亚的佛教圣地。在圆仁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灵仙住金阁寺期间，曾从自己手臂上剥下一块长四寸、宽三寸的皮肤，在上面画上佛像然后供养起来，以此表示自己的信仰之坚定

[6]

。

从五月一日到十五日，圆仁住在竹林寺，休养调节了旅途的劳顿。从五月十六日开始圆仁移居志远禅师所在的大华严寺，在那里一直住到六月底为止，除了跟从志远受教以外，圆仁还抄写了志远书斋里的藏书。圆仁在深深为五台山的自然以及文殊信仰带来的灵验而感动的同时，也获得了重新学习天台宗的机会。在这一期间，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的四天时间，圆仁还遍访了除南台以外的四座山峰。

“公验”与“过所”：五台山信仰的背后

如上所述，在五台山达到了所预期的目的之后，就像觉察到了秋天即将来临一样，圆仁于七月一日离开大华严寺，造访由不空开创的金阁寺，并越过剩下的一座山峰（南台）以后，终于踏上了赴长安的旅途。

尽管圆仁在其旅行中并没有特别谈到沿途关卡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当时在交通、军事的要冲均设置有关卡，并在各个关卡配备“令”和“丞”等官吏，负责检查来往的行人与物资。就这些关卡而言，除了陆地上的“关”以外，在江河上还有控制桥梁和船只的“津”，其总数在唐代超过一百六十处（包括被废除的关津）。

如果谈起与圆仁的旅途有关的代表性的关卡的话，则首先可以举出“石岭关”，这是他们从五台山下来前往太原途中通过的一座拥有坚固城墙的关隘。此外还有八月十三日他们一行从蒲州（河中府。今属山西省）渡黄河时的“蒲津关”。蒲津关的两岸设置着铁牛及铁柱，从铁牛和铁柱拉出的铁锁将若干艘船只链接在一起，上面再铺上木板，从而形成浮桥，同时两岸都有人进行监视。

112 西州百姓石染典过所（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年〔732〕）
据说“过所”的起源可追溯到汉代

对于通过这些关卡时的情况，圆仁的记载都非常简单。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都是平常的日子，所以他们通过这些关卡的时候都很顺利的缘故吧。当然，这一切又都取决于他们随身携带着的身份证明书。多亏在青州拿到了平卢节度使颁发的“公验”，圆仁一行才得以一路顺利地继续他们的旅行。

在上文中，我们一直把“公验”比作身份证明或者旅行证明，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同样的证明文件，叫做“过所”。在当时来说，凡是带有执行公务性质的旅行，国家都会发给叫做“传符”及“敕符”的证明书，而“公验”和“过所”则是民间人士进行私人性质旅行时的证明文件。原则上来说，“公验”是由地方州县衙门发行，在其辖区内有效的证明文件；而“过所”则是为了对应跨越州县范围的长距离移动，由中央的刑部（相当于今天日本的法务省）或者地方的州府发行。

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本来具有旅行证明书性质的只是“过所”，“公验”乃是后来形成的东西。关于“过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称之为“棨”的通行证，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了“过所”之名，并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与此相对，“公验”进入唐代才出现，从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各地独自行动的时期开始正式流行起来。为了适应人们自由移动逐渐活跃的趋势，也是为了从旅行者处征收通行税，藩镇开始灵活地发行起“公验”来，不知不觉间“公验”就变成了与“过所”起同样作用的旅行证明。圆仁领到的“公验”就是这样的一种通行证明。

唐代后半期“过所”和“公验”一直并存。其后进入五代以后“过所”退出舞台，统一称为“公验”，到了宋代，进一步改名为“公凭”。这两者的位置互换不外是说明了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换，即在“过所”身上所集中反映出来的国家将人民束缚于土地，进行一元化管理的时代的结束，而代之以随着人和物资大规模流动，由各地进行松散管理的新阶段的到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过所”可以说是从魏晋到隋唐这一大时代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尽管不及参拜伊势之盛况

[7]

，唐代赴五台山进香参拜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正是与“公验”取代“过所”的这一发展趋势互为表里，两种现象在背景上是相通的。

会昌毁佛及其背景

圆仁在长安

圆仁一行于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三日渡过蒲津关，进入了久已向往的关中地区。接着九天以后的八月二十二日，他们从长安城东边的春明门进入长安城内，在位于长安中心的大兴善寺卸下了旅行的行李。第二天，圆仁他们就去了左街的功德巡院，申报了一行的姓名以及来长安的目的，并请求安排在长安期间的寄宿之处。其结果，位于崇仁坊的资圣寺被指定为他们的借宿地，此后到圆仁离开长安为止，他们一直都住在这里。

左街指长安城内的中心轴朱雀门街之东侧，其西侧则是右街。本书前文曾经提到，长安城内及其周边合起来东边叫万年县，西边是长安县。首都的行政就通过这两个县（万年、长安）来实施。但是，安史之乱以后，首都的行政体系瓦解，于是唐朝便在两县之外另行设置了“功德巡院”，以总揽京城整个行政，并由宦官来担任功德巡院的负责人功德使。这样一来，与已经掌握的神策军的权限加在一起，到八世纪末为止，宦官已经从军事和民政两个方面完全控制了首都长安。

其后，功德使向宗教方面也开始发展势力，插手宗教方面的人事。圆仁一行抵达长安以后之所以首先到功德巡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由于刚开始借宿的大兴善寺在左街，此外或许和他们来自于东方也有关系，所以他们向左街提出了申请，并被安排住进了左街的资圣寺。当时的左街功德使就是在甘露之变中登场的宦官头目仇士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仇士良又是一位热心的佛教保护者。正因为如此，武宗毁佛行动从仇士良去世的会昌三年（843）六月才正式开始。

到长安以后，圆仁便精力充沛地开始行动起来。圆仁在长安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修习并掌握正统密教，同时打算整理备齐相关的曼荼罗图像和法具，以及佛典等。于是，圆仁跟随大兴善寺的元政学习金刚界法；同时在空海曾留学过的青龙寺，从义真学习胎藏界法和苏悉地法；另外也师从玄法寺的法全修习胎藏界法。并完成了曼荼罗图。进而又学会了修法、教说所必需的悉昙（梵字）学。本来打算一年以后的八月就申请回国，然而拖拖拉拉地日子耽误了下来，从那以后一拖又是四年光阴。

113 不空金刚像（李真画，京都东寺藏）
北印度出身。八世纪中叶在唐翻译《金刚顶经》等，推动了密教的兴盛。

所谓密教本来是指秘密佛教、佛教秘密教义之事。始于印度的佛教在与民间的供养法及咒文（陀罗尼）等结合的同时不断壮大，佛典里也渗透了这方面的要素，通常将此叫做“杂密（杂部密教）”。与此相对，印度在公元700年左右开始的大约半个世纪之中，受印度教发展等的影响，佛教中的密教的要素被作为大日如来的教说加以体系化并且急速发展普及起来。其传播到东亚，便成为深入人心的密教即“纯密（纯粹密教）”。密教在本质上与基于释迦之说的小乘、大乘佛教不同，属于新兴新来的佛教。

代表性的密教经典有二：讲说胎藏界的《大日经》和讲说金刚界的《金刚顶经》。前者由中印度的善无畏自陆路带入唐朝并译成汉文，其后由弟子一行继承。后者则由南印度出身的金刚智与其弟子印度人（一说斯里兰卡人）不空（不空三藏）从海路传入唐朝并翻译成了汉文。将胎藏界和金刚界所说的佛的世界分别用图表现出来就叫做“曼荼罗”。玄宗朝的前期，这两种新的密教先后传入唐朝。其后，不空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深得皇帝信任，从而带来了密教的黄金时代。空海、最澄以及圆仁等人到唐代中国的目的，就是学习并掌握这种密教。

零距离所见到的“会昌毁佛”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曾数次受到弹压。其中，如果抛开像三阶教那样某一宗派瓦解的事例（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使整个佛教面临存亡危机的大规模弹压前后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毁佛（446年）；第二次在北周武帝的时候（574—577年）；第四次是后周世宗的毁佛（955年）；第三次就是圆仁被卷入其中的这次唐武宗的“会昌毁佛”。上述这些排斥镇压佛教的事件，根据当时的皇帝名被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根据正史《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会昌毁佛发生于会昌五年（845）的四月到八月间。其结果使得天下的寺院（敕额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小寺）四万所被毁，僧尼两万五千人还俗，属于寺院所有的肥田数千顷（一顷相当于5.8公顷）、奴婢一万五千人被国家没收。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以外的外来宗教摩尼教及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也作为邪教被摧毁。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席卷起了废佛毁释的风暴。

然而，会昌毁佛并非突发事件。其实在此之前，朝野上下一直蕴藏着一股反佛教的气氛，到这时最终爆发出来而形成了这场毁佛的风暴。圆仁身临其境地切身感受到了这种日益紧张的空气，观察着事情的动向和发展。根据圆仁的记录，废佛的第一步是在会昌二年三月，当时宰相李德裕奏请严密加强对僧尼的管理；到了十月以后，朝廷下诏，命令逃兵、罪犯、娶妻等而有僧籍者必须还俗，禁止僧尼走出寺院之门，此举使长安城内大约三千五百人还俗。

进入会昌三年，唐朝对于外国僧人的监视强化起来，要求在长安的外国僧人必须申报姓名以及留在长安的理由。当时还留在左街的外国僧人有天竺（印度）僧、师子国（斯里兰卡）僧、新罗僧、龟兹僧等，加上圆仁等日本僧人一共有二十一名。很可能大部分的其他外国僧人都已经感知到了危险而离开了长安。圆仁当初在山东领到的“公验”一到京城就已经失效，没有新的“过所”或者“公验”发下来，他就一步也不能离开京城。

进入会昌四年（844）以后，取代佛教，朝廷向道教方面的倾斜越来越明显。武宗在宫中设置了九天道场祭祀道教诸神；七月份佛教的盂兰盆会时，武宗却在道教的兴唐观祭祀天尊（道教神）。此外，为了制作可以成仙的仙药，武宗又让人在宫中建造了望仙台。望仙台高一百五十尺（约45米），据说从长安城内的大街上也可以看得见。在上述一系列排斥佛教、尊崇道教行动的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是道士赵归真，李德裕则从侧面加以支持。在圆仁的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说望仙台建成以后，当有人问起如此一来是否就可以成仙时，赵归真却“低头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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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昌毁佛的背景及其意义

会昌毁佛是一场在历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镇压佛教的大事件。有唐一代，深深地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而且拥有着强大教团的佛教界就这样轻易地被摧垮了。根据正式的记载来看，毁佛的风暴只是在会昌五年的数月之间展开的。而圆仁的记录却告诉我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在毁佛正式爆发的数年以前，朝野已经有着各种各样的反佛行动。假如可以离开长安自由行动的话，圆仁无疑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好奇心，更加详尽地记录毁佛的状况的。

关于会昌毁佛，如果只是将其归结为倾心于道教的唐武宗与赵归真等道士的合谋的话，那就过于简单化了。李德裕就未必是一个反佛教主义者，他却也加入了排佛的阵营。

作为牛李党争的一方领袖，李德裕本是一位热衷于改革现状的人物，皇帝期待他在重建国家财政方面能发挥作用，因而他于开成五年（840）九月重新回到了宰相的位子。李德裕在当地方官时亲眼目睹了佛教界的腐败状况，所以他着眼于藏匿在寺院中的人与财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佛教自身也存在着招致反对的原因。

除此之外，武宗成为皇帝以后，唐朝周围陆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件。首先是在840年，北方的回鹘在遭遇内讧和天灾之后，又因突然受到了黠戛斯人的袭击而瓦解。到会昌二年（842）末左右，回鹘残余势力的行动也被成功地压制了下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重大的消息也传入了唐朝，这就是吐蕃国王达玛的死讯。达玛王对佛教进行镇压的结果，导致他被反对他的僧侣所暗杀。以此为契机，吐蕃陷入内乱的状态。由此，唐朝一举从一直为之头疼的两大外压之下解放了出来。

114 唐武宗端陵全景
在中国大规模镇压佛教一共有过四次。其中第三次就是唐武宗的“会昌毁佛”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和蕃公主降嫁给当时的回鹘可汗的太和公主（宪宗的女儿，武宗的姑姑）于会昌三年（843）三月回到了长安。唐朝当局遂于四月开始对回鹘人信奉的摩尼教进行打压，毁坏摩尼教寺院、没收其财产，并给摩尼教僧侣剃头，让其穿上佛教的袈裟，打扮成佛教僧人的形象，然后加以杀害。就此事圆仁写道：“四月中旬，敕下，令煞天下摩尼师。剃发，令着袈裟，作沙门形而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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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波斯的摩尼教于七世纪末传入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摩尼教又从长安传入回鹘社会，并被回鹘尊为国教。自此以后，摩尼教与在唐朝声名狼藉的回鹘人重合起来，变成了唐朝人憎恶的对象。随着回鹘的瓦解，摩尼教在唐朝便自然成为人们雪恨的目标。不仅如此，如果从上述将摩尼教僧侣打扮成佛教僧侣这一事实来看，实际上也预告了同是外来宗教的佛教的命运。唐朝当局对于摩尼教的镇压，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镇压佛教的一次前哨战，或者也可以说是点燃了整个排外行动的烽火狼烟。

武宗是一位完全倾心于道教的反佛强硬派，而且佛教界的腐败、过度膨胀，给唐朝国家财政造成困难都是当时的现实。可是仅凭这些条件，并不能轻易地导致毁佛行动的发生。佛教已经非常广泛深入地渗透进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宫中还有像仇士良那样的坚定的佛教信徒。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强有力地把局势推向毁佛的力量，正是回鹘和吐蕃的瓦解。其结果，以国内高涨的排外势力为动力，局势终于突进发展到毁佛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会昌毁佛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行动，也是迈向宋代的第一步。

圆仁虽然饱尝了动乱年代的辛酸，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幸运地有着曾经站在中国历史上，不，应该说是站在整个东亚历史的关节点上的一次珍贵体验。在唐朝发展繁荣起来的佛教，包括密教以及五台山信仰都以这次毁佛为转折点而急速走向了衰退。圆仁作为一名佛教家，身临其境经历了在毁佛之前唐代佛教大放异彩的回光返照，并亲眼目睹了佛教崩溃瓦解的情景。作为把上述史实传达给后世的活生生的证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录值得我们永远珍视。

毁佛风潮中的寺院——以法门寺、云居寺为例

法门寺与供养舍利

圆仁进入长安以后，在毁佛运动表面化之前，吸引他注目的寺院活动之一是供养佛牙纪念活动的相关情况。所谓佛牙，就是指被视为释迦的遗骨的佛舍利。根据圆仁日记会昌元年（841）二月八日的记事来看，长安城内的大庄严寺（永阳坊）、荐福寺（开化坊）、兴福寺（修德坊）、崇圣寺（崇德坊）四座寺院里供养有佛牙，其中荐福寺的佛牙收藏在佛牙楼里，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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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牙开龛时吸引了大量的僧俗前来，供养活动非常盛大。

关于佛牙，圆仁还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载。在毁佛运动已经开始的会昌四年（844）三月，朝廷下达了一道敕令，禁止供养佛牙，同时严禁赴五台山和法门寺等拥有佛指（舍利）的四大寺院巡礼供养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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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关于舍利信仰的狂热程度，窥见在五台山巡礼背后的舍利信仰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注意到在唐代佛教之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信仰的形态。在这里提到了法门寺的名字，下面让我们就法门寺的情况加以介绍。

时间跳跃到二十世纪后半的1987年春天，在西安以西约一百二十公里的一个乡镇——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调查一座倒塌的寺塔，结果在塔基部分发现了一个地宫。打开地宫的门以后，发现里面堆放着以金银器及陶瓷器为主的大量珍宝，其中包括装有四个指骨形佛舍利的舍利函。所幸在地宫里还发现了两块碑文，一块是叙述埋藏宝物的原委经过以及寺院简史的《真身志文》碑，另一块是相当于埋藏珍宝目录的《衣物帐》碑。

115 倒塌的法门寺塔（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
这座塔倒塌以后，发现塔基部分有地下室，从中发现了大量金银器等珍宝

通过对两块碑文的解读，首先确认了这里就是唐代法门寺的所在地。在此基础上，还弄清楚了几件事：其一，咸通十四年（873）法门寺的舍利曾被运至长安供养；其二，以当时皇帝懿宗为首的相关人员捐赠的物品就是眼前这些珍宝；其三，这些珍宝最终埋入地宫的具体时间是在次年即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同时也判明自从874年封存以后到这次发现为止，这些珍宝一直保持着封存时的状态，从来没有人动过。基于上述认识，人们对这些宝物一件一件进行仔细清理，许多新的事实陆续被发现，诸如这些金银器都是在宫中作坊制作的一流制品，其中还包括当时刚开始流行的一套茶具等。至此，法门寺地宫珍宝作为“中国的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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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秘宝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116 法门寺舍利及其舍利容器
1987年的发掘调查时发现的舍利及舍利容器。自从公元874年封存以来，经历了约一千一百年以后首次亮相的“中国的正仓院”——法门寺地宫的珍宝

法门寺的历史虽然始于西魏末期的555年前后，然而其真正的发展则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法门寺有两件看家宝：其一，寺内的舍利是真身，也就是说是释迦的真正的遗骨；其二，舍利每隔三十年从地宫里请出来开龛一次，有缘拜见舍利的人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法门寺基本保持了每三十年开龛一次的原则，并接受唐朝的各个皇帝的皈依。有唐一代，法门寺也因此而作为舍利信仰的代表性的寺院而受到人们的尊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圆仁记录的会昌四年（844）为止。在这一年或者第二年，恐怕法门寺塔以及地宫就被彻底破坏，真身舍利也可能同时被毁坏掉了。

但是，法门寺当局并不承认这一点，宣称从被破坏了的地宫的地下再次发现了舍利，并于咸通十四年（873）举行了供养舍利的活动。这时距离会昌毁佛刚好三十年。由于法门寺与皇帝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有时也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元和十四年（819）供养舍利之际就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当时韩愈写了《论佛骨表》，认为崇拜夷狄的佛骨即法门寺舍利毫无意义，结果惹恼了宪宗，韩愈因而被贬官发配到了南方。圆仁站在与韩愈相反的立场上，只注视并记录了法门寺的舍利被安置的状况。

地方的毁佛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

以法门寺为首的关中地区诸寺院因直接受到武宗毁佛的影响，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害。法门寺在毁佛的风暴平息后约三十年以后，终于再次举行三十年一度的供养舍利活动，总算勉勉强强地得以复兴。然而，除此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寺院恐怕都还依然处在毁佛之后一片废墟的状况。

1985年，在位于西安以东临潼县的唐代大寺院——旧庆山寺的所在地，发现了藏有精美的金银舍利函以及财宝函的地宫遗址。由于在会昌毁佛时，该寺院只有地宫幸免遭到破坏，而其后该寺院又未能再度复兴，所以这座地宫也就被人忘却了。

说起关中以外地区的情况，曾经香火是那样旺盛的五台山各个寺院都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在其中间就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事例。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在五台山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以传达往日的建筑物。在毁佛的狂潮之中，据说五台山的僧侣们为了避难曾前去附近的幽州（现在的北京），但是幽州方面却紧闭门关拒绝接受他们。所谓幽州，指的是从唐朝来看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节度使。按道理说，幽州应该与毁佛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实际上却似乎并非如此。

与此事相关，我在此还想谈一谈这个幽州节度使辖区内的一座寺院。这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往西南方向走，位于距北京直线距离大约六十公里左右的山区里的房山云居寺，该寺是离五台山比较近的寺院。前面曾经提到，这座寺院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该寺的刻经事业即房山石经非常有名。

117 菩萨比丘像槨及须弥座（陕西省临潼县新丰镇庆山寺遗址出土，临潼县博物馆藏）
庆山寺因武宗毁佛而遭到了破坏，但舍利槨安置在了寺塔的地宫之中

房山云居寺的开创始于七世纪初期。当时，位于隋代幽州的智泉寺僧人静琬率领弟子及信徒进入这片山中，开凿洞窟，开始着手将佛典刻于岩石之上，由此揭开了云居寺的历史。他们开凿的洞窟一共有九眼，在其中心的第五窟，即通称为“雷音洞”前留下的碑文中，静琬说道：末法之世到来已久，民众们失去佛法之灯，在黑暗之中备受煎熬。因此，面向未来，在末法的劫火无法烧掉的石头上留下经典，乃是自己的使命。

静琬虔诚护法的决心也为其弟子们所继承，有唐一代他们一共凿刻出了4200块石经经版（此外还有780块残石）。其中的压卷之作就是三藏法师玄奘从印度、西域回来以后首次翻译出来的最大的佛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该石经的大部分都完成于唐代（只有最后一部分完成于辽代），石经刻成距离玄奘翻译该经还不到一个世纪。石经都是高2米、宽60厘米左右的石板，其表里两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经文。刻经大概是从玄宗的开元末年左右开始着手，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大规模展开。此后，即使在安史之乱达到高峰的时期，刻经事业也没有间断，一直延续到唐代后半期。其间共计刻出1117块石经，粗略估算一下，一年平均大约凿刻七块石经。

房山刻经事业与会昌毁佛

在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成石经这一巨大的事业中，在幽州节度使辖区内快速成长起来的幽州（范阳郡）的商人们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作为工商业的同业组合，他们组织了许多“行”。而且在各“行”里又结成了有着共同信仰的“社”，并以“社”为单位募集善款送往云居寺。寺院在收到商人们的捐赠以后，便在预先留好的《大般若经》石板的空白处刻上捐赠者的“行”及“社”以及筹集人的姓名，然后再装入山里的洞窟之中。

为了使刻经事业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寺院方面注意到了新兴的商人阶层。从六世纪中叶前后开始，在以河北和山东为首的华北各地，刻经事业广泛展开，可是除了云居寺以外，各地都是短时间的昙花一现。而云居寺自从静琬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这样才使得刻经事业有可能持续展开下去。当地的商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支持云居寺的刻经事业，也正是因为云居寺平时努力的结果。总之这样一来，一方面寺院方面确保了刻经事业可以继续下去的资金，而另一方面商人们也借此将自己信仰的印记留在了石经这样一个可靠的媒体之上。因而云居寺的石经向后世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当时的佛教信仰之盛；二是当时商业活动的实际状态。

118 石经山藏经洞位置示意图

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业，在进入会昌年间以后却戛然而止。整个云居寺也以此为转折点而走向了衰落，云居寺再次引起世人注目则是到了十一世纪以后，即进入辽代被编入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顺便提一句，在辽朝的统治之下，云居寺的石经事业得到国家的资助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经典的底本却是传说中编纂于辽代的大藏经《契丹大藏经》。由于刻成的石经数量太庞大，原来山里的九个洞窟已经远远装不下，于是云居寺便在寺内修建了地下室，以便收藏这些石经。根据今天已经确认的部分来看，辽代以及其后的金代加起来，一共刻有10082块石经。

这一方面的情况姑且先不论，总之，进入会昌年间以后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停滞了下来。究其原因而言，应该说也是由于受到了从中央开始的武宗毁佛的影响。正如五台山信仰的状况那样，信仰问题往往越过政治的境域而相互作用。更何况接近九世纪中叶以后，河朔三镇虽说是半独立状态，却一直在加深强化与唐朝中央的关系。对于幽州方面来说，会昌的毁佛也绝非隔岸观火之事。

法门寺和云居寺是两所对比很鲜明的寺院，两者无论是祭祀的对象还是支持他们的基础都不一样；就地理位置而言也是一西一东，一个是在接近中央所在地的繁华的关中，另一个位于华北的东端。可是两者却都是诞生于隋至唐的时代之中，都同样在取得大的发展以后，又以会昌毁佛为转折点而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座寺院的信仰形态显然都是由隋唐这一时代的性质所规定的。我以为，所谓隋唐佛教正是存在于这种包括多彩多姿、有个性的信仰之中。

[1]
日本九州岛北部面向博多湾的港口，也是古代中世纪日本的主要商业城市之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福冈市一带。

[2]
原文。按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汉文撰述而成。本书因系普及性读物，所以原著凡是引用汉文史料时均以现代汉语来表现。译者翻译时则逐一核对了原文。以下同此，不另出注。

[3]
原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三月二十日条。

[4]
原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条。

[5]
原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条。

[6]
参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七月一日条。

[7]
指日本室町时代以后尤其是江户时代民间盛行的每年春天参拜伊势神宫的热潮。伊势神宫是祭祀日本神话中的太阳神即天照大神、也就是日本皇室主神的神社，位于日本中部即今天的三重县伊势市。在江户时代据说每年春天都有大量的老百姓从日本全国各地出发，徒步前往伊势神宫参拜，规模十分壮观。参拜伊势神宫需要相当的财力和时间，从日本东北等远处来参拜者仅路途上就要花费数月时间，因此当时被视为终生只有一次的大旅行。

[8]
参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三月三日条。

[9]
原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条。

[1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抄本原作“三月八日”，小野胜年校本认为此处当为二月八日之误。

[11]
参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三月条。

[12]
“正仓院”原来是日本奈良时代（710—794）东大寺收藏珍宝的木结构仓库，由南仓、北仓、中仓三仓组成，现由日本宫内厅管理。正仓院中收藏了奈良时代的大量文书、珍宝以及从唐、西域乃至波斯传入日本的各种美术品、乐器、用具等，作为研究日本古代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资料宝库而闻名于世。从1946年以来，每年秋天其一部分藏品都要在奈良国立博物馆进行短期展出，称之为“正仓院展”。

第九章

东亚各国的动向

隋唐王朝与东亚诸国

东亚的民族迁徙

当欧洲因受“匈人（Huns）”西迁的刺激而出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几乎在同一时期，东亚地区实际上也正处在一个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欧洲的民族大迁徙的高峰时期。然而，这一方面的情况似乎并不太为人们所熟知。

关于“匈人（Huns）”的源流，今天的人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其与最早出现于北亚的游牧民族匈奴有关，具体而言其与公元一世纪中叶前后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的北匈奴一方有关系。留下的南匈奴才是四世纪的“五胡”时期率先进入中原即华北地区的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民族也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流域迁徙，而早先就住在江南的越系以及其他的原住民则在压力之下，迁往南方以及深山之中。

民族迁徙的浪潮也从北方波及了东方。首先，五世纪初，东方大兴安岭以北的柔然（蠕蠕，茹茹）进入了匈奴离开之后的北亚草原地带，并且控制了这一地区，蒙古系统的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六世纪中叶，住在西方的阿尔泰山西南麓的突厥强大起来，又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统治者。关于后来活跃于欧亚大陆中部的突厥系诸民族的渊源，就可追溯于突厥从柔然的统治下自立出来的这一时期。总之，上述北亚地区一系列的动向，都与匈奴消失之后的诸民族的重新整合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再将目光从东北转向东方。“五胡”带来的中国国内分裂的结果，引起乐浪郡以及带方郡等中国王朝据点的撤退；另一方面，五胡政权之一的后燕则乘机进入东北地区。受到这一动向的刺激，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大举南下，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为了对抗这一趋势，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百济和新罗，最终形成了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上述动向相关，随着大陆、朝鲜半岛的人员及文化流入日本列岛，促使了日本列岛从弥生时代向古坟时代的发展，并为其后的国家（王权）奠定了基础。

另外，推动发端于匈奴这一民族大迁徙浪潮进一步升级，并且最后跃升为主角者，则是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系统的诸部族。刚开始时先是鲜卑系统的慕容部和宇文部动了起来，其后，拓跋部进入华北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接下来鲜卑诸部族再进一步经过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通向隋唐王朝的道路。另一方面，一部分鲜卑族向西挺进，在陇西（今甘肃省）、青海（今青海省）一带，慕容部的一个分支将当地的藏族居民纳入统治之下而建立了吐谷浑。所以，吐谷浑的建国也是民族迁徙的产物。

从五胡时代开始，经过几个世纪民族迁徙的结果，在中国本土由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同时，隋朝周边各个民族及国家的配置及整合也随之大致确定了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隋朝这一轴心的确立，才导致了周边诸国位置的确立。这样一种整体连动构造在进入其后的唐代以后更加明晰化，其结果便导致了东亚世界这样一种大的区域世界的形成。隋唐国家正是在上述民族大迁徙的基础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那么隋唐国家具有的浓郁的国际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羁縻与册封

自从汉代以后，中国王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也为了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秩序，与治下的诸民族以及周边的各国之间，广泛地结成了一种称之为“羁縻”和“册封”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时期正是隋唐时代。唐朝灭亡以后，伴随着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这种关系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性和国际性的效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羁縻”和“册封”乃是只适用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系统。

119 隋朝成立前后的东亚民族分布示意图

所谓“羁縻”，指的是拴在牛和马鼻子上的缰绳，人类借此驾驭操纵牛马。其意思也就是说，承认牛马（异民族）在缰绳长度容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一旦牛马（异民族）超越可容许的界限时，就要受到驭手（中国王朝）的强有力的制约。在羁縻政策已经确立的唐代，唐朝当局采取了承认各族首领及其属下部族民的统属关系的同时，在形式上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等职的做法。一方面将各个部族纳入唐朝的统治体制之下，一方面又允许其固有的习俗以及自治，同时在其上面设置都护府这样的机构，以实施从军事方面进行牵制的间接统治。都护府的设置，因各种情况以及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在唐朝的周边总共设置了六个都护府。

根据记载来看，唐代设置的羁縻州有856个。与此相对，一般的州只有358个，由此足见当时的羁縻州数量之多。这一现象不仅表现了唐朝当局在处理异民族问题上的细致入微，同时也是唐朝对异民族实施分断统治以防止其坐大措施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个部族不出现强有力的铁腕领袖，就很难将兵刃指向唐朝当局。

下面再看一下“册封”的情况。本来“册封”就是指用册书（任命书）来委任（封建）王位或者高官。但是这里所说“册封”的意思是，中国皇帝根据周边诸国君长的领地状况，在以王号的形式来承认该君长对于其领土的独立支配权的同时，又给该君长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等，以此来使诸国君长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正是由这种基于册封的国际秩序原理所规定的。西嵨定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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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系统地论述过这一课题。西嵨先生特别着眼于隋唐王朝和朝鲜三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在阐述倭（日本）位于这一册封圈外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了有关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的相关问题，向研究者提示了这一研究课题。

那么，“册封”与“羁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种理解认为，“册封”的对象主要是农耕、定居系统，而“羁縻”则是以游牧民族系统为主要对象。但是实际上，在突厥、吐蕃等游牧系统中也有“册封”的情况，而在高句丽灭亡以后的朝鲜半岛也曾设置过羁縻州，显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此模式来套用。因此，不如说可以考虑的标准当是根据各个异民族与隋唐王朝的距离感觉。即从隋唐王朝的角度而言，对自己臣服程度高的地方实施羁縻政策，而在其外围独立性强的地方则适用于册封。也就是说，中国王朝在开土扩疆的过程中，将众多的内附异民族以羁縻的形式置于间接统治之下，而将无法收入圈内的地方则用册封的形式。如果这样说来，中国王朝本来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羁縻关系，册封关系则是对羁縻关系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东亚的标识：宗教与文字

西嵨定生先生在以册封体制来解释和说明贯穿于东亚世界普遍原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东亚世界具有共性的一些标识，即：汉字、儒教、律令制、汉译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然而这样一来，所谓东亚就成了中国、朝鲜、日本，以及酌情再加上南边的越南这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域则都基本上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实际上在隋唐时代，在隋唐周边的北方以及西方还有很多的国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在整个国际关系之中，可以说隋唐与朝鲜、日本的关系所占比重并不大，只是属于少数派。

在把所有的周边国家都纳入视野进行整体思考时，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不仅共同点，而且非共同的方面其实也都是构成这个东亚世界的重要标识。周边诸民族一方面要与隋唐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国力及高度的文化，而且有着深不可测的巨大包容力的王朝做邻居打交道，同时一方面又要顽强地努力避免使自己完全卷入其体制之中。实际上，这些异民族的做法以相反的形态，让人意识到了其与隋唐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汉字为例来说，北方的突厥王庭里就有不少汉人，用汉字书写的碑文在其领域内也有发现。可是其公共语言却使用着始于粟特文字的突厥文字，其后又成为回鹘文字。另外一方面，吐蕃也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和中国王朝接触，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在唐朝学习，同时也接受了不少唐人以及唐文化。可是，吐蕃的初代国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却派遣部下到印度，以印度文字为母体创制了藏文。上述突厥和吐蕃都是尽管知道并了解汉字，却最终都没有采用汉字的例子。

120 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出土）
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创制的文字，以表音的方式书写回鹘语言。这篇残卷写着有关摩尼教的内容

突厥以及吐蕃之所以做出了上述选择，一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农耕定居民族的文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掌握。而突厥以及吐蕃都是游牧民族，因而更容易接受表音的粟特系统的文字。同时，恐怕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在汉字所具有的文化力量面前，欠缺独自的文化积蓄的他们缺乏自信，恐惧被汉字完全吞没。他们采取了不接受汉字的做法，反而使得他们在这个文化圈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宗教方面。突厥的信仰原来虽然是萨满教，其后北齐的佛教僧人惠琳传入佛教，后来道教也传入了突厥。然而佛教和道教都没有能深入渗透进突厥社会。到了继突厥而起的回鹘时期，正如前（参见本书第八章）所述，自从回鹘八世纪后半从唐朝引入了摩尼教，并且将其作为国教加以尊崇以后，摩尼教瞬间就普及全境。这是在佛教及道教传播普及中所见不到的现象。另一方面，吐蕃的宗教原来是萨满教系统的苯教，伴随着唐文化的传入，中国佛教在很早的时候也传入了吐蕃。可是，吐蕃却同时又引入了印度佛教，形成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到了八世纪末，双方的高僧在当时的吐蕃王赤松德赞面前公开辩论，最终中国佛教失败。其结果使得印度佛教在吐蕃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从而开辟了向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发展的道路。

无论是回鹘的摩尼教，还是吐蕃的印度佛教，都是不愿意在宗教也就是精神领域中被卷入隋唐体系之中，在上述现象的背后，不正是反映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意志吗？面对一种远远高出自己的、具有强大的传播力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上述做法也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抵抗。当时一方面存在着力图使自己能与唐朝拥有共通文化标识的朝鲜、日本等国；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总想与唐朝保持一定距离的突厥、回鹘、吐蕃等；然而如果从大局着眼来看，以上两种形态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其实都表现了他们与隋唐王朝的密切关系。我以为，对于上述这样一个以隋唐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世界，应当在广义的东亚文化圈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来进行理解。

和蕃公主政策及其意义

周边的游牧国家在从文化及精神层面抗拒被隋唐同化的同时，可是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和隋唐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之所以如此，因为希望从中国分得更多的财富这一想法在整个游牧世界中占据上风的缘故。而在建立这种紧密的联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则是从中国王朝下嫁到游牧世界的公主（皇帝的女儿）们。这种因中国王朝的公主下嫁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往往在暗中规定着东亚国际社会的动向。

121 王昭君（安田靫彦画。日本足立美术馆藏）
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传说，以各种版本代代相传

从中国下嫁到外国的公主称作“和蕃公主”，取自于与蕃族和亲之意。其滥觞可追溯至公元前200年。是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吃了败仗，作为议和的条件，匈奴方面要求汉朝必须把宗室的女子作为匈奴的阏氏（单于之妻）送往匈奴。在西汉时期，为了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汉室曾两度将公主嫁给乌孙；到了西汉后期，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东匈奴）的汉元帝后宫的女性王昭君也是和蕃公主中的一人。在汉代之后，作为周边民族对策之一环，和蕃公主政策备受注目的时期主要是北朝的后期以降，尤其是隋唐时代。

首先看一看隋代的情况。由于吐谷浑自西而来不断向东扩充势力，隋朝便把光化公主下嫁给了吐谷浑；隋朝北方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一直让隋朝感到很头疼，于是隋朝遂将北周时代下嫁给沙钵略可汗为妻的千金公主改封为隋朝的大义公主，以图改善关系。其后，隋朝又把安义公主嫁给了最靠拢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后，隋朝又下嫁义成公主给启民可汗，以强化关系。对于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曷萨那可汗），隋朝则以下嫁公主为诱饵对其进行策反离间，直到最后才将信义公主嫁给了内附隋朝的处罗可汗。不仅如此，隋朝在丝绸之路以及对西突厥政策方面也十分注意，将华容公主嫁给了当时还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高昌国王麹博雅。总之，隋朝积极地推行和蕃公主政策，笼络北方及西方的诸强国，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唐太宗也是一位十分重视和蕃公主政策所起作用的君主。他即位以后不久，突厥（东突厥）就瓦解了。为了在乘隋末混乱发展起来的吐谷浑中培植亲唐派势力，太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将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可汗。这其实是为了计划于下一年平定高昌而做的一个布局准备。其后，吐谷浑逐渐衰落，被新兴的吐蕃驱赶至青海，直到逃入唐朝境内才总算保存住了命脉。

吐蕃自从在唐太宗时期与唐朝开始接触以后，自始至终一直向唐朝提出要求，希望将唐朝公主嫁给吐蕃王。其结果，贞观十五年（641）唐朝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到了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王尺带朱丹（弃隶蹜赞）。后来，突厥（第二汗国）再度兴起以后，让唐朝感到很头疼，于是唐睿宗遂决定将金山公主嫁给默啜可汗，后因睿宗退位，这一婚事才告吹。另外，在玄宗时期，东北部的契丹以及奚脱离羁縻关系开始活动，玄宗便将与皇族有亲戚关系的外姓女子作为公主下嫁给两个部族的族长，这也可以算作和蕃公主。

隋唐王朝与周边的国家及民族之间，在册封与被册封、君臣关系之上，再加上由于下嫁和蕃公主带来的舅甥关系，从而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关系图。而这些关系本身却正反映了隋唐时代的一个特征，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和蕃公主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加以关注。

和蕃公主的出身

从隋代到唐代中叶为止，和蕃公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她们都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与此相对，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凡是提到和蕃公主几乎只是限定于回鹘一处，而且全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前后计有：嫁给回鹘第二代葛勒可汗的宁国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第四代天亲可汗的咸安公主（德宗的女儿），嫁给第九代崇德可汗的太和公主（宪宗的女儿）三人。

那么，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以后，迄今为止的名义上的公主（假制公主）变成了真公主（真制公主）呢？根据日野开三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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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唐代公主下嫁的时候都要带着大量陪嫁嫁妆，但是如果下嫁的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的话，唐朝就更要准备与其身份相应的更多的巨额陪嫁。而回鹘之所以要求真公主，正是冲着这些巨额陪嫁而来的。此外，加之在绢马贸易中，回鹘一直希望唐朝能稳定持续地向其提供绢帛，在这一意义上真制公主对回鹘来说也十分重要。

在假制公主的阶段，以隋唐方面的权威为前提，重点是放在通过公主这一存在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上。然而，当回鹘就公主的出身门第直接向唐朝提出要求时，显然已经是既没有顾忌国际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唐朝的权威问题。

在唐朝的衰退日益明朗化的唐代后半期，早先不断地向唐朝提出希望下嫁公主的吐蕃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这是因为随着各族的民族意识高涨以及唐朝权威的低落，基于婚姻而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好处已经大大减弱。于是，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宋代以后，和蕃公主出场的必要性以及舞台已经完全消失。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真制公主，就是已经完成使命的和蕃公主的最后亮相。

然而，为什么在和蕃公主问题上，假制公主的形式会通行一时呢？关于这一方面，历来的解释主要都是从出嫁一方的情况来进行考察，例如除了陪嫁嫁妆的原因之外，还提出了许多理由如：从皇帝亲情的角度来考虑，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骨血送往蕃夷之地；皇帝担心把亲生女儿下嫁会让蕃夷产生出对等的观念，或者担心亲女儿成为蕃夷的人质等等。我以为，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探讨。

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朝廷要求和期待和蕃公主能担负起连接不同国家以及民族的责任。如果认为和蕃公主只是单纯嫁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和蕃公主肩负着体察本国的意向、了解打探对方的国情，或牢牢抓住结婚对象的国王或可汗之心，或以文化、习俗的力量等来感化对方等使命。根据情况有时候还必须具有可能被本国抛弃的思想准备。

122 文成公主像（西藏自治区拉萨，布达拉宫）
传说她是一位丰腴的唐代美女，给西藏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对于深闺中养尊处优长大的皇帝女儿来说，显然无法胜任上述这样一种角色。于是必然需要从皇族中选拔具备上述资质以及容貌的女性。之所以在皇族里选拔，不仅因为其要作为公主出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该女性嫁出去以后背叛本国，因而有必要保证其父母的门第血统纯正。可以说，和蕃公主当是经过相当仔细的筛选才决定下来的。

关于和蕃公主都是优秀的人才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事例就可以明白。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终止了吐蕃以赤土涂面的习俗，她还通过把吐蕃有地位人物的子弟送去长安游学等方法，致力于推动唐蕃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唐蕃之间不再发生军事冲突。据说文成公主身材丰腴，是一位典型的唐代美女。金城公主则在玄宗年间唐蕃持续对立的形势下，为和平而尽力，努力地致力于唐代文化的传播。

此外还有一位人物也值得注目，这就是隋朝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关于义成公主，史籍里只有她是“宗女”（皇室的女性）的记载。但就是这位宗女在开皇十九年（599）下嫁于启民可汗以后，成为连接隋与突厥的纽带，促使启民可汗臣服于隋朝，并两次迎接隋炀帝到突厥。后来，启民可汗去世后，按照突厥的习俗，她又成为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兄弟的妻子。在这一期间，大业十一年（615）在雁门（今属山西省）隋炀帝被始毕可汗包围，正是义成公主出面救了炀帝。在隋末动乱期间，她又接受了隋炀帝的萧皇后等人，为隋朝尽到了最后的忠节。贞观四年（630）义成公主死于唐军之手。义成公主扎根于突厥，为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尽心尽力的形象，可谓是和蕃公主的典型。

突厥系的游牧国家：突厥与回鹘

突厥第一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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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隋唐王朝

中亚的阿尔泰山脉在中国文献中叫做金山，自古以来便作为金银以及铜铁等矿物资源的产地而知名于世。公元552年，在其西南侧的山麓从事锻铁生产的阿史那部族推翻统治民族柔然而独立，这就是突厥系民族最早的正式国家——突厥。

突厥的第一代可汗伊利可汗（552—553年在位）时期，将根据地迁徙到了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区域的游牧民族的圣山乌德鞬山77一带，其势力扩展到整个蒙古高原。而且到了第三代可汗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的时期，突厥进入中亚的粟特地区（索格迪亚那），与波斯萨珊王朝开始接壤。应该说，突厥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势力，背景之一正是由于其掌握锻铁技术、拥有铁制武器的缘故。

123 突厥帝国世系图

从柔然统治时期开始，突厥就涉足于东西方的贸易。独立以后他们进一步迅速向西方发展，将中国的绢帛直接运往东罗马，从而独占了这一方面的利润。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仅靠游牧民族的突厥人是完不成的，他们广为吸收了擅长贸易的粟特人加盟，这方面也可以说是其势力扩大的要因之一。

突厥的迅速扩张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以推出可汗的阿史那氏和其妻可敦所属的阿史德氏为中核，从突厥系统的诸部族到非突厥系部族，吸收各方力量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族联盟。在诸部族的统治方面，没有采取中央可汗（大可汗）的一元化领导方式，而是将阿史那氏出身的可汗像封建领主一样配置到各地。在这些可汗中，以天山北麓为根据地，控制了从丝绸之路到粟特地区一带区域的西面可汗势力最强，其结果到隋开皇三年（583），伊利可汗的侄子达头可汗宣布独立，突厥建立仅仅三十年就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正好就在这一时期，隋取代北周掌握了政权。隋朝为了完成全国统一，如何削弱突厥遂成为他们的最大课题。于是，隋文帝看准了突厥内部不团结的弱点，在对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强化对小可汗的离间工作，促使其相互对立，最终导致了突厥的东西分裂。此事可谓隋朝对突厥政策的一大胜利，由此隋朝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开皇十九年（599），隋朝又将公主下嫁给前来投降隋朝的突利可汗，并授予其启民可汗的称号，使其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如前所述，由于安义公主已经去世，所以当时下嫁的公主是义成公主。

启民可汗以大利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以南，和林格尔附近）为据点，借助隋朝的援助整合了突厥各部。其结果，在进入炀帝时期以后，北方终于迎来了和平，隋炀帝遂得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大运河的开凿。然而好景不长，强大的隋朝国力却因远征高句丽的失败而急速开始萎缩。启民可汗之后的始毕可汗于大业十一年（615）突袭正在雁门（位于今山西省）巡游的隋炀帝，并因此脱离隋朝而自立。在这一时期，隋朝内部的分裂正在加剧，随着突厥势力的再次兴起，两者的攻守关系出现了变化。

处于优势地位的突厥开始着手干涉华北地区，挑动隋末割据华北的群雄之间互相争斗。甚至唐李渊也于太原（位于今山西省）起事之前，不仅向突厥通报了准备举旗起兵的情况，而且还接受了兼有监视任务的突厥部队的支援。总之，我们不能忘记，在隋末唐初的长期动乱以及大规模的叛乱爆发的背后，其实都有突厥的影子。

只是，突厥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其随着唐朝国内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李世民（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后不久，颉利可汗便率领大军来到渭水之滨。颉利本打算给立足未稳的太宗新体制一点儿颜色，不料结果反而强化了太宗的基础（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其后，唐太宗介入颉利可汗与始毕可汗之子突利可汗的对立之中，同时联络活跃于蒙古高原的铁勒诸族向颉利可汗施压，最终，唐太宗于即位四年后的贞观四年（630）俘获了颉利可汗。至此，突厥第一汗国的历史宣告终结。

突厥第二汗国

突厥第一汗国灭亡以后，降唐的突厥诸族被迁往黄河以北的内蒙古一带，通过云中都护府（其后为单于都护府）接受唐朝的羁縻统治。同时另外一方面，刚开始时唐朝把蒙古高原交给了以薛延陀部为盟主的铁勒诸部，然而唐朝在龙朔三年（663）又将瀚海都护府（其后为安北都护府）迁至乌德鞬山附近，将铁勒诸部也置于羁縻之下。所谓铁勒，乃是从贝加尔湖之南到阿尔泰山脉一带的突厥系部族的总称，阿史那氏的突厥就是其中的一个氏族（部族）。此外，后来兴起的回鹘也是这个铁勒中的一个部族。

124 突厥石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突厥墓前放置的石像。上面刻着突厥文字

在突厥第一汗国瓦解半个世纪之后，永淳元年（682）承袭阿史那氏系统之余绪的阿史那骨咄禄摆脱单于都护府的控制，在阴山附近起兵反唐。在名军师阿史德氏的暾欲谷的谋划之下，骨咄禄收复了北方的乌德鞬山故地，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682—691年在位），由此开创了突厥第二汗国。他们的这次起兵，乃是乘着武后上台带来的羁縻统治弱化的机会，也是长期被唐朝压抑的民族意识的一次总爆发。

颉跌利施可汗去世以后，其弟默啜掌握了大权，自称阿波干可汗（691—716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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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当时契丹进犯中原之际，他不断攻击取代唐朝的武周王朝；同时又发兵远征西突厥内氏族之一的突骑施统治的西突厥，企图恢复过去的疆域。可是，长期征战招来了内部的背叛，导致默啜即阿波干可汗命丧黄泉。

阿波干可汗阵亡以后，颉跌利施可汗的儿子毗伽可汗在弟弟阙特勤以及暾欲谷的帮助下继承可汗之位（716—734年在位）。暾欲谷等人在致力于修复和唐朝关系的同时，对于反叛的突厥国内部族进行了镇压，从而带来了突厥的全盛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以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突厥碑文来加以了解。这些碑文主要有：被通称为“和硕柴达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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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阙特勤碑》（732年建立）、《毗伽可汗碑》（735年建立）；以及被称之为“巴颜楚克图碑”的《暾欲谷碑》（716年建立）。

125 矗立在蒙古草原上的《阙特勤碑》（西面）
位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唐开元二十年（732）建立。碑的西面为汉文，其他几面都是突厥文。碑高3米多，1889年发现

这些碑文是用从粟特文字发展而来的突厥文字（古代土耳其文字）来书写的，恐怕都是出自于暾欲谷之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唐朝羁縻统治之下，唐朝的影响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突厥社会的各个角落。暾欲谷撰写的这些碑文时的主旨，就是在承认这种现实的基础上，呼吁如何不忘游牧民引以为自豪的风俗习惯，怎样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能够自立起来。然而，开元二十二年（734），把突厥各部族凝聚在一起的毗伽可汗被臣子杀害。而此时，阙特勤和暾欲谷也都已经过世。在失去了强有力的铁腕领袖之后，突厥旋即陷入了内乱之中，天宝三载（744）突厥被回鹘所取而代之，阿史那氏的突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鹘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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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亡

回鹘作为铁勒部族之一，在怀仁可汗的领导之下统合了铁勒诸部即九姓铁勒，将整个蒙古高原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没过多久，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被迫逃出京城，穷途末路的肃宗无奈向新兴的回鹘提出了派遣援军的请求。回鹘第二代君主葛勒可汗接到唐朝的求援以后，命令太子率领精兵四千人马赴唐支援，将唐朝从窘境中挽救了过来。作为回报，唐朝答应每年送给回鹘的绢帛高达两万匹（一匹绢宽一尺八寸、长四丈。一尺大约相当于30厘米，即一匹绢的大小等于宽54厘米×长12米）。

虽说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然而唐朝将回鹘引入国内一事却留下了很大的隐患。作为岁贡的绢帛姑且不说，超过千人的回鹘将士及商人们住在长安城里，不仅他们的衣食住行均由唐鸿胪寺负担，而且这些回鹘人还在长安街头及市场耀武扬威、惹是生非。此外回鹘还不时侵入唐朝北方。更有甚者回鹘还自己把马匹运送到唐朝，强行要求用马换绢。其价格即“马价绢”是一匹马等于三十到四十匹绢帛。有一次，回鹘把两万匹马运到唐朝，要求换“马价绢”五十万匹，唐朝方面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绢帛，经过与回鹘反复交涉才减至半额，好不容易了却了此事。

为了使这种“绢马贸易”能够持续下去，也为了与唐朝建立起更加牢固的而且对等的关系，回鹘要求唐朝公主下嫁回鹘。这就是前文所述，由皇帝的亲女儿即真制公主充任的和蕃公主。此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回鹘部队回国时，唐朝的摩尼教高僧也同行前去了回鹘。以此为开端，摩尼教在回鹘人中间迅速普及传播，到了后来，摩尼教又随回鹘商人一起，反过来传入了唐朝，在长安以及各个地方城市建立了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

126 回鹘汗国世系图

在上述这样的过程中，唐朝与回鹘的关系逐渐进入了稳定时期，到了回鹘第七代君主怀信可汗（795—808年在位）到第八代的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期，回鹘迎来了全盛期。回鹘的都城被称为“斡尔朵八里”，今天位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喇巴喇哈逊”遗址就是当时的汗庭所在地。回鹘都城四周被城墙环绕，城内建造有宫殿、定住集落以及摩尼教的寺院，是一座充满了国际色彩的游牧文化都市。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壁画，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王侯们的豪华生活状况。

从游牧走向定居：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

突厥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性，固守游牧生活方式，煞费苦心地要与中国文明划清界限。与此相对，回鹘则转而实行对唐朝开放的方针，选择了一条在致力于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摄取唐文化的同时，建设独自的游牧商业国家的路线。回鹘的这种做法成为其后辽、金、元等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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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驱，也可谓是通往这一方向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么，为什么回鹘会持续地向唐朝要求那么多的绢帛等丝织品呢？他们所消费的自然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当是经由回鹘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然而，仅就他们所消费的绢帛而言，如果说都是用于服饰等方面，那数量也未免太多了。在这里需要注意到绢帛的另一个功用，即作为货币的功能。

在中亚的交易中，从一开始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是萨珊王朝波斯的银币。唐朝进入这一地区以后也带进了铜钱。刚开始的时候铜钱只是辅助性的货币，到了八世纪以后，唐朝的铜钱取代波斯银币成为主要通货。只是，在远距离以及高额的交易中铜钱并不方便。于是，中国产的绢帛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绢帛价格既高又轻巧，而且因为囤积起来就会受损，因而广泛地流通起来。这样一来，回鹘从唐朝得到的绢帛除了本身就是交易品之外，还作为高额的通货以及结算的手段，为回鹘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如此一来，回鹘游牧社会的性质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质变的结果，使得过去的游牧民族的痕迹越来越淡化，生活方式转向了游牧都市生活，大量的人们走向定居，开始经商。于是，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利用回鹘内讧之机，对其发动了突然袭击，回鹘国破城毁，宣告灭亡。亡国以后的大多数回鹘人没有选择返回游牧世界的道路，而是流向了三个方向。一部分人南下进入中国的农耕世界，开始了定居生活；另一部分人前往河西地区（今天的甘肃省一带），成为甘州（张掖）回鹘以及沙洲（敦煌）回鹘。

更多的回鹘人西迁至天山方面（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泛分布于从北庭（别失八里）到高昌（吐鲁番），进而到龟兹（库车）等地。他们被统称为“西州回鹘”或者“天山回鹘”，在促使了这一地区的回鹘化的同时，也确保了越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发展的突厥系民族的立足点。

仅仅用百年时间，回鹘就从一个游牧骑马的民族转变为了商业、定居民族，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在促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背后，乃是由于回鹘依附着唐朝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唐尽管开始衰落却依然拥有着高度的文化和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鹘的历史乃是安史之乱的产物。这里让我们再次真实地感受到，安史之乱给整个东亚带来的巨大影响。

古代藏族政权吐蕃的强盛与挫折

吐谷浑的历史

四世纪后半，鲜卑族慕容部之一支进入青海（今青海省），在藏族原住民之上建立了一个征服王朝，这就是吐谷浑。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控制了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连接西域南道即所谓丝绸之路近道的地区，由此东进可以到达北朝，往西南方向经由四川则可以与南朝相连。吐谷浑依靠在这一地区的转手贸易获利而繁荣起来。不仅如此，在南朝与柔然携手以对抗北朝（北魏）的过程中，吐谷浑也通过扮演连接两者的政治上的中介角色，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其后，当北魏统一华北地区，紧接着向西方扩充势力之际，吐谷浑在北魏的压力之下暂时屈服。但随着北魏衰退，吐谷浑再度兴盛起来，一直到隋代。

隋初，由于全力对付突厥，因而顾不上吐谷浑。然而炀帝即位以后，隋朝刚刚解决了突厥的问题，便于大业五年（609）长驱直入攻入吐谷浑的大本营伏俟城（位于今青海省），并在其统治区域内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炀帝本来打算以此为契机全面出击经营西域，然而远征高句丽失败，经营西域的计划也因此而受挫。

在隋军攻击下远逃西方的吐谷浑可汗伏允（596—635年在位）乘着隋朝陷入动乱状态之际，再次返回故地，恢复了势力范围。对此，唐朝也跟隋朝同样，在俘获颉利可汗、解决了突厥问题之后（630年），贞观九年（635）以李靖为统帅的唐军攻陷伏俟城。伏允在唐军的追击之下死于逃亡途中，其子慕容顺投降唐朝。自此以后，吐谷浑被置于唐朝的羁縻之下成为一个傀儡国家。

127 吐谷浑、吐蕃地图

对于吐谷浑来说，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南道的东西交易之路是整个国家的生命线。可是，这一条线路海拔高、地形起伏多、气候寒冷，因此冬天通行很难。同时也没有连接沿途各段路线的城镇等体制。因而明显比河西走廊的条件要差得多。

为此，等国内的形势稳定以后，隋唐王朝开始真正地致力于西域经营之际，当然是使用从河西走廊出西域的路线。企图阻挠妨碍隋唐这一动向的吐谷浑自然首先成为需要排除的对象。加之吐谷浑内部存在着由于作为征服王朝而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旦失去向心力，其治下的藏族诸部就会揭竿而起。新兴的吐蕃抓住了吐谷浑这一软肋，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最终灭亡了吐谷浑。

在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下，在北亚与中国世界对立的时代的间隙之中，吐谷浑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自立于青海地区，最后在唐朝和吐蕃的夹缝之中被撕裂而最终消失了踪影。然而，在这样一个地区，吐谷浑为什么竟然能够存续三百年之久呢？关于这一段历史，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地解释清楚。

吐蕃与唐

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四千米的世界屋脊。七世纪初期，兴起于这片高原南部的雅砻地区的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与唐朝的建立几乎同一个时期，以逻些（拉萨）为首都建立了藏族最初的王国吐蕃。松赞干布为了和吐谷浑对抗，也为了让周围承认新王朝的存在，遂于贞观八年（634）抓住机会向唐朝派出了使者，请求唐朝下嫁公主。唐朝则基于笼络吐蕃这一蛮荒之国、保持西部的稳定安宁的考虑，与贞观十五年（641）同意了吐蕃的请求，其结果便是文成公主的入藏。

藏族人原来一直是游牧生活，没有定居定住的习惯。然而为了迎接文成公主，吐蕃修筑了城池房屋，统治阶层之间开始流行定居生活。另外，以此为契机，唐朝的丝织品等传入吐蕃，吐蕃的上流社会子弟也纷纷去唐朝留学，唐朝的文化开始真正大规模地传入吐蕃。但是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又迎娶了尼泊尔国王之女为妻，并从印度引进了文字及文化，始终不忘保持双方的平衡关系。此外，吐蕃的政治体制和军事制度都是确立于这一时期，松赞干布可谓是吐蕃创业名副其实的英主。

进入八世纪以后，在赤德祖赞（弃隶蹜赞，704—754年在位）和赤松德赞（乞黎苏笼腊赞，754—797年在位）两位赞普的治世，吐蕃迎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唐中宗的景龙四年（710），这一年唐朝的金城公主嫁给了赤德祖赞。唐朝希望以此来换取与吐蕃之间的和平，其后还把原来为金城公主准备的嫁妆——肥沃的河西九曲之地（即鄯州，今青海省西宁市之南的黄河南岸一带）割让给了吐蕃。所谓嫁妆即相当于陪嫁钱，即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在唐朝手中，每年土地的赋税给金城公主，现在应吐蕃的要求将这片地区让给了吐蕃。

128 步辇图（阎立本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吐蕃使者谒见唐太宗的情景。在画面右边，端坐于侍女们抬着的舆（轿子）上的人物是唐太宗。画面从左边数第三人，留着浓密的胡须的人物是吐蕃使者禄东赞

那么，其后结果又如何呢？吐蕃以这片地区为据点开始不断地进犯唐朝，成为让唐朝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当时的唐朝也正好是玄宗治世，国力正处于强盛时期，因而唐与吐蕃之间一进一退，一直处于拉锯状态。而吐蕃一旦受挫，就会马上通过金城公主向唐朝提出议和要求。金城公主夹在吐蕃与唐朝之间，进退维谷，非常辛苦。由此看来，或许金城公主可以作为和蕃公主政策的一个失败的事例。

其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赤松德赞恰好在此时继承了父亲的赞普之位，他没有放过这一好机会。乘着神策军等部署在唐蕃边境的唐军减少的机会，赤松德赞出兵夺回了河西九曲以及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等地，攻陷了鄯州及洮州（位于今甘肃省）等，并乘势于广德元年（763）十月占领了长安。吐蕃占据长安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后却将陇右、河西为首的甘肃一带划入了自己的疆域，吐蕃的国力因此而臻于鼎盛。

吐蕃王朝的灭亡

在进入全盛时期以后，赤松德赞开始正式地致力于佛教的接受与普及问题。西藏原来就有着基于萨满教而形成的土著宗教“苯教”。虽然后来苯教与佛教交融发展成为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但在这一时期，苯教的反佛教色彩很浓，吐蕃有权势的诸侯们多和苯教有关，成为政界内讧的火种。于是，赤松德赞打出了以佛教为国教的旗号，企图通过佛教来强化王权、统合国内势力。遂开始从中国、印度以及尼泊尔引进佛教僧侣，建立寺院。

在这一过程中，吐蕃面临着一个无法躲开的问题，即究竟以中国佛教还是以印度佛教为轴心这样一个课题。当时，通过从敦煌请来的摩诃衍，禅宗在吐蕃广为普及。印度佛教主张“渐悟”，即认为要达到最高境界的“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修行；相对于此而言，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则立说无需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就可以达到的“顿悟”。于是吐蕃赞普遂于公元792年至794年前后从印度请来了高僧卡玛拉希拉，使其与摩诃衍在御前同台公开辩论。其结果，以印度方面取得胜利的形式了结了这场公案，从而确定了与密教以及曼荼罗密切关联的藏传佛教的大方向。抗拒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政治性考虑，对吐蕃形成这一结论也应该产生了影响。

【多民族的登场】

进入唐代以后，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来自于中亚、西亚，甚至于遥远的东罗马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及物资都流入了唐都长安。在中国各地的隋唐时期遗址中，发现了不少表现隋唐与各民族交流的壁画以及人物俑。

图七 突厥与粟特首领会盟图（北周安伽墓石屏。西安出土）
——上段为两位首领骑马互相寒暄，下段是在粟特聚落的祆教寺院会盟的情景。左侧长发的是突厥人，右侧戴帽子的是粟特人。

图八 胡人骑马俑
——唐永泰公主墓出土，该俑虬髯满腮，头戴四檐毡帽，鞍座后携带圆卷物品，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西域贡使。（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九 黑人百戏俑
——不仅埃及开罗附近的遗址中出土有中国唐代以后的陶瓷器的碎片，来自于西方的象牙、香辛料等也输入到了唐代中国，可见唐代中国当与非洲等地也存在着交流关系。在中国各地的遗址中也出土有像图上这样的黑皮肤、卷发、厚嘴唇的黑人陶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十 胡人俑
——高鼻、深目、蓄须、身着胡服，呈现出典型的阿拉伯人的形象。据说从玄宗时代开始，在长安、扬州、广州等地居住着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到了赤松德赞治世的后半期，随着唐朝方面以武将郭子仪为首的防卫态势逐渐强化，吐蕃对唐的进犯变得困难起来。同时，在吐蕃统治下的云南方面南诏也开始出现反抗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唐蕃双方都出现了议和的愿望，于是德宗的建中四年（783）在清水县（今属甘肃省）唐蕃缔结盟约，约定双方以六盘山（陇山）为界，史称“建中会盟”。当然，双方的对立并不因此而完全解消，但其后吐蕃的动静确实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激烈。

129 吐蕃世系图

而且，穆宗的长庆元年（821）在长安，次年在逻些（拉萨）双方又进行了最后的会盟。这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作为纪念，并建立了用汉文和藏文书写的唐蕃会盟碑。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拉萨看见这块纪念碑。

130 唐蕃会盟碑（西藏自治区拉萨）
吐蕃在八世纪中叶曾经占领过长安，拥有强大的势力。后来对立逐渐和缓，到了九世纪的唐穆宗时期，双方举行和平的会盟，并且建立了纪念碑

以此为界限，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唐蕃战事宣告结束。当时的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可黎可足，815—836年在位）开始向佛教方面倾斜。与之相反，赤祖德赞去世以后，下一任赞普达玛（836—841年在位）则实行了压制佛教的政策，最后结局是在混乱之中，达玛王被暗杀。至此，统一了西藏地区并一直和唐朝激烈争斗的吐蕃王朝终于灭亡。就在同一时期，唐朝也因武宗的会昌毁佛，整个时代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吐蕃的进出西域与统治敦煌

纵观吐蕃二百余年的历史，首先让人感觉到的是这个王国并不清楚自己何以会立国，以及建国以后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等问题。吐蕃自从建国以后，就几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关系。可是，在吐蕃和唐的关系中，除了短时期的和平交流以外，大部分时期呈现出的都是侵袭和战争等形态。吐蕃从一开始就向唐朝提出下嫁公主的请求，其结果唐朝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到了吐蕃。按照通常的情况，在由于这种联姻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舅甥”的姻亲关系的情况下，处理双方关系时，理所当然地应有所自制以及变化，然而对于吐蕃来说这一方面却似乎未必通用。其典型事例就是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反而给吐蕃提供了侵犯唐朝的借口及契机。

吐蕃一方面进入甘肃南部到四川西部一带，与唐朝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又北上击垮吐谷浑，走出了西域南道。吐蕃的行动还不仅仅限于此，他们在攻陷于阗（和田）、疏勒（喀什）以后，进而与天山北侧的西突厥联手，沿天山南路东进，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占领了龟兹（库车）。唐朝自从太宗以来，一直通过设置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以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致力于直接保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然而，唐朝的态势却因为吐蕃的上述行动而受到了打击，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因此而废止。

其后，唐朝为了恢复这条路线多次派遣大军征讨，并最终于长寿元年（692）成功地在龟兹重新恢复了安西都护府。可是，吐蕃却又和取代西突厥的突骑施联合起来向唐军发动攻势，为此一直让唐朝感到十分恼火。吐蕃之所以如此咬住西域不放，首先可以举出的理由乃是与吐谷浑同样，为了争夺东西贸易的主导权。然而在观察此事时，总感到吐蕃对于西域的执著的方式有些不同寻常，因而不由得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吐蕃如此执著于西域是否仅仅是为了独占东西贸易呢？

唐朝一爆发安史之乱，吐蕃旋即占领了安西都护府以及西州（吐鲁番）等天山南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另外一方面，吐蕃又从凉州北上攻陷河西诸都市，最后占领了敦煌（沙洲）。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有各种说法，恐怕当是在上述建中会盟（783年）以后的事情，即在贞元二年（786）前后。由此开始一直到848年（唐大中二年）为止的六十多年时间，敦煌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

131 吐蕃时期敦煌农民图
从八世纪末期吐蕃占领敦煌至九世纪中叶为止，敦煌由吐蕃统治。吐蕃并非偏僻之地的野蛮人，其也具有统治汉族这一农耕系民族的能力

汉人居住的敦煌是一座从事贸易及农业的城市。对于这座城市，吐蕃从中央派遣了大臣前来敦煌，在其主导的议会监督之下，行政官负责征税以及其他业务；同时设置有吐蕃武将指挥的军团（千户军），后来也设置了汉人军。

就吐蕃统治期间的军政情况而言，吐蕃当局并没有只把藏人放在最重要的位子上，汉人也作为军人或者中下级的行政官协助吐蕃的统治。同时，佛教受到保护，僧侣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虽然在经济方面，货币流通停止，代之以实物经济交易。然而吐蕃当局推行藏文作为公用语言的文书行政，当地的汉人也都致力于学习藏语。

上述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此事证明当时的吐蕃已经具有统治农耕系统的汉民族的力量。因而决不能认为吐蕃只是一个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未开化野蛮人的集合体。他们一方面被唐朝高度的文化及强大的国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肯屈服于其压力，坚持自己与唐朝对抗的决心。吐蕃之所以执拗地进入西域骚扰阻碍唐朝进路之事，恐怕也与吐蕃的上述想法不无关系吧。除此之外，说明吐蕃对统治农耕地区也抱有兴趣。因此，可以说吐蕃也和前述回鹘同样，其也可谓是尔后出现的征服王朝

[8]

的先驱之一。

三韩分立与隋唐的东亚政策

隋朝的建立与朝鲜半岛三国

开皇元年（581）隋朝建立时，朝鲜半岛上已经基本形成了北方的高句丽、南方的百济和新罗这一格局。其中首先是百济于当年十月就向隋朝派出了使节以表示祝贺之意，紧接着高句丽也在十二月向隋朝派遣了使者。而新罗首次向隋朝遣使，则是在之后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开皇十四年（594）。然而从那以后又过了八十年左右，到了七世纪后半，朝鲜半岛上剩下的只有当初动作最迟缓的新罗，而百济和高句丽早已消失了踪影。

就朝鲜半岛三国的状况而言，在从隋朝到唐初这一时期，最强盛的国家可以说是高句丽。高句丽的领域从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中国东北部的南半部，西边隔辽水与隋唐相望。尽管如此，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未能存留下来。其最大的原因，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因为高句丽在和隋唐王朝的长期激烈的抗争之后，终于败给了隋唐王朝的缘故。那么，为什么隋唐王朝要与高句丽兵刃相见呢？为什么隋唐王朝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把高句丽压下去呢？为了弄清楚隋唐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在观察高句丽和隋唐王朝的关系时，实际上有很多搞不清楚或者说很难理解的地方。隋朝建立以后，高句丽第一次去隋朝朝贡时，隋朝册封高句丽王高阳（平原王）以“高丽王”的称号，正式承认其具有独立的领土和国家。在此基础上隋朝又同时授予高句丽王“大将军（散官）、辽东郡公（爵位）”的散官及爵位（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对于高句丽而言，隋朝对先于高句丽遣使的百济王扶余昌（威德王）则授予了“百济王、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而对很晚才遣使的新罗王金真平（真平王）授予“新罗王、上开府（上开府仪同三司）、乐浪郡公”。如果比较一下隋朝给朝鲜三国的封号，王号和爵位虽然都相同，但是散官却不太一样。授予高句丽的“大将军”是正三品，而授予百济和新罗的“上开府仪同三司”只是从三品。也就是说，在隋朝的体系之中，高句丽的地位比其他两国要高。

这样看起来，高句丽似乎本来应该一直与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料到开皇五年（585）时，高句丽却与隋朝已处于半断绝关系的状态，高句丽一转开始向南朝陈遣使朝贡。在这一时期，陈朝是最后的皇帝即平庸的陈叔宝（陈后主）的治世，明显地处于衰亡状态，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预见陈朝终将受制于隋朝。尽管如此，高句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后来，高句丽为了修复因这一选择而与隋朝破裂的关系，则需要一直等到隋朝灭陈的两年后，即开皇十一年（591）正月高句丽遣使入贡的时期才得以成功。

此后，双方的关系看上去好像已经趋于稳定，然而到开皇十八年（598）年初，高句丽却率领其北部的靺鞨部侵犯了辽水以西之地。高句丽的进攻似乎很快就被隋朝击退了，隋文帝却为此而十分震怒，他旋即命令以儿子汉王杨谅为统帅，率领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然而这一次远征的结局却十分凄惨，隋朝的陆军碰上大水和瘟疫，此外再加上粮食不足；而水军又遭遇了暴风的袭击，所以最后回来的人仅仅只有十之一二。这次战役遂成为隋唐时期连续数次高句丽远征的开端。

在远征高句丽的背后

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在各种层面上都极具象征意义。那么，为什么高句丽在这一时期要通过靺鞨来侵袭隋朝呢？所谓靺鞨，乃是当时力量颇为强大的通古斯系统的种族，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佛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部，其中粟末和白山与高句丽接壤，因而与高句丽的行动也一致。而在靺鞨诸部东北部势力的西侧，存在着与他们有着各种联系的突厥（东突厥）。就在这一时期，突厥因隋朝巧妙的离间计等策略，力量大为削弱，隋朝的安义公主下嫁的突利可汗（启民可汗）以隋朝为后盾而自称大可汗，并且于开皇十七年（597）确立起统一突厥各部的基本方针。倘若联系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高句丽次年之所以侵袭辽河以西，或许就是出自于高句丽企图阻挠上述趋势的意图。

另外一方面，隋朝当局则像是看穿了高句丽的想法一样，对应也非常迅速。按照通常情况来说的话，应该首先派遣使者质询对方，如果有必要的话再采取实际行动。然而隋朝却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对于统领三十万大军的总指挥这样一个重要职位，却让毫无出征打仗经验的汉王杨谅来担任，尽管同时以宰相高颎来辅佐杨谅，但实际上高颎本人并不赞成这次出兵。因而只能说隋朝的这次行动计划相当草率，过分轻视对手。

到了最后，远征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高颎，并且这一条也成为日后让高颎下台的理由。本书第一章里已经介绍过，高颎的下台实际意味着隋朝的大政方针的转换。换句话来说，就是从重视内政的关中本位主义向企图成为东亚盟主的对外扩张路线的转换。其后隋炀帝的一连串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条路线的延长线上。如果更进一步来说，后来的唐朝反复发动的远征高句丽之举也与此紧密相连。开皇十八年出兵高句丽，标志着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其后的远征高句丽一共有多少次呢？炀帝时期有三次，唐太宗时期三次，进入高宗时期以后，显庆五年（660）首先与新罗联手灭掉了百济。以此为开端，对高句丽的用兵几乎没有间断过，最终在总章元年（668）九月，由李勣率领的唐军控制了平壤，终于给长期以来唐朝与高句丽的抗争画上了句号。在此期间，百济灭亡三年之后的龙朔三年（663），倭（日本）为了援助百济而出动的援军在白江（白村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复兴百济的希望完全被摧毁。前后加起来，隋唐方面发动的入侵高句丽的战争总共超过十次。

隋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方针，就像隋朝前半期给朝鲜三国授予的高丽王（高句丽王）、百济王、新罗王的封号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要维持三国鼎立的状态。为此，在分别承认各国的独立统治权的同时，给其以隋唐的封爵以及散官的称号，将三国纳入隋唐统治的框架之内。一般将这种关系叫做册封关系。但是，爵位及散官的授予一事与隋唐的官僚体系相关，因而这种情况让人感到其中也包含着羁縻统治的因素。正是因为如此，唐朝在灭百济以后，旋即任命百济王族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在其下面设置了州县；此外，除了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之外，又在高句丽的故地实施了羁縻统治的方式，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委任旧高句丽系统的人员来进行管理。

在三国鼎立的框架之内，半岛三国分别接受了隋唐王朝的带有册封色彩的羁縻统治。三国之中为此而受损失最大的是高句丽。高句丽的南下政策因此而受阻；由于百济和新罗受到唐的保护，使得高句丽的南部始终无法摆脱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由于高句丽与隋唐接壤，也促使高句丽能够敏锐地嗅出隐藏于隋唐王朝的东亚政策中羁縻统治的气味。高句丽虽然不断地摸索着和平路线，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自己将会面临存亡的危机。高句丽本来最早向隋唐王朝遣使朝贡，到后来却戛然而止，并反过来加强军备，最终走上与隋唐王朝对立的道路。高句丽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正是因为上述背景。我们应将高句丽的行动放在上述总体构造之中来加以理解。

新罗与渤海

如上所述，自从隋代以来反复受到隋唐王朝征讨的高句丽，最后耗尽气力终于灭亡。在当时来说，像这样激烈抵抗隋唐王朝的国家，除了高句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其结果，朝鲜半岛上只剩下了出手较晚却奉行亲唐路线的新罗。但是，新的严峻的课题却在前面等待着新罗，这些课题包括：怎样排除或者甩掉唐朝积极推进的羁縻统治方式，以及如何收复过去百济、高句丽的领地等。于是，新罗遂以前高句丽王室系统的安胜（安舜）作为高句丽王，与唐朝设置的都护府对抗，同时又寻找时机侵入百济故地，于咸亨元年（670）夺得八十二城，次年又攻陷了百济故都泗沘城。

新罗的上述行动自然惹怒了唐朝，咸亨五年（674）唐朝派遣了以先前曾参与征讨百济的刘仁轨为统帅，率领大军开赴新罗远征，并且利用靺鞨以水军从新罗的后边形成夹击之势。于是，陷于困境的新罗文武王法敏急忙向唐派出了使者，表达谢罪之意。这次唐朝很爽快地原谅了新罗，并且撤回了远征军。对于唐朝来说，一方面长途跋涉远征十分疲惫，同时当时正值武后当政时期，唐朝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内政方面。这些或许都是唐朝当局采取上述做法的原因。

通过上述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唐朝的想法是力图避免出现像以前远征高句丽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沼。同时另一方面，新罗方面扩张及恢复领土的决心也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朝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此外又让原来设置在百济故地中心区域的熊津都督府后退至建安城（今辽宁省盖州市），明确表示要从朝鲜半岛撤退出来，将半岛交给新罗统治。可是其后，以统治朝鲜半岛为目的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在名义上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安东都护府从676年迁至辽东城，其后先后辗转迁徙于各地：677年迁至新城；698年至704年之间暂时废置；704年又设置于幽州；714年迁至平州；719年迁至营州；723年迁至燕都；743年迁至辽西城；758年到761年前后废置。从这一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唐朝的意图是，希望借此继续保持在名分上统治朝鲜半岛。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一时期的攻防，高句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踪影，留在新罗境内的傀儡高句丽王不久也被废掉。可是，新罗的领域却并非是原来的朝鲜半岛三国面积之和，高句丽故地的北半部即相当于中国东北南半部分的区域被划了出去。尽管唐朝开始重新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据点，然而唐的统治只是停留在点的层面，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从整体上控制这一片辽阔区域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应运而生。

132 渤海东京城的石灯笼

渤海的建国最早可以追溯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当时，乘着营州附近爆发契丹族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叛乱之机，被强制移民到营州（今属辽宁省）附近的高句丽遗民和靺鞨民在据称是粟末靺鞨的乞乞仲象、乞四比羽两人的率领之下，逃出营州，奔向东边的故地。回到东方以后，他们企图与东北方面的高句丽系统、靺鞨系统的势力汇合，但没过多久就被唐军击溃。可是，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重新集结高句丽遗民打败了唐军，并将据点迁徙至东牟山（今属吉林省），于698年建立了震国（振国）。

自此以后，大祚荣脚踏实地地整顿内部，致力于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聚集团结高句丽系统和靺鞨系统的民众，促使震国的存在为周边国家所认知，在此基础上，大祚荣利用接受唐朝邀请的机会，于玄宗的先天二年（713）将儿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被唐册立为渤海郡王。通过此举，震国在表面上采取了加入唐朝的册封体制的形式，而在实际上使唐朝承认了其对东北统治的事实。他们号称渤海国也始于此时。

总之，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有统一的新罗，东北出现了渤海，并且分别确定了各自的范围。其后，他们虽然也有过短时间和唐朝对立的时期，然而从八世纪中叶开始，这一区域大致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新罗系统的居民移居山东地区，双方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一直持续到唐末。通过上述过程，唐朝也终于确立起了稳定的东方政策。

[1]
关于西嵨定生（1919—1998），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的译注。“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是西嵨定生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首次提出的著名学说，初出可参见1962年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二卷以及1970年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四卷收录的西嵨定生氏的相关论著。此外这一方面比较系统的论述也可参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一书。

[2]
日野开三郎（1908—1989），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尤以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而知名于世。历任九州大学教授、久留米大学教授。其代表性的研究论著均已经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全20卷（三一书房1980—1996年）。

[3]
突厥文作“
”，是古代中亚北亚游牧民族的主要根据地及圣地。在隋唐史籍中多作“乌德鞬山”或“于都斤山”。此外还有“郁督军山”、“乌都鞬山”等许多异译名。关于“
”的具体所指及其方位，一般认为乃是指位于今天的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脉中的森林草原牧场地带。

[4]
即其后武后所封的“迁善可汗”，“立功报国可汗”。

[5]
“和硕柴达木”以及下文的“巴颜楚克图”都是石碑首次发现地的地名。俄国探险家雅德林采夫等人1889年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的和硕柴达木地区发现了《阙特勤碑》以及《毗伽可汗碑》；1897年于蒙古图勒河上游的巴颜楚克图地区发现了《暾欲谷碑》，故名。

[6]
原书作“回鹘帝国”。鉴于中文论著习惯表述为“回鹘”“回鹘汗国”或“鄂尔浑回鹘汗国”，译文统一译作“回鹘汗国”。

[7]
“征服王朝（Dynastiy of Conquest）”是二十世纪中期（1949年）由美国德裔历史学者魏特夫（K）A）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升（Feng chia—sheng）合著《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一书的导言中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入主中原时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及形态，一类可称之为“渗透王朝（Dynastiy of Infiltration）”，如十六国、北魏等；另一类则可称之为“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此说是在欧美、日本历史学界影响很大的一种学说。关于该书导言的中译文可参见《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8]
关于“征服王朝”的含义请参见前节（回鹘部分）的译注。

第十章

隋唐文化百态

唐诗

隋唐文化与唐诗

与隋唐政治和社会同样，从文化方面来说，隋唐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诸如在诗歌方面有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书法方面有颜真卿，绘画方面有吴道玄，文章方面有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大凡我们脑海里立即能浮现出来的人名全都是唐代的人物。北宋的代表性文人苏轼曾经非常恰如其分地说：“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画至于吴道子（吴道玄），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

唐代文化不仅水平高，而且涉及文学以及思想、宗教、绘画、书法、雕刻、音乐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因而很难一一加以介绍。然而，如果要说起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是什么的话，那么还是当举出文学领域。唐代文学又尤其以诗歌为中心，关于这一点，通过人们常说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句话就可以反映出来。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诗歌为中心来思考一下隋唐文化的特质。

如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概观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大而言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时期，属于文学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其后，经过东汉到魏晋以降，文学这一分野形成，出现了被称作“骈俪体”的注重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文章以及五言七言的定型诗，开始出现了自觉、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这一时代，诗歌占据了文坛的中心位置，后来的唐诗就位于其发展的延长线上。因而，对于经过东汉的过渡期，从魏晋到唐代为止的这一时期，可以总括起来视为第二阶段。其后，始于宋代的口语体的戏曲和小说占据了文学史的中心位置，文学的受众中增加了占社会大多数的庶民阶层，这就是第三个阶段。如上所述，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史的分期几乎重合，第二阶段的顶点就是唐代文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唐诗的情况。在此之前的隋诗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或许可以视为通往唐初作品的过渡。通常把唐诗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各个时期有着独具的特色。下面列举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诗人姓名，以供参考。

初唐：
武德元年（618）—太极元年（712）

魏徵、上官仪、王绩、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陈子昂

盛唐：
开元元年（713）—永泰元年（765）

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

中唐：
大历元年（766）—大和九年（835）

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张籍、元稹、柳宗元、李贺、薛涛

晚唐：
开成元年（836）—天祐四年（907）

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韦庄、鱼玄机

初盛唐时期的唐诗

关于上述唐诗的四个阶段，换言之也可以说成是“形成”—“兴盛”—“展开”—“衰退”的四个时期。粗略地划分起来，包括安史之乱在内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也就是说，初唐、盛唐是前半期，中唐、晚唐算作后半期。其中，包括隋朝在内的初唐时期是确立诗歌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或接受或抵制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文风的同时，相对于之前的古体诗而言，确立了被称之为近体诗的律诗（五言、七言）的形式，从而决定了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其后的大方向。代表当时诗坛的人物之中，就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武后时期的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十分坎坷，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其诗文之中随处可见。其中，骆宾王（640前后—684）参加李敬业反对武后的起事，在其执笔的讨武檄文中猛烈地批判了武后，并以脍炙人口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的坟土尚未干透，而继承人皇太子究竟在哪里？！）”的名句而闻名于世。

133 李白（采自《历代古人像赞》）

134 杜甫（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盛唐时期恰好相当于玄宗时代。在这个绚丽辉煌的时代之中，涌现了许多独具个性的诗人，从而将初唐的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诗专家小川环树先生

[1]

曾这样来形容这一时期说：“初唐时期诗人们之间萌发的新文学动向，在这一时期形成美丽的花朵，一时间争相怒放，大量杰出的作家比肩接踵而出。”诗人们走出宫廷，在过去无人涉足的众多领域，诸如下层百姓的生活、异国风情、边塞的风物以及山川风光等中选取素材，以诗歌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其中，在众多的诗人中最为耀眼的人物，自不待言就是杜甫（712—770）和李白（701—762）。

两个人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诗风和生活方式。比杜甫年长十岁的李白喜欢饮酒，性情以及生活方式都很豪爽奔放，堪称辉煌的盛唐时期之代言人。而杜甫则着眼于严酷的现实以及民众的苦难。两者的这种不同来源于许多方面，诸如李白出生于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商人之家，经济条件优越，无需为生活发愁；而杜甫则出身于一个中下级的官僚之家，科举失败以后，不得已过着流浪和贫穷的生活等。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也有共同之点，这就是他们都是仕途的失败者，而且都因为安史之乱而改变了人生。人们所熟知的杜甫《春望》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吟咏被安禄山叛军占领后的长安的名诗。

135 《长江积雪图卷》（传王维作）
在官场有着很高的位置，因倾心于佛教而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绘画方面也很有成就，将大自然描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

杜甫被称为“诗圣”，李白被叫做“诗仙”。与此相对，王维（701—761）则因倾心于佛教，且开辟了独自的诗歌境界而被称作“诗佛”。他和前两者有所不同，他的家世门第来自太原王氏一脉，而且科举及第，置身于官场。虽然也有过贬官以及流浪的经历，但是其官至接近宰相的“尚书右丞”。他在经历政界沉浮的过程中，远离政治以及党派，格调高雅地吟咏山川自然，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另一个侧面。与日本国的阿倍仲麻吕有着亲密交往的唐人中间就有王维。

此外，王维的绘画也很有名。他在长安的东南方向，即终南山山麓建造有别墅“辋川庄”，以这个别墅的生活为题材的山水画《辋川图》就是他的代表作。王维还被看作将诗情融入自然景观中的文人画“南画（南宗画）”的鼻祖。附带说一下，名作《辋川图》的原本毁于会昌毁佛之时，今已不存。

136 《饮中八仙》　明杜堇绘
，把贺知章、李琏、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各种醉态，按诗意毕露于白描之中

与此相关，在这一时代还有李思训（651—718），他在山水画的山川着色方面描绘细微，将山水画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与其子李昭道一起，被誉为“北画（北宗画）”之祖。此外，前文提到的吴道玄（685—758）作为玄宗喜欢的画师，在人物画、山水画、佛画等方面都留下了生动且极具艺术价值的名作，被后世尊称为“画圣”。据说吴道玄曾经随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张旭学习书法，并在其画作中加以体现。总之，在盛唐时期，不仅唐诗，而且在绘画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外，这一时期无论诗人还是画家、书法家间都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时代。

中唐时期的唐诗与古文复兴运动

绚丽多彩的盛唐时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枯萎凋零以后，诗坛进入了中唐时期。就中唐时期的诗人而言，首先要举出来的人物就是白居易（772—846）。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代做官的中坚官僚之家，他本人科举及第以后，作为一名锐意革新的官僚而受到了唐宪宗的青睐。然而，其时恰逢宦官专权以及牛李党争笼罩中央政界的时期，白居易因此而受到了贬官的处分。经历了这种挫折以后，白居易从此对于政治谨小慎微，而将全部精力倾注到诗作之中。白居易诗的特征在于平易及明快，除了吟诵玄宗和杨贵妃的情感的《长恨歌》为世人所熟知之外，他还承袭杜甫之余绪，留下了许多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作品。

137 古钞本《白氏文集》（文集卷第三）
汇集白居易作品的《白氏文集》经遣唐使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表现平易明快、情感丰富，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根据记载，据说在公元800年前后，民间已经有人将他的诗作通过雕版印刷出售。这是中国的木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事情。白居易在生前已将自己的作品汇编成为《白氏文集》，该书经遣唐使等之手传入了平安时代的日本，此外还很早就传入了新罗。特别是在日本，白居易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相对于盛唐时期具有个性的诗作而言，日本更喜欢中唐时期的诗歌。

中唐时期与白居易比肩的还有韩愈（768—824）。其诗风与白居易截然相反，以豪放和难解而著称，虽然很多诗人都出自于其门下，然而他留下的诗却不太多见。较之诗作，使得韩愈广为人知的则是他的文章。当时盛行六朝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四六句式，讲究对仗工整、平仄韵律、注重用典的美文），韩愈批判骈体文流于技巧和形式主义，陷入靡弱之风的现实，主张回归六朝之前的自由健全的文体。他还著有《原道》等文，批判佛教和道教，强调应该回归儒教的出发点，返回中国原有的时代中去。

对韩愈的古文复兴运动发出共鸣的是柳宗元（773—819），世人将其并称为“韩柳”。但是，在诗作方面，柳宗元乃是承袭王维的自然派诗人。柳宗元的人生的后半期几乎都是在贬官之地的永州（今属湖南省）这样一座地方城市度过的。其发端是因为他参加了贞元二十一年（805）在顺宗时期的一次政治改革即所谓永贞革新，改革受挫以后被贬黜到永州。而当时韩愈站在镇压革新派的一方。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及回归儒教的复古主义，如果换个角度来说，其也就是站在反贵族主义的立场以及民族主义的立场之上。贵族们写作四六骈体文以夸示自己的教养，通过声援文学和佛教来与儒教保持距离。此外，佛教同时也是唐代的国际性的代言者。这种贵族性和国际性正是唐朝的特色。针对唐朝的贵族性和国际性，率先从正面提出问题加以质疑的人物就是韩愈。以此为起点，关涉到其后的会昌毁佛，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宋代以后，韩愈提出的问题终于得以具体实现。总之，从文化的层面来说，中唐时期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之中，人们重新审视并改正之前唐朝的积弊，并为下一次的变革进行了准备。

唐诗与科举

唐诗在唐代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什么到了唐代以后，人们会对诗歌这么关心，诗坛会呈现出如此活跃的盛况呢？若从历史发展潮流来说，似乎可以指出下述因素，即在六朝以来文学高度发展积累基础之上，入唐以后产生了新的诗歌形式（近体诗），从而给唐诗以巨大的刺激。无论隋炀帝还是唐太宗都经常作诗，上行下效，皇帝的这种做法势必会影响到下面。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那就是与科举的关系。

关于始于隋代、在唐代发展起来的科举（正式来说应叫做“选举”）的大致情况，本书的第四章中已经有过介绍。其中，在当时最热门的乃是进士科，竞争率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当时的俗语中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样略显夸张的说法，由此可见进士科之难。明经科以及明法科、明算科等都是为了选拔特定的领域以及实务方面的优秀人才，而进士科与上述各科不同，进士科则是为了选拔具有广博学识、能够成为未来的朝廷官僚的候补人员，这就是进士科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进士科并不考核特定专业的技能技巧，谁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也是考生众多的原因之一。而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中，就有作诗的问题。

从唐代科举制大致固定下来的武后时期以后来看，当时，通过地方考试上来的人（乡贡）和中央的学校考试（监试）过关的人两种人可以参加中央考试（省试、礼部试），通常每年正月左右连续三天举行考试。进士科在这三天期间，要考“贴经、杂文、时务策”三门。所谓“贴经”的试题即是将儒家经典取出一部分进行填空；所谓“时务策”试题就是要考生论述关于时政的对策等；而称之为“杂文”的考试内容则是诗赋，也就是说“诗（唐诗）”和“赋（韵文，四六骈体文）”。就这样，唐诗成为正式的考试科目，为此考生们都要为此而做准备，位居要职的高官们也都会作诗。

而且，汇集在进士科的人多出自于非门阀系统的家庭。从隋朝到唐代前半期，关陇系统的贵族掌握着政权，另一方面，山东贵族尽管已经衰落，却继续炫耀着自己的门第家世。虽然后来旧贵族也开始转向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方向，然而在通向仕途的道路上恩荫的特权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于是，出身寒门的才俊以及抱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必然涌向进士科。他们多方打点关系，拜访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并呈上自己的作品，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沙龙，努力使达官贵人们知道自己的存在。王维就曾经常出入于玄宗之弟岐王的府邸，从而最后成功地一举登第。与王维形成对比的是杜甫，杜甫在事前尽管也同样地进行了活动，但结局却未能及第。

如上所述，在唐代诗歌的推广普及上面，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诗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分诗人们的事情，而是具有现实的意义，成为统治阶层的共同的教养。进而言之，我们注意到，诗人们或者为了消除在官场受挫的内心伤痛，或为了磨砺对于诗的感性，他们经常到各地旅行，投靠各地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大商人们。此举广泛地提高了社会上对于诗作的关注，从而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将唐诗推向了顶峰。在此基础之上，在唐代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包括诗作在内的文学乃是最高的教养，也是成为当政者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对此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也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同样也遇到了贯穿于唐代的贵族性这一问题。

唐代文化与金银器

何家村窖藏

前节通过唐诗介绍了唐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在本节中，我们再从物质文化的角度，主要以人们关注的金银器为中心来思考一下唐代的文化。

在中国的“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的1970年10月初，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建筑工地上相继发现了两个同样形状的甕（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和一个银罐（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两个甕内装满了堪称为稀世珍宝的各种物件。在总数超过1000件的器物之中，包括金银器皿270件、板状银块（银铤、银饼、银板等）90件以及大量的钱币、矿物药材、玛瑙器、琉璃器、宝石等。其后举世瞩目的何家村唐代窖藏遗宝就这样问世了。

关于这些器物究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埋藏的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能说明这一点的文字资料。唯一的线索是，在板状银块类中的银饼上刻有“开元十年（722）、开元十九年（731）”的字样，此外还发现了五枚“和同开珎”银币。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的“和同开珎”就是指日本最早的货币。铸造“和同开珎”的时期是在元明天皇的和同元年（708）五月到次年之间，仅仅有一年多时间。能将这样珍贵的东西带来唐朝的人，只能认为是遣唐使这样的正式使节。而在最接近上述年代的时期里，开元五年（717）的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以及下一次的开元二十二年（734）遣唐使都有可能性。

138 何家村出土文物一览
（括弧里的数值表示在清点时无法计算的粉末等的重量）

那么，窖藏遗宝的时间下限在何时呢？换句话来说，这批遗宝是什么时候埋入地下的呢？只要弄清楚了这一点，关于其为何埋藏的原因也就自然容易知道了，可是要确定这一点却相当困难。何家村的所在地相当于唐代长安城内兴化坊的西南部。根据记载来看，玄宗时期，在这一区域附近有玄宗堂兄邠王李守礼宽阔的邠王府。于是，历来的解释认为这些遗宝当是邠王府的东西。推测很可能是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克潼关，即将进入长安的前夕，邠王府的家人匆忙之间将这些珍宝埋入了地下。然而经过仔细地勘察以后，却又注意到何家村窖藏和邠王府的位置稍微有些错位，而且在出土器物之中还混杂着一些看起来应该是安史之乱以后才制作的金银器等。于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又浮出了水面，即这批遗宝很可能是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朱泚之乱（参见本书第三章）时埋藏的东西。

139 银饼
唐怀集县（左）和洊安县（右）的庸调银饼。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总之，目前关于这批遗宝埋藏经过及其原因都还没有弄清楚。所能确切知道的就是：这批金银器的制作水平非常之高，细微之处的制造工艺十分精细和华丽，其制作年代可以限定在以玄宗时期为中心、从七世纪后半开始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些遗宝都是唐朝国力最为充实的盛唐时期的作品。可以推断这些遗宝的所有者即便不是邠王，也会是类似级别的达官贵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出土的银饼上刻有“（广州）怀集县庸调”的字样。也就是说，这些银饼是作为正规税收租庸调的一部分，换言之即庸调以银饼的形式缴纳给了国库。而其后该银饼可能又被皇帝赐给了臣子。同时，从金银器的精湛的制作技术来推测，这些金银器当是出自于中央少府监下属的作坊（金银作坊院）。而能够拥有上述珍贵宝物的人，只能是地位接近中枢的高层人物。

140 和同开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日本最早的银币为什么会在何家村出土呢？是哪位遣唐使带去的呢？

何家村遗宝与唐代的物质文化

一般认为，何家村的遗宝当是唐朝某位有权势的人物，在八世纪后半的某个时期，碰上了迫不得已的紧急事态，于是，便把日常最在意的身边用品以及珍贵的宝贝等汇集起来，装入了两个大甕。由于甕的容量有限，所以里面小型的器物占了大半，但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我们更容易据此来窥视盛唐时期物质生活及文化之一斑。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提到的“和同开珎”银币吧。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拥有五枚“和同开珎”一事，可以理解为这位人物与遣唐使或者来自日本的长期留学生有着很近的关系。而且，他还同时拥有西方的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各一枚。加之还拥有春秋时代的“即墨之法化”刀币（位于山东省的齐国货币）为首的历代货币，以及从未在社会上流通过的唐朝开元通宝的金币及银币451枚。很明显这位人物还是一个钱币收藏爱好者。真没想到在这位窖藏遗宝的主人身上，中国文明与东西文化竟然如此精彩地纵横交织在一起。

141 波斯萨珊王朝科斯洛诶斯二世银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唐都长安是荟萃西方的波斯、罗马人及其物资的世界性大都市

这位人物还给我们传达了另外一个信息。在何家村出土金银容器里面装有大量的矿物：金粉以及紫砂、丹砂、石英、珊瑚、琥珀等。此事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对于长生不老的渴望。所谓丹砂就是硫化汞，乃是制作长生不老的仙药（金丹）的主要材料。据说通常是把锅放在炉子上面，在锅内放入丹砂为首的上述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再加上金或银，然后进行加热，最后的结晶就是长生不老丹。一般所说的炼丹术就是指此。在何家村出土器物中有银制的锅，可以理解为当是炼丹的工具。

唐代的很多皇帝都服用丹药。虽然是为了祈求长生不老，然而长期服用之后，身体自然要垮掉，变得喜怒无常，最后一命呜呼。唐太宗因为服用丹药，晚年丧失判断能力，躺在病榻之上听任药物侵蚀身体，御医也毫无办法。宪宗为此而变得脾气暴戾，最后被身边感到危险的宦官杀害。皇帝们沉溺于丹药的风潮，自然也要影响到下面。何家村遗宝的主人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材料及用具，其本人恐怕也是既炼丹制药又自己服用，双方兼而有之吧。炼丹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他就是一位狂热的道教信徒。

另一方面，何家村遗宝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西方的货币之外，还有琉璃碗、玛瑙杯（牛首形杯）、水晶杯等西域系统的器物。如果看一看金银器的情况，虽然几乎所有的金银器都可以说是在唐朝国内制造的，然而在器皿上的唐草纹、连珠纹，舒展的动植物图案以及器物的外形中，仍然可以看出西方的影响。这一方面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的唐人的开放和柔软的感受性。与此相反，作为珍宝来说，本来应该有的玉璧等传统的玉器等宝物，在何家村如此众多的器物中竟然连一件都没有（虽然有作为首饰的玉片）。倘若是在汉代的话，毫无疑问是会以玉璧等为中心。因而可以说，在何家村遗宝的身上也凝聚着唐代新的价值观。

142 玛瑙牛首形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嘴部镶嵌金帽，艳丽精美的西域风格的玛瑙杯

唐代的金银文化与贵族趣味

那么，唐代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并盛行金银的文化呢？关于这一方面，迄今为止举出的主要理由有诸如当时人认为饮食使用金银器餐具可以长寿，此外制作丹药也需要用金银器皿等。除此之外，我还想指出如下原因，即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金银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黄金白银所显示的华贵及持久的特性。

促使金银文化盛行的必要前提条件是金银的数量增多。进入隋唐时期以后，因为仰慕隋唐高度发达的文化，周边国家的金银开始流入隋唐时代的中国。譬如，前述圆仁等人求法之旅所需要的经费就出自从日本带去的沙金。遣唐使也是同样，购物等大都是使用沙金。吐蕃等给唐朝的贡品中，也有许多金银器。此外，唐代的金银产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也是盛行金银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据文献记载，当时黄金的产地达七十处（州），白银产地也有六十七处（州），其中饶州乐平县（今属江西省）年产“银十余万两”（一两约合40克，即年产4吨以上）。

这样一来，金银的大量生产以及其他国家的金银流入唐朝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开元年间以降，外地远方原来以实物形式缴纳的税，这时逐渐变成了用银饼或者银铤的形式缴纳。节度使上交给朝廷的“羡余”里就有银饼或银铤（参见本书第三章）。何家村窖藏的银饼正是属于上述这些赋税之类。而且，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金银，势必会推动金银器的制造，进而又刺激了购买这些金银器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扩大。需求一旦增加，又会推动中央以及民间的制造工艺技术的提高。这些环节相辅相成，最终在盛唐时期高度精美的金银文化中开花结果，而何家村的遗宝正是体现了其最高水平。

一说起黄金白银来，马上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暴发户等低俗浅薄的嗜好。然而，以何家村遗宝为代表的唐代金银器里，却散发着一种完全不同的高雅风貌及厚重之感。这一现象反映出，承载这些金银文化的主体即当时的上流阶层，他们的品位及其欣赏水平的确不同于暴发户以及普通庶民。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品位及悟性，即应该称之为贵族趣味的那些因素才导致了这些作品的出现。所以，即便是在属于唐代物质文化范畴的金银器中，也投射有贵族性这一问题的影子。

143 法门寺塔基地宫断面图

中国的正仓院：法门寺的珍宝群

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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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宝乃是从奈良时代到现在，不间断地保存至今的圣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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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御物。与此相比较，中国的每次改朝换代几乎都要经历激烈的战乱。在战乱过程中，前朝的建筑物等或被破坏或被烧毁，珍宝或被掠夺或散佚。由于中国历史的变动比日本历史更加剧烈，为此，像日本的正仓院那样，超越时代持续保存文物遂显得非常困难。但是，在中国却有着另外的方法将文物传至后世，这就是地下或土中的世界。

说起地下的世界，首先是墓葬。在日本仅仅是将遗体埋葬或者火葬就算完事，而被视作现世之延长的中国墓葬，则完全是日本墓葬所无法比拟的，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中国的墓葬之中，尸体（墓主人）的周围摆放着许多陪葬品。此外还有介绍墓主人的墓志，墓壁以及墓顶上描绘的壁画，有时候还有书籍以及文书之类一起陪葬。如果能发现幸免被盗以及没有被腐蚀风化的墓葬，就会给我们提供不可估价的珍贵史料。除了地下的墓葬以外，还有像保存了大量的文书和经典的敦煌藏经洞那样的埋藏在土中的例子。

下面要谈到的法门寺塔的地宫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地下世界。关于这座位于西安以西一百二十公里处的法门寺的基本情况和1987年从寺塔（真身宝塔）的地下发现大量珍宝之事以及这些珍宝乃是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埋藏的唐代文物，而且是皇帝懿宗及其子僖宗牵头捐赠的当时最高级的物品等情况，我们在本书第八章已经有过简单的介绍。由于法门寺珍宝的年代比前述何家村遗宝晚一百多年，属于晚唐时期的东西，而且法门寺珍宝也是以金银器为主。因而若将双方加以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盛唐时期和晚唐时期文化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特点。

144 法门寺塔基地宫衣物帐碑（部分）
记载埋藏在地宫中的所有珍宝的名称、数量、功能等的珍贵的目录

法门寺珍宝与何家村遗宝的第一个不同点，这就是法门寺在埋藏珍宝时，还有一块详细记载所有珍宝的捐献目录，即通称《衣物帐》的石碑同时放进了地宫。因为全部珍宝都是埋藏时的原样，所以几乎所有珍宝的名称以及功能都可以根据该《衣物帐》碑来加以了解和确认。此外，在金银器上刻有制造工匠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同时还有捐赠者的姓名以及重量、制造日期等，这与几乎没有任何文字的何家村金银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们通过这些文字记载，了解到了当时宫中制造金银器的作坊叫做“文思院”，其负责人叫“文思院使”，是由宦官担任的等情况。而这个文思院则是盛唐时期所没有见过的机构。

145 银制茶碾和茶碾轴（法门寺塔基地宫后室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使用这个茶碾将茶叶碾成粉末以后饮用。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银制茶具，反映出饮茶之风已经扎根于宫廷之中

146 文思院铭
图145的茶碾的底座下面，刻有表示制造的作坊是文思院的铭文

第二个不同点，自不待言，一方是归个人（或家庭）所有的东西，而另一方则是以皇帝为首的各种人物出于对法门寺这样一个寺院的舍利信仰而捐赠的东西。因此，后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表现出了人的个性，但却传达出了对佛教的热情。他们把法门寺舍利视作释迦的真骨，也就是说将其看作就是释迦本人，从而给其奉献了各种供养品，诸如在金银器中就包括锡杖、香炉以及与仪式相关的钵、皿等器物。

另外一方面，与舍利所包含以及代表的人格重合，法门寺珍宝的捐赠者们还捐献了一系列的银制茶具、琉璃茶碗、茶托以及袈裟等衣服类，此外还有双陆、首饰等装饰物、生活用具等。另外，在捐献的珍宝中还发现了宋代以后才正式出现的青瓷的前身“秘色青瓷”。这些多样性都是何家村所没有的地方。

147《衣物帐》碑所载的珍宝件数以及金银重量统计表

说起茶叶来，陆羽的《茶经》完成于八世纪后半叶，这是一本基于民间流行的饮茶习惯，对于茶具以及饮茶的方法、茶叶的产地及其历史等方面进行整理汇总的著作。通过法门寺的上述珍宝我们则可以了解到，在陆羽《茶经》问世后的一个世纪之中，饮茶之风广为普及，宫中已经养成了饮茶的习惯。总之，无论从质还是量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法门寺的地下世界都当之无愧堪称是“中国的正仓院”。

法门寺的金银器及其时代

在以上对比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再从金银器的问题入手，看一看何家村和法门寺分别代表的盛唐时期和晚唐时期的物质文化的特质。法门寺地宫里共计有96件金银器，这个数字虽然远远赶不上何家村的270件，但是法门寺的金银器多为大型器物，根据《衣物帐》显示的重量合计1781两多（1两约40克）。实际测定的结果，其重量超过70公斤。虽然不太清楚何家村金银器的总重量，然而估计法门寺在金银器的重量方面绝不逊于何家村。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个别的金银器时，就会感觉到在何家村金银器上所见到的那种端庄美丽以及厚重感减退了。工艺技法虽然精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体印象上总觉得其有什么地方不足，显得有些单薄脆弱。法门寺塔的地宫最后一次封闭是咸通十五年（874），这一年正是山东方面爆发了王仙芝的叛乱，并随着黄巢加入其中而发展成为黄巢之乱的关键一年。以这一年为转折点，唐朝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因而可以说，法门寺的金银器正是步入晚期的唐朝竭尽最后余力完成的东西。从法门寺金银器上得到的上述印象，似乎也可以用当时的这种时代状况来加以解释。

关于法门寺金银器的工艺技法在此姑且不论，其之所以给人以上述印象，我以为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是因为唐朝拥有的金银数量减少。制造金银器的金银，主要来源于各地以金银“饼”、“铤”的形式上交给国库的金银。到了唐末以后，在各地缴纳金银的数量明显减少的同时，军费等方面的支出却显著增多。加之金银的产地八成以上都在南方，其中广东、广西等岭南地区又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地区上交金银出现困难，势必造成制造金银器的金银也受到限制。其结果便出现了法门寺珍宝里所见到的单薄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法门寺金银器遂和拥有充足金银来源的何家村金银器形成了决定性的差异。

但是，在法门寺的金银器中，也存在着一些给人似乎有点儿放错地方之感的器物。这就是在《衣物帐》里写作“银金花盆一口，重一百五十两”的大型盥（盆）。该盥（盆）的大小为高14.5厘米、上面的直径46厘米、重量6265克，银底上镀金，美轮美奂，夺人眼目。盥的两侧用铆钉固定住兽形的铺首，铺首上面插入一个圆环，圆环上再装上把手，以便于搬动，这些也全部都是以银制成。其中最让人感到赞叹的是，该盥除了外形柔和美妙之外，而且盆内外所有的地方都精心刻画着鸳鸯以及花的纹饰。我以为，这件器物不仅是法门寺以及晚唐时期的出色作品，而且与盛唐时期的何家村作品比较也不逊色。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银制的大型盥会出现地宫里呢？实际上，这件器物并非是在宫中制造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盥底的圈足的内侧，用毛笔写着“浙西”两个字。所谓“浙西”就是指浙西（浙江西道）观察使，治所在润州（今江苏省镇江）。长庆四年至五年（824—825）前后，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曾将当地制作的许多金银器进献给朝廷。在浙西观察使辖区内，设置有使用南方出产的金银、且拥有高超的制造工艺技术的金银器作坊。前述大型盥应该就是在该作坊里制作出来后，由李德裕或者其后的浙西观察使带入京城的器物之一吧。

进入唐代后半期，尤其是到了晚期以后，江南方面开始发挥起超过中央的力量。而且其不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和经济能力方面，还涉及了文化的水准及其影响辐射力方面。这件银制大型盥正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体现。总之，法门寺的金银器在反映出晚唐时期中央文化水准的同时，也明确了以江南为代表的地方物质文化的高涨及上升，从而也暗示出了其后唐朝摸索发展的方向。

隋唐精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编纂及其认识

为了观察隋唐时代的文化特质，首先我们讨论了唐诗及其周边的文学及文化活动，接着又围绕金银器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进行了考察。按照这样的顺序的话，接下来应该以精神文化方面作为考察对象。这里我们稍稍变换一下视点，以隋唐时代的历史认识以及史学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一下这一时期的精神文化。实际上，隋唐时代作为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而广为人知。那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状况呢？当时的历史认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其与该时代的特质又是如何重合在一起的呢？

唐初史部的成立及其意义

自古以来，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留下如此众多的文字记载。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热心地致力于记录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不单单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可使自身置身于其中、在生活中赖以倚靠的一个对象。当然，对于历史的看法以及关涉和切入的方法因时代而变化，不可一概而论。通过其变化的痕迹则可以管窥一个时代及其特质。隋唐时期就是中国史学史上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

我们知道，中国史学著作的出发点乃是《春秋》，继其之后就到了汉代，先后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但是，在汉代之前，历史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随着时代的推移，在迎来了隋唐统一以后，情况则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其最具象征意义的事情，就是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这一当时的图书目录中，所有的书籍被分成了四部，即：经部（儒教）、史部（历史）、子部（诸子）、集部（文集及其他）。其中，“史”部成为单独的一类。

隋朝在建立以后不久，便开始以“赏绢”形式，大规模搜集天下的异书孤本，共得典籍达三万卷。隋炀帝将这些书籍运至洛阳并继续收集充实，同时把收集到的大量的典籍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加以保存，这就是上述“经史子集”四部的前身。隋朝灭亡以后，唐朝用船将这些书籍运到了长安。据说在运送途中，由于运书船翻船，书籍的十之八九都被黄河的激流所吞没。即便是这样，剩下的书籍仍然有一万五千部，共计约九万卷。由此可以推知隋代收集的书籍数量之巨。其后，人们从这些书籍之中选取重要者约半数，按照四部分类加以配置，便形成了上述《隋书·经籍志》。今天我们整理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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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用的四部分类法的起点，实际上就可以追溯至这部《隋书·经籍志》。

史部的独立是魏晋以降人们对史学的关注高涨的结果。在这一时代，从汉代的礼教（儒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在审视自身进行思索的过程中，将目光转向历史，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自叙传以及家传、家训或地方史、地志之类，进而对以前刊行的史书以及史实等施以注记的“史注”或者对其加以评论的“史评”等著作也开始盛行起来。陈寿《三国志》的附注“裴松之注”就是史注的代表。此外，相关史实及古代传闻等的论述也与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被称之为“类书”的百科辞典一类的史籍以及形形色色的“博物志”。上述这些学问及著述的执笔者都是贵族，这一时期史学的兴盛，正是由于贵族们的存在才得以出现。

顺便说一下，魏晋以降的人们之所以开始积极地写作，并将记录留存了下来，其原因之一应该说是由于纸张的普及。纸张虽然贵重却十分轻便，作为便于保存的材料，在四世纪以后已经完全取代了之前的竹木简以及帛（绢布）书，成为书写材料的主角。只是，通常只要提及书籍，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线装书的样子。而当时用纸张写成的书籍则都是卷子本，线装书还没有出现。

唐初的正史编纂与史馆的成立

如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积累的各种史学著作的基础之上，唐初出现了独立的史部。而包括史部的独立在内，推动唐代的史学蓬勃发展，并将其落实为具体形式的关键人物则是唐太宗。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众多王朝交替兴亡的时期，然而到唐朝成立时，以晋史为首的这些王朝的正统的历史即正史几乎都还没有编纂。唐太宗认为，应该尽快把这些欠缺的史书都补上，遂决定发布敕命促使其尽快完成。这就是所谓“奉敕撰”。其结果，不仅《晋书》，南北朝后期的《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也都完成于太宗朝，《隋书》也实际上完成于同一时期（最终完成是在高宗的显庆元年〔656〕）。围绕编修正史，唐太宗确立了一整套体制：让担当编修工作的机构史馆独立出来，任命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人物充当“监修国史”总体负责，关于实际执笔者，则以“史馆修撰”的头衔召集著名文人进行分工编撰。众所周知，正像《史记》以及《汉书》或者是《三国志》那样，之前编纂史书都是担任史官的个人或者其一家的工作，编纂成书以后受到公认便成为正史，即都是作为“家学”的正史。即使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继承其余绪，仍然是由个人继续尝试着编纂各个时代（王朝）史。可是，其所编纂的东西多高不成低不就，达不到正史所要求的高度。其原因不仅在于没有合适人选担任史官，而是因为在魏晋以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素材及相关著作大量增加，仅凭个人之力已经无法胜任编纂正史的工作。太宗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采取的措施便是设立史馆。

唐初实行的新的编纂手法曾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其失去了作为家学的史书所具有的那种个性。然而，说其完全没有个性则有些言过其实，其实在唐初编纂的这些史书里，随处都可以看到负责撰述的编纂官们个性的显露。唐太宗自己就曾修改过《晋书》中的部分内容，在书中加入了他的意见。此外，由史学家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纂而成，作为正史而闻名于世的记述南朝历史的《南史》、记述北朝历史的《北史》（两者均完成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实际上仍然属于继承家学传统的史学著作。另外，尽管以前的正史也都采用了纪传体（由皇帝的编年纪《本纪》、个人传记《列传》以及叙述制度文化的《志》为中心构成的历史叙述体裁）的形式，但是以每个王朝为单位，分别进行编纂的方针却并不明确。随着在太宗时期一举编纂齐全了之前的全部正史，此后，一个王朝一部正史，而且由下一个王朝来进行编纂的原则才固定了下来。

另外，关于史馆的作用问题，唐朝规定史馆除了编纂史书以外，另一个重要的职掌则是系统地收集和保存史料。历来，在皇帝的身边有负责记录其言行即《起居注》的官员（起居郎、起居舍人），为了收集、编纂史料，唐朝在秘书省内还设置了著作局。可是，上述这些官员的地位都很低，他们虽然作为记录者或编纂史书的人，却不能出席一些重要的场面，也没有被赋予系统地收集相关记录的权限。史馆的设置正是为了克服这一方面的问题，唐朝规定各个方面的重要记录以及使用完毕的公文书等资料都要送到史馆。如此一来，在史馆的主持之下，遂形成了一个编纂王朝历史尤其是皇帝纪（实录）和国史（正史）的系统体制。而这一体制也为宋代以后各个时代所继承。

从太宗的历史认识到刘知几的《史通》

太宗对于历史的热情，从前述正史的编纂以及史馆的成立等问题上可以明显看出来。而这种热情并非只来自于个人角度——诸如历史上将如何评价玄武门之变，以及历史会如何将自己和隋炀帝加以比较等问题。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一个具有浓厚鲜卑北族色彩的王朝。如何在中国史上给唐朝这样一个王朝以合适的定位？这是唐太宗主要的关注点。

唐太宗对于《晋书》的编纂特别关注。究其原因，一个目的是从皇族之间的争斗即八王之乱造成晋朝（西晋）的衰亡及分裂的事例之中，找出对唐朝来说应该汲取的教训。然而同时他也是基于下述这样一种认识：对于既是异民族（五胡）的出发点，同时也和李唐王朝相联系的这一时代，有必要系统地加以追根溯源。其结果在《晋书》里，五胡的历史并没有埋没于汉族的历史之中，而是以《载记》的形式并列出现，被认真地个别汇总了起来。

如此一来，唐太宗通过历史或者说在历史上明确了唐朝存在的正统性，并以设立史馆的形式表明了历史叙述的重要性。可以说，在这里反映出来的是唐太宗对于历史的一种乐天主义以及从历史出发期待现实以及未来的一种观念。此与自魏晋以来不断高涨起来的史学潮流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后大致经过了半个世纪，在根底上与太宗的这一立场一脉相承的人物及其著作终于出现了。这就是从理论的层面讨论史学以及史书应有的状态，在史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刘知几的《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661—721）的本贯为徐州彭城（今属江苏省）人，据说属于西汉王朝刘氏一脉的后裔。尽管不是所谓山东系统或关中系统的一流贵族，但也是出身于近乎名门的文人之家。他二十岁进士及第后进入官场，当时正逢武后开始向女皇之路迈进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在官场里虽然不入主流，但他从青年时期便避开儒学，对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其结果使得他在长达三十年间一直从事国史以及《起居注》的编纂工作。在这样一种史学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刘知几五十岁时完成了可谓是集其毕生之力的大作《史通》一书。

《史通》由《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其中三篇已佚）、《外篇》十卷十三篇，全书二十卷五十二篇构成。在《内篇》中，从史书的文体（史体）及史书的形式、史料采集方法、实证方法、表现方法等入手，展开讨论了史书究竟应该如何写作等问题。《外篇》则起到了中国最早的史学史、史学概论的作用，其系统论述了史官的变迁、历代正史以及古典史籍概要、源流等问题，并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前人的错误以及矛盾之处。

该书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很难简单地概括其全部。其中心内容，我以为大致应是如下几个方面：历史（记述）的目的、史实的重视、历史记述的方法、以及关乎上述所有各方面的史官（史学家）的立场。根据刘知几的意见，所谓历史，即是以人为对象，将过去的事实传达给现在的学问。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劝善惩恶，善于分辨选择史料，不因权力及私情而歪曲事实，秉笔直书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史学家的资质，刘知几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资质概括为以下几点：不阿谀权贵的道义良心、博通古今的高度见识、能够精密地研究史实并加以表达的能力

[5]

。

从魏晋以降到隋唐，在形形色色的史学著述以及记载大量蓄积的情况下，时代要求有必要对于之前的史学加以总结和梳理。刘知几的工作就是响应了时代的这种呼唤。他的尊重事实的姿态也与今天的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通，他提出的作为史学家的上述资质条件，即使在今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也不会让人有不协调的感觉。《史通》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前瞻性和合理性，这也是因为其诞生于唐代的缘故，换言之只有在唐代的氛围中其才可能出现。刘知几为了阐明事实的重要性，不仅对于历代正史，甚至对于包括《春秋》、《尚书》在内的经典都进行了批判。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在儒教系统的束缚之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通》乃是唐朝这一时代孕育的成果。

杜佑的《通典》及其历史意识

在代表唐代的史学成果之中，与《史通》并驾齐驱的还有杜佑的《通典》。如果说《史通》是总结史学的理论著作的话，那么《通典》则为历史著作提示了新的形式，并成为后世的范本。

关于杜佑（735—812），作为唐代后半期的代表性财政官僚，本书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第三章）。杜佑的出身（本贯）为京兆万年（长安），其直系祖先乃是西晋的政治家、以为《春秋左氏传》作注而闻名的杜预，属于关中系统的贵族，因恩荫而进入官场。杜佑曾协助杨炎实施两税法，在德宗时期到宪宗时期先后担任淮南（今江苏省一带）等的节度使以及中央的宰相，对稳定唐代后半期的国家财政多有贡献。在繁忙的政务之暇，杜佑花费三十五年的岁月，于德宗的贞元十七年（801）完成了《通典》二百卷。

148 北宋版《通典》（宫内厅书陵部藏本）
此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通典》是一部记述从上古到唐代天宝时期安史之乱之前的制度以及文化变迁的通史，相当于一部超越历代王朝的界限、通观历代正史中的《志》（《史记》中作《书》）的著作。在杜佑之前，开元末期的时候，刘知几之子刘秩曾经编著了《政典》三十五卷，并得到了各界好评。可是《政典》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于是，杜佑便以《政典》为基础，将全书分为《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九个部门，分别进行了论述。如果说刘秩的《政典》中有其父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杜佑的《通典》则通过刘秩与刘知几联系了起来。

《通典》在上述九个部门之下，进而又列出了与唐朝的政治及制度有直接关系的若干小项目，分别论述了其历史的沿革情况。从这一点来看，类似于“类书（百科辞典）”或“政书（现实政治入门手册）”。然而，由于其内容里加入了大量详尽的唐代资料，因而从唐人的角度来说则相当于近现代史。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尝试，在一部著作中通过正史的《志》的部分来通观这个历史。以此为契机，宋代以后出现了同样类型的书籍，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列，合称为“三通”。

可是，为什么在唐代后半期的这一时期会出现这样一部著作呢？与这一问题相关联，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是，《通典》的开篇第一部分是《食货》部门。所谓“食货”就是指经济、财政领域的情况，这一方面虽然是一个王朝能否成立的最重要的柱石，然而如果按照以前的想法是绝不会将其放在开篇部分的，因为其涉及金钱及计算等内容。但是，进入唐代后半期，重建财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通典》对“食货”的定位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杜佑的时代感觉。通过此事可以知道，《通典》所追求的目标在于，总结过去的历史，以便明确如何面对新的时代。

与此关联，内藤湖南（虎次郎）

[6]

曾经指出，《通典》承认，从古至今随着时代的推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从以古代为理想社会这一当时的一般认识来说，《通典》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破天荒的新见解。的确，《通典》表现出的进步史观值得注目。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无论是通过批判前人而尝试给史学著作指出方向的刘知几，还是意识到了历史记述的现代意义的唐太宗，都在根底上面与《通典》是一脉相通的，即对于历史的乐观论。由此出发，我将杜佑的进步史观理解为是唐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

另外，《通典》九个部门的比重很不平衡。《礼》达一百卷之多，相当于全书一半的分量。在一百卷《礼》中，三十五卷是转载开元二十年（732）成书的《开元礼》，其余六十五卷则是论述“礼”的沿革。从分量上来看，杜佑一定对《礼》这一部分下了很大的力气。然而，杜佑为什么要如此在乎“礼”呢？所谓“礼”就是仪礼，其规定着国家的权威和秩序，具体而言是国家的精神性依托。唐朝也一直特别看重“礼”的秩序。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在国家的祭祀以及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礼”却开始土崩瓦解，这一切都摆在了杜佑面前。因此，在编纂这本《通典》时，杜佑的思想中恐怕一定包含着想要改变现状、尽可能地接近原来的体制的愿望吧。

在杜佑身上所见到的进步史观和对于“礼”的秩序的想法，来自于唐朝这样一个时代以及杜佑的出身等因素，也可以说是基于杜佑的贵族式的品位及感受。其后不久，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起的古文复兴运动逐渐兴起，主张回归汉代以前的文体或者思想。此与截至杜佑为止的历史认识大相径庭，乃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此，我给《通典》的定位是：《通典》是一部典型的唐朝化的著作，进而言之，其是一部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学问作出最后总括的思想、文化以及历史著作。

[1]
小川环树（1910—1993），日本著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历任日本东北大学、京都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可参见《小川环树著作集》全5卷（筑摩书房1997年）。

[2]
关于正仓院的情况，可参照第八章最后一节的译注。

[3]
圣武天皇（701—756），日本奈良时代的天皇（724—749年在位）。

[4]
这里说的“汉籍”，并非指汉代的典籍。在日本所说的“汉籍”的含义是指以汉文撰写的典籍。广义上其既包括中国古代典籍，也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诸国过去以汉文编著的所有典籍。

[5]
此处所说当为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备的“三长”论点，即：“史识”、“史学”、“史才”。

[6]
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本名虎次郎，字丙卿，号湖南。历任新闻记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系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等许多著名的学说。本书的末章里对其还有提及，请参阅。内藤湖南的主要著作后均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全14卷（筑摩书房1969—1976年出版）。

末章

如何理解“唐宋变革”

理解隋唐历史的关键

本书的立场

将中国史上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王朝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展开过程，加以把握、追寻及探索，并且分别刻画勾勒出其在各个阶段所显示出来的状况以及姿态，这样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然而却是非常珍贵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每天都有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你。

从581年隋朝的建立开始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在这总计三百二十七年间，中途加上隋末的动乱和安史之乱两次大的动乱时期以及武后的夺权等大事件，其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唐后期的宦官专权及牛李党争等等也都是其并非坦途的例证。尽管如此，这些动乱或变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隋唐这一国家以及时代的本质呢？

在隋末的动乱时期，激烈异常的叛乱在史无前例的广阔范围之中反复展开。可是，其结果，这场大动乱却以与隋朝在本质上没有变化的唐王朝上台而告终结。即便武后的武周革命，也只能说其不过是在唐朝铺设好的路线之上的、一次主导权的短期转移。安史之乱是一次真正晃动了唐朝根本支柱的大震荡。由于安史之乱，支撑皇权的基础发生质变，地方上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藩镇势力割据的局面。尽管如此，唐朝在其后却并没有迅速地走向衰亡，而是发挥了极强的生命力，又继续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也就是说，时代还继续需要唐朝的存在。

反过来也可以说，上述这些大事件其实都是隋唐王朝固有性质中的一部分。非隋唐固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下层民众的集结，也就是说伴随着激烈的杀戮、破坏、流动的唐末黄巢之乱。倘若根据这些情况来综合考虑，应该说，把隋唐时期作为一个大时段来加以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本书的论述，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律令制与贵族制

在考察隋唐这一时期历史的同时，我尽量使自己能去接近并感受这一时代的气氛，并努力地使自己的意识向这一方面集中。若用略微有些装腔作势的讲法来说就是，我希望能从内侧来聆听这个“绚烂的世界帝国”的心脏搏动。近年来，运用电脑搜集史料建立数据库，并据此来构建历史的倾向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上述想法不免显得有些落伍于时代。可是，对于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研究历史不正是在于努力从内部去刻画或凸显该时代的状态以及氛围吗？我以为，只有这样，历史才会变得更有意思。

当我们思考隋唐这一时代的气氛以及特质的时候，会得到下述这样的印象：例如，相对于宋朝官僚体制的严密有序，隋唐时期则给人以宽松、散漫、柔软的印象。就其统治体制而言，无论是容许武后夺取政权，还是在玄宗朝个人之间的恩宠关系左右起政治，抑或是最后让宦官专权成为可能等等，这些都是这种体制所具有的特质带来的结果。说严重一点就是，隋唐制度的漏洞太多、体制过于落后。

然而另一方面，就隋唐时期而言，迄今为止受到人们很大关注的一个课题是律令制或者律令统治体制的问题。律令制乃是基于“律”和“令”这一双驾马车式法体系的体制，近年来在其中再加上仪礼秩序这一视点，进一步补充强化了人们对于律令制的理解。由此而推导出的结论或者说形成的印象就是，当时存在着一种完整的官僚制，隋唐国家正是立足于这种官僚制之上，并建立起了更为坚固的体制。可是，这一印象与前述体制中的宽松、散漫、柔软的印象却正好相反。

过去，在解释说明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特质时，常常使用贵族制这一术语。可是，就隋唐时期而言，由于后来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律令制，在这一过程中，官僚统治系统成为一个问题，贵族这一存在就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了。这是因为人们把贵族看作从属于皇权的、寄生式的官僚，认为贵族并非时代的主要角色的缘故。然而，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在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明显地觉察到了其中包含的贵族制的特质，这让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以为，应当重新考虑贵族制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有效性问题。

隋唐国家与贵族制

这种情况促使我开始反省，这就是，无论是对于律令制、贵族制，或者在其之上再加上官僚制，我们以前是不是有些过于强调从对立构造的视点来看待或把握它们的关系了？所谓贵族制，也就是说站在门阀士族的立场上，从世袭及制度的角度承认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及地位，并且这种特权及地位也为社会所认知的一种状态。在南北朝时期，贵族拥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影响力，人们经常以此作为贵族制的典型事例。然而即便是这种贵族，他们也只有和官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门第及影响力才能得以维持。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很容易想象贵族制和官僚制的表里关系。

从隋至唐，贵族们的力量在逐步衰弱。其发端乃是隋文帝实行的一系列的中央集权化政策，贵族们被逐渐从政界排除出去。隋文帝还开创了科举制，开辟了不是凭借门第，而是根据个人的资质来选拔人才的道路。武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也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那么如果要问起，在这一过程中，门阀主义是否被抛弃、统治阶层的出身以及观念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答则是否定的。

唐太宗命令编纂反映家世门第顺序的目录《贞观氏族志》，其结果，由于山东贵族的博陵崔氏成为第一位，唐室的李氏（陇西李氏）只是第三位，太宗听说以后大怒，下令重新编纂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参见第二章）。在这个故事中有三点很重要：其一，在唐初，甚至皇帝也未能摆脱家世门第的观念；其二，山东贵族虽说离开了政治的主流，但当时对其评价依然很高；其三，已经出现了当政者用权力可以改变等级（门第）的状况。同时，这个故事还暗示出，即便到了唐代，贵族（制）的影响也并非可以简单地消除。

关于科举制也是这样，一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官场的面貌也为之一变。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从考试科目来看，科举制的中心进士科要考核文学的才能，此外即便正式的礼部考试合格以后，还必须要通过考核“身言书判（唐代选拔官吏时的四个条件：体貌、言辞、书法、文章）”的吏部考试。而吏部考试的内容都涉及贵族的素养。在以恩荫的形式进入官场的路子变窄以后，贵族子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转移到科举考试方面，其实也关系到科举的性质问题。坦言之，虽说都是科举，实际上隋唐的科举和宋代以后的科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隋唐时代的科举制中，依然带有浓郁的门阀主义的气息，因为隋唐的科举制乃是隋唐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

在从隋到唐的这一时代中，的确，旧贵族系统的人们逐渐地走向了衰落。可是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推移，执政的关陇系统的人士却又走向了门阀化、贵族化的方向。他们站在唐室或曰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为了维护统治体制而发挥财务等方面经世之才。推行括户政策的宇文融以及实施了两税法的杨炎等人都属于关陇系统。由于他们在文学性的素养方面稍显不足，因而他们进入政界的道路没有走科举的路子，而是选择了恩荫。其实，不管是谈论恩荫还是科举，都不能脱离唐朝这一共同的土壤。

“唐宋变革论”

作为一种柔性结构的贵族制

让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吧。从整体上通观隋唐史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隋唐时代，与贵族制或者说贵族式的特质相联系的情况及状态，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由此出发我产生了一个感想，为了全面地解释说明这个时代，对于贵族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是否应该更积极地去加以看待呢？

谈到这一点时，就要涉及的贵族制与律令制以及官僚制的关系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它们之间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贵族系统的子弟们以恩荫、科举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门路维持着与官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官僚来说，为了置身于官场，也不能不拥有贵族式的教养及观念。凡是处在当政者立场上的人，无论是武人，还是像安禄山那样的暴发户，或是宦官，都不能不受到政界以及宫廷中弥漫的贵族式的氛围的影响。

我在前文里谈到，隋唐时代给人的印象中有“宽松、散漫、柔软”的方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概略地眺望了隋唐时期的若干特质，未尽之言想必读者也能心领神会。也就是说，笼罩于这个时代的贵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统治权力的不彻底性、暧昧性与上述印象密切相关联。这样看上去政权似乎很虚弱，然而仅仅就唐朝而言，其竟然保持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中途的各种大变动及大事件摇晃得唐朝的大厦支架嘎吱嘎吱作响，唐朝却并没有立即倒下。这是因为唐朝拥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震荡的柔性结构的体制。而这种柔性结构的形成，正来自于贵族性（贵族制）这一无形的特性。这就是我的结论。

以魏晋至隋唐作为一个大时段来加以观察的视点

说起贵族制来，贵族制在中国是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柱石。而且，即使到了隋唐时代，依然有必要继续意识到这种贵族制的存在。我想，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读者们的理解。当然需要说明的是，隋唐的贵族制与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问题的话，以贵族制为媒介，我们可以将自三世纪的魏晋到隋唐时代为止的这一时期划分成为一个大的时段。关于这一方面，自从内藤湖南

[1]

以来已经多有讨论。承袭以前的诸研究，我在本书第七章论述军事与兵制时，进一步尝试考察了表现大时段特质的问题，指出：构成府兵制中核的“府（军府）”，实际上不仅仅是西魏北周至隋唐时期的府兵制独有的形式，而是自魏晋直到唐代后半期为止的军事上的核心形式。其与贵族制平行，乃是一种互相补充完善的关系。

由于黄巢之乱的爆发，长期延续的隋唐时代宣告寿终正寝。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宋代以后，无论国家的构造还是时代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此我们将这一时代变化称之为“唐宋变革”，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成为人们的话题。“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问题。与以上论及之处相关联，虽然我自己也有着对此问题的系统见解，然而论述这一问题却并非本书的任务。

所谓历史，就是人类每天的行为及活动的积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代以及社会的状态随之而出现各种变化。仔细想起来，历史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世界。

结语

作为世界帝国的隋唐时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形成的时代。促使这一现实成为可能的力量，乃是称雄于东亚的隋唐王朝的高度的财力、军事力以及文化的力量。在那个时期，日本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的底蕴及其普及程度都与隋唐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此，我们的祖先认真地面向大陆，致力于文化的摄取，同时也培养对于外交的感觉。在日本史的研究者中经常有一种想法，即认为当时日本处于古代国家阶段，因而隋唐国家也应该同样算作古代的范畴。可是，很明显这种想法属于只看局部、忘记整体、只对内部的一种狭隘论调。

另一方面，若从这一时期的隋唐方面来说，隋唐王朝以柔软富有弹性、具有包容力的姿态与外国接触，并没有单方面的耀武扬威。即便是对周边诸国及民族实施“羁縻”和“册封”，也是以各国各民族的独特性以及多样性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此外，隋唐王朝还积极地为这些地区出身的人，包括其他许多外国出身的人才，不论武人还是文人，提供了可供其施展才能的活动舞台。我以为，在东亚正处于微妙国际关系的今天，我们在回顾上述日中两国的过去的同时，似乎应该更进一步互相尊重、互相尊敬，并且各自冷静地确认自己的立足点。

[1]
关于内藤湖南，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译注。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隋文帝（541—604，在位：581—604）

隋朝的第一代皇帝。名杨坚，据说为弘农华阴（今陕西省渭南市）人，然而似乎像是出身于近乎北族系统的汉族。西魏、北周时十二柱国大将军杨忠之子。杨坚作为北周宣帝的外戚而掌握实权以后，于581年建立隋朝，定年号开皇，589年灭南朝陈而一统天下。与此同时，重用高颎等西魏、北周系统的人士，首先整饬律令（开皇律令），从中央到地方实施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并创设了科举制。同时建造了新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将政治、军事的基础置于关中地区。文帝时代的初期充满了朝气，生机勃勃，被誉为“开皇之治”，后半期则出现了后继者问题以及高句丽的问题。晚年崇尚佛教。最后据说被皇太子杨广（其后的隋炀帝）所杀害。

高颎（？—607）

隋朝主导“开皇之治”的名相。出身于渤海郡蓨（今河北省）高氏，其父高宾从北齐逃往北周，成为独孤信的幕客。高颎字玄昭，本来在北周官场默默无闻，然而在杨坚掌握实权以后，通过杨坚之妻独孤氏的关系，高颎成为杨坚的幕僚，为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隋朝建立后高颎出任尚书左仆射，参与了从编纂开皇律令到营造首都大兴城、平定陈朝以及与突厥的攻防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隋朝的统一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颎近二十年居于政界的中枢，但到了后半期，由于独孤皇后、晋王杨广（其后的炀帝）、杨素为首的路线占据上风，599年高颎离开了宰相职位，607年因为批判炀帝的政治而被处死。高颎信奉三阶教，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此外，作为日本第一次遣唐使的回礼而派往日本的使节高表仁是高颎之子。从开创隋朝基业，并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来说，应给予高颎这一人物以更多的关注。

隋炀帝（569—618，在位：604—618）

隋朝的第二代皇帝。名广，隋文帝的次子。隋朝建立后成为晋王，在防备北方以及平定南朝陈方面均颇有建树、表现不凡。后与母亲独孤氏以及杨素等一起谋划，设法废黜了兄长皇太子杨勇，600年成为皇太子，604年即位成为第二代皇帝。即位以后大兴土木，强行营造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等。并经常行幸在外，席不暇暖。自612年开始，连年的远征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在席卷全国的叛乱声中，炀帝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度过了最后一段颓废的生活之后，于618年被宇文化及所杀。隋炀帝的政治虽然成为暴政的代名词，然而，开凿大运河等各项政策实际都需要有强力来推动，因而不能简单地用暴君或暴政来对其进行盖棺定论。其实，若与被称为明君的唐太宗相比，无论是关于政治的想法、洞察能力以及实行能力，还是在个人的资质方面，隋炀帝或许都在唐太宗之上。

窦建德（573—621）

隋末动乱期间的农民领袖代表。贝州漳南（今山东省平原县）农民。因行侠仗义，而成为里长（百户之长）。远征高句丽期间，因被官府怀疑与发动叛乱的群盗勾结，反而促使窦建德投奔了高士达的起事部队。其后，其宽容、重义的人品为人们所倾慕，窦建德的势力迅速壮大，617年自称长乐王，618年以河北、山东为根据点建立了夏国。以后数年间致力于夏国的治理，据说其辖区之内夜不闭户。系隋末群雄的中心人物。621年与唐朝李世民在虎牢关作战时被俘，其后被杀于长安。

唐太宗（598—649，在位：626—649）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名世民，高祖李渊的次子。协助李渊起兵，在攻克长安、平定群雄、击退突厥等方面均一马当先，立下了赫赫战功。唐朝建立以后，任秦王、尚书令。与其兄太子建成、弟弟齐王元吉形成对立，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与弟，迫使高祖让位。同年八月，二十九岁的李世民成为皇帝。其后，630年灭东突厥，被周边诸部族的首领奉为“天可汗”。在内政方面，致力于律令的整备以及民政的安定，虚心倾听臣下的谏言，其治世被称为“贞观之治”。另一方面，通过编纂《贞观氏族志》以重新梳理门第，为了奖掖入学而编纂《五经正义》；同时又通过编纂《隋书》等正史以及设立史馆等，表现出对于历史的高度关心。可是，晚年三次远征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继承人问题也让他感到很头疼，最后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从而为其后的武后登场开辟了道路。

魏徵（580—643）

唐代代表性的谏官。钜鹿曲城（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字玄成。隋末先为李密的书记，后随李密投降唐朝，跟随皇太子李建成任太子洗马。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形成对立以后，曾向李建成建议肃清秦王，却未被建成采纳。玄武门之变后被捕，其后又被释放。唐太宗即位之后，魏徵被提拔为谏议大夫。因直谏而著名，促成了“贞观之治”。太宗的出兵高句丽以及皇位继承人问题都发生在魏徵死后，更加突出了魏徵作为谏官的存在感。

玄奘（602—664。生卒年有异说）

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陈留（今河南省偃师市）人。俗姓陈。三藏法师。被尊为法相宗、俱舍宗之祖。十三岁时入洛阳净土寺学习经论，隋末唐初时为躲避战乱，曾先后在长安、成都钻研佛教。之后629年为了访求佛教原始典籍而偷渡出国。由麹氏高昌国（今吐鲁番）经龟兹，从天山北路前往中亚，历经三年进入印度。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修习瑜伽唯识论，其后又在各地游学获得大量佛典，645年回到长安，次年撰述旅行记《大唐西域记》。之后在唐太宗的庇护下，于玉华宫从事译经事业，先后翻译出了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为首的七十五部1335卷佛经。其翻译佛经采取逐字逐句的译法，以忠实原文而著称，相对于之前的旧译，玄奘翻译的佛经被称为新译。

文成公主（？—689）

嫁给吐蕃王的唐朝和蕃公主。唐朝皇族出身。应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吐蕃的强烈要求，同时考虑到维护唐朝西部的稳定因素，唐朝于641年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为此非常高兴，专门为公主建造了城堡，并且废止了往自己脸上涂抹赭土的习俗。另外，以此为契机，吐蕃王开始喜欢起唐朝的丝织品，并让吐蕃上层子弟去长安留学，致力于吸收中国文化。作为连接中原王朝与西藏的政治以及文化的纽带，文成公主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尊崇。

武后（624—705，在位：690—705）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名武曌（则天文字作“曌”）。父亲为武士彟，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十四岁时进入唐太宗的后宫，太宗死后武曌出家为尼，然后又重新进入高宗的后宫。在清除掉高宗的皇后王氏及宠妃萧氏，并于655年成为皇后以后，取代懦弱的高宗处理朝政。668年平定高句丽，解决了多年来的悬案。高宗死后，武后遂以女皇之位为目标，采取了设置信箱“铜匦”以奖励告密，使用酷吏以清除政敌等手段。另一方面，武后又致力于以科举制来选拔录用人才，并新造则天文字，又将唐朝的“道先佛后”方针改为奖掖佛教的“佛先道后”。经过上述准备以后，690年改唐为周，史称“武周革命”。在武后关注内政的同时，东突厥以及契丹、震国（渤海）等周边诸民族乘隙而起，律令体制的质变加速进行。705年武后因政变被迫退位，不久在软禁期间死去，被合葬于高宗的乾陵。

唐玄宗（685—762，在位：712—756）

唐朝的第六位皇帝。名隆基，睿宗第三子。710年铲除毒杀中宗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使父亲睿宗复位，自己成为皇太子。712年睿宗退位后成为皇帝。713年清除姑姑太平公主的势力，给“武韦之祸”这一女性专权的时代画上句号，并且开始亲政。玄宗治世的前半期，起用姚崇、宋璟等人为宰相，致力于稳定国内政治，促成了被称为“开元之治”的唐代全盛时期的出现。可是，逃户的增加等对体制的侵蚀日益严重，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也未能改变这一趋势。进入后半期以后，玄宗沉溺于杨贵妃，把国政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结果导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毁掉了唐朝的繁荣局面。756年6月，在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前夕，玄宗逃出长安前往成都，其后让位于儿子肃宗。

宇文融（？—729）

括户政策的推动者。玄宗开元时期的政治家、财务官僚。长安万年县人。承袭北周宗室的关陇系统贵族出身。因祖辈的恩荫而进入官场，720年出任监察御史，针对激增的流民以及逃户的现状，上奏要求加以控制。723年，宇文融在担任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使以后，立即开始实施括户政策，对于逃亡并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客户的农民，按其所在土地重新登记户籍并进行课税。此举遭到了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科举系统出身的张说的反对，并由此种下了恩荫系统与科举系统的党派之争的火种。729年宇文融成为宰相，但旋即因科举系统官僚的反对而被贬官，其后去世。

杨贵妃（719—756）

玄宗的爱妃，独占唐玄宗之爱的女性。杨玄琰之女，幼名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乐县）人，生于四川。幼时丧父，成为叔父的养女，继而成为玄宗之子寿王瑁的妃子。当时，武惠妃刚刚去世，高力士遂将杨玉环推荐给了玄宗，杨玉环的丰腴美貌及才智立刻让玄宗为之倾倒。于是，玄宗便先让杨玉环去了道观，接受了杨太真之名，745年将其迎进后宫，封为贵妃。其后，杨贵妃的三位姐姐成为国夫人，堂弟杨国忠成为宰相，享尽荣华富贵。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儿（义子）就是这一时期之事。安史之乱爆发后，杨贵妃跟随玄宗逃往蜀地（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被绞杀。

李白（701—762）

盛唐时的诗人，立于唐诗顶峰的“诗仙”。字太白，号青莲。据说生于绵州彰明（今四川省江油县），然而不明之处甚多。年轻时就喜欢与游侠之士以及道士等交游，喜好饮酒，性格豪放磊落。数次上京尝试入仕均未成功，到742年才终于成为翰林供奉。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然而因为李白酒后开罪了高力士，三年后辞官。其后曾到河南与杜甫相会，并辗转流浪各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因被卷入肃宗之弟永王的谋反案而被捕并处以流刑。其间因熟人郭子仪的相救而获得赦免，投靠亲戚当涂县令李阳冰，六十二岁时去世。李白一生留下了大量作品，尤其擅长以自然和人生为主题的自由、率直而且雄大的绝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诗人，被尊称为“诗仙”。

杜甫（712—770）

盛唐时的诗人，立于唐诗顶峰的“诗圣”。字子美，号少陵。祖父杜审言是唐初的诗人。原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二十三岁时进士落第后，游历各地，与李白、高适等交游。751年因给玄宗献赋而成为集贤院待制，终于涉入梦寐以求的官场。然而旋即安史之乱爆发，756年杜甫在前去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投奔肃宗的途中被叛军拘捕。以“国破山河在”开头的名诗就作于此时。其后，杜甫逃亡出来并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然而耿直的性格使得杜甫被贬黜为地方官。从759年开始的数年间，杜甫在成都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帐下度过，765年又转至湖南。在辗转各地之后，770年在从岳阳乘船溯湘水而上时死于船中。被尊称为“诗圣”，是一位着眼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派诗人。

郭子仪（679—781）

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名将。以武举（选拔武官的科举考试）及第，在作为武将镇守边关时逢安史之乱爆发。旋即被起用为朔方节度使，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一起和安禄山叛军作战。当潼关被攻陷，肃宗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即位以后，郭子仪出任兵部尚书，率领回鹘援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其后一个时期，因为宦官的谗言而被削去兵权，然而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再度出山，打退吐蕃对长安的进攻、平定仆固怀恩的叛乱，挽救了唐朝的危机。郭子仪先后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官，被德宗授予“尚父”的称号。他是一位人望很高的武将，但却淡泊地位以及名利，对参与政治十分慎重，因而得以八十五岁高寿而度过一生。唐朝之所以能够度过安史之乱这样最大的一次危机，也正是因为有郭子仪的存在。

颜真卿（709—785）

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刚正不阿的政治家。以《颜氏家训》而闻名的颜之推的五世孙。本贯琅琊临沂（今山东省），生于长安。父亲早逝，在母亲娘家殷氏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开元二十二年（734）二十六岁时进士及第，进入官场。后被杨国忠排挤出京师，出任平原（今属山东省）太守时遭遇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一带坚持抵抗叛军，最后失败。这一时期与颜真卿前后呼应、携手抵抗叛军而被安禄山所杀害的颜杲卿就是颜真卿的堂兄。其后，颜真卿逃到在凤翔（今属陕西省）的肃宗处，继续为恢复唐朝而积极活动，但始终没有进入权力的中心。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动叛乱，颜真卿奉朝廷之命前去说服，因不屈服李希烈的威胁利诱，最终被杀害。与王羲之典雅的书风相比，颜真卿擅长舒展强劲的楷书以及草书，在书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杨炎（727—781）

两税法的创始者。凤翔天兴（今陕西省宝鸡市）出身。字公南。其家庭被当时评为三代忠孝之家，本人被视为代宗朝的宰相元载的接班人。然而随着元载下台，杨炎也被贬为湖南的道州司马。779年，德宗即位后，杨炎立即被提拔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初，开始实施两税法，代替已经丧失机能的租庸调制。由于两税法的实行，中央的财政得到了恢复，但也引起了藩镇的不满，加之围绕如何对藩镇的政策问题，杨炎与德宗的意见相左，因而被贬黜到海南岛的崖州，途中被杀害。杨炎也和宇文融同样，属于恩荫系统的财务官僚。

杜佑（735—812）

唐代后半期代表性的财务官僚，《通典》的作者。出身于关中系统的名门京兆万年（长安）杜氏之家。字君卿。因恩荫而进入官场，杨炎任宰相以后，杜佑从工部、金部郎中迁为江淮水路转运使，负责两税法的实施。781年随着杨炎下台，杜佑也被贬黜为苏州刺史。后因其温厚的人品以及对财务的精通，历任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尤其是担任唐朝财源地带的淮南节度使长达十四年之久。803年回到京师，在宪宗朝曾出任宰相。在繁忙的政务之暇，杜佑花费三十五年的岁月，于801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该书是自上古至唐的制度、文化通史，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值得特别注目的著作。

韩愈（768—824）

推动古文复兴运动的文人、政治家。字退之，谥文公。自称昌黎（今河北省易县）人。早年失去父亲及兄长，在嫂子的帮助下坚持完成学业，792年进士及第。最初时任藩镇的幕僚，三十五岁时成为中央的四门博士。其后历任内外的要职，然而最终并没有能成为宰相。他在803年担任监察御史时，曾因揭露京兆尹李实的腐化而被贬官，819年任刑部侍郎时，又因为极力劝阻宪宗奉迎法门寺的佛骨（舍利）而被贬官至潮州（今属广东省）。韩愈著有《顺宗实录》十卷，严厉批判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与柳宗元的政治观点相反。然而他却始终站在古文复兴运动的前列，乃是北宋时代的学问的先驱。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并驾齐驱的唐代代表性的诗人。

柳宗元（773—819）

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复兴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本贯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字子厚。793年进士及第，经校书郎成为监察御史。作为刘禹锡以及吕温等新进官僚中的一人，柳宗元加入了太子近侍的王叔文、王伾等为中心的改革派中。805年顺宗即位后，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开始致力于从宦官手里夺回兵权、重建财政等被称之为“永贞革新”的改革。然而，顺宗在位仅仅八个月就让位于儿子宪宗，王叔文等人下台，柳宗元也被贬黜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十年以后又被迁至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出任刺史，死于柳州刺史任中。柳宗元也是被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名家，他与韩愈同样致力于回归骈俪文之前的古文等复古运动，但在政治上却和韩愈的立场相反。

白居易（772—846）

唐代后半期代表性的诗人、政治家。本贯太原（今山西省）人，生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字乐天，号香山居士。800年进士及第以后，由翰林学士升至左拾遗。其后因上书主张应该搜捕暗杀宰相武元衡的犯人而遭忌恨，被贬黜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在这一时期，他在香炉峰（庐山）山麓建立了草堂。821年虽然复归中央，但他厌恶中央严酷的牛李党争，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827年再次回到中央，刑部尚书为其最后一个职务。七十一岁时隐退至洛阳。晚年笃信佛教，死后被埋葬于龙门东山的香山寺。白居易的诗平易明快，深受大众的欢迎，《长恨歌》在当时就被广为传诵。其弟白行简也是文人，以小说《李娃传》而闻名。

鱼玄机（844年前后—877年前后）

历史关键词解说

开皇之治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的开皇年间（581—600），尤其是在其前半期，为了结束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新的统一体制，隋朝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史称“开皇之治”。具体来说，上自律令制的制定（开皇律令）、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科举制的创设等，下至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以及基层乡里制的施行等，几乎涉及所有的方面。此外还有诸如营造新都大兴城、整备禁军（中央军）以及府兵制等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以后的情况另当别论，能在如此短时期之内集中系统进行制度改革的事例，近代之前的历史上几乎见不到其他的事例。推动这些改革的主要是以高颎为首的旧北周系统的年轻官僚们，他们敢想敢做，其思想及实际行动能力都值得注目。

隋末动乱

以隋炀帝统治时期的610年正月开始的弥勒教之乱为先驱，到612年远征高句丽开始全面展开，并导致隋朝灭亡的叛乱状态一般称之为隋末动乱。在613年的杨玄感之乱以后，全国先是出现了数百个叛乱集团，到618年隋炀帝倒台前后形成二十个左右的群雄割据状态。从621年河北的窦建德和洛阳的王世充先后败给唐朝的李世民（即其后的唐太宗）以后，形势一气发展到向唐朝倾斜的状态，到623年才大体平息下来。像上述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出现如此众多的叛乱集团，并且从民众中迸发出这样巨大能量的时期，即便是经常出现叛乱的中国历史上也很少能见到其他事例。正是在这场动乱的基础上，才出现了三百年之久的唐王朝。

玄武门之变

具体指626年六月在长安宫城的北门玄武门之外，秦王李世民（唐太宗）袭击杀害兄李建成和弟李元吉的事件。唐朝的创建主要有赖于李氏兄弟，其中次子李世民在平定国内的战争中尤其活跃，功勋卓著，从而引起了李建成一方的危机感。在全国统一完成后，有关继承人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两派都分别强化了自己的阵营，虚虚实实地开展各种较量及周旋，以备可能出现的事态。在这一过程中，集结于两派之下的人才也各不相同，李建成派主要是关中系统，李世民派则主要是山东系统。所以，玄武门之变不仅仅是后继者之争，也与当时的路线方针问题有关。

隋唐远征高句丽

581年隋朝建立以后，高句丽立即派出了使者至隋，接受了高丽王的册封，与隋朝开始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两者则开始陷入了对立的关系。其结果，在隋文帝治世的598年，隋朝首先出兵高句丽，在其后的七十年间，隋炀帝自612年到614年三次出兵；进入唐朝以后，唐太宗时期从645年到648年间前后出兵三次；到了高宗时期，唐朝先是在660年灭掉了百济，继而从661年到662年间开始侵犯高句丽，667年唐朝乘着高句丽的内部分裂而攻入高句丽，于668年九月成功地制服了高句丽。隋唐时期对于高句丽的远征前后超过十次，尽管每一次都有着相应的理由，但为什么隋唐王朝会如此执著地一定要制服高句丽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着高句丽方面放弃妥协的机会、一直进行顽强抵抗这一背景，但是除此之外，在理论以及根源方面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不太清楚。

武韦之祸

从武则天成为唐高宗的皇后、并掌握实权的660年左右开始，到710年中宗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诛灭，进而再到713年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倒台的大约半个世纪之间，女性掌握着政治的实权，也是女性最活跃的时期。后世站在批判的角度上称此时期为“武韦之祸”。这一时期的中心，乃是从690年武后当皇帝到705年因政变而被迫退位的武周政权时期，接下来的韦后时期乃是其尾声。在女性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方面，主要是儒教的滑坡、贵族性以及北族因素的影响等交织在一起的隋唐时代的特质所导致，但同时需要注目的是，这一时期也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兴起、开始取代旧贵族（关陇系统、山东系统）的转换时期。

开元之治

指玄宗治世的开元年间（713—741）的政治状况而言。玄宗即位以后，立即开始强化因“武韦之祸”而松弛的政治管理，致力于民政的稳定。支撑玄宗政治的主要是姚崇和宋璟等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与太宗贞观之治的“房杜”（房玄龄和杜如晦）对比，姚崇和宋璟也被称为“姚宋”。另一方面，玄宗也同时启用了关陇贵族系统出身的宇文融，推行括户政策，致力于重建财政。而且，在737年还进行了律令的改订，整顿了礼制。在这一时期，首都长安作为国际性的繁华大城市而知名，涌现了李白、杜甫等诗人，进入了唐代的极盛时期。可是，科举系统与关陇系统出身官僚对立的结果，导致科举系统出身官僚被排除出政界，因逃户的增加等因素，统治体制的基础被侵蚀和削弱；在这一背景下，年号也从开元改成了天宝。

来往于西域、印度和中国的佛僧们

因北周武帝的毁佛（574年，577年）而遭受重创的佛教界，在隋代进入了恢复期。其结果，促使人们追究佛教的本义以及原始经典的意欲高涨，玄奘率先于唐代初年违反国家禁令直接去了印度。并将带回来的多达75部1335卷的佛典翻译成为汉文。此外，671年，义净从海路赴印度，历经二十余年巡礼各地，获取大量经典带回了中国。义净翻译的《华严经》的新译对于华严宗的成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义净回国以后不久，印度佛教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佛教衰退。取代旧佛教而兴起的新佛教即密教于八世纪传入了唐朝，给东亚佛教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密教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善无畏（中印度人）、金刚智（南印度人）、不空（北印度人）等印度僧侣传入了唐朝。

安史之乱（安禄山之乱）与河朔三镇

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安史二人都是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出身，安禄山（705？—757）的父亲是粟特人的康氏，母亲是突厥人；史思明（？—761）也是同样，父母都是“杂胡”即胡人和突厥人出身。同时二人在经历方面也大致相同，诸如通晓六种语言，担当负责交易的“互市牙郎”，并因这一缘故成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等。751年，安禄山发展到同时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在宰相李林甫死后，安禄山与后任宰相杨国忠形成尖锐对立，755年十一月，以清除君侧奸雄杨国忠为名，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了叛乱。叛军旋即占领洛阳，次年（756）六月攻陷长安，其后至763年为止整个华北一带都卷入了战火，繁华一时的唐朝的根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史称安史之乱。在安史之乱的最后阶段，由于唐朝急于安抚叛军的降将，在叛军的根据地河北地区保留了魏博（田承嗣）、卢龙（李怀仙）、成德（张忠志，又名李宝臣）三节度使。这三个节度使相互勾结，到唐朝灭亡为止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史称河朔（河北）三镇。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状态为之一变，而继之而起的河朔三镇则成为唐后半期对唐朝最大的威胁。

牛李党争

玄宗朝以后，政界开始形成了两个党派：其一是靠着门第以及祖辈的官位而担任官职的“恩荫（任子）”系统，其二是通过考试而任官的科举系统。到了九世纪前半，官场一分为二，两派开始正面展开冲突，这就是“牛李党争”。其直接的发端是808年的“制举”（特别选拔考试），当时牛僧孺（779—847）及李宗闵（？—846）严厉地批评了时政，引起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憎恶，二人被长期置之不用；然而后来到823年牛僧孺成为宰相以后，又将李吉甫之子李德裕（787—849）贬黜到外地。此后从穆宗到武宗时期，大约三十年间，两派将政界的三分之一卷入其中，开展了激烈的主导权之争。关于两派的政治基础，大而别之，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属于恩荫系统；牛僧孺、李宗闵则是科举系统出身。然而这些又与如何对待藩镇、财政以及周边民族的方针政策等联系在一起。需要注意到的是，当时政治的实权掌握在宦官手里，在其之下同时又有上述官僚们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的频繁变动，使得唐朝的权威扫地、民力减退，最终促使了唐朝的加速灭亡。

黄巢之乱

促使唐朝灭亡的民众大叛乱。叛乱始于874年末王仙芝在滑州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的举兵，稍晚一些时候又加入了黄巢。两个人都关涉走私贩盐，走私贩盐网络使得叛乱很快扩大起来。当时的民众被食盐的专卖税以及其他的各种重税压迫得苦不堪言，加之山东地区连年遭遇饥荒，所以火种一旦点燃，立刻就发展成为燎原大火。尽管叛乱部队也拥有与唐朝正面交锋的实力，然而由于叛乱的主力都是贫苦的农民，所以采取了转战各地的流寇主义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王仙芝在唐朝的怀柔政策之下脱离了叛乱。黄巢则率军南下，并于879年占领广州。随后黄巢转而北上，于880年攻陷洛阳、长安，自称大齐皇帝。可是，从这时开始，黄巢的力量开始削弱，加之得力部将朱温（朱全忠）投降朝廷等原因，883年黄巢撤离长安，在河南一带与唐军激战之后，884年六月，黄巢在山东泰山东南的狼虎谷自杀，持续十年的黄巢之乱宣告结束。经过黄巢之乱的打击，唐朝的权威和基础完全崩溃。

粟特人

指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为中心的粟特地区出身的人。自汉代以来，粟特人就开始参与东西贸易，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以后则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交易。在这一过程中，粟特人中一些人则成为北亚的突厥以及回鹘的官吏。此外，六世纪以后，粟特人开始进入定居生活，在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他们在被称为“萨宝”的首领率领之下，信奉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从事经商的同时，也从事农业以及畜牧、手工业等。有时他们还成为佣兵或者府兵兵士，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作为军人而关涉唐代政界的人物，其代表就是父亲为粟特人的安禄山。居住在中国的粟特人根据其出身地城市等的汉文名称，分别采用了“康”、“石”、“史”、“米”等姓氏，乃是构成唐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所”与“公验”

无论“过所”还是“公验”都是发给民间人士的一种身份证明书或曰旅行证。如果要对二者加以区别的话，“过所”是在跨越州的范围旅行时，由中央机关或者地方的州衙签发的证明，而“公验”则是在州内旅行时由州衙以及县衙签发的证明。从历史上来看，“过所”的名称出现于魏晋以降，一直持续到唐代为止；“公验”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地方自立程度的强化及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取代“过所”的旅行证而逐渐占据优势，到了宋代以后则统一为“公验（公凭）”一种。在这两种证明书的上面，一般写着签发官府的名称、旅行者以及同行者的姓名、目的地以及旅行事由等内容，旅行者在通过关津（关卡以及渡口等）之时必须向相关人员出示。关于其实物，在传世文书中，当时赴唐的日本僧人最澄、圆珍曾经带回来“过所”和“公验”保存至今，除此之外，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也发现了数件实物。

“义父子”关系

在隋唐五代时期，与权力的形成关联而出现的一种采取“义父”和“义子（义儿）”形态的虚拟血缘关系。这种结合关系最为盛行的有三个时期：即隋末唐初时期、玄宗的开元年间（712—756）为首的八世纪这一时期、唐代末期至五代的时期。第一时期在幽州（现在的北京）形成的由高开道等数百人组成的“义儿”集团，以及在第二时期作为安禄山的亲兵、由八千人组成的“曳落河”等都是这种关系，正如上述两例所代表的那样，这是以一个集团从属于“义父”一个人，从而构成核心兵力；而到了第三时期以后，则主要是在武将之间形成的一对一的个人关系。为什么这样一种义父子关系在隋唐时期会如此突出呢？历来的解释认为，这种关系是在国家力量衰弱时期出现的一种私关系，也是一种旧的家内奴隶式的关系。可是，如果再进一步考虑一下其何以集中显现于隋唐时期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链接下一个时代的新统治及人际关系的前奏。

“羁縻”与“册封”

围绕隋唐王朝的国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一是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代表的农耕系统的国家；另一个是北亚以及西方的游牧系统的国家。其中，隋唐王朝对于农耕系统的国家，在容许或认可其具有自立性的基础上，给其国王授予官爵，目的是将其纳入中国的官僚体系之中，这种情况叫做“册封”。另一方面，隋唐王朝对游牧系统则是一方面承认其作为一个民族或部族的集团关系及其习俗，同时却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即将其编入称作羁縻州的行政单位之中来加以统治，这种方法叫做“羁縻”。只要提起东亚国际关系，通常都以前者即册封体制作为问题来加以讨论，然而观察一下隋唐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隋唐对外的着力点是在羁縻统治，而册封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唐朝在平定高句丽以后，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在一个时期内实施了羁縻统治。通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对于唐朝来说，羁縻乃是其最重要的支柱。

参考文献

（一）有关整个隋唐史的参考文献

通史、概论

近年来，以隋唐时代为中心的通史等概论性质的论著多有出版，而且，还有不少以袖珍文库本等形式不断再版。这些论著各有各自的特点，都是了解隋唐时代值得参考的文献。这里仅就笔者所涉猎的范围，从中选择一些比较通行的论著列举如下。

（1）石田幹之助、田中克己，《大唐之春》，《大世界史》第4卷，文艺春秋，1967年。

（2）山田信夫编，《波斯与唐》，《东西文明交流》第2卷，平凡社，1971年。

（3）塚本善隆编，《唐与印度》，《世界历史》第4卷，中央公论社，1974年。

（4）日比野丈夫，《华丽的隋唐帝国》，《图说中国历史》第4卷，讲谈社，1977年。

（5）尾形勇，《东亚的世界帝国》，《插图版世界历史》第8卷，讲谈社，1985年。

（6）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中央公论社，1987年。其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8卷，岩波书店，1993年。

（7）宫崎市定，《大唐帝国——中世纪的中国》，中央公论社，1988年。其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3年。

（8）陈舜臣，《中国的历史》第7卷《隋唐之兴亡》，平凡社，1981年。

（9）藤善真澄编，《亚洲的历史与文化》第2卷《中国史—中世纪》，同朋舍出版，1995年。

（10）冈崎文夫，《隋唐五代史》，平凡社东洋文库，1995年。

（11）池田温等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2·三国至唐》，山川出版社，1996年。

（12）布目潮沨、栗原益男，《隋唐帝国》，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年。

（13）砺波护、武田幸男，《隋唐帝国与古代朝鲜》，《世界历史》第6卷，中央公论社，1997年。

（14）尾形勇、岸本美绪编，《中国史》，《新版世界各国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8年。

（15）熊本崇编，《中国史概说》，白帝社，1998年。

（16）外山军治，《隋唐世界帝国》，《中国文明的历史》第5卷，中央公论社，2000年。

（17）堀敏一，《中国通史——作为研究课题来加以观察》，讲谈社学术文库，2000年。

（18）爱宕元、富谷至编，《中国历史》上，昭和堂，2005年。

专业性较强、并且涉及整个隋唐史的著作

（19）《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第5卷，岩波书店，1970年。

（20）《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第6卷，岩波书店，1971年。

（21）桦山紘一等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9卷，《中华的分裂与再生：3—13世纪》，岩波书店，1999年。

（22）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

（23）谷川道雄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

（24）D崔瑞德编，《隋唐史（589—906）》，《剑桥中国史》第3卷，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1979年；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5）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山川出版社，1983年。

（二）与本书各章相关的文献

第一章（隋史）

（26）浜口重国，《隋朝的天下一统与君权的强化》、《关于所谓隋朝废除乡官事》，同氏《秦汉隋唐史之研究》下册收录，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27）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同朋舍，1974年。另见《宫崎市定全集》第6卷，岩波书店，1992年；以及中央公论社，1997年。

（28）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1971年；增补版，1998年。

（2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再版）。

（30）阿瑟·F·莱特著，布目潮沨、中川努译，《隋史》，法律文化社，1982年。

（31）山崎宏，《中国中世纪佛教之展开》，清水书店，1942年。

（32）牧田谛亮，《宝山寺灵裕传》，《中国佛教史研究》第1卷，大东出版社，1981年。

（33）气贺泽保规，《隋仁寿元年（601）的学校削减与舍利供养》，《骏台史学》第111期，2001年。

（34）西本照真，《三阶教之研究》，春秋社，1998年。

（35）藤善真澄、王勇，《天台之流传——从智顗到最澄》，山川出版社，1997年。

（36）宫崎市定，《隋炀帝》，中央公论社，2003年。

（37）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众叛乱史1·秦—唐》，平凡社东洋文库，1978年。

（38）金子修一，《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名著刊行会，2001年。

第二章（唐前半期）

（39）布目潮沨，《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权的形成》，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

（40）布目潮沨，《〈贞观政要〉的政治学》，岩波书店，1997年。

（41）内藤乾吉、大阪市立大学法学会编，《中国法制史考证》，有斐阁，1963年。

（42）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之研究》，创元社，1967年。

（43）气贺泽保规，《则天武后》，白帝社，1995年。

（44）砺波护，《隋唐的佛教与国家》，中央公论社，1999年。

第三章（唐后半期）

（46）外山军治，《颜真卿——刚直的生涯》，创元社，1964年。

（47）藤善真澄，《安禄山——觊觎皇帝宝座的男人》，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

（48）藤善真澄，《隋唐时代的佛教与社会——在弹压的夹缝之中》，白帝社，2004年。

（49）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

（50）青木场东，《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编）》，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

（51）堀敏一，《唐五代变革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汲古书院，2002年。

（52）藤本胜次译注，《中国印度见闻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6年。

（37）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众叛乱史1·秦—唐》，平凡社东洋文库，1978年。（前揭）

第四章（律令制、日常生活、岁时文化）

（53）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复刻）。

（54）仁井田陞、池田温等编，《唐令拾遗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55）中村裕一，《唐令逸文之研究》，汲古书院，2005年。

（56）滋贺秀三编，《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之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57）关尾史郎，《从西域文书所见到的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

（58）桑原骘藏，《支那的孝道、尤其是从法律上所见到的支那的孝道》，《桑原骘藏全集》第3卷收录，岩波书店，1968年。

（5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

（60）池田温编，《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东方书店，1992年。

（61）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名著刊行会，2003年。

（62）榎一雄编，《敦煌的历史》，《讲座敦煌》第2卷，大东出版社，1980年

（63）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岩波书店，1975年。

（64）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1—3，自行出版，1974年、1975年、1977年。

（65）唐代史研究会编，《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汲古书院，1986年。

（66）中村乔，《中国的年中行事》，平凡社选书，1988年。

（67）中村乔，《中国岁时史研究》，朋友书店，1993年。

（68）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69）刘晓峰，《古代日本对中国岁时文化的容受》，桂书房，2002年。

第五章（武后、女性）

（70）外山军治，《则天武后——女性与权力》，中央公论社，1966年。

（71）崔令钦、孙棨著，斋藤茂译注，《教坊记·北里志》，平凡社东洋文库，1992年。

（7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再版。

（73）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74）山崎纯一，《女四书·新妇谱三部书全释》，明治书院，2002年。

（75）大泽正昭，《唐宋时代的家族·婚姻·女性——强势妇女》，明石书店，2005年。

（76）井波律子，《百花缭乱·女性们的中国史》，NHK人间大学，1998年。

（77）高世瑜著，小林一美、任明译，《大唐帝国的女性们》，岩波书店，1999年。

（78）原田淑人，《唐代的服饰》，（财团）东洋文库，1970年。

（79）岸边成雄，《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乐制篇》上、下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1961年。

（80）斋藤茂，《妓女与中国文人》，东方书店，2000年。

（81）盐卓悟、河村晃太郎编，《译注太平广记妇人部》，汲古书院，2004年。

第六章（城市、丝绸之路）

（82）石田幹之助，《长安之春》，平凡社东洋文库，1967年（增补版）。

（83）足立喜六，《长安史迹之研究》，东洋书林，1983年（重印）。

（84）佐藤武敏，《长安》，“世界史研究丛书”8，近藤出版社，1971年。后收入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年。

（85）徐松撰，爱宕元译注，《唐两京城坊考——长安与洛阳》，平凡社东洋文库，1994年。

（86）京都文化博物馆编，《长安——绚丽辉煌的唐都》，角川书店，1996年。

（87）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解说篇》，法藏馆，1989年。

（88）《花都·长安——前往唐代的跨时间旅行》，《月刊しにか》，大修馆书店，1996年第9期。

（89）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计划》，讲谈社，2001年。

（90）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来自日中比较史视点的观察》，校仓书房，2003年。

（91）桑原骘藏，《隋唐时期往来于支那的西域人》，《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收录，岩波书店，1968年。

（9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

（93）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94）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

（95）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96）阎崇年，《中国都市生活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

（97）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研究》正、续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7卷、18卷，三一书房，1992年。

（98）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严南堂书店，1968年。

（99）岛崎昌，《隋唐时代的东土耳其斯坦研究——以高昌国史研究为中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100）池田温编，《敦煌的社会》，《讲座敦煌》3，大东出版社，1980年。

第七章（军事、兵制）

（101）浜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秦汉隋唐史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102）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19）菊池英夫，《府兵制度的展开》，《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5，岩波书店，1970年，（前揭19）。

（103）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

（104）气贺泽保规，《府兵制研究——府兵兵士及其社会》，同朋社，1999年。

（20）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体制的展开》，《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古代》6，（前揭20）。

（51）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汲古书院，2002年，（前揭51）。

（105）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三一书房，1980年。

第八章（圆仁、旅行、佛教）

（106）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

（107）古濑奈津子，《遣唐使所见到的中国》，吉川弘文馆，2003年。

（108）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研究》全4卷，铃木学术财团，1964年、1967年、1969年。

（109）E·O·赖肖尔著，田村完誓译，《圆仁的唐代中国之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

（110）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及地志地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年。

（111）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

（112）砺波护，《唐代的过所与公验》，《中国中世纪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

（113）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五台山》，平凡社东洋文库，1995年。

（114）爱宕元，《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

（115）东野治之，《遣唐使与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年。

（116）东野治之，《遣唐使船——在东亚的视域之中》，朝日新闻社，1999年。

（117）玄奘撰，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1971年。

（118）荒川正晴，《绿洲国家与沙漠商队交易》，“世界史小丛书”62，山川出版社，2003年。

（119）早岛镜正等，《印度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120）金冈秀友、清水乞，《密教——最后的佛教》，“亚洲佛教史·印度编”4，佼成出版社，1974年。

（121）
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大东出版社，2001年。

（122）冢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经大藏经》，《冢本善隆著作集》第5卷，大东出版社，1975年。

（123）气贺泽保规编，《中国佛教石经研究——以房山云居寺石经为中心》，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第九章（东亚诸国）

（124）护雅夫、神田信夫编，《北亚史》，“世界各国史”12，山川出版社，1981年（新版）。

（125）护雅夫，《古代土耳其民族史研究》1，山川出版社，1967年。

（126）石见清裕，《唐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汲古书院，1998年。

（127）森安孝夫编，《中亚出土文物论丛》，朋友书店，2004年。

（128）《“移动与交流”——2003年夏季研讨会特集》，《唐代史研究》第7卷，2004年。

（129）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东洋史研究会，1958年、1959年。

（130）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

（131）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南诏国历史研究》，大安，1969年。

（132）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吉川弘文馆，2000年。

（133）武田幸男编，《朝鲜史》，“世界各国史”17，山川出版社，1985年。

（134）李成市、早乙女雅博编，《古代朝鲜的考古与历史》，雄山阁，2002年。

（135）东潮、田中俊明编，《高句丽的历史和遗迹》，中央公论社，1995年。

（136）西嵨定生，《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岩波书店，2000年。

（137）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世界史小丛书”7，山川出版社，2000年。

（138）西嵨定生，《6—八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卷，岩波书店，1962年。

（139）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世界与诸民族》，岩波书店，1993年。

（140）堀敏一，《东亚之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第十章（文化）

（141）兴膳宏编，《为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人们》，世界思想社，1991年。

（142）小川环树，《唐诗概说》，“中国诗人选集”别卷，岩波书店，1958年。

（143）小川环树编，《唐代的诗人——传记》，大修馆书店，1975年。

（144）高岛俊男，《李白与杜甫》，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年。

（145）平冈武夫，《白居易——生涯及其岁时记》，朋友书店，1998年。

（146）松浦友久编，《校注唐诗解释辞典》，大修馆书店，1987年。

（147）松浦友久编，《（续）校注唐诗解释辞典（附）历代诗》，大修馆书店，2001年。

（148）植木久行，《唐诗的风景》，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

（149）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创文社，1976年。

（150）米泽嘉圃，《中国绘画史研究：山水画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1年。

（151）铃木敬，《中国绘画史》上，吉川弘文馆，1981年。

（152）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编，《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153）池田温翻译、补注，《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文物》，《史学杂志》卷81—89，1972年。

（154）冈崎敬，《中国的考古学：隋唐篇》，同朋舍出版，1988年。

（155）樋口隆康编，《世界的巨大遗迹9·古代中国的遗产》，讲谈社，1988年。

（156）气贺泽保规等编，《中国的正仓院法门寺地下宫殿的秘宝“来自唐朝皇帝的礼物展”图录》，新澙县立近代美术馆、朝日新闻社、博报堂，1999年。

（157）《布目潮沨中国史论集》下卷，唐史篇2、中国茶史篇，汲古书院，2004年。

（158）藤枝晃，《文字的文化史》，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

（159）西胁常记译注，《史通内篇》，“东海大学古典丛书”，东海大学出版会，1989年。

（160）西胁常记编译注，《史通外篇》，“东海大学古典丛书”，东海大学出版会，2002年。

（161）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收录，筑摩书房，1969年。

末章（唐宋变革、贵族制）

（162）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筑摩书房，1969年。

◆《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中收录有《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

（附记）

以上所列举的参考文献，主要是迄今为止曾给笔者以许多知见及启迪，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直接参考过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相对而言是以近年来出版的日文论著为主。因而，其中一定遗漏了不少本来应该提及的论著。另外，我原来计划围绕以上列举出来的各个研究成果与本书内容的关联之处，分别加以个别评价介绍，但由于涉及面较大，最后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在本书中，我基于自己的视角和学术关注点，努力地对于隋唐时代的特质及其时代进行了勾画。由于水平及能力所限，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并揭示出这一时代的本质，我自己也没有自信。然而可以说，我以上述诸先行研究成果作为宝贵的指南，并已经将其充分消化融汇进了本书之中。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邓小南

07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宋朝

【日】小岛毅 著　何晓毅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7) CHUUGOKU SISOU TO SHUUKYOU NO HONRYUU

——SOU CHOU

© Tsuyoshi Kojim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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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KODA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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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日) 小岛毅著;何晓毅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7）

ISBN 978-7-5495-1149-5

Ⅰ. ①中⋯ Ⅱ. ①小⋯ ②何⋯ Ⅲ. ①中国历史－宋代－研究Ⅳ.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280505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547 号

http://www.ilixiangguo.com/

图一 汝窑天蓝釉鹅颈瓷瓶 北宋
——通高19.6厘米，口径5.8厘米，颈部及腹部剔刻有折纸莲花，器表施天蓝釉，布满开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

推荐序

第一次看到讲谈社（日本东京）出版的这一套《中国的历史》丛书，是2005年底在日本京都的书店中。从卷帙内容到封面装帧都鲜明醒目，当时即感觉爱不释手。或许由于自己也治宋史吧，对于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这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有着特别的兴趣。

这些年来，史学大众化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成绩，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逐渐插满了书店的格架。从“戏说”到“正说”，炫眼的标题琳琅满目；从文人到学者，都为吸引普通读者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可谓林立的史学读物之中，《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一书，以其严肃的学术性、贴切的脉络感和风趣幽默的笔触，得以脱颖而出。这是一部予人新颖印象的历史著述，是一部构思立意脱俗、写法不落俗套、可以雅俗共赏的通俗读物。

本书内容的展开方式别具一格。通过流畅自然的起承转合及娓娓叙说，引导读者沉浸在鲜活的历史场景之中；与此同时，作者又时而抽身出来，照顾着今人与古人的不同感受，旁白般地提示着值得停顿的空间、值得“反刍”的点滴和值得思考的天地。其中有反思，有调侃，也有对于词汇语义及其变迁的清理（作者称之为“较真”）。如导言和结语中所说，本书原来是面向日本国内读者的，某种程度上是在解析“日本的文化密码”，对于中文圈内的研究内容反映不足；但有赖于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中文读者也会对本书内容感觉相当亲切。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是作者作为史家的沉稳、机敏与睿智。本书对于史事叙述者立场之警觉，对于材料取舍原则之敏感，对于过度黑白两分的研究判别方式之戒惕，处处予人以启发。

“唐宋变革”是通贯全书的一条主线，讲“宋朝的诞生”，选择从安史之乱开始讲述，正体现出作者的这一用心。书中凡提及唐宋时代处，几乎都与“唐宋变革”这一母题相关。作者吸纳融通了多年来的学界成果，从而丰富了这一框架本身所涵括的内容。与之相映照的，另有一潜在脉络，就是作者对于日本传统文化自何而来的关心。这是本书立意处的重要特点，虽非独立的议题，却时时闪烁可见。

对照本书目录，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在导言开篇之后，全书渐次展开的十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板块：开端的四章，依照历史的时序，概述了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政治史的基本历程。继而进入本书最为核心的内容，以三章的篇幅，讨论这一时段中“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作者分别从思想和宗教的变迁、士大夫群体和社会精神、科学和技术革新等角度阐释了“奔流”的意涵。接下来的两章，介绍两宋的文化潮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延伸性的观察，让人们体味到“思想与宗教”养育蕴蓄的氛围环境与承载体。第十章则是宋代历史的结束，也是全书概观式的收束。

本书内容涉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艺术史等纷纭丰富的议题，体现着日本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中坚力量对于宋代历史的“再认识”。在思想史家小岛毅教授的笔下，“朱子学”成为本书的关键语汇，甚至是“叙述的中心”。作者将宋代以来的儒学称为“新兴儒教”，但并不泛泛地将“教”归入“宗教”范畴之中，而是在“思想”与“宗教”的交汇面上予以讨论，这样就有了书名将二者并列的表述方式。赵宋一朝的历史，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有着非常开阔的思考天地，显然可能有多种写法；本书作者选取其中影响突出的方面，主要自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观察问题，叙述的主脉和着意落墨处，都在这里。

说到思想文化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意义早被学术界敏锐洞悉。如果我们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去观察，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序列中特有的重要位置。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造极”地位。整体上看，宋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周边与内部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中国古代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宋代在重重压力下立国，是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的时代。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再造就，是这一时代惹眼的境界与亮色；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经济，植根现实的道德伦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则构成为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续过程中酝酿发酵。就宋朝自身而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就宋代文化的影响而言，其空间辐射面远远超越其统治区域，其长久效应也远远超越十一至十三世纪这三百年。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文化的新潮流”渗入民众的日常惯习，以至于今人还会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

认识宋代的历史，要将视野充分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辽宋夏金乃至东亚的背景中寻求更为通达的观照，是值得致力的方向。2005年本书日文版即将问世之际，小岛毅教授主持的“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研究”开始启动。该课题构成为自“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互动角度探讨东亚历史文化遗产的出发平台。学界正殷切期待着新认识、新成果的不断面世。无数认识与再认识的碰撞、累积，将使我们对于该时期的历史有更为清晰而确切的理解。

最后要说的是，书中有些表述，与我们通常的认识不尽相同，也有个别史事尚须校核。但通篇看来，瑕不掩瑜，值得予以郑重的推荐。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10月20日

- 推荐序

- 前言

- 令人崇敬的宋代陶瓷

- 以佛教为媒介的日中交流

-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唐宋变革

- 第一章 宋朝的诞生

- 从安禄山到黄巢

- 安史之乱

- 黄巢之乱

- 大唐帝国的后继者

- 朱全忠抬头

- 逐鹿中原

- 篡夺皇位

- 华北王权的兴亡

- 五代十国时代

- 五代王朝的变迁

- 革命的逻辑

- 以禁军为支持基础的禅让

- 五德终始说

- 最后的禅让

- 五代第一明君柴荣

- 长命王朝拉开帷幕

- 第二章 宫廷的运营

- 走向统一的趋势

- 收揽民心——实行文治的决心

- 皇位继承

- 确立各种制度

- 太宗理想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

- 都城开封与古都洛阳

- 发达的都市文化

- 皇位的和平继承

- 澶渊之盟与封禅

- 见好就收的勇气

- 天书降临与封禅

-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禅

- 宰相群像

- 财务官僚的飞黄腾达之路

- 未完的政治运动——庆历改革

- 弊端百出与濮议

- 国家的财政危机

- 濮议——远超构造改革的大论争

- 第三章 动乱的世纪

- 王安石上台

- 辅佐神宗皇帝的精英官僚

- 誓把王安石拉下马

- 王安石改革催生《资治通鉴》

- 新法种种

- 新法的内容与改革派的论法

- 改革科举与完善学校制度

- 元丰的官制改革

- 礼制改革

- 党争

- 新旧两党窝里斗

- 徽宗政权顶梁柱蔡京

- 靖康之变

- 金军横渡黄河

- 北宋灭亡

- 南宋拉开帷幕

- 抗敌英雄岳飞

- 军队的私兵化

- 武将岳飞与文官秦桧

- 第四章 江南的安定

- 宋金和议与秦桧独裁

- 高宗信赖促成秦桧独裁

- 利用科举考试建立关系网

- 对决海陵王

- 金人毁约，渡江犯边

- 第三次宋金和约

- 繁华的临安

- 从吴越之都到南宋首都

- 都市面貌大改观

- 从孝宗到宁宗

-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观

- 韩侂胄的野心

- 史弥远时代与朱子学兴隆

- 明州士大夫的活跃

- 史弥远拥立理宗

- 朱子学受到公认——孔庙祭祀的儒者们

- 第五章 宗教的本土化

- “哲学”与“宗教”

- 作为“哲学”的朱子学

- 为了理解朱子学

- 宋朝以前的三教交涉

- “教”与“宗教”

- 三教并立

- 重兴儒教

- 批判谶纬思想

- 宋代新兴儒教的特征

- 发现淫祀邪教

- 选择祭祀对象

- 免除淫祀烙印的城隍神和妈祖

- 国家整顿神灵体系

- 作为禁压对象而被意识的淫祀邪教

- 教义的心性化与葬送仪礼的规范化

- 心性说——佛教盛行

- 禅宗内部分裂

- 醉心道教

- 葬送死者的仪礼

- 通过禅追求大彻大悟的境地

- 第六章 士大夫的精神

- 先忧后乐

- 为万世开太平

- 新学的政治构想

- 重建太学与新设州学

- 君主像的变化

- 发现天理

- 贯穿天人的“理”

- 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

- 宗族形成运动

- 获得士大夫支持的道学

- 宗族的团结

- 科举的作用

- 千年科举历史的分水岭

- 科举考生必读

- 名公与豪强

- 地方士大夫的纠纷

- “名公”辈出的思想集团的视角

- 第七章 技术的革新

- 印刷出版

- 装订样式的变化

- 印刷的功绩与副作用

- 印刷出版扩大思想影响

- 木版印刷——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

- 医、药、食

- 医学书出版热及其流出海外

- 宋代烹饪的特征

- 农耕法与交通

- 江南的新田开发

- 治水派与治田派

- 穿梭河渠的河船

- 天文地理

- 异常天象与上天意志

- 天文学与历学

- 作为天文学基础的纯数学

- 知贯天地人

- 军事与建筑

- 发明火药——军备火器化落后金朝

- 宋朝禁军——历代王朝最弱的军队

- 宋代的建筑技术

- 度量衡标准

- 第八章 文化的新潮流

- 吃茶与陶瓷

- 饮料的唐宋变革

- 陶瓷器——宋代工艺的巅峰

- 金石与名物

- 古代文字研究

- 王安石的《字说》

- 考古学风

- 书画

- 宋朝四大家

- 同一平台上的“书”与“画”

- 宫廷画师的活跃

- 士大夫绘画——文人画

- 庭园建设——宋人的自然观

- 文学

- 文体的改变

- 叙景诗——景色的文字化

- 作词盛行

- 文化娱乐

- 娱乐文化的大众化

- 民间演艺的文学化

- 第九章 平民的生活

- 税制与阶层分化

- 生产关系诸相

- 齐民思想的理念与现实

- 农村的阶级分化与乡村秩序的建立

- 农民抒怀

- 佃户的生活

- 货币经济

- 经济空前繁荣

- 通货政策

- 市镇的勃兴

- 商业集落规模扩大

- 城市化的趋势

- 大贸易港——广州、泉州、明州

- 南海贸易据点——广州、泉州

- 具有两个面孔的明州

- 第十章 中华的骄傲

- 与“外国”的交流

- 卷入夏国后继之争的宋、辽两大国

- 与西夏的抗争

- 高丽的对外政策

- 独立国——安南、大理

- 与日本的关系

- 通过佛教直接传入的中国文化

- 与蒙古的冲突

- 蒙古的南侵与金朝的灭亡

- 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

- 理宗时代政界的变迁

- 贾似道独揽朝廷大权

- 襄阳攻防与临安开城

- 昏君与奸臣的构图

- 宋王朝灭亡

- 宋代的印象

- 明代形成的宋代形象

-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宋朝

- 结语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前言

令人崇敬的宋代陶瓷

接到本书稿约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几天后，重访久违的波士顿美术馆时，我再次与宋代陶瓷展品面对面。定州窑、汝州窑、吉州窑、建州窑等烧制的每一件瓷器，无疑都经过无数坎坷的命运，现在静静地陈列在地球背面的美术馆的陈列柜里。它们就是小杉一雄在《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的源流》（南云堂，1986年）一书中高度评价的“宋代陶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我这样说恐怕没有人有异议”的绝品。它们摒弃一切装饰，彻底追求形状本身匀整美的造型手法，以及直逼天然玉石色调的人工釉料所反射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令人忘记隔断自己与器物之间的玻璃以及玻璃所反射的影响视线的室内照明。我比过去更长久地伫立在展品前，静静地凝视着它们。

但是，小杉的说法并不一定就是普遍真理。因为可能有人有“异议”。证据是美术馆内参观者摩肩接踵，但是到这个展室的人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人进来，却可能是被琳琅满目的中国陶瓷（从朴素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到极尽华美之能事的清朝作坊制品）给吓倒，匆忙退出。

哈佛大学有一位跟我一样做访问学者的从中国来的宋代思想史专家，我们熟悉后，有一次我对他说宋代陶瓷之美，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连他都表示不能苟同（正确地说他的回答是“不懂”）。确实如此，波士顿美术馆专门设有唐三彩和元代以后景德镇瓷器展室，但是却把这些宋朝的逸品，作为中国陶瓷史普通的一页，与四千年前的生活陶器以及二百年前的粗俗制品同列展示。

对于宋代陶瓷的崇敬和热爱，难道仅仅就是小杉和我这种出于特殊文化背景的人所特有的感情吗？这种感情用“日本人”来概括是很危险的（证据是众多日本旅行者同样是穿堂而过）。但是至少可以说，对于融入一般称之为日本文化密码内的，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叫作“被身体化的嗜好”的那种共有的部分，宋代陶瓷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亲近的存在。比如说如果要在所有展品中选一件最好的茶具，那么我肯定就是在宋代陶瓷中选择。日本的“恬静、古雅（WABISABI）”，不可能从唐三彩中产生。当然，喝茶这个行为本身，在中国也是宋代才开始流传并形成习惯的。

以佛教为媒介的日中交流

日本佛教临济宗祖师荣西（1141—1215，1168、1187年渡宋）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一本根据自己在宋朝的生活经验，给日本的同胞介绍喝茶养生健康法的著作，说白了就是一个从发达国家回国的留学生向大家介绍自己体验过的在世界中心最新流行的减肥方法。

受以前论调的影响，现在恐怕很多人还有误解。其实遣唐使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日中交流的中断，两国之间人物不但照旧往来，甚至更为频繁。保元之乱

[1]

（1156）的首谋者，“恶左府”藤原赖长（1120—1156）是一个有名的读书人。他在日记《台记》中记录了自己读过的书单和想购买的书单。从那些书单就能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旺盛的求知欲。

遣唐使制度废止后，天台宗的僧侣们作为事实上的国使，代表日本访问中国。他们访问的主要是唐朝末期以后长江下游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吴越国。吴越之地有天台山，所以对他们来说访问此地等于是圣地巡礼。吴越被宋吞并后，宋朝的宫廷开封成为他们的访问目的地。最初的使节是奝然（938—1016，983年渡宋。他不是天台宗而是东大寺的学僧）。奝然的访问受到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宫廷做了详细记录并保存。你可以打开《宋史·日本国传》看看，整篇几乎全是关于奝然的记载和奝然介绍的有关日本的情况。

在日本佛教史上，奝然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宋朝允许他带回刚印刷出版的大藏经。在宋朝来看，这无疑是向还没有文明开化的夷狄之国炫耀刚发明出来的最新技术的一个好机会。

造纸、火药、指南针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后二者（抛开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不提）对中国自身来说到底具有什么重要意义，我是持怀疑的态度的。但是造纸毫无疑问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发明。造纸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是创造出书籍被众多读者个人收藏，必要时随时可以拿出来阅读或参照这个读书环境的，还是印刷技术的发明。这也是印刷技术与上述三个发明并称“四大发明”的理由所在。印刷技术发明应是在唐代或者更早的隋代，但是开始非营利目的印刷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籍以及商业出版一般书籍，却是宋代。最澄（767—822，804年渡唐）、空海（774—835，804年渡唐）当年想带回经典的抄本，可是奝然却只需收受或者购买印刷物即可。

《参天台五台山记》作者成寻（1011—1081，1072年渡宋）访问宋朝的时候，是奝然访宋九十年后。到他这个时候，购买书籍更为简便。他的日记最后记录着让提前回国的弟子带回的书籍目录，令人印象深刻。

他访问宋朝的时候，正是王安石变法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开始的干旱，令神宗皇帝深感忧虑。神宗请在开封的成寻祈雨。成寻胸有成竹地说：“我以日本国名誉保证，三日之内一定降雨。”果然第三天降下大雨。但是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史料中却不能得到确认。

皇帝身边的人问成寻：“日本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祈雨的名人？”成寻举出先人空海的名字。“如何祈雨？”成寻回答说：“他是真言密教，我是天台宗，所以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成寻可能是想自吹日本佛法众多。成寻认为随心所欲操纵天气的技术是佛法的本质部分。但是我却认为他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中国的宋代和日本的平安时代在物理意义上确实几乎处于同一时期，但是所处的历史时代却是相异的。佛教自身在中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成寻在宋朝的那个时期，中国的佛教思想已经进入到禅的时代。成寻觉得自己用降雨的神通力令中国的皇帝心服口服，弘扬了日本的国威。但是那只不过是他这个长年担任关白赖通

[2]

的护持僧

[3]

的自我感觉而已。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只是一个祈祷师、巫师所做的事情（用现代文直译的话，应该是“人工降雨技术人员”吧）。中国人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学者或者宗教人士看待。证据是，他在日记中得意洋洋记载自己在开封如何被重用，可是却没有任何同当时王安石执政时的中枢人物有某种交往的记载，只有一条与旧法代表人物文彦博见了一面的记载。他交往的，只是佛教团体内部的人物和皇帝身边的使役而已。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就是当时的士大夫，根本没有把成寻当作一个什么人物。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唐宋变革

令当时的士大夫们醉心的佛教是禅宗。现在英语中日语发音zen比汉语发音chan更为通用，这是明治以后日本人拼命宣传的结果。禅宗似乎成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当然，禅宗是在中国产生的。成寻渡宋一百年后，荣西、道元等众多留学僧到宋朝学习，同时也有很多宋朝高僧越洋过海到日本传教，在京都、镰仓等地创建寺院。北条时赖（1227—1263）以后的执权

[4]

们更是采用僧侣做政治顾问。荣西还有一部名著叫《兴禅护国论》。宋朝士大夫们也为了不使自己的个人信仰问题与治国为政者行为发生冲突，从而接近禅宗。

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与从来以尽量为将来多留经典、书籍为目标的天台宗文化相当不同。也许正因为大藏经印刷出版、进入了任何文献都很容易入手的时代，所以才出现了对利用书籍学习知识这种行为的反省。从写本时代进入印刷时代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简单地利用书籍学习知识。那么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人本身的、内面的、“心”的问题。唐代奠定了发展基础的禅宗思想，在宋代开花结果。而且，道教和儒教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分别出现了内丹思想和心性论。这些都与宋代陶瓷所具有的那种宗教的氛围和高尚的精神性相通。宋代，确实是一个思想与宗教大奔流的时代。

不论陶瓷、书籍，还是宗教，唐代以前与宋代以后都相当不同。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所以他在历史学研究中一直热心提倡“唐宋变革论”。但是，其后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导了学院主义史学界，所以这个观点多被放在社会经济史上讨论，内藤湖南本来意图的文明史、精神史上的研究却没有被充分展开。那么，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到底有何不同呢？简而言之，热衷于精妙摹画人、马形象的唐三彩与一味追求茶碗的单纯美和抽象美的宋瓷的不同，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本书将以宋代思想文化为中心进行论述。为此，有必要首先声明，本书与很多相关书籍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对于认为历史就是分析和阐释生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情况的读者，或者将历史误解为只不过就是罗列和死记硬背人名以及事件和年代的读者来说，本书可能会是一部非常难懂的书。但是，如果能耐心通读一遍，我相信你肯定会多少了解一些这个时代的人们烦恼什么，思考什么，而其烦恼和思考的结果，对其后几百年的日本文化又产生了何种影响等问题。

好吧，让我们拉开帷幕吧。开场戏将从宋王朝诞生二百年前的唐玄宗时代开始。

[1]
保元之乱：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保元元年（1156）发生的一场动乱。藤原兄弟之间的争斗带来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兄弟之间的对立。七月发生冲突。结果上皇失败，被流放。藤原赖长战死。

[2]
关白赖通：关白，古时日本朝廷最高官位，辅佐甚至替代天皇执政。地位仅次于天皇。赖通，指藤原赖通（992—1074），关白在位长达50年。“关白赖通”为惯用。

[3]
护持僧：守护玉体的祈祷僧。桓武天皇时设置，从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僧侣中选任。成寻在朝宋前长期担任关白藤原赖通护持僧。

[4]
执权：日本镰仓时代辅佐将军的执政官名。

第一章

宋朝的诞生

从安禄山到黄巢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

——白居易《长恨歌》节选

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兼任北部边境几个节度使的安禄山（707—757）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从领地幽州（今北京）起兵，十二月就攻陷洛阳。这对歌舞升平的玄宗政权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翌年六月，玄宗对防卫首都长安失去信心，带领手下仓皇向西南方向的四川逃亡。逃至长安郊外的马嵬驿，就发生了上边引用的诗歌中所描写的近卫军的反乱，杨国忠一族皆被诛杀。连杨国忠的堂妹、带来一族繁荣的杨贵妃也未能幸免。失去宠妃的玄宗皇帝心灰意冷，继续向西逃亡，太子则与玄宗分道而行，七月十二日在长安北边的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附近）即位，史称肃宗。

安禄山不久就被自己的儿子谋杀，部下史思明遂掌握乱军实权。此即为后世称之为安史之乱的发端。唐军在至德二载（757）夺回长安，后与乱军围绕洛阳一进一退，直至玄宗和肃宗父子二人相继驾崩，代宗即位后的宝应二年（763），才终于平息了这次反乱。

这次叛乱对于唐王朝的打击极为沉重。唐王朝虽然之后还延续了一百四十年，时间长短与王朝建立到安史之乱基本相同，但是我们从“大唐帝国”或者“花都长安”等词语中所能联想到的，基本上都是唐代前半期的全盛时代。唐代后半期，虽然改革者接二连三粉墨登场，企图再建根基已经动摇了的帝国，他们也确实取得了不少垂死挣扎的成果，但是并没有做到帝国的完全再建，这个时期只是一个巨大恐龙逐渐走向衰亡的过程。

这个过程本套丛书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有详细描述，本书省略不提。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所施行的政策中被随后的朝代所继承的部分。

首先应该举出的是两税法。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建议实行新的税制改革，放弃了基于均田制的租庸调体系，也就是人头税的支配理念，在承认土地私有的基础上，实行以户和土地资产为主的家计单位课税，对税制进行了空前的大转换。同时，改革当时岁入决定岁出的制度，采用了完全相反的以预算岁出额决定岁入课税额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财政的健全化。这些措施和改革，被评价为从王朝体制向财政国家的质变。

官僚机构也相应得到改编和强化。但是因为没有基于某种理念进行立法，而是根据需要适当追加组织和职务，结果使得官僚机构变成一个非常臃肿复杂并充满矛盾的组织。玄宗命令编撰的《大唐六典》中的机构图，成了一纸谈论当年理想的古文书。

其次是藩镇跋扈。安禄山本人就是一个为了北部防御、从军事到民政全权掌握地方权力的节度使，他把公权力演变成个人的私权力，进而铤而走险，举兵叛乱。唐王朝在镇压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在内地也设立了藩镇，赋予类似总督的节度使、观察使巨大权力，期待他们能有效推进军事征用，促进民生安定。在叛乱镇压末期，为分解叛军，采取了允许叛军将军投降，保证其势力范围，并由其继续统治的措施。由此，全国各地都设立了藩镇。

两税法规定，所收税的三分之二留地方消费，三分之一上缴中央政府。但是有些藩镇拒绝上缴，连节度使的继承和任命都由该地军队自己决定，朝廷的统治失去权威。其中安禄山的部下投降后，被任命为节度使，统治河北三镇，实际上成了独立王国。河北三镇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镇州（今河北正定）成德军节度使、魏州（今大名市）魏博军节度使。

最后，是科举官僚的抬头。官吏的登用实行笔试始于隋代，一般认为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始。但是科举制度发挥实质性作用还在唐朝后期。随着国家体制的转变，需要的人才特征也不同。科举制度选拔和提供了具有应对这些变化能力的优秀官僚。从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立场上开展同藩镇对抗的，大都是这些科举官僚。

另外，还有很多科举考试失意后成为藩镇幕僚十分活跃的人。韩愈虽然中了科举进士科，但是没有被当时贵族把持的吏部所重用，结果只好给几个藩镇效命。诸如此类优秀人才效力于节度使的情况，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无疑是利敌行为，而且也是巨大损失。企图重整旗鼓、强化王权的皇帝们一直梦想把税收、军权、人才重新集中到中央政府。

韩愈、白居易效忠的宪宗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盘踞在宫廷的宦官们以皇帝亲信自居，无视法律，耍弄权势，再加上官僚内部的派别争斗，所以并没有能够重新确立朝廷的权威。就在大唐帝国的内脏逐渐被病魔腐蚀的危机时期，发生了使病情急剧恶化的重大事件，这就是黄巢之乱。

黄巢之乱

乾符二年（875）六月，呼应前年以来在山东一带活动的王仙芝，黄巢举族起义。王仙芝和黄巢都曾染手走私食盐，他们与为增加税收打击走私的唐朝政府一直存在冲突。当时正好华北一带发生旱灾和虫害，许多灾民背井离乡，流落各地。黄巢纠合流浪贫民和无赖之徒，组成大型盗贼团，自称冲天大将军，转战各地，主要抢夺财富集中的城市。

黄巢本人据传数度应试科举均遭失败，但也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古典素养的人物。起义当初，他们为掠夺财富转战各地，像蝗虫一样，吃尽一个城市再转向另一个城市。唐朝廷当然试图镇压，但是因为黄巢军没有设立根据地，采取打游击的战术，所以要捕捉和歼灭他们非常困难。

乾符六年（879）初，经由浙江、福建进入广东后，黄巢对朝廷提出，如果任命自己为节度使，就缴械投降，听命朝廷。黄巢企图成为藩镇军队，名正言顺掠夺财富。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要解放农民的起义军。说白了，这只不过是一群失去社会信任，因自身能力不足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对社会不满分子，毫无计划没有理念地揭竿而起而已。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能被社会承认，能恢复安定生活的机会。

可是，朝廷却只给他提示了一个更低的官职。不但黄巢本人对此不满，连跟他打闹的狐朋狗党也都觉得生活不保。黄巢遂下决心放弃招降，于同年九月攻占广州城，对广州进行了彻底地破坏和掠夺，因为广州作为南海贸易的据点集中了大量财富。史书记载有超过十万人被杀。不过这个“广州大屠杀”的牺牲人数并没有明确的根据，只不过是被害者如此记忆和记录而已。

在广州把能掠夺的都掠夺一空后，实在受不了南方暑气的黄巢集团，开始向北方转移。途中虽然绕了一些远路，可是翌年十一月竟兵临洛阳，其令人惊异的进军速度，使得行动迟缓的大唐朝廷惊慌失措，无力防战。很快洛阳失守，一个月后，竟连长安也拱手相让。

1 黄巢军进军路线（参照砺波护《冯道》中公文库版做成）

黄巢集团自渡江进入江北后开始出现变化兆头。他们放弃掠夺，黄巢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开始收买民心，主张建立有别于大唐的理想国家。进攻目标直指洛阳、长安等大唐中枢城市，也与原来回避同唐军正面冲突时期完全两样。在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洛阳和长安后，黄巢进入皇宫，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齐，定年号为金统。国号来自他的出身地山东，年号表示自己是继承大唐的金德王朝。

汉代以后出现的五德终始说，把改朝换代理论化。这个学说以解释森罗万象的五行思想为基础，认为各个王朝都有相对于五行的五种“德”中的某一个德，王朝更替时“德”也按一定的顺序变换。其顺序采用前汉末年的相生说，按木→火→土→金→水→木循环。汉为火德，篡夺前汉王权的王莽，篡夺后汉王权的曹丕，都自称自己的王朝是土德。灭了曹魏的晋是金德，南朝时取代东晋的宋是水德。北朝系统的唐，继承晋（金）→北魏（水）→北周（木）→隋（火），算是土德。

这些王朝交替一般都要上演一番“禅让”的仪礼。说明天命更新是经过前朝皇帝承认的，前朝皇帝是主动让给新王帝位的。不论王莽还是曹丕，虽然实际上都有暴力的胁迫，但是表面上都表现为汉皇帝禅让三次，三次都辞退，最后实在无法才即位。

大唐帝国的后继者

但是黄巢即位并不是禅让。黄巢占领长安、入主宫殿时僖宗皇帝已经蒙尘四川。黄巢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取象征金德的年号，向内外宣布自己是大唐帝国的正统继承者。“唐”的正式国号是“大唐”，本书为了与自称“唐”的别的王朝区别，效仿先学的称呼，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世界帝国按其正式国号，称之为“大唐帝国”。其实，黄巢的“齐”本来也是“大齐”。“大日本帝国”、“大韩民国”，都是效仿了中国的这种称呼的国名。

齐朝是自任大臣、将军的黄巢集团干部们与没有来得及逃离长安的大唐帝国中下级官僚组成的混合政府。当年的天补均平大将军的称号也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黄巢集团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长安后，就寄生在虽然衰败但是并不失昔日繁华的荣光上。躲避在长安周边的大唐贵族们，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杀害，目的显然就是掠夺他们的财产。

这期间黄巢集团因为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反倒被藩镇势力包围，经济状态日渐窘迫。金统三年（882），也就是大唐中和二年，驻屯在长安东部一百公里处的同州的朱温叛变，使得长安也陷入难保的境地。朱温本人因此立功，被大唐帝国皇帝赐名“全忠”，并被任命为节度使。但是谁能想到号称“完全忠诚”的这个家伙，后来能超过安禄山、黄巢，给了大唐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历史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味。

大唐帝国一边还有归顺大唐、被赐予皇室“李”姓的沙陀族武将李国昌之子李克用的军队。他率领全身黑衣号称“鸦军”的强悍部队，大败齐军。逃出长安的黄巢，重操旧业，像蝗虫一样在河南各地逃窜掠夺，最后在故乡附近的泰山脚下自杀身亡。朱全忠和李克用因平叛有功崭露头角，至叛乱平定后遂形成两雄争霸的局面。

朱全忠抬头

逐鹿中原

朱全忠本来出身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父亲是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乡村教师。弟兄三人中，老大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但是老二老三却是无赖，黄巢起兵后马上就加入了乱军。老二在攻打广东的战斗中战死，朱全忠（当时名温）跟随黄巢，进占长安。后朱全忠被任命为攻打同州的司令官，占领后被任命驻守该地，在齐朝也算一个人物。但是后来他跟黄巢的心腹产生隔阂，遂投降大唐，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其驻屯地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为大运河要冲，相当于南方物资经洛阳运往长安的中继基地。他应当很早就看出故乡附近的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在成为这里的节度使后，朱全忠势力急速增长。

另一方面，他的对手李克用时任河东军节度使驻守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太原虽然是一个训练勇敢的骑兵军团的绝好地方，无奈在经济上并不富有。两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之差，决定了逐鹿中原的两者的命运。

朱全忠可能很早就看出这个沙陀部的人将来会给自己捣乱，所以在李克用追讨黄巢路经汴州的时候，白天设宴款待，晚上却派兵突袭，企图暗杀李克用。李克用死里逃生，遂与朱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还是朱全忠老奸巨猾，在政治上高出李克用一筹。他不但在长安朝廷走后门把汴州搞到手，而且在黄巢死后论功行赏时，更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当然他只要了这个名，并没有放手汴州地盘。他同时还被封为沛郡侯，后荣升沛郡王。当时虽然李克用向朝廷告了暗杀事件的状，可是因为朱全忠暗中搞了手脚，李克用反倒背上反乱朝廷的黑锅被追讨。从此，河南军阀朱全忠与山西军阀李克用兵戈相见二十年，但是却也胜负未决。

光化三年（900），发生了昭宗皇帝酒醉杀死近臣和仕女的事件。宦官刘季述说“这样的皇上如何能治理天下”，遂下决心废皇帝，立皇太子。刘季述派遣养子刘希度前往汴州拜见朱全忠，原意把大唐政权交给朱全忠，希望得到朱全忠对自己行动的同意和支持。但是朱全忠却为要不要趁机霸占中央犹豫不决。朱全忠近臣中还有人建议诛杀叛贼刘季述。就在朱全忠犹豫不决观望形势的时候，刘季述一派失势，昭宗复位。

与刘季述对立的宰相崔胤希望借用朱全忠的力量，把号令朝廷的宦官一扫而光。朱全忠接到崔胤的求援后出兵长安。宦官韩全诲吓得屁滚尿流，即刻挟昭宗皇帝逃到长安西一百公里处的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附近），求当地军阀李茂贞庇护。可是结局是韩全诲被李茂贞杀掉，头颅被献给了朱全忠，成了李茂贞求和的礼物。昭宗复归长安，崔胤在朱全忠的支持和指使下，立刻把宦官七百人处刑。

宦官在唐代后期挟皇帝号令天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弊害，但同时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却也发挥了稳固皇权的作用。失去宦官的皇帝完全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有此肃清的功绩，朱全忠荣升梁王，地位更加稳固。终于有一天他借口在长安打马球时摔死了侄子朱友伦，把在朝廷的合作者崔胤也给杀了。如此一来，偌大一个大唐帝国，连一个朱全忠的对手都没有了。

篡夺皇位

天复四年（904），朱全忠要挟昭宗迁都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洛阳，把长安住民也一并强制搬迁。近卫军早已被解散，随从昭宗行幸的只剩下侍从的少年们。朱全忠连他们都不放过，迁移途中栽赃他们谋反，把他们也都杀了。就这样，昭宗周围全都成了梁王朱全忠的心腹。

到达洛阳后，朱全忠为了表示祝贺改元为天祐。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楚王赵匡凝、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等各地军阀一齐反水，旗帜鲜明要打倒朱全忠。朱全忠害怕一直不中自己意的昭宗被这些势力利用，遂指使部下暗杀了昭宗，立大唐最后的皇帝哀帝即位。这时朱全忠已经下定了篡位的决心。

但是哀帝并没有按他的意志行动。哀帝想在洛阳南郊实施祭祀天帝的郊祭，朱全忠大怒：“想求上天保佑大唐吗？”遂指使部下杀死皇太后，蓄意制造丧事，使得哀帝不能实行郊祭。

天祐四年（907）正月，篡夺皇位到了最后阶段。身处洛阳的哀帝派高官到汴州去告诉朱全忠说，不久将实行禅让，说完该官员便对朱全忠行臣下之礼，跳臣服之舞。哀帝随即发布了二月实行禅让的圣旨，并派宰相前往汴州劝朱全忠即位。当然这时朱全忠按惯例固辞不就。

到了二月，洛阳宫廷的大臣们上奏哀帝请求让位，然后遵照皇帝旨意成群结伙一齐到汴州，请求朱全忠即位。追随朱全忠的地方藩镇也相继上奏要求朱全忠即位。到了三月，第三次请求即位的使节团刚从洛阳出发前往汴州，这边哀帝就迫不及待地从洛阳发出了让位的圣旨。朱全忠表示“真意想不到”，还装模作样推辞不就。但是他自己的梁王宫廷的官僚们和从洛阳来的大唐帝国的文武百官一齐哀求，最后终于举行了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梁，年号为开平，定都城为汴州，改汴州名为东都开封府，定王朝之德为金。虽说既然是继承了土德的大唐，金德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却与朱全忠自己三十年前当将军的大齐是一样的德。

然而新皇帝的长兄听到三弟即位的消息不但没有高兴，反倒大骂：“三郎，你这个混蛋！你忘了你本来是一个叛贼，多亏大唐皇恩浩荡才被提拔成大臣？因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们朱家肯定要断子绝孙！”

果然，梁朝仅十六年就灭亡了。朱全忠也像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杀死。而这些仅是他即位五年后的事。

华北王权的兴亡

五代十国时代

于是这般，高祖李渊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堂堂大唐王朝，被一个从叛军投降来的暴发户断了香火。朱全忠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他把自己的名字也从只适合做臣下的“全忠”改成冠冕堂皇的“晃”。不过，中国皇帝的真名因为存在避讳制度，日常生活完全不被使用，所以这个名字也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以下，五代皇帝改名者虽多，但是因为过于烦琐，我们还是使用他们做臣下时的通用名。

时隔二百九十年再次上演的一出禅让闹剧结束后，朱全忠这下应该成为名副其实君临中国的皇帝了吧？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威风所及的，其实仅仅局限在华北地区的一部分而已。

首先最大的死对头李克用就不买他的账，不承认什么禅让。李克用连迁都洛阳都认为是朱全忠的叛逆行为，所以一直就没有承认什么改元天祐，太原照旧使用原来的年号天复。梁朝建立后，如果承认朱全忠政权就应该使用改元后的开平年号，但是李克用却突发奇想，一改一直使用的天复，开始使用天祐。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在李克用这儿，天复七年突然就变成了天祐四年。他等于通过信奉实质上已经灭亡了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年号这个行动，宣布了自己要和梁朝对抗到底的决心。

2 后梁时代的五代十国

同样，吴国（江苏省）的杨渥也坚持使用天祐四年，表示不服从梁朝。吴国直到建立自己的年号为止，天祐一直使用到十五年。吴越国（浙江省）的钱镠在天祐四年后建立自己独自年号，向后唐朝贡后使用后唐年号，再往后一直使用五代、宋各王朝的年号。这和吴越的统治者一直被中原的皇帝授予“吴越国王”爵位有关。

从唐—梁禅让到周—宋禅让的五十三年间（907—960）被称为五代十国时代，指的是以洛阳或者开封为都城的华北中原的五个王朝以及周边的十个主要地方政权。但是十国的情况其实却各不相同。吴越以外，荆南（湖北省）、楚（湖南省）等国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地方“王”，他们作为别的王朝皇帝的臣下，信奉其年号。为了生存，有时不免还要更换朝贡对象。比如长江中游小国荆南，时而服从吴国时而服从后唐，并随之多次变换年号。

3 后周时代的五代十国

相对的，也有类似吴国那样，自称皇帝、自设年号的国家。蜀王（四川省）王建与晋王李克用一样，也不承认朱全忠的天祐年号，“天复七年”（即开平元年）九月，比朱全忠迟五个月，他自己也自称皇帝，翌年正月，改元为“武成”。十年后的公元917年，南汉（广东省）也自称皇帝，开始使用独自年号“乾亨”。闽（福建省）当初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后来也自称皇帝，使用独自年号。

其他的还有消灭了王建蜀国（通称前蜀）的后唐将军后来自己建立的孟氏蜀国（通称后蜀）、吴国禅让成立的唐（通称南唐）、继承五代的汉（通称后汉）等许多王朝的君主都不是王，而是自称皇帝，他们都设有独自年号。所以比方说公元957年，相当于后周的显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后蜀广政二十年、北汉天会元年、南汉乾和十五年等。

不过，这种“五代十国”的说法是汉族中心观念的一种表现，其实在这个王朝兴亡史的舞台上还有一个活跃分子不能漏掉，这就是契丹。契丹第一代皇帝耶律阿保机登上皇位设立年号在公元916年，也就是神册元年。该王朝后来仿照中原王朝名自称辽，公元957年辽朝历当称为应历七年。关于此王朝，本套丛书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将有详论，本书只让其作配角。

此外，周边诸国南诏（云南省）、于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有日本等也都有自己的年号。按现在中国的国境线看，难免要问南汉算在十国之内，而为什么南诏和于阗却不算呢？其实道理也简单，“五代十国”的说法是宋代产生的，宋代人是按他们自己当时的势力范围计算的。

总而言之，我们这里只是想从王权兴亡的观点整理一下通常用“五代乱离”表现的这个时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宋王朝的特征鲜明地凸显出来。

五代王朝的变迁

我们把话头再回到“开平二年”，也就是公元908年。这一年，坚决不承认梁朝的晋王李克用带着万分遗憾在太原死去（当地其实是作为天祐五年的事情记录的）。继承父亲遗志的李存勖亲自带领大军进军到黄河边，与梁军对峙。梁军也不甘示弱，皇帝朱全忠亲自出马率军迎战，阻止了李存勖的进军。随后，两者进入胶着状态。

这场战争被后世津津乐道的是因为参战的晋军中竟然有五人后来都当了皇帝。当然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以后数十年间将成为争夺皇帝宝座的主人公。

首先说李存勖本人。开战当初遭到人力物力均超过晋军的梁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但是后来朱全忠死去，梁朝内因后继问题发生内乱，晋军趁机大举进攻，跟梁朝结伙的有力藩镇也接二连三投降。在魏州缴获大唐国玺（历代王朝的玉玺，是皇权的象征。相当于日本皇室的三种神器）后，李存勖以祖父被赐李姓为根据，作为大唐皇帝即位，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时梁朝年号为龙德三年（923）。半年后，李存勖占领开封，从军事上彻底消灭了梁朝。自宋朝以后至今，我们都把李存勖作为新王朝的创建者，称其王朝为后唐。可是李存勖自己当时却认为复兴大唐帝国是自己的使命，自己只不过是大唐帝国的中兴之祖。这跟三国时代刘备的说法一样。

李存勖立志复兴大唐，所以各方面推行复古政策。都城迁到洛阳，恢复大唐法典，重用宦官和具有旧贵族血统的人。可是，李存勖在位仅三年，便被李嗣源指使禁军杀死。李嗣源还算承认他的功绩，赠给了他一个庄宗的庙号。

李嗣源杀死李存勖后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在五代的众多皇帝中，李嗣源与后周的柴荣并称明君。他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官僚制度，整编军队。他创设的负责财务的三司以及近卫军的主力侍卫亲军，直至北宋均被继承。近卫军在中国叫做禁军，扩大和强化禁军是五代各个皇帝的共通政策。扩军政策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李嗣源远征四川，消灭了前蜀，扩大了版图。他自己似乎不认识汉字，但是他任用宰相冯道印刷儒家经典，推进文化事业。死后，被赠予明宗庙号。而就在他治世的第二年、天成二年（927），赵匡胤，也就是后来的宋太祖在他治下的都城洛阳诞生。

4 五代十国的兴亡

李嗣源的儿子虽然继承了皇位，但是很快就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帝位也被篡夺。不论李嗣源还是李从珂，与先帝只有名义上的血缘关系。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利用政变取得了政权，所以其实都等于是王朝交替。话说回来，这几个姓李的，其实与大唐皇室都没有任何干系，他们都是突厥系沙陀族人。所以这在从前的政治秩序上看是出现了不可想象的异常事态。用武力篡夺帝位后，李从珂为了强化王权，着手削弱藩镇势力。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死对头、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察知危险的石敬瑭在太原造反，恢复李嗣源时代的年号长兴，表示不承认李从珂的皇权。但是他自己却并没有实力进攻洛阳。为了打倒李从珂，石敬瑭向契丹皇帝求援。条件是成功后进贡大量财宝，并割让华北地区一部分土地。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以后成了辽宋开战的远因。契丹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击败了唐军，石敬瑭受契丹皇帝之命即位，国号为晋，取自发祥地太原。公元936年，仅有十三年短命的后唐灭亡。

石敬瑭在位六年间，为了保住自己年号“天福”所象征的天赐帝位，一门心思与契丹维持良好关系。但是继承石敬瑭帝位的石重贵却任命强硬派做宰相，采取了与契丹对抗的政策（石重贵为石敬瑭侄子，称石敬瑭为“皇伯”。此事下一章还要言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征讨。晋军竟然击退契丹，遂忘乎所以改天福年号为开运。即位第三年，而且在年度途中改元，这在史上是少见的。如此这般，晋军竟然两次都成功击退了契丹的进攻。但是第三次却终于失败，开运三年（946），开封陷落，晋朝十年短命，到此结束。皇帝石重贵被俘，被劫持到北方。因为被拉到国界之外去了，所以后朝给他的谥号就是“出帝”。耶律德光想从此就占领并统治华北，所以特意让冯道率领晋朝文武百官劝进，然后在开封照中国方式重新登基，同时改国号为辽。但是这时契丹国内皇太后一派与他的对立日趋激化，华北各地也出现抗辽反乱，眼看里外不是人，耶律德光只好打道回府，不料却在归途一命呜呼。由此，华北出现了短暂的政治真空状态。

5 燕云十六州略图（根据佐伯富《宋代新文化》作成）

趁机占便宜登上皇帝宝座的是刘知远，一个曾经效力于石敬瑭的武将。不过这位皇帝的登基状况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他即位几个月，却还照例使用以前的国号和年号。确切地说，因为他不承认出帝与辽对抗的强硬政策，所以不愿用开运年号，自称天福十二年。也就是说，在法理上，自己不是创建了新朝，而是因为皇帝被劫持，自己作为“晋朝第三代皇帝”继承皇位。后来他进出中原，改国号为汉。因为姓刘，自称汉帝国后裔，立志统治华北。他在祭祀王朝祖先的宗庙里，祭祀着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使自己的帝位正当化。其实他也是沙陀族出身。国号改换后，他自称不忘旧主人石敬瑭的恩，还一直使用原来的年号。直到第二年（948）正月，才终于改年号为“乾祐”。

刘知远即位前也以太原为基地。唐、晋、汉，到此为止都是太原出身的将军建立的新王朝，显示了李克用奠基的山西军阀的雄厚实力。但是所有王朝都定都中原的洛阳或开封，使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基地分离，造成了皇权的不稳定。李从珂为了剥夺石敬瑭军权，想调换石敬瑭领地，反倒遭拒绝，并招来石敬瑭投靠契丹，以及宋朝建国后讨伐北汉久攻不克，都是因为太原有相对独立的地理条件。

刘知远即位整一年后死去，继承帝位的是刘承祐。刘承祐为了巩固皇权，有意疏远有功的大臣和将军。这与后唐李从珂、后晋石重贵的做法如出一辙。结果，他也招来驻扎魏州的将军郭威的反抗。刘承祐得知郭威有意反乱后，杀了住在开封的郭威全家。结果却落得一个自己被与郭威相通的臣下杀掉的下场。

郭威占领开封后，迫使后汉皇太后临朝听政，自己为监国，掌握了后汉实权。历经政变还照例安坐政权中枢的冯道献策郭威，建议拥立驻守太原的刘知远弟刘崇之子、正在别处做节度使的刘赟即位。没想到刘赟还没来得及赶到开封，郭威便自称要抗辽南下，亲自出征到黄河沿岸的澶州，在澶州被军队拥立，返回开封，逼迫皇太后禅让帝位。由此，周朝（后周）诞生。五代各个王朝都很短命，而以后汉为最短，从刘知远即位到灭亡，只有四年。

刘崇本以为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高兴一时，没想到开封政变。他当然不能承认，所以自己也自称皇帝，继续使用乾祐年号。他认为自己是后汉的第三代皇帝，但是一般都把这个政权与后汉区别，称之为北汉。北汉持续四代三十年，十国中最后被消灭。北汉广运六年（979）投降宋军。这一年宋朝年号为太平兴国四年。

革命的逻辑

以禁军为支持基础的禅让

郭威用禅让的形式完成了对皇权的篡夺。这是华北地区继朱全忠以来相隔四十四年的又一出禅让剧。

后唐用武力手段消灭了后梁。而且后唐自称是作为大唐帝国皇家一族即位的，所以并不承认什么唐—梁革命。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讨伐消灭了叛贼朱氏，所以并不是与梁朝换代。

接下来的后晋造了后唐皇帝的反，也用武力手段消灭了后唐。因为使用武力时得到友军契丹的帮助，因此他得对契丹皇帝行臣下之礼，石敬瑭登上皇帝宝座，也是受契丹皇帝的册封。所以也不能算是继承后唐的帝位。

刘知远最初作为后晋皇帝即位，后来定国名为汉，是因为他自称大汉帝国皇家后裔。这点与后唐相似。他也许想到当年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匈奴人刘渊自称再兴汉朝的故事也未可知。

这些山西军阀内部的皇权争夺战，与从汉到后梁的易姓革命形式不同。他们没有使用传统的接受前王朝的委让、无奈继承前王朝皇权这种表面上非常贵族式的空洞的禅让形式，而是采用了胜者否定前朝，再找更具有正统性的根据从而标榜自己正统的形式。这种形式，宣告了实力至上新时代的到来。但是，郭威却又复活了禅让形式。

他也是刘知远部下、山西军阀之一，但是革命前是驻守魏州的军队司令官。该地为北齐的都城，称为邺都，大唐后期设置魏博军节度使，是河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后来宋朝作为四京之一，称作北京大名府，成为对抗辽的军事基地。在这点上，后周的建国，与后唐、后晋、后汉以太原为基地的山西军阀建立情况不同。当然刘知远也认识到太原的重要性，所以他派值得信赖的自己的亲弟弟驻守。只不过这次他的儿子却被别的地方的司令官发动的军事政变要了命。

取国名为周，是因为郭威自称自己是古代周朝王族的一个分支出身。从李存勖的后唐、到石敬瑭的后晋、刘知远的后汉，一路上溯，越找越古，到此终于找到周朝王族了。这样寻根问底，宣扬自己根红苗正，正反映了他们因为自己都不是真正的贵族出身而具有的劣等感。这一点，跟日本战国时代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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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理状态特别相似（不过石敬瑭并没有自称是晋朝司马氏的后裔）。

郭威跟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山西出身的沙陀族不同，他是河北出身的汉族，自称周王室后裔。这个时期，因为战乱造成混居等原因，各民族有了相当程度的融合，所以汉族最重视的父系祖先，已经不能作为具有生物学上纯粹汉族DNA的证据了。但是后世史书特别强调他是汉族，明显是想构造一个连续几代的蛮族王朝统治终于结束、汉族王朝终于复兴的故事。这个现象，对随后的宋朝皇家赵氏一族也可以做同样解释。宋朝创建人赵匡胤弟兄的父亲赵弘殷是河北涿州出身，据传其祖先为战国时代赵国的王族。

在郭威进开封以前，与他敌对的刘承祐已经被杀，所以郭威能无血入城，掌握权力。想即位皇帝，最理想的是前朝禅让帝位。因此郭威选择了禅让这种形式即位。但是，与以前的禅让闹剧不同，他排演了一场更为复杂的禅让剧。他首先作为禁军司令官率军出征，在外被所率军队拥立，无奈返回都城，要求皇太后禅让。当时他并不是驻守魏州的军阀，而是担任首都防卫、保护皇帝的禁军司令官。就是说这次革命的特征是，不是以一个地方驻军，而是以禁军为支持基础。郭威在澶州被禁军将校们把一面黄旗裹到身上。黄色是皇帝之色，这面黄旗估计也应该是禁军的标志，被裹到身上，表示郭威已经成了皇帝。这说明，在禅让剧上演以前，禁军在澶州已经进行了革命。有意思的是，这一出戏，被这时作为禁军将校从头至尾实际目睹的赵匡胤九年后原模原样重演了一番。

五德终始说

禅让牵扯到王朝的“德”，就是介绍黄巢之乱时提到的五德终始说。史书记载虽不太明确，但汉、周革命时估计按五行相生说进行了德的更换。因为周、宋革命时看不到什么议论的痕迹，宋的德便被确定，可见后周确定了自己的德。从宋的火德往前推算，后周应该是木德。因此，前边的后汉应该是水德。

6 周宋帝室关系图

不过，后汉是否自己这样宣言过却并不确定。从上述王朝创建情况来看，并不一定要确定德。也许是汉、周革命时为了禅让，在汉灭亡时匆忙决定也未可知。

后周为木德，从五行德顺序上看，意味深长。因为众所周知大唐为土德，由此推算，大唐与后周之间只存在两个王朝（当然二加五等于七，理论上也是可能的，但是与史实不符）。这两个王朝为后晋和后汉，后唐正如前边所述，作为大唐中兴王朝，被定为土德。也就是说，在五德终始说的连锁上，抹杀了后梁的存在。

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后来宋朝编纂的历史书集成《册府元龟》，该书把后梁分类到与十国同等的范畴。不承认后梁的正统性，是后唐的一贯主张。后周和北宋都与山西军阀政权有染，因此具有共同的历史观。我们把上述情况总结一下，就是说大唐帝国的正统性经过李克用父子的中兴，然后传给后晋、后汉、后周，最后到宋朝。

不过，另外，宋开宝七年（974）以薛居正为中心，也编纂了正史《五代史》。宋朝在自觉基本统一天下后，把华北的五个短命王朝归总一起编入正史，显示了自己绝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决心和自信。同时，也令人感到他们具有能把后梁作为正统王朝客观评价的宽阔胸怀。八十年后欧阳修编纂的《五代史记》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后世为了区别两者，称前者为“薛史”或者《旧五代史》，后者为“欧史”或者《新五代史》。创建“五代”这个朝代，是宋王朝作为大唐帝国继承王朝自我意识的产物。

最后的禅让

五代第一明君柴荣

郭威在收拾中原残局不久，在位仅三年就死去，庙号太祖。因为无后，所以指名皇后柴氏兄柴守礼的儿子柴荣继承皇位。如此这般，柴荣就登上了后周第二代皇帝的宝座。柴荣的姑姑当年看到外号叫“郭雀儿”的年轻将校郭威英姿飒爽，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嫁给郭威。这个故事被后世编成戏曲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她也确实没有看错人。因为不但自己一见钟情的男人当了皇帝，而且连自己的侄子也继承了皇位。

只是这个皇位继承用传统逻辑也是解释不了的。虽然已经出现了后唐那样不是真正父子关系，而是收养关系的父子继承的例子，但是那个时候——与汉族不同，姓对沙陀族来说具有何等意义我们暂且不论——即就是养子，也都改姓李了。可是，这个柴荣好像并没有改姓，而是以自己的柴姓即位了。这在儒家政治理论看来，只能是“易姓革命”。但是，从现存史料中看不到后周朝廷就此议论的痕迹。这说明它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儒家传统的名分论和王权仪礼。

柴守礼在儿子即位后还健在。先做高官，后归隐洛阳，以皇帝老子自居。作为当朝皇帝老子如果遵纪守法做一个良民那也不错，可是这个家伙虽然名字叫“守礼”，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守礼的混账中年人，甚至还犯了杀人罪。连五代第一明君柴荣都为解决这个问题烦恼一时。结果是没有治罪。可是柴荣却因这个决定被后世议论纷纷。不过用现在的常识来看令人惊奇的是，各种议论中认为柴荣“能赦免亲父，到底是一代明君，是个大孝子！”的却很多。由此可窥中国传统公私观念之一斑。

自认华北正统政权的北汉趁柴荣即位不久、政权不稳，计划大规模攻打后周。它们借辽军加势，想一口气吃掉后周。后周朝廷内以宰相冯道为首的一些官僚主张固守开封。但是血气方刚的柴荣却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出兵迎击。在山西省高平与敌遭遇，经过殊死搏斗，柴荣大胜北汉。由于大败，北汉完全失去了进攻中原的元气。后周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心推进南下政策。二十八岁的赵匡胤在这场战斗中也荣立大功，被提升为禁军新设的殿前都虞侯。

7 冯道（选自金古良撰《无双谱》）

就在这一年，宰相冯道死去。自从侍奉晋王时代的李存勖以来，虽经数次军事政变和易姓革命，但是冯道却一直在各朝中央政府担任要职。冯道作为一个文化人留下了大量业绩，其中在李嗣源时实施的经书印刷事业，在学术史上、技术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在宋朝欧阳修以及司马光的正统史观确立后，从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算起，李嗣源、李从珂算成唐的异姓，柴荣算做周的异姓，一共“八姓”，合计侍奉“十一君”的冯道，被批判为不守臣下之道，没有大义。近代以来这种基于儒家思想的评价被推翻，流行的善意解释是他为了保护民众，忍辱负重，以图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不论后世如何评价，自称长乐翁的冯道当在地下笑闻一切。因为在当时，文官的这种生存方式是很普遍的。能在野蛮的军阀们之间游刃有余，一直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冯道的处世术，实可称乱世偷生的智慧结晶。

高平之战的结果对南北实力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此时为止的华北诸王朝都对以太原为首的藩镇军阀以及其背后的辽不能放松警戒，有后顾之忧，所以都基本没有顾及南方的精力。因此，与在继承大唐帝国名义上最大的对手南唐王朝（公元937年由吴禅让成立）虽然一直保持紧张的敌对关系，但是却没有开战的能力。柴荣排除了北方威胁后，回过头来决心与南唐对决。这个决策的起因是一个叫王朴的官僚的上奏。

王朴上奏说：现在虽然在高平打了胜仗，但是现在立刻向北进军，也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战果。还不如先平定军事实力并不太强的南方诸国。如果能把富饶的南方掌握在手中，那么就有了同北方进行持久战的经济实力。为此，应该先讨伐蜀国和南唐。

柴荣亲征南唐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淮水以南的食盐产地。南唐之所以能够繁荣，主要靠的就是食盐的出口。所以，此后后周在经济上也成长为最强的王国。赵匡胤在这场战役中也立了战功，凯旋后，升进为殿前都点检。殿前军是柴荣创立的禁军精锐部队，都点检为其总司令官。不过，对赵匡胤来说，收获最大的，也许是在军中结识了一个叫赵普的幕僚。这个赵普以后成为侍奉宋初两代皇帝的名宰相。

亲征南唐以前，柴荣实行了镇压佛教的政策。就是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佛教镇压）中最后的一个。但是，这并不是从教义上视其为邪教，而是整顿经济实力雄厚的佛教教团，吸收其财力充实国库。

在柴荣的英明领导下，长期以来的群雄割据局面开始出现转机。柴荣在亲征南唐取得胜利后，掉转矛头，直指北方的契丹。目的是收回石敬瑭认贼作父割让给契丹的河北诸州，即所谓燕云十六州。战斗很顺利，但是，天不助周。明君柴荣在征途患病，显德六年（959）六月，年方三十九岁就离开了人世。继承皇位的太子，这时才七岁。

小常识①

盐

人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是离不开食盐的。与日本四面环海，盐田很多，海产物丰富，食盐摄取基本不成问题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食盐作为一种特殊产地的产物，要搬运到各地。所以历代王朝都通过征收盐税，增加国库收入。而完善这个制度的则是宋朝。

宋朝按盐的产地限定流通范围（行盐地制度）。黄河支流解池（解州盐池）产的盐在北部内陆地区、淮河河口盐田产的盐在江南地区流通。初期公布了榷盐法，政府自己实行专卖，后来实行了通商法，改成许可制，交由商人流通买卖。特别是为了筹集禁军所需经费，让商人把现金以及实物缴运到开封以及北部国境的禁军驻屯地，然后给它们发行盐引（盐票），商人们持盐引到盐的产地换盐，再贩卖到各地。

与盐的生产成本相比，国家加的税率非常高，所以走私盐挣黑钱的势力从未绝灭。与现代社会走私麻药、武器一样，走私盐的地下势力也都是组成团伙的武装组织。或者说，只能是这样的组织才有能力走私盐。黄巢、朱全忠，还有蜀国的王建、吴越的钱镠等，其实都是从这种组织起家的。

·海盐的生产（《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长命王朝拉开帷幕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出禅让剧开始彩排。剧情为计划拥立禁军最大实权派赵匡胤做皇帝。宋代编纂的史书，无一例外都说赵匡胤自己在被拥戴做皇帝以前根本没有要当皇帝的意思。当然，如果不这样说，赵匡胤就成了篡权者，就失去了当皇帝的大义名分。但是，我们了解了迄今为止的五代王朝兴亡史后，就知道这出戏的主角赵匡胤如果从来没有参加彩排那是不可能的。舞台设计是名参谋亲弟弟赵匡义和幕僚赵普，但是可以想象的是，指使他们行动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乱世英雄、年轻的禁军总司令官赵匡胤。

显德七年（960）正月元旦，辽军大举南下的紧急军情传到开封。朝廷即刻决定迎击。初三早朝，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征，夜宿郊外陈桥。当晚深夜，事件发生。军中不知谁开头大喊：“我们没有值得敬仰的主君。我们冒死跟辽打仗到底又能怎样？我们还不如拥立都点检当皇帝！”马上万众呼应，喊声连片。

消息即刻传到赵匡义和赵普那里。吵吵闹闹争论一番后，他们让表示坚决拥立的将军们在帐外等着，自己两人进帐叫醒赵匡胤。生来好酒的赵匡胤前晚痛饮，正在酣睡，硬是被叫醒，拥出帐外，已经有人把准备好的黄袍立刻就披到了他的身上。与九年前郭威时不同，这次是提前准备好的黄袍。他提了不危害周朝皇族和高官、不抢掠开封的条件后，接受了部下的拥戴。

初四中午，革命军返回开封。提前回朝的心腹已经做好准备，所以入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赵匡胤家族早已暗地避难到寺庙，也都平安无事。禅让时，有位翰林学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宣诏。这一连串行动，都是因为吸取了九年前的禅让剧的经验教训，所以做得极为漂亮。虽然有几个反抗的高官和将军，没有做到完全的无血革命，但是基本上都是按预定计划进行，顺利实现了王朝交替。

赵匡胤即位后，定国号为“宋”。因为他在做殿前都点检的同时，还是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驻屯地为春秋时代宋国故地。按说他用自己家系的“赵”也没有问题，却选用了“宋”，可能跟宋是殷朝遗民之国有一定关系。他父亲的名字就叫“弘殷（弘扬殷）”。毋庸赘言，殷朝为周朝以前的王朝。从李存勖开始的“模仿从前的伟大王朝”战术，到此登峰造极，已经上溯到殷朝了。不过在此多说一句，为了避讳“弘殷”，宋朝一直把殷称作“商”。

赵匡胤即位后立刻发布了一连串有关新王朝成立的布告。首先进行的是向天地神报告。这是历代王朝的天子基于自己是接受天命统治地上的天子这种儒教的礼仪，哪怕实际上是用军事政变夺取权力的。不过，正因为是政变篡权的，所以为了收买民心，才更必须这样做。新王朝的德为火德。

如此这般，持续三百一十六年的长命王朝的历史由此开始。此时为新年号建隆元年正月。以下，本书为了对宋朝的皇帝们表示敬意，不用本名，皆用他们的庙号。赵匡胤往后也全都改称太祖。

[1]
大名：日本战国时代（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地方诸侯。

第二章

宫廷的运营

走向统一的趋势

收揽民心——实行文治的决心

一、不伤害后周皇室和政府高官。

二、不烧杀掠夺开封。

宋太祖在陈桥接受军队拥立时，向军队提出了以上两个条件，让将士们答应遵守。

这些蛮行，几十年来每次政变都会上演一番。宋太祖的要求，表明了他与过去山西军阀的权力争夺的诀别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决心。

事实上他们严格遵守了这两个条件。首先，宋太祖封后周最后的皇帝为郑王，并保护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一的柴进，就是作为后周皇室的子孙设定的。后周的文官们基本上都继续在宋朝当官。连禅让的诏书草案都是翰林学士提前准备好的，由此可见，太祖势力私下早已把文官们掌握在手。以后，以文人官僚为中心治理国家，成为宋朝的国策。关于这点，我们后边将详细论述。以前，不仅攻陷城池作战时，即便是九年前郭威和平禅让的时候，开封也被禁军大肆掠夺过一番。即位者允许禁军掠夺，是对禁军支持自己的一种奖赏。因此，每次政变一般市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威胁。相对于提高禁军的士气，宋太祖更重视收揽民心。从这里也能看出宋太祖实行文治的意志。

后唐后梁禅让以后，华北王权成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当上皇帝的军阀，从不敢放松对别的军阀篡夺皇位的警戒。

柴荣亲征北方的时候，看到“点检将为天子”的预言传单，立刻更迭了当时的都点检，接任都点检的就是宋太祖。而且柴荣看到长有福耳的人就杀掉，但是他身边唯一幸免的也是太祖。太祖传记记载的很多故事是否真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上述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为了把皇权顺利传递给自己的子孙，柴荣如上所述采取了很多甚至是残酷的措施。但是唯独太祖却没有成为他排除的对象，那是因为他完全信赖了太祖，或者换句话说，也许他根本就认为“这个人没有篡权的本事”。这种关系令人想起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关系。但是，结果皇权却落到了太祖的手中。太祖就像说别人的事那样，回顾说这就叫天命。

太祖即位后，也为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王朝安定烦恼一时。后来得到赵普的献策，演了一出那个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这一天，太祖设盛宴慰劳当年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同僚，他们现在作为臣下都是朝廷的实权人物。席上，宋太祖闷闷不乐地对大家说：

“朕能当上皇帝，都是大家的功劳。但是朕当上皇帝以来，却没有一晚能高枕入睡。”

“怎么回事儿？”

“因为谁都想当皇帝呀！”

“谁敢？天命已定，谁敢犯上作乱？”

“不会吧？如果部下给你们套上黄袍，你们怎么办？”

“岂敢岂敢！那您说，我们怎么才能平安无事？”

“交回军权，朕在各地给大家盖豪华住宅，你们大家都回家颐养天年怎么样？”

于是这般，跟太祖出生入死的将军们都被解了军权，军队全被编入禁军，归入太祖信任的部下指挥。自此，宣告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局面的终结。

这个记载是否真实，也没有确证。但是，确实很精彩地表现了那一段时间的内情。就像太祖那样，别人可能完全看不出他是野心家，可是如果一朝被人拥戴，披上黄袍，顺势就可篡夺皇位，其原因就是因为军队将领同军队有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五代初期，太原府军势强大，为了对抗太原军阀，历代皇帝就加强禁军建设，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些禁军却反过来拥戴自己的将领建立了周朝和宋朝。太祖成功地把禁军改编成皇帝直辖的军队。

宋朝建国后，南唐、吴越等以前服从后周的南方诸国，纷纷派使节到开封朝贡，对新政权表示祝福。他们都采用了建隆年号。对于不服从宋朝的政权，太祖开始进行军事镇压。听从赵普的献策，太祖首先平定南方。乾德三年（965）后蜀、开宝四年（971）南汉相继投降而灭亡。

说几句题外之言。宋太祖对于制定年号也很在意，命令要“选择从前的王朝都没有使用过的”。但是，有一天太祖在宫内用品上发现了“乾德四年”的铭文。太祖大怒，马上叫来宰相问个究竟。可是宰相却很沉着地说：“那个东西本来是蜀国的吧。前蜀用过那个年号。”太祖听了很高兴：“宰相还是应该用读书人啊。”确实，前蜀第二代皇帝曾经用过六年这个年号。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不但太祖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实，而且宋朝在采用乾德年号的时候也根本就没有考虑蜀国的事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太祖对于数十年前的地方政权几乎毫无所知，二是知道这些情况的官僚们也从未把这些所谓的国家当作正经八百的皇朝看待。而且这件事也鲜明地反映出一介武夫宋太祖的无知和文人官僚的博识。所以宋太祖把自己的同类从政权中枢排除，把自己王朝的未来托付给了文人官僚。而事实是，文人官僚们确给皇朝带来新风，维持了宋朝三百年的统治。

在周围诸国相继被消灭的情况下，南唐设想放弃国号，只称“江南”，对宋朝表示恭顺，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太祖不可能永远放弃这块富饶的宝地。开宝七年（974），太祖命曹彬为司令官率军讨伐。并指示，攻陷都城昇州（现南京）时不得杀戮抢掠市民，一定要活捉皇家李氏一族。此时南唐虽然已经衰落，但是到底有过凌驾华北皇权的繁荣，所以曹彬征伐江南还是很费劲。曹彬不得不动员忠实于宋朝的吴越军队支援，才在第二年一月攻陷昇州，活捉后主李煜，押送至开封。后主李煜被屈辱地封为“违命侯”幽禁，后被处死。

皇位继承

开宝九年（976），基本统一南方后，太祖开始攻打北汉。但是，太祖却在这关键时刻驾崩。太祖弟弟晋王赵光义（避讳皇帝兄长名，改“匡义”为“光义”）即位，是为宋朝第二代皇帝。

关于这次继位，从宋代开始就有各种说法。太祖有已经成人的皇子们，虽然没有立皇太子，但是一般来说，肯定应该从这些皇子中选出即位者。

晋王对于宋王朝的创建贡献很大。建国后与赵普一起，作为名参谋辅佐兄长治理国家，在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任开封府尹和宰相，后被封为晋王，在朝廷席位比宰相还高。晋即那个有名的太原，在北汉还以太原为据点存在的当时，晋王虽然只不过是个名义上的王位，但是，太祖却还是把这个重要的据点托付给自己值得信赖的亲弟弟。如此这般，与过去的五代各王朝一样，这次也是太原的王登上了皇帝宝座。

8 宋朝赵氏系谱图

各种随笔笔记等记载着各种各样的谣传。有说太祖临终时派去叫皇子的使者却跑到晋王那里，让晋王进宫谒见太祖，太祖是在和弟弟晋王密谈中猝死的；有说其实就是晋王直接下手害死太祖的，等等。让这些谣传具有一定可信性的迹象是，晋王即位后立刻改元。

一般来说，新登基的皇帝为了表示对先帝的敬意，定好的新年号都要等即位第二年的正月元日开始实行，即逾年改元。可是，晋王却即位后急忙改元，并且是在临近年底的时候，还特意改该年为“太平兴国”。这件事被元代编纂的宋代正史《宋史》在“赞”中特别提到，并曰：如果没有在太祖驾崩之年就改元，“后世也就不会指三道四”。

年号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我们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当时人们对于这次改元，肯定能感到是太宗要表示自己“并非单纯继承太祖统治”。其中具有某种宫廷政变的含义的可能性很高。年底包括赵普在内的各地节度使一齐到开封给太宗请安，是一个再次令他们表示忠诚的，或者是用这种形式向国内外显示政权安定的一种仪式。不管怎么说，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不安定的情况，新皇帝的统治拉开帷幕。庙号太宗。

确立各种制度

太宗理想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

太宗接收了吴越的浙江统治权，福建军阀陈洪进也归顺了，南方完全归入宋朝统治之下。后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北汉据点太原，宋朝基本统一了全国。太宗本想乘胜攻打辽，希望收复被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但是也就在此时，辽朝新皇帝耶律隆绪（庙号圣宗）登基，国号改回契丹，明确表示自己是非汉族王朝。战况随后进入胶着状态，双方僵持不下。太宗后来实质上决定放弃收复，并试图寻找与契丹在胶着状态下共存的可能性。

9 释迦如来立像（京都·清凉寺藏）
奝然回国时请人仿照台州开元寺请自印度的栴檀释迦如来像雕刻，带回日本

宋朝周边诸国在宋朝镇压华中、华南后，纷纷派使节团朝贡。西自丝绸之路的绿洲诸国，南至现在越南一带的交趾、占城国，东到朝鲜半岛的高丽，当然还有日本。不过日本并不是正式的朝贡。因此，与别的国家不同，《宋史》记录太宗治世的本纪部分没有有关日本朝贡的记载。但是《宋史·外国传》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却全是实质上的使节访问太宗以及使节所介绍的有关日本的情况的记载。这个使节，就是“导言”中介绍过的奝然。我们在“导言”中已经介绍过，日本原来一直跟吴越国打交道。吴越政权被消灭后，平安宫廷不得不直接跟开封朝廷交流。遣唐使制度废止后，一直没有向黄河流域派送使节团的日本，带着视察的意义，派遣了这个东大寺的学僧。

太宗接见奝然的记录中有一段令人很感兴趣的记载。这个来自异国的僧侣说：“我国自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革命，大臣也都是世袭的。”对此，太宗不禁感慨道：“真羡慕!”如何才能使宋朝不像后梁以来的王朝那样短命而亡？这成了完成统一大业的太宗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如果我们非要为太宗辩护一下的话，那么他没有让太祖的儿子继承皇位，可能是他认为在国家还很不安定的时期，一个没有什么实力的凡庸的皇帝肯定是搞不定的。虽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军阀的兵权，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类似丰臣秀吉政权中德川家康式的人物要多少有多少。如何才能保证不是羽柴而是赵氏一族吃上“织田捣羽柴揉的天下年糕”

[1]

？太宗为此废寝忘食，励精图治，终于建成一个强固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国家。这也是太宗常常被看作君主独裁体制确立者的缘由。

最具象征性的成果是完善和扩充了科举制度。太祖时每年科举只有数十人中举，太宗时一下扩充到几百人。而且设定了皇帝最后亲自主考的殿试制度，使皇帝选拔候补官僚这个科举制度的理念得以实现。后来殿试没有落榜生，成为仅是排序的一个考试。但是这个顺序对于当官以后的升进等影响很大，是一个赋予考生名誉、培养忠诚心的非常巧妙的制度。

科举官僚们与唐末以来的军阀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他们与治理大唐帝国的贵族官僚们一样，只希望在朝廷中飞黄腾达，子孙繁荣。他们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

太宗陆续淘汰了各地的武人节度使，换成文人官僚。对文官虽然不可能期待什么战斗指挥能力，但是通过扩充驻屯都城的禁军，补充了这些不足。这个举措，等于是把由征伐各地军阀的军队改编成国防军。后世评价宋朝军队羸弱虽然是事实，但这是建国当初有意推行的政策。宋朝确实没有汉武帝或者唐太宗那样征伐外族的辉煌战果。但是究竟哪个王朝更文明，这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小常识②

军制

宋朝继承五代各朝的传统，锐意增强禁军（中央政府直辖军队）。其结果，不但国都开封驻屯的大部队，包括北部国境以及国内主要城市驻扎的部队在内，实质上所有军队都改编成了禁军。因此，称作厢军的地方军，主要任务变质为做土木工事等，相当于杂役。宋朝给并不能算作战士的军人发工资，其实可看作是当时的一种失业对策，或者叫社会福利事业吧。

宋朝在平定了五代十国的混乱、重新统一国家后，维持庞大的军队对财政压力极大，宋朝几次试图缩减兵员。王安石实行的保甲法就为了节省军费保障乡村安全组织乡兵（民兵组织），对农民实行军事训练。但是，以禁军为中心的军事体制一直没有改变。南宋的时候实行总领所制度，以主要军事据点为中心实行财政独立。形式上与大唐的藩镇相似，但是宋朝中央统治并没有放松。不过，第十章我们还要述及，政权末期最前线的精锐部队还是兵变投敌了。

跟大唐前半期实行的兵役制不同，与中世纪欧洲的佣兵制也不一样，更与蒙古那样的全民皆兵制相异，在以职业军人组成国军这个意义上，宋朝或可说是更像一个近代国家。

·林冲、徐宁（选自《水浒图赞》）
开创梁山泊的这两个好汉，当初都是禁军将校。

太宗实行的制度改革中还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制定了路官制度。他把全国分成十几个路，分设安抚司（负责兵民之政）、转运司（负责财政）、常平司（救济）等，称其长官为“使”。

这个制度把以前由藩镇掌握的权力分散，分别直属中央政府，并且一般三年任期，然后调任他地。结果使得官僚们搞不成独立王国。而且，“路”并非“州”的上级，州也直属中央管辖，“知州事”官名就含有中央政府官职的意思，名义上是被临时派到地方替代皇帝管理地方的，实质上是跟汉代的太守相同的一个地方官。实际上当时人把知事常常雅称为“太守”。统治地方的官僚在制度上属于中央官僚，这在各个层面对这些官僚的意识都产生了影响。甚至中央宰相有时被派到重要地方任知州都不含左迁之意，这对朝廷统治渗透到地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太宗除了印刷佛教大藏经以外，还开始大规模编纂书籍。主要成果为，术语出典集成《太平御览》、逸话奇闻集成《太平广记》、诗文集成《文苑英华》，与真宗（第三代皇帝）时编纂的截止到唐五代的政治文书《册府元龟》，合称“北宋四书”。这些书籍中引用的许多原书今日都已不存，所以作为了解宋代以前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至今还被重视。真宗时代，把冯道刊行的儒家经典注释进行修订，重新刊行，并分发到全国的学校。此事我们在第七章论述印刷文化的时候还要论及。

10 开封府城复原图（根据爱宕元《中国的城郭都市》绘制）
此地位于汴河与黄河合流处，自古即为战略要地，战国时代曾为魏国都城（《孟子》中以“梁”国出现）。但是黄河泛滥时大量泥沙冲积于此，宋代地表当远低于现在

都城开封与古都洛阳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的都城。宋朝有四京，就是四个特别的城市。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我们从后边开始介绍。大名府就是唐代设置魏博军节度使的魏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军事要地。宋朝也作为防御契丹南下的战略据点，庆历二年（1042）定为北京。应天府原来叫宋州，是太祖当节度使的归德军治所，也是宋朝国号由来之地。因此大中祥符七年（1014）定为南京。河南府即古都洛阳，五代时常为皇帝的居所，其地位与开封相当甚至超过开封。后周以后开封逐渐被固定为都城，宋朝开国后即把洛阳定为西京河南府，为陪都。

开封作为运河交通枢纽而发达，后被宋州出身的朱全忠相中，作为根据地开发，逐渐发展成大城市。朱全忠在这里上演了禅让仪礼，即位皇帝后遂定此地为都城。但是他很快就迁都洛阳。迁都洛阳当然主要是因为要与黄河对岸的晋国（后唐）军事对峙，离前线较近的洛阳比较方便。但是其原因不限于此。洛阳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意义，是新兴城市开封所望尘莫及的。标榜复兴大唐的后唐在消灭后梁后，一直把这里作为都城，就是因为后者。而且宋太祖晚年也曾设想迁都洛阳。后来在弟弟晋王赵光义（太宗）的进谏下才老不情愿地作罢。令人深思的是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出英雄豪杰、理想主义的太祖与擅长日常事务处理、现实主义的太宗的性格差异。

即位第二代皇帝的太宗再也不提迁都洛阳一事。从那以后，直到靖康之变失去华北为止，开封一直都是宋朝的都城。相对的，洛阳所蕴含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却很受退休官僚们喜好。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的重要人物都集中在这里，洛阳一时似乎成了在野党的聚居地。道学祖师程氏兄弟出身洛阳附近，他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自己的道学思想的。

发达的都市文化

形象告诉我们当年开封繁华的史料是《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是一个叫孟元老的人在南宋初期的绍兴十七年（1147）所著，如书名所示，是回想当年都城开封梦幻般繁华的著作。记述的内容是北宋末期、宋徽宗（第八代皇帝）治世后期开封的情况。全书共十卷，前五卷介绍名胜和风俗，后五卷介绍时令节日等。记述非常详细，当时都城平民生活历历在目，是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同时，后半的时令节日详细记录了政府主办的各种各样的庆典和祭祀，特别是冬至在南郊祭场举行的郊祭记录极为详细，年终官民一起共同举行祭祀的景象如现眼前。

郊祭是皇帝（天子）为了感谢授予自己天命，亲自祭祀上天最高神的仪式，到唐代中期为止最多也只是官僚们参加，是一个仅限于统治阶层的祭祀活动。安史之乱以后，变质为事前朝拜太庙（祭祀祖先神灵的场所）、太清宫（祭祀大唐祖先老子的场所），然后皇帝上大街巡幸“游行”，供一般市民观看的庆典祭祀。宋朝的开封也同样，不，甚至远远超过唐代，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庆祝游行。游行队列中还有大象等珍奇动物，市民们不顾严寒，上街观看，喝彩叫好。在游行队列中，皇帝乘坐叫做玉辂的马车移动。这是一个伴随唐宋变革皇权产生变化的生动事例。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为止，天皇的队列不为一般庶民所见。江户时代，天皇在位期间基本不出御所。如果要出御所，将军要命令道路两侧的民家关紧所有门户，然后天皇一行在空无一人的路上庄严肃穆地行走。

11 《卤簿玉辂图》（部分，辽宁省博物馆藏）
玉辂为皇帝在宫城外举行某种仪式外出时乘坐的轿子

《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叫做张择端的画家画的都市风景图，后世有很多模仿作品。作品描绘的是唐代后期演变成上坟扫墓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节（公历四月五日前后）的景象。“上河”是“溯河而上”之意，作品表现的是贯通开封南部的汴河上游的街景。不过，最近更多的人认为这个作品画的并不是开封市内，而是郊外的某个卫星城市。作品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缜密写实地描画出来，给我们带来大量从《东京梦华录》一类文献资料的文字罗列中所不可能获得的直观信息。文献资料不会收录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属于极为平凡的日常常识，该绘画作品都真实地传递给我们。比如通过坐在商店前边椅子上女人的姿势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的坐姿，通过漂浮在河上的大量船只外形我们可以复原其骨架和构造。在今天的宋代史研究领域，这类视觉资料的活用日益增多。

12 《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
（药铺）部分（张择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中有坐椅子的女性。中国椅子普及始于宋代，由此椅子文化开始发达

宋朝是一个都市文化盛开的时代。不论是《东京梦华录》，还是《清明上河图》，或者别的史料，有关都市文化的记载都非常多。我们在后边的章节将详细介绍。

皇位的和平继承

赵普被罢免后，作为宰相辅佐太宗的是吕端。太宗和吕端二人原来在太祖手下曾是同僚，但是现在不同，太宗和吕端有了明确的君臣关系。吕端虽然是宰相，但是重要的政策都要经过太宗的裁决，吕端只是执行而已。认为宋朝确立了君主独裁体制的评论家，其思考的出发点都是太宗的这个事例，他们把太宗当作典型。但是，这其实是太宗废寝忘食勤勉执政的性格所致。秦始皇、清朝雍正帝等，中国历史上时有这类皇帝出现。但是这绝不是普遍现象，宋朝亦不例外。

太宗继承了兄长太祖的帝位。因此，太宗的弟弟秦王赵廷美也虎视眈眈着太宗的帝位。想把帝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太宗逐渐疏远廷美，太平兴国七年（982），终于解除了廷美的西京留守之职，把廷美从王贬为公爵，并幽禁在房州（今湖北省房县）。廷美两年后在失意中死去。如此一来，太宗长子元佐理所当然就是后继者了。可是也许元佐目睹了父亲对叔父的残酷举措后异常痛苦，患上精神病，终于在一次宫廷宴会没请自己时怨气大发，竟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宫殿。

这样一来次子元僖就成了事实上的后继者。元僖被封为中书令、开封尹职，享受皇太子待遇。可是，又出现了不幸。淳化三年（992），建国功臣赵普死后仅两个月的十一月，跟平时一样上朝的元僖突觉不适，紧急退朝回宫。太宗大惊，即刻前往探望，但是元僖已经危笃，很快死去。太宗大哭。全国服丧五日，预定十天后举行的定例郊祭也延期到第二年正月。

于是继承帝位的就成了三子元侃。至道三年（997），太宗五十九岁驾崩，根据其遗嘱皇太子元侃即位，此即为真宗。真宗改名为恒，第二年元旦改元咸平。全国平稳无事，皇位终于实现了几十年来首次和平继承。但是，北部边境却传来不稳的消息。

澶渊之盟与封禅

见好就收的勇气

公元1004年的阴历正月元旦，真宗实施了即位后第二次改元。新年号为景德。以瓷器名闻世界的那个江西小镇，就是根据这个年号起的名。

刚过完年的正月十一日，北边传来契丹企图入侵的情报。真宗命令严加防御，不要轻举妄动。到了春天，又谣传秋天会有大规模入侵。华北连续发生地震，夏天发生蝗灾。

“天高马肥之秋”的闰九月，契丹终于大举南下。这次是其皇太后与皇帝率兵亲征，军司令官是萧挞览。宋朝刚就任宰相的寇准进言真宗也到黄河北岸亲征，迎击契丹。但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却暗中建议真宗避难江宁（今南京）、知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同样建议避难成都。这些地方都是他们自己的出身地。寇准虽然察觉到这些举动，但是他表面上却假装不知，仍用坚定的语气说：“谁敢妄言，斩！”主张坚守黄河防线。真宗无法，只好率军亲征，宋朝主力布阵澶渊一带，与契丹军对峙。时为十一月末。

开始，双方小范围交战，契丹司令官萧挞览竟中流箭而亡。契丹军士气因此大跌。其实寇准本来就没有真正开战的意思，他出兵就是为了议和。但是如果自己独断专行决定议和，害怕事后被骂为卖国而受到弹劾，所以他硬是把皇帝也拉到阵地，使皇帝也成为交涉的直接当事者。真宗本来厌战，根本就没有对战的勇气。人在军中，每日战战兢兢，寝食不安，害怕敌人袭击。看到这种情况的寇准同文人官僚杨亿每天晚上故意喝酒作乐。真宗通过近臣的报告知道后，才安下心来，上床入睡。

宋朝派曹利用为使者到契丹阵地议和。这次交涉的焦点是议和条约中宋朝每年应该向契丹提供多少财物。无论如何想回避战争的真宗对曹利用说：“只要能议和，一百万都行。”但是寇准叫住刚出门的曹利用吓唬道：“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算寇准没白吓唬，曹利用还真交涉成三十万。曹利用回朝复命，真宗急切地让宦官问到底是多少。曹利用知道事情重大，要直接给皇上回答，就对宦官只举了三个手指。没想到这笨宦官进去就给真宗上奏道：“举了三个手指，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大叫：“太贵了！”在外边等候接见的曹利用只听到真宗喊叫，所以吓得浑身发抖，满头冷汗，进去就给真宗磕头：“臣下无能，吃下大亏。”

“到底是多少？”

“三十万。”

曹利用跪在地上，浑身哆嗦。他当然没想到真宗听到他的回答喜出望外。不用说，曹利用得到了巨额奖赏。

于是，契丹撤兵，两军合计几十万人的武力冲突被和平解决。两国指挥者具有通过交涉解决武力冲突的智慧和撤兵回朝的勇气。如果用儒教或者佛教思想润色一下来表现的话就是，他们都具有不忍心因战争使一般民众受苦的仁爱、慈悲之心。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一千年过去了，人类不但没有变得聪明，反而更显愚蠢。

13 契丹使朝聘图
《景德四图》之一，描绘的是辽（契丹）使节团访问开封宫廷的场面。为祝两国的友好与和平而作

这次议和意味着石重贵撕毁石敬瑭缔结的盟约以后，契丹与华北政权持续五十余年交战状态的终结。议和条约双方互称“大契丹国”和“大宋国”，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两国皇帝互称兄弟。宋朝每年向契丹赠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偿经济援助。用这么一点财物换来和平，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被称作澶渊之盟的这个议和条约，直到徽宗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时被撕毁为止，双方遵守了一百二十年。盟约缔结时按罗马的历法已经过了年，严格地说澶渊之盟应该是公元1005年的事件。但是，与西历的对照一般是“阴历某年相当于西历哪年”，只有以年为单位比较才有意义，所以本书还是把此事件定在公元1004年。

这次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寇准。如果真宗到南方避难，那么宋朝会比实际早一百二十年失去华北，而且即使开战宋朝胜利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既回避了战争，还保全了国土，这需要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每年的无偿经济援助，防止了契丹对宋朝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援助其实并不是“无偿”。

天书降临与封禅

但是，任何时代都是这样，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拉后腿的家伙。这家伙就是王钦若。王钦若早忘了自己当初给皇帝进言放弃华北、避难南方的事，现在反过来咬定这次的议和是结了“城下之盟”。说这是被敌人攻到城下，被敌人逼迫签订的屈辱的协定。实际和议内容正如我们上边所说，根本不是他说的什么屈辱协定。但是从形式上看，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看法。本来兴高采烈的真宗被他这么一说，情绪大落，又反悔这次议和，进而罢免了寇准。真宗还是觉得郁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为了恢复和宣扬业已坠地的（真宗自己觉得）皇帝权威，真宗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仪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书降临和封禅。

景德五年（1008）正月，臣下报告说宫殿门楼屋顶挂有不知从哪儿飘来的黄帛。真宗马上招集王旦、王钦若等臣下，给他们说去年十一月发生在自己寝室的一件奇异事件。有天晚上突然进来一个神人对他说：“在宫中做一个月道教的黄道场，就会有天书大中祥符降临。”他说现在出现的这个黄帛肯定就是天书。他让宦官爬上屋顶取下黄帛，只见上边开头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恒”是真宗本名。臣下是绝不允许直接写皇帝名字的，所以这毫无疑问应该是神人写的（按当时的避讳制度应该是这样。当然，为了制造神人天书的假象，事前得到真宗许可，臣下写上“恒”字是完全可能的）。

天书都降临了，当然马上就改元。年号干脆就是“大中祥符”。有一个韩国总统名叫“大中”，那是儒教经学中表示“皇极”的意思，自古就是象征王的一个词。蒋介石字“中正”，也是取自“大中至正”。

真宗为了奉安天书修建了庞大的宫殿群。既然有神暗示的天命降于皇帝，所以就出现了劝进皇帝封禅的运动。首先是泰山封禅祭场一带民众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自发（当然是地方官僚支持的）上京上奏劝进。真宗说自己不够资格，所以回绝。第二次，规格提高，当地的进士率领八百四十六人上京请愿。真宗还是没有点头答应。那么下次就该更高级别了。第三次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军队将士、州县官吏、附属国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和各地长老共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的大规模请愿团请求真宗封禅。真宗终于说“既然大家如此抬举朕”，遂答应十月封禅。为了封禅，真宗精心策划了一场可与禅让比拟的大戏。

封禅，按当时的儒家经学思想，是只有实现天下太平的皇帝才有资格实施的一个仪礼。上古的帝王们都实施过，后来的社会脱离儒家之道而中断，秦始皇那样一个没有资格的暴君，用被神仙思想毒害的形式封禅，曲解了这个神圣的仪礼。汉武帝的封禅也被儒家指三道四。后汉光武帝恢复了本来的形式，唐高宗、唐玄宗以及稍稍不合规范的武则天也继承了这个形式。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儒教的神学学说，实际上秦始皇按神仙思想搞的才是最古的形式，而上古的那些，都是他们捏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儒教非常重视的神圣仪式。本来前皇帝太宗在平定北汉后雍熙元年（984）也曾计划封禅，却发生了皇宫火灾，觉得是受到上天的谴责，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只要宋朝以汉朝、唐朝的王权为模范实施统治，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人们期待什么时候一定应该实施的仪礼。天书降临，人们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上天的暗示。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禅

南宋李焘编纂的北宋编年记《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略称为《长编》）在这一年的记载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封禅准备的情况。真宗数次指示不要花太多经费修缮沿途道路和所要通过的城门。其实这是例行伎俩，只不过是想要表明“皇帝慈爱，遍及天下民生”而已。

朝廷派学者官僚孙奭出使契丹，向契丹通告封禅一事。护卫真宗去泰山将有大量部队移动，怕被契丹误解为军事行动。孙奭出发时，真宗叮嘱曰：“我们每次派使节去，人家都要盛情接待，太给人家添麻烦了。你这次就在国境把朕的手书传给人家就行了。”孙奭回来报告说契丹说“收取岁币以外的礼物违反盟约”，所以没有接受带去的大量礼物。真宗听后大赞道：“异域常能固守信誓，良可嘉也。”《长编》描写的真宗，简直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明君。

事前在开封的宫殿认真进行了演习后，十月四日，真宗一行浩浩荡荡向泰山出发。二十三日，开始登山。同行的近臣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可是年已四十的真宗却视蜿蜒无尽的石阶于不见，兴致勃勃如履平地。昨日的坏天气无影无踪，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第二天拂晓，在山顶举行了封禅仪礼。唐玄宗以来二百七十年，终于又举行了一次。这是一个宋朝终于与自己引以为范的大唐王朝并肩看齐的瞬间。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

14、15 泰山二景
左图是通往山顶的陡峭的石阶；右图是封禅祀祠泰山的情景再现

归途，真宗到曲阜，在孔庙隆重祭祀了文宣王（孔子的谥号）孔子。同时，给孔子的称号前追加了“玄圣”二字。虽然出典是《庄子》，但是后来的儒教文献都使用，说明绝不是根据道教思想命名的。

后世再也没人搞过封禅——徽宗时蔡京准备搞，但是徽宗完全没兴趣——其原因，是因为封禅被从儒教教义中抹杀了的缘故。一百年后的苏轼如下记述真宗封禅的起因：真宗因为“城下之盟”郁闷不欢，王钦若建议征讨契丹。但是真宗说，“想到民众将要受苦我不能发动战争”，拒绝开战。王钦若又生一计，建议封禅。真宗很为难说：“没有天瑞怎能封禅？”王钦若马上反问道：“难道陛下相信上古圣王时代的‘河图’和‘洛书’是真的吗？”他暗示真宗奇迹是人创造的。于是，他们就开始捏造天书。后边我们还要论及，苏轼的时代正是儒教开始变质的时期，封禅被当作迷信批判。真宗成了追求汉代以来的皇权形式的最后一个皇帝。从那以后，开封城外南郊的郊祭和利用宫殿举行的明堂祀两种上帝祭祀，皇帝亲自担任祭司每三年周期性举行一次。

虽然大中祥符元年声势浩大的封禅活动随着真宗返回开封告一段落，但真宗开始的国家祭祀庄严化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首先，针对封禅祭祀上天，在山西汾阴又举行了对土地神的祭祀。他还把上天最高神的名称定为“玉皇”，作为皇家的祖先神崇拜。认定“玉皇”和儒教一直称作昊天上帝的上天神是同一的。直到现在，民间还把玉皇大帝当作天神信仰祭祀。

真宗还新设了祭祀出现在自己梦中给自己种种启示的神人的仪礼。他说神人就是宋朝皇家远祖名叫“赵玄朗”。按他所说的时间计算，此神人应该是生存在春秋时代晋国臣下始称赵氏以前的人，但是莫名其妙却姓赵。正像日本的《古事记》所记载的神代的事情一样，是不能用“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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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的。真宗营造了祭祀赵玄朗的宫殿玉清昭应宫，还把赵玄朗的画像挂在供奉皇家祖先遗像的景灵宫里。真宗还给赵玄朗追赠圣祖庙号。

玄朗的意思就是“黑亮黑亮”。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宗教风气。“玄”是汉代末期开始受到重视的一个哲学概念，含有这个字的词语很多，经常被使用。

但是，因为真宗的梦，以后这个字被禁止使用了。因为是皇家祖先的大名，所以应该避讳。日本也知道的四神之一玄武，被改称为真武。因此，本来是龟和蛇合体的一个神，经常被误解为“真的武人”，连神本身的特征都发生了改变。孔子的庙号玄圣，也被改称为至圣，这个用法今天在日本的汤岛圣堂等处还能看到。唐玄宗也去其尊号中的一个字，称作“明皇”。连真宗自己，如果能用玄字的话，说不定也能得到玄宗庙号。除此之外，几百年来惯用的许多“玄×”全都被禁止和废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限度继承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的真宗，却葬送了玄学思想。代替“玄”字，在思想界开始风光的字是“理”字。其实这个字，也是为了避讳唐高宗的名字“治”，七世纪以后才开始频繁使用的文字。

当时有一个官僚上奏说：“我们大宋继承的是大唐，所以我们不应该是火德，而应该是金德。”真宗要遵守太祖决定的事项，所以没有采纳。但是官僚说“还有很多人持有同样意见”。可见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实际上太宗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上奏记录。这也是一个说明当时人认为大宋是继承了大唐的王朝和时代，象征当时人自信的事例。这个自信，后来竟发展到凌驾大唐之上的高度。

宰相群像

财务官僚的飞黄腾达之路

与万事自理的太宗不同，真宗也许因为是第三代皇帝，所以比较重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宰相们的权力就增大了。这里我们根据最新研究，介绍一些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群像。

太宗预料到太子元侃将来会成为跟自己不太一样的君主，所以他给安排了一个值得信赖的辅佐，这个辅佐就是李沆。李沆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做翰林学士的时候被太宗看中，曾经当过一段时间参知政事。后来太宗任命他专门辅佐皇太子，等将来再任参知政事。果然真宗即位后，即刻提拔他，等到吕端引退后马上就让他接班。李沆得到真宗的全面信赖，率领文武百官治理国家，被称为“圣相”。

替代李沆、从三司使升进为宰相的是寇准。寇准一手策划并指挥了澶渊之盟。但是，正如前边所述，真宗听信王钦若谗言，罢免寇准，接任宰相的是王旦。王旦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政绩，其实这正说明他主政的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秩序安定。天书、封禅主要是王钦若他们在搞，王旦只是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在他们上边监视管理长达十二年。其任期后半，向敏中担任副宰相。

16 北宋前期的官制概要
北宋前期继承唐末以来的习惯，官僚机构极为复杂。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把中央官厅根据《唐六典》复归到六官制（根据讲谈社本丛书旧版《中国历史 5五代·宋》所收表简化而成）

天禧元年（1017）至天圣元年（1023）之间，宰相更换频繁。王旦、向敏中、王钦若、寇准（再任）、李迪相继担任宰相并引退。天禧四年，丁谓和冯拯就任宰相。丁谓淳化三年（992）与王钦若同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历任重要地方的长官，真宗即位后调回中央，任三司户部判官。后转任四川路官，再任三司盐铁副使、山东路官。后被任命为权三司使事，相当于财务大臣临时代理。数年后，正式成为三司使。

17 行政文书流程
平田茂树氏作。出自作者《政治史的内幕》（参见伊原弘、小岛毅《知识人百相》）。

关于三司，前边已经述及，为后唐时把户部、度支、盐铁三个部门统合后设立的财务官府。从寇准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个官位是一个将被任命为下任宰相的重要职位。丁谓被任命为路官，也是与财务有关的职位，虽然与三司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职务内容基本上相同。就是说他是作为财务官僚显露头角的。在这点上，与前辈寇准相异。负责庞大的天书、封禅费用筹措的就是丁谓。

相当于国防大臣的枢密使兼宰相衔时被称作“使相”，而三司使则被称作“计相”。级别上枢密使比三司使高，议和后枢密使的实务比重转移到财务上后，从枢密使升任宰相的事例就多了起来。由此，与原来科举进士从翰林学士经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晋升之路并列，财务官僚的晋升之路也得到确立。后来新法、旧法党争的王安石虽然走的也是从地方官提拔成翰林学士的路子，但是事实上他属于财务官僚系，所以与正论派欧阳修、司马光等走不到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丁谓的存在很受注目。有些研究认为他和寇准以及王钦若的矛盾，就是后来党争的前奏。

未完的政治运动——庆历改革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在位二十六年，享年五十五岁驾崩。根据遗诏，皇太子祯即位，即仁宗。仁宗年少，母后摄政。女性不能在男性官僚面前露相，所以隔着帘子参加政务会议，这就是垂帘听政的由来。当年丁谓就被罢免了宰相，第二年冯拯也因病引退，由此，辅佐真宗治世的宰相们几乎都从前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参知政事王曾。而填王曾参知政事空缺的，则是吕夷简。吕夷简后来升任为宰相，实质上操纵了整个朝廷。王曾与吕夷简展开权力斗争，一个时期两人都被解任。因为王曾与吕夷简对立，所以后世史家评价他为君子，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建树。

仁宗时代前期，权倾朝廷的是吕夷简。他也是因科举中进士而开始从政，历任地方官，后被调任中央高官。他当地方官的时候，废除对农机具的课税，延长道观建设资材的缴纳期限等，旨在涵养民力，被真宗夸奖为“有为国爱民之心”。

仁宗时，真宗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因火灾被烧毁，皇太后曾试图重建，吕夷简借故天灾说服皇太后放弃了重建主张。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主政。吕夷简去世的时候，仁宗痛哭：“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夷简的儿子们也都出息成政府高官，特别是吕公著，成为与司马光齐名的旧法党代表人物。一直到南宋，这一族还在朝廷占有重要地位，出了朱熹（朱子）盟友吕祖谦等许多高官。

但是，在吕夷简主政时期，政治停滞，腐败严重。至少在少壮官僚看来是这样的。其时，西北边境地区党项族势力渐强，自称“夏”，与宋交战。通过在前线指挥的文人官僚韩琦、范仲淹的努力，议和成功，他们也都被调回中央政府，遂在中央政界掀起一股新政之风。此时因为是庆历三年（1043），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改革或者庆历之治。

从范仲淹的奏书可以看出，这次改革首先从官界开刀，严正纲纪，改头换面，吸引人心。他们希望打破吕夷简执政期间的因循守旧风气，不拘前例，清新大胆改革政治。庆历改革，是迎来创业八十周年的宋朝，摆脱大唐帝国以来的束缚，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从改革旗手们的年龄来看，改革领头人范仲淹那样的重要人物姑且不说，其他的，比如学术方面的指导者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生、青壮年官僚精英欧阳修是景德四年（1007）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生。就是说，他们都是澶渊之盟以后出生的，都没有直接感受过契丹的威胁，他们属于“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他们的理想主义政策，与他们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们缺乏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战略战术。

其结果，使庆历改革最终成为一个以改革计划而告终的未完的政治运动。有观点认为，是当事者意识到他们的计划的危险性，所以自己停止了实施。可是，为什么后世却经常把这个当事者以自发停止而告终的运动当作开辟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顾宣扬呢？那是因为，这个运动，孕育了以后各种改革的所有萌芽。从此以后，宋代的士大夫们超越政治上、学术上的立场差异，一直以庆历为模范。不仅宋代，甚至可以说从明代到清代的近世士大夫的灵魂寄托，就在这个庆历改革中。有关情况，留待别的章节介绍，我们这里还是先引用一下庆历士大夫领头人范仲淹的那篇脍炙人口的名文。六百年后，德川光国（1628—1700）接受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的建议，把自己的庭院取名“后乐园”，其出典就是这篇《岳阳楼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也。

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弊端百出与濮议

国家的财政危机

宋朝梁柱逐渐被腐蚀。欧阳修写有《原弊》一文，警告只知贪图安逸的官僚们。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的弊害之一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大约有三。

其一是军队。宋朝采用常备军体制，国境沿线和首都开封驻屯有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这些军人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完全是吃白饭的。不过又不能没有军队。况且，把他们解雇了，又没有能安排的工作，这么多闲杂人员进入社会，将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正像后来的谚语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宋朝兵卒的素质实在够呛。《水浒传》的头目中落魄军人很多，可说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现象。不论将校还是士兵，没有一个能当正经八百的良民。仁宗时代，因拖欠军饷和待遇恶化暴动的地方驻军，比因饥馑和恶政暴动的农民起义军还多。在当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农民“起义”的那个时期，把这些也说成是当时阶级矛盾的表现，现在看来相当勉强。

其二是官僚组织。为了抑制节度使的跋扈而确立的文官优势的政治体制，通过太宗扩大科举得以完成。但是，并没有静态地“完成”而止，而是发展到过剩。官僚的位子是有限的，科举中举的官僚候补生年年产生，所以就出现了大量虽然中举却没有官僚位子坐的人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宋朝扩大和复杂化了权力机构，结果只能是增加国库没有必要的负担。官僚机构只要建立，就会自我繁殖，增势难挡。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在没有任何长远规划的情况下设立的宋朝官僚机构，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士大夫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极端危险的状态。

其三是节税。资产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等钻法律的空子，名义上放弃自己所有的资产或土地，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典型例子就是把资产或土地在名义上捐给享受税金减免待遇的寺院、道观，以及赠送给官僚特权阶级。当然，名义上接收赠送的一方肯定要拿回扣了。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库的税金私下瓜分了。该缴的不缴，所以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的税赋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存在的那种“老实人吃亏”的构图。

庆历改革，开始是着手整顿官僚的纲纪，可是不久就中止，后来二十余年，到仁宗时代后期，又进入了因循守旧的时期。本来仁宗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连真宗那样积极强化皇权的兴趣也没有。不知道与他没有后继者有无关系。已经到了生理上生孩子不太容易的年龄时，他还不选定接班人。这种时候有关皇位继承的问题，本来臣下们是忌惮不说的，但是欧阳修等几个高官实在是忍不住了，建议从皇族中选一个男子作养子。仁宗也许觉得自己还行，或者是后宫的女人们为了生个能继承皇位的太子而阻碍此事，反正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等到自己病倒后，仁宗才终于同意选一个皇族的男子进宫作为养子养育。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了，这个养子应该出宫回自己的家。后来选上的，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后改名为赵曙。

濮议——远超构造改革的大论争

嘉祐八年（1063）三月，治世长达四十年的仁宗驾崩。刚被立为太子的赵曙即位，即为英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作为仁宗的皇太子继承皇位的。这时的宰相是韩琦，参知政事是欧阳修，所以本来改革的体制已经形成，只要年轻皇帝发号施令，针对淤积百年的各种制度疲弊的构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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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开始。翌年正月，改元“治平”，取自《礼记·大学》。但是，比改革更重要的问题，此时却占领了士大夫和官僚们的思维空间。这个问题就是新皇帝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已经死去的亲生父亲。世称“濮议”开始了。

争议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宗的生父濮王应该作为“养父仁宗的堂兄”来对待，还是作为“英宗皇帝的生父”来对待。当初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根据前者，建议称作“皇伯”。但是韩琦、欧阳修等中书门下的长官却认为这个称呼没有前例，根据后者，建议称作“皇考”（实际上后晋的石重贵曾经把自己的生父称作皇伯，但是欧阳修主张“五代的事不能成为先例”，他本来就不承认五代）。对此，司马光、吕诲等谏官认为这会搅乱“继承仁宗先帝的正统性”，批判政府的方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朝廷几乎所有高官都被卷进这场论争中。

用现在的价值观看，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毫无意义的争执，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抛开上述各种紧要问题不管而来议论的事情。因此，这件事要么是在历史记录上被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作为世代之间的抗争，或者政府与谏官之间的制度上的、构造上的对立关系，甚至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解读。议论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争论本身，而是放在说明造成这个争论的原因上。

但是，在近代价值观确立以前，濮议本身，一直被反刍和议论。这是因为，濮议中的意见对立，包含了中国政治秩序，也就是礼教秩序的根本问题。仅用我们今天的视线和视点判断属于异文化人们的言行是非是很危险的。无视与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存在的“普遍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无限对抗与混乱，我们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战争等就能看出。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在各种领域令今天的我们深思的时代。

濮议使士大夫们的精力消耗殆尽，欧阳修也失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梦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们来实现了。但是他们绝没想到，未来的改革，将带来更为广泛更加激烈的党派对立。

[1]
织田捣羽柴揉的天下年糕：完整的说法是：“織田がつき羽柴がこねし天下餅すわりしままに食うは徳川（织田捣，羽柴揉，家康坐享其成吃年糕）”。意思是说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辛辛苦苦结束乱世，推进天下统一，继承织田的丰臣秀吉（羽柴）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但是最后坐享其成的却是没做什么的德川家康。此言本是十九世纪中期佚名写的一句“落首”（讽刺诗）。

[2]
汉心：汉意，日语写作“唐心（KARAGOKORO）”，指的是从中国传来的思想、文化、观点、看法等。本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倡的一个概念。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和心（YAMATOGOKORO）”，指的是日本古来的心性、精神。

[3]
构造改革：本是日本左翼党派使用的一个术语。是日本左翼运动史上，特别是原社会党内部长年争论不休的一个课题。争论双方消耗极大。后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此书写作期），被作为一个社会结构改革口号使用。

第三章

动乱的世纪

王安石上台

辅佐神宗皇帝的精英官僚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不容易从《礼记》的“治国平天下”中取了一个“治平”的年号，可是英宗在位四年就死了。英宗长子赵顼嗣位，年方二十的年轻皇帝神宗由此诞生。此时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比四年前英宗即位时更加迫切。但是，朝廷上下还在为“濮议”争论不休，两派互相牵制，互不相让。而钻了这个空子的，则是王安石。

仁宗驾崩同年王安石母亲病逝，因此英宗治世的那几年他正好在江宁（今南京）服丧，所以与中央官僚们的濮议没有任何关系。他虽然是江西抚州出身，可实际上的故乡却是江宁。

18 王安石

神宗在皇太子时代，与韩绛、韩维、吕公著等贵族出身的年轻官僚关系很好。王安石的名字可能就是通过他们知道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也很早就注意到王安石。王安石成为朝廷的期望所在，很快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安石的父亲也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僚，一生为地方官。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年方二十二岁，就以八百三十九名及第者中第四名的优秀成绩中举。同中进士的还有后来在新法政权时支持王安石、后升任宰相的王珪和韩绛。

如此优秀成绩中举，一般都是当一期地方官后调回中央，历任显职。但是王安石在淮南任期终了后，却没有要求回朝，而是自愿到明州（今宁波）鄞县任知县。后来也曾做过中央的官僚，但是王安石在服母亲的丧后，就留在老家当了江宁知府。王安石自愿选择在地方任官，一般认为是因为他家比较贫穷，要养活一大家人，自己专找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职位。但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辗转地方，所以才看到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地方积累了改革的经验，后来才能在中央实行大规模的改革。

神宗治世期间，最初改元选定的年号是“熙宁”二字。“熙”是明亮的意思，“宁”是安宁的意思。这个年号包含了神宗超越父皇、改革国政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兼任特别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长官，开始实行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从已经惯例化的官僚体系中破格选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僚们组成。其中除了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以外，还有程颢、苏辙等后来转为批判派的人才。从这里也能看出刚开始时，改革是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志向。他们一起讨论，日夜研究各种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法政策。翌年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从此与神宗一起，统率朝廷，实行新法。个别新法及其意义留待后边详细说明，我们这里先看朝廷政治形势的变化。

19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给作通判比部的友人的问安信

誓把王安石拉下马

随着新法细节的确定，朝廷内部开始产生分裂。程颢和苏辙甩手不干了，退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濮议时的死对头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时也步调一致，要求皇帝罢免王安石。连当初给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吕公著也对新法持批判态度。这些人笼统被称作旧法党，但是这个称呼仅仅是后世为了方便把反对新法党的所有人一股脑总称的。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政策，也没有结成什么党派。

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王安石拉下马”。这里有种种政治力学在起作用。王安石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把他们一个个都排挤出政治中枢。有些大人物不好太露骨排挤，就给一个名誉职务让其养老或者任命成地方大城市长官。监管道教设施的道观监督，就是这个时候王安石为此目的新设的。于是这般，朝廷的重要职位，都被王安石一党垄断。

在政治上失败的抵抗势力，开始转向言论战。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争取舆论支持，但是当时争取天意的支持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旦朝廷实行弊政，上天就会用天体的异常现象或者异常气象表示警告。熙宁六年（1073）久旱不雨，批判派说这是上天的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新法。甚至有官僚发誓说：“如果把王安石罢免后十天之内不下雨，我就是被处刑也在所不惜！”针对这些批判，王安石对神宗上奏说：“只要我们推行善政，就没有什么对不住上天的。天变不足畏。”这种似乎对天不敬的说法，也是后世诟病王安石的一个原因。

其时，恰好“导言”中提到的那个成寻在开封。我们在“导言”中已介绍过，他的日记记载的事情虽然在宋朝的史料中找不到旁证，但是通过神宗亲自来看他祈雨的记载，可以看出神宗当时的焦虑心情和对他祈雨的期待。当时如果再不下雨，就算是改革推进派的神宗，也将直面不得不罢免王安石的难题。不过，王安石不愧是“天变不足畏”的发言者，在他本人没有出现的地方，更显示了他的存在感。王安石对上天持有敬畏之心，但是并不相信一个从外国来的祈祷师祈雨。

也许成寻祈祷有效，果然天降大雨，王安石暂时还继续稳坐宰相交椅。但是翌年，他终于受不了反对派的批判，请辞宰相。熙宁八年（1075）虽然再拜宰相，可是第二年又请辞归乡。从此，王安石回到故乡江宁养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再也没有踏上开封的土地。

王安石虽然引退，但是他开始的新法却被继续执行。吕惠卿、蔡确、章惇等王安石提拔的人才，在神宗的指导下实行集体领导。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虽然走了，但是他设计的新法都得到施行。这些实务官僚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些新法。

继续了十年的熙宁年号，这一年改为“元丰”。新年号体现了神宗新法已经走入正轨，国家再建在望的自信。抵抗新法的旧法党，因为失去了王安石这个攻击目标，或者是因为无奈，甚或是因为内心对新法的效果不得不承认，总之熙宁年间那样激烈的批判几乎销声匿迹。表面看来，宋朝社会似乎将按王安石设计的路线顺利向前迈进。

但是，悲剧重演。全面信赖和支持新法的神宗，在位仅十八年突然驾崩。时为元丰八年（1085），神宗年方三十八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如果神宗能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文明将肯定大变，历史将被重写。

北宋末期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因神宗的早死拉开帷幕。主持国葬的是元丰年间推行新法的宰相王珪，就是“濮议”时作为翰林学士上奏称“皇伯”的那个人物。他因为在任途中突然死去，所以没有被卷入党争中。因此旧法党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但是，这个人物是下边将要登场的一个宰相的外祖父，所以请一定记住。他的后任，是蔡确。

王安石改革催生《资治通鉴》

继承皇位的哲宗赵煦年幼无知，因此与仁宗即位当初一样，他的祖母高氏（即神宗母）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宣仁太后）。不幸的是，皇太后非常讨厌王安石，对新法也持批判态度。她立刻把引退洛阳的旧法党精神领袖司马光召还回朝。司马光在此一年前，刚完成呕心沥血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司马光年轻时就策划编纂历史典籍。但是那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是一个高级官僚业余所能完成的。退隐洛阳，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改革催生了《资治通鉴》。

这种“风大好卖桶”

[1]

，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两个事项相关联的论法，古来称之为“春秋笔法”。这个笔法就是，在寻找后来发生的某个现象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发现该现象发生以前的某个现象为其原因之一，而且从道义上看，前边发生的现象才是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把与实际行为主体不同的人物就像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体一样来描写。因为（被认为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体《春秋》，就是用了这么一种写法（后世注释家如此解释）。所以说，如果没有政敌王安石，那么这部不朽名著很可能就不会完成。

20 司马光

21 《资治通鉴》（部分 选自《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内阁文库藏）

司马光计划把《春秋》以后的历史用编年体方式编纂，经过几十年辛苦劳作，终于完成。将其命名为《资治通鉴》，意即“作为当今政治借鉴的通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是神宗皇帝。此书虽然有司马光和先人的一部分评语插入其中，但是基本上全是罗列事项。但是，如何选择取舍，如何排列，以及用什么文字表现，却都体现了司马光的历史观。那就是排除一切捏造，只收入编者认为属于历史事实的事项，并且在进行历史实证时，总结出大量供当时的统治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所以此书作为史书之鉴能在东亚地区被广泛阅读，实有首肯之由。如何记录、记忆过去的历史，这个问题与当今历史学研究最前沿的课题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

说起中国的历史书，与司马光同姓的司马迁的《史记》最为有名。司马光一族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所以司马光很尊敬司马迁。但是，有关历史的记述方法，他们却完全不一样。《史记》开创了以帝王年代记和个人传记为主体的纪传体，而《资治通鉴》则继承了《春秋左氏传》的编年体，只有帝王年代记。

《史记》的个人传记采用了很多司马迁收集的民间传说等入史，加强了记述的故事性。因此，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互相矛盾的记述并不少见。某个历史事实，为了反映传承该事件的众多人的视点和记忆的多样性，特意全部记载，这是《史记》的一个特征。比如可看作整个《史记》最高潮的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大战，对项羽感情移入写成的《项羽本纪》与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写的《高祖本纪》，读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项羽本纪》自古就被当作范文传诵。但是，夸张项羽英雄性的这种悲愤慷慨的笔法，并不是《史记》的代表性笔法。《高祖本纪》的主题，则是赞叹刘邦的坚实性和现实感觉以及对伟大王朝缔造者的敬意。这里并不判断笔法孰是孰非。与单纯地对善恶进行价值判断的笔法相异，《史记》具有一种把历史作为人生剧场看待的视角。

相对的，单一年代记的《资治通鉴》则是一个事件只用一条单线记述。他一贯的笔法是慎重比较各种历史史料，去除过剩的装饰修辞，只记录事件本质。这有他的追求，即所谓大义名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仕官之人为国家尽忠，到底为何？与欧阳修《五代史记》共通的这个问题意识，是司马光执笔的动机。

在此意义上，《资治通鉴》虽然作为读物，其魅力远逊色于《史记》，但是对于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事情本质的读者来说，却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历史书。《资治通鉴》并不是单纯地罗列事实，其中反映了司马光敏锐的历史观和读史眼光。如果说《史记》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通俗读物，那么《资治通鉴》则可以说是适合成人阅读的高深读物。

我们把话头再返回到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

受皇太后之命回到开封的司马光，此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他可能早已决定在洛阳安度余生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比自己小一辈的年轻皇帝会突然死去，自己还会有重新掌权的时候。当时洛阳集中了许多旧法党的遗老，与开封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种文化沙龙的氛围。对于宣仁太后的突然指名，司马光犹豫不定。这时沙龙成员之一程珦的儿子、曾经任职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程颢鼓励他说：“除了您老，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废除现在的恶政。”程颢在送走司马光后不久辞世，享年五十四岁。

站在旧法党立场上写的历史书均记载救世主司马光入开封城的时候，数万民众夹道欢迎。司马光以年龄和健康为由，数度固辞要职，但是翌年，即“元祐”改元之年（1086），司马光终于就任宰相。如果从王安石上台以前的英宗时代司马光就已经是翰林学士这点来看，司马光的升进晚了二十年。由此，诞生了宣仁太后和司马光撤废新法的政权。世称“元祐更化”。但是，此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以及政府实务官僚几乎全都是新法党人，所以要撤废新法，谈何容易？

新法种种

新法的内容与改革派的论法

在此，我们把还没有来得及介绍的种种新法简单介绍一下。

提起王安石新法首先想到的就是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募役法、保马法等经济政策。这是因为翻开现在的高中历史课本，里边就罗列着这些名词。很多人为了应付高考都死记硬背过这些名词吧。那么，这些名称的内涵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均输法是政府为国家事业或消费采购物资时的节约政策。当时大量物资从江南运往都城开封，所以在大运河沿岸的扬州设有负责物资运送的国家派出机关发运司，开封提前通知扬州什么物资需要多少。发运司按行情从特定的地方低价收购，运往开封。不需要运往开封的物资转运到别处销售。通过这种手法，提高物资采购事业的效率，同时保证物价的安定。均输法的意思就是所有物资以均等价格运往各地。其实就是政府自己做长距离商人的生意。

青苗法是救济青黄不接时期农民的政策。播种时期可向政府低息借贷现金（或者实物“青苗”），收获后返还。贷款的资本是为防止灾年饥荒而储备的常平仓的储备物资。常平的意思就是“任何时候都一样”，遇到灾年也不要紧的意思。但是连续数年持续丰产的话，仓库储备的谷物没有用处，只能任其腐烂，这样会出现浪费。新法是在越冬后确知储备没有用处的时候，把储备谷物出借给需要的农民，或者在市场销售后转化成现金，然后贷款给农民。这本来也是民间商人为营利一直做的事，现在国家挤占进来。而且动用的资本规模大，所以利息低。

市易法可以看作青苗法的都市版，是给商人低息贷款的政策。市易的意思就是“市场交易”。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统管全国各都市的派出机关。这其实也是国家硬挤进当时豪商们已经在经营的金融行业。

以上三法在经济上与富裕阶层本来为维持和增加自己的财富所做的营利行为和利害完全对立。因此，很多人大加反对，说这是“与民争利”行为，是国家不应该做的（不体面的）营生。对于这种论调，近代历史学解释认为，这是反对派及其背后的大地主、大商人们，为了遮掩他们死守自己既有权益的目的而找的（不体面的）批判借口。

显然，后者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传统的国家观来看，前者的逻辑却也是当然的。不能简单把反对王安石的势力统统看作贪图私利私欲之流。他们举出的反论例子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法和汉昭帝时的盐铁论争。通过学习儒教和历史，深深烙印在宋朝的士大夫官僚们记忆中的是利用苛捐杂税重建国家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改革派负有理论性、历史性地证明他们推行的种种新法新政策有效性的责任。

为此，王安石拉出《周礼》来壮胆。《周礼》是创建周王朝的周武王的弟弟、建国功臣周公所著的有关国家体制的书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宪法和行政法合集。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物，儒教甚至神圣地被称作“周孔之教”。王安石说自己的一连串改革，都与周公的政策一致。比如青苗法，就是继承了《周礼》中的“泉府”。

这个论法在汉朝盐铁论争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因为在那个时候，《周礼》还没有被当作皇权的规范，甚至那个时候这本书是否存在都说不清。据说一个地方王向当时的宫中图书馆进献了此书，而最为确切的史实是，王莽根据此书进行了改革。但是，因为王莽被后世看作是一个篡夺汉朝皇权的反面人物，所以《周礼》在作为周公的著作被神化的同时，也被当作一本危险的书籍而受到警戒。王安石这时偏举出《周礼》来使自己的改革正当化。他亲自注释《周礼》，并把《周礼》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

对此，后世的儒家们这样批判：“王安石歪曲《周礼》，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他根本没有继承周公理念的意思。”

要把王安石与王莽并列为应该否定的人物，就必须把王安石与《周礼》分离。上述批判论调就是为了分离的一个理论。而近现代肯定王安石为合理主义者的人们，又分析说王安石有关《周礼》的言行，只不过是为了对付反对派批判的一个隐身草而已。

两者的评价其实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但是，王安石自身，恐怕坚信自己的政策是继承了周公的理念的。周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王安石与反对派意见对立。这是当时围绕经学这个最受重视的言论空间主导权的斗争。关于这个斗争，我们在后边的章节还要提到。

还是继续说新法吧。

保甲法就是让普通民众负责保卫国家和维持治安的政策。维持庞大的正规军，是消耗国库的最大原因。而且，不论纪律、士气，还是战斗力，宋朝当时的正规军没有一条能提到桌面上来。宋朝当时的所谓军队，其实更重要的职责是收容和抚养无业游民和懒惰无能之辈的失业对策与社会救济事业。不是想让他们维护社会治安，而是把他们收入军队这个行为本身，就能维护社会治安。

因此，保甲法的目的不是回归到征兵制，而是为了补充没有战斗力的正规军的战斗力，设立民兵组织。保甲法规定十家组成一甲，甲再组成保，如此重重组织，组织成严密的指挥命令系统。当初在与辽和西夏接壤的国境线以及首都附近施行，农闲期组织军事训练，后来为了维持社会治安，推广到全国。

如果说保甲法是一个令百姓用身体维护国家秩序的政策，那么，募役法则是令国民用金钱为维护社会秩序作贡献的政策。从来的政策是，各种各样的政府劳役都按人头税方式征收，称作差役法（“差”为分派之意）。征收方式称作户等制，即按保有耕地的多寡把财产分成五等，按等级课税。但是，因为官僚们不论保有多少财产都会免除课税，或者走后门窜改登记簿，偷逃课税，所以有权力的人或者跟寺院有关系的人都能从差役名单上把名字删掉。当然这些人应该负担的部分都转嫁给普通老百姓。募役法（或称雇役法）的主旨是，改正这些不公平的地方，按保有财产多寡的比例课税，然后用征得的税款雇用干活的劳役。因此，当然原来以种种手段被免除课役的阶层意见很大。

22 汉人与马
李公麟《五马图》第四图。“元祐三年”云云为黄庭坚所书

保马法是让民间饲养军马，必要的时候政府借用或者征购的政策。类似今天活用民力的政策。

其他的，还有国家通过财政上援助、税制上优遇等政策，奖励开发新田的农田水利法。

改革科举与完善学校制度

以上简单介绍了有关经济政策的新法，但是这只不过是全体新法的很小一部分而已。因为招来旧法党批判的主要是这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总是备受后世关注。再者，也因为这些政策关乎社会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所以受到近代史学高度评价。但是，实际上除此之外的诸多政策中，还有几个重要政策对后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一是科举改革。王安石废止了业已失去实际意义的诸科，改为礼、法、医等专门科。另外，废止了科举中此前最有名的进士科必须的命题作诗，把得分重点放到用自己的语言论述经书的意义上，出题范围扩展到议论历史上的事件、人物以及对现实政治的献策等。

“经义”除《论语》和《孟子》为必修以外，还在五经中任选一经必修。五经本来包括《春秋》，但是新法用《周礼》取代了《春秋》。本来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要正确理解《春秋》的内容比较困难，但是说王安石坏话的人造谣说王安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仅把官报的短片连接起来，没有什么整体意义）”，轻蔑《春秋》。重视《周礼》与前边提及的问题相关，是王安石及其继承者们的特征。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实际上把《孟子》与《论语》正式并列为儒教重要经典的就是王安石政权。我们把儒家思想当作“孔孟之道”教，其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政治上与王安石水火不容的程颢、程颐兄弟也很重视《孟子》。朱熹继承这个潮流，集大成为朱子学，从此确立了《孟子》经书的地位。一般容易被人忽略，其实彰显孟子的最大的有功之人是王安石。

与此同等重要的是，王安石完善了学校制度。科举是选拔人才的手段，同时培养人才也是国家大事。王安石大规模扩大和整顿了国立大学，并由中央政府发给经费，完善了地方的学校。到宋徽宗时，制度更加充实。中央和地方均设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的教程，称作三舍法。王安石改革虽然是以健全财政为重点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只追求眼前利益，为给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他们也不惜增加国库负担。王安石们的改革，有这种长远目光。国家百年大计，指的应该就是这种方针。及至南宋，民间资金设立的书院教育盛行一时，加剧了儒教文化的浸透。

小常识③

选举与考课

我们一般称之为科举的制度，正式称呼应该是“选举”。《唐书》（欧阳修的《新唐书》）以后的正史中都有“选举志”一章，记录着科举制度的沿革。本来在汉代，民间人才的选拔是地方官的工作，称为“乡举里选”。隋唐以后，皇帝亲自“选拔推举”自己的部下，就变成了“选举”。“选举”分几种“科”，所以也被称作“科举”。

宋朝科举与唐朝科举最大的不同，正如本章所述，是增设了皇帝亲自做考官的殿试，人事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因此，形成了图示的地方（解试）与中央（省试、殿试）的三段考试制度。

殿试的合格者按成绩排序，授予不同称号（为避免繁杂，本书通称进士）。这个称号影响一生，比如“同进士出身”即使经过铨试（官僚资格复试），要做高官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科举中举的，仅仅是因为官僚家庭出身的军人或胥吏，那就更不容易了。

官僚们原则上三年进行一次职务考评，按成绩升官。包括从选人开始的所谓京官、朝官等阶段，能奔到其顶点当上三公（宰相引退后的名誉职务）的，整个宋代也没有几个。

·——科举制度（根据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作成）

元丰的官制改革

另外，虽然已经是王安石引退后元丰年间的事了，但宋朝进行的大规模官僚制度改革也不能遗忘。

宋朝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历朝最复杂的。其理由是，既存续了盛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又继承了盛唐后国家体制变化以及藩镇体制的遗产，其结果是造成相当于日本的令外官

[2]

机构的超级肥大状况。比如宰相的正式名称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当时门下省已经有名无实，然而执掌政府最高权力的官僚还沿用这个名称。另外，三司只不过是把本来已有的户部、度支、盐铁三个不同的部门集中到一起而已，并没有任何崇高的设置理念。“三司”这个枯燥无味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更令人费解的是“寄禄官”体制。这是从官僚的升进和俸禄的必要性上设置的没有实质职权的名目上的官名。比如“礼部尚书”，并不是负责仪礼的大臣，只是表示他在官界的身份和级别的一个符号。六部除户部划归三司以外，都有名无实了。当然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消灭。比如仪礼就是“太常寺”官府负责。顺便说一下，“寺”在汉代本来是表示官府的某一个部门，后来才被传来的佛教称呼自己的宗教设施。

元丰政府把这些繁杂重叠的机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理，成功地削减了冗员，节约了冗费。他们并不像现在的某些标榜改革的、仅把几个本来职责相异的部门硬扯到一起，调整相关成员的既得利益，然后给起一个又臭又长的名字那种无能之辈。他们在这里照例活用《周礼》为典范。本来唐朝的官制就是模仿《周礼》的官制，唐玄宗时期整理编纂成著名的行政法典《六典》。元丰的官制改革，也号称回归《六典》，但是他们根据国家性质已经转换为财政国家的现状，追加了相关的内容。从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仿效西洋改编政府机构为止，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官制。在此意义上，这次官制改革，是一次放眼千年的行政改革。

比如说“工部”这个实质上只有一个字的名称，一目了然地表现了这个部门所负责的统管国营事业、培育新兴产业的职责。因为简洁，所以没有必要取每个词的第一个字做略称。尽管如此，其职能在财政国家中却是极为复杂的。《论语》中孔子说政治的关键“首先是正名”，这次改革成功实现了这个儒教传统。

话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元丰改革上来。

在改革中央官制的同时，为了把握地方现状，宋朝编纂了一本《元丰九域志》。宋代还有其他具有国情总览效用的书籍，但是简明介绍新法党政权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则是这本元丰三年（1080）完成的书籍。该书列举了二十三路、四京府、十次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军、四监、一千一百三十五县。

礼制改革

还有一个应该特别提到的与新法有关的改革，就是礼制改革。对于经济政策、科举和学校制度、官制改革等，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普及性书籍都有提及。但是意外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法对礼制也动了相当大的修改。随便翻一下《长编》就能看出，在神宗在位的整个时期，有关礼制问题的议论占了很大篇幅。就是说，前辈研究者们都知道此事，但是一般都认为这没有什么介绍和研究的价值。这可能与看待濮议的视点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郊祀制度改革，就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从视觉上演示皇权统治的正统性的仪礼，所以其方式必然定义国家形态。元丰三年（1080），经过激烈争论，得出的结论是天神和地神应该分别在不同的祭场和不同的日子祭祀。这个改革，涉及儒教教义中何为天帝这个基本命题。简单说，就是“从作为孝敬对象的有意志的神，变质成作为自然界法则的神”。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不是近代西洋文明中以与人间界分断为前提的自然，而是把人间社会作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包容其中的意义上的自然，称作“环境”也许更为恰当。在这个论争中代表前者也就是旧观点发表意见的是苏轼，司马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论争，但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如果仅从这两个人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用旧法党与新法党对立来解释，但是程颐（也是在论争终结后发表的意见）却明确表示支持改革，朱熹也同样表示赞同改革。也就是说，新法党与道学派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这个现象的意义我们留待下一章论述，但是这个现象证明，旧法党在思想上绝不是统一的。

党争

新旧两党窝里斗

令重返中央政界的司马光烦恼的是，新法中的什么应该废止，又该如何废止？在“反对新法”上意见一致的旧法党，针对个别新法，观点却各不相同。司马光自己想立刻废止募役法，但是他却支持王安石重视经义的科举改革路线。然而苏轼却完全相反。具体到程颐，支持的却是新法复归古礼的礼制改革路线。笼统划分一下，旧法党以这三人为代表，分裂成三派。按三人的出身地分别称作朔党、蜀党、洛党。而且，当时政府内还残留有大量的新法党人士，拖着他们反攻阵势的后腿。

就在此时，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四月在江宁去世。据说当募役法废止的消息传到卧床不起的王安石耳边时，他无奈地叹息道：“啊，连这个法都废了！”这个法是诸多新法中王安石最为得意的新法之一。

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司马光，如何经得住宰相大任的折腾？可怜司马光宰相在任仅七个月，就于元祐元年九月死去了。虽然是政敌同时也是良友的王安石的噩耗，可能也给司马光带来精神上的冲击。新旧两党中心人物的相继死去，使新旧党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最初新法党是攻击的目标。但是随着旧法党内部意见对立的深刻化，旧法党内部开始互相拆台。苏轼、苏辙同程颐本来就水火不相容，互为不共戴天之敌。程颐得到宣仁太后赏识，当上少年皇帝的侍讲，红极一时，遂恶意批判翰林学士苏轼。苏轼生性耿直，直言不讳，遭太后嫌弃，再次被贬作杭州知事，派到地方。后又被召回任礼部尚书。神宗官制改革后，这个职务实际上掌握着统管全部有关礼的职责。但是好景不长，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后，改元为绍圣（意思是继承圣王神宗皇帝），新法党重新掌权，苏轼又被流放到天涯一隅的海南岛。徽宗即位后幸获赦免，但是健康已遭大损，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返回开封途中去世。迫害他的程颐也被新法党列入黑名单，大名被刻到所谓元祐党籍碑上，大观元年（1107）在故乡洛阳孤寂而逝。两个大人物都是这个下场，其他小人物的下场也就可以想象。

不仅旧法党，新法党内部也争斗得天昏地暗。最初被看作王安石继承人的是吕惠卿。但是对于这个人一直有各种风言风语，王安石引退时也写了“福建子”三个字，后悔上了他的当。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出身。吕惠卿元丰年间就被从中央贬到地方，历任各地长官。因为他聪明过人，朋辈既嫉妒也害怕，所以谁也不愿意把他调回中央。

在中央继承了王安石路线的，是蔡确、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再加上吕惠卿，到南宋都成为批判对象，他们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蔡确在同僚王珪死后，一个人抵抗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法党元老，后被密告写了诽谤宣仁太后的诗，遭流放，在流放地死去。章惇以刚正不阿著称，辅佐哲宗亲政，废除了与旧法党关系亲密的皇后孟氏。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后，从哲宗弟兄中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没有按皇太后的意向提端王赵佶（后即位徽宗）的名字，徽宗即位后就坐了冷板凳。曾布在拥立徽宗时有功，当初受到重用，但是与蔡京不合，遂出任地方官。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曾与章惇一起辅佐哲宗，徽宗即位后受到弹劾。在此期间，升进比他晚的兄长蔡京当了宰相。这弟兄两个原本互相嫉妒，彼此不服气，结果还是弟弟蔡卞失败，被贬做地方官。

徽宗政权顶梁柱蔡京

我们再来看蔡京。要说徽宗时代就不能不说这个人。虽然小说《水浒传》中蔡京藏在禁军统领高俅背后看不出什么坏相来，但是不论后世如何评价，支撑徽宗政权的，却是这个人物无疑。如果要不怀好意地说这个人，那么就只能先说元祐更化时他受司马光之命仅用五日就恢复了差役法，而到了绍圣年间，他摇身一变又建议章惇恢复募役法。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没有节操、谄媚当权者的人物。徽宗即位后，与曾布关系不好的韩忠彦把蔡京当作自己党派的人物推荐做宰相。此后，从崇宁四年（1105）为了肃清旧法党人，建立元祐党人碑开始，他不论新法派旧法派，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全都驱逐出中央政界，自己独揽大权。当然其原动力是因为有徽宗的支持。虽然也曾因得罪徽宗有一段时间被赶到地方做官，但他很快返京，重新掌权后更加疯狂地迫害他人。

为了显示徽宗皇权的庄严，他修建祭祀天帝的明堂，改修祭祀地神的祭场方泽（方形祭坛），铸造象征支配天下的九鼎，修改宫廷音乐的制度和乐器，举行盛大的道教仪礼等，运用推行新法后积蓄的国家财力，大兴土木。这些到南宋时期都受到批判，近代一般也都批判蔡京无端浪费国力。但是其实蔡京有蔡京的国家观。如果成功了就会被后人评价为太平盛世的英明宰相，而失败了，则被酷评为亡国的奸臣。相反的，当时与蔡京唱对台戏的张商英，仅仅因为反对蔡京，就被后世看作好人，受到赞赏。

蔡京所作的诸般恶事中最受人诟病的，是为了迎合徽宗的庭园爱好，从江南搜集大量太湖石等奇木异石运往开封，即所谓花石纲。蔡京派心腹朱勔到江南去大肆收集掠夺，使江南经济疲惫不堪，间接或直接促成了北方宋江的梁山泊起义和浙江方腊之乱。

这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徽宗时代根据新法政策还是实行了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政策。近年发现和发掘的坟墓中令人瞩目的是一种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叫漏泽园的设施。通过对此分析，逐渐了解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远在公元十二世纪国家就设立这种设施，这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方面南宋以后反倒依赖于民间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包括上述学校制度在内，宋朝都是先由国家主导实施，然后民间参加。我们把这种体制应该看作古代专制帝国的遗制，还是应该看作近代国家体制的先驱，确是意见分歧之所在。

23 《听琴图》（徽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央弹琴的是徽宗自己，右边是蔡京。上部的题诗传为蔡京所书

“风流天子”——这是人们给自称“道君皇帝”、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文化Patron（赞助家）徽宗起的外号。徽宗“风流”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国家的灭亡，但是他仅仅就是一个无能的昏君吗?他理想的国家体制，难道在那个时期就没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意义吗？历史的轨道因为道岔转换通向了别的方向。但是徽宗、蔡京政权继承王安石改革路线，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徽宗时代需要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还很多。

我们是否也应该给蔡京恢复名誉？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其学校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如上所述，相当具有近代国家的特征。如果后来也沿袭这条路线走的话，那么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肯定就会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在新法党的宰相们中，他之所以得到后世史家最低的评价，以及南宋时期新法党遭受非难的最直接原因，是对辽宣战，造成了华北失陷。

宋政和五年（1115），屈居辽北的女真族拥戴完颜阿骨打为首领，创建了金国。徽宗政府计划与这个新兴国家联手，夹击辽国，收复燕云十六州，了结开国以来的一块心病。经过多次交涉，宣和四年（1122），宋金同盟成立，宋朝派以童贯为司令官的禁军精锐部队大肆侵入辽域。但是长久以来只知享受太平盛世的宋军在各地大败，相反金军却转眼之间就攻占了辽国首都，按盟约还给了宋朝六个州。但是宋朝却并不知足，反而策反已经投降金军的辽军将领，企图接收该将军所统治的其他州。这一下惹翻了金军，两国遂进入战斗状态。

靖康之变

金军横渡黄河

宣和七年（1125），金军兵分两路南下。他们采取了绕开太原、大名等军事要地，直取开封的战术。徽宗吓坏，命令太子赵桓守卫开封，自己只想尽快避难江南。这时挺身而出批判徽宗这个决策的是李纲。

李纲祖籍福建，祖父时移居江南无锡（江苏省）。父亲做过官，有一定的地位。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步入仕途。他此时上疏，力主抗金，同时要求徽宗逊位。他属于旧法党，认为要提高军队的士气，徽宗不让位不行。他刺伤自己臂肘，血书奏折，感动了徽宗，徽宗遂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退位，把帝位让给了太子。这就是悲剧皇帝钦宗。

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整顿战备。翌年，改年号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终于渡过黄河，直逼开封。上皇徽宗仓皇避难南方镇江（今属江苏省）。大臣中有人建议钦宗也尽快避难。李纲坚定地说：“道君皇帝（徽宗）把社稷交给陛下您，您怎么能扔下不管呢？”

大臣们都说开封之地不易防守，但是他举出安史之乱时因为唐玄宗逃亡四川才使长安失守的失败为例，说服钦宗，力主死守开封。但是钦宗还是想逃。李纲鼓舞禁军士气，鼓励禁军死守，对钦宗进谏曰：“现在六军都愿死守，您远去南方，途中没有人护卫如何是好？”钦宗终于被说服，决定防卫首都。

七月，蔡京、童贯等被流放。流放途中，童贯被下令处死。

金朝突然袭击开封，本来就是想吓唬宋朝，让宋朝因为自己的违约给它道歉，并没有一定要占领开封之意。再加上也有后顾之忧，所以就要求宋朝派人议和。

结果是宋朝赔偿大量金币，割让太原等三座军事重镇，派皇弟康王赵构和大臣张邦昌为人质，才议和成功。这两个人此时被选作人质，决定了他们二人后来的命运。

24 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
年表是高宗逃亡的经过

当时国库已经空空如也，根本没有支付巨额赔偿金的能力。所以金军入城，大肆掠夺。这时各地义勇军远远赶来，集中在开封郊外。李纲趁机说服钦宗率领宋朝义勇军夜袭金军。结果失败。金军派使者上朝问责。宰相吓坏了回答说“夜袭是李纲一个人独断的，跟朝廷没有关系”，逃避自己的责任，罢免了李纲。消息传出，太学的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一般士兵和市民也呼应，抗议游行人数增至几十万人，呼声动地。钦宗急忙又重新登用李纲，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副宰相）、首都防卫司令官。

金军害怕遭受偷袭，决定撤兵，去接收割让的三镇。因为李纲事先有示，所以三镇守备军拒绝退出，两军又进入交战状态。这时开封一带终于得到暂时的平安。逃到南方的徽宗也回到朝廷，朝廷上下顿时失去了紧张感。但是李纲为了防备金军再来，建议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对此，新法党系列的宰相耿南仲却心里不快，他向皇帝推荐李纲担任防御太原的援军统帅，成功把李纲从中央赶到地方。李纲自比当年讨伐西夏的范仲淹，悲壮出阵。但是后来朝廷中议和派又占了上风，为了讨金人欢心，朝廷把李纲流放到遥远的南方。

但是，金人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竟要求宋朝交出徽宗和钦宗二人，做议和人质。开封城内舆论哗然，主战派得势，遂重新开战。李纲在流放途中接到召唤命令，立刻率领湖南地方军北上救援。但是，为时已晚。

北宋灭亡

经过几十天攻防，皇帝父子看到大势已去，只好前往城外金军营地投降。金军迅速占领宫殿，招集文武百官，强迫他们拥戴取代钦宗的新皇帝即位。强要大家拥戴的这位新皇帝，不是别人，就是当年作为人质派送到金国的那个张邦昌。形式上受到宋朝文武百官拥戴，张邦昌即位。不过这是在金国支持下的即位，所以与石敬瑭创设的后晋情况相似。国号为楚。靖康二年（1127）三月，在形式上，宋朝暂时灭亡。这时有一个宋朝高官高声抗议张邦昌登基，结果被金国逮捕押送北方。该人大名秦桧。

那么跟张邦昌一起做人质的另一个人康王呢？这时在哪儿干什么呢?原来金人当年看到他长于弓箭，不相信他是皇子，认为是宋朝派来的一个假的，要求宋给换了一个别的皇子。后来康王又做宋使被派往金国，途中听到开封危急，遂以开封北部的相州为根据地，开设大元帅府，组织抗战部队抵抗金军。此时有一个当地出身的将校加入抵抗军，名叫岳飞。

金军占领开封，强行组建楚国后，便带上宋朝原来的皇帝父子以及全部皇族兀自开拔撤回北方金国去了。傀儡张邦昌失去后台，皇帝这把椅子坐着就不舒服了。哲宗皇后孟氏，当年被废黜后削发为尼，此时幸免落难，成了留在开封唯一一个与宋朝皇室能扯上关系的人。张邦昌遂请她出来垂帘听政，自己退位自认宰相。孟氏联络跟自己一样未被金人抓走的康王，请他继承皇位。

南宋拉开帷幕

如此这般，康王不是接受先帝让位，而是受一个相当于自己伯父的三代前的皇帝废黜了的皇后之命，登上了帝位。这就是高宗。而且，即位仪式不在开封，而是在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与今南京市无关）举行。这里的县名叫宋城，是春秋时代宋国故地，宋太祖当年在这里当节度使，所以建国时取此地名为国号。府名被命名为应天，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却被定为陪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高宗在这个特殊时期专门选定此地作为即位之地，估计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意图，而是取其象征意义。而且他即位后立即改元。原则上继承帝位后，要等到翌年正月才改元。这点我们在介绍太宗继位时已经介绍过。但是高宗这次却有意即刻改元，就是要向国内外表明，自己不愿意继承钦宗的这个靖康年号。而且，他选定的年号是“建炎”。“建炎”，意思就是要重建火德的宋朝。由此，高宗拉开了后世习惯称之为南宋王朝的帷幕。

高宗即位后，张邦昌立刻投降。开封重又回到宋朝的手中。高宗把李纲召回身边，任为宰相。高宗近臣中有人建议说金人不喜欢李纲，应该重用张邦昌。但是高宗偏向于主战，所以没有听取。可怜张邦昌，当年就被赐死。

高宗知道开封不易防守，名义上定开封为首都后，指派德高望重的宗泽守卫，自己却率领政府驻扎在南边的扬州。高官中有很多人为了安全，主张避难江南，但是李纲等主战派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建炎二年（1128），年事已高的宗泽死后，宋军从开封撤出，李纲失意，高宗遂渡过长江，逃往江南。

失去朝廷支援的华北各地，全部投降金军。金国为了统治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带，让最早投降的刘豫即位，建立齐国，年号阜昌。此年为金国天会八年、宋朝建炎四年、神圣罗马帝国一千一百三十年。这一年，有一个原来是宋朝高官的人物带夫人王氏（元丰宰相王珪孙女）从淮水附近金军野营地逃回朝廷。此人即为秦桧。后来高宗委秦桧以重任，渡过困难局面。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家在福建山区名叫朱松的士大夫也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朱熹。这个名叫朱熹的小男孩，对我们来说，其重要性超出本书迄今为止登场的所有人物。从王安石当上宰相到此整整六十年，当年出生的人，这时都迎来了花甲。

抗敌英雄岳飞

军队的私兵化

在相州大元帅府当上将校的岳飞，后来被宗泽重用，屡建战功，成为开封守备军的重要将领。宗泽死后替代宗泽的是杜充，杜充决定从开封撤退。岳飞坚决反对，但是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跟杜充撤退到长江沿线。

杜充投降金军后，岳飞独自率军抗战。他率军转战江南各地，建炎四年（1130）成功夺回建康（前年从江宁改称）。有一段时间被迫乘船逃到海上避难的高宗能勉强继续支配江南，完全是因为岳飞等将军们奋斗的结果。绍兴三年（1133），高宗钦赐岳飞“精忠岳飞”四字。绍兴四年（1134），岳飞攻克战略要地襄阳。岳飞所率军队号称“岳家军”，一时间令金人闻风丧胆。

当时，除了岳家军，还有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人物也组织军队，抵抗金军。他们组织的军队在形式上是宋王朝的正规军，但是与从前的节度使一样，实际上是将军的私家军，不接受中央的统率。放任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将严重威胁宋朝文官统率军队的根本原则。

当初自称“大元帅”、组织救国军的高宗，这时逐渐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包括禁军在内的军队不受自己的统率，而是各自根据自身的利害随意行动。建炎三年（1129）甚至发生了禁军叛乱，逼迫高宗让位给太子的事件。不能再放任岳飞他们了——高宗决心整顿军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秦桧。

建炎四年秦桧从金军阵地逃回宋朝，其过程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有人怀疑是金国故意放他回来的。就是说他是敌国派来打入宋朝内部的特务。所以虽然被任命为宰相，但是很快又被罢免。然而秦桧凭借自己超人的活动能力，在南宋朝廷拉成了坚固的关系网。再加上夫人是王珪的孙女，所以跟新法党人士关系也紧密。从此他加紧陷害主战派。最初的目标是赵鼎和张浚。

靖康之变时他们二人作为中央官僚虽然也在开封城内，但是因为藏在太学内，所以没有在推戴张邦昌的文书上署名。参加高宗政权后，二人均被当作主战派受到重用。赵鼎认为靖康之变的责任在王安石，他说服高宗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孔庙取下。张浚大多时候在地方率领军队，建炎三年禁军叛乱时他不被利诱，继续支持高宗，最后终结了叛乱。绍兴五年（1135），他们两个同为宰相，整备军队，准备反攻，并配合岳飞渡江向北进攻。高宗也进驻建康。李纲也复归中央，鼓动主战派。但是，宋朝并没有继续向北进攻。战场进入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金国终于废了傀儡齐国，直接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因此，两军永远处于交战状态，显然对金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25 《中兴四将图》 （刘松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左起第二人为岳飞，隔一人为张俊、韩世忠，再隔一人为刘光世

武将岳飞与文官秦桧

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已经驾崩于金领土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但是直到绍兴七年（1137）才向宋朝通告。这是一个对宋讲和的信号。徽宗对高宗来说，虽然是自己的生父，但是其生存本身对自己皇位正统性就是一个威胁，既然已经死了，他就要求金国返还父皇的灵柩（梓宫）。条件是只要返还父皇的灵柩，华北地区割让给金国亦可。绍兴八年（1138），时隔六年重新登上宰相地位的秦桧，与金国讲和成功。金国不但送还徽宗的梓宫和高宗的生母，还有齐国领土河南、陕西地区。但是条件是今后要跟以前的齐国一样，臣服金国。

但不幸的是金国发生政变，强硬派掌权，他们撕毁合约，又发动了南侵战争，洛阳、开封再次沦陷。岳飞率领岳家军奋力反击，夺回了洛阳，并进军开封郊外。靖康之变以来，宋朝由于金军主动撤退接收过几次故都开封，但是还从来没有通过战斗夺回过。这时岳家军势如破竹，看其形势，夺回开封指日可待。

但是，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宰相秦桧严命停战撤兵。在讲和派秦桧看来，抓住自己军队处于优势时机与对方和议机会难得，不然到时如果金军重整旗鼓，反击过来，就得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和议。一个是勇往直前一鼓作气发誓收复华北的武将岳飞，一个是综观战况寻找和议机会的文官秦桧。两者本质上的区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岳飞对于政府“立即停战，即时撤退！”的命令一直置若罔闻。其他将军都撤兵还朝了，前线就剩下岳家军。孤军奋战，再加上一日十二道严命撤兵的金字牌，岳飞痛苦大叫：“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只好班师回朝。同年，十五年间一直是主战派重镇的李纲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死去。

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和议在即。对于主和派来说，岳飞们的私家军就成了一块心病。秦桧为了收回军权，采取了与太祖同样的手段。他也把将军们召集到都城，逼迫他们放弃军权，保证给他们高官厚禄。张俊、韩世忠同意了，刘光世已死，刘锜抵抗被革职。

剩下就是岳飞。岳飞坚决抵抗，秦桧最后采取强硬手段，逮捕了岳飞。但是，他并没有处决岳飞的大义名分。秦桧左思右想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他老婆王氏逼他下定决心。于是，该年年底，岳飞被处刑。时年三十九岁。

秦桧心狠手辣，他同时还处死了岳飞长子，并把岳飞九族全部流放广东。因为害怕使人联想起岳飞，他甚至连地名岳州都改成纯州。

秦桧死后，岳飞名誉恢复，子孙也都获赦回朝。有名的藏书家岳珂就是岳飞之孙。湖南与岳飞有关之地修建了岳飞庙，追谥王位。杭州也有岳王庙，庙里还有拴着铁链、跪在岳飞墓前的秦桧夫妻像。参观的人有朝他们两个的像吐唾沫的习惯。英勇抵抗外敌的岳飞，是汉民族的英雄。

[1]
风大好卖桶：日本谚语，原文为“風が吹けば桶屋が儲かる”。意思其实就是“春秋笔法”，指两个互不干连的事情，其实在看不见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有时也做贬义使用。

[2]
令外官：律令规定以外的官。比如代替天皇执政的“摄政”、辅佐天皇的“关白”、贵族参政的“中纳言”等。其实唐代武则天以后就根据社会变化在律令规定官职外设有“员外官”、唐玄宗时相对于“令制官”、设置很多“令外官”。日本在引进大唐律令的同时，也引进了“令外官”制度。

第四章

江南的安定

宋金和议与秦桧独裁

高宗信赖促成秦桧独裁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成功剥夺张俊等将军兵权、逮捕岳飞后，秦桧终于与金国正式签订和约。双方约定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南）与淮水一线划定国境，宋朝皇帝对金国皇帝称臣，逢年过节派使节请安送礼，每年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国返还徽宗梓宫和高宗生母。宋朝随即下达通知，要求各个官僚机构，“和约已签，今后所有文件均应称‘大金’，不得蔑称”。迄今为止被蔑称为夷狄的仇敌金国，一纸终战诏敕一下，便成了宋朝恩重如山的盟主。

岳飞等原来统帅的军队，在清除私家军性质后，全部被编入正规军。分为镇江（淮东）、建康（淮西）、鄂州（湖广）、成都（四川）四个军团，其中前三个军团分别是原来张俊、韩世忠、岳飞的军队。并在每个军团辖区设立财政机关总领所，中央派遣文官，管理该地区的财政。

南宋初期的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录了和议成功、心情舒畅的高宗对秦桧们说的话：“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周全再实行。朕才三十五岁，为了考虑周全头发全都白了。”处决功臣岳飞，高宗肯定也相当苦恼。但是，仅有理想搞不成政治。高宗还说：“唐太宗确是一个有学问的明君，但是却不及汉文帝的至诚。”秦桧回应说：“陛下至诚且有学问，远远高出他们两人。就算与尧舜和夏殷周三代相比都不逊色。”把这看成秦桧的阿谀奉承很容易，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宗要取得朝野支持，在江南重建王朝，没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手段是不可能的。

高宗在别的场合高谈阔论帝王的学问和士大夫的学问之不同，还讲述自己的帝王经，说当君王的要诀是保持无心，这样才能听从臣下的谏言等等，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有关高宗真情吐露的记载。我们从下边这段发牢骚一样的语言，能看出高宗无奈选择忍耐常人无可忍耐的苦恼：“朕南北之民均爱。朕抑制自己选择和议，不是害怕战争。朕不忍心战争给天下之民带来伤害。士大夫中有人很偏激，批判朕和议是软弱，但那不是天下人的共识。”

26 上供米筹措州军（上图）与供给地（下表）
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春正月癸卯条“内外大军等科拨诸路上供米”作成（据鸟居一康《宋代税政史研究》制成）

南宋后期的士大夫们把此时的和议政策和责任全部推到秦桧一人身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理由回避指责高宗软弱。后世的史书也继承了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不论说功谈罪，总之论及这个时期时的主角都是秦桧。但是，把从金国逃回的秦桧马上重用为宰相，不惜排斥一直支持自己的主战派将军大臣，而把所有宝都押在秦桧身上的，不是别人，正是高宗本人。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迄今为止认为一个叫秦桧的宰相独揽大权为所欲为的单纯构图。史料告诉我们高宗训导秦桧，说君臣上下秩序才是国家安泰的基础。秦桧专权，是因为有高宗的全面信赖才成为可能的。这个图式，就像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一样。

利用科举考试建立关系网

同时，秦桧并没有放松在士大夫中构筑坚固关系网的努力。这时他利用的就是科举。科举考试的试卷同现在日本的高考以及资格考试一样，都是密封卷，严格地说作弊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实际上却被做了各种手脚。

最近研究认为，南宋初期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和温州（浙江省）出身的考官很多，是造成以这一带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大量产生进士的一个原因。这里当然少不了秦桧的影子。其中还有像陪伴皇太后回国，后升任参知政事的王次翁那样的，在秦桧政权高居显位，又在明州购置房产，成为当地名门望族的人。

其实，把临时都城定在杭州这件事本身，就与浙东士大夫们的利益有关。国都有禁军以及胥吏等庞大数量的消费者生活，能给都城周围地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历史上，以江南为据点的诸王朝都是以建康为都的，而且主战派从战略意义上也主张以建康为临时都城。可是，高宗选定杭州为行在临安府的重要原因，不排除这些浙东出身的士大夫们考虑到将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和议前在杭州就开始首都建设，该项财政支出当给浙东经济带来巨大好处。

27 高宗御笔《徽宗文集序》局部（日本文化厅藏）

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位叫汤鹏举的官僚上奏叹息道：“近年以来，考官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远途而来的考生很难得到高位，得到高位的都是贵族子弟。”绍兴十八年，来自主战派大本营福建建州的一个十九岁的秀才朱熹勉强考中末榜，说不定其中也有这些原因。

绍兴二十四年科举考试，考官判秦桧之孙秦埙为省试第一名（省元），但是高宗不想给他状元，降格为探花（第三名）。这个事例，不但说明高宗并不是秦桧的傀儡，也令我们重新认识到殿试所具有的皇帝自身决定考生席次的意义，以及殿试所发挥的维持皇帝权力的重要功能。但是，全部中举人员中秦桧派子弟所占比例受人关注。当时有记载，人们颇觉遗憾的是考生并非尽是天子的臣下了。

该年八月，作为国家事业编纂的徽宗文集完成后，在举行高宗接受的典礼上，竟出现了宰相秦桧、接受典礼负责人秦熺、朗诵徽宗御制诗的秦埙一家三代独占典礼的惊人场面。这个场面对秦桧来说，可以想象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瞬间了。不过，秦熺实际上是秦桧妻王氏的兄长与其妾生的孩子，过继给秦桧夫妻，所以是秦桧夫妻的养子。秦氏三代名字的汉字的部首以木旁、火旁、土旁为顺序，依据的是五行相生说中的五行的顺序。这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个习惯。朱熹（火旁）父亲是朱松（木旁），儿子是朱在、朱埜、朱塾（土旁），其顺序与秦氏一家相同。

对决海陵王

金人毁约，渡江犯边

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成立后，直至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去，江南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和议成立翌年，根据条约规定在两国国境设立交易所（榷场），金国也把徽宗的遗体和皇太后本人送还给南宋。不过，先帝钦宗（高宗兄）如何处置，和议条约里并没有明确提及，所以一直被软禁在金国。对高宗来说，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他希望维持现状。当然如果恶意解释，那么就是因为牵扯到威胁高宗帝位的正统性，而如果善意解释，那么则是高宗为了事先消除政权内部纷争的苗头。如果作为靖康之变悲剧象征的钦宗回国的话，那么失意的主战派显然很有可能团结起来拥立钦宗以求获得权力。钦宗被软禁三十四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驾崩。驾崩后两国很快进入交战状态，所以钦宗遗体回到临安，已是数年以后的事了。

秦桧死后，曾经是主战派的张浚当了宰相。不过他遵守和议条约，两国关系继续保持良好。但是金国皇帝完颜亮（因废位无庙号，世称“海陵王”）推行强化皇权和汉化政策，在该政策的延长线上，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亲率号称百万大军，大举进犯南宋，企图一气吞并江南。

十月一日，高宗发出檄文诏书，宋朝进入临战状态。在建康设置敌前司令部，准备伺机亲征。但是，与中央的临战决心相反，前线的将士却完全没有士气。金军为了渡江集结于建康上游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一带。管辖该地的太平州知州却隐匿紧急事态没有向朝廷报告。被州学两位教官质问为何不报后，才急忙一日八封急信上报。可是最初的一封却只写“金军侵占采石”，因为没说采石在长江哪边，朝廷上下以为金军已经渡江，一时大乱，很多官僚们拖家带口开始逃难。第二封报告金军已经到了杨林，但是却没有说杨林是渡口。不知真相的朝廷上下以为金军已经攻到附近，更加混乱。直至晚上，听当地出身的老百姓说杨林在长江对岸，这才放下心来。如此重大信息，事前竟没有任何准备和调查，可见南宋国防体制多么不成体统。这个无能的太平州知州第二天就被撤职。后任就是我们在上一节提到过的那位上奏哀叹科举现状的硬汉——汤鹏举。

28 《人物故事图》（部分 上海博物馆藏）
描绘了徽宗灵柩自金国返回的情景

与陆军的狼狈状况不同，海军还像个样子。几日后，海军远征密州（今山东省），大败金军船队。由此除去了金军从海上进攻临安的危险。对金军来说，也是挨了当头一棒。此时金国内部事件迭起，契丹和蒙古族造反，女真族也宣布废黜完颜亮帝位，另立别的皇子为帝（世宗）。还在前线的完颜亮决定先歼灭南宋，然后再回头收拾内乱。所以他决心一口气渡过长江。然而防卫长江沿线的宋军照例士气不高。为了阻止金军渡江，宋军急急忙忙装模作样挖沟立栅栏，但是当地民众却笑道：“那烂栅栏，河水冲来的泥沙一晚就盖住了。”连宋朝的史书都这样记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现场情况肯定更惨。金军渡过长江，看来为时不远了。

这时救了南宋一命的，是虞允文。他随机应变的指挥取得成功，宋军在采石矶大败金军，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完颜亮亦被暗杀，他吞并江南的野心也由此宣告失败。

面临十几年以来最大的国难，高宗亲自出征到长江沿岸的镇江，鼓舞前线士气。主战派士大夫也死灰复燃，慷慨激昂。但是，就在完颜亮被暗杀、金军主力撤退的大好形势下，宋军也没有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开始北伐，收复中原。主战派虽然口气强硬，但是并没有超越临时国境、收复中原的战略战术。高宗也早早就打道回临安了。战线复归胶着状态。

第三次宋金和约

翌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让位给早已定为皇太子的养子眘，自己自称太上皇，移居到原来秦桧的豪宅享清福去了。高宗自靖康二年（1127）临危即位以来，在位长达三十五年，此时估计比二十年前第二次和议时白发更多了吧。

高宗为何选择这个时候让位，详细的理由不清楚。但是可以推测的理由是：总算阻止了金军的南侵，可以向世人显示江南政府稳如磐石；前年接到兄长钦宗讣闻，威胁自己帝位正统性的可能已经完全消失；在自己有生之年，评价自己的治世，给自己的治世历史定位等。

29 采石矶附近

高宗生子早夭，他从许多王子中选择含有太祖血统的眘为养子，此即后来即位的孝宗。因此，从血统上来说，宋朝的皇统从太宗系统又回复到太祖系统。但是因为孝宗是作为高宗的养子继承的皇位，所以没有发生以前濮议那样的争论。而且让位的太上皇还在，不出现什么争论也理所当然。所以这个让位，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要保证将来能把自己作为现皇帝的父皇祭祀。从太祖、太宗开始的皇统，由中兴之祖高宗顺利传递给其后裔，高宗成功做到了在自己有生之年亲眼确认这个事实。

不论他当时有什么想法，总之高宗让位后越发健康，竟继续生存了二十五年，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两年后，孝宗皇帝以要给高宗服丧为由，让位给太子。所以孝宗在位期间，实质上一直在先帝高宗的监视下治世。

孝宗即位翌年元旦改元“隆兴”。至此，长达三十二年、中国历史上空前长寿的“绍兴”时代终于闭幕。明朝实行一世一元制以后，出现了嘉靖四十五年、康熙六十一年的事例。但是宋代皇帝在位时有数年即改元的习惯，而高宗为何一直固执于这个年号，还是一个谜。如果从皇权的特征上分析，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另外，以绍兴酒和鲁迅著名的那个从越州改称绍兴的城市，当然跟这个年号有关系，因为高宗就是在这里改元绍兴的。

经过前边异常长的年号以后，后来的隆兴仅两年就又改称乾道。就在这个乾道元年（1165），经过几年交战的宋金，第三次和议成约。因为金国单方面撕毁条约，侵略南宋，而且吃了败仗，所以这次的条约改定条件对宋朝比较有利。以前条约规定的君臣关系，改为早先宋辽那样的亲戚关系，金为叔父，宋为侄子，通称叔侄关系。宋朝每年送给金朝的物品，也从岁贡变成岁币，数量也减少。

繁华的临安

从吴越之都到南宋首都

下边介绍一下南宋首都杭州。如果描画一下中国概略图，海岸线有一处深深弯进内陆的地方，像一条巨大的鱼张开大口欲吞掉日本列岛。大口的喉结部分，就是这个城市。此地位于钱塘江河口，以中秋节前后因地形特征出现的大海潮闻名。

汉代在现在的苏州置会稽郡，杭州是当时会稽郡的钱塘县。后来独立出来成为余杭郡，隋唐时改称杭州。作为大运河的起点，承担着从南方运送物资到北方的重要作用。这里的节度使后来独立，自称钱氏吴越国。

遣唐使制度废止后，日本实际上一直保持交流的，不是长安或者洛阳的中央政府，而是首府在杭州的这个国家。因为吴越国利用镇护国家的佛教学说作为维护王权的基础，所以杭州城内有很多佛教寺院。这点，可能也是吸引日本僧侣的一个理由吧。现在从日本到杭州有直航航班，与以前的留学僧不同，我们仅用两三个小时即可到达。

历代钱氏都在形式上臣服中原王朝，自称王，不称帝。年号除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外，也都遵守五代的各王朝年号。宋太祖即位后，马上表示忠诚，采用建隆年号。作为回报，吴越国王的独立性得到了保证。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把土地和人民主动献给朝廷，也就是说把吴越国的版籍奉还给中央朝廷。统治权移交后，钱氏一族变身成一介士大夫，应考科举，经常登上宋朝政治舞台。所以，说吴越国被消灭，还不如说是收回了节度使钱氏的世袭权益比较合乎实情。

杭州以拥有风光明媚的西湖著称，与苏州（江苏省）并为江南代表性景胜之地。喜欢白居易文章的日本平安贵族们都知道白居易以自己曾当过这两地的知州为荣。从明州登陆，自然就要经过这一带，所以这里有很多机会能实际见到渡海而来的日本人。北宋时期随着浙东开发，这一带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此地地方官也是一个重要职位。

【历史悠久的古都杭州的史迹】

图二 西湖苏堤
——苏东坡作杭州的地方官时，疏浚西湖，修建贯通南北的堤防。苏堤四季风景如画，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图三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拱宸桥是杭城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也是古运河终点的标志。

图四 西湖湖畔的岳王庙

图五 岳王庙参道的秦桧夫妻像

图六 岳王庙中的岳飞像

图七 南宋太庙遗址公园

苏轼两次被朝廷派来做知州，虽然有被从中央政界驱逐出来的一面，但是也并不是被彻底左迁到偏远地区。他专心建设这个统治南方的据点城市。纵横贯穿西湖的两道河堤，现在还被称作白堤、苏堤，就是为了纪念唐宋两代这两个代表性的文人知州。

但是，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却是杭州受难的时代。因为反抗（据说）以花石纲等为象征的徽宗政府的苛敛诛求，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于宣和二年（1120）占领杭州，大肆烧杀掠夺。朝廷紧急出动本来要派往宋辽战场的精锐部队镇压。可是赶走方腊没有多长时间，靖康之变发生。杭州本无干系，可是金军于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追征高宗至此，杭州遂再次遭受蹂躏。

被追赶的高宗转战沿岸诸城，于绍兴八年（1138）最终确定的安身之地就是杭州（参考上一章图24“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我们称杭州为南宋首都，可是宋王朝始终认为自己的首都是开封，这里只不过是临时政府所在地。杭州升格成府，命名为临安府就是因为这个意思。所以也经常被称作“行在”。顺便一提的是，为人们熟知的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中杭州以“Quinsay”出现，就是从“行在”的发音来的。

都市面貌大改观

虽然是临时的，但是当时的杭州也是统治华中、华南地区的帝国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当然应该作为首都建设。秦桧主导的和约签订后，回到开封的可能性几等于零，相反，金人侵来的危险性也几乎除去，所以宫殿、官厅、军营以及各种文教设施大量建设。其中大部分占用了原有的佛教寺院。吴越国时代鳞次栉比的大寺院，这时大都变成了朝廷的各种机关和官舍。

通过这种杭州的“本土化”建设，杭州的城市基础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为庞大消费人口提供服务的商人也大量移住于此。绍兴初期杭州城门外还野草丛生，但此后不久就成长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了本来的首都开封。

当然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的急剧恶化，西湖被生活排水严重污染。绍兴十九年（1149）上任临安府知府，全心全力改善环境的，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汤鹏举。

南宋灭亡后，一个叫吴自牧的人物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杭州作为行在所在地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该著作名叫《梦粱录》，来自“人生如黄粱一梦”的故事。与记录开封繁荣景象的《东京梦华录》同样，暗指繁荣犹如黄粱梦一样。《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相反，前半介绍一年间的祭祀等仪式。值得注目的是，《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冬至的郊祀仪式，相对的，《梦粱录》则用了很多篇幅记录了九月举行的明堂祀。相对为了提高皇权的威信热心于国家祭祀的徽宗，南宋后期国力衰退，一般用在宫中举行的明堂祀代替南郊祀。《梦粱录》作者亲眼目睹的，几乎都是明堂祀。如果说北宋是在皇权的高峰期突然猝死，那么南宋则是逐渐衰老而亡。

＊南宋时期的临安府城（今杭州）

南宋在游行路线上也下了工夫。这与临安的地形有关（参考地图）。这个城市建在西湖东岸，南北细长。本来就不是作为帝国的首都有计划建造的，而且即使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行政都市，形状也相当特异。南边地形高，城外北方是通向大运河的湿地。因此，行政府所在的宫城（皇城）都建在城内南部的丘陵地带。与长安以及洛阳等传统的“天子南面”完全相反。但是郊坛（郊祀场所）无奈还是设在城外南郊。可是这样一来，如果把宫城到郊坛直线连接，那么郊祀的游行将不通过市内。因此，郊祀游行的时候，勉强选定了先由宫城北上，然后南下的一条很别扭的路线。

另外，临安火灾频繁也是一个特征。因为没有开封那样的城市规划，人口密布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的细长地区，当初以为临时住几年就回开封，所以官吏以及士兵的住宅屋顶都是木造的，这些都是火灾时造成延烧的原因。《梦粱录》也记载有这些事件。

《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相比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前者记载了科举考试年份按惯例举行的仪式。按理说开封每年也应该在同一时期展开同样的光景，可是后者没有这样记载，这也许说明，与蔡京重视学校政策使得科举的比重相对低下的徽宗时代相比，南宋时期科举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相对强化。

30 郊祀、明堂实施年表（据梅原郁所作年表修订而成）

《梦粱录》在介绍完上述仪式后，接着介绍州城内外的市容。首先列举的是无数的桥梁，很有江南特色。其中苏堤附近的袁公桥是临安府尹袁韶于宝庆二年（1226）建成的，故称袁公桥。桥前边的先贤堂，也是他奏请建设的。

31 张九成《中庸说》宋刊本 （京都·东福寺原藏）

这里的先贤，指的是与当地有关系的历史上的人物。南宋时期各地流行做塑像立牌位祭祀表彰先贤。这是国家插手民间信仰，使儒教的仪礼扎根社会的一环，具体情况我们留待下一章详述。周敦颐作为道学开山鼻祖受到世人关注，追根问底，其实也是从湖南地方表彰先贤开始的。

《梦粱录》介绍了袁韶奏书节文。具体经过咸淳四年（1268）编纂的地方志《临安志》有详细记载。袁韶上奏说：“杭州本是人才辈出之地，现在更是行在所在地，但是至今没有祭祀先贤的地方。为了改变这个情况，特请求用公款建设祭祀祠堂。”他选择的显彰对象，以尧时传说中的人物为首，包括六朝、唐朝的士大夫们，吴越国王及其子孙中效忠宋朝的钱氏家族，以及“皇朝太师崇国张文忠公”等，共男三十四人、女五人。

张文忠公为钱塘县出身，名九成。绍兴二年（1132）状元及第。因为他是主战派，一直反对秦桧，所以一生没有当成高官。他的成名是因为他是杨时门生，相当于程颢、程颐的徒孙，是绍兴年间道学领袖。死后过了好长时间，直到先贤堂建设时，才追赠“太师崇国张文忠公”。

现在提到张九成，人们能联想到的只不过是朱熹臭骂的“邪说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但是当时作为继承程氏兄弟道统的代表人物，在道学派中颇受尊敬。

通过显彰张九成等乡土先人，府尹袁韶希望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的临安府人产生乡土意识，养成良好的民风。作为一个政治上特别的城市，在宋代整个都市化过程中看，这个城市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际的事例。具体事例，我们将在别的章节随时提及。

从孝宗到宁宗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观

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不但国内政情安定，也是后边将要详述的朱子学的形成期，被后世并称“乾淳”。隆兴二年（1164）当年的主战派张浚死去，世代交替有了进展，与金的关系也进入良好状态。

如何评价北宋末期的党争，关系到政权的正统性，对南宋政权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因为当时人们的共同认识是新法的对外政策是带来华北失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高宗却是神宗的皇孙、徽宗的皇子，既然继承的是他们的皇位，所以就不可能全面否定新法党政权。人们找到的妥协点是，把脏水都泼到“君侧奸臣”吕惠卿和蔡京等身上。王安石有时虽也被批判，但是还继续从祀在将要后述的孔庙里。

淳熙后期，《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和《四朝国史》、《东都事略》陆续完成。

《长编》是编年体的著作，叙述北宋时期史事，编者是李焘。他觉得应该编纂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编，所以编了这套资料集。“长编”就是还未整理的资料的意思，据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也是先做长编。

《四朝国史》是记录北宋后期从神宗到钦宗四代皇帝治世的由国家编纂的纪传体史书。编者代表是洪迈，以编撰怪谈集《夷坚志》著名。“国史”是每次皇位交替的时候都应当编纂的当代史。《四朝国史》把这四代集中一起编纂，是因为可以把这个时期作为对党争时期进行历史评价的对象。旧法党是正义的化身，而新法党则是邪恶权势的象征史观，就是由这部《四朝国史》确立的。

《东都事略》是王偁个人编著的、采用正史体例记录北宋一朝的纪传体史书。此书的历史记述也偏向于旧法党。《四朝国史》和其他国史以及《东都事略》，都是元朝编纂《宋史》的重要底本。

相对的，《长编》却稍有不同。编者李焘虽然属于旧法党，但是却能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利用一手资料，不带感情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长编》并不是原本。明朝时原本完本失传，后根据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所收部分进行集轶，直到清代才印刷流传。《永乐大典》自身现在也已经失传。《永乐大典》收录《长编》时似乎有意省去了熙宁初叶和哲宗亲政以后的部分。永乐年间（1403—1424），正好是在成祖皇帝的庇护下朱子学完成了体系化的时期，要说这不是有意的，似乎有点儿过于巧合。我们有理由怀疑编者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有意隐蔽有关自己学说源流的程颢、程颐兄弟以及其门徒们的不光彩记录——支持王安石新法这个事实。正如上一章已经述及的，程颢在王安石手下，当初是支持新法的，可是在朱熹编辑的程颢文集、语录以及现行《宋史》的传记中，却完全没有关于他如何参与新法的记载。批判新法党，把政策失败和国土失陷的责任全推到新法党身上，成为有关北宋后期政治史的固定观念。

韩侂胄的野心

孝宗治世和平稳定。淳熙十六年（1189）他让位后政局开始出现不稳。这个让位行为结果成了不稳的导火线。

新皇帝光宗赵惇生来身体病弱。所以孝宗可能是想在自己有生之年照看这个弱不禁风的继承人治世。但是，光宗的皇后李氏却反对公公参与政治。不仅如此，连光宗要去看望年老的父皇都不准。与上代高宗孝宗的良好关系相反，亲生父子的孝宗光宗，却因为皇后在中间捣乱，关系完全恶化。

大臣们对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多次上奏光宗。但是，这些奏书谏言，都没有能进“妻管严”的光宗的耳朵。及至绍熙五年（1194）孝宗驾崩。按常理光宗当然应该主持葬礼。但是病弱的光宗已经没有精力圆满主持各种仪式。出身皇族的大臣赵汝愚，搬出高宗皇后，也就是当时的太皇太后吴氏，逼光宗让位。他们扶持继位的是宁宗赵扩。

这次政变以主持先帝葬礼为借口，这是一个没有前例的事件。这个借口背后当然隐藏着士大夫官僚们不满皇后李氏插手政治而进行的夺权斗争这个事实真相。但是，说到底借口还是如何圆满执行仪礼，与濮议时同样。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宋朝皇权的特殊之处。实际政务全由士大夫官僚掌握，皇帝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独裁者，实际上处于近似于“君临而不统治”的地位。当时，能否圆满执行对先帝的仪礼，才是君主资格的最根本要件。

赵汝愚在采取更迭皇帝这个非常手段时，要在宫中上下活动。当时他利用的一个人是太皇太后妹之子，同时也是皇太子妃娘家出身的一个叫韩侂胄的家伙。韩侂胄是范仲淹盟友韩琦的曾孙，虽然也算是名门望族出身，但是并不是科举出身的正规官僚，而只不过是一个享受赐予贵族的恩荫的一介武官而已。相反，赵汝愚不但是皇族出身，而且还是进士，所以他根本没把韩侂胄放在眼里，开始只当一个跑腿的使唤。

但是，这个家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先帮赵汝愚成功逼光宗让位，立宁宗继位，然后反过来就对赵汝愚下手。改元后的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此前朱熹刚被赵汝愚招到朝廷做皇帝的侍讲，终于得到在中央活跃的机会，可是在职仅四十五日，即被解任。不仅如此，韩侂胄为了宣传自己的正统性，把朱熹学说看作危险思想进行封杀。此即所谓“庆元伪学之禁”。跟程颐晚年一样，朱熹最后也是在政府的监视之下，死于故乡建阳（属今福建省），时为庆元六年（1200）阳春三月。

32 韩侂胄关系图

与秦桧归朝后立刻拉拢南宋朝野士大夫、组成强大关系网不同，韩侂胄只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政权，所以权力基础极为脆弱。有人认为这与他不是科举出身有关。仅凭豪门出身，官僚们无人买账。

在内政上黔驴技穷的韩侂胄，想发动对外战争建立功绩，从而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开始准备与金开战。开禧二年（1206），宋军渡过淮水国境线，进入金国领内。靖康之变以来，宋军主动出击还是首次。但是，虽然后方蒙古势力兴起，然而金军依然强大。宋军很快处于劣势，但金军也早已没有了灭宋的实力。两国遂开始和议。这个时候，本来就反感韩侂胄专权的史弥远勾结别的外戚，暗杀了韩侂胄，把韩侂胄的首级献给金军，从而和议成立。时为开禧三年。

史弥远时代与朱子学兴隆

明州士大夫的活跃

取代韩侂胄掌握政权的史弥远，是一个明州出身的名正言顺的进士。父亲是在孝宗时代曾经做过宰相的史浩。史浩曾著有经学著作。史弥远通过宫中政变掌握实权，强行推进和议成立，他的这些做法，一般来说肯定要受到传统的主战派道学官僚的抗议，可是也许因为他出身华丽再加上政治手腕超人，那些抗议的声音都被封杀了。

后世根据史弥远与真德秀、魏了翁等之间的意见分歧，给他戴上了一顶厌恶朱子学的帽子。不论赞扬他还是非难他，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是，从他的兄弟以及表兄弟们在“宋元学案”中被看作杨简门人即可看出，他与道学的缘分其实是很深的。由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现在流传的宋代史料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史料都经过朱子学者们的整理，过于明确区分了黑白。

杨简一般被认为是陆九渊的高徒，其称号“慈湖”常被用到，此号来自故乡明州慈溪县的慈湖。陆九渊是朱熹的论敌，但是如果由此就认为他是朱子学的反对派，那就大错特错了。浙江的陆九渊门徒们与朱熹保持良好的关系。朱熹批判陆学派时尊称“江西学者”。因为陆九渊本人是江西出身，意思是江西出身的弟子，有意排除了浙江出身的弟子。

与不喜著述的老师不同，杨简著有数册有关经学的注释，这可能与出身科举发达的明州地区有关。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是，他是一个具有与陆九渊不同学风的人物。不过问题复杂的是，因为后来也是在浙江繁荣的阳明学强调陆九渊和杨简的师承关系是心学传统，所以产生了杨简与朱子学相异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在史弥远时期，杨简以及有关人物作为道学的一个流派，与朱熹一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从他们的师事记录来看，史弥远的思想形成过程，杨简毫无疑问发挥了很大作用。

曾与杨简一起师事陆九渊的袁燮，在嘉定七年（1214），趁自己同族而且是门人的袁韶当考官的时候，成功使自己的儿子袁甫考中状元。袁韶就是当临安府尹时建设先贤堂祭祀张九成的那个人物。袁爕本人在当知贡举（科举考试全体负责人）的嘉定十年（1217）省试时选杨简门人、自己的同乡陈埙为第一名（殿试状元为另一个建康出身的人）。

陆学与朱子学相比，容易被人看作与科举无缘。但是如上所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都与史弥远关系密切。后世史弥远口碑变坏后，为了不被连累，有人就说他们其实内心是批判史弥远的，企图用此形式恢复他们的名誉。而尝试这个考证工作的，正是宁波（宋代称明州）出身的清代浙东史学之雄全祖望。但是他并非客观考据，而是先有结论，然后寻找证据。

但是，并不能全说史弥远只是搞裙带关系，重用自己的同乡以及朋友。实际上，他同真德秀、魏了翁等其他地区出身的朱子学系统的学者官僚关系也都不错。金国被蒙古侵略，势力减弱时，真德秀建议中止和约规定的向金国支付的岁币，史弥远采纳了这个建议。史弥远虽然对结束开禧之战表示支持，但是他的外交方针绝不是对金屈从的。

史弥远拥立理宗

开禧七年政变后改的“嘉定”年号一直持续了十七年。这也是一个小康时期。在史弥远的领导下，政局安定，风平浪静。从日本渡海而来的道元在这一时期的嘉定十六年（1223）登陆明州。

翌年（1224），宁宗驾崩。宁宗无子，皇族早就选定本族的赵竑为事实上的皇太子。但是，史弥远却想拥立别的王子。他联络暗杀韩侂胄时给他帮过忙的外戚杨谷一起，执拗地责问皇后，最后终于成功拥立理宗赵昀即位。一般认为赵竑和史弥远的个人恩怨是政变的主要原因，但是既然这些观点都受到朱子学史观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只能相信一半。史弥远的行为，当时大部分士大夫是默认或支持的。

理宗治世长达四十年，是南宋时期最长的。一般论及这个时期，都认为在日渐强盛的蒙古帝国的威胁下，南宋国力逐渐衰弱。但是详细实情我们并不能知道。因为理宗后南宋很快就灭亡了，还没有来得及编纂“国史”，而且在同蒙古的战争中，大量一次性资料逸散，或者因为有些记载与蒙古有关怕被后人知道，总之元代以后流传的有关资料都是非常片断的。

绍定六年（1233），独占权力二十六年的史弥远死去。史弥远的执政年数，不但超过王安石和蔡京，也超过秦桧，是宋朝的最长记录。而且，别的人死后都被世人批判或唾骂，一族也都失去威势，走向没落。可是史氏一族却继续高官辈出。因为史氏一族以明州为基础，活用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确立了一族名门士大夫的地位。这点，跟吕夷简以后的吕氏一族相似。但是在扎根乡土这点上，史氏一族更为坚固。明州史氏，可称地方精英之雄。

朱子学受到公认——孔庙祭祀的儒者们

史弥远死后，非明州系和朱子学系的人终于也见了阳光，真德秀、魏了翁等回到朝廷，后世取年号命名的“端平更化”开始了。但是，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元祐更化的翻版，不用说是出自党派史观。

这期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朱子学得到公认。这是通过选择祭祀于孔庙的儒者这个形式进行明示的事项。更古的情况不太清楚，至少在唐太宗时期，在祭祀孔庙（宋代正式名称按孔子的庙号称作“文宣王庙”，以下均简称“孔庙”）里除本尊孔子像以外，同时还立孔子主要弟子以及历代儒者像（立体雕像或者平面画像）一并祭祀。唐代除了孔子直传弟子以外，还有郑玄等注释经书的二十一人被选中。后来，北宋神宗时加上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徽宗时加上王安石、王雱父子两个。靖康之变时，批判新法党的赵鼎、杨时等要求驱逐出王氏父子，到淳熙年间，王雱一人被驱逐出了孔庙。到了淳祐元年（1241），进行了更大的改制。

这次改制驱逐了王安石，加进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追加的五人，都是朱熹认为是道统的继承人（包括朱熹自己）。这是一个明确象征王安石学派的退场、道学而且是朱子学派胜利的事件。后来，朱熹的盟友张栻、吕祖谦，还有邵雍、司马光等也被选中，由此以来孔庙中祭祀的儒者中道学派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不仅到清代，即使现在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淳祐元年的这次改制，在孔庙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在儒教史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当时的皇帝被追谥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理宗”这个不可思议的名称，就是从朱子学的别名“理学”而来。

33 宋代儒家们（上）以及清代建台南文庙中的孔子（下）的牌位
明代根据朱子学的教义改革孔庙，不设偶像，只置牌位

至此，我们沿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时间轴，概观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唐宋变革的历史。朱子学被公认，不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思想文化史上来说，都是代表宋王朝的象征性事件。下边，我们将变一个视角，在社会和技术的大背景下介绍宋代文化。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朱子学的胜利带来的思想和宗教的变化。

第五章

宗教的本土化

“哲学”与“宗教”

作为“哲学”的朱子学

至此为止的前四章，我们沿着时间轴，概述了公元九世纪末到十三世纪中叶政治史的经过。大唐帝国在宋朝初期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宋人不久就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独自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这种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学。淳祐元年（1241）的孔庙改制，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朱子学是御用学问、体制学说。如果说唐朝实体是被黄巢和朱温（朱全忠）消灭的，那么唐朝的理念，却是此时被朱子学消灭的。

公元十二世纪朱子学的诞生和十三世纪朱子学学说的体制化，是一件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在内的东亚全域的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事实上以唐朝为模范的国家建设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朱子学政治理念旗帜的政权在各地诞生。与此相呼应，起源于宋朝的文化新潮流，按时间差逐渐蔓延到东亚各地。这种现象所具有的文明史上的意义，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下边将用三章的篇幅，集中介绍朱子学是在何种环境、何种背景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将具体阐述本书书名所述“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这个主题。

现在，一般都把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代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等并列。这种理解方法确有道理。朱熹运用严格定义的各种术语，非常精密而且概括地——在中国思想家中极为少见——构筑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此意义上，说他的思索成果是“哲学”，至为妥当。

但是，笔者早就认为这种用某种框架来理解和解释朱熹以及朱熹的学说有很大的问题，并利用发表论文以及各种发表意见的场合表明了自己的疑念。在此，我们先从这里说起。

本来，朱熹并不知道“哲学”一词。不仅朱熹，连长久以来信奉他的学说的所有东亚儒者，都不曾用过这个词语。与自古就存在并使用的汉语词汇“文学”、“史学”等情况不同，“哲学”一词是十九世纪后期日本人发明的汉语词汇。发明者叫西周（1829—1897）

[1]

。他不得不自创“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ie”一事本身就隐藏了问题的根源。他觉得从来的“经学”一词——这个词一直与文学、史学并用——不能表达西洋“philosophie”的含义。他的观点得到共鸣。在日本，“哲学”一词很快普及。不仅日本，中国、朝鲜、越南，虽然发音不一样，但是都用“哲学”这两个汉字翻译英语“philosophy”、德语“philosophie”概念。今天，我们不带任何疑问在日常生活中就使用“哲学”一词。自称“爱家是我的哲学”的人,甚至还有“昨天我把世界现状哲学了一下”等，动词化用法都出现了。“朱熹哲学”这种说法，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等完全对等，人们自然而然、毫无疑问地使用。

34 朱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熹哲学”一词的产生，功在笔者专攻的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他们创造了“东洋哲学”或者作为其中一个分科（当时日本一般如此称呼）的“支那哲学”这一学问领域。他们长期不断“哲学地”分析、研究孔子、孟子等人的儒家思想。其结果，类似于“朱子学的生成论和存在论”、“朱子学是唯心论（观念论）、还是唯物论？”这样的研究课题的设定成为可能，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再进一步，还有人尝试进行朱熹与亚里士多德、朱熹与康德的比较研究。但是，与本来就存在生成论、存在论、唯心论、唯物论等范畴的西洋哲学不同，中国从来没有这些区分。就是说，当事者们本来是在与这些概念定义完全无缘的状态下进行思考的。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朱子学的框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仅此就认为搞懂了朱熹，是否有些言过其实？——这是笔者涉足这个领域二十多年以来一直持有的一个朴素的疑问。

为了理解朱子学

花这么多篇幅说这么一个似乎无所谓的话题，没有别的意思，笔者只是想说这个简单的意思：要想真正理解朱子学，就不能囿于西洋的学问框架中。其实在宋代末期已出现了“理学”一词，元代、明代以之作为朱子学及其相关流派的称呼而得到普及。

我们再次强调朱子学作为“理学”广泛流传东亚地区的意义，绝不是做无用功。

也许到了文明的转折点，近年流行重新思考过去。但是大多数所谓的“过去”，也不过就是最近这一百来年。与有一段时间特别风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终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变种同样，把西洋的框架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设定各种问题一事本身，就很浅薄。更根本的重新思考，只有站在对与此相异的知识体系的认识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哪怕仅仅是为了不使自己陷入那种独善地称颂自己的文明，排除与己相异者，提倡所谓“文明的冲突”的堕落的思考深渊。

因此，本书——如“导言”所述，恐怕是迄今为止的有关图书从未有的形式——在介绍宋代中国情况时，把朱子学放在叙述的中心。在章节排列上，正好处于中心位置的这三章，就是分配给朱子学的。本章从思想和宗教、第六章从政治和社会、第七章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介绍朱子学。科学技术与朱子学，或许会被认为水火不相容，但是其实那不过是明治以后固定化了的朱子学的虚像。看了本书，读者就会明白，因为朱子学本来就是“理学”嘛。第八章介绍扩展到朱子学外缘的诸文化，第九章介绍承载朱子学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这三章的延伸。

所以，虽然表面上看各章并列各种话题进行叙述，但是请不要忘了它们之间都有密切的和有机的联系。我们将利用这些线索，在第十章编织成一件美丽的衣物。

宋朝以前的三教交涉

“教”与“宗教”

因此，我们最初应该先论述一下有关宗教的话题。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先与“宗教”一词较一下真。

“宗教”一词与“哲学”不同，是一个具有历史和传统的汉语词。但是，说到其本来的意思，却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意思——英语“religion”——有微妙的不同。“宗教”一词本来的意思是“宗之教”，也就是宗派的学说的意思。这也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用来作为西洋religion概念的译语，才带来了意思的变化。

东亚地区本来没有西洋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因此，如果用宗教这个舶来的概念分析论述东亚的思想和文化，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儒教是否是宗教？”这个议论。十九世纪宗教介绍到东亚的时候，因为人们对“宗教”这种东西还抱有一定的怀疑心态，所以“儒教非宗教”这种观点占多数。对此虽然也有一部用“儒教即宗教”的观点进行学术性的甚至包括感情性的批判，但是现在“儒教并非宗教”已经成了一般社会共通理念。本书书名“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把思想与宗教并列，正是由于现代日语“宗教”一词的语感所具有的局限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并列（“思想”一词的含义也有变化。再说下去恐被人骂笔者啰唆，省略不提）。

那么，“宗教”一词出现以前，东亚有什么词语呢？我们有“教”。儒教、道教、佛教合称“三教”这个说法，早在唐代就已经确立。此外，还用意思是“野蛮人的三种教”的“三夷教”一词合称意指zoroaster教的祆教、意为基督教（西方世界定为异端的nestorius派）的景教、mani教的音译摩尼教。

话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什么呀，不就是没有‘宗’字吗？‘教’不就是‘宗教’吗？”确实，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正因为如此，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才把religion翻译成“宗教”。但是，这里的问题一是儒教被定位为一种“教”，一是“三教”和“三夷教”之间设有差距。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

问题的根源是把什么称为“教”。这里请允许我们从宋代跳到更早以前的汉代初期——公元前二世纪。当时还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然不存在。不过不仅佛教，当时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当然，孔子、孟子、老子（人物）、庄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论语》、《老子》等也已经基本被整理成与现存书籍几无差异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当时只不过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学说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经典。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纪才发明的分类法——被作为支撑王朝体制的理论体系化，并拥有被神格化了的几本书籍即经书，还在汉代中期以后。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二世纪后期汉武帝对五种经书设“博士”，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是对此学术界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但是至少可以说，汉武帝的时候儒教的权威还并没有确立。虽然有关时期的看法因人而异，但是最晚到后汉的某个时期，才终于发展到儒教一尊的局面。笔者也认为进入公元一世纪后，拥有经典的儒教才终于成立。

35 宋代印刷《汉书·元帝纪》
宣帝教育皇太子（元帝）的一段。第三行能看到“德教”一词

但是，直到这时，“儒教”一词还没有出现。在汉代，我们现在称作儒教的学说常用“德教”一词表现。实际上明治时代日本哲学研究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就在区别儒教与其他一般宗教的时候用这个词来分类。井上哲次郎是有名的御用学者，受政府委托编写《教育敕语》

[2]

，在内村鉴三不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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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首先攻击内村，著有《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一书而知名。他还是把江户时代的儒学分类整理成朱子学、阳明学、古学三个流派的开拓者。这个分类法至今还在高中教科书中使用——虽然在学术上已经基本失去意义。井上使用“德教”一词并非偶然，具有与儒教作为汉王朝的体制学说（或称国教）有别于其他诸子百家，取得优越地位一事相呼应的背景。应该用正确的道德教育帝国臣民——与汉代的儒者同样，井上也让“德教”承担了这个意义。

三教并立

现在一般认为到了后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强固。虽然佛教已经传来，但是最初对儒教丝毫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教”就是儒教，都没有必要特意称呼“儒教”。开始出现“儒家之教”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有必要与其他“教”区别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汉朝灭亡后出现。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事实上，在史料中出现“儒教”、“道教”、“佛教”等说法也是公元五世纪以后的事。因此，对于站在“儒教非宗教”立场上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应该称作宗教的道教、佛教繁盛的这个时期是可以称为“宗教时代”的。这点与西洋中世纪相似，所以这也成了称这一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中世这一学说的根据。

南北朝时代（六朝时代）是否因此就可定义为“宗教时代”我们先不论，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三教保持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应该注意到，这个“教”与西洋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更严密地说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含义有微妙的不同。这个“教”，不是西洋那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为个人安身立命祈祷的对象。相反，这个“教”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

有一种研究认为，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间世界提供了文本“经”。

今天我们称作《老子》的书籍，就是因此作为《道德经》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处世术的书籍，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信条）。佛教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镇护国家这种主张就能说明这点。联想到日本，当初佛教之所以能被接受，就是因为是作为支持政治体制的学说介绍的。

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大唐帝国，皇家姓李，拜老子（本名李耳）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视。教徒也趁此机会完成了仪礼和教义的体系化。

佛教则有玄奘（602—664）排除万难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经典，通过翻译介绍，进一步强化了镇护国家的教义。后边我们还要提及，禅和净土信仰也开始兴盛。

与这些现象相比，儒教理论上的进步相对而言比较少，因此一般认为唐代与前代一样是儒教表现不佳的时代。但是实际上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以及政治理念都是以儒教为基础的，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造成唐代儒教表现不佳这种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上了宋代儒者们故意对现代儒教无端指责的当。

实际上，在唐代，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记录说三教的优先顺序在朝廷常常发生争论，但是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像本书之前提到的“三武一宗之法难”那种，有时因为当朝皇帝的个人嗜好某种教暂时会遭排斥，但是从来没有引发教团毁灭和教义衰退的事态。虽然反映大唐帝国国际性（世界性）的非汉族信仰三夷教也被承认为“教”，但是其地位远不及上述三教。儒教作为三教之一，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韩愈等一部分儒者虽对此有所不满，但是并非多数派。

重兴儒教

批判谶纬思想

如此这般，我们迎来了大宋时代。我们已经多次论及，宋朝当初是以大唐帝国为模范的。对于“教”，当初也是一样。最初的太祖、太宗、真宗三代皇帝，对三教都表示关心。当然对三教态度各有冷暖。人所共知太祖信仰佛教，真宗喜欢道教，但是他们并没有排斥其他两“教”。

仁宗时情况发生变化。始作俑者就是那个欧阳修。他特别尊敬韩愈，自认韩愈继承人。他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倡议古文，其实与排斥佛教是表里一体的行为。当时流行的西昆体文体的作者们——其领袖人物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就是澶渊之盟时寇准每晚花天酒地的那位酒友杨亿——大都是有名的佛教信徒。古文运动，就是要从文体和教义两面推翻西昆体。具体情况我们留待第八章论述文学时详述。

欧阳修认为唐代的儒教不是纯粹的儒教。最典型的例子是注释经书时多用纬书。纬书是汉代出现的一批书籍，据说是孔子为了解释经书的深奥意思而编著的，所以流传很广。加上表示预言的“谶”，合称“谶纬”。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禅让革命理论就是来自这种谶纬思想。实际上，唐朝的国定儒教经书注释书《五经正义》就有很多地方引用谶纬，并依据纬书的说法解释经书的字句。欧阳修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36 宋代儒学系谱
根据《宋元学案》等列举实际上的师从关系。此外私淑关系也很重要

他说，纬书不但不是孔子之作，甚至连忠实解释孔子思想的书籍都不是。毋宁说相反，是当时的学者基于汉代的迷信世界观捏造的文献，在解释经书意义的时候不应该参考。因此他主张，应该从现行的《五经正义》——真宗时已有十二经注疏，欧阳修总称“九经”——中删除那些引用纬书的部分，印刷刊行改定版。

欧阳修对纬书的文献学批判，与我们现代的研究态度也是一致的。就连认为经书是孔子编写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今天的学界是极少数——也认为纬书是汉代人捏造的文本，解说孔子思想的时候应该排除。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出发点与我们处于同一平台，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正确”似乎有必要加上引号。因为欧阳修认为，孔子本来的学说肯定是没有谬误的，在他看来用内容怪异的谶纬思想解释本来就正确的儒教思想不但毫无用处，反倒是流布毒害。他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文献学上、或者实证性地确定纬书的成立年代，而是排除违背自己心目中的儒教的纬书的思想。对于欧阳修来说，揭开谶纬思想的面纱，应当就会看到儒教本来的真面目。

但是，儒教本来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呢？对汉代儒者来说，谶纬思想就是儒教的真面目。他们认为不仅要利用经书，还要利用纬书等别的文本，才能搞清孔子思想的全貌。确实，他们实际上捏造了那些文本。但是，那也是他们为了解说自己信奉的孔子本来的学说，以辅助儒教的“教”的经典为目的而做的。并非儒者的我们——至少“笔者”——感兴趣的是，从汉代到唐代的儒者们所认识的儒教学说与欧阳修所主张的“本来的儒教”之间，有什么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宋代新兴儒教的特征

欧阳修效仿韩愈，高度评价的孔子继承人是孟子。在古文运动中，孟子被尊为文章高手。但是这种看法与他们认为文章高手就是思想家这种文学观有关。而这一点，就完全隔断了从汉代到唐代的信奉谶纬思想的儒者们同欧阳修以后的新世代儒者们之间的关联。

作为学校教育的知识，提到儒教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孔子，然后就是孟子。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宋代才产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词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摄政、孔子多次梦见的周公旦。

作为政治学说的儒教，如前所述，应该是君主制定的学说。当然也应该是尧舜以来的圣人君主们的学说。但是继承并体系化那些学说，活用那些学说建成周王朝黄金时代则都被归功于周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来说，经学中的古文经学流派——与古文运动的“古文”意思不同——就特别宣扬周公的功绩。孔子则是学习周公，把周公的学说集大成而为经书的人。

汉代把易、书、诗、礼、春秋五种经书称作“五经”，定为当时太学的必修课程。五经一般认为是孔子把从尧舜到周公的圣人们的主张整理成书的。但是，除此之外，孔子还有一部给弟子们讲述圣人们的政治要诀时使用的书籍——《孝经》。

圣人们把“孝”置于德目的中心来治国。孔子继承这种主张，并集大成而为儒教。汉代以后，学者们都是这样解释儒教，把周公和孔子并提，尊崇周孔。宋代司马光也特别重视《孝经》。

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虽然从没当过统治者，但是却被授予相当于统治者的“玄圣素王”称号。唐朝赠孔子文宣王称号建庙祭祀，宋代的真宗在文宣王前边追赠玄圣二字——马上改成“至圣”——都是为了把孔子当作王来祭祀。儒教就是正确解释周公和孔子集大成的经典的“教”，而为此作出贡献的儒者们则在孔庙里从祀。但是当时从祀的儒者中，并没有孟子。

37 《女孝经图》事舅姑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根据教育女性行孝的《女孝经》故事所绘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出现的宣扬孟子运动，表示儒教特性发生变质。新法党政权继承欧阳修的理念，最终把孟子从祀到孔庙里。王安石亲自指挥重新注释经书（新义），并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都与此有关。王安石与儿子王雱、腹心吕惠卿共同执笔编写的《周礼》、《尚书》、《诗》“新义”，现在仅存片段。继承他的思想的许多学者所作的注释也大部分都佚失不存。但是，从仅存的少量文献资料来看，他们的注释完全没有引用纬书的痕迹。谶纬思想的根干是天人感应说。因此豪言壮语“天变不足畏”的王安石，本来就不可能信什么纬书。无论如何，他们的注释继承和发挥了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改革了到唐代为止的儒教。

同为欧阳修的继承人，但是与王安石、王雱父子为首的流派（所谓新学）持对抗关系的是苏轼、苏辙兄弟的流派（后世有称作“蜀学”的）和程颢、程颐兄弟的流派（道学）。他们及其追随者也著有很多经书注释。而从道学流派登场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朱熹。

所以，道学也与从汉代到唐代的旧时代的儒教大相径庭。他们当然是否定纬书，显彰孟子的。因此读者现在可以明白了，这些行为不仅是道学的特征，而且是宋代新兴儒教全体的特征。要理解朱子学的特征，就必须广泛关注北宋时代的各种潮流。我们一定得把朱子学看作宋代思想文化史的最终到达点。关于这点，在批判淫祀邪教的过程中更加显见。

小常识④

地方志

记载某个地方的各种情况的书籍就叫地方志。起源很早，日本奈良时代编纂的风土记也受其影响。到了宋代，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僚为了尽快掌握地方的情况，再加上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为了让这些中央官僚尽快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盛行编纂地方志。这也与中央政府要求提供地方情况以及印刷技术的普及有关。现在残存的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了解宋代的地方实际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地方志由该行政区域的由来、土地的风土、特产的特征、人口和税额的变化以及与乡土有关的名人等构成。关于祠庙的记载各地方志不太相同，反映了该地方志编纂者（一般都是地方的士大夫）对祠庙的看法。另外，其中记载的神灵的叫法与普通民众祭祀的神灵的叫法并不一定一致。地方志给我们展示了地方士大夫文化与民众文化接点之间的独有的叙述方法。

·鄞县县境（宁波周边）图（选自《宝庆四明志》）

发现淫祀邪教

选择祭祀对象

儒教本质上的要素之一是祭祀。儒教不仅作为一种儒家思想，而且能作为一种“教”成立，正是因为有一连串包括各种仪式和仪礼在内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顶点，就是皇帝为了向世人视觉性显示自己是受天之命的天子而进行的祭祀天帝和祭祀皇家祖先的宗庙仪礼。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详述过，在祭祀天帝的活动中，具有特别意义的封禅被从经学的角度否定，整理成郊祀和明堂两种。另外，皇帝还通过祭祀天地诸神以及过去的伟人，表示从空间上和时间上代表了人间社会。孔庙祭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作为皇帝替身统治地方的官僚们，也有祭祀当地山川、英雄的义务。相对于这种官方祭祀，也有祭祀个人祖先的私人祭祀。而且，其格式按政治社会的秩序地位划分等级，才是儒教礼仪制度的重点。儒教按《孝经》所主张的孝的实践伦理，主张一个家族要祭祀的祖先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实际上在当时人们家中祭祀的神却远不止这些。根据自古以来的迷信，或者新的生活习惯、新的技术的出现或产生，供奉的对象可能很多。儒教经学就是试图甄别这些。

有一个见于经书的词叫“淫祀”，有时也写作“淫祠”。前者用的祭祀的“祀”，所指的是仪礼本身，而后者是祠堂的“祠”，所指的是祭祀的设施，但是使用区分并不严格。

这个词的历史相当悠久，可见对淫祀的攻击早已有之。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把“毁淫祠”作为地方官员的功绩称道的习惯。现代的解释就是所谓“破除迷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段时期风靡全国。可是此事有时却被非难为对“民族文化的破坏”，所以可见含有相当机会主义的成分。不过在我们看来，那些地方官的行为，应该评价为文明行为还是批判其是对习惯的破坏，确实很难判断。

儒教并不完全否定对神的祈祷。儒教否定的是“不应祭祀时”的祈祷行为，称这种行为为淫祀。那么，什么是“不应祭祀时”，也就是“淫”呢?“淫”就是祭祀的对象是儒教学说上没有承认的神的时候，以及主持祭祀的人的身份地位过低、冒渎祭祀对象的时候。

我们先说后者。比如一介布衣祭祀天帝，那肯定就是“淫”了。因为天帝只能是受天帝之命的天子，也就是皇帝才有资格祭祀。不仅普通人，就是王公贵族以及诸侯，也不能祭祀天帝。汉代以后，即使有“王”的爵位，但是因为不是“皇帝”，也不能祭祀。禅让革命以后，新即位的皇帝迅即大张旗鼓举行对天帝授命感谢的仪礼，就是因为要向内外宣示自己具有祭祀天帝的资格。另外，受中国皇帝册封的诸国的“王”，也没有资格祭祀天帝。“朝鲜国王”自称“大韩皇帝”后马上在汉城筑天坛祭祀（实际上在此以前高丽国王和朝鲜国王曾悄悄举行过祭祀天帝的仪式）。越南的“越南国王”也曾在国内悄悄自称“大南皇帝”祭祀天帝。与奈良朝的天皇们不同，桓武天皇公开实行郊祀，也是为了表示自己已经摆脱大唐自立。

免除淫祀烙印的城隍神和妈祖

相对的，所谓淫祀指的是经书没有记载的神，换句话说就是仅在民间信仰范畴内祭祀的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神都成为禁止的对象。因为某种祭祀是否是“淫祀”，本来就因发言者（皇帝、官僚、儒学者）的标准不同而异。

而且这个标准随时代的变化也发生变化。典型的就是城隍神和妈祖。两者都与宋代有关，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城隍一词的词源为城墙外围的护城河，很早以前就出现。城隍神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六世纪的“祈祷城隍之神（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似乎到了唐代才作为城市的守护神相当广泛普及。但是城隍神并没有固定的神，而是与该城市有关的英雄们被作为自己城市的守护神祭祀。由此就可以看出，“城隍”这个名称本身，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命名的，应该是出于某位具有相当文字水平的士大夫之手。估计就像这样：“人家别的城祭祀着谁谁谁，我们祭祀着某某某，咱们把这些都归入城隍神这个范畴吧。”总之，“城隍”与“守护神”一样，本是一个普通名词。

38 城隍神

因此，这与儒教经学的“社稷”相抵触。“社稷”虽然比喻国家，但是本来是土地神“社”和谷物神“稷”的合二而一的一个词。所以，本来应该是两个神，可是在儒教中却总是一起使用。首都有全国的社稷神，各州有各州的，各县有各县的社稷神，最底层的行政机构“里”也有“里社”。附带说一句，针对佛教的“寺”，日本神道教设施称作“社”，就是由此而来。

根据儒教经学，宋代各地也都设有祭祀社稷神的祭坛。所以在功能上与城隍神重复。关于这个问题有弟子问程颐，程颐回答道：“根本就不需要城隍神。我们不是有社稷吗？”但是，当时的现实是地方的人出于对本地出身的英雄的崇拜，城隍神信仰盛况空前，到了南宋道学家们也不能熟视无睹了。真德秀做地方官时，把城隍神看作与自己现世官同等的冥界官僚，每次上任时甚至主动去城隍庙向冥界的同级官僚请安。虽然史料不能证明，但是可以想象很多地方官都这么做过。在这种情况下，城隍神当然就不算是“淫祀”了。到了明代太祖洪武帝亲下诏书，颁布了祭祀城隍神的方法。

39 妈祖

而称作妈祖的女神，本是宋代初期福建一个姓林的渔民的女儿。据传生下来就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个shaman（巫师）。中国史书用“巫”称这种人。儒教经常把它们看作淫祀的一种而排斥。

林姑娘虽然年轻早夭，但死后还显灵，所以人们就建了祭祀她的祠堂。特别是在渔民以及海运行业、船员中信仰很深。先是福建、广东等沿海各地，后来发展到宁波、天津等海港也都开始祭祀。

宋朝朝廷就已经授予她“夫人”称号，元代授予“天妃”，清代升为“天后”，成了正式的国家祭祀对象。随着地位的提高，她的出身也被升格为士大夫家庭，生前的各种传说也被加上耀眼的光环加以整理。虽然一直是老百姓崇拜祭祀的对象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毫无疑问经过了士大夫阶层的润色美化。本来是社会底层出身，可是老百姓也希望她是“大家闺秀”。所以说这时虽然把民间信仰由某种政治倾向异常美化，但是这个现象并不意味着对当时的身份制度的否定。

当然，正是因为对社会秩序不会构成什么威胁，所以城隍神和妈祖才未被打上淫祀的烙印。而且在此过程中对他们的表象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也是事实。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淫祀”遭儒教排斥而消失，没有像它们那样被编入国家祭祀体制得到升进。但是在这里我们从本书的文脉出发想提起的问题是，“淫祀”频繁出现在史料中，却是从宋代开始的。

国家整顿神灵体系

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史料中多见“淫祀”一词，正是民间祭祀多样化，大量出现既有的儒教“社”祭祀不了的神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他们由此认为这个时期“淫祀”大量增加。

但是，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有关“淫祀”的史料增多，并不是因为现实社会“淫祀”增多，而是著述史料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开始有意注视这些祭祀。从来没有被正眼看待的“淫祀”，某一天被儒教知识分子多看了一眼，他们突然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说，与其说“淫祀”有什么变化，还不如说看“淫祀”的视线发生了变化。

这与朝廷对未被判定为“淫祀”的其他祭祀设施——假定称之为正祠——的积极关心态度成为鲜明对照。最近的研究表明，神宗时期，皇帝给这些正祠赐予名称（庙的匾额），授予祭祀的神（及其夫人）爵位称号的事例急增。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缓和因党争激化使得政治形势不稳而采取的弥补政策。但是笔者赞同另一种解释：国家整理整顿各种神祇，推行神祇的体系化。

新法党政权积极推进这个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企图把老百姓在各地祭祀的当地神灵也都置于皇帝的支配和统治之下，并通过给神灵们授予爵位进行等级划分，创造pantheon（万神殿），连帝国臣民的信仰生活也进行管理。对“淫祀”的排斥正是这种政策的反映，表示不能允许祭祀皇帝没有承认的神。而这，才正是王安石向神宗进谏的“变风俗”的真正目的。

徽宗政权当然照例继承了这个政策。政和三年（1113）完成的《政和五礼新仪》因详细规定了大至国家祭祀，小到一般百姓的葬送仪礼、祖先祭祀的所有仪式而备受注目。《政和五礼新仪》参考的是经书《仪礼》和唐玄宗时制定的《开元礼》。虽然按身份地位有质和量的不同，但是从朝廷到一般家庭完全采用同一标准，如此详细规定仪礼规范，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就在同一年，朝廷仅在开封就关闭捣毁了淫祠一千多所。

各地关闭的淫祠，经常被转用为学校或书院等文教设施。这种做法，在明代、清代的史料中也能看到。明代在全国一齐设置的“社学”，大部分都是转用这些设施草草而成的。笔者亲眼看到，县城城隍庙转用为中学校舍，可见后来的政权也沿袭了这个手法。

作为禁压对象而被意识的淫祀邪教

新法党亦即新学积极授予各种神祇庙额和封号，被道学批判为滥发。从前文程颐的发言即可看出，道学似乎认定祠庙为“淫祀”的比例比较高。而且道学家要求不能用那些冠冕堂皇的大名，而应该直呼神名。比如朱熹门人陈淳对授予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持批判态度，他的主张后被明太祖洪武帝采用，泰山神被改称“东岳泰山之神。”

如上所述，到了宋代，儒教新兴流派之间，出现了动辄拿“淫祀”开刀的倾向。换句话说，对于百姓的信仰，到那时为止他们根本没有放到眼里，而这时却明确表示干涉并加以选别，企图建立某种秩序。由此，他们用文字记录祠庙情况的方法也产生了变化。

宋代以前的史料即使有“社”出现，也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儒教经学所认定的“社”。其中实质上与宋代以后认定为“淫祀”的是同一神祇、同样祭祀形式的也肯定有。但是，宋代从神的性质到祭祀的仪礼详细记载这些民间信仰的史料却在增加。这就充分说明，记录者开始对这些民间信仰产生兴趣。但是，他们的所谓兴趣，与现代民俗学家或人类学家为了参与观察而表示兴趣不同，他们是作为政治家、道德家，为了禁止才表示兴趣的。因为被作为禁止的对象意识，所以“淫祀”才在文字史料中出现。就是说，“淫祀”被重新发现。

这意味着本来只存在于士大夫之间的礼的世界，开始作为拘束普通百姓的模范树立起来。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清代，甚至今天还在进行。这个现象如果借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著作名，应该称作“文明的进程”吧。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比“淫祀”印象更为恶劣的“邪教”。所谓“邪恶之教”，就是针对国家认定的三教而言，有破坏政治社会秩序之嫌的“教”，称之为“邪教”。被判定为“邪教”的，还有唐代公认的摩尼教。

批判摩尼教时，肯定用的一个词是“吃菜事魔”。意思是不吃肉食，专门事奉恶魔。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用这句固定用语批判的并不全都是摩尼教。其实这个词就是一顶帽子，只要想扣在谁的头上，即使自觉不太合适，为了政治目的也给扣上，就像现在把某个政敌树立成“人民公敌”时一样。

其实有意思的是，对于儒教徒士大夫来说，“吃菜事魔”一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负面意思。因为此词与他们并非毫不相干。朱子学当初就差点被当作“吃菜事魔”而禁止。同样的，江户时代出现的模仿朱子学式的葬仪几乎被看作当时被禁止的天主教而遭禁止。一般来说，革新者总是很容易被诽谤中伤。

朱子学为什么差点被看成“吃菜事魔”？这是因为他们这些道学家采取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特别是服装比较惹眼。他们身穿按经书的记载复原的一身白衣，称作“深衣”，故意要显示给人看似的集体在大街上走动。这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完全是一种异样的景象。他们挥舞着结合了理和气的怪怪的理论，主张自己的理论才是唯一绝对正确的孔孟之道，说人们迄今为止信奉的那些所谓儒家学说都是胡说八道。如果让这些家伙都通过科举考试在政府做了大官那还了得？所以从来的体制派把他们看作危险思想进行打压也合情合理。实际打压他们的韩侂胄绝不是孤立一人，当时有很多士大夫或多或少都做过帮凶。

在这种打压环境下，朱熹之死，对他的信徒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殉教。所以他的继承人们拼命活动，经过与史弥远政权保持微妙的合作关系后，终于成功地使朱熹在孔庙从祀。时为淳祐元年（1241），上一章我们已经述及。他们要排斥的，不是别人，就是到那时为止的正统派儒家王安石。话到这里该明白了吧，朱子学（包括道学）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视为儒教内异端邪说的，就是那时的体制派王安石新学。

教义的心性化与葬送仪礼的规范化

心性说——佛教盛行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欧阳修们的那个时代。当时，希望复兴儒教的儒者们，到底觉得什么是问题呢？他们认为唐代儒教的问题或者说缺陷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是教义中有关心性的部分。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显得没有活气（至少北宋的儒教改革家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因为儒教没有充分关心人们“心（精神）”的问题。确实，要想当官发财就得科举合格，要想科举合格就得学习儒教经书。或者说，作为官僚要执政，就必须掌握儒教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权术。但是，说到底，仅仅如此而已。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在人间社会如何生存等精神内面的问题，当时的儒教完全没有提供答案。钻了这个空子从而盛行的，就是提倡“修身”的道教和提倡“修心”的佛教。

40 “心”字的图像化
“心”字自身被形象化。右图是明代朱子学者陈真晟画的“君子法天之图”。左边照片是日本京都的临济宗寺庙——等持院的庭园中的水池。这种水池叫做“心字池”，多见于日本庭园。另，等持院是足利将军家的墓园。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临济宗的僧侣作为幕府的政治顾问活跃，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和经学通过他们得以传播

与“修身”、“修心”相对应的词语，儒教常说的是“治世”。随着科举官僚体制的成功，儒教作为与政治有关的学说，比起其他两者，地位越来越优越。在实体政治中，允许道士或佛僧插嘴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不过，正因为如此，对于儒教改革派的士大夫们来说，更应该从儒教的立场上，更切实地回答人们“心”的问题。

佛教中突出强调“心”的学说是禅和净土信仰。实际上宋代以后，佛教几乎被这两者独占。唐代建构的那些极为精细的学说体系，比如唯识、华严、天台等，到了宋代在教义上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勉强能撑住门面的是天台宗出了一位明州的四明知礼

[4]

。当时日本渡宋的僧侣的目的，要么是充当外交使节，要么是为了巡礼修行，反正已经不是为了学习了，其背景就有这些原因。成寻

[5]

等僧侣，渡宋的目的不但不是学习，甚至可说是想反过来教育宋朝的僧侣。

那么，中国的佛教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早在唐代就出现了荷泽神会的禅宗、善导的净土宗等。禅宗后来经过许多僧侣的努力有了长足发展，形成拥有几个流派的巨大宗派。以前的佛教史研究者很重视这点，据此认为唐代佛教，包括禅宗和净土宗等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历史观同时受中国哲学界“宋代复兴了唐代低落的儒教”观点所鼓舞，具有一种轻视宋代佛教的倾向。

但是，最近的各种研究从新的角度审视这种历史观。新的视角是，不能只着眼教义的进展，还应该考虑到作为宗教的——或者说“教”——佛教的发展势头。实际上，宋代不论禅宗还是净土宗，都吸引了更多虔诚的信徒。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不太赞成把唐代称作“宗教时代”，与宋代以后进行区别的做法。

禅宗内部分裂

如前所述，吴越国庇护了佛教。其实当时不仅吴越国，福建的闽国、四川的蜀国朝野上下都向佛教寺院大量寄赠土地，在经济上优待佛教。以这种经济力为背景，到了宋代，这些地区的佛教寺院的社会影响还是非常大。这么说，也许会给人一种把这些寺院等同于当地经济上的支配阶层、对百姓生活造成极大压迫的印象。但是其实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却是佛教成为日常存在的一个证据。六朝隋唐时代的佛学说白了是为了镇护国家这个最高目的，或者说为了国家而存在的。

与此不同，经五代到宋朝以后，佛教把对象扩大到普通百姓，逐渐变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存在的佛教。或者可以说也有唐末以后的藩镇政治带来权力的地方分散、佛教寺院随之与所在地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这个原因。印刷大藏经，当初确实是太宗支持的国家事业，但是到了南宋，却是苏州和福州等地方的寺院推进的。

与这些既有的经典学说相对抗，高唱“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心传心”口号登上唐代佛教舞台的是禅宗。这里用了“禅宗”这个说法，可是与日本的宗派意识稍有不同，他们的特征是自己是谁的弟子，属于某个系谱等“法门”意识特别强烈。所以“师资相承”虽然是禅宗的理想，但是一般都教有为数不少的弟子，师死后因对师的学说理解不同马上分裂，虽然都在禅宗内，分裂却再三重复。比喻一代一代继承灯火的“传灯”象征的正统意识，正是不断分裂的反证。朱子学的道统论，就是禅宗理论的脱胎换骨。

早在唐代，禅宗就已经有北宗和南宗的分裂，后来南宗系谱成为主流派，南宗中又分裂出临济义玄，扩大了势力。到了北宋，临济宗中的黄龙派利用苏轼、黄庭坚等名人扩大影响，在四川、荆湖、江西等长江流域建立据点。蔡京政敌张商英也是一个有名的支持者。

到了南宋，虽同是临济宗，但是杨岐派却得势。特别是其中的大慧宗杲与张九成同属主战派，关系亲密，在临安郊外设教团本部，极速扩大了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后被秦桧以政治理由为借口镇压，而且也遭同为主战派的朱熹彻底批判。这充分说明这个学说影响巨大，令当时主流派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41 天台山国清寺大雄宝殿（浙江省台州）
天台教学的圣地也设有禅宗道场

大慧的特征是看话禅或者公案禅。他们否定曹洞宗系统的默照禅，即通过坐禅达到醒悟的境地的做法，重视带来醒悟的语言。简单说，就是禅问答。本来公案的本意是某个具体场合的发言，后来把过去的大师的发言看作引导教团成员大彻大悟的珍贵的共有遗产，进行编辑出版，这就是所谓的“语录”。通过“语录”弘扬自家派学说这个做法，也被儒教的道学所接受。

醉心道教

与佛教的趋势一样，道教也出现了教团的分权化和本地化趋势。丧失了唐代老子崇拜那样的国家庇护后，道教内部出现脱离政权追求自立的倾向。这个倾向通过制定各种仪礼体现出来。这些仪礼称作“科仪”，其中有些做法非常有生命力，直到现在还被道士们遵守。道教从一个祈求皇帝一族健康长寿、老子子孙统治的王朝平安的“教”，变成了通过祈求普通人的消灾长寿，从而达到国家秩序安定的“教”。

42 在道观举行仪式的道士

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真宗和徽宗那样信奉道教、厚遇道教的皇帝。他们把道教经典的编辑刊行作为国家项目推进，真宗时刊行了《云笈七签》，徽宗时刊行了《道藏》。特别是徽宗，有一段时间特别信任道士林灵素，恩赐给道教极大的权威。有点儿跑题，下边我们把这个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林灵素进宫说法是在《政和五礼新仪》的新礼制实行不久。他花言巧语抓住了徽宗的心：天有九层，最上层为神宵，由上帝长男神宵玉清王统治，而徽宗您正是这个王。蔡京等大臣和后妃们都是天上界的神。徽宗听得高兴，命在各地建神宵万寿宫，并自称“救主道君皇帝”。还创建了学习道教的学校“道学”（当然与儒教流派无关），并指定《老子》、《庄子》、《列子》为太学教材。到了重和二年（1119），竟然发诏，改称释迦为“大觉金仙”、佛僧为“德士”、尼僧为“女德”、寺院为“宫观”。就是说，强制佛教从属道教伦理，改佛教为与“道教”成对的“德教”。

但是，就在这一年林灵素失势死去，佛教的各种名称也在翌年恢复原来的称呼。虽然重视道教的倾向没有改变，但是道教一教独尊的现象却发生变化。而且，同是重和二年（二月改元，为宣和元年），徽宗照例亲自参加籍田（耕田仪礼），皇后亲自参加亲蚕（采桑仪礼），《政和五礼新仪》所规定的各种仪礼也按计划实行。可见说徽宗是盲信道教，还不如说他想统合三教，建构一个君临其上的王权结构。

43 内丹图
选自《云笈七签》所收《真元妙道修丹历验抄》中的《还丹五行功论图》（出自正统道藏）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道教内部却开始出现变化。这变化就是诞生了王重阳创始的全真教。王重阳出生于徽宗治下的政和二年（1112），但是这个教团的成立却不是在北宋，而是在金朝治下，所以详情介绍留给本套丛书第八卷（《驰骋草原的征服者》）。

在南宋，与后述解决生者的精神问题有关，内丹道得到相当发展。道教的修行目的是得道成仙。这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所谓灵丹妙药，也就是化学方法改造自己的身体；另一个就是通过身心统一，在自己的心里养成仙人。成仙要用“丹”，所以前者称作外丹，后者称作内丹。唐代以后，内丹也与坐禅相通，通过身体技法可以修养。北宋初期的道士张伯端著《悟真篇》，用韵文形式表现了内丹的做法和境界，到了南宋时期开始流行。内丹派中的白玉蟾派采取类似儒教朱子学的战术，把儒教（道学）和佛教（禅）的教义脱胎换骨，变成自己的学说，运用印刷和刊行书籍等新技术，扩大了影响，在道教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不论佛教还是道教，都自中唐以后积极关心人的精神问题。这从葬送死者的仪礼和关心生者的精神卫生两方面可以看出。

葬送死者的仪礼

关于葬送仪礼，不但道教的科仪有贡献，佛教也在自身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采用了许多印度时代没有的中国民间习俗，对完善葬送仪礼作出了贡献。比如现在日本还通行的七七日（四十九日法要）、祭祀祖先的盂兰盆会（道教的中元节）等，追根溯源本来都是中国唐代已经存在的习惯。初七、一周年忌日、三周年忌日等，本来就是儒教经学，确切说是经书记载的远古的习俗。这些习俗后来被佛教采用。甚至可以说随着佛教仪式的普及，这些习俗也得到普及。或者说即使现实不是那样，欧阳修等儒教改革派却认为这些习俗已经成了佛教的仪式。另外，遗体埋葬方法之一的火葬，基本上就是佛教普及的。近年通过对司马光等人的考证和批判文章的分析研究，证明在宋代火葬相当普及。儒者依据经学理念，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把自己父母的遗体用火烧，这个行为本身，作为一个孝子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认为人们都被佛教的邪说蛊惑了。

为了对抗这些歪门邪道，儒教开始编制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葬送仪礼指南书，进行普及。其代表作就是被看作朱熹编著的《家礼》。这是一篇说明各种冠婚葬祭仪式的短文。文章记载的仪式引用经书记载，并结合了当时的民间风俗。朱熹名字有一定品牌效应，在南宋末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对明清时代的礼制体系形成贡献极大。具体的仪礼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这些仪礼作为理念上应该尊奉的规范，成为一种社会常识，具备了强固的制约力。不管怎么说，当年欧阳修的慨叹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

通过禅追求大彻大悟的境地

另一方面，生者的精神情况又是如何呢？人作为人为何而生？这个实存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不知道“哲学”的宋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吧！做个好官，高高在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科举失败，是否就预示没有做人的价值？……从汉代到唐代的儒教，只知通过谶纬思想事奉皇权，从来没有从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

这样说也不够全面，其实曾经出现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萌芽。儒家思想中自古论及的“性说”就相当于这个萌芽。这里的“性说”与sex（性交）或者gender（社会性别）的议论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关于人的本性的思考。包括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汉代扬雄的“性善恶混”说，以及性三品说等。汉代以后有关人的本性的议论，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四种类型进行的。

唐代占主流的是最后的性三品说。虽然前汉已经能看出这个倾向的苗头，但宋代儒者选定的这个说法的中心人物是韩愈。而孟子等四人被他们认定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事实上这四人都是神宗时新从祀到孔庙的。不过到唐代为止，以性三品说为中心的性说，和宋代的四说并称，以及最后性善说取得胜利，在这个论争过程中，他们对性各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其实性三品说本来是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一个政治理论。性善的皇帝通过教导普通人，惩罚性恶的下等人，从而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性三品说被认为适合于汉代以后的贵族制社会的理由也就在于此。可是，性善说至少在宋代人的理解中是把人性的问题与个人的修养相关联。作为赖以关注自身的内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人们追求掌握本性。

给这些议论提供了基础的却是佛教的禅。与期待阿弥陀如来的救济，或者弥勒菩萨降临，取得普通百姓信仰的净土宗他力本愿相对照的是，在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生存的士大夫之间，流行通过禅，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当然一部分人热衷于超脱世俗的出家禅，但更多的却是在家当居士，跟随适当的禅师参禅，寻求精神上的安宁。禅师们也积极参与天下国家的大事。只是做法不是原来佛教做的那种镇护国家的祈祷或咒术，而是通过当为政者的顾问，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我们在“导言”中述及的成寻的误解，其实就在这里。一个祈祷师的社会地位，远在政治顾问之下。

在净土信仰与葬送仪礼相结合深入民间的同时，禅宗通过坐禅和参禅课题抓住了士大夫的心。在教理上——不过，禅因为不重视经典的注释，所以教理的意思与一直以来的佛教相异——也不断深化，产生了吸引日本学僧的魅力。

新学也并不是没有通过性说探究人们的心性问题。但是因为新学是一个重心放在作为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教”上的学说体系，所以没有能够提出超过禅的有魅力的学说。取代他们积极参与这个问题的是道学。道学把自己定位于一方面对抗儒教内部偏重政治的倾向（新学），另一方面取代佛教的心性学说（禅）。道学同时还关注着道教作为身体论推行的内丹道，并随之不断深入到南宋的士大夫阶层。

道学使孟子的性善说脱胎换骨，使之不是作为王者的教化的言说，而是作为个人自己修养的学说，置于性说议论的中心。一般称之为心性论。这正是“哲学”性的，近代以来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野。

但是，他们只不过是把这些作为立论的根据重视而已，并没有作为思索的目的。他们信奉儒教的目的，只有天下国家的安宁。每个人的内面，直接连接着社会。换句话说，哲学只不过是政治学的基础。

那么，我们又是应该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呢？下一章，我们将聚焦这一点。

简明中国思想文化史

●神话传说时代

三皇五帝
（伏羲、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太古传说的帝王。儒教塑造成理想的君主

三代
（夏、殷、商）······作为儒家理想的黄金时代传说

周室东迁
（前770年）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进入诸侯对立时代

其他，到了汉代，追认命名了法家和名家等流派。

秦始皇统一全国
（前221年）→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

据传实行焚书坑儒政策（不排除受害者儒家一派的夸张）

前汉：
初期主张无为自然统治术的黄老思想占据优势

随后儒家官僚进入政界（公元前1世纪）

王莽为了建设理想的儒教国家篡夺皇位，建新朝（8）

后汉：
以儒教教义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确立→成为直到唐代的规范

●三教并立时代

佛教传来（前1世纪）

道教教团成立（2世纪）→进入“三教”并立时代

魏晋南北朝：
南北分裂下思想进一步深化→隋
朝统一

唐：
唐玄宗时代的安史之乱带来传统体制的动摇

→国家的变质（唐宋变革开始）

东亚固有的佛教（禅、净土信仰）开始普及

道教教团改编以及仪礼体系化

儒教出现异端排斥论（韩愈）

●朱子学的时代

北宋：
（前半）模仿唐代

（后半）进行儒教思想革新

南宋：
儒教：朱子学产生

道教：
新兴教团成立（金朝地区）以及内丹道普及

佛教：
禅宗兴盛

元：
承认思想多样化的统治→有三教融合倾向

明：
朱子学获得特权→道教、佛教也在教义上儒教道德化

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回儒）活跃→科学思想兴隆

清：
在满族的统治下完成了礼治体系→普及到乡村一级

考证学勃兴→对朱子学、阳明学概念论的批判

春秋公羊传再兴→开始对旧体制进行批判

●西洋思想的时代

西洋思想经由日本传入→打倒异族支配、打倒帝政的“革命”运动

中华民国：
在列强的侵略下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

俄国革命的影响带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建党（1921）

对全面西化的反感和创造“中华传统”→现代新儒家（192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政权的政策

毛泽东思想时代（1949—1976）与改革开放路线（1979—）

1989年之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儒教受到重新评价

[1]
西周（1829—1897）：日本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以翻译、介绍西洋哲学著名。

[2]
《教育敕语》：明治二十三年（1890）以明治天皇名义发表，正式名称为《关于教育的敕语》。该敕语规定了日本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以及教育基本方针，是明治中期到昭和前期日本国民精神教育的基本方针。1948年废止。

[3]
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内村鉴三（1861—1930），日本基督教思想家、文学家、圣书学家。1891年内村当第一高等中学临时教师时，在学校讲堂举行的《教育敕语》朗读式上，因为没有向天皇亲笔署名行最高敬礼而受到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后社会问题化。两个月后被迫辞职。当时对内村攻击最厉害的就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

[4]
四明知礼（960—1028）。天台宗山家派僧。俗姓金，明州四明县（今宁波市）出身。字约言，谥法智大师。被尊称为四明尊者、四明大法师等。

[5]
成寻（1011—1081）。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僧侣。七岁出家，1072年渡宋。受神宗谒见，做祈雨法要。没于汴京开宝寺。

第六章

士大夫的精神

先忧后乐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庆历改革领袖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再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能确切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了。

当然，这也只不过是理念而已，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是这么伟大，而我们也完全没有赞美和美化过去的意思。美化历史上的人物这种事，我们还是交给小说家和脚本家吧。像笔者这样的研究家的任务，其实往往是制止那些把创作当作历史事实教给青少年的现象。学习历史与读伟人传记不是一回事，连范仲淹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

话虽如此，但是先忧后乐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那么，这个使命，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

范仲淹有一个朋友，有时候也被看作他的门人，名叫张载。张载与程氏兄弟是亲戚，对程氏兄弟的道学形成贡献巨大。其实他也是被朱熹捧成道学创始者之一的人物。朱熹说张载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万世开太平。”

笔者用“朱熹说”张载语录这种奇妙的说法，是因为这句话在现存史料中只能在朱熹和吕祖谦共编著的《近思录》中看到，是否真正张载所说找不到别的证据。我们这里姑且相信朱熹（这个“伟人”有时造假所以不能全信），朱熹的这个评语在朱子学中也得到尊重。

“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宋代士大夫们的心里一直有——这么说有些“美化”嫌疑——这么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

他们能这么对未来充满信心，与第九章将要述及的大好经济形势分不开。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轼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摆脱大唐帝国桎梏的庆历年间（1041—1048）是划时代的时期。新学有新学的、道学有道学的“复古”构想。最先出现的是新学的构想，后来道学参考新学的规划，有时赞同有时批判，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学说。下边，我们先看一下新学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新法党政权的政治构想。

新学的政治构想

第三章我们已经说过，王安石改革的特征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其基础是他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断送了这个改革成果的反面角色，是道学。道学当然不会从这个角度承认自己的责任。他们认为北宋失去荣华的主要原因，是引起靖康之变的徽宗和蔡京政权的无能。但是，果真如此吗？

靖康之变到底是徽宗政府各种政策的必然结果，还是仅仅是一次偶然？对此要做出正确判断是很困难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是以这个结果为前提寻找战犯，那么肯定是看不到徽宗时代真正的现实的。了解历史，在必须具备从现在追溯过去的视线的同时，还应该追溯体验当事者的行动，并进行从过去返回到现在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当时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

王安石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构筑滴水不漏的严密的社会秩序。第三章介绍的那些新法，上一章述及的宗教政策，都是他按自己理解的远古圣人的意图，重建曾经的黄金时代的具体政策。他所参照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周礼》。

儒教经书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周礼》最为明显，那就是来历不明。至少在《史记》中完全没有记载，据传是一个地方王发现后进贡给皇帝的。前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宫廷图书馆时发现后，分类到礼书类中。当初称作《周官》，后汉末年郑玄作注，该书成为所有经书之首，《周礼》书名也随之被世间所接受。《周礼》模仿宇宙的秩序，设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官署，各官署设六十官职，总共设置三百六十个官职。这个结构与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使得人们感觉到这就是王权本来应有的形式。

汉朝官僚机构与《周礼》似像非像，但是到了魏以后，各个王朝都有意要模仿《周礼》，到了北周，终于完全实现了六官制。继承了这个体制的是唐朝的六部制。唐玄宗的《大唐六典》是这个理想最完整的形式。王安石引退后，神宗主导实行的元丰官制改革，就是想精简和整理唐末以来复杂重复的官僚机构，重新复活六典的职名和职责。《周礼》展示了壮大的官僚体系。运用这个体系，需要大量训练有素具有实务能力的优秀官僚。王安石要求科举选拔的人才就要具有这样的能力。

重建太学与新设州学

为此，我们又得回到庆历改革时期，也就是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范仲淹为了培育优秀的官僚，觉得只靠科举考试不行，还得充实学校教育。这就是重建太学，新设州学。

太学就是设置在首都的国立大学，是汉代儒教国教化的象征。后汉末年成为抗议宦官专权的学生据点，受到所谓党锢之禁的镇压。随后的历代王朝都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设置太学，但是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完全看当政者的关心程度了。范仲淹给有名无实的太学带来新风，教育培养学生的先忧后乐精神（严格说，他的《岳阳楼记》是庆历改革后的作品）。

这时他提拔重用的是一个叫胡瑗的人。胡瑗以前是苏州州学的老师，因教法新颖受到欢迎。他把给学生教的课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经义斋，一个是治事斋。前者依据经书陶冶人格；后者教授实际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把这两者用“体”和“用”区别。“体”是本体，就是学问的根本；而“用”则是实用，也就是学问的实际效用。他的教法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儒教经学和政治实务相结合，或者说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这种场合的经学，与以往注疏学注重名物训诂相比，更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涵养。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宋代儒教自由学风的前兆。但是，第八章还要提到，他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名物训诂之学。在依据经书学习做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正确解释经书文言的意思，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胡瑗没有采用禅宗那样的以心传心，或者依靠某个偶然的机遇获得某种大彻大悟之类的做法。他认为一定要通过圣人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体验圣人的教诲，以此来实现人格的陶冶。所以，解读经书，是他的新经学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他们的新儒教，并非他们自己原创的“哲学”，而是在经学范围内，从解释经学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他们主观上当然认定这是本来的正确解释——形成了新思想。

君主像的变化

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象征事例就是有关《尚书·洪范》中“帝”字的解释。《尚书》被称作《书经》，是尧舜以来圣人们的政治记录。“洪范”是殷周革命后，殷朝王族的箕子向武王说的话，当然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创作。这里边把政治的要诀分成九个范畴，世称“洪范九畴”。其实“范畴”这个词本身，就是为了翻译英语的category，把“洪范九畴”缩短编造出来的。

洪范篇开头提到“帝”赐大禹九畴。从来的解释认为这个“帝”为天帝，九畴的意思是洛水（流经洛阳市内的河）出现的神秘现象。但是胡瑗否定了这些解释，他认为“帝”就是大禹臣事的帝尧。也就是说，到唐为止的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禅让）。如此一来，谶纬思想所说的易姓革命理论，被转化成赞美有德者统治天下的意思。

44 明代绘画中所描绘的宋代开封殿试

这是宋代新兴儒教各流派共有的思想。特别是出现了甚至可以称之为泛滥的尧舜赞美现象。不论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自己效忠的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找出汉朝和唐朝皇帝们的各种缺点，指出他们已经不是值得效仿的模范。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样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直到唐代，严格地说是直到宋真宗为止的神圣王权论失去市场，哲人王成为时代的要求。科举官僚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临下界的君主，而是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间本性、服从相同的伦理规范、遵守相同的行动准则的君主。对王安石来说，皇帝也不过就是一个构成国家官僚组织体系中的一员而已。有人指出，其实这个构想早在欧阳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那么，作为君主，与一般官僚的区别又在哪儿呢？这，就是与以往稍有不同的天命论。

发现天理

贯穿天人的“理”

“天变不足畏”——据说王安石根本不在意别人把彗星的出现或者蝗害的大量发生说是上天发怒的惩罚，批判他的失政。这也许是真的。王安石那样大胆的人，说出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话一点儿都不奇怪。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王安石是要把自然界的现象和人间的政治完全割断，那却是过于武断。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想把王安石装扮成一个西洋意义上的近代合理主义者。如果说中国的停滞和没落是在朱子学支配体制下出现的现象（直到清末朱子学一直占统治地位），那么应该负这个责任的朱子学就是使中国走错路线的元凶。与此相关，把未能实现的中国近代化的理想寄托到被朱子学葬送了的王安石身上，用西洋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比拟王安石，成为清末以来言论界的主流观点。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历史认识，认为中国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家与法家斗争史，发挥进步作用、代表正义的总是法家思想，所以作为与儒家思想的典型朱子学正面相对的英雄，王安石被捧成一个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再加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御用学者的贡献，毛泽东的这一命题被添枝加叶，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极端美化了的王安石像。王安石成了一个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化孤军奋斗，最后败给保守势力的悲剧英雄。

但是，王安石的真正形象与此显然不同。王安石绝没有强调分离天和人。毋宁说他通过对上天代表的自然界原理的探究，来思索人间界应有的秩序。“自然”一词，经常出现在他和与他思想接近的学者们的文章中。他们努力想从中发现一贯的法则。这个法则，被称作“理”。

王安石政权主要阁僚之一沈括有一部随笔叫《梦溪笔谈》。一般用近现代的眼光把他评价为宋代第一科学家。确实，《梦溪笔谈》充满了从“科学的”角度对自然界的探求。但是，这个探求的基础，是与西洋近代思维相异的对“自然之理”的信赖。自然界不是游离于人类之外的存在，不只是一个人类的观察对象；相反的，自然界作为探索制约人类的行为规范的研究对象，始终处于学问研究领域的枢要位置。宋代出现的各种技术革新我们留待第七章详述，其实那些革新都是在与西洋近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中出现的。其前提，是贯穿天人的“理”的存在。

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

更从人的内面强调以上问题的是道学。这才是笔者前边说过的“道学是为了对抗新学而形成”的真意所在。王安石的新学，确实志在探究贯穿于自然界和人间，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天”与“人”之间的“理”。通过依据“理”的制度，也就是“法”的施行，实现完全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得人人幸福。但是，这个“理”如果只是在我们人间之外探求，那么，就不可能标示出以政治社会秩序为秩序的我们自身的存在意义，或者如西洋人所说的主体（subject）存在的意义。当然，新学也在相当程度上希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只是作为一个优秀官僚服务于整个秩序的情况下，让所有组成这个秩序的人都满足是不可能的。恐怕当时会有很多敏感的人感到了西洋所谓的疏外（estrangement）。他们呐喊：“秩序的根源不是‘法’，而应该是‘心’”；“佛教禅宗的流行，是因为关心人的内心问题而成功的。相比而言，我们儒教又做了什么呢？”因此，正如上一章所述，作为关心心性问题的儒教学说——“道学”应时而出。

45 朱熹草书《书翰文稿》（部分）

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天理”。正如程颢自豪地所说：“我的学说差不多都是继承先人的，但是‘天理’这两个字，可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这个概念是道学的卖点。“天理”本来是《礼记·乐记》中与“人欲”对称的一个词，实际上朱熹也总是说“天理人欲”，把两个词结合到一起使用，但是在北宋中叶、王安石政权全盛时代，程颢、程颐兄弟能新创出“天之理”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么说的理由是，它把上一章述及的自古以来的性说，成功进行了精密细致的理论化。通过把《礼记·中庸》开头的“天命之谓性”一文中的“性”解释为“性就是理”，成功树立了天与人的一贯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性就是理”，原文为“性即理”。

就是说，“天命”就是“理”，作为“性”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正因为如此，性才是善的。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性善的，但是现实中却不容易做到，但这并不是别人的过错，而仅仅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只有自觉到自己的善的本性，努力用正确的方式使自己回到善的立场上，那么这个普通的“理”的世界，本来所应有的状态才能成为现实。程氏兄弟的学说，是希望通过全面信赖“天理”来陶冶内心，也就是要给“心性”问题一个回答。他们所依据的是《孟子》一书中的相关说法，但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子，却并没有说过这个“理”的问题。中国把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全体宋金元明儒教思潮，与其前后的时代相区别称之为“宋明理学”。从儒教中诞生的“理学”，是任何事情不说出个条条道道来誓不罢休这种宋代人世界观的产物。

程颢与神宗同年，或者说比王安石早一年，于元丰八年（1085）死后，程颢弟弟程颐成为这个新流派的领军人物。把道学学派创设者的荣耀送给程颐，想必没有什么异议。吸收了已经去世的亲戚张载和忘年交邵雍的门人们后，程颐一派在学界和官界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我们在第三章就已经说过元祐更化期他们与苏轼兄弟的口水仗。经过与新学以及蜀学的不仅理论上的争争斗斗，还有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到了南宋时期，道学开始在在野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杨时搞的追究靖康之变责任所代表的批判新法党的政治战术奏功，还因为道学的学说内容本身吸引了他们这些地方士大夫。为了强调与新学的区别，道学找出的儒教经学上的学说，是《礼记·大学》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宗族形成运动

获得士大夫支持的道学

新学的基本立场是独占朝廷中枢，通过强固的政治体系和对教育机构的统治，构筑中央集权体制。到了南宋时期，因为有秦桧之类偏向新学的当权者存在，所以该学术的再生产也成为可能。新学的脆弱性就在于如果下野，失去权力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与此相对，作为新法党政权对抗势力诞生的道学，最初本来就是一种在野运动。虽然元祐更化时程颐作为皇帝的侍讲活跃了一段时间，靖康之变前后杨时在政界也有过很大的发言权，但是道学本来的活动地盘是在朝廷之外的。南宋道学兴隆的背景是获得了大范围士大夫阶层的支持。这种强固的体质，导致朱子学取得最后胜利。

道学获得地方士大夫——如果按笔者用“士大夫”称官僚，用“士人”称官僚预备军的语法来说，应该是“士人”——青睐的理由就在于强调了三纲领八条目。

《礼记》中的《大学》篇到了宋代突然受到注目。《礼记》的《中庸》篇因为与性说议论有关，从六朝时代开始就已经常常被单独论及。与此不同，《大学》篇及其主要论题三纲领八条目也许是正对宋代人胃口的学说。所以道学可以说是在《易》的形而上学和《中庸》的性说，再加上《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亲民”的“亲”，从程颐到朱熹都认为是“新”的误字，所以应该解释成“新民”。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具体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按顺序提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发挥承担社会秩序的责任的过程。因篇幅关系，详细解说省略不提。

与大部分儒教文本本来的目的一样，《大学》篇想定的实践主体也是为政者。把范围再限定一下其实就是君主。只有君主自己成为人格高尚的人，才能从周围的人开始顺次感化，才有可能成为君临天下的王。这八条，就是在战国末期希望出现人格高尚的王的风潮中形成的，其实是“做王的八条”。但是，道学把这些扩大解释为对一般士人的教导。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就是士大夫对此教导的亲身体现。道学把个人与生俱有的明德作为天理的同义词。道学认为确认这种善的特性及其至善性，为天下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出自八条目后半的三条（齐家、治国、平天下）——作贡献，是作为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道学在这里开始了上一章提到过的两面作战，即对佛教禅宗和对新学的挑战。因为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则忽略了自我修养。

是否当初就有这样的意图，我们不能确定，但是对于八条目的关注，等于给地方的士人指出了人生的意义。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居庙堂之高”。但是，现实问题是能做到这点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的士人奋斗一辈子连科举也合格不了。那么，难道他们对社会就没有一点儿用处了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们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悲哀。“处江湖之远”难道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分重任吗？八条目的最终目标虽然为治国、平天下，但它更重视到达目标的过程。它教育士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这里粉墨登场的，是男系血缘组织——“宗族”。

宗族的团结

宗族是由宗法统治的家族集团。儒教经书说作为周代封建制度的基础，曾经存在精密的宗法体系。当时实际存在与否，我们这里不去追究。但是至少对于置身儒教理论空间内的人来说，在理想的远古时代，宗法体系真正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议论前提。

宋代随着科举官僚制度的完善，在当权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安。这就是不存在支持王朝体制的世族。关于这点，据传太宗听到奝然吹嘘日本公家的情况后感慨万端就是一个证明。庆历改革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及欧阳修都是父亲早亡，正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本族的团结。范仲淹为了加强本族之间的互相扶助，晚年在苏州设立了“义庄”；欧阳修为了明确本族的来龙去脉，亲自编纂了“族谱”。这些举动，不仅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官僚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积蓄资本，同时也是为了构筑支持王朝体制的组织。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编写自己的族谱。

46 紫褐色罗镶花边单衣
福建省福州市南宋黄昇墓出土的当时精英阶层的衣服。从黄昇墓发掘的大量染织品，可以窥见当时地方官吏多彩的服饰

程颐、张载等人也强调宗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普及儒教式庆吊仪式的基础应该是宗族。司马光著有《司马氏书仪》，列举了统帅一个大家族的规范，规定了婚礼和葬礼等的仪式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强调宗族问题是回复古代正确礼制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但是，这样做结果却给他们的社会思想带来了与王安石希望构筑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向量（vector）。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族和地方组成的社会秩序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时没有宗族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提出其必要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示了各种各样的模板。而这些努力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所以，从战略上为自己宗族保持安定的社会地位这个私心和对根据古代礼制维持现行社会秩序作贡献这种公德心两个侧面出发，他们对宗族的关心越来越高。宗族本来并不存在。因此宋代的这个动向，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宗族形成运动。

47 胡氏家庙（福建龙岩永定下洋镇）
宗族合同祭祀祖先的设施

上一章介绍过的朱熹的《家礼》就具有对如此逐渐形成的宗族提供庆吊仪式指南的意义。其主张的“不作佛事”，在追求纯粹儒教（他们幻想的儒教）的士大夫中获得人气。正因为真正实践该做法的人是少数，所以该实践就具有一种获得和维持该人社会威信的绝大效果。“葬礼、祭礼按《家礼》的规范做了”，在很多士人的传记中被特别强调。这种强调，是为了赞赏他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特别强调，正说明这个行为稀少。比如说在现代日本，难道会有人在传记中特别写上“他寄出了因服丧不便寄送的贺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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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吗？如果正月三天都在自家静静度过，也许会作为“正确的服丧方法”被传说。本来应该那样做，但是谁都没有那样做——儒教式的葬送仪礼，同后来的祭礼一起，获得宗族这个平台，慢慢开始普及。

所以，这就被解释说是八条目中的“齐家”。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极力这样主张。作为一族之长统领全族，这也是对社会作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秩序就是由这些单个的宗族组成的。上边已经说过，其实这些都是想象中的现实。真正的现实是在朱熹生活的时期就没有（清末那样的）宗族存在。国家的法制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在王安石的统治体系来看，宗族甚至是搅乱社会秩序的要因。但是，如果站在地方士人的立场上来看，给他们提供了安心立命根据的，是“我统管了全家也算是对社会做了贡献”这个满足感。宗族的效用，在后述的实际利益方面也存在。但是，又是为什么用“宗族”这个称呼形成了男系血缘组织呢？其理由就是能在儒教的经书中找到规范。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甚至可以骄傲地高谈阔论。他们从这个不在的存在中找到了利用价值。南宋以后的宗族普及与朱子学的胜利，二者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科举的作用

千年科举历史的分水岭

我们探究宋代士人的心性——这个“心性”不是儒教用语，而是mentality（心理状态）的译语——时，最大的问题是科举。作为一个士，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成为官僚居人之上，而宋代在制度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科举考试。

同是父亲早逝、后被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人（娘家或后夫）养育的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成功故事象征性地说明了科举的权威。两人都是科举中进士，后在官界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士大夫们的领袖人物，君临士大夫阶层。范仲淹的政敌吕夷简、欧阳修批判的骈文家杨亿，虽然都有守旧派的印象，但是其实都是科举中举后进入官界的新官僚。

唐代科举允许事前请托。考生把平时做的诗写的文章进呈给考官推销自己的现象很普遍。宋代真宗时禁止，考官只能阅匿名的考卷。更有欧阳修当考官的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突然要求用古文写答案，一直学习骈文写作的考生们一时大闹。但是这次考试却有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张载、吕惠卿等后来扛起时代大梁的人才大量中第。这次科举考试给庆历改革带来决定性的时代变化。

接踵而至的就是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是上千年科举考试历史的分水岭。隋朝以来持续近五百年的重视诗赋的倾向，被改变成以经义（对经书的解释）为中心的考试。随后，虽然元祐更化时诗赋又重新复活，南宋时期两者并存，但是元明时期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继承了王安石路线，而是因为赞同王安石科举路线的道学——朱子学路线取得了胜利。元祐更化时，在科举问题上司马光也是基本支持王安石方针的。主张恢复诗赋的是苏轼。苏轼与程颐的不睦，在这样的地方也显现出来。

经义出题的经书，分兼经（选修）和本经（必修）。必修是《论语》和《孟子》。选修是从五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中任选一个。经义以外还有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论”、关于时事问题的建白书“策”。这种形式经过少许调整，被朱子学继承。必修中追加了《大学》和《中庸》，选修中把《周礼》换成《春秋》，回复到原来的形式。因此必修的就成了四书。

48 《观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科举考试发榜光景

由此，四书五经，特别是前者必须全部通晓、后者选一这种形式，在明代被固定化。其实四书虽然是必修的，但是每次只出三题，并不是从四种书中全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大学》或者《中庸》中选一题。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考证学兴盛，五经全为必修为止。

熙宁科举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完善学校制度。继承范仲淹的方针，地方也设立了学校，原则上只有这里的学生才有科举考试参考资格。到了徽宗时代完成了前边说过的三舍法。学校教育课程配合科举改革，重视经书解释，而所用的教材，王安石他们也给准备好了。这就是《三经新义》。王安石、王雱父子亲自执笔注释《周礼》、《尚书》、《诗》三经，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印刷后分发给各地的学校。除此之外王安石还做过很多注释，继承他的系谱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被规定为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的影响力之大。

科举考生必读

宣告了新学死刑的，是朱熹。他对经书进行的精密并且系统的注释，以及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注释进行二次注释（他们参照六朝隋唐说法自称“疏”），朱子学的注释夺取了科举考生必读书的霸主地位。失去市场的新学系统注释，不可能再版，随之即被淘汰，逐渐从地球上消失。元明官方规定朱熹的注释为参考书，由此决定了最终胜负。清朝考证学复活了汉代经学后，汉代的注释被称作古注，朱子学的注释被称作新注，两者互相对立。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王安石学派的存在，几乎被完全忽略不提甚至忘掉。但是，朱子学全盛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新学也曾经荣华一时，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不应该忽略。

同时，朱子学在道学内部的霸权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继承程氏兄弟、在靖康之变前后活跃一时的杨时和胡安国去世后，统领道学派的是张九成和胡宏。但是朱熹批判他们的言说，说自己才是正统的道学派。这时朱熹拉出来的理论是道统论。到张九成和胡宏为止，周敦颐以及张载等并不一定被看作道学的中心人物。但是朱熹和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编纂的《近思录》，集成和分类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文章以及语录，对世上的读书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熹由此把自己信奉的道学形成史成功灌输给了年轻的读书人。“道学鼻祖为周敦颐”这个历史像被创造出来。朱熹大量引用他们四人的观点注释四书五经。这些注释不但经得起训诂学的考验，互相之间也具有整合性、体系性，所以成为科举考生们趋之若鹜的最佳参考书。朱子学不但学说内容具有独创性和优秀性，而且因为适合科举文化，从而受到士大夫广泛青睐。

本来道学是一种陶冶个人心性的学说，与讲究立身出世的科举考试有互不相容的一面。事实上确有一些追求道学之流“为做圣人的学问”的老实学生放弃了科举考试。道学在公立学校以外，还设立了自己的教育设施，叫“精舍”。汉代以后有把私塾称作精舍的习惯。这种设施也称“书院”，后来后者普及。当初设立的目的与科举几乎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书院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预科班。

不论考试题出题形式如何变化，为了科举合格，事前都必须下相当的功夫复习准备。任何时代复习考试都是要花钱花时间的。能做到这种优雅事情的，只能是一部分特权阶层。作为令十七世纪基督教传教士感叹不已、刺激法国设立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面向万人、匿名考试、公平合理的鼻祖，科举考试也具有布迪厄

[2]

所说的“再生产”特征。许多老百姓，连站到起跑线上都不可能。

49 东林书院
位于江苏无锡。宋杨时创设，明末成为批判政府的士大夫们的活动据点

科举与世族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本来，据传是隋文帝为了打倒贵族制度，才开始了科举制度，所以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互不相容的。其实程颐和张载等作为郡县制的弱点所举出的世族消失，就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科举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的考试体系，所以让子弟专心复习后，考中的可能性就极高。而如果有人中第，那么给他和与他有关的人都将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同时也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所以只是自己一个家族在资力方面和学习环境方面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为了使他中第，或者使他中第后能维持其特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边说过的宗族就有了用场。所以他们对于义庄以及中第者开办的义塾赋予了辈出科举官僚、维持自己宗族势力的使命。

名公与豪强

地方士大夫的纠纷

当然，不仅仅是科举。人多力量大，为了在地区社会保持发言力，本族团结一致比较有利。作为地方社会秩序的旗手，这样说听起来很了不起，但是在官方的记录中常常被称为“豪强”的这些地方势力，像填补王安石设计推行的社会秩序构想崩溃后的空间似的，在南宋社会大量丛生。

士大夫们对他们的态度是二律背反的。其实虽然这里说“他们”，但是如上所述，士大夫本身就是地方的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他们”有时也就是他们自己。理念上的士大夫与现实中的豪强，虽然在社会上是同一存在，但是随着自己所处的时间和所站的立场以及自己的信念的不同而改变态度，或者说不得不改变态度，他们也有苦恼。所以仅举出史料上留下来的结论部分，就居高临下对当事者的阶级立场说三道四，这种方法是不足取的。

记录他们的纠纷的典型史料是作者不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书判”意思是审判的判决书。征税和审判自古就是地方官僚的两大职务。南宋末期编撰的这本文集，可能是作为地方官的指南书籍编撰的。除此之外，宋代还面向地方官编写了关于饥馑对策和治水方法等各种各样的指南书籍。全国有超过一千个县，各县有知县、主簿（财务长）、尉（公安局长），再加上府、州，仅各种官职就有几千个。每三年定期进行人事调动，而且通常基本上不能连续就任实际职务，所以单纯计算就有数万地方官预备军存在。这说明指南书籍的需要量很大。包括上述《书仪》、《家礼》等，宋代是一个流行编撰各种指南类书籍的时代。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印刷出版文化的普及。

小常识⑤

判决与刑罚

直到引进西洋法律体系为止，中国没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的区别。话虽如此，但是实际上当然存在国家对嫌疑人进行刑事处罚的案件和受理当事者的控告后国家对当事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进行审理判决的案件。这两者在制度上不加区别，均按下表所示程序处理，这里充分反映了以“礼治”为宗旨的儒教国家的特征。判官（地方知事兼任）的最大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没有纷争的社会。话虽如此，实际上却是刑事案件多发。宋代的《宋刑统》基本上继承的是唐律，只是新增加了用棍棒抽打的勘丈和收监刑的编管。《水浒传》中好汉们也差不多都吃过这样的刑罚。

府和州中相当于中央政府中刑部的职责由司理参军担任。法务是用“理”来表现的。由此也能看出第五章叙述过的“理”字的活跃。

·审判的构成（根据大泽正昭《自我主张的“愚民”们》一书制作）

《清明集》很早就被看作逸书，仅有宋刊本的残页流传到日本。在内容偏于制度和思想、文学的文献资料中，这些残页作为窥视宋代社会现实的重要史料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几乎完整的明代刊本后，在全世界的宋代史研究者中掀起了一场“清明集”热，解读和分析都有长足进展。

50 宋版《名公书判清明集》（东京 静嘉堂文库藏）

《清明集》是一本把日常生活中的吵闹争斗活生生记录下来的很贵重的文本。这里描写出来的是与中央政府统计数据趋向不同的宋代社会现实。但是，不得不承认，因为内容引人注目，所以对内容的分析研究进步很大，而忽略了对执笔目的和编辑方针这个重要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本书收录的不是一般的公判资料，原则上都是“名公书判”。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一本这位不明身份的编者心目中理想的判决文集而已，其内容绝没有、也不可能完整反映宋代社会。

从此书看到的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留待第九章介绍，这里想说的一点是有关上述宋代人的纠纷。写这些判决文的地方官们，他们自身都是地方社会出身。这里没有一个人的祖先是中央官僚出身的。而他们在这里却要批判横行乡里的有权有势的“豪强”（亦称“豪横”、“豪民”）。对于他们来说作为政府官员，当然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从这些文本中有时能看出他们的感叹：“他们为何这么不明事理呢？”以及无奈：“这些家伙真是没办法！”借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这些“奋斗的民政官们”希望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苦恼。

“名公”辈出的思想集团的视角

《清明集》所收判决文的作者们，也就是“名公”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朱子学派的人物。开头三篇文章（不是判决文，而是对官吏的告诫）的作者就是那位真德秀；接着上场的是蔡杭（图50中的“久轩”是他的号），全书收录他的判决文超过七十篇，自祖父以来他们家三代连续师事朱熹。由此可见，本书的编者应该是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由此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统治的理想形态。这些判决文中频繁引用《论语》和《大学》中孔子的语言。“我作为一个判官虽然只有跟别人差不多的能力，但是我追求的，却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称霸世界的某个大国，实在是令人感慨万端。

《清明集》中出现帮助人们诉讼的“讼师”。虽然是帮助原告被告按要求写成诉讼状的代笔人，但是暗中也经常主动挑起诉讼。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应该算作律师吧。

另外，位于官僚机构最末端、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公务员“胥吏”，也作为坏人出现。地方政府中由中央派遣的官僚只有知事（知州、知县）及其辅佐官等仅有的几个人，其他日常实际行政业务，比如征税、维持治安等，都要靠这些胥吏来执行。而任期只有三年，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中央官僚们，大部分时候都只能是这些胥吏的傀儡。大错不犯度过任期后，带上薪酬和作为地方民政官得到的各种好处，然后再去另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回家养老，这才是他们这些士大夫官僚的处世术。所以他们与地方的豪强和胥吏之间一般都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就为“名公”的活跃准备好了舞台。

《清明集》所收录的判决文显示的是“奋斗的民政官”的英姿，所以虽然都是真实的判决文，但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奋斗的民政官”只是少数，也正因此才被称作“名公”看作典范。本来，把地方的有权势者用带有贬义的“豪强”一词称呼，就是因为这些“名公”们把他们看作国家秩序的公敌。通过《清明集》我们现在能知道“名公”与“豪强”的对立，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是从辈出“名公”的思想集团一侧的视角看问题，过分强调了对社会现状的无奈这个事实。

不仅豪强和胥吏。属于一般老百姓范畴的人们，以及“名公”们的眼中的“愚民”们，也作为诉讼的当事人出现在判决书中。这可以说是展示了成熟了的普通百姓的英姿。但是虽然确实可以这么看，同时却也能看出他们这些“名公”们不愿意对“愚民”们动辄启动暴力装备，用控告等法律手段压制，而是希望进行教育，令当事者心服口服的志向。在这里他们也拿出圣人的说法来说教。这意味着从来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儒教的变质。这种希望把普通百姓也包摄进礼教秩序的志向，与上一章论及的他们对于淫祀的态度相同，都顺应着“文明化过程”的潮流。

这些判决书是编者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的著名裁决，所以才被收进《清明集》，因此决不是宋代判决的一般形象。可以想象宋代也有很多不分青红皂白恣意判决的酷吏和收受贿赂偏向判决的贪官。正因为如此，编者才编辑了这部书刊行，希望成为更多的地方官的参考。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想再次强调一下，正因为先忧后乐是一个理念所以才限定了士大夫的人生。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有这种模范判例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宋代地方官有事时向治下民众发布的告示总称谕俗文。朱熹特别赞赏庆历士大夫陈襄的谕俗文。虽然不光是道学者发布，但是道学系地方官谕俗文布告却特别多见。谕俗文用三纲五常，也就是儒教自古强调的区别人与禽兽的人伦，来要求人们遵守礼仪规范生活。如果说谕俗文是地方官居高临下发布的文书，那么“乡约”则是地方豪强与乡民协商共同建立伦理的誓言。张载门生吕大临兄弟与乡亲们一起商定的乡约，被朱熹修改成《增损吕氏乡约》，成为朱子学有关乡村秩序的规范。如果说《家礼》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血缘组织的规范，那么这就是以乡为单位的地缘组织规约。“奋斗的民政官”退休回乡，就成为“劝善的素封家（无官爵的富豪）”。

以上，我们述说了道学或者称朱子学作为回答人的心性问题的学说出现，作为使士大夫的社会存在意义正当化的言说而得到普及。但是，如果这些对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安定没有实际贡献，也就是说如果实效性微乎其微的话，那也就仅仅只是一种观念论而已。如果只是关心“心”的问题，真就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唯心论”了。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朱子学的思维，也有扎根现实的技术知识所支持。正因为如此，朱熹把八条目中的“格物”训为“至事”，说“即物穷理”。下一章，我们就来看看宋代的各种技术。

[1]
现代日本民俗。日本有年终互寄贺年卡的习惯。但是如果该年自己家中有人去世，则不能寄贺卡，而是提前给应该寄贺年卡的人寄上表示歉意的白色的卡。

[2]
布迪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社会学家。

第七章

技术的革新

印刷出版

装订样式的变化

正如上一章所述，宋代社会以科举制度为轴心展开。虽然科举制度本身是隋代开始的，但是宋代的重要性被世人重视的理由是，这个考试竞赛的参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隋唐时代科举给中下阶层的贵族子弟提供了登龙门的机会，而宋代任何一个祖宗八代与官界无缘的人物，都有可能一举成名，进入中央官界，成为高级官僚。而使这成为可能的，是作为知识传播媒体的书籍的流通，换句话说就是印刷技术的普及。

在版木上浮刻左右反转的文字，然后涂上黑墨，在上边铺上纸，把文字转印到纸上，这种技术其实在唐代已经确立。敦煌出土的佛典和历书等，都能看出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

51 敦煌出土印刷佛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英图书馆藏）

仔细想想，这种印刷技术与印章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的区别只有是给放在平面上的纸盖上刻有文字的东西（“印”），还是把刻有文字的东西面朝上，然后从上边铺纸往纸上刷字（“刷”）。但是，就是这么个小小的区别，却改变了书籍的形状，并给读书行为带来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

在纸发明以前，中国人文字记录用的是把竹子或木条的表面削平一条一行写字的“简”、“册”，和有一定宽幅和相当长度的绢，也就是“帛”。所以正如本套丛书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所强调的，从汉代以前的墓葬发掘出土的陪葬品中，其内容改写了以往的历史记述而备受注目的出土资料，被称作“竹简”、“木简”、“帛书”。记录材料的这种形态，在纸张开始使用后也没有变化。书籍用相当长度的“卷”为单位保管。所以阅读某部作品时，各卷的开头部分马上就能看到，可是如果要看中间的某个部分，必须把“卷”整个打开。要把卷书（称作“卷子本”）全部打开，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空间。要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就得把几种书卷同时打开，这是很困难的。这样说还不如说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可能就不会存在。书籍不应该随时打开参照，而应该把内容全部记忆在脑子里。

52 百万塔与百万塔陀罗尼
（日本千叶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但是用印刷技术制作书籍，却改变了书籍的样式。用木版印刷时，印刷好的纸张以木版的横幅为标准叠放在一起，这时产生了表示木版横幅的“页”的概念。当初估计是把“页”粘连成长卷，后来发明了按“页”折叠的方法（折本）。因为这样容易阅读。传真机发明当初，读者大概都有过收到印在卷纸上内容很长的传真时，按每页的折叠线正反折交互折叠的体验吧？就是那种感觉。直至今天葬仪和法事的时候念经的和尚从怀里拿出来的经还是这种形状。宋代的大藏经就是这样装订的。

后来，也不折叠了，发明了裁断后叠放一起的方法。这就像现在的会议资料用夹子夹一样，可能订了一头。也就是说是流水账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于有厚度的书是不合适的，打开书要版面的两倍面积的地方。由此又发明了把页的中心用线装订、重叠起来的向外折的页打开看这种形态。页面打开的时候像蝴蝶的形状，所以也称作蝴蝶装。宋代的书籍主要都是这种装订形式。因此，页的中心因为要装订，所以不但不印内容，反倒是为了装订线断了的时候能按书籍的原顺序重新装订，印上书名、卷、页码等。与此相反，以页的中心向外折，把纸头装订，也就是现在的线装书普遍采用的方法的普及，还在更后的时代。现存宋版图书这样装订的，都是后世重新装订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用的稿纸

[1]

，中心一列不写内容，就是来源于这种蝴蝶装。

53 折本

54 蝴蝶装

这种装订为读书行为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哪怕是一本再厚的书，即使书的中间，也不用全部打开，随时都可打开必要的部分参照。夹上书签就更方便了，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看的地方。模模糊糊记忆的东西，马上就能找到原书的出处进行确认。而且，只要有与版木一样大小的地方，就可以打开一本书看。同时打开很多书，互相比较也成为可能。“甲书是这样写的，乙书同样的事情却是这样写的”——这是兴起对于一字一句的校订作业，或者对于有关某个事件记载的考证学风的技术前提。即就是没有超人的记忆能力的一般人，也能参加到这种工作里去了。比如岳飞孙子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就是校订当时流传的各种经书版本后，把其中的异同罗列而成的。

印刷的功绩与副作用

当然，不用说印刷的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可以大量复制同一书籍。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书斋变成知识宝库。不会像抄本那样，因为抄写手的性格和心情影响抄本的信用度。当然也不存在因字丑或潦草而看不懂的情况。

印刷带来了文字的规范化。初期的印刷刻的是类似唐代颜真卿书法那样的粗壮的书体。雕刻师可能也觉得这种线条粗壮的字好刻吧。但是，到了商业印刷小型普及版的时候，线条清瘦、庄重大方、现在还作为电脑字形广泛使用的所谓“宋体字”开始受到青睐。可能也是为了节约纸张，字里行间没有空白，也没有标点符号，黑麻麻印满细字的书籍，绝不是什么容易阅读的东西。可是，排列整齐文字规范的印刷书，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完全吸引了宋代人。

说到这个话题，我每次都要引用并介绍苏轼的感想：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李氏山房藏书记》）

55 宋体字例
选自朱熹《诗集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该本刊印精绝，纸墨如新，为传世孤本。

这篇文章正说明苏轼的时代恰处于转换时期。他接着批判“现在的年轻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由此可见，“束书不观”之恶习，作为印刷技术的副作用，远在九百年前就已存在。

印刷出版扩大思想影响

最早把印刷技术利用到自派思想传播上的是佛教组织。他们印刷经典，进行宣传活动。宋太宗时更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佛教经典和教义大全（《大藏经》）得以刊行出版。稍晚一些，儒教经书注疏全书也作为国家事业刊行。包括第一章介绍过的五朝宰相冯道和继承其政策的宋真宗任命邢昺等校勘、刊行的经书的疏，以及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朱熹也是一个最大的典型。作为在野势力，道学也活用印刷出版，自筹资金刊行古今典籍，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他们有时甚至利用地方官的特权动用公款。朱熹弹劾吕祖谦的同乡唐仲友时的罪状之一，就是“乱用地方政府公款印刷刊行书籍”。唐仲友刊行了荀子和扬雄的著作，朱熹认为那些都是不值得用公款出版刊行的书籍。如果唐仲友刊行的是《论语》或者《孟子》，或者干脆就是朱熹的“集注”的话，难道朱熹还会问他的罪吗？

唐仲友仅仅是为了学术的发展，在常识范围内动用公款印刷刊行了自己觉得应该刊行的书籍。在法律意义上说，唐仲友的做法确实属于违法行为，但是这是当时各地地方政府都做的、已经被社会所默认的行为。但是朱熹却故作正人君子，挥舞正论大棒，控告并搞掉自己的论敌。朱熹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从他们之间的交往看，我们都能想象他甚至收到了那些书籍的赠书。或者说因为唐仲友没有给他“赠书”，朱熹内心嫉恨就下毒手。啊，可怕可怕！

但是，并不是因为刊本出现就把从前的抄本一干二净全部取代。宋代刊本还是很昂贵的，从朋友那里借来刊本自己手抄收藏的事例其实很多。笔者在当穷学生的时候为了节省复印费，也借朋友的笔记整本整本抄写过。不过，这样内容更容易记住。上边举的苏轼的感叹，也许只适用于家庭条件好的士大夫。另外，自费出版也很不容易，所以宋代更多的著作是通过抄本保存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刊本很宝贵（纸张质量也比较好），所以现存宋代书籍刊本比较多。

实际上，确有因为只有抄本所以失传的事例。南北朝时代梁的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就是一例。邢昺《论语疏》本来是以皇侃《论语义疏》为底本作的，但是因为邢昺本被朝廷印刷刊行，市场的需要也集中在这里，所以皇侃的疏反倒没有人光顾了。好像连朱熹都没有看到过。也就是说，在南宋中期已经失传。因此，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一直以为这本书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其实并没有消失，日本的足利学校还完整保存着。十八世纪，印刷刊行了这本抄本，出口到中国，当时清朝的考证学者们看到后大为吃惊。那当然！因为他们虽然一直批判宋代以来的学术，可是所依据的却都是宋代以来印刷刊行的文献。宋代以前的书籍实物，他们几乎从来就没看到过。

邢昺以后，宋代出现了很多《论语》注释书，被印刷刊行后广泛流传。其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皇侃的《论语义疏》后被收进四库全书，被人们用来挑剔朱熹论语解释的恣意性。

木版印刷——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印刷技术的发达，朱子学的普及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模仿“没有古登堡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说“没有木版印刷就没有朱子学”。

这里我们想再次强调，中国印刷文化的主角是木版印刷。笔者以前曾经读过一本以西洋为中心的有关书籍历史的书，其中提到的中国人只有三个，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蔡伦，一个是毕昇。秦始皇是因为焚书，蔡伦是因为发明了造纸术。本来，他们两个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传说，是否真实无人知晓。第三个人毕昇，是宋代的人物，因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制法。从西洋史的角度看，只有活字的发明，才是意味着印刷文化的主角、大红人儿登场的大事件。因此他们才把发明者大加宣扬。

但是，汉字是由大量的表意文字组成的，这是一个只有二十来个字母的西方人所不可能想象的世界。如果要全部制作几千几万的汉字来排版，那需要巨额的物力和大量的人力，还需要巨大的保管场所。能用活字的，仅限于使用惯用字句排版，初版印刷后马上分解，然后再利用使用过的活字排另一个版这样的情况。比较适合于需要紧急出版但不需要再版的状况，比如时事性的宣传册以及纪念性出版物等情况，不适合于出版受到好评后继续再版的那种商业出版。因此，在东亚地区，活字没有得到全面普及。用西洋的尺度评价东洋文化，一定得谨慎小心。把毕昇选为中国书籍史有代表性的三人之一，笔者不敢苟同。

世界上最早盛开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除上述种种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知识，通过书籍流传开来。本章后述各节，还是以书籍为中心论述。原来只有宫廷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只有能进出其间的御用学者才有可能独占和利用。后来一段时间佛教寺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播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

医、药、食

医学书出版热及其流出海外

印刷出版也波及医学书。太祖开宝年间由国子监（国立大学）刊行了两本本草（药学）书。虽然现在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确认，但是如果从比之早十年刊行的《三礼图》来看，估计是有插图，相当于植物图鉴的书籍。印刷技术使得图版复制变得容易。特别是因为不是活字，而是在一块木版上图文一起雕刻的技术，所以不论字还是图，需要的技术和所花的劳力几乎没有区别。这样就形象性地传达了知识。

二十年后，太宗淳化三年（992），刊行了网罗所有治疗法的《太平圣惠方》。仁宗天圣五年（1027）由王惟一领衔校勘并刊行了《黄帝内经素问》和《难经》等古典注释书。王惟一在针灸方面，也制作了表示穴位的铜人两尊，并刊行了有关穴位的图经。四十年后，英宗时期，以林亿为中心，相继出版了《伤寒论》校勘本和《黄帝内经素问》注释修订本等许多医书。虽然现在都已经失传，但是现在通行的版本都是以这些版本为底本的，所以中国医学史专家们都高度评价，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业。虽然受濮仪影响后世对英宗朝代评价比较低，但是仅从这些医学书的刊行来看，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小。再有，徽宗时还重新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处方书和本草书，一直到南宋，还被不断再版。

56 人体穴位
选自《太平圣惠方》（东洋医学善本丛书21，东方出版社影印版）

这些书因为实用，所以马上就被带到外国。日本直至现在还保存有好几种南宋版医书，说明这些都是被郑重请来，珍藏起来的。高丽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独自印刷刊行医书，说明中国英宗时期医书刊行热起来后，他们马上进口。元祐八年（1093），高丽的朝贡使节团购买了有关中国历史和制度的书，还有《太平圣惠方》准备带回国，被苏轼阻止，并上奏希望采取措施禁止这些书籍的出口。苏轼这样做，自有他阻止最新科学技术无偿外流，企图把对宋朝和辽进行脚踩两只船外交战术的高丽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深谋远虑。一国的国力，并不只是由军队的强弱来决定的。宋朝作为文化国家，得到周边国家的尊重。在医书出版领域，到了南宋，与儒教学术书籍同样，也是地方比中央更加积极。

宋朝传来的医学书，毋庸赘言，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里也出现了与前边皇侃《论语义疏》一样的情况。日本与中国本土不同，更早传来的抄本也很珍重，所以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古方派的兴隆，这些抄本书重见天日。《黄帝内经太素》等好几种医书，反倒又从日本再出口到中国。

在医学理论方面，就像“金元四大家”称呼所显示的，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金朝治下的华北和十四世纪元朝治下的江南比宋朝更辈出优秀医学家。他们运用运气论对医学进行了体系化建设。这个理论体系，试图运用阴阳五行说对身体内部的各种机能和病理进行统一的、整体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与儒教精神非常接近。实际上也确实能看出儒教精神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这个理论没有在南宋，而是在金朝出现这个事实。这对于搞清金朝的思想和文化的特征很有帮助。

前边已经说过，宋代为当地方官的士大夫编辑出版各种指南和手册。其中与医学有关的是刊行了几种司法验尸用的教材。其中附有淳祐七年（1247）自序的宋慈编著的《洗冤集录》，作为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书，受到后世高度评价。此书于1779年，在革命前夜的法国被翻译出版。在当时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把中国也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高度评价。不用说，日本过去也在实际的验尸过程中利用了此书的内容。

宋慈相当于朱熹的徒孙。从《洗冤集录》中也能看出企图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体系性地统合的意图。比如通过进行化学实验，观察遗体和金属的变色情况；从生理学上检证绝命时的状况等，其中许多做法直至现在还通用。另一方面，给遗骨上滴活人的血液，从能否渗透来判断两者有否血缘关系等记载，从现代医学和化学的立场上来看，确实完全是迷信。但是，这里包含有当时人认为祖先与子孙心气相通的信念。中国的宗族非常重视父系血缘关系。滴血验亲可说是这种特征的一个表现。

宋代烹饪的特征

中国人讲究“医食同源”，就是说饮食很重视维持和增进健康。其特征主要表现在烹调方法上。中餐作为世界上代表性的精益求精、美轮美奂的餐饮文化，不论动物还是植物，不论山珍还是海味，任何材料都能用火调理成大餐小菜。今日我们能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些特征，其实也是唐宋变革的硕果之一。

与唐代烹调技术相比较，专家们总结出宋代烹调的特征如下：

① 现在烹调用语的大部分，都出自宋代；

② 发明了用豆子和谷物做的调味品“酱”。现在川菜多用的豆瓣酱也是此时发明的；

③ 面条类从“饼”中分离出来。就是说把面条和煎饼区别；

④ 面条凉吃时，变凉面蘸调味汁调成凉拌面吃；

⑤ 最重要的，是食用油加热方法的改良和进步；

特别是⑤的进步，给中餐增加了炒和炸两大加热法，极大丰富了菜品种类。与食用油使用量的增加相呼应，煤炭使用开始普及，植物性油脂产量大量增加。这些变化，改变了从来用小火慢慢煮或从动物身上提炼出少量油（猪油等）拌菜然后再慢慢加热的烹调方法，使得用大量的油和大火力瞬间加热这种我们所熟悉的爽快的烹调方法成为可能。

即使南宋灭亡后，竟然也还有前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有个亲戚，因为每日吃鲤鱼而患病的病例。这说明随着经济的繁荣，成人病也开始蔓延。希望健康、改善生活习惯的苗头，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把这些介绍到日本的，是“导言”中提到过的那个荣西著的《吃茶养生记》。

关于吃茶的事情，我们留待下一章详述。此书分上下两卷，下卷其实大部分都说的是有关桑的效用。针对饮水病、中风、食欲不振、疮病、脚气等症状，桑粥、桑汤疗效显著。桑枝做的牙签能防治虫牙、桑木枕头能治头疼等。荣西虽然只说其理由是“因为桑树是菩萨的神木”，但他说这些疗效是听人从宋朝的医生那儿传来的，所以没错。实际上荣西自己肯定也尝试过其效用吧。连笔者现在都不分早晚每天服用桑精。

为了求佛经西渡中国的秀才们，不光给我们带回来了精神修行的技术，也带回来了保持身体健康的各种知识。

农耕法与交通

江南的新田开发

饮食生活的改善，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发展。靖康之变二十年后，宋金第二次和议成功，江南地区复归和平。绍兴十九年（1149）刊行了一本有关农业技术的书。这就是陈旉的《农书》。他自称“西山隐居全真士”，无详细传记，据估计应该是苏州或者湖州，也就是今江苏、浙江两省交界一带的在野士人。比这更早的古典农书是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完整记载了华北干旱地区的农耕法，而陈旉的《农书》却作为记载江南稻作农耕盛况的史料，备受珍重。

陈旉《农书》共三卷，比一百五十年后王祯编著的《农书》二十二卷少得多，记载也比较简略。作为杭州也就是当时临安府的周边地域江南，其农耕法到了南宋末期，与王祯《农书》描写的情况应该相当接近。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守备范围，这里只来看一下陈旉的《农书》。

《农书》三卷的构成是，上卷是关于水稻耕作，占一半以上字数；中卷是关于耕牛饲养，下卷是关于养蚕。作为经济作物，江南桑叶种植很普及。我们从上述荣西的记录已经知道，桑叶不只是用来养蚕。虽然构成上分量很不均衡，但是中卷分配给耕牛，下卷分配给养蚕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当时流行一种耕牛病的危机感；二是“男耕女织”的男女分业观念。这个分业观念可以说是重视经书以来儒教知识分子的固有观念，甚至反映到皇帝夫妇举行的各种祭祀上。第三章已经记述过，徽宗就是这个观念的实践者。另外，“夫耕作，妻机织”也是地方官发布劝农公告书中的惯用句。不用说，日本江户时代理想的农民形象和明治以后天皇和皇后的形象的理念都是起源于此。南宋明州士大夫之雄楼钥伯父楼璹有一套作品叫《耕织图诗》，画有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

在唐宋变革期，江南的农耕法迎来了巨大转机。支撑大唐帝国繁荣的，开始是华北地区的小麦生产，但是后来帝国的财政重点转移到江南，利用隋炀帝修筑的大运河从江南把大量物资运送到黄河流域。南唐的小康和吴越的独立，都离不开江南生产力的恩惠。当初因为用水方便，只是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野耕作，后来发展到把三角洲地带的湿地和湖泊的一部分围起来改造成水田，这就是所谓圩田、围田。大量新田被开发，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也得到普及。

57 《蚕织图卷》（部分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治水派与治田派

到了宋朝，这种趋势更加鲜明，出现了占城米等水稻的新品种，低地三角洲也开始被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江南中心地区的巨大湖泊太湖的治水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提案者就是那位范仲淹。他主张浚渫河川，保护已有的中小圩田。这种流派被称作治水派。相反，主张建造贯穿东南西北的水渠兼运河，国家主导围水造田的流派被称作治田派。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条约（这里的“条约”相当于“条例”）就是治田派的政策。与此对抗，旧法党差不多都是重视民力的治水派。杭州知州苏轼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后者。蔡京掌权后，作为国营事业，进行更大规模的新田开发。徽宗时臭名昭著的花石纲，作为这些政策的一环此时也出现改正的苗头。此外，北宋后期围绕黄河治水，随着政争的加剧也争论不休。

越州（绍兴府）曾经有一个鉴湖，本叫镜湖，因避讳太祖祖父赵敬，宋朝初年改称为鉴湖。估计应该是因为湖面非常清澈，因此这么称呼吧。但是，这么好的湖却因为大规模围水造田，到北宋中期几近消失。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下游利用这个湖水灌溉的耕地全部受害，无水灌溉。地方官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善。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有名文《越州鉴湖图序》详说细述。此文是熙宁二年（1069）曾巩赴任越州通判后不久所写。当时正是王安石政权成立的时候。虽然曾巩他们都做过种种努力，但是鉴湖最终还是消失，只剩下一条运河。

同是越州，位于鉴湖西侧、面向杭州湾深部的萧山县，借鉴鉴湖的这些教训，摸索利用新水源开发新田。熙宁政策实行后，根据当地民众提案，计划引钱塘江支流浦阳江水建造人工湖。但是因各方面的利害对立，计划不能实现。到徽宗初期，计划重新被提出来，这次萧山县知县发挥了强有力的指导作用，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修建成功人工湖，名叫湘湖。这位优秀的知县为何人也？他就是杨时，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徽宗时期新法党政权下，作为一个地方官，强有力地推行了该政权的农地开发政策。

58 圩田（选自王祯《农书》）

到了南宋时期，背负临时首都的江南的重要性更加显著。三角洲水域的湖泊一个接一个被改造成耕地。企图利用新田开发获得暴利的“豪民”与希望保护水利公益的“公义之士”之间的冲突不绝于耳。有人认为由此产生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公共空间。

陈旉的《农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撰的。因此，说这本书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还不如说作者作为一个江南地区的地主豪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唐代就已经把城市居民的排泄物作为肥料买卖。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施肥方法。这从陈旉的《农书》中也能看到。他推崇的肥是把草木和土蒸烧后加人粪尿。

穿梭河渠的河船

正如成语“南船北马”所示，江南以百万都市临安为首，苏州（南宋中期改称平江府）、秀州（南宋中期改称嘉兴府，现嘉兴市）等大城市每日产生的大量排泄物，通过大运河等四通八达的河渠被运送到农村各地。而农村收获的粮食、布匹、食用油等日用经济作物，也通过这些河渠被返运到各个大消费地。北宋时虽然运到首都开封距离相当远，但是河渠还是在内陆。宋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船，不是我们第九章将要介绍的海外贸易用帆船，而实际上是这种穿梭河渠的河船。河船在河渠中有时划行，有时曳行。

59 南宋农业分布图

虽说是内陆河渠专用，但是这些河船的大小却是各种各样。要复原这些文字史料不如绘画资料更形象。日本有研究人员把《清明上河图》中精确描绘的所有船都绘制成设计图进行检证。通过这些检证我们发现，这些船的结构，与我们一直以来想象的有许多不同。

宋代，特别是南方人与物主要靠船沿河渠移动。这样乘船的人也轻松。以高产诗人著名的陆游的《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作为地方官从故乡绍兴府赴任四川的旅途日记，所有旅程几乎全是用船。晚上因为要在沿岸停泊，所以如果停泊地离州城、县城等城市比较近的话，当地的士大夫就会带来诗画进行交流。第六章所说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网，可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河渠旅行建成的。苏轼被贬海南岛时往返都尽量用的是船，朱熹从建州建阳县赴任泉州同安县时，沿闽江首先到面海的福州，然后再换乘船去。他们完全没有“木板下边是地狱”那种恐怖感。这说明宋代的造船技术高超，值得信赖。在史书上找不到名人因船舶沉没溺水身亡的记载。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大量船舶在运河通行的样子。优先水上交通，这从架在河渠上的桥的形状就能看出。这里的桥都是“虹桥”，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太鼓桥”。这与现代社会为了汽车通行方便，让过街的行人喘着大气上下过街天桥完全一样是一个鬼主意。在来往行人气喘吁吁爬上爬下的虹桥底下，满载货物的河船悠然自得地来往穿行。

虽然如此，但是在南方城市的近郊、市内以及穿越分水岭等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动物的腿脚。牛、马、驴、骡、骆驼、甚至人力，有时当然还是行人自身。当然也使用马车、轿子等交通工具。朱熹的家乡就面向从福建通往长江流域的山道。从浙江到福建、江西一带，是这种山间盆地相连的地区。相比之下，有四通八达河渠的平原地区，牛、马等主要用来耕地。这里也能看出陈旉《农书》的地域性。

陈旉《农书》还有一点令人很感兴趣。上卷在用十二项篇幅解说水稻农耕法后，用很长篇幅写“祈报篇”，他认为饥馑的原因是没有执行先王以来的正确仪礼。一直以来的研究认为这一部分是残存的非科学的信仰。本书的基调是要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如何高，而饥馑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话题。

60 《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和曳船

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是，在罗列人工技术后，又解说祈祷的效用，这种构成难道不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天人相关思想的宋代人精神世界的投影吗？宋代确实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但是与欧洲同样，并没有完全做到神人分离。

天文地理

异常天象与上天意志

就在宋朝朝野上下为了当朝皇帝的生父如何祭祀而争论不休、政局混乱的同时，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军团从欧洲大陆的诺曼底渡海进攻英格兰。侵略者进攻的前方天空出现耀眼的彗星，他们认为这个现象是上帝赞许自己征服大业的吉兆。这支军团的首领后来号称“征服王威廉公爵”。几百年后，征服世界七大海，给中国带来“西洋的冲击”的那个国家的基础，就是这时建立的。

同样的天文现象，宋朝也在治平三年（1066）观察到并记录到史书中。不用说，濮议中批判政府的一派把这作为自己批判的论据，强调这是天意。因为彗星出现，为了表示对上天的敬畏，英宗皇帝也不从正殿出行了，饮食也简素了。不用真刀实枪而用笔杆子争斗的政局，第二年因英宗的驾崩和参知政事欧阳修的下台而落下帷幕。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不论中外，天体的异常现象都被看作是上天（神）意向的显现。

数百年后，高举理性旗帜启蒙后的欧洲人，开始嘲笑欧阳修的后人们见天变就变脸是迷信行为。学了一点儿西洋学问的东洋知识分子，也开始用无可奈何的表情看自己同类的窘相。天体的异常现象只能是万物之长的灵长类的观察对象，绝不是什么值得烦恼的事件。日蚀、月蚀、行星大接近而发出的异常光亮、雨一样降下的流星群等，所有的现象都只不过是我们灵长类可以预测的现象而已。认为那是什么凶兆的，只能是还没有被启蒙的“愚民”。如此这般，当年狂言“天变不足畏”的那位宰相，就被高度评价为罕有的先知先觉者。

但是，果真如此吗？中国远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天文预测，实际上也一直在预测。但是，人们还是把那些现象看作上天的警告。就连王安石都在凶兆日蚀因阴天多云看不到时，向皇帝上奏“恭喜恭喜！”天体的运行难道真与人间社会毫无关系吗？西洋人看作军神的火星时隔六万年与地球大接近的那一年，发生了被称作“文明的冲突”的战争。我们知道这可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

61 宋代改历一览

中国人为什么对天体运行一直细心观察呢？科学史家强调中国的天文学特别具有公共性。天文学自古被作为朝廷的秘密学问代代相传，禁止民间人士随便学习。因为这是关乎王权存立的最重要事项。天命的推移如果通过天文观测能进行预测，或者有人那么主张的话，那么搞不好当代王朝就可能成为易姓革命的对象。自己就是靠这个手段获得禅让的现在的皇家，皇位到手后立场逆转，得时刻警惕别人效仿自己。宋王朝也没有什么不同。

天文学与历学

严密观测天象是为了通过各种手段对可以预料到的异常现象进行预测，尽量减少异常现象所可能带来的事件性，或者是为了制作正确预测异常现象中定时发生的日蚀和月蚀出现时日的历书。如表61所示，外行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的历法改革在宋代频繁进行，其实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日蚀如果没有在该月初一预报的时刻发生那就麻烦了。相反的，那些误差正好是检证和确认历法精度的决定性要素。南宋初期，优秀天文官被劫持到北方去后，朝廷遂命令一位虽没有任何官位，但能正确预测日蚀、名叫陈得一的人做新历（统元历）。后来还进行过很多次改历，理由都是因为观测到的天体实际运行与正在使用的历法的理论数值有误差。

以观测为主的天文学与数理上的历学，在中国虽然是被划分成两个学问，但是却也是紧密结合的。中国自古就把恒星按位置排列在天空的坐标上，然后用线连接制作成星座图，称之为星宿图。

星宿图是平面图，其实中国人还制作了通过立体模型再现恒星位置的天球仪——读者可以想象小型天象仪，称作浑仪。宋代代表性星宿图是现在还保存在苏州的孔庙内的淳祐七年（1247）制作的石刻天文图，而代表性的浑仪是元祐七年（1092）苏颂等人受命制作的浑仪。苏颂等把他们制作浑仪和别的观测仪器的经过以及成果编写成三卷《新仪象法要》。《新仪象法要》收录有浑仪上的星座的平面图。令人注目的元祐浑仪是用水做动力的。

苏州的天文图和元祐时期的浑仪，都没有显示宋代的独特性，而且也不是宋代独一无二的。苏州的天文图的原图是绍熙年间初期（1190年前后）一个叫黄裳的人画的。据传苏州的天文图是仿照四川的图摹刻的。黄裳的图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画出来的，他是根据以前国立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制作的。浑仪远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宋代一共制作过六次，都在北宋时期。太宗时太平兴国五年（980）是第一次，第五次是熙宁七年（1074）沈括设计制作的。《梦溪笔谈》卷七和卷八有详细记载。

作为天文学基础的纯数学

可是，《梦溪笔谈》的这些记载却都在“象数”篇里。“象”（现象的类型）和“数”作为宇宙的构成要素自古就被中国人认识。最早解说象数原理的是《易经》。历法的数值总是摆脱不了易学影响的原因就在于此。被看作唐代历书最高杰作的僧一行的历也被用《易经》的术语称作“大衍历”，就是因为其理论背景是易学。沈括的《梦溪笔谈》的“象数”篇就是从介绍这个大衍历以来的改历经过开始，然后才是关于历、天文、占术、气象、病理、音响物理等的话题。这些都被划入“象数”一类。奠定了这些科学技术进步的纯数学，在宋朝也取得了伟大成果。

宋朝最有名的数学家是南宋末期的秦九韶。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只会闭门造车的理论数学家，他对天文、音乐理论、建筑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亦称《数学九章》）全十八卷，虽然是按中国数学书的惯例都是应用题及其解答，但是问题的类型却分为九类，各类九问，共计八十一题。这个构成充满了数的神秘主义思考（明眼的读者由本书的章节排列肯定已经看出了什么。易的筮竹数为五十根，司马光解释为“五乘十”）。

62 天文图（右）、地理图（中）、帝王绍云图（左）（内藤氏原藏 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平江府（今苏州）所立石碑拓本

使秦九韶名垂青史的是他发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求法。而这个求法西洋人六百年后才发现，他们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霍纳算法（Horner algorithm）。中国出版的科学史书籍为了宣扬民族主义，还给第一发现者正当权利，提倡应该称作“秦九韶算法”。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倡议。但是秦九韶发现这个求法运用的是易的理论，这点却是日本研究家们指出的。由此可见易学作为奠定所有自然科学基础的学术，君临于宋代人的意识形态中。

知贯天地人

我们把话题再返回现在苏州的那张天文图上。这张图其实是总四张图中的一张。四张图中的一张现已不存。另外两张为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帝王绍运图其实就是历代皇帝一览。地理图就是大宋帝国的山川城郭图。现代日语还在使用的天文、地理，其实是一对具有古老历史的词汇。

既然有描绘天体状况的图，当然就应该有描绘地面状况的图。但是详细的地形图作为军事机密有泄漏给敌国的危险。前边介绍过的苏轼的忧虑就在于此。详细、正确的地图，是进军时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们这里想关注的是苏州地理图所描绘的范围。这里描绘的并不是宋国实际统治的南宋地区，而是理念上的宋国，也就是统治华北、势盖燕云十六州的理想中的中华帝国的全姿。

军事与建筑

发明火药——军备火器化落后金朝

与辽朝之间的澶渊盟约以来持续四十年间的和平，因党项族王朝西夏国的建立、西部国境告急而破灭。事件发生后，为了重新整顿防卫体制，朝廷主导编纂军事大全。庆历四年（1044），以曾公亮和丁度两位大臣编纂的《武经总要》共四十卷完成。根据序文我们知道此书本来的构成是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故事十五卷。但是现在流行的版本只有二十卷。

63 《武经总要》中的火炮

其中卷十五里有关于“指南鱼”，也就是磁石的记载。磁石的原理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发现，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在某些军事技术书籍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当初设计的用途就是在陆地行军途中查找行军和撤退的方向，或者作为占卜的工具使用。用作航海的罗盘针，那是要到远洋航海的西方“蛮族”们胡闹的。中国都是内陆河渠和沿海航路，一般来说不用担心迷路。

《武经总要》中，在近代的技术史、战术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有关另一个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制法的记载。因为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火药的记载。也是后来给全人类带来无限恩惠和无穷灾难的起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以来一百年间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活用了罗盘针和火药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加强国民国家建设的明治日本，最后也不是把矛头，而是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大陆。中国的这个受难的世纪的远因，如果用春秋笔法说，就在这个庆历政府。

但是，宋朝的军队其实并没有把火药完全实用化。宋军虽然有过用火药把炮弹打往远方的事例，但是真正把火药用以爆炸却是金军在先。当时宋朝的书籍中就记载有韩侂胄曾受到金军“石火炮”攻击。《水浒传》有一个情节是官军中有一位火药师，给梁山泊好汉们带来很大损伤，后来由于他投诚，形势逆转。但是这个情节似乎没有时代的合理性。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在徽宗皇帝的阅兵式上燃放了“爆仗”，说明普罗米修斯的礼物被徽宗朝廷只是在仪典上和平利用了。其后，到了南宋，与爆仗一起，爆竹也被使用。徽宗军队用大炮攻打梁山泊英雄好汉，似乎是不可能的。《水浒传》是明代完成的，在完成过程中被润色的可能性很大。只赋予火药驱鬼功能的宋朝，也许在韩侂胄的时候，照样只知和平，没有危机意识。

64 《蒙古袭来绘词》（部分 日本宫内厅藏）
画有火药爆发的新式武器“铁炮”

十几年后，金朝与新兴蒙古军对战，在汴京（宋朝的开封）保卫战中，初次使用了“震天雷”。“震天雷”应该算是当时最先进的高科技兵器，随着震天轰鸣，飞到目的地爆炸，把目标炸死烧光。此外，金朝还有一种手持筒状花炮的兵器“飞火枪”。宋朝和蒙古也都紧追金朝，期望实现军备的火器化。可能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所有技术中传播最快的就是兵器。吓掉集合到博多的镰仓武士魂儿的，就是一种跟飞火枪极像的“铁炮”。种子岛的火绳枪

[2]

，也不过是受到蒙古和土耳其的刺激，欧洲人三百年间钻研开发出来的飞火枪的子孙的回归故乡而已（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种子岛的火绳枪不是葡萄牙式的，而是源于东亚地区倭寇的技术）。

宋朝禁军——历代王朝最弱的军队

金朝灭亡四十年后，宋军与蒙古军决战襄阳时，蒙古军使用了“回回炮”。这是穆斯林技术人员制作的投石机，原来是广泛用在西亚地区的城池攻防战中、破坏城墙的一种兵器。当然，同样的技术中国自古就有。宋朝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马上模仿回回炮开发了新式兵器配备前线。金庸的武侠小说把襄阳攻防战写成功夫家的个人战，其实当然是集团战。

在此之前，靖康之变以及建炎、绍兴年间同金军的战争，都没有使用火器，只用了五花八门的各种冷兵器。李纲使用的一种叫作“车骑”的战车，停止进军后立刻就能当作兵营使用。岳飞用的“灰炮”，里边装填有毒药，应该算作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吧。

火器直到南宋末期都没有被实用化，由此可见宋军的装备主要靠的是对固有的武器的改良。《武经总要》所述还是属于北宋前期的风习。说它展现了新时代的新技术，还不如说它对旧时代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各种胎动，在军事技术上几乎完全没有。其原因是否应该从文官支配的科举官僚制度上找，我们得在慎重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但是至少连超过《武经总要》的书籍的编纂工作都没有做到这点，就是思考宋王朝特征的一个关键。

不仅兵器如此，战争的战略战术，也看不出任何新的发展。这也许就是岳家军的活跃看起来就像是岳飞个人奋斗的原因吧。这到底是仅仅没有被（鄙视武人的文人士大夫）记录呢，还是当时社会全体的风气就是轻视这些。无论如何，在历代王朝中，宋朝的禁军是最弱的。不论是开封还是临安，在少数民族军团面前，都脆若琉璃，一碰即碎。但是，真正的胜者到底是谁，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宋人非常看重的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在保有强大军队的国家生活的普通百姓，并不一定就能幸福。

宋代的建筑技术

在把许多按规格加工的零部件装配成一个整体这点上，作为机械具有复杂构造的兵器开发，可以说与建筑基本一样。实际上，在建筑方面宋代也可以说把一直以来的手法集大成，并发展到最高水平。为了真宗的封禅仪礼在泰山修建的岱岳庙，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岱岳庙因为后来的皇帝没有人再去封禅，所以逃脱了以改建为名的文化遗产破坏。

宋代还建有其他宏伟壮丽的寺院。在这方面荣西也吸收了大量新技术。重源（1121—1206）死后，东大寺大佛殿在他的指挥下，重新以崭新的宋朝样式巍然屹立在故都奈良。新开发的镰仓地区，禅寺积极采用宋朝样式陆续建立。经过数百年的时光洗礼，现在我们看作代表日本古老优秀文化的这些寺院，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不过是流行的异国情调。

65 奈良·东大寺

66 镰仓·元觉寺舍利殿

宋代建筑技术史料是元符三年（1100）李明仲所撰的《营造法式》。此书把元祐年间的规格（法式）“围三经一，方五斜七”，变成经七围二十二，方一百斜一百四十一。经是直径，围是圆周，方是正方形的一边，斜是正方形的对角线。也就是说，要按“围三经一，方五斜七”算的话，圆周率应该是3，二的平方根则应该是1.4。如果只是曾经流行的“减负教育”

[3]

的算术教育也就不说了，可是要是用在实际建筑上，那是绝对盖不起房子的。笔者并不是要批判文部省为私塾做宣传，但这样教育，“正六角形的周长与其外接圆的圆周，不是一样长了吗？”这种极端不正确的数值，如果被实际使用，那么想要“技术立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明仲可能是一个技术人员，他修改了数字神秘主义者们喜欢的这个比率，使用了与实际测量的数值更为接近的数值。中国式的分数表记当然不能表记无理数，但是上述数值如果用小数表记，圆周率应该是3.143，二的平方根应该是1.41。用这个数据规格加工木材的话，肯定能在误差范围内按设计图要求盖好房子。

67 石印本《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侧样（1919-1920年刊）

68 保国寺大雄宝殿（浙江省宁波市）

但是有一点很令现在的研究者感到迷惑，“如何决定计划当初必须有的梁柱之间的尺寸和柱子的高度，或者说标准尺寸，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竹岛卓一《营造法式研究》1，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年）。别的研究者研究认为，一营造尺应为309毫米。

度量衡标准

笔者只是臆测，李明仲可能认为，明示长度单位的标准，是一个超出建筑技术图书范围的行为。度量衡标准，中国自古都是用音响物理学决定的。比如“寸”这个长度单位，被规定为一种称作黄钟的能发出绝对音的笛（称作律管）的九分之一的长度。而绝对音的高程，（有各种决定方法，这里介绍最一般的）是由管里能装多少黍粒决定的。黍粒的总体积决定标准管的容积，该容积的管中震动的空气的波长，变成音波传到外边。中国人认为这个音，才是用反映自然界秩序的方法决定的最正确的音调。所以这个管的长度就是尺度单位的标准。

如果觉得难懂，那么想一想我们现在使用的米公制就可以明白。现在米的长度是用铯原子的波长严密决定的。但是二百年前法国发明米公制的时候，其基准却是地球的大小。按地球圆周制作米标准原器，然后按这个基准规定了重量单位和容积单位。中国制定长度时的基准不是地球的大小，而是音的高低。

但是，北宋时期却围绕选什么黍粒（其大小基准）、装进管的数量还是排成一排时的数量、（如果是后者）按黍粒的长径排还是按短径排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且随着方式的不同基准音的高低也产生变化。与此连动，尺的长度也频频改定（实际上因为太不方便，民间似乎用别的方法制定标准）。所以，李明仲即使没有记载这些标准，我们通过高度政治判断另外会决定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像李明仲这样的技术官僚所不可能制御的事情。宋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

顺便提一下，《营造法式》完成数年后，徽宗听取一个叫魏汉津的方士的建白，发布公告，规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自己的三根手指长度。第二章澶渊之盟说岁币额时也是三根手指，可见宋朝不像现代日本用手指来指代宰相（首相）的桃色丑闻

[4]

，而是决定国家大事。手指按关节分为三节，三根手指共九节，有人就此解释为这就是九寸的意思。而且因为当时徽宗的年龄正好是二十四岁（圣数十二的两倍），所以更主张他的身体与宇宙同步。对于用铯原子的波长精密确定度量衡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议论（我们真能这么断言吗？）。理论家们的数字神秘主义，李明仲这种技术官的精密主义。宋代就是一个这两种才智同居的时代，也是能在沈括那样的人物中共存的时代。王安石的吏士合一政策被旧法党葬送后，官人分为负责前者的士大夫和负责后者的幕僚、胥吏两个极端。宋代朱子学的理气世界观与明代阳明学的（字面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正反映了这两个时代的差异。

69 三分损益法的十二律管生成
以黄钟为标准，音响物理学决定音调

以上，本章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宋代骄人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具有文字记录能力的人著成书籍传给我们后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这里可能没有达·芬奇那样的超级人物，但是在各个领域，毫无疑问都出现了新的契机。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宋代狭义上的文化的发展。

[1]
日本传统的稿纸类似线装书的某一页完全打开的感觉，分左右两部分，从右向左竖写，中心部分为记录书名等的空行，以后可以折叠。

[2]
种子岛（鹿儿岛县）生产的火枪。一般认为日本火枪的源流是1543年最早传到种子岛的西洋火枪。

[3]
减负教育:日本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改填鸭式教育为启发式教育，于2002年开始实施新的教学大纲，俗称“减负（yutori）教育”。具体为中小学教学内容减去三分之一，授课时间也相对减少。最为人诟病的是圆周率只教到3。后因社会批判势力增加，于2011年终止。“技术立国”是资源匮乏的日本政府一直强调的基本国策。

[4]
桃色丑闻：日本习俗，用小拇指指女情人。曾经有一位首相因女性丑闻而辞职。

第八章

文化的新潮流

吃茶与陶瓷

饮料的唐宋变革

常言道：“唐诗是酒，宋诗为茶。”这句流俗的标语式说法，虽然不能把唐诗和宋诗就这么简单区别，但是后世人这样表现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不容忽视的。说起唐代诗人，比如李白那样的，好像都是酒豪，或者狂放不羁，怀才不遇，借酒发愁，或者想从巴克斯

[1]

——中国的酒神是谁呢？——那儿得到作诗的灵感。相对的，说起宋的诗人，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比如苏轼、陆游等，却是虽然政争失败，官场失意，却并不在意，照样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边喝茶边天南海北高谈阔论。宋诗的内容变得好讲道理，也与这些情况有关。不论各时代的诗人饮用什么，能这样被人津津乐道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唐宋之间的饮品变化。

70 福建茶田

茶，才是由宋代开始的近世文化的象征性饮品。当然喝茶的习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中国人在很早的时代就知道西南山区原产的茶叶可以浸泡饮用。六朝时代，生活在宫廷的人不光饮酒，也开始饮茶。只不过那时茶还完全不能算士大夫的精神象征。茶作为一种文化成立，是唐代后期陆羽的那本著名的《茶经》前后的事情。

到了十一世纪，不仅宋人爱喝，北方异民族王朝也开始饮用，北部与辽以及西夏的国境贸易被称作茶马贸易，茶成了宋朝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

俗话说“唐团茶、宋末（抹）茶、明煎茶”，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这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按实际情况说，唐代人是把茶叶蒸过后制成紧压茶（砖茶），然后用刀削下加适量开水浸泡饮用；宋代人把砖茶打成粉末加开水做成茶汤饮用；明代人把茶叶直接用开水浸泡饮用。现代日本人日常喝茶是明代的喝法，而茶道的做法却是宋代末茶的饮用方法。荣西将茶作为健康饮品，在宋朝亲身体验，传回故国的，就是这个末茶的饮用法，也就是所谓“点茶”。这里的“点”是动词沏的意思。“吃茶”一说当时已经有了，“吃茶去”一语常见于禅宗语录。

顺便再说一句，朱子学的摇篮、福建北部建州地区在宋代就已经是著名的茶叶产地。说“宋诗为茶”，还不如说“宋学为茶”更合适。朱熹的私塾当与禅寺一样，茶也是他们的日常饮品。可惜的是在言词辛辣的朱熹语录《朱子语类》中看不到“吃茶去”一语。

关于宋代吃茶法的文献，最有名的是那位庆历士大夫蔡襄的《茶录》和徽宗的《大观茶论》。福建出身的蔡襄撰写的《茶录》上篇详细解说了佳品茶叶的色、香、味，以及品茗的过程；下篇主要论述的是茶器。《大观茶论》以建阳御茶园产的茶叶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吃茶方法。但是，荣西品味过的浙江寺庙的茶，是把少许粉末茶放在茶盅里加开水搅拌而成的饮品，可能不是这种高级砖茶。与宋代茶书记录的都是宫廷饮用的高级茶相比，他喝的更接近于浙江一带人们日常饮用的茶。无论如何，后来在留学僧和渡来僧的贡献下，禅宗寺院成了日本传播吃茶风习的据点。

陶瓷器——宋代工艺的巅峰

喝茶用的器具，是宋代工艺登峰造极的陶瓷。宋代陶瓷的绝妙的釉色，连技术高度发展的清朝作坊拼命模仿，也只能做出外行一眼都能看出差别的东西，由此可见其美轮美奂的程度。

日本称作天目茶碗的瓷器，中国称作黑瓷。其产地与茶一样，是福建的建州。也许是我们深信不疑的结果，我们觉得，黑色釉窑变出来的那种不可言传的感觉，有一种与朱子学的精神性相通的东西。用该地特产的土烧出来的黑瓷，常有兔毛一样的黄土色纹样（中国称“兔毫”，日本称“禾目”）和银色斑点“油滴”。

能从唐三彩那样的陶器发展到高温烧出的瓷器，与上一章烹饪法介绍过的火力改良有关。瓷器的代表产地首先是磁州（现河北省磁县）。磁州窑的瓷器多为白瓷上画黑色纹样。

提高了白瓷釉色精度的是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定州虽与辽接壤，但是在北宋末期，定窑确立了高度的制釉法，施釉极薄，成功地增加了光泽。此外，江西景德镇窑的白瓷也很有名。

但是比起黑瓷和白瓷，当时的宫廷更喜欢青瓷。南方的产地是处州龙泉县（今浙江省）。龙泉窑继承了自古繁荣的越窑的传统。在古老的越州之地，北宋行政区划为越州、明州、台州等，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烧制的瓷器，以自古以来灰陶的传统色调为基调。因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也很大。另外，钧州（今河南省禹县）、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县）的彩色青瓷不是青瓷原色，而是以微妙的浅色变化为特征。以上，北方的定州窑、磁州窑、钧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越州窑、龙泉窑、建州窑通称宋代八大窑，此外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的窑也很有名。除此之外，还有被称作官窑的宫廷御用窑。都城转移后，南宋的官窑被安置到临安近郊。

无论如何努力，以笔者的拙笔陋文要表现这些卓越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的。读者诸君最好还是亲自到美术馆去观赏。

唐三彩大多作为陵墓的陪葬品，所谓明器烧制——不排除现存的差不多都是从陵墓中发掘或偷盗出来的这一层意思——相比而言，宋代的白瓷、青瓷、黑瓷都是日用品。即使作为鉴赏用的，也是以实用为前提的。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日用品烧制，恐怕这才是能出口到不仅东亚，甚至全世界的最大理由吧。

扎根生活的艺术——宋代文化的这个特征，瓷器也具有象征意义。

金石与名物

古代文字研究

《水浒传》是从仁宗派到道教圣地的官僚胡闹，强行打开太古封印的伏魔殿大门，从那里逃跑了一百零八个妖魔开始的。那张封条上写的是科斗文字。“科斗”即蝌蚪。古代的字体很像蝌蚪，故这么称呼。宋代人对古代文字研究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里我们还是搬出仁宗朝名臣欧阳修来吧。

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本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与自己一老翁。藏书一万卷，作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学者没有什么奇怪，琴、棋也是自古以来君子必需的教养，还有酒（不是茶），这些都是功成名就的高官身边必有的东西。那么剩下的“金石遗文”为何物呢？这就是古今的碑文拓本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换句话说，就是文字收藏。他把自己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

71 《集古录》
毛伯敦铭（选自《欧阳修全集》卷134）

《集古录》收集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作品，但是也有比如秦始皇度量衡器等不少秦汉六朝时代的东西。时代再往上推，《集古录》开头还收集有西周时代的青铜器“敦”的铭文。不用说其字体是西周金文。他把这些金文抄写下来，并变换成宋代通行的字体（亦即楷书）。就是说，欧阳修搞了金文的解读工作。因此，欧阳修也被称作金石学之祖。希望复辟夏殷周三代的意志，也催生了这种收集三代文字资料并进行解读的志向。

晚于欧阳修几十年，徽宗命令把宫中收藏的古代器物描绘成《宣和博古图录》刊行。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赵明诚。估计不光他一个人，当时应该还有很多收藏家。而使赵明诚名垂不朽的是他把自己编纂的收藏目录献给朝廷，而该目录被后世陆续传抄、印刷、刊行。这个美谈背后还有令人心酸的故事。

赵明诚是一位历任地方官的士大夫官僚。靖康之变的时候正在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任上，被金军追赶被迫逃向南方。在逃亡过程中，自己搜集的大量藏品逐渐佚失，最后连他自己都在流亡中死去。死亡后藏品几乎遗失殆尽。后来是他的遗孀把他陆续写成的有关自己藏品的解说目录《金石录》献给朝廷。所以，这本解说与欧阳修的《集古录》不同，不是眼前现有藏品的解说。这是靖康之变失去家财和丈夫的一个女性，为了追忆家财和丈夫而编著的书籍。这个伟大的女性就是李清照。我们在本章第四节“文学”中还要与她再会。

72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
一种叫做爵的酒器（静嘉堂文库藏）

顺便说一下，个人藏书的解说目录，也是南宋开始出现的。现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实“解题”一语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由陈振孙等人的目录开始普及的。

宫中的图书目录自前汉刘向整理图书以来有古老的传统，但是个人藏书的目录，却与第七章叙述过的印刷出版文化的发达有关。不过，现在存有目录的大藏书家收集的不光是印刷刊行本等流行民间的一般书籍，还收集有大量抄本。与上述欧阳修同样，这个时期有很多人称自己的书斋为“万卷楼”。

王安石的《字说》

与金石学相关的有名物学。这里的“名物”并不是指某地的土特产，而是考证物体的名目以及该物体本身的学问。在经学中，自古就重视考证《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与现实中的动植物的对比确定工作。宋代也有人对此下了不小功夫，现存有蔡卞和陆佃的著作。

他们两个都是王安石门下的新法党官僚。与他们同样关心此事的，有第七章数次述及的沈括。王安石要把世界秩序在皇帝的治下统一把握和构筑的思想，也波及对物体名目的探究。

本来王安石自身也编纂有一本《字说》，可惜今天已经不传。据传是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相匹敌的大作。许慎把汉字分为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其他还有假借等两种），现在我们在小学还这样学。王安石的独特之处是，他不承认有形声字。实际上汉字的九成以上是形声字，所以可见王安石的假说是多么野心勃勃。此书现已不存，虽然无法检证，但是据传他把几万个形声字全部都分类到象形、指事、会意中并加解说（实际上可能都归类到会意中）。因此，他也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批判他的旧法党人士流布很多传说，讽刺他的字书。

逸话之一是：有人问王安石“霸”字为何是“西”字头。王安石滔滔不绝：“西方有杀伐之气。”对方看他说得差不多了插话道：“啊，对了，‘霸’字不是西字头，是雨字头。”但是王安石并没有脸红，而是马上回答说：“那是被慈雨感化了。”

逸话之二：苏轼问王安石自己的号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就是土的皮。”苏轼开玩笑说：“那么‘被’就是衣的皮，‘波’就是水的皮了吧？”看到王安石很得意，苏轼马上又问：“那么‘滑’就是水的骨头吗？”

【宋代工艺荟萃 陶瓷】

图八 青白釉人形瓷注子 北宋
——景德镇窑制品，通高23.9厘米，口径2.2厘米，瓷注呈人形，戴冠，披长袍，手捧壶嘴。（安徽怀宁县文物管理局所藏）

图九 白地黑花壶
——磁州窑

图十 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 北宋
——定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图十一 天蓝釉窑变玫瑰紫钵式碗
——钧窑

图十二 青白釉凤首流水注 南宋
——景德镇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图十三 褐彩开光飞凤纹罐 宋
——吉州窑（武汉博物馆藏）

图十四 粉青釉圆口洗 南宋
——龙泉窑（四川宋瓷博物馆馆藏）

【风流天子宋徽宗】

宋徽宗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推动者之一。其“风流”在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招致国家的灭亡。

图十五 芙蓉锦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 柳鸦芦雁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图十七 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政和二年（1112）旧历正月十六日傍晚，宫城正门宣德楼飞来二十只丹顶鹤，此为纪念这次奇瑞现象而作

图十八 竹禽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凭良心说，这个传言中王安石的说法确实牵强附会，还是许慎的形声说法有道理。所以到了南宋以后《字说》被人忘掉自有道理。但是，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改变汉代以来的文字学说呢？不认真研究这本奇妙的字书，可能也就不能完整理解王安石的新法精神。只找出与近代相通的地方，然后重新建构王安石的思想是不充分的。只是有关这本已经失传的字书，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具体研究成果。

考古学风

正像欧阳修收集、解读古代文字，王安石探求圣人创造的（被这样认为）文字本身的由来一样，宋代出现了考古学风。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宋代人比较有观念性，具有与清代人考证学相反的精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宋代也存在考证学，后来的考证学家就举出好几个宋人是他们自己的源流。但是宋人的考证，不是为了考证的考证，不是消磨时间的个人兴趣，而是为社会为人民，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为了经世济民所做的一个基础工作。他们为了复原远古的圣人们制定并完成的各种制度并进行模仿，就有必要对那些制度的细节进行详细的考证。

王安石学派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具有这样的学风。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活跃在南宋末期的两位明州士大夫。一个是王应麟，一个是黄震。

王应麟祖籍开封近郊，南宋后代代居住明州。父亲为吕祖谦系谱的科举官僚，王应麟自身曾师事朱熹、真德秀等学者。年少中举，官场得意。但是，生不逢时，当时不但宋王朝自身已经岌岌可危，而且北方蒙古的威胁也日渐增大。王应麟虽然常常冒死直言，但是不被当时的宰相贾似道接受，最后南宋终于灭亡。南宋灭亡后二十年，他坚不出仕蒙古元朝，隐居乡里，专心著述。王应麟著述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困学纪闻》。《困学纪闻》是对经书、史书从内容到制度全盘的考证罗列，受到清朝考证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另一位黄震，虽也是明州出身，但却是远离州城的慈溪县出身。与第四章介绍过的杨简同乡，但信奉的却不是陆九渊系统之学，而是朱子学。他作为地方官业绩显赫。其著作《黄氏日抄》也是对古书内容的考证集成。后受到自称其子孙的明末黄宗羲以及清代活跃于宁波（明州）的全祖望等高度评价。

清代出现对朱子学的批判风潮后，这两个人作为“宋朝也有具有考证学风的人物”的事例受到重视。这里不排除人为制造虚像的因素，但是其实王应麟、黄震都自认为是最忠实的朱子学家，他们的存在正证明了朱子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朱熹自己也做《诗经》注释，非常重视名物学。

王应麟有一本面向初学者的学习书《小学绀珠》，是一本网罗所有物事的全集。全书共一千九百多项，基本上都是“数词＋名词”的形式，从天道类的“两仪”，也就是天与地开始，到动植类的“三异”，也就是“虫不犯（好官治理的土地）境……；化及鸟兽……；竖子有仁心……”等。王应麟在自序中说“小学为大学之本”。学习三纲领八条目的理论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受过名物学的初级教育的人才可能。没什么基础就教授什么理气论、心性论等高深的、哲学的话题是不可能的。

书画

宋朝四大家

元符三年（1100）九月，苏轼因新皇登基获恩赦，踏上了回开封的旅程。二十四日，在康州端溪县（广东省）的溪流荡舟游览后，在岩壁上刻字纪念。去中国旅行过的人肯定都看到过，美景胜地的岩石上肯定刻有古代文人墨客的题字。为了能看清楚，还特意用红油漆描画。就是那种字。这与已经西化了的近代人保护自然景观的感觉完全相异，访天下名胜，留文章墨迹，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雅趣。对苏轼来说，这当然不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特意举出这一次呢?这是因为与下边将要介绍的两点关系密切的缘故。

第一，因为他弃舟登岸后又在纸上写了另外的文章。题写在岩壁上的是他常写的粗壮的书体，而是否是有意的现在不知，他这次在纸上却用的是与自己平时不一样的字体，他自己称之为“瘦妙”。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存，所以我们不能一睹尊容。而且，翌年他在路途病逝，所以再也未能写出这种开辟新境的作品。

第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书法造诣的读者早已看出，这里是著名的端砚产地。他是否用的就是这里产的端砚写的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这里的砚台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喜欢苏轼的南宋高宗，在自著《翰墨志》中对端砚有如下评价：“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潴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

73 赵孟頫绘东坡先生像

74 苏轼《前赤壁赋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多才多艺的苏轼，在书法上也号称宋朝四大家之一。其他三人为蔡襄、黄庭坚、米芾。蔡襄已经介绍过，是庆历士大夫官僚。擅长楷书，书风端正。苏轼也很尊敬这位书法前辈。黄庭坚是苏轼的门人，文章继承欧阳修、苏轼的古文精神，诗更开辟江西诗派。书法擅长草书。米芾习王羲之平淡天真书风，是初期徽宗朝廷的大红人儿。

不过，除了这四人以外，还有其他很多著名书法家。特别是徽宗，几乎与他们齐名。其书体精瘦纤细，号称“瘦金体”。上述苏轼晚年书写的“瘦妙”字体，说不定与此特别接近。另外，蔡京书法也很有名。他的书体与徽宗正相反，笔画粗壮，刚劲有力（参看第三章图23）。有一说称，宋朝四大家当初有蔡京，后因政治理由换成蔡襄了。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同族。

宣和五年（1123），徽宗钦命编纂的宫中所藏书法作品目录《宣和书谱》完成。同样因为政治原因，此书却完全没有提及苏轼和黄庭坚，而是把宰相王安石和蔡京大加吹捧。王安石的书法，连政敌苏轼都评价“荆公书得无法之法”，高度赞扬王安石不拘一格独树一帜的才能。

75 蔡襄《颜真卿自书告身跋》（东京 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苏轼还是一个书法评论家。他说：“人的书法在工拙以外，还另有味道，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好坏。”与唐代以字本身的优劣为标准评价书法不同，他主张应该承认每个人的个性，从中看出这个人的人性。由这个视点我们可以看出，书法领域也有唐宋变革。

同一平台上的“书”与“画”

从形到心，这个标语式的艺术论，在绘画领域也能看出。这么说，其实是因为宋代的一个特征是把书法和绘画放在同一平台上论述。徽宗在宫廷设立的书画院，不但编纂了《宣和书谱》，还编纂了《宣和画谱》。崇宁三年（1104），在前一年设立医学（医术专门学校）、算学（算术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徽宗又设立了书学、画学，积极培养画工。不过，书学和画学很快即被废止。

令人感兴趣的是，《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中都收录有日本的作品。《宣和书谱》的最后列举了各国政府公文中书法比较优秀的，与五代、南唐、大理国一起，还有“日本国康保伪告”两篇。康保是村上天皇年号，相当于公元964—968年，宋朝的太祖时期。“伪”，大概是因为作品上有这样的日本年号。“告”是公文的一种。这些文件应该是奝然带去的。而《宣和画谱》在山水画中列举有“海山风景图”一幅和“风俗图”两幅共三幅作品，从解说上看，也是奝然带去的。估计因为语言不通，题名只是按画上的图案随便起的。因为是进贡的作品，所以可以想象肯定是使用金粉等精心绘制的。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做到的。所以编者高度评价道：“非礼仪之地，而能留意绘事，亦可尚也。”事实是《宣和画谱》中收录的外国作品，只有日本的这三幅。

76 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7 米芾 草书帖《元日帖》（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顺便说一下，北宋时期日本刀作为艺术品也很受欢迎。欧阳修就曾作有一首诗《日本刀歌》。到底是学者欧阳修写的，这首诗虽然说的是日本刀，后半却感叹说两国文化交流不够紧密。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78 《五百罗汉图》（周季常、林庭珪 全82幅 京都大德寺藏）

欧阳修这首诗作于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年后，在平氏政权

[2]

统治下，日宋贸易兴隆，南宋有许多文物传到日本。宋朝沿海的贸易港为第九章将要详细介绍的明州（今宁波），因此被日本的寺院收藏并保存至今的宋朝绘画多为明州制作。主要的当然是表现他们信仰的如来、菩萨、罗汉、僧侣等佛教绘画。在中国本土，后来因为宋代繁荣的佛教寺院要么渐渐败落，要么在战乱中被破坏、烧失，其结果，在日本反而保存了大量宋代绘画。

于是这般，日本人便在茶室挂上中国传来的绘画，然后跪坐画前，品鉴在宋瓷茶碗中做的抹茶。这种清静孤寂（WABISABI）的光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是充满传统“日本情趣”的光景。可是，其源流，却是承袭唐宋变革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文化。

宫廷画师的活跃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宣和画谱》的存在就说明，当时绘画最大的买主和最大的收集家其实是宫廷。五代十国各王朝都拥有宫廷画师。宋统一后，他们都被集中到了开封。其中特别是从南唐宫廷来了很多优秀的画师。他们画的障壁画装点了开封皇城内建设的大量宫殿和官厅建筑。这是一个从视觉上象征华北王权吸收江南文化，作为大唐帝国的继承者君临天下的事业。

79 《早春图》（郭熙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百年后，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述及的元丰官制改革后，一部分的官厅建筑被改建。装点新建设的厅舍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郭熙的障壁画。这个事业对大宋帝国有庆祝重建财政取得成功、重获发扬国威自信的意义。另外，当时尚书省的墙壁没有用绘画，而是用翰林院的职业书法家书写的《周礼》装饰。因为《周礼》是元丰官制的榜样。

郭熙是华北系统的山水画家，继承和发展了宋朝初期李成的画风。只用墨一色描绘山水这个画法，据传是源于唐代的泼墨技法。先泼墨于纸上，然后按偶然泼出的模样构思绘制成山水。李成是大唐帝国皇族出身，家住山东平原地带，创造出了“平远山水”的画风。郭熙在李成的画风上融和了范宽描绘的陕西地方高耸的岩山“高远”画风。郭熙儿子郭思编辑的郭熙画论集《林泉高致》论述了高远、深远、平远的构图法和山、木、人的配置法以及云和霞等的画法等。徽宗对郭熙也给予高度评价。

徽宗自己也画画。不过他画的不是山水画，而是花鸟画，也就是运用色彩真实描绘动植物的生态。他接受的是宫廷画家崔白系谱画家的指导，并开拓了自己独有的境地。他的画风，因与翰林图画院有关，故被称作院体画。

与徽宗本人命运一样，他的作品也被移送到北方的金国，后来成为清朝宫廷的珍藏品。也有一部分流传到民间的作品，后来流传到国外，成为世界各国美术馆的珍宝。日本也珍藏有《桃鸠图》等数幅作品。笔者熟悉的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有《五色鹦鹉图》。恰在笔者客居波士顿时，该馆曾经展示在同样来自开封宫廷的瓷器上层的展室。此画有徽宗亲笔书写的其独创的瘦金体题跋。

士大夫绘画——文人画

靖康之变后，以徽宗宫廷画家李唐为中心，形成了南宋院体画派。李唐与山水画家郭熙的画风不同，他开辟了笔致简洁、表现物体质感的画风。属于该系谱，临安出身的夏珪的画风后被称为浙派的流派所继承，该流派对十五世纪从日本来游学的雪舟

[3]

产生了很大影响。与以上院体画相对的，是士大夫们的画，即所谓文人画。明代出现南宗画概念后，两者常被混用。但是文人画从本来的语意上来说，意指“业余画家的画”，并不是一个特定流派的概念。而且宋代也没有“南宗画”这个概念。这个系谱其实（与朱子学等同样）是后世创造的。而文人画的名家则是苏轼，盟主也是苏轼。

80《西园雅集图》（部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

北宋后期士大夫们形成沙龙。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党争。前边已经叙述过，反王安石的士大夫都集中居住在洛阳。苏轼周围也集中了敬慕他的文人墨客，他们吟诗、写字，（可能也）谈论政治。这样的现象，被形容成一种叫做“西园雅集”的宴会。实际上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宴会，但是通过十六个同好聚会的设定，成功把苏轼的沙龙理想化、理念化，并传给后世。所使用的媒体当然是绘画。这一派画家中最有名的是李公麟。他因为绘制了这些人物的肖像画而著名。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肖像画就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的。就像皇室有神御殿、景灵宫一样，一般士大夫祭祀祖先的时候也开始使用肖像画。因此，肖像画重视描绘对象人物的个性等，描绘方法也在不断创新。程颐曾经提倡从宗祠撤去肖像画，安置牌位。他的论据之一就是“一根头发画不好，这幅画就不叫真容”。当时非常重视精细的写实摹写，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认为这个现象也与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诞生有关。作者何时何地，为何创作该作品那时也兴起了诸如此类的研究，出现了编纂作家年谱的现象。比如对于杜甫的诗，也开始从“杜甫是何时，在何种状况下创作此诗”的视点鉴赏。从这里也能看出心性层面的唐宋变革。

与他们同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书画家米芾。他曾经兼任上述书学和画学的博士（教师）。米芾的作品，枯瘦淡泊。米芾虽属徽宗的宫廷画派，但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拓者之一。

可是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呢？所谓“研山”，其实也就是盆景。

庭园建设——宋人的自然观

从外地运来石头装点庭园，人工制造自然景观，据说始于唐代的白居易。他从自己任职的苏州和杭州等地把自己喜欢的石头运回洛阳家中装点自己的庭园。唐时都城西为长安，东为洛阳。到了宋朝长安称作京兆府，为永兴军路政府所在地，地位比四京还低，仅为一地方城市。而洛阳，虽然只是宋朝京西北路的中心河南府城，但是却作为西京具有陪都的地位。太祖时依然向往洛阳，甚至曾设想迁都洛阳。到了神宗时期，开封已经确立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因与开封保持有适当距离，洛阳遂成为批判新法党的代表人物的聚居之地。他们因为被迫远离政治实务，只能住在洛阳悠闲度日，不免互相走动，高谈阔论。而走动议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庭园。

81 《宝晋斋研山图》（米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当时李格非编著的《洛阳名园记》介绍了洛阳十七所庭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司马光的独乐园。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困乏时，有时一个人，有时同许多朋友一起游园消遣。这些庭园大部分都是在唐人庭园的基础上重建的。白居易故居大宁寺，《洛阳名园记》中也有介绍。

这些庭园不像早于白居易五十年的诗人王维在长安郊外修建的那个著名的辋川山庄那种“空山不见人”似的规模宏大。正因此，才有必要在院内极小的空间内修筑山、挖水池，从远处运来巨石配置，人工制造迷你深山的感觉。在都市空间人工创造自然，然后通过这些人造自然享受自然，他们创造的就是这么一个倒错的现实——虽然对于我们现代的文明人、城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日常的现实。

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徽宗的万岁山（艮岳）的建设工程。宣和年间，徽宗听从道士的劝告，为了求生皇子，在开封宫城东北建设人工山。当时徽宗已经有后来的钦宗和高宗等皇子，但是他还有让宠爱的妃子给自己生皇子的欲望。此时他刚满四十岁。

82 《祥龙石图》（徽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跋文也是徽宗书

为了建设这座庭园，要通过大运河从江南的太湖大量运送该地特产的巨石“太湖石”。为此组成的船团就是“花石纲”（“纲”为船团之意）。承担此项营造任务的是造园师朱勔。朱勔因此后来在政界也被重用，与蔡京、童贯并称三大“君侧之奸”。一心要找徽宗和蔡京政权岔子的江南士大夫们，认为就是花石纲拖垮了国家经济，最后招来金人入侵。

但是，当时喜欢石头的不只是皇帝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组成船团来搬运，但是建造庭园也是离不开巨石的。不仅造园，他们甚至把石头都搬进了室内。大部分都是为了观赏，但是如果能作为文房道具使用，他们就称之为砚台或文镇。据传南唐后主李煜就是把一块有三十六“峰”中心凹陷的石头当作砚台使用。

米芾也是一个用盆石装点书斋的爱好者。他在名石产地当地方官的时候只管收集奇石，不用心工作，受到按察使杨杰（跟随王安石改革礼制的一个人物）的诘问。可是他不正面回答，只是从自己的袖口里一个接一个拿出奇石给杨杰看。这个传说的结果是，杨杰终于也被米芾的石头所迷惑，捡了一块说“太美了，这块给我!”拿上就走。这个传说是想说明杨杰其实也有爱石之心。庭园变成了迷你的盆石，士大夫们从盆石中看到大自然的风景。不用说，盆栽也是出于同样的审美观。

83 太湖石

这种心性，也与禅的思想相通。日本人都知道禅宗寺院的庭园是大自然的象征，而其枯山水的源流，其实就在这里。

朱熹的故乡在福建的山区，他在真正的大自然中生活、思索和写作。但是朱子学的自然观——在个别中看体现宇宙的理——与宋人全体的艺术观并非无缘。在他们看来，不论纸上写的字、淡墨画的山水、掌中的怪石，都寄宿有宇宙，寄宿有神灵。

文学

文体的改变

我们已经说过，苏轼年轻时受到欧阳修赏识。他中进士的时候，正是欧阳修当考官的时候。其实年近五十的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上京赶考，最照顾他们的就是欧阳修。不仅他们父子，连王安石，都因为受到同属江西出身的这位先辈官僚的推荐，才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

我们在高中文言文（日本高中国语课有中国古代文言文原文阅读课程。中国古代文言文日本称作“汉文”。高考国语科目中也有“汉文”考题，其难度与中国高考古文难度相当）学过的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和柳宗元以外，其余六人都是同一时期的。就是上述五个人外加一个曾巩。与其他七人相比不太突出的曾巩能进“八大家”，据说是因为朱熹特别喜欢他的文章。关于曾巩我们在第七章讲述农业问题时曾经提到过。不管怎么说，这八个人作为“古文”的名家，受到后世推崇，并编辑刊行收录他们代表作的文集。其中特别是清朝沈德潜编著的《唐宋八大家读本》深受欢迎，后被带入日本，刊行有各种木板刊本。收集包括他们的作品在内的古今名作《古文真宝》，在日本也深受欢迎。

北宋初期古文还是非主流派。虽然有推崇韩愈的文人们小规模地开展着古文运动，但是这不过是与中央政界保持距离的一部分中下级士大夫的行动而已。当时垄断朝廷的是擅长骈文的文士们。其领袖人物是翰林学士杨亿，他们的文体被称作西昆体。

庆历改革也带来了文体改革。太学直讲石介一改欧阳修平明流丽的文风，提倡险怪奇涩的文风，其文体被称作太学体。苏轼作为欧阳修的继承人，痛批太学体。用现代日语解说不容易，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具体举出这三种文体看一看吧。

杨亿《景德传灯录序》（给禅僧传记写的序）节选：

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践楷梯径登佛地。

逮五叶而始盛，分千灯而益繁。

达宝所者盖多，转法轮者非一。

石介《答欧阳永叔书》（对欧阳修批判的反论）节选：

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倡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

苏轼《正统论》（关于欧阳修和章惇就王朝正统论争的评论）节选：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

显然苏轼的文体平易近人。

叙景诗——景色的文字化

苏轼无可非议是代表宋代的一个诗人。其作品叙景诗很多。这其实是宋诗全体的特点，感情也寄托在风景中表现。这种表现方法令人想起给朋友送旅途风景明信片，诗与画在一种共通的基础上成立。上一节说过的把人的人品和长相完全象形化的肖像画，和展现在眼前的风景变成文字化的叙景诗，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表里一体的关系。我们介绍一首苏轼有代表性的叙景诗：

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最后一句描写的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庭院中，只有秋千静静地摇摆着。这是一首让人在静谧的气氛中能感到凛然意境的作品。另外，现在虽然不太受人关注，但是王安石作为与苏轼齐名的大诗人在南宋时期也大受崇拜。在诗论随笔的诗话中，经常出现王安石的大名。

南宋也有许多著名诗人。其中陆游以高产出名。现存诗作一万余首，一生创作估计超过两万首。他的祖父是本章第二节“金石与名物”中提到过的王安石派的陆佃。

虽然不是诗，我们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入蜀记》就是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乘船从故乡绍兴赴四川任地的旅途日记。可能经过他自己的润色，总之该作语言平易（与其血统相异），与他崇敬的欧阳修和苏轼的诗作相通。用时达五个月的这次长途旅行，在每个停泊地他都要与当地的地方官员和社会名流交游——当然他们之间会有诗作的交流，但是《入蜀记》却没有相关记录，游览激发诗兴的名胜古迹，非常悠长优雅。这里完全看不到十年前海陵王率领金军侵略时的那种紧张感。但是，如此优雅的陆游其实是有名的主战派，也因此到了近代才被当作爱国诗人评价。苏轼以后，宋人虽然喜欢杜甫，但是至少在南宋的诗人诗作中，看不出杜甫的那种忧虑现实、凄凉悲怆的情感。

作词盛行

说到宋代韵文作品，还有一种“词”不能不提。我们现在说“作词作曲”，不说作“诗”，就是因为“词”是用“曲”来演唱的作品。先有曲子，然后给既有的曲子配上相应的词，叫做“填词”。所以，原有的曲子的曲名“词牌”与填词作品的题名毫无关系的现象很普遍。

“词”本来的意思是“词汇”。现在日语的“辞典”在中国被称作“词典”，与以汉字为主的“字典”相区别。“词”的日语发音与“诗”同音，为了区别，中国文学专业的人之间习惯用汉语发音“cí”，或者用“诗余”——那种认为词的价值低于诗的说法称呼。

苏轼在词的领域也是最著名的。北宋前期有名的古文家柳永也是一个作词的名手，但是苏轼把词提高到艺术领域。有一位比他晚一辈的女词人叫李清照，就是我们在本章第三节“书画”中提到的《洛阳名园记》作者李格非的女儿，第二节“金石与名物”中介绍过的金石收集家赵明诚的妻子。我们举一首她的代表作：

醉花阴 九日（选）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题目中的“醉花阴”是这首词原来的曲名（词牌名）。五句一阙，上下阙反复，共五十二字。我们引用的是下阕。“九日”是这首词的题目，咏唱的是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己一个人寂寞的心情。思念的当然是丈夫赵明诚。

这首词还有一个轶闻。李清照把这首词寄给丈夫，赵明诚完全被感动，也自愧不如，遂下决心也想作首比这还好的词。此后好几天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作得词五十首。他把李清照的词夹到自己做的词里给朋友看。朋友看后说只有三句写得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说明他还是比不过自己的老婆，李清照到底是一位卓越的词人。

丈夫早逝，艰难度过南宋初期辛苦生活的李清照，一直被看作是代表宋代的女性。不过，能不能把她当作宋代女性的典型来看，还有商榷的余地。她像欧阳修、范仲淹的母亲一样，作为士大夫的子女，体现了男性文化。男人们（任何时代皆如此？）在追求作为自己精神伴侣的女性的同时，为了一时的快乐还追求妓女。有很多词就是歌咏那些华丽淫靡的青楼世界的。

文化娱乐

娱乐文化的大众化

苏轼随笔《东坡志林》记录有小孩听人讲故事的段子。据记载，小孩们听讲三国时代群雄割据，当听到刘备胜利时兴高采烈，听到形势对曹操有利时则喝倒彩。简直就像迷上三国志电子游戏的现代的孩子们似的。

宋代正处于从正史《三国志》到小说《三国演义》的演变过程。被正史编者陈寿诋毁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诸葛亮演变成百战百胜的稀代军师；“骄于士大夫”的关羽演变成仁义之士；而敌方的曹操则演变成残忍无情的奸雄；刘备成为抵抗奸雄曹操、捍卫汉王朝、保卫民众的正义之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仁人志士、英雄好汉。既然如此，可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能统一天下（这些人物被如此美化后，对这个“为什么”真是很难解释）？他们的理想在五丈原的秋风中以失败而告终。宋代的小孩们可能在入迷地听着这些历史故事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将来投射到故事中。

讲三国故事的人当时叫做“说三分”。记录徽宗时代开封的那部《东京梦华录》在所列举的各种有人气的艺人中所介绍的“说三分”的名嘴是霍四究。同一“说话”部中还有说五代乱离的，说世态人情的，说插科打诨的等。其他的，还有木偶剧、杂技、摔跤、模仿叫卖等。传说“小唱”的妓女李师师就是徽宗的情人。

这些演艺一年四季在瓦肆（演艺棚）中演出。小说《水浒传》虽然反映的是明代的社会，但是也描写了开封等其他城市的这些阶层的人情世态。这是与勤勤恳恳耕田种地的农民完全不同的市民社会，与黑社会也有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唐宋变革后文化的变质。变革以前的演艺是王公贵族独享的。现在歌舞伎界还在使用的雅称“梨园”，是唐玄宗的宫廷歌舞团的别称。郊祀等朝廷主办祭祀活动时老百姓偶尔也能看到这些演艺，但是它们平时只能是供一部分特殊阶层的人取乐的存在。本来唐朝的城市实行坊市制度，每个坊都有木门，开闭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不可能在花街玩到深夜才回家。而到了宋代，花街却成了不夜城。饮食店的美酒、妓楼的美女等，人们为了除去日日的烦恼，需要这些娱乐。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些艺人们绝对不是良民，但是宋代人却通过鉴赏他们的演艺，花街柳巷一天。或者说正是因为民间娱乐的这些大发展，才导引出了扮着道德家面孔的老夫子们“不像话”的哀叹。不论何时何地，伦理观都是从批判现实产生的。

民间演艺的文学化

我们仅从《东京梦华录》等其他史料就能看出，宋代还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征，那就是缺乏国际色彩。没有类似吸引了长安人眼球的胡旋舞那种令人感到异国情调的节目。这明显反映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大唐与仅限于汉族世界的大宋的国力和政治力量的差异。但是，也正是因此，才带来了个别艺术的深化和发达，传给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还能看到的那些民间艺术。

84《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街道
画有二层高的大规模酒店

与此有关无关我们不可而知，总之现在演出的历史剧中以宋代为题材的还很多。其中表现官界的戏剧的主人公中最著名的有文官包拯和武官狄青两人。他们两人都是活跃在仁宗治世后期、庆历改革与熙宁新法之间的政治停滞时期的真实人物。

包拯科举合格后步步高升，直到重要官僚地位。据传记记载，他在当扬州天长县知县的时候巧抓盗牛人，当康州东边的端州知州时一改前任弊习，坚决不用有名的端砚行贿。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包待制”，是因为他曾任天章阁待制、开封府府尹。与江户男町奉行大冈忠相同样，包拯也是首都的行政和司法长官。其实话应该这么说，大冈传说的大部分，都是包公传说的翻版。或者说实在的大冈其实是以包拯为榜样的。

清廉洁白、刚正不阿的包拯，实际上在官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是非。因为他当御史中丞时弹劾了三司使（三司长官）张方平，而后来自己却当了三司使。因此被人骂说“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骂包拯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欧阳修。在虚构的世界里两人齐心协力帮助仁宗统治天下，可是在实际官场，却似乎并不和睦。

85 包拯像

另一个狄青是从一介士兵干上高官的军人。宋代基本上是文官指挥军队，但是狄青却少见，竟然当上枢密使。当时兵士被迫刺字，纹身的狄青站在宫廷的官僚中被士大夫们当作异己分子看待，受到相当排斥。而排斥狄青的中心人物，也是欧阳修。

欧阳修这个人物，擅长把自己的门徒和部下配置到重要岗位，并通过这些人事组成派系，从而在政界和学界获得重要地位。他为范仲淹写的《朋党论》，主张君子的党派应该是为国家的。但是他却因为得到苏轼、黄庭坚这些有名的宣传员的宣传，使自己的党派占领天下，他的名字也如雷贯耳，至今都在宋代史上焕发光彩。然而，他的人品果真是否就是“君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跑题了，以宋代为题材的说话和戏剧，后来都被写成文本，成为读书的对象。就是说民间演艺走过了一个文学化的过程。说话产生了章回小说，演剧产生了戏曲。从元朝到明朝，这些部类作为非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与士大夫的“文学”相异的文学世界。

本书到此为止，几乎全都是说的士大夫的政治和文化，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开始看腻了。“占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快点儿说！”别急别急，话已到此，想停下来也不可能。要知宋代百姓生活，且听下回分解——章回小说的话应该就是这样连接下章吧。

[1]
巴克斯（Bacchus）：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2]
平氏政权：日本平安时代末期（1160—1185）出现的以平清盛为中心的政权。

[3]
雪舟（1420—1506）：日本禅僧。室町时代（十五世纪后期）水墨画家。雪舟为号。出身冈山县，后移居今山口县。1468年随同遣明船到明朝，学中国画。其画风对日本画坛影响巨大。

第九章

平民的生活

税制与阶层分化

生产关系诸相

宋代一般老百姓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想复原他们的生活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主要原因在于史料。在王朝体制下，“史学”从来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记录朝廷的人事和仪式，记录王朝兴亡的过程和经纬以作为后世的教训。这些才是史学的主要任务。

引进西洋的近代历史学后，史学家们尝试改变一直以来的观点。但是，所用的史料也只能还是从来的文献。史学家们从那些官方记录中寻找能看到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蛛丝马迹；从随笔、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寻找能作为历史史料活用的材料；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收集和整理古文书；或者吸取考古研究和图像研究的成果等，他们通过多方面多角度企图实证当时的生活。经过这些不懈的努力，当时的生活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被解明。换句话说，本章将要介绍的内容，与迄今为止的内容不同，不是单纯地罗列古来的文献材料，而是大量介绍前辈研究者们辛苦努力的成果。

86 《纺车图》（王居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宋代一般老百姓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这里单纯地想象一下当时极为一般的、耕田种地的农民形象：他们全家出动辛勤劳作，最后还要把仅有的收获上缴给皇帝和地主。所以生活绝对不可能轻松。稍遇旱涝灾害，不是饿死就是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到上一章为止我们介绍过的那些士大夫的华丽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些勤苦的农民的辛勤劳动之上的。

这个想象的形象，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宋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他们缴纳的税金和实物（粮食等），养活着统治阶级等非农业人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注这种生产关系，确有道理。

87 《耕获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特别是从1949年到1976年的这一时期——用笔者不喜欢的直译说法就是“二十世纪第三个四半期”，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宋代生产关系状况研究成了宋代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毛泽东路线带来的革命成功，使得众多的宋代史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大陆主要是从政治潮流出发）。当时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立场？是奴隶还是农奴？是小作农（佃户）还是自耕农？毛泽东逝世后，“文革”结束，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年鉴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改变，使中国和日本都失去了对此问题的关心。但是，当时大量的研究成果，对解明宋代农村社会的诸相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把这个议论作为划分时代的论争展开。宋代到底是近世还是中世？如果主要生产关系属地主和佃户的单纯契约关系的话那就是近世，而如果存在人格上的隶属关系，那则是中世封建社会。围绕士大夫们所著的政治文书中的只言片语，研究者们争论不休。同一史料，有人说是近世社会的证据，有人说是证明了中世的特点。

王朝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文件记录，大部分是为了在税制上把握民众的有关资料。因此，企图搞清楚当时的农业生产关系的现代的历史学研究者们，也对此进行不休的争论。即有关主户、客户的论争和户等制问题的论争。

宋代把缴税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按主户和客户划分。具体数据各县、各府、各州军、各路统计，最后归总到中央政府。该数据中的一部分被各种史料所记录，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其中元丰三年（1080）完成的《元丰九域志》记载着以州为单位的主户客户数据。比如东京开封府主户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客户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鄂州（今武昌，湖北武汉市）主户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客户七万二千一百零七。

但是，到底什么是主户，什么是客户？这成为研究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大致说，主户就是持有土地的农民，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但是这与“田主和佃户”的划分是否一样？既然是“客”，那么当然应该指的就是从别的地方新搬迁来的人吧……从上述数据也能看出，因地方不同主户和客户的比例也很不相同。全体户数还没有首都开封一半的鄂州，却有着比开封还多的客户。因此有人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新开发地区的特征。类似这些问题，都是笔者这样的门外汉判断不了的。

另外，主户按所有财产多寡分成五个等级，即所谓户等制。这个户等制是农民负担各种赋税和徭役的基准。政策的意图是提高第一等到第三等这些上等户各种赋税负担，以进行财富再分配，增加社会公平度。但是，节税行为古今中外都存在。被指定为上等户的农民为了节税，把土地在名义上转让给具有免税特权的官僚或者寺院，自己装作佃户，或者细分户籍变成下等户（诡名析户）等，采取各种手段逃脱赋税。这些行为几乎都是打法律的擦边球，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用各种手段打点上边，而且他们也有打点上边的财力。

齐民思想的理念与现实

如此这般，世上总是老实人吃亏。老老实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所有家产都被政府掌握的农民，连逃税漏税的人的税金都要负担，最后只有破产。《文献通考》卷四引用治平年间“会计录”中的“所不加赋租者，十居其七”一文，说明因为乱用免税特权，租税体系事实上已经崩坏。王安石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租税上的不公正。

第三章介绍过的募役法就是改变了原来农民直接负担徭役的做法。一直以来被免去课税的所有人都得根据所有资产缴纳税金，政府再用这些税金直接雇用参加劳役的人。

《长篇》卷二百十五引用《吕惠卿家传》说“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都市城墙内的住民一直被划分成十等，称作“坊郭等第户”，其他还有户主没有成人的、只有一个男人的、（没有男人）女户主的、寺院道观以及官僚之家等，因为种种理由他们过去都被免除了各种徭役（色役）。但从今往后大家都要公平负担。

旧法党的反对意见是，“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对他们征收赋税不是更不公平吗（苏轼）？两者都有道理。问题是税制体系整体的目标是什么？新法党的目标我们说过几次，是想由中央政府一元管理并掌握全体国民的生活。所以不允许存在遗漏。从装穷的人那里也征税，然后完善救恤设施，救济真正贫穷的人。

88 北宋崇宁年间户数分布
一点代表3000户（根据陈正祥编著《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绘制）

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统计叫做“户口”。户以家庭为单位，口以个人为单位。宋代人口只记录丁数，也就是成人男子人数。这说明政府掌握人口的目的是为了向成人男子课税和分派徭役。本来，日本律令制度所模仿的唐代的均田制，就是政府把土地租借给良民耕种，收获后良民应该给政府缴纳租庸调。这个制度到底具有何种程度的实效性，现在还在研究中。但是这是一个存在于把所有良民——除了贱民——同等对待的齐民思想理念背景下的政策。两税法使得这个理念事实上崩坏。但是即使到了宋代，齐民思想还是国家的基本政策，所以还是努力试图掌握户口数。然而因为实际上存在上述各种舞弊行为，所以统计的户口数据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值得信赖却不得而知。而且本来是以征税为目的的，所以也有按耕地面积规定的两税额在桌面上推算的情况。这样一来齐民思想也只能是一个空洞的理念。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企图参照《周礼》模式，用强权实现这个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承认社会现实存在贫富差别的基础上、摸索真正的公平负担到底为何这个问题。

农村的阶级分化与乡村秩序的建立

到了南宋时期，农村阶级分化更加深刻。有钱人投资开发新田，并且积蓄财产，而贫穷人因为贫穷，失去劳动积极性，借钱生活，越来越穷，最后只好变卖土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增加，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对于富裕阶层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为了社会安定，他们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但是这次行动的主体已经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的豪族们。他们吸收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耕种新开垦的耕地，并在这些地方建构新的乡村秩序。第六章介绍的乡约，能被朱熹关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当然这个活动直到明代才被广泛推行，但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实已经达到了发生质变的水平。

人口增加与移居，可以说是宋代农村的特征。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两个现象，但是其表现形式以唐宋变革为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汉唐时代总人口一直徘徊在六千万人左右，但是到了徽宗时代，终于突破了一亿，并且往后一直持续增长。这些数据虽然确实只不过是统计上的数字，但是正因此才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直到唐代为止，穷民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这个统计数据具有多么高的可信度我们先不去管，但是进入统计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表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齐民思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

国家并不总是只考虑如何掠夺无辜的民众，为政者有时甚至更想积极支援民众自立。虽然有全部没收断绝香火家庭的财产上缴国库的规定，但是大部分地方官们不但很少实行断绝香火的政策，反而大力推行过继政策，以图达到维持家庭（户）的存续。这个问题当然也不能单纯化，如果管内的户数大幅下降势必会影响政绩这个现实问题也起着作用——这也许就是上述诡名析户被默认的理由之一——但是不管怎么说，增加经济实体，也就是作为纳税单位的户数，成为为政者的一个重要职责。这点也就是我们从第五章以来一直指出的，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就是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这与唐代被任命地方官就意味着左迁，意味着事实上的流放大为不同，时代的风向已经大大转变了。

农民抒怀

佃户的生活

二十世纪前期，日本研究者与当时的军国主义侵华政策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在那个政策框架中，他们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农村进行了访问调查。该访问调查记录了实际生活在当地的人真实的声音，非常珍贵。当然，宋代没有类似的调查记录。下边是我们根据“如果有的话”这个假设创作的材料。虽然是虚构，但是这里所记述的内容，却是笔者理解和整理有关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结果。访问的对象，也是一个叫做“国权”的明代史书中真实存在的人物。

时间：端平元年（1234）夏。即端平更化之年。

地点：江南东路建康府句容县。

叙述人：农民。男。四十岁左右。

* * *

你晓得我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吧？那听了有什么意思呢？还说呢，以前我住的那个地方叫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市），听说老早老早以前，那边有个叫野处的老先生，老坐在家门前的马路上，看到有人路过就问：“有什么奇怪的事吧？”听说在朝上当过大官，所以死了好久了还蛮有名的呢。有人说他把听到的事情都写成书了。你也跟他一样是吧？我可没看过什么鬼呀怪呀的啊。我也不会说啥话，你还愿意听吧？（调查者注：所说当为洪迈《夷坚志》。）

唉，大老远来的，那我就说说吧。什么？名字？哦，我叫百六，我的父亲叫仲八，大哥叫六二，二哥叫十二，我是家里第三个儿子。

我姓“朱”，就是这个字（用手指在自己手心写）。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自己的姓当然会写了。我还会数钱呢。跟您老人家不一样，我们都是省钱过日子。最近有的时候能看到上边发的纸钱，我才不相信那东西呢，我马上就找给人家了。我就相信铜钱。装在自己身上重是重，本来我也没有多少钱要装身上。

这村叫朱家巷，人差不多都叫“朱啥啥”的。近亲不结婚，所以老婆都是外姓人。我的老婆就是旁边陈家庄的，当然也姓“陈”（也在手心写）。

怎么会写字的？小时候到镇上的先生那块学了几个月。不过真记住是被生活逼的。不会写名字，怎么会写租地的地契呢？要往上面告，状子是找人写，可自己的名字起码要自己写吧。

嗯？啊，我也告过人。为我老婆老爸死后分家嘛。嗯？为什么女人家也能分娘家的钱财？喔，你也那样想的啊？人都是那样想的。你不晓得，饶州女儿嫁出去了也能跟儿子一样分一半家产呢。我可不是瞎讲。刚才我讲了，我年轻的时候在这边儿犯了事，到饶州躲了一阵子，那个时候晓得的。所以我以为这边也一样，就告了。结果？结果吃了闷鳖，还让县衙门给抓过去关了几天。我说的道理没的人听，还被教训说“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结果还得给诉讼师交钱，吃大亏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吧？啥？“那可能是饶州那边特殊的规定吧？”哼，那，为什么有那样的规定呢？“不知道”？好好查查么，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老头子死了家产就是女人的了。我们村就有这样的女地主呢。老头子死得早，老婆在家照顾老婆婆，带小孩，老老实实过日子。先生简直夸死了。先生讲是跟我同姓的那个朱什么的徒孙，那个朱什么的告诉女人绝对不能再嫁。书上就这么写的。老头子死了就得一辈子老老实实照顾婆婆。还那么年轻，多好的女人？我都觉得可惜。人家钱多，所以能这么过日子。我要是哪天死了，我老婆一个人就只有饿死了。

这块地是租给人家的，那边能看得见的那块地是我的。老爸留下来分给我的。所以我也算“主户”呢，当官的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收那个的，折腾死了。

农民么，好好种地，没事再做点小生意，也能卖点钱呢。你知道不，最近这边老有军队过。那些家伙去打仗的时候瞎花钱呢，我们就在路边等，有的时候还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什么都卖，他们也什么都买。要送死了，一个比一个流氓，想要给村里的姑娘表示表示，能送女人的东西卖得最好。

89 《秋庭戏婴图》（部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哦，你晓得这一仗打得什么情况吧？听说刚刚把金人打败了，又要跟那些蒙古人闹上了。你这有学问的人晓得不？不要闹大了就好。刚才讲的那个先生讲，一百年前就有过这事，那个时候连皇帝都给人抓走了（调查者注：所说当指靖康之变）。

这次讲是讨伐呢，可是这次一起打的比以前那个还坏呢。我们跟人家打架的时候还要看跟谁一起呢。真是的。坏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事情没那么简单。开什么玩笑！嗯，说也没用，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啊，跟你讲的这么长时间天就黑了。我跟你不一样，趁天亮还要到地里干活呢！热怕什么啊？老婆这个秋天又要生了。第二个。要还是个男的，以后我的那些地他们弟兄还得分啊。还得再挣点儿钱再买些地。给孩子们留下地他们才会感谢，等我死了以后也会给我烧柱香。

走了啊。回到京城替我给皇帝报个平安。这几年托皇帝的福风调雨顺。希望明年还能有这样的好天气，让他好好祈求一下上天啊。

* * *

此年秋天，朱重八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朱四九”。但是第二年他能顺利收获粮食吗？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一年蒙古军开始第一次南侵。这次南侵的经过我们留待下一章根据史实详细叙述。单说他的孩子辈儿的人，轮来轮去，轮到给持续了三百年的王朝送终。

谁能想到这次调查的一百三十四年后，朱重八的玄孙，也就是朱四九的曾孙，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人竟然在这建康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全国民众祈祷丰收的祭司。朱重八也被当作帝室的始祖，以“德祖玄皇帝”的名义祭祀在都城的庄严的宫殿里。

货币经济

经济空前繁荣

在对朱重八的架空访问调查中已经出现过，货币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也是必需的。因为只要不是住在深山老林，他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

本来两税法规定的就是夏季上缴钱，秋季缴纳粮。不过虽然规定如此，但是实际上夏季似乎也可以缴纳收获的东西，如小麦、丝绸、麻、棉等。因为货币还没有充分流通和满足需要。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王朝自己发行了独自的货币。有铜钱和铁钱两种，兑换比率也不一样。宋朝初期铸造了“宋元通宝”，淳化元年（990）发行了刻有“淳化通宝”字样的货币。货币上刻印的是太宗亲自挥毫书写的真（楷）、草、行三种字体。这个货币，开了通货用年号冠名的先例。

后来宋朝为了建立全国规模的经济圈，基本上推行重视铜钱的政策，但是实际上根据现实情况铁钱也并用，特别是四川和淮南地区，基本上全使用的是铁钱。朝廷虽然逐渐增加了铜钱铸造的数量，但是没有多大显著的变化。这里也是王安石的改革才带来了巨大变化。

有评价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给货币下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青苗法的出纳用货币结算，农民借钱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以后必须卖自己劳动的产物挣钱来还贷款。旧法党人批判青苗法时常用的言辞就是——“为了征收本来不必要的货币强行损害农民利益”。确实，在新法实行过程中，各地普遍出现各种混乱和地方官员的苛政。但是我们先不说青苗法的是非，单从通过货币政策给帝国带来新鲜血液这个事实来看，在当初的改革理念的意义上是成功的。因为中央政府的统治波及了普通农民的腰包。旧法党怀旧的道德家们批判的“让百姓买不需要的奢侈品”，才正是希望刺激经济活跃的王安石的政策意图。

90 宋钱（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藏）

左起：至和元宝、嘉祐元宝、宣和元宝、建炎通宝

人并不是天生勤勉的动物，都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才努力工作。这种现代经济人类学的观点，当年的王安石已经实践了。结果全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也给国库带来相当收入。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过是疯狂掠夺了民间财富，使得国民生活更加贫苦。不管有没有高深的统计理论，从来就存在推行计划性通胀，还是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这两种立场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而且，到底实行哪种政策才是正确的，不看结果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从以上历史事实也能看出这点。宋朝成功实行了几十年。如果没有靖康之变的话……

另外，众所周知，宋钱作为当时的国际硬通货广泛流通，也大量传入日本。

通货政策

宋朝甚至前近代的东亚地区全体都存在一种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的惯例，叫做“短陌”。“陌”为一百。用几十文当作一百文，也就是不足一百文却当作一“陌”支付。这个比率因商品、宋朝的时候因地方和时期不同而不同。《东京梦华录》中有如下记录：

官用　　　　　　　　　　七十七文

街市通用　　　　　　　　七十五文

鱼肉·蔬菜　　　　　　　七十二文

金银　　　　　　　　　　七十四文

宝石、雇用保姆、宠物　　六十八文

文字（书籍）　　　　　　五十六文

从作者孟元老特意罗列的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他记录的南宋初期，存在比率不太相同的短陌。其中官用比率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正式规定。南宋的算术教科书中收录有如下应用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碰到计算这类题目的时候。“九十六贯二百五十文，七十七短陌等于多少贯？”（答案是一百二十五贯正）。

关于这个惯例，最近有研究者认为是商品流通孤立性的证据，有研究者甚至对用“惯例”一词总称此现象表示怀疑等，研究史上迎来了大的转机。

宋朝通货政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开始使用被称为会子、交子的纸币。这个被冠以“世界最早”的纸币，作为取代携带不便的铁钱的代用通货，最早在四川地区开始出现。当时并不是永久通货，三年期限，到期回收。新法党政权时期扩大了发行量，到了徽宗时期甚至有过脱离固定发行额度的情况。此即为不兑现纸币化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很快被撤废，南宋还是按保证到期交换的形式继续发行。交换的期限称作“界”。及至南宋后期，与国家困穷的财政状况互动，纸币的信用价值也趋向低落。

91 国家使用的短陌（省陌公定后）（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

92 民间使用的短陌
（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

这类纸币到底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上一节“朱重八”说的，当然是笔者的架空创作，对他们来说这类纸币估计没有任何用处，甚至连是什么东西可能都搞不清楚。上述议论，存有一定的从现代的视点对宋代纸币使用状况进行过高评价之嫌。所谓纸币，其实只不过是政府发行的信用支票，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那其实只不过是当时民间广泛使用的一种叫“交引”的结账用的政府版支票而已。再用上边举过的例子来说，现在使用现金比使用信用卡价格优惠，或者相反，使用信用卡支付按支付额加算优惠点数等，通货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复杂和微妙的问题。

市镇的勃兴

商业集落规模扩大

但是，至少可以说唐宋变革以后，农民们也被卷进了流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生产超过自己消费、为了销售的物产，或者相反的，从别人那里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这个行为不是在自己的村庄内部、左邻右舍之间进行，而是更为广域的，通过专门做此生意的商人进行。由此，在农村地域出现了进行交易的恒常性设施。其小规模的叫做“店”、“步”、“市”等。“店”在陆路的街道两边，“步”是船停泊地出现的商业集落。

其中“市”是最常用的一个叫法，现在的日语也用“市场”一词。“市”本来是经书中早有的一词，指的是都城内的商业地区（即市场），现在则把出现在都城以外，商业设施聚集的地方也叫做“市”。变成熟语后史料中常常出现“墟市”、“村市”、“草市”等词语。这些市场规模扩大，显示出城市的样态后，官方则用“镇”来称呼。

本来中国的统治理念是人们集中居住的是政治据点——或者相反，把人们集中在政治据点居住——城市的基本单位是县城。其他也仅有矿业都市“监”、商税征收据点“场务”、酒税征收据点“酒务”等。除此之外如果出现新的商业城市，其实可以采取把那些城市都升格为县的方法。但是追求行政区域固定化的历代王朝，尽管人口增加以及商业发展，却并没有采取增加县的做法。人口总数超过唐代五倍的清代竟然还基本保持着全国一千几百个县的总数量。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给新出现的这些县以下的城市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镇”。以前有过军事据点“寨”、“堡”，矿业城市“场”，但是其数量远不及各地新设的镇多。镇在徽宗时期就已经有两千多座。对城市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可能看法也不同，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数量上，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中心是镇。

县城作为行政中心，是由政治逻辑决定其设置地方的。但是镇是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当然话虽如此，流通也还是受到行政上的许多限制和影响。比如县与县之间要进行物资交流，在两县交界处就有设置交流场所的需要。笔者要举的例子不知是否妥当，这就比如现代国家之间的国境贸易。国境两边都必须要有交易地区。宋代的镇也有许多这种类型的。这样的时候，虽然是一个镇，但是在行政上却以境界线分属两个县。因此，政府统计时就会分别统计成两个县的两个镇。所以上边的两千多个镇的数字，与实际数字可能不符。由此也能显现出仅靠政府的统计数字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这种研究者的无奈。

城市化的趋势

可是，当时的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到底是多少呢？因为存在上述统计上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推算出确切的数字，但是有研究认为熙宁九年（1076）保甲法记载的丁男数，市和镇两者加起来约占全体的百分之三点四二，也就是约三十分之一。不过这个数据并不能就代表当时的城市化比率。这从河北东路（今河北省）和秦凤路（今陕西甘肃）的数据远远高于开封近郊这个事实就能看出。所以说这个数据仅有参考价值。但是也足以说明当时商业据点急剧扩大的趋势。该研究指出，就连福建山区的汀州在南宋的几十年之内，城市人口都增加了六倍。到了南宋末期，汀州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另有研究指出（参见表93），南宋的坊郭户（城市居民）的比率多为一成左右，但是镇江和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例外，竟达四成左右。这些地方距离金朝的前线地区近，估计因为军队大量和长期驻扎，为军队提供消费服务的商业和娱乐设施集中，所以相对于后方的农村地区容易出现大规模城市。

93 南宋都市化比率
（根据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制表）

94 北宋期都市的级别与所对应的商税额
（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

与“封建社会特有的自给自足经济”这种概念上的成见不同，宋代社会所有阶层都是以交换经济为前提而生活的。虽然粮食基本上可以在近距离的贸易圈得到满足，但是食盐和茶叶等却需要长途运送。政府看到其中的甜头，采取了专卖政策，给商品加上了远远超出成本的税金。同样的，许多日用品也都是特定地方生产，由此形成了进行全国流通的自发性组织。直到现在还存在的“行”就是其同行组织中的一种。而最远距离的商品交易，则是国际贸易。如果说唐朝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同西方进行陆路交易的，那么宋朝的贸易则主要靠的是船舶和海港。

大贸易港——广州、泉州、明州

南海贸易据点——广州、泉州

如果说镇是最小的贸易城市，那么最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就是贸易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三个贸易港是广州、泉州、明州。

广州位于连接大海和珠江的河口部，自从唐代以来就作为南海贸易的据点得到发展。因为没有直接面向外海，所以是一个天然良港。秦朝的时期已经置有南海郡。虽然经过黄巢的清剿，但是公元917年南汉在此建都称帝后竟还君临五十余年。五代时期的后汉在选定国号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南方的这个独立国，说明南汉处于与中原隔绝的地理空间。南汉也在设立当初就没有逐鹿中原的意图，只是享受着自己国内的和平和安定。

宋朝在开宝四年（971）接收此地后，以广州为广南东路中心城市作为统治中心，设置管理交易、征收关税的市舶司。华中生产的商品运送到广州，以此地为交易窗口向南亚方面出口。宋朝三百年间，广州一直作为巨大的贸易都市持续繁荣。但是其背后的珠江三角洲却因为宋代的技术能力还不足以开发，所以与唐代一样，是一个未开发地区的孤立城市，像后来东南亚出现的好几个城市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贸易转运港而已。珠江三角洲被真正开始开发，广东在农业生产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是明代以后的事。

蒙古人统治初期，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并长期居住的马可·波罗用华丽辞藻赞叹的可惜并不是广州。他赞为世界最大港口的是“Zaiton”。经过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得出结论，“Zaiton”就是现在的泉州。这样表记可能是取自泉州名产刺桐。

泉州是福建南部的一个海港。严密地说应该在从海口沿晋江上溯几公里的地方。泉州虽然隶属福建，但是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福建也是源于北部闽江中流的建州与河口地区的福州的开发，而泉州在唐代也只不过是沿海的一个平凡的港湾城市而已。十世纪闽国南北分裂后，成立了以此港口为据点的事实上的独立政权，该政权采取了奖励贸易的政策。但是在被宋朝吸收后，福建路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还是在福州。

95 宋代泉州内陆交通图
（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论稿》）

泉州的发展始于熙宁五年（1072），均输法的负责人、转运使薛向进谏设置市舶司。在此之前，当时的知州蔡襄已经在朝向东部的街道上修建了洛阳桥，开始整备基础设施。经过一些反复，元祐二年（1087）终于设置市舶司。到了南宋时期，尝到船运巨额税收的甜头，不断庞大的皇室的一半左右都移住到这里，同时设置了管辖该地的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为福州）。

96 唐宋时代的泉州城墙
（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论稿》）

广州在唐代就已经设置了名叫“蕃坊”的外国人居住区。泉州市内也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居住区。距港口近的市区成为从外国来的贸易商们的居住地，建设有清真寺等宗教设施。汉人船员们祈祷航海安全的妈祖庙也在此地。另外，市区北部为行政、文教地区，也是当地豪绅们的聚居区。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内人口增加，城墙外也开始有人居住。后来又围绕这些增加的建筑建设城墙，最终形成内城、外城、罗城等三重结构的城市。

朱熹当初赴任的同安县，位于距泉州西南方向六百公里处。有人推测说他的理学哲学就是在这里接触穆斯林后才形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有意思，但是翻遍他的文集和语录，完全看不到他有过接触异文化的痕迹。不仅他，作为他思想上的后继人的真德秀虽然两次担任泉州知州，对振兴贸易尽心尽力，但是同样看不到任何与穆斯林商人交流的迹象。也许儒教就是作为一种大陆思想出现，本来就没有向海洋开放，这点与华夷思想一起，使得他们的思考回路不可能吸取伊斯兰文明。

泉州作为贸易港的特殊地位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保持。当时担任此地市舶司长官的阿拉伯人（一说波斯人）蒲寿庚没有接受临安逃亡到此地的宋朝宫廷的恳求，而是带领水军投降蒙古忽必烈。马可·波罗看到的，就是数年以后的泉州。在蒙古帝国创造的和平环境下，泉州作为海洋贸易的据点，取得了超过广州的地位。

但是，这个繁荣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泉州没有面向外洋，大型船不能入港，货物只能靠小型帆船倒装，非常不方便，所以逐渐被周边别的港口所取代。还有研究认为街道上架桥后，造成了河道的土砂堆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旧港口的土砂中发现了基本完整的宋代沉船。可能就是因为触礁后放弃了的。此沉船现在被完整保存在博物馆里。

97 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沉船（泉州航海史博物馆）

明朝的海禁政策，也使得受到政治保障的泉州地位下降。因为当时走私贸易非常兴隆，为了躲避官家的耳目，他们只能在泉州周边的港口进行交易。明代后期同安县的厦门和旁边的漳州月港成为福建南部主要贸易港。广州因为直至近现代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所以城市容貌变化巨大，但是泉州却因为这个衰退，直至现在还保留有昔日的风采。

具有两个面孔的明州

另一个港口城市明州，以现在还通用的明朝命名的宁波一名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宋代有荣西、道元，明代有勘合贸易

[1]

的日本船都曾造访这个港城。应仁之乱

[2]

以后的细川、大内抗争

[3]

，发展到场外乱斗，这个港城曾被烧毁。

明州也不是一个外港。但是，有甬江连接大海，而通过支流余姚江逆上经过运河又可直接通到越州和杭州。再往前，当然与大运河也相连。也就是说，只乘船即可直达中原。唐代这里还没有形成城市，明州官府也在别的地方。把州城移转到余姚江与奉化江交汇处，还是唐末的事。咸平二年（999），此地与杭州同时设置了市舶司。杭州在当时因曾作为吴越国的首都在政治上也已发展成为大都会，与此相比，明州作为一个平凡的州城能设置市舶司，当然应该是因为上述地理条件所致。位于杭州和明州之间的，是越州。

98 明州附近市场分布
（根据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绘制）

99 北宋时期的东海（根据榎本涉《明州市舶司与东海贸易圈》绘制）

明州的州城，西临运河，东北是余姚江，东南是奉化江，为完全被河渠围绕的一个卵形。因此，城墙的扩张是不可能的，所以城市规模从宋代到清末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城市临近码头的城内东部是与海运业有关的商业地区，北部和西部为政治、文教地区。豪门贵族居住区为西南部。这里距生活用水的水源近，还与城外西郊广大的水田地带相连。第四章我们已经指出过，明州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向中央政府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获得的财产都积蓄到这个州城，或者在郊外投资收购耕地。科举官僚的故乡、国际贸易的港口，这两个面貌一直是明州（宁波）最大的特征，直至十九世纪其繁荣的地位让给上海为止。西门旁边修建的天一阁，因明代收集地方志等，给宋代史研究也带来相当大的恩惠。黄宗羲死后，到了清代完成了《宋元学案》的全祖望和编纂了《宋元学案补遗》的王梓材、冯云濠等，都是宁波人。可能也正因此，所以如第八章所述，《宋元学案》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宁波学者主导着宋朝末年的儒教正统似的。

100 对日交通利用的中国港湾一览（800—1350年）（根据榎本涉《明州市舶司与东海贸易圈》编）

广州、泉州、明州，这三个市舶港汇集了来自亚洲全域的贸易商，从事与宋朝的交易。

当过泉州市舶司长官的赵汝适著有《诸蕃志》一书，书前有注明宝庆元年（1226）的序。上卷介绍各个贸易对象国的情况，下卷介绍各个贸易对象国的物产，是一部了解当时贸易状况的珍贵史料。比如上卷最后记述的“倭国”，介绍说现改国号为“日本国”，有八十八万成人男子，人长寿，多有八十至九十岁之人，女性贞淑、不嫉妒等。最后还记载了奝然访问以及奝然与太宗的那次对话。这里也记载了太宗的那个感叹。可见日本万世一体以及贵族世袭的国家体制，给宋代人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

[1]
勘合贸易：指日本室町时代与明朝的贸易。因贸易许可证叫“勘合符”，故俗称勘合贸易。

[2]
应仁之乱：室町时代应仁元年（1467）发生，文明九年（1477）结束的长达十一年的内乱。此乱加速了幕府的衰落，成为战国时代的起点。

[3]
细川、大内抗争：应仁之乱时细川氏与大内氏为争夺与明朝的贸易权而展开的抗争。双方争派贸易船，在明朝指定的与日贸易港宁波为勘合符真伪引发暴力冲突。烧杀掠夺，波及一般市民，明朝官吏战死，宁波城几被烧毁。此事件直接导致明朝中断与日本贸易，为以后倭寇泛滥埋下伏笔。世称“宁波之乱”。

第十章

中华的骄傲

与“外国”的交流

卷入夏国后继之争的宋、辽两大国

宋代正史《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以长达十二卷的《外国传》和《蛮夷传》作结。这是把有关中国以外地域的动向，以与中华王朝的关系为中心记述的部分。这一形式是正史自古以来的形式，著名的《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确切地说是《魏书·东夷传·倭人传》也是这一部分。但是，《宋史》的特点却在于，特别把《外国传》和《蛮夷传》分写，且没有包含辽和金的有关记述。

其原由是编纂《宋史》的是元朝朝廷。宋朝的朝贡国（以及准朝贡国）被称为“外国”，虽在宋领域内却少有往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称作“蛮夷”。辽与金作为与宋对等的国家，因为分别编纂《辽史》和《金史》，故不在《宋史》中列传。从此事亦可看出，“唐→宋→元→明”这种单线并不正确。关于此问题我们留待以后详述，这里仅介绍《宋史》列为“外国”中的几个国家。

《外国传》全部八卷中最初的两卷介绍的是“夏国”，即所谓西夏国。有关以党项人为中心建立的这个王朝的情况，本丛书第八卷（《驰骋草原的征服者》）将详述，我们这里仅介绍与本书主题宋朝有关的情况。

《宋史·夏国传》以一个叫做李彝兴的人物的传记开始。曰：“李彝兴，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人，原名彝殷，因避宋宣祖（即赵弘殷）讳而改名。”这个记述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臣服宋朝皇帝的人物。李彝兴本姓拓跋。但是这是他们的自称，并没有什么根据，然而这却说明，建立北魏的拓跋部的权威，在他们之间广为流传。

李彝兴的祖先因为对大唐帝国有军事贡献而被赐予皇室姓氏。与那个后唐的皇帝一族出身相同，可见他自己也与我们在第一章述及的李克用等人同样，作为外族部队的一员活跃一时。宋与北汉交恶时支持宋朝，被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死后追谥官界最高的名誉职称太师和夏王的称号。嗣子克睿也从当初的光睿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而改名。后有其子继筠、继捧继嗣。

然而，继捧袭位的时候，同族的李克文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因此继捧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亲赴开封拜谒宋太宗。对于此事件的评价，学界诸说纷纭。宋朝一侧的记录是说继捧是来交还夏州、银州的统治权的。正好四年前吴越国王向宋朝奉献上了自己的统治权，宋太宗把继捧的行动看作与此是同一性质的行为，是自己恢复大唐帝国版图的一个好机会。但是，继捧其实可能只想要得到宋王朝的支持，能使自己在同族的抗争中取得胜利，重新登临夏王宝座。对于宋朝放弃兵权的命令，盘踞在银州的李继迁造反不服。他在宋朝雍熙三年、也就是辽朝的统和四年（986），与辽通婚，被辽册封为夏王。由此，宋和辽都被卷入到“夏国”的后继之争中。宋朝为了对抗，赐于继捧国姓赵，从此诞生了夏州刺史赵继捧。但是战斗却对李继迁有利，赵继捧最终只能作为宋朝的一介官僚，在华南的任地终结了自己的生涯。

得到辽的支持继承夏国王位的李继迁，有时也采取臣服宋朝的态度，在两大国之间巧妙周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嗣的德明也展开了两属外交，既在天书降临的大喜时节从宋朝获赐“守正功臣”称号，同时背地里却也毫不客气地接收辽朝的“大夏国王”的册封。其子为元昊。

元昊开始自认为宋朝的外藩。仁宗皇帝改元为“明道”的时候，因为“明”字与父名同字，为避讳而用同意的“显”字，改用“显道”（高丽不用“建隆”而用似乎独自年号的“峻丰”理由相同）。这个事实说明他信奉的不是辽而是宋的年号，而且遵守避讳这种汉族的风俗习惯。但是，这是他最后信奉的宋朝年号，公元1034年，他终于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开运”。这个行动，在东亚文明的文脉上，意味着作为帝国的独立。他接连攻占西方的沙州（今甘肃省敦煌）等丝绸之路的绿洲城市，扩大了西夏的版图。自觉到党项族独自性的夏国，开始创造所谓的西夏文字。

与西夏的抗争

公元1038年，李元昊终于自己登上大夏国的皇位，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向宋朝寄送国书，要求与宋朝皇帝进行皇帝之间的对等外交。“大夏”国号虽然由来于夏州，但是“夏”作为圣王夏禹开创的王朝，对于汉族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由中华也可用“中夏”表示即可看出。但是，以上这些解释都是根据汉语文献的记述而来的，其实这个国号在他们唐古特语中的意思是“大白高国”。

夏国的独立，宋朝当然不愿意承认。宋朝剥夺了授予李元昊的官职，禁止同夏国的贸易，并悬赏要拿李元昊的头。为了从侧面打击夏国，宋朝加强了与吐蕃（今西藏）的交流。吐蕃在唐朝时曾形成过强大国家，甚至短时间占领过长安，但是十世纪以后，政治上没有统一王权，军事上也没什么大作为。所以对于宋朝来说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存在。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宋采取了怀柔政策，任命其中一个首领为节度使，使之支持自己。而且对于宋朝来说，也有必要从吐蕃进口军马以满足不能从西夏进口军马的空缺。

与西夏的这场战争，宋军在韩琦和范仲淹的指挥下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庆历四年（1044），宋朝承认李元昊为“夏国王”，也准许重新开始贸易交流，并且宋朝每年向西夏赐予绢十五万余匹、银七万余两、茶三万斤。

101 西夏领域图（根据佐伯富《宋代的新文化》绘制）

后来，双方虽经几代交替，但是两国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状态。然而王安石政权的主动出击政策却给两国关系带来暗转。熙宁四年（1071）神宗和王安石采纳了王韶“平取西夏必先收复河湟”的献策，命王韶担任收复河湟地区（今甘肃省兰州市与青海省西宁市之间）的长官，设置包括熙州、河州在内的熙河路。但是，因与本来以这一地区为势力范围的吐蕃纠纷不断，熙宁七年（1074）事实上只能撤兵。

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内讧之机再次出兵，但是立刻遭遇强大反击，翌年在永乐寨（今陕西省延安市北方150公里处）大败，损失二十万将兵。

102《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影

哲宗即位后，在宣仁太后听政时期，对外采取融合政策，与西夏的关系也再次进入良好状态。但是，徽宗政府再次改变政策，转入积极进攻，王韶之子王厚继承父业，积极推行熙河路扩张政策。辽国转而支援西夏，三国进入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金作为第四个要素登场。宋金“海上之盟”对辽夏联盟，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的这个对立图，给宋朝带来了何种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西夏最终联合金朝，成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被金朝占领了华北的宋朝，为了收复华北企图与西夏联合夹击金。献策者是主战派的张浚。但是，还未等取得什么成果，绍兴八年（1138）以后秦桧转入推行讲和政策，结果这个策略也就没了下文。从那以后，宋与夏长期中断了交涉。蒙古兴起后，为了夹击金国，这次是西夏派使者来游说宋朝。但是后来因为西夏的政策变更，这次也没能有下文。所以当宋宝庆三年（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时期西夏比宋晚一年采用了与宋完全相同的年号），也就是西夏宝庆二年（1227），西夏被蒙古灭亡的消息风传到宋朝后，对于史弥远等朝廷上下来说，可能就像是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与己无关的事情。

高丽的对外政策

下边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朝鲜半岛。接受大唐帝国册封的新罗王国，在公元九世纪末期，随着宗主国大唐的衰落，也逐渐走向衰亡，半岛各地陆续出现独立政权。在这个混乱中展露头角的是一个叫王建的人物，他自称“高丽”王，并自立“天寿”年号。这些都是发生在公元918年的事情。后来，他被后唐王朝册封为高丽国王，以承认自己对半岛的统治权为交换条件，废弃了自己的年号。此后，一直信奉五代诸王朝以及宋朝的年号。

高丽自宋建国初始一直就是朝贡国，与宋朝互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淳化二年（991）派去的使节希望得到刚印刷出版的大藏经，也被允许。给如此良好的两国关系泼了冷水的是辽国。淳化四年（993），辽国侵攻高丽。对于高丽的求援，宋朝因为害怕与辽交战而迟迟不予回答。走投无路的高丽国王只好臣服辽国，重新接受辽的册封。于是宋朝又失去了一个朝贡国。

通过澶渊之盟免去与宋朝的军事紧张后，辽国没有了后顾之忧，放心进攻高丽，把首都开城化为灰烬。这个时候宋朝也完全没有向高丽伸出救援之手。数年后，辽又进攻高丽。期间高丽多次派遣使节求援。成为双方交流窗口的是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有一段时期这里曾设置市舶司。但是，当决定臣服辽国后，高丽与宋朝断交长达四十年以上。

两国国交重开于熙宁二年（1069）。这个时期宋朝也正好是新法党政权推行积极政策，希望有朝一日向辽报一箭之仇的时期，所以对于高丽派来的使节与西夏使节同等礼遇。根据高丽使节“登州离辽太近，航路容易受到限制”的主张，重新指定明州为朝贡港口。此后，直到北宋末年都保持友好关系。而苏轼提出高丽入贡对于宋朝来说有害无益的主张，也是这个时期。

103 北宋与辽、西夏的榷场
榷场是设置于国境的贸易场所

这期间，徽宗时曾派遣使节团访高丽。现存有当时使节团的见闻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从“建国”、“世次”开始，详细描述了高丽的制度、文物、风俗习惯等。这是一部从宋朝人的角度看高丽的珍贵史料。

靖康之变当然也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影响。从建炎到绍兴初期宋朝首都放在哪儿都定不下来的时期，包括庆贺钦宗即位——无疑对宋朝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高丽按规矩一直向明州派遣朝贡使节。当然他们也许有借此机会刺探宋朝内情的意图。但是，这些朝贡使节的身影也逐渐疏远，高丽改变政策，与陆地相连的金朝建立友好关系。金朝在华北失利后，高丽被蒙古侵攻长达三十年，最后终于决定接受蒙古年号。此时为南宋理宗皇帝晚年，景定元年（1260）。

104 宋金榷场

独立国——安南、大理

下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安南和大理。

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汉代以后中原王朝的统治和当地势力的独立反反复复。宋朝初期，因为远在南汉的南方，所以当然没有交往。后来任命有交州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任命交趾郡王。请注意，不是“国王”，而是“郡王”。这反映了宋朝认为这里不是外国，而是自己的国内辖区这样的主张。

小常识⑥

云南与四川

云南一带在前汉时被划入汉朝领土。当时的一个叫云南的县名，成为元代设置“云南行中书省”的语源。在这个意义上，与时而成为中华王朝的一员，时而成为独立国的越南极为相似。从图版中即可看出，君主的服装也是中国式和泰式混杂的样式。我们都不需拉出日中战争中“援蒋之路”来作证，作为通向泰国和缅甸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

位于其北面的四川，土地肥沃，也是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王国的摇篮。为人们所熟知的诸葛亮三分天下之计，就是向刘备建议占领蜀地（四川）。五代时期正如第一章所述，前后有两个蜀王朝诞生，而且中原王朝对该地的年号似乎并没在意。宋太宗时发生高举“均贫富”口号的王小波、李顺反乱，而且这成为宋代最大规模的农民反乱。南宋时期也把四川作为一个特别的行政区域对待。蒙古首先占领四川和云南，恐怕不但是为了形成包围南宋之势，也因为这些地区容易分治吧。

·《大理国梵像图》（部分）
利贞皇帝夫妻（张胜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交趾继丁朝、黎朝（为了区别于十五世纪的黎朝世称前黎朝）以后，于宋朝大中祥符二年（1009）李朝成立，定都升龙（今河内），自称大越国。但是，宋朝并不承认，只看作是一个交趾地方的王。元祐二年（1087），升格为“南平王”。虽时有小规模交战，进进退退都有，但是与宋朝的境界基本与现在国境线一致（但是南平国的南方还有一个占城国，所以与现在的越南疆域并非一致）。到了南宋时期，淳熙元年（1174），才终于得到宋朝认可，取得与高丽王同格的“安南国王”称号。宝庆元年（1225），发生王朝交替，陈朝建立。陈朝成功抵抗蒙古的进攻，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再往后，除了十五世纪初明朝占领过一段时间以外，再也没有服从过中国皇帝的直接统治。

另外，在“大理石”原产地，现在中国云南省这个地方，唐代曾有一个南诏国。后晋天福三年（938），段思平建大理国，定年号为文德。后来一直使用自己的年号。最早送使节到宋朝是段连义当国王时的熙宁九年（1076）。但是对国内还是继续使用独自年号，是一个保持独立的王国。虽然有一个时期被高升泰篡夺了王位，但是很快就被段氏夺回，段氏王朝在文治八年（1117），也就是宋的政和七年被授予“大理国王”称号，与高丽、安南同级。天定三年（1254），被蒙古消灭。

从《宋史》中同排在“外国传四”里即可看出，安南、大理两国，在宋朝看来，还有在仕元的史官看来，是属于同一范畴的独立王国。但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作为国民国家独立，另一个却被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而编入中国版图。我们无意翻出老账，无事生非。我们想说的是，现在的所谓国民国家的国境，并不是从遥远的太古就定下来的，而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产物，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现在，不论辽、还是金、或者西夏、大理，甚至连吐蕃（西藏），也都与宋朝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构成之一。

与日本的关系

通过佛教直接传入的中国文化

对于宋朝来说，“日本”也是一个外国。我们在“导言”中已经介绍过，《宋史》中的“日本国传”满篇都是有关奝然的记述。奝然以外虽然也有喜因和成寻（《宋史》写作“诚寻”）等来访的记载，但是与高丽相比，记载的事情很少。这当然与宋朝和日本两国政府间交流不畅有关。

话虽如此，但并不是说民间交流也少有所为。这点我们已经数度述及。废止遣唐使以后，日本就再没有正式向中国派遣过正规的使节团。受日本政府委托访问中国的，都是佛教的僧侣们。日宋贸易繁荣，以及日本人接受禅宗后，与朝廷没有使节关系的留学僧也大量增加。而开其滥觞，给日本引进临济宗的是荣西。

105 长命富贵堆黑箱（镰仓 鹤岗八幡宫藏）
下边的照片是底部的朱漆铭

在延历寺学习天台密教的荣西，于宋历乾道四年（1168）踏上了宋的土地，在天台山等地巡礼半年后返回日本。后来他立志往印度求法，遂于淳熙十四年（1187）再次访宋。但是因为没有得到南宋政府访问印度的许可，遂在天台山、天童山学习临济宗禅法。绍熙二年（1191），日本建久二年归国。因在新建的京都建仁寺等地宣讲加进禅法的密教教义，被后世看作日本临济宗祖师。

荣西从宋带回日本的东西中，有一件现存镰仓鹤岗八幡宫的长命富贵堆黑箱。通过箱底朱漆铭文可以知道，这是荣西第二次入宋返回日本的前一年，一个叫做“侍郎周宏”的人物赠送给他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表记的“明昌元”年代。明昌为金朝年号，与宋朝绍熙、日本的建久同年开始。也就是说其元年为公元1190年。但是荣西并没有踏入金朝领地的任何记录。那么，这个堆黑箱就应该是在宋朝领域内送给荣西的，估计当为浙江一带无疑。该地的一个人物为什么要赠送给异国客人一件使用金朝年号的物品呢？事实上没有任何有关周宏这个人物的记录。既然使用金朝年号，那么就不可能是宋朝的官僚，这个侍郎应该就是在金朝的一个官位。可能是派往宋朝的使节团的一个成员，偶然认识了荣西这个日本人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证明在宋朝领土内异国人之间进行交流的珍贵史料，值得重视。

106 《吃茶养生记》 （镰仓 寿福寺藏）

顺便再提一件事。相传荣西归国时朱熹的两位门人还给荣西赠送了一幅画。这幅画名为“送海东上人归国图”，被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我们并不清楚这幅画为何被看作荣西的所有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题赞的是朱熹的门人，而且因为是知名度不太高的人物，所以捏造的可能性不大。画上画的是离岸远去的小船，所以当为在港口相别时所赠。但是最近研究发现，这两人同时师事朱熹当在绍熙五年（1194），与荣西的年代不合，所以这幅画可能是赠送给别的僧侣（姓名不详）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很可能此人才是最早接触朱熹学说的日本人。当然，即使如此，也毫不会减弱荣西的功绩。

实际上临济宗扎根日本并不是荣西一个人的功劳。特别是渡来僧兰溪道隆，承担着镰仓幕府政治顾问的重责，并受到该政府庇护。建长五年（1253），执权北条时赖在镰仓北部为他修建了取名于年号的建长寺。此后，镰仓相继建立禅寺，开创了与京都和奈良既有的佛教文化不同的、独特的禅宗文化。据传当时镰仓五山通用的是中国话（当时的浙江口语）。这里是直接引进唐宋变革以后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异样空间。而大陆的宋朝，此时正被蒙古人的侵攻所困扰。

107 明庵荣西坐像（镰仓 寿福寺藏）

108 《送海东上人归国图》（钟唐杰·宝从周赞 镰仓 常盘山文库藏）

与蒙古的冲突

蒙古的南侵与金朝的灭亡

宋朝末期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还是从端平更化说起吧。因为端平元年（1234），外交上发生了金朝灭亡这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持续掌权时间最长的史弥远于绍定六年（1233）十月安详死去。接班继任宰相的是从三年前就作为参知政事辅佐史弥远的郑清之。首先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应对金朝与蒙古的战争。

蒙古军从第一代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就与金朝交战。在远征西方，消灭了哈喇契丹（西辽）和西夏、平定了中亚地区后，正式开始南下，侵攻金国。在此之前，为了回避蒙古军的锋芒，金国把都城已经从中都（今北京）迁到汴京。但是金历正大八年（1231）初，就连那个汴京城下也出现了窝阔台率领亲征的蒙古军。蒙古军在翌年暂时撤军。但是异常气象使得夏天的汴京寒冷如冬，城内瘟疫蔓延。金朝把政府机关南迁到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准备在此迎击蒙古军。但是，谁都能看出，金朝的命运已如风中烛火，奄奄一息。

这时宋朝又干了一次趁火打劫的营生。为了报一百年前靖康之变的一箭之仇，宋朝与当时同样，决定与新生势力结伙，共同对付金朝。在黄河以南划归宋朝的条件下，宋朝派遣了孟珙与蒙古军一起包围了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宋历端平元年，金朝皇帝自缢身亡，持续一百二十年的金王朝统治到此结束。

宋朝乘胜企图收回汴京、洛阳等河南之地，但是蒙古人却违反盟约条件，不愿意交还，两国遂进入战争状态。这时的形势跟靖康之变时完全一样。蒙古军分多路开始进攻，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突破当年金国的国境，直逼长江北岸，并顺江东进，破坏掠夺建康对岸的淮南一带。端平三年（1236），长江支流汉水方面的襄阳宋朝守备部队发生内讧，一部分人带上金银财宝投降蒙古，一部分人为了发泄掠夺市内。据史书记载，自岳家军以来作为这一地带战略要冲持续繁荣一百三十年的襄阳市，在这场骚乱过后，空如旷野，一无所有。后来孟珙夺回了襄阳，但是四十年后，这个城市再次成为血腥争夺战的舞台。

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

所谓端平更化，其实只不过是在如此形势下的一种宫廷改革而已。而且，真德秀和魏了翁并没有掌握实权，端平三年（1236）接替郑清之成为宰相的乔行简，还是史弥远的心腹。而且为了在前线对抗蒙古军，他任命史弥远一族的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升为右丞相，淳祐元年（1241）二月乔行简死后，像当年史弥远那样，成为单独宰相，长期独揽大权。

第四章最后介绍过的孔庙从祀改定政策，也是在他执政时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企图在文化上宣传自己才是儒教的正统继承者这个意图。把朱熹定为从祀者，就是想极力宣传只有自己（南宋）才是孔子的嫡传，而不是金朝（也包括蒙古）。这对内确实意味着朱子学的胜利，但是对外却不免被人看成行将灭亡者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当时著名的正义官僚陈
在淳祐八年（1248）煞有介事地上奏曰：“本朝属于火德，所以应该盛大祭祀炎帝神农。”他的这个上奏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情。他们不仅是想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更想通过实践这些仪礼，向世人显示自己王朝的正统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还是持续不断地骚扰淮南。但是当时宋军还有击退蒙古军骚扰的能力，而蒙古军也还没有到下决心吞并宋朝的阶段，所以战况一进一退，处于胶着状态。淳祐十一年（1251）理宗皇帝问：“躲避战争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吗？”当时的左丞相谢方叔回答曰：“淮南的老百姓都回到原来的土地了，有困难的人政府也照顾着。”不过就是这一年蒙古军也还侵攻过淮南。第二年二月理宗还问，谢方叔回答说：“蒙古军在播种以前撤退了，所以损害不大。”估计说的应该是淮南一带播种冬小麦的事情。

前线各地宋军与蒙古军进入对峙状态。从宝祐二年（1254）起，蒙古军在四川方面安营扎寨，开始屯兵垦田，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赶走了。而更危机更关键的，却是襄阳攻防战。但是，在说襄阳攻防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宋王朝朝廷的样子吧。

理宗时代政界的变迁

第四章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仅看宋代的历史记录，理宗朝以后分量很少。这与王朝自身进行历史编纂有关。

重新解构宋代历史的时候，我们研究人员首先参照和依据的是按年代记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事项记是《宋会要辑稿》等。前者两本都是编辑和加工当时流传的各种一手史料而成的二手史料。在此意义上说，如果有一手史料当然更好。比如如果某个人的上奏文保留在其文集中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引用那个上奏文。这种年代记原本依据的是朝廷记录的各种政治文书，或者记录官记录的日志、政府高官日记等文献。现在我们能详细知道北宋时代与南宋初期朝廷的动向，就是因为有这两本书。

还有把这些文献临时加工而成的被称作实录或会要的史料。明清时期因为这种实录现存，所以我们可以远远超过宋元时期，非常详细地知道当时政府内部的各种动向。宋代的会要在明代初期还存在，编纂《永乐大典》诸项目的时候被明示引用。清代多次有人从《永乐大典》中抽出有关条目，试图复原当时已经失传的该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本身，就是这种复原的成果。宋代的会要也通过这种手法复原了一部分，被命名为《宋会要辑稿》。

《永乐大典》本身也失传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宋会要辑稿》的手抄本得以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者们。但是，也许接下来的度宗时代已经没有编纂理宗时代会要的余力，有关理宗时代的记录几乎没有。

所以，有关理宗时代的现存史料，只有《宋史》最详细。因为《宋史》的编纂有江南的士大夫们参与，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利用蒙古朝廷传下来的文献的同时，还搜集和利用了他们祖先的文集以及当地的碑文史料等。以下，我们根据《宋史》的记录，看一下理宗时代政界的情况。

作为南宋明州士大夫的头目，继祖父史浩以来作为政府首脑随心所欲耍弄权势的史嵩之，失势却很突然。淳祐六年（1246）在他正给父亲服丧的时候，一纸诏书就把他免了。其实这就是一次宫廷政变。

翌年，替代他接任右丞相的是曾经被任命为名誉职位、已经退居二线的郑清之。郑清之淳祐九年（1249）升任左丞相。后来接任郑清之的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谢方叔。其后，经过一次短命政权后，在谢执政时任参知政事的贾似道被谢方叔看中。贾似道开庆元年（1259）就任右丞相。

贾似道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为南宋四大独裁宰相之一。直至德祐元年（1275）失势为止，作为南宋朝廷中政府正常发挥机能时期最后的一任首脑，他充分发挥了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免于倒塌的重大作用。但是，史书对他的评价实在是太低了。《宋史》不假思索地就把他塞进了《奸臣传》。

正如第三章我们论述过的，《奸臣传》占《宋史》卷四七一到卷四七四共四卷，其中前两卷记述的是北宋新法党政权的领袖们（不过王安石除外），第三卷记述的南宋初期讲和派宰相们，其中就有秦桧。最后一卷记述的四人中，一个是韩侂胄，一个就是贾似道。可是，却没有史弥远。也就是说，史弥远不是奸臣。其中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明州出身。对于参与编纂《宋史》的士大夫们来说，说到底，史弥远还是值得亲近的同乡。

祖先参与南宋政权中枢的这些编者的倾向性，浓重地残留在《宋史》中。《忠臣传》的十卷中，有一半记述的是靖康之变的殉职者们，另一半记述的是抵抗蒙古军的牺牲者们。为了不致引起笔祸，他们小心翼翼，把侵略者用“北兵”来表现。但是这些传记，却只能是对业已不存的宋王朝尽忠尽力、死而后已的英雄们的慰魂之歌。如果说对于士大夫们来说“青史留名”是人生最大的目标的话，那么他们通过对蒙古军的顽强抵抗，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事实上就有明言自己就是因此而殉职的地方官。

贾似道独揽朝廷大权

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贾似道的传记，就会发现这个人完全是被不把他定成亡国贼不足以平民愤的笔法写成的。导致他的专权的，其实正是当时的士大夫们。他们之中如果有谁批判了贾似道，马上就被当作一个典型发言大书特书。但是退一步说，他们如果是当局的当事人，难道他们就有能力或者方法阻止蒙古人吗？《宋史》用很惋惜的语气记述了理宗政权没有采用白脸书生们理念上的防御论。但是，那些防御方策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却是无法验证的。或者换句话，退一万步说，如果那些方策有效，使得蒙古军没能吞并江南，那么他们这些《宋史》编纂者们其实也就没有可能在蒙古帝国带来的和平环境中安心从事历史书的编纂事业。难道他们没有感到某种自我矛盾吗？

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高谈阔论的人。他们的高谈阔论被看作空论而遭到排斥，但是一旦现实派失败，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看到这些高谈阔论，便如获至宝大加称赞。但是，这种历史记载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知道至少近世的实证史学是与这种劝善惩恶的故事分道扬镳的。

贾似道因父亲的恩荫才当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科举官僚。他的发家起因于他姐姐被理宗宠爱。贾似道宝祐二年（1254）受任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大臣代理），从而进入政权首脑部。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率军亲征四川，其弟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武昌以及武汉市的一部）。贾似道受命赴鄂州对岸的汉阳（今武汉市一部）救援，阵中拜命右丞相。恰巧此时蒙哥在四川（合州）阵中死亡，急于回朝争权的忽必烈与贾似道密约讲和后撤军。但是贾似道却把这个撤退当作“自军胜利”报告给临安。这个喜报开创了贾似道造假的历史。贾似道被当作救国的英雄，在万众欢呼声中凯旋。

109 鄂州之战
蒙古军侵攻路线图

翌年，忽必烈独自召开库里台大会，即位蒙古皇帝。为了与宋朝讲和，他派郝经前往宋朝。但是害怕密约暴露的贾似道叮嘱地方官把郝经一行扣留到长江北岸的真州（今仪征），自己像没事儿人似的在临安讴歌荣华富贵。

据《宋史》记载，贾似道乱授官位，笼络当时名士（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但是，并不是他一个人有问题，被笼络的士大夫们也有责任。当时临安的风气就是逃避现实，贪图眼前享乐。世界形势并不因为他们的努力就会改变。蒙古军的脚步声渐渐临近。而郝经，那以后竟被软禁十年以上。

在这种形势下，理宗驾崩。理宗没有儿子，以侄儿赵孟启为后继。其实这也是贾似道的馊主意。所以改名为禥的赵孟启虽然即位当上了皇帝（度宗），但是他却在贾似道面前抬不起头。本来皇帝叫臣下时直呼其名，可是新皇帝却叫贾似道“师臣”。别的官僚也拍贾似道马屁，把贾似道比作理想的政治秩序建构者周公旦，称贾似道为“周公”。从这个时候开始，贾似道家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而他家的后花园，大名竟然是“后乐园”。

贾似道推行的政策中公田法最有名。为了调达军费，政府强制低价征收江南的耕地为国有地。这在《宋史》中也作为一个恶政而备受诟病。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现代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政策有限制大地主独占土地、重建国家财政的作用，值得评价。这是一种沿袭新法党路线的政策，所以开始推行后备受批判。贾似道开陈自己的观点后辞职，但是理宗认为“不能迎合眼前的舆论，而误导了国家财政”，对贾似道表示支持。所以直到贾似道下台为止，这个政策持续推行。由此可见贾似道并不是一个无为无策的平庸之辈。但是对于士大夫以及地主们来说，这个政策仿佛是王安石再来，只能是一个噩梦。由于这个政策，在高谈阔论的正人君子士大夫来看，足可以把他定为“奸臣”一类。也许就是为了对付这些非难，贾似道新设士籍一项，把士人同一般庶民在法制上区别开来。

在这种对贾似道政府非难和默认互为攻防的情况下，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正式进攻。

襄阳攻防与临安开城

昏君与奸臣的构图

襄阳自古就是汉水流域的战略要地。那位关羽从荆州攻击魏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吃了苦头。还没等到他攻下襄阳，就遇到吴军的突袭，结果可怜一代英雄丧命于此。蒙古军也接受汉人官僚的献策，把这里作为平定南宋的最大难关，在襄阳城下结集大军。咸淳三年（1267），蒙古年号至元四年，为了迎击蒙古军，宋朝派去当襄阳府府尹的是一个叫做吕文焕的人物。此后，在他的指挥下，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守城之战。

蒙古军痛感需要水军，遂建造五千艘战舰，组织七万士兵每日训练，雨天不能进行水中训练的时候甚至在陆地上画船训练。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蒙古军也不撤退。与外界断绝联系的襄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也不然，严密地说，汉水北岸的樊城起到了襄阳城进出口的作用。吕文焕用铁锁锁住汉水，使得蒙古水军不能通过汉水，然后建造浮桥，使得宋军可以轻松渡过对岸。宋军掌握了相当于制海权的制河权，从水陆两面抵抗了蒙古军的攻击。

咸淳六年（1270）某日，度宗问贾似道说：

“听说襄阳已经被围困三年了，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敌军早就撤退了。谁给陛下打小报告的？”

“嗯，妃中有人给朕说。”

史书写到，贾似道找借口杀害了那个妃子，以后人人惧怕，谁都不敢给皇帝说国境上的事情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与奸臣的构图。宫廷的规矩，晚上受到皇帝恩宠的妃子翌日早朝应该向皇帝请安。据说每日向度宗皇帝请安的妃子超过三十人。果真如此的话度宗真是精力惊人。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宋朝历咸淳七年，蒙古朝把用汉字表记的国号取《易经》中的文言，改作“大元”。也就是说采用了一个中国风格的王朝名称。

咸淳八年（1272），襄阳守城满五年，虽然没有援军，但是吕文焕还是顽强坚守。城内虽然还有粮食的储备，但是食盐、薪柴、布匹越来越少。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可见原来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这说明端平三年（1236）的那场大失败后，宋朝对战略据点的复兴下了很大工夫，而且宋朝也还具备有复兴战略据点的能力。宋朝也曾从汉水下流的鄂州增派三千人的决死队增援，他们从河渠突破蒙古军的包围进入襄阳城内。

久攻不下的蒙古军没辙，他们改变战略，决定先攻樊城。攻樊城时使用的，就是我们在第七章已经介绍过的回回炮。蒙古军还破坏了汉水的铁锁和浮桥，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陷落。吕文焕急派使者到临安请求增援，但是无人理会。实际上当时在临安多次上演着贾似道向皇帝恳求亲自率军上阵，但是每次都被他提前安排好的其他大臣苦苦挽留，所以只好作罢的闹剧。受到蒙古军郑重劝降的吕文焕，最后只好投降。由此，持续六年之久的襄阳攻防战终于结束。襄阳陷落的消息一传到临安，贾似道马上上奏度宗皇帝，埋怨道：“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宋史》无论如何就是想把他树立成一个厚颜无耻的典型。

蒙古军休养一段时间后，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开始了七年以来新的进攻。咸淳十年（1274）攻克襄阳下游三百公里处的鄂州。到了这个地步，临安也安不下来了。而恰遇半年前度宗皇帝（也许夜生活过多坏了身体）以三十三岁之龄暴死，只能立刚出生的幼子即位。一个小婴儿当然不能亲理国政，只好由理宗的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

受不了强烈要求丞相亲自出阵的太学生们的舆论压力，改元为德祐的该年（1275）正月，贾似道亲率十三万精兵从临安出发反击蒙古军。十三万将兵加上辎重部队，巨大船队延绵几十公里，经运河等西进，花费一个多月时光才优雅地到达太平州的鲁港。对，就是太平州那个采石矶的上流数十公里。

宋王朝灭亡

但是这次的对手不是以前自陆路进攻而来的金军，而是天下无敌的蒙古军。况且其前锋是两年前的宋军前线指挥官吕文焕。他们与几个月前在遥远的东方日本国博多湾吃了大败仗的远征军完全不同，他们是蒙古军最精锐的水军。还没开战，宋军就已经吓得矮了三分。宋军七万主力水军在鲁港上游六十公里处的丁家洲布阵迎战，但是一碰即败，完全不是对手。贾似道吓得屁滚尿流，一口气逃到下游扬州。宋军与蒙古军的正面对阵，最终也只有这么悲惨的一次。他们的下场只能是抱上年幼的皇帝，带着后宫的妇女们逃离都城。逃到扬州的贾似道，向朝廷进言离开临安避难。

但是这次朝廷没有听他的。朝廷仿效靖康年代的故事，向全国发出组织勤王的义勇军的号召。二十年前的科举状元文天祥，因为反对贾似道而遭排斥，当时只是江西南部赣州的知州，听到号召，马上组织军队，要奔赴临安，报效国家。

他的朋友劝他说：“如今元军势如破竹，你带那点儿义勇军去，与赶着一群羊去跟猛虎搏斗有何区别？”

“你说的那些我也知道。但是国家养育臣民百姓三百余年，到如今国家有难的时候，却无一人出来报效国家！”

此时无奈的形势，聪明的状元当然知道。但是他出兵抵抗的决心很坚强。他抚摸着官舍的办公桌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句源于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话语，充满了宋代士大夫最后的悲壮气概。在长期占据宰相地位的临安的那位后乐园的主人吃了大败仗后，最后扶持摇摇欲坠南宋王朝的只有这个文天祥了。一年后，在临安被蒙古军包围中，他被太皇太后任命为最后的宰相。

丁家洲大败后仅数十日，建康、平江、嘉定等江南各地有城墙的城市都相继投降蒙古。三月，天空出现两个明星相争、其中一个后来坠落地面的天文现象。这个现象出现得也未免太巧，而且是否真实谁也无法确认。不过当时人通过记录这类天象，象征王朝交替。上边我们说过南宋末期留传下来的记录很少，但是通过记载临安的火灾频仍，异常多见的日食以及彗星等记录，即使是没有多少露骨表现的编年史，也能暗示出王朝行将终焉这个事实。

当时，宋朝的主力部队还驻扎在扬州。建议忽必烈回避宋军主力，突袭临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年作为使节派往日本的那位叫作赵良弼的官僚。

在秋风乍起的七月，对贾似道的处分终于决定。这个决定也是经过多次反复。贾似道最后在被送往广东、途经福建南部的漳州的时候，被怀恨在心的护送士兵活活凌迟而死。

110 南宋军败退与灭亡

德祐二年（1276），南宋王朝最后一年的元旦，潭州陷落后的悲剧发生了。任地陷落，逃到此地的衡州知州这天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举行冠礼。有人很惊奇地问道：“国难当头，你还如此优雅？”他平静地回答说：“我想让儿子们作为成人去见天国的祖先。”说完给自家住房点上火，一家老小全部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潭州知州也一家自杀。受到这个刺激，城内住民都自杀，据说没有一口井没被填满，没有一棵树上没有吊死的人。

数日后蒙古军兵临临安城下。宋朝朝野上下早已失去战斗意志。一部分皇族和主战派期待日后东山再起离城观望。企图保身的高官们也纷纷逃离都城。剩下文天祥作为宰相代表宋朝政府与蒙古军司令官伯颜谈判。

“我们宋王朝秉承帝王正统，代表着文明世界。你们北朝到底是想存续本朝呢，还是想灭我社稷呢？”

文天祥桀骜不驯的态度使得伯颜大怒。但是文天祥反曰：“我在南朝既是状元还当了宰相，我缺的只有以死报国了。”最后以在降表上使用宋朝国号为条件双方妥协成立。

于是这般，二月一日，宋朝幼帝向臣下们公开了给蒙古皇帝的降表。象征天子的传国玉玺也献给了蒙古皇帝。宋朝幼帝和太皇太后以及朝中主要大臣，都被抓到北方幽禁起来。至此，宋朝正式灭亡。此后虽也有主战派中的一部分人拥立新皇帝转战各地，抵抗蒙古，最后在广州的厓山上演了一出惨绝人寰的全军覆没剧，但是这些终究只能是尾声。《宋史》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把这些也都算作宋代，但是清朝学者毕沅编纂的《续资治通鉴》等通史均以临安陷落为界区别宋朝和元朝。因此，宋王朝灭亡为临安陷落的公元1276年，也就是陈桥之变的三百一十六年后。

宋代的印象

明代形成的宋代形象

如此这般，宋朝终于灭亡了。但是，其存在后来还对东亚历史继续产生着重大影响。本书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宋朝对元朝来说虽然是敌国，但是同时也是通过继承传国玉玺，能名正言顺统治江南的前王朝。元朝体制安定后，社会上出现了贬低帮助元朝侵攻的投降者，显彰献身南宋、精忠报国的人物的风潮。在这里士大夫们的大义名分论起了重要作用。把文天祥树立成英雄，就是一个象征性事例。

111 北京的文丞相祠内的石碑和刻字

文天祥在被蒙古军从临安带往北方途中，在镇江一带逃脱。最初投身福州亡命政府，但是因为意见对立，遂独自组织义勇军抵抗蒙古。失败被捕后拒不投降，拒不愿仕忽必烈，做《正气歌》后被处死。元朝的国家修撰项目《宋史》中已经高度称赞文天祥的高洁。因此，在日本江户时代受到水户学系统的大义名分论者们的推崇，被塑造成一个鼓舞幕府末期尊王攘夷志士的英雄。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朝建国的经过。元朝统治末期，全国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中心势力韩山童自称徽宗子孙，高举复兴宋朝的旗号。明太祖朱元璋（本书出现的朱重八的玄孙）本来是韩山童的一个部下。后来他也为了否定蒙古族的统治，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显彰宋朝。

显彰宋朝的这个基调贯穿整个明朝。这个基调与明朝在制度上文化上受蒙古影响的巨大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说，在现实中受蒙古影响越大，为了忘却其诞生的不祥的秘密，明代人越要自认为是宋朝的后继者。对于岳飞以及文天祥的神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明朝末期，随着具有女真族血统的后金（后改称大清）威胁的增大，人们联想起当年的靖康之变。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更是唤起了元军入侵的记忆。这些都成为江南士大夫们反清运动的精神寄托。

清朝对于宋代的态度是有两面性的。因为清朝统治以朱子学为国是，所以宋朝士大夫的理念很受推崇。但是对于华夷思想却十分敏感，大兴文字狱，迫害士大夫。但是清朝却承认南宋以及南宋公认的蜀汉为正统王朝，而不是金和魏。考虑到清朝本出自女真，这点值得高度评价。

清末的反政府运动因为采用的是反满运动的形式，所以事态就比较复杂。宋朝灭亡时期不是临安陷落，而是厓山失败一说成为主流。到了民国时期，日本侵略作为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所以即使被赶出中原，作为汉族王朝，南宋还是更加被美化和神化。只不过对内来说宋代很尴尬。因为不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都是以清高宗乾隆开拓的国境线为基本的。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平文化国家的宋朝的形象。而且王安石的新法，也作为一种未能实现的早期对近代社会的追求而受到高度评价。英国科学史研究家李约瑟认为宋代的科学技术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这个观点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宋代在许多方面，至今还发挥着激发汉族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作用。

与汉唐不同，宋代的特征之一是军事上非常软弱。但是不论在军事上如何软弱，这个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东亚世界的领头羊。而且我们现在的许多生活习惯以及文化艺术，都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这是超过三百年的王朝时代——比唐朝和清朝长，比汉朝短一百年左右——也正好处于时代的大变革时期，所以宋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颜色。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宋朝

而这个颜色到了日本，其特征就更加鲜明。我们已经在多处提到过这点，恕我不再重复，但是这个王朝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特别。虽然与汉（“汉字”“汉文”等说法）、唐（“唐物”“唐人”）相比似乎名不见经传，但是“宋”却存在于我们（指日本人——译注）的内心深处。虽然宋代没有三国时代的多彩，缺乏大唐帝国的华丽，但是通过苏轼的书画、朱熹的学说以及岳飞、文天祥等人的英雄气概，却是一个能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情的时代。

明朝灭亡后亡命到日本的朱舜水，给生活在锁国时代的人们带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中国。当人们问他“杭州西湖的苏堤现在还在吗？”时，他回答到：“东坡柳为这位风流学士所植。他作为经世家给予民众恩泽，这点远比王荆公高明。”这是一个明代士大夫典型的回答。江户时代的日本效仿中国，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也很低。明代形成的宋代像在日本得到再生产。明治以后，对于这个形象的反评价直接带来对中国的蔑视：“文弱书生的精神文化妨碍了中国的发展。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武士道精神确实杰出。”

可是果真如此吗？日本自古传承下来的有关宋代的印象，以及后来有意切断与宋相关的所谓“日本精神、日本传统文化”的这个虚构。本书就是企图否定这个虚构。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也许号称追求宋代的真实面貌，却只不过又创造出了另一个虚像。

本来所有历史书也许都逃不出这个宿命。就像欧阳修写的《五代史记》、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其实都是以装饰自己的时代为目的的书籍。

结语

本书是2005年面向日本国内出版图书的日文版的中文译版。本来应该趁此出版之际对内容进行修订，一是反映本书出版后这几年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增加因为本书当初设定的是日本读者所以没有言及的中文圈的研究内容。但是因为笔者自身的原因，未能做到全面修订，仅限于对一部分内容，面向中文读者做了部分删减。但本“结语”，却与日文版完全不同，是重新写就的。

本书当年在日本快要出版时，我们研究小组申请的日本政府科学研究基金被批准。我们申请的课题是“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研究”。其后的五年时间，笔者作为此课题的代表，在负责整个研究活动的过程中，学习了大量东亚的历史与文化。如果现在执笔书写此书，那么肯定会描绘出不同的宋代像来。但是本书已经言及的基本之处，也就是有关日本人通常认为的所谓“日本的传统”，其实是根植于宋代文化的这一点，却更加确信无疑了。

关于这一点，具有以下两个意义。一是认为日本具有自古以来的独立传统，该传统与中国以及韩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种观点，从历史上看是谬误的。我们生活在东亚的人们，在强调互相之间的相异以前，应该首先回顾历史，找到我们之间的共通点。“大同小异”，应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另一个意义是，反过来说，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是宋代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在的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导言”提及的那个体验，只不过是笔者和一个中国友人的个人意见而已，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不得而知。但是重要的是，至少在审美意识这一点上，日本人与宋代人是很接近的。当然这并不是谁正确、谁优秀的问题。

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谓“日本传统文化”，意味着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并不仅限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中国国内，而是广大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遗产。包括韩国和越南，我们迎来了应该共述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时期。而这点，同时也牵连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的来龙去脉进行学问上的探究。

所谓历史研究便是探究“其然”之“其所以然”，而正是这点总是受到政治上的支配与限制。但是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宋王朝的统治版图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并不一致。认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宋代的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给后世留下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代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上述课题研究中，与笔者共同策定研究框架与研究方向、期望描绘出全新东亚历史图像的一个“志同道合”者，于2009年秋不幸逝去。他的逝去对于日本的宋代史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试图确立的不是被今日之国境严格划分的国别史，而是地区、都市之间直接交往的交流史。在继承他的遗志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也恳切希望中国的有心之人能理解本书。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赵普（922—992）

河北出身的实务官僚。宋太祖为节度使时仕太祖，陈桥兵变时与太宗一起发挥主要作用。964年至973年为太祖朝宰相，981年至983年为太宗朝宰相。他自身虽非科举出身，但是通过远将军，近文官，奖励儒学，奠定了这种宋朝风气的基础。谥忠献。

寇准（961—1023）

陕西出身。979年进士。深得太宗信赖，被定为真宗辅弼大臣之一。真宗时1004年至1006年和1019年至1020年两次出任宰相。澶渊之战时力排众议坚持与辽军对峙，促成澶渊之盟，树立了后来长期的讲和体制。因为是一个硬骨汉，不长官宦之术，受同僚排斥，晚年不遇，最后客死海南。谥忠愍。

范仲淹（989—1052）

苏州出身。父早逝，由母亲后嫁的养父养育成人。当初名朱说，以朱说名中1015年进士。后改回范姓，对范姓认同超越常人，晚年特意在苏州为范氏一族购买义庄（范氏义庄）。1043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提倡政治改革。其主张被称作“庆历之治”。虽被后世高度评价，但却没有实现。晚年历任地方官。有名的“先忧后乐”思想成为表现宋朝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代名词。谥文正。

欧阳修（1007—1072）

江西出身。与范仲淹同样，父早逝，被母亲养育。1030年进士。轻松步入精英官界，参与庆历之治，成为改革派少壮官僚领袖。著名学问家与散文家，打破六朝以来的文风，提倡诗文革新。支持英宗即位，仁宗、英宗两代参知政事（1061—1067）。但是因为濮议，政治改革未能实现。神宗即位后离开中央政界，历任地方高官。晚年反对王安石改革，成为改革抵抗势力。谥文忠。

司马光（1019—1086）

山西出身。1038年进士。在同一世代官僚中属于保守派，濮议中与欧阳修对决，后又为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中心人物。名字效仿《论语》中孔子弟子名称“司马牛”。具有与改革派秀才们相反的特点。神宗驾崩后，于1086年出任旧法党政权宰相，但很快病殁。著作除著名的《资治通鉴》外，还有易学著作《潜虚》、家庭内仪礼总集《司马氏书仪》等。谥文正。

王安石（1021—1086）

祖籍江西，实际上是江宁（今南京）出身。1042年进士。神宗时从1070年到1076年任宰相，推行新法政策。日理万机中作为学者亲自注释《周礼》等经书。诗、书亦有建树。晚年隐居江宁，死于该地。谥文。死后曾被追赠王爵，位仅次于孔子。但在南宋时期复被降为公爵。

吕惠卿（1032—1111）

福建泉州出身。1057年进士。初受欧阳修赏识。后与程颢、苏辙一起担任初期新法政策实际工作，很快崭露头角，被王安石看中，成为王左膀右臂。1074年曾任一年多参知政事。因聪明过人、点子超多，从而树敌过多，后与王安石也产生矛盾，遂退出中央政界，转任地方官，在失意中死去。谥文敏。注释多书，现仅存辑被引用文而成的《庄子注》。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

河南洛阳出身的亲兄弟。少年时代曾有一年时间从父亲部下周敦颐学习。程颢1051年中进士。当初参与王安石改革，后因与人不和请辞。相反程颐却科举未中。两人回洛阳后，因父亲关系与司马光等旧法党派大人物亲交，受该派影响，从反对王安石的立场出发建构成独自思想体系。兄程颢殁后，程颐在中央政界作为学术顾问和幼帝教师活跃一时，门人辈出，形成一大势力。后被新法党政权戴上危险思想家高帽，死于洛阳。程颢谥纯，程颐谥正。一般称兄程颢为明道，弟程颐为伊川。《宋史》入《道学传》。

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

四川出身亲兄弟。父亲苏洵被欧阳修提拔编纂《太常因革礼》。两人随父到开封学习，同于1057年中进士。作为欧阳修麾下年轻官僚崭露头角，最初参与王安石改革，后反为抵抗势力。哲宗时的旧法党政权下与程颐不和，以司马光葬仪为由，发展成包括双方门人在内的党争。经哲宗亲政的新法党时代，徽宗即位后两人都被召回都城。但是苏轼在途中病殁，苏辙也被蔡京政权疏远，晚年潦倒河南。南宋时恢复名誉。苏轼谥文忠，苏辙谥文定。苏轼以东坡号著称。

蔡京（1047—1126）、蔡卞（1058—1117）

福建出身亲兄弟。同中1070年进士。作为改革派官僚活跃。蔡卞深受王安石赏识，与其女结婚。徽宗初期两人均为政府重臣，但因双方意见不合，弟蔡卞出任地方官。蔡卞继承王安石学说，有文字学著作，还是一位经学家。他因在新法党时代死去，故被谥为文正。兄蔡京则于1102年拜为宰相，直至1125年为止，在整个徽宗时代作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治理国家。最后因招来金军入侵，被追究失政责任，死于发配途中。因被剥夺高官地位，生前虽有鲁公称号，死后却无谥。两人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杨时（1053—1135）

福建出身。1076年进士。师事程颢、程颐兄弟。在新法党政权下长期不遇，传道学至南方的浙江、福建等地。南宋时期这些地区成为道学据点都是他的功绩。金军入侵之际，建白皇帝追究王安石责任，剥夺其王爵。南宋初期，在秦桧政权成立前的不安定时期，发挥主战论、道学派顾问的作用。谥文靖。

大慧宗杲（1089—1163）

安徽出身。幼入佛门。1137年应高宗之诏为杭州禅寺主持，与张九成等多有交游。因为主战论者，受秦桧迫害，流放地方。后获赦，历任杭州、明州名刹主持。被孝宗授予大慧称号。对抗坐禅主义的默照禅，从看话禅的立场出发，对临济派传教活动贡献很大。谥普觉禅师。

秦桧（1090—1155）

江宁出身。1115年进士。靖康之变时被金军俘虏，后逃脱归南宋。受高宗信任，1131年出任宰相。虽翌年被解职，但于1138年复出任宰相，负责与金朝和议。宰相任至1155年。因为在政治上与主战派道学系对立，所以重视王安石系统学术思想。被追赠王爵，谥忠献。但是1206年对金宣战后，剥夺王爵，谥也改为“谬丑”。与金讲和后又被恢复。对他的毁誉褒贬随着政治形势（对金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岳飞（1103—1141）

河南农民出身。靖康之变时在家乡组织义勇军，几年后成为南宋军主力。主张彻底抗战，收复华北领土，与秦桧讲和政策对立，终被逮捕处刑。秦桧死后恢复名誉，谥为武穆，并被授予王爵。子孙为南宋科举官僚。辛亥革命后成为汉族的代表性民族英雄，在政治上被推崇为与关羽同等的武神。

朱熹（1130—1200）

福建出身。父亲为道学派主战论者。在道学派主战环境中成长。1148年进士。虽仕途不顺，但与吕祖谦、张栻等同世代名家交流甚多，提高了知名度。因大量著作成为道学派中心人物。赵汝愚政权时为政治顾问，但很快失势。晚年以伪学名受压。名誉恢复后谥文。直至后来取代王安石，被推崇成继承孔子、孟子衣钵的大学者，广受尊崇。

吕祖谦（1137—1181）

浙江出身。北宋宰相吕夷简第六代孙。1163年进士。身出名门，少年得志，名冠学界。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其实都是出入其沙龙的新人。设定朱陆会谈（鹅湖之会），编纂各种书籍出版。天赋文才，其作品被科举考生看作范文。因死后被朱熹贬为“杂学”，《宋史》不入“道学传”，而入普通的“儒林传”。谥成，后改谥忠亮。

陆九渊（1139—1192）

江西出身。1172年进士。师事兄长陆九龄。1175年在吕祖谦的引介下与朱熹举行会谈。后在同一道学范围内围绕对于周敦颐的评价和太极观念展开激烈论争。以一中级官僚身份在地方死去。谥文安。死后他的学派虽无多大发展和影响，但因是朱熹的论敌，其学说得以流传后世，对十六世纪阳明学的形成产生一定作用。

史弥远（1164—1233）

浙江明州（今宁波）出身。父为宰相史浩。1187年进士。1208年发动宫廷政变，升任宰相。以后辅佐宁宗、理宗两代皇帝共二十五年，为整个宋朝最长不倒翁。谥与赵普、秦桧一样，也是忠献。死后虽被朱子学派恶评为独裁者，但其实他自身即为道学派系官僚，并且对南宋中期实现社会安定贡献巨大。

真德秀（1178—1235）

福建出身。1199年进士。当时因为正处于庆元伪学之禁中，因此他未吐自己真正思想信条而合格。因批判史弥远而被发配地方。史弥远死后作为端平更化中心人物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但很快因病请辞，继而死去。谥文忠。以朱子学者著名。向理宗讲说帝王学德主要著作《大学衍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和日本也被长期传诵。

贾似道（1213—1275）

浙江出身。因父恩荫而入仕途。作为外戚升进异常快速。1260年起任宰相，掌权横跨理宗、度宗两代。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再建国家财政。以收集家著名，擅长收买士大夫欢心。但是因没能防止蒙古军入侵而失势，被私刑处死。无谥。

文天祥（1236—1282）

江西出身。1255年科举状元。1275年在形势危急时组织义勇军保卫临安，被任命为临安知府。作为宰相与蒙古（元）进行投降交涉。后不愿投降，逃离蒙古，转战各地，终被蒙古军俘虏。因拒不仕忽必烈而被处死。死后被元朝编写的《宋史》作为守节忠臣高度评价，谥忠烈。

历史关键词解说

科举

中国古代官僚选拔考试。正确的说法为“选举”。起源为汉代为登用人才举行的“乡举里选”，经过六朝时代的九品官人法，隋朝开始举行书面考试。因有“进士”、“明经”等“科”，故俗称科举。唐朝后期进士科出身的官僚开始掌握政界大权，到了宋朝政府首脑基本上全是科举出身，连宰相的后代也得科举合格才能成为宰相（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等）。三年一次考试，合格者最多不超过五百人，所以全国同龄男子中只能有一百人左右中进士。按人口单纯计算为一万分之一，在实际参加考试的人中合格率也只有一千分之一左右。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以这个精英集团为中心构成。科举制度在社会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佃户

耕种别人所有或登记的土地而生活的人。其实就是佃农。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身份上的隶属关系，还是契约上比较自由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中意见分歧。如果是前者，那么宋代还是封建的中世纪社会，而如果是后者，则可以说宋代已经进入重视经济关系的近世社会。但是正因为这两面都有，所以才很难得出结论。况且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文本，都是官僚士大夫的作文。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言及佃户的时候，为了强调理想的统治与现实的巨大差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实际情况，但是总是含有很大的夸张成分。所以即使看到“佃户不懂规矩胡作非为”、“佃户生活困苦贫穷无边”等说法，也不应囫囵吞枣。

宋钱

宋代铸造的铜钱。不但宋朝国内及宋朝与外国进行贸易时用来结算，也被东亚各国作为自己的国内货币使用。可以说是当时事实上的世界硬通货。宋钱的面额原则上都是一文，但因铜钱的新旧伤痕等原由，并不一定都与面额等值。而且国外还有伪造的宋钱流通，甚至还有在中国国外铸造的宋钱存在。当时人认为铸造货币有一种咒术的神秘力量。再加上本书有关短陌惯习的记述，这些现象用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镇市

不是州、县那样的政治都市，而是因经济上的原因人们自发聚集而成的都市。“镇”本来是军事据点的意思，宋代授予政府认定的县以下的经济都市为镇。景德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以授予时的年号为名的。“市”在经济学上本指有城墙的都市里边设置的交易场所，实际上却指的是小规模集市，是农村生产和消费物资的集散地。“市”以外还用“场”表现，所以就有了“市场”一词。日语中的“市场（ICHIBA）”一词当然由此而来。而音读成“SHIJYOU”，作为经济学用语用来表现非空间的意思则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可说是经济学概念用语的返祖现象。

五山

古来指以东岳泰山为首的东西南北中五座名山（或称五岳），但是南宋却指的是有名的五座禅寺。一说是仿效印度与释迦有关系的五圣地（“精舍”）。五山为杭州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北山景德灵隐禅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禅寺以及明州的太白山天童景德禅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集中在这一地域，一是因为这里自吴越国以来佛教就兴盛，二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也起了作用。杭州是南宋的临时首都，而明州则是以有权有势的史氏一族为代表的当时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们的故乡。来自日本的留学僧也大多都在这些寺院学习，给日本带回了临济宗、曹洞宗等。日本的镰仓五山、京都五山都是模仿这个制度。

小说

本来的语意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汉代在编图书目录的时候，根据各学说的具体内容把诸子百家分成九个流派（儒家、道家、法家等），此外还专门设有“小说家”一类（所谓九流十家）。根据这个说法，以后把汇集怪谈和人物传奇的书籍就称作小说。宋代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分类为随笔。宋代出现对所写情节进行各种加工的短篇，还出现了对历史题材加进一定评论的长篇“评话”体裁。这个体裁到了元代被称作“平话”，成为明清白话小说的源流之一。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宋代形成的体裁等对后世的影响。

宗族

父系血缘组成的亲族集团。“宗”是由表示屋顶的“宀”和表示祭坛的“示”组成的会意字，意思是在建筑物里边举行祭祀仪礼；“族”是由“旗”和“矢”组成的会意字，意思是在军旗下集中起来的众人。我们先不管这个解说是否正确，“宗族”既是一个祭祀集团，还是一个军事团体当无疑问。但是古代的血缘集团已解体或徒有其名。宋代士大夫们为了恢复经书理念中的亲族结合，提倡宗族复活论，并亲自实践。虽然在南宋普及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其规范性对后世产生影响，成为清代建构礼教社会的基础。

宋学

如果仅看字面应该是“宋代学问”的意思，但是其实是一个思想史用语，指的是具有特定内容的一个学术流派。现代日本辞典多解说为与朱子学同义，但本书却把两者区别使用。宋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教新兴流派的总称，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而朱子学开山鼻祖朱熹就是属于其中的道学流派。如果用集合记号表示，应该是宋学＞道学＞朱子学的关系。到了清代，以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宋学”家成了那些自称“汉学”家们批判的对象。所以直至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还有人用来表现自身的学风。

参考文献

以下所列的是相当于英文概论类书中的Further Reading部分，并没有网罗本人执笔本书时参考过的所有文献。我首先要向同行诸君申明这点。这里优先介绍用日语书写的专著，以及在图书馆等容易找到的文献。通过这些文献引用和言及的国内外论文，读者诸君可以顺藤摸瓜，看出宋代史研究的全貌。

1982年以后用日语写成的有关研究文献（包括专著、论文），在广岛大学冈元司先生管理的宋代史研究会网站有按年度、领域分类的目录（http://home.hiroshima—u.ac. jp/songdai/songdaishi—yanjiuhui.htm）。另外，1949年至1985年为止的研究情况，见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第十四卷《五代～清》（山川出版社，1987年），请一并参考。

概论类

（1）周藤吉之、中岛敏，《五代、宋代》，《中国历史》（五），讲谈社，1974年。后改题为《五代和宋的兴亡》，讲谈社学术文库，2004年。

◆（1）为本丛书旧版。笔者执笔本书时非常重视此书。此书反映了三十年前的研究状况，从“宋＝中世”说的立场上，用很多篇幅描述了宋代的土地制度和王安石新法（主要是有关经济关系）。

（2）宫崎市定编著，《宋和元》，《世界历史》（六），中央公社论，1961年。后由中公文库复刊。

（3）佐伯富编，《宋代的新文化》，《东洋历史》（六），人物往来社，1967年。后由中公文库复刊。

（4）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讲谈社现代新书，1977年。

（5）梅原郁，《宋王朝与新文化》，《图说中国历史》（五），讲谈社，1977年。

◆从（2）到（5）均为京都大学教授著作，采用“宋＝中世”说。

（6）斯波义信、沟口雄三、梅原郁、爱宕元、森田宪司、杉山正明，《五代～元》，《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三），山川出版社，1997年。

◆（6）为六人共著，所以比前边五册分量都大。因此对时代的描述也相对更精密。书后附录的参考资料也很充实。

（7）伊原弘、梅村坦，《宋朝和中亚大陆》，《世界历史》（七），中央公论社，1997年。

◆（7）为（2）丛书的翻版。本来（1）和（2）有互补关系。本书执笔时也特别意识了（7）。请一定参考。从后述《社会史、经济史关系》中所举书名即可看出，伊原氏认为宋代为中世。笔者正如本书所述，认为宋代为近世。另有伊原氏与笔者共编的论文集（8）。

（8）伊原弘、小岛毅，《知识分子百态——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诚出版，2001年。

研究史回顾

（9）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全十四卷），筑摩书房，1969—1976年。

◆内藤湖南氏提出“唐宋变革论”，开辟了日本宋代史研究的先河，并提出“宋=近世”说。（9）能看出其观点全貌。

（10）《森克己著作选集》（全六卷），国书刊行会，1975—1976年。

◆（10）为日宋关系史研究的经典。此书中的一部分别的出版社有再版计划。

（11）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与大土地所有》，《社会构成史体系》三卷第二部《东洋社会构成的发展》，日本评论社，1950年。

◆（11）主张“宋＝中世”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规定了一定的方向。周藤氏此外还有（12）到（16）的评论集（还无全集）。

（12）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复刊。

（13）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

（14）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15）周藤吉之，《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论丛50，1969年。

（16）周藤吉之，《宋、高丽制度史研究》，汲古书院，1992年。

（17）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复刊。

◆（17）是周藤氏同僚，法制史家，与周藤氏共同研究，此书为“宋＝中世”说的实证研究。

（18）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年。

（19）曾我部静雄，《宋代财政史》，生活社，1941年。

（20）宫崎市定著、佐伯富及其他编纂委员编纂，《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1年—1994年。

◆（20）包括上记概论以及后记科举研究。第一卷《中国史》、第二卷《东洋史》、第九卷《五代宋初》、第十卷《宋》、第十一卷《宋元》、第十二卷《水浒传》各卷都收录有关于宋代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宋＝近世”说。

（21）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三四，同朋舍出版社，1982年。

（22）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丛书二五，汲古书院，2000年。

◆（21）与（22）书名虽有“佛教”，但宫崎门下的著者视野宽阔，论文集包含宋代历史全体。

（23）柳田节子，《宋元乡村制研究》，创文社，1986年。

（24）柳田节子，《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创文社，1995年。

◆（23）与（24）虽然基本上站在“宋＝中世”说的立场上，但通过独自的分析，在当时提出了新观点。

（25）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

（26）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别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8年。

◆（25）与（26）在继承（18）研究手法的基础上，运用了当时日本还没有的崭新的研究手法描绘了宋代的经济社会。另外，由（当时）年轻研究者组成的宋代研究会已经刊行了下记七本论文集。第八集也将于2005年刊行。

（27）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社会与文化》，《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一，汲古书院，1983年。

（28）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社会与宗教》，《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二，汲古书院，1985年。

（29）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政治与社会》，《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三，汲古书院，1988年。

（30）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的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四，汲古书院，1993年。

（31）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的规范与习俗》，《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五，汲古书院，1995年。

（32）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社会的Network》，《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六，汲古书院，2001年。

（33）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人的认识——相互性与日常空间》，《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七，汲古书院，2001年。

◆另外，不限定于宋代的，还有中国史研究会编辑的如下论文集。

（34）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史像的再构成——国家与农民》，文理阁，1983年。

（35）中国史研究会编，《中国专制国家与社会统合——中国史像的再构成2》，文理阁，1990年。

（36）宋元时代史基本问题编集委员会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中国史学基本问题》三，汲古书院，1996年。

◆（36）有意识地按研究领域编入了近年的最新研究动向。

翻译

◆宋代文化、社会情况有关史料的翻译介绍，如下所示，梅原郁氏贡献很大。

（37）朱熹编纂／梅原郁编译，《宋名臣言行录》，《中国古典》，讲谈社，1986年。

（38）沈括著／梅原郁译注，《梦溪笔谈》（全三卷），东洋文库，平凡社，1978—1981年。

（39）孟元老著／入矢义高、梅原郁译注，《东京梦华录——宋代的都市与生活》，岩波书店，1983年。东洋文库，平凡社，1996年。

（40）吴自牧著／梅原郁译注，《梦粱录——南宋临安繁昌记》，东洋文库，平凡社，2000年。

（41）梅原郁译注，《名公书判清明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同朋舍，1986年。

◆（41）是宋版《名公书判清明集》残版的全译。后明版翻译活动在各地展开，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刊行。后列高桥芳郎氏和大泽正昭氏的著作即为该活动的部分成果。

（42）梅原郁编，《译注中国近世刑法志》（上、下），创文社，2002—2003年。

◆（42）含《宋史·刑法志》。另，虽不是现代日语翻译，但是《宋史》的《选举志》和《食货志》有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出版的“译注”。

（43）汤浅幸孙，《近思录》，《中国文明选》四、五，朝日新闻社，1972—1974年。

（44）市川安司，《近思录（宋·朱熹、吕祖谦原编）》，《新译汉文大系》三七，明治书院，1975年。

◆《近思录》自江户时代以来，作为朱子学的入门书被广泛传阅，故有很多译本。我们这里仅介绍（43）和（44）两本。有意思的是对比阅读，可以看出因译者不同有些解释也不同。

（45）宇野精一，《小学》，《新译汉文大系》三，明治书院，1965年。

◆《小学》是与《近思录》齐名的朱子学入门书，也是伦理道德的教材。（45）为全译。

（46）岛田虔次，《大学·中庸》，《新订中国古典选》四，朝日新闻社，1967年。后收录于朝日文库。

◆《大学·中庸》译本很多，但是（46）的特点是采用了按朱熹的解释翻译的方针，所以可以看出宋代人如何解读该经典。目前为止朱熹《四书集注》还没有完整的现代文译本出版。（47）勉强可以算差不多。大正时代的读书人看这基本上即可理解大致内容。从（48）到（50）收录朱熹文集以及语录的选译。另，近年各地都有宋代思想文献翻译研究会活动，我们期待活动成果早日出版发行。

（47）简野道明辅注，《论语集注 辅注》，明治书院，1921年。

（48）荒木见悟编，《朱子·王阳明》，《世界名著》续四，中央公论社，1974年。

（49）吉川幸次郎、三浦国雄，《朱子集，》《中国文明选》三，朝日新闻社，1976年。

（50）三浦国雄，《朱子》，《人类的知识遗产》一九，讲谈社，1979年。

（51）陈淳著／佐藤仁译并解题，《朱子学的基础用语 北溪字义译解》，研文选书六四，研文出版，1996年。

◆（51）是朱熹门徒陈淳编纂，朱熹死后出版的朱子学术语集的全译本。详细解说了“性”、“诚”等字的意思。

（52）圆悟克勤著／末木文美士编／《碧严录》研究会译，《现代语译碧严录》（全三卷），岩波书店，2001—2003年。

◆禅宗书籍的翻译很多，但是其翻译语言大都难解。本书的特点是尽量用平易的语言翻译。

（53）星川清孝等，《唐宋八大家读本（沈德潜评）》，《新译汉文大系》70—74、114，明治书院，1976—2004年。

（54）星川清孝，《古文真宝》，《新译汉文大系》9—10，16，明治书院，1963—1967年。

（55）前野直彬，《文章轨范（谢枋得编）》，《新译汉文大系》17—18，明治书院，1961—1962年。

◆从（53）到（55）是代表性文言文的选译。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编译本。

（56）陆游著／岩城秀夫译，《入蜀记》，东洋文库，平凡社，1986年。

（57）范成大著／小川环树译／山本和义、西冈淳解说，《吴船录·揽辔录·骖鸾录》，东洋文库，平凡社，2001年。

◆以上两本是认识南宋文人士大夫“看事物的眼光”的最好作品。另外还翻译出版有很多韵文（诗、词）、小说。这里我们仅介绍同一大系中收录的下书（58）到（61）。

（58）前野直彬编译，《宋·元·明·清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9，平凡社，1973年。

（59）仓石武四郎编译／仓石武四郎、须田祯一、田中谦二译，《宋代词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0，平凡社，1970年。

（60）前野直彬编译，《六朝·唐·宋小说选》，《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4，平凡社，1968年。

（61）松枝茂夫等译，《宋·元·明通俗小说选》，《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5，平凡社，1970年。

◆有关苏轼的作品译本很多，我们仅介绍下记（62）。

（62）小川环树、山本和义，《苏东坡集》，《中国文明选》2，朝日新闻社，1972年。

（63）司马光著／赖惟勤、石川忠久编／新田大作等译，《资治通鉴选》，《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4，平凡社，1970年。

◆《资治通鉴》还有其他编译本。（63）是笔者中学时代从图书馆借出，读得废寝忘食的难忘的书。当时负责司书的（不知为什么？）体育老师“就你这样的，能看懂这书吗？”的不屑的嘲笑，成了笔者选择研究中国历史为自己的职业的动力。

传记

（64）砺波护，《冯道》，《中国人物丛书》六，人物往来社，1966年。后由中公文库再版。

（65）竺沙雅章，《宋太祖与宋太宗》，清水书院，1975年。

（66）竺沙雅章，《范仲淹》，《中国历史人物选》五，白帝社，1995年。

◆关于欧阳修，近年出版了从东洋史学的立场（政治史和宗族研究）和中国文学的立场（古文研究）写就的两本专著。

（67）小林广义，《欧阳修——生涯与宗族》，创文社，2000年。

（68）东英寿，《欧阳修古文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

（69）木田知生，《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中国历史人物选》六，白帝社，1994年。

（70）小野寺郁夫，《王安石》，《第二期中国人物丛书》五，人物往来社，1967年。

（71）三浦国雄，《王安石——伫立浊流》，《中国人与中国思想》七，集英社，1985年。

（72）竺沙雅章，《苏东坡》，《第二期中国人物丛书》六，人物往来社，1967年。

◆有关苏轼的书籍除了（72）以外，文学研究家们撰写的传记研究还有许多，我们这里仅介绍扬名世界的林语堂著作的译本。

（73）林语堂著／合山究译，《苏东坡》，明德出版社，1978年。

（74）衣川强，《朱熹》，《中国历史人物选》七，白帝社，1994年。

（75）佐藤仁，《朱子——人易老学难成》，《中国人与其思想》八，集英社，1985年。

（76）佐藤仁，《朱子行状》，《中国古典新书》，明德出版社，1969年。

◆朱熹的传记除了上记以外，还有很多。（74）的特点是集中描写作为官僚士大夫的生涯；（76）是朱熹门徒黄榦所作传记的译本。

（77）梅原郁，《文天祥》，《中国人物丛书》七，人物往来社，1966年。

（78）桑原騭藏著／宫崎市定解说，《蒲寿庚的事迹》，东洋文库，平凡社，1989年。

◆桑原騭藏与内藤湖南一起奠定了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78）不仅是一本传记，还是一本描述了南宋末期泉州海外交易情况的名著。

（79）陈舜臣主编，《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中国的历史》七，集英社，1981年。

◆（79）通过从朱全忠到成吉思汗的十二人的传记描述了当时的时代。

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关系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十章）

（80）栗原益男编，《五代、宋初藩镇年表》，东京堂出版，1988年。

（81）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三七，同朋舍出版，1985年。

（82）王瑞来，《宋代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汲古丛书二八，汲古书院，2001年。

（83）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二二，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

（84）村上哲见，《科举逸话——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讲谈社学术文库，2000年。

（85）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度》，世界史读本（libretto），山川出版社，1997年。

◆下边我们介绍论及科举制度“再生产”的名著（86）。

（86）皮埃尔·布迪厄、帕塞荣（Passeron，Jean-Claude）著／宫岛乔译，《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藤原书店，1991年。

（87）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博文社，1965年。

（88）小岩井弘光，《宋代兵制史研究》，汲古丛书，汲古书院，1998年。

（89）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溪水社，1988年。

（90）岛田正郎，《契丹国——游牧民“希望”的王朝》，东方选书，东方书店，1993年。

（91）金成奎，《宋代的西北问题和异民族政策》，汲古书院，2000年。

（92）王丽萍，《宋代中日交流史研究》，勉诚出版，2002年。

◆除了以上有关宋代的研究以外，还有如下两本有关王权论的专著。

（93）渡边浩，《东亚的王权和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94）棚桥光男，《后白河法皇》，讲谈社选书，1995年。

思想史、宗教史关系

（本书第五章、第六章）

（95）诸桥辙次，《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自庆历至庆元的一百六十年间》，大修馆书店、1929年。镰田正、米山寅太郎编，《诸桥辙次著作集》一，大修馆书店1975—1977年。

（96）冈田武彦，《宋明哲学的本质》，木耳社，1984年。

（97）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论》，平乐寺书店，1963年。

（98）岛田虔次，《朱子学和阴阳学》，岩波新书，1967年。

（99）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五九，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100）今井宇三郎，《宋代易学研究》，明治图书出版，1958年。

（101）三浦国雄，《朱子与气与身体》，平凡社，1997年。

（102）土田健次郎，《道学的形成》，东洋学丛书，创文社，2002年。

（103）市来津由彦，《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研究》，东洋学丛书，创文社，2002年。

（104）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史的地平》，东洋学丛书，创文社，2004年。

（105）木下铁矢，《朱熹再读——理解朱子学的一个导言》，研文出版，1999年。

（106）木下铁矢，《朱子学的位置（一）、（二）——奋斗的民政官们》，《东洋古典学研究》六—七，1998—1999年。

◆本书使用的“奋斗的民政官”一语源于此论文。

（107）上山春平，《佛教和儒教》，《上山春平著作集》七，法藏馆，1995年。

◆本卷收录有作者的长篇论文《朱子的〈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狭义的中国学家，但是这篇论文却是关于朱熹的这两部著作的最权威的概要介绍。

（108）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研究——中国曹洞宗和道元禅》，学术丛书、禅佛教，大东出版社，1987年。

（109）铃木哲雄编，《宋代禅宗的社会性影响》，山喜房佛书林，2002年。

（110）林鸣宇，《宋代天台教学研究——以〈金光明经〉研究史为中心》，山喜房佛书林，2003年。

◆关于三教的名称、“教”的意思，见下列（111）所收论文。

（111）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90年

◆“名公”们如何面对“愚民”？请看：

（112）大泽正昭，《自我主张的“愚民们”——传统中国的纷争及其解决方法》，角川书店，1996年

◆本书实用的“文明化的过程”一语源自：

（113）诺博特·伊里亚思著/波田节夫等译，《文明化的过程》上、下，大学丛书75—76、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1978年。

◆以下为笔者的著作。

（114）小岛毅，《中国近世之礼教言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115）小岛毅，《宋学的形成与展开》，中国学艺丛书八，创文社，1999年。

（116）小岛毅，《朱子学与阳明学》，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4年。

（117）小岛毅，《东亚的儒教与礼》，世界史手册68，山川出版社，2004年。

科学技术史关系

（本卷第七章）

（118）李约瑟著/砺波护等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全十一卷），思索社，1974—1981年。

（119）杜石然等编著/川原秀城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120）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7年。

（121）长泽规矩也著/长泽规矩也先生喜寿纪念会编纂，《宋元版研究》，《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三，汲古书院，1983年。

（122）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书籍世界与知识风景》，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123）山田庆儿，《气的自然现象》，岩波书店，2002年。

（124）石田秀实，《中国医学思想史——另一种医学》，东洋丛书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125）宋慈著/德田隆译，《中国人的尸体观察学——〈洗冤集录〉的世界》，雄山阁出版，1999年。

（126）中村乔，《宋代的烹调与食物》，中国艺文研究会，朋友书店（发售），2000年。

（127）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御茶水书房，1978年。

（128）长濑守，《宋元水利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83年。

（129）山田庆儿，《朱子的自然学》，岩波书店，1978年。

（130）田中淡，《中国建筑史研究》，弘文堂，1989年。

（131）竹岛卓一，《营造法式研究》（全三卷），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1972年。

文化史、文学史关系

（本卷第八章）

（132）高桥忠彦编，《东洋茶》，《茶道大学大系》七，淡交社，2000年。

（133）弓场纪知主编/出川哲朗文物解说/长谷部乐尔监修，《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六，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7年。

（134）石田肇，《五代、宋、金》，《图说书籍艺术全集》七，雄山阁出版，1992年。

（135）角井博监修，《宋、元书籍》，《故宫博物院》十，日本放送协会，1997年。

（136）小川裕充监修，《南北朝～北宋绘画》，《故宫博物院》一，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7年。

（137）小川裕充监修，《南宋绘画》，《故宫博物院》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8年。

（138）户田祯佑、小川裕充编，《中国花鸟画与日本》，《花鸟画的世界》十，学习研究社，1983年。

（139）杉村勇造，《中国庭园——造园与建筑的传统》，求龙堂，1966年。

（140）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三卷《宋篇》，筑魔书房，1969年。

（141）村上哲见，《宋词的世界——中国近世抒情歌曲》，大修馆书店，2002年。

（142）船津富彦，《唐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6年。

（143）松本肇，《唐宋文学》，中国学艺丛书十，创文社，2000年。

（144）王国维著/井波陵一译注，《宋元戏曲考》，东洋文库，平凡社，1997年。

（145）冈本不二明，《唐宋小说与社会》，汲古书院，2003年。

社会史、经济史关系

（均为本书第九章）

◆在“研究史的回顾”中已经介绍过的许多研究都属于这个领域。此外还有下列研究。

（146）日野开三郎，《宋代货币与金融》，《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六－七，三一书房，1983年。

（147）河上光一，《宋代经济生活》，欧亚大陆文化史选书七，吉川弘文馆，1966年。

（148）河原由郎，《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劲草书房，1980年。

（149）草野靖，《中国地主经济——分种制》，汲古书院，1985年。

（150）佐竹靖彦，《唐宋变革的地域性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四十四，同朋舍，1990年。

（151）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丛书九，汲古书院，1996年。

（152）高桥芳郎，《宋代中国的法制与社会》，汲古丛书四十二，汲古书院，2002年。

（153）岛居一康，《宋代税政史研究》，汲古丛书二，汲古书院，1993年。

（154）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创文社，1998年。

（155）古林森广，《中国宋代的社会与经济》，国书刊行会，1995年。

（156）柳田节子，《宋代庶民的女人们》，汲古选书三十六，汲古书院，2003年。

◆以下为都市史研究。

（157）梅原郁编，《中国近世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158）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著/栗本一男译，《中国近世的百万都市——蒙古入侵前夜的杭州》，平凡社，1990年。

（159）伊原弘，《中国中世都市纪行——宋代的都市与都市生活》，中公新书，1988年。

（160）伊原弘，《中国开封的生活与岁时——图画中的宋代都市生活》，山川出版，1991年。

（161）伊原弘，《中国人的都市与空间》，原书房，1993年。

（162）伊原弘编，《读解〈清明上河图〉》，勉诚出版，2003年。

◆（162）本为《东亚游学》（勉诚出版）的特集（第十一号，1999年）。前列（8）《知识分子百态》同（第七号，1999年）。下边再举该特集中与本书内容有关的几册。

（163）第十八号，《宋钱的世界——东亚的国际通货》，2000年。

（164）第六十四号，《徽宗及其时代》，2004年。

（165）第七十号，《波动的东亚》，2004年。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姚大力

08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

辽 西夏 金 元

【日】杉山正明 著　乌兰 乌日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8) SHIKKU SURU SOUGEN NO SEIFUKUSHA

——RYOU SEIKA KIN GEN

© Masaaki Sugiyam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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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8）

ISBN 978-7-5495-3368-8

Ⅰ. ①疾⋯ Ⅱ. ①杉⋯ ②乌⋯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辽宋金元时代Ⅳ. ①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011554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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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审图号：GS(2012)22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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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庆州白塔
——秋日映照下的庆州之白塔。背景为晴朗湛蓝的天空、绿油油的草地和山峦。耸立在秋天清新空气中的八角七层之白塔，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美。曾经的契丹帝国，又是屈指可数的佛教文化之国。现存于契丹本土“中轴线”深处的这座塔，是将契丹帝国之盛世传至今天的文化遗产，也是留住历史的“证人”

推荐序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一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本书作者言及契丹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时哀叹道：能允许被展开来从事“研究的界限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至若“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而关于金、元历史资料，则除了在数量及其报道所覆盖的内容范围方面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统治者的立场、情感和行动更是在占压倒多数的汉语文献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曲解下变得难以辨识。因此可以想见，要想在一部翻译成中文后不过十六七万字的书稿里，以简明、连贯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讲述得连非专业的读者也能感觉饶有兴趣，对写作者来说，是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

我对本书作者深感钦佩，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些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相比之下，这本书对中文读者的冲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讲述出了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使人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区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在西部和北部已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的疆界，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凸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地域范围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在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的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治理，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即据以制作该图的基本资料的时间节点。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大约630年到660年间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那幅地图所呈现的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曾长期成为双方拉锯和争夺之地。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七八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后，由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长安“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他据此尖锐地问道：“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还是‘唐代’吗？”

二

那么，一部叙述辽、夏、金、元历史的书，为什么要从颠覆“唐朝三百年之幻想”这样一种“朴素而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看法”讲起，甚至为此而不惜把这个开篇写得令读者感觉有点过于冗长呢？我以为，作者的用心主要有两点。

首先，吐蕃和回鹘的崛起，以结束唐王朝全盛时代的安史之乱为转捩点，将东亚历史逐渐带入一个分权化和多极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导致“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催生出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另一方面又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而回鹘汗国的解体则成为契丹部落独立发展的契机。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机不得不用“为长九年”（907—916），即通过两次连任“以三年为期的选举换代制”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经营来蓄积个人势力的蛰伏期间，面对后唐沙陀政权坐大灭梁、进而吞并正在做建国准备之契丹的危险，阿保机被迫依偎于后唐与后梁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内讧，通过施展助后晋灭后唐又将后晋属国化的策略，成为兼跨农牧混合带两侧的强大的内亚边疆帝国。按照上述线索，本书“直接涉及”的故事，就应当从党项、契丹和沙陀等部的发展获得空前历史机遇的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鹘与吐蕃统一政权瓦解之后讲起。但为了理解9世纪下半叶的整体形势，还必须“将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安史之乱就这样成为本书讨论的真正起点。

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段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13到14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做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与以公元10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当时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一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作为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纳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我以为，本书作者所说“小中国”与“大中国”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就“中国”版图的面积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即以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小中国”，以及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之间。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人还能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

三

明白了作者力求贯穿在本书中的写作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谋篇布局为什么会采用那样一种很不同寻常的方式。

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书，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来讲述故事“起始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安史之乱、吐蕃与回鹘的强大与衰落。接着它又用另一个将近五分之一容量的叙事来刻画契丹“奔向帝国的助跑”。在总共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上述两章内，还有不少篇幅用来追溯与契丹“在同一时期崛起的”沙陀族后唐政权的兴亡。第三章依然围绕从契丹与后唐“南北并立”到它迫使后晋沙陀政权“属国化”的线索展开，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别以“澶渊之盟”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为题的很短小的两节文字，把辽—宋关系以及几乎全部的“契丹帝国的稳定期”都一带而过。第四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之第一节“穿越千年的时空”，简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优美抒情的访古随笔。当作者面对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层建筑般规模的……塔状岩石”，发出“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的感慨之时，他同时也把撞击着他自己心灵的那种由衷的感动深深地传达给他的阅读者。

就这样，当终于翻过有关辽代历史的最后一页时，我们发现已经读完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讲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简单地把西夏和金都说完了。接着作者又以相当详细的笔墨，生动展现出蒙古人怎样“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如何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复合国家”、并且把大半个欧亚旧大陆整合为一体的非凡历程。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剔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极应该加以怀疑的。

四

正因为这部大众史学读本兼具濒临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所以对于从事蒙元史研究的阅读者来说，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深度启发，并由此而萌发把那些碰击出思想火花的话题推向更充分思考的念头。以下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说一点看法。

921年末，处于权力争夺之中的河北军阀里有人以镇州美女、金帛引诱契丹入寇。据《资治通鉴》，那个引狼入室者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准备发兵，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邀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结果大败而归。本书作者强调，司马光这段文字把阿保机表现为一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深浅的蠢家伙……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作者断定：以上这段记载不见于《旧五代史》，故它出于欧阳修的“创作”；司马光不但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抄了这个故事，而且把它抄得比《新五代史》还要“卑贱、粗俗”得多。

此处没有足够篇幅把欧阳修的原话再抄录一遍。但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实在看不出司马光的描写在哪里表现出比欧阳修“卑贱、粗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司马光抄的根本就不是欧阳修，而是他写作《资治通鉴》时大量利用过的五代“实录”。意思完全相同、而文字稍见繁复的这一条记载，亦可见于《册府元龟》“外臣部”，当然那也同样是从“实录”里抄来的。后者并交待该信息来源说，“时获贼中人（也就是契丹方面的人）言”。流言未必尽实，史家无由考定，“述故事”传之后人而已。拿这件事来讥刺“司马光的浅见”，似过于严厉。

像这样的不太适当的批评不止发生在一处。《通鉴》曾述及，阿保机猝死后，月里朵太后执意选择次子尧骨、而不是长子突欲继承皇位，为此残酷杀戮了一批旧臣。本书在提到此事时，又一次谴责司马光“虚构”了一则“充分反映他精神世界”的“故事”。作者以突欲被分封在东丹国来证明阿保机对他的超级信任，并由此断言，尽管“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按“阿保机的本意”，实在“无须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只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所以才有后来的结果。

中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早就指出，阿保机在立突欲为太子五年后，又封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并非任命最高军事统帅，而是在已确立太子的形势下另行更定皇位继承人的特别安排。是则突欲在阿保机死前不久晋封人皇王、东丹国王，地位虽仅处于作为天皇王、地皇王的帝、后之下，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继承人。以天下兵马大元帅身份继承皇位的做法，后来也曾几度被沿用。这表明月里朵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为了压制朝内不同主张，强行实现死去丈夫的遗愿。本书作者像司马光一样，认为尧骨继位出于月里朵个人的偏好及设计，则其“精神世界”岂非与司马光无大异？至于“虚构”之说，就更难免有不实之嫌。

不是说对司马光的立场就不能批评。将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长（966—1027）的《御堂关白记》或者《历代天皇御记》等著名日本历史文献里某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会感到高兴和满足的。但同时我也一定会怀着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尽量做到更谨慎谦恭地表达这些意见。

看来，汉语文献包含的天然偏见所引起的，已不仅是本书作者理应有的警惕，而且变成了一种反感甚至厌恶。所以他才会说，汉文记载所创造的“虚构”，远甚于古希腊、罗马文字圈，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在这样的表述里，一点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种委婉、客套的语气。因手头无书，我阅读的是本书的汉译文本。不过我与汉译者乌兰教授非常熟悉，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她的译文是忠实严谨的。作者提到《辽史》关于925年“日本国来贡”的记载时写道：“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这段话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民族主义研究者们经常谈论的知识精英的“愤懑”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对“夷夏之辨”意识流支配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质疑，无疑是本书很突出的一个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这里再举一则例证以明之。作者认为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致使“‘澶渊体系’再次出现”，并称它为“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中国读者—确切地说，是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感到极不愉悦。它当然是由霸权强加给参与国的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传统时代既然尚未出现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级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是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我们不是从来就怀着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傲的情绪来看待以汉室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吗？汉室成了朝贡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渊之盟”或者“绍兴和议”，这样的见解，与视其为“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相比，显然少了一点历史主义的应有意识。

不过就像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一样（以赛亚·伯林语），我们也从本书中读到些许因夸张而导致原貌可能有点走形的地方。建立唐王朝的李渊家氏，被本书视为“出身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据此，作者认为，“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把它与从代国到北周、隋的一系列政权共同“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吻合”。可是本书提到的三条相关理由，恐怕难以支撑起这种见解。它们是：唐室“祖源拓跋氏”之说；唐“依山而建皇帝陵”与契丹陵制相同、而于汉人王朝则“明显是个例外”；中亚以西各地多用Tabgach称呼唐，是即“拓跋”之音转。

李氏原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来代有其说，但至今难得落实。陈寅恪所谓“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强调的未必是华夷之辨，实为其门第身份之有无；否则就与他另文所说“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断制互相抵触了。关于唐陵，除非伴以坚实的辨证驳论，而不只是凭借突如其来的奇想，杨宽的见解仍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此，唐昭陵墓室以穿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为体”建造皇帝陵墓的办法，由魏晋南朝代代相传至唐，经昭陵而成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确实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与依山建陵关系不大，而主要体现在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寿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类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称以Tabgach的变形西传，在北魏及其继承王朝灭亡后，仍长期在中亚被用来转指曾处于拓跋人统治之下的中国北部。我们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语式发音”，但从唐政权被西方人称为Tabgach就推证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据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而断言青藏地区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是罗马人后裔一样，无论如何是过于鲁莽了。

陈寅恪早已论证过，隋唐制度有三个渊源。其中梁陈之制当然是汉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汉杂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北魏北齐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来源，而其主要成分，则是通过士族之家学传承接续而来的残存中原之汉魏文化、东晋南齐之礼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文化。唐代制度体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就认定它的这一性格而言，李唐氏族的出身究竟为何，甚至已变得不再重要。不仅如此，正像本书很精辟地指出来的那样，一个“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即一个变身为“大中国”的中华，乃是以“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为起始点的。故“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既然唐朝无论怎样也不能被看成与辽、金、元等王朝处于同一个国家建构模式的谱系内，那么唐朝是否“拓跋国家”，这个问题本身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呢？

人们很容易就一本书是否是好书做出他们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手不释卷地把它从头读下去，一直读到结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书的看法，倒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的问题。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相信其他读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会生出与我同样的感受。

姚大力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2012年10月

- 推荐序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 前言 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 中国的存在感

- 巨大化始于何时

- 改变欧亚大陆和中国的六百年

- 世界史与中国史

- 第一章 巨大变革的前奏

- 起始发生在何时

- 追问“时光”

- 余录

- 唐王朝的巨大虚像

- 唐王朝与亚洲的8世纪

- 草原的变化

- 衰退的“玄宗王朝”

- 安禄山的光与影

- 不一致的人物形象

- 向粉饰和贬低倾斜的史料

- 混血之人

- 其名为“光”

- 突厥之血与英雄传说

- “安”家的养子

- 国际市场的中介人

- 欧亚大陆中的“安史之乱”

- 天下动乱

- 不可思议的变态

- 建国与暴毙

- 回鹘的野心

- 在欧亚大陆史的地平面上

- 走向分权化的漫长时期

- 叛乱是否终止

- 底片中的世界

- 回鹘的相对优势

- 吐蕃的发迹

- 两强相争

- 回鹘的瓦解

- 余录

- 吐蕃的衰落

- 在日益衰微的唐朝之名下

- 所谓“时代”的姿态

- 第二章 走向契丹帝国之路

- 看不见的一条越海之线

- 《将门记》如是说

- 记录与真实，以及……

- 东丹国的使者

- 甄萱的选择

- 平安时代的日本不曾获知吗

- “遣辽使”真有其事吗

- 北行还是南行

- 宽建法师之派遣

- 扑朔迷离的死因与命运的起伏

- 裴璆的悲剧

- 重叠的形象

- 奔向帝国的助跑

- 被遗忘的英雄

- 五代与契丹同时

- 历史理念与事实主义

- 夷离堇的立场

- 模糊的前半生

- 沉没在黑暗中的祖先

- 与安禄山的缘分

- 同时兴起的契丹与沙陀

- 通向阿保机之路

- 契丹与沙陀

- 建国准备

- 云州会盟

- 李克用之提案

- 阿保机的变卦

- 断念与独立

- 逆向组合

- 三支箭遗言

- 余录

- 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 阿保机的即位

- 余录

- 迷雾重重的夺权与令人生疑的史书

- 打破三年轮换制

- 谋杀诸部大人

- “九年”之义

- 阿保机与李存勖

- “父”与“子”

- 危机与打算

- “超新星”李存勖

- 三极命运

- 不可避免的冲突

- 阿保机的南进与策略

- 新州之崩

- 李存勖的抗议

- 第三章 走向南北共存的时代

- 两轮升起的朝日

- 两军的激战

- 幽州的攻防

- 阿保机的决断

- 彼此的差异

- 沙陀的大逆转

- 余录：记录和历史

- 南北并立的模式

- “中间项”卢文进

- 幽州的教训

- 李存勖的南伐

- 激战前的伏笔

- 定州的爱憎剧

- 困惑的二人

- 司马光的浅见

- 相矛盾的记载

- 二次激战

- 沙陀的唐王朝

- 李存勖的倒台

- 阿保机之死

- 东丹王的传说

- 刚强的未亡人月里朵

- 东丹王突欲的晦气

- 被推翻的设想

- 阿保机的本意

- 意外之死

- 月里朵的选择

- 东丹王之渡海

- 沙陀之混乱

- 契丹帝国的抱负

- 契丹南进

- 沙陀之属国化

- 大同之梦

- 东丹王之血脉

- 澶渊之盟

- 南北共存的一百年

- 第四章 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眺望历史和现在

- 穿越千年的时空

- 小型之旅

- 首见之“契丹本土”

- 庆州白塔

- 为何现在研究契丹

- 辛苦与乐趣

- 契丹研究之苦涩

- 西方的契丹是历史的暗角

- 必然的可能性

- 负面印象

- 不愿记写契丹的蒙古人

- 契丹的国号

- 旅途中的思索：中国还好吧

- 山与草原

- 向日葵与波斯菊之路

- 草原的危机

- 余录

- 玉米地的扩张

- 畜牧业会消失吗

- 两幅英雄的画像

- 耶律阿保机之像

- 向现代化的发问

- 西方的帖木儿之像

- 传奇的那边

- 给人冲击的皇帝陵

- 美丽的圣地

- 传说真实存在

- 神话传说以及真实存在

- 被营造出来的神圣力量

- 契丹与桃花石、契丹与蒙古

- 与唐朝的联动

- 唐朝即桃花石

- 蒙古的先导者

- 发问欧亚大陆史

- 第五章 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

- 西夏与李元昊

- 难以讲述的西夏

- 西夏语研究的关键作用

- 各种各样的唐兀部落

- 通向李元昊的路

- 李元昊的西夏国

- 庆历议和

- 女真族的联盟大金国

- 作为国家的光与影

- 《金史》“世纪”的趣味

- 海上之盟

- 势均力敌者当中的中华

- 第六章 在欧亚大陆超地域帝国蒙古的统治下

- 蒙古的出现

- 苍狼与光之子

- 尚不十分清楚的真相

- 蒙古兀鲁思的原点

- 中亚东半部的雪崩现象

- 征金之战

- 中亚远征与成吉思汗之死

- 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

- 金国的灭亡

- 窝阔台政权的新规划

- 陆上的世界战略

- 帝国的摇曳

- 蒙哥的光芒

- 陆海超地域帝国

- 忽必烈的政变政权

- 李璮的野心

- 走向多元复合的帝国

- 襄阳之攻防

- 轻取南宋国

- 高丽国的变身

- 如何看待蒙古对日本的侵袭

- 两次大叛乱

- 体制化的国家经营

- 忽必烈的 新国家建设事业

- 中华的装束

- 穆斯林商业网与物流通商之管理

- 以地域为单位实施统治

- 庞大的多部族复合国家

- 整合的非欧·欧亚大陆世界

- 和睦的帝国

- 大元兀鲁思政局的动荡

-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

- 全球规模的自然灾害与通向后蒙古时代之门

- 自然灾害和叛乱起义的连锁发生

- 余录

- 忽必烈王权的落幕

- 结语 通向全球化时代之门

- 回首六百年

- 国家与权力的形式

- 蒙古的印记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前言

世界史中的中国史

中国的存在感

所谓“中国”是指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一般来说，简称为“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以其被评价为“世界工厂”、“巨大市场”这一经济上的独特态势或对这一点的重视作为主要动力，使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影响力逐年得到加强。

中国拥有廉价且大量的劳动力、手巧且上进心强的人民，只要不出现动乱等国家危机，今后会越发膨胀，发展成为超级大市场：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因为对立、相争之特性而导致不幸的局外人，转化为共存、协作、竞争之国际社会中强有力的一员。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可以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变化。

或许会有种种议论，然而单纯以现在的“中国”而论，让世界其他国家对其产生别样的存在感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拥有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领土，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认。

总之，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其内部和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民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而且还夹杂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立场。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犄角旮旯里易于孳生的某些肮脏杂乱、不可理喻之事以及不安定性，人们或许会心生些许恐惧感，即便如此也是一种无奈吧。

当然，以上所说仅为所谓大陆方面的情况。假如附加台湾的话，情况会怎样呢？关于台湾是台湾、台湾史与中国史是两回事的主张和观点，自然存在。尤其近年来在台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基于此种了解，如果将台湾也视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一分子，即视为广义“中国”传统的继承者来调整思路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说，大陆和台湾其整体对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越不时的表面化动向和正负局面，在自身和势力的总量上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

巨大化始于何时

回过头来观察“中国”，可知巨大正是其第一要素。那么，赋予现代中国这一特征的巨大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对于这一问题，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回答。纵观历史，人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地大物博”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这种一般认识尽管朴素，但却根深蒂固。

事实上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形成，与乾隆皇帝的统治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清朝的后半期，消灭了你死我活的夙敌准噶尔汗国，名其地为“新疆”即新领土，从而形成了包括西藏和内外蒙古在内的广大国土。那是1757年以后的事情。其后到20世纪，外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独立的国家，台湾成为现在的状态，其余的部分基本上进入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就是说，今日国土的形成本身与大约二百五十年前的历史颇有关系。

然而可以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众所周知。与此相反，很多人未必会认为“中国”乃至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巨大。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从何时开始成为“中国”的，而且确实是从何时开始巨大起来的？

生成于黄河下游的文明，是“中国”的起点。对于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起初仅具“居中之国”意义的“中国”，发展成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国”，开启这扇门的当属秦始皇。说来这也是一般常识。而迈向巨大化的第一步，确实是从那时开始的。

尽管如此，假如从结论倒叙，则中华的框架是在13—14世纪的蒙古时代扩张出来的。是在领有欧亚大陆大半地域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国内，尤其是从第五代皇帝忽必烈以蒙古本土与中华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全蒙古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兀鲁思是蒙古语，意为人群，亦指部落、集团乃至国家）时开始的。以“元”相称的这个国家的版图，直接覆盖了亚洲东方的大部分地区。而且，通过分别被冠以“术赤”、“察合台”、“旭烈兀”之名的其他三个蒙古兀鲁思，间接地囊括欧亚大陆的陆地和海洋，形成了超大地域的势力圈。

在大元兀鲁思出现之前，“中国”是“小中国”。在瞬息万变的治世兴衰史中，虽然不时形成一些统一的政权，但是其版图基本上没有越出所谓的中华本土。仅有一次，即在唐朝初期出现过以内陆亚洲突厥系的政治势力之名实施间接统治的状况。那不过就是三十年左右的事情，几乎是转瞬即逝。

况且，在统一政权之性质日衰的唐朝后半期以后的年代中，包括北宋和南宋时期，“中国”逐渐变小了。当然，如后面所述，我认为广义的“中国史”是涵盖了契丹帝国、金帝国和西夏国等国而展开的。但是即便如此，每一个国家或政权都是小型的，充其量也仅达到中型规模。

与此相反，在大元兀鲁思以后，明帝国和清帝国都较从前的中华帝国大出了一两圈。统辖满洲即现在的东北地区以及云贵地区自不必言，而且与当年不过为短期状况的唐朝“大版图”不同，确实形成了稳固的“中国之框”。如前所述，在清朝后半期形成了与大清帝国之名相符的庞大版图，其基本形态得以保持至今。

作为纯客观的确凿事实，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身。它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之大，因为中国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改变欧亚大陆和中国的六百年

本书直接涉及的是9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末大约五百年间的历史。此外还考虑将此前的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如果将这一时间段换言为中华王朝史的话，则相当于唐朝的后半期和唐末至元末明初时期。

然而间隔每个王朝的断代史似的表述、概念和区分法，一方面作为通称确有简便之处，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把握某个整体时代全像的框架，到底是否妥当，还很成问题。终究不过是按照历代中国正史，以其为依据。尽管如此，也有可能无意识地过度强调王朝国家的统治形象，或是正相反，对不拥有正史的政权给予不恰当的过低评价等，而作为所谓真切的历史事实，其中隐藏着可能诱导纯粹虚构和听任误解的陷阱。对于本书将回顾的五百乃至六百年间的历史，这一点尤其适合。

在这五百至六百年间，欧亚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史”也受到波及，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蜕变。例如，本书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安禄山之乱”和回鹘游牧国对唐王室的军事援助，但是以安禄山、史思明等粟特系的人物群像为核心的举兵及其新国家建设运动，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大致同一时期于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以伊朗系的人们所发起的“伊斯兰革命运动”。东边的安禄山等人未能成功建立政权，而西边的举兵和进军却大获成功，结果是出现了阿拔斯王朝。安禄山等人一直被视为“中国史上的叛乱者”，结论或许出于视线局限于“小中国”的缘故，也有可能是由于略带中华主义感觉而产生的历史评价。另外，也存在回鹘一方对“安史之乱”的看法。

回鹘游牧国成为唐朝的“保护者”，不久即称霸于亚洲的东方，至9世纪中叶，因天灾不断而顷刻消亡。产生的波动使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在东方，契丹游牧民联盟兴起，而与它在同盟或敌对之间维持不可思议之关系的突厥系沙陀族，在华北建立了军事政权。中华王朝史所谓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也属于这一系统。另一方面，转向欧亚大陆的西方来看，以回鹘解体为导火索，突厥系的人们相继开始迁徙，最终由塞尔柱游牧集团在西亚称霸。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此展开了直至奥斯曼帝国的大约九百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

目光再转向东方，那里是契丹和北宋两个政权并存；西夏国的出现及其与北宋的攻防；女真族的国家建立和契丹、北宋的灭亡；契丹族的西迁与重新建国；金、南宋、西夏的鼎立。而在这种多种族、多文化之错综复杂的亚洲东方所发生的历史变化，在传统的中华王朝史的框架内是装不下的。那么，不得不追根溯源地问：这里的“中国”是指什么？“汉族”是指什么？进一步就中亚来说，与西回鹘王国（或天山回鹘王国）、哈喇汗王朝、桑节尔统治的塞尔柱政权等角逐后建立的第二次契丹帝国“西辽”的存在，尖锐地向我们指出了立足于中国正史来理解历史的问题所在。

然而，13—14世纪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出现，首先不容分辩地显示“中国史”是欧亚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往，动辄就说中华文明是在地理上与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绝而存在和发展过来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暂且不提唐朝“瞬间大帝国”的状态以及顾名思义“世界帝国”的大蒙古国，本书所涉五百年乃至六百年间历史的整个进程，不就是证明欧亚大陆和“中国”曾同处所谓多极化及其最终大统一这样一种动荡的浪潮中的确凿证据吗？

世界史与中国史

以往一提到“中国史”，就会被说成是在所谓“中国”的范围内自身完成的形态。一般情况或许是这样。假如事情真是如此也就罢了，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问题会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所谓“中国史”的空间范围，究竟是从哪里到哪里呢？这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答，即“中国”尽管不断伸缩，但总体上趋向扩大的整个过程就是“中国史”。不过，具体到各个时代，恐怕自然会出现什么是“中国”、什么是非“中国”的外部世界这样的问题。

对于这里所说的外部世界延长线上之物，让我们从欧亚大陆世界乃至全球世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中国史”，或是通过“中国史”来了解世界史，至今已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至少，首先应该使置“中国史”于世界史之中的尝试，在各代史中都有更多的体现。可能的话，有必要跳出以往对“中国史”所认为真正应有之状态的观点，进一步将欧亚大陆世界史乃至全球世界史恰当地置于“中国史”的脉络当中，准确把握其相互间的存在状态、影响和变化。当然这不是根据以往的固定想法、理论、理念做的拼图游戏，而完全是以纯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我认为，不仅有世界改变“中国”的情形，“中国”改变世界的事例也很多。恐怕不只是在近现代，之前的时代也是如此。在大的图表上，显示的是内陆向海洋、军事力量向经济力量、生产向流通、宗教向理性、思想向实践的发展，等等。

这种种的变化，是在由“小中国”向“大中国”变身的过程中孕育、萌芽、成长发展的。例如，欧洲的所谓文艺复兴，其从神学的精神向合理的思辨之转变、由资本主义产生的注重实际利益的观念等等，如果没有来自以蒙古为中心的“巨大东方”的影响，那么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难以想象。其渊源的很大部分恐怕就在中国。

欧亚大陆世界史与“中国史”二者，经过长时期的变化和融合，到蒙古时代呈现出暂时的合一化。它将成为开启即将来临的全球化时代之门的源头，为世界文化、人类文明之形成提供基础。这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双方交锋五百年乃至六百年之历史世界的精致礼物。

第一章

巨大变革的前奏

起始发生在何时

追问“时光”

欧亚大陆和“中国”在共同经历了多极化和流动化、交流和往来后，究竟从何时开始进入其最终大统一的变化洪流呢？

我们正处在所谓“时光”之流的尽头，生活在时时刻刻变幻的每个瞬间。那样的累积或者是说“时光”的排列，最终成为人生。许多这样的人生整合在一起，大概就形成了作为集合体的家族和血统、朋友和组织，进而是社会、国家、世界、人类吧。

所谓观察历史，实际上不是指在每一个“瞬间”去捕捉难以捕捉的“时光”，而是在某一时间“长度”当中试图将其捕捉。其“长度”，确实可长可短。如果要探寻地球生命生存的痕迹，就将引出四十多亿年壮观悠久的故事。如果是人类（即智人，与我们同种的人）的历史，则有十万年的“长度”。关注、探究生物进化或人类进化的路程，无疑属于历史研究。

还有较其更为短暂的“时光”，但是仍然足够漫长，即最近大约一万二千年至一万三千年。考察这期间人们的脚步并加以重构、讲述，在社会上一般称为“历史”或“历史研究”。所谓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大致指此。因此，被世人视为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者的人，在这超过一万年的“时光”堆中，以某个时代和地区以及曾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为对象，苦思冥想，成为摆弄过去的人。其时，他们将称为“史料”的过去的痕迹，不断作为线索和依据，展开艰苦的研究。

余录

附带而言，这一万多年的“时光”，在从七十万年前开始共计四次的冰河期中，有因气候变暖而冰河后退的“后冰河期”和“间冰期”，常常被称为“第四间冰期”。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一“时光”里。其间，有时也出现稍稍变冷、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时期，但是如果非常大略地说，总体上基本还属同一“时代”，视为一个整体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它毕竟是地球的环境条件中存在的一个“时代”。

近年来热议的地球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的问题，单纯被认为是“热”的缘故，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仅仅是“热”，那么恐龙漫步的遥远的太古时期，地球是更“温暖”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温暖”和“寒冷”的现象。或许要论及太阳系那样更高水准的话题。总之，以这样大致的说法来说，如今在道理上还是属于“冰河时代”。主要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按说地球尽管已经呈现出即将到来的某种程度气候变冷的趋势，然而战后一直未见应有的温度下降。

那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以大的“自然的意志”或是一些自然因素无法说明，就不能不人为地寻找其原因。事情的关键正在于此。张冠李戴的议论、恶作剧地煽动危机感的主张，甚至光是精神训话般“保护自然！”的胡乱呼喊，其心情尽管都可以理解，但总有一些“少年呼喊狼来了”的感觉。

就是说，所谓的“历史”以及“历史学”，处理的是与现在的我们有直接关系的部分。成为非常具有人类味的“历史”也是很自然的吧。对于那一万多年，一般以新石器时代、古代、中世纪、近世纪、近代、现代等术语大致断代相称。这样的称谓直至今天没有受到什么质疑，仍在普遍使用。然而，它不过是以曾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实行的说法为范本，而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它毕竟只是某种标准或便利的标志，并不存在跨地区割裂“时间”、为各个“时间”赋予意义的绝对标准。

总之，事物基本上都存在于过程中。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将过去的“时间”划分成一些时代和时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解释事物。对历史所做的时代划分，最终也就达到这种程度而已。归根结底，关键是如何看待历史。

唐王朝的巨大虚像

以王朝这种形式回顾，唐王朝的寿命是相当长的。从年表上来看，是从618年至907年历经二百九十年的特别长寿的“大王朝”。如果把这个长“时间”当做一个时代，那么“唐代”就送走了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但是，果真可以这样一概而论吗？

唐王朝起初确实是一个“大王朝”。它得到欧亚大陆内陆世界霸主突厥的援助建立了政权，但其迅速从“半属国”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反过来压制突厥，并令其他的游牧军事势力也从属于它，间接地控制了它们。在东部，唐联合新罗打败了百济和日本联军，进而推翻高句丽，转瞬之间即控制了朝鲜半岛。虽然也可以说后为新罗逐出，但是其威令仍然远达东方的海边。根据这一情况，有人认为唐朝是个“世界帝国”。（另外，或许是出于合称“隋唐”的习惯，还存在称其为“隋唐世界帝国”的倾向。但至少隋朝距离“世界帝国”还太远。）

那个稍显夸大的广告似的“世界帝国”，在短暂的“时间”内衰落下去了。东突厥复兴，草原世界再次成为中华的对抗者。而且，高句丽的遗众也独立、建国，后称“渤海”。纯客观地说，唐的“大势力圈”仅限于王朝初期。

也有观点认为：唐朝一直处于超越实际支配而形成的“东亚世界”或“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众所周知，这是已故西嶋定生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正如学者李成市所指出的，那是从日本人的视角、偏向汉字文化圈所构想出来的。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而且，草原世界原本也无接受唐朝“册封”之理。例如，落款为唐开元二十年（732）的《阙特勤碑》上，称玄宗“自笔、自撰”的汉文碑面上明确说唐与东突厥为“父子之国”。这本身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这就可以说明：完全是将对等国皇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父子”，这与“君臣”关系远不是一回事。况且，继东突厥之后的回鹘游牧国家以唐为保护国。打败回鹘的黠戛斯也与唐保持对等的关系，留存下来的国书可以证明这一点。

以近现代眼光下的现存国家的框架和以之为前提的虚幻的“文化圈”印象为基础，把本不该纳入“册封体制”之类的干旱世界游牧的军事权力也包括进去，从而设定出的庞大的“东亚世界论”或“册封体制论”，事实上显然是牵强的，基本难以成立，尽管历史研究者们想超越“一国史”之观点的心情可以理解。

唐王朝与亚洲的8世纪

唐的“大王朝”形象，对于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日本曾向唐朝学习的认识，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所代表的诗文世界的憧憬等最为朴素的部分，成为其支撑。和对其他的中华王朝不同，对唐朝特别的好感和敬意在日本列岛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这可以说是一种有趣的现象。

这种天真的“过高评价”，反过来影响了历史的面貌。但是，现实中的唐王朝与其“巨大”的形象相反，作为中华统一王朝后，它很快就沦为与前汉、后汉差不多的规模。进入8世纪，开始了玄宗的长期统治。从开元至天宝两个年号即712年至756年之间的四十五年，是不同寻常的“时间”。比起短命的王朝，已相当长寿。

可以说，在经历了之前则天武后的“周王朝”和韦后的掌权，唐在“玄宗王朝”一改前貌。政治、经济结构中，良莠并存。总的来说表面上是“和平”的。认为所谓唐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凝结精华的看法，也是说得过去的吧。然而，显然亚洲已面临变化，各种苗芽正待萌发。

在此之前的7世纪，中东出现了伊斯兰，从现在通称为拜占庭帝国而始终自认为“罗马”的帝国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时隔不久，又通过两次战役推翻了已维持四百多年的中东最大的名为萨珊朝的伊朗帝国，一时势力大长。解决了可称为顽症的部族间的对立，在伊斯兰的基础上，由暂时发动起来的阿拉伯游牧民形成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伊斯兰的出现与亚洲东方唐朝出现、一时形成“大版图”的现象相比，都来得要稍晚一些。

伊斯兰继续扩张，沿着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西进，到8世纪已达伊比利亚半岛。庞大的伊斯兰圈，以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的姿态出现。

1 突厥、唐朝、倭马亚朝
6—7世纪的欧亚大陆

从“神的使者”（拉塞尔·阿拉）穆罕默德开始，毋宁说正是在他殁后，出现了“代理”（哈里发）之名的继承者，经过了带来戏剧性结果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代，到所谓的将哈里发之位世袭化的倭马亚朝时代，这期间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岁月。倭马亚朝的“和平”，因原本不承认其世袭哈里发之位的什叶派等的反叛和阿拉伯部族间难以消除的无休止争斗的影响而动摇，在哈里发频繁更迭的过程中，国运的阴影不断加深。眺望远方进行比较，同作为“帝国”，东边的唐朝与西边的伊斯兰国家，迈着有些相似的步伐，呈现出似乎等待着下次大门开启的姿态。

草原的变化

草原世界上的变化以激烈的形式出现。占据蒙古高原的第二次东突厥政权，在复兴六十多年后的744年至745年间，被以回鹘为核心的势力所取代。回过头来看，自552年建国以来经过各种波折后，维持草原之“王权”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的统治就此消亡。如果连失去“独立”的时期也计算在内，其王统持续了二百二十年。

由游牧部族联合而形成的政权，经过重组和改编，以回鹘游牧国的形式新生。处于其顶点的是药罗葛氏。只是与突厥国家的君主一样，王以“可汗”相称。

附带讲一句，将这样的交替视为“民族的兴亡”是不合适的，是以近现代的情况倒映过去。因为实际上，更换处于权力核心的集团以及君权，重新审视与之相配的组织，才是其本质。游牧国家的系统本身，基本上不应存在大的变化。

虽说如此，在回鹘这一面新旗帜下，草原世界被注入了活力。古有的权威消失，出现诸事须遵守的新规。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变化。对唐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和以玄宗和东突厥王室的友谊为前提时有了变化。

衰退的“玄宗王朝”

玄宗时期的唐朝及其统治下的社会，随着阴影逐年加深、变化的征兆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均田制长期难以推行，“府兵制”—尽管评价不一，也于740年不得不为“募兵制”所取代，后来虽然在国内的沿边要地设置了节度使以防外敌，但又不得不容忍超越名义上的兵权去独自发展个人军事势力的行为。至此，可以说走向分权化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另外，“玄宗王朝”寿命特长，诸事墨守成规，这样一成不变的状况所引起的国家组织的衰退，促成了下一步局势的发展。此时，有些像一般批评所言，玄宗对政治的热情消减、李林甫和杨国忠垄断朝政滥用权力等，或许就是不久后发生事态的诱因，但不应该是主要原因。总之，唐朝系统本身已进入衰退和解体的过程。被盛赞为“开元之世”的玄宗朝的前半期，最终也未能止住衰落的趋势。接近幸运“建国”一百四十年时，称为唐的“国体”所出现的制度疲劳，已使其再无任何承受之力。

事实上玄宗在位四十五年的统治岁月也还是太过长久了。无论对于人生或组织，更新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管任何时代，在连接一代又一代从而构成人的社会的过程中，每一代所肩负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只有十年至十五年左右。考虑到人一生的长短，情况自然如此。

人的兴盛，不会永远持续。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也是穿越“时间”通晓的事实。

8世纪过去了一半，时代等待变化。就是说，通向“起始”的入口在这里。

安禄山的光与影

不一致的人物形象

那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安禄山。在一般的中国史中，常以叛徒、叛逆者、叛乱者、叛臣等“逆贼”的形象被提及。而且，他“胡人”的出身也被算作一个重要因素。“胡贼”或“逆胡”的说法，兼及两种情况。

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就是王朝史观与“中华本位主义”彼此重叠在一起，集中到了安禄山身上。唐代自不必说，连宋代的文献史料对他的谩骂也实在很厉害。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后世的史家们难以摆脱用极富感染力的汉字所写的汉文文献中那惊人的表现力、传达力和咒缚力。这样，安禄山就一直被当成中国史上稀世的恶棍和反派。

然而，他的一生从独特的成长经历开始，在随坎坷命运漂泊的少年时代，曾作为盗羊贼险些被杀，却幸运地成了军人，靠自己的才能和手段平步青云，在前线无数次立功后又吃了败仗，被问责而定为死罪，又因玄宗之令而九死一生，其后摇身一变被破例提拔，在权术之地的宫廷和官场拼搏，直到将庞大的军事力量握在手中，以建立新国家为目的最终崛起，将旧主玄宗及唐王朝逼到了危险的境地。可是他失明了，又为病痛所苦，眼看野心就要实现，却因儿子的谋害突然死去。

实在是痛快且波澜起伏、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作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是充满英雄志向的破天荒人物，可以说即使在世界史上也不失为少有的奇类。

向粉饰和贬低倾斜的史料

他呈现出复杂的面目，当然与其出身有关。记载安禄山的文献资料，除了属于中国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安禄山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加上官修史书、私修史书、稗史、野史，数量很多。还有唐代同时期的记录。其中，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稀有的有关叛乱者的记载，史料价值胜过他书。

虽说如此，对于安禄山策划的大动乱，仍然依据的是其处于最盛时期即肃宗朝的《肃宗实录》。肃宗作为玄宗的后继者，为挽救几近灭亡的唐朝之社稷拼了命，这也使他的人生充满了特殊的阴暗面。当然，《安禄山事迹》尽管是以叛乱者为主人公的，但是也充分记述了他效力、追随唐朝的行为。

事实与歪曲、改编与创作，容纳的程度究竟可以有多大？这最重要的一点尚不清楚。不过其他的记载也同样会被润色。对于作为叛乱者的胡人，相关的汉文史料都充斥着恶意。对于充满这种故意行为的记载，只能以宽容、审视相待。

这一点，对于时隔久远的后人，是在关注过去之余不得不承受的束缚，其反面也有有趣之处。在那种情况下，看重点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人所应有的“常识”吧。当然，想摆脱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和偏见，也想进一步细查事情的表面，至少视野不可狭窄。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更是如此吧。

接下来，想暂且以《安禄山事迹》作为一条有益的经线，适当揉入其他相关的记载，将焦点对准这个光影对比很强的人物，与他一起追寻时代大旋转的状态。而纬线恐怕就是不将中国史关进中国史之框的视野，因为时代毕竟已然如此。

混血之人

据记载，安禄山为营州柳城的“杂胡”。唐朝以统治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的名义，在形式上设立了名为营州的都督府。柳城是它的治所，曾称龙城。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朝阳市，位于越过长城线以北、踏入游牧地区的地方，也是从山地进入平原的入口。按照以辽河即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之河”）为基准的传统大致划分，属于广义的辽西。

从唐朝的角度来看，那里是与叛服无常的游牧民势力交流的接触点。只要掌控了这里，向北可达大兴安岭一带广阔的草原，向东可达辽东地区、渤海国、新罗国，各处都既为有效的纽带同时又是战略据点。反之，如果失去了该地，不仅会立刻危及整个东北的经营，还会使中华本土的防卫也濒临危机。以游牧民及其军事力量的发展趋势为要点来看，那里确实是东北边外各种人群往来、交流、杂处的要地。

安禄山就是在那块特殊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杂胡”。所谓“胡”，是指中华眼中的西方乃至北方的异族之人。进一步限定，则常指伊朗系的人们，更专指粟特人和粟特系。

2 安禄山的故乡

即便如此，所说“杂胡”仍觉有些失礼。其意是说“混血”，也指继承了两种以上血统的人。从安禄山家乡的习俗来看，也许后者的意味更浓。总之，给人一种“掺和了各种血统的家伙”的感觉。不是单纯的“胡”。恐怕包含双重的鄙视之意，是很恶毒的语言。

虽然是贬低人的卑劣说法，但实际上安禄山本人似乎曾公开称自己为“杂胡”、“杂种之胡”。他以此来故意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和周围的人，博得了“欢迎”和“笑声”。这在玄宗的宫廷里尤为奏效。这也许是在魑魅魍魉的虚饰和嫉妒的世界里赖以生存的处世法吧。反言之，安禄山本人也对所谓“杂种之胡”有所意识。这正是中华本位主义及其措辞和用字的可怕之处。

虽然翻译过来是同样的意思，但还是说混血之人为好。因为内容一样，给人的印象却不同。语言这个东西，确实很复杂。

其名为“光”

关于他的出生和出身，第二个主要的线索是他的名字。“安”是粟特诸姓之一，意味他出身不花剌。顺带说一下，“康”为萨末鞬、“米”为弭秣贺、“何”为贵霜匿、“史”为羯霜那、“曹”为伽不单，分别是所冠的汉姓。

如果只生活在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字的世界里，是不需要汉姓的。正是由于生活在中华乃至其边境地带，就有了这个必要。以“安”为姓的人中，首先几乎是粟特系的人。其次是出身不花剌的人或与之有关系的家族、门第，还有以某种方式和他们有关系的人们—如果斗胆补充一句的话，就是要通过起名，把自己的那种出身同时向自己和他人做一个明白的交代。

说到安禄山，他的名字比起“安”姓来更具重要意义。“禄山”，粟特语为roxšan，近代波斯语作rowshanī，意为“光”。就是指以光明黑暗二元论立论的祆教之本义的“光明”。粟特人作为伊朗系的部落，信奉祆教，即使迁来中华世界也不曾改变。近年，继西安郊外发现了安伽墓等，还不断出现富有冲击意义的有关粟特人遗迹的报道。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隋唐之前的西魏、北周之时。在一系列“拓跋国家”中，粟特人一直占据着国家和政权的中枢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些旅行者、商人和滞留者。从这些遗迹和事实中，可以确认祆教信仰即使在中华之地也是生生不息、脉脉相传。

安禄山以“光”作为自己的本名，的确与其粟特式的原义有关，对于粟特系和伊朗系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盛名。那是选取显示祖源不花剌的“安”，与音译粟特系本名“光”的美字“禄山”合而为一，构成的汉式姓名。

不应忽视的是，他一生未曾改名。他的亲戚和朋友多采用了汉式姓名，例如他的对手安思顺。还有他少时的朋友、政治生涯的盟友史思明，其源于羯霜那的“史”姓另当别论，名字“思明”有“想明”之义，大概与安禄山的名字一样含有“光明”之义。表面上看是汉式名字的用字，但是起名内部隐含用意。

对于安禄山，有些人在呼他为“禄山”时应该是知道其意为“光”的。当时，胡风即伊朗式、粟特式的文化、习俗、时尚、体育和饮食等，一时占据了唐朝社会，而在玄宗的宫廷内尤为突出。不论是宫廷还是官场，都有不少出身或来自突厥、突骑施、契丹、吐蕃、印度、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异族”，尤其是伊朗系、粟特系人的活跃和起用十分明显。很有可能，玄宗实际上很清楚其名禄山即“光”或“光明”之义。

附带而言，7世纪至8世纪的“中华”，与今天我们印象中后世的“中华”尤其是经历了明清时代剧烈变迁的样子截然不同。像可称之为“异族之大唐帝国”那样，它洋溢着多元人种、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是个混沌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化世界。跨越东西之往来和迁移的障碍极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通风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对这样一个作为混合文明的“中华”，必须保持充分的认识，予以关注。

总之，安禄山是一直鲜明地尊奉自己名字中的“光之神”而度过了一生。口称“杂胡”、“杂种之胡”，实际上反过来利用它。另外，虽然他确实有在政界处世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违背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应该说，强烈的自我主张或自我意识，或对自身血液和身体所接受的“某种东西”的自豪和矜持感，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身上。

突厥之血与英雄传说

安禄山的母亲是阿史德氏，曾为突厥的女巫。突厥国家王室姓阿史那氏，阿史德氏是其通婚姻族，很有势力。出于这一点，安禄山是出身粟特系和突厥系强势家族的混血儿。虽说如此，可是却找不到有关其父母上辈乃至上上辈情况的任何记载。就是说，他所继承的仅仅是两种血还是更多血的融合呢？“杂种之胡”的确切含义还难以确定。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传说记载，身为女巫的母亲向突厥军神轧荦山祈祷后怀孕，他出生之际红光普照，妖星落在了其母的穹庐上。因为出现了太多奇怪的现象，母亲认为儿子是“神”，遂起名为轧荦山。这里就算有些想附会亚历山大传说的倾向，或许并不牵强。这个“英雄传说”或许是因安禄山之名而产生的。

那么，这是个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吗？也不是。“光”显然意指“禄山”。而且，所谓帐顶落下光亮之物、“奇人”降生的情节，使人联想到约五百年后蒙古时代关于成吉思汗祖先起源的著名的阿阑·果火传说。寡居的阿阑·果火感受天窗照射进来的“光”而怀上了儿子。这为其子孙后来成为统治世界之蒙古人中的正统埋下了伏笔。

创造了世界帝国意义上的超大版图的蒙古，吸收了此前欧亚大陆流传的所有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出了自己的祖先神话和英雄传说。与安禄山出生有关的这个故事，毋宁说是最终将成为蒙古所吸收的神话类型之一的源头。反过来说，“光之子”这类的传说和印象，不仅限于耶稣基督，还的确流传于世界各地。安禄山的诞生故事本身，可能已经成为祆教、伊朗古代神话乃至突厥族游牧民中当时广泛流传的“奇人诞生”故事的源头。

这一奇谈，不仅在《安禄山事迹》而且在《旧唐书·安禄山传》中都有相应的记述，至《新唐书·安禄山传》，基本上沿袭了《安禄山事迹》的写法，同时也记载，视伴随祥瑞出生的孩子为危险的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搜查了那顶毡帐，杀死了那里的老幼，安禄山因被人所藏而幸免。有意思的是，“范阳节度使”之语仅见于《新唐书》。我确认这是为日后安禄山在范阳节度使任上发动“大叛乱”做铺垫。北宋时期，总给人一种将安禄山视为英雄的感觉。

接受“圣血”的婴儿因此而陷入危险的境地又好不容易脱险的故事模式，实见于突厥祖先起源的传说故事，又为蒙古时代所继承。实际上，在唐朝末年，安禄山的本居地范阳一带仍称他和他的盟友史思明为“二圣”，为其建庙祭拜。据说察觉到这一现象的地方官正打算拆毁该庙，却引发了士兵们的反叛。

有关安禄山的“英雄传说”，应该说与故事本身的用意不同，包含着批评的意味和对现实的反映。因为只有在唐朝本位、以中华大事为首要职责的官修书中，才会那样去写。

“安”家的养子

幼年丧父的安禄山，随母亲在突厥长大。就是说，突厥语是他的母语，掌握了骑马、射箭等游牧民应具备的能力以及生活和习俗。由于还处在东突厥兴旺之时，母亲又出身阿史德氏，所以大概不会身陷贫寒之境。

后来，母亲作为填房嫁给了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延偃。延偃、波注兄弟二人，一个在突厥、一个在唐，身居两地。既然弟弟在唐朝做了粟特人的将领，那么哥哥也很有可能不仅在突厥发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而且也涉足了军界。突厥帝国自552年建国以后，与中亚的粟特人联合，以突厥的军事力量和粟特的经济实力作为立国的两根支柱。东突厥没有直接统治粟特人在中亚的本土，但是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居住在蒙古高原一带。失去了粟特前夫的母亲，决定带着儿子再嫁东突厥帝国的粟特豪门。与其说是阿史德氏的女性与粟特名人的结合，不如说是名门之间门当户对的事情。

安禄山于是成了“安”家的养子。据《新唐书》，安禄山原姓“康”，是可以联系到萨末鞬的粟特姓。这样的话，他本名就是“康禄山”，而随养父的姓成了“安禄山”。

那么他的出生故事中所说采用了军神“轧荦山”之名的情节，就只能是后来添加且虚构的。不过这一点还确实不太好说。但不管怎样，在他去世后史思明所立《禄山墓志》中记其“祖”之名为“逸偃”，可推测与安延偃为同一个人，这反过来证实了他曾作为“安”家之子生活过的事实。

他的不幸，应该是在此后开始的。开元年间（713—741）之初，安延偃的家族因某种原因破败了。同是在唐朝做官的“胡将军”安道买（或为贾）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和安文贞（或为真），一同逃离突厥，投奔在山西岚州做别驾的安道买次子安贞节，进入唐境。那时安禄山十几岁。

在唐朝做官的安贞节，以禄山和思顺同其兄孝节一起携手来唐而与他们结为“兄弟”之盟。据说安禄山自此改称“安”姓。就是说，由于共同从居于突厥之“安”家的危险境地中逃脱出来，他才成了“安”姓。反观之，说明之前他虽然住在“安”家，但是并没有被认可为“安”姓之人。或许是他不想姓“安”。他与水火不相容的对手安思顺等“安”家人的不合已隐约显现。

国际市场的中介人

突厥方面“安”家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开元四年（716）东突厥的后继者们内讧，而毗伽可汗即位，其弟阙特勤对反对派实行了镇压、肃清。“安”家的危难，恐怕指的就是那件事。顺带说一句，契丹也是在那时脱离突厥改属唐朝的，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而已。

这样看来，“安”家在东突厥和唐双方都扎下了自己一家的根。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从突厥和西魏、北周时代即6世纪中叶就一直持续下来。而包括“安”家在内的粟特系之人的作用也就与以往的印象有别，他们不仅活跃于经济、通商、文化、信息等领域，实际上军人和政治家的色彩也很浓厚。南、北两地的“安”家，哪一方一旦出现危机，就会投奔到另一方去。一个家族采取双向归属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不致被灭绝而制订出的安全策略。显然，对于突厥和唐朝两国来说，这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粟特人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粟特人在跨越政治、国境的壁垒后化为了一种缺之不可的存在。

安禄山此后成为“诸蕃互市牙郎”。就是各种非汉族与唐朝进行贸易的国际市场的中介人。据说他懂“六蕃语”或“九蕃语”，很活跃。说到六种或九种非汉语，就是突厥语、契丹语、奚语、粟特语（波斯语）、渤海语、古朝鲜语，等等。总之，他有着非凡的能力，每天过着与不同种族的商人打交道的生活。

生产、流通、交易、信息，然后是讨价还价。应对唐朝和各国官员的技巧和他的能言善辩等，大概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可以依靠的，唯有自己的力量和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安禄山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地方，正是营州之柳城，是那里的“杂种之胡”，这是他顾名思义的起源。

后来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张守珪成了范阳节度使。就在营州之南，中华本土内靠近北部边境的地方，安禄山因盗羊而被捉，遭到棍棒殴打，眼看就要被杀时，他大声呼叫：“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

名将张守珪从他的话语和相貌中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便放了他，让他在军中服役。这样，他与早自己一天出生的同乡史思明一起当上了“捉生将”即捕快队长，开始了全新的人生。从那里走上通往武功和发迹的道路。

欧亚大陆中的“安史之乱”

天下动乱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本居地范阳起兵。节度使驻地的名称是范阳，而其治下首邑的名称是幽州，即相当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之地。本来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边境处的小城，但是作为军事据点之城其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此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与通往现代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道路直接相连。安禄山的举兵，成为从根基上使中国史出现大转折的关键，也从结局上意味着范阳城乃至幽州的新起点。

随从安禄山起兵的是由同罗、契丹、室韦人组成的骑兵精锐部队，共有八千人。以之为中坚，还有节度使驻地范阳、平卢、河东的各部队，加上范阳治下幽州、蓟州的力量，骑兵、步兵全部集中起来共有十万或十五万人。他们平日里结为父子关系，似乎是在炫耀这种铜墙铁壁的信赖关系，号称“父子军”。

此前，安禄山曾进攻处于自己根据地背后的契丹族及其近族奚。目的是为举兵和南进铲除后顾之忧。据说当时动员了多达十五万或二十万的兵力。就是说，为推翻唐朝、建立新国家而行动时，他亲自统率的军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安禄山将契丹族等游牧骑马民族拉进自己的近卫军，当做“王牌”使用，仅此一举说明他深知其威力和破坏力不一般。他给次子安庆绪麾下留了不少军队，为的是确保大本营范阳一带始终作为战争的策源地，同时防备北边，是个理所当然的策略。

安禄山亲率的多种族混成的革命军，打着清除杨国忠这一把持唐朝朝政的“君侧之奸”的大义旗号，首先向着东都洛阳，一路击鼓南下。据说夜间行军，天亮进食，日行六十里即三十三公里左右。带着辎重，且与步兵同步行进，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速度相当快。更何况是十万至十五万人的大军团。应该说是快速进击吧。

本想就战事的发展和战线的扩大做详细叙述，无奈篇幅有限。总之，尽管唐军此前就对安禄山保持很强的戒备，惴惴不安，可是当时河北各地的唐朝部队毫无抵抗，或溃败或投降了。只能归咎为他们太习惯于“和平”状态了。

3 “安史之乱”关系图①
安禄山的进攻

而安禄山方面为了这一天做了充分的准备，调整部署，事先全面调查进军路线，制订必胜的战略。举兵及其日程和作战计划，也仅有他和另外五个人知晓，秘不外宣。有了周全、万无一失的准备，如离弦之箭般起“事”的安禄山，在军力上自然占有绝对优势。

除此之外，全军在与契丹和奚族长期的征战中已经“惯战”，个个都是战场经验丰富、武艺高强的勇者。而且，根据战况的发展，一旦需要，机动性极强的精锐骑兵部队也可以随时投入战场。尤其是在开阔的平原作战时，推进的速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至少，这场战争最初的舞台是由安禄山一方掌控的。

不可思议的变态

在举兵仅仅一个多月后的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速度实在是惊人。仅在这一点上，唐朝就处于劣势。如果顺着这个势头，安禄山再加大进攻力度，唐朝也许就会瞬间瓦解，以一个寿数不足一百四十年的王朝载入史册。

然而安禄山却没有这样做，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乘胜追击、一举获胜的绝好机会。其原因主要在于安禄山自身，他病了。视力逐渐丧失，体质虚弱，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安禄山本来体格肥胖，体重达二百公斤。为他写传的藤善真澄说他患有糖尿病，而且症状很严重。情况应该是这样吧。据记载，他在进入洛阳城即位后不久就发病了。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说他因称“皇帝”而遭天罚的写法，未免太过合适了。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安禄山此前已在病中了。不无可能，为了尽早实现梦想，他是在对自己的病情有所觉悟的情况下做出举兵决定的。进入洛阳城后的安禄山的行动，看上去好像只顾关注如何使自己即将结束的人生变得更加辉煌似的。

洛阳城是个很特殊的地方。自古就被认为是“土中”即大地的中央，从称之为中华当中之中华的当地习惯以及唐朝的国家角度来看，作为王朝大业根基所在的西京长安，政治、军事色彩较浓，而洛阳与之相比，政治上自不必说，在经济、交通、文化等各方面也都是更胜一筹的要地。特别是则天武后重视该地，其中也包含着她想使自己女性皇帝的地位合法化的目的，把洛阳作为新王朝中心那样的圣城，装饰得富丽堂皇。

长安是自北周、隋以来古老“王权”的所在地，而洛阳真正是多种人、多种文化汇集的世界性东方世界的中心都市。的确，作为宣告新国家诞生的地方，洛阳才是最合适的。

建国与暴毙

就在洛阳，安禄山于次年正月元旦即皇帝位。一月一日又是安禄山的生日，很可能是特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合的“圣日”。

总之是在进城后仅十八天的时候，实际上还不清楚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真正整肃威仪。无论如何，即位是非常仓促的。只能说那样做有“某些”不得已之处。

新国名为“大燕”，本是以自己根据地的古名“燕”起的名。定年号为“圣武”，这可以联系到他在长安时的旧主、已成推翻对象的玄宗的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看来他对“圣武”二字情有独钟。

附带说一句，日本国的圣武天皇在距此七年前让位于女儿孝谦，为她上谥号“圣武”，是天平宝字二年（758）的事。一般认为是取了玄宗帝号中的“圣武”二字。后来，“叛乱者”安禄山曾以“圣武”为年号之事传来，当时淳仁天皇及其朝廷内一片慌乱。

也就在此时，安禄山军队的快速进攻已迅速消失，莫如说是拿下洛阳后就立刻终止了。在即位、建国、建元大典的同时，安禄山本人也倒下了。统帅部失去了控制力，将士们沉溺于洛阳街头。这样，以天下要冲潼关为隔，与长安的玄宗政府形成了对峙状态。与当初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时的情形不同，战线止步不前。

在河北，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常山太守颜杲卿进行了史上著名的抵抗。二人是堂兄弟。唐朝一方采取了尽量避免遭遇战、缩入城中一味固守的策略。这样一来，安禄山的军队无法一个个地消灭他们，逐渐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即便是这样，唐朝一方也没有掌握主动权。

那时，潼关守将哥舒翰统率的二十一万八千人的多种族混成大军于六月八日应战出击。哥舒翰是突骑施父亲和伊朗或粟特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也是安禄山的对手。身经百战的哥舒翰认为固守潼关至关重要，但是惧怕他的杨国忠却挑唆玄宗下令出击。被迫拼凑起来的唐军惨败。对阵双方的平衡状态一下子被打破，长安陷落，六月十六日玄宗逃往四川。途中，在杨国忠等人被杀的同时，杨贵妃也被赐自缢。

唐朝几乎就此灭亡了。转战于河北、河东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撤军了。借着唐朝的大败，处于窘境的安禄山军本应一举打开局面。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4 “安史之乱”关系图②
唐军的反击

这次是安禄山一方出事了。几近精神错乱的安禄山，在第二年正月五日的夜里被儿子安庆绪等三人暗杀于洛阳宫廷内的寝所，因为安庆绪感到他作为后继者的地位已经不稳。直接下手的是契丹族出身的近侍李猪儿。据《安禄山事迹》，当时安禄山五十五岁，举事之后才过了不到一年两个月。

回鹘的野心

十分游戏般交锋的结果，形成了安庆绪与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建立临时政府的玄宗次子肃宗这第二代人之间的争夺。以安禄山之骁将闻名的史思明也在范阳独立。这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又有其他势力正式加入进来。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占据蒙古高原的回鹘游牧国建立。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势力要超过范阳、洛阳和灵武任何一方。关键就在于最强的军事力量究竟与谁联手。

据记载，早在安禄山还在世的756年的阴历九月，灵武的肃宗政府为了向回鹘请求援军，派唐王室的敦煌郡王李承寀和突厥系的骁将仆骨怀恩北行，他们于次年十月到达嗢昆水畔回鹘的大本营斡耳朵·八里，会见了第二代可汗磨延啜（回鹘语或作moyun chor），协议合作。根据这一约定，首先由回鹘两千人的别动队袭击了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磨延啜于十二月亲自南下，与郭子仪一起制服了河曲方面。只是就磨延啜的南进，还有难以确认之处。

这里所说的记载，指唐朝一方编撰的汉文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回鹘军站在唐朝一侧真正采取行动是从安庆绪、肃宗、史思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757年阴历九月开始的。指的是磨延啜可汗令太子叶护（yabγu，非人名，为王号之一）率四千余骑，前往唐军阵地增援，以助其夺回长安。结果，同月从凤翔出发的唐军凭借回鹘军和仆骨怀恩的奋战大获全胜，当月进入长安，回鹘军和郭子仪军接着进攻潼关和陕州，安庆绪因此放弃洛阳退往河北。唐军在十月里轻而易举地同时夺回了两京。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依据汉文史料得出的结论。研究回鹘史的森安孝夫以回鹘语的文书史料为线索，期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认为回鹘实际上不仅与唐朝而且与安、史都有来往，以图与更有利的一方联合，若得到机会还想进一步当上中华自身的主人。

磨延啜于759年的阴历四月去世，经过一番波折，其幼子移地健（idiken）即位为牟羽可汗。其后，取代史思明的史朝义于762年求援，可汗亲率倾国之兵十万南下，一时部队聚齐。的确，根据当时回鹘军的动向，事态将发生变化。唐朝一方为无视其求援而南下中华本土的回鹘军所吓怕，遂全力进行笼络，终于将其拉向自己一方。于是，史朝义的命运就结束了，为回鹘军和仆骨怀恩之子等人所灭。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回鹘。

在森安看来，磨延啜、牟羽两位可汗统治时期的回鹘游牧国曾对中国本土有所图谋。尤其认为牟羽在779年曾企图征服中国，只不过因内讧而搁浅。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还是很难掌握到“真正的事实”的。作为后世的我们，除了以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主要信息来源外别无他法，因此应该认真对待这一现状。

正如下文所述，涉及安禄山、史思明的记载完完全全体现了唐王朝的立场。关于回鹘，也确实是一样。唐朝一方很难说会忠实地记载那些明显对它不利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留下了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安禄山洛阳称帝之年的五月，即他的荣耀达到顶峰的时候，契丹和奚两族从北面袭击了范阳。契丹和奚的行动，似乎给安禄山阵营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是否真的可以把它归结为偶发的或是自发的行为？

唐朝方面出类拔萃的名将、确曾发挥显著作用的李光弼，原本出身契丹。那时他恰好从河东即山西出击，转战河北，正准备从南面觊觎敌方的根据地范阳。认为李光弼与契丹和奚之间没有关系的说法，很难成立。

安史方面也好，唐朝方面也好，双方都是多种族混处的人们。在潼关一败涂地的哥舒翰，那时已经半身不遂，不可能怀有野心。假设他还身强力壮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他的部下当中，已经有将在下一时期崛起的朱邪和沙陀之人。安禄山一方，也发生了突厥王族之裔阿史那从礼在占领长安之时图谋自立而逃走、后来惹出大乱的事件。原本被视为唐和回鹘之中介人的仆骨怀恩，也为自己而奔走，不久即向唐朝举旗造反。

这样看来，回鹘自不必说，旧的突厥势力、契丹和奚集团、朱邪和沙陀等，这些大、中、小不同的部落，都各自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组织在活动。不管是安禄山还是哥舒翰，都可以视为其中引人注目的“领袖”。在这一点上，是否真的存在草原与中华的确切区别呢？恐怕，立足于这一前提本身也许就是愚蠢的。

图二
安伽墓石榻彩绘浮雕之一。上半部中，坐在地毯上的主人公沉浸在音乐、舞蹈之中，好像是在喝玻璃杯中的酒。下半部中，骑马的人正在用弓箭猎杀狮子、用枪刺杀野猪，都是证明勇士行为的最髙体育项目。

【粟特之遗产的述说】

来到东方的粟特族——中亚的粟特族来到亚洲东方以及中华地域之事，一直以来广为人知。能充分证实其真相的具体遗址、遗物，近年来在中华本土的中央地区被陆续发现。从西安市也传来令人震惊的信息。在西魏、北周、隋、唐等一系列“拓跋国家”的首都旧长安城之地，从突出于其北侧的唐大明宫遗址西北约300米处，发现了北周时代的安伽墓。这是2000年5月的事情。各种发掘物当中,在石榻(石造的沙发）左面、正面、右面的靠背部分的石板上雕刻并着色的粟特贵族的形象，使人充分联想到当时奢华生活的情景。

图三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3年6月又在距离未央宫遗址东北大约1.6公里处发现了史君墓。据石板上所刻粟特文、汉文，可知墓主人史尉各伽(Wirkak)在西魏文帝之时（535—551在位）已经来此居住，他在粟特本土的史国继承了曾为萨宝的祖父以来的地位，在北周统治时期也是粟特人的领袖人物。图三
是史君墓石椁浮雕的一部分。反映的是长有鹰足和翅膀的神在管理着火坛祭祀。

图四

粟特本土上的美丽肖像
——以萨末鞬和不花剌为中心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可称为粟特本土之地，与上游的城址片治肯特一样那里也留下了粟特文化繁荣的痕迹。图四
是位于现在撒马尔罕市北郊广阔的阿甫剌西牙卜城遗址内、宫殿遗迹中七世纪后半叶壁画中的一部分。骑在骆驼上的两个人物，都被认为是来自南边石汗那地方使团的随行人员。正面右侧的人物，红褐色的脸颊上留着白色的络腮胡和唇胡。而左侧的人物是黑头发，白皙的脸上留着黑色的络腮胡和唇胡。他们的装束和描有连珠图案的鞍垫等，的确不仅髙级，还以钴蓝色为底色着色，整个壁画都显示了超群的技艺（撒马尔罕历史博物馆藏)。

图五

绘有竖琴演奏者的图五
，反映的是片治肯特壁画中特别漂亮的场面（塔吉克斯坦科学院附属纪念A.达尼什历史研究所藏)。另外，片治肯特遗址的年代跨越五至八世纪，该绘画的年代也不好确定。也许是作为粟特本土“最后屏障”的片治肯特在伊斯兰东进过程中即将灭亡之前。比起图二与图三两幅图，图四、图五两幅可能更新，这一点值得注意。

在欧亚大陆史的地平面上

即便如此，事情似乎仍然只局限在亚洲的东方地区。然而，实际上已经扩展到比它更广阔的范围了。安禄山死后，在事实上继承其衣钵的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以及向来依照中华观念被称为“安史之乱”的大动乱及其余波中，以西藏高原为中心形成“王国”或“帝国”版图的吐蕃，乘乱由西进发，一时占领了长安。唐朝变得有名无实，这在任何人的眼中都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似乎从更加遥远的西方也有波涛涌来。据说在“安史之乱”时，曾有阿拉伯的军队为唐朝助阵。搜集汉文史料即唐朝一方不连贯的记载，结合当时中东伊斯兰的形势，从而提出这一新观点的，是将中亚、中东的历史乃至印度次大陆的历史也纳入研究视野的稻叶穰。

回过头来看，在安禄山举兵四年前的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军在中亚西部天山北麓的怛逻斯河畔被阿拉伯·伊斯兰军打败。由此引发了众所周知的东西方两股势力间的冲突，伴随它的还有造纸术的西传。这场战役本身，对于双方阵营后来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是常常被当做历史上的某种花絮来述及。可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另外，被认为出身朝鲜半岛的高仙芝，在攻打洛阳时败于安禄山的军队而死。

唐朝方面，不仅招募回鹘游牧国和阿拉伯的士兵，而且还从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广招士兵。然而，正如反复提到的那样，对于安史一方，即使有什么援兵之类的“利敌”记载，汉文史料也基本不会言及。当时阿拉伯等国的军队是否只是响应了唐朝一方？这的确很难说清楚。前述吐蕃的进攻也真的就是单独行动吗？总之，用现代方式来说，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某种“国际战争”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中东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大动荡。就是说出现了反朝廷的运动或者说“叛乱”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名为阿拔斯朝的新型政权。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易卜拉欣得到什叶派的支持，成为反倭马亚运动的首领。以此为契机，向东部伊朗之呼罗珊方面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派去被解放的奴隶伊朗人艾卜·穆斯林，宣传阿拔斯王室的正统性。

于是，组成了以呼罗珊的伊朗人为主的革命军，一时席卷了伊朗大地，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击溃了倭马亚朝的军队，革命成功，于750年建立了以赛法哈为第一代哈里发的阿拔斯朝。顺便说一句，那次怛逻斯河畔的战役，就是很仓促地于第二年发生的。

说到世界史上这次著名的变动，自然会带出与五年后爆发于东方的安禄山的新国家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是以伊朗系的人为主发起的革命运动。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记载两者关系的史料。但是，在呼罗珊，过去当萨珊帝国毁于阿拉伯·伊斯兰军的进攻之际，以其王族和贵族为主组成了“亡命政权”。结果政权并未得以维持，导致大量伊朗系的人们迁往更远的东方。唐朝统治区域内伊朗风格文化的流行，是在原有伊朗系、粟特系影响的基础上，再加上萨珊帝国解体的冲击造成的。

可谓阿拔斯朝革命“发起者”的艾卜·穆斯林，在革命成功后继续控制着呼罗珊，很有可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王国”。报达新哈里发政权的力量基本上是鞭长莫及。以伊朗人为主的这个“呼罗珊政府”，对于包括阿姆河以东旧粟特地区的中亚究竟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呢？遗憾的是还无法确定。从这混沌的旋涡中，或许可以得知为唐助阵之“阿拉伯兵”的真实族属。

西边出现了阿拔斯朝，东边出现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新国家运动。西边成功了，而东边却以失败告终。然而，不论在亚洲的东方还是在中东、北非，新时代的门户同时在渐渐打开。东西方的这一互动现象，在东西方文献中还处在真空地带，很遗憾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尽管如此，作为历史上极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走向分权化的漫长时期

叛乱是否终止

不好意思，为了确认这个标题想再做一番回顾。史思明推翻了势衰的安庆绪，兼并其势力，在范阳之地称“大燕皇帝”。这说明他认为这个“新国家”与安禄山、安庆绪的是一样的。他与契丹族的李光弼开战，于760年“收复”洛阳，定为都城。

可是不知为何史思明自己又在洛阳发生了变化。他变得狂躁、蛮横，失去了人心。他欲立庶出之子，而与长子史朝义失和，为其部下缢杀。从大燕皇帝到入主洛阳、不可思议的变态、与儿子相争以及由此招致的暗杀，总共一年多的洛阳之梦，走过了与盟友安禄山太过相似的道路。说它是历史的巧合好呢，还是视为唐朝的记载中有意夸大事实的编造好呢？

总之，唐朝从史朝义手中再次夺回洛阳是在一年多以后。如前所述，当时靠的也是回鹘军。唐之年号的广德元年（763）正月，被逐回北边根据地的史朝义因部下叛乱而自取灭亡。距离安禄山举兵过了七年多，一般认为“叛乱”就此结束。

从所谓的王朝史观来看，也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吗？“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在安禄山、史思明之前和之后，事态完全变了样。首先，在动乱中，频频新设节度使，他们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就此在各地割据一方。以河北三镇为首，世袭化了的中小权力转化成名为“藩镇”的军阀。唐朝一边与那些众多的独立势力和解，一边又必须在名义上保持超越它们的形式。总体上是外面穿着唐的外衣，而里面是在唐的“招牌”下已经形成多极化的“杂居社会”或“杂居公寓”的状态，而且处处都在蠢蠢欲动。

底片中的世界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唐朝自身已经非常空虚了。郭子仪这个曾经提供反攻安禄山据点、一直拥戴肃宗至代宗、德宗等唐室血统的军阀首领，成了实际的独裁者。他拥有党项族等自营的战斗力量，手握以“唐”为名的“地方政权”。唐朝的天子只是徒具虚名，即使何时为郭子仪及其同伙所取代也不足为奇。这种状况已成定局。

总之，郭子仪所掌控的中等规模的军事政权，针对实力不相上下的各地军阀，只不过是想利用唐室皇统的旗号，在名义上占据优势地位。反过来说，郭子仪也好其他军阀也好，不用说安禄山了连史思明那样的实力都不曾有过。

“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帮不具决定力的人一成不变的畏缩不前。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对“叛乱”的状况习以为常了。还可以说是名为节度使、实为“王”的人们分别占据了各中小“王国”。就是说，“割据”已成为一种体系。

虽说如此，这是设定中华这一框架条件下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中华还是草原，都是以相互间没有高低之差、互不隔绝的形式在运作着。其中的决定因素，仅在于回鹘游牧国。名义上的唐“政权”及其名下独立集团的实体“国家”，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回鹘的庇护国。

唐朝方面在动乱中，为了笼络回鹘，签订了每年为其输出两万匹丝绸的协议。回鹘方面，在动乱后，很自然地派来使节团，在接受定额内丝绸的同时，还以带来的马匹另外进行丝绸的交易。将这样获得的丝绸，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内陆通道转手进行国际贸易。关于这一点顺带说一句，社会上所谓“丝绸之路”的交易方式，也许可以说实际在历史上很少以顾名思义的方式进行。这固然有些挖苦的意思。

可是，带来的那些马常常是老马、瘦马。一旦交易遭到拒绝，回鹘军队就会气势汹汹地前来征讨。而唐朝政府和下面各地的军阀，都无法抗拒。

就这样的事情，过去人们很容易从唐朝的角度出发，指责回鹘的蛮横以及它给唐朝造成的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可是，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甚至可以说回鹘的威力乃唐朝的支撑。为了获得军事上的平衡而出资，其实质求的只是王朝的生存。

这样看的话，所有的事情给人一种好像看底片中的世界的感觉。把颠倒了真实情况之明暗的图像当做历史事实的错觉，是非常可怕的。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唐代”吗？如果是在文学史上，所谓中唐、晚唐的划分可以理解。而且，如果以唐王室及其周围为中心来看，的确会有唐代的感觉。这是因为正史和其他文献记载都是从“中央”的角度和价值取向被编写出来的。然而作为国家和社会，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对此没有值得深思之处吗？

回鹘的相对优势

回鹘这一决定性力量，在草原上建起了名为斡耳朵·八里的小城，首次将“城镇”这种东西引入纯游牧世界的地方，却始终未能直接占有中华地域和农耕地带。“安史之乱”时回鹘人的野心最终实现了对中华的间接统治，不过也许并没有形成夸张意义上的对农田和城市的自行管理。再多的推测，也只能是推测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与匈奴帝国的冒顿单于和汉高祖刘邦在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同时满足于“属国化”的状态，如出一辙。突厥在北周与北齐争夺华北的战争中、在唐朝建国时，也只是期望华北国家的“属国化”。

或许应该把它理解为草原国家的传统。就回鹘游牧国来说，如果能确实得到渔翁之利、立于唐朝皇室和中华各地乱立的中小政权之上、维持着自身的安全、还能扩大经济利润的话，也就足够了。它一一成功地避免了因安史建立的“大燕”国所形成的强大军事威胁、唐朝皇室的彻底复兴、突厥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又卷土重来等情况。和处于“玄宗王朝”下风时的东突厥相比，回鹘的优势人尽皆知。对于回鹘游牧国来说，这首先是值得满足的状态吧。

那么，是否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言已成回鹘时代了呢？不是的，恐怕未必能下这样的断言。回鹘的优势，在缺乏令人满意的出类拔萃的强者、中小独立势力采取不同形式割据的状况中，终究只能说是相对的。即使具有彻底征服一切的“帝国”的力量，其目的也不在于独自统治亚洲的东方，而是要在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多极化”状况、其中多种势力宽松并存的那种世所罕见的时代中，享受惠顾自身的待遇。

在草原世界，契丹和奚虽然与“安史之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开始显示出一种既不依靠唐朝也不依靠回鹘而是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姿态。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把包括安禄山等人的“老家”即营州一带的地方，还有大凌河和老哈河流域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蒙古高原东南部的优良牧场，当做仅为自己所有的“固有地”，认真筹划着即将展开的自己的道路。

吐蕃的发迹

在这样的形势下，环视整个亚洲东方，当时以回鹘之对立者出现的，却是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吐蕃自“玄宗王朝”执政时起，就屡犯唐的西部边境。

倒不如说，稍晚于唐出现的、此时好不容易迎来建国契机的吐蕃，为了把以汉字统称为“羌”的藏系人群聚集在一起，开始具体实施扩张领土的活动。附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认为究竟哪一方存在“侵略”行为呢？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没有什么意义。

上文提到的混血儿大军阀哥舒翰，原来在对吐蕃的长期作战中崭露头角，声名显赫。而且其麾下正是包括藏系在内的多种族的部队。所谓的“以夷制夷”，往往被说成是中华国家传统的智慧，而唐王室本身就是出身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那么，就此而论，这个著名的成语实际上也只能说是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赘言。这一时期的中华和亚洲的东方，是个多种族混处的无国界的世界。

对于谋求扩张的吐蕃来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于751年在怛逻斯河畔的会战中败于齐雅德·伊本·萨里指挥的阿拉伯军，唐朝对中亚的管理一度解体，是一次良机。另外，在“安史之乱”中，唐朝无暇顾及对吐蕃的防备，西部边境防卫削弱，不久即迅速转为真空状态。为了阻止安禄山军的快速进军和对长安的持续进攻，唐朝不得不征调广泛驻扎于腹地河西和陇右等地的多种族部队，派往东方前线。

5 回鹘和吐蕃

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个万不得已的对策，对于吐蕃却是个天赐良机。不仅在中亚方面，就是在吐蕃的整个东部边境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各个方面，视野都豁然开朗了。

两强相争

动乱一旦持久下去，吐蕃即向依赖外邦援兵的唐朝表示了提供援助的态度。另外，此时唐朝甚至向渤海国提出了求援，说明它已经到了非常衰弱的地步。

唐朝已无计可施，明知危险，也不得不接受吐蕃的提议。于是，吐蕃得以半公开地向河西、陇右、四川派兵。其结果如前所述，连长安都被占领了。

唐朝一方无能为力，遭到吐蕃军蹂躏。最后吐蕃虽然撤退了，但也因此充分了解到了唐朝的软弱。后来，吐蕃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圈。在甘肃方面，从凉州到长安跟前的陇州，都进驻了吐蕃军。在塔里木盆地方面，从敦煌到现在的木孜塔格地区，确实都成了吐蕃的版图。

自789年至792年，在天山向东伸展的博格达山北麓的要冲别失八里一带，回鹘与吐蕃发生了冲突。那里是汉语标记为“北庭”的地方。在吐鲁番盆地的北边，伸展着草原地带，成为东西交通走廊的这一带地区，突厥语称为besh baliq，即“五城”，其都城也以同名相称。

那里是回鹘游牧国的西部边陲，是吐蕃王国或帝国的北部边境地区。占据蒙古高原的人和占据西藏高原的人，围绕天山北麓的归属展开了争夺。那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从唐朝与阿拉伯伊斯兰发生冲突以来，大约过了四十年。局势完全变了。

冲突以回鹘的胜利告终，天山东部地方是回鹘，河西、塔里木盆地南边、帕米尔是吐蕃，双方各控其地，对峙而居。这样的过程，直接表明当时回鹘和吐蕃是亚洲东方两个占有广阔领土的政权。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两强的时代。

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河西以西地区到13世纪蒙古帝国和大元兀鲁思的出现为止，此前一直是脱离“中华”的。可以视为超越时代的“丧失”，或许还可以说它是历史大图表中的一个小空白。

还有，难以忽视的问题是，理应为唐王朝大本营的长安，后来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这样一来，长安已不可能再次成为“帝都”，而只是一个边境据点城市了。唐朝也只好认命。

回鹘的瓦解

此时，称为“唐”的“时代”已经远远地离去了。坦率地说，无论从唐朝实际情况、内外形势，还是历史的趋势来看，如果再想用所谓“唐代”的字眼来表示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不说是稍稍偏离历史和事实了。

可以说，那终究不过是为了省事和出于习惯。回顾历史，所谓唐朝是历经三百年的大王朝的说法，先姑且不说这是一种引人注意的说辞，就是从史实角度来看也只能是误解。由命名引起的错觉格外根深蒂固，也很可怕。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和亚洲东方史或许仍然保留着浓重的古老传统。

以“唐朝”或是“什么”相称的，已经愈发衰弱，勉强然而异常顽强地维持着残年，其间亚洲的东方发生了更大的变动。曾超越中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相继自行灭亡了。局势进一步向细分化、多极化发展。

动荡首先出现在回鹘。840年之前不久，在天灾频发的蒙古高原，牧人们的不安以及内讧一波波地重演，游牧民联盟的团结出现了大裂痕。乘此之机，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黠戛斯联盟袭击了回鹘国家的中心区域嗢昆水、独乐河流域（独乐河，为土拉河的古汉译）。失去了权力中心的游牧国家，不堪一击轰然崩溃。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惊涛骇浪般的崩溃。回鹘游牧国的繁荣，走过了不到一百年的岁月，就此消失。原在回鹘的名下组成多重联盟的各种势力，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生存，分散行动。如果继续留在蒙古高原，环境和政局都将十分困难。

这原来构成回鹘国家核心的人们，分成几个部分，或向南到达中华的北境，或向西迁徙到河西地方和天山一带。其中，以河西大绿洲甘州为中心的甘州回鹘王国、拥有（横跨）博格达山北麓别失八里一带和南边吐鲁番绿洲周边的高昌回鹘王国（或称天山回鹘王国），是在迁徙之前重组的牧农复合型的中小国家。

总之，游牧民进了“城”。或者也可以说，“面”上的畜牧和“点”上的城市之组合这种新形式，被统一地刻进了历史。

这个值得注意的状态，与从前拓跋鲜卑联盟在蒙古高原的南边、相当于中华北部区域的“牧”“农”接壤地带形成的状况相似。另外，拓跋联盟以其地为根据地，逐步南进、扩张，终于制造出历经北魏至隋唐的、超越“华夷”的混合政权。但是，从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及阴山一带至大同北部，这一区域内称为边镇的“城”与畜牧的组合，是经历了几个世纪后才慢慢实现的。而与回鹘那样大规模地移动生活范围、且在非常短暂的时期内完成转型或变动，意义根本不同。

6 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藏）　回鹘人曾经崇拜内陆亚洲共同信仰的“腾格理”即上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虔诚的摩尼教信徒。这些是吐鲁番出土的断简，为9世纪中叶以后天山回鹘王国时期，使用了交替运用朱、墨的装饰性手法

若从其他角度来观察这一状况，也可以说是靠缓慢组织化了的大兵团的机动能力建立的游牧国家回鹘，将国家的规模设置小型化，并且分成几个大部分，转身成为以沟通内陆通道的东西贸易为立国之关键的通商国家。而且，历史大图表中不容忽视的是，这诸多的动向成了欧亚大陆大的“台球现象”的导火索，突厥族的西渐以及由此带来的可称之为“突厥伊斯兰时代”的历史时代，贯穿中亚和中东世界，以超越千年的时间跨度即将到来。从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来看，正是处在历史重要的转折点上。

余录

至于导致回鹘解体的连年“天灾”，虽然有几分环境变化的因素影响，但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它的根基。遗憾的是，目前尚无法清楚地界定其轮廓。“历史环境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见得不少，但是就欧亚大陆中心区域来说，现在正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例如，2001年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而新设置于京都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简称“地球研”）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尤其是我所参加的2000年度有关历史时间轴中人类和自然之相互作用的研究，就是真正综合文科和理科的新尝试。中国的甘肃到内蒙古一带，作为沙尘的源头，被认为是干旱化和沙漠化“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将具体探寻祁连山和额济纳之间的区域从冰河到绿洲、沙漠、湖沼等一系列的变迁，这一项目（简称“绿洲项目”）就是研究的起步。还有，以天山一带以及流经其地的伊犁河为中轴，期望对这块作为欧亚大陆东西之中心的中央区域，进行实为人类史上首次综合性的、科学的、学术的了解，这下一个项目（简称“伊犁项目”）也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样的挑战，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却是根本改变学术研究方法的准备，在提出与之相应的适当观点和成果时，可能会成为人类史以及今后地球社会的共同的智慧基础。

问题之一在于，对于回鹘游牧国戏剧性的崩溃这一毋庸置疑的重要史实，依据对冰雪核的抽样分析等得出的广义的理科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与史料的互动而得到证实？例如，它是表明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知晓的大规模的环境变化，还是昭示着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呢？另外，对于欧亚大陆国家兴亡的历史，还有现在和未来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对策，它是否能提供什么建议和启发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出发点。

把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仅仅视为“死去了的过去”，而是作为人类一路走来所获经验和智慧的宝库使其得以复苏，并在今后发扬下去，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谓历史研究的存在意义之一，显然就在于此。这里所说的历史研究，是指突破传统文、理科的框框，运用可利用的一切数据和方法来进行的综合学科型的研究。

吐蕃的衰落

对于唐朝这个徒具虚名的分权势力的拼凑物来说，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变化。压在头上的回鹘突然瓦解，给了唐朝恢复丧失已久的威信的良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唐朝皇室苦于如何安置从蒙古高原下来的原回鹘国的大批难民，在对形势做了一番观察后，最终决定联合黠戛斯进行追讨和镇压。

然而，不管黠戛斯还是唐朝，都毕竟实力有限。能够聚合、重整草原世界的凝聚力量始终没有出现。在此之前，曾在回鹘国家势力范围及其周边生活的各族，也都只剩一条自保的道路可走了。草原重新又回到了分裂割据的时代。在这种状况下，不久就有契丹族作为后继者逐渐显露头角。其条件已经成熟。

好像是在步回鹘灭亡的后尘，吐蕃本土也出现了非常事态。以前倾向于苯教的吐蕃王朗达玛压制原有的佛教即藏传佛教，结果引起佛教方面各种势力的反抗，自己也遭暗杀。

不仅控制西藏高原，还大量割占周边地区、保有可称为“帝国”那样版图范围的吐蕃，其后在朗达玛的两个儿子手中王统分裂、迅速衰败。因此西藏高原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其结果，使得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后来建成西夏国的“弭药”即党项族，就是如此。另外，虽然是以后的事情，以青唐（现在的青海省西宁市）为中心，从“安多”（藏语，指青海方面）到黄河上游一带，出现了名为“青唐王国”的佛教国家，开始与西夏相争。它也是以藏系的宗哥族为主的。整个西藏世界呈现多元化的状况。

这样，至9世纪中叶，像样统一的大政权最终从亚洲东方消失了。在各区域、地方，或在各种族、部族、部落，大量碎布块似的政治单位齐肩并存，分级化已达到了极限。各方面都在等待下次即将来临的“未知数”。

在日益衰微的唐朝之名下

回过头来说，唐室的衰微也已经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其间，在会昌五年（845），毕竟还是“天子”的血气方刚的武宗，大肆镇压佛教，加剧了混乱，是为“三武一宗法难”之一。当时，祆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摩尼教也受到牵连而被查禁了，因为它们都被视为类似佛教的教派。

随着武宗的去世，情况发生了变化。镇压被中止，唐室仅存的一点权威也扫地了。只是带来混乱的愚蠢骚动平息之后，造反和叛乱此起彼伏。859年浙东发生裘甫之乱，868年徐州发生庞勋之乱。

已毫无力量的唐室，于是命令突厥沙陀部的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突厥系的沙陀族和朱邪氏的部落，以前在进攻安禄山时曾在哥舒翰麾下接受指挥。沙陀族，一般被认为是原属西突厥的别部处月一系。据说原居东部天山之巴里坤湖以东，那里有“大碛”称“沙陀”，因此号为沙陀突厥。在回鹘游牧国与吐蕃王国争夺北庭等地的霸权时，曾一度服属于吐蕃，不久即成为其先锋，靠着精锐的骑兵威名远扬。后来为吐蕃所疑，遂脱离其下，以三万帐的部落迁徙到河套即黄河大转弯处的鄂尔多斯地区。附带说一句，当时吐蕃的赞普（指王）盛怒，追击沙陀部落，甚至“来攻”到了中华的地盘。

选择要臣服的对象，或许他们一方是主动的。身经百战的军事部落和骑兵的威力，在小政权云集的中华本土尤为奏效。唐室任命朱邪赤心为与游牧地区接壤的山西以北所谓代北地方的节度使，赐予他唐的国姓，更名为李国昌。突厥的流浪部落得到作为唐室一族的名分和明确的驻地，一时成为左右政局走向的势力而壮大起来。下一个时代将出现的新“芽”，在这里已经胚胎成形。总之，相对于回鹘的解体成为契丹发迹的要因，可以说与回鹘相争的吐蕃的衰败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在这一点上，无论契丹还是沙陀，说来都是时代所成就的宠儿，二者都遇上了格外相似的运气。

875年，盐商黄巢和王仙芝造反，成为席卷中华本土大半地区的大骚乱。尤其是黄巢南下华中、华南，在广州大肆杀戮，连外国人也不放过，又进而转向北方，于880年攻克洛阳、长安，最终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齐”。

逃到四川的唐室，又起用了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李克用率领鸦军（即身着黑衣的“乌鸦军”），这个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部队，于883年从山西南下，击败黄巢军，夺回了长安。但是，唐朝又起用背叛了黄巢的朱温来与之抗衡，赐名为“全忠”，同年任命他为汴梁即开封的节度使。在他的手中，已名存实亡的唐朝终于在二十四年之后灭亡了。

所谓“时代”的姿态

这样来回顾“安史之乱”后的变化，可知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在分权化的状态中。而且，这种分权化不仅出现在中华，还逐渐覆盖了整个草原世界以及亚洲东方。就是说，8世纪中叶以后滚滚的历史潮流正奔向多极化和分极化。

再者，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趋势在唐室断绝后仍在继续。如果将称为“五代”的大约半个世纪也算进来的话，可以说“分权化时代”在包括中华在内的广阔世界存在了总共二百年之久。此处，出现唐与宋在年代上的误差，是很自然的。将唐放大而将两宋合为一个时代的奇怪习惯，大概只能归结到基于中国正史的王朝史观。

唐代持续三百年、两宋时代也超过三百年的这种认识，与史实相距太远。从根本上要发问的是：历史发展的状态本身在中华框架中是什么情形呢？我们想看到的不是假想中的中国，而只是事实中的历史。

这样，成其为中华的轮廓、内容，以及所谓中国史的真相，恐怕就会更接近事实，甚至还可以为中国史在人类史的发展脉络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希望以此作为这一部分的小结。

第二章

走向契丹帝国之路

看不见的一条越海之线

《将门记》如是说

天庆二年（939），平将门在坂东发动“叛乱”。一般认为是针对京都的朝廷建立了新政权，也有人认为其中已隐约可见“新国家运动”的影子。

称得上是其传记的《将门记》中，留下了令人惊讶的记载。自立为“新皇”、举行即位仪式的将门，在天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写给当时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忠平第四子即左近卫少将藤原师氏的奏折中，首先就自己的血统和统治半个国家的正统性解释说：“将门柏原帝五世孙，领天下半，谁谓不可？”接着颁布了自己的诏敕。敕文如下：

“今世之人，必以击胜为君。纵非我朝，佥在人国。如去延长年中大契赧王（原文作‘赦契’，当为‘契赧’之讹），以正月一日讨取渤海国，改东丹国领掌也。盍以力虏领哉。”

——当今时代的人，靠以实力取胜成为君主。即便不是我们国家的情况，但在均为人之国家这一点上没什么不同。过去的延长年间（923—931）的大契丹王，正月一日讨伐攻取了渤海国，将其更名为东丹国纳入自己手中。岂能说不是尽力夺取的呢？

“大契赧王”，指契丹帝国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头一年的十二月率军亲征，于第二年即天显元年（926）正月攻陷渤海国，俘虏了其国王大諲譔。二月，改其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突欲（契丹语其意不明，恐与toyok音近。另有汉式的名字“倍”）为“人皇王”，作为该国国王。就是说，《将门记》所记将门的话无疑是确凿的事实。

记录与真实，以及……

将门想说的话很清楚。要自立为“新天皇”，首先因为具有原为桓武天皇五代孙的血统而领有日本国的半壁江山，所以“不在运气”，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当然的事情。而且，今天的时代是实力主义的。我国也好外国也好，都一样。来看大契丹王的例子，他讨灭了与我国保持关系的渤海国，改成东丹国，不是以实力夺权是什么？

所谓与帝王桓武一脉相承的神圣血统的内在正统性，加上以实力夺取胜利成为跨海时代之趋势的外在形势，作为其根据的实例，就是契丹帝国耶律阿保机的模式。合理的逻辑内容，非常易懂，明快至极。

7 《将门记》
（真福寺本）中落款为天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奏折

关于《将门记》这一充满趣味的、引人入胜的文献，一直以来有各种探讨。据编辑《平将门资料集》（2002）的福田丰彦说，有人认为是住在东国的人在事件过去后不久所写的实录性质的见闻记，也有人认为是在事件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后出现的经过调查整理而写出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观点之间差异不小。即便如此，它仍然无疑是依据确切的资料所写的有关将门之乱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它既不是现场当事人的见闻录，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原始资料”，这大概就是它同时具有的特点。

完成的时间，一般认为上限是在11世纪前半期，下限在11世纪末期。由于可利用的主要写本“真福寺本”被认定是抄写于承德三年（1099），所以这里采取不晚于这一年份的说法。

从亚洲史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的话，情形会如何呢？“大契丹王”耶律阿保机的统治是从907年至926年，特别是灭渤海国、建东丹国是在其末年的926年。而这边，将门的“叛乱”发生在939年，其间仅隔十三年，还不能断言将门“叛乱”本身没有受到来自契丹和阿保机的影响。这是首要的一点。

其次，即使《将门记》完成的时间是其下限的1099年，那么与此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平安时代的日本（平安日本）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崛起及其征服活动，尤其是征渤海国之事的基本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例如，征渤海国的准确年月、新立东丹国的事件还有“大契丹”为这一可怕的新政权的正式国号等等。

再有，从故事或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将门记》，这里实际上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将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国的出现理解为“冲击”，并且拿出这个例子来为将门的“说辞”提供“合理性”。换句话说，则耶律阿保机以及他征服渤海国的“历史事件”，不仅《将门记》的作者知道，就是读者也有一些了解。否则，这里所说的话就不具意义。

这时，正是公开向京都的朝廷挥舞反旗的时候了。在那种情况下，让将门讲出“非我朝”“以力虏领”的实例，是因为认识到了那是使人信服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事件。

东丹国的使者

之所以说契丹国灭渤海国这一发生于大陆的变动在日本国也广为传知，是因为相应的史实和背景可以得到史料上的证实。事情发生在醍醐天皇长期统治的第三十三年即延长七年（929）。正好是在平将门“天庆之乱”发生的十年前。

那年年末的十二月，东丹国的使者乘船来到丹后。使节团的团长裴璆，以前作为渤海国的使者已有延喜八年（908）和十九年前往日本的经历。一开始，日本方面仍然以为这次的来使与以往一样，然而裴璆却说自己虽然身为渤海国人，但是现在已经降为东丹国的大臣。谈话之间他指责了“契丹王”的罪行。对此，太政官批评裴璆说既然已经身为人臣，就不该这样做，让他写下了“悔过状”，被记载为“东丹国丧失礼仪”（《扶桑略记》延长八年四月一日条）。

日本国至少在此时已经确实知道契丹灭渤海国之事。并且知道所谓东丹国就是其后身。关于日本国此时对裴璆采取冷淡态度一事，据说“回避国际问题”是当时日本政府严格遵守的冷静而透彻的外交方针。妥当与否暂且不论，只是到此时为止，日本真的就对契丹这一新政权及其迅速扩张一无所知吗？

就这一情况，有几种应当考虑的“状况证据”。例如，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起后百济国之后二十多年，风云人物甄萱在东丹国遣使七年前的延喜二十二年曾派使者来日本寻求友好往来和结盟。当时在朝鲜半岛，相对于古老的政权新罗，又有高丽和后百济独立，形成“后三国”的战争状态。甄萱想通过与日本的交往，使自己作为后百济之“王”的地位不仅在新罗国内的叛乱者中得到认可，而且还要获得“国际性的”了解，以使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方面没有响应。

在进行交涉的当时，甄萱方面就没有提到大陆上的形势吗？还是日本方面全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就打发了那个野心家的使者吗？尽管甄萱至少那时在“后三国”中实力最强。

甄萱的选择

与此同时，耶律阿保机领导的契丹国通过长年频繁出兵周围地区，已形成广阔的势力范围，成为亚洲东方的老大。不仅如此，在动荡的华北局势中，居于华北中心的沙陀军阀后人李存勖于前一年的921年年末，进入河北境内与其展开了反复的浴血争夺。南北双雄之间长达三年的争斗，对于草原和中华乃至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人们来说，肯定是关乎形势发展和自身前途的大事。至少甄萱是有理由知道的。

在与契丹的军事对决即将见分晓的923年，此前一直代父亲李克用称“晋王”的李存勖，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位，立新国号为“唐”，是延续唐室所赐“李”姓、使唐室“复活”的标志，历史上称为“后唐”。同年的十月，灭了占据汴梁之朱氏的“后梁”。唐室的势衰造成了李克用与朱全忠四十年间的对立。命运注定的对立以沙陀的胜利告终。至此，华北地区已成为沙陀族的天下。

对于这样的新形势，后百济的甄萱立刻做出了反应。他是看出继承旧唐名称的华北霸主李存勖身上有希望，还是只是认为这是一次良机呢？这还不好说。总之他向李存勖派遣了使者，于925年得到了后唐对其“百济王”之号的认可。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说他比对手新罗和高丽抢先动作了呢？那也是很难说的。此处重要的是，甄萱在那样的背景下，早于上述东丹国使臣抵日半年之前即929年的五月，已经再次遣使到日本，以正式的“王”的资格寻求友好往来。那么他的使臣就不可能不提到唐帝李存勖的出现、后百济从他那里得到的“受封”以及大陆形势的发展。

平安时代的日本不曾获知吗

在这种情形下，要说日本浑然不知大陆上的动荡，恐怕有些不自然。平安时代的日本是明知其情却避免卷入“国际问题”，还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待海外来使的呢？二者之间的区别很大。

在这一点上，结合作为直接证据的记载来理解“事情”，看上去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实际上，也许几乎等于停止思考。尤其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外交事务、其中各种情况的微妙之处及判断什么的，难以在记载的表面显示出来。这也是当然的事情，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耶律阿保机于即位建国八年后的915年，已经进攻了鸭绿江方面，称为“钓鱼”，向朝鲜半岛施加军事压力。据《辽史》，即侧重契丹方面修成的正史“后三国”当中，新罗和高丽（此时的高丽，严格地说应称“后高句丽”）遣使阿保机，分别进贡本地物产。这两个国家早早采取了归附契丹国的形式，后百济的甄萱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情况。毋宁说，正是因为如此甄萱才请求沙陀军阀的后唐赋予其权威。

总之，环绕平安时代日本的形势，谈不上什么平安。除了隔海相望的日本以外，不论朝鲜半岛还是大陆，各国都从根本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代”正迎来了骤然变化的时期。这种动荡不可能不传达到日本。

作为其结果之一，即使认为是以将门“叛乱”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也并不是不可思议。将门在“叛乱”之前，曾在摄关家服侍，熟知京都城内聚集的内外信息。认为对于契丹的武力扩张和称霸以及一段插曲似的渤海国的灭亡，包括他在内相当多的人怀着焦急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有切肤之感，可以令人接受。当然，藤原纯友的“叛乱”也是在同源的序列当中。这里，故事《将门记》或许已经超越了故事的界限，传达着“原始的真相”。

“遣辽使”真有其事吗

作为耶律阿保机基本史料的《辽史》，在卷首“太祖本纪”中记载了一条对日本来说颇为重要的事情，尽管内容比较短，即契丹之天赞四年（925）冬十月庚辰条的“日本国来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说日本不是派“遣唐使”，而是向契丹帝国派去了“遣辽使”吗？

据《辽史》，在日本国来贡的前一个月，契丹帝国的皇帝耶律阿保机结束了头一年夏季以来断然进行的大规模出征达怛、党项、吐谷浑、甘州回鹘的军事进攻，回到契丹本土。通过此次长达一年多的西征，契丹帝国的版图越过蒙古高原，扩张到中亚、河西走廊一带。可以说领土面积增加到八十多年前瓦解的回鹘游牧国的两倍，达到了内陆世界霸主的地位。似乎是为了表示祝贺，日本前来进贡了。

8《辽史》“太祖本纪”所载“日本国来贡
”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

这里颇具意味的是，在“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上下文，可见到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上文记载了李存勖的后唐攻灭后梁后来告、契丹方面遣使访问之事。如果简单理解此事，那么就是说西征回来的耶律阿保机，终于还是为两年前仍是敌手的李存勖的称霸华北，向他表示了祝贺。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由于二人同为“皇帝”，那么在形式上表示祝贺之意也属当然。对于已消除后顾之忧的耶律阿保机来说，理应反过来再对华北来一次大的进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因此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恐怕阿保机和李存勖都认识到契丹和沙陀两强相争是不明智的，于是在923年春夏期间一度约定契丹与沙陀北南分治。正因为如此，阿保机才能大举西征，李存勖才能灭了朱氏的后梁。就是说，不清楚这南北两个强国是否保持沉默，但终归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

北行还是南行

另一方面，“日本国来贡”这条记载的直接下文是“高丽国来贡”，而且是日本国来贡的次日辛巳日的事。接着又在十一月己酉日内记载“新罗国来贡”。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三国相继来贡，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问题，如果也忠实地采信记载的话，那么就只能说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相争的高丽国、新罗国几乎同时向契丹帝国派去了使臣。高丽和新罗向契丹帝国、这次是向其大本营直接朝贡，是很好理解的事。而日本国内与这次“遣辽使”直接相关的线索，在下文“宽建法师之派遣”的资料中尚未发现。对此应当如何看待呢？《辽史》的记载所抛出的，无论对于日本史还是亚洲史都绝不是小问题。

另外，甄萱的后百济，如前所述，那时已经派人前往李存勖的后唐。面对南北两个皇帝，日本、高丽和新罗三国向北行，而唯有后百济未向北行。高丽和新罗也向后唐派去了使臣，是采取了同时交好南北两雄的所谓“安全策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虽说如此，包括一直以来的经历，半岛北部的高丽和东南部的新罗能够更多地感觉到来自契丹的威胁，而西南海边的后百济出于与两国的对抗仅选择了后唐，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为何选择了契丹呢？不能不说唆使的成分太明显了。

宽建法师之派遣

与前述《辽史》中谜一般的记载相关，日本方面也有令人心生悬念的记载。引起轰动事件的第二年，按日本的年号是延长四年（926）。据《扶桑略记》卷二四“醍醐天皇”下卷的五月二十一日条，兴福寺的僧人宽建法师奏请乘坐修明门外停泊的唐朝商船入唐求法并朝拜五台山。醍醐天皇的朝廷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而且赏给他黄金“小百两”作为路费。根据宽建法师的请求，交给他菅原道真、纪长谷雄、橘广相、都良香的诗集共九集，以及小野道风的行书、草书各一卷，让他带到唐国交流。又令三个僧人、四个童子、两个通事随行。命当时的左大臣藤原忠平将这道圣旨下达到大宰府。又于六月七日敕赐宽建黄金五十。上述记载是以醍醐天皇的《御记》即日记为依据写成的。

与此不同，《日本纪略》中有关宽建的记载是说，延长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赐予宽建一行大宰府之牒，派他们前往大宋（唐之误记）国的福州。记载说是为了让他们朝拜五台山。据以上记载，就是说在《辽史》所记“日本国来贡”的大约半年后，醍醐天皇政府曾派遣宽建等十人前往大陆，大概在第二年的正月搭乘中国的船只驶往南中国的福州。那成为一次借冬季季风顺利完成的航行。

两种记载中所说的“唐”，虽然不能说不是指当时在华北建立的“后唐”，但是大概可以认为一般是指中国。不清楚宽建一行是否朝拜了五台山。然而，五台山位于山西北部，如后文所述，是在耶律阿保机统治的契丹国与李存勖领导的沙陀政权展开激烈争夺的“山后地”内。契丹的领地近在咫尺。而福州是当时形成独立国家的闽的都城，从那里登陆后北行的话，要逐一经过独立国家吴乃至吴越，进入沙陀政权的“后唐”所控制的华北。或许，由于吴越国已经通过海路与契丹国通好，所以也有可能一下子乘船到达契丹境内或其附近。

总之，朝拜五台山是观察混沌的中华和草原之实情的漂亮理由。尤其是，926年阴历正月渤海国灭亡、同年四月李存勖因政变垮台、同年七月耶律阿保机离开人世，正处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是那年五月二十一日做出派遣决定的话，那么了解渤海国的灭亡和后唐国的混乱就是直接的目的。当然，了解迅速崛起并扩张的契丹帝国的实况也是此行的目的。

所谓要在大陆传播菅原道真等人的诗文和小野道风的书法的“借口”，不用说，是很好玩的“理由”和“说法”。毋庸置疑，正如两种相关记载中都明说是朝拜五台山一样，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直接调查包括契丹国在内的大陆形势。佛僧的求法和巡礼，以及文化交流等“名目”，总的来说采取的不是“官方”派遣政府有关人员的“形式”，而是由醍醐天皇下面的政府要员直接任命的。可以说醍醐政权对大陆抱有明显的关心。

如果是这样，那么《辽史》的记载也可能指的是某人在藤原忠平等人的授意下，非正式地造访了耶律阿保机。总觉得这似乎很有可能。

扑朔迷离的死因与命运的起伏

作为对以上原委的补充，还必须提到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国来贡之记载后的十二月条，记的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下诏宣布亲征渤海国，将率领皇后述律氏、皇太子突欲、次子大元帅尧骨（契丹语或为yaogu。又记为耀屈之、曜屈之、耀渠芝等，如果是这样，或许当为yaoguchi。汉式的名字是德光，中华王朝式的庙号是太宗）及全部中枢机构，进行生命中最后的远征。而渤海国于次年正月彻底投降之事，已如前文所述。在回兵途中的秋七月，耶律阿保机猝死于扶余府，享年五十五岁，《辽史》记载说这正应了两年前的夏天他宣布西征时对自己死亡的预言“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丙戌即天显元年（926）。

此后，契丹国围绕继承人之事，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阴霾中。本应延续渤海国的东丹国，也随其君主东丹王耶律突欲一起在背运中渐渐隐去了身影。对于日本以及高丽、新罗在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发生前夕来贡，应当重新给予充分的关注。因为《辽史》只是最低限度地记载认为最必需的史事，关乎耶律阿保机的“太祖本纪”情况尤甚。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尽量削减了语言的每项记载，其所含语义和信息中都有相当多的“东西”。

当时未向契丹来贡的渤海国，立刻就遭到了武力的镇压，国民的大多数被契丹迁往辽宁平原，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逃亡到了朝鲜半岛。顺便提一句，没有选择契丹的甄萱，也于930年被儿子甄神剑篡夺了王位，而神剑又于936年为高丽所灭，朝鲜半岛在“契丹派”外表下之高丽的基础上再次统一起来。命运的起伏，一见分明。

裴璆的悲剧

这样看来，很难想象在裴璆作为东丹国的使者来日之前，日本还不知道渤海国的厄运。其实日本方面针对裴璆的话进行了严格的讯问，甚至让他写了“过状”之类的悔过书，说明对裴璆使者行为的本身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应该说裴璆本人就是造成渤海国灭亡之直接原因的当事人之一。

到了决定命运的925年，面对是选择北边的契丹还是南边的沙陀，渤海国最终选择了南边的沙陀。而且，成为使臣的竟然是裴璆。至少，他起了把渤海国引向灭亡时扣动扳机的作用。

那么，渤海国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与其直接接壤的强大的契丹呢？或许，渤海国当局考虑的是，正因为与契丹正面相对而深切感受到它的威胁，所以不如与另一个称雄的沙陀联合，构成共同夹击契丹的态势。国内已经大乱的渤海国，如果坐视下去，迟早会被契丹所吞并。这一点确实已经显现出来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渤海国就是有考虑地向沙陀派去了使者。

但是，阿保机的反应大概超出了预想。在缓解西征的疲劳后不久，他就倾契丹全国之力怒涛般压向渤海国。对方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因此可以说日本乃至高丽和新罗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那两国是那么想的吧。

作为东丹国使者的裴璆来日，使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境遇中。可能了解事情原委的日本方面认为严格询问裴璆是很自然的事。裴璆自己也身陷烦恼。受到日本方面的责问，他自己写道：不曾救先主（渤海国王）于身陷涂炭之时，却兵戈之际乱谄于新王。身为陪臣（东丹国）小使，却紊上国（日本）恒规。这应该是他表达悔恨和忏悔的话吧。

提到929这一年，不仅是旧渤海国人与东丹国之间，而且东丹国与契丹本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裴璆自责其罪恶时提到的“契丹王”和“新王”，究竟是指何人呢？简单地说，是指那时已经死去的征服者阿保机呢，还是指直接君临旧渤海国人的东丹王突欲呢？或是进一步指作为第二代契丹皇帝、曾压迫其兄长东丹王及其国家的尧骨呢？对于真实、确切的情况，实际上人们并不知晓。

重叠的形象

还有一个问题是，《将门记》为什么把凭借实力夺取政权的“大契赧王”阿保机引作例证呢？上述渤海国之灭亡所带来的冲击，还有契丹国之出现及其势如破竹的迅猛进攻这又一冲击，已无须再言。即便将《将门记》的成书时间倒推至最下限的1099年，那期间契丹帝国一直是作为亚洲东方最强盛的国家而坚如磐石般存在着。对于契丹这个以武力压制远比自己建国要晚的南方文化国家北宋又与沙陀一直保持南北共存态势的北方军事大国的情况，日本没有理由毫不知晓。

再看日本，当时也呈现出东国之武力与京都之宫廷文化相对而存的形势。虽说在方向上有南北与东西的不同，但是双方都是二者并存，在这一点上似有相似之处，它是否对将门之乱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现在只能搁置不论。尽管将门本人很有可能从藤原忠平和身边的人们那里获知契丹国与耶律阿保机的详情。不过，不管怎么说，作为记录、著作和故事的《将门记》中，契丹王是被作为将门的先行者而提及的，这是否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象上的联动呢？

那或许就是二者所共有的善战的英雄形象吧。或许其中还存在武与文之二元世界的影响吧。假如进一步发挥想象，那么耶律阿保机的去世之谜，就与当上新皇不久即意外离世的将门的身影相重合。在这一跨越海洋的形象重合的背后，另有真相吗？对此现在还不得而知。

奔向帝国的助跑

被遗忘的英雄

契丹帝国几乎是耶律阿保机这个人一生的“事业”。他在唐室断嗣的907年以三十六岁之龄当上了契丹的“可汗”，又在926年以五十五岁之龄意外辞世，其间共二十年。他将此前只是非常松散的部族联盟的契丹族，一下子推上了“国家”的地位，屡次派兵征伐东西、南北，创建起了跨种族、跨地域的“帝国”。在他这一代，不仅是契丹，就连内陆草原乃至亚洲东方的形势都为之一时大变。

在将历史上的特定人物视为“英雄”时，慎重或否定的看法多出自历史研究者。的确，作为人类进步的历史，核心就在于人类这一群体在整体上是什么状态、它如何活动、如何变化。虽说如此，它也因时间和场合而不同。有些人，缺之则历史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的实际存在，也是一方面不争的事实。对于这种事情，可以据其大致情况直接认同，没有什么必要顾虑吧。

耶律阿保机无疑是个英雄。尽管如此，对于他的事迹、他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在历史上的意义等等，无论哪个方面也还不能说都得到了与其实际情况相符合的评价。他的名字暂且不说，就是他的真实形象也几乎不为人知。是否可以说是一位被遗忘了的英雄呢？

五代与契丹同时

原因大致还是在于中华王朝史观。更准确地表述的话，或许可以说是在于中华本土中心史观。在大多数的史家看来，耶律阿保机是“外”人。将中华与“塞外”割裂开来考虑的氛围，仍旧有相当的市场。

在这种氛围中，比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国晚半个多世纪建立的北宋，被当做了所谓唐朝三百年之“幻想”的不容置疑的后继者。反之，契丹帝国却只留下了北宋北边“野蛮异族”之一的印象。持这种论调的理解和记述，以往滔滔不绝，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绝迹。那是一种朴素而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看法。然而，历史事实又究竟如何呢？

在接近蒙古时代末期，也就是稍晚于《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的编纂时，陈桱的《通鉴续编》问世了。按时间顺序记述了自唐室灭亡前后至蒙古收服南宋为止三百八十年间国家兴亡的主要历史，是一部庞大的通史。在历史上进行这样的尝试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值得重视的书籍。况且是以耶律阿保机的出现和契丹帝国的形成来开始其贯穿时代史的叙述的。其中蕴涵着强烈而明确的历史观和信息。

同时又是《五代史补编》作者的陈桱，也精通一般中国史上所说的“五代”的历史。他在《通鉴续编》中，让始自阿保机的契丹帝国史占据中心地位，首先讲述了“五代”的兴亡，这部分内容告一段落后，作为下一段历史的展开，另设卷讲述960年赵匡胤篡夺后周王权、发动政变即位之事，也就是北宋的建立。

陈桱的这部史书本身，正如他在卷首所设“书例”中明确交代的那样，贯穿着“尊华夏”的立场。就是说，在普及和定型于蒙古统治时代的朱子学说及其大义名分论的影响下，高声标榜特意偏重北宋、南宋这“两宋”的“中华主义”。在《通鉴续编》中也还是体现了这个特点。

9《通鉴续编》的目录以及第二卷的开头部分
（台湾“国立”图书馆藏）　由二十四卷构成的《通鉴续编》，在序中阐述了编纂方针之后，在第一卷中简述了自盘古开始的神话先祖的故事，从第二卷开始进入正文。通篇给人始自契丹、五代继后的强烈印象

历史理念与事实主义

如果正视事实的话，只能如此。作为历史叙述，《通鉴续编》是最为名副其实的。

陈桱自己宣称要重视北宋，可是不用说初代的赵匡胤（宋太祖）时期了，就是对于其弟即很可能是弑兄夺权的第二代的赵匡义（宋太宗），也只写到其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与五代无异”之语结束，并没有算入“北宋时代”。而是以始于太平兴国四年的讨伐北汉和由此实现的对华北大半区域的不完全占领，作为判断北宋这一王朝国家真正建立的标准。作为史家来说，这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态度。在他来说，理念和主义另当别论，观察历史的眼睛是事实主义的。

如果考虑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帝国被“不恰当地”贬损、北宋被“过度地”拔高的背景，与日中两国都有关系，多少会涉及文化论和文明论吧。历来的中国史，冠以“实证”之名要求单个研究的微观情况另当别论，在历史的宏观把握上，总是难免容易向理念性、思辨性、观念性倾斜。在日本，正如从前宫崎市定所言，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成了江户时期幕藩体制中类似儒学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所收北宋的“名臣”们，由于朱熹本人的特意“拔高”而被尊崇为脱离现实的“伟人”、“圣人”，这或许也是不应忽视的一种原因吧。对于头脑中灌输了这种教育、成为其教育基础的人们来说，北宋和它的士大夫们就只能是绚丽文化之花盛开的大国业绩辉煌的英雄豪杰。

不得不说，那是后世的历史中所创作的过去，或者是由纯朴之心而生的“确信不疑”。在这种情况下，阿保机和契丹之类就变得微不足道。烦扰北宋王朝的“素朴的野性”也好，或是被视为“对文明的侵略者”也好，也许都是出于无奈。是发生在横溢的文明主义被当做美丽梦想的古老的美好时代的事。

夷离堇的立场

《通鉴续编》的记载，从唐室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的天复元年（901）契丹部族联盟长痕德堇可汗封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之事开始记起。公元10世纪，亚洲东方的各国基本上处于整体变化的“变化的世纪”当中。恰好就在最初的那一年，耶律阿保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谓“夷离堇”，大概就是突厥的“俟斤”，即相当于irkin的游牧官职。据《新唐书》，从前契丹服属于突厥时，契丹君王家系的大贺氏曾作为“俟斤”统率部民。据说在契丹的近族奚人那里，也是五部各有一位“俟斤”，统领部民。《辽史》“国语解”中，记为“统军马大官”，指最高军事司令官。《通鉴续编》也解释“夷离堇”的意义为“掌部族军民之政”，即总揽游牧部族部落以及军民。总之，可以视为契丹联盟各部之长，掌管军事和行政的指挥官。

在有关契丹的全面而基本的史料《辽史·太祖本纪》中，进一步明确记载阿保机是“本部之夷离堇”。这里所说的“本部”，指阿保机出身的“迭剌部”。由于迭剌部是契丹族中的核心部落，所以阿保机作为迭剌部的首领，并追随痕德堇可汗，走到了契丹联盟中心的地位。当时，他正好是三十岁。作为“英雄”人生的起始，年龄不能算年轻。

模糊的前半生

阿保机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据说，他的母亲述律氏（述律氏是与契丹王室耶律氏通婚的部落，汉式称呼为“萧”氏）因梦见太阳堕入体中而受孕。他出生之际，满屋神光和异香，个头就像三岁的小儿，已能爬行。其祖母感觉他不同一般，于是养为己子，经常把他藏匿于其他帐幕，涂抹其面，不让别人见。他长到三个月已能行走，并能快活地讲话，预知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说自己有神人相翼卫。

所谓“光”什么的以及被藏于帐幕中的说法，与安禄山有共通之处。总之同属内陆世界流行的“异人传说”。不管怎么说，还散发着王朝始祖身上常有的奇谈的浓厚味道。在这种场合，它究竟具有多大意义呢？

与此相比，说他长大之后成了一个身高九尺的壮汉、能拉开强度为三百斤弓的猛男，或许更是作为游牧武人和军事指导者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所见游牧国家的创建者，大体上都是壮汉。加上善射，成为王者不可或缺的条件。阿保机就是这样一个大丈夫，因此十分有意义。

然而，除了这些类似趣闻的事情之外，只是简单记述了他协助父亲的弟弟（或称为“伯父”，感觉有些奇怪）述澜因此而活跃的一些事情，而对他当上夷离堇之前的事情没有怎么具体记载。如后文所述，可以推测他似乎曾是契丹名门的“纨绔子弟”。对于阿保机的前半生是否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总的来说还不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各个创建国家的英主们相比，界限是清晰的。

另外，他的姓“耶律”、名“阿保机”，都是契丹语，但很难知道其准确发音。关于契丹语，尽管至今已有国内外很多的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读、说明的程度。契丹帝国时代曾创制了大、小两种契丹文字。就表音文字的契丹小字来说，近年来不断有墓志铭等契丹字与汉字合璧资料被发现，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解明之日就会到来。尽管属于画蛇添足，还是顺带说一句，关于阿保机的名字，在蒙古时代的波斯语世界史《史集》中，用阿拉伯文音写作Abākī。或许与日本语Aboki的发音很相近。

沉没在黑暗中的祖先

我们对阿保机的先祖们更缺乏了解。这里再次冒昧地倒溯时光，将各种文献中片断留存的记载串接起来，则大致情况似乎如下：

“契丹”之名，首见于中国正史之一的《魏书》“契丹传”。在北魏初期的4世纪后半叶，契丹族已经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两河之地，与库莫奚即后来的奚族也已经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

登国三年（388）为北魏军所击破，是有纪年以来最初的记录。契丹族身上充满的独立不羁的气势，是与生俱来的。另外，当时契丹诸族分成了八个大部落，这是延续到阿保机时期的一个传统。

契丹的存在开始受到关注，是进入隋乃至唐代以后的事情。因采取目标为“帝国”的扩张政策，拥有四万多骑兵的契丹部族联盟已成为难对付的“不安定因素”。

由八部组成、以大贺氏部落为中心，契丹曾一度与唐通好，接受其国姓“李”，受到安抚。然而，契丹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大举动兵，一次次击退则天武后企图全力将其消灭而派遣的军队，使“周”王朝大为惊恐。但契丹最终还是战败了，首领被杀，部众投靠了东突厥。可是当东突厥国内因权力之争发生动荡，它立刻就再次归附了玄宗政权的唐朝，首领李失活获“松漠都督”之号。这是开元二年（714）的事情。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与安禄山人生的微妙的重合。

与安禄山的缘分

在契丹部族联盟的内部，不久相继发生内乱，大贺氏的统治结束，转入由遥辇氏取而代之成为统治中心的时代。那一时期的事情经过极其混乱，很难全面把握。

不管怎么说，作为出自遥辇氏的第二代首领，阻午可汗出现了。据说他是由实力派人物涅里拥立的。这个涅里，一般被认为是《辽史》所记阿保机的直系祖先雅里。至此，阿保机先祖的影子终于隐约显现了。

在玄宗朝长期的统治期间，天宝四年（745），阻午可汗受赐国姓，更名李怀秀，并受封松漠都督之号。这显然是一种怀柔政策。然而，聚集在阻午可汗麾下的契丹联盟并没有让唐朝如愿以偿，在当年内“叛去”了。此时作为范阳节度使登场的，就是在距此较早时间的开元年间已经在幽州长史张守珪手下积累了征讨契丹的作战经验的安禄山。

契丹和安禄山，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连接起来。安禄山所率领的唐军，击破了阻午可汗的“契丹叛军”。玄宗欲另封其他部落长楷落为“恭仁王”，让他接替松漠都督之位、施行统治，但是楷落已经自称“契丹王”。独立的态势已很难改变。

集玄宗之宠于一身的安禄山，为了进一步迎合帝意，奏请讨灭契丹，动员范阳、云中、平卢、河东之兵十余万，以奚为先导开始北伐，在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之南展开会战，结果大败。此后，契丹与安禄山之间又有几次交手，真的成了彻底的夙敌。此间，安禄山扩充军事力量，并笼络契丹和奚的骑兵，终于崛起。

但是，双方的缘分不解，如前所述，在进驻洛阳的安禄山背后，即幽州及其周围一带，一直受到来自契丹和奚联盟的威胁。尤其是，成为安禄山、史思明“心腹之患”的唐朝名将李光弼不仅出身契丹，而且实际上竟然是“契丹王”楷落的儿子。本应对唐采取对立态度的契丹，却出现了父子共同拯救唐朝的事情。仅此一点，契丹就与直接冲突的安、史的范阳军阀陷入难解的宿怨中。

同时兴起的契丹与沙陀

“安史之乱”成为契丹走向独立的一大诱因。此后，在中国各地割据的藩镇，只是热衷于在边境到处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契丹虽然有时主动进攻，但是来自割据、衰微的唐朝的军事威胁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总之，已经迎来了契丹联盟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

契丹和奚两族，看透了呈衰落之势的唐室的情况，经常以几十人的首领结群进入长安，获赏赐而归。他们手下的人也以几百人为单位，逗留边境要地幽州。840年，回鹘刚一瓦解，称耶澜可汗的契丹首领屈戍就用唐朝所赐新印换掉了从前回鹘所赐王印。但那只不过是为了获得赏赐的一件东西。

在唐咸通末年（860—873），契丹王习尔（或为习尔之）自立为巴剌可汗，于是契丹联盟逐渐强盛，版图扩大，以至于史书记载其“土宇始大”。也就是说，在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镇压庞勋之乱、登上历史舞台的868年左右，契丹也开始扩张。开拓新时代的沙陀和契丹，是在同一时期崛起的。

沙陀在山西地方，契丹在其东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一带，可以说是连根据地都相邻的邻居。只是近似于“现成品”的新政权沙陀，一直奉用唐室的“李”姓。而经历了长期与唐和拓跋政权相摩擦的历史的契丹，以自己是契丹为荣，很痛快地舍弃了“李”姓。契丹联盟的盟主，以自拓跋、柔然、突厥、回鹘以来内陆世界传统的“可汗”之号，作为自己的称号。

肩负“时代”的两个对手，在对待唐室和中华的态度上截然相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

通向阿保机之路

对照诸书的记载，应当认为习尔的“族人”钦德才是相当于封阿保机为“夷离堇”的痕德堇可汗。在他的领导下，契丹自习尔以来的上升趋势一直不减。然而，痕德堇可汗做首领的时间或“在位”的期间，与阿保机自己掌握政权的时间明显交织在一起，各书的记载之间矛盾重重。

下传至阿保机本人的直接谱系中，在曾辅佐阻午可汗的雅里之后，可以举出毗牒、颏领、耨里思、萨剌德、匀德实、撒剌的等七代。据说他们个个都曾当过阿保机所出身部落迭剌部的“夷离堇”。只是每个人的事迹，太缺少具体记载。

撒剌的的长子就是阿保机。阻午可汗接受“李”姓是在745年。如果是那样，以当时为起点按一代大约为二十年来计算，大概是一百四十年。就生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阿保机的先世来看，除了他父亲和曾祖父的名字发音大致相同外，没有什么特别不合适的地方。

以上的记载如果属实，说明阿保机是出生在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家族中。实际上游牧民的血缘、家系、身份方面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从一个人向上追索，大概要比汉族的情况困难得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阿保机是具备了成为王者的资格和条件的。

但是契丹毕竟是由八部组成的松散联盟。拥有“大人”之名的各部部长经过协议，每三年选出代表。“契丹可汗”经选举产生，且为轮流制。君王之位不是限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因此，这成为耶律阿保机必须跨越的第一个大障碍。

契丹与沙陀

建国准备

当上了迭剌部“夷离堇”的阿保机，在痕德堇可汗的麾下整日忙于对外征伐，北征室韦、南击奚、东讨女真。902年的秋七月，他率兵四十万西征河东、代北，掠获了九万五千人和大量的驼、马、牛、羊。河东、代北是沙陀的根据地。所谓四十万的兵力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已成为夷离堇的阿保机特别在第二年集聚相当多的兵力，对强大的沙陀的领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0 叶隆礼《契丹国志》（元刊本）所载《契丹地理之图》
（北京图书馆藏） 《契丹国志》是一部奇妙的书。作为契丹通史来读很方便，但是其记述辑自《资治通鉴》等书，特别擅长虚构，信用度差，仅有助于了解南宋末年士大夫们的心情。此图所绘为上京、祖州、燕云十六州等处。相当有趣。上方的“北海”究竟指哪里呢？

对游牧民来说，对外征伐是和获得战利品有着直接关系的“生计”。为大型的远征做策划、制订方案、建立具体的组织；部署各个分散的部队进行有效的进军和作战，且尽量避免“流血”即伤亡，携大量战利品而归；认真把握和考量其作战表现、出兵人数和战功，进行众人认可的分配等等，这些是要求游牧民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而阿保机出色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前一年，即阿保机就任夷离堇的第一年，他就稍稍敲打了易于征讨的室韦和奚，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尽管沙陀是劲敌，但是进攻河东、代北意味着大的利益收获。而且，这不只是个眼前的“获利机会”，如果击败强大的邻敌沙陀，对于整个契丹的安全自不必说，还会关系到今后的迅猛发展。那么自上代可汗习尔以来一直呈上升之势的契丹部族联盟，集结在新的壮年首领阿保机的麾下，确实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敢于进攻河东、代北并取得胜利，成为阿保机前途上的一大步。

同年九月，在西拉木伦河南岸建筑了龙化州这样一座围城，安置来自中华本土的百姓。又进一步开始讨伐背叛沙陀军阀、在安禄山的故土“燕”地自立的刘仁恭“政权”。在此前后，燕地的人们和军队多投靠契丹，或在适宜农耕的地区居住、开垦，或并入契丹的军队。自安禄山以来在中华本土的东北地区积蓄的多种族社会的力量，大多为处于上升期的契丹所继承。

设计这种“国家创建”的人，仍然是作为燕人的韩延徽和韩知古等人。据说耶律阿保机相信他们的智谋，把他们当做参谋和智囊团，什么事情都与之商量，听从他们的意见。在原有的“大本营”即可汗宫帐营之外，另外设置了作为国家中枢的有固定设施的政厅，修筑了大小城郭，建造了城镇和村落供汉族百姓居住。草原地区很快转变为牧业、农业和城市的复合体。在向四面八方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推进了改变历史和景致的方案。在阿保机所领导的契丹迅速崛起的背景中，有着立足于长期观察之上的明确的“国家战略”。

云州会盟

在阿保机当上夷离堇后的新路线驶上轨道的第五个年头，即905年的秋七月，统率沙陀军阀的晋王李克用，派遣可能具有粟特血统的通事康令德到阿保机处，请求缔结盟约。这一年契丹也曾经大举进攻沙陀所控制的地区。首先为了避免这类事情，沙陀考虑到了“结盟”。但是并不仅仅如此。就在前一年，朱全忠将唐室迁至洛阳，八月弑杀昭宗而立最后的皇帝哀宗。朱全忠之汴梁军阀的优势正一年年明显。

因一只眼睛较小而被称为独眼龙、威名显赫的李克用，也已经五十岁了。有勇无谋的他，再怎么悲叹唐室的不幸，对于居城晋阳（指太原）被围攻的颓势也无能为力了。自负的李克用，暗地里咬牙切齿，但还是屈膝向小自己十六岁的契丹新星耶律阿保机提出了援助的请求。

冬十月，阿保机应李克用之请，发骑兵七万或可以说是族众三十万的大军，抵达云州，在其东城与李克用相见。“安史之乱”后长期割据的结果，使渐强的契丹和沙陀二者得以在草原和中华接壤的云州即大同之地直接接触。

双雄的会谈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二人一同进入帐内，推杯换盏、握手言欢。不久酒宴进入高潮，李克用提出为了报“木瓜涧之役”之仇，想借兵征讨握有“燕”地的刘仁恭。

话说回到八年前。在李克用与朱全忠的汴军全面对决之际，受李克用之命驻守幽州一带的刘仁恭，拒绝了李克用征兵的请求，还拘捕了他的使臣。盛怒的李克用打算讨伐刘仁恭，但是正当他在驻扎之地的阵地中狂饮时，大醉之中突遭敌骑袭击。李克用人还醉着，几乎是本能地亲自冲进了敌人的正中央，但是由于己方的步兵部队退下阵来，结果大败。其地，就是木瓜涧。或许是一片可以看到木瓜的谷地吧。

由于自己的疏忽，损失了很多主要的武将，还认可了刘仁恭的独立，这场直接导致陷入困境的败仗，对于自认是稀世将军的李克用来说，是一生最无法忘记的耻辱。那酒醒后无法挽回现状的悔恨，还有向根据地太原的悲惨之极的大溃退，等等。李克用把心里的话大概都对阿保机倾诉了吧。

李克用之提案

西边是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队、北边是阿保机率领的契丹部队，如果以骑兵为主力的两军形成夹攻之势，一鼓作气压向“燕”地，刘仁恭也只能陷入绝地。南边的朱全忠虽然势力很大，但却是以步兵为主力，即使急驰来援，首先时间上也来不及。因此，在摧毁刘仁恭之后，局面会发生大变化。对于沙陀来说，腹背之敌的二者当中，一方的刘仁恭被消灭，另一方的契丹会成为友军。沙陀会开阔视野，而朱全忠会失去“友邦”陷于孤立。这就是李克用的算计。

可以说这对契丹的领袖阿保机来说也是一个很具魅力的提案。早在两年前的903年，契丹军就已经侵扰“燕”的要地之一蓟镇的北边，掠人畜而还。在前一年的904年，阿保机准备征讨契丹的西北邻居“黑车子室韦”（七种室韦之一，构成后来蒙古联盟之一员的游牧部落，此时接近于无组织状态），刘仁恭却发兵数万加以阻挠。对于刘仁恭来说，北邻契丹联盟的发展、扩大只能是一种直接的威胁。前一年的掳掠事件，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契丹骑兵部队的威力。阿保机设伏兵消灭了北进的燕军，又成功地压服了室韦。但是，刘仁恭已经明显成为阿保机必须铲除的对象了。另外，对于契丹国的建设来说，“燕”地的人和物都成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李克用和阿保机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李克用大概是预料到阿保机会赞同才说出提案的。而且沙陀与契丹相争，无疑只对刘仁恭和朱全忠有益。大概二人还谈到了镇压刘仁恭之后的事情，即如何处置“燕”地、“战后处理”等。事情究竟如何？只能说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李克用又进一步说出了另一个提案。他说：“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精骑二万，同收汴、洛。”就是说，在震慑刘仁恭的基础上，然后约期共同进攻朱全忠。由契丹和沙陀联盟打倒并消灭汴梁军阀。对于李克用来说，这无疑才是他真正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阿保机接受了李克用的提议。两人交换了各自的外袍和坐骑，约为“兄弟”。契丹和沙陀的同盟暂且成立。更准确地说，是好像成立了。滞留了十天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离别之时，李克用准备了黄金和丝绸之类丰厚的礼物，阿保机也回赠了一千匹马和上万只牛羊。

阿保机的变卦

可是同盟并未结成。阿保机在当年就开始向刘仁恭发动进攻，并连续几年出兵。仅此而言，或许可以说完成了约定的一半。但是没有实施最关键的对朱全忠的大攻势。

这是历史上常出现的“转折点”之一。关于可称为“岔路口”的这一时期的事情，各书的记载略有不同。例如，《新唐书》是说相互约定应趁着冬季共同大举渡过黄河，但是由于唐昭宗被弑杀，不得已放弃了。只是该书以会盟为早一年即904年的事，正因为如此才成为有可能的理由。假如把它当做契丹回避出兵也就是“毁约”的理由，那么在服丧之后理应出现契丹和沙陀联盟。但是事实未能如此。

在其他将双方的会盟记为905年的史书中，解释的方式大体上偏向两方。一方面，《新五代史》、《契丹国志》如实记载的所谓阿保机回师后背约、向梁王朱全忠派遣使者的“事实”。另一方面，《旧五代史》以及明显沿袭其作者陈桱的《五代史补编》和《通鉴续编》却这样记载：

会盟之际，在阿保机全面同意提案后，左右的人都劝李克用伺机擒获阿保机。但是李克用不准，说：“逆贼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于是尽献礼物、送上归途。阿保机在离开云州后听说此事，遂背约转附朱全忠一方。为此，李克用曾感到十分遗憾。

实际上，阿保机由于自己险些被诱捕而发怒因此毁约的情节，似乎更合乎情理。但是说到底，真正的原因还是未知数。另外，此处不应忽视的是，据《唐太宗纪年录》，当阿保机离开云州之时，把其弟骨都舍利和一个首领沮禀梅二人留作了人质。

断念与独立

骨都舍利是个关键人物。“舍利”在契丹是仅次于夷离堇和“于越”的重要的游牧官职。出身于族长家族和王族的人能够任此官职。骨都舍利这个人，如果是《旧五代史》“契丹传”所见“舍利王子”、《辽史》“太祖本纪”的“皇弟舍利素”（或作“苏”。若是相当于蒙古语的su，则具“威福”、“威力”之义），那么就是阿保机的幼弟，是909年讨伐幽州军阀时的军队主将，一个重要的人物。环视阿保机的近亲们，再分析当时的情况，是他的可能性最大。

与不断制造叛乱的其他四个兄弟不同，幼弟素表现忠诚，人也优秀，阿保机对他最为疼爱。他在阿保机的二十位“功臣”中，位列第一。假如把这样的弟弟留作人质，说明阿保机是绝不会轻视此次会盟的。他就那样期待着，而且十分认真。但是，事与愿违。尽管如此，他还是谦恭地使沙陀放了心，然后回师了。

包括这件事在内，如果客观地看待这次会盟，可知全部都是按照沙陀步调或是李克用的主谋发展的。阿保机一方也出于保护自身的考虑，特意率大军前往对方一侧的云州。虽然显示了仅有的配合，可是回师后立即联系朱全忠，说明他最终意识到与沙陀联合将弊大于利。

这不知是否就如陈桱等人所说，是沙陀方面不稳定的动向起了作用。总之，说明阿保机不喜欢受沙陀的摆布。也说明他立即与朱全忠联系是不愿意看到沙陀重兴和壮大。假如事情依着李克用的提案进展顺利的话，很有可能沙陀会统一华北，而正在进行建国准备的契丹将被其吞并。

说阿保机在那时已经控制了整个契丹，还为时尚早。首先，他还不是契丹的“可汗”。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保机一直为亲兄弟们的叛乱所苦。他需要时间。就这点来说，中华的分裂和反抗是最合适的。

其次，李克用的提案似乎设计得很好，可是内容过于沙陀本位。阿保机半认真、半装样子地应对会盟，冷眼注视着李克用和沙陀的实际动向，也可以说是静观其况。大概阿保机在此基础上细心品味了李克用和沙陀的“内心”并看透了吧，所以改变了主意。

逆向组合

在第二年即906年阴历二月，朱全忠的使者经海路到达阿保机处，带来了书币、衣带、珍玩等礼物，形式上结成了梁和契丹联盟。也就在同月的月初，阿保机已攻打过幽州的刘仁恭。

上个月，刘仁恭向位于“燕”南部的重要藩镇“魏博”之地发动十万步兵，同样想占有此地的朱全忠也率更多兵力北行。阿保机的行动显然与此有关。另一方面，因兵力不足而不知如何是好的李克用，也令部下李嗣昭率仅有三千人的骑兵，加入到这场围绕“魏博”展开的争夺中，但是很快被控制同一方面的朱全忠军堵截。朱全忠继续北进，逼近了幽州的刘仁恭。一时间，仿佛朱全忠统一华北就在眼前。

四面受敌的刘仁恭，于同年九月竟向旧主李克用派急使请求出兵。李克用尽管痛恨他的反复无常，但是由于儿子李存勖说这是挽回实力的良机，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克用认为在“燕”地发生此前导致失和的征兵之后，如果隔山西之南、黄河攻打与朱全忠的大本营汴梁相望的“上党”之地潞州，汴军就会感到腹背不安而撤军。刘仁恭果然如其所言，立即派遣三万燕军赶往李克用的大本营晋阳，和李嗣昭等人所率晋军共同攻打泽州和潞州，十二月攻克其地。这样，沙陀总算摆脱了危机，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北进中的汴军也在次年即907年的正月不得已撤兵了。

事态的发展与云州会盟背道而驰。在形成汴梁和契丹、山西和幽州的框架中，朱全忠于四月终于废了唐室，登上帝位，建国号为“大梁”，建元“开平”。按历史上的惯例，这个政权被称为“后梁”。

通常，中国史以此后的时期为“五代”。然而，纷争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这只是一种基于王朝史观的原则的时代划分。事实上，尽管长期的战乱仍旧持续着，但是此后华北出现了这样一个核心的政治势力，呈现出整合的状况，清楚地预示着新时代大门的开启。

另一方面，李克用在对朱全忠“即位诏书”的愤怒之中，十月卧病不起，第二年即908年正月在晋阳离世。享年五十三岁。因镇压黄巢之乱而被起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在千军万马中骁勇善战，这样的人生就如同蜡烛燃尽一般，戛然而止。后来他的一生不断被传说化，应该也是很自然的吧。

三支箭遗言

《五代史阙文》记载了如下的逸闻。李克用临死之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说：“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李存勖将三支箭存放在了李克用祠堂的院中。

这就是三支箭遗言，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李克用没有放过刘仁恭。答应暂时与他联合，也只是为了彻底摆脱困境，进而阻止夙敌朱全忠的称霸。接下来就阿保机说了更多的话，说明怨气也最深。口气显示了李克用率真而坦白耿直的一面，还有自以为是且褊狭的人格以及与善于深思熟虑和灵活策略极不相符的性格。而对于朱全忠，说的话格外少。

结果，在五年后的913年，李存勖镇压了幽州军阀，搜出被儿子刘守光囚禁的刘仁恭，于次年即914年正月将其携往晋阳，在父亲李克用的陵前刺其心取其血，举行了顾名思义的血祭。又据《五代史阙文》，发兵征燕之际，李存勖为父亲的祠堂献上供物，告知即将出发征敌，遂取出那三支箭中的一支装入锦袋，令部将带在身上打先锋。凯旋后，将箭和俘虏的首级一起存放在祠堂内。据说在和契丹交战和消灭朱氏政权时李存勖也是这样做的。

余录

顺带想说的是，提到三支箭遗言，就联想到日本著名的毛利元就的故事。故事是说元就在七十五岁行将就木之际，为了保护一生创下的大版图和毛利家族，将继承人嫡孙辉元以及辉元的两个叔父，即他自己的儿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叫到枕边，递给年少的辉元一支箭，让他折断，又从若为三支就无法折断的道理训诫说，假如毛利、吉川、小早川三家维护团结，大毛利家族就能够平安康乐。这个故事本身好像是虚构的，但是有元就的亲笔书信留世，他在信中告诫去当养子的元春和隆景要协助自己的长子隆元维护毛利家族的名誉，说明这种事情的“源头”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故事的梗概或情节是《伊索寓言》里《农夫与子》的翻版。《农夫与子》讲的是身为农夫的父亲为了让关系不和的儿子们和好，让他们折断树枝，从几根树枝捆扎在一起就无法折断的道理开始讲起，教诲他们如能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就不会败于任何敌人。1593年拉丁文写成的《天草本伊曾保物语》在日本出版，由此《本歌取》在江户期盛行，似乎可以认为这成就了毛利元就遗训的故事。

反过来说，《伊索寓言》里不是箭，也没有限定树枝就是三根。或许是通过《资治通鉴》等书，中国史上的名人李克用的“三箭”故事被拿来，使元就、伊索和李克用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上述的故事。另外，《资治通鉴》中，三支箭的故事是记在胡三省的注记内的。也就是说，只能在蒙古时代以后的《资治通鉴》中看到它。《资治通鉴》胡注本，在日本的江户至明治时期拥有很多读者。

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阿保机的即位

云州会盟流产之后，到第二年即906年，幽州的刘仁恭、山西的李克用、汴梁的朱全忠三方展开了激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只有阿保机率领的契丹假装“袖手旁观”，但却收服了南邻的奚和北邻的霫等近族以及东边尚未归附的女真族等，扎实地巩固了自己的基础。

还有，阿保机虽然抛开沙陀与朱全忠暂且结盟，但是实际上当朱全忠的使者再次来到契丹国要求履约时，阿保机却一再推托，始终没有付诸实施。毕竟那只不过是暂时与汴梁通好的权宜之计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背叛沙陀之事。阿保机灵活的策略和谨慎的行动，以及契丹自立的强烈意志，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此后的事情，据《辽史》“太祖本纪”，同年的十二月痕德堇可汗去世，宣称奉其“遗命”，阿保机被推戴为可汗。阿保机依例“三让”后表示接受，遂于第二年即907年正月即“皇帝之位”。

群臣为阿保机上尊号，称“天皇帝”，称皇后述律氏为“地皇后”。“天皇帝”大概相当于从前唐太宗等人被内陆草原的首领们所称的tengri khaan。而“地皇后”，如果用被认为与契丹语相近的蒙古语来说，就是ötögen qatun。

关于阿保机的即位，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原因在于，九年后的916年二月再次举行了上尊号的仪式，尊阿保机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尊述律氏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天下，始建元“神册”。二人的尊号中，天皇帝、地皇后是一致的，各分别冠加了四个字的美称，就是说阿保机曾两次即位。那么具体情形究竟如何呢？为此出现议论也是正常的。

以前争论的焦点是，应该视907年和916年哪一年为契丹国的“建立”或“成立”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岛田正郎是这样说的：所谓907年第一次即位之时依照“燔柴告天”即点燃薪火祭天的古老仪式即首领位，实际就是指即位为游牧联盟组织的大首领“可汗”之事。这种“燔柴告天”的仪式，后来成为历代契丹皇帝即位之时接受国语式尊号的“上契丹册仪”（上契丹册书的仪式）。当时，与接受中华式尊号的“皇帝受册仪”（皇帝接受册书的仪式）配套举行。从这一点逆向推测，916年的所谓第二次即位就成为颁布中华式帝号和年号的仪式。就是说，还是以阿保机的契丹国建立于907年的看法为好。实情确实如他所说吧。

上述两种“册仪”，换种方式来说的话，是反映了作为以游牧国家的组织、体系、性质、传统为基础，囊括长城内外农耕社会的复合型国家的契丹所特有的两面性。阿保机以后的历代契丹君王都同时走可汗和皇帝两种“即位”的过场，但是就开国之祖阿保机来说，必须先作为契丹游牧部族联盟的可汗登上最高权力者的地位，然后过渡为中华式的名号和面貌，以新的至高统治者出现，他得走这样两段式的政治过场。仅此一点也说明阿保机并没有立即把独裁的权力握在手中。

余录

另外，虽然看上去是细小的事情，但是觉得格外重要，因此愿意在这里做一些注记类的阐述。这涉及907年所谓第一次即位时阿保机的君主号。完全倒向契丹一边的《辽史》作“皇帝”和“天皇帝”。而《新唐书》“契丹传”和《契丹国志》只作“王”，《旧五代史》“契丹传”作“国王”，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回避了明确的表示。这些书的共同点反映在可能不知该如何称呼或表记，采取了避开用非汉语表示的态度。

然而，《通鉴续编》却明确记为“可汗”即khaan。陈桱大概看透了事情的本质吧。与其这样还不如说，在蒙古时代嫌弃、忌讳非汉语是愚蠢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辽史》中“天皇帝”的称号，《旧五代史》“契丹传”和《契丹国志》同作“天皇王”，只是都是当做第二次即位的916年和那以后的事情来记述的。

关于称号等，或许会有感觉无所谓的倾向，但究竟是“皇帝”还是“王”？是“汗”还是“可汗”？这成为观察中华和草原两个世界的关键。如果在这些方面草率行事，那么理应理解的事情也会变得不可解。

迷雾重重的夺权与令人生疑的史书

说起来，阿保机907年的可汗即位本身就笼罩着可疑的阴影。诸书的记载模糊且不一致，很难推测事实真相。其中隐含着阿保机夺权过程中的疑点或是某种不祥征兆，使人不得不想到肯定存在各种不地道的事情。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辽史》“太祖本纪”一概未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沉默胜于雄辩。而且，正因为是所谓“内部”的记载，所以不能不使人感觉到应该有所隐瞒。另一方面，流传下来的可使用的主要记载就是北宋和南宋所编纂的东西了。因为是由“敌对势力”写成的，所以能够涉及己方人们无法记载的事情，反过来说，自然就会有单纯的误解、误记、无知和不足，还会出现故意的偏见、恶意、夸张、笔诛、捏造、虚构。

实际上，被认为是北宋名臣的欧阳修重大义名分、以所谓的“春秋笔法”编纂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完成于1053年）和《新唐书》（完成于1060年），后来虽然被广泛阅读，但是史实方面的误记很多，而且多带有“主观意识”，倾向性较强。同为北宋时期的编纂，薛居正等人于974年写成的《旧五代史》（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或作《五代史》）相对直接、朴素、杂乱，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反而常常因“史料价值”高而成为好的参考。如前所述，北宋初年承接“五代”，974年之时北宋的前途尚未确定。契丹帝国和北宋和平共处已过半个世纪，与身处安定时期的欧阳修和他写两本书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间隔大概三百几十年到南宋末期的13世纪中叶至后半叶完成的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引用了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一些书，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也常能看到误记、误会和错乱，“史料价值”因各部分而异。说来，撰写该书的真正目的在于为蒙古和南宋的交往敲响警钟，而北宋与大金国签订“海上之盟”时的契丹末期的事情才是关注的焦点。相反，对于契丹初期的事情，只能说是根本不关心，记述也很粗疏、随便。总之，史书有关阿保机夺权情况的记载本身确实靠不住。

打破三年轮换制

如前所述，阿保机夺权的“障碍”在于可汗选举制和三年轮换制。钦德即痕德堇可汗，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载改置“遥辇”那样，是属于辈出契丹联盟首领的遥辇氏一系。而作为夷离堇掌握实权的阿保机所属的迭剌部，如果所传不误的话，是个自古以来具有实力的名门，但是还不具有作为能出全契丹之首领的家族的资格。

《新五代史》说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纯粹是明知事实却故意歪曲、贬低。对此，《旧五代史》“契丹传”记为：“及钦德政衰，有别部长耶律阿保机，最推雄劲，族帐渐盛，遂代钦德为主。”可以说直接地记载了基本事实。由于遥辇氏的钦德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别部”即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因“雄劲”而受到推举，成为夷离堇。其结果，契丹蒸蒸日上，阿保机遂取代了钦德。这样的解释，大体上符合事实。问题在于“代为主”。

梳理各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原本分为八部的契丹，各有号为“大人”的首领，习惯上推举其中一个大人，整顿旗鼓立为“主”，使其统领整个八部。旗和鼓是军权的象征，意味着立其人为军事首领。契丹联盟一遇灾害、牲畜减产，就会由八部“集议”，选出下一任首领。没有灾害的平常时期，定每三年进行选举轮换首领。不过，到阿保机成为“主”，恃强抵制轮换，终于自立为国王。总之，阿保机继承汗位乃至独霸政权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是凭借实力抵制轮换的产物。

与此相关，流传着非常有趣的三个故事。首先，据贾纬的《备史》，当初云州会盟之际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阿保机说：“我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若他日见公，复相礼否？”李克用听罢此话回答说：“我受朝命镇太原，亦有迁移之制，但不受代则可，何忧罢乎！”于是阿保机听了李克用的教唆，没有接受各族要求的轮换。李克用身为节度使，原则上也面临“迁转制”的任期，所谓可以无视其规、继任下去，是提醒藩镇权力应有的状态。实在可笑。李克用的意思是说，我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你阿保机也努力吧。真是一针见血。人物、场景、时机都一应俱全了，然而事实究竟如何还不好说。

其次，赵志忠的《虏庭杂记》如是说：太祖番名谓阿保谨，天生智慧。八部之主爱其雄勇，遂退旧主阿辇氏（指遥辇氏），使归本部，立太祖为王。所说阿保机继位本身是基于其能力的和平换代，与前引《旧五代史》“契丹传”的说法基本一致。另外，《编遗录》说908年阴历五月契丹王阿保机和前国王钦德曾向朱全忠的后梁政权贡献方物。由此可以视为那是一次和平的换代，而且前国王平安无事。

然而《虏庭杂记》又这样说：因没有发生灾害、畜牧业生产兴旺，人们安居乐业，所以王的换代也就没有实施。是说如果自然条件允许、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不一定限定为三年必须换代，可以继续为王。从前王痕德堇可汗即钦德的在位时间来看，也显然重复了几个三年任期，因此汗位的连任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阿保机独霸王位是有问题的。那么，前述所谓李克用的建议什么的，尽管很有意思，但只能是一种虚构。

另据《虏庭杂记》，当时契丹那里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王郁等人，都是中华之人。据说他们曾共劝阿保机抵制换代。这的确似乎很有道理。就是说独霸汗位即把王位固定于阿保机一人身上的事，是由出身中华的人们提出来的。他们劝言就此打破契丹数百年来的传统、由特定的人物及其家族承袭王位即确立“王权”和王统才是最重要的。这对于任何中华文明框架内的人，都是很自然的思想表达。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立安定的“国家”。这与阿保机的考虑是一致的。这个故事与下引《新五代史》的记载有关联。

谋杀诸部大人

以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是从幽州军阀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谋算、囚禁之后到907年以后。原文大意如下：

刘守光暴虐，其管下的幽州和涿州的百姓大多逃入了契丹。而阿保机也乘机侵入，攻略城池、俘获百姓而归，在契丹的领地内建筑城郭，予以安置。那些汉人对阿保机说：“中国之王无代立者。”于是阿保机愈发威慑诸部，不打算换代。这样，在阿保机即位后的九年，诸部一致谴责其久不换代之事。因此阿保机不得已归还了象征君主权的旗和鼓，说：“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各部答应了。

所说的汉城，位于炭山东南、滦河之畔，具盐和铁之利。也就是从前北魏的滑盐县之地。那里五谷丰登，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仿幽州的方式建筑了城郭、邑屋和廛市，因此汉人百姓安居于此，不思回归。阿保机一方面明白这样的百姓必将有用，另一方面采用夫人述律氏的计策，派使者通告各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是，共携牛、酒会于盐池。阿保机设伏兵于盐地之侧，伺酒宴进入高潮，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由此自立为王，再无换代之事。

这究竟多大程度是真实的、多大程度是故事或传说呢？其中又有多少虚构和改编呢？至今无法确知。只是，故事的脉络本身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所引《汉高祖实录》、《唐余录》所述一致。《新五代史》的这一部分，显然沿袭了涉及“后唐”高祖李克用的两种失传的书等。《新五代史》尽管满眼可见欧阳修独特的笔触、改编和润色，不过在这里还是相应地依据严格的出处做了叙述。另外，无论是前引《备史》还是《虏庭杂记》，《通鉴》胡注都有所引述。假如没有胡三省的引述以及据其所做的考证，后世的我们将非常难办。

虽说如此，迄今为止注意到这个故事的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一个为阿保机权力的确立进行粉饰并使之正当化的奇谈。因此，即便有过这样的事情，也以为是阿保机第一次即位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并不怀疑。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故事的重点都很具体而明显。例如因刘守光而反映出来的时间限定、因他的暴虐而引起的百姓北走。这是不争的事实。还有，汉城的存在以及位于炭山和滦河地方之事，为蒙古时代的一大史料即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特别是收入其中的《中堂事纪》所明言，可以证实其真实性。而其附近的盐地也确实存在。

“九年”之义

然而最具意味的是“称王以后九年”的说法。胡注所引《汉高祖实录》、《唐余录》也视为阿保机的话，说他说“我为长九年”。按照契丹联盟的习惯，每三年举行一回选举或换代，如前所述这原本很有可能再选出同一个人，而以三年为单位，九年恰好是三个回合。这里最为关键的是，从第一次即位的907年至第二次即位的916年，正好也是九年。

顺带说一下，阿保机在这九年间勤于“内政”，对外活动方面相对保守。值得注意的是，在916年之前的912年至915年的四年间，阿保机完全没有对外进行远征。好像忙于稳固基础的“内政”而无暇考虑“外征”等事一样。而且，连外国和属国的来贡，除了“初年”907年和州（高昌）回鹘来贡之外，直到神册元年再无动静。这一事实也不容忽视。

在此，显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阿保机虽然于907年当上了契丹联盟的“可汗”，但是与直到痕德堇可汗为止的历代可汗们一样，也不过是以三年改选为原则之选举换代制下的君主。大概阿保机是在几次再选后遭到了契丹各部落不断增长的不满，为了巩固自身和家族的君主权不致旁落而采取了什么行动。很有可能就是在盐地诛杀各部大人，那么他的夺权则充满了血腥味。

仅此来看，具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契丹八部制的结构曾经是强有力的。阿保机迈向权力巅峰的步伐不得不经历了907年和916年的两个阶段，这是不容否定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或许可以说是在充分意识到对北宋造成有形或无形压力的契丹帝国的基础上，就契丹帝室不愿触及的、阿保机身上围绕“建国”所发生的不祥的事情，冷静地做了记述。

阿保机与李存勖

“父”与“子”

那么阿保机和沙陀的缘分是否就此完全中断了呢？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点很有趣。云州会盟之后，阿保机忙于执掌自己的权力；沙陀也经历了绝地重生、奉为精神“领袖”的唐室的衰微、夙敌朱全忠颁布皇帝诏书、李克用的去世等等，局势也不稳定。可就在第二年即908年正月，李存勖的使者前去拜访已成为契丹“可汗”的阿保机，并正式通报了晋王李克用去世的消息。

使者的“告哀”与李克用的去世发生在同一个月内，说明李存勖几乎没有耽搁地立即通知了阿保机。对此，阿保机也立刻派使者前往已袭晋王位的李存勖处吊唁。这也发生在同一个月内，说明沙陀和契丹相继互派使节进行往来。契丹和沙陀的关系，似断非断。李克用对阿保机的仇恨，没有传给儿子李存勖吗？

在相继遣使往来的过程中，意味颇深的是，二十四岁承袭亡父之位的李存勖向阿保机提出了新建议。《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的情形如下：

那是李存勖遣使告哀时的事情。李存勖的使者向阿保机献上“金缯”即黄金和丝绸，请求他率骑兵前往救援伸入朱全忠政权之地而形成孤岛的潞州。对此，阿保机的回答令人惊讶：“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

李存勖遣使是为了求得与阿保机的合作。转告父亲去世的“告哀”，可以说是一种借口。至少，李存勖不想和已经成为契丹联盟之“可汗”的阿保机结怨。于是想要通过“父”“子”的形式重修三年前的“旧好”。以前李克用是“兄”、阿保机是“弟”，沙陀处于上风。但是现在阿保机是“父”、李存勖是“子”，已经成为契丹可汗的阿保机很顺利地处于了绝对上风。

危机与打算

李存勖领导下的沙陀，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军神”李克用去世之后，当时谁都不清楚年轻的李存勖是个怎样的将领。他看上去不过是个熟知音律、喜好歌舞的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的特殊能力和雄才大略，只有父亲李克用知晓，他人当中也只有被朱全忠所杀的唐昭宗看出过。

另一方面，朱全忠刚一得知妨碍自己称霸的夙敌李克用已经去世，就立即发兵攻打了上升为双方攻防焦点的潞州，是自然的及早应对。李克用是正月四日去世的，而这是其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事态十分紧迫。

李存勖甚至没有时间服丧。因监军使张承业对他讲在此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即为“行孝”，李存勖于是决心全面掌权。他拉拢握有实力的叔父李克宁推戴自己，后来觉察到叔父心中的不满，遂于次年二月诛杀了李克宁等人，控制了沙陀内部。李存勖遣使告哀是在那之前，即经历了父亲去世和服丧期、奋起反击汴军进攻之时。这时一旦遭到契丹来自背后的袭击，则万事休矣。反之，假如能够得到阿保机的援助，就能赢得将来。李存勖提出合作和援助的请求，或许出于真心，也或许是背水一搏。

阿保机爽快地答应了李存勖冒险提出的建议。同意出兵可能也是认真的。这与同李克用订立的“盟约”，既相似又有不同。阿保机在当上可汗的基础上，庇护一个前途未卜的青年、援助不得不以那个人为首领的沙陀，可以间接控制沙陀军阀、进而达到统治的地步。根据情况，还有可能将沙陀完全变成自己的“属国”。实际上如后所述，在二十八年后的936年，阿保机的继承人尧骨乘沙陀军阀发生内讧，支援驻留太原的首领石敬瑭，协助他推翻后唐第四代皇帝李从珂，催生出石氏为首领的沙陀第二王朝“后晋”，使之属国化。

“父亲”要援助“儿子”，阿保机这漂亮的话语让人感动。而且如后所述，实际上很有可能在阿保机和李存勖之间弥漫着这样一种感情。即便如此，从政治策略来看，这对于阿保机也是利多于弊的合作。如果不提供援助、视而不见，一旦朱全忠吞并了沙陀，华北就只剩下从父亲刘仁恭手中夺取幽州军阀的刘守光。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假如朱全忠现在以沙陀的精锐作战部队和骑兵打“先锋”，去进攻幽州的话，幽州将会怎样应对？究竟会不会抵抗呢？

一旦刘守光不战而与之联合，朱全忠称霸华北的态势将会一气达成，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朱全忠会让沙陀、幽州的两军打头阵，而他的梁军会直接进攻契丹。假使朱全忠足智多谋，他会轻而易举地动员契丹背后的室韦七部族和东北的渤海国。对于刚刚启程的新生的契丹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阿保机当然会有所盘算。

“超新星”李存勖

对于朱全忠，这的确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控制华北，顺势肢解契丹或使其归顺，甚至可以恢复往昔唐帝国那样的势力范围。他一定想到了不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华中和华南的那些中小“王国”会轻易地俯首称臣。那么，大梁帝国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年轻首领李存勖是超乎阿保机、朱全忠等大概所有人意料的军事将领。在潞州，沙陀将领周德威和梁将李思安交战，相持不下，到了三月，朱全忠终于亲率大军赶到了邻近的泽州，再整军队、部署消灭沙陀的大阵，驻营长子县。李存勖命孤陷敌阵的周德威军撤回到太原。勇将周德威的撤军，被梁军认为是沙陀因李克用去世和“大丧”而丧失了战斗意志，他们觉得潞州的陷落不在话下，沙陀军更不会出击，恐怕还想到了不久即可将其征服吧。就这样彻底放了心。朱全忠以为战事已经结束，甚至没有继续安排哨探，就自己渡河回到了洛阳。他根本没把李存勖放在眼里。

11 后梁占据优势的中华

李存勖得知梁军未设防备，遂对部将们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

从太原出发的沙陀军，用五天时间赶到潞州以北。五月一日拂晓时分，大雾弥漫，李存勖亲率军队埋伏于三垂岗。到了早上，雾气依然遮天蔽日，于是乘机向敌阵移动。李存璋和王霸带领属下烧毁敌寨；周德威和李存审二人分道进攻；率领亲卫军的李嗣源率先冲击，就这样从三个方面向梁军发动了袭击。梁军惊恐万状，向南败退。一路散落武器、铠甲，被杀人数逾万，主将符道昭以下大将级的将领三百人被俘，粮草百万斤被劫获。梁军大败。

形势发生了逆转。朱全忠得知战败的消息，哀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

关于这场战役，有逸闻流传下来。说是在十九年前李存勖五岁那年的龙纪元年（889），父亲李克用上三垂岗打猎，岗上有玄宗皇帝之庙。李克用在庙前供酒、令人奏乐之时，“伶人”即乐师奏响《百年歌》，说唱起玄宗年迈时的情形，声音悲切。李克用捻着胡须指着年幼的李存勖说：“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结果真的发生了这场战役，应验了李克用的话。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非常适合戏剧性编排。

三极命运

命运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朱氏的后梁因这一仗而走上了下坡路。相反，沙陀在李存勖这个超人般的指挥官的带领下，显示了超过李克用初期时迅速出击的优势，占据了华北政局的中心位置。

阿保机原本打算“出兵”，可是在转瞬即逝的潞州之战中，不仅谈不上庇护沙陀，还明白了原来视为“子”的李存勖竟然是个“超新星”。他的打算像虚幻的梦一样消失了。

此后八年多，在华北只能见到李存勖恣意纵横的活跃身影，而年长他十三岁的阿保机却陷入了忙于应付兄弟和族人们不断叛乱的境地。这些“叛乱”显然是要效仿阿保机的“夺权”。契丹可汗的地位愈发不稳了。从907年的第一次即位至916年的第二次即位，对于阿保机来说，确立君主权依然是一条“荆棘之路”。

另一方面，朱全忠把财权委托给养子博王朱友文，把行政权、军权交托心腹敬翔，自己集中精力与沙陀、幽州以及淮南的杨行密、杨渥父子展开军事对决。潞州之战三年后，朱全忠在洛阳卧病不起，命朱友文之妻王氏从汴州召回朱友文，准备逐出郢王朱友珪。此举的背景与朱全忠以众儿媳们为情人、王氏和朱友珪之妻张氏争宠的惊人事件有关。出于恐惧，朱友珪于912年六月杀死朱全忠，加罪于朱友文而将其杀害，随后即位。但是禁军发动叛乱，朱全忠的第三子朱友贞乘机与驻守洛阳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联手杀了朱友珪，自己即位，称为后梁的末帝。以后梁为名的汴梁军阀，其惨淡之状预示着自己的灭亡。

阿保机和李存勖这两颗巨星发生正面冲突，是916年以后的事情。此前阿保机忙于镇压内乱以巩固基础，没有展开大的攻势，但是一直注视着李存勖的进展。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他一下子转为攻势。只能又一次说明916年二月“再即位”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就是说，阿保机好不容易在这个时候才作为契丹国的真正君主站稳了脚跟。

不可避免的冲突

李存勖主要以华北平原为战场反复与后梁军作战，逐渐逼得敌方走投无路。尤其是在朱全忠还活着的911年正月，在发生于河朔平原中心地区柏乡一带的两军主力的决战中，取得了比潞州之战还要大的胜利，缴获了更多的战利品。而且，从同年的十二月起，与李克用遗言中提到的复仇对象幽州军阀刘守光开战，如前所述，李存勖将其彻底消灭，吞并了燕地。

就这样，到了此前已谈及的916年。到这一年的三月，与梁军的华北争夺战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沙陀居于上风的形势显而易见。另一方面，由王檀率领的后梁同盟军期盼局势一下逆转，企图从西南方向突袭李存勖暂时不在的大本营太原，但是最终也被击退。梁帝朱友贞不得不叹息道：“吾事去矣！”结果，这一年之内位于黄河以北的河朔之地尽落沙陀之手。

短时期内，在“时代”宠儿李存勖的麾下，除了以勇猛著名的原有沙陀兵之外，还出现了“蕃落劲骑”的身影，这是些异族游牧民骑兵。他们每逢战斗，都尽情发挥铺开作战的优势，充分显示了骑兵部队的威力。自李克用以来沙陀军一直是司令官亲自冲锋在前，以惨烈的肉搏战威慑敌人。现在因此又增加了一张王牌。

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梁军凭借丰富的财源为基础、发动大量兵员并配备辎重充实的物力大规模投入作战，一直在诸军阀中处于优势。但是面对从“面”上可铺开、从“点”上可突击、或两种方式并用的新沙陀军，梁军也只能甘拜下风。而且朱全忠又卧病不起，不久被杀，后梁一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失去了中心，只能衰败下去。

按照汉文说法被形容为“部落帐族”、“驰马励兵”的新加入的游牧系部队，就是908年李存勖提出与阿保机合作之际另以重金收买的“北蕃诸部”。看来不仅是室韦、吐谷浑，甚至包括奚和契丹在内的各方面的人中，因阿保机的统一、建国和夺权等活动而受到挤压、不被新生的契丹国认可的人们不在少数。

阿保机答应了李存勖的请求，可是他自己和契丹国的军队没有直接出动，于是包括对他本人心怀不满和反对的势力在内，各种游牧系的骑兵投到了李存勖的麾下。对此阿保机竟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专门去干涉。在这一点上，阿保机遵守了盟约，间接地为沙陀解了燃眉之急，对于908年以后李存勖的迅速发迹也基本上保持了“善意”的态度。

但是出乎意料，李存勖壮大起来了。沙陀已不是从前的沙陀了。不仅仅是沙陀的属民，就是周围的大小政权也都不可否认地期待着统治中华的“中央权力”的出现。

而阿保机方面态势也已具备。阿保机和李存勖两个人之间的交情究竟如何，恐怕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契丹和沙陀作为国家和组织，它们两个初升的朝阳之间发生冲突，已在所难免。这是贯穿草原和华北的两大势力之间的激烈碰撞。

阿保机的南进与策略

首先行动的是阿保机。916年初秋的阴历七月，他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小蕃沙陀，尽数降服。俘获大小头目以及百姓一万五六千人，缴获铠甲、武器、军服九十多万件；宝物、马匹、牛羊无算。表面上不易知其出征目的地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进攻沙陀领地的第一步。

当时，这些游牧部族分散为各个小规模的部落，游动在草原和中华地带之间。其中，从阴山一带到鄂尔多斯和云州北境，活动着不少半归属沙陀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人群。他们基本上属于“无组织”的武装势力，对于沙陀军阀来说，大概就是游牧骑兵的供应源之一。

阿保机首先进攻了这些势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军队，从而消除了南进时的不安定因素。之后于八月，明智地放弃直接进攻沙陀北部守卫重地云州，出其不意地暂且迂回至黄河西岸的“河曲”之地胜州和麟州，从那里再东渡黄河。一时间，同属大同盆地但位置偏北的朔州，部队蜂拥而至。

12 山后地

朔州当时由李克用的养子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驻守。他平常强硬得好像是个很威严的可汗，然而当契丹军迅速攻克朔州时，就成了俘虏。阿保机一边寻机勒石记功，一边派使臣前往已成孤城的云州。然而使臣被朔州防御使李存璋斩杀，为此契丹军包围了云州，李存璋拼死固守。自朱邪赤心以来一直是沙陀之地的大同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眼看就要一下子落入契丹之手。

稳定了河朔方面的局势、九月刚刚返回大本营太原的李存勖，就接到了云州吃紧的战报，他立即亲自北上救援。然而走到位于朔州之南的代州时得知契丹军已撤退，遂放心地返回了太原。但那不过是阿保机的虚晃一枪。

在冬季到来的十月，契丹军大举东进。十一月，进攻蔚州、新州、武州、妫州、儒州等五州，斩首一万四千七百余级。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这两大平原之间，是恰似阶梯式舞台那样延伸的盆地状区域。将武州更名为归化州、妫州更名为可汗州，是因为这两个州已在契丹的攻袭中被收服，或许可以说已经成了阿保机的直辖领地。

这样，从阴山、鄂尔多斯一带起，为后来所谓的内外长城线所包围的“山后”或“山北”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一度成了契丹的领地。顺带说一句，那时后梁和吴越的通好使臣同时来到了契丹军营。阿保机让他们作为“观战武官”参观了契丹军的武力和战果。

新州之崩

阿保机率领的契丹军不曾北还，就在原地过冬。进入917年，局势更加动荡。

负责该地防御的沙陀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李存矩，以威塞军防御使驻守新州，抵御契丹军，但被部下叛杀，主谋是能干的部将卢文进，他举所部投降了契丹。李存矩是李存勖的爱弟。这对沙陀方面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此前李存勖消灭幽州军阀刘守光之后，派骁将周德威驻守其地，将西边与幽州相望的“山后地”交弟弟李存矩把守，想以此铸成铜墙铁壁之阵。然而李存矩骄横怠惰，将分内政事推给宠爱的侍女，在部下当中信誉大失。另外，李存勖为与梁军抗衡命弟弟李存矩在“山后地”招募劲兵，更引发了从百姓中乱征的事件，军人和百姓怨声载道。

大概就是在契丹军即将东进之前，李存矩派幽州军阀降将卢文进为统帅，送五百人的骑兵南行到他兄长那里去，并且亲自同行至半路。但是被派送的那些人都不愿意远行，为此李存矩也没有采取特别的补救措施。这只能说他别说当什么将领了，就连当一个前线指挥者都不够格。

这些骑兵当中，有一个名叫宫彦璋的小校，他半夜与士卒们商议，说：“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奈何？”

于是，经众人决议，乘李存矩在营帐内熟睡之时袭杀了他。众人又推举不受欢迎的卢文进为首领进攻新州，但被击退。转而进攻武州，也未获成功，失去了容身之地，只好随卢文进投降了契丹。这是917年阴历二月发生的事。

李存勖的抗议

至此，李存勖致书阿保机，指责他既“与武皇（李克用）屡盟于云中，既又约为兄弟，急难相救，至是容纳叛将，违盟犯塞”，乃毁约之举。这是《旧五代史》所载内容，可是多少有些奇怪。事实上，一直是李存勖一方在接受阿保机的援助。相反，自上代的李克用以来阿保机从未得到过沙陀的援救，常常是沙陀为打破困境就提出合作。阿保机的反应是随机应变。

假如李存勖这番话是真的，说明李存勖曾相当信任阿保机，或者说明他是个非常自我、任性的人。不过按中华本位的记载，身为“夷狄”的阿保机自然是要被否定的。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有过分偏袒李存勖的嫌疑。尽管还不清楚其中真伪，然而李存勖为阿保机自如的进退所摆弄、加上爱弟又去世，看上去他似乎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李存勖是个少见的人才，但又是个过分自信、过分看重名誉的人。即便成功不是源于自己的决策，他也会把部下的功绩贪为己有。此前一年，当后梁的王檀突袭太原之时，留守部队人数太少，情况危急。监军使张承业等人意识到若太原就此陷落则沙陀无梦而终，遂拼死固守，连已退役为预备役的安金全也奋起作战，终于击退了敌军。尽管如此，回来后的李存勖毫无反应，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过分自负、不重视他人，自李克用以来就是这个家族的品质。特别喜欢被人尊崇，却非常缺乏对他人的关爱。战场上鬼神般不寻常的活跃，与平日里缺少心理平衡的感觉迟钝，竟然共存于同一人之身。尤其是李存勖，他在进入政局后从未尝过失败的味道。他的精神也许就这样不得不一步步地远离了常人。

第三章

走向南北共存的时代

两轮升起的朝日

两军的激战

契丹与沙陀之间的进攻和防御，就此正式拉开。熟知地形的卢文进作为契丹军的向导进攻了新州。沙陀守将刺史安金全虽然八年前曾解太原之危，但是这次却不抵契丹军的猛烈攻击，弃城而逃。契丹以卢文进的部将刘殷为刺史驻守新州。

针对“山后地”已尽入契丹的事态，晋王李存勖令幽州的周德威集聚燕、并（河东）、镇、定、魏等五镇之兵，率三万人出兵居庸关之西，奔新州而去。镇、定、魏是分别与沙陀政权结盟的河朔地方的大军阀。收拢其地援军的周德威军可称为一支联军。阿保机也亲率数万契丹军，号称三十万，向东挺进，两军在新州东郊展开了激战。这是契丹与沙陀之间的第一场战役。

13 第一次契丹—沙陀之战

结果，面对压倒多数的契丹军力，那样身经百战的周德威也寡不敌众，惨败得几乎全军覆没。取得斩首三万余级大胜的契丹军，追击敌方残兵赶至河北平原。阿保机一方面命皇后述律氏的一个弟弟阿骨只（阿古只）为统军、一个弟弟实鲁（室鲁）为先锋，率领一支部队扫荡了河朔地方；另一方面亲率主力包围了幽州。此时，契丹故意声称拥兵五十万或百万，以示威慑。实际上在幽州、蓟州北面一带，平原和山谷之间布满了契丹军的幌马车和帐篷，还有羊、马。

幽州的攻防

本为燕地之人的卢文进，教给契丹人如何制造各种攻城用具，如称为飞梯的特制梯子、称为冲车的突击战车等，契丹人将其列布于幽州城下。并挖通地道，昼夜不停地从城的四周一起攻城，而城中的人们一旦发现地道口，立即点燃油脂投入洞口，以此应战。契丹方面更垒起土台，打算借此翻越城墙，但是城中的人们化了铜水浇向契丹兵。半月之间，奇策百出，日死上千人，可是攻城仍未停止。幽州的军民已疲惫不堪，但总算勉强保住了城池。

周德威派使者抄近道至李存勖处告急。而那时李存勖正与梁军隔黄河相峙，他考虑到如果分兵则援兵自然不多，但是如果不去救援将失掉幽州，于是询问诸将。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三人主张救援。李存勖大喜，说：“昔太宗（李世民）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

李存审、阎宝二人说：“虏（契丹）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但李嗣源说：“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李存勖亦称是，遂立即开始做出兵的准备。到了四月，李存勖命李嗣源首发、阎宝率盟军镇州、定州之兵殿后。

幽州的周德威再次派人向正北上而来的李嗣源传话说：“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阿保机）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安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李嗣源将此话立即上报了李存勖。

阿保机的决断

就这样终于到了阴历六月。契丹军一方从头一年起兵以来也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拿幽州来说，已被围困三个月左右，可是周德威仍在力守不降。阿保机望见城中弥漫着炊烟般的烟气，觉得暂时还无法将其攻克。

已是盛夏时节，酷暑和连阴雨接踵而来。阿保机决定撤兵。若一直阻于幽州，犹豫不决地久留下去是危险的。而在南边，沙陀的李嗣源和阎宝正伺机待动。

阿保机命发小挚友、现任最高指挥官“于越”（大概相当于游牧官制的üge）的“从堂兄弟”耶律曷鲁彻底代替自己担任攻城军的主将，与熟知燕地的卢文进一同留守，命其他所有部队总撤军。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彼此的差异

即便如此，幽州的困境还是不断加剧。初秋七月，李存勖拨兵给李存审令其北进、与此前进入幽州以南的李嗣源等人在易州会合。沙陀军因此步兵、骑兵共达七万。

李存审说：“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他深知契丹骑兵的厉害。他的话就像是直接代表沙陀将士心情的一种直率的看法。

但是李嗣源却这样回答：“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

平原遭遇战确实可怕。战争的关键之一在于粮食。契丹军也正陷入困境。一旦粮食眼睁睁地被契丹人夺去，万事休矣。即便如此也得前往，那么只能在幽州的西山一带潜行。即使在途中遭遇契丹军，但由于是在山中，契丹骑兵的威力会减半，自己也会寻找到便于作战的据点或阵地。

这是在冷静分析战况的全貌和彼此间差异后做出的鼓舞自己士气的建议。于是沙陀军按照这一方案翻山越岭，寻山谷之路而进。

沙陀的大逆转

李嗣源和养子李从珂共率三千骑，打前锋。这是沙陀的王牌骑兵精锐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遭遇，按照预定方案力战，击退了敌人又回身上路。来到山谷的出口，已有契丹军万骑横断前方。沙陀将士见此不禁大惊失色。

但是李嗣源以百余骑强攻，他摘掉头盔、高扬马鞭，用契丹语大声喊道：“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种族！”所说“西楼”，是契丹国行政中心所在的地域名称，在这一年的次年正式扩充为首都上京临潢府。李嗣源喊话之后，策马奋战，三次冲入契丹阵地，斩杀了契丹的头目。

由精选的骑兵精锐组成密集阵或密集队（所谓的flanks，侧翼部队）、形成黑压压的一个固体方阵急驰突袭敌军的战术，是沙陀最有力的武器。虽说同为骑兵，但是与广泛散开、随意进退、擅长骑射的契丹军相比，特征不同。由于遭遇了契丹的大部队，因此除了以少数兵力组成骑兵的密集编队决死突袭，以从敌军中央撕开出路之外，别无他法。李嗣源的拼死进攻立见成效。他们绝地逢生了。沙陀军就这样成功地走出了山口。

只是，接下来平原作战的问题在等待着他们。李存审令沙陀军的主力、那些步兵们伐木当做鹿角阵，每人手持着行进。一旦遇到契丹的机动部队来袭，遂令士兵停止前进，立即用鹿角搭建临时木寨并守在里面，用弩和弓箭射向从四面驰骋而来的契丹骑兵，将其一个个地射倒。

在临近幽州的地方，契丹军的主力依旧严阵以待。在这种形势下，仅凭以少数的密集骑兵突进无异于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要想打开局面，似乎也无计可施了。不过，李存审命令步兵列于后阵、不得擅动，又命令弱兵拖来灌木条点燃丛草，迎契丹军而进。烟尘遮蔽了天空，契丹军一时难以确认沙陀军究竟有多少人。于是李存审令众人一齐击鼓、高声呐喊，诱使敌军产生仿佛大军存在的错觉。待看出契丹兵人心动摇，立即下令列于后阵的步兵部队进攻。

契丹军完全为这种狡猾的战术所蒙骗，结果大败，纷纷从古北口北撤。契丹军散落的车帐、武器、羊马遍野皆是。沙陀军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李嗣源等人精神抖擞地进入幽州城，与周德威相见，二人见面双手紧握、泪流满面，共幸双方平安无事、共祝沙陀安康太平。

余录：记录和历史

在此，想写下一段稍长的余录。实际观察，阿保机的盟友曷鲁所率领的契丹军并没有沙陀军以为的那样人数众多。本来阿保机所领有的契丹军，人数总共才几万。当时的记载之一也明确说那是一个具体数字。

契丹自称人口三十万、五十万或百万，正如诸书所说不过是一种“号称”，即为了虚张声势的一种宣传。欧阳修《新五代史》“数十万”、司马光《资治通鉴》“三十万”的说法，是基于敌方必须是庞大而丑恶的这样一种情绪。从前后的情形分析，留下来围困幽州的契丹部队，充其量也就在两万以内。不过，假如是装备齐全的骑兵部队达到两万人的规模，在近代以前的时代是可以发挥巨大威力的。

北伐的沙陀军是总数七万。对此各书记载一致。在这种场合，沙陀一方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心情上讲，宁肯少记也没有虚张声势多记的必要。而且，“七万”这个数字毕竟不伦不类，还应该属于号称、声称之类。幽州的周德威竭尽全力才聚集了三万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按沙陀当时的情况这是非常接近实际的数字。就是说，沙陀北伐军的真实情况，应该是兵力远远超过幽州城下由曷鲁指挥的契丹军大部队的。

客观地讲，沙陀获胜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他们既熟悉地形，兵马也没有那么劳顿。而契丹一方经过长途跋涉，且陷入了粮草之荒。据说不只是羊，连马匹的半数都被吃掉了。情况即使说对了一半，也已经相当严重。也许是契丹非常想得到包括幽州在内的燕地吧。

契丹军是在917年的阴历八月辛丑日离开幽州的。幽州之围“且二百日”的写法诚然是汉式风格的，但是围城确实达五个月之久。一般来说，汉文文献在记述偏袒方的苦难时尽量加以“渲染”。在讲述围城中城内的饥饿状况时，仍然使用的是套路的手法。这是执笔人很愿意下“工夫”描绘的场景。

然而，完全不见有关幽州城内粮困的记载。而李嗣源等人的随行粮草是自带自用的。假如到了必须为幽州城民输送粮食的地步，那么事态就会全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山中潜行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周德威治下的幽州军民尽管生活在恐怖之中，但并未食不果腹。

不过正如下文所述，沙陀统治下的幽州这时已到了没有南方的运粮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时幽州城内不就是只有基本的作战人员而几乎无“民”吗？换言之，是否周德威没有把辖境内的人们都接入城中呢？与其这样倒不如说幽州一带的人们或许没有逃入城中的必要，也或许原本就没想逃进去。这不就成了疑点很多的围城之战了吗？不管怎么说，幽州城内并没有出现饥荒。

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攻城的一方力量衰弱了。双方部队的人数也好、两军的状况也好，契丹军和沙陀军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不像北宋以来诸书所描述的那样。“勇敢的”南边中华防卫军以少胜多、击退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强大的入侵者，这种撰写模式只能是一种“美化”或是类似“创作”。

记载原本偏向于沙陀一方。事件发生四百多年后写成的《辽史》，其记载本来理应偏向契丹，但是正如下一章将谈及的那样，在蒙古帝国统治下以汉人文官为主编纂的该书，从本意上就没打算把契丹往好里写，对蒙古政权这种非常间接的“不纯”情绪隐含其中。何况《辽史》以外的其他基本史料，包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前所述全都是在北宋乃至南宋时期编写的。那么，契丹无条件地就是“夷狄”，而沙陀自称“唐”，北宋从其一连串的“政权”当中产生，那沙陀这一方就必定是“中华”。

由“夷狄”和“中华”的简单标签所带来的烙印，以后一直延续，至今留存。总之，是想把沙陀所建立的“政权”认为是中华王朝。还因为其“政权”的所在地和统治范围是在华北。控制“中原”且外表身着“中华”式时装的“政权”即“中华”的认识，既简单明快又易懂。只是，不论是基本文献本身、还是将其作为史料来阅读的后世之人，假如在拼接文字和文章或者从那些文献中感受到什么时，一开始头脑中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么由此产生的想法就会脱离实际，偏向“中华”一边。

事实上沙陀和属下的人们确实十分野蛮。他们满不在乎地杀人、相视大笑。即使是偏袒他们的北宋和南宋期间的汉文文献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关于沙陀联盟，照实说其中的大多数与近代精神所言“文明”等大概还相距甚远。将其视为“中华”的话，所谓“中华”不就仅剩一个名分、一个空喊的“无稽之谈”了吗？

沙陀和契丹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相比而言，契丹方面不还算相当有“文化”吗？起码契丹少有随意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那样的“蛮行”。毕竟契丹已经历了几百年多部族联盟的历史，只要不是什么大事，一般是禁止杀戮部落成员和领地居民的。

而沙陀是在杂乱无序的群雄兴衰当中幸存下来和发迹的。得以生存的关键在于其强势。也可以说是强暴。总之，“暴力”是它的标签。

他们不像契丹那样是植根于畜牧业生产社会的人。沙陀人的“职业”就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是漂亮的买卖。他们整个父子、兄弟、家族，甚至整个联盟都是职业军人。不过，这样的“实际情况”即使在近现代的世界中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沙陀的问题在于自身人数不多。作为军事力量，“寡势”是致命的。因此，朱邪赤心、李克用、李存勖三代“族长”只要见到中意的少年和力大超群的年轻人，就会不问“族属”将其一一提拔，拉入自己一伙。其时，双方结为“父子”之约。对于这样的假儿子或是养子，顾名思义称为“假子”、“养子”、“犹子”、“义子”、“义儿”等。

这作为当时整个华北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现象，自古以来受到中国史家的关注。不过这种状况在争斗、战争频发的社会里自然很容易发生，在古今东西方世界也可以见到程度不一、各种各样类似的例子。话虽如此，沙陀的情况是格外明显。例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存璋等人都是如此。李嗣源（等人）本是生于代北之地的无姓之人（即至少不是汉人），十三岁时因骑射出众而被朱邪赤心发现、选作“近侍”，随后进入其子李克用的帐下。后来在千军万马中成长，锻炼为神勇之将，以至于比他年龄大不了一轮的李克用称赞道：“吾儿神人也。”幽州救援之际，他虽然已经五十一岁，但是其无比强悍仍然声振草原和中华，他以对“族长家族”三代人的无限忠诚和耿直的人品，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而且，李嗣源本人也是一见到中意的人，就会一个个地认作自己的“儿子”。

这种“几何级数增加算法”式的保证人数、结为同伙的做法，对于沙陀联盟来说是缺之不可的。但是另一面，沙陀联盟必然会成为难以对付的胆大妄为者的聚合体。说来还是在其发迹初期，即李克用镇压黄巢起兵、被誉为“功居第一”之时，他曾取悦部下的将士，任其放纵。为此，本来就粗野残暴的沙陀整个就变成了无法无天者的联盟。官员等目中无人、恣意抢夺士兵和百姓的财物；光天化日下行窃、酗酒、赌博、斗殴等，已成家常便饭。总之，变得为所欲为。以首领李克用为首，都在口头上高喊振兴“唐”朝、装作喜好大义名分，但是其实质却是一个无序的暴力集团。

代北和太原等地的居民，恐怕会因为沙陀军的异地出征而大松一口气吧。沙陀本是流动民，偶尔会顺势移动到山西北部。可能因为与当地的居民没有渊源关系，所以毫无顾忌地变得蛮横无理了。不难想象他们在根据地山西以外的地方是如何恣意妄为的。沙陀为人所怕的原因，恐怕不仅在于其精悍强势。像李嗣源那样耿直、质朴且心地善良的人不多。正因为如此，李嗣源才得到了来自士兵和百姓的一致欢迎。

以这样的沙陀为“中华”、加以美化的文献，总让人觉得危险。原因之一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格外喜好虚谈名分。在这种情况下，与两种基本文献有关的欧阳修显然试图宣扬“中华”，就想说北宋是最美好的。作为对内对外的一种政治手段，可以说那是以这种文化政策为先导的一次演出。由于连后世的人们都要“骗”，他们真是不得了的人物。反过来说，北宋的士大夫官僚们对于与其和平共处的北方契丹帝国，实际上不是感觉到了某种“风压”吗？风压不仅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

将北宋捧为文化国家，其心情很可以理解，但作者不想无条件苟同。仅举一例，可说明北宋时期还是相当野蛮残酷的。所谓将犯人从四肢到每一根指头一块块地切刮、肢解杀死的“凌迟”刑，其用语已进入近代日本语中，作rinchi私刑，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个词汇（一般认为rinchi一词源于美国审判官威廉·林齐之名。汉语的“凌迟”是否碰巧与其发音相同或发音相近呢？还是发音和词义相互影响、印象产生联动而带来的结果呢？对于这一点不十分清楚，还请各方指教），这种刑法在北宋时期很盛行。然而，《唐律》中并无“凌迟”之刑。即使是叛乱的大罪，也只是立即执行斩刑。就是在后来的蒙古时代，“凌迟”什么的也是不可能的。岂止如此，本来就很少判死罪。指责蒙古的统治野蛮、不文明，基本上是在19世纪以后的事。

关于北宋时期的“凌迟”，清代中期的大学者钱大昕在其札记《十驾斋养新录》中，以“凌迟”为题目做了精彩的考据。简而言之，唐代不曾存在的这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到野蛮的五代时期作为“法外之法”得到了特别设立。北宋时期虽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但是在真宗以后实际上已经很普遍。真宗正是决定同契丹和平共处的皇帝。也就是说，在一般被赞誉为文化国家的北宋的“全盛期”，一直在实施着这种极刑。大概，钱大昕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高成就的学者，是想给打算全盘“圣化”北宋的清代学者头上浇一盆冷水。他想指出的正是那些人的盲从和无端指责吧。

根据所谓记载这一文字的使用，轻易将其视为史实的史家和历史学者，大概都是心灵淳朴的人吧。可是事实有时与记载正相反。例如，“现代人”一名之下，其实大概仅在十几个发达国家中有很小一部分人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可称得上是人类史上幸福而悠闲的存在吧。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即使是在现代，非洲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状态呢？说是地球社会，可是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地球市民”的生活水准、艰苦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人数不是更多吗？

过去的人们大致都处在更为暴露的“生”的环境中。多数情况下是与人道不沾边的“生”。试图用美好的面貌去描写过去，想法本身是动人的。但是事实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陋的东西，而往往是过于残酷的情况更多。

大凡文献史料，尤其是由“中华”文明不断制造出来的汉文记载，充满着惊人的表现力。不怕被误解地来说，古希腊、罗马文字圈所创造的虚构，与之相比则要稳静得多，其虚构程度也相当小。在自称为其后继者的欧洲和欧洲人所创造的“新大陆”，文字表现在创作力和想象力以及伦理的构筑力方面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与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的汉文文献的大手笔和周密性相比，还是“更逊一筹”。具有古老传统的屈指可数的波斯语文献，尽管也因惊人的虚构和高超的润饰技巧而充满夸张和编造，但是仍不及“中华”的文献。日本语的记载，更是过于率直，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个列岛上是否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文明”。

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诬蔑，则竭力丑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汉字这种具体性、传达性过强的文字所具有的技巧吧。然而作为史料来看，程度如此“性质恶劣”的记载很稀少。对于使用历史文献的人来说，记载实在是很难对付的。

南北并立的模式

“中间项”卢文进

契丹是否由于从幽州撤退就尽失远征的成果了呢？其实并不尽然。对于一度到手的“山后地”和幽州附近区域，确实是没能守住。但是阿保机命卢文进留在幽州一带，赐其卢龙节度使之职，让他率领一支部队驻扎幽州、蓟州以东的平州，旨在控制整个燕地。也就是说已经确保了燕地东面三分之一的地区，在长城线南侧钉入了可称为今后桥头堡的楔子。

在幽州攻防战后不久，卢文进再次作为契丹军的向导，攻打了“山后地”的要冲新州。其后，卢文进每年都和契丹军过来，把燕地和山后两地的男女带回契丹本土，教会契丹纺织和制作工艺，结果“中华”的产品几乎都由契丹国内来生产了。

原来，燕地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山后地归李存矩，他们都施行暴政，百姓人心不振，早就有很多人逃往契丹的领地。总之，在以军事为上的沙陀系的统治下，两地的形势变得一片混乱。那个周德威虽然作为指挥官表现很出色，但是一味恃勇，毫不关心行政、民政之事。卢文进深知这一点，凭借将两地的百姓引入契丹方面而取得了实质上的控制。揪住此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指责他“杀掠吏民”，这只能说是一种偷换事实的刻意“歪曲”。

卢文进又率领奚族骑兵劲旅闪电般地扫荡了河朔北部。幽州进一步孤立了。百姓的身影从这一带渐渐消失了。当然，粮食的自给也已经很困难。沙陀方面，派一支部队留守涿州，将来自南部边境瓦桥的粮食经涿州运往幽州。年年如此，不得不在途中沿线部署精兵强将护送粮车。但还是遭到了卢文进所率奚族铁骑的袭击，粮草被劫。沙陀方面疲于奔波。为了保住幽州这个军事“据点”，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为卢文进所摆布，只得任他一人逞强。

附带说一句，司马光在上引部分接着说，燕地一带“残敝”的状况应归罪于卢文进和契丹。然而蒙古时代为《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在同一处反问道：“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域，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及并于晋，则岁遣粮援继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尽管没有直接挑明，但还是补充说总而言之是沙陀的统治不行。

沙陀只知一味搜刮百姓，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完全不合格。燕地之民大多自发地投契丹而去。因为比起强行黥面、奴役百姓的沙陀统治，在契丹的领地内没有剧烈的战乱和苛捐杂税，可以平安地生活，这一点远远胜过沙陀。司马光的著述往往局限于“中华”和“夷狄”这一名分，仅从出发点单一即可知其存在不少歪曲史实之处。

幽州的教训

在经略代北和山后地、新州会战、幽州攻防等一连串契丹和沙陀的较量中，阿保机重新认识了契丹在平原作战方面的优势和攻城战中的困难。他也一定深切感受到了组织几万人规模的大部队长期滞留“中华”的不易吧。尤其是感受到必须避免通常在春季至夏季展开的进攻。

那么沙陀方面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契丹骑兵部队的确让他们着实感受到了厉害。沙陀勇将周德威的部队在平原作战中一举被歼的记忆，太深刻了。幽州攻防战时李嗣源、李存审等人的话，说明恐怖的印象已经深深刻入沙陀人的头脑。只是，在近距离战、肉搏战方面沙陀的密集骑兵还是无敌的，对这一点他们还存有一些自信吧。他们还意识到攻城战对草原集团和华北集团都不易。就是说，不能为契丹骑兵创造可供其迅速铺开的场地，最好是坚守城池或阵地，将战事拖入近距离战再决出胜负—这大概就是教训吧。

幽州攻防战之后发生了颇具意味的事情。第二年即918年二月，扩建“皇都”即上京临潢府的工程已经开始，阿保机处这时除了此前一直通好的后梁和吴越外，还有晋王李存勖、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等政权各自遣使来贡，另外竟有幽、镇、定、魏、潞等州的使者赶来。幽州等州是华北的军事建置，其中幽、潞属沙陀，镇、定、魏暂时与沙陀维持着友邦或同盟的关系。就是说，在历经一年又一个月的契丹—沙陀之战后半年，李存勖麾下的沙陀军阀及其同党尽管各自为政，但还是凑在一起向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派遣了使臣。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事情。

契丹—沙陀之战的始末，不仅给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而且给中华方面的各种势力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即最强者不是沙陀。至少，不是仅关注沙陀的动向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契丹国已成为中华诸势力最应该防备的力量了。各方认为即使是从试探情况的角度去暂且与之通好，对自己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李存勖本人也不想再与契丹发生什么事了。

李存勖的南伐

沙陀军阀的使者从阿保机处返回之后，李存勖于同年即918年的秋八月一日，在距黄河较近的魏州郊外阅兵。沙陀自身的部队、由友邦组成的华北十镇诸部队、还有来自河曲、代北和山后等地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游牧骑兵，兵力共达十余万人，场面之壮观为中华那些年所未见。对李存勖来说，是组织了一次最大的军团。

半年前与阿保机的集体通好，也是为了了解他对后梁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度。阿保机表示了赞同。奚、契丹等游牧军此前虽然曾是李存勖笼络的对象，但是没有阿保机的首肯李存勖也很难行动。不知当时阿保机是否曾出兵相助。

不管怎么说，李存勖的此次南伐是以先前的“父子之约”为前提进行的。在前几年阿保机大举进攻时，李存勖本人没有与阿保机直接交手，也是为了履约吧。起码阿保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向“中华”出过兵。阿保机和李存勖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谓不可思议。

受到侵攻的后梁“政权”准备决一死战。针对沙陀军在麻家渡扎营，后梁在濮州的行台村设下阵地。双方都构筑了野战阵地，对峙百余天后，李存勖为打破相持状态，亲率数百骑突袭，不想遭遇伏兵而身陷重围，因李存审来援才勉强脱身。这种情况下，勇将和蛮将的区别仅为毫厘之差。李存勖总是身处这样的险境当中。

十二月，李存勖欲直取敌人的根据地汴，冲出阵地前进，与尾随而来的梁军战于胡柳坡。虽曾一度击退追兵，但是由于沙陀的辎重部队误以为战败而溃逃，沙陀军吃了大败仗，幽州的骁将周德威战死在那里。不过李存勖没有受挫，他袭击了在小高地上休息的梁军，最终获得大胜。当时，沙陀军与在幽州作战时一样，还是让人拖着灌木条扬起灰尘，扰乱了梁军的判断。这是惯用的一种战术。

经过这一仗，只有不到千人的梁军得以返回汴，就此大局基本已定。在第二年的919年，围绕黄河渡口展开了水战，但是仍然挽救不了后梁的颓势。921年正月“传国宝”出现，李存勖屡次被劝即位。顺带说一句，刻有“受命于天、子孙宝之”之文的传国宝，据说是来自魏州开元寺的传真和尚。他在880年黄巢军起兵暴乱时从长安弄到手的，已秘藏了四十年。传国宝或传国玺，在中国史上常常应政治之需而出现。

激战前的伏笔

契丹与沙陀的再度冲突，以一次意外事件为导火索。在传国宝出现的二月，沙陀的友邻镇州军阀总帅“赵王”王镕被部下大将王德明谋杀，王氏一族被灭门。德明恢复原名张文礼，于三月遣使联盟军首领晋王李存勖，以求得对自己的承认。

当时李存勖正与各位将领饮宴正酣，获此消息掷杯垂泪，打算为割腕结盟的赵王讨敌报仇。但是众将领们说眼下正与后梁相争，腹背树敌实非上策，劝阻了他。张文礼虽然得到了李存勖的任命，但是心中依然不安，遂向卢文进派去密使，请求契丹的支援。又向彻底衰败的后梁的末帝朱友贞派去了密使，提出北联契丹、南联后梁，共灭沙陀，但遭到了拒绝。

八月，李存勖已不能再容忍张文礼，下令已故赵王的部下符习率镇州、冀州之兵讨伐张文礼，命老将阎宝增援，并令以藩汉总管、威名大振的史建瑭打前锋。可是，位于镇州东北的定州总帅王处直考虑到镇州与定州乃唇齿关系、一旦镇州被灭定州将孤立无守，于是同张文礼协商，暗中联系担任新州防御使要职的儿子王郁，让他动员北边的阿保机南伐。事态向复杂且激烈的方向发展了。

增援符习的沙陀军一路北上，破赵州城、抵镇州城下。张文礼一直为腹部肿物所苦，听说部下赵州刺史投降后被李存勖留用现职，受到刺激，就在沙陀军兵临城下之时死去。其子张处瑾秘不发丧，抵抗着沙陀军。九月，在镇州的攻防战中，沙陀的前锋将领史建瑭中流矢而死。李存勖为这个消息所激怒，虽身在南方，决定亲自北上进攻镇州。在黄河渡口一带对阵的后梁军得知这一情况，与之展开了激战。李存勖直接统领的三千铁骑奋勇作战，后梁军再次败北，最终被逼到了末路。

定州的爱憎剧

长期处于兴衰乱离之中的华北，终于迎着统一迈向了下一个地平线。十月，定州又发生了异变。定州节度使王处直被养子王都幽禁，篡权的王都与沙陀结好。对此，曾流传着耸人听闻的说法。

从前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孩子，对王处直说，“此子生而有异”，把孩子送王处直给做了养子。可是这个孩子即王都成人后，满口奉承和谎话，王处直完全被他所蒙骗。王处直另有一子，名叫王郁，因不被父亲所爱，投奔了沙陀。李克用把女儿许配给他，连连提拔，一直让他做到了新州防御使。他就是那个打算与阿保机结好的王郁。

王处直在打算从沙陀的觊觎中保住定州时，意识到王郁才是可以倚赖的人。因王处直已被自己曾经宠爱的王都篡了权，这事很具讽刺意味。假如说以王都发动叛乱为由，其父王处直才决定与契丹通好，但未得到定州军府赞同的话，总觉得有些不真实。因为，已经说王都在叛乱中把王处直的子孙和心腹将僚们全都杀了。如果所说定州的核心人物们讨厌契丹而选择了沙陀的话，就理应没有必要把他们都杀掉。然而，李存勖对王都的自我推销大为欢迎。只要对沙陀的称霸有益，恶人也可以接受。另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细记载此事，或许隐含什么意图。

在河朔之地，正当大骚乱以镇州和定州为中心蔓延开来之际，可称为“中华”最北境的山后地与其北邻的草原之间，也在做着交易。在契丹国神册六年（921）冬十月一日，沙陀的新州防御使王郁举自己管辖的山后地的兵马宣布向阿保机投诚。王郁抛弃了曾经关照自己的沙陀，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了父亲和契丹身上。对于沙陀军阀来说，这意味着就在实现称霸华北的前夜，重地镇州和定州相继叛离，而在北边防卫的中枢新州总帅亲自投靠了契丹。

困惑的二人

幽州已因卢文进变成了人烟萧条的荒地，而沙陀的干将周德威也已死去。山后地这回都入了敌手。沙陀的北部区域，除了自古以来的据点代北外，都已不在掌控之内，北边的防卫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崩坏。对于李存勖来说，镇州所发生的张文礼政变使事态发展得不可预料。

作为心眼过多、喜怒无常、精神状态常易不稳的人，这种突变不能不对李存勖产生刺激。只是他越是陷入困境反而越会发挥出能力，这也就是他这个人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吧。

这对于阿保机来说也是一个未曾预料的变化。沙陀联盟之乱本身应该是受欢迎的，不过似乎也有些令他难办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李存勖的力量大多用于南方的后梁方面之时，阿保机也正忙于国制整备等“内政”。

首先，继续装点新都上京，同时又着手辽宁平原的开发，例如至辽东修复辽阳故城、迁移汉民和渤海的“俘户”等。接着，创制并颁布契丹大字、重新组成以爱弟耶律苏为首宰（南府宰相）的政府机构、亲自制定法律并确定爵位等，逐一完成了契丹国基本框架的建设。即正处在一边遵循草原游牧国家的传统、一边适当引入中华的国家形式、摸索草原和中华相结合的国家形式和理想方式的最高潮阶段。

阿保机迅速做出了决断和转换。在王郁决定归附的同月即十月的二十四日，阿保机为了接应王郁身在定州的父亲王处直，亲自率军南下，大概一度经由山后地，从居庸关下到河北平原。十一月二十一日，破要冲古北口，二十五日，将契丹军分为几个小分队，从幽州境内的檀州、顺州、安远、三河经幽州以南的良乡、遂城、满城，席卷了定州附近望都等十几座城池，虏获居民迁往契丹境内。

总之，契丹此时在直接确立对山后地控制的同时，席卷而过幽州一带，迫近了目的地定州。但是由于王都已经发动政变，只好暂时退兵。本打算立即与定州军阀会合并谋求更大发展的计划，此时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十二月，王郁率部众来到阿保机的驻地。阿保机称王郁为“子”，大加赏赐，将其部众安置于西拉木伦河以南广阔的沃土上。因为是安置在契丹本土的南邻之地，所以可谓一种殊遇。这是向内外显示了对举部来归的王郁信赖的姿态。

司马光的浅见

就王郁的归附有一些怪话流传。据说王郁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以为是，决意举众南行。不想述律皇后谏言道：“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但是阿保机听不进去。

—阿保机是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深浅的蠢家伙；怂恿他的王郁是个能说会道的卑鄙小人、典型的墙头草。而述律皇后是个明智的女人，尽管有些讨厌糊涂的丈夫，也有些妒忌，但还是决定出手制止。不管怎么说，正像对方皇后所夸奖的那样，李存勖确实是个出众的名将。契丹的注定失败连女人都看出来了，可是糊涂的人正是契丹皇帝。—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

这段内容见于《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几乎未做任何修改补充，原样移录。司马光的天性与其说是中华主义的，不如说很幼稚。因为司马光所依据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还没有如此卑贱、粗俗。

《新五代史》先介绍说，王郁之父王处直眼看镇州要亡，担心镇州一旦陷落、定州会成为沙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于是就让王郁与契丹通好。然后记载：王郁对阿保机这样说：“故赵王王镕，王赵六世，镇州金城汤池，金帛山积，燕姬赵女，罗绮盈廷。张文礼得之而为晋所攻，惧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机大喜。但是其妻述律不肯，说道：“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今舍此而远赴人之急，我闻晋兵强天下，且战有胜败，后悔何追？”

出发点的倾向是一致的，对王郁归附的缘由和情况的说明也还算可以。用词和表述多少还有些收敛。尽管如此，当时张文礼已经死去三个多月，所记载的内容都出自欧阳修的创作，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段内容不见于先出的《旧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述律皇后是个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事实上给阿保机出了很多良策，后来到了北宋时期仍作为故事流传着。契丹帝国杰出的女性很多，本来就与男尊女卑现象严重的“中华”不同，女权主义俨然存在。为皇后所谏这一情节，虽然在北宋被视为不足道的笑话，但是在游牧社会的契丹情况却不同。总之，这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本质区别。很清楚，这是对此缺乏了解的人所写的东西。欧阳修编的内容是很过分，但作为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怎么说也有令人回味的地方。即使这样司马光的浅见也还是显得有些可怜。

相矛盾的记载

十二月，契丹军和王郁一同南下，进攻幽州。守将李绍宏全力固守。契丹军暂时放过幽州，继续南进，攻陷涿州，活捉了刺史李嗣弼。又从易州进攻定州。大概他们认为能够推翻定州的王都，解救出被幽禁的王处直，如果顺手的话，根据华北形势的变换情形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然而，这回契丹军的主帅，据《辽史》是阿保机的长子皇太子突欲。他后来做了东丹王，一生坎坷。而包括《旧五代史》在内的北宋和南宋的记载都一致说是阿保机亲征。另外，关于契丹军与李存勖所率沙陀军的会战时间，《辽史》记为921年十二月之内的事情。而《旧五代史》等两宋的记载说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就所记相当具体的一个个战斗场面，各自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是日期的干支却大不同。仍据《辽史》，进入922年以后，契丹军于二月和四月出击了河朔地区，但是宋朝方面的记载则对此保持沉默。或许各有不便明说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不便明说，很遗憾，目前的确不清楚。

就连阿保机是否真的亲征，也有可能存在几种说法。结果，会战以契丹一方的失败告终。为此，根据契丹方面的原始记载写成的《辽史》尽可能地隐瞒阿保机的亲征。相反，站在获胜的沙陀一方立场上的两宋时期的记载，无论如何也是要说阿保机是上了阵的。首先，这样的心理在发挥着作用。

只是，与那时照例冲在战斗最前线顽强作战的李存勖不同，一般被认为极少在前线现身的阿保机是否真的亲临战场了呢？至少沙陀方面不可能知道。另一方面，皇太子突欲于919年十月契丹军北击乌古部之际，率领先锋队出征，积累了实战经验，920年九月代替忙于内政的父亲阿保机和叔父苏，以迭剌部夷离堇污里轸为副帅，出兵阴山，取得赫赫战果，在那一年内班师。那么，青年王子突欲作为主帅，接替921年十月至十一月一度出兵华北、席卷大部分地区而还的父亲阿保机，紧接着在次月第二次出兵时，以刚刚归附的王郁为副帅出征，是很可以理解的。从事情本身来说，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本来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谨慎的阿保机，假如完全信任新归附的王郁，作为皇帝不顾一切地投入危境的话，结果会怎样？如果是李存勖，肯定得亲自打头阵吧。对他来说，不存在替代之人。然而阿保机一方，“国家”的体制正按部就班地健全着，能够代替自己指挥战斗的人起码有儿子突欲和尧骨、胞弟苏这三个人。再说，阿保机已年届五十。对于较早进入老年的游牧民来说，短时期内连续两次远征是有些难以想象。而且在第一次出征时，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定州的陷落。就算为了维护政权的平安，他自己留在本土等待时机，而委任长子指挥远征军，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是《辽史》所载突欲为主将的说法还是合适的。

二次激战

第二次激战的具体过程如下。面对契丹军的进攻，已占据定州的王都遣使向李存勖告急。李存勖对镇州久攻不下已失去忍耐，十一月就任阵前指挥，这时在镇州行营接见了来使。

契丹军的主力在定州城下扎营，而王都缩在城内固守。正在此时，沙陀的前方侦察部队向大本营报告契丹军已经渡过沙河。沙河的河道形成镇州和定州之间的分界线，对于镇州来说，可以说是它北部的防卫线。原本为了防备契丹的袭击，还修建了城楼。一旦那里被突破，定州说不定就立刻陷落，距其不远的镇州也会兵锋突抵。

14 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

恐惧感在包围镇州的沙陀部队中蔓延。考虑到如果镇州长期不破，一旦发生变故，在持续艰苦攻城之际遭契丹大部队来袭，就会因契丹军和镇州城内守军里应外合之势受到夹击。于是有人建议暂且就在这里解围撤兵，避开契丹的兵锋。也就在此时，南边发生了梁将戴思远趁李存勖出征之隙北上、突袭沙陀经营河朔地区的战略要地魏州的突发事件。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沙陀很有可能死在镇州城外。

众人都在请求撤兵，李存勖却说：“霸王举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国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弃长安，迁都樊、邓，太宗曰：‘猃狁孔炽，自古有之，未闻迁移都邑。霍去病，汉廷将帅，犹且志灭匈奴，况帝王应运，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数年俘二突厥为卫士。今吾以数万之众安集山东，王德明厮养小人，安巴坚（阿保机）生长边地，岂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视苍生哉！尔曹但驾马同行，看吾破之。”《旧五代史》的记载的确令人怀念李存勖。李存勖确实是把自己比作了大唐帝国事实上的创立者李世民。李存勖出身突厥系的沙陀，而李世民出身鲜卑系的拓跋。或许二人在身为“异族”却号“中华”这一点上有同感吧。英雄的气概、雄才的自豪感，这是李存勖的支柱。

李存勖立即亲率五千铁骑抵达新城，与正在不断南下的三千契丹先头部队相遇。李存勖部署了拿手的精骑密集队突袭的战术。从桑树林中突奔而出之时，有如天佑神助般阳光灿烂，契丹骑兵措手不及，慌乱之中纷纷逃窜。

沙陀军乘胜追击，不少契丹兵落入结薄冰的沙河中溺水而死。在定州城下扎营的契丹主力见到败兵退来，认为定州危险不可久留，为与沙陀军保持距离，退至东北方的望都。目的是想保全主力、观察事态发展。在不同于近代战争、难以准确掌握战况的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对策。

李存勖来到定州，脱离险境的王都到马前迎接。当晚，李存勖下榻开元寺。第二天，他立即率兵赶往望都。他是想乘契丹军人心不稳，一举结束战斗。李存勖毕竟明白，不拖入契丹擅长的平原铺开战、而发动全军直攻和近距离突袭，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途中，与奚的族长秃馁所率五千骑兵遭遇，李存勖以亲军一千骑应战。但是，被人数和铺开力上占优势的奚军所败，陷入了重围。李存勖四次亲自挺身突围，但都未能成功。正在这时，李克用时期的老将李嗣昭听说李存勖身陷危急，率三百骑来救援。李嗣昭流泪冲入奚军包围圈，总算把李存勖救了出来，李存勖遂返回自己的阵地。

丧气的契丹军决定撤退。当时寒流从北方袭来，平地积起了五尺高的雪。粮草匮乏的契丹军，大多连人带马一起死在了途中。撤退得很是悲惨。李存勖追击契丹军，直抵幽州。追击途中，每到一处契丹军曾经的营地，都可见稻草铺地、方形的阵地井然有序。根本看不到撤退时的凌乱现象。李存勖对左右的人叹息道：“蕃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

抵达幽州后，李存勖令二百骑兵前往侦察契丹军的情况，反被契丹全部抓获。契丹军在长城线附近的檀州扎营，幽州的沙陀军立即前来袭击。契丹军击退沙陀军的进攻，活捉了其裨将。李存勖感到已经无法再给契丹军什么打击，遂放弃追击，转而追向南边的梁将戴思远，日夜兼行。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说契丹撤退之时，人在军中的阿保机指天说道，“天未令我到此”，然后撤兵。是说他已经看出沙陀的实力不过如此，感叹自己虽有实力，但天运不济。还补充说契丹此后就变得小视“中国”了。

沙陀的唐王朝

可以称为第二次契丹—沙陀之战的这一系列战斗，客观上到底结果如何？那就是契丹方面因沙陀阵营的突然崩溃而被拉进了河朔地区。然而，因碰巧的机遇产生的“野心”以短暂的梦而告终。不过契丹国本身并没有受到撼动。

远征军的主力究竟遭受了多大损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为归根到底记载基本上都是向着沙陀的。战斗的情况、因积雪而路死等说法，说来都不过是从沙陀传入北宋的“主办方发布”。就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说契丹撤退时营地整齐有序，对于当时不知是否人在军中的阿保机，就差照《旧五代史》所言补充剩余的内容了。恐怕这里就是事情的真相所在吧。总的来说，很可能是契丹方面并非大多数士兵都曾实际参战，而是尽量避免内耗，松散地多处扎营，有条不紊地撤了兵。

沙陀方面也真的拼死一搏了。包括盟主李存勖本人，把命都赌上了，无论如何要闯过险境。部队的损失，也很有可能是沙陀方面的更大。总之，没有卷入与契丹主力军的决战是“获胜的原因”。尽管如此，沙陀的将士重新认识了狂暴军神李存勖盲目冒进的可怕性，同时大概也感到了契丹军迅速铺开的威力、漂亮而出色地完成艰难的雪中撤退的控制和组织能力，远不是自己所能及的。总之，契丹和沙陀双方谁都没有太大的损失，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获利，战争以双方承认现状拉上了帷幕。

据《辽史》，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契丹曾向河朔地区几次出兵。还在雪中撤退之时，就曾携幽州北边檀州、顺州的百姓而归，安置在辽宁平原。接着，进攻幽、蓟二州，在契丹天赞元年（922）四月，攻克蓟州，活捉了刺史胡琼。继续进攻，令王族的迭烈（又写作迭列、迭剌，都是音译用字，音或许与dere相近）和可能出身粟特系的将军康末怛，进至沙陀军反复猛攻的镇州城下。为了表示感谢，身处围城中的镇州主帅张处瑾在下一个月派人去阿保机跟前致意。

这一年的三月，沙陀曾一度大败于镇州。沙陀方面的攻城军主帅阎宝围镇州城修建了堡垒，引滹沱河水进行水攻，并断其粮草。不料，三月丙午之日，镇州方面先放出五百多人假装投降，麻痹对方，然后突然从城中一起冲出，捣毁沙陀的堡垒，火攻阎宝的营地，夺了沙陀军的粮草。因粮荒奄奄一息的镇州，重又恢复了生气。李存勖为了修复毁坏的战线，命仅存的干将之一李嗣昭为主帅。但是李嗣昭中流矢而死，退至赵州的阎宝也于同月在懊悔失败的郁闷中死去。又是在同月，连云州的李存璋也撒手人寰。元老们一个个地接连去世，李存勖不得已指派驻代北的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边的主帅，继续攻打镇州。

当时，李存勖命令战死的李嗣昭的遗嗣在太原举行葬礼并服丧，李嗣昭的一个儿子李继能大怒，带领父亲的数千亲兵脱离战场，回到李嗣昭家族的本居地潞州。慌了神的李存勖派胞弟李存渥去劝服，李嗣昭的遗嗣们更加愤怒，差点没杀了李存渥。死去的李嗣昭本来固守潞州，阻止了沙陀的各个击破，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又从战场上救下李存勖的性命，自己却战死镇州，是个功劳无人能比的人。但是李存勖不仅没有给予什么特殊的抚恤，还收回其潞州的指挥权，令下葬太原，因此必然惹怒其子。之后，李嗣昭的儿子们在潞州举旗反叛，与后梁相通。

李存勖的过分自信和自大，还有奢侈的生活，使将士们心生隔阂。阎宝之死也可以归罪为李存勖的漠不关心。而且，李存勖热衷于军事扩张，在领地内肆无忌惮地强征暴敛。为此，怨声自河朔地区蔓延开来。其结果之一就是，八月，被李存勖提拔为卫州刺史的俳优李存儒遵其主子之命强征暴敛，为百姓所弃，后在梁军的进攻中被俘。九月，李存进也在镇州战死。李存勖无奈，将仅存的老将李存审派往镇州。此时镇州已断粮，终于开城。这场攻防战前后竟持续了一年多。仅从这点来说，镇州军阀的能力是一流的。张处瑾一家及其随从均被杀，遭腌制后被吃掉。一时间杀气笼罩了华北。

不管怎么说，镇州终于被解决了。李存勖决定即帝位。为防御契丹，派干将李存审驻守幽州。已卧病不起的李存审，不得已乘车前往幽州赴任。这样，在923年的阴历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筑坛即位。自907年唐室断绝以来，沙陀一直使用其最后的年号“天祐”，至此改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自然继前朝为“唐”。为了区别，史称“后唐”。是突厥系之沙陀建立的唐王朝。

李存勖的倒台

李存勖在称帝半年后，于923年十月终于灭了后梁。其中另一张王牌老将李嗣源的能量和谋臣郭崇韬的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存勖将后梁的政府机构原封不动地纳入了自己的政府。

但是，李存勖不断监禁、判杀已经投降的后梁人完全是不明智的暴行。这是他本性中的残忍和复仇之心使然，让他在政治判断上失误。朱全忠以来的后梁政权，虽然奢靡之风盛行，但是政治上本身是实用主义的，并没有沙陀那样严酷和残暴。刚刚出现的唐王朝，自身就向世人表明它是一个血腥的、残酷的政权。

灭后梁而称霸华北的李存勖，在安于现状和自满中很快走上了下坡路。不知是因为近二十年连日不断血战所产生的反作用，还是因为铲除了自父亲李克用以来的夙敌、实现了称霸愿望后产生的疏忽，他的精神明显懈怠，进而引发了大的异常。他在都城洛阳及其周边过着放纵的生活，令太监、伶人们整日陪侍左右，言听计从，而对于沙陀一直以来的骨干老将和臣僚们的建议却根本听不进去。

实际上，父亲李克用留下的养子、义子们对称“帝”的李存勖来说，既难以驾驭又让人心生厌恶。他们又各自豢养着以养子、义子为核心的武装势力，居功自傲，在国内我行我素、横行霸道。很可能像潞州李嗣昭的儿子们那样形成一个个新的“藩镇”。李存勖与这些养子们之间关系不断冷淡下去的势头，已经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李存勖也缺乏巧妙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不断设法使自己掌握主动所需要的智慧、度量和应变能力。

李存勖只是个军官，离政治家还相差甚远。战场上的紧张、激动驱使他变成了一个“超常之人”，然而在需要稳健和冷静的日常的政治环境中，其“超常之人”的做派只能起消极作用。李存勖由着性子和感情办事，往往招致臣僚和士兵们的不信任。而且更为恶劣的是，包括李存勖在内的沙陀首领家族的通病是“吝啬”，或者说是名誉意识和物欲极强，只顾自己捞而不愿与周围的人和部下分享。

史称后唐的沙陀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和政权，正当应该巩固自身基础时，却几乎没有任何举措地虚度过去了。可以说就没有进行过什么“国家建设”。倒是作为从前唐王朝弊端的宦官政治得到了复活。它成了一个消极面太多的政权。

李存勖的无道引发了整个政权的动荡。继谋臣郭崇韬之后，因太监和伶人而死于非命的高官接连不断。对蛮横的李存勖极度不满的将士们不断在各地发动“叛乱”，皇帝李存勖的身边渐渐没什么可用之人了。父亲李克用时期的元老李嗣源为官兵所敬重，被叛军推举为推翻李存勖的首领。

混乱当中，在沙陀同光四年（926）的四月一日，被禁卫军抛弃的李存勖，中来袭之兵的流矢死在了洛阳城内。享年四十三岁。在位时间，称帝后三年、灭后梁后两年半。他的一生，光和影的落差真是太过强烈。其庙号为庄宗（后唐）。

在李存勖之后，被众人期待为混乱平息者的李嗣源，不得已在四月之内即了位。已然是六十岁的老皇帝了。周围的人认为“唐”字不吉利，推荐了其他国号。但是李嗣源念及沙陀的恩顾，说：“武皇（李克用）功业即予功业，先帝（李存勖）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还是坚持使用了“唐”这一国号。实际上远比李存勖年长的李嗣源称己为弟，是说作为亲生儿子的李存勖才能是“兄”，而作为养子的李嗣源和其他养子们都只能是“弟”。是指这样的“父子”、这样的“兄弟”。经验丰富的李嗣源奉行稳健的政治，在其八年左右的统治期内，沙陀政权才得以安定。

阿保机之死

阿保机在灭了渤海国返回契丹本土的途中，六月于镇州正式听到了李存勖去世的消息。是继为沙陀之唐王朝新帝的李嗣源，派遣供奉官姚坤向阿保机报的丧。宫帐之内，体高九尺的阿保机身着锦袍接见了姚坤。

阿保机一听说李存勖已死，放声痛哭，说道：“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

阿保机一时哭泣不止，最后终于问起李嗣源没有救助李存勖的原因以及他帝位的正统性。姚坤回答说：李存勖的倒台，在于养了两千宫女、一千乐人，平日里放鹰走犬、沉溺酒色女色，搜刮百姓毫不留情，朝政交人代理，招致了天下的共怒。于是阿保机说：“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自此愿以为戒。”

交谈继续进行。阿保机虽然和“汉国之儿”李存勖为父子关系，但同时二人又是仇敌，都怀有害人之心。不过与当今的天子李嗣源没有旧怨。阿保机提出双方订立盟约，如果李嗣源给自己让出幽州，他就不入侵“汉界”。阿保机还说自己的汉语很好，此事在部落内尚保密。姚坤住了三天，据说那期间阿保机染上了伤寒或是急性的发热症。一天傍晚，阿保机的宫帐前有颗星星陨落。其后不久，阿保机突然死于扶余城。那一天是七月二十七日。

阿保机的死因，其实并不清楚。不为所知的阴影似乎暗示着什么。说来，扶余城位于契丹和渤海的国境上。阿保机三月已踏上归途，可是过了约四个月，还在渤海国境内磨蹭，慢悠悠地西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刚刚被任命为新建东丹国之左大相的弟弟迭剌，先于阿保机十一天去世。阿保机去世两个月后，任政府首宰的爱弟苏也死了。就在灭渤海后不久，契丹国奇怪地为雾一样的东西所笼罩。很遗憾现在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阿保机及其智囊团所构想的是，既发挥匈奴帝国以来游牧国家的长处和优势，又补足并克服其短处和弱势；在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能动性的同时，又提供安定性和持续性的那样一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以由移动的游牧宫廷和不动的首都二者构成的中央机构为核心，把包括由多部落组成的契丹、奚、霫、室韦等各游牧部族及其活动地域，还有移居境内的定居人口及其固定设施等生活空间，以及开发振兴人烟稀少的辽宁平原等这样多重发展的多种族、多地域，连接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大系统。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创作。

附带说一下，据此轻易指责这是草原和中华的妥协，结果会如何呢？而所谓将中华方式全盘引入文化盲区之草原的说法，要么是出于过分崇拜中华，要么是出于太不了解草原世界生生不息的国家体系。

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很快就在契丹帝国的历史中得到了扩展和巩固。在更大的历史转折点，成为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的应有状态，为后世所继承下去。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他怎么说都不是个单纯意义上的英雄。可以说他既是战士、军事指挥官那样的英雄，又是政治和建设方面的英雄。这就是耶律阿保机此人在历史上能够与众不同的最重要原因。

东丹王的传说

刚强的未亡人月里朵

阿保机刚一去世，次日即七月二十八日，述律皇后立即开始亲自代行国家的军政大权。她很果断。以前，当阿保机出征党项时，室韦的两个部落乘虚来袭，她接到战报后整兵迎战，大破来犯之军，威名声震草原。

一国之主的开国皇帝死于远征前线后，若政策上稍有闪失，一代人所开创的契丹国乃至阿保机家族的王权，很可能就会烟消云散。危机当前，她应对得十分漂亮。十几天之间，她忙于控制人心、安排各方面的事务。然后带领政府机构和远征军的主力，护送阿保机的灵柩，故意缓缓退行，走了一个多月，肃静而平安地返回到根据地上京临潢府。

述律皇后名叫月里朵。她的名字确实字美音美，但是脾气也很大。父系四代以上祖先，实际上是回鹘人。与契丹国通婚的述律氏一族，可以说就是属回鹘系的。她的母亲是契丹王的女儿、又是阿保机的姑母，因此她和丈夫为表兄妹关系。她的霸业是由哥哥敌鲁、弟弟阿古只和实鲁共同辅佐的。

契丹国可以说是以阿保机和月里朵夫妇二人（包括阿保机之弟苏）为核心的、由“堂表兄弟”和“重堂表兄弟”们建立的。从前李存勖也曾称她为“婶母”，以表示敬意。那不单单是为了与阿保机结盟而摆出的姿态吧。从后来的事态分析，也可以说阿保机的继承人多半其实就是未亡人月里朵。

总而言之，阿保机继任者的人选就握在月里朵手中。阿保机和月里朵生有三子，长子是刚刚被任命为渤海国后身东丹国之首领的突欲；次子是在阿保机晚年以“大元帅”之名任出征华北军主帅的尧骨；幼子是备受宠爱的李胡。月里朵选择了次子尧骨。

竟然撇开本应当选的“皇太子”突欲，看来是一场硬性的候选人指派。如果仅从记载的表面文字分析，不由得使人感到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遵循了既定的方针。选突欲还是尧骨，这是关系到契丹国之命运和未来的影响深远的抉择。

东丹王突欲的晦气

这与征渤海国有很深的关系，这里稍做倒叙。在接受渤海国的大諲譔再度投降的下一个月，即926年二月，阿保机在军中举行以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的契丹传统仪式，大赦天下，改元“天显”，并遣使至后唐的李存勖通报平定渤海国之事。

十四天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更其首都忽汗城之名为天福，册封皇太子突欲为“人皇王”，立他为国主。相对于父亲阿保机的“天皇帝”和母亲月里朵的“地皇后”称号，突欲得到了位列天、地、人顺序中第三位的特殊称号。可以说突欲在权力结构方面站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上。

当天，新“东丹”王国的首领们会合，定阿保机之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国的老相为右大相、曾任渤海国司徒的大素贤为左次相、契丹的耶律羽之（阿保机的重堂弟，本名寅底哂，或许音近indišen）为右次相。契丹和渤海双方的王族和要人两人分别搭配任职，显然是想建成一个结合二者的“新国家”。另外，阿保机将渤海国的大諲譔一家带回契丹本土，在上京临潢府城西为其筑城以居，为他起契丹名“乌鲁古”、为其妻起契丹名“阿里只”。

大諲譔等人肯定是不情愿的。但是反过来说，阿保机无意杀死作为被征服者的渤海国王及其王族和臣僚，他就是以这种“特殊待遇”来接受他们的。看来，阿保机为首的契丹领导集体似乎是想建立不是单靠武力吞并而是融合契丹与渤海的一种联合国家或联合王国。本来，双方之间就一直是契丹为主人、渤海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联盟。

以往契丹和奚保持着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关系，阿保机建国以后，成为更加明确的联合政权。形成了阿保机之八部契丹拧成的“统一王权”凌驾于奚之五部分散的“部族王权”的结构。阿保机等人不就是想与渤海王族之间建立一种类似的关系吗？

旧渤海国境内的东丹国，正是这种融合双方的复合国家。而在契丹本土，渤海国的王族和臣僚们与契丹和奚的王族、族长、显贵们共同聚合成为一个权力复合体。总之，是构想了一种以阿保机的血脉为共同的君主，贯通契丹、奚、渤海三者的多元复合的广域国家。也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共主联盟”的构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位相官之外，新设了东丹国的百官，授予突欲天子的冠服，建元“甘露”，决定每年向契丹本土进贡十五万匹布和一千匹马。在道理上，东丹国主突欲被定位为“天子”，组成拥有不同于契丹本国新年号“天显”之年号的独立国家、同时具有进贡义务的“属国”。

确定了新国家的基本姿态，阿保机说道：“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离别之际又说：“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据说突欲大哭而退。

阿保机和突欲之间，没见到有什么矛盾。这对父子看上去反倒像是一直相互信赖的。不正是因为突欲沉着冷静，阿保机才把风俗习惯和传统迥异的渤海地区交给他去统治吗？突欲深知那是一条极其困难的“荆棘之路”，又深感父亲一贯的评价和信赖。这对于突欲是无上的幸福，但也成了他日后不幸的起因。

被推翻的设想

即便如此，突欲的不幸也来得太频繁了。首先，虽说暂时以东丹国的形式建了国，但那仅仅是改组了渤海国的宫廷和政府，事实上政权交替仅限于首都这一“点”上。在契丹军来攻之前已大乱的渤海国境内，现在混乱转化为对东丹国的反叛。

起初，契丹进攻渤海时采取的是迂回突破的战术。先攻打渤海西部边境与契丹相望的战略据点扶余府，然后一鼓作气进攻首都忽汗城。在此之前，攻下扶余城时，阿保机打算调查人口数字，唯有皇太子突欲进言道：“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听从其言，契丹军立即东进。在攻下扶余城仅六天后，以阿保机之弟安端和月里朵之弟阿古只为统帅带领的一万骑兵的先头部队，就击破了大諲譔的老相所统领的三万渤海主力军。于是，由皇太子突欲、大元帅尧骨、前南府宰相苏等人率领的先遣部队，当夜包围了忽汗城。据说大諲譔在三天后求降。真可谓靠闪电战打开了渤海首都的城门。

可是，八天后大諲譔又改变了主意。阿保机遂于当天武力攻下忽汗城，亲自入城，令大諲譔在自己马前彻底请罪。其间，阿保机向渤海国的各州县宣布首都已陷落、国王已投降，并送去招降书。结果，在大諲譔再次投降后的二月，渤海的将军和首领们从境内各地赶来表示投降。看上去似乎渤海各地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契丹的霸权。因此得以施行大赦、改元、组建东丹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回过来看，从上一年闰十二月着手攻略扶余城后仅用二十天的时间就再次制服了大諲譔，又在五十天内改组出东丹国，真是动作神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渤海境内依旧不安定。阿保机等人或许以为占据了最大的军事据点和首都、制服了王族和政府这个“头”，渤海各地就会自然而然地归附。可是事与愿违。暂且称降的人们接连举起了反旗。更为棘手的是，在渤海国及其周边散布着独立或半独立的部落，虽然濊貊、铁骊、靺鞨等部首先来贡，然而最强的女真诸部即尚未被统一的Jusin各部族就没想与契丹联合。

这样一来，东丹国实际上有名无实。契丹军不得不四处作战展开镇压。其中有些战役打得似乎相当艰苦。东丹国的突欲已经出不了首都忽汗城即新天福城了。诸将当中，大元帅尧骨自然成了讨伐战的主将。他主要向北，制服了离契丹领土最近的达卢古部，震慑并牵制了达卢古部后面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联盟。实际上，分散在各部的女真（诸部）的潜在力量，正是契丹国在东方的最大军事威胁。月里朵之弟阿古只稍向南，击溃了来自鸭绿江方面的大批人马，进而破了回跋城。可是也就在那时死于手伤或疾病。

15 渤海国的疆域

总之，对渤海国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前半期漂亮的闪电战还是后半期略显艰苦的讨伐战，都是由构成契丹国之核心的阿保机和月里朵的近亲们全体参与进行的。即便如此，也没能最终将渤海全境纳入契丹的势力范围。而且，在渤海国故地的东部，此后有一股以“渤海”自称的势力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着。如果将断断续续的记载串联起来看，它有可能一直持续到北宋末期即女真族所建立的大金国（通称为金朝）出现时。

阿保机的本意

可以说突欲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但是对于已经背上了东丹国这个沉重负担的他，更大的不幸还是随之而来。那就是父亲阿保机的去世。当瞬间击毁渤海国的核心部分、改建为东丹国时，阿保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吧。他不是还踌躇满志地准备南伐中华吗？

在开始派兵征讨和镇压渤海境内各反叛势力的926年三月，阿保机决定“班师”，即准备撤兵。可以说，阿保机之弟安端首先带着讨伐战的最初战果回师了。时机显示要彻底消灭各反叛势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知如此，阿保机还是下令主力军撤兵。那是因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武装干涉陷入混乱的沙陀政权即所谓的后唐。

此前，从前年（924）至去年完成大西征，继而东进征讨渤海，都是为在不远的将来大举入侵中华做准备。然而，华北的局势难以置信地急转直下。如上所述，李存勖的异常转为整个后唐的混乱。在阿保机所率契丹军展开闪电战时，沙陀政权已经开始崩溃，且崩溃程度与日俱增。这方面的消息应该不时地传到远征途中阿保机的耳中。新情况已远远超出了阿保机的预想。

时机在向阿保机微笑。不管怎么说，已经没有时间再一味泡在渤海方面的事情上了。首先必须率主力军转向西行，无论如何不能白白错过天赐良机。然后根据华北局势的发展，一鼓作气南进。阿保机平生最大的机会似乎就要出现了。

可是命运更加令人啼笑皆非。准备西还的阿保机，在入夏之前的四月五日与随行而来的突欲及其属下的官员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中华方面的局势变化得实在惊人，李嗣源刚于上个月不得已举兵反事，而在混乱的旋涡中李存勖已经丢了性命。他死得也太简单了，可怜到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假如李存勖再有一点毅力和耐性的话，后来的事态发展恐怕就完全不同了。

对沙陀和李嗣源来说，窝囊反倒成全了幸运。假如李存勖积极应战，沙陀政权就会分裂、华北就会变成动乱的战场，那对契丹和阿保机是幸运之事。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还是李存勖曾经的勇猛形象出发，那种看法都是很自然的。然而李存勖独自我行我素，很快就自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他没有给沙陀军阀和华北的百姓带来大的麻烦。而阿保机的希望落空了。李存勖直到最后仍然给他制造着麻烦。

意外之死

关于阿保机何时得到李存勖悲惨而死和李嗣源顺利即位消息的确切时间，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所述，李嗣源所派报告皇帝李存勖去世消息的使团，就好像已有准备似的迅速来到阿保机的驻地，那时已是六月份了。在和使者姚坤的交谈中，阿保机说他已于上月得知此事。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当时危急的形势、契丹和沙陀之间紧张的关系来分析，阿保机早在四月份就得知李存勖已死，但是他很可能一直在观望“其后”的动向。然而整个华北在李嗣源的统治下迅速得到安定，阿保机也只能是大失所望。

李嗣源统领的沙陀也十分清楚阿保机的意图，正由于最担心契丹军的南侵，所以当即派使者北上“告哀”，特地赶到阿保机远征途中的营地请求接见。总之，姚坤是想表达阿保机的期望已经很难实现之意。而阿保机挖苦说李嗣源的行为说到底难道不是篡权吗？他不断牵制对方，向李嗣源提出重新订立盟约、并以之为代价割让土地的要求，施加压力。当时，阿保机手中理应还握有契丹军大举南进这张牌。他对姚坤所说去华北看看嗣源也行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阿保机自己却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伤寒。原因之一在于，从前年开始西征、紧接着又是东征，长时间的行军积劳成疾。另外，正如他对长子突欲所说的那样，“此地濒海，非可久居”，或许渤海国东半部地区的水土损害了他的身体。阿保机很有可能是在与渤海的交战当中发的病。不过就像他和姚坤交谈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那样，阿保机虽说已经病了，但是精神头依然十足。可以设想，他一面冷眼观察着制服渤海的战斗，一面分析着华北形势的走向，在契丹和东丹的边境上度夏，等待着身体的康复。

死是很难预测的。到底人能预知自己的死吗？阿保机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死吧。他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遗嘱。不过，就阿保机来说，自己只要不让已当了十年皇太子的突欲“退避”，就无须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但是，父亲阿保机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这对于突欲来说是第二个不幸。

另外，《资治通鉴》和因袭它的《契丹国志》说阿保机去世时发生了如下的事情。月里朵把诸将领和族长中难调之人的妻子们召集过来，说道：“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然后召集来她们的丈夫，边哭边问：“汝思先帝乎？”那些人回答说：“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月里朵随即说道：“果思之，宜往见之。”于是都杀了。真是个令人叹息的故事。可是相关内容照例仍然只见于这两种书。司马光所虚构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

月里朵的选择

东丹王突欲更大的不幸在于和母亲月里朵之间“关系不和”。这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在月里朵的指挥下，护送阿保机灵柩的契丹主力军离开扶余城西行，八天后，大元帅尧骨结束讨伐，与之会合于途中营地。三天后，人皇王突欲从东边赶来。而在西还的路途中，契丹政府的首宰苏去世了。

阿保机、其爱弟苏和月里朵之弟阿古只这三位构成契丹国顶梁柱的人一旦去世，“堂表兄弟政权”中就仅剩月里朵一人了。九月，在上京临潢府为阿保机“入殓”，并举行了葬礼和其他一系列国事活动。这些都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天显元年（926），契丹国在接受保留渤海国形式的同时，被很大的一片阴影和不安所笼罩，没有选定继承人度过了这一年。

月里朵很可能正在分析形势。实际上她本人似乎也不清楚该定谁为继承人。927年秋八月，按中华习惯庙号被称为太祖的阿保机的皇陵“祖陵”竣工，阿保机的遗体被葬在了那里。当时，月里朵欲殉葬，为左右所阻止，于是她切断右腕放入丈夫的棺木中。她是想与亡夫同去，但是那样一来契丹国的前途就危险了，所以她以右腕做了自己的替身。真是个令人惊异的刚烈女子。

总之，契丹内外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了。已经不能再任帝位空虚下去了。不惜身留单臂、尽力代掌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

尧骨确实是个单纯素朴的人，外表威严而内心豁达，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对母亲来说，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又是个不辞辛劳的勇将，这一点也使尚武的月里朵对这个孩子很是中意。

而突欲自幼聪敏好学，也是一个将才。自十八岁当上皇太子以来越发沉稳。在跟随父亲阿保机、叔父苏、舅父阿古只学习理政的过程中，迅速地长成了大人。仅此一点就使他和母亲月里朵之间关系疏远了。大概她觉得这是个喜欢生活在别人当中的“他人之子”吧。

再者，突欲在和沙陀的第二次决战时遭到狡猾的李存勖的算计，无奈成了败将。而且征服渤海后不断发生的“叛乱”，也被归咎为突欲之过。相反，尧骨却显然战功累累，成为代表契丹军事实力的人物，深得诸将领的信赖。尧骨显然已胜运在握。

察觉到月里朵的这种心思，阿保机的股肱之臣耶律迭里进言道：“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身居政府要职的他，直率地说出了宰相苏和阿古只若仍在世将会说的话。然而明知是这么回事的月里朵，反被这样直截了当的话激怒了。她以预谋和东丹王结党之名将其下狱，百般折磨，终因未能获取对突欲不利的口供而将其杀害。

事情发展到这里，就看月里朵的演技了。她命令突欲和尧骨二人一同骑马立于帐前，对族长和部将们说道：“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谁都明白月里朵的心思，争相说道：“愿事元帅太子。”月里朵说：“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决定拥立尧骨。

很快，这场表演有了回应。突欲也召集契丹国的要人，对他们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率群臣拜见太后月里朵，自请让位。这本身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举动。月里朵准其请，于是尧骨即位。时为927年阴历十一月壬戌日。

东丹王之渡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新皇帝尧骨和东丹王突欲之间的关系已超越不和，逐渐变得凶险、非同一般起来。

在即位一年多后的天显三年（928）十二月，尧骨终于出手了。他将东丹国原封不动地整个迁往契丹本土的西拉木伦河最下游即现在的辽宁平原。将原称东平的辽阳改名为“南京”，定为副都，令兄长突欲驻其地。这个新方案是根据任东丹国右次相的耶律羽之的奏言做出的，理由之一是渤海境内尚未平服。还有，当时的辽宁平原尽管本是一方沃野，但是由于变成政治上的缓冲地带而长期人烟稀少，此前阿保机已从中华大量移民至该地，这回是要靠渤海的百姓来正式开发了。

理由本身很正当，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放弃不稳定的东方、巩固东丹国以及经济开发等表面上说得通的有利之处以外，还有另一个目的。不用说就是把不放心的突欲连东丹国一起迁到契丹本土的近处、控制其行动。突欲的一举一动，都在尧骨所派卫兵的眼皮底下。

突欲已成笼中之鸟。

其结果，曾经被誉为“海东盛国”的旧渤海国的大半领土变成了弃地，往日的繁荣丧失殆尽。只是，如前所述，可称为其“依靠”的残存势力还在那片故土上隐约地活动着。而辽宁平原一带出现了以渤海移民为主的聚居地，所谓的“辽东”之地就此复苏，其首邑辽阳后来成为契丹帝国“五京”之一的东京。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为包括渤海系居民和女真、蒙古、汉、朝鲜等各种人群杂居的多种族社会。蒙古时代和努尔哈赤初期引人注目的辽东“国际社会”的状况，可以追溯至以东丹国之名大量迁入渤海移民之时。

突欲在“新都”辽阳的西宫内建了书楼，写下《乐田园诗》。扮起了隐士。他并未就此满足，又在位于国土南边的辽西名山医巫闾山的山顶上建了另一个书楼“望海楼”，藏入从前手头收集的一万卷书，每天眺望远方的大海度日，俨然一副仙人或隐士的样子。

不过，突欲未必只是装装样子，他是个地地道道、出类拔萃的文人。他通晓契丹文和汉文，身上洋溢着中华文化的素养，尤其擅长绘画，在描绘契丹的人物、动物和风景方面，可谓绝世高手。来自中华之地的商人到此竞相求购他的画作，据说，他的画作在开封和洛阳可以卖到非常高的价钱。后来在宋朝的秘府也有收藏。欣赏他的流传至今的作品，能感到其具有准确的构图和下笔的能力。虽然不能说突欲是绝对的绘画天才，但总给人一种清澈明快的感觉，应该是某种类型的才子吧。

突欲并没有安于现状。在母亲和弟弟的压制下坚持活下去之余，他还有别的生存方式。他也没有放弃政治上的抱负。930年，东丹王突欲终于登上后唐李嗣源从南边派来的海船，驶向大海。突欲带了四十多人的随从、万卷书和渤海妃子高美人随行，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按天子之礼受到迎接。

东丹王就这样流亡而去。李嗣源大为欢迎，他先劝突欲改姓“东丹”、改名“赞华”，接着又给他赐名“李赞华”。

新名的意思一目了然。或为“钦慕中华”之义，或为“赞赏中华”之义，二者异曲同工，都表达了仰慕中华的心情。的确，东丹王的流亡表面上是以憧憬中华为理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假如是突欲自己起的名字则另当别论，如果是李嗣源提出来的话，就真的有些奇怪而逗笑了。很可能大半是出于戏弄和玩笑，也很可能是做戏般地起名。

“李”姓本为后唐沙陀王朝的“国姓”。李嗣源为投己而来的契丹皇兄推荐这个“李”姓，以此表示视他为己方“唐朝”的同族，是一种犒劳之举。而且就在第二年，李嗣源顶住反对意见任命突欲为滑州节度使，即地方军阀，所谓的“藩镇”，使他不仅具有后唐王族的名分，而且成了拥有独立的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一种“诸侯”。

16 东丹王耶律突欲所绘契丹贵族和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无疑是一种厚遇。李嗣源的目的很明确。他是要通过把契丹的实力派人物东丹王突欲拢入自己的怀抱，为北方大国契丹的坚固阵地钉入一只楔子。在尽可能削弱其威胁的同时，恢复难以控制的局面，将形势转向有利的方向，起码要使他成为牵制月里朵和尧骨的砝码。

就突欲来说，他渡海投“中华”也有自己的目的，就是期待弟弟尧骨一旦一败涂地，他可以反攻。看来如果沙陀军阀以新的华北政权的力量北伐，突欲很有可能作为契丹皇帝东山再起。所以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慕华”、“赞华”。而是他料定后唐会欢迎自己，才选择了渡海。

沙陀之混乱

在突欲渡海事件三年后的933年，李嗣源死去了。后唐政权立刻陷入了混乱。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厚成为继承人，但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杀死李从厚，在洛阳称帝。这又是前述那种基于假父子关系的“义子”、“义儿”、“假子”之类的实例。李嗣源麾下著名的勇将李从珂就是他的“义子”。

可是，东丹王突欲此时却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竟然给弟弟即契丹皇帝尧骨送去密报，说：“从珂弑君，盍讨之。”因骨肉相争而流亡别国，却从流亡之地给仇人出主意、谋划侵略那个国家—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日本战国末期时的武田信虎和儿子晴信（信玄）的故事，不同的只是他们为父子关系。

父亲信虎因儿子的阴谋遭到邻国骏河的今川氏的囚禁，可是他在今川义元死于桶狭间后，立即向驱逐自己的儿子即甲斐国主派去密使，告知他此时是侵入骏河的绝好机会。这个奇闻广为人知。也许原本就是江户时期虚构的故事。日本的信虎，比儿子信玄活得时间长，他在京都得到了儿子的死讯。可是东丹王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搭上了性命。

却说，石敬瑭虽然有个汉式的姓名，但仍然是沙陀族。他既是已故李嗣源的女婿，也是他少有的心腹。此前，他作为防御契丹南进的北面驻屯军的将领，镇守沙陀军阀起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如果单个计算，可以说他手里掌握着后唐国内最强的军力。他和李从珂是冤家对头，关系一直紧张，这种情况因李嗣源的去世而立刻表面化了。已经称帝的李从珂，在石敬瑭看来宛如眼中钉。李从珂清楚若不将其除掉，此人将危及自己的政权。于是立即派兵北上。

17 燕云十六
州 □表示十六州 ○长城线是明朝时期的

石敬瑭遭到李从珂的进攻后，向北边的帝王即契丹国主耶律尧骨请求援兵。说明他即便掌握着再强的部队，可是要靠一己之力与如今拥有皇帝之名、能号令军队的李从珂抗争，还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一旦李从珂与北边的契丹帝国联手、形成“夹击”之势，自己根本无法对付。眼下已经腹背受敌，没有了退路。

石敬瑭和契丹就割让燕云之地和行父子之礼达成了协议。总的来说就是，当时石敬瑭提出献上中华本土北部边境线一带的区域、降为属国。这些条件，耶律尧骨清楚，并同意了。史上著名的“燕云十六州”，此后就成了契丹的领土。

契丹帝国的抱负

契丹南进

尧骨得到兄长突欲的密报，认为这是实现父亲阿保机进入中华之夙愿的良机，决定介入沙陀政权的内讧，于是立即亲自率军出发。以骑兵为主力的契丹机动部队一路奔驰，沿黄土高原而下，于936年九月击破了围太原城布阵的后唐各部队，实际上只此一战即一举击垮了后唐政权。

同年十一月，石敬瑭因契丹皇帝尧骨的册立而即帝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傀儡皇帝。闰十一月，尧骨援父亲阿保机和李存勖的旧例，直接签订了以年少的自己为“父”、以年长的石敬瑭为“子”的协约。契丹和沙陀的缘分还持续着。

同月，李从珂带着上文提到过的“传国宝”在洛阳自刎而死。之前，他曾召唤东丹王，打算让他一同赴死。尽管李从珂称“帝”，但是仍然沉浸在希望之梦当中的突欲，是不会和李从珂这类人一起自杀的，东丹王自然拒绝了他。

因绝望而发狂的李从珂，派自己的“铁炮玉”李彦绅前往开封的东丹王府邸刺杀突欲。那是最后的礼物。曾经活跃于契丹、渤海和中华的东丹王突欲，就这样走完了他奇特而波澜起伏的一生，年仅三十八岁。

不过突欲死后也很热闹。某个和尚在开封发现他的遗体，暂且埋葬起来。接着，当时在契丹的庇护下当上“中华”之主的石敬瑭，身着丧服临哭，依王礼举行了临时的葬仪。后来，名副其实的东亚唯一的真皇帝耶律尧骨迎回兄长的遗体，重新将兄长安葬于和他有缘的医巫闾山，上其谥号为“文武元皇帝”。石敬瑭和尧骨虽立场不同，但在有意识地向周围做出姿态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东丹王太过富于戏剧性的一生，由此渐渐变成了传说。

沙陀之属国化

石敬瑭的政权，是继承李存勖的政权和李嗣源家族的政权，实际上应该称为沙陀第三王朝。也可以说是沙陀军阀搞的轮流坐庄。由于是以沙陀军阀起初的根据地山西太原即晋阳为基地，所以按中华习惯定国号为“晋”，史称“后晋”。据此视这一政权为“中华”，究竟是否合适呢？石敬瑭原本是李存勖麾下的一员部将，宿将李嗣源手下擅长密集阵突袭的骑兵队队长。作为粗暴野蛮的沙陀头目之一，石敬瑭同李嗣源及其亲生儿子或养子们毫无区别。

这里最关键的是，沙陀政权变成了契丹国的属国或者是说卫星国。对于这一点，如果从契丹的角度看，就会认为与渤海国改为东丹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最好不要按照“中华”、“夷狄”那样的模式去考虑问题。另外，尽管李嗣源在位时期曾设立“三司使”这一财务机构、建立了皇帝的卫队“侍卫亲军”，但是这些举措只不过成了北宋朝制度方面的渊源而已，最终并没有进行像样的“建国”，只是在同伙之间无休止地展开徒劳的夺权斗争而已。

937年，石敬瑭把首都从洛阳迁回了开封。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连本应是政权之基地的华北各地也不断发生有实力的军阀间的叛乱和独立，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可称得上“统一政权”的局面。本来就是拼凑起来的沙陀军阀，又从几个恢复到十个左右。

况且，吴、南唐等江南的中小王国明显地蔑视混乱中的华北。总之，中华地域的实际情况，从哪个方面讲，都离统一差得太远。在亚洲的东方，只有契丹像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这就是事实。

大同之梦

徒有“皇帝”之名的可怜的石敬瑭，在即帝位仅五年半后，于942年五月病逝。宰相冯道和实权派人物景延广无视石敬瑭指名幼子重睿为继承人的遗嘱，拥立石敬瑭哥哥的儿子重贵为帝。因景延广的灌输，他们谋划脱离契丹而独立。契丹皇帝尧骨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先是于944年两次出兵，扫荡了沙陀的北半部地区，接着于946年七月决定亲自大举南伐，为此在国内广泛征兵。

八月，从进入秋季的契丹本土出发，到达已是契丹南部中心城市的幽州即新的南京析津府休整，然后于十一月全面南下河北平原。衰弱的后晋军基本上无力抵抗。华北各地有实力的军阀们只图自保，无人愿意援助后晋政府，拿出一副见死不救的态度。黄河成了唯一的依赖。然而防御薄弱的滑州白马津被契丹军攻克，开封很快就于十二月无条件投降了。手握实权、自负的景延广，是推行不切实际的愚蠢的强硬路线的罪魁祸首，他在被押解上京临潢府的途中自杀了。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溃散而去的后晋政府的官员们，转而为契丹效劳。

947年的正月初一，尧骨整驾进入开封城，接受百官之贺。命运比叔父更悲惨的皇帝石重贵，被送往阿保机的去世之地扶余府即新的黄龙府。二月一日，尧骨改国号为“大辽”，大赦天下，改元“大同”。将固有的国名“大契丹国”改为中华式的“大辽”，是主动宣告涵盖中华世界的大帝国已经出现。而年号“大同”包含使草原和中华的土地和人民实现大同的寓意。阿保机以来契丹帝国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了。尧骨不禁得意洋洋。

单纯素朴、天生武者性格的尧骨，其缺点在关键时刻显露了出来。他完全不具备对占领区实施行政管理所必需的慎重、周到和关怀之心。后晋过于短促的自灭，反而带来了副作用。尧骨因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心潮澎湃、飘飘然起来。后晋政府本身没有彻底平服华北的后果，现在落到了契丹占领军的身上。事态的发展就像征讨渤海国时的光和影再现、扩大了一样。

在改国名为“大辽”的同一个月，沙陀军阀的首领之一、以山西为属地的刘知远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汉”。假如到此为止，实际上什么样的事也不会发生。但是，契丹骑兵粮草供应不足，尧骨允许部下随意劫取。他不只放任契丹兵征收粮草，还对他们的暴行、强夺和杀戮视而不见。“打草谷”士兵们的这些野蛮行径，引起了华北民众的激烈反抗和反叛。

为了妥善应对各种事务，开封政府清理了冗员，但是无能到家的官员们全然不能胜任职守。调集各地军阀的举措也有失考虑，军事上的平稳过渡也未能成功。而且，契丹国内本来就有母亲月里朵等人主张南进应慎重，在远征军内部，随着驻留时间的延长，质疑和要求回国的声音也高涨起来。

军事上出色、治理上柔弱、即便达到了成功的顶点，可还是栽得非常狠，或许可以说尧骨在这一点上有些像李存勖。孤军留守中华本土中心地区的尧骨麾下的契丹军，在占领其地三个月后，于947年四月一日撤离开封北还。不料尧骨在途中突然病倒，死于栾城。时年四十六岁。他头脑中所描绘的大同美梦，随着转瞬间的辉煌消失了。

东丹王之血脉

皇帝尧骨意外死去，远征军遂拥立军中随行的东丹王突欲的长子兀欲。包括尧骨的神秘死亡，这基本上就是一场政变。兀欲在视己如子、疼爱自己有加的叔父尧骨的灵柩前即位。有了“新帝”的远征军，这回转向契丹本土进攻。

尧骨去世、兀欲即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契丹本土，月里朵一听大怒。她就在那个四月内令爱子李胡率兵南下迎击兀欲的“叛军”，却为经南京析津府北上而来的兀欲军所败。已是六十八岁的月里朵，精神不减当年，亲自整兵和李胡一同赶到西拉木伦河的渡口等候来兵。两军相持数日，终因耶律屋质的冒死斡旋而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最坏局面。根本原因是月里朵的士兵战斗力远不及兀欲麾下的部队。

18 契丹皇帝图表

这样，契丹的帝位转到了东丹王突欲一系。月里朵怒气未消，暗地策划扶李胡即帝位。但无奈被孙子即新帝兀欲下令迁居亡夫阿保机长眠的祖陵之奉陵邑祖州。她在那里过了七年，于953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葬于亡夫的祖陵之侧。对于契丹帝国，一个时代终结了。

后来，契丹的王统因兀欲遭政变被杀，曾一度回到尧骨的长子述律身上，可是述律又遭暗杀，兀欲的次子明扆即位。其后，东丹王突欲的血脉连传六代，迎来了契丹帝国的稳定期。

澶渊之盟

契丹军撤退之后，山西军阀刘知远拣了个便宜，轻松进入已成空城的开封城，建立了史称“后汉”的政权，也可以称为沙陀第四王朝。不过其自身很不稳固。才过了一年，刘知远就死了。后来几经周折，碰巧由汉人军阀郭威掌了权，于950年发动政变即位。史称“后周”。统治系谱仍属沙陀军阀一系。

自称承续“后汉”正统的刘崇，也于太原自行即位，与后周相争。其政权史称“北汉”。这个山西政权以契丹为靠山，实际上成为其前沿阵地或是卫星国。后周在郭威之后，由其养子、又是皇后外甥的柴荣即位，即威名赫赫的世宗。很想就他的事迹多说几句，无奈篇幅有限。柴荣霸业未果，于959年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刚去世，又发生了常见的近卫军政变，960年赵匡胤登基。包括北宋在内，这期间的任何政权，都完全不具备权力的正统性。

即使从其建立的情形来说，北宋也只不过是沙陀军阀序列上的一个成员。像个政权的样子稳定下来，不过是在980年左右。北宋之所以没有像先前的那几个政权一样超短命，首先在于柴荣所打下的基础，还有赵普那样国家建设和政权建设的杰出设计师。假如没有他，凭赵匡胤及其追随者们那样粗暴的军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把握政权方向、国家建设。

与此相比，契丹帝国其实已经先于北宋具有国家的形式，早已建立和巩固。作为国家，二者在历史、传统、经验和设置方面都没有可比之处。况且，赵普所进行的“国家建设”不也是以契丹为实例学习了很多吗？总之，北宋是个后进国。如果无视这一简单事实，就会看不到真相。

北宋的真正确立，是1004年与契丹帝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的事情。摆脱了自父亲明扆以来内讧状态的契丹帝国的第六代皇帝文殊奴（汉式的名字为隆绪，中华式的庙号为圣宗），为了谋求契丹帝国的更大发展，提出了正式南进的策略。文殊奴率契丹骑兵南下河北平原，北宋守军采取惯用的紧闭城门的做法，任他们通过。契丹军一直进至黄河北岸。庙号为真宗的北宋第三代皇帝赵恒，是个胆小却好声张的人，听到契丹军来袭，顿时惊慌失措。北宋朝廷内，来自各方的南迁奏言也很多。此时如果南退，北宋政权也许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强硬派寇准力主出击，他怂恿内心不情愿的真宗到黄河渡口的军事重地澶州，抵达黄河的双子要塞。真宗打算驻于南岸上的南城，却被他强拉至北岸上的北城。寇准达到了目的，尽管真宗吓得直打哆嗦，但是他“渡河”的举动还是鼓舞了北宋军队的士气。

形势真的很奇妙。基本上不战而抵黄河北岸的契丹军，没想到后方出现了情况。自阿保机时代以来一直以基本不带辎重、快速前进为宗旨的契丹军，也必然会避免长时期的对阵。另一方面，可能契丹根本看不起北宋，没想到北宋皇帝会像当年尧骨一举收服“后晋”一样，御驾亲征。虽然各有各的理由，可是都无心再战的双方终因北宋一方的求和建议而坐下来谈判。

双方订立的盟约称为“澶渊之盟”。其要点为，北宋每年送给契丹丝绸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维持两国国境现状、不建军事设施等。由两位皇帝签订的这份和平共处的条约，后来在大金国兴起之时，被势利的北宋单方面撕毁，其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为世界史上所罕见。

在军事上也处于弱势的北宋，借此保全了自身。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应归功于这个条约。可以称为“澶渊”模式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方式，即使对于将要谈到的后来的西夏和北宋以及再后来的金、宋、西夏，也是适用的。

南北共存的一百年

真宗是个贪图现实利益的人。见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就彻底放了心，头脑很快发起昏来。在“澶渊之盟”四年后的1008年，他热衷于把自己比作中华历代大帝王的“表演”，而导演是宰相王钦若。其时，都城开封的城门上落下“天书”，真宗为纪念此事而大赦天下，年号也改为“大中祥符”（中大祥符之义），还举国大办东岳泰山的“祭天”封禅仪式，那是自秦始皇以来时常举行的盛事。

有意思的是，真宗曾请求契丹皇帝耶律文殊奴允准此事。说此回自己将举行大祭，望默许。真是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这就是当时契丹和北宋之间“国际关系”的事实。如果没有契丹方面的许可，北宋连国家祭典都办不成。之后，真宗又到山西西南部的汾阴举行了“祭地”仪式。还是一样地热闹。北宋和真宗都相当高兴。

北宋在真宗朝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仗着与契丹的和平共处，士大夫官僚们能高谈阔论，还是稍后的事情。北宋这个王朝国家是建立在文化或文化意识基础上的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在其鼎盛期十分典型。进一步说就是以汉文为共同点的统治阶层人们的统一体。其中的人们，如果综合具备汉文、以汉文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和某种教养，就不管他是来自穷乡僻壤、还是出身蛮族或异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种和民族），都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唐朝和宋朝没有多大不同。

即便是在中华的中心，受统治的人们也不被视为这个统一体中的一员。如果不识字，那就是民。文化是由统治阶层的人支配的。他们自然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宣传者。受统治的人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教化”这种说教和强力兜售现象，在北宋和南宋时期非常显著。这大概和本与汉文化缘浅的“蛮地”江南乃至岭南的正式开发、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都不得不热心于“汉化”有关。不过，这些地区的人们变成“汉族”，是更后来的事情了。

契丹方面在“澶渊之盟”以后，形势完全稳定下来。由北宋和契丹政府达成的南北共存的时代，确实是一个悠闲的时代。但是如后所述，北宋方面不断为西夏所苦，而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

另外，即使从文化和美术方面，例如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等处近年涌现的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是生活在较建国初期高得多的文化水平上，与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多样文化进行着交流。一味推崇北宋的程式化观念，有必要通过现在这些丰富的实物本身，做一个根本的修正。总之，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所主导的时代。

第四章

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

——眺望历史和现在

穿越千年的时空

小型之旅

2004年8月31日至9月9日，我和七位同事为做集体调研，一起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那里曾是契丹帝国兴盛的根据地所在。那是一次短暂而小型的旅行。

作为我现在所属的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开展的“21世纪COE项目”中的一个环节，此次旅行团的公开名称是“辽文化与庆陵一带历史、现状及环境学术调查”。临出发前台风十六号袭来、回国前又赶上台风十八号。台风给日本列岛各地带来了很大的灾害，然而我们所乘坐的航班幸运地仅以几个小时至半天的时间差躲过，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当地，也只是有一天在乘车行进途中碰上了下雨，其余日子一直享受到难得的大晴天，调研旅行有超出预想的收获。

说到具体所做的工作，就是“观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经济显著发展的大国的首都—时时刻刻变化着的北京，向北四百至六百五十公里，那片广袤的农牧地带即蒙古高原的东南隅，是此次调研的目的地。是要踏入其“腹地”，去触摸契丹帝国及其文化、那九百至一千一百年前“过去之历史”的一端。同时也是为了探寻目前正在增长的中国经济大潮迅猛冲击下中国北方地区这一“现在之历史”的一角。

本来，在任何时代，历史总是和现实同在，而现实也和历史同在。话虽如此，此次踏查的目的地，其历史和现实的交错还是格外明显。在走访遗迹、遗址和遗物的同时，一同进入视线的还有当地的农业开发、社会变化的现状和现实。不管愿意与否，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成了“两个历史”的观察者或是超越“时空”的旅行者。

首见之“契丹本土”

在震撼中国的“文革”结束后，我曾于1980年代前半期几次赴中国各地进行调研，还在1986年携夫人和儿子在中国的内蒙古等地生活了半年时间。说是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面积非常大，绕整个日本列岛一圈还有富余。我住在位于其西部的“首府”呼和浩特及其北部草原和西部地区，开展调研活动。之后，出国工作的重点转向欧洲等地，在那里进行波斯语史书古写本的调查。因此很久没有到内蒙古做实地调研了。而且去内蒙古的东部地区，这还是第一次。

19 契丹帝国的五京和皇陵
（据向井佑介图而作）

乘坐夜行列车离开北京后，所见都令我感到新鲜，而且各具自己的意义，总的来说很有意思。内蒙古东部草原的美丽，还有特别不同于呼和浩特一带的浓重的湿气，令人惊讶。当然，因地而异，这样适宜的地区也可以选来经营农业。很明显，这里与其他地区的草原相比，是片特质不同的世界。

这是令人感到意外且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的契丹，在经营游牧的同时，也明显地向农耕和城市倾斜。历史上所见可称为牧农结合乃至牧农、都市结合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其原有的土壤和环境……在由五个不同地区和人们聚合而成的多重联盟的契丹帝国中，成为其核心的“契丹故地”是否就是这样的地方呢？仅此一点并不十分特别的个人想法，也是一种发现、一种喜悦。

除了历史遗迹和遗物，还通过观察当地的地势、景色和植被，就昔日契丹帝国的真实情况，得以对其中迄今为止大多数尚模糊不清的问题有所理解，并找到了解决的思路和线索。对于我个人来说，如后所述，还有“冲击性的发现”。总之，耳闻与眼见大相径庭。

庆州白塔

此次调研行的重要目的地庆州、白塔和庆陵等处，也给人一种远远超出书本知识和影像资料的深刻印象，同时也获得了多方面的见识和构想。尤其是在正式开始调研的第一天即9月1日，坐上面包车一路颠簸，走了二百多公里，突然在黄昏的暮色中现出了白塔的身影，我不禁惊呆了。

契丹帝国灭亡后，虽然庆州和庆陵一带成了游牧民的理想牧地，但是据记载，在接下来的金朝初年庆州曾被使用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最后，正如历史上的空中气穴一样，似乎几百年间基本上被放置不用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是连接当地历史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我认为大概与这一带被视作某种“圣地”有关。白塔，蒙古语作Čaγan suburγa(n)（白色佛塔之义），清代还附设有藏传佛教的“灵庙”。就是说，从反面证明了人们作为信奉者聚集于此的事实。从当地的习俗看，那些人应该是蒙古牧民。

20 庆州白塔的佛雕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

比起文献上所获的知识和据历史所做的推测等，亲眼所见白塔之令人敬畏的庄严，更可以说明一切。庆州城本身，除了仅有的一段城墙还可以令人联想到往昔之外，城内原有的各种设施和建筑物的地基早已化为垒垒土堆群长眠着。只有白塔独自耸立，异常寂静地闪烁着神圣的光芒。

尚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白塔在清代之前已被改修。但是有一个很微妙的想法，大概从蒙古时代开始的历代重修使它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吧。因此，除塔基下的地宫外，现存白塔的外部装饰自不必说，塔内的现状、摆设物等，很难随意地下定义说就只是契丹时代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已成为这里牧民们的崇拜物和精神寄托，所以能够经久不息地得到认真的保护。

把行李一放到具有“边疆”开发第一线浓郁特色的旅店，就赶紧向白塔奔去。在晚霞的映照下天地尽染，来到白塔前面南而立，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色如同“净土”一般。直径大约四十至五十公里的这片盘状的小世界，整个笼罩在五彩斑斓的光线中。一种战栗的感动从头而贯。白塔及其周围的景色本身，正是契丹时代和后来一直推动一切的原因和根本的力量，这一点毫无疑问。这里，语言已经是多余的了。

为何现在研究契丹

那么，说到现在要调研契丹帝国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有过这方面的调研史。1930年以后，日本的鸟居龙藏携家人分三次进入内蒙古的腹地，寻找被遗忘了的辽代文化遗存，就庆陵这座皇陵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对地下墓室内精美的壁画进行了临摹，还拍了照。1939年，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为首的京都大学考察组，进行了更为正规的实地学术考察。这次考察是正值该地北边的边境上爆发“诺门罕事变”（在苏联和蒙古国称为“哈拉哈河战役”）时开展的。

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已久的契丹帝国的形象，主要经日本学者之手得到了恢复。那也是日本向大陆发展国家、制造了“满洲国”这一怪胎的产物。帝国主义、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学术和政局，二者的关系始终若近若远、若远若近。

战后，京都大学文学部将考察的结果整理为大篇幅的《庆陵—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壁画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一辑（研究篇，1953年）、第二辑（图版篇，1952年）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只是在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不到该书。其后，日中断交。这样，日本有关大陆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及其近边地区的学术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就只能在无法获得实地考察经验的状态中白白度过。

为此，京都大学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在战后久违地针对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国家展开了以文科系为主的实地学术考察。以巴米扬、坎大拉为象征的考古学和美术学方面的考察活动，也属于这项考察序列。中国依旧是想去而去不成。对中国的念想，还有与之成反比的与中国的“距离”。这种距离存在于历史、考古和美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然而，所谓的“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转轨，大大改变了中国。从那时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时代变样了。

21 契丹的武士像
（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藏）所说的庆陵，由东陵、中陵、西陵组成，中兴英主圣宗耶律文殊奴墓在中间，东边是其子兴宗耶律夷不堇墓，西边是其孙道宗耶律涅邻墓。在1939年京大考察队进行调查时，只有东陵还能进入。照片上是东陵（永兴陵）墓道西墙上所绘契丹的武士，可以认为是兴宗葬礼队列中的一人。也有人名为“门卫图”。被认为大致与真人等身，应该是相貌堂堂的大丈夫。用笔雄浑，是契丹和北宋时期杰出的壁画

在1939年之后六十五年的2004年，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的成员们基于几方面的想法，对庆陵等遗迹展开了探访之旅。首先，作为大前提的是，对遥远的契丹帝国和那个时代的热切向往，以及对历史的关注悄然但着实地再度在国内外兴盛、开展新研究的形势看涨。对于将六十五年前考察时的记忆和见识珍藏于心的京都大学来说，要重新投入关注也是很自然的。

同时，也是要对鸟居一家人以及京大的前辈学者所做的考察进行修订，在实地认真检核确认，以保证将来的准确利用。另外，基本的想法还在于，期望在学术界和学者们之外也能和中国的各界人士展开广泛的交流，在学术上或国际关系方面共同展望未来。这一点，我愿特记于此。

辛苦与乐趣

契丹研究之苦涩

契丹帝国以及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走过了相当独特的路程，而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首先是作为原始资料的文献史料严重不足。这是最根本的制约。成为基本史料的，就只是所谓中国正史之一的《辽史》。说是一百一十六卷，乍一看以为是大部头的书，但是实际上每卷的分量很少，记载的内容也往往是不完整的，所以令人着急的时候也不少。因此，即使设定一些研究题目或课题，打算从表面的现象哪怕稍微深入地去开展适当的研究和考证，一般情况下也都会立刻在史料面前碰壁。

反过来，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记载才是珍贵的，那么在某个方面可能如此，但是即使把零碎的记载串联起来，仍然无法克服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欠缺。例如，假如一位感觉和能力超群的特定的一个研究者，就算他能把整部《辽史》运用自如，然而不论是细节还是总体上，能进行相应的分析解释和重构，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某种程度吧。

《辽史》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文献史料。不过大多是出自战争对手的北宋方面的记载。除了《契丹国志》，大多为有关初期两国之间战争的记载、和平共处关系达成以后外交使节往来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游记等。记载的总量，照实说非常少。契丹皇帝陵出土的哀册、王陵和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各种碑刻等，每一件都很重要，但是其数量至今仍然有限。

总之，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岁月的洗礼以及与东起日本海沿岸西至中亚拥有辽阔“帝国”疆域的契丹帝国的历史相比，不得不承认它的相关史料少得惊人。除了必然的、较重要的个别情况，研究的界限已经清楚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历史研究，更具体地说是文献史学方面的历史研究，实在是令人憋闷。

西方的契丹是历史的暗角

关于迄今习称“西辽”或“哈剌·契丹”的“另一个契丹国”，即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的第二次契丹帝国的历史，也只能说因缺少史料已经陷入深渊而停滞不前。关于这个所谓的“西辽”或“哈剌·契丹”，《辽史》只不过在本纪的末尾，即“东方契丹帝国”（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蒙古时代的汉文碑刻中甚至有“东辽”的表述）末代皇帝天祚帝的部分，以附记的形式和耶律淳的“北辽”放在一处，略作整理记载。虽说“有胜于无”，但这样一来真的就只能低头认输了。“西辽”或“哈剌·契丹”这一名称本身有一定的知名度，例如它是大学考试科目之一“世界史”中必背的内容。实际上，基本上连其国家和政权的大致轮廓都不清楚，的确不妨说它还处在“历史之阴影”中。

因此，一般说到契丹的研究，实际上都认为是指“辽”即第一次契丹帝国的研究。这可能与它无意识地变成相关研究者易于接受的“缄默的前提”、而脑海里几乎不出现“西契丹帝国”的概念有关。当然，这不能说是好的现象。

必然的可能性

由于文献史料呈现这样一种状况，因此对考古、美术方面的资料、数据、尝试所寄予的依赖和期待自然就高起来。或许可以说，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相关研究就根本不可能兴旺。鸟居龙藏和前京大考察队敢于进入“契丹故地”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原因之一也在于此。这一点，说来也是必然的事情，即使是今天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近年，中国相继出现涉及契丹的考古发掘报告，传递了相当新的信息，其中包括此前不为所知的陵墓、墓葬和遗址，以及那里出土的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各种文物、壁画、墓志、生活用品、木棺、陶器，还有与墓主人本人相关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就是说，契丹研究在本质上具有打破历史、考古、美术、语言等框框的“综合学术研究”的一个侧面。因此，就明治时期至二战前和二战中在亚洲大陆和日本所做的各种研究和考察的“遗产”，当然应该展开全面、系统、详尽的了解并予以继承。在那些前人的业绩中，鸟居和前京大考察队的工作无疑是应当首先依据基础“典籍”。

总之，将广义的田野调查和游牧、植被、地质等相关的各领域的知识，组合成为“跨学科”或跨领域的课题型的研究，已必不可少。这需要非单一性的、经过长期的观察，以及与之相应的准备、人员和扩展，恐怕还需要能够世代传续。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成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操作。补充一句，从各种意义上说，本来就不可缺少国际性的合作和共同研究。那么，就此很有可能扭转契丹研究的困境。

负面印象

还有几个应当注意的方面。契丹确实有其独特的神奇魅力。那就是因为“了解的情况少”，所以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力，引出人们带有“解谜”或是“挑战未知事物”意味的梦想。

不应忽视的是，与南边共存的北宋相比，契丹国一直被以一种非常逊色的印象谈及。总的说来，它在历史上的评价很低。这源于北宋乃出类拔萃的大国、契丹是尚武的素朴野蛮的边境王国这样一种套路。那么这样的“看法”究竟是否合适？先入为主的观点误导研究者是很可怕的。这是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

实际上北宋和契丹之间是否存在那么大的差距，还很成问题。例如，看过包括庆陵的壁画等近年发现的东西，就不会认为契丹绘画的表现力不如北宋。即便是代表北宋高度发达文化的陶瓷器，随着契丹官窑的存在及其实际情况的判明，对北宋优越的说法就有必要进行修正了。这也正是今后研究的课题之一。

历史学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口绝对差观念，也是出自个别史家将记载中相当于一户的人口数放大约三倍得出的北宋一亿三千万人的说法。假如原原本本地依据史料，那么北宋被正式登记的总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万。主张理应数字更多的观点，也常常见于对待其他王朝，不仅限于对北宋。关于契丹帝国，干脆没有人口登记数字的记载，因此即使是大致的户数和人口数也很难推算出来。以往的各种说法，说到底都还没有走出猜测的范围。尤其难的是游牧人口数字的估测。总之，所谓人口绝对差，其实不过是一种印象。夸大北宋、贬低契丹，与其说是源于中华主义，不如说是源于中华本土主义为好。对于那个时代的通史性的叙述，总是倾向于北宋。很少谈及契丹。有必要尊重北宋、契丹两帝国并立的史实，采取通盘观察的态度。

其次，有关契丹国的文献史料都是以汉文记载的，对此也希望予以充分的注意。由汉文文献引出的“无意识的中华主义”，确实很可怕。由于采用了汉字记载，本来面貌不同的事物显示出了被“汉化”后的样子。也不能忽视这种作用。这一点，与文献史料在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缺乏，同样都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方面。

不愿记写契丹的蒙古人

上文提到的作为契丹国文献史料支柱的《辽史》，是在大元兀鲁思统治时期于1343年至1344年期间由国家组织编纂的，同时还编纂了《金史》和《宋史》。然而，当时的史官，包括畏吾儿族，基本上都具有汉文化的素养。编纂方针和史料利用，从一开始即遵循汉文主义。可是会讲契丹话的人，在蒙古时代还是大有人在的。大、小契丹字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契丹的实录那时还在。而关于那些实录究竟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利用、或者是否得到了利用，现在还不得而知。大元兀鲁思朝廷和政府对于契丹国，可能是想淡化它的本来色彩，进而有意在量和质上使之显得微不足道。

就是不太想写出契丹国的真实面貌—这或许是蒙古帝国的真实意图。如果是这样，对《辽史》的处理方式就必须格外注意。契丹国自身，肯定远比现存文献史料所描绘的样子要更为“契丹化”。可以设想，其国家政权的整个体系可能更加庞大和充实。

正因为如此，用契丹语记写的哀册、墓志、碑刻等尽管数量少，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近些年来，用拼音文字契丹小字所写的文字资料不断被发现。依据这些文字资料来进行契丹语的解读，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如果契丹语的真正解读取得进展，那么从重读《辽史》开始，对契丹国的理解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仅如此，它与先前的突厥和回鹘游牧国以及后继的蒙古世界帝国之间的脉络，也很有可能会自然地显现出来。所谓“欧亚大陆国家”的体系可能会更加明确。这是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22 契丹文哀册
所谓契丹文，包括契丹帝国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于920年颁布的契丹大字、其弟耶律迭剌几年后创制的契丹小字两种，同为书写蒙古语族契丹语的文字。图版是第八代皇帝道宗耶律涅邻之正室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之拓片。所谓哀册，是皇帝和皇后的悼文。乾统元年（1101）

契丹的国号

与此相关，还有契丹的国号应该如何表示的问题。据载，契丹国在不同时期曾有“契丹国”、“大契丹国”和“大辽国”三种称呼。每一个名称产生的背景都有许多政治因素。

例如，如上所述，第二代皇帝耶律尧骨在制服华北、进入开封、建立横跨“华夷”的大帝国时，建新国号为“大辽”。当时（947）改年号为“大同”，改名的目的是一致的。总之，作为统一契丹和中华的新政体，有必要为其设计一个中华式的王朝名。后来，在统治中华失败后，决心复兴重蹈覆辙之契丹的第六代皇帝耶律文殊奴于983年改国号为“大契丹”，改年号为“统和”。构想和尧骨的相近，出发点却是契丹主义的，这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哪一种考虑都可以理解。

文殊奴后来与北宋开战，确立了此后和平共处的道路。称“大契丹国”的时间最长。每一次的改称，都使我们对历史上那一次次的改换称呼感到腻烦。这其中或许还有些卖弄学识的意味吧。

“契丹国”和“大契丹国”的称呼应该更符合事实。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基于契丹语的汉语表述，至少是面向南边的中华地区的用语。最理想的是，依据上文提到的契丹语资料，采用最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大契丹国”的原语）。只是现在还未必能确定其原语的拼写形式。

原本契丹语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大问题。顺带说一下，我使用kitai（*契丹）的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图方便的权宜方案。之前的突厥碑文中有Qitany的写法，后来的蒙古帝国时期n音脱落，变成Qitai~Khitai。我的用语据此而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朝一日能看到更加合适的“历史名称”。

旅途中的思索：中国还好吧

山与草原

这里想就旅行的具体情形稍做详述。从依旧留有夏季暑气的北京西站登上夜行列车，越过长城向东北行驶大约四百公里，到达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地方城市赤峰（蒙古语作Ula’anqada，即“红色山崖”之义。郊外可见漂亮的红色山地，因而得名。“赤峰”也是其译名），从那里乘坐租来的面包车向北驶去。

渡过蒙古语名为Šira müren（西拉木伦）即黄色之河的辽河，进入巴林右旗和巴林左旗一带广阔的山和草原的世界。那里与迄今所知欧亚大陆各地的草原地带在风格上稍有不同。不属于一般所说的大草原，语言表述容易与实际脱离。还是把它视为中小草原的分布为好。

山，或者是平缓的丘陵，将大地细细分割开来，一块块盆地状的草原形成各自独立的小世界。所见多为岩石裸露、山形巍峨的“孤山”，也有山麓蜿蜒起伏的“假山”样子的丘陵。这样的地方，养育了鸟兽，在契丹时代曾是游牧民的王侯们围猎和娱乐的场所。另外，在旅行即将结束之时我隐约意识到，这样一个个形成独立单位的盆地状草原，不正是在契丹时代组成联盟的契丹王侯们各自原有的领地或分地吗？因为陵墓和城市配套、各成一体，可以视为各自的小世界。

当然，旅途上走的也不都是平坦的路。我们不时在剧烈晃动的面包车里被颠得东倒西歪；而要登上依山修建的王陵及其守护地奉陵邑（陵墓附设的小型城市），就不得不变成“登山队员”了。偶尔也会叹息道：“要是有越野车该多好呵！”由于这是一次节省经费的清贫之旅，所以不敢有太高的奢望。幸亏，陪伴我们大半行程的当地的司机师傅胆大技高，巧妙地安抚着长吁短叹的面包车，多次走出了困难的路段。

向日葵与波斯菊之路

蒙古高原东界的大山脉，即大兴安岭的舒缓的群山从北向南延伸的中国北部区域，是面积大得惊人的一片单作物产区。车子不断向前开，路两旁几乎都是向日葵和玉米地。正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双作物产区”。

以我的经验，这两种作物确实是在东西横跨欧亚大陆干旱地区广泛种植的。在一部老电影里，是索菲娅·罗兰和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联袂主演的《向日葵》中的一个镜头，一望无际伸展开的黄色向日葵地里主人公漫步的身影，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这样的景色，不仅在俄罗斯和东欧，就是在土耳其一带至遥远的东方整个欧亚大陆多能看到。可以说是欧亚大陆某种程度的标准。而在中国，可以种植大豆、高粱、稗子、小麦和荞麦等抗干旱的各种谷物，理应没有必要只限于向日葵和玉米。由于我对植物和农业是外行，所以说不太清楚。

面包车拖着路旁大波斯菊的摇曳，奔驰在“黄色的大地”上。只要是行进在柏油路上，那就是幸福的兜风了。地面上的向日葵和天空中的蔚蓝色交相辉映成一幅简单而壮观的景象，“大波斯菊之路”就在这样的景色中蜿蜒穿行。这种爽快在日本是很难体会到的。就在那时，一个同伴用口哨轻轻吹起了名曲《向日葵》。他的心情很可以理解。

草原的危机

道路再次变得难走起来。因泥泞湿滑或尘土飞扬的道路而愁闷时，切身感受到修路对中国经济交流所具有的意义。一天，上午出发时，因当时正在修路无奈绕了很大一段弯路，可是当下午完成任务返回时，就已经可以在新铺了沥青的道路上奔驰了，那沥青新鲜得似乎还没有干透。一去一来，所用的时间根本无法相比。

这个话题暂时说到这里。从车窗望去的风景，如前所述虽然有不少适合农耕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显示为游牧草原的地方仍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还是从南方集体迁来农民，让他们到显然不适宜农耕的地方，千篇一律地进行大规模的开垦。路旁连成片的农居和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实在是可怜。越是接近更像“草原地区”的地方，越是可以不时地看到除住宅区外耕地和人造林也围在土墙里的现象。说明这样的地方是极不适合农耕的。

假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是农耕、是游牧、还是畜牧，只是个选择的问题。然而在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占有其相当面积的“纯草原”上的农耕，只能说是一种负选择。表土层一旦挖掉，连草原都难以恢复了。这属于所谓的环境问题，沙尘的源头不只是在备受指责的甘肃。内蒙古草原的退化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看来这里正在成为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实例。

以农耕为“优”、以游牧为“劣”或“落后”这种程式化的概念所导致的失败，在苏联等国已有不少先例。对这种情况肯定不会一无所知吧。尤其是像近些年来在中国国内外所批评、报道的那样，是否说明中国对农业开发本身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呢？这是从过去的农业国褪色为完全的农本主义了。目前的情况暂时还说得过去，然而一旦雨水和地表水不足，为此不得不向已在地下一千米的深处、积存了数百年的“最后的”水资源伸手的话，危机就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

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状况，如果不规划一个顾全未来的完善的农业政策，通往经济大国的道路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说不定现在已经处在危机的边缘了。至少在外行人的眼中，中国北部地区的现状似乎表明即将亮起红灯。

余录

就此还想多说几句。近两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然出现了一种醒目的用语。它既是国家政策之一，也可以说是某种口号或宣传语之类的东西。那就是“生态移民”，一个听不太惯的词汇。

它的语义非常清楚。即为了恢复和保持原有的生态系统，将对其产生破坏和构成负面影响的从业人员迁移到其他地方。具体地说，在内陆的各地区，近年来骂声很高的沙尘暴的源头被归咎于所谓导致干旱化、沙漠化的人为因素—“过度放牧”。也就是说，由于牧民们散养式地放牧家畜，因此引发了草原沙漠化、生态破坏的严重事态。所以要迁出牧民、恢复草原生态。

所言很容易理解。在全球范围内气温变暖和干旱化拉响警笛的今天，保护生态系统和关注地球环境已成为超越国界的“大义”。“生态移民”包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向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未来正在实施相应的政策这一口信，是个很漂亮的四字用语。

“生态移民”这个词汇，听起来很美。生态学的氛围与时代很合拍，具有超越国界的魅力。然而，问题在于其内容如何。

中国内陆干旱化、沙漠化的进展，无疑已成事实。而且很严重。不仅对于中国是这样，就是对于世界也是如此。那么，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总说是由于牧民的“过度放牧”，情况果真是那么回事吗？即使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那样的，可是在把那些牧民迁到别处之后，变成空地的“遗留地”情况又如何呢？是否得到了严格的管理、生态系统正在恢复呢？就是说，“其后”到底怎么样了呢？

关于“其后”的报道和数据，非常之少。耳闻的信息多半是负面的。当然，现实是多样性的，中国也在做着努力吧。希望一定会这么做。然而，在中国北部地区的一角即已消失的契丹帝国故地的旅行，所到之地也正是令人郁闷的农业大开发的前线。呈现出本是游牧草原的地方模样大变、迅速滑向更大变化的情形。而至少在鸟居龙藏和京大考察队造访之时，那里还确实是水草丰美的草原。

20世纪90年代，当南方的长江一带屡屡遭受洪灾时，以预防长江沿岸堤坝崩塌为名，实施了大规模移民的政策。“退耕还林”即停止耕作、恢复为林这四字用语，成为当时的口号。从那以后，政策性的移民就正式开始了。适用到北方，就是“生态移民”，被迁移的对象也大多变成了牧民。

以上这些也许在终止“过度放牧”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听说如何利用“遗留地”方面的农业规定。“生态移民”如果成为在特定地区圈地进行农业开发的同义词，那么“生态”等等又会如何呢？

玉米地的扩张

十九年前，我携夫人和儿子一起在中国的华北各地游历。目的是为了寻访石刻史料。当时与现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起步，那里的状况离现代化还很远。

去了中国本土的中央部分，即相当于过去中华文明中心区域的河南省。历史上，与契丹帝国并存的北宋正是以河南地区为根据地的，因此往往被誉为文化国家的典范。特别是其都城开封，被当做繁华的文化都市而加以形象化。可是，1986年时的开封及其周围一带的情况，对于只有一些书本知识的我来说，那意外的感觉是太强烈了。

总的说来，土地太贫瘠了。除了稀稀拉拉、蔫蔫巴巴生长着的小麦，就只有漫无边际的玉米地。老实说，当时不由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与北宋时期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作为一个勉强可算作历史学者的人，我把它当做一个深刻的研究题目。

在后来所到的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仍然是玉米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在玉米从美洲新大陆引进之前，中华地域到底是个什么样呢？而且，玉米的普及被认定为清代人口膨胀的原因，这妥当吗？这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脑海。

其后经过了十八年，到去年的旅行时，看到的却是仿佛覆盖了整个中国北部地区的玉米地的扩张。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些惊人。其背景肯定和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变化有关。

畜牧业会消失吗

中国本来是一个巨大的农业生产国，可是现在却变成了粮食进口国。与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同，增加粮食产量已经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看上去缺乏计划的农业开发，实际上说明为了填饱肚子恐怕不能光说漂亮话。相对价低且丰富的粮食供应，对于带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保证国内安定必不可少的关键，因此可以说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前文提到的中国本土的“中央地区”一带已经出现了农村衰败等现象，而现在农村的生产力明显低下。说到农业开发，一般是呈“面包圈现象”（原指大城市由于土地昂贵，市中心居住人口减少，周围近郊地区的居住人口增多的现象），而现实是正是在涵盖中国北部地区的“边疆地区”对它的期待反倒更多。而且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肉食的进一步喜好和需求，肉食的增产和畜产品的效率化已成为内陆各地区必须完成的任务。

令人瞩目的玉米地的扩张，是在畜产方式从散养转为固定畜舍家养的背景下，为了提供其所需饲料而实现的。在生产性和效率性方面，圈养与贴近自然、悠然自得食草的游牧和散养应该是不一样的。然而，开垦游牧草原种植玉米，又用玉米来经营畜产，其中不是有些农耕至上主义的想法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游牧或散养能够在有秩序的系统内得到相应的完备的管理，那么家畜就会基本上按照“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

作为饲料的玉米，又是商品作物。一方面，迁移开垦农民、为其生产发放贷款、农民购买玉米种子等一系列的事情，都离不开现金。另一方面，牧民搭建畜舍、购买玉米饲料等，也同样始终需要现金。而且，这方面的现金，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靠个人的资金来支付，一般都是靠借贷。

成为生态移民之对象的那些牧民们，据说被要求在移居点修建畜舍、变成“定居”的畜产农户。其结果，他们被无奈地卷入了现金经济的浪潮中。这样，开垦农民也好，生态移民也好，最终可能会比从前更加贫困，陷入中国沿海地区的资金和资本之手。

两幅英雄的画像

耶律阿保机之像

旅程第五天的9月4日，在此次调研区域内的据点城市林东（今林东镇）稍作歇息，然后顺便到刚刚落成的辽上京博物馆去。

该市的郊外，过去契丹帝国的都城上京临潢府的遗址就近在咫尺，城墙、宫殿和各种建筑，都变成了一看就知其原状的大大小小的土堆，到处横卧着。博物馆也因此而得名。或许是林东这个城市不想破坏契丹帝国首都的梦境似的，紧挨着它的一旁选了址。

作为当地的博物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满洲国”时期的巴林左旗博物馆，后来也曾长期运作着。我们一行到访时，该博物馆正准备和众多的展品一起迁往新装修的辽上京博物馆。外观宏伟的新博物馆，即使在整个林东一带也显得格外壮观，洋溢着新文化的气息，美丽庄严。博物馆的正面，是一处面积相当大的广场，空荡荡的广场正中央矗立着一尊雕像。

23 契丹帝国的四座城市
据向井佑介之再摹图所做平面概略图

那是契丹帝国的开国英主耶律阿保机的巨大铜像。他那跨在马背上的身姿，不仅仅是在夸耀什么“地方英雄”。当地的人们对已成往事的契丹帝国的期待和怀念，凝聚在这个巨大的雕像中。

向现代化的发问

就这个问题，需要稍作说明。林东城及其周围一带曾经是蒙古游牧民们的世界。一般称为清朝的Daicing gurun（满语“大清国”之义）内，满族和蒙古族作为亲密的“统治阶层”，位于宽松的帝国统治的最上层。对于他们来说，那时简直就是牧歌般的时代。

24 东丹王出行图
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长子李赞华的作品

进入19世纪，迎来了表现为“西方冲击”的欧美列强征服世界、侵略亚洲的时期。清朝皇帝统治下的中华本土和东北地区（西方人称为Manchuria，“满洲”是其对应语）、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地区（不只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另包括青海省全境和四川西半部等地的原来的西藏地区），进入了漫长的大“动荡”和“艰苦斗争”的时期。在局部地区，至今仍能看到这种情况在继续。

如果用“现代化”这个术语来概括，里面各种各样的振幅就太多了。而且还有复杂得难以用笔墨言辞表达的艰难而悲惨的事实。事情和现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现在称为林东的这一带，昔日作为蒙古诸侯巴林王的游牧领地，归属于清朝皇帝，巴林王是大清帝国很小的一员。如果只问清朝体内流动的血液，则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人。纯粹的蒙古人、满族什么的，到底有过多少呢？可能有过吗？实际上，即便是统称为汉族的人们，情况也基本相同吧。

但是，“现代化”就是要针对难以区分的人们那种宽松的存在状态，强行插入区别和识别的手术刀。强行要求在那些原本难以确立分界线和疆界的地方制造所谓国家和国境这一“人造墙”。很明显，所谓的“国民国家”是在西欧某一时期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心中的肖像”。

但是结果呢，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世界风云变幻、亚洲动荡后的今天，呈现为“国际社会”的当今这个世界总之是以“国民国家”为名的国家单位在处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实情和内容基本上是不被问及的。只要是成了“国家”就行。那么在“国家”之前，尚未形成“国家”的地区、社会和人们又如何呢？我在质疑“少数民族”这一用语在本质上所蕴涵的独特的感觉之外，对于所谓“现代化”的一百多年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的说法，以及不得不忍受其后果即现今世界的人们，想从人类史的角度广泛地予以重新审视。

西方的帖木儿之像

以上的说明有些冗长。现在回到耶律阿保机的铜像。在看到那座雕像的瞬间，一下子联想到了某样东西。那就是树立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帖木儿像，是在脱离苏联独立后树立的。同样也是骑在马上的威武的英雄形象，并因此而著名。

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衣钵、以中亚为中心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的帖木儿，生活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而耶律阿保机活跃于9世纪和10世纪之交。同为所谓帝国的开创者，为蒙古世界帝国所隔，一个是先行者，一个为后继者，两人相隔了近五百年。

25 帖木儿的铜像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内

帖木儿和他的帝国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来说，是“统一国民”或者是“制造国民”的象征。在蒙古帝国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一方面的土耳其系的穆斯林们在经历了俄国、苏联长期的帝国统治后最终独立。当时该共和国到处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多种面孔。作为领土内拥有曾在帖木儿帝国统治下繁荣昌盛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两座历史名城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拥有土耳其系和伊斯兰这两大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向往昔的帖木儿寻求国家认同之根，可以说是自然的趋势。

传奇的那边

以耶律阿保机为始祖的契丹帝国和现在的蒙古人之间，很难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不过，据说蒙古帝国的先人契丹族在语言、体质和习惯上都与蒙古人非常相近。从历史上来说，成吉思汗所统领的建国初期的蒙古，和契丹系的各部队一起继承了辽和西辽两个契丹帝国的经验和实际知识，开创了一条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那么，现在称为蒙古的人们当中，应该包含一些契丹的血缘（另外，内蒙古的达斡尔族被认为是契丹的后人，而且云南省靠近中缅边境线一带生活着蒙古帝国时代契丹驻军的后裔），如果说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也欠妥。

耶律阿保机像可能已经超越蒙古族、汉族这样的标志，成为大多数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心中共同的希望之星。林东及其周围，分布着上京临潢府、阿保机的皇帝陵祖陵及奉陵邑祖州等不少契丹时期的历史遗迹。就是说，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振兴的招数是打着契丹旗号的旅游开发。

林东的街道，目前因改造而蜂拥上马搞建设，场面混乱。整个城市像个工地，因拆旧和新建而起的灰尘或者说是粉尘什么的，漫天飞扬，笼罩全城，令人难受得喘不上气来。这肯定对身体没有好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城市的中心区新建有名为“大契丹街”的豪华商业中心，给人一种就此开始的气氛。

西边的帖木儿像，说来是应建国需要而生的传说。而东边的耶律阿保机像，是应振兴地方需要而生的传说。然而，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能用“唯有神知”这句老话来结束，那就谢天谢地了。

给人冲击的皇帝陵

美丽的圣地

怎么说也是一次冲击。9月4日中午，那是在拜访契丹国的创始人耶律阿保机的皇帝陵祖陵时的事情。我有了要颠覆历史的想法。

林东城西南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起初远远望见的岩质山脉，渐渐到了脚下，与周围情形迥然不同的绿油油的沃土随之映入眼帘。离开柏油路，沿着土路穿行在果实累累的各种作物的农田之间，一路缓慢地向西北驶去。起伏的山峦偏向东南开出一个口子，似乎要将我们一行人诱入其怀中。这条“山谷”以及它四边守护神般的山峰，覆盖在美丽的绿林之下。是形容为圣地还是仙地好呢？总之那里飘散着一种浓浓的奇异的气氛。此处与其他地方全然不同……

首先，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的遗址坐落在北侧的半山腰上，为的是保护这一特殊的“山谷”。尽管规模很小，但是将城特意建造在山坡上的意图一目了然。一是可以从高处远远望见进入山谷的人们，从而保护圣陵之地。二是无疑期待这样一种独特的效果—使进入山谷的人们看出这座城池整体是一个多层结构的建筑群。也就是说，它是一座集守卫和观赏于一体的城。这虽然只是我的一种“直觉”，但是当时同行的人谁也没有反驳，看来可能是说中了。

26 祖陵和祖州城及周边地形图
据向井佑介的再摹图

传说真实存在

然而，比起祖州城来，当位于它近旁或里边的祖陵渐渐显露出朦胧的身姿时，我的心顿时愈发激动起来。高层建筑般规模的两块巨大怪异的塔状岩石，宛如一对牌楼或门柱一样耸立在眼前。里面更是营造出一个直径约五百米的圆形或环状的、为大致等高的陡峭岩壁所环绕的与世隔绝的别样天地。像是被雷击中了似的，不由感到一阵冲击。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

那是额儿古涅—崐传说。就是拉施都丁用波斯语所记蒙古帝国“正史”《史集》中详细述说的蒙古开国传说。说到蒙古，“苍狼”的传说很著名，而额儿古涅—崐传说与它既有着微妙的联系，又自成一个别样的故事。

27《史集》中的额儿古涅—崐传
说
拉施都丁的《史集》本来是以插图本的形式完成的，这个画面是蒙古人化铁熔山走出额儿古涅—崐的场景。还带着马匹、骆驼等牲畜和财物。可以看出悬崖的画法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据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史集》写本）

故事的基本内容是，蒙古人的始祖遁入称为额儿古涅—崐即“额儿古涅崖”的封闭世界，总算保住了性命。那里为险不可攀的铁质岩石所形成的断壁紧紧包围，与世隔绝。在那个空间里，人口不断增加，终于在掌握熔铁的技术后化开悬崖，奔向外面的世界。这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神话传说以及真实存在

这个传说中重叠着几个情节。它继承了蒙古之前流传于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和传说。例如，狼祖神话传说、被封闭的世界、在那里的繁衍生息、之后的奔向世界等情节，还有使用铁的情节，等等。作为走出封闭世界的这种印象，被认为是北魏的祖先所走出的嘎仙洞，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蒙古语的Ergüne，即俄语的Aргун河，流经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麓。超越近千年的光阴，北魏的传说故事和额儿古涅—崐传说显然联系在了一起。至突厥帝国时期，为绝壁所环绕之封闭世界的故事上，又补充进了狼祖神话传说。《周书》“突厥传”中这一著名的神话传说向两种情节发展，但是结构基本上和额儿古涅—崐传说一致。与突厥的祖先为铁匠这一传说也有重合。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的本名铁木真，众所周知意为“打铁之人”。

突厥帝国时期重整的开国神话传说的形式为回鹘国所继承这一事实，可由蒙古时期的史料证实。就是说，包括我本人在内，都认为蒙古帝国的额儿古涅—崐传说属于中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世界以及那里所建立的国家共同的“神话传说”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契丹的情形究竟如何呢？尚不清楚。然而，岂止是“神话传说”，就连额儿古涅—崐本身的样子还真实存在。那就是契丹开国始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墓。留给我们的只有惊异。

被营造出来的神圣力量

那么，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总之，是耶律阿保机本人或他的继承人耶律尧骨在自己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又是“发祥地”的地方，建造了酷似突厥帝国和拓跋氏以来著名“开国传说”内容的皇帝陵。当然，那种自然天成的特殊形制的场地本来也会存在。

然而构成祖陵的岩石断壁，实际上就是沿其山脊各处堆放石块，营造出不折不扣的更完美的圆形“环围世界”。就是说，祖陵绝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有人刻意地加工而成的。说不定前面提到的牌楼似的巨大岩柱也是人工修造的。另外，有人认为稍低于山脊线的地方所垒筑的石堆是“为了防卫”，这种看法只能说是不着边际的。垒筑石堆的目的应该还是为了修建得“完美”。

政治方面的意义诚然重要。在契丹国诞生之前的很久以来，对于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人们，“封闭的世界”成为一切发祥之源的神话和传说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而契丹国将其原景复制了。从距离契丹国的帝都上京临潢府很近的地方参谒契丹国开国皇帝陵的皇族、贵族和大臣等各方面的人们，是将神话和现实结合起来眺望祖陵的。恐怕来自北宋的使节和高昌回鹘等周边各地区的到访者也是同样吧。而且，当年蒙古帝国的先祖们可能也曾被要求这样来表示对耶律阿保机和契丹国的尊敬吧。

祖陵是契丹国真正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是成为其力量之源的“神话的圣地”。祖陵和上京，甚至可以视为一套政治设施中的两个单位。相反，蒙古世界帝国的额儿古涅—崐传说，是由那些曾经亲眼目睹祖陵及其圣威的人们所“传承”的。契丹国的创建者们，或许是要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可上溯至拓跋和突厥的内陆世界的“正统”，而为其在历史上定位吧。

以祖陵及其奉陵邑祖州城为起点来看，向西北方向基本上形成一条线，沿线首先是有第二代可汗耶律尧骨的怀陵及其奉陵邑怀州，再过去一些是葬有第六代皇帝中兴英主耶律文殊奴及儿、孙三代的庆陵和庆州一带。位于最里面的庆陵的附近，还有被契丹族视为圣山的黑山。从祖陵到庆州，大约有八十公里。阿保机、尧骨、文殊奴这三位特殊的帝王按照时间顺序长眠的这条线，是契丹帝国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区。站在建于广袤平原中心的王城上京，向东眺望，祖陵至庆陵一带不正是契丹的中轴线吗？不管怎样，对我来说能够眺望祖陵，是此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契丹与桃花石、契丹与蒙古

与唐朝的联动

那么，契丹是否仅以内陆世界的继承者自居呢？不，恐怕不只是这样。它还自认为唐的继承者。

关于唐和契丹的互动和相像之处，有几件给人印象深刻的事。第一，如前所述，耶律阿保机于唐室灭亡的907年宣布即“帝位”。不仅如此，唐和契丹国的皇帝陵的情况实际上也是相同的。

秦汉以来的中华国家，其帝陵是建造在平地上的。然而唐是依山而建皇帝陵，作为“中华王朝”，明显是个例外。另一方面，契丹国的帝陵也恰恰是依山而建。连庆陵的东陵、中陵、西陵，也都是建在山峰隆起的山脚下的。这显然与唐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太宗）著名的皇帝陵“昭陵”有联系，昭陵即以奇形怪状的岩峰为核心的象征。别说是庆陵，就连最重要的祖陵也不是“光是岩石”就是“自身乃岩石”。遗憾的是，没能实地考察耶律尧骨的怀陵，不过仅据中国的报道，怀陵和祖陵似乎同属一种皇帝陵类型。

就是说，契丹的皇帝陵之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是都和岩石有关系。其他的陵墓，尽管不是帝陵，也有类似情况，例如此次行程中有幸得到机会考察韩知古家族的“王陵”（韩知古家族享受准契丹王族的待遇），其王陵与庆陵山形相近，而且也和岩石有关。附带说一下，祖州城内有一座被认为是耶律阿保机“出殡”之地的、由几块巨石板搭建的Čulu’un Ger（čulu’un即古蒙古语的čila’un，意为“石”。čulu’un ger即“石室”之义。当地人所称“石房子”为其汉译名），也可以作为契丹人对石头或岩石情有独钟的旁证。相反，与契丹国并存的北宋的帝陵，是“中华式”的。就皇帝陵来说，唐是被契丹所继承的。

唐朝即桃花石

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都是属于鲜卑拓跋氏系统的一系列的政权。我认为将它们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吻合。西方人称其为Tabgač是拓跋的音变。隋、唐成为“中华统一王朝”的结果，Tabgač随之也具有了“中国”之义。说明曾经存在拓跋=Tabgač=唐=中国这种名称和实际状况相联系的想法。

总之，唐是非汉族出身的“中华王朝”。其祖源拓跋氏拥有起源于上述之嘎仙洞的“故事”。而且据记载，鲜卑拓跋联盟原本是生活于大兴安岭地区的“东胡”。先于额儿古涅—崐传说营造了“封闭的圆形世界”的契丹，据记载竟然也出自“东胡”。契丹和唐，不，是契丹和Tabgač，往大了看，它们盖为同系或发源于同一地区的人群。不只是山和岩石，二者可能还有自然的联系。

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究竟从哪里寻求中华王朝和北域国家之界线为好的问题。“中华”和“塞外”等区别，可能不过是后世的人们造出来的印象。另外，虽然属于纯粹的画蛇添足，但还是说明一下，“秦”的契丹语式发音chin、“拓跋”的契丹语式发音Tabgač，都是周边地区对第三者的“中国”的他称，广泛使用于中亚以西的欧亚大陆。还有，俄语中的Китай等形式，至今仍在使用。

蒙古的先导者

如果说契丹的先行者是Tabgač，那么它的后继者就是蒙古。正如已经几次写入论文的那样，蒙古帝国大多数的制度都是从契丹国学来的，并得以向全世界扩展。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站赤”（驿传制度）等，可能就照搬自契丹。还有，蒙古时代明确区分使用可汗和汗的称号，也很有可能直接源自契丹。这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还不仅限于第一次契丹帝国，在其解体后立国于中亚的第二次契丹帝国，八十多年的岁月之间君临帕米尔高原东西，这也成为蒙古向东西扩张的直接诱因。这一点，毋庸置疑。再有，第二次契丹帝国的成员部落之一逃往伊朗的起儿漫地方，建立了所谓的“哈剌·契丹王朝”，最终生活于蒙古在伊朗政权的旭烈兀—兀鲁思统治下。以往这一点未必得到了充分的认识，然而作为蒙古的先导，契丹的意义在欧亚大陆史上别具一格。

发问欧亚大陆史

假如以“契丹和蒙古”为题撰写文章的话，大概马上就能写出一大本书吧。但是在这里，只想提到以下情况为止。即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契丹部队仍向多个方面扩大活动，向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方面一支、向中亚和伊朗方面两支、向辽东和朝鲜半岛一支，至少有这四支部队扩散开去，而其中最后一支部队与被称为“蒙古袭来”的远征日本有关。

另外，蒙古时期用波斯语记写的世界史《史集》中，有关契丹的记载也很少，尤其是对于“西辽”即“哈剌·契丹”的记述，和《辽史》对待“西辽”的态度一样，非常冷漠（实际上，所谓“哈剌·契丹”是指契丹本身的自称，而“西辽”不过是蒙古帝国时期对第二次契丹帝国的汉语称呼）。蒙古帝国，从其总体来说，是想要在自己编纂的史书中尽可能地淡化契丹的形象。假如蒙古如实地记载了契丹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挑战契丹研究的机会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对契丹历史和文化的探讨才能超出中国史的范围，孕育出进一步向亚洲史、欧亚大陆史的发问。

第五章

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

西夏与李元昊

难以讲述的西夏

讲述西夏的历史，实在是很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系统的记载。尽管多少有一些西夏文写成的文书和各种文献，但是多为残片一样的东西，远不足以据其重构历史的整体面貌。为此，不得不集中主要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中华方面的各种典籍史料中的记载，基本上采取间接了解的处理方式。总的来说，极难看到从西夏的立场撰写的历史。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责任，恐怕在于蒙古帝国。

在蒙古帝国东部，由大元兀鲁思政府组织文臣，就已被自己所灭的契丹、金国、宋朝的历史，编纂了《辽史》、《金史》、《宋史》三部正史，一般称为三史。（顺带说一下，其中关于契丹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即蒙古为什么非得给契丹写正史不可呢？因为可以认为消灭契丹帝国的又不是蒙古，自契丹灭亡到蒙古出现已经隔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可那是因狭隘的中国史观所产生的想法。另一个契丹帝国即所谓的“西辽”，的确是为蒙古所灭的。当时的感觉，认为西辽无疑就是契丹国自身，是被认为灭于1125年的东方契丹帝国即“辽”的直接后身，换言之，即“东辽”和“西辽”是同系列的国家。也就是说，为东西、前后两个契丹国整理历史，确实成了蒙古的责任。）如前简略所述，那是国家以三史各自“王朝史”的角度和方式，对10世纪至13世纪中华和草原的历史进行时代划分，采取在时间和内容上相互多有重合、相互妥协的方法所展开的修史。

在西部，旭烈兀—兀鲁思的宰相拉施都丁主编的Jāmi‘al-
Tawārīkh
即《史集》，作为蒙古帝国史成就了历史上最初的世界史。是想通过它讲述自古以来人类宏大的历史。这也属于国家修史，说是蒙古的“正史”也可以。就是说，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依据汉文和波斯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明体系，同时编纂着史书乃至史集，它们在某种经过整理的“时代史”或“综合史”方面具有格外相像之处。这本身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情。

这两个方面编纂的史书，对西夏都抱有极为蔑视的态度。在东部，始终就未曾打算编纂《西夏史》或《大夏史》这样的正史。只是在卷数达四百九十六卷的巨帙《宋史》接近卷尾处，作为“外国传”的开头部分，以上、下两卷篇幅的“夏国传”做了简略记述。在总卷数为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中，作为“二国外记”之一，被排在高丽的后面。在总卷数为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中，也不过是在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三十四卷中为其立了个“西夏传”。

28 拉施都丁的《史集》所描绘的成吉思汗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1225年，远征中亚班师回到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与前来迎接的两个孙子忽必烈和旭烈兀一起打猎，为他们在手指上涂抹了首获猎物的油脂。场面画的是成为善射手的仪式。其后，成吉思汗马不停蹄地对西夏发动最后的远征，神秘地死在了那里

所有的记述几乎都拿西夏当“后娘的孩子”。而且内容极其粗制滥造，缺乏连贯性。视角也不可避免地是从以宋为“本”的资料出发，明显地偏向中华本位或契丹、金国本位。可能是不参考其他什么东西，只是片面地记述各自的事情。

在西边，《史集》卷首的“蒙古、突厥诸部族志”中，作为当时欧亚大陆内陆地区诸多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部落之一，列有tankqūt一种。然而其记述却是寥寥数语。作为一个国家和王朝的西夏国的历史，埋没在蒙古帝国历史的洪流中，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始终扮演“配角”，只是有必要时才偶露一下身姿。

在东、西两边由国家编纂的史书，也因作为基本史料的文献记载的数量，或者是说其使用程度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连国一起整体接收了西夏的蒙古，本应完整地继承西夏自身所做的记载。西夏的记载当时不可能已经被毁。从另一个角度说，蒙古帝国本身也不想过于详细认真地谈及契丹，那么对西夏就做得更为彻底了。尽管没有不理不睬，但是评价极低，最终不能不说发展到了“贬毁”的程度。

西夏语研究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蒙古多少还是意识到了西夏。事实上蒙古在各个方面受到了来自西夏国的强烈影响。该如何把出身、来源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混合人群整合为一个国家呢？蒙古在知识技能方面除了向契丹帝国及其后继者们学习之外，从西夏国那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例如，在蒙古帝国受到明确认可的西藏文化，在很多方面是以党项族和西夏国为中介传入的。以忽必烈皇帝时期的八思巴为开端的历史上著名的国师和帝师制度，也是从西夏国学来的。

扫一眼蒙古帝国的历史进程，就能够看到很多西夏遗民的身影，例如曾任成吉思汗贴身宿卫长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察罕、将南宋的“流亡朝廷”沉入崖山之海的李恒，以及以他们为首的武将、士兵、行政官员、文人、宗教人士等。西夏王族，包括刚刚提到的李恒，依靠蒙古王权生存下来，西夏系的各部队被派驻到蒙古帝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例如，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一带至今已有几千人被认定为西夏族后裔。他们的先人是在忽必烈出征南宋时进驻当地的，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后人一直传至今天。

假如将西夏史列为中国正史之一进行编纂的话，情况恐怕会截然不同吧。从反面来说，这关系到现有的中国史是如何遵从中华王朝史观的问题。其结果最终是以是否编纂了正史为标准。总之，说成是“正史”史观也行。就实际情况来说，正是被修了正史的各个王朝的断代史构成了中国史的骨架，而没有被修正史的国家和政权则受到轻视，更为严重的是连基本史实都无法弄清楚。西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分析亚洲东方的历史或向内陆世界的发展史时，西夏国及其各种来源的臣民所具有的意义正成为一大关键。但不得不说，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未解之谜、处于梦想的阶段。

有关西夏的研究，进入了历史的暗区。其困难程度即使在整个亚洲史上也是很突出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西夏语和西夏文。要想充分了解他们，就必须掌握藏语等相关的各种语言。就是说，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

在日本，已有西田龙雄做出了重大贡献。继西田之后，尽管人数不多，还是出现了一些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优秀学者。尤其近些年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考察发现的各种西夏语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在俄罗斯、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国境外得到利用。另外，实际上对于为数不少的遗迹、遗址、文物和遗物等的知识也在聚集，尽管进展比较缓慢，但是可以说解明真相的线索正在扩大。

29 西夏文华严经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藏）西夏国盛行佛经翻译，即使在1227年国家灭亡后，其余波在蒙古统治时期继续活动。该图所见西夏文华严经，是成宗铁穆耳大德六年（1302）刊本的明初木活字重刊本

各种各样的唐兀部落

因此，以下的内容只能尝试着就西夏国历史的一点点概况，借助将微小的一个个点连接起来的方式，勾画出一幅最低限度的草图。即便如此，对西夏的观察、视角也与所谓契丹国的出现、沙陀政权的沉浮、北宋的发展那些“已知历史”不同，可能会从多极化的亚洲东方的角度来审视。

西夏这个国家，虽然是以藏系党项族为立国的中坚，但却是一个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羌族和吐谷浑之外，又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回鹘和汉族的多种族的国家。在同为异族的混合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复合国家和复合社会方面，大致和北魏至隋唐时期存在的“拓跋国家”、契丹和金国具有相似的结构。而且，也和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兴衰不迭的很多国家一样，拥有共同之处。

总之，凭借部族联盟扩大军事力量，以此为“杠杆”达成增长人群的再联合。结构的原理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西夏这种特征还较多地留存在成为轴心的党项族以及河西、鄂尔多斯、青海等地区。这样说，大概言不为过吧。

党项族的兴起，在时间和情形方面都出人预料地和沙陀相似。汉字记写为“党项”的唐兀族，原本居住在西藏东部的高山地带和河流纵横交错的平川上。按现在的省界划分，属于四川省的西半部分中偏北的一带地区。而现在的四川省超出原来称为四川地方的盆地状地块，大大向西扩张，面积达到不自然的巨大的程度。7世纪吐蕃政权在西藏高原建立，党项的一部分人归属于该政权。

包括自称为“拓跋”的部落，党项的各部族似乎不愿为吐蕃所吞并，于是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向吐蕃势力难及的东北方向迁徙，最终来到唐朝的西北一带地区，分散为几个群落住下来，相当于现在的陕、甘、宁三省交会处至鄂尔多斯的地带。这些部落还曾为唐朝的军事力量服务，例如在8世纪中叶发生那场“安史之乱”时，曾是哥舒翰和郭子仪麾下的作战部队。但是，党项族缺乏整体上的统一性。其中，有的遭到契丹的进攻，被其收服，成为契丹军队的组成部分之一。统称上是党项族，而部落之间各不相同，生存方式和命运也就各式各样。

通向李元昊的路

开创新历史的中心力量是鄂尔多斯地方的党项族，而且是以鄂尔多斯地区南部的夏州为根据地的拓跋氏部落。北魏时期匈奴系的赫连勃勃建立独立王国“夏”，修建了统万城，夏州因其得名。那里南面与陕西接界，以长安即京兆府为中心城市的“关中”之地在那里延伸。自称为昔日北魏的后裔、以“拓跋”为己姓、居有赫连氏“夏国”之故地的这支党项部落，被中华称为“平夏部”。

9世纪后半叶，名为拓跋思恭的族长因受有名无实的唐室之命追讨黄巢，被赐国姓“李”。其后，该族长家族一直以李为姓，任定难军节度使，领有夏、银、绥、宥、静等五州，即鄂尔多斯至陕西北境的广阔区域，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称节度使的地方之“王”，这一点和中华内地的各种中小王权没什么不一样。只是这个“夏州王国”在以保有固有的语言和文化的党项族作为国人基础的核心成分、拥有立足于此的以精悍强勇的部族为单位的军事力量、占据控扼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等方面，特征更为突出。总之，是个独立之心强烈的“边境王国”。

这样的形势，即使是在草原上出现契丹国、沙陀政权崛起于华北、经历“五代”兴衰、北宋诞生的情况下，也不曾发生任何改变。北宋曾主动提出和这个“夏州王国”结盟。那是因为山西还有沙陀政权的残余势力北汉，它以契丹帝国为后盾对北宋形成了莫大的威胁。由于北汉有意西渡黄河进攻鄂尔多斯，因此也成了“夏州王国”的敌人。北宋的第二代皇帝赵匡义（太宗）消灭北汉之时，身为族长拥有“王”号的李继筠曾出兵相助。980年，李继筠之弟李继捧继承其位。谁知两年后李继捧竟将自己的领属献给了北宋，并携亲族迁往其都城开封。部落内相继反对李继捧的人很多，怨声载道。

拥有百年历史的“夏州王国”突然灭亡，为此李继捧的同族李继迁决定独立。他重新聚集起鄂尔多斯地方的党项族人，与北宋开战，为了求得契丹的后援而成为其臣属。至此，出现了契丹党项同盟与北宋对峙的态势。1002年，李继迁兵锋稍向西进，攻克灵州，定都于其地。这样，这个新生的党项王国选择了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夏建国的基础，是由李继迁奠定的。

1003年，李继迁死于征战的途中，其子德明继立。依据1004年契丹和北宋结成的“澶渊之盟”，李德明统治的党项王国与北宋议和。李德明出于安全和贸易利益的考虑，采取了对契丹和北宋两向从属的策略。同时他专心致志地实施对河西的统治。艰苦奋战的结果，从潘罗支等人统领的吐蕃政权手中夺下了牧马的良地凉州，进而通过儿子李元昊的努力作战，推翻了甘州的回鹘王国，将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大绿洲揽入手中。

李元昊的西夏国

1031年，李德明去世。第二年，太子李元昊继立，时年二十九岁。他的霸业，是建立在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奋斗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还不能说是个开创者。然而，他把这个王国推向了与祖父和父亲时完全不同的阶段。那就是，从部族王国的地位迈向建设新国家西夏国。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不愧是建国的英主、一代枭雄。

李元昊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人，他废除李德明施行了二十五年的对北宋处于从属地位的和亲政策，谋求成为独立的对等国。对于契丹帝国，迎娶其公主获得驸马（皇帝的女婿）的地位，降低身份以示谦恭。这是三者力量之间的关系。李元昊认为与北宋开战已在所难免，北宋将不堪一击。

就此形成了跃跃欲试的党项王国、忙于防卫的北宋、从高处密切注视双方的契丹帝国这样一幅形势图。“澶渊之盟”以来一时得以稳定的亚洲东方的政局，随着李元昊登上历史舞台而风云突变。撼动时代的人，无疑就是李元昊。

30 西夏王陵
分布于银川市郊外

李元昊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国家体制的整顿。以兴庆府（现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为首都，建造了宫殿，完善了中华式的官制和礼仪制度，建年号为“开运”（1034），确定了兵制。官制和兵制都分为两大体系，即党项系等系中称为“蕃”和“汉”的非汉族系和汉族系。又进一步创制了所谓国字的西夏字（蕃字），在文字和文化方面也实施蕃、汉双重体制。不论哪一方面，都和先行的契丹帝国的做法有共同之处。而且，在构成军事国家之基础的军队方面，党项族是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子尽数为兵。以身材魁梧著称的党项精兵不愧为国家的支柱。

依靠这样的军队，李元昊兼并了占据沙州（敦煌）、瓜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的小政权，控制了河西全境。这样，东起银州西至敦煌的草原、绿洲、沙漠都成了他的国土，里面形成了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1038年，李元昊改国号为“大夏”，自己称帝，宣告独立。因为“夏”也是中华的雅称，所以北宋不予认可，称其为“西夏”。

31 范仲淹的文集中所描绘的西夏地图
所标注的地名显示该图反映的是北宋末年之大观二年（1108）稍晚的情况。虽然出于北宋人之手，但是未见其他如此详密的地图，实为西夏研究的重要资料

李元昊终于宣布进攻关中地区和长安即京兆府，毅然开始了和北宋的全面战争。北宋军连吃败仗，跌至劣势。北宋的仁宗政府紧急派遣韩琦和范仲淹等能干的文臣前往前线防守，他们修筑了由很多堡垒群组成的武备森严的防卫区，闯过了危机。不久，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北宋一方面致力于防守，一方面和藏系宗哥族建立于青海至洮河流域的青唐王国的首领唃厮啰联系，使其从背后对西夏形成威胁。唃厮啰是王号，“佛子”之义。他又称欺南陵温。这个具有吐蕃王室血统的人和李元昊之间的争斗，同时也是东西方的贸易之争。激烈的战斗打来打去，唃厮啰最终未能制服西夏。

庆历议和

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攻势，不得不使五十万至八十万人的庞大兵团驻守西北方面，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西夏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契丹帝国以这一事态为良机，要求北宋归还己国在赵匡义北伐之时所失瓦桥关和益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作为“抵押”，很顺利地使其增加了岁币的额度。尽管西夏认为契丹可以相信，但总还是觉得不太痛快。这件事也成为一个契机，当时的契丹帝国也出来居中斡旋，西夏和北宋于是议和。

在北宋年号的庆历四年即1044年，西夏以和北宋结为君臣之礼为条件，要求划定双方的国境线、北宋每年向西夏赠送巨额财物的岁赐：银七万二千两、丝绸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北宋只得到了面子上的满足，而西夏得到的是实惠。这次事件，北宋一方称为“庆历议和”。前后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消耗战，就此终于暂告一段落。

“澶渊之盟”过了四十年后，北宋和西夏也迈入了大致同样的盟约关系。原有的契丹和北宋的关系，加上契丹和西夏的关系，形成了契丹、北宋和西夏这三国之间独特的三角关系，一时成三国鼎立之势。亚洲的东方迎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

32 “澶渊”体系后的亚洲东方

与大致稳定的契丹、北宋间的关系相比，西夏和北宋之间屡屡发生相互侵扰的事件，北宋不得不派遣近百万人的大军常驻陕西一带。被强调为文化大国印象的北宋，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大量军队的军事国家。这不仅对于北宋政府的财政，就是对其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北宋又是一个背负着沉重负担的国家。结果，西夏和北宋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因后来女真族之大金国占领华北、宋室南渡而终于宣告结束。

以“议和”之名缔结国际条约后四年，即1048年，李元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这类“英雄”中也很少见，身高五尺多稍嫌矮小的他，是个集意志和热情、智慧和创造力于一身的人，他充分发挥这些长处，强有力地统治着西夏国，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西夏国近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李元昊一手奠定的。

女真族的联盟大金国

作为国家的光与影

从那以后，亚洲的东方以契丹、北宋、西夏三极为轴心，形成周围东有日本、高丽，西有青唐王国、天山回鹘、哈喇汗朝等，南有南诏、黎朝的多极化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正当这种状况似乎已成定局时，12世纪初从满洲地区的北半部即松花江流域突然兴起了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族联盟。

“女真满万不可敌。”有了这样精悍强健的女真步兵和骑兵部队，这股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推翻了10世纪以来一直左右着政局的契丹帝国，接着又瓦解了北宋，建立了大金国。当初的正式国名为“大女真金国”。女真语作Amba Jusin Alcun Gurun。开国皇帝为完颜阿骨打。那是个体格魁伟的猛将，箭术了得。这一点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契丹国的创始者耶律阿保机。

只是，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亚洲东方中心国地位的大金国，远较契丹国宽松，至少是个松散的联盟。由于太轻松地就颠覆了契丹和北宋，所以几乎无暇专心致力于国家体制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集中全力管理迅速扩大的国土和增加的国民，没能根本改变女真各部族并排稳居国家权力中心的状况。尽管保有包括女真本土即满洲地区、原契丹的大半直属领地和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的广阔版图，但是散发着原野气息般牧歌式的、不严格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改观。总之，作为一个国家的整合和统一治理非常薄弱。

所谓的皇帝也未必是皇帝，充其量也就是个联盟的盟主。作为一个国家，大金国兴起于满洲之地，席卷内蒙古和中华之地，当初其勃兴的强劲之势令人瞩目。然而，经过几次大的政治变动后，又遭到蒙古的侵攻，一败涂地被迫南迁，暂且避居黄河以南，后来困于长江岸边的蔡州之地，最终走上灭亡之路—大金国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光和影的鲜明对比。

《金史》“世纪”的趣味

女真族，即Jusin族，不仅不同于游牧民族契丹和奚，而且与作为畜牧民大大改变其住地而兴起的沙陀和党项也各异。他们住在森林地带，是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狩猎、农耕、渔捞民，同时已经掌握了骑马生活和进行军事活动的技能。其“血统”或者是说系统，可以上溯到被耶律阿保机摧毁的渤海国，和当时存在的高丽国也有很近的关系。

33《金史》“世纪” 卷一的开头部分

关于女真族的起源、缘由和变迁，蒙古帝国时代编纂的《金史》卷首“世纪”中有记载。《金史》“世纪”是以至大金国的创始人阿骨打为止的十位完颜部历代族长的事迹为主、编入各种传说和奇闻的“开国传说”。更为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有关女真族的始祖和开国的“传说”或“神话”。就是说，在中国正史中，如此特殊的一卷被放在了《金史》的一开头。

其中所讲述的内容，还不能说传递了“纯粹”的事实。如世界各地所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常常呈现的那样，各种各样经过假托、接合、提炼、浓缩的事实碎片，被形象化加工后传诵着。所讲述的是一个被意识化、观念化了的世界。这样的印象、意识、观念和价值观，本身无疑是“真实的”。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金史》“世纪”的故事在阿骨打建立大金国之后被整理，使之系统化，然后落实到文字上。内容的细微处，可证明其原为口头流传的痕迹和味道很浓。也就是说，可能首先存在世世代代口头相传的过程，然后为其穿上“表象化”的各式各样的服装，最后由政权加以整理并提升其价值。它不是一般的故事、神话、传说，而是由国家完成的“大故事”。

这个“故事”是完颜王室和完颜部的“正史”。同时，汇集于完颜政权下的女真诸部族各自的立场以及和政权的缘分，自然也得到了反映。换句话说就是，女真联盟是以“现在”反照过去的“统一与团结的故事”。其政治性自然突出。在这个意义上，它和著名的蒙古帝国时期的《元朝秘史》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故事”的情况都非常相近。

波斯语《史集》和《元史》卷首“太祖本纪”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故事”，将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带领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蒙古人的富贵之源和繁荣之路，首先创作成押头韵的诗句，或许还配上曲调口头吟唱。听到那悲壮、抑扬顿挫的蒙古开国故事，蒙古人无不为“先祖”们的艰辛而落泪，为他们千军万马征战的功业所感动，再次发誓为蒙古的团结而奋斗。这样创作并发展的“说唱故事”，后来以畏吾字蒙古语记写下来，又被翻译成阿拉伯字波斯语，并被直译为汉字和汉语。《金史》“世纪”的结构与此基本相同，只是较此先行一步。

根据《金史》“世纪”开头部分的说明，北魏时期的“勿吉”、隋时的“靺鞨”是女真的本源。从靺鞨中又分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后者建立过渤海国，未统一的前者服属于它。顺带说一句，黑水指黑龙江、粟末指松花江。渤海国灭亡后，黑水靺鞨成为契丹的臣属，其南半部地区附籍者称“熟女真”，北半部地区未附籍者称“生女真”，以示区别。据说后者发展为完颜部。

34 女真文之例
（东洋文库藏）　所谓的女真文，有大金国的创始人完颜阿骨打令完颜希尹（kiin）创制并于1119年颁布施行的女真大字、大约二十年后创制的女真小字两种。与契丹文不同，所谓大字、小字没有文字体系上的差异，二者混用。女真文在大金国灭亡后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仍继续使用。照片显示的是明代《华夷译语》（乙种本）中《女真馆译语》之“来文”部分。写有对明廷的女真语奏文

接着，记述了十代祖先的事迹。第一代为函普，兄弟三人，他以六十多岁的年龄从高丽过来，与完颜部似为萨满的聪慧老女结为夫妻，是为完颜王室的起源。故事很奇特。而他的两个兄弟分别成了女真联盟其他系谱的祖先。这种“现在”的强势部落、家族自古以来就是“亲戚”的说明，在以下历代的叙述中都会反复出现。从第六代的乌古廼开始，叙述格外详细起来，他已经像个真实存在的人了。阿骨打的父亲即第七代祖先劾里钵，被当做杰出的英雄而得到大书特书。这是很自然的吧。他的弟弟们继承其业，到第九代的盈歌时，阿骨打创业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些可以视为史实。最后一代的乌雅束，是阿骨打的哥哥，关于他只有与高丽国之关系方面不正确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和阿骨打政权之间微妙的关系。其他情况无从了解。

甚至在涉及阿骨打这一代事迹的第二卷，传奇式的描写依旧存在。关于这种现象，战前出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时局，曾出现过踊跃的探讨。近年来，作为纯正的文献研究，这方面的探讨又有了新的进展。其实，除此之外，还需要就《金史》做全面的严谨的分析和考证。包括与清朝即大清国之间的关系，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海上之盟

完颜部的原住地，在北流汇入松花江的按出虎水流域。按出虎，女真语“黄金”之义。完颜部在劾里钵—盈歌—阿骨打两代人统领之际，势力渐大，作为活动于满洲北半部的“生女真”之中坚力量崛起。当时，契丹帝国距离阿保机创业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人们已完全习惯于太平社会和安乐的生活，往日勇猛的游牧民们也已经彻底贵族化，国家和社会全面停滞不前。丢弃尚武精神已久的契丹王族和贵族们，热衷于可以满足娱乐和游兴的鹰猎，为此强索叫作“海东青”的鹰隼，使生女真诸部苦不堪言。很长时间以来生女真诸部就对契丹的横征暴敛和压迫越来越不满，于是在1114年，完颜部的首领阿骨打公开向契丹举旗造反了。

一经在国境线的要冲宁江州击溃契丹的讨伐军，阿骨打立即乘势于按出虎河畔即皇帝位，建年号为“收国”。既然已经起身造反，就必须趁热打铁完成女真诸部的统一。为此，首先最重要的是宣告独立。不管怎么说，大金国就此诞生了。

当时，大金国还仅限于造反队伍的活动区域内。但是在第二年就攻克了耶律阿保机去世的据点黄龙府，接着又在混同江（即松花江）边打败了契丹之天祚帝亲率的号称七十万的大军。原因在于不谙作战的天祚帝带了过多的部队，还有就是多种族混成的军队中发生了叛乱。总之，是契丹自取灭亡。契丹皇帝率领庞大的军队却吃了大败仗，此事震动了内外。

形势骤变，急转直下。契丹威严扫地，在满洲地区的南半部渤海人到处造反。阿骨打乘乱聚集熟女真诸部、会同渤海遗民，控制了辽东全境。于是摆出一副进攻契丹本土的架势。这样，攻守双方改变了位置。

这方面的消息也立即传到了北宋。北宋朝廷虽然与契丹保持了一百多年和平共处的伙伴关系，但对于契丹背后出现女真新国家并与之激烈抗争之事，还是感到高兴。于是在1118年派使臣从海上出发，经辽东半岛抵达按出虎河畔，提议通过两国结盟推翻契丹。当时，这一提议被正在和契丹议和的阿骨打暂时搁置。他将契丹和北宋置于天秤的两端观察其动向，当看到和契丹的交涉没有什么进展，遂决定与北宋联合。提出的几项条件之一是，将北宋此前赠送契丹的岁币转送金国。这个盟约，称为“海上之盟”。

于是，大金国和北宋分别向契丹发起进攻。1120年，金军攻克契丹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一路追击西遁的天祚帝，又攻破了其西京大同府。北宋军进攻燕京，却为契丹军连连击退，主帅童贯向金求援，金军一举攻下燕京。这一局面成了后来形势的导火索。

结果，金方将原来燕云十六州内的燕京等六州作为补偿让给了北宋。可就在这时，阿骨打于1123年病逝。其弟吴乞买即位。天祚帝被吴乞买的手下所俘，契丹帝国于1125年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了第二次契丹帝国。

在北宋一边，此前为了收复燕京筹措战争款项，导致经济陷于混乱，造反此起彼伏。即便是这样，北宋还不断向金国发起挑衅，岁币等也停贡了。进而屡次三番地对金国做一些耍阴谋、背信弃义的事，毫无顾忌。也是在1125年，即吴乞买给予契丹致命一击的那一年内，吴乞买终于向北宋兴师问罪，大举进攻开封。

其后的过程，大致如下。北宋遂最终为金国所灭。金军掳太上皇徽宗、皇帝钦宗及其宗室、官员等数千人北撤。此事发生在靖康二年即1127年。北宋以一百六十七年的寿数灭亡了。脑海里曾掠过这样的想法：假使没有“澶渊之盟”所确立的和平共处的体系，它这个军事力量极弱的王朝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势均力敌者当中的中华

此后的金国没有一鼓作气进攻依长江天险再建的南宋，南宋因此逃过一劫。其间，金国针对华北的统治，尽管先扶植了楚、齐傀儡政权，不过最终还是过渡到了自己的直接统治。随之，大批的女真人移居华北。其来龙去脉，因篇幅所限暂不作赘述。

1142年，金国与南宋议和。和平的附带条件是，以淮河为界、南宋向金国称臣、每年向其输银二十五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等，使人联想到一百三十八年前的“澶渊之盟”。在此之前，金国对于西夏国也已经沿袭契丹帝国的先例，与之结为君臣之礼，确定了共存之态。至此，“澶渊体系”再次出现。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

1149年，谋杀第三代金国皇帝熙宗的完颜迪古乃（中华式的名字是“亮”）为了当上真正的中华皇帝，从按出虎河畔的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1161年开始南伐。然而在北方的满洲地区，反对派推举其堂兄弟完颜乌禄（中华式的名字是“雍”），发动叛乱。当时正在瓜洲准备渡江的迪古乃，闻讯打算回师北上，却在军中遭到暗杀。他生前虽为皇帝，但是死后却被贬为“海陵庶人”，后来待遇稍有恢复，仍以其即位前的称号“海陵王”相称。

金国的新皇帝乌禄也决定以燕京为都，并谋求再次与南宋媾和。在1165年重新缔结的和约中，双方的国境线没有变动，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方面银、丝绸各减少五万两、五万匹。偏向南宋做了些修改。

35 12—13世纪初的亚洲东方

其后的四十年间，双方相安无事。常以其庙号世宗相称的金帝乌禄在位二十八年，被视为一代名君。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碌碌无为、生性忧郁的人。迪古乃为镇压反对派，逐一杀尽金室的成员，乌禄只不过因为凡庸而得以幸免。金国历史的前半部分之所以难解，就是因为已成金国独裁者的乌禄出于流芳后世的考虑，销毁了很多原始记录。研究文献的史家，往往被这种“导演”所欺骗。

1206年，南宋大举北伐。这是因为南宋政权的实力派人物韩侂胄得知金国因蒙古崛起而陷于困境，认为是个史上留名的绝好机会而策动的。可是仗真正打起来，南宋军仍然是弱不能敌，处处败于本以为衰弱到家的金军。最终，韩侂胄被杀，南宋向金国请和。1208年，双方又一再改订协议，确定国境线维持原状、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关系、增加岁币额度。总之，除了两次变故的例外，“澶渊体系”仍在发挥作用。

回顾历史，自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以来的二百多年间，亚洲的东方基本上稳定为以二极或三极核心国家为中轴、若干国家群并存的形式。德国的亚洲史学家傅海波洞悉这一状况，名之为“势均力敌者当中的中华”，是个很巧妙的说法。如果将所谓“中华”仅理解为北宋或是南宋，情况确实如此。

从某个方面看，西夏也是“中华国家”。金国也不可否认地具有这一侧面。甚至契丹国也带有某些中华色彩。就是说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中华”。

固然也存在过分纯化“中华”的北宋和南宋。但是不管怎样，当时形势已经超越所谓“中华”的界限，多重多元的国家群相互之间少有攻击的时代正在持续着。或许可以认为这已经化为了一个体系。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多个国家并存的体系）。

第六章

在欧亚大陆超地域帝国蒙古的统治下

蒙古的出现

苍狼与光之子

再次回望10—12世纪的欧亚大陆，可以看到无论是草原还是农耕地区、无论是干旱还是湿润地带的各处，作为推动历史的动因和主角，突厥、蒙古系的游牧民族已经在东西方大大崛起了。同时无论各地域政权的规模是大是小，总之多极化是在加深着。另外，不断有突厥系的人们从东方向西方迁徙，而拂朗人在“十字军”的盛名下从西方向东地中海地区蜂拥而来，使时代变得更具流动性。换言之，在超地域世界的动态中轮流坐庄已渐成气候，迎接更大变动的门扉就要开启。时代已极具可变性。

后来所说的蒙古高原，是延展在欧亚大陆上最大、最优良的草原。那里也仍然有突厥、蒙古系的部族部落割据，混乱状态在延续。在森林和草原交错地带的东北角，生活着保留狩猎民特征的蒙古部族。它被认为拥有苍狼和光之子双重的先祖传说。

36 成吉思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历代帝后像》所载肖像。虽然是如此著名的人物，但是几乎没有关于他容貌、风采的记载，肖像画也仅此一幅。还是以中华式的风格画成的，不好说究竟多大程度反映了真实情况

在其更小的一个部族中，一个男孩子诞生了。那就是铁木真，后来的成吉思汗。他的生年有作1155年、1162年、1167年的，无定说。其父也速该，似乎曾是蒙古部内乞颜·孛儿只斤氏的一个实力派人物。然而却早早被人毒死，铁木真无奈度过了充满苦难的青少年时代。其中可以得到确认的事实很少。几乎所有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在1203年秋季幸运地击败强盛的克烈部之汪罕（Ong qan，又作王罕）、掌握了蒙古高原东半部地区的霸权后才开始的。

1204年四月，铁木真击破占据杭海山至按台山的蒙古高原西部的突厥系乃蛮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之前，据有阴山北麓一带、同为突厥系的强大部落汪古部，不接受乃蛮部邀其夹击蒙古的劝诱，来向铁木真通报。至此，高原上与铁木真敌对的强大部族部落，就只剩下了蔑儿乞部。1205年春，铁木真向北进军，最终征服了夙敌蔑儿乞部。这样，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金朝统治下的热河草原和那一带地区，铁木真一鼓作气地拿下了大半个蒙古草原。

尚不十分清楚的真相

围绕成吉思汗及其一生，后世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英雄传说。然而包括容貌在内，他的真实形象尚不确定。作为战斗指挥官，恐怕不只铁木真是出类拔萃的。

在统一高原之时，铁木真至少已经过了四十岁。在游牧民中年龄就算相当大了。他虽然也算出身名门，但是也曾长期居人之下。他具有倾听他人意见的气量和发挥其作用的才能；依托于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政治感觉以及洞悉人们和形势的能力；基于恰当的平衡感之组织者和调停者的素质；还有果敢的实施能力。在这些方面，铁木真是更胜一筹。

在他之前，由于长年的部族割据，各部落内部人们的身份秩序和社会关系处于固定、闭塞的状态。对于希望打破现状的人们来说，不受历来部族关系和门第身份约束的铁木真，大概就成了值得托付自己命运的领袖吧。为此，各种履历和出身不同的人们以一对一的信赖关系集聚到铁木真的麾下。

这样的游牧首领，铁木真之外亦有他人。其中，铁木真是笑到最后的“英雄”。此外，历朝不断侵扰蒙古高原的金国在章宗朝专心致力于社会安宁和文化振兴，并不注重安全保障和军备，由此给铁木真带来的运气也不容否认。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的草地召开了大聚会（忽里台）。在那里举行即位仪式，称“成吉思汗”。人们的集团，人民，蒙古语称为“兀鲁思”。取成为统一中心的“蒙古”之名，称新的游牧联合体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立即着手新游牧国家体制的建设。第一项措施，将麾下全体游牧民重新编成九十五个千户，封创业功臣和同族、勋戚为其统领即千户长，各自分而治之。各千户的成员和组编的过程，不尽相同。大致上是安排同一部族或氏族隶于一个千户之内。至于霸权争夺战时期曾与之为敌的克烈、塔塔儿、乃蛮、蔑儿乞等部族，除了个别功勋卓著者被任命为千户长，不保留其部落整体。这是在尊重牧民们出身和来源的同时，又避免了敌对势力的留存。

蒙古兀鲁思的原点

接着，将这些新编千户中的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诸子和诸弟。分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每人四个千户。分给次弟搠只·哈撒儿一个千户。分给三弟哈赤温的遗子按赤台带三个千户。只有末弟铁木哥·斡赤斤的份子，包含母亲月伦的份额，分到了八个千户，属于破格对待。三个儿子的游牧地，集中分配在蒙古高原西界的按台山方面，三个弟弟的游牧地，相反安排在东方的大兴安岭方面，呈数珠状排列。

三个儿子的千户数总共是十二个。三个弟弟的千户数总共也是十二个。这是在蒙古国建设初期，成吉思汗有意识地将自己家族同等数量的兀鲁思配置在东、西两个方向。这些兀鲁思，后来都一时各自形成了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当时，分属于各兀鲁思的千户成为其基干部队。此时的安排成了后来各兀鲁思发展和命运的决定因素。

除了分封给诸子诸弟总共二十四个千户外，其余的所有百姓都直接归属成吉思汗和他的幼子拖雷，也分为东、西的左、右两翼。两翼的中央，广阔的地域内分布着直属成吉思汗本人的、身兼宿卫之职的亲卫军即一万名怯薛，还有属于成吉思汗私产的、称为“四大斡耳朵”的毡帐群及其附属的牧民们。

各千户的内部，下有百户、十户，任命有三级指挥官，他们和千户长、万户长共同被以“那颜”这一意味游牧贵族的称号相称。构成千户之基础的，不一定严格是一千个家庭（住在同一个毡帐里的人们），而是大约几百个家庭，不过以其为母体大致可以提供一千名战士。取代原先的部族而新编成的千户，是构成蒙古新国家之政治、行政、军事、社会等所有基础的组织，千户长既为行政官又是军事指挥官。

按十进制编成的军事组织、左右两翼的体制等等，构成游牧国家的大的框架，这也是匈奴国家长久以来的传统。成吉思汗将其彻底整合于以自身为核心的指挥系统，使之转变为能够极好地统摄麾下全体游牧民的军事集团。这时成立的集团和组织，成为日后蒙古扩张的根源。

37 成吉思汗以前的欧亚大陆（12世纪）
从金代的12世纪至明代初期，黄河流经山东半岛的南

总之，自蒙古以一个由多部族统一并重组的“兀鲁思”出现之时起，它就已经基本上是现成的国家了。作为组织极善的军事权力体，立即跃上了历史的舞台。拥有十万多骑兵战斗力的机动部队，在当时的欧亚大陆是绝无仅有的。确实在欧亚大陆史上还从未曾出现过。蒙古的做大，可以说几乎就是命中注定的。

38 六兀鲁思形成后的蒙古初期王国

还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即蒙古此后吸纳了绿洲社会，接受了牧农并存的地区，由此不断并入更大范围的定居地区，滚雪球式地膨胀起来。这是因为它在契丹国、西夏、金国、西辽、塞尔柱等先行国家的基础上，自然地接受了它们的知识。蒙古像是逐一赶超之前的历史经验似的，不断扩大着。也就是说，蒙古最终担当了总合历史的角色。从国家、社会开始，各个方面的系统总合，历史性地落在了蒙古的头上。

中亚东半部的雪崩现象

成吉思汗在奠定了新国家的基础之后，立即实施对外征服行动。游牧首领在身为部落内部调整者的同时，当统一的组织建成之后也必须成为对外掠夺战争的策划和实施者。

蒙古在1205年的夏季就已经小规模地攻打过南邻的西夏国。建国后，成吉思汗首先命长子术赤制服了北方的“林木中百姓”。稳固了北方之后，于1208年将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等人的残部追袭至按台山西麓，平定了西边。那时，屈出律正经由畏吾儿斯坦向楚河方面的西辽境内远遁。

当时，占据天山东部、吐鲁番一带的畏吾儿王国隶属于蒙古时代称为西辽的第二次契丹帝国。畏吾儿王国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预见到蒙古国的兴起，杀西辽的少监，于1209年归降了成吉思汗。天山畏吾儿王国的归附，对蒙古国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蒙古可以全盘吸收自唐代以来在回鹘蓄积的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丰富的信息和人才。此后的畏吾儿人，在蒙古的政权内活跃于政治、行政、财务、军事等诸多方面，与蒙古基本上成为一体。

占据天山畏吾儿王国一带的西方、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哈剌鲁，也曾服属于西辽。天山北麓伊犁河谷有穆斯林的阿力麻里王国。它们都不喜欢契丹族的佛教信仰，转而投向了蒙古。

这样，天山周边的众属国同时叛离横跨帕米尔高原东西、形成松散且广大势力圈的第二次契丹帝国。原因显然在于蒙古新国家远比西辽更加强盛。蒙古仅凭其存在的威慑力，获得了其后在中亚以西实现巨大发展的阶梯。西辽所蓄积的统治智慧和方式也得以继续发扬。

征金之战

接着，成吉思汗开始与金国全面对决。1211年春，成吉思汗在怯绿连河畔集结蒙古军队，仅留两千骑兵，率其余所有军马踏上了历时六年的南征之旅。

蒙古军首先指向阴山一带。驻牧在那里的汪古部族联盟已经加入蒙古国，借助汪古军的向导，成吉思汗的军队一举击溃了驻守南麓平原的金军。于是成吉思汗自己在幼子拖雷的陪伴下东进内蒙古草原，袭击了位于今锡林郭勒大草原的金国的官牧场，掠获了大量的军马。

这是远征的最初目的。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马匹。为此，金国一方也从阴山一带经戈壁的南缘一直到遥远的东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绵延建造了称为“界壕”的土墙和壕沟构成的长城，守卫着军马场牧群。由于全部落入了蒙古之手，双方的胜负已见分晓。

本来就在机动力量方面占上风的蒙古军，正处于绝对优势，而金军在开战伊始机动力量即已损失殆尽，不得已只能缩入城内被动防守。蒙古军一鼓作气迫近金国都城中都之守关居庸关的南口。但是看到金军誓死保卫首都，蒙古军遂放弃盲目强攻，暂且退兵至其北邻的内蒙古草原驻扎下来。在这一年，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脱离金国投奔蒙古（第一次战役）。

就这样，在内蒙古越冬、度夏的成吉思汗军于1213年秋初再度南下。此次避开居庸关之险，绕道中都西南方的紫荆关进入河北平原。在那里，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分别席卷了华北、辽西和辽东。作战的目的是摧毁金国大半领土以孤立首都中都（第二次战役）。

1214年春，蒙古的所有部队齐会中都，将其包围。其间，在中都的金国宫廷内部发生了政变，对蒙古怀有敌意的皇帝卫绍王允济被杀，宣宗被扶立。宣宗纳女请和，承诺此后每年向蒙古贡奉白银和丝绸等物。成吉思汗当即接受这些条件，率军撤至内蒙古境内（第三次战役）。

或许按照成吉思汗的预想，对金国的作战就此足矣。因为已经获取了金国几乎所有的军马，破坏了其机动力量。而且，已经占据了丰饶的内蒙古草原全域。至此首次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还成功地吸纳了这一地区散布着的契丹大的部落，它们被就地编入千户体制内，使千户的总数达到了一百二十九个。后世的人们视这些千户为蒙古国的基干部队。契丹族遂成了“蒙古”人。

对于蒙古，契丹族是伟大的先人。被视为蒙古系的契丹人，可以自如地与成吉思汗等人交谈。首先他们拥有契丹帝国和大金国时代总共三百年之久的丰富经验，熟知草原和中华两方的政治和统治。而且，当时的契丹人似乎大多通晓汉语。

即使从战略角度来看，内蒙古地区契丹族的加入，也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是他们在此后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先导的作用。第二，使得另一个契丹族集团即西辽并入蒙古变得相对容易，成为蒙古向中亚以西扩张的导入点。从蒙古来看，契丹与畏吾儿的情况意义不同，契丹族的归降所带来的影响或许更大。

在蒙古军从中都周边撤退的两个月后，1214年五月，金国决定迁都至黄河以南的北宋旧都开封，因为考虑到照此下去国将不保。宣宗及其朝廷在慌乱之中匆忙南下开封。当时，担任首都周边防卫的乣军发动了叛乱。留守中都的金军因此陷入混乱。所谓乣军，是指包括驻守金国北边的契丹族在内的诸部族联军。他们向在中都之北的内蒙古草原驻夏的成吉思汗请求援军。成吉思汗军营里有不久前刚刚归附的契丹人，他们也强烈要求再次进攻中都。

成吉思汗同意再攻中都。由于有契丹军和乣军的配合，于1215年五月攻陷中都（第四次战役）。结果导致黄河以北的华北全境陷入无政府状态。此后，金国龟缩在黄河以南，只是偶尔出击一下河北。

中亚远征与成吉思汗之死

亡命西辽的乃蛮王子屈出律，受到对蒙古怀有敌意的西辽的欢迎，当上了国王的驸马。在成吉思汗踏上远征金国之程的1211年，屈出律勾结曾为西辽属下的花剌子模·沙国的算端摩诃末，篡夺了西辽的权力。

39 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1206—1227）

在这一动向中，本已归顺蒙古的天山畏吾儿王国和阿力麻里的哈剌鲁王国产生了动摇。成吉思汗也不愿看到乃蛮接收西辽而复兴。于是在远征金国回师后的1218年，命部将哲别率两万骑追讨屈出律。哲别追至巴达哈伤将其讨灭。由于蒙古军认可信教自由，曾苦于契丹强制推行佛教之政策的穆斯林们，一致支持蒙古的统治，帕米尔以东的原西辽版图自然成了蒙古的属地。其结果，使得蒙古在向帕米尔扩大领土的同时直接与伊斯兰地域接界。

1219年，成吉思汗命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留守蒙古本土，亲率除札剌亦儿部木华黎所统驻守中原之军以外的全体蒙古军队，出发去进行长达七年之久的大远征。此次远征，还动员了天山畏吾儿王国等属国的部队，真是赌上国家命运的胜负之战。

面对蒙古的进攻，算端摩诃末没有集结花剌子模的军队，而是各城各自防守为战。可是蒙古军的进攻与征金国时截然不同。实实在在地包围并攻陷了讹答剌、毡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等大城市。失算的摩诃末渡过阿姆河逃往呼罗珊，尽管有心挽回颓势，然而国王的悲怜出逃使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花剌子模军迅速丧失了斗志。各个城市和部落，开始擅自行动，开战后大概两年，花剌子模·沙国实际上已经解体。远征军于1225年的春天胜利返回蒙古本土。

回师后的成吉思汗没有停歇，又去攻打曾拒绝参加西征的西夏，在西夏的国王末帝李睍开都城中兴城投降的三天前，逝世于六盘山的夏营地。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时，蒙古的疆域东起满洲地区西至呼罗珊。成吉思汗是一位纯粹的游牧君主。处在他这一时点的蒙古国，称为草原帝国是最合适的。

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

金国的灭亡

在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国中，不存在固定的汗位继承制。不过幼子拖雷生前与父亲一同行动，继承了成吉思汗大部分的军队和财产。曾代理国政两年的拖雷，于1229年秋季在怯绿连河畔召集同族的诸王、贵族、族长们举行大聚会，推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为新的君主。

在此次忽里台上，蒙古决定倾全力讨伐金国。以新帝窝阔台为首，全族的实力者都参加了对金国的作战。为了巩固广大的区域，诸部队散布于各地。能够投入此次战役的蒙古军才不过五六万人。对方金军的数量超过二十万，而且将军队集中于恃黄河为天险的首都开封和陕西的京兆两大城市，固守其间的潼关。进攻这一重军把守的地带、消灭金国，不管怎么说都是困难的。

蒙古采取了传统的三翼进攻战术。即在察合台留守蒙古本土至西方之间草原地带的基础上，拖雷的右翼军经陕西长途绕道南宋境内的丛山，抵达开封的背后；斡赤斤率领的左翼军从河北、山东进至开封东面的黄河（当时黄河是南流的）；窝阔台亲率的中军经山西徐徐南下，活动于黄河北岸，伺机渡河，自北面以图开封。

最为困难的是拖雷的右翼军。他们首先独自击溃了守卫京兆地区的金国大部队。进一步强行突破了位于陕西、四川、河南交界地的难行山路，于1232年正月在开封南郊的钧州三峰山之地与金军的主力展开了决战。拖雷军有一万三千人，面对的金军达十几万。拖雷军下马，挖战壕以避金军的攻势。当时正值严冬时节，两军都处在饥饿寒冷中，战斗陷入了持久战。预知寒流和大雪将至，拖雷军跳出战壕突袭金军，将其一举歼灭。丧失了主力，金国的气数就此终结。

与拖雷会师后的窝阔台，仅留速别台的一支部队以包围已成空城的开封，自己与拖雷一起北行。当时，开封城内逃进了至少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大量人口。金哀宗和属下逃出局势不断恶化的开封，企图东山再起。由于在黄河以北的行动并不顺利，遂再次渡河，逃入邻近南宋边境的蔡州。这时候，与蒙古缔约的南宋方面派兵来袭。蒙古方面也有小股部队赶到。两军夹击，金国于1234年在远离故土的南方之地灭亡。

40 第二次对金作战的进军图

窝阔台政权的新规划

金国的灭亡成为蒙古国的转机。而在结束开封之战北还的途中，1232年九月，拖雷突然因病离世。拖雷的去世对窝阔台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掌握着成吉思汗以来大多数千户的拖雷，曾是蒙古最具实力的人。拖雷的去世，避免了任何内讧的发生。窝阔台成了包括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别吉所领原有部落民在内的全蒙古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

1234年至1235年，窝阔台信心十足地连续推出新的政策。首先，自1234年春季至夏季，在斡耳寒河流域的行营召开忽里台，犒劳家族的诸王以及功臣，然后颁布了全体游牧民应遵守的各项规定。这是对成吉思汗所制定的大法令的补充，是向常常缺乏统一约束的各诸王、千户属下的蒙古部落民们申明他们始终处于中央权力的框架之内。

1235年年初，宣布建设新都哈剌和林。同时实施从那里向全蒙古境内铺设驿传（站赤）网的大计划。历史上著名的站赤制度，可以确认突厥时期即已有之，而蒙古是直接从契丹人学来的。

按目的分类不同的几种驿传网，将广大的国土和哈剌和林联结起来。只是哈剌和林城作为都城，规模太小。从窝阔台到后来的蒙哥，蒙古朝廷依季节在斡耳寒河、汪吉河两河之间的河谷地带游动，保持着游牧帝王的生活方式。对处于游动途中的哈剌和林，除必要时很少入城。哈剌和林遗址，现在正由蒙古国和德国联合开展发掘调查。

夏季刚至，窝阔台就在新都郊外的草原上再次召集了忽里台。在起初的一个月间，频繁举行名为“拖亦”的宴会，然后进入讨论。就在那时策划了东、西两大远征。

一个是由术赤的次子拔都为总指挥的对钦察和不里阿耳方面的西征。另一个是以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为总帅的对南宋的进攻。与此同时，还决定分别向东边的高丽国和西边的怯失迷儿派遣一支部队。向全蒙古下达了每十户出兵二人、一人参加拔都的西征军、另一人参加阔出的南征军的命令。这是为了不打乱蒙古本土的基干部队而组建了新的军团。在全蒙古平均分配远征之负担和战后利益的做法，成为此后的定制。

陆上的世界战略

以拔都为主帅的西征军，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诸王家族提供的部队为核心组建而成。1236年春，各自从驻营地出发，首先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王国。

1237年初春，袭击了游牧于伏尔加河和南俄草原一带的突厥系的钦察诸族。钦察分为几个大的部落，势力强大。蒙古军消灭了其中一部分，收降了大部分。蒙古军因此一下子数量增长了几倍。此次西征之后，南俄草原成为术赤家族的根据地。而钦察族构成了术赤兀鲁思之游牧战士的主力，因此波斯语称这片草原为dasht-i Qipchaq即“钦察草原”，它也是术赤兀鲁思的别称。

征服钦察族的同时，又使高加索北麓的薛儿客速等族也归降了。就此完成了当初的目标。西征军召开会议，议定向名为罗斯的斡罗思进军，并得到了窝阔台的认可。就这样，历史上著名的蒙古对斡罗思和东欧的入侵拉开了帷幕。由于此后的发展过程远离中华之地，暂且省略，稍后的下文会作详述。

总之，正当西征军席卷东欧、准备从匈牙利草原向西挺进之时，拔都于1242年三月接到了皇帝窝阔台去世（1241年十二月）的消息以及西征军撤兵的命令。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即将毁灭的前夕得到了拯救。

西征军中原属察合台、窝阔台等家族的部队，直接回师。但是拔都没有返回蒙古本土，而是止步于伏尔加河畔，将那里作为了自己的大本营。由此，术赤家族的领地东起初代首领术赤受封之按台山西麓的也儿的石河流域，西经哈萨克大草原和斡罗思，直抵多瑙河河口处。

以阔出为主帅的南宋进攻战开始于1236年。之前，蒙古与南宋签订了夹击金国、南北共存的协约。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澶渊体系。然而，南宋在金国灭亡之后背约，引兵北上，占领了开封和洛阳。少数留守的蒙古军向洛阳的南宋军队发起进攻，结果不分胜负。僵持之间，缺乏粮食的南宋军不得已放弃两座城市撤退了。取南宋的年号被称为“端平入洛之役”的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令人担心，因为那是一次仅靠半程的粮食供应而在人烟断绝的河南之地急行大约四百公里的鲁莽行动。结果不出所料，酿成了惨重的败退。

顺带说一下，在蒙古时代以后，中国的文人们以此事为“蒙古的背约”，随意大肆进行非难。然而从当时南宋政府内的议论中，可以清楚获知南宋一方背约和行暴的事实。结果正如当时北伐反对派们所担心的那样，将并无开战之意的蒙古拖入了与南宋的全面战争。南宋的确是自己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41 窝阔台时期的蒙古帝国（1229—1241）

却说主帅阔出所率领的中军，本应经连接中华本土南北之地的汉水流域南下，直抵长江流域，但是由于主帅阔出在刚刚开战不久的1236年十一月就死于阵中，失去主帅的中军遂撤退了。为此，整个作战计划被打乱，蒙古军没有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分散向边界地带的南宋城市靠近，展开了艰难的苦战。而对手南宋一方，名将孟珙抓住蒙古军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弱点，频频出击，接二连三地收复陷落的城市，最后甚至夺回了汉水中游的要冲襄阳及其南岸的樊城。到了1241年，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蒙古在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之前，窝阔台去世了。南宋征讨战自然取消。

帝国的摇曳

与窝阔台的去世相差不多同时，曾一直鼎力支持其统治的察合台也去世了。至此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全都故去了，帝国将移交给成吉思汗的孙辈。

1246年，在实力派拔都缺席的情况下忽里台勉强召开，参加聚会的人们屈从于窝阔台的第六皇后摄政脱列哥那的意志，选贵由为第三代新皇帝。贵由效仿其父窝阔台即位伊始即亲征金国的举动，宣布将亲征伊朗以西之地，于1247年八月将宿将野里知吉带所指挥的一支队伍作为先遣部队派往伊朗方面。1248年四月，贵由声称将返回位于叶密立河畔的个人领地而西进，途中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他很可能是被拔都派出的刺客暗杀的。

拔都以向贵由表示臣服为幌子，从伏尔加河畔出发，当时已经到达距离贵由不太远的地方。拔都在阿剌·哈马黑山的夏营地得到贵由的死讯，遂就地驻扎，凭借自己的军力下令贵由的正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同时在那里召开了忽里台。窝阔台家族的多数人拒绝参加，提出应在蒙古本土召开忽里台。此次忽里台成了主要以术赤家族和拖雷家族为中心的皇家会议。

在阿剌·哈马黑山的第一次会议上蒙哥被推举为新汗，但是遭到窝阔台家族的否认，因贵由的支持而当上察合台家族首领的也速·蒙哥也表示反对。经过了两年间的斡旋交涉，于1251年七月在成吉思汗以来的大汗驻营地怯绿连河畔强行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尽管窝阔台家族的一部分人没有参加，蒙哥还是在术赤·兀鲁思之大军的护卫下登上了汗位。

蒙哥的光芒

当上了第四代蒙古大汗的蒙哥即位后，开始严惩曾经反对过自己的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人们。在天山北麓一带呈连锁状分布的窝阔台家族的领地被细分，军队也被剥夺。蒙哥还把察合台的领地分给了拔都等术赤家族的人们。察合台家族仅剩了伊犁河谷周围的领地，失去了以往的盛况。

蒙哥在全帝国范围内对窝阔台一派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肃清，在稳定帝位的同时，打算整顿持续了十多年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从表面上看这方面似乎是成功了，但是由于措施过分强硬，反而增长了皇室内部的仇怨。不论是皇族还是将士，作为同样的蒙古人总是有种独特的一体感，这曾是强大政权和广阔领土的支柱。然而，如今帝位成了可凭武力夺取之物，使漫布在全蒙古的融洽情感受到了伤害。家家户户、人人变得为利害关系所驱动，因相互猜忌、疑神疑鬼而勾起的骨肉相争一触即发。使蒙古产生内讧和分裂的导火索，可以说是由蒙哥点燃的。

蒙哥在新政权的各个部门进行了强有力的部署。他将帝国分为四份，基本构想是：从中亚至斡罗思占地广阔的术赤·兀鲁思交给拔都。其余地区由拖雷的四个嫡子分担，从内蒙古草原南至中华之地，派次弟忽必烈经略统治；阿姆河以西的西亚全境，派三弟旭烈兀经略统治；自己则居蒙古本土以统治全国；令幼弟阿里·不哥留守拖雷的领地。

整顿了新体制，蒙哥遂向东、西方向派出了大规模的远征军。1252年，派遣以忽必烈为主帅、老将速别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副将的大军出征云南大理。取道吐蕃东部进军的这支队伍，一路上遭遇了几次渡过大河的险境，又为瘟疫所苦，据说损失的士兵十之七八。在经历了异常艰难的跋涉之后，终于在1253年抵达了大理国，其国王段氏投降。

向西方，于1253年派出了以旭烈兀为总指挥的军队。包含术赤等家族提供之部队的远征军，稳步进军，于1256年阳历一月一日如期渡过了构成传统“伊朗之地”东部边境的阿姆河。其后，对星罗棋布于厄尔布鲁士山中的亦思马因派的多座山城，采取谈判和交战两种攻略手段，于同年十二月降服了教主鲁克奴丁·忽儿沙。接着，经由哈马丹街道包围了报达城。1258年二月，不战而入，杀了称降的哈里发谟斯塔辛。阿拔斯朝存在了三十七代而亡，五百多年间曾为伊斯兰世界之中心的报达随之地位下降。

旭烈兀的军队继续进攻叙利亚，于1260年二月攻陷了阿勒颇，四月，乞都·不花所率领的前锋军攻陷了大马士革。就在此时，驻留阿勒颇的旭烈兀接到了蒙哥去世的消息。旭烈兀决定立即返回蒙古本土。旭烈兀将叙利亚方面的蒙古军交给乞都·不花，撤向伊朗方面。但是当他在桃里寺得到其兄忽必烈已经即位的报告，遂放弃觊觎帝位，准备以远征军为基础，在以伊朗为中心的西亚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42 旭烈兀西征军的进军图

1256年至1257年间，皇帝蒙哥和领有中国之地的忽必烈之间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围绕经营中国和远征南宋的方针，二人之间确曾产生了分歧，并成为他们对立的主要原因。忽必烈一经降服了大理国，立即将云南方面的经略交给兀良合台，自己返回了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大本营。其后，他不慌不忙地利用汉人智囊团，专心致力于对华北的统治。1256年，在大本营的一角建起了名为开平府的中华式都城。对待南宋国，没有采取窝阔台时代那种速战速决的强攻政策，而是保持了一种审慎行事的态度。

43 征南宋，鄂州之役进军路线图

1256年，针对忽必烈的这种策略，蒙哥决定甩开他亲征南宋。1257年，命斡赤斤家族的首领塔察儿率左翼军先发，进攻襄阳和樊城。同时，从中央政府派心腹阿蓝答儿等人前往忽必烈的领地京兆地区和河南一带，展开大规模的官吏考察，揭发出不少忽必烈的汉人臣僚。

不料塔察儿的左翼军攻樊城不下，随即撤兵。蒙哥的作战计划一开始就遭遇了挫折。盛怒之下的蒙哥一边严责塔察儿，一边只得改派忽必烈。1257年年末，忽必烈赶到兄长蒙哥跟前，二人表面上看似达成了和解，然后以忽必烈参战的形式重新制定了进攻南宋的计划。

1258年，在六盘山驻夏的蒙哥率领四万军队进攻四川。而忽必烈应从位于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武汉）进攻南宋的都城杭州，但是他在出征前的准备上花了不少时间。再说途中于河北之地与塔察儿的左翼军会合、组织汉人军阀什么的，又耽搁了不少时间。于1259年八月总算抵达了位于淮水之北的汝州。

其间，蒙哥亲率的主力部队受阻于据守山城的南宋军，进展迟缓。顾虑到夏季的酷暑，军中出现了北还的强烈要求，但为蒙哥所否决。部队继续留在四川作战，可是军中发生了疫情。有可能是霍乱，不是鼠疫。战将一个个地倒毙，蒙哥本人也在位于钓鱼山附近的大本营去世了。时在1259年八月。

陆海超地域帝国

忽必烈的政变政权

由于皇帝蒙哥执意亲征且猝死于前线，使蒙古帝国陷入了大的动荡和危机之中。当时，帝国的实力派人物、蒙哥的盟友拔都也已经去世。于是经过短暂的曲折过程，其弟别儿哥即位，居住在伏尔加河畔的大本营。

西征中的旭烈兀居叙利亚，忽必烈居中华本土的大致中央地带。隶属蒙古中央和右翼的大多数诸王、诸将，作为蒙哥的主力部队滞留四川，塔察儿统率的左翼诸王军镇守位于淮河下游的荆山。留守蒙古本土的只有阿里·不哥一人。情势向原蒙哥政权首领们支持的阿里·不哥一方倾斜。

从与兄长蒙哥对立到再度被起用不久的忽必烈，在争夺继承权方面，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兵力上都处于劣势。但是忽必烈决定赌一场。他不仅没有北还，反而竟强行突破长江包围了鄂州。鄂州本是约定与兀良合台军会合的地点，他们将从云南出发，从安南方面插入南宋境内，突破其中央地带前来会合。

形势发生了逆转。塔察儿所率左翼诸王的大军决定并入忽必烈军。以此为契机，曾在观望形势发展势头的中华方面的各派势力都争先恐后地倒向了忽必烈一边。即使在四川的蒙哥军中，除了护送蒙哥的灵柩返回蒙古本土的部队外，出乎意料地有相当多的人最终跟从了忽必烈一方。蒙哥军中有一个拖雷的庶子木哥，他与忽必烈同年，母亲曾是忽必烈的乳母。木哥被委派全权署理蒙哥军的遗留事务，对忽必烈来说是一件幸事。

忽必烈的阵营一时间迅速扩大。忽必烈留一支部队等候兀良合台，自己匆忙北上。回到其位于中都东北郊的原冬营地，在那里发令召集自己一派的各部队集合。忽必烈及其同党的大军团在这个驻营地度过了1259年至1260年之间的冬季。之后，于1260年三月在位于内蒙古草原的根据地开平府召开了自己一派的忽里台。

到会的主要人物是以塔察儿为首的左翼诸王，以及五投下等左翼诸将。右翼王家中，仅有察合台家族的庶支阿必失哈和阿只吉兄弟、窝阔台的庶子也可·合丹等少数旁系人物参加。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力上，忽必烈派显然都是以帝国东方的左翼势力为基础。会议在掌有左翼最大势力的实力者塔察儿、还有搠只·哈撒儿之子即以善射闻名的帝国第一长老移相哥的主持下进行。六月四日，忽必烈可以说是在预谋下即了位。那一年他四十六岁。

阿里·不哥方面，也宣布举行蒙哥的葬礼并召开忽里台，同时迅速派遣原蒙哥政府的要人前往全国各地，持续开展争取多数人和征发军队的工作。当忽必烈派明显形成敌对势力时，阿里·不哥就在忽必烈即位的下个月于哈剌和林西郊的按坦河举行了即位仪式。

在阿里·不哥麾下，聚集了蒙哥的儿子们以及察合台家族的女主人兀鲁忽乃、成吉思汗的庶支阔列坚家族的兀鲁兀台等帝国中心地区和右翼的实力派人物。在远方的术赤家族，其首领别儿哥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这无疑证明其对阿里·不哥宗主权的认可。在名分上，任何人都清楚阿里·不哥是正统的大汗。与之相反，在那个时点忽必烈一方就是叛军。

可是帝位已经变得与正统性没有什么关系，仅凭实力就可以了。开战后不久，忽必烈军就击溃了阿里·不哥军，进驻首都哈剌和林，一度控制了蒙古本土。在另一个主战场的陕西、甘肃方面，活跃着忽必烈的亲信即著名谋臣畏吾儿人廉希宪，他迅速拿下了京兆和六盘山两大据点。又进一步与从蒙古本土南下反争夺而来的阿蓝答儿所指挥的大军展开激战，凭着甘肃本地建有兀鲁思的合丹家族只必·帖木儿的支援，彻底消灭了阿蓝答儿大军。忽必烈一方在军事上的优势，从战役一开始就确立了。

退往蒙古高原西北地区的阿里·不哥表示投降。忽必烈留移相哥指挥的一支部队驻守哈剌和林，自己返回了开平府。然而，阿里·不哥得到强大的斡亦剌部的支援，战斗力得到恢复，遂谎称投降而接近哈剌和林，突袭并击败了移相哥军。于是一鼓作气强行穿过戈壁，打算直取忽必烈的根据地开平府。忽必烈一方面临危机。不过左翼诸王和五投下等紧急发兵，经过两次大的会战，阿里·不哥军不能获胜，撤兵而去。

其后，双方隔戈壁相持，胜负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一直以来，哈剌和林的政府机构和居民都仰仗来自华北的粮食供应。可是自从忽必烈禁运后，哈剌和林逐渐断粮，阿里·不哥军的斗志也随之迅速低落。为此，阿里·不哥以领主的地位为诱饵，让在自己军中的察合台家族的旁支阿鲁忽承诺运送粮食，然后派他出发。不料阿鲁忽一到位于伊犁河谷的察合台家族的大本营，从兀鲁忽乃手中夺取了领主之位后，立即向阿里·不哥举起了反旗。

受惊的阿里·不哥离开哈剌和林，向伊犁河谷进军，击败了阿鲁忽的队伍。阿里·不哥军于是在丰饶的伊犁河谷一带扎营越冬。那时的阿里·不哥心高气盛，杀死了前来投降的阿鲁忽一方的所有士兵。对“蒙古”同胞的这一暴行，成了阿里·不哥的致命伤。加之第二年春天，严重的饥荒袭击了伊犁河谷，结果阿里·不哥军四散，阿里·不哥携原蒙哥政权的将领们于1264年亲自到忽必烈军前表示臣服。

就此，历经四年震撼帝国的内战终于结束，忽必烈成为蒙古唯一的皇帝。其政权，正式名称为“大元大蒙古国”，简称“大元兀鲁思”（中华式的通称是元朝）。它是由帝国东半区的左翼势力为核心发动的军事政变所建立的，这次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蒙古帝国以及欧亚大陆世界此后的走向。

李璮的野心

忽必烈即位之时建年号为“中统”。即意谓“达到一统”。但是在帝位争夺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即中统三年（1262）的二月时，山东爆发了李璮的造反。

李璮是在以山东益都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发展势力的汉人军阀。忽必烈即位后，授予李璮江淮大都督之号。这意味着将淮河至长江的海上前线全部委托给了他，所以是个相当高的待遇。但是，李璮以防备南宋为借口，在驻扎地淮河的河口处按兵不动，没有响应出兵打击阿里·不哥的命令。当战况由开战初期忽必烈派占有优势似乎要向阿里·不哥一方转变时，他却向忽必烈举了兵，可是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灰心丧气的李璮为益都城池的狭窄和城墙的不牢固感到担心，于是占领了西邻的汉人军阀张宏的大本营济南，与人数不足一万的部下同守其中。

1261年末忽必烈在开平府附近遭到阿里·不哥军的进攻，刚刚将其击退。那年冬季，为了防备阿里·不哥军的再次袭击，不仅令主力的蒙古左翼军分散驻守在内蒙古草原上，还征调了一部分汉人军阀的队伍驻扎燕云地区的战略要地。一开春，阿里·不哥军放弃蒙古本土转向伊犁进发，忽必烈得知消息后立即亲率蒙古骑兵控制了哈剌和林，并准备继续追击阿里·不哥军。就在此时，报告李璮举兵的急使赶到，忽必烈只好撤军。

对于忽必烈来说，他现在是腹背受敌。不过，毕竟正面的敌人是阿里·不哥军，因此主力的蒙古军都返回了蒙古本土。针对李璮，他令哈撒儿家族的旁支诸王合必赤和老将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率领少数的蒙古军作为督战部队，此外就只能主要依赖华北汉人军阀的力量了。忽必烈依照从益都脱逃而来的汉人智者王磐和大谋士姚枢的意见，对汉人军阀势力进行了总动员。于是，围绕李璮据守的济南，设置了向山东全境呈环状伸展的多重防线。几次从南宋赶来的援军，全都失败而归。

死守济南的李璮军，已经孤立无援。在被围四个月后，粮食断绝，李璮投身跳入了大明湖。但是没有死成，被救上来，由史天泽在阵前斩首。这样，事件本身出人意料地迅速结束了。在事件刚发生后不久，有山西太原地方的达鲁花赤和总管被抓，由此获知李璮曾通过他们联系阿里·不哥之事。以太原为首邑的山西北半部地区，全境都是察合台家族的领地，所谓达鲁花赤和总管，分别是领主一方和当地一方的首要管事者。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的皇帝。即使对于汉人军阀来说，支持前途未卜的忽必烈政变政权本身就是危险的举动。顺带说一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事件以往被称为“李璮之乱”等，正如“阿里·不哥之乱”的称谓一样，都只能说是一种不自觉之间从结果逆推忽必烈政权为合理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李璮的造反及其带来的连带影响，都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军阀的戒心。他听从姚枢和史天泽的建议，剥夺了大小军阀在各自领地所拥有的世袭兵权，要求他们转而担任行政职务或充任怯薛。又将希望继续留任军职的人们派往与南宋接壤的军事驻地。

与此同时，忽必烈大规模整顿地方行政区划。以蒙古的投下领地为基础，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划，行政单位也改为了路、府、州、县的体制。这些情况乍一看，似乎是与至金代为止的中华历代行政区划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变动，但实际上是对自窝阔台朝“丙申年分土分民”以来大约三十年间汉人军阀统治下所实行的既定方式进行了确认，使之正式化。

走向多元复合的帝国

1264年，当阿里·不哥派彻底投降之时，在帝国内除了直接控制东半部的忽必烈之外，还有三支大的政治势力在中部、西部形成鼎立之态势。那就是术赤家族的别儿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还有正跻身为中亚实力派人物的察合台家族的阿鲁忽。其中，别儿哥原来就一直支持蒙哥—阿里·不哥体制，而旭烈兀和阿鲁忽都因非法自立，所以立场与忽必烈接近。

在军事法庭上决定处置阿里·不哥及其部下的忽必烈和塔察儿等人，为了了解对此举的态度，派使者前往西方（别儿哥、旭烈兀、阿鲁忽）这三人之处。对此，阿鲁忽提出承认自己袭封为察合台家族首领的问题，并建议召开统一的忽里台。接着，旭烈兀以别儿哥的参加为条件，表示赞同其建议。最后，别儿哥也勉强承诺将参加1266年的忽里台。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事件。西方的这三个人竟然相继离开了人世。1265年，先是旭烈兀去世，本打算趁旭烈兀·兀鲁思混乱之机进攻的别儿哥，也在翻越高加索山南下的途中突然死于军营。到1266年，阿鲁忽也病死了。随着三巨头的死亡，各兀鲁思内部围绕推选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混乱，统一忽里台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尤其是阿鲁忽的突然去世对忽必烈造成了直接的沉重打击。以此为转折点，中亚再次滑向混乱。在这种状态中，窝阔台家族的海都即将兴起。

忽必烈直接统治整个帝国的计划因西方三巨头的去世而搁浅。此后，虽然忽必烈一直没有放弃直接统治西方的企图，但是他所直属的政权实际上也只能仅限于东方帝国。尽管如此，他仍然无疑是全蒙古唯一的大汗。他的宗主权，不仅旭烈兀·兀鲁思认同，即使是术赤兀鲁思和海都等人也不能否认。

44 成吉思汗家族的谱系

所谓蒙古帝国“分裂”或“解体”的看法，只能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印象。蒙古帝国本来就是一个联盟体，以多重结构为特质。即便说是内部对立，也与异种国家间的对立不同，不过是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中的内部矛盾而已。只是忽必烈作为大汗对现实所能施展的力量与蒙哥及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襄阳之攻防

忽必烈于1260年三月举行即位仪式后，下个月即派郝经作为使臣前往南宋朝廷，通报自己即位之事，同时提出就半年前从鄂州撤军之时与南宋丞相贾似道所订立的停战协议进行再议。他或许是想重现澶渊体系吧。然而贾似道却隐瞒停战协议之事，因谎报击退蒙古军而俨然成了救国的英雄。因此当郝经一行刚一进入南宋境内，贾似道就下令在真州扣留了他们。南宋就这样自己关闭了通往和平共处的道路。

阿里·不哥投降后不久，忽必烈改元为“至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及其谋臣们开始实施进攻南宋的行动。首先用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作战计划。忽必烈借鉴镇压李璮的先例，决定此次战役由汉人部队和分别驻守华北各要地的蒙汉混编“新蒙古军”充当主力。纯蒙古军只有阿术直接指挥的不足两千人，作为督战部队。

忽必烈在开封设置了兵站基地，派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马月合乃和穆斯林的阿里别等财政官员建立水陆联用的补给网络，积蓄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物资。在各种准备和后援体系全部到位之后，至元五年（1268），南宋攻击战首先在位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以及对岸的樊城这对连体城市打响。

南宋一方也很重视襄阳和樊城，派实力派军阀吕文焕率其主要由私家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驻守。对于蒙古来说，襄阳是个积怨很深的地方，三十年前因阔出去世而被南宋夺取，十年前又因塔察儿进攻失败招致蒙哥的亲征、后来也在此去世。襄阳、樊城之战，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阿术、史天泽、刘整等人率领的蒙古军，从一开始即放弃全力攻城，而是围襄阳和樊城修建方圆达一百多公里的巨大环城，将两城完全封锁，采取以军事和断粮并行的进攻战术。又依照刘整的进言，预先建造战船五千艘停泊于汉水之上，新训练水军七万多人，以应对己方不擅长的水战。

南宋方面开始以为是一次性的进攻，并没有当回事，可是当意识到这是一场与以往蒙古军作战风格迥异的持久战时，大为震惊。1271年五月，总算派出以范文虎为主将的十万大军增援襄、樊二城。南宋军从水陆逼近，然而积极训练只待此日的蒙古军，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迎击，水陆两军完美协作，彻底粉碎了来敌。

不可置信的彻底失败，使南宋政府一蹶不振，甚至没有准备组织再次增援。被包围的吕文焕军完全陷入孤立，但仍然坚持固守，支撑了两年。1273年一月，樊城终于陷落，蒙古军遂将汉语称作“回回炮”的弹射式投石机对准了彼岸的襄阳。

所谓回回炮，是波斯语称作manjanīq（词源是希腊语mihanikos）的一种攻城武器，应忽必烈之邀，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派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技师，由他们制造并操作。巨大的石弹不断摧毁着襄阳的城楼。在首次见识到的新兵器的可怕威力面前，襄阳的守兵最终失去斗志。事已至此，吕文焕遂于二月率全军投降。

对于经历了六年围城之苦的吕文焕及其部下，忽必烈下令热情款待，授予其主力以忽必烈直属侍卫亲军的称号，让吕文焕坐上了意味襄樊及汉水之地最高司令官的襄汉大都督之位，以示慰劳。或许是出于对其一直以来的态度和表现比较放心，忽必烈才给予了更高的地位和名分。这一举动使吕文焕及其将士们无不心生感激。吕文焕等人愤恨南宋朝廷对自己的军队见死不救的态度，为了报答忽必烈的殊遇，他们表示将全力投入对南宋的征讨战。

轻取南宋国

南宋征讨战迎来了突然的转折。蒙古利用一年的时间重新改订总体作战计划，大规模开展兵员、军备和粮草等战备工作。重新组织战线，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指挥。又将李璮原属部队以及狱中的囚徒充军，组成囊括华北、河南之兵的大军团。

1274年，南宋进攻战拉开帷幕。伯颜和阿术所率领的主军二十万兵，沿汉水而下，博罗欢指挥的别动队从东路直指扬州。就连战线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四川，各部队也同时发起进攻，蒙古军在南宋边境全线发动了总攻。

伯颜的主军，采取与吕文焕的先锋船队一起顺支流迂回至长江的奇策，全军成功地安全渡江。南宋最可倚仗的防卫体系“长江天险”已经失去意义。南宋丧失了阻止蒙古军前进的最后机会，鄂州的守备部队不战而降。蒙古军轻而易举地成功掌握作战的关键，即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获得了重要的立足点。

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投降，对南宋的将士造成了冲击。抵抗已无济于事的消极情绪不胫而走，出现了各地守军相继投降的连锁现象。而蒙古军主帅伯颜严禁部下行暴、抢掠，并优待南宋降将，原职留用。为此，江南诸城和士兵百姓放心地开城门归降。

促使敌方不战而降、化敌为友乃攻略南宋的捷径，忽必烈的这一基本战略完全正确。随时收编南宋降军的蒙古军，发展成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水陆两军齐头并进，开始横渡长江。掌控南宋朝廷的贾似道，摆出一副为舆论所迫的姿态，率大军出阵了。1275年三月，南宋向伯颜提出十六年前的停战协议，但是被一笑置之，决战已不可避免。南宋军虽说仍然拥有军马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但都是拼凑起来的，因此当小股先锋部队在长江中游的小岛丁家湾吃了败仗时，全军瞬间不战而亡。

经过这一仗，南宋的气数已尽。襄阳城投降之后，蒙古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1276年阴历一月，南宋的都城临安不战而降。蒙古军的作战只是成了一场行军。南宋摄政的皇太后谢氏携七岁的恭宗显献上传国玺和降表投降。年幼的皇帝和皇室以及高官们一起，由伯颜护送北行。忽必烈赐恭宗以瀛国公之位，对其家族和高官们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随着临安的投降，江南各地就像早有准备似的，顷刻间臣服于蒙古。

至此，中华的南北迎来了约五百年不遇的统一。这不简单是一次再统一，而是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中华”这块土地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临安城门打开之际，南宋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卒反叛，携恭宗的哥哥广王昺和弟弟益王昰两个小皇子逃往福州。文天祥也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逃脱，往各地呼吁举兵，窜入江西。不断更换临时停泊地而漂泊海上的“流亡朝廷”那里，据说还聚集了不少人，然而无奈的是，它已经不具备实战的意志和能力了。

在我看来，在大陆坚持抵抗的文天祥，是个空怀斗志却缺乏度量、将才和声望的人。蒙古方面的主帅伯颜北还，直奔北方战线，留守部队分散展开清剿战。江南的军民在蒙古的统治下安定下来，除了畲族等特定的一些山地民，基本上无人响应流亡朝廷和文天祥。流亡朝廷和文天祥很快就被追得走投无路了。

1279年二月，流亡朝廷流离失所，遁入广州湾内的厓山。在那里遭到了汉人军阀张柔之子张弘范和西夏王后裔李恒所率蒙古军的攻击。下级军官出身的主谋陆秀夫，背着“幼帝”昺纵身跳入海中。很多人葬身于波涛，南宋的残影就此消失得一干二净。还在厓山之战发生前，文天祥就因失策而成为阶下囚，被送往忽必烈处。爱惜人才的忽必烈，或许是考虑到文天祥的“气节”、哪怕是虚名也会发挥些作用，于是极力劝他做官。可是文天祥本人非常固执，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声，坚持就死，成功地博得了后人的赞誉。

高丽国的变身

草原和中华的大统一，带来了远超其自身的更大规模的扩展。陆地上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又向海上进军，把海洋也纳入体系，发展为一个将欧亚大陆陆地与海洋两头连接起来的超地域帝国。下一步骤的阶梯和会合点，首先是原南宋境内的江南之地，其次是朝鲜半岛。

蒙古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的1214年，那时在辽东制造分裂、谋求独立的“黑契丹”即原来自称“哈剌·契丹”的一部分契丹人，强行进入了高丽国。当时，蒙古的追兵与高丽国协力消灭了他们。但是后来高丽国称臣后，在向高丽国提出贡物要求的蒙古和观望中国形势发展而态度暧昧的高丽国之间，不信任感升级，从窝阔台时代起就反复出现蒙古军的入侵以及随后的讲和。

当时，高丽王室王氏丧失了实权，进入了与日本一样的武人政权的时代。对蒙古持强硬路线的武人势力，将国都从开城迁往江华岛，坚持不惜半岛全境化为焦土也要抵抗到底。

局势随着忽必烈政权的出现而彻底改变。当年忽必烈从鄂州北上争夺帝位，正在元朝入质的高丽国世子王倎到襄阳郊外出迎，二人从此关系近密。忽必烈即位后，册封接父亲讣报准备回国的王倎为高丽国王，并派兵一路护送。庙号为元宗的王倎，也企图借助与新帝忽必烈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夺回实权。1270年，他不顾武人们的激烈反对，把都城从江华岛迁回开城，向内外宣布了臣服蒙古之意。

以与蒙古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为盾牌压制武人势力的元宗，在立场不同和想法各异的武人中都招致了反感，形成了两种舆论。其中，被称为“三别抄”的高丽常备军主张反元宗、反蒙古，发动了叛乱，占据半岛西南的珍岛，拥立王族成员王温，另立政府。高丽分裂为几股势力。

当襄阳、樊城攻坚战持续进行之时，蒙古驻军和高丽政府军在高丽国内协同作战，讨伐三别抄，大致在襄阳投降之时将其制服。高丽王室王氏，以蒙古驻军为后盾发起了“王政复古”。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达成了国内的再度统一。这样，高丽王国成为忽必烈朝最忠实的附属国，历代国王与忽必烈家族通婚，当上蒙古语所说的“古列干”即驸马，基本上成为忽必烈皇族的一员。

如何看待蒙古对日本的侵袭

忽必烈政府谋求通过高丽国与日本进行接触。1266年，被派为使臣的黑的、殷弘首先抵达了巨济岛，但是他们畏惧“风涛险阻”，放弃渡海而返。其后直到1273年间，前后共有四批蒙古使臣到达日本的大宰府，国书遂被送至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然而日本方面认为其书信无礼而未曾回复。

以往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书信的内容盛气凌人、要挟日本，所以日本只能这样做。但那是一种误解。与历代中国王朝的外交文书相比较，倒不如说蒙古的书信姿态低得惊人。不能认为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就有意开战。几次漠视蒙古正式的国书，又滥杀使团，不能不说日本一方违反了规则，即便被理解为蒙古表达了求战的意思，也有无奈的一面。

1274年，忽必烈政权终于发动两万七千人左右的驻高丽蒙古军和高丽国军组成的联军，向日本进发。人数上占优的蒙古军的大兵团作战，压制了以个人作战为主的镰仓武士，不过日本方面也有个别武士团表现得骁勇善战。事实上好像双方都以为自己一方“战败”了。半夜里，日本军向大宰府撤退，蒙古军则退回到停泊在博多湾的战船上。虽然据说正当驶出玄界滩准备返航时遭到了暴风的袭击，但是其真相还不好确定。总之，蒙古—高丽联军认为继续作战已经没有什么益处，于是返回高丽。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这就是在日本所说的“文水之役”。

七年后的1281年，忽必烈政权发动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役，从高丽国发东路军四万，从原南宋境内发江南军十万，派出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船队。但是受阻于日本方面所筑石垒等周全的战争准备，未能登陆，漂泊在海上的大船队于八月一日遭遇台风而损失大半。这就是所谓的“弘安之役”。

第一次远征日本显然是南宋攻击战中的一环。所投入的军队和船只，以征讨三别抄的部队为核心组成。对于蒙古一方来说，只要日本不配合南宋一起行动就没事。到那时为止的派使节送国书等和平交涉，其主要目的恐怕也在于此。

第二次远征日本，情形完全不同。对于几乎完好无损地接收了南宋国的忽必烈政权来说，处理战后事务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是四十多万原南宋职业军人的安置。如果让他们丢职而放任不管，就将造成社会的不安。于是把还能作战的人们转派到西边和北边地区的战场，或派去平定广东和广西。另外对于剩余的老弱士兵，根据其本人的意愿安排进海外部队。

十万江南军就是最初的尝试。他们这些人，看不出带有什么武装。携带的是迁往开垦地所需的农具和稻种。江南军几乎就是个移民船队。

真正的作战部队是东路军。自然就由他们先行抵达作战。加上水手和勤杂兵，这支队伍在人数和构成上都和第一次远征日本时没有什么变化。而拥有十万多作战部队的日本军，又有石垒的防护，当然占有优势。即使台风没有吹来，粮食将尽的远征军恐怕也会放弃进攻而撤军的吧。倒不如说台风是多余的。假如说因此而产生“神国”的意识，那么历史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再现的“传国玺”
——围绕中华的统治，曾有过传说。即所谓“传国玺”的传说。指自最初的统一帝国秦国以来历代王朝相传的玉制的皇帝印。据说是由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创意，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的。“传国玺”时而丢失，时而复得。倒不如说是应运出现。例如本书第三章中所述，当沙陀的晋王李存勖一旦处于优势就被奉献上了“传国玺”。只是上面的印文是“受命于天、子孙宝之”，后四个字不同。蒙古时代，“传国玺”也曾出现。有趣的是，直到忽必烈朝还没有出现，而是在其孙成宗铁穆耳即位时，为了显示其登基的合理性而现身。蒙古时代末期成书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有对“传国玺”特别详细的解说。据其考证，印文是以鸟足印样的籀文刻写的。

图六
由中国当代的工匠照原样仿造的“传国玺”。印文影印件（图七
）也是依照《辍耕录》所说，用籀文刻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每边长12厘米。

图七

【颠覆人类史常识的“世界图”】

图八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以14世纪中叶在大元兀鲁思统治下的中国南部为民间所用而画的两种原图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为基础而画，又在建立后不久的朝鲜王朝得到合成和增补。图的下边所附权近的跋文中，按明朝的年号写着“建文四年”（1402)。与成图有关的中华和朝鲜，结果被异样地放大了。然而一见便知画的是包括陆地和海洋的非欧·欧亚大陆世界。这里所展现的大的地平面，可以说是人类史上从未被认识到的样子。虽说如此，在此图之前中华地域就有画“华夷图”的传统。另一方面，自托勒密以来，尤其是伊斯兰中东所蓄积的知识体系也生机勃勃地存在着。此图就是沿袭这样的东西文明，画出了13—14世纪蒙古所实现的超地域统治以及以其为中心的非欧·欧亚大陆规模的大交流圈。岛原市本光寺藏。220×280厘米。

【蒙古时代的遗产 永乐宫壁画】

图九 壁画中所绘天女
——中国山西省西南部，在南流的黄河向东约90度角的大转弯处，坐落着永乐宫庞大的建筑群。蒙古时代，作为全真教这一道教教团的本山，在蒙古政权的保护和援助下历经70余年建成。在我们目前所见的中国建筑中，是古老宏大的最美文化遗产。1960年代初期，中国在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为了避免水淹，克服种种困难将其从黄河岸边的原地迁移至安全的现地芮城。这本身也是一个壮举。壮美的建筑物内部，在正门无极门、正殿三清殿、后殿纯阳殿等处描绘着各种各样豪奢、华丽、细密、优美的壁画，每一幅都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位置。该照片所摄为三清殿北墙上所绘巨幅道教诸神群像中格外夺目的天女，尽显中国绘画的优点。

第三次远征日本，尽管几次策划，但是最终没能成行。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下文将要提到的以乃颜为首的左翼诸王们的大叛乱。由于最大支持者的反叛，忽必烈政权被推上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不得不将准备投入远征日本的各部队全部调往北方作战。另外，有人认为江南和安南的叛乱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但那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忽必烈政权还数次向陈朝安南国、占城、缅国（现在的缅甸）、爪哇派遣了远征部队。散驻江南各地的部队，只要各自策划、申请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可以自出费用、自负其责地进行“远征”。实际上是派出部队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商业”行为。不过，除了从陆地实施的对缅国的远征，其他远征多因酷暑和瘟疫以军事上的撤军而告终。长久以来，人们容易据此认为是“蒙古败退”。

然而说到远征爪哇，作战行动本身轻易取得了胜利。只不过后来为当地的抵抗组织所利用、为协助其成立的麻诺巴歇政权所欺骗而撤退了。比起征服和统治，这些远征本来是以促使其归顺和进贡、掌握通商渠道为主要目的的。最后蒙古还是直接控制了东南亚海域的海上交通。从蒙古的角度来看，其目的已经充分实现了。

另外，这些远征从策划到准备兵员、粮草、武器、船只，都有穆斯林商团公开半公开地参与其中。由拥有两万多兵员的、当时来说规模也是相当惊人的大船队组成的远征爪哇军，实际上几乎就是一支贸易船队。这样的远征活动本身，对于穆斯林商人来说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45 东南亚远征和海上大贸易圈

从东南亚诸国到印度西南端的马八儿为止的海湾国家也最终纳贡，与忽必烈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因为只要进贡，蒙古就不会派兵，经济上可以大大获利。忽必烈政权在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城市都派驻了贸易官员，将这里至旭烈兀·兀鲁思所控制的伊朗的忽里模子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都纳入了蒙古的统一管理。

印度洋航线上的东西通商，也由于有了蒙古的促成而呈现出大不同前的规模，变得异常活跃。此前，还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之时，在江南沿海地区以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为中心，通过可称为“海之中国”（Maritime China）那样的在海上进行的贸易往来就已经逐渐繁荣。但那只不过是当地各社会组织的出海行为，而不是北宋和南宋作为国家直接推进的。然而在蒙古时期，国家和政府都鼓励和组织海上贸易。

蒙古对海洋也进行了规划。“海洋的时代”就此真正开始形成。这样，大陆和海岸两条路线终于连接，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也可以称为“世界贸易圈”。到忽必烈政权的末期，蒙古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点，真正成为陆海超级大国。

两次大叛乱

再回到1271年，忽必烈对八剌去世后陷入混乱的中亚采取了直接干涉的政策。由忽必烈第四子那木罕率领的大军进驻了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阿力麻里是察合台家族的冬都。察合台·兀鲁思的根据地被中央政府所占据。由于忽必烈政权的强硬态度，反而更加剧了中亚的军事紧张局势。

1276年夏季，南宋皇室的降人和珍宝一齐到达上都的忽必烈宫廷，宫内一片胜利的气氛。然而就在这时，那木罕军中的蒙哥之子昔里吉、阿里·不哥之子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等帝室诸王在拖雷旁系子孙脱黑·帖木儿的引领下发动了叛乱。他们奉昔里吉为盟主，拘捕了那木罕送往术赤家族的首领忙哥·帖木儿处，将诸王副将即札剌亦儿国王家族的安童送往海都处。以威力震慑中亚的强大的忽必烈政府派遣军，瞬间瓦解，忽必烈政权面临严重危机。

昔里吉等人曾谋求与海都联合，但是海都不为所动。忽必烈派伯颜率领征南宋的主力军北征。伯颜连破哈剌和林方面的昔里吉军，收复了蒙古本土。昔里吉等人的叛乱虽然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很大。忽必烈政权在中亚的绝对优势崩毁，处于危境的海都一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且叛军中阿里·不哥家族的代表人物灭里·帖木儿和药木忽儿二人也倒向了海都。

这样，海都的阵营中不仅有海都自己所统领的窝阔台家族的西方部分（东方部分为河西唐兀地区的阔端家族），还包括收复了伊犁河谷的察合台家族、占据按台山一带的阿里·不哥家族的领地，这三个兀鲁思联合，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海都王国”。

1284年，那木罕和安童获释，返回忽必烈处。而这时左翼的东方三王家与忽必烈政权之间的关系又紧张起来。东方三王家本是促成忽必烈政权建立的主要力量。但是忽必烈的盟友塔察儿很快去世，他的孙子乃颜继为首领。

忽必烈政权一开始并没有插手东方三王家的事务，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从塔察儿去世的1273年起，在西拉木伦河下游的辽宁平原设置了政府直属的派出机构，于是在当地出现与左翼诸王家族的种种摩擦。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央为了远征日本而从本属左翼诸王家族的女真人中征兵，还擅自砍伐运走用于造船的木材。左翼诸王家族认为这些行为侵害了自己的既得权益，逐渐对忽必烈政权产生了反感。

1287年四月，以乃颜为盟主，斡赤斤王家、哈撒儿王家、哈赤温王家等东方三王家终于举兵，宣誓推翻忽必烈、夺取政权。领有蒙古高原中部的阔列坚王家的也不干也起身响应，海都等人也答应了乃颜所提配合的请求。就是说，左右两翼兀鲁思的大多数都为反忽必烈而共同奋起。忽必烈政权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得知乃颜叛乱的忽必烈，做出了七十三岁之人不可想象的举动。他首先立即派遣与东方三王家旗鼓相当的左翼大势力五投下的部队出发，布阵于已成边界的西拉木伦河畔，以防范乃颜军的突袭。接着，命伯颜打探乃颜阵营的动向，另派直属的钦察军团的指挥脱脱急行军，击败驻守土兀剌河的叛王也不干，派伯颜进驻哈剌和林，切断海都和乃颜的联系。

五月，忽必烈从上都出发，亲征乃颜。可是，忽必烈一方的蒙古正规军和乃颜军本来就都相识，有亲戚关系的人也不少，即使在战场上相遇，也是并驾叙旧，没有真打的意思。因此，忽必烈于六月亲自率领以掌权后新建的钦察、阿速、康里、哈剌鲁等游牧系的常规军为主力的部队，突袭乃颜所占据的失剌·斡耳朵而去。据说乃颜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大旗上扎饰着十字架。而老皇帝忽必烈乘坐象辇在阵前指挥战斗。尽管忽必烈本人曾有危险，但是凭借上述特种军团的奋战，终于取得胜利，俘获了乃颜。

忽必烈政权的危机随着乃颜的覆灭而消除。但是哈赤温家族的老王合答安坚持抵抗，将战火从东北亚各地扩大到高丽国。忽必烈派出以真金第三子铁穆耳为总帅的讨伐军，他们与合答安的军队转战多时，终于在六年后的1292年将其彻底平定。

战事过后，东方诸王家迅速恢复了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被纳入忽必烈直属的管辖范围。以此为大的分界线，东方诸王家追寻了一条与西方诸王家明显不同的道路。乃颜败亡的结果，使帝国内忽必烈的敌对势力只剩下了“海都王国”，内争的舞台转向了中亚。这当中，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寿了，而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人生又实在是跌宕起伏。

体制化的国家经营

忽必烈的 新国家建设事业

忽必烈从确立帝位的1264年开始，不断制定出新的政策，推进新国家建设的大业。在位三十五年之间所进行的国家建设，虽说由于蒙古帝室的骨肉相争等事件而不得已有所偏离当初的设想，但他毕竟是想按照前所未有的综合设计和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规模，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国家和横跨东西的交流圈。在世界史上，还不曾看到以如此庞大规模和周到设计来实施国家建设的范例。

忽必烈首先将目标置于建立一个在草原世界和农耕世界两方面都具有基础的国家上。至蒙哥朝为止，蒙古还是一个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帝国型的霸权国家。对于华北、东西土耳其斯坦、伊朗等地区，也仅限于将其作为“占领地”期望从中获得税收而已。但是忽必烈却打算把拥有广阔耕地和众多从业人口的中华世界全部纳入进来，建立一个兼具蒙古高原游牧军事力量和中华本土经济力量的超地域政权。为此，他将政权的中心迁往连接两个地域的内蒙古草原和中都一带，创造出一种朝廷和军队按夏冬季节在其间移动履行职责、既能保持军事力量又能掌握经济力量的新模式。

忽必烈改开平府为“上都”作为夏都，在中都东北郊外的空地上营造了“大都”，作为冬都。大都正是今天北京的直接前身。都市的规模，上都只停留在中型城市的水平，实际上巨大城市即大都才是“帝都”。这样，始于安禄山的范阳·幽州的兴起，经历契丹之副都南京、金国之首都中都，到欧亚大陆帝国蒙古时，成了世界的帝都“大都”。通向巨大中国之首都北京的道路，基本上就是在那时确定的。

在这两都之外，还沿着移动路线分散设置了各种城镇、聚落和设施。包括一些仅供工匠们集中居住的官营作坊城镇、由帝室斡耳朵管理者们经营的宫城、皇帝直属游牧系诸军团的各种军事基地、以及附属的汉人部队的屯营聚落等。用于各种目的和作用的这些设施，星罗棋布地存在于大都和上都之间方圆约三百五十公里的竖椭圆形的移动圈内。

忽必烈是想把这一区域整体以一种“首都圈”的形式来作为政权的核心地区，集中军事、统治、物流等功能，从这里向帝国各地铺展开水、陆两种方式的运输和通讯的驿传网络。

在忽必烈政权建立之际，形成主力的左翼东方三王家、五投下、汪古部、阔端王家的各根据地，以忽必烈个人的驻牧地上都地区为中心，在东北起大兴安岭、热河，西至阴山、甘肃的内蒙古草原上呈数珠状地连成一串。各个部分的首领家族，以忽必烈家族为中心相互通婚，而且还以上都、大都之两京制为样板，在领地内新建小型的夏都和冬都，在其间随季节移动。拥有这样小型“首都圈”的十多个集团，构成了忽必烈朝的最高统治层，他们的所有领地和属民发挥了连接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骨干作用。

46 忽必烈朝的主要诸王家族及首都圈

在此基础上，忽必烈在建立政权后首先封嫡长子（排序为次子）真金为燕王，不久又封为皇太子，将“腹里”（由原本的“腹部”之义转指中心、中央部，为蒙古语γol的译语）即现在成为内地的中国北部的统治权交给了他，让他直接管理在大都的军事、行政两府（枢密院和中书省），这是牧农复合的中央地区。对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作为“本土”的戈壁蒙古高原，封第四子那木罕为北平王（或北安王），统率传统的千户，守卫以哈剌和林为中心的“国家根本之地”，这里是纯游牧国家的部分。又进一步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驻守忽必烈即位前的藩邸京兆—六盘山地区，忙哥剌以京兆为冬都，在六盘山修建了夏都开城，完全按照大都、上都的系统运作，以这个小型的“首都圈”为中心展开对陕西、甘肃、四川、吐蕃等地的统管。这里是牧农并存的地区。这“三大王国”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

在嫡生的三个儿子所领有的“三大王国”之外，在云南大理方面安排了忽哥赤、吐蕃方面安排了奥鲁赤，将江南收入版图之后在江南、安南方面安排了镇南王脱欢和其他庶子们，按照由忽必烈家族完全掌握帝国东方之军事力量的设计进行了调整。这些儿子们成了忽必烈的分身。其结果，使得各地拥有领地和采邑的帝室诸王、贵族、土著首领等各种各样的分权势力，全部被编入忽必烈某个儿子的统辖之内。这种由忽必烈家族独控军权的体制，一直维持了很长时期，从忽必烈自身开始，以后忽必烈系的历代皇帝都高居于忽必烈家族权力集团之上。

中华的装束

忽必烈在推进蒙古国大改造的同时，以引进“中统”、“至元”等年号为开端，宣布定上都和中都为首都、接着在中都的东北郊建设大都、创制新国字八思巴字、采用冠以“大元”之语的新国号、引入立后和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一连串看似中华式的国制整顿。

在这种所谓的“汉化”政策当中，最为明显的是采用了中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构和统治形式。在中央，继续分设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御史台（监察）等三个体系，六部隶于中书省。地方统治方面，引入新的方式，即在中央的中书省所直辖的“腹里”之外，将各地划分为十一个或十二个大区，在其地设置行中书省（行省）这一派出机关。尽管如此，在行省以下按路、府、州、县排序的行政体系中，除了“路”之外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体制。

47 永乐宫的三清殿
以三清殿（无极殿）为首的气宇恢弘的建筑群，可倾倒来访之人。悠然而雄浑、颇具意境的格局，是中国建筑的精髓，从中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蒙古时代的气息

这样的形式，大致上沿袭了至宋、金时代为止的中华王朝的基本路线。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也可以把忽必烈王朝看做是中华王朝之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内容，在于其真正的含义。

例如，就中书省来说，在右丞相之下任命有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政等带有中华式头衔的不少官员。但是却无定数，人员随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大幅变动或增减。长期任职的人员当中，首席的右丞相安童出自札剌亦儿国王家族，又是忽必烈的外甥，属于最高权力圈中的人，还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而且在其位下从平章政事到参政的重要职位，都录用了具有实干和指挥能力的蒙古、畏吾儿、契丹、唐兀、穆斯林、汉人等权势家族的成员以及忽必烈个人的谋臣。即使在枢密院和御史台，这一点在长官和次官的等级上也是同样的情况，尤其是担任长官职务的人与中华式官制的不同，通常分别由统领部族军和私家兵的势力强盛的族长、军人出任。

更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些高级官僚大多出身忽必烈的怯薛（近卫、宿卫），必要时经常会临时从怯薛中挑出合适的人选进入中华式的部门任职，完成任期后再返回到怯薛中。

对于涉及国家根本的重大事务，就会打破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框框，召开以忽必烈为中心的御前会议，四怯薛长为首的蒙古握有实权的人物直接参加，会上当场决定一切事务。就这一点来说，中华式的官僚机构在其下级组织中还是沿袭原来的模式发挥职能，但是在其上层部分可以说只是徒具形式，其实质说到底是一种蒙古政权的传统“御前政治”的延续。在地方的组织建设方面，贯彻的也是这种二重结构。

这一系列的国制整顿措施，可以看出是在将中华传统引入蒙古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这种种的“汉化”政策，是根据忽必烈的谋臣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建言而实施的，遭到了尊重成吉思汗以来游牧国家之传统的蒙古诸王们的批评，甚至成为引起他们反抗的原因之一。

忽必烈之所以大胆引入可以称为二重结构的中华帝国的系统，原因还在于到那时为止的蒙古帝国的行政、官僚组织，尽管对帝国国家的治理是足够的，但是对于真正全面统治包括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华本土乃至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就无论如何也显得力不从心了。外表上的中华帝国、本质上的蒙古军事国家这一国制所具有的两面性，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史和中华王朝史这两个世界史的洪流最终的一个汇合点。

穆斯林商业网与物流通商之管理

大元兀鲁思政权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反映出它既是一个以原有游牧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军事政权，同时又是以经济统治作为国家运作主要手段的政权。而构成其核心的主要是伊朗系穆斯林商团以及出身于此的经济官僚们。忽必烈政权很大程度上是以和穆斯林商业势力的共生关系为主要动力的财政国家或通商国家。

蒙古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就与伊朗系穆斯林商人有了联系。从窝阔台朝到蒙哥朝，也曾将占领地的征税机构托管给穆斯林商业势力。自古以来西亚至中亚地区都是银结算经济。蒙古在统治中国北部时实行以银纳税，就是因为当时是由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以西的商业势力把持了财政部门。

他们建立了突厥语称作ortaq（“同伴”之义，波斯语称作ortāk，汉字音写为“斡脱”）的行会或商行组织，凭借共同集资产生的巨大资本能力，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并承揽征税、向纳税人放高利贷等事务。这样的穆斯林商业势力，也为蒙古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信息来源。较之以往的蒙古政权，忽必烈将这些以穆斯林商业势力为主力形成的国际贸易网及其运营能力更加有力地纳入了自己的政权当中。

忽必烈政权在期望通过穆斯林官僚来实现财务管理和经济振兴的同时，以世界帝都的目标所建的大都为中心，创建了陆路、水路、海路连通的庞大的物流体系。在大都的中心地带建有名为积水潭的大型城市内港，在直沽（今天津）被转卸到河船上的海运物资，可以从通州沿拥有闸门式入口的运河通惠河直抵忽必烈的脚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曾广泛活动着穆斯林海洋商人，随着忽必烈政权统一中华本土，与蒙古并存的内陆穆斯林商业网最终与直通中国南部的海上航线连接在了一起。

大都从陆路方面来说，与汇聚哈剌和林、上都一线的内陆通道连接，从水路方面来说，与汇聚通州的金代华北水运系统、中国南北统一后再度活跃的大运河以及抵达中国南部的印度洋航线相连接。不仅是中华全土，就是环绕欧亚大陆的交通线路，也全都设计得能够连通大都，依靠蒙古的政府权力，其运输机构大多前所未有地有机会获得了设置和维持的条件。

国家的本质，原本就应该是控制国家力量所集中的首都以及版图内的据点城市，然而只有掌握将它们连接起来的交通、运输、流通等环节，国家才能得以存在。总之，交通即国家。就是要对已有的交通系统进行全面掌控、尽可能创建和配置以自己为中心的交通系统、并由自己直接进行管理。紧紧抓住沟通和牵动人群的纽带，就能把握住人和社会，这一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没有什么不同。

况且，越接近称得上帝国的复合型扩展，交通所具有的意义就会变得越发重要。蒙古乃世界帝国。作为当时的交通工具，除了可以利用水路的地区外，在陆地实际上可以利用的就几乎只有马和骆驼。因此蒙古帝国从建立之始就一直加强交通是很自然的事。莫如说是把象征为交通的事务作为立国的根本，将其落实于连通陆路、水路、海路的庞大的欧亚大陆系统，是忽必烈的创举。

总之，与蒙古王权勾结的斡脱商人们利用上述的流通网络，以蒙古的武力为后盾，不断活动于欧亚大陆各地，半带强买强卖的意味，把利润的一部分返还出资人蒙古诸王家族，最后利用政府的运输机构把物资运往大都。大都的官营市场的模式，是由蒙古王权的总管忽必烈对其实施管理并进行收税。忽必烈把这种方式收罗来的银两（银）以赐予帝室诸王的名义散发出去，还不时做一些游牧经济能力根本不允许的经济援助，以巩固他们与忽必烈政权的关系。

忽必烈政权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其管控是针对各个点和点进行的，不过在各地的据点城市以及交通和物流的重地肯定配备了穆斯林的经济官员，反倒与中央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忽必烈政权的管控方式以据点管控和物流通商的全面管理为主要特征，蒙古的军事力量和穆斯林的商业力量正是支撑忽必烈新国家的两大支柱。

以地域为单位实施统治

除此之外，其统治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为了控制空前广阔的版图，对蒙古时代以前的原金国领地、原西夏领地、原南宋领地等大块的地区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进一步在其地设立行省这一此前不曾有过的超大型地方机构，并通过行省来引入分而治之的新措施。

在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府内，针对版图内主要地区、种族、语言培养了与之相应的各类官员，形成能够处理帝国内任何问题的机制。不过对于各地方社会，中央政府并不有意直接介入，而是尊重那里已有的统治方式和惯例，即使在税制和法律方面也基本上沿袭了原政权的做法。这样一来，大元兀鲁思的统治范围内虽然接受的是统一的主权，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多个社会体系并存的多元世界。

忽必烈政权重视对流通和征税之经济要地的监督管理，为此从中央的财政部门（起初为尚书省，后来与执行机构中书省合并）直接派财政官员前往其地，以与中央保持直线联系，并使其形成制度。这一派出机构就是前面所说的行省，一般设置于政治、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如辽阳、杭州、京兆、开封、鄂州、成都、昆明、泉州、广州等地。

行省以军力为后援，替中央代行征税和财政职能，不过实际上也得兼及一般行政事务。因此最终不得不转为管理广阔辖区之常设的地方合署机构。与此步调一致，“行省”一语也超出仅指官署本身的意义，而逐渐指代整个所辖区域，成为后世中国省级建制的起源。

庞大的多部族复合国家

这样形成的忽必烈的新国家，成为不同种族、社会、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混合并存的多种族复合国家。这当中，在作为统治者的蒙古王族、贵族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定人群之外，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的差别。

因蒙古的统治而突显的现象，反映了其以蒙古帝室为核心聚合欧亚大陆各地种种“王权”而产生的巨大联合权力这一本质，在必然重视帝国创建以来形成的人际关系和门第的同时，又与之正相反地主要根据个人实力和能力选用人才，从整体上不太看得出有什么种族主义。尤其是忽必烈从即位之前就拥有由畏吾儿、契丹、汉人、女真人等多种族混合而成的智囊团和执行团队，取得政权后又不分种族地提拔他们担任高官和要职。进而，在财政部门主要任用穆斯林；在与宗教、文化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吐蕃人以及印度、尼波罗、怯失迷儿出身的人；在与学术、信息和科学技术相关的部门主要任用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地区出身的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和能力予以选用。

48《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
（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出于刘道贯笔下的名画。与祖父成吉思汗不同，几幅绘画所绘忽必烈相互一致，形象都是身高体胖的。从猎之人当中亦可见黑人，说明他拥有多种族出身的近侍

以往一直存在一种高谈阔论，说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华本土严格执行着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身份制度。然而事实是，这种现象仅限于后来所恢复的科举应试的极小范围。正如战前某个日本学者将其应用于整个中国社会那样，基本上就是一种“有意的”说法，因为它符合蒙古的“野蛮印象”，所以也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学者的认可。可这不一定是清楚真相后才认可的。总之，这属于世上常说的肆意“虚构”和随意“迎合”。现实当中，突破种族、语言和文化的框架、如实认同优秀事物的重实力、重本质的时代已经到来。

经过忽必烈朝，建立起了世界史上罕见的这一新型的世界国家，其结果促进了包括欧亚大陆和非洲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国际通商以及人员和“物资”的交流。进入14世纪，蒙古帝国内一经实现和平，空前规模的超地域和平共处和跨国大交流的新时代就造访了非欧、欧亚大陆的东西方。非欧、欧亚大陆世界，在此首次与称得上“世界史”的、可以视为一个真切的整体形象的时代相遇了。

整合的非欧·欧亚大陆世界

和睦的帝国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长逝。四月，在上都的忽里台上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即位。据说铁穆耳在忽里台上与庶兄甘麻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雄辩占据了上风。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成功即位都离不开以伯颜为首的麾下大军团力量的背景。

海都方面发动进攻，实际上是在忽必烈去世后才开始的。海都一直惧怕忽必烈，避免直接接触。所谓“海都之乱”，是过于印象化的说法，还多少散发着中华主义的味道。八剌的儿子都哇靠着海都的支持，于1282年至1283年间当上了察合台家族的首领，以历代游牧的世袭领地伊犁河谷为根据地，与扩张至畏吾儿斯坦西部边境线的大汗的军队形成对峙状态。1297年，阿里·不哥的儿子药木忽儿、蒙哥的孙子兀鲁思·不花，以及原忽必烈部将因战败而投靠海都的朵儿朵哈等人，带领一万两千骑兵脱离都哇军，向成宗铁穆耳请降。都是由于害怕忽必烈贤明而严厉的处罚，才在他去世后放心地前来投降。成宗铁穆耳改年号“元贞”为“大德”，以示庆祝。

49 多元的超地域帝国蒙古（14世纪初）

药木忽儿等三人的投降，给海都的阵营造成了冲击。1301年，海都发动前所未有的大军，与都哇为首的中亚方面的帝室诸王一起进军蒙古本土。哈剌和林方面，除了甘麻剌晋王家族的北方部队，新由成宗铁穆耳的次兄答剌麻·八剌的长子海山率领中央军团，任最前线的总指挥，还有与忽必烈家族恢复旧好的东方三王家的各首领。蒙古同胞间的大决战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一带展开。海都军败北，海都本人因伤去世。

海都阵营无论怎么集结，终究远不抵大汗的军队，双方彼此都再次有了清楚的认识。随意拼凑诸多势力的海都一死，局势立即发生了变化。作为海都的忠实盟友而长期活跃的察合台家族的首领都哇，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在为海都举行了葬礼之后，从海都的诸多儿子当中推选其庶长子察八儿为窝阔台家族的继承人。海都生前曾指定爱子斡罗思为继承人。因为海都家族的大多数人支持斡罗思，以海都家族为核心的窝阔台一族分裂为两派，开始争斗。

都哇在向窝阔台家族钉入楔子的同时，建议察八儿向大汗投诚。由于与成宗铁穆耳取得联系的都哇的主导，中亚方面的帝室诸王尽数宣誓将臣服于铁穆耳，这一消息也传到了术赤·兀鲁思的首领脱脱和旭烈兀·兀鲁思的首领完者都那里。因八剌的兴起而开始的帝国纷争经过了三十多年，终于在1305年宣告结束，帝国的东、西迎来了和平的时期。

这个和平的开始，也就是都哇和那个庶子向“海都王国”夺权的开始。像从前父亲八剌去世后海都的所作所为一样，都哇导演了海都去世后窝阔台·兀鲁思的内讧，将窝阔台·兀鲁思替换为以察合台家族为核心的实体，掌握着中亚的霸权。由此形成的新的“统一”权力体，称为“察合台·兀鲁思”。所有的蒙古权力体，都从属于大汗即大元兀鲁思的皇帝，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这样，蒙古恢复以往统治的上下连带性，整个版图拥有几个权力中心，从而形成了松散的多元复合的“世界联邦”。

大元兀鲁思政局的动荡

中亚局势的变化，与远在东方的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局也形成了联动。成宗铁穆耳因酗酒而卧病不起，在东、西实现和平之前就已经基本上不理政事了。代行大元兀鲁思朝廷实权的是卜鲁罕皇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铁穆耳辞世，享年四十二岁。卜鲁罕皇后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立即决定拥立安西王阿难答。铁穆耳曾有一个名叫德寿的皇太子，但是夭折了。若从近亲当中挑选合适的候补继承人，就只有铁穆耳次兄答剌麻·八剌的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二人。但是卜鲁罕皇后妒忌两兄弟的生母答己曾与生前的铁穆耳情深意笃，遂以分封的名义，将其长子海山送往蒙古高原的前线、将答己及其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送往真金家族的领地河南的怀孟，就是说他们都被逐出了中央。

安西王阿难答当时正与来降的阿里·不哥王家的灭里·帖木儿一同前往大都，途中得知卜鲁罕的意向，心中大喜，加速前行。居政府次位的左丞相阿忽台等人支持卜鲁罕，封锁街道以阻止海山返回大都。但是居政府首位的右丞相哈剌哈孙急派密使赴海山处通报，又请身在怀孟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速回大都。哈剌哈孙拥立及时赶回大都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于强行举行阿难答即位仪式的前夕在宫中绞杀了阿忽台，逐一拘捕了卜鲁罕皇后、阿难答，以及将成为阿难答政权之副王的灭里·帖木儿等同党。宫廷政变获得了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一时间似乎就要诞生。

海山在按台山方面的前线得到了铁穆耳去世的消息。在海山所率领的大元兀鲁思派遣军的眼前，与海山合作的都哇刚刚成功地推翻了窝阔台家族。海山与诸将领商议，决定留下一支部队驻守，自己带领其余的所有部队回撤。这是命运的一次转折点。东进的海山大军，怒涛般地迅速抵达了蒙古高原上的最大城市哈剌和林。

海山年纪轻轻就当上大元兀鲁思军队的总指挥、击败著名的勇将老宗王海都的大军、又身处中亚最前线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在蒙古高原的帝室诸王和诸将领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当海山举旗时，哈剌和林很快聚集了数量惊人的支持者。他们请求海山在蒙古发祥地的这片土地上即位，可是海山却打算像祖父忽必烈那样在上都即位。他是从效仿忽必烈的反败为胜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海山于是抽选出麾下最精锐的部队，编成每队一万人的左、中、右三队，自己亲率中路军，三队从三个方向急驰上都。上都的守军举双手欢迎海山的到来。而大都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府却孤立了。

最终，大都方面不得不做出妥协。1307年六月，在上都的忽里台上海山即位为全蒙古的新皇帝。海山立母后答己为皇太后，但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尽管海山自己有儿子，但还是立了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随后前往大都，处死了阿难答、灭里·帖木儿和卜鲁罕。阿难答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据说他令安西王国所属十五万军队几乎全部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安西王家族被满门抄斩，后来大体上是由被指定为皇太子的人兼领安西王的原领地。

这是一位久违的得到全蒙古支持的大汗。海山仿佛是在学习忽必烈，接连不断地推出庞大的新计划、新政策。蒙古帝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不同的时代。可是海山却在四年后的至大四年（1311）正月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一岁。显然是死于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等人的毒杀。海山的神秘去世，引发了大元兀鲁思帝室的内讧，进而成为涣散蒙古帝国大团结的原因。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海山死后，虽然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帝位，但是实权却完全掌握在母后的手中，他整日待在大都宫城内的皇太子宫（后来的隆福宫），落得个连进入皇宫都不敢的下场。实际上已经成了“女皇”答己的时代。

起初曾约定立海山的长子和世
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太子。但是生怕海山一派复仇的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甚至废除这一约定，名义上封和世
去云南，实际上是想让他远离中央。于是和世
及其部将在赴任途中行至陕西时发动叛乱，导致了席卷大元兀鲁思西境整个地区一时的大动乱。最终，和世
为借助父亲海山的旧关系，投奔了察合台·兀鲁思，为海山派所控制的按台山方面的大元兀鲁思军，虽然在此前的纷争中已经向察合台家族领地的纵深进军，但是由于军队中出现响应和世
的人，防线不得不向东大幅度后撤。和世
的弟弟图·帖睦尔也被谪放江宁府（今南京）。海山家族雪上加霜的不幸，引起爱戴海山的蒙古本土至中亚的蒙古诸王和诸将广泛的同情。而爱育黎拔力八达反倒招致了朝廷内外的不信任。他自己也变得精神不振，到了连令人满意的判断也做不出的地步。以往之所以存在评价他为“名君”的倾向，是因为他小范围地恢复科举、优待中华式文人官僚的举动，使得汉文文献表面上吹捧和奉承其治世的文章非常醒目所致。然而就连那些文人们也对爱育黎拔力八达表示了轻蔑，只要阅读史料时稍加注意，就能马上觉察到这一点。

对于被整个蒙古投以怀疑目光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正使皇帝的直属常备部队钦察、阿速、康里、哈剌鲁等军团怀有更强烈的复仇心。他们有不少人曾在按台山前线与海山同甘共苦，海山在即位后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得超过了纯蒙古的正规军，因此他们从心底里认同海山为自己的主人，靠绝对的忠诚之心团结在一起。

帝室内讧的火种已经蓄积。爱育黎拔力八达衰病而死之后，一直把握实权的答己也死去了，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长子英宗硕德八剌雄心勃勃地想革新政治，就在开始实施新政后的第三年即1323年，当他从上都返回大都的途中，被上述近卫军团的一部分人暗杀于南坡之地。当时和世
和图·帖睦尔都在远方，因此握有蒙古本土的甘麻剌之子晋王也孙·帖木儿被拥立为帝。1328年八月，也孙·帖木儿在上都猝死。他一死，钦察军团的首领燕·铁木儿立即决定夺取大都、拥戴海山之子。上都和大都两京间就此展开长达两个月的内战，最终拥立图·帖睦尔的大都一方战胜了以蒙古本土诸王势力为核心的上都一方。

然而就在这次胜利后不久，从中亚方面得到察合台军支持的和世
突然东进，于1329年二月在哈剌和林宣布即位为大汗。至此，海山的两个儿子之间形成隔戈壁南北相持之势。

掌握图·帖睦尔政权之实权的燕·铁木儿，认为在和上都交战后继续作战对己方不利，遂一度将玉玺送交和世
，九月，在旺忽察都行营这个海山曾计划建造“中都”但又放弃了的有缘之地，兄弟相见。四天后，和世
突然驾崩。这是燕·铁木儿的计谋，是要把和世
与蒙古本土大军隔离开后再实施暗杀，他成功了。从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去世后开始的一连串动乱，按照胜利者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被称为“天历之乱”。大动乱的结果，使得大元兀鲁思中央政府内部非纯蒙古的中央军团把持权力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

蒙古出现以后，经历了长达七十年左右时间的战争年代，这一时期结束后，也由于蒙古自身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国际政局很快安定下来。在蒙古帝国内，尽管发生了海都等人的反叛，但那终究不过是蒙古同胞之间的内部纷争而已，并没有造成对欧亚大陆交通的阻碍和破坏。而且由于1305年东西和平的达成，各地的蒙古政权重新纳入大汗的统治系统，相互间交流频繁。从战争到和平，时代发生了光鲜的变化。

蒙古统治下的整个区域，为同一个政权所掌控，已经没有了国境的壁垒。站赤等交通、运输的方式，因蒙古政权的力量而得到设置和完善，只要有统治者的庇护和“牌子”（针对持有者的身份，有金、银、铜的不同种类，用来行使利用驿传等的特权），旅途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银作为统一的价值标准可以在各地通用，而波斯语成了国际通用语。在主要城市和港口，可以说肯定有花着银子、说着流利的波斯语的穆斯林商人。而且如前所述，忽必烈政权建立后的大元兀鲁思将当时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中华本土纳入进来，实行鼓励国际通商的自由经济政策，促成了横跨非欧·欧亚大陆东西的空前的大交流。

这个大交流，在东起日本海、西至斡罗思和小亚细亚以及东地中海的蒙古版图内自不必说，即使蒙古不直接统治的西欧、埃及的马木路克朝、印度次大陆的哈勒吉朝和秃忽鲁朝，以及东南亚群岛海域、非洲东部海岸线地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学术、宗教、思想等诸多方面有所卷入。所说的“旧世界”，以蒙古为中心在历史上首次与时间同步、相互对接。

作为这种大交流的背景，自然可以举出由蒙古实现的政治上的大统一，但是不应忽视蒙古自身所发挥的一些方面的作用。蒙古是个罕见的纯军事、政治部落，对于自己以外的种族、宗教、文化等，总是将其视为一种统治的手段，对他人并不抱有蔑视、特殊偏见和狭隘的排他意识。反而特别热心于掌握信息、知识、科学和技术，优待和尊重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与以往的说法正相反，出版文化的繁荣等各种学术的振兴的确令人瞩目。

50《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忽必烈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这部著名的游记，书名为《世界的叙述》或《百万之书》，拥有一百四十多种写本。制作于15世纪初的这部写本，因插图精美而著称，但实际上是画师根据想象所画，不能成为当时的史料，而忽必烈也只能被画成西欧人的样子

蒙古时代大量徙居中华本土的穆斯林，据说人数达到了一百万或更多，他们成了今天八百万至一千万中国回族人的直接族源。另外，在中华本土的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聚居区也繁荣起来，成为通往印度洋航线的东西贸易活动的基地。这一结果使得很多汉族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走向东南亚的最早的华侨。这种人类群体的迁移、转型，在中亚以西的各蒙古政权的领地内也是允许的。各地的蒙古统治者们相互提供人才、信息、技术，补充自己的不足，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欧亚大陆各地被引向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社会，这一结局不容忽视。

从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到14世纪后半叶，整个欧亚大陆呈现出一派异常活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气象。例如世上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在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海上贸易城市繁荣的背景下，东方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和自由博爱的时代精神得以发扬的结果。难以否认的是，只有在蒙古时代这一切才能实现。将那个时代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长途旅行和活动留传给今世的一些人物，广为人知。马可·波罗的故事，被认为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合成作品。而真实存在的伊本·拔图塔的见闻录，在相当程度上很可能也具有不少合成作品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留下了记载。也许，留下记忆的人们只是在通风良好的蒙古时代往来于欧亚大陆东西方为数众多的佚名旅行者中的一少部分而已吧。

全球规模的自然灾害与通向后蒙古时代之门

大致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欧亚大陆各地由于长期的气候变化，不仅导致干旱、饥荒，甚至想象中的地震、大洪水等地壳运动现象也不断发生。在西欧和西亚还爆发了鼠疫。

受到全球规模之天灾的持续和直接的影响，各地的蒙古政权纷纷出现动荡，蒙古的统治逐渐走向解体。在蒙古的统治下处于维持着空前和平和繁荣状态的欧亚大陆东西方，形势开始大幅逆转，重新滑向“被封闭的世界”。

在旭烈兀·兀鲁思，第九代君主不赛因于1335年去世，阿里·不哥的后裔阿儿巴·怯温即立，王统从旭烈兀系旁落。以此为契机，支撑旭烈兀·兀鲁思的札剌亦儿、孙都思、斡亦剌等势力强大的部落各自拥立已成手中傀儡的成吉思汗系王侯，展开争夺，札剌亦儿、孙都思两部独立。以札剌亦儿朝为首的蒙古·突厥系的地方政权开始割据，历时长久的蒙古统治的垮台过程，一直持续到萨法维朝的出现。

在察合台·兀鲁思，逐渐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东部的伊犁河谷继续游牧生活的人们，另一部分是在西部的马瓦拉痕那尔过着城市生活的人们。双方之间互相看不起，统一很快不复存在。在东部，由于刚刚即位不久的也孙·帖木儿于1338年至1339年左右被杀等事件，实权落入朵忽剌惕部手中。在西部，局势也陷入了分裂和混乱。其间，在东部自称为都哇后裔的脱忽鲁黑·帖木儿现身，向马瓦拉痕那尔发起进攻，仅一时统一了东西部。最终，在西部出现了帖木儿，在东部则由脱忽鲁黑·帖木儿之子亦里亚思·火者及其后嗣继续统治着称为蒙古斯坦（波斯语指蒙古之地）的游牧王国。

在术赤·兀鲁思，只因更好地保持了草原游牧国家的体制，才没有像上述两个兀鲁思那样剧烈地衰败，但是莫斯科大公国却在境内的罗斯之地开始缓慢发迹。在正统的别儿迪·别克（1357—1359年间在位）之后，术赤家族的王统发生混乱，整体的团结变得松散，在若干“集中”的游牧联盟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几个权力体。从东部起来的脱脱迷失（1378—1406年间在位）与帖木儿开战，但屡战屡败。其后，统一迅速衰落，各个王家的并立状态得以固定。喀山、阿斯特拉罕等在伏尔加河流域保持“集中”的集团，至16世纪中叶被并入莫斯科大公国，以此为契机，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向莫斯科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发展。不久，俄罗斯就像步术赤·兀鲁思的后尘一样，这回是向东方逆行而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蒙古的遗产。另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分支克里木汗国在奥斯曼朝的庇护下得到繁荣，一直维持到法国革命爆发前夕的1783年。

自然灾害和叛乱起义的连锁发生

在大元兀鲁思，身为“天历之乱”的胜利者但却不过是个傀儡的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仅三年，于1332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九岁。他的英年早逝与暗杀胞兄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有关系。把握实权的燕·铁木儿拥立和世
年仅七岁的次子懿璘质班，但是他在位仅四十三天就去世了。于是朝廷决定迎回被流放在广西的和世
的长子妥懽·帖睦尔。燕·铁木儿曾表示不赞成此举，但是就在那时他死去了，妥懽·帖睦尔遂于1333年七月即位。从他即位到蒙古退出中华本土，其间共三十五年，而作为蒙古皇帝他在位时间最长，共三十七年。

顺帝妥懽·帖睦尔的统治，被渲染为多宫廷斗争和民众起义，认为其政治一塌糊涂，长久以来受到一致的批判。但是，很多说法是由明朝或在明代造出来的，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

从1342年起，黄河开始大泛滥，几乎每年河南、山东、淮北都发水灾。粮食颗粒无收，一片人吃人的人间地狱景象。1349年，脱脱领衔的中央政府听从贾鲁的奏言，决定将黄河恢复北流，1351年四月起，令贾鲁负责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从河南征集了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名士兵，突击施工，到十一月完工。

51 元末中国的武装力量

然而，由于治水工程的人员强征以及连年的水灾和饥荒，民众的苦难已经达到了极点。死尸相枕，横卧于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揭竿而起。刘福通等人拥戴白莲教教主韩山童，造出舆论说他是消除天下大乱拯救众生的弥勒佛转世。韩山童身为那个秘密结社的头目，能够召集到狂热的信徒。

叛乱计划按步骤实施着，可是就在举兵前夕的1351年五月，事情败露，韩山童避之不及而被杀。刘福通等人举行暴动，参加民众发展到十余万。他们头扎红色巾带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红巾军，长江以北地区响应者不断涌现。这些叛乱军队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与讨伐军各自为战，总是被各个击破，终于在1363年被彻底镇压。但是也就在这期间，江南之地出现了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割据。

余录

14世纪的小冰河期阅读蒙古时代的东西方文献就会注意到，进入14世纪欧亚大陆各地不断发生气候异常等引发的各种天灾。就具体情况而言，尽管因地而异存在一些偏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从14世纪10年代起“异常事态”持续了长达六十至七十年的时间。蒙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大交流的耀眼光芒中，迅速蒙上了阴影。蒙古帝国解体的最大原因，此前我曾考虑其实首先在于这样的气候异常，而环境研究得出的数据正在逐步证实这一点，说实在的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自然科学的数据对历史研究缺之不可。目前，数据还只能达到五十年左右的精确度。也就是说，只能在大趋势的分析上发挥作用。今后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一精确度，对时间和空间同时做出精准的了解。即便是现在的数据，也的确已经证实了“危机的17世纪”的存在。历史研究和环境研究，或许就是在相互验证数据的过程中前进的吧。

忽必烈王权的落幕

通过海运和大运河，江南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元兀鲁思的首都大都。然而由于占据浙江的方国珍和占据淮东、江苏的张士诚的阻挠，江南的物资已经无法运抵。占有中央财政八成的盐的专卖收入也陷入危机。而且成为国际贸易基地的江南沿岸城市相继失守。忽必烈所创建的经济体系本来以江南为主，但是现在那里已经失去了作用。

1345年，掌握大元兀鲁思实权的脱脱决定亲自南伐。当时脱脱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威，组编了过于庞大的军队。凭借这种占绝对优势的力量眼看就要消灭张士诚军，然而在这一当口军中却发生了与朝廷串谋的武装政变。脱脱被俘，失去总指挥的大元兀鲁思军四散而退。其后，大元兀鲁思的中央政权就失去了总领一切的人物，几个派系的首领在朝廷内外展开争斗，平定江南已不可能。

江南诸势力自身的实力，本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很幸运，靠着大元兀鲁思政权的“自毁”而得以生存，并就长江流域的霸权展开了争夺。1363年，朱元璋逆转，战胜了陈友谅。就此，大势已定。此前一年，曾将自立为皇帝的白莲教教主韩林儿揽入庇护之下的朱元璋，当上了整个红巾军的首领，他又暗杀了韩林儿，打败张士诚和方国珍，控制了江南地区。

1368年，朱元璋改金陵为南京，于其地即皇帝位。明朝的北伐军开始北上。疲于连年天灾和歉收的华北地区各城，大多不战而降，明军兵临大都城下。山西军阀扩廓·帖木儿和其他蒙古各军团不去救援，皇帝妥懽·帖睦尔携大元兀鲁思的宫廷、政府和军队北奔上都，再退应昌。明军进入大都城，烧杀抢掠，一派野蛮行径。与蒙古兵不血刃进入杭州城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常的中国史以此为“元朝的灭亡”。

但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以江南为根据地的明朝和占据蒙古高原的大元兀鲁思一直处于激烈的对峙状态。双方隔华北相抗衡。在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局势不时发生变化，趋势难定。明朝一方，经历了朱元璋滥杀朝廷要人和官吏等异常曲折的政治过程。蒙古和明朝，双方相互重复着过失。而所谓明朝于1368年一下就确立了在中华的统治的一般说法，只能是错误的。

1370年，妥懽·帖睦尔死于应昌。继皇帝位的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占据哈剌和林，从蒙古本土联系辽东、甘肃、云南等方面的蒙古各军团，与明朝保持南北对峙的态势。洪武帝朱元璋针对这种状况，于1372年发大军北伐，但为扩廓·帖木儿所败。单纯从军事上来说，明朝的称霸是很困难的。

1378年，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不久，他计划大举反攻明朝，与掌握辽东的札剌亦儿氏的领军人物纳哈出相呼应，准备南下。假如这一计划顺利实施，明朝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又是天灾和歉收袭击了蒙古。苦于粮荒的纳哈出，空拥二十万大军的绝对优势，最终还是不战而投降了明朝。这样，成了孤军的脱古思·帖木儿的朝廷和政府，1388年在阔涟·捕鱼儿地方遭明军突袭，大败。脱古思·帖木儿在逃跑途中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弑杀。1392年左右，也速迭儿即位。

忽必烈王朝就此迎来了终结。其后，在蒙古高原上有非忽必烈系的成吉思汗后裔被推选为大汗。随着忽必烈王权的落幕，蒙古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逐渐淡薄了身影，消失在历史中。

52 后蒙古时代的大帝国与欧亚大陆
1600年前的总体形势

而掌握了中华的明帝国出于政权的立场，对蒙古以“胡元”等相称以示蔑视，自己标榜为中华，但实际上不容否认的是，它继承了蒙古帝国和大元兀鲁思多方面的遗产，始终处于其浓厚的影响之下。遗产和影响涉及国家、政权、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此暂不作详述。不过，扩大了的中华地域和多种族共存的社会最能反映出这一点。明帝国试图将满洲地区南部和云南、贵州直接纳入版图、对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的做法，不外乎是蒙古时代的继续。

顺带提一句，以郑和为象征的永乐朝大航海，也不过是沿袭了忽必烈以来的航线。而且郑和的大船队也被过分夸大，动辄就说什么开始于承载量八千多吨之宝船等一系列的“宏伟之梦”。可是，如此巨大的船体是靠扬帆航行的吗？木结构船的承载量说来充其量也就四百吨级，如果超过此数，那么在印度洋的波涛骇浪中船早就彻底粉身碎骨了。对单一史料的理解偏差以及过于丰富的想象，都会催生假象。

而前往蒙古高原的人只不过是大元兀鲁思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些人们并不一定都是所谓的“蒙古人”。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人，逐渐形成民族意义上的“蒙古人”，他们横跨戈壁南北的居住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蒙古高原。而且，蒙古帝国的记忆产生了很多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成为大清国建立的无形力量，但是也将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的风暴所吞噬。

结语

通向全球化时代之门

回首六百年

从安禄山举兵到蒙古帝国解体，经过了六百多年。中华和欧亚大陆，都发生了大变化。首先，中华发展巨大了，而欧亚大陆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打破“文明圈”的框架实现对接，形成了一个系统。中华和欧亚大陆的联动，是确凿的事实。

换句话说，中华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实际上，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空间的中华，经历了这六百多年后，更加鲜明地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世界”。虽然在唐初形成短暂的“世界帝国”前后，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只有到了与“时光”共进、形成全无草原和中华之界限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蒙古，整个欧亚大陆才基本上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一时打开了远远超越陆地和海域界限的往来和交流。作为其支撑的核心地区，无疑是中华。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史上引人注目的事情。

中华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技术、手段，很多都在蒙古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被散布、传播到世界上。常说的火药、枪炮、指南针、印刷术等自不待言，纸币的使用、以银本位核算的经济、产业型社会、海洋和航海的组织化、跨国境自由通商等，总之资本主义特征的事物，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世界化”。另一方面，中东以西的知识、学术、思辨和技能也整体进入中华。显然，人类史和中国史在这六百多年间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头一回实现了整体统一的“时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世界史上的一个终点。同时又是开启下一阶段全球化时代大门的起点。

国家与权力的形式

那么，假如从“国家”或“权力”的角度来审视这六百多年的“时代”，结果会如何呢？如果非常宏观地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割据走向大统一。也就是说，从诸多“王权”的割据状态逐渐走向集中，达成特定的若干“国家”的共存，经过依据条约关系而形成稳定的过程，进而转变为巨大的单一的“帝权”。也是草原和中华超越生态系统和种族界限、被统一于可称为“多元复合超域帝国”这样一个巨大网络中的过程。

回顾中国史，即使长达约四世纪之久的前汉和后汉时代，实际上也不是单独存在的“王权”。北方一直存在着其他系统的匈奴国这一“王权”。两个相互对抗的“封闭的帝国”同时存在。双方都灭亡后，再次形成经历北魏至隋、唐的长时间的“拓跋国”时代，即使在那一时期，北方也仍然存在着柔然和突厥。

“瞬间世界帝国”的状态，首先是由突厥实现的。紧接着，唐朝初年唐与突厥的从主关系被逆转，出现了“瞬间世界帝国”，然而都仅限于一种靠相当松散的间接统治或名义上的统治而达成的“大帝国”的状况。一旦间接统治削弱，“帝国”的范围就立即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不容否定的是，所谓支撑唐帝国的实际军事力量，其实主要是由超种族的多元部队在发挥着“实战力”。

“其后”即安禄山之后，很多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王权”散落于中华和草原及其周边地区，并扩展开来。就那样，自身拥有军事力量的人们，大多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所谓“唐代后半期”就是这样的时代。作为已成衰微之势的“中央权力”，唐政府自身不得不保有自己的一支常备军，结果只落得个“军阀”的地位。这可以说是这一环节中的现象之一。

在这样一种“战国时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擅长骑射、集体行动和迅速铺开的、拥有以部族为单位之凝聚力的骑马军事联盟。这可以说是自古从西方的斯基泰、东方的匈奴以来欧亚大陆史上的一大趋势。回鹘游牧国和吐蕃王国，是更好地结合了这种游牧型乃至牧畜型部族军的联合政权。两国解体后，成为新时代中心的契丹国和沙陀政权，也是在各自核心的部族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结成多重的联合或同盟关系而形成的。

那时，人们对于种族、人种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在契丹国，近族的奚、霫自不用说，不仅有党项、吐谷浑人，还有突厥系、回鹘系、粟特系的人，而且原本出身华北的不少人也成了不可缺少的成员。还有，不应忽视渤海系、女真系和蒙古系的人们。契丹帝国不论是在其核心权力的构成方面，还是在统治多地域的领土方面，都是个地道的多种族国家。它尽管坚持以草原地域为核心区，但既不是纯粹的草原国家，也不是一开始就一味向农耕倾斜的国家，而是以游牧部族联盟为基础，组合畜牧、农耕和城市，创建出一个进一步集中了多种族、多地域的多元复合的混合体国家。

虽然时常容易产生误会，但是所谓的燕云十六州，对于契丹国来说不是什么唯一的农耕地区。不用说辽宁平原，就是契丹本土也曾存在农耕地区。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契丹国土相当大的部分都是牧农复合地区，又是和城市共存的社会。契丹国创建了一个在总体上统一草原和中华之体系的新国家的形式。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也是开创新时代的前奏，不过它在现实当中始终没有实现对整个中华地域的统治。契丹国说来是个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的“试作”。另外，以往一提到“契丹民族国家”等，往往容易故意将其单纯化，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式的“民族”观以及“国民国家”的印象被稍稍放大了的产物。

沙陀政权的状况虽说有些不同，但是它作为混合体的一面色彩较浓。沙陀族本身原来是以突厥系为主，不过从开始就有粟特系和吐蕃系的人混居进来。他们在“定居”代北之地后，不断从当地居民中纳入“养子”和“义子”，同时也像契丹国一样吸收了突厥系、党项系、吐谷浑系等的部落，还有脱离了耶律阿保机新体制的契丹和奚等的部落。并且与占据镇州的赵王和定州的王氏为首的华北各地可称为军阀的大小“王权”结盟。沙陀作为复杂联盟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比契丹国还要明显。只不过沙陀政权缺少明确的国家计划。只是在无休止的夺权斗争中苟延残喘，始终没有具备足以战胜割据势力的绝对军力、能够调集诸势力的新国家的形象和政治力。针对沙陀政权，很少有论及其“民族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是某种“中华主义”的反映，但是如果站在中华“国家”原本超越区区“民族”而存在这一角度分析问题，就会做出恰当的理解。

不止是中华和亚洲东方，对近代以前任何地方所谈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等，本身就是牵强的。迄今为止，核心权力的成员和国家的性质这二者往往容易被混为一谈。这一现象不可否认。在这个问题上，频繁被用于中国史的“汉民族”、“异民族”之类的说法和理解，怎么说也容易引起误解。对此应该予以重新审视。

作为一个政权，继承了沙陀政权脉络的北宋一开始就以和契丹国形成两“王权”并立为前提来发展自己。毋宁说正是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才得以生存下来。为了从在“五代”的权力争夺战中依然保存了自己军事力量的军阀手中夺回“兵权”，北宋不得已采用所谓的文治主义作为立国的方针。这自然使国家的防御能力变得极其衰弱。不能不说“澶渊之盟”实际上是保障国家生存的划时期的“发明”。总之，北宋国的生存状态与单独的“帝权”等还相距甚远。仅北宋来看北宋，会远离史实本身。

作为部族联盟和多种族的混合体国家，在这两点上西夏国和大金国是同样的。在草原和中华之整体融合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但是二者在国家规模和地域性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大金国，它占有满洲地区全境和内蒙古的东半部、华北全境，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超生态系统的南北纵深的大版图。根据其正式登记的人口数目，它已拥有5353万国民，超过了北宋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重新予以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金国有可能在继承契丹国先行“历史尝试”的基础上得到更为正规的发展。

大金国和西夏、南宋一起，共同再现继契丹、北宋、西夏三国鼎立以来多个国家并存的形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其系统化，这在亚洲东方的历史上是个突出的事例，意义深远。但是反过来说，大金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能够实现充分的整合和组织化。沿袭“澶渊体系”，不仅是南宋和西夏两国，就是对于大金国也同样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大金国没能迎来真正的鼎盛期，就那样消逝于蒙古兴起的波涛中，这似乎在向后世指出国家和权力的真谛所在。草原和中华的整个体系统一，将大金国的经验作为传承交给了下一代。

蒙古的印记

蒙古帝国在全面吸收包括西辽和塞尔柱诸政权等先行者的智慧、经验、技能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基础上，使一切为之一变。它以继承迄今历史和经验而一时崛起，最终却成为了实现历史统一的总合者。就是说，蒙古帝国既向陆地也向海洋发展，在历史上具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帝国”的形式和非欧·欧亚大陆世界这一整体，并使其固定下来。时代至此发生了大转折，这不仅是中国史而且是世界史的转折。

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的总体形势，呈现为各方面不由自主地模仿蒙古帝国的四或五个“帝权”长期大范围并存的图像。即处在亚洲东方的明、清两个帝国；处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帖木儿帝国和相当于第二次帖木儿朝的莫卧尔帝国；处在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处在欧亚大陆西北部的俄罗斯帝国。这些“巨大帝国”都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蒙古为人类留下了更大规模的国家统一和社会融合的道路。尽管经历曲折，直到今天中国还在继承着“大中华”的版图和多元复合的国家和社会所应有的状态。

“帝国”这一产物，现在也似乎仍然存在。而且还不止一个，从不同规模来看，恐怕有不少。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肯定今后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我们重要的关注点。这种状况的统治方式，使人联想到远超“国民国家”这一层面的巨大“帝国”。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不管怎么说世界和中国现在或许仍然生活在蒙古的遗产之中。

当站在“现在”这一“时光”的一端，回望人类史上超越时代之共同现象的“帝国”，思考其应有内涵之时，作为一个大的历史分期的“蒙古帝国”，其意义还是不得不带有特殊的色调。这深切关系到“国家”究竟是什么的根本性问题，还涉及更多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供基础、综合且确凿的数据和真实情况，才正是历史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21世纪这一“时光”的分水岭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就我个人来说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在人类社会或地球社会这一空前的生存方式中，所有生物必须共存的时代已经到来。的确，“现在”正在迈进迥然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时光”。超越曾有文明的框架、虚心地重新观察人类的总体发展、站在人类这一角度探寻可以共有的“未来”，对于曾经没有海图就出发去航海的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吧。这样做，开始可能会被认为是绕远路，但是实际上难道不是最为确定和有效的途径吗？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安禄山
（？—757）

“安史之乱”的主要人物。生年不详。是粟特系父亲和突厥系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中华及其近邻为粟特系所起的汉式姓，原本为“康”。就是说源于萨末鞬。由于母亲改嫁来自不花剌的“安”氏，他就叫了安禄山。禄山是粟特语roxšan、波斯语rawshanī的音译，意为“光”。可以追溯到祆教的光之神。通六种至九种语言，在唐朝东北部重镇营州做贸易经纪人互市牙郎。被当地平卢、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发现，屡立战功，接近权臣李林甫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恩宠。742年任平卢节度使，751年任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掌握了唐朝东部和北部的军事控制权。与杨贵妃的胞兄杨国忠不和，755年率“蕃汉”特征的多种族军团发动独立运动，占领了长安和洛阳。756年以洛阳为首都，称大燕皇帝，建立了新政权。然而此后他的身心发生了异常变化，其子安庆绪担心不能继承皇位，遂将其杀害。安禄山的一生，反映了玄宗朝的社会和宫廷的实像，充满了变化和梦想，但是反过来说，也存在很多空白和谜题，其具体的真实情况，就在尚未被人注意到的唐代史料中。至少，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突破了狭小的中国史的框架。假如说出现了与安禄山及其周围有关的新资料，根据的可能是近年来惊人的考古发现。

史思明
（？—761）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生年也不详。不过据说比盟友安禄山早一天出生。他的一生与安禄山惊人地相似。这也许反映出一种情绪，即从超现实的粉饰和编创的角度也好、或是从好恶的感情出发也好，都很容易把安、史二人视为一对。史思明也很可能是粟特系父亲和突厥系母亲所生的“混血儿”。从“史”可以推定，这是源自羯霜那的汉姓。本名是萃干，应该是某个粟特语的音译。和同乡安禄山一起，凭着会说多种语言当上了互市牙郎。也是被张守珪发现，而后屡立战功，于752年当上了安禄山麾下的最高指挥官都知兵马使，即仅次于安禄山的副将。举兵后，负责制伏位于安禄山后方的河北一带地区，与契丹族出身的唐将李光弼所率军队展开周旋。在安禄山被杀之后，没有服从安庆绪，一时投唐，但于758年宣布自立，第二年推翻安庆绪，占领了洛阳。可是与安禄山一样，在建立了政权后身心方面都出现了大的异常，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尽管被唐朝一方视为叛臣，但是受到属下百姓和官兵的爱戴，据说与世交安禄山一起被尊为“二圣”。安禄山和史思明所看到的世界，应该是西起伊朗、粟特，经中亚和蒙古高原、东至满洲地区和朝鲜半岛，并包括中华。真正是处在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多文化的空间中。对此，人们往往容易将唐朝的王权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观标准来进行评述，但是历史本身又是如何呢？

耶律阿保机
（872—926）

契丹帝国的创建者。出生于主要部族迭剌部的族长家族。可称之为创业英主。虽说有关第一代统治者的记载往往难免夸大其词，不过所说身高九尺还是说明他相当魁梧。907年，在痕德堇可汗之后即位，成为契丹诸部推举下由选举制产生的可汗。从老王到“青年”阿保机的登基，或许说明契丹上下已经预见到唐室将在这一年名副其实地灭亡、更加激烈的实力争夺的国际形势即将到来吧。在这种国内外局势的背景下，阿保机对外推进谨慎稳健的扩张政策，对内不杀已成竞争对手的众兄弟，将他们或是放逐或是绥服，强化独裁权力，于九年后的916年确立了世袭制的“帝权”。从那时起一改前策，积极进行军事扩张，降服了蒙古高原和河西、天山方面的各种势力，与华北兴起的李存勖所统领的沙陀政权主要围绕幽州一带和“山后地”先是展开了两次正式的战争，后来激烈的冲突不断。同时将汉族、渤海等系的农民、城市居民迁入包括契丹本土在内的领地内，并筹划开发尚为处女地的辽东地区。阿保机与姻亲部族回鹘系的述律氏（汉式姓为“萧”）一同，靠“堂表兄弟”或“从堂表兄弟”的关系来加强政权的核心部分，起用汉族、粟特、突厥、回鹘、渤海等多种族的人来担当谋臣和行政执行官，试图打造出一个超越草原国家、中华国家这种传统模式的新的多重复合型的国家和社会。汉文史料中所说的“蕃汉”体制，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多元组织和形式。包括契丹文的创制在内，阿保机和妻子月里朵等忠诚的盟友、同族、谋臣们共同构想并向着目标前进的道路，虽然在他这一代没有走完，但是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东方的历史，这一基本方向为西夏和金国所直接继承，很可能对北宋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往蒙古帝国这一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门，是由耶律阿保机徐徐推开的。这样说并不过分。更加宏观地来看，或许可以说跨地域、种族、文明、生态系统的多元复合的“巨大的中国”这一延伸至现代的道路，也是随着他的出现而开始慢慢发达起来的。

朱全忠
（852—912）

五代最初的政权后梁的创建者。本名为朱温，后来接受唐朝所赐全忠之名。宋州砀山人。幼年丧父，和母亲一起艰难度日。年轻时参与贩卖私盐，868年爆发庞勋之乱，他立即参加，接着又参加了黄巢之乱，始露头角。虽然当上了首屈一指的实权人物，但是为了谋求自立而通唐朝，获节度使之名，倒戈去镇压动乱。并继续镇压动乱后发展出来的各种势力，因而获得梁王之号。他以中华本土之交通运输的要冲汴州为根据地，在大小军阀所割据的华北和华中的政局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他彻底清除飞扬跋扈的宦官、压制河朔地方的强势军阀、杀唐昭宗、废哀帝，终于在907年继了帝位。建年号为开平，改汴州为开封，立为都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物质基础，大力开展称霸战，压制着自黄巢起义以来一直与其为敌的李克用所统领的山西沙陀军阀。但是由于轻视年轻的晋王李存勖，于908年在潞州大败，接着又在河朔之地的柏乡一带交战，再败，其颓势已无可挽回。因疾病缠身的朱全忠，自身的衰弱和国势的衰败同时而至，终因卷入选嗣和情妇的问题而遭次子朱友珪杀害。站在唐朝的立场上来看，朱全忠是个稀世的恶人，然而他又是个预告新时代来临的人。对于他来说，原本就缺少像同时代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及耶律阿保机那样生来即有的地盘。除了自己的才干，别无所依。他完全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纯粹可谓一代英男。当时的记载丑化他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纵观整个中国史，他作为从一介平民跻身上层的人物，可以与明朝的朱元璋媲美。一方有盐的私贩组织，一方有白莲教会，二者都属秘密结社，作为利用那里的人脉和技能发迹的乱世枭雄来说，他们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共同之处的，从个人才干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灵活的经济头脑，还是进退自如的政治能力、实战中准确的军事判断力，朱全忠不都是更胜一筹吗？他的政权与稍后在中亚出现的哥疾宁王朝等相近，带有某种类似“个人公司”的特征。可是朱全忠最后还是被命运抛弃了。遇上李存勖这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是他最大的不幸。朱全忠本人具有实干能力和行政手段，对于周围的人们来说他应该是个容易共事的“上司”吧。若说将亲生儿子和养子们的妻子一个个地收为情妇的放荡行为，他的确是个过于好色的人。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丰臣秀吉恐怕也有类似的问题。一代暴发户—朱全忠一直被无条件地视为“反面角色”、“坏蛋”。然而，其真实情况不是可以说明他曾是某种英雄人物吗？

李克用
（856—908）

沙陀军阀的领袖。他与朱全忠之间的敌对关系，历史上广为人知。因以山西地方为根据地，故多以源于其地的封号晋王之名相称。他原本出身天山以东的突厥系部落沙陀族的首领部落朱邪氏。父亲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之乱有功，从唐室获赐李国昌之名，被任命为内蒙古与山西接壤的代北之地的振武节度使，率三万帐的族众从此定居其地，谋求势力的更大扩张。朱邪赤心不仅将唐朝的国姓“李”用于沙陀族长家族，而且给众多养子们也都取了这个姓。儿子李克用在讨灭黄巢军时表现突出，当上治理山西地区的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山西一带，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军事势力，从混乱的政局中崛起。他所率领的骑兵部队，因常年身着黑色衣服被称为鸦军，令人生畏。李克用一只眼睛较小，因而又以绰号“独眼龙”著称。在唐室大势已去的形势下，与占据汴州的朱全忠对抗，尤其是围绕“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独立势力的河北三镇的未来展开了争斗。895年，从唐室获晋王的封号，更是以唐朝的拥护者自居，四处招摇。但是，朱全忠于901年占领了黄河以北的河中之地，进而进入了潞州，至此李克用的颓势已难以挽回。907年，朱全忠废唐室自立为帝，李克用得报突发癫狂，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只得在忧愤中抱病而死。

反过来说，一提到李克用，就会给人一种飒爽的军神和至忠的硬汉的强烈印象。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名人。但是，这是所谓走向灭亡的唐朝、阴险毒辣的朱全忠、虽势单力薄但坚持孤军奋战的李克用及其沙陀将士之类的、非常程式化的固定观念的产物。这样的英雄形象，大概是在北宋以后被哄抬起来的，已经被远超现实地“圣化”了。真实的李克用，年轻时候“帅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了一个顽固不化、我行我素的人。自我中心、目无他人的作风，其子李存勖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周围的人们来说，很可能是个麻烦而难以相处的族长。不过容易受人教唆、一被赞扬顿时飘飘然的本性，让人感觉他似乎有些糊涂，讨人喜爱。他在娇宠那些粗暴的养子们和部下、取悦他们而表现为一个宽宏的“义父”时，自己也许已经沉醉于“大侠”般的心境中了。他之所以有人缘，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吧。李克用的传说，中华和草原都留有痕迹。在蒙古帝国，作为皇室的姻亲王族而繁荣一时的汪古部，以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而著称，他们似乎认为李克用是自己的先祖。从他们的固有领地阴山一带稍向南，在山西北部自己的“属地”内建有晋王李克用的祠堂，将他作为自己的“先祖”虔诚地奉祀着。纪念此事的碑刻得以流传后世。里面保存着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的事实和在历史的进程中后来被演绎的另一个事实。

李存勖
（885—926）

沙陀军阀的第三代族长。李克用的长子。按照中华式的说法，是五代的第二王朝后唐的第一代（首领）。不过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其实他的家族世系和权力终止于他这一代。908年，父亲病逝，在敌人朱全忠的后梁政权企图吞并沙陀军阀的紧急关头，二十四岁的李存勖即晋王位。他安抚了部内因王位继承引起的不稳局势，从根据地太原出发，以处于劣势的兵力突袭布阵于山西南部潞州的后梁大军，取得了戏剧性的大胜利。陷于窘境的沙陀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朱全忠卧病不起的后梁一方反倒转为守势。接着在柏乡一带的战役中，李存勖所率沙陀军再次获得了大胜利，其后的华北局势就由沙陀掌控了。对于推翻自称燕王的刘氏军阀、与河朔之地的强势军阀们结为同盟关系的李存勖来说，自父亲李克用时期以来一直分驻南北、由阿保机统领的契丹国，才是最大的威胁。沙陀政权和契丹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从916年起持续了数年，其中的两次正式交锋，因沙陀一方的死守，以契丹国的败北而告终。要说其真实情况，实际上双方都被困在了河朔之地，沙陀一方好不容易才避免了灭亡。这种说法应该更接近事实。923年以后，似乎总算与阿保机之间再次进入了平静的各自发展当中。契丹国将兵锋转向蒙古高原和河西方面，大大扩展了间接统治的区域，确立了草原世界的霸权。而李存勖凭借沙陀联盟军的力量于923年即帝位，改国号为“唐”，接着灭了已成衰势的后梁，成了华北名副其实的霸主，又很快吞并了华中、陕西、四川的各个王国。

就在中华的统一即将来临之际，皇帝李存勖精神出了问题，状况迅速下滑。在首都洛阳一带，每日沉溺于歌舞音律之中，几乎成了一个游玩之人。他一面和从父亲时代起就支撑沙陀政权的养子们反目，一面又再次起用宦官（唐朝的恶弊，本已被朱全忠彻底清除），把政事完全交给他们。朝廷内外的信赖和期望，迅速变成了失望和怒气。更加严苛的横征暴敛加重了百姓的苦难。于是，河北爆发了兵乱，众多养子当中德高望重的李嗣源被叛军拥立为首领。皇帝李存勖只是做出个出击的样子，然而逃兵接连不断，穷途末路之中他被贴身侍卫所杀，是不折不扣的自取灭亡。李存勖死后，六十岁的李嗣源为了收拾残局，不得已地即了帝位。有人建议另立国号，被他拒绝。李嗣源仍然胆敢以“唐”为国号，是因为不想被人当做叛乱者而实施的苦肉计。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通常也称“后唐”。那不过是仅从王朝名称的角度来考虑的名分而已。实际上，沙陀族长家族就此已经灭亡。显然这个政权已经终结。李嗣源及其一族建立的又一个短命政权，是沙陀旁系所建的其他政权。这样的结果催生了沙陀内部的对立和野心，引发了本为养子同伴们之间更为激烈的争权夺利。不仅如此，所谓“五代”这一概念和出发点，本身就有些牵强。在对13至14世纪左右的中华历史的讨论中，一般的看法是把这一时期所有的政权笼统地称作“伪朝”，不认可任何政权为“中央政权”。对此应该引起注意。

回顾李存勖四十三年的生涯，其中二十四岁之前是沉溺于歌舞音律的“纨绔子弟”时期，然后是至后梁灭亡前十五年间阿修罗般急风暴雨似的“奋斗”时期，最后是三年左右的难以置信的“自毁”岁月。总之，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身上包裹了太过强烈的光和影。因此，或许可以说军事天才和政治外行这极端的两面，同时集中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然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而且关键的是李存勖本人又是如何想的呢？比父亲更具军神形象的李存勖，其无数次的奋战也常常伴随着盲动和自灭的危险。实际上恐慌一直围绕在他的身旁。而歌舞音律是他一生的朋友。在可以称为“毁灭之美学”的氛围中，也许李存勖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地始终活在每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吧。另外，他浑身散发的突发狂热的气息，在他父亲李克用的身上也能看到。这对父子身上都散发出的不寻常的“某种东西”，很可能打动了后世人们的心，令他们兴奋、令他们感动。比起愚蠢地自取灭亡的儿子李存勖，这一点更集中地反映在死于悲运的父亲李克用身上，他不是不久就作为跨时代和地域的英雄形象而被抬高了吗？

耶律突欲
（899—936）

以东丹王之名著称的契丹王子。是个命运多舛的人物。突欲又音译为图欲，汉式名为倍，是契丹帝国创建人耶律阿保机的长子。据说自幼聪颖好学。尤其主张在佛教盛行的契丹尊崇孔子和儒教。平常的褒奖话语，在他那里成了悲剧的伏笔。在父亲耶律阿保机确立世袭“帝权”的916年，他成了太子。那年他十八岁。这件事也成了他不幸的诱因。

年轻时就参与父亲的国家建设事业，在军事上也曾参加对达怛和党项的远征，率领先锋军，积累了实战经验。922年，代父亲总领华北进攻战，遭遇沙陀之晋王李存勖的冒死突袭，无奈撤兵。接着，当阿保机大举西征之时，留守首都上京临潢府。在收降渤海国的战役之时，建言应一鼓作气直接攻打其首都忽汗城。926年阴历正月，与弟弟尧骨共率前锋军，按照先前的建议攻打了渤海国的都城。之后受父亲新赐“人皇王”的称号，当上了渤海国所改东丹国的主人。

但是就在征讨尚未归附之原渤海国地方势力的关键时刻，同年七月发生了父亲阿保机在国境线上突然去世的变故。失去了最强后盾的突欲，命运以此为界急转而下。突欲虽然被册立为皇太子，但是又另外当上了东丹国王，这使得整个契丹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变得暧昧、模糊不清。阿保机没有再次明确指定继承人之事，也对突欲造成了不利。阿保机去世后，突欲的生母月里朵独掌契丹国大权，比起少年老成、自以为是的长子突欲来，她更喜欢单纯直率、勇猛果敢的次子尧骨。是选择可为统治者的突欲还是选择可为征服者的尧骨，就连以聪慧、刚毅著称的月里朵也确实犯了难，犹豫了一年多之后，最终确定了爱子尧骨。

这样一来，身为半独立国之东丹国国主的突欲的境况就变得非常微妙了。当上第二代皇帝的尧骨，以原渤海国境内不安全和实际开发辽宁平原为借口，将兄长突欲及其东丹国的政府和百姓迁往辽阳一带，令人严格监视其兄。受到亲生母亲和弟弟所把持的契丹国朝廷公开的不平等待遇，突欲在辽阳建起书楼，佯装隐士，又在辽西地方的灵山即医巫闾山的山顶上修建了望海楼，内藏万卷书，以韬光养晦。

得知这一情况的沙陀第二王朝的李嗣源，认为是动摇契丹国坚实基础的良机，遂从海上给突欲送去密信，邀他过去。满腹不平的突欲接受邀请，于930年渡海，在华北的入海口山东半岛的登州上陆。对身兼契丹王统之正嫡和东丹国王的重要人物“流亡”，李嗣源大喜，以天子之礼相迎。李嗣源先将李存勖的遗孀夏皇后封为“正室”赐给突欲，劝其改姓为东丹、改名为慕华，最终还是以国姓“李”相赐，称他为李赞华。这一切都是在做戏。后来又任命他为滑州节度使，实际上是以藩王相待的。

933年，随着李嗣源的去世，第二次“后唐”政权陷入混乱，养子李从珂杀其亲生儿子李从厚，称帝。这时，突欲向身在北地的胞弟即契丹国皇帝尧骨送去密报，劝其出兵中华。这也是突欲不可思议的地方。尧骨听从兄长之劝南下，协助太原的石敬瑭摧毁了“后唐”政权。936年，进退两难的李从珂决定在洛阳自杀，召突欲前往。身在开封的突欲拒绝应召，被李从珂派来的刺客所杀。时年三十八岁。

突欲精于阴阳、音律、医药，用契丹语、汉语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非常优秀的画家，的确是个杰出的文人和读书人。但是在另一面，他又非常急躁、动辄杀人。奴婢和妻妾们稍有过失，就会被劈身烧死。据说他在中华本土娶的正室夏氏就因恐惧而乞求落发为尼。

突欲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多才多艺是无可否认的。作为契丹的一介武夫，能够具有此等的文人才能，即便在当时的整个草原和中华也是少见的。不过，就像其流传至今的绘画所反映出的那样，虽然技巧高超，也有灵感，但是总觉得哪里缺少些什么。即缺少力度和强烈的个性。总的来说仍不失为“好”画。这种不足和不彻底感，或许正是他性格特征的反映。这样犹豫不决的性格，使他的人生半途而废。而处在犹豫不决中的暧昧人生，逐步带他走向人格分裂。所谓嗜杀大概是他去到中华本土以后出现的。或许尽管受到“后唐”政权的热烈欢迎，他仍然感觉有所不满，遂陷入精神不安之中。对祖国契丹的思念，似乎始终难以割舍。

成吉思汗
（1162？—1227）

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本名为铁木真。关于其生年，多语种的东西文献中记载不同，另有1155年说、1167年说等。其实，成为颇具权力之人以前的“前史”总是被迷雾所笼罩。现在所说的蒙古高原，在突厥系、蒙古系的各种游牧部落割据的12世纪后半叶，其东北部活动着蒙古部。铁木真出生于其中孛儿只斤氏族的乞牙惕部落的一个家族。父亲是也速该，母亲是月伦。也速该也是个游牧首领，但并不是什么大部落的首领。他被记载为自幼丧父，与母亲艰难度日。在后来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完成的传说、记载和史书中，都有各种苦难和危险接二连三降临铁木真一家、他们成功地战胜那些苦难和危险的内容。然而无法确定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史实真相。总的来说，这种所谓艰难时期的故事，大概是被当做从后世的角度重新对构成蒙古帝国之核心的游牧民联盟的形成方式及其过程进行定位的“功绩簿”，粉饰加工出来的。可以确认的是，至1202年左右，铁木真控制了蒙古高原的东半部地区，1204年又吞并了乃蛮部所掌握的西半部地区，完成了高原的统一。1206年，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即位，称成吉思汗，同时以属下的部民建立“大蒙古国”。这是蒙古帝国的开端。其后，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之前几乎生活在对外远征的征途中。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周密的计划性、事前调查和几近完善的准备。就是说，战前即做好能胜则战或不战而胜的设计。例如对阿富汗斯坦的作战，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此外，关于成吉思汗时期的远征，还存在许多尚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对各文种的史料进行核检。不仅如此，包括成吉思汗的形象在内，无疑还面临着谜团和空白。对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可以说“英雄传说”的成分颇为浓厚。而真正符合史实的成吉思汗传，实际上还未出现。

蒙哥
（1208—1259）

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成吉思汗嫡四子拖雷的长子。在他一代，蒙古帝国的陆地版图几乎达到了最大规模。蒙哥首先跟从父亲拖雷（成吉思汗的爱子，本应被拟定为汗位继承人）出征，去消灭逃往黄河之南的金国，经历了1230年的三峰山之战。紧接着，由于父亲的突然去世，他成为拥有蒙古帝国最多部众的拖雷家族的首领，年纪轻轻就身居要位。1236年，以副帅的身份率领拖雷家族的大军参加以术赤家族拔都为总帅的西征，在进攻高加索地区时取得胜利，不久，与拔都不和的窝阔台庶长子贵由接令返回蒙古本土，当时他一路督行。此时，恰逢窝阔台去世，1246年贵由在母亲脱列哥那的一手操作下幸运地即了汗位。蒙哥肯定心存不满。1248年，贵由为征讨拔都而西行，途中被拔都派出的刺客所杀。蒙哥立即与拔都携手，欲将帝国之权夺入手中。前后两次召开忽里台，确立了自己的帝位。1251年，制定了新政权的方针大计。即，将按台山以西的西北欧亚大陆分封给以拔都为代表的术赤家族；分别将次弟忽必烈派往中华方面、三弟旭烈兀派往中东方面，以使帝国的版图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在蒙哥及其谋臣们的手中，显然已经描绘了征服世界的图景。旭烈兀的西征基本上进展顺利，但是忽必烈对中华方面的经略并不顺利，除了当初征云南，围绕对南宋的策略，期望速战速决的皇帝蒙哥和主张持久战的忽必烈之间产生了不和。做事果断的蒙哥决意亲征，甩开忽必烈亲自出发去四川前线。但是负责汉水方面的斡赤斤家族的塔察儿早早撤兵，这样一些意外事态打乱了整个作战计划，而且四川盆地的山城和酷暑也困扰着蒙哥的部队。虽有暂时北还的可能，但被蒙哥拒绝，继续留驻四川。这时传染病袭来，蒙哥本人也染病倒下，死于合州附近的营地。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皇帝突然死于前线，这一非常事态使蒙古帝国遭受到剧烈的打击，形势急转直下。假如没有蒙哥的突然去世，帝王忽必烈和大元兀鲁思是不可能出现的。蒙哥之死，成为蒙古帝国史上最大的谜。

蒙哥本人是个能讲几个国家的语言、热心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奇人。东起开封、四川，西到斡罗思和高加索等地，大概所有古今帝王中没有像他那样足迹广泛的人。话语不多却富于决断力和行动力，就是作为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也是个大人物。可是，他又自恃过高，缺乏忍耐力，这是灾难性的。即位之际残酷镇压对立面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也是其过于果断的性格使然。为此，普遍潜藏着对蒙哥的仇恨。这些因素驱使他亲征四川，最终招致意外身亡。总之，他那刚毅和务实的作风，不免令人产生一种既为男儿理当如此的感觉。可以说他是一位充满神秘魅力的人物。

忽必烈
（1215—1294）

蒙古帝国的第五代大汗。大元兀鲁思的第一代皇帝。拖雷的嫡次子。蒙古帝国分为忽必烈登极前和忽必烈登极后两个时期。之前是陆上帝国时期，之后是陆海世界帝国时期。关于他的事迹，请见正文，这里只想谈谈他的人品和作为家庭成员的形象。从忽必烈推进宏大且周密的新国家建设事业、合理使用和安排不同种族人的用人技巧中，人们容易把他视为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也或许是因为他那胖胖的身材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特征，正像蒙古人称呼他为“薛禅汗”即“贤明帝王”的那样，他首先是个绝顶聪明的智者。虽说他灵活使用着不同种族操不同语言的智囊团，但是最终决定权在他手中。先是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经自己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判断。实际上不太耍手腕，因为不喜欢。他还有某些和兄长蒙哥相近的地方，一旦认为必要就会不辞辛劳地亲征、打头阵。在军事上，毋宁说忽必烈过于严厉，导致迫不得已举旗造反的事情发生，因为惧怕忽必烈的严惩，有人即使想投诚也不敢在他生前来降。帝国的内讧在忽必烈去世后迅速减弱，原因之一就在于严厉的忽必烈已经不在了。忽必烈虽然性格并不急躁，但是对于在推进自己的计划和构筑体制中消极应付的人们是绝不容忍的。

或许是因为这种性格的影响，被相应地安排负责其新国家建设事业各个部门的儿子们，为了报答父亲的期待而努力，然而不是由于父亲过于伟大就是由于期望值过高，其嫡长子朵儿只早逝，次子真金因当上皇太子而感到压力太重，三子忙哥剌不堪所用，四子那木罕虽气度不凡但见异思迁、性情温钝。庶子忽哥赤、奥鲁赤、脱欢等人也都明显存在缺点和败绩。忽必烈的儿子们没有享受到王和王子应有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父亲胸怀的目标过大，并为之倾注全力奋斗，或许儿子们对此感到吃不消。也可以说是拥有“能人老爸”的不幸。忽必烈晚年，儿子们已先他而去，他只能和孙辈们并立阵前。对于蒙古人来说，八十岁已算高寿，但是对忽必烈个人来说，也许并不十分幸福。他与正室察必皇后情深意笃，在察必在世期间常常倾听她的意见。不想还在新国家建设的中途察必就去世了。为超出人类智慧的某种目的而走过的人生，实际上也许就是一种寂寞的人生。

历史关键词解说

民族与部族

关于“民族”一词，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基本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作为英语、法语、德语之nation的译语出现在近代的新造词语，在汉字文化圈得到广泛使用。本来是指构成“国民国家”（nation，state，这一观点本身是近代西欧国家创造的“心之幻影”，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涉及）以及“国民社会”之基础的“人们的集团”。就是说，与“国家”或“国民”的所指本来是非常接近的。然而，对于包括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在内的、非常朴素地以汉字这一独特文字的印象来联想的人们来说，“民族”与“国家”、“国民”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民族”果真是个恰当的译语吗？

随着“国民国家”从被视为耀眼夺目的近代世界之目标到被认识到不过是连当事的西欧各国也质疑的假象乃至某种幻想和推理，有关民族的其他解说就出现了。即以文化之共有为基础的ethnos或ethnic group说。在这种类型中，民族的语言可以超越时空适用于任何情况。也基本上不论集团规模的大小。尽管是民族学、人类学范畴的术语，但是因为不妨碍交流，所以在历史学领域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之，“民族”应该是有两种所指。具体场合中是用作国民、国家之义还是ethnic group的同义语，还要根据使用者说话的角度来定。照实说，二者经常被混用。虽说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混用，但也不是没有故意为之的情况。尤其带有政治意图的情况令人注意。用同样的造语表达完全不同语种的原词和概念，本身就是奇怪的事情。由此产生的误解、错觉、混乱和负面影响，日、中两国绝不可熟视无睹。只是包括误解在内，“民族”也已经成为固定用语。其实，也许使用另外的译语或者直接使用原文用语会更好。

回顾历史，只能说“民族”这一用语在中国史上的用法非常不严谨。例如，所谓的“汉民族”是指什么呢？这样确切的“集团”在历史上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孙文曾经以“中华民族”这一词汇来代表国民国家建设的主体，但是毕竟距离现实太远。在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多元一体”的说法已经成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正式的口号。社会史学家费孝通，寓居美国的考古学者张光直、持赞同意见的国内考古学者苏秉琦等人，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创始人。坦率地说，比起日本的中国史学者，中国学者更是简单地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一历史体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元构成的。现在尤为如此。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汉民族”及其反义词“异民族”的频繁使用，甚至可以说是一大特点。其中是否反映着日本这一独特历史体所保有的民族印象呢？顺带说一下，在现今中国所说的“某某族”这一表述方式中，大概是用作ethnic group之义吧。“少数民族”这一非常普及的说法，大概也是用作同样意义的宽泛的说法吧。只是，当我们说到“藏民族”、“蒙古民族”时，这个“民族”究竟属于上述两种用法中的哪一种呢？还是同属于两种呢？

与近代的造语“民族”相对，自古文献中就见有“部族”一语。文献中也常见“某某部”、“所部”、“部落”等类似的说法。“部族”之语的所指，无论是存在方式还是内容和规模，都不尽相同。不过，与概念模糊的“民族”不同，“部族”是在历史上扎实留有明确形体和存在痕迹的。而且关键在于，以俨然存在的“部族”为母体，经过多重组合，形成可称为部族联合、部族联盟、部族联合国家的存在形式，由此屡屡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在中国史上，从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到“拓跋国家”的发展，接着到本书所涉及的8—14世纪，以及后来产生大清帝国的满蒙汉联合体等，都是由拥有军事力量的部族单位以各种方式聚合在一起，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况且，如果放眼中央欧亚大陆乃至整个非欧·欧亚大陆，莫如说近代以前这样的存在方式很普遍。在观察人类史上所谓的国家时，这是一大关键。

另外，在人类学等领域，“部族”被用作英语tribe的译语。又将“氏族”用作tribe的下层单位clan的译语。但是，部族和氏族都是原文文献中使用的“原语”。这两个用语之间本来不存在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

至于本书中“民族”和“部族”的使用，原则上一般不使用“民族”一语。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不致引起某种误解。例如，说到Uighur民族时，必须从历史的脉络做清楚的解释：历史上的回鹘和现在主要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称维吾尔族的人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还有，关于上述“汉民族”的说法，与这一称呼相称的那种实体，在中国史上到底是何时出现或形成的呢？这本身恐怕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应当超越时代、从正面展开多角度综合性分析和研究的问题。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确实没有必要使用什么“异民族”等包含特定价值观的、不可思议的用语了。相反，还得使用“部族”之语。应注意逐个准确把握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部族、处理个体与全体之关系的方法。这样的尝试，可以说还几乎没有人做过。用不着引证中东地区部族的例子，即使是现在部族这一形态还存在着。也就是说，不论世界史还是中国史，也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实际上以“部族”之语涵括的内容具有不同于“民族”之语的意义，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大课题。

帝国、国家、兀鲁思

本书特意分别使用了“帝国”和“国家”两个用语。所谓国家，是人类史上非常古老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它以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强劲的统治力量为必要因素形成一种权力，并相应建立支撑这一政权的各种组织、建置和机构。在这一权力的统治下，自然会有规模大小不等的人类的集团，但是将那些“民众”或“人民”概括起来称作“国家”，是统治者一方为自我辩护和合法化而使用的权宜之计和说教，不用说这是一个十分近代式的概念。

纵观人类历史，所谓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指政权、政府及其周围组织。真正实现国民主权国家或是国民创建的“国家”这一美好图景的，在现今世界上还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另外，汉语所说的国家，本来是指王朝。由于在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的日本，使用古汉语的“国家”来对译state 或nation等用语，其结果导致语义似是而非的新的“国家”一词的出现，不久即逐渐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内得到了普及。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或韩国，近代以前的汉字文献中出现的“国家”一词，与近现代的“国家”显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应引起注意。

“帝国”这一用语，全然不存在于古代汉字文献中。假如从汉语本身的角度来分析，表示唯一权力者之义的“帝”字，是绝不会和原本表示春秋时代之都市国家的“国”字组合在一起的。其实，所谓“帝国”是在江户后期，具体说即18世纪80年代的日本被发明创造出来的词，就是说它是个日本制的汉语。是根据荷兰语的原词keizerrijk（相当于德语的Kaiserreich），以Kaiser表示“皇帝”、reich表示各个分邦之上统一的“国”，遂将其翻译成了“帝国”。当一旦了解到英语和法语的empire与德语的Kaiserreich是同义词，empire也被笼统地统一译为“帝国”，于是“帝国”一词流向中国等地并传播开来。在日本所造欧美语之译语涌向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滔滔洪流中，“帝国”一词也成了中、韩等国普遍的“通用语”。属于这一类用语的“帝国主义”，情形也相同。这类例词确实很多，对于日本语在引入欧美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给东亚各国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从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重新展开研究，应该具有不小的意义吧。

本书就中小版图和部族层次上的权力体分别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说明它们只能被视为非常一般的“王国”和“军阀”，如果由此构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力和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就可以称为“国家”，如果进一步发展到超地域、种族、联盟的更高层次，就可以称为“帝国”。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当朴素、十分接近一般概念的用法。

下面，想就“兀鲁思”这一用语简单谈几句。“兀鲁思”是蒙古语，意为人类集团、部众、国民、国等等。它与突厥语的il是同义词，在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各种文献中常见il和ulus这两个同义词一同使用的现象。“兀鲁思”是一种较之土地和领域更注重人类本身的“国”的概念。欧亚大陆中心区域的ulus 或il的概念，不仅有别于西欧所产生的state 和nation这样的近代概念，而且与日本语的kuni之意也不相合。称为“兀鲁思”的人类集团，即便整体迁徙，其“国”的性质不变。作为“国”的轮廓和外框，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变化的。这种“兀鲁思”的概念，不同于我们容易想当然地视为“固态国家”的那种一般概念，表明人类史上曾经存在另一种“柔性国家”的潮流。以蒙古世界帝国为最高峰的游牧国家体系中各国的历史，说明人类本来就存在多样的国家形式。

现代世界，归根到底是以幻想中的“国民国家”为基础单位构成国际社会。不过所谓的“国民国家”，其大小规模不尽相同，国家的建立也有自立、依靠外力、凭借幸运等不同形式，总的来说情况很乱。立刻就能形成几个“国民国家”的super state也不少。但是，只要不被认定为“国民国家”，即使人数众多、区域广阔的“民族”，也只能止步于巨大国家的一个“地域”内。在这个地球上，至今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人类集团”的形式。以很可能不足为信的“固性国家”的框架来虚构唯一的理想方式，果真是在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更加符合现实和实态的弹性的国家实像。

参考文献

这里仅列举在撰写本书时所参考的最主要的文献名称。另外，外文参考文献之名只好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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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藤井让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绘图、地图中所见世界的形象》，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004年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李伯重

09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海与帝国

明清时代

【日】上田信 著　高莹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9) UMI TO TEIKOKU

——MIN SHIN JIDAI

© Makoto Ueda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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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日) 上田信著;高莹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09）

ISBN 978-7-5495-3369-5

Ⅰ. ①海⋯ Ⅱ. ①上⋯ ②高⋯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明清时代Ⅳ.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011490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24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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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代宫廷御用瓷器，嘉靖年间制品。通高33.2厘米，口径19.5厘米，罐以釉下清花与釉上各种色彩相结合，绘红鲤鱼游于莲藻之间。（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 剔红花鸟纹漆提匣
——明代宫廷漆器。通髙36.7厘米，宽28厘米。长方形的三层提匣，通体髹朱漆，外壁雕饰四季花卉和凤鸟纹，盖面雕山水庭园和人物，提梁漆朱漆地黑漆花纹。（故宫博物院藏）

推荐序

多年前，我在厦门大学从傅衣凌先生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衣凌师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史，在他的影响之下，海外贸易也成为厦大明清史的特色之一。同时，厦大所在的厦门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从宋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海外贸易中心。在这里学习明清史，对海外贸易也自是别有一种感受。毕业离开厦门后，我主要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在研究中也一直关注海外贸易对江南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经验借鉴（即“资治”之“通鉴”）。由于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政治含义，史学也就成了一门与普通民众无缘的学问。对于大众来说，演义、故事、戏剧等通俗文学读物，成了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历史知识当然问题不少，从而导致了大众对历史的误解。到了乾嘉时代，史学开始向着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方向发展。到1930年代，专业化的史学更达到了高峰。然而一旦成为专门化的学问，就不免进入象牙塔里。1950年以后，史学日益教条化、八股化。改革开放后，史学得以复兴，同时大众也渴求对祖国的历史有更多更好的了解。但是象牙塔内的东西，大众依然难以窥见，他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仍旧是通俗文学乃至电影、电视剧。这种情况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多地提供容易读懂又能提供正确知识的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

明清两朝因为距离今日较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只能算作“近代史”，因此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明清时期大多被划到“近代史”中，往往被称为“近代早期”。由于更加接近今天，因此明清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丰富。大众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渴求，也以明清史为甚。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明清历史故事和影视剧，就可看到这一点。

但是，写一部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明清史读物，难度也比写其他朝代历史的读物更大。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

第一，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明清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明清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吗？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赫尔德（Johann Gettfried Herder，1744—1803）形象地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他们的看法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才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主要是中国受到外力“冲击”后作出的“回应”。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依然停滞。越南战争后，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主流看法还是这种“冲击―回应”论。

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这种史学体系虽然在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方面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和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但是这种“萌芽”不仅十分微弱，而且后来中断了，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因此，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

2.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吗？

这种说法也源自黑格尔。他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部分地取决于地理因素：“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他进而强调：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洲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种明清中国“封闭”论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多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共识”：中国一向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才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这种明清中国“闭关自守”论，也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甚至到20世纪后期，以曾经风靡全国的央视电视剧《河殇》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人需要对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引入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

因此，也不论中外，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

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是很有新意的。

第二，应当如何来写普及读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到以下两个问题：

1.这本普及读物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以往有一些关于中国史的普及读物如各种史话、史学讲坛、通俗史学等，其中有些写得也很不错。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明清史的普及读物却比较少，已有的大多是偏于某一方面，如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明清史料异常丰富，除了少数通儒大家外，大多数学者皓首穷经，也只能在一个领域中有所建树，在自己领域之外，则知之有限。为慎重起见，许多学者也不愿多谈自己领域之外的话题。

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其他“专门史”也同样如此。但是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各种板块，孤立地看历史。因此，尽管在研究方面需要专业化，但是在向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却必须破除这种学科藩篱，超越以往专题细分化、时段切割化研究的做法，把各种历史事件和现象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面联系之中，才能看到其丰富的内容，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而，要这样做，就将迫使历史学家们去阅读自己领域之外的大量研究成果，然后进行筛选和综合。因此，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2.这本普及读物应当用什么表达方式？

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与专业论著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对于大众来说，普及历史读物必须使用他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字（当然也不是媚俗文字）。写通俗读物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既然要向大众提供他们所愿意读而且也读得懂的历史读物，就必须依照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去写。这一点，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

本书把明清中国史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纳入了书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同时配以多种插图，使得一般大众可以获得丰富全面的知识。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达到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明清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的目标，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

此外，我还要说的是，本书的成功，也与以下三点有关：

第一，在向社会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日本学界有很好的传统。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和田清先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概说》和《东洋史》，这两本书与当时学校里那种扼杀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的八股化教科书完全不同，激发了我对中国史的兴趣。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传统，这是本书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学术来看，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外国人写中国史，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距离有时也会产生客观，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有时会如苏东坡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作者从庐山之外来看中国史，并且特别表现出了一种海洋史（亦即全球史）的视野，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83—1985年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1989年以来在日本立教大学任教。我虽然尚未有幸与他相识，但是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不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亚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本书的写作，是以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上田信教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有以上各种因素为基础，本书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最后，我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深表祝贺！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2年4月20日

- 推荐序

-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 海上女神“妈祖”

- 海的历史

- 帝国的历史

- 恣意的明朝

- 自制的清朝

- 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 海与交易

- 海与人

- 交易的类型

-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 东欧亚空间

- 东欧亚的海洋

- 海与船舶

- 海上交易的历史

- 中式帆船的出现

- 东欧亚大地

-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 南北分立体系

- 分立体系的终结

- 白银与铜钱

- 波动的欧亚舞台

-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 环球舞台

- 东欧亚的五百年

-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纪Ⅰ

- 元朝的弱点

- 保障元朝的运输通道

- 元朝的海运

- 乞丐与富商

- 黄河改修工程

- 红巾军

- 元朝为何瓦解

- 江南的巨贾传说

- 江北的乞丐僧

- 义塾里的先生们

- 进军徽州、浙东

-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 义塾的实际情况

- 礼之帝国

- 建国

- 明朝的建立

- 陆地帝国

- 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Ⅱ

-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 明朝的整体构想

- 兰秀山之乱

- 十四世纪的海域世界

- 黄海与海民

- 十四世纪的倭寇

- 海禁政策的背景

- 明朝的朝贡政策

- 朝贡方的状况

- 帝国的变化

- 纺织工人的生活

- “空印案”与行政改革

- 胡惟庸之狱

- 与日本的关系

- 帝国与移民传说

- 户制与里甲制

- 里甲的作用

- 山西的移民

- 洪洞的大槐树

- 攻陷云南的地缘政治学

- 土司的统治

- 云南的移民传说

- 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 从马和到郑和

- 云南的少年

- 攻陷云南与蓝玉案

- 宦官马和

- 与二代皇叔的战争

-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诞生

- 宦官与皇帝

- 内廷与外朝

- 浮在海上的帝国

- 郑和率领的船队

- 远征的记录

- 航海的目的

-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 郑和与马和之间

-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 从永乐到宣德

- 琉球王国的外交文书

- 琉球王国的诞生

- 闽人三十六姓与久米村

- 东海、南海上的苏木

- 日本的勘合贸易

- 盐所支撑的帝国

- 海盐的生产

-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 迁都北京

- 北方的交易者

- 户制的矛盾

-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 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Ⅰ

-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 商人传记

- 新安商人的勃兴

- 普及全国的商圈

- 商人的类型

-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 宁波之乱与越境者

- 日本银的出现

- 走私贸易的据点

- 江南的国际贸易港

- 徽州的海商

- 从海商到倭寇

-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 葡萄牙人侵略东方

- 冒险商人的世界

- 传教士的加入

- 贸易港口澳门的形成

- 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容——十六世纪Ⅱ

- 地域社会的形成

- 山区的流民

- 秩序再生的过程

- 对策产生的思想背景

- 从里老人到乡约

- 徽州乡约

- 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

- 合县公议

-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

- 士农工商的瓦解

- 农村手工业的展开

- 市镇的丛生

- 无赖一职

- 市人与民变

- 知识分子的摸索

- 从海禁到互市

- 解除海禁的要求

- 互市体系的起源

-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

- 日本侵略朝鲜

- 战争与交易

- 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 传教士与宦官

- 宦官与官僚

- 官员与地方社会

- 官员与传教士

- 毛皮与帝国

- 黑貂与贸易

- 毛皮交易下的新兴政权

- 通往帝国之路

- 明朝的垮台

- 发型上的纠纷

-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 与俄国之间的条约

- 海域世界的末日

- 大海的变化

- 倭寇后人

- 交易基本情况的变化

- 从迁界令到展界令

- 互市体系的确立

- 与异文化的接触

- 白话小说的世界

- 出版文化的形成

-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 接受基督教

- 与传教士的对话

- 传教士与历法

-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 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Ⅰ

- 盛世时代

- 清朝的生育高峰

- 税制改革

- 人头税的消失

- 经济复苏

-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 商人与产业

- 浏河港物语

- 浏河港风景

- 浏河港与商人

- 东北的产业

- 山区产业

- 互市体制的开展

- 盛世的食材

- 物的出现

- 信牌管理

- 与日本的贸易港

- 琉球的变化

- 移民东南亚

- 广州的英国人

- 朝贡与外交

-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 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Ⅱ

- 皇帝与帝国

- 皇帝的多面性

- “西颜”皇帝

- 清朝与准噶尔围绕达赖喇嘛权威之战争

- 掌握达赖喇嘛权威的清朝

- 清朝与中央欧亚

- 官员与行政

- 步入仕途

- 皇帝与官员

- 清朝的统治机构

- 陈弘谋简历

- 云南事情

- 管理铜山

- 开发与官僚

- 开发手段

- 福建与台湾

- 从泰国进口粮食

- 货币与粮食

- 银两与大区流通

- 铜钱与粮食

- 铜钱与地方市场

- 大区交易的展开

- 与明代之比较

- 历史体系中的盛世

- 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 南海海盗

- 藏宝传说

- 越南与海盗

- 海盗势力的扩张

- 清朝的对策

- 海洋主角的更替

- 鸦片与军舰

- 两个本草书

- 吸食鸦片的普及

- 金融革命与英国

-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 国家商人

- 鸦片战争

- 信息与战争

- 白银去哪里了

- 出国者的世界

- 蜕变的社会

- 移民的社会

- 地方财政的龟裂

- 生态环境的极限

- 从大运河到大海

- 太平天国与社会

- 南京条约与开港

-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 尾声 妈祖与明清的历史

- 出现在云南的海之女神

- 海的时代区分与台湾的妈祖

- 欧亚帝国中的丽江

- 妈祖的旅程

- 中文版后记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海上女神“妈祖”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归程。在昆明（云南省）的机场，遇到了一群颇引人注目的人。他们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供放着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上女神妈祖。神像的肩膀上披着一块写有“湄洲妈祖庇佑平安”的布。我从这二十四名信徒中找到一位貌似首领的人，与之攀谈起来。

这尊神像来自台湾东岸的海港城市花莲市。因女神告诉信徒其有归乡探亲之意，所以他们一行便来到了福建的小岛湄洲。之后又在女神的恳切希望下游览了观光胜地丽江。现在是要经由澳门返回台湾。

台湾的女神造访云南的观光地，这个消息让一段长达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如闪电般浮现在我的脑海。

1 海之女神“妈祖”像

妈祖是谁？她的庙宇为什么会在台湾的东岸？丽江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要将这些点串联起来，须讲述一段历史。

女神到访的湄洲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莆田市，是一座显露在海面上南北狭长的小岛。小岛位于碧蓝的东海，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梦想去那里一次，因为它是妈祖的诞生之地。（以下主要参照李献璋，《妈祖信仰的研究》，泰山文物社，1979年）

有传说称宋朝建隆元年（960），女神出生于岛上的一户林姓家庭，可预知未来，拯救了无数海难。她死后的一天夜里，漂浮在海面上的木头发出光芒，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妈祖在大家的梦中现身命令建馆。按照这个启示，建成第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称为妈祖庙，地点就是台湾花莲的妈祖所谕示的地方。

妈祖原本只是福建一个小地方那些靠海生活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地方神，是历代王朝把她捧到了海上女神的地位。

宣和五年（1123），宋朝向朝鲜高丽派出使节。使节船队在旧历五月的一天从东海港口定海起航出发，次年八月返回。据说这支船队曾遭遇海难，得亏妈祖显灵搭救。那么为什么会是妈祖呢？因为船队的船员大多是信仰妈祖的福建籍水手。所以当船队平安归来时，朝廷赐庙额“顺济”给妈祖，这是妈祖第一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2 湄洲妈祖庙
福建省莆田市海面上的小岛湄洲是妈祖诞生之地。这座为祭祀妈祖而首次建成的庙宇是中国人一定要拜访一次的圣庙

因为受外来民族金朝的压迫，宋朝试图在海上寻找出路。为保平安破例给妈祖以厚遇，接连赐“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等荣称，绍兴四年（1134）赐妈祖“灵惠妃”的称号。从夫人升格为王妃，妈祖完成了从地方神到全国女神的转变。

宋朝之后，元朝为了把江南的物资运到首都大都也使用海路，所以大海依然掌握着元朝的命运。元朝也尊妈祖为特别的神，至元十八年（1281）授其“护国明著天妃”之号（《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为至元十五年封号，应是误记）。获得天妃地位的妈祖，成为海上女神，可与天相匹敌，成为守护帝国之神。从宋朝到元朝，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都设置了祭祀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在本书所要考察的明朝时期，出现了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妈祖在明里暗里守护着船队，因而对妈祖的信仰也就扩展到船队所到的各个地方。

在清朝将台湾收入版图的过程中，妈祖因守护清朝舰船有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天妃”再升一格被封为“天后”（只不过这次加封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真正公开）。这意味着妈祖从一位天之配偶神一跃而成为可与皇后相匹敌的最高地位的女神。

在海上行走的中国人祈求航海安全，信仰妈祖，在世界各地建造起大小不一的妈祖庙，据说共有四五千座之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亚洲各国自不必说，美国的三藩市等一些地方也有妈祖庙。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和升天日（九月九日），许多信徒从世界各地赶到湄洲烧香祈求平安。

海的历史

就像没有人讲过妈祖的历史一样，目前还没有人如实地讲述过海与帝国的关系。若要解开女神历史之谜还需要打破过去中国通史的框架。

在当今历史学中，整体来看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为起点的“海的历史”。他教给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中除了以发生在陆地上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为中心，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向我们证明海不是阻止人类活动的东西，它也是人类活跃的舞台。“海的历史”最早在东南亚历史中被接纳，日本史中现在也正在开展有关东海、日本海等海域世界的研究。

另外一种潮流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代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受布罗代尔的影响，该理论大有超越直到20世纪中叶都处于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之势。

3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法国20世纪历史学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在世界上，有政治、经济处于优势的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国家之分。20世纪的历史学试图把这种差异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说明。比如说，殖民地化的地区，被看做历史性落后于殖民地宗主国。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相比，亚非地区被认为还停滞于幼稚阶段。

改变这种历史观的契机，主要来自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说：被认为近代落后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在开发上落后而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遭遇了低开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地区被强制性地让自己原本的社会形式变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

过去被定位在时间轴中的地区差异，逐渐被放置于同时代的关系当中。沃勒斯坦以由时间轴到空间轴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为线索，试着对世界史进行了重新编排。其成果就是近代世界体系论。

本书是根据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代表的这两大潮流，为重新审视迄今被称作中国史的这种叙述模式书写而成。本书选择“海”作为题目的理由，是为了吸收“海的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把叙述范围设定为14至19世纪，原因在于“近代世界体系”论所阐述的几乎为同一时期的内容。

笔者着眼于帝国与海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去关注通过海洋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才有可能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另外，通过把五百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能够阐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迫发生变化的世界帝国。

帝国的历史

本书所考察的这一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放在日本史的脉络中，正是足利义满时代至佩里黑船来航的前夕；在欧洲历史中则是从法英之间近百年的战争到法国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本书希望尝试的是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阐述。

若为本书所考察的这一段五百年的历史冠上一个王朝的名字，应该是明清时期。

明朝是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于1368年创建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创始人之中，朱元璋也是一位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人。1644年，明朝由于大批农民起义而灭亡。从创建到灭亡共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是由居住在东北亚的民族创建的王朝，始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从明朝独立，建立政权，定国号为“金”（为了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一般称“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于1636年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取代明朝迁都北京。从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一共经历了十二代皇帝，从创建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史。

4 足利义满（左，京都市金阁寺所藏）与黑船来航（右，《金银泥画防卫图屏风》，日
本民艺馆所藏）
本书所考察的这五百年历史，在日本史脉络中正是从足利义满统治到美国的佩里舰队来航前夕这一时期

习惯上明朝不读作“mei”而读“min”，清朝不读作“sei”而读“sin”。这告诉我们在确立了汉文读法的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们对明清两王朝的情况不是通过书本而是从中国人的口中直接得来的。

但为什么是“明”“清”呢？列举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的名称，并考察它们的由来，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不同于以往。

奠定中华帝国基础的秦，是以周朝所封的国名而命名的。汉是创始人刘邦受楚王项羽所封的国名。直到宋朝，王朝的创始人都是以前朝赐予的爵位为国号。也就是说王朝的名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是中国的传统。

主动使用前朝所封的名号将会被看做是其统治继承了前朝，具有的正统性。这可以说是自古确立的一项政治约定。还须注意的是，王朝的名称来自周朝时候的国家、地区之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宋朝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超越周所固定下来的中华范围的意识。

而蒙古帝国的盟主忽必烈却不顾这一中国传统的束缚，自称“大元”。但元朝并非汉族政权而是蒙古族的政权，这样做或许应看做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元朝以后的明朝。朱元璋在元末混乱中崭露头角的时候曾一度采用白莲教教主赐的国号“吴”。按照中国的传统，国家应该称作“吴朝”，但朱元璋采用的国号却是自定的“大明”。接下来的“大清”也为自称。

明、清这两个名称入选的理由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它们并不是一些地名或者民族名称等固有名词，里面包含了抽象的理念。这一点与忽必烈选择的“元”相同。从王朝的名称来看，明清两朝已经不在从秦延续至宋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明清两朝是在蒙古帝国开创的新的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若用稍显挑衅的话来说，明清两朝就不是之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便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这一框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朝代。

恣意的明朝

在非传统的中华帝国这一点上，明朝与清朝可谓相同，但它们本身的特征却又大相径庭。能够真实感受到明帝国形成的地方是在距离其最初的首都南京郊外往东二三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被称作阳山碑材的明代采石场。第三任皇帝朱棣（明成祖，永乐帝）为了颂扬其父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的功绩，永乐三年（1405）下令采石在朱元璋墓前建碑。但是石碑最终没有完成而搁置在山上。

这块欲从山里运出的石碑分为碑座、碑身与碑额三部分。碑座高17米，宽29.5米，厚12米，重量为16250吨。碑身虽然横放着，但身高为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8799吨。碑额高10米，宽22米，厚10.3米，重6118吨。或许正是因为过于硕大才没能运出去。

假若石碑完成，可与一座七八十米、高二十层的大厦相匹敌。我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曾借学校组织游览历史遗迹的机会去现场参观。当我登上石头的时候，整个人有眩晕的感觉。不过那倒不仅仅是因为石头太大。

这么大的石头，当时真的打算运出去吗？到底曾有多少人被征用来搬运这块碑石？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莫非经常要接受这种完全无法用近代合理性去解释的帝国命令的捉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领土随着它的国力衰退一天天在缩小。但是直到最后灭亡，它成形的样子还是我们近代人无法用常识想象的。

5 阳山碑材
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树碑而开凿的巨型石材，因过于巨大而没有完成，被遗弃在南京郊外的明朝采石场

当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发展阶段论要对几千年的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时，一位学者认为明代之前为古代。其他许多学者都承认唐宋之间有一个时代区分，或者认为中世在宋代结束，或者认为中世从宋代开始，在这些争论中，明代之前为古代的主张虽然标新立异备受关注但却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明朝时候国家进行的浚通大运河、郑和南海远征、修筑万里长城和建设北京郊外的十三陵等，这些丰功伟业确实比较具有古代性质，其宏大超出了近代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中若要寻找与此感觉相似的东西，可以联想到秦朝修建万里长城和隋朝挖掘大运河。当可以脱离这种从古代经中世、近世然后向现代前进的直线型时间意识时，就能够找寻到这种在中国鲜少出现的古代的源流。

明代的遗产和业绩多半来自皇帝的恣意妄为。在皇帝与高官中或许存在某一个理由需要启动国家工程。但是大多数百姓无法预测何时何地将会怎样被动员去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说他们过着不知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

自制的清朝

在这一点上，清朝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统治较为安定的18世纪，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帝国的恣意妄为。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最大的契机应该是原则上取消了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赋役。也就是说，清朝时期向国家提供劳动的负担被编入土地税中。土地可以测量，因此土地税能够计算。百姓一方面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进行合理的安排。

几乎同一时期，西欧的市民可以通过契约限制王权，制约国家的恣意行为。中国通过不同的途径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清朝的皇帝通过对恣意行为的自我约束，获得了充满温情的统治者的职责，也就是成功地为充满暴力的权力外面裹上了权威的外衣。

由于这种恣意并未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百姓还是受到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的各种不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贿赂与中间剥削在不知不觉中也有了一定的尺度。所以百姓可以预测出将被剥削的部分，从一开始就把它计算在内来从事经济的或者是社会性的活动。在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上至大地主、富商，下到底层的贫农、百姓，人民都生活豁达。社会中充满了近代式的活力。

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

6 乾隆帝
代表近代清朝的皇帝。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作

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史。为了说明该书的框架，笔者还特意花费了第一章整章的篇幅。不过对于初次接触明清史的读者来说或许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为什么要这样展开论述，让人难以理解。我希望有这些感觉的读者仅仅记住下一章的重点是“从交易这一视角讲述历史”，然后从第二章开始阅读最后再回到第一章就可以了。

出现在中国内陆云南省昆明市的海上女神—读完本书之后大家对她的历史背景应该也会有一个理解。

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海与人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产。为了相互补充各自地区所没有的东西，从古代起就盛行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交换物资。

“人”以外的野生动物在自己生息的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动物的排泄物、尸体，在它的生态环境圈中或者成为其他动物的食饵，或者分解为微生物。物质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循环。动物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圈。唯独“人”才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搬运物资进行消费。本书中将这种跨越了生态环境圈的物资的互换称为“交易”。

在今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开始之前，“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为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所没有的，或者说相较于需求较稀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文化中的宝贝。拥有宝贝的人受到没有宝贝人的艳羡，某些情况下还会成为受尊敬的对象。宝贝甚至还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经济学中将宝贝称之为“财富”或者是“财产”，但是什么东西成为财富、财产则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

在当地生态环境以外的宝贝，有两种来历。一种是怀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地里挖出的宝石、金子、银子等稀缺矿产。另一种是类似于香木、香辛料、绢织品、陶瓷器这种只能在某个特定产地才能制造出来的从远方运来的特产。能够成为宝贝的物资必须满足稀缺性这一条件，同时还必须满足是由特定生产地、通过特殊技能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条件。

渡海而来的物产，依靠拥有航海技术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成为宝贝的资格。也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次航海造就万贯家财的商人的传说。

交易的类型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宝贝进行交换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要把热带岛屿中生产出来的香木与温带农耕地区生产出来的绢进行交换，会怎么样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标示出一根香木的价格，然后寻求同等价值的绢就可以了。但是，用统一的价格评估香木与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这种方法是在明朝，也就是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在尚未出现用价格来衡量、表示物品价值的时代中，交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把海盗袭击沿海地区，掠走物品和人质的行为看做交易的一种类型。自古以来，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抢夺农耕地区的物资、掠走通晓生产技术人员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跨越生态环境圈物资移动的现象，因此按照本书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在交易的范畴之内。

也有一种交易方法叫做“互酬”。这种方法是，交换双方，即在不同生态环境孕育的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都满意的量上取得一致然后进行交换的方法。沉默交易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惯做法。古时候有个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介绍了利比亚人所进行的沉默交易的情况。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习惯—著名的“鬼市”。

7 希罗多德（Herodotus，
前484—前425）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也就是在某种不同生态环境相互接触的特殊空间内，属一方文化的人将想要交换的物品放下后离开，另一文化中的人出来放下与之相称的交换物然后离开。

但是通过掠夺、互酬这种方法很难稳定地获得大量物资。在掠夺的地方抢到的并不一定有自己所需要的；通过互酬交换来的物品的量，受限于最低需求。也就是说对方若对自己带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交易将不成立。

比掠夺、互酬更先进的方法是纳贡。以军事武力或者社会权威为背景，令对方顺服，定期缴纳固定的物资。纳贡制度化以后形成的是被称为“集中—再分配”的方法。用政治的权力通过征税的方法从各级统治者手中筹备物资，集中后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裁量重新分配到需要物资的地方。

纳贡与“集中—再分配”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使交易制度化。交易必须敏锐地应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

交易所依附的多个当事人的行为体系，是被称作“市场”的东西。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由非特定的多个当事人按竞争原理进行交换。竞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交易所需要的信息要得以公开。

这些信息也包括关乎将来的事情。为了交易而出海的船只或许因为遭遇暴风雨而沉没。但是，如果有一种海上保险等制度针对类似这种无法预测的情况，就能够预测到受灾大小这些风险。这并非是把交易活动当做赌博，而是要同时预测风险。

本书所考察的五百年历史过程中，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机制在欧亚大陆出现之后再次瓦解，有时还出现了掠夺横行的情况。五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国也逐渐被纳入欧亚大陆萌生出的市场这个体系中。

中华文明的扩大过程

从古代开始追溯中国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是交易体制变化的过程。如果不把从广袤的领土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产分配到所统治的各个地方，王朝就难以维持。换言之，王朝是一个在纳贡与“集中—再分配”的交易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系。这一交易体制在东亚这个空间框架下发展壮大。其类型可以总结如下。

王朝对统治领域以外的空间，通过纳贡等方法获得物品；对统治领域以内的空间则通过征税收集物资，之后再通过军队、官僚等机构重新分配。在王朝的影响下，那些统治领域以外的地方表现出进一步深入参与到该交易体制中的趋势，于是向王朝开展各种公关。与新文化的交流撼动了王朝交易体制的稳定性，王朝由此动摇。当这种动摇超过一定程度，王朝的统治体制瓦解。在这一混乱过程中又诞生了新的、较之以前范围更广阔的交易体制。在这种交易体制下，诞生新的王朝。

8 聚散离合的模式图
笔者考虑的中国王朝的兴亡模式

由于这一过程较为漫长，所以对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而言极难预测事态发展的趋势。新交易体制的蓝图出现后，伴随着流血而消失不见，斗争在多种可能性之间展开。从连续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一个体制。历经苦难而诞生的这个新的交易体制不久后又在与周围文化的交流中动摇。

把中国的历史看做这样一种循环时，这个循环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一为交易体制安定期的“合”，然后逐渐开始动摇，待体制显现灭亡特征时为“散”，出现多个新体制可能性的时候，各体制带头人相互反目进行战争，此为“离”，最后生存下来的一个体制统一大局称作“集”。虽然这不过是对四个字“离合集散”的重新组合，但这也是拙著《森林与绿色的中国史》（岩波书店，1999年）首次提出的观点。用这一说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能够解释很多现象。

如果把中原（黄河中游）成立的周朝的鼎盛期称作“合”，该王朝受到周边民族为参与交易的压迫开始动摇，春秋时代即进入到“散”的阶段。战国时期，西秦、北赵、南楚勃兴，它们在各自吸收周围文化的同时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离”。最终秦始皇确立了新的交易体制，压倒其他势力后实现了“集”。从周到秦大约一千年的这个变迁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循环。

周的交易体制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体制，周王在各地封诸侯，诸侯对周朝进贡。

维持这一体制的是“礼”这一文化约束。而在秦朝建立、汉武帝确立的交易体制中，来自直辖地各郡县的税收、官盐专卖这一“集中—再分配”的模式成为国家的支柱。

第二个循环从后汉开始，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朝重新确立新的交易体制。在这个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中期大约800年的时间里，确立了将耕地直接分配给统治领域中的百姓，实行租庸调的税收体制。对于统治领域以外的各国，举行册封仪式，承认其国王的统治权，并接受各个国家的朝贡，积极开展贸易。

第三个循环以唐朝安禄山叛乱后开始动荡为发端。经过了藩镇分立、五代十国的“散”阶段之后进入“离”时期，包括北面辽、金以及南面宋、南宋各自构建新的交易体制而相互对立。北宋与南宋积极向海上发展，交易的范围超过了以往。金朝等王朝加深了与中央欧亚的交易关系。

但是，这第三个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周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帝国在整个欧亚领域构建起交易体制，中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编入进来。要理解这以后的中国史，以东亚作空间框架是不够的。本书使用大家并不熟悉的东欧亚这一词汇，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看待中国的历史。

东欧亚空间

东欧亚的海洋

“东欧亚”是笔者在撰写本书时感觉到其必要性而创造的一个词汇。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五大海和与它们相连接的陆地、岛屿。

若使用世界地理用语来表示，东北亚（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在内）、中亚（包括西藏高原、蒙古高原在内）、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在内）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一部分构成东欧亚的范畴。它就是本书的舞台。

五大海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对于航海的人而言，最担心的就是风浪的高度。当海浪超过4米高，就会对航海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波高，以1990年代的平均值来看，超过4米的日子渤海为26天，黄海为95天，东海为123天，其中台湾海峡为90天，南海为169天（现在中国并不面向日本海，所以日本还没有可进行比较的数据）。波涛肆虐的不同从这些天数便可窥其一二。

9 东欧亚地图
本书所说的东欧亚范围

渤海与黄海，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以南北向的渤海海峡区分为内海与外海。渤海是一个像湖一样安静的大海，而黄海则经常肆虐。但是一旦风停了黄海也就变回没有波澜的海。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代，中国的大河黄河流经山东半岛南部注入黄海，1855年之后才开始改变流向注入渤海湾。

黄海与渤海虽然相邻，但情况却完全不同。当我从中国山东在黄海上驶向韩国仁川的时候，无论到达任何地方海水都像融化了牛奶之后的咖啡，颜色浑浊，并且海面就像湖面一样没有一丝涟漪。虽然当时那个季节比较偶然，气候稳定，但是这和我以前从日本到中国时所看到的东海情况完全不同。东海上常常涌动着海潮，是一个时常会波涛汹涌的海域。

由于中国的大河黄河与长江从大陆深处为黄海带来大量泥沙，所以中国这边不乏海底平浅的良港。而朝鲜那边的海岸线岛屿众多，生出许多小的海港。东海边上的中国沿海地区海岸线颇为复杂，拥有许多像宁波（宋代的明州）、泉州、潮州、广州等史上留名的港口。

在气候与海流方面，两个海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黄海夹在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风的动向虽然随季节变换发生变化但相对稳定。而东海连接太平洋，成为太平洋上台风等大型低气压通过的路径，并且还经常出现与来自大陆北部过来的偏西风和印度洋来的季风（吹过中国大陆的低地）相撞的情况，从而出现不规律的暴风骤起的现象。

东海周围有朝鲜半岛南部的多岛海、日本群岛的九州与琉球群岛和台湾岛，边上镶嵌着许多的岛屿形成美丽的弧线，东海以外是广阔的太平洋。台湾海峡南边的海是南海，南海西部与印度半岛相连，东面同菲律宾群岛与加里曼丹岛（Borneo）相接。沿海往西南方向航行，穿越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两个海峡，可以到达印度洋。

南海是一个有台风的海，所以也有不少险滩。尤其是现在，属中国领域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底周围的珊瑚礁特别多。因此以往曾有很多船舶在此航行时触礁。通过海洋考古学的调查，发现了许多沉船。沉船周围不远处的海底下散落着无数的陶器，现在已经确定其中大部分是装满中国特产的交易船只。

海与船舶

汽船出现之前航海主要靠风力。季风是大自然给予东欧亚海域的恩惠。但只了解季风是无法渡海的，还需要造船，懂得航海的技术。造船业满足了各个海域的特质而发展起来。

观察1500米高空的平均风向，冬季一月来自中欧亚的偏西风覆盖日本海、黄海和东海，给日本带来大量雨雪。到达黄海成为西北风，时而波涛汹涌。南海南部东风反而占上风，从菲律宾到越南方向的风变强。两个方向的风在台湾海峡对接，形成旋涡，复杂多变。

春季四月，比较稳定的西风吹过日本海、黄海和东海，在南海形成比较占上风的西南风。这一倾向在夏季逐渐转强，七月在南海整体变成西南风，东海吹南风，黄海、日本海吹西风。这一风向对从华中地区往朝鲜半岛、日本航行是最好不过的。宋朝是妈祖信徒不断壮大的转折点，那时从宋朝往高丽去的船队就是利用这一季风每逢阴历五月（阳历的六、七月）从中国港口出发。

10 东欧亚季风风向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上，随着季节的变化风向、风力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出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十月金秋，偏西风转强，像要把东欧亚大陆整个卷进来一样。日本海上虽然还是西风，但渤海、黄海上的北风已经越刮越大，东海、南海上东风渐强。来自高丽的使节就是利用这一风的变化来到中国的。

观察这一风的动向可以发现，日本海上来自东欧亚大陆的风整年都吹往日本。从历史上来看，横贯日本海的航线与其他四处海上的相比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只有夏天东南风稍强的短暂时间里才可勉强从日本渡海去大陆。

而在黄海、东海、南海，季节不同风向也完全不同。如果赶上这种变化出海，可以往东欧亚沿海的任何一个地方航行。基本上来说，春天从中国南方出发的船只乘风到达华北。到了秋天，从日本往华中、华南行驶的船开始出动。

若从中国出发欲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可在秋天时停靠在华南的港口，待冬天来临来自北面的季风转强时一气南下，春夏时节再从东南亚往中国航行。

海上交易的历史

东欧亚的海域自古以来用作交易渠道。其中黄海的海上交易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范蠡曾有一段趣闻。春秋战国时代，在华中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吴国与占据拥有天然良港浙江东部的越国相互对峙。吴越两国通过把华中、华南的物产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吴国通过河运进行贸易，而越国进行的是海上运输。由谁掌握交易的主导权，这是史上所留下的卧薪尝胆、吴越同舟等吴越之争典故的本质。

11 春秋时代的海上交易

范蠡成为越王勾践的顾问，负责海上交易。他成功地使越国灭亡了吴国，留下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通过海路前往山东半岛。他改名鸱夷子皮开发海边，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他又来到交易中心陶（山东省定陶县）从事交易再一次建立起亿万资产。以上这些事实来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从大陆角度来看，或者会感觉他是从华中逃到了遥远的华北。但是如果隔黄海而观之，则会发现他原来所在的会稽（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与山东半岛其实就是人的眼睛与鼻尖。

司马迁将其人生概括为“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范蠡与鸱夷子皮是不是同一人，现在还颇令人怀疑。但是追随他的足迹把浙江与山东这条线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当时包括海上航线在内的宏伟的交易路线。越国作为战国时期最强盛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可忘记其背后存在着经由黄海进行的海上交易。

东海与黄海表现不同。从海流来看，黄海是季节性的循环海流，而东海则表现为黑潮以及其派生出来的大小不同的海流，把失掉舵的船冲到遥远的外海。许多船失事后无法再回到陆地。历史上9世纪中叶乘遣唐使船远渡东海来到中国的圆仁的足迹，可以说如实地体现了黄海与东海的不同。

12 遣唐使船
出自《东征传画卷》，绘于日本镰仓时代后期（约1298年），描绘唐朝东渡日本的高僧鉴真的故事

从7世纪上半期到后半期护送遣隋使、遣唐使的船只选择的航行路线是从九州往朝鲜半岛，沿半岛北上往黄海中央方向前进到达山东半岛。而8世纪以后由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关系不好，使节们不得不选择东海路线，从九州的五岛群岛出发往西直抵中国的江南。

路线的更改使船舶失事或者漂流的比率上升。为了保证使节的到达，船舶数量从7世纪的两艘调为四艘。以当时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可以说横渡东海是一场赌博。圆仁乘坐的船队在第一次航行时也曾遭遇失败，四艘船中三艘遇难；第二次航行时又在途中遭遇暴风雨而开始漂流，最后终于才到达中国沿岸。

圆仁回国的时候，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横断黄海，沿朝鲜半岛西岸南下到达日本，他乘坐的船只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航行的新罗船。与良港较少的中国黄海沿岸相比，朝鲜半岛多有面朝黄海的港口。所以在横断黄海的交易上，朝鲜船只占优势。

13 唐圆仁的旅程图

从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以看出新罗人负责海上交易，从事翻译与船头工作。圆仁从中国的赤山港出发，在回去的途中完全没有遇到海难，平安地回到日本。

14 慈觉大师圆仁像
圆仁（794—864），平安时代前期的天台宗僧人。延历寺第三世座主，山门派的创始人。838年入唐，留唐近十年之久。他详细记录了十年中所经历的事情，著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起被称作是东亚三大旅行记，史料价值极高

中式帆船的出现

唐代基本上没留下有关当时在东亚造船的线索。但是从遣唐使所经历的艰辛来看，抵抗外海激浪的构造应该还没得到发展。如果选对季节，环绕大陆与半岛的黄海由于风平浪静应该能够安全地航行。但是与太平洋相连的东海，由于季风较强，所以只要乘风前进，船速就会提升，但是一旦变天，船只就只能任由波涛摆布，若被强烈的海潮冲走就再也难以返回陆地。在这种情况下，构造稍差的船只在东海上航行可以说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中国人没有可在东海、南海等海面安全航行的船只，所以对远洋航行并不积极。当时在海面上航行的船只主要是波斯商人乘坐的单桅三角帆船（dhow）。这种船不使用钉子，就像是把木材缝合在一起一样，所以又叫缝合船，因其结构极具柔软性所以能够抵挡外海的汹涌波涛。单桅三角帆船跨过印度洋与南海来到中国。

但是879年唐末兴起的黄巢起义军袭击了波斯商人在东欧亚的根据地广州，杀害了12万（也有人说是20万）外国人。于是单桅三角帆船从东亚撤出，把其根据地转移到东南亚。填补这一空缺的是中式帆船（junk）。中式帆船是一种拥有龙骨、船体被隔舱壁分割的船。宋朝时候中式帆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东欧亚海面上的主力军。

元朝时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中式帆船：

大型船只的情况是，用结实的木板牢牢地接成十三个水槽，也就是在船体里造十三个舱房，因此即便万一船只触礁或者受到饥饿的海豚的袭击一部分船体受到损害，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导致船腹出现裂洞，从这些破洞中流入的海水也会流到这些平常是空的舱房中。

遇到这种情况，船夫能立刻确定裂洞的所在，收拾舱房中的物品转移到隔壁房中，然后把进水的舱房排空。由于舱房间的隔壁非常结实并且严密，所以即便海水进入其中一个舱房也绝不会一个接一个地浸水。在实施了这些应急措施以后，再慢慢地阻塞裂洞，把货物放回原来的地方。（爱宕松男译注：《东方见闻录》，平凡社）

15 一帆风顺迅速航行的中国式帆船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论述“应该认识到中式帆船区别于世界其他所有传统船只的特征就是，其拥有防水体系隔舱壁”。在西方的造船技术中引进中国的这种实用且安全的办法是在18世纪之后。

元代海上交易繁荣以后，中式帆船发展成适应东欧亚各地海洋的形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适应东海的福船和在南海上航行的广船。

沙船保留着中式帆船的基本特质，拥有龙骨和隔舱壁，为了适应海岸平浅的黄海，船身呈扁平状。所以即便搁浅也不会翻倒。为了保证有装载货物的空间，把船头和船尾做成了方形，因此还被称作“方艄”。由于甲板离海面很近，所以制成桶状线条能够迅速排浪。

福船主要在福建制造，所以起此名。为了能够在东海深海中航行，吃水较深，船头像是能将波浪劈开，一般非常尖，船尾呈方形从海面上高高耸起。船尾多绘有色彩鲜艳的花纹，因此又有一个外号叫“花屁股”（色彩鲜艳的屁股）。在躲避暗礁、窄道航行方面，福船能够发挥它的长处。

广船产于广东，特点是船体细长，从龙骨伸出的结实肋骨与隔舱壁形成一体。因为南海比东海波涛更汹涌，这种形状是为了船体在突然遭受波浪冲击时不至受损。广船可以在远洋连续航行。

东欧亚大地

东欧亚的生态环境其实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是大海带来的。印度洋季风带有大量的水分，经喜马拉雅山脉给位于东海与丘陵、平原交叉的华南、华中地区带来大量降水。而偏西风从中央欧亚的干燥大地吹过之后又从西北部吹向华北平原。季风与偏西风在秦岭山脉与淮河相联结的秦岭—淮河线上相撞，将大陆区分为湿润的华中、华南与干燥的华北两种地方。秦岭—淮河线以南以水田耕作为主，以北以种植谷子、小麦等旱田耕种为中心。

宋代以后江南日益得到开发，华中的农业生产能力提高以后，国家如果不把该地作为政权的基础就无法保障运行。丰富的农业生产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原本来自华北的养蚕和丝织品，进入杭州、湖州等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湖畔等水田地区之后，逐渐脱离了农家副业的束缚。水田周围的堤坝上种上了桑树，桑叶用于养蚕，生产出大量的生丝。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在高技术的支持下，生产出精致的丝织品。这就是受全世界欢迎的宝贝。

通过南北断面图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中央欧亚的生态环境。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从印度洋带来的水分。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完全靠北冰洋提供。从北看去，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大地的南部是一片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混合的泰加森林。拥有柔软皮毛保温性能高的野生动物就在这片森林中生息。其中，极为稀少的貂皮，在游牧民族中为王公贵族所独享，貂在欧洲还被称作“奔跑的钻石”被视为宝物。

森林的南面是高原，广袤的草原上畜牧业较发达，生活着大量的绵羊和山羊等。在这片土地孕育着一种耐力很强的马，是掌控农耕地区的政权争相求购的军事物资。草原南部屹立着天山山脉。翻过山脉南下水分减少，是一片沙漠。天山山脉与西藏高原上的积雪，夏天时融化顺斜面而下成为地下水，在山麓各处喷出地表之外。涌上来的水用于农耕，并且建立起城市，即绿洲城市，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比较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与大陆东部的亚洲相比，西部的欧洲生态环境比较简单，物产种类也稀少。这种差别造成冰河期整个欧洲几乎都被冰河覆盖。装点历史的世界商品，如需要桑树的丝织品、产在云南高原等地带拥有原木的茶主要产自亚洲，正是由于这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才产生了从东往西流动的现象。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南北分立体系

位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华中地区，降水很多，生态环境温暖湿润，因而物产丰富多样。长江流域水稻发达，是中国的粮仓。江南地区用于保护渠道的堤坝上都种着桑树，发展养蚕业，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生丝。山区则种植茶树。对于粮食、生丝、丝织品、茶叶等物品，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中央欧亚也有买家需要丝织品等。

但是华北基本没有华中地区所需要的物产。因此在华北与华中的物产交换过程中没有货物从华北运出，交易本身失去了平衡。如果以自由放任（laisser-faire）的态度对待这种商业活动，交易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华北无法获得购买华中物产的实力，而华中如果没有华北的市场，其经济增长也会出现极限，同时华北也会因为没有商品流入使经济水平停滞在较低的水平。所以整个10世纪中国都没有发挥出使经济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而陷入停滞。

华北如何创造出对华中物产的购买力？一个解决方法是保持秦岭—淮河线两边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权。辽、金两朝与宋、南宋这种形式的分立状况大约持续了270年之久，其背景就是两个政权在体系上和平共处于将生态环境一分为二的南北两侧。

1004年辽宋缔结的澶渊同盟，形式上宋为兄、辽为弟，但其实统治华中的宋朝每年需要赠送20万匹绢和10万两白银给统治华北的辽。对宋朝来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看似屈辱的条约。但在经济上来看，辽用宋朝赠给的白银购买华中的物产，间接地促进了宋朝的基础—华中地区经济的发展。

继承了辽朝版图的金朝也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分立体系。在1126至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这一史上有名的金宋之争中，获胜的金朝军队也没有追赶逃往华中的宋朝皇室，而是带兵返回。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的分立形式随着南宋的建立可以看得更为鲜明。各个政权都在相互的反击中摸索新的交易体制。这也是中华文明自我扩张过程中最后的“离”。

我们看惯了现在中国地图，时常会认定中国本来的样子就是把欧亚大陆东部统一在一个政权里面。但其实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华北政权和经济上日益发展的华中政权在保持政治上平衡的同时并存，这种统治形式才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若不稳定，那么这一体系绝对不会在澶渊之盟之后一直延续到元朝接收临安（现在的杭州），时间长达272年。

分立体系的终结

南北分立体系的特征暗含了纳贡这种交易体制。也就是说拥有富裕生产力地区的统治政权通过向需要物资的政权朝贡，交易就可顺利进行。

南北分立体系在蒙古帝国出现时被打破。蒙古帝国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崛起的拥有世界视野的崭新的政权。铁木真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把游牧的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国家形式。通过这种新的组织，铁木真打败了蒙古高原上的反对势力。

在蒙古高原南部干燥的沙漠地区，绿洲就像人的项链散布各处。一到夏天，从北面的高原和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上会有大量融化了的雪水流入沙漠，在沙漠走廊处形成泉水喷出。再在地下挖隧道引流，利用这些水资源发展农业，建立城市，通过城市的相互连接形成交易通道。

当蒙古帝国发展到把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置于统治之下以后，连接绿洲与欧亚大陆东西两部进行贸易的维吾尔族人开始与蒙古帝国合作。帝国在经济和情报等方面利用商人们掌握的商业活动网和贸易手腕。商人们因为蒙古帝国成为中央欧亚的统一政权，能够在这一领域内安全地进行交易，所以接受了蒙古的统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蒙古帝国把中原纳入势力范围时已经预备跨越南北分立体系了。当蒙古帝国的第四代皇帝蒙哥令忽必烈攻打云南时，就已经决定废弃南北以秦岭—淮河分立的体系，构想出一个囊括了欧亚全境的崭新的体系。攻陷云南是为了取得消灭南宋的垫脚石。蒙哥突然去世后，这一构想的实现就交到了忽必烈的手上。

忽必烈试图将元朝从蒙古帝国中分离出来的新体系应该是蒙哥所没有预想到的。在攻打、消灭南宋并将其收归统治之下的过程中，忽必烈和以华南作据点从事海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有了接触。他还沿用了南宋的舰船和造船基地。从此，诞生于高原的蒙古帝国开始向海上发展。

元朝时候的经济体系以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经营的白银作为价值标准。他们完全从商业活动中收取税金，而非依靠土地税。商业税征收的是白银，集中到元朝中央政府，再赠送给正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发展势力的蒙古帝国内的领主和贵族。因为元朝要做蒙古帝国的盟主，需要这些赠品。

分配到各地的白银投资到穆斯林商人和维吾尔族商人经营的贸易行，用于采购丝织品、陶瓷器等中国特产。为了购买中国尤其是产自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的物品，白银回流到中国。这些白银又通过元朝征收的商业税等形式集中到中央。

元朝就是把集中—再分配这种交易体制普及到欧亚全境而维持的帝国。对于这一交易体制，杉山正明（本系列第八卷作者）将其描绘为白银的大循环。

白银与铜钱

蒙古帝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华帝国集散离合这一自我扩张过程的终结。因为中国放弃了自成的体系，成为在欧亚大陆全境发展起来的交易体制中的一个要素。本书把从周朝到南宋这一时期定名为东亚舞台，把将要考察的从元到19世纪中叶的这一时期定名为欧亚舞台（请参照图表8）。

这里所说的欧亚，并不仅限于蒙古帝国统治的疆域。将目光转向蒙古帝国以外，欧亚世界中，在白银循环以外的地区正在酝酿着另一种不同的体系。

16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高丽青瓷

新安沉船是反映日元贸易实况的水中考古学成果。该船于1323年6月从浙江省宁波出发前往博多，途中遭遇台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新安沉没。1977年被发现，装载的货物中多为中国的陶瓷器、铜钱等

北宋时代，王安石主政时期中国铸造了大量铜钱。元朝以后，商业买卖逐渐通过白银或者纸币进行，元朝对使用与纸币成竞争关系的铜钱采取了消极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末开始铸造铜钱。中国国内逐渐看不到铜钱的流通，于是无处可去的铜钱从此开始大量流向海外。

铜钱作为商品进入日本。比如14世纪初，一艘新安船只在从中国明州（庆元，今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途中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沉没。从这艘沉船上不仅发现了瓷器，还发现了铜钱，并且数量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相当庞大，共800万枚，计28吨。

汪大渊从1327年开始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地，他在《岛夷志略》中记录了中国商人在采购染色用的苏木以及非常珍贵的香料如白檀香、胡椒等物品，卖给对方瓷器、棉布等使用的工具就是铜钱。直到16世纪，铜钱和铜铸币（与铜钱相似，用铅铜混合铸造的货币）一直被广泛使用。据推断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元朝。14世纪，越南北部建立的陈朝在铜钱使用方面也得到发展。

17 从新安沉船发现的中国铜钱
发现的中国铜钱数量超过了800万枚。藏于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

14世纪，铜钱在蒙古帝国四周的使用格外广泛。但这并非意味着形成了以铜钱为轴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铜钱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用欧亚大陆东部这一框架进行概括，白银流通体系受到元朝政策的支持成为中心体系，而周边各个使用铜钱的经济圈正在成为副体系。白银与铜钱在空间上的双重构造就是成为自1351年开始的五百年历史起点的交易体系。

波动的欧亚舞台

蒙古帝国的成立使包括整个欧亚在内的交易体系得以确立。把元朝赶回蒙古高原的明朝和17世纪统治中国的清朝都包含在这一广泛交易体系之内。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然后再纵观一下此后的历史。在欧亚舞台上可以发现交易的活跃期与停滞期大约以一百年为周期波动。

交易活动在13世纪蒙古帝国统治下异常繁荣，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崩溃，交易也在这一过程中陷于停滞。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心体系已经消失，转而成为副体系并存的状况。有时还会出现失去中心体系后，交易回到最原始的纳贡与掠夺的情况。

明朝没有创建能够代替元朝中心体系的意志和能力。从14世纪到15世纪，中国后退到副体系的位置。元朝时期曾在海上活跃的人开始摸索如何推进相互的交易。

16世纪贵金属的精炼技术改革以后，日本和美洲大陆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白银。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构建的白银交易体系开始复兴。明朝甚至陷入了“白银中毒”的状态。以白银为轴心的交易开始繁荣，东南亚闯入了“商业时代”。新的中心体系正在形成。而且这一新体系的展开，也包括了一些获得了美洲大陆白银的欧洲势力的加入。

但是当这一繁荣在17世纪遭遇日本白银供给枯竭，白银的绝对量无法再支撑日渐扩大的交易时，经济再次出现了异常。白银把地方社会的财富吸走了，地方社会因此疲弊，叛乱在中国频频发生。同时整个欧亚大陆陷入经济不景气，欧洲、亚洲接连发生政权交替。欧洲的霸权从西班牙、葡萄牙转移到荷兰、英国。明朝灭亡，中国的政权变成了从东北亚兴起的清朝。

从商业时代到产业时代

进入18世纪以后，在以白银为轴心发展起来的体系中开始孕育一种不受白银绝对量限制而扩大交易的结构。这一新体系的重点是产业化。如果把16世纪远距离交易的繁荣取名为“商业时代”，18世纪的繁荣就可以称作“产业时代”。产业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用从远方把宝贝运过来，而是使宝贝本身或者它的代替品国产化。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有，德川吉宗时代的日本不是进口生丝，而是实现了国产化；奖励种植竹节人参代替作为中药药材进口的高丽人参等。欧洲的代表性例子有，萨克森（Königreich Sachsen）国王仰慕中国的白瓷，18世纪初炼金术师约翰尼·弗里德里希·伯特哥（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受国王命令制造出麦森（Missen）瓷器。

另外一种产业化的方式就是完善远距离交易商品的生产体制，用出口商品的方式代替用白银进口宝贝。18世纪以后出现的商品的特色是，生产比需求进步，需求是在日后创造出来的。其中从日本出口中国的海产品、英国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是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18世纪的时候，中国依然从世界各地吸收白银。但是不同于16世纪的是，确立了把白银与铜钱分开使用的结构。地方经济完全靠铜钱支撑，在全中国流通的白银很少再会出现扰乱地方经济的情况。在这一新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化也开始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福建的砂糖等新商品上市，同时也出现了山区冶铁业勃兴的势头。

环球舞台

属于欧亚舞台的五百年时间里，很多祖上是中国人的人迁移到欧亚各地。明朝时候，郑和远征带来了大量关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地情况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东欧亚的认识。明清时期虽然基本上禁止中国人去海外，但是因新世界观而渡海的浪潮，较之以前规模更盛。

元朝以前，也有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定居。但是没有形成改变定居的当地社会的规模。16世纪与18世纪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潮流不仅仅是规模上的变大，而且是有组织的。于是，华裔居民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欠缺的元素，影响了此后东欧亚的历史。

19世纪中叶以后，华裔的活动领域越过了东欧亚的范围，开始踏入美洲大陆、奥地利、非洲等地。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发生这一变化的契机。本书把这以后到现在的时代称作环球舞台。所谓“环球”是globe的中文翻译，这一词语准确地表达了globe本身作为球体表面的语感，所以本书没有用global stage，而希望用“环球舞台”来表示。

“耆英”是一艘在香港建造的木造帆船，1846年12月这艘船从香港出发往印度洋航行。它是一艘传统的广式帆船，船身长49米，载重量为800吨。1847年3月这艘船到达了非洲南部的喜望峰，经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渡过大西洋到达纽约。耆英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中国船只，在中国海洋史上深深刻下了它的名字。这一壮举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标志着中国闯入了环球舞台。

不过耆英这个名字与身在环球舞台中的中国人的一段苦涩记忆也有关系。帆船的名字来源于清朝一名官员的名字。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负责交涉的中方代表就是耆英。由于推行软弱外交，他经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18 广式帆船
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中国木造帆船“耆英”号

中国因《南京条约》而被迫开港，18世纪后半叶以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海外。这是一段充满苦难的历史，因为他们是被当做交易商品的苦力。

这些人在马来半岛的锡矿，美洲大陆的铁路建设，爪哇、夏威夷或者古巴的甘蔗种植园等处劳动，在旧金山、纽约、温哥华等地定居，逐渐形成了唐人街的居住区形式，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从事各种小生意、饭店等营生的中国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则可以认为在欧美人轰轰烈烈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华裔们已经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创造出环球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中国的渡海人，他们在各自土地上信仰并祈求庇护的神就是脸上带着温和、慈爱笑容的妈祖。诞生于福建小岛地区的妈祖信仰就这样经过东亚舞台、欧亚舞台、环球舞台传播到世界各地。

东欧亚的五百年

1351年刘福通在华北颍州揭起反元大旗，占领了地方政府所在地。这支起义军被称作红巾军，从此之后各地叛乱丛生，统治中国的蒙古人王朝体系失效。朱元璋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崭露头角并建立明朝。

在此后的五百年里，1851年洪秀全在华南的金田村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自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军队辗转各地一路来到华中。清朝的统治体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得不发生变化。本书所考察的时段就是以这两次起义为始末划分的。

在这五百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欧亚的人们造就了怎样的历史？本章最后对本书的写作方针作一介绍。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因此本书中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比如说朱元璋，本书不用他死后被封的太祖庙号，也不用按照统治时代的年号洪武帝表示，而坚持采用朱元璋来记载。

世界是复数名词。若用英语表示的话，不应该是the world，而应该是worlds。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中心，以这个世界为对象不断累积各种行为。所谓历史不是the world的历史，而是无数个人的worlds互相共鸣、互相较量，这是历史所必须写出的内容。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纪Ⅰ

元朝的弱点

保障元朝的运输通道

要讲述明朝诞生的经过，首先需要阐明它前一个王朝元朝灭亡的原因。1271年，忽必烈宣告元朝成立，定都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因为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满足了联结中央欧亚与东亚交易要塞的条件。另一方面，元朝依仗中国物产丰富，将财政基础放在了长江下游三角洲以南的江南地区。以秦岭—淮河（这条线将中国分成了干燥的中国和湿润的中国）为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被分割开来，这成为元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元朝自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摸索出一套利用隋朝建造的大运河将江南物资运往大都的方法。但是，在利用旧遗产的过程中面临一个大难题。

19 流过扬州的古运河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现在北从北京市南到杭州，全长1794公里，被称作京杭运河

隋朝时候开凿的大运河一直用到宋朝。这条大运河是为了将江南物资运往地处黄河流域的首都而建的。但是元朝的首都圈却远离黄河流域，坐落在远偏于唐宋首都圈东北方向的地方。

元朝恢复了隋炀帝建造的永济渠以运送物资。这段路不但需要在黄河至卫河间100多公里的区域间进行陆上运输，而且比联结江南与大都的直线路径向西绕了一大圈。

因此元朝开始摸索新的路线。一条是开凿从徐州向北到达今山东东平安山的运河，以联结当时往南流的黄河与大清河（黄河现在的河道），由此处出渤海到达大都。二是在山东半岛根处开凿运河以联结黄海与渤海。不过，第一条线路因大清河的河口堆满泥沙阻碍了运输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第二条线路则因为无法保证运输船只通过的水位几乎未得到使用。

南宋灭亡后，对扩充与江南之间运输通道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于是产生了将大运河东移的构想。这一构想不是从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顺大清河东下，而是往西北在临清与御河连接，直接到达首都圈。至元二十六年（1289），连接安山与临清的会通河终于竣工，与迂回洛阳从江南达北京的距离相比缩短了约900公里。

20 现在大运河的线路及断面图
（出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大运河的东移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如何处理与黄河的交叉口的问题。一提到黄河，我们就会想到现在注入渤海的河道。但其实历史上黄河的河道经常被改变。金军蹂躏宋朝首都开封之后，往南转移的宋朝王室害怕金军继续追击，于1228年毁掉了黄河的堤坝。从那时起直到清末1855年，黄河都是往南流。

本书所考察的这段时期，黄河从开封附近往南流至山东半岛根处的丘陵地区南部，与淮河汇流注入黄海。

维持大运河需要将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排到海里，这样才能避免泥沙堆积在大运河处。因此政府采取的是提高黄河水压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淮河流域的耕地等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换言之采用大运河路线，是以牺牲淮河流域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第二个难题出现在大运河东移时会致其高低差。过了淮河的汇流点之后，越往山东半岛根处走海拔越高。如何稳定地向这个被称作山东制高点的地方提供水源成为最大的难题。元朝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大运河的东线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解决山东制高点的问题交给了明朝。

当大运河无法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元朝开始依靠海上路线。

元朝的海运

在开辟海上航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武将伯颜。伯颜出身名门，其祖上在蒙古帝国做官，在忽必烈的邀请下，至元十一年（1274）他出任伐宋军最高统帅。伯颜把大本营安置在长江支流汉水的据点襄阳，编成以水军为主体的阵营。从那里沿长江东下，给宋朝水军带来致命性打击，最终灭掉南宋。在把战利品运往大都的时候伯颜曾经使用过海路，可以说他是在元朝首脑层最精通水军的一个人。

他把在东海上活动的海盗朱清和张瑄等编成运输物资的船队，至元十九年第一次通过海路把江南的粮食运到了首都。最初的这条线路是从长江下游的浏河港（也记作刘家港）出发，在黄海沿岸航行绕山东半岛转一圈后进入渤海。

但是这条航线浅滩较多，因此有不少船只触礁。于是此后从长江河口出发后直接驶往海面经山东半岛头部的成山进入位于渤海湾的刘公岛。

元朝时候刘公岛是海运的停泊港，清末时成为北洋舰队成立的地方。现在成为观光胜地，有一座纪念日清战争（在中国称为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博物馆。从元朝到近代，刘公岛可以说是连接黄海与渤海的要塞。

为创设海运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清出身于长江河口附近的崇明岛。原本他是一名家奴，由于不堪忍受虐待杀死主人后，逃到海上成为一名海盗，从此开始崭露头角。他接受宋朝的怀柔政策被政府招安，宋朝灭亡后又侍奉元朝。他负责把江南物资运往大都，并且为完善运输路线做出了贡献。浏河港所属的行政地区太仓利用疏浚了的江南河流，当地开始出现外国商人。在与外国的交易中，朱清赚取了不少利润。张瑄也是江南人，生于嘉定，曾在海上贩私盐。

21 元朝的海运港

大德六年（1302）朱清与张瑄以垄断海运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由被判有罪，次年朱清撞石自杀，张瑄死在狱中。朱清为了向海运相关人员支付薪水，从元朝获得印刷纸币的木版“宝钞”。他获罪的缘由就是通过这一木版随便印制纸币等不法行为。

始于1282年的海运，到1302年成为元朝直接经营的项目，运输的粮食数量也开始骤增。天历二年（1329）达到高峰，年运输量约为247 000吨。

就在讨论海运航线的那一年，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为祈求海运安全，加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上文也曾提到《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此次加封为至元十五年，应为误记）。每逢载满江南粮食的船只出发或者到达，必定举行拜祭妈祖的仪式。赐予海上女神的“护国”一词中，表现出海运路径就是帝国大动脉的含义。换言之，也可以说如果无法维持海运，元朝则会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第二章的主题。

乞丐与富商

黄河改修工程

元朝放弃了通过大运河进行漕运的念头，从1289年开始统一为海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大运河。日渐增长的粮食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而其他物资尤其是黄海沿岸一带生产的盐等，则主要通过大运河。

保障国家基础的运输事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支持海运派与支持运河派互不相容，在政权内部各自形成党派。如果装载粮食的船只由于台风沉没，运河派就会强调海运的危险性。而当黄河泛滥毁坏大运河时，海运派又会强调大运河不稳定。由于政策的轴心没有确定，从结果来看其间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事务，而每次又会动用大量劳力，给人民造成负担。

至正四年（1344）五月，阴雨连绵，黄河水冲坏了白茅堤、金堤等，引起大规模的泛滥。黄河的一部分经过开封后往北横冲直撞，在山东半岛北部注入渤海。黄河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夹在这中间的地区被泥土覆盖。灾害波及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山东、河南各地开始爆发饥荒。此后的至正八年、九年，黄河都连续泛滥，带来巨大的灾害。元朝政府内部围绕如何治理泛滥的黄河展开论战，最终没有一个结论。

从维持大运河这一角度提倡须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改修的，是负责大运河运输的漕运使贾鲁。至正四年洪水过后，贾鲁奉命视察河道，考察地形，确认受灾地点，由此确定了改修工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为漕运使他掌握了漕运的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了二十条改革方案。

至正九年洪水过后，他所提出了“塞北疏南”的治水方针。堵住山东半岛北部泄漏出的黄河水，把所有的河水集中到南面，使南流的黄河水通畅，把会招致大运河功能减弱的泥沙冲到大海里。

这一彻底的改修方案在政府内部招来坚决反对。负责改修工程的工部尚书成遵为反对派的代表。成遵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后提出反对黄河改修工程的意见，称“山东一带，连岁歉收，百姓困苦已极，倘调集二十万众，骚扰民间，是顾及民生。将来祸变纷乘，恐比河患更为严重”。

当时元朝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右丞相脱脱的手中。脱脱采取了贾鲁的意见，罢免成遵，提拔贾鲁充任工部尚书一职，负责黄河改修工程。整个工程从河南、河北征集了15万壮丁，又从军队调出两万人填补，整个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旧历四月开始到十一月才最终完成，黄河的改修工程获得成功。但是也是由此，元朝落入了走向自取灭亡的因果关系的旋涡中。

为了稳定国家基础而开展的黄河改修工程，需要举国一致才可进行。由于在连年歉收危机四伏的河南、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所以在工程负责人贾鲁当初设想的计划中包含了向劳力们发放粮食作为每天薪水，为日渐艰难的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口粮的方案。

但是该项工程最终却是在脱脱的强制下获得批准，对此政府内部尤其是担当该项工程的工部内部存在着一股反对势力。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工程的进行没有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持。执政者的不和谐，造成无法向劳动者支付充足的薪水，工地上的各种矛盾给劳力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红巾军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莫非这才是真知灼见。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该教信仰末世时候弥勒菩萨现身，铲除现实的社会体制，以佛法让理想世界到来。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有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做领导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政府所在地。“红”色乃是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按阴阳五行，宋朝是火德。

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并且失去了教主。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中国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扶持白莲教主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元朝为何瓦解

翻阅有关明朝的历史书，会发现有关元朝崩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时的皇帝顺帝妥欢贴睦尔对政治毫无兴趣，宫廷内部沉溺于藏传佛教；由于财政困难，大量增印纸币交钞而没有相应的白银支持，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官吏剥削严重，地主相互勾结，从农民那里征收各种毫无道理的费用；自14世纪中叶开始频频发生洪水、地震、台风等天地变异；还有元朝鼎盛时期暂时变温暖的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这时也开始变冷；由此饥荒增加，世态不稳。

但我们知道，13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增印纸币等现象，而剥削的严重以及饥荒等也在中国时有所见。为何1351年开始的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仅凭把这些状况串联起来是无法看出其原因的。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

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22 元末“红巾之乱”相关地图

至正十三年（1353），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23 元朝的周庄附近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

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江南的巨贾传说

在今天的江南依然还流传着一个元末时筑起巨万财富的富翁传说。在苏州近郊，有一位名叫沈万三的农民。有一天这个男人得到了一个破损的陶盆。他把米放入盆中，不一会儿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米自己变多了。他的老婆把金耳环放进去后，竟然堆满了整整一盆的金子。而且这些金子取之不竭，装满车船依然不尽。就这样沈万三转眼之间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这就是所谓“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传说中他一直活到明朝初期，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盯上，没收了他的财产，发配到云南。但是根据留下来的墓志铭等分析，他在元末时候就已经死去，想来应该是把他家族的相关事情都假托到沈万三一个人身上，才造就了这个说法。

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移居到苏州近郊，把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水田，积累家产。据估计，他应该是在经营农事的过程中雇用了大量的农民，让佃户进行耕作，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经营地主的地位。除此以外，他可能还通过高利贷增加了资产。但是仅凭这种一点一滴的经营，恐怕还无法说明他为何能够迅速积累起足以在传说中留名的巨额财富。

到了沈万三和他的弟弟沈万四这一代，他们在苏州东南的周庄，在那个被溪水环绕的水乡置业。从所选的地方来看，四周布满的水路与南运河水路直接相连，同时向北还与苏州及其外港浏河港联结。对于江南物资集散而言，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同时因复杂的水路也具备了易守的条件。

沈万三兄弟有效地利用父辈作为地主积攒下来的粮食，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政权时，沈万三已经去世。据说他的儿子沈茂和沈旺曾秘密地通过海路把大米运到大都。沈氏一族很有可能是通过把江南物资通过海路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沈万三由于“通番”而积累了财富。所谓“番”指的是穆斯林商人等外国商人。若这一传说反映了某些事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把东南亚产的香木、波斯的玻璃器皿等奢侈品运到江南，向江南的财主兜售而获得财富，并且还出口江南产的丝织品等。

追溯沈氏一族资产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地主阶级有把粮食等物资运往华北的需求。张士诚得到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富人们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权。从这种维持政权的基础也可以推测出张士诚希望南北分立而无意打倒元朝的缘由。相反，如果要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就将成为最危险的社会阶层。

江北的乞丐僧

在江南百姓看来最贫穷的地区是长江以北的内陆，即被称作江淮的地方。有时也笼统地称之为江北。进入近代以后，那里成为向上海输出劳力的供给地，所以对上海人而言他们是平时经常所见的社会下层百姓，不少人对他们带有歧视的眼光。近代以前也曾出现过挑着花鼓、走街串巷的艺人。江北总是脱不了乞丐故乡的印象。

元朝时代也是这个地方遭受了最为残酷的命运。因为南宋与金朝交战使得土地荒芜，而因战乱变成了荒无人烟的这片土地被编为官有后课以重税。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覆盖了这片土地。

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那年，江北一带遭受饥荒。成为半流民状态的一户贫农家的第四个男孩，在饥荒中失去了父母，又在十月末寒冬逼近的时候进入寺庙成为一名见习和尚。这个人就是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那一年他十七岁。不过虽说是和尚，但其实就是托钵的要饭僧。

他托钵的地方淮河流域，正是遍布白莲教网络的地方。刘福通揭起反元旗帜的第二年，即1351年的春天，朱元璋很自然地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集合乡里的青年形成一个团体，在战乱中逐渐崭露头角。在聚集到朱元璋身边的人中间也包括一些负责守卫乡里的在地地主，也有后来建立明朝成为他左膀右臂的人物。

朱元璋从乞丐僧登上皇帝的宝座，其过程简言之就是元末诞生的群雄，不断进行着淘汰赛，优胜者获得与拥有正统统治权力的元朝进行决战的权力。这一淘汰赛分成内陆与沿海两大块。在内陆，白莲教派的各个势力相互交锋；在沿海，张士诚、方国珍等围绕海运路线相互寻找漏洞伺机而动。

至正二十三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华北的刘福通政权遭到张士诚的进攻，刘战死（对此也有其他说法），被他拥作皇帝的韩林儿寄身朱元璋政权。由此使朱元璋政权得以确保宗教权威成为可能。在内陆的长江中游扩张势力的陈友谅成为朱元璋的强劲对手。

元末群雄的抗争充满了宛若《三国演义》般的智略与战术。在朱元璋手下谋划战略的是刘基，他看透了张士诚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向朱元璋进言首先干掉西边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朱在鄱阳湖进行决战。

陈友谅编组了水军，据说拥有六十万军力，攻占了江西南昌。朱元璋动员二十万军队把陈引到鄱阳湖，同时封锁了湖的出口。面对占满了整个湖面的陈友谅巨舰，朱元璋等待东北风的到来，派装满火药的小船前去靠近。决死队乘风点燃火药，无法移动的陈友谅的舰队接连引火上身，大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陈友谅在败走途中遭遇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埋伏兵而被杀害。

就这样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一跃成为内陆部分的最高首领。1367年他又消灭了沿海的张士诚，掌握了把元朝从中国驱除出去一统天下的决战权。

朱元璋能够在内陆胜出的理由，其一应该是其所在的根据地乃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既可以转战华北亦可以转战江南。1356年他占领了当时被称作集庆的南京并将此地作为据点，而在战略上变得更为有利。

南京正是中国的肚脐。顺长江东下能至江南，往西溯流而上经武汉可以进入四川盆地和湖南。往南从徽州盆地出浙江（钱塘江）上游，可以瞭望杭州、江西、福建。且四面环山，地理位置非常利于防卫。如果不考虑其夏天的炎热与武汉、重庆并列喻为“中国三大火炉”（湿度高，晚上完全没风）之一的话，在地政学上南京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地方。借用上面的这个比喻，朱元璋在内陆板块的淘汰赛中，成为头号种子选手。

义塾里的先生们

进军徽州、浙东

相比其他诸雄，朱元璋的优点在于他看到了无法通过宗教结社的理念去统一中国的事实，所以他努力建立一种为建设帝国服务的明确的理念。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将其改名为应天，称自己的政权为吴，任用十余名儒家学者参与政权，开始摸索国家形态。

次年1357年，他着手进行了一场成为其政权转折点的战役—进军徽州和浙东。宋代时候，徽州创造了新的儒教，大量传承新儒教的知识分子住在浙东地方。用军事眼光来看，当时还处在元朝统治下的这些地方，正处于朱元璋南京政权的背后，若能控制这些地区，就可以获得向浙江、江西、福建等扩展统治范围的立脚点。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些地方不仅仅只有战略要塞的意义。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亲率军队赶赴前线，攻破浙东中心婺州。有传闻说途中朱元璋在徽州招待儒士，问“汉高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元世祖（忽必烈）一平天下，其道何由？”，被答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深以为然。

其实，攻陷婺州后，朱元璋严禁士兵抢劫，并且禁止酿酒以控制谷物的浪费，分配粮食给当地居民，行救济政策。可以说朱元璋已经感到，为实现天下大一统，不能仅凭军事力量，还需要依靠儒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此时已开始做准备。

不过，在继续往下叙述之前，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中国东南部相连地区的特色及历史。这样朱元璋为何在攻陷该地之时亲自出马的理由也会浮出水面，逐渐明朗。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从安徽南部到浙江东部，绵延着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山地与丘陵，小河流水穿插于山脉之间，似乎要缝合所有的空隙。河川造就了大小各异的盆地。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统治华北之时，有汉族人渡过长江移居到这群山之中的盆地。

当时森林之深覆盖了整个丘陵，河流穿过盆地，流向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汉族人从山地到盆地，选择溪流涌出之地为定居之所，引溪流之水修成水田。在这种山地与平地接壤的地区，不但能够确保新鲜的水源，即便庄稼歉收，也可到山中采集山野菜或松子等充饥。人们养育子孙，人口逐渐增多。

丰富的收成，为地主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地主稳定的收入，带来生活的宽裕，孕育出文化。到了宋代，以黄山脚下伸展的徽州盆地为中心，新的儒学学派诞生，即11世纪程颐等开展的宋学。12世纪南宋时期，该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成为后来的朱子学。

新儒学是一门讨论宇宙生成的哲学，同时也是优秀的实践性社会政治思想。宋代担当政治的社会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的人才并非世袭，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提供具备儒教素养的人才这一问题。他们所提议的方法是以顺应当前时代要求的形式，恢复古代周曾经实行的宗法。

所谓宗法，是指将追溯父系祖先最终寻到同一男性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整合到一起的秩序。担当祭祀祖先仪式的人背负有统一全族的责任。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相互合作，完善子孙受教育的条件，培育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向国家输送人才。族人在共同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秩序的感觉，通过官僚反映到国家政治中。生活与政治共鸣，产生了儒教的社会与政治体系。这就是思想家们所考虑的。

但是，这种理想的体系并没有实现。张载等感慨“今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基于宗法统率全族的是为宗子，代代稳定成为官僚的是为世臣。宗法不立，故无法产生稳定的官僚来源。就这样历史发展到元朝。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在蒙古贵族掌握政权的元朝，科举制度被废除。通过对儒教素养的考试选拔参与国家政治的高级官僚的体系彻底停止发挥作用。虽然也有过一段实行科举的时期，但对于出身南宋统治地区的文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关口。

拥有新儒学的知识分子，为官之路已被封锁，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接受他们的是控制了源自山地的溪流而将势力扩张到盆地的一族。

14世纪，在浙江东部的盆地地区，拥有资产的大族出资为教育同族及乡里的子弟开设了义塾，作为教育设施。在义塾中，开展儒学教育，培养人才，聘用知识分子为义塾的先生。宋代产生的新的儒学传统便通过这种义塾的关系网得以维持。知识分子与义塾的关系，我们在后来成为朱元璋顾问的宋濂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24 十四世纪浙江东部

宋濂于1310年出生于金华盆地的潜溪村。他家境贫寒，学习知识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濂的祖父为了自己的几个孙子，将自己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聘为家庭教师。因天生的记忆力与洞察力，宋濂被当做有前途的青年培养，23岁时进入诸暨盆地方氏运营的白门义塾学习。1335年，宋濂被势力扩及浦江盆地的郑氏义塾—东明精舍聘为教师。

招聘宋濂的郑氏，乃为名门，在浙江东部盆地一带可谓家喻户晓。11世纪末，郑氏从金华盆地移居浦江盆地，以郁郁葱葱的山地为背，在一片临河的土地上开垦。南宋初期，郑氏禁止自家子孙分家另住，规定在统领全族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安排衣食住行。全家人按照儒教的秩序约束自己的生活，在他们居住的乡里也一直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逐渐博得声望。

郑文融担当家长时，全家约有200人，在50间房屋里居住。这些情形，全都被宋濂看在眼中。《元史·孝友传》载有“大和文融继主家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这段描写考虑到《元史》的主编是宋濂这一事实，应该可以肯定是他亲眼目睹的实景。宋濂在义塾中接受教育，又在义塾中担当先生，他的思想即使变得与运营义塾的盆地的名门望族的生活有共鸣之处，也不足为奇。

在中国南方的盆地中，这种义塾网络培育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孰优孰劣，大家都有共同的评价。朱元璋想获得建设新国家的必需人才，并想借其力试图创造出维持国家的理念。至正二十（1360）年，朱元璋将在义塾当中评价颇高的四位儒学家招入政权中枢。他们就是被称作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

义塾的实际情况

在宋学中恢复宗法的目的明确之后，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是由各代长子世袭执行祭祖的权利，统一同属一个祖先的所有的人，被称作大宗。按大宗的观点，嫡系长房在全族中成为占有优越地位的一方。但是在中国，家产的继承是通过平分给子弟实现的。所以大宗的原理缺乏经济上的支持。

另外一种看法是从祖上至第五代，作为同族共同祭祖，但是第六代之后就分裂组成另外一个群体。这被称作小宗。小宗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不可能由嫡系长房永远统一其他族人，而应该由对故人拥有共同记忆的人祭祀故人。在小宗范围内就能够记得相互的长相与相互之间的亲族关系。

成为宋学争论焦点的大小宗之分，是一个关乎政治统治原理的根本问题。因为是选择大宗还是小宗，会让谁成为正统的政治领导出现完全不同的答案。当只剩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时候，要让其他成员绝对性接受其统治，政治上有必要明确地区分大宗与小宗。

但是，在元朝浙东的义塾中，对于依靠当地有势力的同族群体而生活的教师们来说，宗法的政治性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就义塾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浙东四先生之一的章溢他所经营的龙渊义塾。

龙渊义塾矗立在剑溪河畔—浙江南部流入多山的龙泉盆地的一条河流。该地区远离城镇，当地的孩子们无处学习。因此，章溢的祖先创建书院以作教育之用，但因经济上缺乏支持，在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章溢对此倍感忧虑，向同族人讲“无田是无塾也”，为了筹措运营费用，捐出了耕地。受这一行为感动，章溢的妻子一家陈氏也将土地捐出，1353年义塾重建。

义塾建筑的中央，供奉着孔子等儒教圣人，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拜仪式。左右四间房屋供学生起居，院子后面布置有讲堂，每月1号和15号，以太鼓为信，教师与学生聚在一起朗诵五伦之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师选择学识丰富行为端正的人。学生当中进步明显的人，每月将被提供粮食津贴。

该义塾由多个宗族运营，所以不仅限于章溢的那一族，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子弟都在这个义塾学习。但是，义塾的基本理念是宗法。龙渊义塾重建的同时，制定了十五条规约。虽然具体内容不明，简单概括为“宗族成员家虽各异，但如手足无法分开”。

如何为国家输送具备儒学素养的有用人才，是宋学所背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课题，这一课题潜藏于义塾中。元朝统治下，通过科举走上高官的仕途几乎被关闭。脱脱担任宰相的那段时间，虽然一度恢复科举制度，但是在1351年开始的叛乱与混乱中，这条道路几乎也未发挥出任何作用。义塾已经算不上是科举的预备学校。

如何以义塾作后援，也就是以那些有势力的宗族为核心在地方创造出社会秩序？这是义塾的先生们所担负的课题。关于对宗法的理解，比起由谁来统率全族，先生们更关注的是同族如何加深联系。朱元璋决心建设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学，也就是需要浙东义塾的先生们所孕育的社会思想。他从浙东四先生那里学来的儒学的基本命题是“礼”。

礼之帝国

建国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秋之间，朱元璋与从长江中游入侵的陈友谅军苦战，大获全胜。自此，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了中原同盟的顶峰。次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中书省等行政机构。朱元璋暂且拥立具有白莲教宗教权威的韩林儿为宋朝皇帝，用其年号“龙凤”，命令也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处处彰显对韩林儿的尊重。但实际上却向内外宣称这是他自立的政权。此时朱元璋已经迈出了创建新王朝的第一步。

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共同经历了中原逐鹿的武将，先是表慰劳之意“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戴了我）”，接着语气一转说，“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朱元璋着手建国的施政方针是确立礼与法。而这一方针最先摆在了日后成为国家统治阶层、他昔日的战友们的面前。而以浙东四先生为首的儒士为了将此方针具体化，回应了朱元璋的咨问。他们把基于“礼”之上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即统治者与人民恪守各自立场，保持上下关系，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新的执政者朱元璋。

儒士们展示给朱元璋的是“礼”的统治。所谓“礼”，概括来讲指的是尊卑、长幼之序。从共同的祖先算起，靠近祖先的一辈为“尊”，距离远的为“卑”。长幼则是指同辈之间生辰在先的为“长”，在后的为“幼”。按照辈分与年龄的大小老少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关系，此为礼。掌握了儒家知识的儒士们试图模仿宗法的顺序组织社会与国家。

明朝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1364），与张士诚政权的对抗成为已称吴王的朱元璋当下的首要任务。

那时，张士诚控制着中国的谷仓—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负责对元朝的海运。每年阳历六月，风向转北的时候，载满谷物的船只驶向华北。从事物产供给的张士诚的势力逐渐压倒了专门从事运输的方国珍。称霸沿海的张士诚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势力圈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北至山东南部，南及浙江北部，朱元璋的故乡也在张的统治之下。张士诚还伺机进攻浙东。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终于向外宣称政权独立，自封吴王，完善了官僚机构。

同一时期，朱元璋也在逐步巩固政权基础。至正二十六年冬，朱拥戴的韩林儿据说在被迎往应天（后来的南京）的途中经瓜步渡口（面临长江）时翻船，沉江而死。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在朱元璋指使下的一次暗杀。

朱夺取了长江以北张的领土，接着又包围了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历了持久战之后，朱元璋消灭了张吴政权。

十月，终于走到与元朝对决的朱元璋，向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发布檄文。檄文内容由宋濂—此人被看做是浙东四先生中最具学识的人，反复推敲而成，总结了朱元璋政权的理念。

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从该份檄文中可以读出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的统治者只有遵守礼的秩序，才会被承认他的统治具有正统性。元朝当初也是因为维持了秩序，才得到上天的认可，被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王朝。后来，丧失了秩序，成为他们被驱逐出中国的最大原因。

在檄文的最后，还有这么一段，其中反复提到“中国”这个词，值得注意。对于明朝而言，所谓“中国”具体何指，这一点希望在下文进行再次考察。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檄文发布之后，北伐进行得异常顺利。丧失了江南物资运输通道的元朝统治者，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留恋对中国的继续统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蒙古高原上，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天地。公元1368年9月，元朝皇帝放弃了元朝首都大都，四天后，朱元璋部队接收了此城。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即西历1月23日，在北伐进行过程中，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与此同时，他指定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在建朝的祭天祝文中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今地幅员二万余里。

何以将国号定为“大明”？朱元璋政权并没有言明其理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有人说是源于摩尼教中明王的“明”，有人说是源于在五行说中意为南方的“朱明”等，目前尚无定论。但是，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在那之前，所有汉族王朝都采用了上溯周王朝的地名为国号，而高举重振中华大旗的朱元璋却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元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没有采用地名而用了理念作为国号。顺便提一下，大元这个国号被认为是出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明朝没有用宋、吴这类国号，而用了一个抽象的词语。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于元朝。国号定名之时，没有根据中国的传统，而效仿了元，这一点表现出明朝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它是一个在蒙古帝国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诞生的王朝。

陆地帝国

新王朝要实现怎样的一种国家形式？饱受元朝压迫、备尝元末战乱之苦的人民大众，读到明朝初期的政策，可以从中感受到积极接受统治和基于礼的秩序的理想社会即将到来的信心。

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布《正礼仪风俗诏》，其中一条为：“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只行亲属礼。”

诏书文案应是出自宋濂之手。从中可以看出他想将在浙东义塾实行的礼推广至全国的意图。

礼之序，首先强调亲戚关系中的上下辈分，然后才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被这种亲戚、地主关系所束缚的人们，被要求纯粹根据年龄而定的礼之实践。

要饭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依然对他的家乡江淮地区怀有思念之情。这一治国的基本方案，面临的一个课题是不让家乡受穷，而不是单纯的皇帝衣锦还乡。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自宋代至元代，发展为东部亚欧地区的经济中心，后来又逐渐变为华北粮食供给以及生丝、丝织品等国际商品的生产地。渤海地区，因元朝百年间定都于此，具备了首都圈的所有机能。江淮地区因处于这两个经济、政治中心之间，又地处内陆，若不采取政策上的运作，则难逃落后的命运。反言之，若能创造出不让江淮地区受穷的国家体制，则应该可以克服唐朝至南宋持续了二百几十年的华北政治中心与华中经济中心南北分立的体系。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决定在江淮之地的凤阳建设中都，命令建设城墙，与“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开封并列。又于次年洪武三年，为恢复战乱中荒废的土地，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强制迁移4000多户至凤阳。

最终的结果表明，用这类政策复兴江淮地区的尝试是失败的。洪武八年，兴建中都被停止。凤阳又变回一个贫困的地方。笔者于1984年冬访问中都时，修饰城墙的江西产灰色砖已被农民拔走支撑着农家的院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在这块土地上建造首都都是难以办到的。

25 凤阳明中都皇城遗址

与江淮地区的复兴政策同时进行的，是切断靠海发展起来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与海之间的关系。为了将因海运积累了财富的人群从沿海地区分离出去，朱元璋数次实行移民政策，将他们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南京、凤阳以及以后的云南等内陆地区。而另一方面，又在尝试强化三角洲地区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将之再纳入王朝财政的基础。

洪武四年，选择当地地主中多田的人，任命其为粮长，负责征收粮食充税运往南京。该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朱元璋乐观的构想：承认地主与佃户之间基于礼的顺序，生出佃户尊敬地主、地主爱护佃户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事与愿违，粮长利用权威压迫地方的自耕农及小地主等。之后，粮长没有把粮食运往首都，而是运到了指定的仓库，反而受到了仓库管理官员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纵有千金家财，一年粮长过后即变讨饭的穷光蛋”，负担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大户的命运，也从之前介绍过的沈万三的传说中有所反映。在建造首都的时候，朱元璋让他负担了三分之一的费用。即便如此，沈万三的财产依然未被用尽，得知其拥有能生宝的聚宝盆以后，朱元璋派兵搜查沈家，夺走聚宝盆，将之埋在城门根处，并将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墓志铭等推测，洪武初年向朱元璋提供钱财的并不是沈万三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儿子。历史事实是，在明朝的统治下，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的富有阶层，或者成为被强制移民的对象，或者成为支撑王朝财政的地主，被迫站在了艰难的十字路口上。

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Ⅱ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明朝的整体构想

在东海中央浮出浙江海面的舟山群岛中，有一座小岛。岛的西南面叫兰山，东南面叫秀山。一个岛屿同时拥有两个名称，大概是由于它的两面被峻峰隔断，岛上的居民也因此分居两处。这个岛上的居民都是优秀的航海人。元朝时代，这里是江南物产运往渤海边首都圈的海运基地之一。秀山的居民被要求负责提供海运所必需的船舶。

明朝成立之初，发生了一场以该岛名字命名的叛乱。虽然那只是一场从小岛屿上发生的，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的小叛乱，但是考察其发生的背景，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一场席卷欧亚全域的交易体制的巨变。元朝曾经试图以白银为轴，创造出一个囊括整个欧亚地区的交易体制。当时欧亚的白银绝对量并不多，仅仅能够维持日益扩大的交易量。因此，这个交易体制不是依靠白银的存储量，而是依靠增加流通来维持的。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商人依靠组织商社，让物资顺利流通，成功地提高了白银循环的速度。元朝还发行与白银相连的纸币“交钞”，欲以弥补白银的不足。

26 舟山群岛

但是，白银的循环一旦因政治等原因出现停滞，交易体制就会开始崩溃。这个时候白银绝对量不足就成为动摇元朝基础的大问题。没有白银作担保的纸币的大量发行，使经济陷入了混乱。

在东部亚欧地区流通的白银，保持了生银原样，不像欧洲变成硬币，由统治者发行。白银不受明朝帝国的控制，有时以一泻千里之势涌入社会到处流动，破坏地方经济。一旦流通受阻，就会被囤积起来，不再出现在市面上。对于14世纪的东部亚欧社会，白银绝对是一种极难操作的货币。

朱元璋试图创造的帝国，是在这样一种货币经济体制不振的前提下设计出来的。首先，贸易不启用白银，目的在于进行现货交易。不从人民那里征收税金，而是直接征用产品及劳动力。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在人身上控制人民。另外，担心统治领域以外的货币经济侵蚀帝国，在与外国的交易方面，明朝决定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而不再将其委托给民间人士。

结果就是，在明朝初期，尤其是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中国完全关闭了蒙古帝国曾经开拓的欧亚世界的门户，新设计出一种统治人民的体制，并且作为制度开始施行。这赋予该时代“硬”的色彩，留下了“古”的印象。

但是，就在明朝试图控制交易的时候，也出现了一股与之对抗的倾向。

其一就是兰秀山之乱。

兰秀山之乱

藤田明良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兰秀山之乱的历史背景，叙述了整个叛乱的始末。他所使用的史料，是在朝鲜编纂的公文书中发现的林宝一与高丽人高伯一的口供。（藤田明良，《“兰秀山之乱”与东亚的海域世界：十四世纪的舟山群岛与高丽、日本》，《历史学研究》698，1997年）。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建立大明。就在庆贺皇帝登基，欢庆气氛未散的时候，舟山本岛里长借“莽张百户”（意为任百户一职的张姓暴徒）的船，安排其将官盐运往应天，并雇一男林宝一为水夫。莽张百户跑到林处说，“兰山的叶演三、长途岛的王元帅、秀山的陈元帅等人的船只都已出海。乘我的快船一起讨伐明州吧”，央求其参加起义。

起义的目的，史料中并无记载。不过若考虑当时的情况，则以下推测得以成立：明朝逐渐加强了对海的统治，这对于在海上生存的人来讲意味着难以过活的社会将要来临。会不会是他们怀念方国珍等在海上活跃的岁月，于是想从明朝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海上政权呢？

林决定与张等一同参战，与在明州（今宁波）港与大海连接的要塞招宝山设营的陈元帅会面。三月，林宝一参加了由陈魁四率领的伏击明朝军船的船队，四月，海战失败逃走。

战败后，林宝一躲藏了一阵，于六月初八（西历6月中旬）逃往东海之端—朝鲜的济州岛。在那里他买进一些裙带菜，来到朝鲜半岛，在一个靠近黄海名叫古阜的商埠上住了下来。在那里，他遇到了昔日首领陈魁四的同族陈魁五与陈魁八。

两年后，得知参加叛乱的人逃到高丽，明朝向高丽要求进行搜索和移交犯人。先是陈魁五被捕，林宝一与陈魁八逃到了高伯一家。陈交给高苏木（第四章详述）、明矾、八条衣带作为提供隐藏之地与封口的费用。眼见于此，林宝一想，若与陈一起行动的话，则将四处逃窜，自己也会陷入危境，又见陈带来的贵重物品和金银，不由地财迷心窍。于是他趁陈魁八熟睡的时候，用石头死死压住陈的胸口将之杀害，夺其金银准备逃跑。

十四世纪的海域世界

从林宝一的变化可以得知当时海洋是怎样一个世界。首先需要抓住的一点是，在中国沿海的舟山群岛与朝鲜半岛西南部之间，隔东海相对的人们之间的往来极其频繁。

到了夏天，东海海面上的风开始由西往东吹。待风向稳定，看风识天气的林宝一才驶向外海，安全到达济州岛。他在高丽遇见的陈魁五等也应是同样这般渡海的。在古阜因叛乱关系被逮捕的共有一百多人。这么多人能够在两年的时间内生活下去，说明林宝一与陈魁五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在古阜应该存在着一个舟山群岛人的据点。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陈魁八所携带的物品中包括苏木这种原产于东南亚的商品。可以认为以舟山群岛为基点在海上活动的人，他们承担了与东南亚相联系的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林宝一从济州岛渡海去半岛的时候，大量买进裙带菜这一点也不容放过。在中途落脚之处弄到当地的物产，并在过了大海的地方卖掉赚钱，在海上生活的人擅长此类小生意。在哪里买入什么东西，把它带到哪里能高价卖掉，林宝一具有能够捕捉这种信息的才智。

最后就是，叛乱军的首领自称陈元帅、王元帅等。藤田推断是不是方国珍授予他们这样的称号？洪武四年十二月，明朝下令调查旧属方国珍的温州、台州、庆元（现在的宁波）文职人员与兰山、秀山的居民时，据说数量超过了一万人。把这些人分配给卫军（即后面将讲到的卫所制下的军队），禁止沿海居民随便出海。

记载了这一史料的《太祖实录》还写着“时方国珍与张士诚残党，多隐藏于岛屿之间，与倭勾结为寇”。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即明朝认为参与兰秀山之乱的海民与方国珍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明朝对这些海民逃脱了自己的统治与所谓倭寇联合起来也心存畏惧。

黄海与海民

目前还没发现兰秀山之乱失败后逃往高丽的林宝一、陈魁五等与日本海上势力勾结的记录。但在明朝看来，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了探究其缘由，让我们一看黄海的情况之后，再来概观倭寇的实际情况吧。

唐朝至南宋期间，航行于黄海之上的船只大多是在朝鲜半岛制造的，也可以说就是朝鲜半岛的海民平日所使用的船只。这是因为，黄海西侧，即中国沿海地区，大多被黄河以及淮河吐出的沙土堆积，成为平浅滩，很难找到一个良港。远洋航船能够停泊的，只有山东半岛周边。在中国黄海沿海地区，找出能够操船的人才非常困难。而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岛屿众多，渔民等以海为生的人多居住于此。从这样一种自然环境来看，即便黄海的航海人多集中于朝鲜半岛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当蒙古统治高丽，决定向日本列岛侵略之时，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1274年，第一次侵略，元朝征用高丽船只，建造了大量军舰和船只。所以，侵略失败后，朝鲜半岛的船只明显减少。适合造船的木材几乎被砍伐殆尽，因此朝鲜海运业的复兴并未能轻易获得进展。

代替高丽船行驶在黄海海面上的，是在中国浙江等地拥有据点、在东海航行的中式帆船。在台州、明州起锚的船只停靠在舟山群岛，编成船队，到长江河口附近的浏河港等地装载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粮食，沿黄海北上，绕山东半岛一大圈之后进入渤海。从事这项海运事业的人，是出身于舟山群岛居住在东海沿海岸的居民。

中式帆船出现在黄海以后，中国的航海人也掌握了在朝鲜半岛沿岸航行的技巧。参加兰秀山之乱的中国人，能够等待风向变化，远渡黄海，就是因为在不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掌握了横渡黄海的本领。

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黄海作为元朝的大动脉受控于政府。但是，到了14世纪中期，元朝财政岌岌可危，已经无法赋予海运业者足够的报酬，于是在海民中出现了海盗活动倾向的人。1348年，从事海运业的方国珍，从元朝独立。这成为陆上在黄海的统治开始动摇的契机。新势力也开始进入迎来新局面的黄海，即在史料中出现的“倭”。

黄海东部，沿着海岸线，存在着从朝鲜半岛南部的产粮区庆尚道、全罗道把粮食、布等运到高丽首都的漕运。从1350年左右开始，多次出现倭寇袭击朝鲜半岛，掠夺高丽漕运船、上陆抢劫居民的事件。1358年，在中国的史料中第一次有了关于倭寇的记载。

十四世纪的倭寇

“倭寇”事件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是13世纪的上半叶。据《高丽史》记载，1223年旧历五月，朝鲜半岛东南部、对马对岸的金州遭受倭人的掠夺。此后至1265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出现十一起倭寇事件。规模都很小，最多就是数十名倭人驾驶两艘船，在沿海一带抢劫米、布、居民的生活用具等。倭寇之间也很难看到带有组织性的相互关联，他们一旦受到高丽军队的打击即遭失败。对待倭寇，高丽的行动也非常迅速。1227年，高丽派使者到日本请求禁止倭寇。太宰府的掌权者少贰资赖，当着高丽使者的面，将90名被看做海盗的人斩首，一方面对日本贼人袭击高丽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发出请求，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友好贸易。

14世纪的倭寇（始于1350年）与13世纪的倭寇（被称作初期倭寇）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是规模不同。据《高丽史》记载，1350年因高丽反击而丧命的倭寇超过300人。尤其是1380年出现的倭船，实际数量达到500艘。而且，他们在与高丽正规军的反复战斗中，顺河而上，逐渐侵入内陆深处。此外，还可见到他们拥有骑马、步兵，登陆后进行机动移动与攻击的记载。频率之高不可同日而语。自1350年到1392年高丽灭亡，总共有300多次倭寇事件，仅1377年一年就有29次之多。

14世纪的倭寇，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朝鲜半岛南部。1351年，在黄海沿岸的仁川附近，出现了130艘倭船。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西岸黄海沿岸的几乎整个地区，有时还达到半岛东部的日本海沿岸地区。在这种形势下，倭寇也蔓延到中国。1358年，正是朝鲜半岛也频频遭受倭寇袭击的一年。3月和7月，出现在半岛南海岸的倭寇船队向西海岸行进，进攻仁川。据《元史》记载，从至正十八年（1358）山东出现倭寇到二十三年，几乎每年都会有倭寇袭击沿海地区。朝鲜的仁川与中国的山东半岛，隔着黄海遥遥相望，自古就开辟了来往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航路。倭寇沿着这线路横渡黄海，首先出现在山东半岛的海面上。即便是在明朝成立以后，山东半岛依然是倭寇的攻击目标。

27 倭寇横行之地

洪武三年（1370），倭寇从山东半岛一路南下，袭击浙江的明州、台州、温州，最后到了福建。此时，福建卫出兵俘获倭寇船只13艘，倭寇300余人。朝鲜半岛上，武将李桂成集结武人势力攻破倭寇，从而名声大振，又与明朝联合建立了新政权朝鲜国。在这一政权下，推行督促倭寇投降，接受交易等对策，倭寇逐渐平定下去。但是在拒不接受交易的中国，倭寇之乱依然不断。历史学家把14世纪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

海禁政策的背景

倭寇从山东半岛祸及东海之际，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洪武四年（1371）的那道命令。把方国珍的残党与兰秀山等无田之民（过去曾从事海运的那些人）编入军队，同时“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这个海禁政策，并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明朝的大半时期，至少都是以这个政策为前提，而不仅仅为取缔方国珍残党和兰秀山之乱参与者、时而防卫从朝鲜半岛来袭的倭寇的权宜之策。那么，这个海禁政策的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

13至14世纪，倭寇的活动范围从对马海峡扩展到黄海，在约20年的时间里扩展至东海。这些倭寇，大部分是被称为日本恶党的当地武装组织。李领的研究称，1350年以后倭寇的活动中多与日本恶党的行动方式有共通之处（李领，《倭寇与日朝关系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倭寇在掠夺之后并不马上撤退，而是收割稻子等作为兵粮，抢夺牛、马，攻击并火烧高丽的行政机关。这与日本恶党袭击庄园的行为方式极为相似。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动乱时期，为了筹措兵粮，恶党们的确也存在袭击高丽漕船以及抢夺农产品、牛马与人力的动机。

但是，如果认为日本的恶党是倭寇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在1350年以后，他们能否毫不迟疑地袭击朝鲜半岛的黄海沿岸及中国沿岸—这些地方都不是日本人自认为的活动范围—呢？

1323年出现过单个行动的倭寇，第一次跨越了半岛的南海岸在西南方的群山岛上对高丽漕船进行袭击。虽然这是倭寇在黄海沿岸露面的第一个事例，但是此后并没有连续发生。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岛屿众多，海岸线隐藏其中，没有领路人，外人是很难入侵的。因此有日本人构成的倭寇以单个行动的方式结束了在西海岸的袭击。1340年以后，元朝对海洋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与倭寇合作的中国海民。

可以确定的是，兴于中原（内地）一统中国的明朝，缩小了海民的活动范围。在本章开头提到的林宝一，就是在受雇运送官盐到南京的过程中被劝诱参加反乱的。元朝时候，林宝一很有可能是从事黄海海运工作的。从这些渡海人的立场来说，当没有了关系王朝大动脉的工作，而只能从事一些费时费力的活的时候，容易产生叛乱的想法。但即便是兰秀山之乱的领导层，也很难说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构想。他们控制曾经在海运兴盛时代作为根据地的港口，以期海域世界的再兴。

叛乱失败后，他们需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新的根据地。一时之间，黄海对面的高丽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但是，高丽屈服于明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朝贡之时，他们就失去了栖身之地。受明朝之请，高丽政府开始对中国海民进行取缔。

此时，在日本拥有根据地的倭寇出现了。中国海民与倭寇合作，为其指引了到达中国沿海地区的航路。应该就是这样诞生了一批以日本恶党为中心、与中国海民合作的前期倭寇。对于这一假说，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史料证明。但是，这种推断可以解释清楚前期倭寇的特质与明朝对策的背景。

明朝的朝贡政策

海禁不同于锁国，是一种国家试图垄断与外国交流的政策。明朝在建国初期要求与之接壤的高丽与安南（现在的越南北部）向其朝贡。洪武二年（1369）正月派使节去日本、占城（champa，现在越南南部）、爪哇（爪哇岛东部）等国，次年1370年8月去暹罗斛（阿瑜陀耶，现在泰国的一部分）、真腊（柬埔寨）、东南亚岛屿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渤泥（现在的文莱）敦促各国向其朝贡。洪武五年正月还向琉球派出使节。除日本以外，其他各国纷纷响应明朝的要求，不断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使得朝贡关系得以成立。日本方面，有些迂回曲折的地方，容稍后叙述。

28 福建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明时代，泉州作为通往东南亚的大门而繁荣，在那里还保留着管理交易的衙门“市舶司”的一些相关遗迹

明朝对朝贡政策，试图依靠作为一统中华的王朝，将礼之秩序扩展至世界的意识形态而得以维持。这可以说是明朝向仰慕中华之德前来朝贡的各地政权首领，授予王侯君长等而创造的身份等级的制度。

因容易引人误解，补充一句，朝贡体制不是其他政权附属于中华政权，而是为了使各种外交交涉能够顺利进行，所有政权共享以中国皇帝为基点秩序的制度。是前近代时期亚洲制造的国际体制。加入朝贡体制的政权，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上下排序之别。这一体制被寄予希望，即能够在贸易的交涉、遇难者的送还等实务交涉上，按照礼之仪进行实践。

朝贡体制同时还拥有禁止民间贸易，在国家统制之下进行贸易的经济的一面。各个国家的朝贡使节，有义务到指定的港口进行朝贡。为了方便管理对各使节的接待与贸易事务，港口上设置了市舶司。洪武二年，关闭了位于长江口边上太仓的黄渡市舶司（该市舶司应该主要是面向黄海设置的）；次年，在宁波（接待日本使节）、泉州（接待琉球使节）、广东（接待东南亚各国船舶）设置市舶司，摆好了接受朝贡的架势。

朝贡方的状况

和明朝接壤的安南、高丽，因为中国诞生的这个统一政权对他们而言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难以拒绝明朝发出的朝贡要求。但是，其他国家为什么会响应明朝的朝贡号召呢？刚刚把元朝赶到蒙古高原上的明朝，这时候既无派遣海军强制朝贡的实力也没有那个打算。东南亚各国和琉球迅速接受朝贡要求，派使节前往中国的原因，乃是基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

正如第一章所概述的，从元到明中国政权交替的14世纪中叶，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部欧亚体制发生变化的分水岭。在元朝以白银为根本的交易体系的周边，从中国流出的铜钱逐渐被大家所接受，逐步酝酿出另外一个经济圈作为白银交易体系的次体系。元朝末期，核心体系一经崩溃，铜钱的流入也随之停止。明朝的海禁政策还有阻止铜钱流出的效果。能够成功应对此动荡的政权，遂显示出统一各地经济圈的动向。

在应对方法上各个地区互不相同。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下游三角洲，完成了从倚赖贸易的东南亚型政权向以官僚制、常备军、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式国家转型的势力掌握了统一的主导权。其背后，包括以下几种因素：铜钱的使用促进了地方物产交换的活跃，创造出需要地方市场的农民，靠着这些劳动力，三角洲的开发得以迅速发展。那时在越南境内，土地买卖通过铜钱标示的价格也开始进行。这就造成了土地的实际管理者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这样一种体制。

29 15世纪的东南亚

完成了向新型政权转型的陈朝加强了对占城（以越南南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贸易国家）的施压。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的占城试图通过对明的朝贡来牵制陈朝。洪武六年（1373）八月，占城进行朝贡之际，向朱元璋汇报说击败了海盗并捕获海船20艘，使得这位为海禁大伤脑筋的皇帝龙颜大悦。占城扮演了模范朝贡国的角色。明朝屡次劝谕陈朝使节，不得再压迫占城。

14世纪中叶，新型的贸易国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以现在泰国为中心的区域，阿瑜陀耶王国（1351年成立）体制正日趋成形。阿瑜陀耶地处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冲积平原，其海路与中国直接相连—顺湄南河而下经泰国湾可达南海；也有陆路从泰国湾对面的奎汶里（Kui Buri）港穿过马来半岛，出孟加拉湾到达印度洋的陆路。阿瑜陀耶作为连接南海与孟加拉湾的要塞发展起来。还有从中国远渡而来的人定居此地，开展贸易。

在冲积平原上，一旦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地方政权就把这些靠农业养育的人组织成军队。阿瑜陀耶就是拥有武力的地方政权联合起来依靠对交通要塞的掌控而建立的国家。

在中国史料中作为暹罗出现的阿瑜陀耶王国时常会出现一年数次进行朝贡的情况。这应该是因为王国内部的平衡动摇后，向明朝朝贡变成了一个提高新领导层权威的有效方法。

当然，新兴王朝明的威望并不是顷刻间就扩展到南海的各个地方。尤其在东南亚岛屿国家之间，以爪哇岛东部为中心逐步扩大起势力范围的满者伯夷王国（Kerajnan Majapahit）曾试图排抑明朝的介入。1370年，明朝向文莱派出使节敦促朝贡。但是担心满者伯夷出来干涉，文莱国王最终也没有给出承诺。

《明史·三佛齐传》称派往苏门答腊巨港的明朝使节被满者伯夷的势力所杀害。这正是因为满者伯夷担心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依靠向中国朝贡而独立。

这并不是说明朝的朝贡体制在东欧亚大陆上建构起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只是经过14世纪分水岭摸索各自固有统一体系的诸多政权中的一个。

帝国的变化

纺织工人的生活

杭州曾经作为南宋国都临安而非常繁荣，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也是贸易的中心，这些都可以从马可·波罗等人的记载中窥得一二。明朝建立已六载，那时在杭州城门外相安里的地方，有一个浙东的读书人也是杭州府学教授暂居此地，叫徐一夔。

他家附近有一间丝织坊。纺织机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节奏地响到很晚，每到三更打梆声起（根据季节变化，时间上会有所变化，但是大致都在晚上10点），老板就会领头织工合声结束一天的工作。徐感慨地说“挺有趣的嘛”。

一天（目前尚不清楚是洪武几年）早上，徐去探访这个丝织坊。破旧的房屋中分南北两列排放着四五台纺织机，每台机器前有两个人。一人上下操作经纱织出模样，一人穿过纬纱，两人配合默契地紧张工作。大家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徐对于传到外面非常有趣的声音和实际见到的情况之间的差别甚感诧异，于是抓住一个姚姓织工问其原因。

“我受雇在这儿干活，每天得200文钱，老板提供穿与伙食，工资就可以养活父母与老婆孩子。不管什么样的纺织品，只要做事认真，就会有生意。这样，老板就能把收集过来的纺织品推销出去，织工也不用苦于工资迟发或欠发。这样一想，大家即便不说话也能声息一致，跟一个人的声音似的，忘记工作的劳累。”

与这个织工以前一起工作的一个男人，技术很好，赚钱也很多。此人对自己的才智颇为自信，想为政府高官服务，寻找发迹的机会。五年的时间里，他混迹于高官的家奴（隶属于主子的佣人）当中，但始终没有出头之日。终于有一天他因触怒大官而被逐出其家门。那时他已忘记了纺织技术，没有人雇用他，凄惨地死掉了。

徐是一个文人，听了织工的话，以此为教训，学到了“知足”的重要性，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名为《织工对》（织工的回答），记载了织工的语言，被明代经济史专家藤井宏发现，从此在明清经济史专家中广为人知。

从这份14世纪记载了手艺人心态的这份史料中可以读出哪些内容？其一中国先于西方已经出现了工厂手工业的场所，手艺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工作。这一点在中国被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先进性受到高度评价。这是从生产方面的理解。那么如果从流通方面来阅读这份史料，能看出哪些内容呢？

纺织作坊里，雇用了十位以上的工人，他们在老板的指挥下工作到很晚，生产出大量的丝织品。这种经营得以成立，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做工好的纺织品确实能够卖出去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那里已经有能够准确识别纺织品质量好坏的鉴定能力。其余的虽然掺杂着一些想象，但是否可以认为那个不干织工最后惨死的男人，当初能够为大官所赏识是因为他对纺织品的鉴别力呢？那个男人曾经作为纺织工人从早干到晚，为了赌一把，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他之后做的应该还是与纺织品有关的工作。考虑到明初对江南富庶人家实行的抑制政策，高级丝织品的最大顾客应该是明朝的高官。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空印案”与行政改革

盼望能够出人头地的手艺人所服侍的明朝高官，也曾经面临残酷的人生抉择。

从元末的战乱中奋斗到最后的功臣们，在明朝成立之后成为掌控政权中枢的高官。身为功臣，他们被赐予大量的田地，摇身成为大地主，而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乱用特权从民间搜刮财富。这些人被认为是杭州产高级丝织品的最大客户。被派去做地方官的官僚们也一味知道剥削。

朱元璋了解江淮贫困地区的生活之苦，他也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当大众心怀不满将力量集合起来的时候，能够爆发出足以颠覆王朝的力量。因此，作为明朝的统治者，他对功臣、高官们虐待百姓的行为心存危机感也不是令人费解的事情。

比如说，洪武四年（1371）夏，明朝免去了浙江、江西的秋税。当时朱元璋的诏书内容如下：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土豪割据，狼驱蚕食，赀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两浙之民）自归附之后，民力未苏，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甚悯焉！……其今年秋粮及没官田租俱与蠲免。……呜呼！食为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视同仁……

这段话至少应是那一时期朱元璋的真心话。

洪武四年，那时朱元璋似乎考虑过通过完善制度来防止腐败。同年秋，朱元璋在江南设置粮长（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设计了一套非官僚征税而是民间负责的制度。

入冬以后，朱元璋宣布严禁官员收受贿赂，违反者严惩。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有势力的人关系密切而从事非法勾当，引进了“南北更调制”。该制度规定北人官南，南人官北。该政策后来被作为“回避制”（即异地做官）而制度化，一直延续到清朝。

王朝的理念与政权的实际操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背离。洪武九年，朱元璋心中的绝望感愈来愈强。他为了实现他所描绘的帝国的蓝图行使强权，积极在政权内部进行肃清活动。首先对地方官开始了被称作“空印案”的肃清。

当时，为了防止地方财政收支报告出现不完备时拖延办公，盛行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报表以便随时填用之风。朱元璋以此类空白报表为腐败之温床，对地方官员为首的官员们进行严办。

此次可称为地方官员大换血的肃清连带进行了行政改革。明朝的行政机构继承了元朝的制度，按现在的说法，直属相当于国务院的中书省的行省，兼具地方军政与民政的职能。洪武九年（1376）六月，各省设置了承宣布政使司（执掌行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监察、裁判）和都指挥使司（担当军事）。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于一个长官手中，他们之间互相牵制。这种改革的大刀，在洪武十三年（1380）的时候指向了中央机关。

胡惟庸之狱

传统的中国王朝，由皇帝与宰相分工合作。皇帝掌管王朝的礼仪，主要职能是表现帝国的理念；宰相乃万官之首，负责具体事务。明朝成立初期，中书省的右丞相相当于宰相之职，洪武六年以后担当此职的是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胡惟庸突然间以某项罪名被捕，四天后遭处决。紧接着宣布废除中书省，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归皇帝直接管理。万官之首分散为各部的长官尚书，权力得以分散。六部体制在清朝也得以延续。附带说一下，所谓六部指的是吏部（人事）、户部（经济、社会行政）、礼部（礼仪、朝贡相关事务）、兵部（军事）、刑部（司法）、工部（建设事务）。

以主持国务的大臣为目标的这次肃清，殃及其部下、亲属及家眷，被处决的人数高达15 000人。连累受罚的人数更多出数倍。制定明朝建国理念的宋濂也是其中之一。其孙以与胡通谋的罪名被处死，故宋濂在其归隐的故乡被强行带走，在发配四川的途中病死。关于胡惟庸，有各种各样的罪状，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将其塑造成奸臣而夸张的。不过，在思考该疑案给东欧亚大陆所造成的影响时，决不能忽视胡惟庸被揭发是如何开始的。

30 面带威严的朱元璋像（左）和被丑化的朱元璋像（右）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节从越南南部来到中国。但中书省却未将这一报告呈交给皇上。在追究该案责任的过程中，胡惟庸的嫌疑逐步确定，从而成为整肃的理由。

为什么不报告？是否可由此推断，在皇帝与中书省之间就朝贡制度有不同的看法呢？朱元璋把朝贡限定为将礼仪之秩序推广为全世界的方法。在《皇明祖训》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对于这样一种把朝贡当做贸易手段的现状，朱元璋心怀不满。

洪武九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以诸外国无端违反朝贡频率规定，屡屡向中国派送使节为由，规定占城、安南、暹罗等国须遵守三年一次朝贡的频率，使节团也限定为三至五人的最小限度，不准超出实践礼仪之应有职能的人员来朝贡。但是，看其实际朝贡频率，占城、安南等几乎每年都来朝贡一次。究竟中书省有没有把皇帝的意图传达给朝贡国呢？

尤其是占城，对于负责朝贡具体业务的中书省来讲，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朝贡国。古老的贸易国家占城，受到14世纪以来抬头的安南（那时为越南北部的陈朝）的压迫，试图利用向中国朝贡牵制安南。朱元璋从占城使节手中接到安南无理侵略的报告之后，当真办理，下谕安南称其行为会动摇礼仪秩序，要求其自制。中书省官僚一直以来收集外国各种实况情报，试图进行适当地处理，所以在他们眼中，皇帝朱元璋的处理办法实在不合道理。

在爪哇（爪哇岛东部政权，时为满者伯夷王国）与三佛齐（马六甲海峡地区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胡惟庸案之后，派往三佛齐的明朝使节被诱至爪哇杀害。因为情报不充足，朱元璋还无法向爪哇问罪，造成了外交上的重大失败。

号召朝贡，只要把礼仪秩序推广至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安定下来，这种过于简单的想法，如今已经无法保持东欧亚的秩序了。就在明朝在为越南、爪哇的应对问题上大伤脑筋之时，同样的，或者说更加烦恼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与日本的关系

胡惟庸的罪状之一是谋反之际私通日本。在胡的指挥下，时任明州卫（现在的宁波）指挥的林贤戴罪赴日，结交日本有势者。日本国王派遣朝贡使节，有兵卒400余人，火药、刀剑藏于巨大的蜡烛之中，从而成为参与胡惟庸叛乱的步骤之一。但是，当日本一行到达中国之时，胡惟庸的阴谋已经败露，所以一行人等马上遭到逮捕。

事情败露的林贤一伙于洪武十九年（1386）被处死，距大肃清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把私运兵器与胡惟庸阴谋联系起来思考，带有一定的困难。也没有史料是关于如何对付日本方面的内容。林贤事件很有可能只是一件与胡惟庸案无关的走私事件，而事后才被定为胡惟庸的罪状。既然如此，有何必要将胡惟庸与日本联系起来？为寻找其理由，需对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作一整理。

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室町时代的日本，是完成经济圈统一的新兴国家之一。13世纪，大量的铜钱从中国涌进日本，从九州到东北，铜钱的使用急速发展。土地交易的买卖契书中，铜钱成为价格的标准，用铜钱代缴年贡米也广泛流行。由于铜钱的大量涌入，用铜钱标示的米价、地价相对降低。随着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地方上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定期集市，农业生产力提高，当地拥有一定基础的势力开始抬头。庄园体制也开始动摇，被称为恶党的新兴武装集团登上历史的舞台。

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的动乱，与铜钱涌入带来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变动息息相关。然而，明朝成立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流入日本的铜钱锐减。到14世纪后半期，社会变动开始趋于平息。其中作为新的统一力量出现的，是以足利义满为中心的政权。

在这样一种秩序的变动期，成立不久的明朝派使节前往日本敦促朝贡，要求取缔倭寇。这种交涉进行得并不顺利。洪武元年（1368），派出的使节似乎遭到了海盗的袭击，没有达到目的。第二年派出的使节奔赴太宰府（日本传统中与中国的外交窗口），七人的使节团被占据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斩首了五个。

洪武三年的使节成功地让怀良亲王同意朝贡。在中国的史料中，怀良亲王还被称作“良怀”。那时使节带给日本国王的明朝国书，是按照中书省的“咨”（政府对外发出的公文）来写的。与日本的交涉牺牲了不少人，这一过程是由中书省负责的。交涉过程中，中书省内部汇集了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武五年，为回应朝贡，明朝使节来到日本，怀良亲王已经被足利义满从太宰府驱赶至筑波腹地。当时的日本从动乱转向稳定，权力开始向足利集中。明朝使节前往京都与幕府进行交涉，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使得足利义满回书答谢明朝。但是，洪武七年六月，朱元璋坚持只认自己最初当做日本国王的“良怀”为合法交涉对象的方针，表现出无视足利义满的应对态度。

朱元璋虽然十分清楚“良怀”即怀良亲王不过是九州地方政权，却坚持继续拘泥于虚构的朝贡关系。交涉自开始已经度过了七年的岁月，朱元璋如果想了解“怀良”非“良怀”，想必早就能够得知。即便如此，公文中一直沿用“良怀”，从这一点应该足以看出固执的朱元璋的朝贡观了吧。在对日政策方面，摸索现实路线的中书省与不肯放弃理念的朱元璋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个对立应该是胡惟庸狱的主要原因。

把遗留下来的有关朝贡关系的消息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假说：胡惟庸等为了使朝贡制度向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所以才没有把外国的情报逐一向皇帝报告。对掌管具体事务的高官来讲，国家管理的朝贡制度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事业。虽然接待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购买使节带来的各国物产，以及外国使节收购中国的丝织品、陶瓷（此为朝贡国千里迢迢来航的目的）时，产生了巨大的利润。为进贡使节筹备丝织品等物资的是中国的官僚。这不就形成了朝贡负担从国库出，朝贡产生的利润又进入到高官囊中的结果了吗？明初的杭州，纺纱机的声音响彻深夜。其背后隐藏着这种朝贡制度的矛盾。

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将会激化中国内部的矛盾，这一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洪武七年三月，朱元璋通告没有必要频繁派使节前往占城、安南、爪哇等地，接着废除了市舶司。到朱元璋晚年，明朝对与海外的关系变得越发不关心起来。

帝国与移民传说

户制与里甲制

夺去许多人命的胡惟庸案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发动的一场肃清呢？按一般的说法是，为了确立皇帝专政体制，排除朱元璋死后有可能威胁第二代皇帝的功臣，同时让中书省等被废除的官僚机构直属皇帝。但为何需要专政，其答案从肃清之后的机构改革告一段落后明朝推行的政策当中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胡惟庸案的第二年，即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进行的大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里甲制的实施，一个是攻陷云南。

明朝是在白银经济体系崩溃之后于14世纪建立起来的政权。该政权所面临的课题是不依赖白银等通货维持财政。为顺应这一课题而产生的，是以“户”为单位控制人民，以户为基础，直接征用劳动力、缴纳粮食等实物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原型，元朝时曾出现过，明朝则将其发展为维持帝国的制度。这一方法，在本书中将其称作“户制”。

户分四种。普通农民为“民户”，士兵为“军户”，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为“匠户”，从事国家专卖的盐的生产者为“灶户”，对国家的义务世代相袭。民户被编成称为“里甲制”的机制中，其主要概况如下：

有义务为国家服赋役，包括交纳税粮、提供无偿劳役的人以“户”为单位受到控制。110户为一“里”，10户为一“甲”。每甲定一户为“里长户”，在里当中处于领导地位，各“里长户”统管10个“甲首户”。不承担对国家义务的户，被称作“带管户”、“畸零户”等，附加于110户之外。除分属于卫所（军事部队，下文叙述）的现役士兵，民户以外的三类人都被编入里甲之中。

“里”为征赋役、徭役的单位，同时也在维持治安和水利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每年一甲“当年”。里长户指挥其甲首户承担征税、征用等职责。里长户和甲首户都为十年轮役制，其间人数等发生变化。里甲制的账本赋役黄册每十年修订一次，以便掌握户名以及各户管理耕地面积等的变化。

从里甲制的规定来看，它是以十为单位构成的无机制的组织原理。里甲制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很难与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它并不一定是以“户”为生活单位的家庭组织。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元末在徽州盆地，同族集团成为村落的基本单位。有势力的同族集团在地方社会中承担祭祀活动，形成了“社”。到了明代，这种祭祀组织以顺应里甲制的形式再编，有势力的同族集团轮番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同时也进行赋役黄册的改订。户主名被固定，实际上的户主死后，其子孙一并承担祭祀与里甲。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被称为“丁”，归属户。户对应了同族集团乃至同族内的分支。

里甲的作用

那么被编进里甲制的人民都有哪些负担呢？明朝时候，人民主要负担“徭役”和“赋役”两种。所谓“徭役”是指提供劳动力，课税对象是丁。提供劳动力包括“里甲正役”与“杂役”两种。“里甲正役”是与里甲制的基础设施相关的劳动，包括赋役的征收与催缴，里内的治安维持与治水灌溉等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还包括赋役黄册的改订工作等。“杂役”是指为国家所兴的土木建筑做劳力，承担地方衙门需要的一些杂役。

赋役是对田地的课税，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实行的两税法。赋役有“夏税”与“秋粮”之分，夏税折布匹等有形物纳税，秋粮以粮食等现货缴税。秋粮的征收由各里长执行，把从里甲中收获的一定量的粮食搬运到指定的地点，直接收缴仓库。哪些物品搬到哪个地点都是一早规定好的，比如上交朝廷的必须直接运到南京。就这样保证国家财政的税粮不通过官员之手直接上缴国家。可以说里甲制就是把本应由地方官承担的责任改让当地居民来负担的制度。

为了顺利发挥里甲制的作用，监督官吏，就在里甲制在全国实施不久，明朝就在各里安排了“耆宿”一职。“耆”为老人、年长之人的意思，耆宿由村中有经验、有见识的人担任。他充当的是接受地方官咨询、讨论该如何管理地方社会、对里内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维持秩序的角色。同时还能够向朝廷报告对官吏能力、好坏的评定。

洪武二十一年（1388），由于合适当耆宿的人太少，又因为贪图乡里的利益，人民反受其害，所以废除了耆宿制度。但是在这之后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经常看到被称作“老人”、“耆宿”的这些人的记载。

洪武二十二年，朝廷命令从每个里内选出一个老人从正月到三月到朝廷去参观政治。到了南京老人们汇报了乡里的生活情况。其中一些有才能的人被提拔为地方官，缺乏实际能力的人则参加了宴会招待。这番“来朝观政”的制度持续了三年多。进行了一系列如空印案、胡惟庸之狱等肃清活动的朱元璋努力要通过里甲制制定出一种使皇帝能直接接触人民的体制。

山西的移民

20世纪中叶，在河南省汲县一处已经成为废屋的庙里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刻着：

卫辉府汲县

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社双兰屯住里长郭全、下人户一百一十户。

甲首朱五、□大、陈秀、郭大、王九、赵一、侯张□、吕九、吕八、吕十一、□祥……（下同，刻着7排甲，每排11户）

维大明洪武二十四年仲秋月日碑记

石匠王恭

这块碑文告诉了我们从山西迁往河南的人的信息。元末战乱的主要战场是华北平原。所以明朝施行了把受战乱影响较少的山西省人民迁入华北平原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14世纪后半期，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期的永乐年间。

从石碑上刻着的名字来看，有郭姓、朱姓，其他还有陈、王、赵姓等不同的姓氏，由此可以窥看出他们几乎都不是有同族关系的人。山西省某一特定行政区的百姓在地方政府命令下召集到一起，由叫做郭全的这名男子带领组织成一个里甲制度上的团体，携110户人家，身上挑着恐怕是最低限度的一些家产，往从未见过的那片迁入地走去。里甲并不只适用于既有村落的制度，同时也是移民政策的组织方式，这一点已经通过碑文上刻着的人名告诉了我们。

31 山西移民

在这些移民的子孙后代中现在还流传着另外一个传说，叫做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1937年秋，日本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不久，一名日本调查员听到了这一传说。他在一家专门收容为躲避战火逃出来的农民的机构中帮忙发粮食。

我让那些来领谷子的农民排成一队，询问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因为用中文问住址的时候，都用官方用语“原籍”或者“籍贯”，这样就会显得太过死板，让人感觉太严肃了，所以我避开了这一说法，用平常说话用的老家（府上、出生地、住址），问他们“老家是哪儿”。

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告诉我他们居住的县的村名。只有一个农民回答说现在住在这里，但是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来的。

听到这句话，后面的农民也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也是从大槐树来的”。这时农民们脸上露出的空洞的笑容至今令我无法忘怀（山本斌，《中国的民间传说》，太平出版社，1975年）。

距离移民已经过去了500年之后依然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大槐树到底是何物？

洪洞的大槐树

当我去寻找产生这一移民传说的历史事实时，遇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户部郎中刘九皋给皇上的奏疏。上面写着：自古以来就实行把狭小地区的百姓转移到广阔土地上的政策，这样就不会令土地荒芜，让百姓拥有安定的职业。现在河北各处经历了战火之后耕地一片荒芜，百姓的数量也减少了。山东、山西的人口自从国朝（明朝）之后就不断增长。如果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发土地，则国家税收也会增加。

山西省的人口迁移从洪武初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扩大移民规模，使之发展得更具组织性。在山西位于汾河流域交通要塞的洪洞县，设立了一个负责移民政策实际业务的中心。地点在唐朝时建起的广济寺院旁，那里有一棵巨大的槐树。

32 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
现在的大槐树已经是第三代了

山西没有足够土地的农民聚集到这棵槐树底下，被编成了里甲制性质的团体，每户各发20锭钞（纸币）使其备齐所需农具等，然后被送到河北。到了那里，如果他们开垦荒地则免去三年的赋役。

这样开始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十五年（1417）。正如下文叙述的那样，朱元璋的四子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成为皇帝，定年号为永乐。这场政变的主要的战场依然还是华北平原。大批的移民再次被送入这块因战火荒芜的土地。据《明实录》等记载，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从山西共计移民18次，大部分都是在洪洞组成的移民团。

从大槐树出发的人，他们定居的场所遍及华北平原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各省。永乐年间为了抵御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朝廷把从洪洞县组织起来的农民编为屯田兵，驻扎在山西省大同附近。

分布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祖上来自洪洞的大槐树”。据说通过脱掉靴子看小脚趾的指甲可以辨别出是否是洪洞移民。现在在火车或者旅馆上遇到的人，讲起祖先的事情时候，如果说是来自洪洞，就会“让我看看你的小脚趾”。在传说中，洪洞移民的小脚趾指甲上有一条竖线，乍一看像是分成了两个指甲一样。即便是初次见面，如果知道小脚指甲上都有一条竖线的话，也都会“我们同属槐树子孙，过了几十代以后终于见面啦”，自然生出友好亲近之情。

关于明朝初期政策的移民传说，并不只有这一个大槐树传说。贵州和云南也都有另外的移民传说。下面就来看一下云南的情况。

攻陷云南的地缘政治学

大部分百姓都属于民户，其次人数最多的就是军户。明朝的军制按照卫所制编成。据说这一卫所制模仿的是唐朝的府兵制。

明朝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指定了军户，由国家供给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平时士兵们从事农耕，有时在卫所官员的负责下参加军事训练。其户籍不同于普通百姓，军户为世袭，服军役的代价是免去税役。军户中112名正丁为百户所，10个百户所为千户所，5个千户所为一卫。单纯计算的话，一卫为5 600人。

明初时全国设有329个卫。属于中央五个都督府中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的一个，以避免军的指挥权集中到一个都督手中。相邻的卫所分属不同的都督府，形成互相牵制之势，以防止地方军队的随意行动。

户制的完善使大规模军事活动成为可能。胡惟庸狱的第二年，朱元璋开始着手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攻陷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为了攻陷云南调动军队。当时云南还有拥有蒙古皇族血统的统治者，号称梁王的把匝剌瓦尔密保存着一定的势力，和退回到蒙古高原的北元相呼应。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几乎每隔一年都会派使节前去招安。但是把匝剌瓦尔密始终杀掉使节拒绝投降。

回顾历史，蒙古帝国为了消灭南宋首先控制了云南。这一西南地区位处中国的脊梁，从军事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来看都是攻陷中原的要塞。为了保持中国的一统性，有必要把云南纳入势力之下。

攻陷云南对朱元璋而言可以算是全国总动员的一项大事业。但是这一场云南战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中，作为发生在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重视。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历史过程中，它成为一个转机，同时对明朝而言，也是倾其国力进行的一次军事活动。

云南在欧亚大陆中经常占有重要且特别的位置。云南南部与东南亚之间形成了文化圈，西部通过自古被称作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易道路与南亚相连。在云南和西藏高原之间，有一条以茶马古道而闻名的交易之路。来自中国中心部的影响从东呈波状扩散。云南是多个文化圈交织的地方，同时也被比作东欧亚的肚脐。于是明朝作为帝国之形通过统治了这片土地而超越了被称作中华的世界。

明朝为了攻陷云南而调动的军队据说骑兵、步兵加起来达到30万。同年十二月，明朝的主力军在白石江打败把匝剌瓦尔密的10万军队，于次年正月占领了昆明。就这样明朝抓住了把云南纳入势力范围的头绪。洪武十五年二月，明朝在云南设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军事和行政事务。

明朝整备云南的统治体制并不容易。在云南，高山和溪谷造就的复杂地形使这里有不少民族分地而居，共处于一个地区。因为无视各民族传统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当明朝军队通过时，一些民族在背后乘虚进行反攻。明朝的军队虽然形式上控制了云南，但是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叛乱，苦不堪言，又不能撤退，所以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一直陷于持久战的泥沼中。

土司的统治

明朝平定云南以后，把其分成三个区域统治。一为中心区，由中央派来的官员，即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流官”进行统治，并设立了50多个府，管辖下面州县等行政区。联结西藏高原的溪谷地带和印度尼西亚半岛的盆地成为边境区。

在边境区，当地的领导者就作为“土司”被编入明朝的统治机构中。土司被分别任命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在明朝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过去的传统进行统治。在边境区和核心区之间还设有缓冲区，中央派来的流官虽然控制着推行行政政策时的大印，但实际业务还是由当地民族选出来的土司来负责。

原本土司制度源自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异民族采用的羁縻政策。所谓“羁”是拴马用的“缰绳”，“縻”是“拴、套”的意思，意味着该政策是在保持异民族的特性的同时维系与中华帝国关系的政策。此政策在古代可上溯至秦朝，在唐朝时候应用比较广泛。

33 明朝时候的云南地区

但是明朝政策的直接范本，比起唐朝政策来还应该说是来自元朝。蒙古帝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广泛采用的办法是把征服了的土地交给当地领导层统治。土司制度就是对这一巧妙方法制度化的内容。可以说明朝从元朝学习了不少东西。

明朝土司制度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明朝建国以前。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在内陆角逐中打败陈友谅，获得了他的统治领域湖南，那时湖南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第二年朱元璋承认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权，任命他们为土司。整个明朝时期，设置土司的地区遍及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和西北陕西。

34 丽江古城
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丽江古城地区。看惯了中原地区如棋盘状交错的道路以后，就像进入了一个迷宫，令人心情愉悦

本书开头介绍的台湾妈祖观光之地云南丽江也是一个在土司统治下的城市。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从西藏高原南下，雕刻出片片溪谷，经过一段弯弯曲曲往北之后，流向再次转东。就像一个被“h”形弯曲部分包围着一样，高原中高高低低，相互错落，中间形成了一个盆地。就像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写的理想家园香格里拉的模本。

这个地方是控制金沙江渡河地点的军事要塞，忽必烈的军队就是从这里过去的。即便在严密监视藏族势力这一点上，由谁治理这块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经济上它也是连接西藏高原与外界的要塞。背上驮着满满茶叶等货物的马队从这块地方经过走进深邃的溪谷中。

统治丽江的土司是纳西族的木氏。纳西族的族源是羌族，他们是从东亚西北经西藏高原来到云南的。纳西族受西藏高原苯教的影响，创造出信仰自然的东巴教，拥有像画一样的独特文字，并因此而闻名。据说木氏祖先是唐朝时候移居到丽江盆地的。

1253年，忽必烈的军队进入云南时，有一位纳西族首领最先表示恭顺之意，并帮助忽必烈渡过金沙江。元朝在云南设置土司的时候，就是推举这位首领做统治丽江的土司。当强悍的外敌到来时，表示顺从以保存实力，纳西族的子孙们继承了这一政治态度。

洪武十五年（1382），当明朝派遣的远征军控制了大理的时候，丽江的纳西族首领马上就接受了明朝的统治。纳西族原本没有姓。朱元璋为表恩宠，赐予该首领“木”姓，并赐其世世代代统治丽江的身份。从此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木氏在341年里总共繁衍了18代，作为土司以丽江为中心，向藏族居住的云南西北部扩张他们的统治领域。

木氏向明朝中央每年贡奉白银和马匹等物品，对于明朝在云南的军事活动，总是一马当先积极配合。木氏在整个明朝共计进贡35次，除马匹以外，还在国家有事的时候向朝廷进贡云南产的白银。明初前往南京的使节团和永乐之后前往北京的使节团，每次都达数百人，他们接受朝廷的一些丝织品等赏赐，并在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带回一些手工艺人回丽江。丽江的丝织品、铜工艺、造纸等手工业在学习了这些内地来的技术人员的手艺之后发展起来。木氏努力引进汉文化，为纳西族的音乐和文艺的优雅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丽江作为木氏土司的政治基地发展为一个城市。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丽江现在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遗产，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汉族街道里的马路多建成棋盘模样，而丽江则不同。由于位处盆地，街道各个地方喷涌泉水，水路缓缓地蜿蜒曲折地流淌经过路面和房屋间。街道也建造成自然流淌的形状。夏日傍晚，作为纳西族的信仰对象的玉龙雪山，山峰从云彩的缝隙中露出脸庞来。走入老房子的院中，那里的人们为我们表演铜工艺和造纸等做工。在这条街上度过的时间是非常丰润的。台湾人借口妈祖所托造访丽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云南的移民传说

明朝攻陷云南，使许多汉族开始在云南定居。向一些住在云南的汉民询问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经常会听到“来自南京柳树湾的高石坎”的答案。在今天的南京，已经没有“柳树湾”、“高石坎”这样的地名。但是考查史书可以发现明朝初年确实有这两个地方。

柳树湾位于南京皇帝居住的皇城外，位于东南角。朱元璋为了保卫皇城派驻最信任的军队驻扎在那里。从该处往南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高石坎。这两个地方在后来被城墙隔开以前一直是连在一起的。参加攻陷云南的战争、此后又数次组编的云南派遣军，很有可能就是在柳树湾和高石坎集合编成军团的。这些士兵中，有不少人受命屯田云南。他们的子孙就把组编军队的地方南京记成了出身地。

云南西部有一处叫做腾冲的地方。那里因为位于连接东亚和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塞，所以在明朝受到朝廷的重点管理。腾冲市郊外的和顺村居住着自明代从南京移居过来的汉族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往缅甸输送华侨，因此又被称作“侨乡”（华侨的故乡）。和顺百姓以自己是从中华文明的中心南京过来的移民而自豪，虽然四周被少数民族所包围，但依然固守着汉族的文化。他们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波及其他民族。

35 泰山石敢当
封在民家墙壁上（笔者摄于2003年）

据说住在腾冲汪家寨的佤族原本住在和顺村。不过据清朝石碑上的碑文介绍，他们的祖先是在洪武年间从南京移民过来。佤族的房屋也是按照汉族的形式，中央正堂设有祭祀天地、祖先、土地神的神棚，表面上看来与汉族几乎没有区别。村庄的T字路上镶嵌着一块据说有驱邪作用的“泰山石敢当”石版画。这块石敢当是在江南等汉族文化的中心地已经看不到的风俗。从明朝汉族迁入时继承的传统目前仍然存有生息。

学者奥山宪夫的研究分析了被调往参加云南战争的兵力，研究称洪武十四年，朝廷从南京及其附近驻扎的亲军卫、京卫、直隶等各卫中调遣了249 100人。在参战卫所中计算出能够确认的人，可以发现在南京防卫的精锐部队12个卫中，有一半即6个卫被派往云南。由此可以知道最初投入的军力是明朝的主力军。

次年，洪武十五年，明朝调集福建、湖广等各卫，到洪武二十三年，十年之内加入到战争泥潭中的卫所几乎遍及全中国，动员总数仅能够确认的就达1 560 798人（《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一）》，《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1997年；《洪武朝的云南平定战（二）》，《史朋》28，1996年）。

洪武帝亦即明太祖、历史上的朱元璋创造了今天中国的样貌。听一些华北农村和云南少数民族村里的传说，能够真实感觉到明初发生的事情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深深印记。

36 明朝系谱简图

在江淮荒芜的流浪中形成自己品格的朱元璋，他的梦想是建造一个背向大海、扎根陆地的帝国。他的梦原本应该是把国家的轴线从连接南京北京的线往西转移到大陆内部，是更为坚固的东西。但是由于所未料及的皇太子之死使他的这一计划遭受挫折，帝国再次面向大海发展。

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从马和到郑和

云南的少年

在今天云南省的省会昆明，西南边上有一个大湖—滇池，在那里有一座山丘可俯瞰湖边昆阳镇的美丽街景，山丘上有座坟，墓前安放着一块刻有墓志铭的石碑。这是15世纪上半期席卷南海与印度洋的中国舰队指挥宦官马和在航海前为其父亲修建的。碑文上刻着：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1345年1月12日），卒于洪武壬戌年七月初三日（1382年8月12日）。享年三十九岁。……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

37 郑和父亲之墓
建在俯瞰昆阳镇的山丘上的马哈只之墓

这是记载日后作为以郑和而广为人知的马和出身的为数不多的痕迹之一。从碑文中可以读出很多内容。马和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在昆阳。其父亲与祖父都叫哈只。哈只是穆斯林授予去过麦加朝拜的人的称号，表明马和出生于穆斯林家庭。

元朝统治下的昆明，当时被称作鸭赤（又作押赤、鸭池等）。唐朝时候该地设行政单位姚州，随着其汉语发音Yaozhou的变化成Yachi。马和出生的一百年前，正是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在云南（时为忽必烈统治之下）旅行时停留鸭赤的时候。在他的记述中，昆明是座“宏伟的都市，鸭赤王国的首府。那里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商人、工匠。居民也有很多种，不但有穆斯林、偶像教徒，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景教派基督徒”（爱宕松男译著，《东方见闻录》，平凡社）。与蒙古军同样被称作色目人的西域人大量迁入云南。此后一些从事商业、行政的人也前往该地，昆明及其周边逐渐成为大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

当然云南的穆斯林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如果拥有一定的积蓄，具备精力与体力，则可以完成去麦加的朝拜。马和之父估计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随马和的祖父一起去麦加完成了朝拜。当时他们走的是越过西域的陆路还是横渡南海和印度洋的海路就无从知晓了。不过，马和在幼年时代或者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听过关于麦加朝拜的见闻，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38 讲述郑和出身之碑文

父亲马哈只三十多岁便去世了。看日期应该是明朝军队攻陷昆明，到处寻找蒙古皇族人士、军队屠杀横行的时候。碑文避而不谈父亲的死因，这或许暗示了父亲是因为卷入战乱死于非命。估计那时，满十岁的次子马和被明军抓住做了俘虏，后来被阉割留在了傅友德（明军指挥）帐下。三年后被献给朱元璋的四子、时年25岁的朱棣。朱棣就是后来的永乐帝，死后因其有扩大疆土之功被封为太宗，16世纪又被赠予成祖庙号以尊其缔造了帝国基石的伟业。

攻陷云南与蓝玉案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晚年倾向内陆之心日重。在他看来，南京离大海太近。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长子—已被指定为太子的朱标前往迁都候补地之一的西安视察。不幸的是，结束视察返回南京的太子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于洪武二十五年突然去世。朱标的长子，即朱元璋的孙子、朱棣的侄子朱允炆被立为王位继承人，成为皇太孙。太子之死成为日后改变马和命运的重要事件。

已入老年的朱元璋为保证这名年仅15岁的少年顺利登基，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肃清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史书中记载的大疑案“蓝玉案”，据说因此死了两万人。曾在进攻云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蓝玉被判为谋反主谋。如同胡惟庸案之后马上进行了官僚机构的改革一样，蓝玉案后紧跟的是军制改造。

著名的明初研究专家川越泰博通过对蓝玉案中遭受连坐之人的口供《逆臣录》和卫所官登记簿《卫选簿》进行交叉对比分析后论述，蓝玉案是针对经历过进攻云南这一艰苦战役的人而进行的（以下内容均出自川越泰博，《明朝中国的疑案—蓝玉案与连坐的人们》，风响社，2002年）。

进攻云南陷入困境，他们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游击战法的困扰，还有不少士兵因患上疟疾等病而丧命。艰苦的生活让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官兵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抱团关系。远征军解散，官兵返回到卫所之后也一直维持着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个人关系对朱元璋来说有碍国家安定。

川越认为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铲除这种关系而发动的一次疑案。有事实为证，这场疑案事件中，卫所官署中的卫所军多数遭连坐，此后在首都主力军亲军卫和京卫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宦官马和

《逆臣录》中被阉割的青年被称作“火者”。比如在跟随蓝玉参加云南远征军的指挥使曹震家中就列举了四名从18岁到21岁不等的“火者”。蓝玉家中也有云南大理出身的火者。

所谓火者，是指在印度的穆斯林宫廷中做工的被阉割的佣人。从元朝到明朝，被阉割的奴隶们从印度被出口到华南的广州、泉州等地，随着这些奴隶的进入，“火者”一词也传入中国。中国人按其发音用“火者”二字表示。《明实录》（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记载称，明初华南豪强之家多用被阉割的男孩，呼之“火者”。

火者与宦官并不是同义词。宦官是指在朝廷或者王室一族府中做工的被阉割的男子，火者是指在除这些人以外的功臣等家中做工的人。蓝玉案时，马和虚岁23，与那些作为曹震、蓝玉家累而成为疑案事件牺牲品的青年男子同龄。他们一准也是在少年时代被抓做俘虏，阉割后留在功臣家中做工的。马和虽是傅友德家的火者，但疑案发生时他已经被献给了受封北京做燕王的朱棣而成为一名宦官。《逆臣录》中所列举的那些青年人，他们与马和的命运可谓毫厘之差。

马和的军事才能救了他的性命。他不是一般宦官给人的那种兼有两性特征的人，而是一个大汉。他的声音洪亮，据说在战场上也可以传出很远。他兼具领导与判断才能。

朱棣以过去元朝的首都为据点，被命负责严密监视蒙古高原。把马和当做火者使用的傅友德，把他这么一位作为宦官绝对服从主人、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崭露才华的青年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了皇帝的四子。马和不负所望在燕王帐下击退蒙古军的战役中出色地辅佐了朱棣。

与二代皇叔的战争

朱元璋肃清了为创建明朝立下功勋的人，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安置在全国各个要塞，留下《皇明祖训》作为遗训要求对后来的皇帝尽忠。但对于皇太孙，也就是因太子去世才被指名为第二代皇帝的朱允炆而言，他的叔父也就是各藩王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朱棣，不但拥有军事、政治才能，还得到过朱元璋的认可。为了政权的稳定，朱允炆觉得有必要除掉被封为燕王的朱棣。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作为一名孤独的专政者走完了他七十一年的人生。其后不久，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战争就开始了。为了斩断朱棣的手足，朱允炆在年号未改、尚属洪武那年就消灭了开封的周王（朱元璋第五子），1399年，改年号为建文之后，又陆续剥夺了山东青州的齐王、山西大同的代王、湖广荆州的湘王、云南岷王的王族身份。

建文元年三月，新皇帝朱允炆（建文帝）将燕王府的警护兵编入王朝都督率领的边境守备军，又将身为护卫指挥官的指挥使一个个召回南京。朱棣身边为防卫蒙古而聚集的军队，这时大部分已被解体了。为了不给皇帝剥夺其王族身份的口实，朱棣不得不接受这些命令。建文元年四月，即朱元璋一周年忌日那天，朱棣虽然明知很有可能会被当做人质扣押，但还是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参加典礼。

已经去世的朱元璋创造了把所有权力与军事统率权集中于皇帝的体制。朱允炆一即位就处于统率全国卫所的地位，在数量上拥有绝对压倒其叔父朱棣的优势。可以说这让南京的皇帝一方放松了警惕。朱棣的儿子平安地被送回父亲的身边。然而另一方面废掉燕王身份的准备工作在一步一步地进行。

先是燕王护卫百户被抓，在严刑拷打下被逼问燕王府内情，为制作罪状所需的情报被汇总送往南京。处于劣势的燕王府内部也出现了向南京告密的奸细。朱棣欲装疯掩人耳目，但这一伪装也被内应报告给南京，终于到了派遣官员前去抓捕燕王府相关人士的阶段。南京派来的都指挥使包围了燕王府，朱棣被逼得走投无路。

靖难之役与永乐帝的诞生

建文元年（1399）七月四日，朱棣举办宴会庆祝病愈，并招待包围燕王府官兵的指挥官。该指挥官认为逮捕燕王万无一失，放心地接受邀请，却被杀害在宴会席上。与此同时，朱棣的心腹们打败失去指挥官而陷入混乱的官军，几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整备了阵容。朱棣立刻发布檄文，文中宣称此次军事政变不是针对皇帝的叛乱而是为了铲除皇帝身边的奸佞之臣，并以此声称“为君主靖难”，后来此次战争就被称作“靖难之役”。

39 朱棣（永乐帝）画像

朱棣的主张依据的是朱元璋对诸王制定的《皇明祖训》第十三条：“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既平之后，收兵于营，王朝天子而还。”虽然朱棣说是为了清君侧而辩解其起兵的正当性，但他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密令。

朱棣与皇帝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使得整个华北平原荒废，直到建文四年（1402）六月攻陷南京。处于劣势的朱棣得以最后取得胜利，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朱元璋的肃清行动使皇上周围没有了能干的将军。朱棣即位（永乐帝）后，取消建文年号，定为洪武三十三年，次年正月起开始使用永乐年号。

宦官与皇帝

由于正规官僚、军队都已被南京的皇帝铲除，所以发生军事政变时朱棣的周围只有区区8000人。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支持朱棣的是宦官，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刚刚步入25岁门槛的马和。据说他充分发挥军事指挥的才干，在最后攻陷南京时威名远扬。朱棣为纪念他的功勋赐姓“郑”。郑和成为宦官之首，被冠以“三保太监”的名号。

提到宦官，人们印象中就是用尖尖的嗓子说话、被扭曲了性欲转化为变态的爱欲及物欲的那种人。但这种形象是清末宦官被禁于宫廷之内所创造出来的。清朝鉴于明代因宦官横行而衰亡的历史教训，将宦官完全限定为自愿者。基于这个原因，有人为了在贫穷的社会阶层中生存下去而自行阉割，或者是将子弟阉割，造成宦官的质量下降。

另外留于后世的史料，大部分出自拥有儒学教养的官僚之手。对官员来说，与皇帝有着私人关系的宦官都是他们的夙敌。知识分子对宦官没留下什么好的记录，宦官的功绩从历史中被抹杀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宦官的负面评价就被单纯放大了。

明代尤其是朱棣重用的宦官当中像郑和那样的豪杰并不在少数。隋唐时期宫刑作为一种刑罚被废除以后，自愿者、死囚减刑者、他民族的俘虏以及从外国来的奴隶、朝贡国送来的被阉者就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郑和成为宦官的经历前文已有叙述，是在他成为俘虏之后。几次三番的蒙古远征，应该也为朱棣的皇宫带来了不少成为俘虏后被阉割的蒙古族宦官吧。

明朝还对过去在蒙古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的高丽及越南要求进贡被阉割的人。这么做一是为了管理从各国搜集到后宫来的女性，另外应该是为了搜罗精通各国文化、语言的人才而需要宦官。永乐元年（1403），明朝向朝鲜刚成立不久的李朝要求进贡60名火者，李朝将数量减少了一些最终进贡了35名。这些从朝鲜送来的被阉割者多被评价为颇有能耐。

朱棣身边的宦官，从其出身来看可以说是非常国际化的。在这种环境中，朱棣新的对外政策的构想形成了。郑和肯定将自己祖父与父亲去麦加朝拜的见闻讲给了朱棣。朱棣利用他身边的宦官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有时还被评价为元朝忽必烈帝国的再兴。但实际情况是这是一项受皇帝与宦官私人关系所支撑的、极为个人的行为。

内廷与外朝

在试着去理解朱棣的对外政策时，有必要考虑到皇帝自身的两面性。所谓两面性，一方面是有着与皇后、妃子共同起居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是身为万官之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公职身份。中国的王朝把这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从空间这一点来看，皇帝居住的宫廷有作为皇帝私人活动的场所“内廷”与接见各位官员、举行各种仪式的“外朝”之分。包括内廷与外朝的词就是“朝廷”。

在建筑方面观察宫廷，内廷与外朝明确分开。虽然叙述的顺序有些颠倒，需要说明的是朱棣掌握政权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那时建造的紫禁城中，以乾清门为界分开了内廷与外朝。以此一扇门为界，门外官员们处理政务，门内皇帝与后宫女性、宦官共同生活。

财政方面，内廷与外朝也被严格区别。说是皇帝们自由地使用从全国各地收敛来的钱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其实则不然。皇帝自己可以使用的宫廷费用需另外结算，并不同于外朝管理的国家国库。

40 紫禁城乾清宫
乾清门内侧是皇帝居住的乾清宫

原则上不允许从国库中支出费用来修筑宫殿、备置日用品、供皇室生活及养活负责皇室杂务的宦官。内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皇室直辖的领地。超出内廷确保的财政范围，皇帝如果伸手向国库要钱，比如皇族结婚等宫廷活动还需以公家礼仪为由才可。

围绕财政问题，内廷与外朝针锋相对。内廷一找着一个理由就想伸手向国库要钱。管理国库的外朝官员就有必要对这种行为有所制约。在官员看来内廷的这种钱财搜刮是对原本应该上缴国库税金的恣意掠夺，不可容忍。然而反观朱棣以后的明朝历史，经常可见内廷侵犯原本应该由外朝管理的领域。

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南京的皇帝剥夺了他的工具—官僚机构。他夺取皇权的时候，是他的家臣为他卖命。朱棣即位后，这些家臣全部成为内廷的基础。结果永乐以后的明朝政权，内廷势力分外强大。

明代曾派遣宦官到经济活动活跃的地方以确保财源。之后朱棣下令复兴朱元璋时代被废除的市舶司。市舶司长官也是宦官。这部分内容在下文将会涉及，此举也与内廷的财源保证有关。

朱棣的对外政策可以说是在这种内廷活动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皇帝利用宦官想要确保财源的时候，官员们对批判皇帝有所顾忌，于是转而攻击宦官。中国历史上宦官经常被置于坏角色的位置上，正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的这种内廷与外朝的对立结构。

不过，在世界脉络中来看，把内廷与外朝、宫廷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的政权极少。15到16世纪之间，在东南亚、琉球、日本出现了许多在贸易基础上诞生的国家。这些政权依靠个人养着的那些拍马屁的人进行贸易，歌颂繁荣。明朝的永乐政权也可以看做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浮在海上的帝国

郑和率领的船队

郑和所乘的旗舰被称作宝船。永乐三年（1405）六月旗舰从南京出发，以它为中心，浩浩荡荡的船队于当年冬天集结在江南港口浏河港，从那里顺长江而下驶向外洋。从此以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对南海、印度洋进行的七次远征。云南穆斯林出身的郑和成为统率士兵、船员、水夫以及统辖数百船只的总司令官。

不过，对于这一壮举，明朝的官方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明实录》中只记载了永乐三年九月，皇帝命令都指挥使“改造海船，备使西洋诸国”，至于船队何时出发都没有明确的记述。正式记载中，郑和受皇帝命令行事的内容都被抹去了。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管理官方文书的官员们从心底里没有把内廷主导的事业当做大事来看待。

调查郑和远征全貌的工作，依靠拼凑遗留下来的不完整的记录以及对中间一些零星内容的推测来进行。这就生出一些假说，认为郑和的船队曾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著，松本刚史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Sony Magazines，2003年）。虽然支撑此种假说的各种见解耐人寻味，但本书将会注意不超出史料表述的范围。

1930年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三峰塔寺）出土了一块石碑。高162cm、宽78cm、厚度为17cm的石碑碑额上用篆书刻着“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共31行1177字。所谓天妃指的是航海的守护女神妈祖。据碑文所记，该石碑是宣德六年（1431）仲冬（农历十一月）吉日，郑和为求航海平安所立，记载了之前六次航海概要。

实施远征的朱棣已经死去，下一任皇帝朱高炽（洪熙帝）时期远征事业一度中断，历经十年的空白后郑和才又得以再次出航。或许是郑和预感到此行将成为最后一次出航，读此堪称碑文中的长篇的文字，让人感觉到61岁的郑和唯恐在正式记录中难以留下痕迹，故而把自己壮年时期的事迹都刻在了石头上。宣德六年，郑和在船队的集结地浏河港的天妃宫也立了一块“通番事迹”的石碑，被喻作“长乐天妃碑”的姊妹碑，碑文的内容也应相近。

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开头是这样的：

41 郑和的航海图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之后叙述了航海中的苦难，对天妃显灵搭救的感谢，记录了在南山兴建天妃宫的事迹。

远征的记录

最后一次航海之前，也就是宣德六年（1431）春，船队集结到浏河港之后来到了福建省长乐的太平港。但是今天，即便站在南山上，一眼望去也满是房屋而完全看不到海了。这是因为明朝中期以后，海港被沙掩埋，成为平坦的土地。郑和他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能停泊巨大船只的港湾。海港的南北两岸山地连绵，可阻碍强风，是一处天然良港。这一年，郑和的船队在此处停泊数月之久，等待季风从西南风转东北风。其间对天妃宫进行扩建、改修，献钟、鼓等作为供品。

碑文最后刻着“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记录了始于永乐三年（1405）的远征概略。根据郑和亲自监修的这篇碑文，郑和远征的概况可还原大致如下。

永乐三年，郑和率领船队驶往古里（Calicut）等国。海盗陈祖义在巨港（Palembang）召集手下掠夺外国商人。郑和的船队也曾遭到袭击，但在妈祖派遣的神兵庇护下瞬间打垮了海盗，于永乐五年结束航行回国。碑文中记载的陈祖义是广东人，一直在马六甲海峡掠夺海船。14世纪后半期巨港受新兴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势力压迫力量逐渐减弱，这为中国航海人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航海始于永乐五年（1407），止于永乐七年。郑和巡游了爪哇、古里、暹罗、柯枝（Cochin）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第三次从永乐七年到永乐九年。当时锡兰山国境内，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Singhalese）与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Tamils）相对立，这期间谋求扩大伊斯兰势力的地方领主抬头。伊斯兰势力领主亚烈苦奈儿拒绝向明朝朝贡，并设计谋害船队士兵，天妃显灵看破其阴谋，在神明的保佑下郑和俘获了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自锡兰山国归朝献上俘虏，蒙帝恩，王归本国。

42 长颈鹿画像
郑和带回来的珍稀物品中也有长颈鹿

永乐十一年郑和开始第四次航海。此次航行目标为波斯湾忽鲁谟斯（Hormuz）等国。为了这次横渡印度洋并将接触伊斯兰世界中心的航行，不但准备工作较之前几次更为周全，船队的规模也更大。一位名叫马欢的穆斯林青年也加入到船队中。他把船队到达的各个地方的情况编集成《瀛涯胜览》，为东南亚研究留下了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据碑文介绍，在这次航海中，船队介入了苏门答腊的内部纷争，俘获了篡夺王位者，于永乐十三年回国。是年满剌加（马六甲）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第五次航海始于永乐十五年，郑和率领的主队奔赴忽鲁谟斯国。此次航海最大的功绩在于收回了以往航海的投资。永乐十七年当郑和船队归朝时，一同回来的还有伊斯兰的使节。那时忽鲁谟斯国向明朝朝贡了狮子、金钱豹等异兽，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朝贡了被当地称为“祖剌法”（麒麟）的长颈鹿。木骨都束国（今天的索马里）送来了“花福禄”（斑马）与狮子，卜剌哇国（今索马里布拉瓦一带）送来了据说可日行千里的骆驼与鸵鸟。这些异兽当时应该被饲养在南京。长颈鹿作为贡品并不是第一次。永乐十二年榜葛剌（今孟加拉）曾送给中国皇帝长颈鹿，当时的情景还被画作一幅画。

永乐十九年（1421）至二十年的第六次航海中，郑和再次访问霍尔姆斯国。十年之后他的船队开始了最后一次远行。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1432年1月12日），郑和的船队成员在天妃宫拜祭之后从太平港扬帆远行。宣德八年夏船队返回，但却不见了郑和的身影。估计他应该是在航海途中去世了。

航海的目的

有关郑和乘坐的船只旗舰—宝船形状，一说是南京建造的沙船，一说是适合于在南海航行的福建船，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其大小，史书上记载为长44.4丈（约125.6米），宽18丈（50.9米），长与宽的比例是2.46∶1，与在泉州出土的宋代福建船的2.55∶1相近。假设宝船为福建船来计算，其最大排水量为14 800吨，载重为7 000吨左右。中间耸立着三根主桅杆产生推力，前后各排列着三根辅助桅杆以确定方向。船帆通过与它们的不同组合应对各种风向，保证了其足以准确掌握从东海到印度洋之间的季风。比郑和晚一个世纪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其所乘坐的圣玛丽亚号全长25米左右，约为宝船的五分之一。

舵的重量估计为13吨左右。四爪铁锚重11吨，仅起锚就需数十名船员。而要驾驶这艘巨轮则最少需要两百名船员。

43 郑和宝船
郑和宝船全长120米，圣玛丽亚号全长25.5米。此为2010年南京复建的宝船

造船技术史专家山形欣哉从技术上并没有质的变化这一观点出发，认为郑和的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而推断船身长为43.4米（山形欣哉，《游走于历史的海洋：中国造船技术的航迹》，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4年）。虽然无法断定宝船到底是排水量达一万吨级的巨轮还是船身长达50米级别的大船，但它都应该是当时15世纪中最大的船只。

以宝船为旗舰的船队，在其规模最大的第四次航海中由大小200多艘船只构成。每艘船都起了名字，例如清和、惠康、长宁等，并且各有编号。关于船队构成的史料并没有留下。综合稍后时代一些船队的资料进行推测，郑和的船队中除了有负责海战以及运输马、士兵等多项职能的马船（又称快船），还包括一些负责搬运粮食的粮船、载饮用水的水船等按职能划分的特种船。当船队在外洋航行的时候，形状就像是展翅飞舞的燕子。

朱棣派遣船队去东南亚和印度洋，原因何在？《明通鉴》记载说是为了探访在南京陷落时生死未卜的外甥朱允炆（建文帝）的下落，但是仅此难以解释船队规模之大。

有人认为从郑和的旗舰被称作宝船一事可见，朱棣的目的在于贸易，是为了获得南洋的物产。的确，郑和远征带来了长颈鹿等稀有珍奇之物。这些远方的物产应该为宫廷以及从事此事的宦官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但是考虑帝国整体的收支，则完全出超。郑和出发前在巨大的宝船上装满了陶瓷器、丝织品等中国特产，这些都将慷慨地赠给所到之处的王后贵族们。而回贡的物产完全无法与之相称。若按照贸易来理解该项事业，须将内廷主导，外朝被排除在外作为前提。

作为帝国整体的事业来看，远征的实质性成果是，以此为契机，南洋各政权纷纷开始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由此也可以认为朱棣远征的目的在于把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扩展到海域世界。

郑和拥有印有皇帝玉玺的白纸，这意味着郑和在船上可以以皇帝的资格发号施令。从中国出发的郑和的船队，在规模以及权限上就像一座行驶在海面上的帝国，甚是威风。

当船队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时候，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居民肯定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存在。船队还军事介入各地的纷争，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试图创造出明朝所设想的国际秩序。船队远征的时代里，众多的政权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可以肯定这正是船队凛凛外观所发挥的作用。

海域世界眼中的远征

郑和作为朱棣的海上代理人，严惩华人海盗，按照明朝的价值观从各地方势力中选出正统政权，促其朝贡，且派使节团送贡品到中国。郑和的活动是否让东南亚海域世界按照朱棣的意愿编入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中了呢？

14世纪后半叶在东欧亚大陆，仅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域都出现了大量新型政权。马上能说出名称的，就有日本列岛的室町政权、冲绳本岛的尚氏政权、朝鲜半岛的李朝、越南的陈朝、湄南河流域的阿瑜陀耶、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爪哇岛的满者伯夷王国等。这些政权与过往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国内统合为一个经济圈进行对外交易。明朝也是这些政权中的一个。

当蒙古帝国创造的银本位的经济体系瓦解以后，这些政权在相互产生共鸣的同时，逐渐开创历史。15世纪上半叶，即郑和驶向南海、印度洋的那个年代，正是越过分水岭后，各个地区开始探索新的贸易体系的时期。

以14世纪为分水岭，东南亚海域的政权交替出现。在这以前，曾盛极一时的占城等政权是以为西亚、印度与中国交易牵线搭桥而存在，而这之后又增添了作为港口国家承担中转交易的性质，通过河流加深了与港口相接内陆的关系，在从内陆获得热带雨林生产的香料等物品的同时，逐渐仰仗内陆供给粮食以养活海港城市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爪哇岛内陆、湄南河流域的治水灌溉得到发展，出现了专供海港城市使用的粮食生产。新政权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进行水田耕作的小农经济与负责交易的港口经济试图相结合之处。

流传至今的王统记记载了14世纪后半期诞生的各个政权的建国神话。而其中有关郑和远征，除一个例外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也就是说郑和的远征对新政权的形成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

满剌加王国与郑和的远征

唯一的例外就是满剌加王国。位于马六甲海峡要塞的满剌加王国，被阿瑜陀耶势力所压倒，开国君主拜里米苏剌为抵抗阿瑜陀耶的压迫考虑利用明朝的威望，永乐三年（1405）派使节前去朝贡，被封为满剌加国王。永乐六年郑和赴该地以其军事背景推动了满剌加从阿瑜陀耶的独立。

郑和积极参与的背后，可以说是因为他需要确保此处作为其远征的中转站。曾参加郑和第四次以后远征的马欢，在其著述《瀛涯胜览》中记载，中国的远征队在满剌加设置了类似于城寨的四个大门与带瞭望楼（负责告知时间）的栅栏，修建仓库保存交易所需物资。远征队回国之时，在此等候风向由西转南，待五月中旬驶向中国。

可以说满剌加为远征队提供停泊港，所以郑和为维持船队在此处的落脚点而帮助满剌加。满剌加王国用以支撑港口城市人口的粮食曾主要仰仗阿瑜陀耶。与小农经济无缘的满剌加王国，不同于其他14世纪诞生的新兴国家，算得上近于旧式的港口国家。如果郑和的远征没有在此处落脚，那么满剌加王国极有可能已经成为阿瑜陀耶的附属国。

满剌加王国利用明朝的威势，实现了摆脱阿瑜陀耶的独立。在永乐共二十二年的时间里，满剌加王国共派了十五次朝贡使节，朱棣也接受满剌加方面的要求，劝谕阿瑜陀耶不要对满剌加施加压力。不过历史上却并没有满剌加国王对接受朝贡的明朝表示感谢的痕迹。

在满剌加流传的王统记中，记载着15世纪中叶中国皇帝从满剌加国王那里索得洗脚水，皇帝饮之治好了自身的慢性病而对满剌加倍加感谢（弘末雅士，《东南亚的建国神话》，山川出版社，2003年）的史实。可以想象中国的皇帝或许以为他们是因为仰慕中华文明而派使节前来，但送出使节的一方所有的行动却出自与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郑和与马和之间

对郑和自身来讲，远征有何意义呢？在福建省泉州有一块关于郑和的石碑。碑文上写着：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从这块石碑可明确知道，在第五次远征之前郑和曾在泉州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参拜伊斯兰圣人之墓。郑和被称拥有三宝即佛、法、僧三种美德，估计他应该是由于朱棣宫中禁拜伊斯兰而信奉了佛教。但是在以忽鲁谟斯为目标的第四次航海之后，郑和明显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在最后一次航海中，虽然因年事已高，郑和本人没能到达麦加，但他的分队和类似船只曾经于1432年在吉达（Jiddan）进港，向麦加前进，相关的记录从一些西亚的史料中可以窥见。

第一次远征之前，郑和在其父亲墓前的石碑上，不无自豪地镌刻上父亲以及祖父都是曾去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在泉州郑和或许想到了自己原本叫马和的事情。顺便提一句，中国穆斯林中比例很高的“马”姓，来自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从永乐到宣德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获胜后于1402年夏在南京即位，之后便马上派使节到各国敦促朝贡。朱元璋晚年之后在对外关系上态度消极，与此相反，因其年号被称为永乐帝的新皇帝，则积极地发展朝贡体制。

洪武七年被废止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接待外交使节的同时负责贸易）也在永乐元年（1403）被重新起用。郑和的船队又被派往南海、印度洋敦促各地政权进行朝贡。结果成效明显，永乐年间曾有多国使节来访中国。其中就包括琉球与日本。按规定琉球须在泉州、日本在宁波、东南亚等国须在广州进港。

1424年朱棣去世后，继承皇位的长子朱高炽（洪熙帝）定年号为洪熙，他学习祖父朱元璋而采取了与其父亲朱棣完全不同的政策，重又回到对外消极的道路上。郑和的远征也由此一度中止。但是洪熙帝在位仅十个月后就突然去世，皇位由其子朱瞻基（宣德帝）继承，年后即改年号为宣德（1426—1435）。深受祖父疼爱的朱瞻基基本上沿袭了朱棣的政策，郑和也得以实现其最后一次航海。

那么在从永乐到宣德的15世纪上半期，在海域世界发生了哪些交易呢？我们举尚氏做中山王统治的琉球王国为例进行说明吧。

目前流传在世的史料中有一份《历代宝案》追溯了其多舛的命运。经历了14世纪的分水岭，琉球王国在冲绳本岛诞生。该国把已发和已接收的外交文件一式两份，分别送往琉球王国的中心首里王府与遥望那霸港的天妃宫（祭祀妈祖的庙）两处保存。

保存在王府的文件在日本明治政府合并琉球时被没收移交到东京，最后在关东大地震中烧毁。保存在天妃宫的部分后被保存在冲绳县立图书馆，却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中遗失。幸运的是，后者留有抄本与影印本，近年冲绳县根据这两份资料编辑了校订本与译注本。读之便可详细了解从15世纪到19世纪，东海、南海曾经进行过何种贸易与外交。

琉球王国的外交文书

《历代宝案》收录了从1424年至1867年间的文书。现选择其中之一首先作一介绍。

关于琉球国的中山王朝贡一事，据使者佳期巴那与通事梁复的共同报告，“永乐十七年（1419）受命外出的使者阿乃佳等人乘三艘外洋船只携礼物到达暹罗国（阿瑜陀耶）献上。出差结束后回国报告称‘对方官衙称礼物太少，令官员购买（从琉球国运至阿瑜陀耶的）瓷器，并颁发禁令不准当地自由买进苏木。若（瓷器与苏木）都交给官员办理，则无法筹措（琉球至阿瑜陀耶的往返）船舶费用’”。以此作开头的文书，日期是永乐下一个年号洪熙元年（1425）。

据该文件所载，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始于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不过永乐十七年阿瑜陀耶禁止琉球使节团自由进行物产买卖，从而导致琉球蒙受了巨大损失。关于琉球与阿瑜陀耶之间的往来，永乐十八年琉球曾增加礼物对阿瑜陀耶实施怀柔政策，但并未成功，此后交易一直受到限制。最终琉球于永乐二十二年停止向阿瑜陀耶发船。贸易空白期准备再次交涉所用的文书是下面这封琉球向阿瑜陀耶提出的照会。

44 14世纪后期的琉球

参照过去的经历，自洪武以来至永乐（当今琉球国王的）曾祖父与祖父、上一辈国王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派遣使节携礼物赴贵国献礼，至今已多年。贵国至亲至爱，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理念寄来珍贵的礼品，并对远方的客人爱护有加。总是对（自由）贸易采取接受态度，官员从不（压低法定牌价）进行收购，对此甚为感激。

现在据（使节）报告，需与贵国进行商谈。希望能够与以前一样体恤远方客人的航海之苦劳，免除官人收购瓷器，允许大量收购苏木、胡椒等物产以便回国。

提出该朝贡照会的琉球使节随身还带着文件《进贡事宜》，写着“正使浮那姑是等乘仁字号外洋船，满载瓷器赴贵国产地购买胡椒、苏木等物产，以备回国后进贡给大明”。赠品栏中包括丝织品、刀剑、硫磺以及20个青瓷大盘、400个小碟、2000个小碗。

此次交涉似乎取得成功，自次年1426年起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琉球的进贡船来到阿瑜陀耶。《历代宝案》中收录了六年后阿瑜陀耶致琉球国王的答谢函，回礼清单中包括3000斤苏木。

解读此则史料的同时，来看一下15世纪上半期的海域世界。首先需要在了解照会提出方琉球王国情况的基础上再来关注围绕东海、南海的苏木。

琉球王国的诞生

几乎全部在东海海面上的冲绳本岛，自12世纪以来分裂出许多地方政权，依傍城堡割据一方。14世纪后，佐敷、浦添、中城、胜连、读谷、今归仁等拥有港口的城积极与日本、中国、朝鲜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制作农具、武器不可欠缺的铁，而压倒其他城。处于优势的首领被称作按司，相互结成同盟以确保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海外交易。

促使冲绳统一的激发点是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送各国敦促朝贡的诏谕。来自中国的使者杨戴到达琉球，敦促以浦添为中心扩大了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山王察度朝贡。于是，同年十二月察度派其弟泰期前去明朝，缔结朝贡关系。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里为中心的南山王、洪武十六年以今归仁为中心的北山王分别前去朝贡。

45 守礼门
佩里航海记录中描写的琉球首里城城门“守礼门”

估计中山在进贡贸易的初级阶段自己置办了一艘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大船，加上明朝的赏赐、租赁约有两艘大船。因南山、北山都没有大船，所以最初常常搭乘中山的船只。这成为琉球王国以中山为中心成立的契机。正如《历代宝案》中史料所见，中山曾在洪武年间派使节到阿瑜陀耶从事贸易。在这些与东南亚的交涉中中山王的远洋船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永乐二年（1404），明朝皇帝派使节到中山王武宁与南山王汪应祖处，分别任命他们为君主。这一程序叫做册封，由此琉球被编入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礼仪秩序中。

中山王王权的象征是接受册封时明朝赐给的印章与皮弁冠。礼仪秩序明确规定了尊卑、长幼之序，这产生于当事人有意识地按照上下关系相互严格准确的行动。反映这种秩序的实物就是印章、冠或者服饰。

皇帝册封时赠给琉球国王的印章是“镀金银印”。这是赠与郡王（皇帝孙辈）一级的东西。冠为“七旒皂皱纱皮弁冠”，“皂”就是用乌纱制成的冠之顶部的七排玉饰。按照明朝的规定，皇帝为十二排，皇帝的儿子皇太子、亲王为九排，孙辈郡王为七排。从这一点可断定琉球国王被置于皇帝孙辈一级。另外，皮弁冠用冲绳话讲发音为“piihyakukuxwann”。

明朝皇帝把朝鲜半岛的李朝、日本群岛的室町政权定为相当于子辈的亲王一级，越南安南国王为郡王一级。赠给朝鲜、日本的印章为金印。进入册封体制并不单单表示对中国皇帝行臣下之礼，还意味着在与其他被册封的政权之间形成一种基于级别上的上下关系。若这种礼仪秩序被实践，那么以“四海皆为一家”为目标的国际关系就诞生了。琉球王国在与阿瑜陀耶交涉的时候依傍的就是这一理念。

象征琉球王国的语言中有1579年挂在首里城门上的“守礼之邦”四个字。一般认为该词表示的是琉球王国致力于和平外交这一事实，但是此处的“礼”并不单指彬彬有礼，还包括了海洋小国的国家战略，即接受中国册封、按照亲族关系在以中国皇帝为顶点的朝贡体制中作为优等生行动，坚韧地推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交涉，以获取交易利益。

明朝方面也给予琉球足够的信任。比如后述将符勒与勘合发给各国时，与朝鲜并列称“琉球国入贺、谢恩时使者往来，互换公文，故即便不予符勒、勘合亦可信赖”（《皇明外夷朝贡考》）。也就是琉球可以享受无证派遣朝贡船的特别待遇。得此特许，琉球成为东海、南海交易的要塞，通过15世纪的中转交易日渐繁荣。

闽人三十六姓与久米村

《历代宝案》全部都采用汉文书写。那么究竟是谁起草了这些外交文书，又是谁最先建议琉球人民正确实践明朝国家的基础—礼的呢？

正如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论述的，“礼”是养成于浙东同族中日常亲族间的关系，通过同族私塾的先生而被锤炼成国家理念。换言之，只有尊卑、长幼之序融入身体当中才能正确地实践。朝贡体制中的交涉中，少不得能起草汉文外交文书、切实掌握中国之“礼”、能与中方平等交流的人才。

在琉球的首里王府附近，离那霸港步行约十五分钟有一处被称作“久米村”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唐荣”，在15至19世纪之间居住着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他们会航海、造船等技术，充当进贡时所必需的外交文书的执笔者、翻译以及商业贸易之责，是承担琉球王国与中国、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职业群体。

久米村的精神、社会中心是永乐年间修建的天妃宫，那里保管着《历代宝案》。从明治地图上可看出天妃宫位于码头对面广场的角落里，分上下两个庙。那里祭祀的神仙是保佑航海平安的妈祖（天妃）。去阿瑜陀耶的人们临行前也肯定都要去天妃宫参拜。过去天妃宫所在地现已成为天妃小学。只有天妃小学东南角的石门至今还屹立在那里。

据琉球方面的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朝曾派福建人到琉球，他们被称作闽人三十六姓。中国并没有留下与此相对应的有关记录。他们的祖先并非同时被派往琉球，极有可能是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理由来到琉球，被强迫集居在此。

其中有一人名叫梁嵩，家谱上记载于永乐年间来到琉球，籍贯为福建省福州附近的长乐县。他就是先前提到的琉球致阿瑜陀耶外交文书中出现过的梁复的祖先。

闽人三十六姓中除梁姓以外，还有洪武年间进入琉球的蔡崇（泉州府南安县人）、金瑛福（福州府闽县人）、郑义才（长乐县人）的子孙，以及永乐年间移居此地的林喜（闽县人）、红英（同上）、陈康（同上）的子孙等。他们的名字经常作为长史、通事出现在《历代宝案》中。所谓长史指的是统管与朝贡相关事务的官职，作为朝贡使节赴外国时辅佐被任命为正史的琉球人。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没有了长史的外派，成为完全负责久米村行政的职能。通事也是由久米村的华裔担当的职位，负责翻译、外交交涉。

从中国派往琉球之后，其中也有又回到福建故里的人。署有宣德六年（1431）年号的一篇文书上记载了关于潘仲孙的事情。洪武二十三年（1390）潘仲孙受命为船夫，驾驶从琉球到中国的远洋船只，之后升格为船长。文书上写着潘已年届八十一高龄，希望回归故里长乐县，因此将之送到福建。他是受明政府命令被派遣的人物，所以还请酌情处理。大概是因为当时海禁政策规定随意出国的中国人一律作罪犯处置，所以才需要琉球国王来证明其身份。

46 琉球的港口与久米村
《琉球贸易图屏风》（右）和久米村部分放大图（左），滋贺大学经济学部附属史料馆藏

久米村的华裔与明朝中国本土居民着装相同。清王朝成立后，中国人被强行留辫，换成满族风格服装，于是久米村的人选择琉球风格的服装来穿，生活习惯也逐渐当地化。17世纪以后在久米村中，祖先是中国人而不会讲中国话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东海、南海上的苏木

前文提到的那份文书中，琉球的使节申请能够在阿瑜陀耶自由购买苏木等物产。苏木属豆科称作苏木（学名：Caesalpinia sappan L．）的心材。这种植物多分布在热带亚洲地区，为常绿小乔木，高可达5—10米，叶为二回偶数羽状复叶，树干与树枝上有小刺。五六月份会开黄色的五瓣花。在日本几乎见不到苏木。苏木这个名称来源于马来语sappan。其煎后可做红色染料，还可作中药使用。中国自晋代时传入。苏木在中国、朝鲜、日本不会自然生长。

与郑和的船队一起环游东南亚一带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暹罗”一项中记载“苏木如薪之广，颜色绝胜他国出者”，由此可知当时阿瑜陀耶是苏木的生产国。

明朝成立后不久，海上航路的要塞之地兰秀山发生叛乱，余党跑到朝鲜半岛，这些已经在上一章叙述过了。其中一个头头就是携苏木逃跑的。苏木作为商品并不占地方，也不需要特别注意变质。仅一点儿就可做买卖，时常可按需经营。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东海、南海的航海人们把苏木作为买卖的头等商品。

洪熙元年（1425）琉球到中国的进贡船来航，既为前一年去世的朱棣上香，也为新登基的皇帝朱高炽（洪熙帝）表示祝贺，还有就是为了与中山王册封时一样获赐皮弁冠、皮弁服。船上还装载了苏木，具体数量不详。

以琉球国中山王尚巴志的名义致明朝礼部的外交文书中“今各船载有苏木等附抬（除正式的礼品之外装载的用于交易的物品），但求无从中抽取以作税金，给予价格相当之纸币均分与（进贡船成员）各位”。相同主旨的文书在那之后也时常可见，由此可窥知驶向中国前来朝贡的琉球船只，为了交易还装载了大量的苏木。

47 苏木
豆科小乔木，原产自印度、马来半岛。心材作为红色染料自古就为人所熟知。中药中用作止泻、收敛

苏木在中国极受欢迎。按照明朝的规定，核定时价大件为白银八分，小件为五分，平均为七分。除琉球以外还有阿瑜陀耶、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后面将要讲到的日本都向中国输入苏木。永乐年间明朝进攻越南，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但直接统治的时期命令租税的一部分以苏木充当。苏木似乎还曾被当做薪水的一部分发给官员，“宣德八年（1433），京司（北京与南京的官厅）文武官俸米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明宣宗实录》宣德九年十一月丁丑）。

日本的勘合贸易

琉球往阿瑜陀耶的船只上装载着与中国朝贡贸易获得的丝织品、瓷器，还有像是日本的刀剑、扇子等礼物。硫磺也极有可能产自日本。那么琉球的船上为何会装有日本的东西呢？稍稍追溯时代发展，来通观一下日本的动向。

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之后，面对14世纪以来以铜钱为轴心日渐繁荣的日本经济，深感急需从中国进口铜钱等物资。获得中国物资显示自己是中国风的掌权者，是在当时诸侯当中高出一筹最为有效的手段。

足利义满在靖难之役火热进行时向朱允炆（建文帝）派出使节，建文四年（1402）明朝使节到达日本。次年1403年足利义满派谢恩使节前往明朝，向新登基的皇帝朱棣递交国书。永乐二年（1404）明朝向日本发勘合，从此明朝与室町政权之间开始了朝贡贸易。日本朝贡时的停泊港限定为浙江宁波。明朝借机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由此可以向日本要求取缔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

明朝自始至终贯彻了只能与朝贡船只进行贸易的方针。为证明贡船身份，明朝事先发与对方盖上骑缝印的证明书，以在中国港口与底簿上的留印进行核对，这就是勘合制度。此制度首次执行是在洪武十六年（1383）发给了阿瑜陀耶、占城等。

最早发给日本勘合是在永乐年间，此后发了五次。在此可根据郑梁生的研究，一探当时具体情形之究竟（郑梁生，《明日关系史研究》，雄山阁，1984年） 。

勘合为三联纸中的中间一联，为长二尺七寸（约84厘米），宽一尺二寸（约37厘米）的大张证书。这么大张的原因是，背面需要写上船只、乘坐人员数量以及装载货物等全部内容。其左、右两侧与底簿之间盖有骑缝印。“日本”两字分开，“日”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日”字底簿两册，“本”字勘合100份，准备与之相对应的“本”字底簿两册。

发给日本的勘合为“本”字勘合，由日本发往中国的贡船携带。“本”字底簿由礼部与浙江布政司保管，到达宁波的日本船只提交携带的勘合，与浙江布政司的底簿核对以定真伪。“日”字勘合为明朝礼部保管，由驶向日本的船只携带。因此，“日”字底簿由礼部与日本保管，中国的船只到达日本港口后与“日”字底簿进行核对。礼部保管的“日”字、“本”字底簿作为存根。

永乐年间携带勘合的日本贡船，包括足利义满死去之时一共六次被派往中国。为了完成与明朝之间的约定，日本把逮捕的倭寇解送至中国。但是继承足利义满的足利义持一是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反抗，再者对取缔倭寇感觉无望，于永乐九年（1411）断绝了与明朝的交往。

此后20多年过去，宣德七年（1432）日本足利义教派往中国的船只到达浙江宁波。该使节送上马匹、铠甲、刀剑等作为送给明朝皇帝的贡品。对日本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进贡，皇帝朱瞻基大为欢欣，赏赐给足利义教和他的妻子大量白金等最高级的丝织品、朱漆肩舆等。

日本使节除带来礼节上的礼物之外，还带来用作交易的各种物产。从其一览表中可知有苏木16 000斤、硫磺12 000斤、红铜4 000斤、刀剑两把等。苏木价格为一斤（不足600克）钱一贯（《明英宗实录》景泰四年十二月癸未朔甲申）。

硫磺等为日本所产，而列为交易头项商品的苏木并非产自日本。日本向琉球出口刀剑、硫磺等物产，作为回礼得到琉球从阿瑜陀耶采购的苏木。其背后存在的是围绕东海、南海的交易圈。

盐所支撑的帝国

海盐的生产

黄海沿岸有座盐城。穿过街区往东直奔大海走去，越过几个南北相连的堤坝，穿过广大的棉花田后终于到达泛黄浑浊的黄海。海岸线上抗盐分的植物形成厚厚的草丛，而现在已经成为以仙鹤而闻名的自然保护区。长江、淮河以及南流时期黄河排出的大量泥沙堆积在黄海沿岸，陆地一点点向海面扩大。现在连接内陆的堤坝就是在过去的海岸线上修建起来的。过去这条海岸线上盐田连绵，是海盐的一大生产基地。

盐城八景之一就是“盐岭积雪”。盐城过去曾有伍佑场和新兴场两块盐集聚地，沿岸生产的大量盐被运到此处。当炎热的夏季结束，晴朗的仲秋到来之际，大量的盐就被运入，被露天堆积成大大小小的盐山。高高堆起的盐山映照在明亮的月光下闪耀着白色的光，就像连绵的雪山一般。

15世纪中国的主要产盐区包括海盐生产地黄海沿岸的两淮（淮北、淮南、淮河以北、以南地区）、浙江沿岸的两浙（浙东、浙西以及被称作浙的钱塘江以东以西地区），以及福建、广东等，除此以外还有“盐池”，也就是由盐分较多的湖沼产盐的河东、陕西，“盐井”即从地下汲出盐水的四川、云南。在四川自贡，利用随盐水同时喷出的天然气熬盐水。在这些产盐地中，两淮的盐被称为“淮盐”，以品质优良而闻名，并且产量大约占中国全部产量的三成。这部分盐成为明朝帝国统治的根基。

14世纪上半期，海盐生产工序用图说明被编成《熬波图》。那上面显示的制盐技术一直沿用至15世纪。从这份资料中可知悉当时盐的生产是多么艰难。

简单叙述其生产工序。在靠海含盐较多的土地上开辟盐田，趁涨潮时引入海水或者用水车通过人工捞水。随后将海水均匀地撒到盐田的各个角落，在太阳底下暴晒以让水分蒸发。往盐田上撒灰在烈日下暴晒，吸满满含盐分的海水之后，将之扒到一处堆成小山。接下来把这些灰运入“灰淋”—深70厘米直径二米左右的洞中踩踏结实，用舀子把浓缩的海水注入使灰中的盐分溶解，通过洞底插进去的竹管获取浓浓的盐水，然后把盐水放在铁盘中熬制使盐结晶。

48 盐城周边

从事海盐生产的人被称为“灶丁”，编入“灶户”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民户。在往盐田撒灰放在烈日下暴晒的做工图中，由一首这样的诗：

海天无风云色开，相呼上场早晒灰。

满场大堆仍小堆，前担未了后担催。

少妇勤作亦可哀，草间冬日眠婴孩。

49 制盐图
引入海水（左图），用铁盘熬煮盐水，使盐结晶（右图）。出自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汲古书院

正苦饥腹鸣如雷，转头妇从西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附〈熬波图〉译注》，汲古书院，1983年）

煎制已变浓的盐水所用铁盘是用十枚左右的铁块拼成。所有的灶户把自家的铁块带来拼成巨大的铁盘，这样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盐。一起作业的灶户被编为“团”，团里面有一个总负责人“总催”，率领十名现场指挥“甲首”，管理、制作账本，记录制盐所必需的设备、纳盐义务等，负责征收缴纳国库之盐。明朝完善并加强了元朝的制盐组织，根据户机制进行操作。

各个盐田产出的盐都交到仓库，待仓库储备增多，一总运到城市中的仓库。本节开头所介绍的盐城就是盐之城市，作为黄海沿岸生产的海盐集散地而繁荣起来的。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明朝将蒙古势力从华北地区驱逐出去之后，在14世纪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活动就是进攻云南。支撑大军的军粮通过盐法制度得以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作“开中法”。

把军需品运往中国的边境一带时，明朝不是利用银子、铜钱等货币筹措物资，而是商人将军粮运往指定卫所、地方官府获得盐引代替粮款。具体而言即有事时户部张榜招募商人。应召商人运输军粮后，交付官府就会开具勘合（盖上骑缝印的证书）与相应账本，记录商人的姓名、缴纳数量以及给他们盐引数量。勘合发给商人，账本送至产盐地的官府。一盐引可允许卖200斤（约合120公斤）盐。

商人到指定的产盐地，把勘合交给盐运司等当地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管理业务的部门。该部门与账本相对照，若骑缝印与记载事项一致则发给盐。商人们把这样采购来的盐运到指定区域（行盐地）贩卖。卖盐时若不随时携带盐引，将会作为贩卖私盐受到处罚，盐也会被没收。商人用卖盐所得利润来采购运往边塞、军事前线物资之金。

开中法所带来的缴纳物资的行政手段，可追溯到洪武三年（1370）。这一年在往抗击蒙古势力的最前线山西运输粮食时，按照每一石三斗米颁发一份淮盐盐引。胡惟庸案之后户制得到完善，产盐地区对灶户的管理制度一经确立，依据开中法将物资运往前线的体制就建立起来，使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成为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下定决心攻陷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将大米运往云南可获得200斤的盐引，较近的四川大米需一石，生产量较大的淮盐需六斗、浙江盐五斗。其实进攻云南之初，并不是不能从外地运送军粮。但是运输路线越长，所需费用就越高。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定，一度曾接连发生由少数民族领袖土司发动的叛乱。因此无法让驻扎军队撤出云南。在长期驻扎的情况下，商人们召集农民并把他们送到云南，创建粮食生产基地，叫做“商屯”。

开中法的实行，使帝国发生军事行动时，不做财政支出都可保证前线军粮的运输，并产生连锁效应，促进了前线后方的农业开发。朱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该体制的人。

永乐四年（1406），明朝从云南、广西两个方向进攻越南。当时中国发生靖难之役，对西南的控制变得松弛，这段时间越南在急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式官僚体制的背景下，逐渐显露出试图建立能与中国抗衡政权的趋向。显官黎季犛夺取陈朝王位，企图进攻云南。同时对明朝隐瞒事实进行朝贡。这种行为激怒了朱棣，给了他进攻的口实。

永乐五年明朝占领越南北部，改安南为交阯，并在当地设置布政司等官衙派遣地方官。对此越南人颇为反抗。黎利等高举反对中国统治的大旗，在正往印度尼西亚半岛扩张势力的泰系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斗争，于1428年建立黎朝宣布独立。

迁都北京

明朝在对西北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中，也利用了通过盐把军事活动与边境开发联系起来的体制。

元朝灭亡，皇室退至蒙古高原，明朝将其政权称为北元。但在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中国中，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气质，不再具备统一高原的力量。永乐六年（1408）寄身帖木儿元朝贵族本雅史里东山再起被推举即汗位，于是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古部族鞑靼开始集结成为蒙古高原的一大势力。而另一方面，高原西部不属成吉思汗系统的部族瓦剌也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围绕蒙古高原的统治权，两个部族展开了斗争。

永乐七年（1409）朱棣发动约十万大军，开始对蒙古高原的军事活动，不过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战略而全军覆没。次年朱棣亲率号称五十万大军进攻鞑靼。观其军事活动，只能说朱棣的军队卷入了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几乎毫无成效。但是此次军事行动促进了蒙古高原毗邻的西北地区的开发，张家口、大同等都呈现出商业城市的盛况。

为了指挥对蒙古高原的军事行动，南京显得格外遥远。需要皇帝坐镇连接中国内地与蒙古高原的要塞。这个要塞的候选地就是蒙古帝国为统治中国建设的，朱棣曾在当地做燕王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朱棣即位后不久，于永乐元年将北平改称为北京顺天府，定南京为副都。作为产粮区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那里的物产与元朝一样通过海运运往北京，同时从山西等地向华北平原移入大量农民，恢复了因战乱而低迷的生产。

以北京作首都的构想，为避免一些无谓的混乱而秘密进行。疏通大运河以及为江南与北京之间新增线路进行土木工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供给充足的水量给线路靠东的最高地山东制高点。

元朝的水利技师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大运河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明朝负责运河的建筑计划的宋礼却给出了解决方案。涌入大运河的河水蓄在东部建造的储水池，切断水路使之与大运河形成直角，将大运河分成南北。该项工事投入十六万以上劳力，最终于永乐九年（1411）完工。

永乐十四年兴建北京宫殿正式开始，永乐十九年正式宣布从南京迁都北京。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被运往已名副其实成为帝国首都的北京。自迁都第二年即永乐二十年起，朱棣每年都亲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夏天，朱棣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病死，享年65岁。

北方的交易者

永乐年间明朝通过对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帮助在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永乐之后在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明朝对军事介入蒙古高原保持克制，转而采取敦促朝贡、接受在蒙古高原争斗中失败一方的政策。

由于在争斗中失败的一方不能再接受中国的帮助，所以实力派得以压倒其他一切。宣德九年（1434）瓦剌的脱欢打败鞑靼，开辟了事实上统一蒙古高原的道路。正统四年（1439），继承脱欢大业的也先，致力于在蒙古高原南部的哈密扩大势力范围。

哈密是贯穿中央欧亚大陆商队之路的据点。西边帖木儿灭亡之后，有持续繁荣的撒马尔罕，东边有明朝。穆斯林商人联结东西开展贸易。也先统治了哈密，从而控制了商队线路，对穆斯林商人进行保护。作为回报，他从商人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援。也先统治下的瓦剌为了与中国进行交易，开始与明朝之间进行经济交涉。

有人认为瓦剌与明朝之间的交易有三种情况（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1980年）。一是朝贡，瓦剌携貂皮等毛皮与马匹等经大同赴北京朝贡，中国赐丝织品、工艺品等给蒙古。瓦剌的贵族们把这样得来的中国特产装饰自身以树立威严，同时也用作向西方的贸易商品。

二是与朝贡使节一同来到大同的穆斯林商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其中有一位商人名叫马茂德。此人侍奉也先，作为瓦剌官员时常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正统十二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了超过2000人的大部队，带来4000多头马匹用、12000貂皮多张于贸易。

他几乎每隔一年就来明朝一次，大约在九月或十月到达中国，在北京度过中央欧亚大陆难以活动的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后再到下一年秋季来华。可以推测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收购中国的物产，在不来的那一年就去撒马尔罕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

50 万里长城
八达岭附近

中国与蒙古高原之间交易的第三个情况就是走私贸易。明朝严禁铜制、铁制枪炮等兵器的出口。瓦剌为保持在蒙古高原的霸权，需要最先进的中国产武器。正统九年（1444）左右，枪炮的走私增加，瓦剌的使节团开始在回国之时进行买卖。虽然屡有禁令颁出，但毫无效果，尽管规定走私者处以极刑，仍然阻止不住走私贸易的进行。

规模庞大的朝贡压迫了明朝的财政，为杜绝走私贸易，不仅对中国人，也有必要对瓦剌人进行管制。明朝不能回应瓦剌对逐步升级的交易请求，开始限制朝贡使节的人数，强制进行复杂的礼仪，试图缩小朝贡的规模。明朝这种政策让依靠欧亚交易的也先政权难以接受，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从山西、辽东、陕西三个方向向中国本土发动进攻。

当时中国的皇帝是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他听从宦官的谗言，亲自率兵向大同迎击。就在形势毫无转机的回京途中，在土木堡遇到瓦剌军队的突袭，皇帝被掠为俘虏。

后来作为土木之变而著名的这件事情，是也先也未曾预料到的。对他而言，明朝就是能生金蛋的鸡，只希望它能允许贸易而丝毫没有灭掉明朝的想法。也先为打探利用已成为俘虏的皇帝操纵明朝的可能性，虽然曾一度兵至北京，但听闻明朝已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代宗、景泰帝）以后即撤回蒙古高原。

朱祁镇受到也先政权客人般的隆重接待，次年即景泰元年（1450）回国。虽然朱祁镇被奉为太上皇而遭软禁，但是景泰八年（1457）重返帝位（年号天顺）。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高原采取专守防卫方针，成化十年（1474）开始新建与改修长城。我们现在在北京郊区的八达岭等地所看到的长城就是明代建立起来的。

户制的矛盾

朱元璋1380年建立的户制使朱棣能够于在位期间进行郑和下西洋、进攻越南、亲征蒙古高原、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等巨大工程。直接由帝国统治人民的劳动力，这种制度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我们这些生活在货币经济体制下的人看来，皇帝的这种恣意妄为的工程不在少数。

本书开篇曾介绍朱棣想立一石碑，却因过于庞大无法将石材运出而搁浅。当我们看到北京郊外十三陵中朱棣为自己所建造的长陵，或者湖北武当山上朱棣下令在险峻的斜坡上所建的道观群时，心中会强烈感受到不遵循经济体制的帝国的恣意。但是户制经过了大约50年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令军事行动与边境开发成为可能的开中法，首先从它的根基灶户制盐开始瓦解。大量商人参与开中法，使盐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为增加盐产量加大了灶户的负担。不堪重负的灶户开始逃跑。尽管干活儿的人变少了，但生产定额却丝毫未少，重新被分配到剩下的灶户身上，从而加速了灶户的贫困。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加重了在西北边境的警备，因此需要开中法运进军粮，所滋生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此外，盐质的好坏使得有些产区贸易量很大，而有些产区却几乎无人问津。因产盐地与贩卖区是捆绑在一起的，结果，山东与买卖不好的产盐地捆绑在一起，造成无盐供应，人民苦于无盐食用。这必然会造成私盐（也就是私卖食盐）行为的横行。在产盐地的灶户中，也出现了不缴纳给政府而卖给私盐贩子谋取利益的人。这种情况动摇了盐的管理体制。

15世纪中叶，编入里甲制的民户也卷入到户制的矛盾中。西北防卫体系的增强，加大了里甲制中民户的负担。在农业生产力发达的地区，民户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批贫穷的民户。不堪重负的民户开始逃跑，里甲制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

户制一经露出破绽，便出现连锁式的崩溃。民户减少以后，盐产地政府把民户的负担分给灶户，加速了盐业的崩溃。接连逃走的人们主要有三个去向。第一是城市的杂业，形成被称作无赖的社会一层。第二是往山里，做矿工或是山地垦荒，希望能在政府管理不到的地方获得生活来源。第三是往大海。脱离户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6世纪出现多元化动态。

15世纪中叶，在户制矛盾的背景下，各地接连发生民众的叛乱。正统十一年（1446）浙江山区发生银山工人叛乱。镇压此次叛乱的费用摊派给农民，引起了其他连锁性反叛。正统十三年与浙江相接的福建发生了农民叛乱。此次叛乱取叛乱领袖之名，又被称作邓茂七之乱。到了天顺八年（1464），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边境的山麓地带，爆发了由外来徙民发动的叛乱，历时多年。

与户制的垮台互为表里，元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社会的白银经济体系显示复苏迹象。因为户制下的财政经营发生困难后，政府不得不依赖明朝初期曾排斥的白银。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宣德八年（1433）准许用白银代替大米缴税。该银被称作“金花银”。之后明朝经济逐渐被白银侵蚀。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明朝是13世纪欧亚大陆的白银体系崩溃之后诞生的帝国，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次论及。13世纪，欧亚大陆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采取了以白银为轴心的经济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然而当它超过了当时白银储备的范围时，蒙古帝国下的经济开始显现出破绽。诞生于这种混乱之中的明朝，在将白银从财政中剔除出去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不依赖货币经济开展交易的制度。

朱元璋在元末动荡时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应该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通过对外展开的朝贡体制，使不通过货币的价格指标进行贸易成为可能。经过14世纪的转换期后，各政权实现了不依靠商品价格而通过礼制基础上的礼节性往来进行贸易。

大部分讨论明朝朝贡贸易的研究认为各国向中国朝贡，作为回赠，获得了数十倍于贡品价值的中国特产，认为对中国来讲朝贡贸易是出超贸易。但是在明朝看来，中国赐给外国使节的物品，是户制之下朝廷所控制的匠户等缴纳的徭役，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明朝通过向他们提供国内的东西，从而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苏木等，在帝国尤其是内廷看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另外，明朝因在国内将盐置于财政运营的中枢，试图构建出一个不依靠白银的体制。利用商人将军事物资运到边境的开中法，发挥了制度上的作用。为向云南供盐，云南附近的四川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诸如此类促进产业发展的派生效果。

当然在人为的体制中也包括一些没有什么作用的制度。洪武年间，明朝面向社会发行宝钞纸币充当政府购买物资的价款。但是没有白银、铜钱作保证的纸币马上出现暴跌，进攻云南与永乐时期的军事活动加速了通货膨胀。永乐时期通过用纸币购买盐的方式回收纸币，为提高纸币的价值实行“户口食盐纳钞法”。但是由于纸币仅流通于城市，以及官员拒收破损纸币等原因，该制度并没有持续下去。

通过盐的财政运营，在进入15世纪下半叶以后也开始蕴藏着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上通过白银而进行的交易盛行，已经使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盐的供应。弘治五年（1492），盐商只要向盐运使司缴纳白银便可获得盐引。结果盐商在边境设置商屯生产粮食，即便不向军队驻扎区缴纳粮食依然可进行盐的买卖。15世纪兴起的不依靠白银而令物资在国内循环的体制走向崩溃。不论是在云南的商屯还是北方防卫线上的商屯都在逐渐消失。

里甲制也随着地域的差别，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一步步瓦解。在这种环境下明朝进入了16世纪，变成了如白银中毒似的社会状况。

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Ⅰ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商人传记

在中国数得上的几座山脉中，黄山颇负盛名。徽州盆地坐落在它的南麓，因四面环山而免遭接二连三的战乱，所以有不少人逃难至此安居乐业。来此定居的移民，为了治理从山地流向盆地的河流，开垦耕地从事水稻耕作，进入山地采伐木材与石材。自唐宋起，徽州逐渐以生产文房四宝歙砚、徽墨、澄心堂的宣纸和汪伯立的宣笔而闻名。

新安江贯穿整个盆地，进入浙东成为富春江，最后汇入钱塘江流入杭州湾。南宋时期的首都就在今天的杭州。徽州以水路和杭州相连，向皇帝居住的临安（那里建筑发达）提供木材等山货。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背景下，16世纪从该盆地走出许多商人，他们分别来到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商业网。他们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安商人，或者说是徽州商人。

51 新安商人的故乡

16世纪初期有一位名叫黄崇德的商人积累了一些财富。虽然并不是什么留名史册的人物，但通过他的经历可以了解经济勃兴期新安商人的具体情况。

成化五年（1469），黄崇德出生于徽州盆地的中心城市歙县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徽州名门汪氏。据说此人平素优雅少语，但每到利害关头便如曹操临战果敢异常。起初他曾致力于学问，但受到父亲“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的教诲后，携资金奔赴山东。陆象山也就是陆九渊，是宋代的学问家。关于他的思想以及应先从商这句话的含义将在下文提到。山东环山靠海，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服装也多华丽。黄崇德在这块土地上精于商业，积累起巨额资产。

成为一名大商人后，黄崇德把下一个目标锁向黄海附近的产盐地，因为留在山东靠买卖纺织品、粮食等赚的钱毕竟有限。他精通中国古代编纂的《管子》和汉代的《盐铁论》等书籍，知道通过弄盐，可以开辟关系国家根基的生意。同时他也通晓古典、唐、宋的食货志（经济政策论），还有明代的法令，当接受管理盐的官员的询问时，能够将利害逐条列出作答，他所提议的实施方案甚至反映在两淮（淮北与淮南，黄海沿海地区）的盐政中。当时在淮盐产地活动的商人大部分是山西和陕西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黄的说法正确，推举他为盐商头目。数年后他积累起巨额财富，在徽州老家盖起一大片宅院，成为手里拥有大片农耕地的地主（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读黄崇德的传记，可以了解新安商人16世纪迅速发展的过程。15世纪的帝国靠的是盐。有关这一体制已经在上一章论述过了。永乐时期，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势力关系紧张的明朝，为防备之需，要在防卫线山西和陕西驻扎军队，军粮就是通过开中法（参上一章）来保证的。在向前线运输物资方面，靠近防卫线的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占据有利的位置。他们从内陆召集劳动力，建立商屯生产粮食。据说这些土地在黄土高原，他们在土壤受侵蚀的沟谷中挖穴作粮仓，存储大量的粮食。然后运进政府指定的地方，获取贩卖盐的权利。

然而到15世纪中叶以后，支撑开中法的户制衰落后，政府利用白银调度物资开始占优势。政府为了获得白银，把从民户那里的纳税以及明初时规定的实物纳税的内容全部变为用白银缴纳，同时在盐业中也开始在产盐地从商人那里征收白银。聚集起来的白银被送往北边，在那里用于调度军粮等。

这一纳银开中法普及后，过去垄断盐买卖的山西、陕西商人地位受到动摇，出现了新的商人团体加入进来的可能性。黄崇德就是在这一转折期开始贩卖盐，从而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人。

新安商人的勃兴

黄崇德从乡里出来的时候，筹集到一些钱。新安的商人靠自己的劳动攒下一点小钱作为本钱以外，主要还有三个方法筹集资金。

第一，“合伙”。这在史料中有记载，即几个人完全平等，共同出资参与经营。对新安商人进行了划时代研究的藤井宏把这称作联合资本。

第二，委托资本。把资金委托给有商业才能并且值得信赖的人，由这个人作为出资者的代理人负责赚钱。

第三，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所提供的资本。其中既包括从母亲、妻子的娘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也有亲戚去世获得的遗产，还有从朋友、同乡等通过个人关系获得的帮助。有人认为黄崇德是从朋友以及母亲的娘家汪氏姻亲中获得了资金上的援助。或者也有人欣赏他率直的性格而把资金委托给他。

从事盐买卖，需要在产地收购大量的盐，然后运往指定的地方。这一商业操作需要巨额的投资，若非大商人根本无法进行。黄崇德无法马上成为一名盐商，他先是在山东从事小规模的生意，逐渐积累资金。当他获得进入盐买卖行业的资金后，才开始把根据地转往淮海，挤进山西、陕西商人已经建立起来的商圈。

黄崇德做盐商成功的原因是拥有广博的见识，能够从长远眼光看到不断变化的政策的最终走向进行经营。其稳健踏实的经营手腕也受到了管理盐业的官员以及老盐商的认可，从而使他能够在生产优质盐的两淮地区建立起牢固的地位。

徽州不是产盐地，当可以用白银收购盐的时候，从徽州走出来的商人却能够确立起新兴盐商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可以通过黄崇德的传记有所了解。原因有二：一是徽州自宋代以来成为文化的中心，家塾等文化设施也完备，住在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掌握较高的学识。在这种环境中学到的举止、教养在与官员交流时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

二是拥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所以商业能够发展起来。由于徽州商人在继承了宋代儒学的社会风气中形成自身的人格，所以具备了商人所不可欠缺的职业伦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重视信用的风气吸引别人来委托资本，使得扩大经营成为可能。

黄崇德从父亲那里学到陆九渊（象山）之学，走上商业道路。值得关注的是在宋朝儒学中成为黄崇德人生转折契机的，不是同为徽州人的朱熹的朱子学，而是与其对抗的陆九渊的思想。

52 朱熹
南宋儒学家。曾经遭受政治迫害，但不久就被确立为朱子学的正统。被尊称为朱子

53 陆九渊
南宋儒学家。与朱熹对立，将宋代的学问一分为二。树立了与明朝王阳明相关的一派

朱子学重视沉思默想来修得儒学伦理，而陆九渊的思想与之不同，认为伦理自在心中，观察心的变化就能够得到真理。这种思想孕育出这样一种意识：没有时间做学问的人，只要有心，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中也能够成为儒学所要求的真正的人。

这一意识支撑起商人的伦理。16世纪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创造出阳明学。这一思想能够被商人等广大社会阶层所接受，原因就在此。

普及全国的商圈

明朝末期出版的小说集中，有些作品反映出新安商人的活动遍及中国各地，而且经营的商品也涉及各个领域。这些作品中发行最早的是《二刻拍案惊奇》全本（崇祯五年〔1632〕），里面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从徽州来到辽阳（在今辽宁省）的商人成功的事。故事梗概如下：

时值正德元年（1506），徽州商人程宰与兄携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貂皮、松花江下游产的淡水珍珠等东北地方的特产。往来数年，但所到之处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资本，再没一番做得着。

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程宰兄弟两人因是做折了本钱，想回回不去，于是在辽阳一家徽州商人开的大商店里面干活。因熟于账目出入，专掌账目，徽州人称为二朝奉。晚上则在自赁下处歇宿。

……正德十四年夜里，程宰床头出现一美人，向他展示了无数黄金白银的景象。就在程伸手欲拿的当口，美人用筷子撰碗内夹肉一块，掷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程宰答道：“此是他肉，怎么粘得在吾面上？”美人道：“此金银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若目前取了些，也无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并授予他商机。

夏天，有贩药材到辽东的，只剩下黄柏、大黄两味卖不出去。美人劝程宰买进。程宰把在店里做工攒下的钱尽数买了这两味药，归来搬到下处。不隔多日，辽东疫情盛作，程宰赚了大钱。另一次是湖南商人途中遭雨，弄湿了所带彩绸。程宰听美人劝说买了这些彩绸。一个月后，江西宁王造反，从辽东派来的军队，戎装旗帜急需绸缎。于是程宰按三倍的价钱卖掉了这些斑斑点点的绸缎。

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商人到辽东贩卖棉布。忽然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因着急回去奔丧需要贱卖布匹。程宰把这些棉布全买了下来。

次年皇帝驾崩，天下人多要戴着国丧。辽东不产布。程宰买来的那些棉布就像飞了似的全部卖尽，手上赚了约四千两白银。就这样程宰成为知名的大商人。

这个故事应该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程宰贩卖东北特产失败，这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判断商品价格的眼力。之后，他经营的商品都不是昂贵的东西，而是一些日用品。东北对服装所不可少的纤维制品的需求特别大。作为商业活动，经营江南的丝织品、棉布，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另外宁王造反是历史事实，此次造反因王守仁的活跃（本书第六章）而在短时间之内被镇压下去。

小说没有对美人来到程宰身边的原因做解释。但是这位仙女不让商人投机居奇，而是通过正当的买卖积累财富，程宰也听从了她的话，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商人的气概。

程宰成功的故事告诉我们16世纪上半期，徽州商人就来到了北部边境的辽东。他们所经营的商品不只是盐，从药材到纤维制品，品种繁多。实际上，徽州商人活跃在全中国，在从事陶瓷、茶叶、木材等买卖的同时，还依靠雄厚的资金经营低利的典当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投资染色、打磨布料等手工业，经营工场。

商人的类型

程宰和他的兄弟最初携带资金到辽阳，没有固定的店铺，从事收购和贩卖特产的活动。像这些从外地来做生意的人，称为“客商”。程宰在美人指点下与之做买卖的那位苏州来的布商也是客商。

而那位给失去了本钱的程宰提供糊口工作的徽州商人，在辽阳拥有店铺，从事一些符合当地情况的生意。这样的商人称为“坐贾”。坐贾从客商那里收购货物，做一些零售的同时，也收购一些当地的特产，通过客商贩卖到其他地方。介入当地这些生产者和坐贾之间负责介绍业务的商人叫做“牙行”。有关坐贾、牙行的情况可以看一下上海近郊松江。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松江一带地势微高，因排水较好，所以从15世纪开始就盛行种植棉花，由于生产的棉布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在这个棉布业中，新安商人与之大有关联。早在成化年间（1465—1487），徽州商人就独占了棉布等贸易，甚至有人说“松江子民的财产几乎全被新安商人带走了”。

16世纪，松江的棉布在全中国打开销路，新安商人汇集到棉布生产地，参与了从棉花到织布的这一生产全过程。商人们携带资本开店营业，收购农家作为副业生产的棉布，客商在他们收购时担任中介。

明朝末期，松江有一位名叫丁娘子的女子，发明了一种可以织出精美棉布的技术。用她的技法织出来的布光滑且保暖性好，还被当做贡品献给宫廷。从此这种棉布就被称作丁娘子布而闻名全国。周围农家的妇女都学会了这个技艺，提高了松江布的水平。

农村开始普及种植商用棉花，棉布生产也成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盛行。农民可以在附近进行交易。商人们也从城郭内走出来，在农村附近的交通要道上设置据点，从而产生了进行买卖的必要性。水路与水路交错的地方有集市，集市发展起来就变成固定店铺林立的市镇。15世纪，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已经建立了许多的市镇，16世纪发展成为农村交易中心。在松江有南翔、罗店等市镇发展成棉布的集散地。新安商人就是在这里开店，独揽了所有的交易。16世纪后半期编纂的《嘉定县志》里面讲到南翔，说“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他镇”。

看16世纪前半期的新安商人的成功故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成长为巨商的：在乡里积累修养和人脉，聚集资金奔赴远方。经营看起来有利润的物资以储蓄钱财，形成资本之后，在市镇盘下小小的店面，专门从事棉布等稳定的商品。若成功地积累起巨额财富就成为盐商，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设置据点，还参与计划全国性的商业贸易。也有不少人衣锦还乡，兴建私宅。明朝建立起来的徽州邸宅群保存至今，被指定为世界遗产。这些建筑就是成功的商人们建造的。

54 徽州的世界遗产
明朝建立起来的住宅群现在依然保存完好

当然并不是所有离开徽州的青年都能够获得成功。如果受挫回乡，会遭到耻笑，会被追讨委托资金。想回又回不去，所以也有不少人从此断绝与家里的联络，音信全无。此外，还有不少人为了起死回生，投身非法的生意。当时有一些生意虽然有生命危险但是收益非常高。那就是明朝政策严禁的与海外的贸易。从新安商人到走私商人，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宁波之乱与越境者

中国的商人转而成为专门从事走私买卖的海商，在这条道路里有一个是15世纪出现的越境者。最初是元末混乱中—对此，本书已在第二章介绍过，一些人无法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安生，而不得不转向大海，这批人最先成为越境者。之后，倭寇开始袭击中国、朝鲜沿海地区，由此出现了被倭寇掠去在日本干活的人。

还有不少人由于个人状况离开生养的土地渡海。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打扮与日本人相同，一边隶属于日本的主人，一边延续着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技能的人，他们的才能得到赏识，在把大陆的技术带到日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修养的人，在日本领主那里担任翻译—那是与中国、朝鲜谈判时不可缺少的人才。

有一位留名史册的越境者叫宋素卿，他是浙江人，弘治年间（1488—1505）被当做未交货的补偿带到日本。

当时，日本的室町幕府权威尽失，正陷入细川、大内两位有实力的守护大名为中心的分裂之中。细川、大内两大势力的背后是日本国内两大商人团体在交易方面的对立。勘合贸易（也称“贡舶贸易”）中遣明船的派遣掌握在由堺商人支持的细川氏和博多商人支持的大内氏手中。

他们需要有才华的谈判专家。宋素卿熟悉宁波的情况，那里是日本与明朝交易的窗口，所以应该比较擅长谈判。他的这项才能获得细川的赏识，于是开始负责与中国的交涉。正德九年（1514），他来到细川的船上，担任纲司（首席谈判）前往宁波。

与大内一方相比，细川的境况非常不利。正德元年派遣朝贡船的时候，大内没有把带有新年号正德的勘合符交给幕府。所以细川只有已经失效了的弘治勘合符。嘉靖二年（1523），大内派出三艘勘合船。细川则带着弘治时期的勘合符也派出遣明船，令宋素卿做副史以进行实质性的交涉。

两拨船中，大内氏的船只在时间上略微先到了一些，这对于没有正式有效的勘合的细川氏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作为副史的宋素卿前去贿赂了市舶司太监（宦官）赖恩，不但先一步完成了货物的检查，并且排挤掉大内的使节团进入市舶司住宿，在宴会的座次上也使细川氏的座位高于大内氏。

55 《倭寇图卷》
16世纪后期，描绘倭寇的画卷。倭寇与明朝官兵交战的场面，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收藏

对此，拥有正规勘合符且先入港的大内使节团大为恼火，不但杀掉了十二个细川方面的人，还放火烧了细川的船只和接待他们一行的嘉宾堂。大内氏的人四处追杀逃走的宋素卿，但终未抓住，就一路杀戮。这就是宁波之乱。

宁波之乱发生之后，明朝开始调查这件事，最后查明起因在于宋素卿向市舶司太监行贿，于是把宋等人投入监狱。为了详细调查，宋素卿被遣送到位于杭州的浙江按察司监狱，不久就病死在狱中。而市舶司太监赖恩的不法行为却没有遭到责罚，这应该是宦官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所造成的结果。

明朝没有打算就此放弃朝贡贸易。但是，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加强了对日本的警戒，一方面加强海防，同时对日本来的朝贡船在年次和人数上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受到强有力的约束。

处理宁波之乱的时候，在日本萌生出一种变化，这个变化不久之后席卷了整个东欧亚。

日本银的出现

16世纪20年代，即中国的嘉靖初期，日本的大永年间，博多商人神谷寿祯为了收购铜坐船前往出云。他行驶在日本海面并向外凝望，正当他把目光转往陆地的时候，看到半山腰有东西在闪闪发光。大永六年（1526）神谷带着技术人员一起来到那里，发现了大量露天银矿石。

这就是石见银山。天文二年（嘉靖十二年，1533）有两位叫宋丹、桂寿的朝鲜技师从博多出发前往石见银山，从此引进了大陆的精炼技术—烤钵冶炼法。

在日本历史巨著中，有不少记载说烤钵冶炼法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烤钵冶炼法的原理，即把金、银从铜等容易氧化的卑金属中分离出来，这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在西亚广为人知，中国后汉以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这种技法首先需要把银矿石和铅融化后制成合金，然后把做成的合金放在炉内铺好的炭灰上加热。氧化过后的金属，其表面张力变弱。高温之后，被氧化的铅里混入卑金属，同时被炭灰吸收，但是不易氧化的白银由于不会被炭灰吸收所以在炭灰上凝成一团，冷却后就变成了银块。

2000年11月，在石见银山的垃圾山，即抛弃精炼渣的地方发现了重约5.95克的银色和绿色颗粒状金属。用X光分析后知道大约含有80%的银，表面还检测出铅、铜、铁等物质，里面还沾着用于冶炼银的炭灰成分—钙。这一检测结果以及烤钵冶金法独特的表面张力造成的白银自然成形的效果，可以判断这是烤钵冶炼而成的白银。从发现的地层来判断，这应该是19世纪的东西，正是这种白银颗粒大大改变了欧亚的历史。

56 石见银山

发现石见银山以及引进烤钵冶金法以后，日本的白银产量大幅增加。过去一直靠进口白银的日本，突然变成白银出口国。这一时期控制石见山等山脉的是大内家。博多商人神谷一家在大内的统领下开始与明朝做贸易。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给东欧亚的交易带来巨大的变化。

上一章已经提到，15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已经到了离开白银就无法流通的状况。这并不是因为从某个地方提供了大量的白银才发生的变化。而是因为14世纪形成的里甲制、卫所制、开中法等各种制度出现矛盾，所以国家不得不依靠使用白银进行经营。

15世纪，浙江、云南等地积极开发银山，但是所有这些银矿的产量不足以满足帝国所需。16世纪初，白银从朝鲜转而流向中国，但依然不够。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东欧亚的交易就会突然减速，甚至只能依靠朝贡体系支撑，零零碎碎地继续下去了。

16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陷入危机，日本成为白银的一大供给国。日本需要中国的特产铜钱、生丝等，而中国急需日本的白银。不过宁波之乱后，明朝对来自日本的船只严加防范，对朝贡贸易也增加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但是帝国的力量无法抑制交易的奔流。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超越了朝贡体制，通过民间的武装力量海商发展起来（以下主要参考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

走私贸易的据点

日本白银出现以前，触犯明朝海禁政策而进行的走私贸易中，以与东南亚的往来所占比重最大。中国进口东南亚产的苏木、胡椒等特产，出口陶瓷器等。中国的特产经东南亚的港口再被运往西亚和欧洲。

与东南亚之间的走私贸易的据点是福建省的月港。该港又称月泉港，位于沿海城市漳州的东南部。月港这个名字源于山涧夹着港口，停泊地的形状呈弓形月而来。从宋朝到元朝支撑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泉州港进入16世纪后，由于大量泥土堆积，使其作为港口的功能降低。取而代之的就是迅速发展起来的月港。

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月港作为这一活动的据点发展起来。沿海地区的商人把走私贸易当做发财的机会进行投资。其中有一个曾出过高官的家族，制造了一艘被禁的大型海船，准备进行交易活动。大部分漳州商人都在从事走私贸易。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月港甚至被赞为“小苏杭”，即它的繁荣已经可以与江南的大城市苏州、杭州相匹敌。

16世纪，葡萄牙人经印度洋来到东海，出现在月港。1517年葡萄牙商船在广东遭明朝官员驱赶。他们为了寻找新的据点而北上，停泊在月港附近。接着西班牙人、日本人等也都为了交易来到这里。

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漳闽之人与“蕃舶夷商”（搭乘外国船舶的外国商人）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皇明经世文编》卷147）

以月港为据点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明朝因实行海禁而取缔走私贸易，全副武装。

江南的国际贸易港

57 东海、南海的贸易据点

图三 倭寇登陆（《倭寇图卷》部分）
——描绘16世纪后期倭寇情况的《倭寇图卷》，原题为《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出自明末画家仇英之笔。共有8幅画面，分别描绘了倭寇船的出现、登陆、形势的观望、掠夺放火、百姓避难、与明朝官兵的交战、明朝的捷报、明朝官军从海防堡垒出击。此处选取的部分中，倭寇顶着月代头，随身携带日本刀和长枪等。（长31.7厘米，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图四 皇都积胜图
——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胜景况的再现。此图卷画面从卢沟桥经广宁门（今广安门）进入北京城区，又经正阳门、棋盘街、大明门、承天门（天安门)、皇宫等街市，向北延伸至居庸关。画面着重描绘市区商业街道面貌，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集聚无数看客，金店银铺人如潮涌……为我们清晰提供了有关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商业分布的历史场景。所示画面是长卷中正阳门、棋盘街和大明门一带的繁华景象。

图五 金累丝点翠凤冠
——明万历（1573—1620)孝端皇后凤冠。北京市昌平区明定 陵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顶凤冠是皇后接受册封、参加朝会时戴的礼帽。其上饰有九条金龙，九只凤凰，龙衔珠滴，极尽奢华瑰丽。

图六 明 金翼善冠
——定陵出土金质冠饰。金冠是皇帝的常服冠戴，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万历皇帝棺，现存于北京昌平区明定陵博物馆。

月港的弱点是没有与江南地区直接联结起来。那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丝绸的产地和外国商品的消费区。为了弥补这种不足，16世纪位于江南地区外洋中的舟山群岛一角的双屿港超过月港迅速发展起来。该港口位于第三章所提到的兰秀山以南。兰秀山对江南地区而言是驶向黄海的停泊港，而双屿港则被定义为东海航线的据点。

14世纪，明朝镇压兰秀山之乱以后，唯恐舟山群岛将成为倭寇等海上势力的据点，于是实行岛屿无人化政策，把岛上的大部分居民强制迁到内地。但是在浙江沿海等地从事制盐的灶户，为了获得煮盐用的柴火，频频往来于岛屿之间。因此15世纪灶户制度开始松弛以后，许多的制盐者为了逃避过于沉重的负担，来到舟山群岛定居。海商为了寻找沿东海北上的基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岛屿就成为这些脱离明朝统治的人定居的地方。

16世纪，葡萄牙人最先来到这里，确定双屿岛为活动基地。初期时候，即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应该是福建商人把葡萄牙商人引领到这里来的。远离大陆的这块据点，躲过了明朝的取缔进行贸易，条件甚至优于月港。不久以后，控制江南商界的徽州商人也开始往来于双屿港。自1540年以来，日本的白银大规模流向中国，使位于连接江南和日本海路的双屿港开始成为中国、葡萄牙、日本等商人聚集的国际交易港。

在双屿港最鼎盛时期活跃在东海的葡萄牙人平托（Fernáo Mendes Pinto）曾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嘉靖十九年（1540）这一港口的样貌。叙述中他把双屿港称为ryanpo，这一发音来自福建方言。

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lguá（约15公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简称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那里……城镇上有3000人，其中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据许多熟悉这里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金3 Conto，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3至4倍的利润。（冈村多希子译，《东洋遍历记》，第66、221章）

平托的描述有不少夸张的地方，所以他的叙述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还值得怀疑。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该港口是作为葡萄牙商人与日本、中国交易的据点发展起来的事实，以及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行政机构，完全拥有发展成与印度的果阿邦和东南亚的马六甲相匹敌的交易据点的可能性。

徽州的海商

起先负责管理双屿港的海商是福建商人李七，绰号李光头。很可能就是他最先把葡萄牙人从月港等福建沿海的交易据点引到靠近江南的舟山群岛的。不过当与江南的交易开始繁荣以后，把江南作为商业圈的新安商人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

继李七之后掌握该港主导权的是徽州的许栋（许二）。在有关倭寇的记录集《日本一鉴》中写到，许栋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先是与弟弟许三到马六甲建立起交易网，然后与留在国内的许四、许一等合伙进行走私贸易。另据胡宗宪—此人在后来的取缔倭寇行动中名扬天下—的叙述，许栋在福建被捕，后逃脱与倭寇合作。综合两种说法，许栋应该从事的是亚洲与中国之间的走私贸易，在返回交易据点福建时被捕。

在海上活动的许栋一伙和以陆地为根的新安商人拥有共同的买卖习惯，所以很容易获得葡萄牙和日本商人需要的中国特产。海陆之间，以白银为中心形成了人才、物资和商品链。通过这一链条，出现了投身海洋并崭露头角的海商代表，也就是后来成为倭寇大头目而留名史书的王直。王直，又被记作汪直。青年时期他为了成为一名盐商而投身商界。但是由于盐的买卖受国家管制，所以很容易出现违法的事情。王直因为违反了明朝的禁令，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盐商的机会。不久后，他于嘉靖十九年（1540）来到广东，加入漳州的海商帮，开始建造大型外洋轮船从事走私贸易。由于福建的海商多活跃于与东南亚的交易，所以由此可以推测，王直当初也是在阿瑜陀耶、马六甲和中国之间往来。

正是那一时期，大炮传至种子岛。在后人写的《铁炮记》中，被称作“大明儒生五峰”的人是一名负责运载葡萄牙人船只的船主，周旋于葡萄牙人和种子岛领主之间，通过笔谈进行交涉。五峰是王直后来使用的号，所以有人推测此人就是王直。在葡萄牙的记载中，1542年有三名葡萄牙人从阿瑜陀耶逃走，在前往双屿港的途中遭遇暴风雨而被冲到日本。所以把《铁炮记》中的五峰看做王直的条件已经非常充分。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认为王直是为了开辟与日本交易的道路而靠近九州沿海的。不过王直自称五峰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所以无法马上判断是王直把大炮传到了日本。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直成为许栋的属下。在这之前，许栋已经统治了双屿港。王直在许栋手下担任“管库”一职，总管海商帮的财务。能够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王直是徽州出身，不但拥有管理财务的本领，还具备令人信服的商人资质。在网上有一篇《海上史事件簿》的报告，该报告的编辑称“直”不是王的本名，是在海上跑的人为他取的别名，并称此名或许包含有“坦率、正直”的意思。这一推测完全具有可能性。日本因产白银故与之交易的重要性立时增加，而开辟这一新道路的重担就由在许栋手下任职的王直担负起来。

这一时期，有日本使节待在宁波。宁波之乱以后，明朝对日本使节的限制日益严格，最后使之无法赴京而不得不踏上归途。王直和这位日本使节接触以后，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前往日本（《筹海图编》） 。这一年，博多商人助才门等三名日本人在王直的引领下来到双屿港。从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易迅速发展起来。

从海商到倭寇

繁荣之后的双屿港突然之间迎来了它的末日。嘉靖二十七年四月，浙江巡抚都御使朱纨派军队扫荡靠双屿港做生意的商人。这一军事行动极其惨烈，军船包围了整个港口，使双屿岛成为一座孤岛，朱纨的军队趁夜黑开始攻击。

在此次突然袭击中，许栋一伙的头目李光头、许六等人被捕，许栋和许四不得不撤退到东南亚。此外还有好几百人在此次战斗中或惨遭杀害，或在混乱中溺水而亡。这些大海男儿信奉的妈祖，其所在的天妃宫和许多船只也在此次攻击中被烧毁。5月，当战争结束以后，朱纨站在可俯视港口的山丘上，记录下他眼中所看到的双屿港战斗已过去四十多天，当地依然寸草不生，昔日繁荣转眼成为一片废墟。

自此海商与明朝水火不容，成为敌人。以双屿港为基地的海商们聚集到王直那里，在烈港—位于舟山与大陆之间—建立起新的据点，继续与日本进行交易。王直一边吸收其他的海上势力，一边自行扩张，最后在东海独霸一方。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港再次遭受官兵袭击，王直从中国沿海撤退。这次事件发生后，形势逐渐演变成“嘉靖大倭寇”。

所谓大倭寇，应该是由于能够统率中国沿海的海上势力消失，部分帮派横行所致。尤其是徐海，与王直分家后不断在江南一带抢夺。徐海原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因为其叔父徐铨为王直故交，偶然随之踏入海上世界，他原本并不是海商。

较之通过贸易，徐海等帮派一心希望通过掠夺更快地获得财富。每当攻打城市、与官兵对峙时，其从日本带来的武士就负责指挥队伍。这不是简单的盗贼，而是有组织的军事团伙，使内陆腹地也成为倭寇掠夺的范围。中国各地的无赖、对官兵心怀不满的人也加入到倭寇活动中，进行抢掠。据说沿海地区村庄里的男人们就像外出打工一样加入倭寇，每当满载战利品凯旋时，就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

58 五岛市福江町的六角形水井

那么从双屿港撤退之后，王直的变化如何？具体而言有两个。一是把海上活动的据点安置在明朝官兵无法企及的日本沿海。九州的五岛列岛和平户成为王直的根据地。长崎县五岛市（五岛列岛）的福江町的大街上，至今还留有王直曾使用过的六角形水井和为航海安全祈福用的明人堂。据说王直在平户建立据点以后，许多过去曾往返于双屿港的葡萄牙人也聚集过来。

另外一个变化是外形上的。自那次事件发生以后，王直把头发剃成日本武士的样子，有人推测说这不就是月代发型吗？也就是在日本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男子梳的发髻。这种把部分头发剃掉的发型始于平安后期。原来是武士们在要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带上盔甲的身体发热导致头晕，所以每次都要剃发。应仁之乱以后，战争持续不断，本来是为了打仗而做的准备，成为武士样貌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风俗。

14世纪的时候，月代还没有成为风俗，也不是日本人的标志。在14到15世纪之间出现的倭寇被指身着“倭服”，但没有记录谈及他们的发型。但是对于16世纪后期极度猖獗的倭寇，已经有各种记录称来自中国的倭寇也都剃掉头发，或者将头发窝成一个髻。之后前去劝王直投降的使者见到的也是头挽发髻的王直。

59 辫发（右）和月代（左）
从北到南夹击汉族的东亚奇特发型

在中国沿海横行霸道的倭寇，弄成了日本武士的发型。被倭寇抓住的中国百姓，被强制剃头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虽然倭服可以换下，但头发却不能马上改变，所以如果被官兵抓住，就极有可能被当做倭寇而杀掉，因此不得不跟从倭寇行动。发型成为倭寇扩张势力的工具。据说有官兵把头发稀少的人抓来，称其是倭寇来邀功，发型成为决定生死的大事。

16世纪明朝的境遇可谓是“北虏南倭”。从北来的是下一章将要提到的成吉思汗系的鞑靼，他们为了向明朝寻求扩大贸易施加军事压力。此为“北虏”。鞑靼也因袭蒙古族的风俗而剃掉部分头发。也就是说从视觉的印象来讲，所谓北虏南倭，指的是留有头发的明朝子民受剃掉头发的异形人种军事威胁的状况。

决不能轻视这一发型问题。剃掉头发的行为意味着对明朝制定的礼制的否定。17世纪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强制汉族人也剃成他们的发型。围绕发型的政治史，从16世纪清朝统治中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清朝灭亡。海商因为剃掉了头发，因而成为与明朝对抗的倭寇。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葡萄牙人侵略东方

东欧亚海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的时候，欧亚大陆的西部也出现了出海发展的动向。1494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地图上画线规定葡萄牙与西班牙各自获得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以西经6度30分为界，东属葡萄牙、西属西班牙。根据《托德西拉斯条约》，葡萄牙人在达·伽马（Vasco da Gama）、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等冒险商人的带领下，参与到联结印度洋和东海已有的商业圈中。

为何欧亚大陆的两端会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投身海洋的风气？14世纪，蒙古帝国支撑的交易体系瓦解，欧亚各地被许多政权割裂，导致15世纪成为欧亚交易的低迷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新的交易体系一边从蒙古帝国的残骸中汲取养分，一边预备孕育而生。这一洪流把以西欧亚为起点的“大航海时代”和东欧亚的海商时代统一起来。

不过，商业时代开始的16世纪上半期，后来成为整个时代主要货币的白银还未出现。引导欧亚商业时代的地区是东南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14世纪这一分水岭以后，东南亚已经开始为欧亚的东、西方提供它们所需的物产。

中国商人向海外寻求的物产之一是胡椒（学名：Piper nigrum L.）。原本产自印度的这一香辛料被引进东南亚以后，从15世纪开始广泛种植。种植胡椒的内陆与靠海的港口相联结，使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提供胡椒成为可能。胡椒成为风靡欧亚大陆的商品。不仅欧洲，中国与朝鲜对胡椒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胡椒成为推动东西商人奔赴东南亚的动力商品。

在中国，海商们触犯国禁前往东南亚收购胡椒；在朝鲜，胡椒经由琉球和日本进入境内。如果不是美洲大陆原产的辣椒也传到了东亚，那么中国菜和朝鲜的泡菜恐怕就会用胡椒来调味了。日本对胡椒几乎没有什么需求，是因为没有进入蒙古帝国统治之下，食肉的习惯没有普及。而在16世纪初的里斯本（Lisbon），1506年的时候100磅（约50.8千克）的胡椒要卖22克鲁扎多（cruzado）。而在东南亚的原价却只有6.08克鲁扎多，收益高达262%。所以香辛料的魅力足以将葡萄牙的野心家们吸引到海上。

从1505年开始到1515年葡萄牙在副王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首任印度总督）的领导下进军印度洋，建立起商业网。1510年，第二任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布凯尔克占领了果阿邦，次年即1511年占领了东南亚贸易中心马六甲。那里有许多的华裔商人，葡萄牙人了解到与中国做贸易有利可图，比如把胡椒运到中国的话，将会获得三倍的利益。比起长途跋涉把香辛料运到里斯本，运往中国则能更快地获得利润。于是中国从此进入他们视线之中。

1513年，欧维士（Jorge Alvares）从葡萄牙所占领的马六甲出发，乘坐中国帆船经珠江河口在澳门与香港之间的伶仃岛登陆，成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按中国的年号，时值正德八年。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国王的使者托姆·皮雷斯（Tome Pires）在广州登陆，向明朝要求建交。该特使通过向各方面赠送及贿赂等手段，大谈建交的可能性，终于在正德十五年五月，依靠宦官总领内廷太监江彬的引荐，获得机会谒见巡幸南京的皇帝朱厚照（武宗，正德帝）。之后随皇帝进入首都北京。

然而，葡萄牙人的行动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在各地引起纠纷。祸不单行，1521年朱厚照去世，充当中间人的宦官被处死，托姆·皮雷斯失去靠山后被驱逐出北京，投放到广州的监狱中。这件事之后，葡萄牙人在广东也遭驱赶，自此他们与中国海商合作，以月港、双屿港等地为据点活动。

冒险商人的世界

1537年，一位名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的男子从里斯本的码头扬帆前往亚洲。在此后的两年里，他跑遍了亚洲的各个港口，以冒险海商的身份周游了东欧亚地区的海洋世界。回国后他写成的著作就是先前引用的《东洋遍历记》。

平托在书中写到他遭遇了历史性大事件。他强调自己曾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来到了传播枪支的现场。这不是历史事实。虽然这本书颇为夸张，但从传教士留下来的记录中可以确定，他的确曾往返于东南亚和中国、日本之间，积累起财富。

60 平托著作《东洋遍历记》
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

《东洋遍历记》以平托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选择当时葡萄牙人圈里的一些传闻为素材，同时还掺杂了一些虚构的情节，应该当做一本冒险小说来读。译者冈村多希子在解说中指出，该小说还可以定位为一本流浪汉小说。不过，虽然书中描绘的事情或许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却是“有可能发生过的事情”。在窥探16世纪海域世界方面，难道还有比这更富有刺激性的史料吗？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能展现海洋世界氛围的一些故事。

平托在爪哇岛西部的万丹，结识一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并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作为一名理想中的冒险商人形象而描写出来的。安东尼奥一行人等遭穆斯林海盗袭击，商品被夺走。于是安东尼奥决心报仇，抢到中式帆船，从东南亚北上，经占城、海南岛，目标直指双屿港。

途中偶然遇到从琉球前往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Pattani）的中式帆船。此船“与葡萄牙人关系甚为亲密，乃为一名叫做庞江的中国海盗所有。船上搭乘有三十名葡萄牙人，都是他支付薪水随身带的精锐士兵。除了薪水，这些葡萄牙人还从他那里不断地接受好处，所以大家都很富裕”。当这艘海盗船要打劫安东尼奥一行的船只时，他们一边开炮一边接近。眼看就要酿成一场海战，这时他们相互注意到船上乘坐的都是葡萄牙人，于是局面和解。

这名中国海盗庞江向安东尼奥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称他“曾经拥有许多财富……但是因为遭受了几次不幸和灾难，丢掉了大部分财产，所以非常害怕回到妻儿所在的北大年。因为没有得到国王的许可就出了国……所以清楚地知道已经触犯了偷渡的罪行”。他当场与安东尼奥签下合约，约定借给安东尼奥他们帆船、手下以及大炮、枪支，作为代价，要求安东尼奥出让手上商品的三分之一。安东尼奥“向圣福音书起誓一定实行，并且马上签署了带有签名的文件。现场有十到十二名廉洁正直的人见证。按照合同，他们两个人都进入了五里以外（约25公里）的阿纳伊河，在那里向当地城镇司令官的官员送了100克鲁扎多的贿赂，悉数备好了所有必需的物资”。

之后，安东尼奥一行人听从庞江的忠告，在福建的（漳州？）停泊，在那里从来自巽他（Sunda）、马六甲、帝汶岛（Timor）、北大年的葡萄牙人那里收集关于里斯本的情报。因为当时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谣言：中国的皇帝称“新近了解到葡萄牙人并不是以前所听闻的那样诚实与和平，所以不希望葡萄牙人在本国停留。并且为了逮捕在里斯本居住的葡萄牙人，烧毁他们的船只和村落，奉皇帝之命一支载有十万士兵、共四百艘中式帆船组成的船队来到双屿港”。情报收集的结果是，他们知道中国的官兵去往别的方向，于是安东尼奥扬帆前往双屿港。

从这个可能发生的故事中可以读出许多信息。首先，葡萄牙贸易商在参与东欧亚贸易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资本。他们或进行海盗活动，或者被中国海商雇佣，或者接受中国商人的投资，从中获得收购商品的资金。1540年以前他们来往于东南亚和东亚之间，以后则来往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谋利。这一点与西班牙势力获得美洲大陆产的白银以后才加入到与中国的贸易，两者完全不同。

中国人船长庞江是活跃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海盗。在海禁政策下，他没法在中国国内设置据点，把妻儿安置在东南亚的港口城市，接受当地统治者的惯例。他的帆船被大炮等武器武装起来，船上的葡萄牙人也成为一种武力。据此可以推测，来到种子岛上传播枪支的船，应该是由与此相同的人员构成。他们根据海商的状况抢劫其他船只，或者相互交涉。他们告诉葡萄牙人可以停泊的港口，在陆地上介入当地官员与葡萄牙人之间，担任谈判的角色。

传教士的加入

16世纪中叶，抱着传播福音使命的传教士继怀揣一攫千金梦想的冒险商人之后，竞相奔赴东欧亚的海洋。据《东洋遍历记》记载，平托随从武士弥次郎从日本返回马六甲，把他引见给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

简单整理一下沙勿略的足迹。他出生于西班牙和法国国境附近的纳瓦尔王国，是当地沙勿略城主的儿子。他与罗耀拉（lgnacio de Loyola）一起致力于耶稣会的创建。受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之命立志传教，1542年结束了在印度以果阿邦为中心的活动之后，转而前往马六甲，就在这时遇到了弥次郎，从而了解到在日本传教的可行性。他决定到日本传教，于是在1549年乘中式帆船抵达鹿儿岛。在日本待了两年三个月后，回到果阿邦，立志在中国传教。1552年，他为了在中国传教，来到广东港外上川岛，但没有获准入境，却由于染上疟疾突然在当地病逝。他的遗体被送往果阿邦埋葬。

61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园
沙勿略，西班牙传教士（1506—1552）。耶稣会开创者之一，也是他第一次把基督教传到了日本。

据平托写给耶稣会的信函记述，平托借给沙勿略在日本活动的资金，建起了日本第一座教堂。在运送沙勿略遗体从马六甲前往果阿邦的船上，平托触摸到神父的遗体心生感悟，最后也成为耶稣会的修炼士，捐赠了大部分财产。他还提供资金给继承沙勿略的遗志来到日本传教的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作为他的旅费。自己则作为副王的使者也来到日本。这不是他的夸大其词，的确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来证明。

从平托与沙勿略的关系可以看出，传教士们曾利用冒险商人在东欧亚构筑的网络收集情报，试探传教的可能性。另外传教所必需的资金也是从冒险商人那里或借贷或捐赠筹集起来的。这是因为冒险商人希望通过捐赠，能够对自己在积累财富过程中所犯下的各种罪行赎罪，以求精神上的安宁。

派传教士到东欧亚的修道会不单只有耶稣会。1548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生于潘普洛纳，著有《中国志》一书）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邦，1554年转移到马六甲，1555年尝试在柬埔寨传教遭遇失败，在那里他通过葡萄牙人的圈子获悉在中国还有传教的空间。

1556年他来到澳门西部葡萄牙人的贸易据点浪白澳，在那里开始在街头巷尾向中国人传教。但是在那里传教的成效也不大，于是1557年从中国撤退返回马六甲。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官僚监督森严的中国，难以向百姓传教让其改变信仰，必须先让朝廷接受传教士，非从社会上层开始渗透不可。

这种感觉或许是当时所有传教士的同感。第一位实现这一梦想的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利玛窦。此人生于意大利，1582年来到澳门，1601年才最终得到在明朝首都北京的永久居住权。关于这一人物将在第七章中详细叙述。

贸易港口澳门的形成

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的毁灭对葡萄牙贸易商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机。葡萄牙人眼中看到的对走私贸易取缔的过程，全都详细记述在传教士克鲁斯的《中国志》中。失去了在江南沿海的据点，葡萄牙人一边在长崎设置据点，同时也选择了靠近广州的澳门作为中国的据点。

62 1630年左右描绘澳门的画

这里有陆地与沙滩连接的澳门半岛，南部海上有凼仔岛、路环岛。由于填海造田工程的发展，现在两个岛已经变成一个。它们环绕的水域名叫十字门，半岛西南面，现在珠海市南水镇处的海叫做浪白澳，都是远洋轮船停泊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澳门半岛属于广东省香山县，只有两个渔村。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的船只触礁，称贡奉朝廷的商品全部浸湿，要求上岸弄干，于是向中国管理部门海道副使汪柏行贿，在半岛登陆。嘉靖三十六年，官员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批准建设一块暂留地。这就是一些历史年表等所记录的“1557年，葡萄牙获得澳门居住权”的详细过程。这种强硬的态度恐怕只有冒险商人才能干得出来。

葡萄牙人建起房屋和城堡，修建三巴门、水坑门和新开门以示区别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居住区。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居住人口达900人之多。万历元年（1573），明朝正式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作为补偿，要求葡萄牙每年上缴地租500两。万历二年，明朝政府在连接半岛与陆地的沙滩上开设关口并配置官兵，监视往来的葡萄牙人。由于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规定只许在开门的时间内与当地居民进行粮食等贸易。

葡萄牙人往东方发展之时，他们的船队长被称作司令（Capitão-mór），后来被用作对侨民首领的称呼。1556年中日贸易船队司令被赋予澳门统治者的地位。到了16世纪后半期，澳门统治者的船队司令一职变得可以通过竞拍来获得。

船队司令作为贸易负责人到长崎以后，澳门就失去了统治者。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有势力的商人在政府内掌握权力，同时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在澳门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作用。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623年。16世纪的澳门就是冒险商人与传教士两种势力联手的空间。

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容——十六世纪Ⅱ

地域社会的形成

山区的流民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有一位官员前往江西省南部地区赴任。他的名字叫王守仁，号阳明，赴任的地方坐落在与福建、广东、湖南相连的山区之中。那里群山郁郁葱葱，被常青阔叶树林覆盖。王守仁的任务是取缔该地区频频发生的土匪之乱，恢复治安。

户制是洪武年间（14世纪后半）朱元璋制定、永乐年间（15世纪前半）朱棣充分使用的一项制度。该制度从15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异常，表现出自然瓦解之势。因为一旦有不堪忍受国家重负而出逃的人，剩下的负担就要由其他人来承担。日益沉重的负担进一步催生了破产户的出现，使得逃亡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方面对徭役制度也进行了部分改革，但却无法整顿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制度。

63 王阳明与其字
王守仁（1472—1529），明代中期学者、政治家。开创了不同于朱子学的阳明学。左图为王阳明的书法：“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谓欲居”；右图为其画像

国家无法通过户制直接组织劳力，就通过白银代缴。在货币经济半强制性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出现贫富差距。有一些通过买卖成功而暴富的人，他们收购了别人的耕地变身为地主。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因经营失败而丢掉财产、家庭，甚至自己生活来源的人。于是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开始离开自己户籍登记所在地，四处流动。

脱离户籍的人总体来说有三个去处。

一是出海。那些从事制盐的人脱离灶户后投身海洋。有一部分人做了海盗，专门抢劫船只，也有一些人去投奔刚刚兴起的海商。

二是长江下游三角洲或者首都圈附近新兴的城市。他们成为手工业者、港湾工人或者是搬运工，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还有不少人参加私盐的买卖。

第三个去处就是帝国难以控制的各省边界的山区。

他们定居山区，努力开荒。就在这一过程中，经常出现与当地居民的纠纷。这些流民为了自卫，把自己武装起来，其中有些人成为抢劫近邻的土匪。当他们在山中筑起城寨以抵抗官方的取缔时，朝廷便再也按捺不住了。王守仁将要到任的江西省南部山区,正是那些流民聚集的地方之一，也是朝廷感到格外棘手的地方。

王曾经对这个地区有过如下一段描述：

照得抚属地方，界连四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山溪峻险，林木茂深，盗贼潜处其间，不时出没剽劫；东追（越省）则西窜，南捕（越省）则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调观望，不肯协力追剿；遂至延蔓日多。（《王阳明全集》公移《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

王守仁赴任的前一年，也就是正德十一年八月，他被授予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职，受命负责维持江西省南部至福建省山区治安，巡抚南赣汀漳等地。都察院是中央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考核官员行政，其长官为都御史。都御史拥有弹劾官员的权力，按级别大小分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御史（正三品）还有王守仁所任的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等。所谓南赣，指的是江西省南部的南安府与赣州府，汀漳指的是福建省西南部的汀州府与漳州府。巡抚是巡视多个县区、负责维持治安的官职。

从任命到就任，其间经过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守仁收集了将要管辖地区的一些资料，制定策略以对付在山区筑寨进行抵抗的流民。对王守仁来说，南方的这块山区就是他把自己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个舞台。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来到了任命地。就任之初，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八，王守仁派兵与土匪交战，不但斩了他们的头目，还烧了他们在山区建起的房屋。这种扫荡一直持续到三月份，基本控制了整个山区。

秩序再生的过程

王守仁真正发挥其本领是在平乱后对地区秩序的重建过程。按照王的分析，省边境山区的土匪激增原因在于行政的不完善（《王阳明全集》奏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

深受土匪之苦的当地居民，先是仰仗行政机关的威令诉诸当地政府，但政府却没有给出任何对策，一味放任事态的发展。当土匪们得知政府与当地居民并非同一立场之后变得愈发猖獗。百姓们深感再也无法指望政府，无奈之下只能顺从土匪。平常他们要为了服徭役而外出干活、从事搬运物资，深受繁役之苦，与土匪为伍后反而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奖赏，所以入伙土匪比起留在户籍中要实惠得多。因此，不但有人加入土匪队伍中进行战斗，还有人帮土匪们指路、收集情报。

相反，镇压土匪的正规军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所以士气渐衰，从接到出勤令到实际集合，有时甚至需要花费十天时间。土匪们利用这一时间空挡逃跑并躲藏起来。官兵一旦与土匪相持，完全是“赶羊群击猛虎”的状态，丝毫起不到维持治安的作用。

64 王阳明任职地

代替他们的是被称作狼兵的雇佣部队。雇佣部队的大部分士兵为居住在华南、广西一带的壮族人。他们虽然勇猛、果敢，受到社会公认，但往往会顺手抢劫。因此被喻作“狼”。狼兵的起源可追溯到永乐年间，随着军户制中卫所制度逐渐失效，狼兵从明朝中期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军役中。由于是雇佣兵，所以征兵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并且无法令其长期驻扎。土匪们也深知这一弱点，狼兵来时即逃入深山，狼兵撤了就再次出现，如此反复。

为解决当前的情况，王守仁想出了以当地百姓为主力的对策。他从百姓中挑选了2000多名精锐进行训练，以维持治安。第二年，即正德十三年（1518）这些民兵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土匪们最大的据点是一处叫做浰头的天然要塞，在广东省与江西省交界的九连山深处。王守仁动用这群临时编成的民兵进攻此地，终于在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利用较短的时间成功破获土匪（《王阳明全集》奏疏《浰头捷音疏》） 。

为何民兵会奏奇效？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如王自己所指出的，他给任命的军职以提督的权限，责任与赏罚并用。不过，王阳明任职仅两年就平定了山中土匪，原因绝不只是因制度那么简单。

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王守仁的措施为地方百姓打开了参与恢复乡邻秩序的大门，所以以前那些不得不入伙土匪的人又重新站回帝国一方。而那些自认颇有两下子的青壮年，也认识到与其投身匪窝，不如加入民兵接受犒赏更为有利。于是土匪们获得人手的途径被大大削弱，更失去了收集情报的关系网。这样山里的土匪们就被周围的地方社会所孤立，最后败给了几乎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民兵。

对策产生的思想背景

在向浰头发起进攻前，王守仁曾于正德十二年五月向匪首递送《告谕浰头巢贼》，文中王守仁写道：“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该文晓之以情，的确有可能令匪投降。不过，王守仁对投降的人给予“新民”的身份，努力让他们融入地方社会，并体谅他们曾经为匪的难处。王守仁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人的内心拥有接受秩序管理的能力，他依据的道理是无论何种境遇的人，心中都有其看重的秩序。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也曾考中状元当过高官。弘治十二年（1499），即接近15世纪尾声的时候，王守仁考中进士。性格上，他原本就喜欢对事物追根溯源，正如其友人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上所说“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他所关心的领域遍及武术、文学、道教等，但依然不能满足，而是几经反复于思想的游历中。

1505年皇帝朱厚照（武宗，正德帝）开始重用宦官，从此官员们开始了弹劾宦官的运动。王守仁也被卷入这场动乱而入狱，遭贬至贵州省龙场作驿丞（驿站长），正德三年（1508）他37岁的时候到任。

在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总数大半的这块土地上，他的随从们一个接一个地病倒，王守仁自己忙于砍柴、打水，煮粥给他们喝，偶尔唱唱故乡的小曲，讲讲笑话，不至于使自己的精神崩溃。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道何？”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之者，不觉呼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次转机被称作“龙场顿悟”，宣告阳明学的诞生，从而成为儒学发展的转折点。

儒学原本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正确认识尊卑、老幼等秩序，并且要求按照这种秩序进行行动的思想。宋代儒学以“理”这一概念为核心，试图对秩序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普遍性、法规性地整理。到宋学大家朱熹，他假想出贯穿人类行为与宇宙之间的秩序，并将之称为理。

朱子学认为通过穷尽各种现象中存在的理，就可以掌握贯穿从宇宙到自身的理。能够掌握这种理的人被赋予能够教导他人之希望。负责教育尚未明理的人的职责就被分配给兼备时间上、经济上宽裕又有能力去阅读古典考察事物的士大夫。也就是说每天忙于生计无法分身追究理的人们被置于受士大夫教育、引导的位置。

明初创造了礼之帝国框架的宋濂等义塾的老先生们，将朱子学的思想置于帝国的基干。选择士大夫的考试科举按照朱子学进行，通过考试虽然只是形式上但却证明掌握了理的官员们，从外部赋予人民应该遵守的秩序。按照里甲制，里老人把朱元璋制定的六谕传达给每个人，担负起整顿秩序的职责。但是户制瓦解的同时社会随之变得流动化，如何重整秩序成为时代的课题。这时就出现了王守仁开创的阳明学。

王守仁断言“心即理”也就是“心中自有理在”，从而把形成秩序的职责从士大夫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功地将其扩展至埋头于生计的人们。但是，这件事是否应该放在自我意识的确立这个近代框架中来理解呢？王守仁在讲述“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顶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时，包含有明显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够自发地形成忠孝这种顺序的秩序。

在劝降土匪之时，王守仁拿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比喻。肉亲之间的感情，在“心即理”的口号下演绎成帝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兼备了维持体制的一面。

从里老人到乡约

平定土匪以后，王守仁开始开展基于他思想之上的政策。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南赣乡约》。所谓乡约就是农村的规约，同时也是共享这一规约的社会组织。投降后的土匪，作为“新民”重新编入当地社会，因此王守仁创造了一套制定规约的手册。这就是《南赣乡约》，此后成为各地编制乡约的范本。虽然乡约起源于宋代的《吕氏乡约》（1076），但它在明代得以重新兴起则归功于王守仁。

乡里的人民自发编成乡约，推有德之人为约长，制定成员名单。同一乡约的成员于每月满月之日参加集会，奖励明善，如果某人做了善事，在开会时当众表扬；同时也鼓励行恶要坦白自首，催生善心。要求从外地进来已经成为良民的新民，不准再怀前仇。约长等有责任保证不发生骚乱。新民因带有善心所以其罪可恕。要改过自新，要勤耕勤织、平买平卖，如踵前非，则送官严惩。除此以外，《南赣乡约》还详细记述了集会的程序等内容。

王守仁提出的乡约范本在里甲制度已经松弛、通过里老人建立秩序比较困难的地区被广泛接受。位于徽州盆地的祁门县，自明朝初期开始，里老人在解决山地使用问题、禁止无序砍伐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作用已经下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开始结成乡约。下面介绍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制定的一份乡约。

徽州乡约

这个乡约把七个村落的家庭编成12个组，分别任命一名叫做“甲总”的责任人。并规定每个组制作12本名册，由12名甲总分别保管所有组的名册。

规约第一条是，参加乡约的家庭从大人到孩子，每人都在众人面前领一根标有号码的扁担，如果扁担损坏，就要从该家庭所有的山上采伐木料以制作新的扁担，再向所属甲总申请登记相同的号码。如果扁担上没有登记号码，则视为盗窃木材处罚。

在中国，搬运木柴或者圆木都用扁担。普通男子可以把约90公斤重的木柴分担两头挑在肩上。另外一只肩膀上放着棍子，靠脖子后面与扁担交叉以分散重量。如果挑担的肩膀感到麻了，把扁担撑起让它转个方向，通过脖颈换到另外一个肩膀上。休息的时候扁担也不放下，用木棍撑起扁担，一边保持平衡一边站着休息。

从规约中可以推测，扁担的号码与居民在名册上是对应的，且如果在山上巡逻时发现可疑人物，就会上前调查肩上的扁担。如果是属于乡约的人，扁担上刻着号码，那么即便是任何一个小组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核对上。如果属于不法砍伐贩运木材，则马上就能判定此人是违反者。所以扁担也是进山许可证。

根据规约，从自家山上砍伐木材搭建瓜棚等时候，也要事先向甲总报备，如果检查的时候发现使用了来历不明的木材，就要受到处罚。销售木材的商店，除了必须购买的加工木材或者是篱笆，圆木、松树或者杉树苗都是不准采购的货品。如果违反，买卖双方都要遭受处罚。最后的规约写着每年召开四次集会，违反者令其交罚金，并记在名册上，把没收来的木材等储藏起来，以备有事时候用。

这一乡约报到了县政府。县里把它贴到人头聚集的场所或者集市人们交易的地方，以广作宣传。这一乡约制定了具体的规约，且定期召开集会，还获得了县政府的支援，因此得以维持下来。

中岛乐章考察了徽州契约书的变迁和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化，其研究称，自隆庆年间（1567—1572）以来，以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为界，在徽州，乡约等逐渐代替了里老人制，开始担负起处理纠纷的责任。这一趋向在进入17世纪以后越发显著，并延续至清朝统治时期。

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

乡约在1570年前后得以普及，其背后与税制的合理化有很深的关系。里甲制中编入民户的人们被要求向国家缴纳粮食等实物作为税粮，提供劳力作为徭役。前面已经讲到，15世纪中叶以后，税粮与徭役的银纳化已经展开。

徭役中最先银纳化的部分是杂役，即到遥远的地方参加堤防建设等国家建设工程。国家把这种徭役换成白银征收，用这部分钱在工程当地雇用劳力，比从外地强制征集农民等有效。16世纪上半期，杂役几乎全部银纳化。税粮从15世纪中叶开始逐渐银纳化，换折成的白银被称作金花银。到16世纪中叶，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更加速了银纳化进程。随着折算白银缴纳征税成为几乎所有税粮项目的普遍做法，徭役中除里甲正役的一部分—该部分关系到当地基础生产的修建—也全都折换成白银缴纳。

徭役与税粮的银纳化，各自呈阶段性发展。虽然来源各不相同，但拿到手里的白银却是一样的。既然如此，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不再分开缴纳，而是合起来全部缴清，如此省去了很多手续。地方上首先引进了“自封投柜法”。这一纳税方法是纳税人向县府管理的“柜”（结实的木箱）中投进用纸包好的白银。

纳银合理化进一步发展以后，出现了一条鞭法征税法。这是一种以县为单位，用白银价格把徭役与税粮合起来计算，摊到县里所有的丁（有徭役义务的成年男子）与赋中，一并向纳税人征收。这一改革使得县级行政机关征税变成对国家负责，作为一县之长的知县所负任务重大。一条鞭法首先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浙江省施行，16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普及到全中国。

一条鞭法的引进，是推进税制合理化的官员们没预想到的事情，却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一条鞭法施行以前的体系中，向国家缴纳大米、小麦等税粮，履行徭役，从事国家指定劳动的是里甲。这种情况下，县级行政官的作用属辅助性质，主要负责监督管辖区域的里甲是否顺利地履行义务。里甲不能良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负责帮助清除障碍，仅此而已。里甲内部实行轮番制。里甲承担实际业务，里老人遵照国家六谕，解决里中的纠纷，维护礼的秩序。里长为了履行国家赋予的责任，组织里甲正役范畴的劳动义务，进行疏浚水路、修筑堤坝、修整耕地等活动，以保证生产基础。

一条鞭法施行以后，这一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不再通过里甲，而是把折算成白银的税粮、徭役直接交给县衙门。向国家负责征收税金的重任已经不再是里长，而变成了县的长官知县。知县必须从管辖区域征收税金。若水旱灾频发，征税困难，责任要由知县负担。为了平稳地、不出现重大过失完成任期，需要自己率先整备生产基础。

学习中国的水利史，能够发现有非常丰富的史料介绍了16世纪后半期以后突然变得具体而详细的水利事业相关情况。这并不能解释成从这一时期开始水利事业突然兴盛，而是因为事业的主体转移到行政长官，所以相关记录被保存在公家机关而被地方志等采用登载。从百姓来看，就是保障自己生活的各项事业转变成由县级行政掌管。

65 征税责任的变化

县级行政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增加以后，向县行政提意见，代表地区内各利害关系的人的存在就变得重要起来。明朝时候，为了防止地方官与当地有权势的人相勾结从事不法行为，实行回避制，不让官员到出生地赴任，而且由于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也容易滋生腐败，所以知县等的任期一般为三年。

许多地方官对所任地方不熟悉。因此县行政需要对当地情况熟悉的人。这些人在县这一地方社会与县行政之间充当中间人，16世纪以后地位愈发明显的人乃是以县为基础的地方精英，史料中将这一社会阶层记载为乡绅。

合县公议

话题再次回到江西省山区。从王守仁赴任的地方往北，有一处叫做九岭山的地方。在江西与湖南省界附近，海拔1445米高的石花尖的周围是一片海拔1000米左右呈棱线丘陵。史书上说，九岭山原本不是无人山，明朝初期，有四个姓氏的人家住在这里，他们被编成六户，耕种100多顷田地。单纯换算耕地面积，就是600公顷。如果说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仅由六家人来耕种，有点天方夜谭。很有可能说是六户，但不意味着就是六家人，每一户都应该是一个同宗族的群体。

那里“向多闽人种靛，搭棚以居。还有饥民汇合，有蚕食附近村庄之势” （陈泰来，《东郊破贼纪略》，同治《新昌县志》） 。来自福建的移民成为开端，自此，许多的外地人流入进来。这些人生活在“棚”，也就是在木架的棚上搭上草席的一种临时搭建的简易小屋，因此被称作“棚民”。

万历二年（1574）潜入此地的李大銮把棚民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势力不断扩大，一直持续了多年。起义被镇压后，王朝政府认识到因为此山为官府力量难以企及之地，所以才成为叛乱的起点。于是政府清退了当地的居民，派士兵驻扎，禁止进山。从此开始实施封禁政策，禁止在山上居住和开发。也就是在手续上把有关山地内部土地的各项权利给取消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土地国有化了。

这些耕地虽然被取消，但税额却分文不减。因为明朝税制改变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原额主义原则。所以封禁政策把原本属于山地居民负担的税粮均摊到整个县的耕地，是强迫当地土地所有者忍受痛苦的一项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需要获得地方精英（史料中记载为“绅士”等）的支持。因此，可以推测封禁不是由政府出面强制实行，而是获得了九岭山附近县的地方精英的保障与支持。即便是同时身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精英，他们也认为有必要维持地方社会的治安，对外地流入的人口抱有警戒心，所以也是支持封禁的。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隆庆、万历年间（1570年前后），贼寇占据险要地形，危害两省（江西省和湖南省），极难肃清。因此（镇压棚民叛乱后）经合县公议，令山中居民搬出，全县均摊山中耕地之税粮，立石碑，永远不准进山，违反者必惩。此举乃是预防灾难、叛乱者之方法。若非持禁令终结叛乱，山中居民何以接受弃业搬出之条件。全县里递（村领导）何以甘受税负。

乡绅们从有必要支持知县发挥作用这一立场出发，讨论全县的利害，造成社会舆论，从上往下探索秩序的编制。村庄的里递们分别在自己的乡里率先编制乡约，进行从下往上构建秩序的尝试。县级行政长官也支持这些行动。农村的居民逐渐明白自己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创造秩序的动机，他们参照王守仁乡约范本，在应对户制瓦解、社会开始出现流动化的过程中，从16到17世纪，自律式的地方社会正在中国各地酝酿而生。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

随着户制的瓦解，地方官的作用开始加重，所以出现了地方社会拉拢当地官员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表现出控制地方赴任官员的倾向。换言之，在地方官问题上，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形成了对立局面。表现在政治上，一方希望通过官员把地方社会的言论反映到中央政治，而另一方则通过严格执行对官员的业绩评定，以保证中央政策在地方贯彻执行。

中央政府内部，担任制定统治地方社会政策的是内阁大学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确立皇帝的独裁体制而废除宰相，改六部直属皇帝。但是皇帝一人掌握全国的所有情况，并对此做出判断和裁决几乎是不可能的。靖难之役中，成为皇帝的朱棣，身边没有正规的官僚机构，所以必须有人在旁辅佐他。1402年，朱棣即位不久，就设立了内阁大学士一职，作为皇帝的秘书，甚至让其参与到一些机密案件中。

不过内阁大学士最初的官位不高，其身份完全通过皇帝个人的信任来维持。这一点不同于明朝初期的宰相，那时候宰相获得官僚机构的保证，有时不会按照皇帝的意思行动。明朝中期，连续出现几任年幼且不热心政务的皇帝之后，内阁大学士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大学士之首的首辅掌握的实权甚至可以压制六部尚书。

隆庆六年（1572），朱翊钧年仅十岁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明神宗、万历帝。这名年幼皇帝的老师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万历元年（1573）被任命为首辅。张居正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把内阁进行的官员政务考核规定为制度。这项被称作考成法的新制度，规定对于皇帝批准的事情，按照问题的紧急程度与地方状况，设定期限于月末检查。如果地方官的执行存在延迟，最后要由内阁揭发评审。也就是说通过赋予原本只是皇帝秘书的内阁以政务考核的权限，让身为内阁之首的内阁大学士首辅站到了官僚机构的顶点。年幼的皇帝批准了张的提案。

制度上处于官僚机构顶点的张居正，用高压的态度推行中央控制地方的政策。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重新调整能够切实保证财政收入的举措。万历六年，张居正赶走了在政务考核中不合格的地方官，开始在全国范围丈量农地。如果发现没有登录的农地，使国家掌握的农地扩大，那么财政收入就会切实增加。通过丈量，登记在册的农地实际面积增加了30%。这一政策进一步促进了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及。这是因为税收已经不再以失去户实体的单位来征收，政府逐步掌握课税对象的农地面积以后，就具备了切实执行征税的条件。

但是考成法也存在弊病。它内含征收税粮的责任，如果不能按照票额面征收到税金，就会被降薪。这样一来，即使是因为天气异常地方百姓凄苦，地方官也会毫不顾及继续征税。为了维持治安，设置了犯人的定额，逮捕多少犯人、处死多少犯人都成为政务考核的内容，所以地方官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当做嫌疑犯抓起来，进行残酷审讯，强行要求自首，最后作为罪犯处死。站在地方社会立场上的官员强烈反对张居正这种独断专行的政策。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以儒学为国家根本的明朝，为了表示对父亲尽孝，官员们都有离职回乡服丧的义务。张居正的地位，规定他有二十七个月的离职时间。但是他害怕丧失实权，因此在朝廷内部活动，让皇帝下令为了国家不准离职，即不批准服丧的“夺情”。这一处置在官员中引发起争论。一部分官员趋炎附势，巴结张居正表示赞同，另一部分官员则希望趁此机会逼张居正下台，主张官员应该作为人民的表率服丧，对“夺情”处置表示不满。

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即皇帝可以用棍棒任意痛打官员。如果手下不留情，甚至还有可能要人的命。张居正对那些批评夺情的五位官员施以廷杖。所以说从事态的演变我们可以了解，张居正依仗皇帝的个人信任，掌握了独断专行的权力。

在地方官问题上，内阁大学士与地方社会的斗争在张居正死后，即万历十年之后依然存在，17世纪更发展成为将政界一分为二的派系斗争。后续发展将在下一章展开。

士农工商的瓦解

农村手工业的展开

税制合理化并非仅仅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棉布生产为例，长江下游三角洲以水乡闻名，它的东部属于微高地，在长江的冲积下形成三角洲。据说海潮卷起的泥沙造成了这种微高地。照现在的地名来说，就是指从嘉定经上海到松江这一带。由于排水良好，再加上靠近海岸，所以土壤中含有盐分，因此这一带不适合水田耕作，明朝时候盛行种植相对抗盐分较强的棉花。

棉布的原材料棉花（学名：Gossypium），原产地是印度，由东往西传播。棉花的种子传入中国是在10世纪，当时据说是作观赏用的。往西传播的路径，则是经西亚进入非洲。传到东方的棉花，纤维较粗，所以织出来的棉花比较厚，广泛应用于工作服或者是冬天的衣料。而传到西方的棉花纤维较长，棉布较薄，所以广泛用作内衣原材料。棉布是大大改变世界历史的物产之一。但是，需要记住的是,它作为商品的特性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却大相径庭。

棉花进入中国之后，在华南广泛种植，而棉纺织技术也发展起来。有传说称，13世纪末，一位叫作黄道婆的女子从海南岛移居到名叫乌泥泾的微高地。她把种子从棉花上取下来，带来了纺线的工具和手艺。人们争相学习，黄道婆也热心教授，所以乌泥泾成为举世闻名的高级棉布生产地，人们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棉布生产的技术与棉花一样也是从印度传来，跨越大海，经东南亚进入华南。它的先进技术应该是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传播到长江下游三角洲的。

66 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棉花种植

宣德八年（1433），在松江等地，耕地税可以按照一定的比率换算成棉布缴纳。于是生产棉布成为农村的主要产业，棉花种植也扩大起来。国家为了确保士兵用的衣料，需要大量均质的棉布。如果直接从田家征收棉布，很难保证质量的统一。据史料称，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开始把棉布换算成白银征收，然后再用这部分银子购买质量相同的棉布。

67 明朝农村
中间的那幅图画的是叫做龙骨车的提水工具（ 出自《天工开物》）

从棉花种植到织成棉布，需要几道工序。秋天收获的棉花，首先要把它加工成皮棉，即用轧车把棉籽和棉纤维分开，然后干燥处理。之后把经过干燥处理过的皮棉卷在竹子上，形成一个筒状，从一个方向一边散开一边架在纺车上纺成线。用脚踩车，用一只手同时织三至五根线。经纱上浆后，干燥了就放在织布机上，然后用没有上浆的纬纱织成布。16世纪，每一道工序开始由不同的田家承担。换言之，就是种植棉花的田家把棉花拿到市场上去，卖给负责加工皮棉的田家。皮袄经剔除棉籽并经过干燥处理后到市场上卖给纺纱的田家。由买纱生产棉布的田家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市镇的丛生

16世纪初的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正德《松江府志》）

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知道，田家往返于市镇之间，负责纺织各道工序，主要的劳动力是农妇，为了缴纳沉重的税务，必须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若非如此，生计就没有着落。

纺织工序有时随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海盐县由于棉花生产量不够，所以田家购买从松江运来的棉花纺纱，然后把生产出来的纱再运到松江。松江地区有一些来自稍远地方的“棉纱船”专门负责搬运纱。

农民在市场上卖棉布也不是一般的辛劳。16世纪中叶有一首题为《布赋》的诗：

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 （徐献忠《布赋》，崇祯《松江府志》）

68 纺织图
出自《18—19世纪羊城风物》，上海古籍出版社

买卖棉花和棉布的市场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老店铺林立的镇。每当棉花收获的秋季，天还没亮，各地的镇上已经开市，许多牙行（中间人）拿着秤等待买者和卖者的到来。他们对棉花的质量进行鉴定，然后称重，在两者之间做成买卖，以收取手续费。有的时候碰上棉花的价格低，他们就大量买入，然后等待涨价时再伺机卖出。要成为牙行，需要获得官府的批准。

上海附近的朱家镇是棉布的交易中心，16世纪的时候迅速发展，成为巨镇。那里的布庄，即大型的棉布批发店鳞次栉比，与外地来的商人进行交易。过来收购棉布的商人主要是一些以北京等处为基地的北方商人，也就是山西商人。在棉布方面，上一章提到的新安商人也较之逊色。山西商人在棉布交易方面表现活跃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提供棉布给北京富裕家庭和西北边境的军队；一是运入山东产的棉花后，在回去的路上顺道采购棉布；等等。新安商人从事针对长江中游和华南地区的贸易，主要收购一些用作工作服的低级产品。

除了棉布以外，16世纪在手工业发达的太湖周边，种桑、养蚕、纺纱等各道纺织品工序在农村发展起来。但是这些手工业，一方面成为朝廷推进税制合理化的契机，同时它也是受海外白银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经常处于被动一方，他们不过是为了获得银纳税收所必需的货币而被卷进手工业中。物资从农村转向城市。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的。

无赖一职

16世纪后半期，在嘉定县，每到棉花进入市场的时节，做中间人的牙行就雇佣许多“少年”充当手下，日出之前就点着灯笼召集担着棉花来的农民。如果有农民犹豫该往哪个地方走，他们就领着到处绕，有些农民甚至丢掉了好容易运来的货物。史料中作为少年出场的就是所谓的无赖。

在秩序发生变化的时代，出现了一些不去干士农工商等传统职业等正事，而是通过暴力手段谋生的人。16世纪上半期，在原籍犯了事跑出来的无赖，大量寄宿在农村的富豪之家。吴县有一位在农村拥有府宅的大地主朱津。他一边扩大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一边扩大与县里贤者的交际圈，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此人似是一个侠义之人，并且喜欢赌博。少年以及食客仰慕他的为人，常常聚集在他那里。一旦有事，这些无赖必定发挥作用。

16世纪后半期，大部分家住农村的大地主都搬到县政府所在的街上居住。这是因为一条鞭法等税制的改革，使他们必须与知县保持密切的交流，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到县行政上去，才能实现比较有利的经营。相比定居农村指导周围百姓，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用地租收益投资商业以获得利润方面，这样一来住在城市总会有利一些。

富豪从农村消失以后，无赖也就没有了去处。因为富豪们的安全开始由官府守卫，城市富豪已经没有必要再在家里养一群打架斗殴的人了。

没有去处的无赖自己编成帮派，从事各种工作。在杭州，从万历初年（1570年左右）开始，少年之间互比勇敢，帮派也从10人发展成100人。像这种帮派，数量不下300个。一个帮派中，有的人善于计划，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笔头功夫强，根据各自的特长，他们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一旦有事发生，帮派成员聚集起来抓人抢钱，或者把死在路上的人的尸体搬到住在城市的有钱人家里，要求拿钱摆平，恶行不断。他们把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金钱用来吃吃喝喝（支大纶，《支华平先生集·送巡按督鹾孙浒西序》） 。组织这些帮派的城市无赖，在当时被称作“打行”。“打”就是用暴力，“行”就是帮派的意思。

组织起来的无赖们没有获得批准就擅自冒充牙行，当农民挑着棉花或棉布来到集市，就故意捣乱，强行砍价。他们或者等候在从乡下往城里的路上，抢劫农民的货物，留话“到某某店铺拿钱”。设法过去一看，等到日落时分结果只拿到一半的价钱，不少农民只能空手哭着回家（崇祯，《太仓州志》） 。

打行的活动目的就是拿钱生活。只要出钱，不管什么阶层的人都可以雇佣打行。比如建造坟墓的时候，一家认为有损风水不愿他人建造，而另一家却执意要造，于是双方各自雇佣打行。还有，男方结婚时拿不出高额的彩礼，于是雇佣打行闯入女方娘家，抢夺新娘成亲。当然还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经常会雇佣打行去做一些他们无法公开而又要强制实施的事情。这些打行就是随着白银流入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的鬼子。

市人与民变

16世纪下半期，正是城市兴起的时候。苏州、杭州这两个通过海商出口丝织品的城市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来自海外的白银追溯物资走势，涌向中国的各个城市。福建沿海地区的福州、大运河的要塞扬州、山东省的临清等地，人口激增，城市街道得到整修，诞生了繁华街区。

农村人涌入逐渐扩大的城市，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些人加入打行，有些人在纺织作坊工作，有些人在港口搬运装卸货物，以获取每日的口粮。一些人积攒了一些资本以后转而成为经营者。还有一些人当私塾教师，靠教街上的孩子们读书养家糊口。那些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生员中，也有很多人来到城市生活。这些各种行业、阶层的人在当时被称作市人或市民。

从16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开始，市人们为了解决城市固有的问题团结起来。市人运动得不到官府的接受，发展成暴动，被称作民变。接下来的例子是1570至1580年间发生在杭州的市人运动。

当时，杭州的官府向城市居民征收劳役从事修缮等工作，给市人造成很大负担。16世纪中叶，征收间架税，即以房屋的间数和横梁数作为课税的标准，雇佣无业游民服劳役。但是夜里在栅门值班和巡逻等夫役还是要由市人承担。在此顺便解释一下栅门的意思，即从“巷”（胡同）出大路设置的大门，日落时分需要关门。

要求减轻间架税负担，取消夜间巡逻劳役的运动，在私塾教师丁仕卿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丁仕卿作为知识分子，把市人的要求整理为《省城内外夫宿免役录》，向官府提出申请。经历了许多艰辛后，他们最终获得胜利，并把这一成果刻在了石碑上。但是数年后，当劳役制度再次实行以后，丁仕卿虽然重新请愿，但却没有被官府接受，反而被抓起来，带上枷锁街头示众。造成违背丁的请愿，害他被抓的是那些想从逃避劳役的人手中收取钱财充当调停角色的乡绅。

事已至此，万历十年（1582）市人们举行起义，抢回丁仕卿，并烧掉了那位充当幕后黑手的乡绅的宅邸，拆毁了栅门。杭州的作坊特别多，从第三章中介绍的明初“织工对”也可看出，日落之后劳动者依然工作，所以夜间锁栅门实在是极为不便的事情。对市人而言，这一行为其实就是把创造更好的城市空间的想法付诸实施，扫除障碍。民变持续了数天，据说有2000多人高举长竿，把夺来的汗衫撕开作旗子，手拿白刃跑到府衙（《张司马定浙二乱志》） 。但是，市人并非莽撞地参加暴动，他们是有领导有组织的一次行动。

被烧毁的乡绅的宅邸中，有一个是高官陈三谟的家。前面提到张居正夺情时，这位陈大官献媚拍马，极力赞赏皇帝停止服丧的命令。就是说，如果为官时与内阁大学士站在一伙，这些乡绅在民变中就会成为市人愤恨的对象而遭到攻击。

这一民变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但是却成为17世纪市人基于义愤发起民变的先驱。18世纪以后，市人在定居城市的精英的领导下开始担负起公共事业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摸索

当按照士农工商职业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社会开始流动以后，被称作士大夫的知识分子们也无法继续安于此前一直无忧地指导庶民的作用。朱子学要求士大夫通过读儒学圣人的经典、以来自社会万象秩序的原理教导庶民的思想已经无法适应时代。16世纪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已经开始左右社会，如果士大夫自身对利益不敏感，则很难维持生计。这时朱子学要求的禁欲，已经无法应对社会的变化。

他们直面的课题，大致可以总结为两个：一是形成秩序的能力不再为士大夫独有，而是一边广泛向庶民开放，一边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另外一个课题是把在经济、社会中活动的主体个人的行动和追求利益的欲望定位于秩序之中。16世纪后半期，知识分子们围绕这两个课题的解决方案，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轨迹。

士大夫在功过格上的实践就是他们与庶民站在同一个平台，把个人欲望编入秩序中。所谓功过格就是按照事先定好的标准检验自己的各种行为，如果是善行就是正数、恶性就是负数，把所有数字加起来计算。举例来说，如果遵守女性的贞洁，就加100点，如果修缮道路、大桥、水井等就加0.1点，害别人居无定所就减50点。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就要积攒点数或者发愿自省每天的行动，积累善行，就是使命运要靠自己去开拓这一信念与顺应善行这一秩序的行为保持一致。

功过格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12世纪，曾在道教集团中实践。隆庆三年（1569），江南嘉兴县知识分子袁黄（号了凡）从云谷禅师和尚处受到功过格的教诲，自己实践后从16世纪开始广泛普及于民间。他为了求生男孩，决定积攒3000点善行过日子。结果，第二年就生了一名男婴。达到他的目标点数是在两年后。接着他为了在科举中考中进士，决定积攒10000点善行，两年后及第。但是10000点的目标却始终难以实现。于是他梦见只要在赴任的县减收税粮，减轻地方居民的负担，就能够实现目标点数，所以他就照做。

功过格要求先于实现私欲，应该有条有理地完成自己的行为，带有创造社会和谐的方向性。袁黄把功过格的教诲总结为自传性著作《阴鸷录》，为功过格从狭小的宗教团体普及到社会创造了契机。这种包括庶民到士大夫的劝善书籍被称作“善书”，从17世纪到今天在华人世界广泛流传（以上参阅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汲古书院，1978年） 。

而庶民心中也自有道理。继承了王守仁纲领的阳明学中也产生了缩小普通人和圣人之间距离的思想源流。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王守仁与弟子之间的问答集《传习录》中的“满街皆是圣人”。这一思想对城市民变持肯定态度，从而孕育出站在市人一方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

王守仁认为，无论是庶民还是圣人都有同样的心，但是他们都在私欲前止步，毫不怀疑圣人的权威性。而16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李贽（字卓吾）却把圣人的权威性看做是问题，论述“夫圣人亦人耳……不能无势力之心；虽盗跖（传说中的大盗），不能无仁义之心”（《道古录》） ，努力把圣人平民化。李贽还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 ，主张应该从无法停止的欲望中创造秩序。但是这种思考当时还不能被人们接受，李贽为此入狱自杀。

李贽生于泉州，那里作为海外交易的据点而发展起来。其祖先为林姓，原本是穆斯林。元朝时候来到泉州定居，之后作为海商到琉球等地从事交易活动。后来遭诬告逃亡的时候改为李姓。李贽祖父时代，家道中落，脱离商业活动，但是他的亲戚中还有不少人从商。可以想象李贽身边的环境是促使他形成获利为正的思想的原因。

从海禁到互市

解除海禁的要求

长崎县平户有一处六角形石头做的水井。五岛列岛的福江也有一个与之形状相同的水井，传说都与倭寇大头目王直有渊源。这个传说是否正确，已无处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16世纪中叶平户与五岛都有王直的据点。

1541年王直航行到平户的时候，领主松浦隆信把他当做宾客一样迎接，空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给王直居住。在松浦家传下来的《大曲记》中说：

从大唐（中国）来了一位名叫五峰（王直的号）的人到平户津，在印山寺宅邸建起一座中国式公馆，在那定居。自此与大唐之间的交易船只络绎不绝，还有南蛮的黑船也首次来到平户津，每年都会有南蛮珍贵的物产来此，引来京城、堺等各地商人聚集到此，从而被人称为西都。

在日本设有交易据点以后，王直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交易。王直吸引来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使平户成为一个贸易港，带来那里的繁荣。

王直不单纯为了追求利益，而是拥有明确的理想。他自称徽王，对外表示这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他还让明朝解除海禁，正式承认海商们的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他率领巨舰屡次破获官军，明朝也为了镇压倭害接受了王直的要求，提出劝降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人是与王直同为徽州出身的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胡宗宪（号梅林）。

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派使节到福江与王直会面。王直说“日本缺少生丝和棉布，应该开展贸易。如此海患可平”。叶宗满等人很早以前就是王直的心腹，他们随使节一同返回，探询解除海禁的可能性。嘉靖三十六年，王直终于回到舟山群岛，对胡宗宪提出同样的要求，又向明朝提出《上疏》。其中王直是作为海商在活动，而不是率领海盗乱国。他自己抓住海盗送给中国官府，表示归顺之意。

明朝也出现了解除海禁的动向。胡宗宪仔细制定了一份计划案要解除海禁，之后又把王直作为一名统辖管理贸易的人才而对待，虽然把他关进监狱但却以礼相待。唐枢著《复胡梅林论议处王直书》答复胡宗宪之论，指出顺应王直的要求有五个好处也有五个问题，而拒绝王直的要求也有四个好处和四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套讨论说“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皇明经世文编》卷270） 。

唐枢提出的观点非常新鲜。过去明朝的原则是中华皇帝为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亲戚，尊卑有序，并通过朝贡体系实践这一秩序，贸易也在这一秩序下进行。而唐枢主张“华夷同体”，指出所谓贸易需要相互补充。

但是在朝廷内部事情并没有向王直、胡宗宪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这是因为大部分官员对于解除海禁态度消极。他们害怕的原因集中在日本在明朝的朝贡体制中经常惹起事端这一事实和对正式承认与日本贸易后将会发生的纠纷。最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胡宗宪不得不在杭州将王直斩首。

互市体系的起源

王直死后，倭寇走向灭亡，因此明朝开始缓和海禁。隆庆元年（1567）批准“东西二洋”即华南到越南、马六甲的西洋航线和从中国经菲律宾到文莱的东洋航线，进行对外交易。

不过，与日本的贸易依然遭到严厉禁止，比如火药的原料硫磺、铜等这些来自日本的走私品，依然被禁止进口。来往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船带有贸易许可证上的号票文引，上面写着货物的明细、乘组人员的姓名、样貌、户籍等内容，由海防官负责检查。

随着海禁政策的放宽，福建省漳州的月港成为中方的贸易据点。后来，月港的繁荣被双屿港取代。王直时代，月港由于脱离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所以也没能发展起来。到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才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567年，为了管理海港，县的行政机关设在月港，海上贸易从此得以光明正大地进行，改名海澄县。此处还设了维持海上治安的官署海防馆（后改称为靖海馆），负责检查进出港的商船，征收税金，告发走私。

月港的贸易不受礼部统一管理。在朝贡体制中，每个国家的船舶都有指定的停泊港口，进贡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比如安南（越南北）被要求三年进攻一次，而暹罗（泰国的大城）等东南亚国家朝贡的窗口被定为广州。朝贡是礼节性的赠答，明朝收到进贡物品后，会赐给对方一些更高额的赏赐以示恩宠。而附抬（正规贡品以外附带的东西）物品则需要在市舶司的管理下进行交易，税金方面，用货物充当，缴纳给官员。

而在月港的交涉则没有这些规定。除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在此停靠。商船上所有的货物都能成为商品，至于水饷、陆饷这些关税都用白银支付。交税的时候会获得相当于贸易许可证一类的号票文引。当白银作为商品进口过来的时候，还要交附加税，叫做加增饷。交过税之后货物，就可以起货自由销售了。

也就是说朱元璋规定的朝贡体制到了16世纪后半期又添加了一些不同性质的贸易内容。我们把这个新的结构称作互市体系。互市体系的引入成为改变朝贡的转折点。表面上虽然禁止与日本之间进行贸易，但明朝却无法控制日本与中国的商船在东南亚各港口接触和进行贸易。从此以后日本和中国的海商，组织起所谓的接头交易，在越南会安、泰国大城等地方形成了大家所常说的日本人町和唐人（中国人）街。海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互市体系并不是否定朝贡而诞生的体系。它是一个要把朝贡体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动从礼制体系中独立出来。如此就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夺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靠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但是如果海外势力希望与明朝进行政治性交涉，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朝贡体制就不得不发挥作用，按照礼制要求的顺序运作。

进入18世纪以后，互市体系发展成覆盖整个东欧亚的交易体系。我们把目光转向内陆，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在蒙古高原上已经恢复势力的蒙古族在达延汗和他子孙的领导下，向明朝要求扩大交易，并时常侵犯明朝领土。更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时候一度包围北京，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此事被称作“庚戌之变”。

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和明朝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在大同等地进行交易。蒙古带来的是黄金、白银和马匹，中国带来的是丝织品、粮食和铁制品等。自此，情况变得相对稳定，而这个被称作马市的交易也是互市，是海洋和陆地两者的联动。可以认为明朝在隆庆年间开始采取一些政策，来应对现实的经济活动。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

中国放宽海禁，互市体系诞生时期，在东欧海域，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动向。即西班牙势力渡过太平洋，在菲律宾建立了据点。

1521年，麦哲伦（Mag-ellan）率领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穿越南美大陆南部，并横断太平洋以后，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宿雾岛(Cebu）。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用菲律宾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的名字把这些岛屿命名为菲律宾群岛（Pilipinas），试图把它们变成向亚洲发展的据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菲律宾远征军首先于1565年在宿雾岛建立起据点，然后往东派遣舰队，横断太平洋，发现了从亚洲通往美洲大陆的航线。由于保证了连接美洲与亚洲的往返路线，西班牙终于真正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化。1571年，他们在天然良港吕宋岛的马尼拉建立起根据地，以作为西班牙领菲律宾的据点。

69 画在羊皮纸上的“麦哲伦发现太平洋图”
京都大学藏

追溯历史，1545年一位名叫迪戈·瓦尔帕的印第安牧民赶着一群骆驼偶然在南美今天的玻利维亚（Bolivia）山中发现了银矿。消息不胫而走，马上传开，眨眼间这里就聚集了大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矿工。西班牙殖民者向菲律宾王室捐款，国王菲利普二世赐名“帝国町波托西”。1562年正月，波托西市议会成立。这座银山被称作波托西银山。

滥用印第安人进行过度开采的结果就是，1570年左右，银山的优质矿脉濒于枯竭，波托西陷入一片萧条之中。于是引进了新的白银提炼方法汞合金工艺。把矿石粉碎之后加入盐水和汞搅拌，之后冲刷掉泥土沉淀下来的就是白银和汞的合金。对这个汞合金进行加热，让汞蒸发掉，白银就会被分离出来。这一新技术的引进，使人们也可以从含量较低的银矿中提炼白银，这使得波托西银矿的产量迅速增加。

濒临太平洋的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迎来马尼拉的第一艘船是1573年，正是波托西银山依靠汞合金工艺谋求复兴的那一年。来自亚洲的船上装满了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器，这让那些美洲的西班牙人深深着迷，因为它们在价格上要比那些经过西班牙本国塞维利亚（Sevilla）而来的商品便宜得多。就拿丝织品来说，尽管想要把价格限制在十分之一左右，但实际效果不大。自1580年起，载满大量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开始出现在驶向马尼拉的海面上。

亚洲也具备了充足的条件吸纳这些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从马尼拉开往中国的交易船直接驶向可以进行互市的月港，它已经改名为海澄港。白银在这里卸下以后，返程途中装满了大量的丝织品和陶瓷器。在马尼拉和福建之间进行贸易的是中国的商人。在海域世界中，马尼拉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大量的中国人来此定居。

70 东南亚的日本人町

早在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据点以前，日本的海商就与菲律宾有往来。马尼拉成为与中国交易的据点以后，被禁止来华的日本商人也前往马尼拉采购中国的生丝等，所以这里也形成了日本人町。

1584年，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尾随前往长崎的葡萄牙船来到九州，为了避免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没有在长崎而是停靠在了平户。领主松浦镇信出海迎接并热情款待了他们，同时致信菲律宾长官要求交易。这是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就在平户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还未走上正轨的时候，日本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侵略朝鲜

互市体系刚刚在中国开始的晚些时候，丰臣秀吉政权在日本成立。根据松浦方面的资料显示，1586年丰臣秀吉率兵进入九州的时候，就已经先于其他九州大名与松浦镇信等人在肥后八代会面。丰臣秀吉统一了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九州，并试图强化对海域的统制，平户的松浦赌上小藩的命运率先接受了他们的意图。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日本的领主想要向海外扩大统治。很快，万历十六年（1588）九州南部的领主岛津义久向琉球施加压力。

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丰臣秀吉）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

三年后，丰臣秀吉亲自修书琉球国王尚宁，表明次年将要侵略朝鲜，命令琉球率兵加入。

万历十九年（1592），丰臣秀吉委托往来于马尼拉和日本之间做贸易的商人原田孙七郎送信给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敦促其进贡。丰臣在这封用汉字书写的信函中写道：

予也诞生之时，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三十年，而不遗难丸黑总(痣）之地，域中悉一统也，繇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

威胁说若不立即入贡，则定讨伐。

信中所说的奇瑞，指的是丰臣秀吉尚在娘胎之时阳光洒满四周的吉祥之兆。在写给台湾原住民要求他们顺从自己的信中，丰臣秀吉先是说“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接着对这段故事作了详细介绍。日本在向不同文化的人证明其统治正统性的时候，所依据的就只有这个与太阳关联的有点妄想式的说辞。

自1587年开始，丰臣秀吉前后三次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充当攻打中国的先锋，但均遭拒绝。1592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名护屋设司令部，4月率领158 000人大军在朝鲜半岛的釜山登陆。他这第一次进攻由于朝鲜方面准备不足，5月份朝鲜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被占领。

明朝得知朝鲜轻轻松松就被日本打败，怀疑朝鲜是否早就与日军勾结好了，所以并没有马上派军支援。但是当平壤也被占领，朝鲜国王逃到靠近中朝边境的义州，日军仍然穷追猛打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对策了。第一次投入的是驻扎在辽阳的军队，他们打败了小西行长的部队。

这时一位负责与日本交涉名叫沈惟敬的人，身肩游击将军的官衔登场。此人来历不明，《明史》中记载说当兵部尚书（相当于军事大臣）为对策苦思冥想、欲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位来自浙江嘉兴的“市井无赖”前来应征。在记载了明末各种情况的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写着沈惟敬是浙江平湖人。在他手下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入。他是浙江南部港口的温州人，从日本逃回来之后就卖身给沈惟敬。沈惟敬让他跟自己姓，取名沈嘉旺。

然而据《万历野获编》作者所听到的消息称，这位沈嘉旺原来是漳州人，到日本后成为倭寇，回到中国被捕，是从狱中逃出来的。说到漳州，那里是福建走私贸易的据点，所以非常有可能在那里和倭寇有接触。他改名换姓也是为了隐瞒自己逃犯的身份。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测沈惟敬从倭寇圈获得了关于日本的信息，寻找与日本交涉的漏洞。沈惟敬向日本提出的和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恢复已走上陌路的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恢复贸易。

另一方面，与沈惟敬进行交涉的小西行长是堺市商人的次子，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希望打破明朝独独将日本排除于互市体系之外的僵局。

沈惟敬提出的再开交易的方案，对于和日本海商关系紧密的小西而言，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谈判隔着战场朝鲜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展开。小西的这一举动招来主战派加藤清正的怀疑，双方由此对立。

就在沈惟敬争取时间的这段过程中，明朝新派军队夺回了平壤，两军在汉城北部形成对峙之势。由于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海军控制了海面，所以日军无法保证补给线，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对日本就越不利。于是两军缔结和约，日军撤退。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作“文禄之役”，在朝鲜被称作“壬辰倭乱”。

战争与交易

虽然日本并没有在战争中获胜，但却对沈惟敬派来的使者提出了七条讲和条件。除了要求明朝皇帝之女嫁给日本为皇后，割朝鲜半岛南部以外，还在第二条中提出“两国久已疏远，堪合也断。今改之以令官船、商船得以来往”。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交涉就是以这第二条为主线展开的。

要恢复交易，首先需要明朝与日本正式开始政治谈判。然而就在政治交涉将要开始的时候，朝贡体系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向明朝提交“降表”，以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恭顺之意，使明皇承认丰臣家为日本统治者，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参照第四章）。

71 “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中的日军进攻图

沈惟敬与小西秘密协商之后，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听从明朝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如果沈、小西的活动成功了，那么丰臣家的统治或许会作为贸易基础上的政权长期维持下去。

但实际情况的发展却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1596年日本在大阪城迎来明朝的册封使臣，册封的仪式也顺利地完成。就在仪式结束后不久，与小西对立的加藤清正告诉丰臣秀吉日本提出的讲和条件几乎全部为零。这让当时言行狂妄的丰臣秀吉极为震怒，马上命令再次对朝鲜发动进攻。但是第二次进攻开始后，由于明军的马上出动和朝鲜方面比较完善的防备措施，使日本陷入苦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去世后，两军讲和，日军于年内退出了朝鲜半岛。这次战争，日本称之为“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丁酉倭乱”。

72 丰臣秀吉像（左，和歌山县持明院藏）与朱印状（右，大阪市
四天王寺藏）

日本此次有欠斟酌的战争带给朝鲜很深的伤痕。日军所到之处，遇到走不动的人就立即杀掉，能够干活的就抓做俘虏送到日本。由于被强征参加战争，所以日本内地农村的人手不够，有不少朝鲜人被抓到那里被迫劳动，据说这一人数达到6万。懂得制作陶瓷器等手艺的人，被要求把技术传到日本。

朝鲜的土地荒无人烟，登记在册的耕地面积骤减至战前的五分之一以下。这些令朝鲜人开始对日本抱有反感。明朝也被强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负责谈判的沈惟敬，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于谈判失败被处死刑，而小西行长在这之后的关原合战中站在丰臣一方，于1600年被德川家康下令斩首。

那么对这场战争，历史应该怎样定位呢？战后，在明朝朝廷中出现了应该恢复海禁的讨论。但是，有人认识到正是海禁才造成了嘉靖打倭寇，所以互市体系得以持续。东欧亚的稳定关系到以何种形式将日本拉入体系中，这也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所引出的一个结论。

日本也出现了向互市体系倾斜的趋势。1592年，丰臣秀吉发给京都、长崎、堺市等地的商人朱印状，这是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凭证。他的这一统制海外交易的手法，一直延续到江户幕府时期，直到1635年才结束。从这个制度上可以看出，国家要把过去由海商承担的交易组织起来纳入统制之下的动向。

在平户的松浦史料博物馆内，保存着领主松浦镇信从朝鲜带来的战利品：明军的兜、军鼓和喇叭。松浦利用丰臣秀吉的对外扩张政策，希望把平户发展为交易港口。1592年，原田孙七郎受丰臣之命前往菲律宾的时候，松浦附上一封信，请求马尼拉的商船到平户来。次年，菲律宾特使从马尼拉来到平户停泊，在松浦的带领下访问了名护屋的司令部。在朝鲜的战争中，松浦率3000名左右的士兵参加战争，1593年在平壤与明军的激战中失去了大部分兵马。曾经引来王直作为交易据点而发展起来的平户，如今也要被国家纳入统制之下了。

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传教士与宦官

1600年6月—距离17世纪还有半年，传教士利玛窦在即将实现他多年夙愿的时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

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先在广州附近传教，当取得内地居住权以后，辗转肇庆、韶州，1595年最终落脚南昌。此时的利玛窦虽然已经能熟练地用中文写作，结交达官贵人并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但是在传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建树。

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不同于通过向平民百姓传教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日本，若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在上流社会获得教徒。于是利玛窦将移居的目光转向了帝国首都北京。1598年秋，利玛窦曾一度进京，不过最终却因为没有获得在当地居住的许可而不得不返回南京。在那里利玛窦与大思想家李贽有了一面之缘。

73 利玛窦的地图
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为了再次进京，利玛窦四处奔走，并把预备献给皇上的钟表等物品调度到南京。因此一时之间许多中国人慕名而来只为争睹这难得一见的珍宝。南京官员唯恐贡品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引来妨碍利玛窦进京之咎，最终加快了为其办理进京手续的步伐。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在山东济宁，他与李贽重逢，通过李贽的介绍，结识当时的总理河槽（对来往运河漕船统一管理的官员）。在这位总理河槽的帮助下，利玛窦他们顺利通过了大运河中海拔最高的险滩—山东制高点（参照第四章）。随后就在即将朝着华北平原北上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向利玛窦袭来。

为征收通行税，皇帝派宦官马堂驻扎临清。临清是大运河的要塞，连接卫河（向首都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和会通河（越过山东制高点）。深得皇帝信任的马堂纠集数百名无赖前往临清赴任，开始不分昼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稍有抵抗的人都被没收财产，许多家庭因之破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商人罢市，地方百姓起义火烧马堂办公所，打倒了其手下凶狠歹毒的无赖。过错非常明显在于马堂一方，但是皇帝却下令逮捕主谋并处以极刑。当时临清有位名叫王朝佐的人，为了拯救大家，声称自己是主谋而被处死。临清百姓为其建造祠堂以祭奠亡灵。发生在临清的这次起义，是百姓为伸张正义而爆发的一种民变。不过尽管当时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但是次年6月利玛窦到达临清时，马堂依然稳坐其位。

马堂听说利玛窦这个神父携带着珍贵的贡品，将之拦下。一方面找了一个借口在其私邸招待利玛窦，并要求他们带上贡品，另一方面上奏北京请求用自己的船护送带着贡品的外国人去面见皇上。马堂对利玛窦他们带的东西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若是看到没有写在报告里的东西，就会大发雷霆，宛如是从自己那里偷走的一样，而对于自己看中的东西则另找地方收好。大量的物品就这样被马堂抢走了。

利玛窦致信给身在北京的朋友，试图解决这一事情，不料那人却回信说“不意上奏皇上。只因如今皇上唯听宦官一言。眼下最好的办法乃求助于宦官，舍财保命”。言下之意似神父们唯有祈求神力而别无他法。到了冬天，至北京的大运河都已结冰。西历新年到来，进入了新的世纪。当一切都变得绝望之时，皇帝允许外国人进京的旨意传到临清。当利玛窦他们通过陆路进入北京城，时间已经到了1601年的1月24日。

74 利玛窦的游历路线

宦官与官僚

利玛窦被困临清时，日本发生了关原之战，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欧亚大陆的东边和西边诞生了崭新的体制。而此时明朝似乎也迫不及待地为继承新的政治体制，迅速进入自取灭亡的进程中。

利玛窦准确地掌握了这一事态，据他的记载（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岩波书店，1982） ，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结束后，明朝因投入了过量资金使国库亏空。皇帝朱翊钧（神宗、万历帝）为弥补经济困境，需要新的资金来源。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管理的国家收入，而是为了增加供皇帝个人使用的宫廷费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皇帝派遣宦官到各地开采银矿，眼睛盯上了在贸易要塞征收的商业税。

负责寻找矿山的宦官没有去山里，却走入城里。只要见到有钱的人家，就声称此处有矿脉欲毁屋状。遭此横祸的当地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屋，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交给宦官。而被派出征收关税的宦官就像马堂一样带领无赖从商人、百姓那里抢夺财物。借用利玛窦的话说，“载满货物的船通行缴税区，就好像在路上遇到了杀人犯”。

这样掠夺来的财富大部分进入了宦官的腰包，送到北京的资金被用于维持奢侈的宫廷开支，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重建了被大火烧掉的宫殿，又修建了朱翊钧的墓定陵。宦官为宫廷之用而进行的这种大肆掠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矿税之祸”，一直持续到朱翊钧死去的1620年。内廷的贪暴自然引起了外朝官员的抵抗。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名叫李三才的官员（以下内容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同朋舍《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

75 定陵
明十三陵之一，第十四代皇帝万历帝之墓

北京附近的通州是李三才的老家。通州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物资卸货之地，是漕运的要塞之所。据说李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生意。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当派遣到通州的宦官大肆掠夺商人们的时候，李三才坐不住了。当时李负责管辖盐的集散地—淮安与扬州，处于与宦官直接对立的位置。

当利玛窦一行在临清受尽马堂之苦时，李三才向皇帝连奏三本要求停止矿税。奏折中，李三才将责任追究到派遣宦官的皇帝身上。

李三才不仅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同时也开始对宦官的蛮横残暴进行实质性的阻止。受皇帝之命到山东开采矿山的宦官陈增，每当遇到当地官员抗议其强取豪夺时，便以忤逆皇帝旨意为名抓捕、拷问，并没收受牵连的商人家产。一名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无赖，依仗陈增的势力在李三才管辖的淮安与扬州，对当地富人家胡乱安插罪名以没收财产。李三才告诉陈增，这名无赖储蓄积私财欲图谋不轨，鼓动唯恐祸及自身的陈增向皇帝举报。这样一来成功地使皇上失去了对陈增的信任。失去皇帝信任的宦官，只有送命的结局。所以陈增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李三才这种轰轰烈烈的行为鼓舞了一批看不惯宦官暴行的官员。带头的是江苏无锡（江苏省南部）人顾宪成。顾宪成的父亲据说是无锡商人。从思想上来看，顾宪成反对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阳明学派，主张将政治活动与学问相结合。

万历八年（1580）上任的顾宪成反对政治独裁的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张死后，他又与欲高压统治地方社会的内阁严重对立，最后招致皇帝迁怒，辞官返乡。

在故乡无锡，许多同乡、弟子聚集到一起，需要一个谈论政局的“讲学”场所。宋朝时创办的东林书院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重建起来，万历三十二年民间知识分子聚集到东林书院开始讲学。这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人际网络逐渐成为反对宦官的党派，被称作东林党。

官员与地方社会

每月3日的讲学吸引了远近数百人慕名而来，其他各地也出现了模仿东林书院的场所。其中之一是万历三十五年在常熟开办的虞山书院。积极承担书院建设的官员是当时任常熟知县的耿橘。耿橘自身在思想上不同于顾宪成，属阳明学派。但其参与地方社会利害的政治姿态却与顾宪成相同，于是与东林书院合作，在常熟发展讲学。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官员耿橘的政绩的介绍，描绘出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官员样貌。

常熟位于苏州西北部，属典型的水乡。从山坡上俯瞰水田，那样子与其说水路纵横，倒不如说像是在太湖的水面上罗列着类似岛屿的巨大农田。15世纪中叶以前，这里依靠里甲制对耕地四周的堤坝进行修补与管理。当地地主在争夺水源的功夫上尤其厉害，他们把靠近堤坝便于收割、搬运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同时他们也有责任管理靠近自家耕地的堤坝，这一习俗也驱使他们尽心尽力地承担起当地的水利事业。

随着白银经济的发展，地主的社会地位渐升，他们开始移居城市。没落的自耕农的土地被住在城市的富人收购，因此以当地地主为轴心的水利维持体系崩溃。脱离农村的地主只对收取地租感兴趣，并不了解水路里面农田的情况。留在当地的农民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租，所以也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去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构筑新的体系成为最为迫切的任务。就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三十二年耿橘前去赴任。他仔细观察了像岛屿一样的耕田以后，发现与堤坝相连的四周地势偏高，越往中心地势越低，从而导致水路水量增加时，岛的中心部分也会积满水，并一点一点地渗入耕地中，只要当地的体系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地主指挥进行排水，是可以继续耕作的。不过当脱离农村的地主增多以后，这种办法就无法实施了。于是万历三十年代（17世纪初），耿橘将巨大的像小岛一样的耕地进行分割，通过增减水渠，尝试减少已经浸水的耕地。

在耿橘所实施的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改变了维持水利责任的原则。其原则借用当时的用词是“照田派役、业食佃力”。也就是不再依据里甲制度的原则，而是根据耕地面积均摊维持水利的责任。“业户”也就是地主，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城里，按照自己所持有的耕地面积支付“食”（工钱），由在本地的“佃户”（佃农）用这部分工钱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中叶已经在江南实施。不过那些有着为官经验的所谓乡绅，还有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优免”，能够减轻维持水利的负担。“优免”使这一新原则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地主们为了逃避责任，将自己的耕地名义转到乡绅名下，就无法筹集到进行水利事业所必需的资金。鉴于此，耿橘将废除“优免”贯彻到底，这才使得照田派役这一水利体系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耿橘的这一改革必须取得地方精英层的支持才能实施，他们所考虑的是全县整体的利害关系。对于那些不在农村的地主阶层来说，若水利无法维持，造成连年遭受水灾粮食欠产，他们也会受到经济上的打击。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采取一种对策，一方面为形成县公议推进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改革所必需的信息。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由于他们与水利维持体系的构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强烈反对废除优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精英中出现了裂痕。

耿橘在可以俯瞰常熟的虞山建起书院，也是因为考虑到在书院中多集合一些对改革有共鸣的地方精英，在讲学中形成支持地方官员的公议，也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地方官员的这种政策心怀危机感的精英，为了牵制地方官的活动，扩大了与内阁大学士相关联的中央政府的人际关系圈。

官员与传教士

若用图表的方式表示17世纪上半期的政界情况，对立的轴线有两条。一条是围绕县行政这一财政基础的对立，背负着地方社会公议的地方官与欲强化控制地方的内阁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另一条轴线，即官员与宦官之间围绕矿税之祸的对立。

成为宦官剥削对象的地方社会，它的舆论当然是支持反宦官派的。这种情况把以依靠地方社会走上仕途为目的的官员推到反宦官一派中，从而衍生出东林党。与内阁有关联的官员们对东林党势力的发展感到危险，加强了与宦官的合作，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所谓“阉”就是阉割，是蔑视宦官的用词。

在中国官场上颇为流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政治原理发挥了作用，两条对立轴线将政界一分为二，逐步升级到两种势力的斗争。1620年16岁的皇帝朱由校（熹宗、天启帝）即位，他完全信任与自己的乳娘有着类似夫妇关系的宦官魏忠贤，使事态发生了决定性的恶化。

魏忠贤镇压东林党，破坏书院，将上书地方社会实情的官员全部看做东林党，剥夺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1627年朱由校死去，他的异母同胞弟弟朱由检（毅宗、崇祯帝）继位，失去靠山的魏忠贤直到自杀前一直在镇压东林党。

用图表的方式加以解释虽然容易，但其实官场中，内阁大学士之间也有批判宦官的人，而被看做东林党的官员当中也有秘密与宦官合作的人。不过内阁的权限来自于皇帝个人的信任，与宦官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若将事情进一步简化，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皇帝与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承担政治事务的官员之间的对立成为明末混乱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对皇帝权力本身正当性产生疑问的思想诞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

到达北京的利玛窦在那之后情况如何？这伙传教士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礼部官员把他们当做朝贡使节向皇帝报告，称收到贡品后即让他们领取皇帝的赏赐迅速离京。利玛窦写道，礼部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强调利玛窦他们并没有经过正规的交涉手续，而是通过宦官马堂来到北京，怀有以此问罪宦官介入礼部职务的目的。然而皇帝朱翊钧却对利玛窦呈上的“自鸣钟”（座钟）非常感兴趣，想让这些能调整时钟的传教士们留在北京。于是皇帝继续无视礼部的奏折。

操一口标准的汉语且有敏锐观察力的利玛窦，异常准确地掌握了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可以通过宦官暗中活动，但他担心这样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鸿沟。一天，利玛窦处来了一位名叫曹于汴的高官。他是东林党派中的重要人物，后来在北京办讲学场时与他人联名受到魏忠贤的嫉恨而遭降职。崇祯年间，新皇帝朱由检采取抑制宦官的政策之后，曹于汴重返中央官场，因肃清魏忠贤残党有功而闻名。

利玛窦问其为何造访，曹于汴回答说“我听说神父是优秀之人，专门教授正确生活的教义”（《中国基督教传教史Ⅰ》） 。曹为传教士尽心尽力。当礼部官员批判传教士们通过宦官向皇帝进贡时，曹震怒，大声斥责说：“马堂杀害过往的路人，这一暴行连高官都无法控制，你能让他一个可怜的外国人去反抗吗？”这为传教士留在北京传教打开了道路。

东林党对传教士感兴趣，原因有三（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其一是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共鸣；其二是想从传教士身上学习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实学；其三作为儒家学者，试图建立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传教士与东林党知识分子之间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

毛皮与帝国

黑貂与贸易

明末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介绍北京的冬天。“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冱寒，上普赐内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谢。惟近来（约17世纪初）主上息止此诏（赏赐貂皮）。……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故今上靳之。”据说每年宫廷发给臣下约一万张貂皮，六万张狐狸皮。那么这些毛皮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来的呢？另外，17世纪为何皇帝不再赏赐臣下毛皮了呢？其实这背后隐藏着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起伏。

皇帝所赐的毛皮中最高级的是黑貂皮。黑貂皮在欧亚大陆格外受到珍视，一般为权贵阶层间的馈赠之物。黑貂（学名：martes zibellina）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广阔的针叶林中。传到中原的黑貂毛皮主要是从中国的东北，也就是以前叫做满洲的地方运来。

76 黑貂
鼠科小动物。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森林地区。毛色从淡淡的黏土色到黑褐色不等。其毛皮是所有陆地动物中最高级的，被称作黑貂皮（sable），格外珍贵

中国东北地区南部靠海，东、西、北部被山脉环绕。在大海与山脉的环绕下，其中央部分是广袤的东北平原。源自蒙古高原的黑龙江与其支流松花江从东往西穿越平原，辽河从北流往南方。在这片寒冷的土地上，西部是大兴安岭—宛如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屏障、小兴安岭—成为与西伯利亚高原之间的界限，还有与朝鲜半岛之间隔开的长白山脉，那里因受北方的大海所提供的雨雪，拥有广袤的针叶树、桦木林等广叶树相互交织的深林。黑貂就穿梭在这片深林中。

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一个叫女真（或作女直，为Jurchen的音译）的狩猎民族拥有强大的势力。14世纪，明朝的朱棣令女真归顺朝廷，并以辽阳作为根据地控制了东北。那时按照离中国领土的远近分为三类：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15世纪中叶以后，女真向明朝朝贡的时候带来了黑貂皮作为贡品（以下根据河内良弘，《明代东北亚貂皮贸易》，《东洋史研究》301，1971年） 。据《明实录》记载，成化二年（1466）建州女真前来朝贡时，边境的官员对贡品进行检查。按照礼部规定，只接受貂皮为纯黑、马匹肥大的使节入内，其余的都拒之门外。同时也记载了貂乃黑龙江以北的特产，在建州没有貂（《大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年冬，十月甲寅）的事实。

77 女真的分布图

自成化初年开始进贡貂皮尤其是黑貂皮以后，数量逐渐扩大。皇帝赐给臣下的貂皮就是这样得来的。

在北京流行戴貂皮护耳不久，朝鲜也开始流行黑貂。15世纪70年代，在朝鲜如果哪个妇女没有毛皮装饰，与人碰面时就会觉得羞耻，数十位妇女聚会没有不穿貂皮的人。

朝鲜令半岛北部的农民缴纳毛皮作为税金的一部分。但是农民没有能力深入森林捕貂。跨越国境与女真交易成为获取貂皮的唯一途径。一张黑貂皮要用一头耕牛交换，此外还可以与一些铁制的农具交换。女真所使用的镞以前是把动物的骨头削尖做成的，但是毛皮交易兴起以后变成铁制的了。

毛皮交易下的新兴政权

把黑貂皮带到中国和朝鲜的是女真人。但是进入大森林捕获黑貂的其实主要是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那乃等通古斯狩猎民族。那乃族在河流附近建起小小的村落，靠捕鱼打猎为生。女真商人就是从这些依靠大自然生活的猎人手里收集毛皮的。

1491年，当朝鲜派军队来到黑龙江流域时，一名士兵被俘。后来他逃出回国，谒见朝鲜国王汇报他的遭遇。称他被关押的房屋“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多储缎匹布物，一人所有貂皮可至三百余张，鸡鸣始起，终日舂米，隔江有他种兀狄哈，持皮物贸米而去，其人或留二三日，或二三驮而归矣”（《李朝成宗实录》二十二年七月丁亥） 。

有伤疤的黑貂皮，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那乃族把貂栖息的树洞堵上，仅留两个出口，一边洞口放上长度超过八米的网，向另一边洞口送烟，把貂熏出来。

在河流交通的要塞，设有毛皮收集点。士兵也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当毛皮积攒到一定数量，猎人就会把它们运到那里，换取大米和棉布。可以想象，那些在收集点的商人通过用米糠喂养的马匹，再把这些毛皮运到更远的交易地。那时中国东北还没有生产大米，与猎人间用于交换的大米或棉布应该是在交易中获得的。

78 抓捕黑貂所用的网
参照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制图

16世纪大量白银通过大海涌入中国，诞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阶层，对奢侈品黑貂皮的需求也因此迅速增大。毛皮的用途与其说是为了取暖，倒不如说它自皇帝赏赐流行起来，已经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

这种需求的增加，其背景是突破朝贡贸易的毛皮交易盛行。而控制这一交易的政治集团就是在距中国最近的地区活跃的建州女真。

16世纪后半期，当明朝把互市从朝贡体制中割离出去，并开始倾向于承认对外交易以后，开元、抚顺、清河等位于建州女真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的这些地方迅速成长起交易场，女真商人由此也积累了财富。依靠这些新兴商人的支持，建州女真的领袖努尔哈赤积累起自身的势力。而随着明朝交易的比重从朝贡转向互市，皇帝赏赐名单中的毛皮最后无法保证供给，所以不得不终止了自15世纪后半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惯例。

16世纪后半期，努尔哈赤统一周围的势力，建立满洲国。该国号源自女真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保佑东方。生活在佛教诞生地印度东方遥远的这片土地上的女真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文殊菩萨重叠起来。

79 努尔哈赤即帝位
受拥戴登上皇位的太祖努尔哈赤（出自《满洲实录》）

Manchuria汉字表示为“满洲”，1635年清朝开始禁止使用“诸申”这一带有歧视意味的女真名字，而自称满洲。努尔哈赤的满洲国不断扩大势力，统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部女真人，1616年改国名为“金”，自称“汗”。在中国历史中为了区别与宋朝对立的金王朝，多记载为“后金”。

女真之间用姓氏（hara）表示自身所属的父系集团。在日常生活中却极少有“姓氏”的概念，只称呼名字。努尔哈赤姓“觉罗”，此后冠上意为“金”的爱新以示区别于其他“觉罗”。Aisin Gioro用汉字表示为“爱新觉罗”，本书中在记述清朝皇帝名字时原则上省略姓氏。

简单来说，努尔哈赤的建国大致如下。他的政权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毛皮、高丽人参等贸易，获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农具等铁制品，又从朝鲜等地获得耕牛。最初他通过人口买卖等手段获得一些汉族的农民用来当奴隶，此后与明朝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抓获的俘虏也成为奴隶，依靠农具、耕牛、奴隶的组合在平原地区开展农业生产。

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努尔哈赤对军队进行整编和扩充。1601年编成四个称作固山的军团。之后又增加了四个固山。由于各个固山分别用黄、白、红、蓝色的旗帜以及在这些旗上镶边的旗帜作为标识，所以中文称之为八旗，把其属下的人称为旗人。一个固山大约由7500名成年男性士兵组成，整个八旗约为6万人。行政、社会也按照八旗编制，之后当汉族、蒙古族进入政权以后，还创立了汉人八旗与蒙古八旗。

通往帝国之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明朝的党派之争开始显现出泥潭化倾向，并且影响到努尔哈赤政权。与后金东部接壤的辽东为明朝的直辖地，总兵官李成梁在那里统治了数十年。随着户制的瓦解，军户保障下的卫所几乎丧失了军队的职能。李成梁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养兵，成为半个军阀统治辽东。他养兵的财源来自与满洲族的交易，努尔哈赤在李的庇护下一步步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李成梁在中央政府的靠山是内阁。历代内阁大学士首辅都与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内阁与东林党之间的党派斗争使李失去了这一靠山。因此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成梁遭弹劾，被指接受努尔哈赤的贿赂将新开发的土地交给了满洲人，而被罢官。这一情况使努尔哈赤政权失去了与中国交易的中介人，以致无法再继续顺利地开展贸易，经济基础受到动摇。为打开局面，努尔哈赤决心与封闭的明朝对抗。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与明朝断交，首先攻打抚顺，并于次年四十七年击败了明朝大军和朝鲜援军。此次战役取当时交战所在山头的名字，被称为萨尔浒大战。1621年，努尔哈赤继续进攻，获得了辽河东岸的大片耕地，于是把手下的旗人安置在那里。在战争过程中，大量汉人成为俘虏，由此诞生了让这些汉人俘虏充作奴隶在旗人名下的庄园干活的体制。这种庄园被称之为旗地。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平原后，迁都明朝在辽东统治的中心辽阳。不过辽阳的街道作为新兴后金的首都，使用起来有些不便，于是努尔哈赤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皇太极改名为盛京。此后，盛京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汉族人成为其统治的对象，努尔哈赤政权完成了从部族政权到帝国蜕变的基础。

努尔哈赤虽然实现了从辽东继续往西的势力扩张，但是却被明朝安置在渤海附近宁远城堡的一尊葡萄牙式大炮（明朝在传教士指导下制造）挡住了去路。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有一种说法称努尔哈赤是因为被炮弹的残片打中，伤口恶化不治而亡。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继位。

满洲族没有长子继位的传统，大家推选有能力的人做继承人。皇太极力压一众竞争者确立了权力。此后他首先进攻朝鲜，与朝鲜国王称兄道弟，以后金国大汗为兄，朝鲜国王为弟。他允许朝鲜贸易，以此保证后金因与中国作战而无法获得的物资补给。

1634年，皇太极打败了内蒙古的蒙古族林丹汗。次年林丹汗的长子投降后金时，带来了号称元朝玉玺的图章。这枚玉玺代代相传，据说可追溯到汉代。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顺帝逃离北京时曾随身携带，不过在他死后这枚玉玺就不知去向了。二百年后一位放羊的牧民捡到它后，辗转来到了林丹汗的手中，图章上面写着“制诰之宝”。

皇太极认为获得这枚印章为天命，1636年成为君临满洲族、蒙古族、汉族三民族的皇帝、大汗，定国号为“大清”。关于为什么称为“清”，存在各种说法，迄今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笔者在此希望确认的是，这个帝国与元朝、明朝一样通过自封定下了国号。

新帝国的统治者既是满洲族的首领，同时对蒙古族而言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系统，对汉族而言还是继承了元朝正统的皇帝，成为一个统治各方势力、具有多面性质的存在。这种多面性成为此后将东欧亚几乎所有土地纳入版图，发展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基础。皇太极将那些投降过来的汉族官员编入政权，模仿明朝，完善六部制度，各个职位均起用满洲族、蒙古族与汉族人。

皇太极向朝鲜要求推举他为皇帝，遭到朝鲜国王的拒绝。皇太极随即发动军队，以武力迫使其服从。因此朝鲜断绝了向明朝的朝贡，开始向清国每年派遣朝贡使节。新的朝贡体制就这样诞生了。不过相对于明朝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抑制交易的基本原则，清国因为曾经有过以毛皮交易迅速发展的经历，所以对朝贡体制的运用方面表现出积极认可的态度。

明朝的垮台

皇太极虽然向明朝发起了决战的挑战，却无论如何都没能突破万里长城东端的关口山海关，没有走到与明朝决一胜负的地步。虽然他曾经绕远路从热河越过长城侵入华北，但若无法确保主干线路，就不可能令明朝屈服。由于清政权是以与明的交易为基础的政权，并不希望持续进行战争。尽管和平谈判也在进行，但最终没有什么结果。在这种胶着状态中，1643年皇太极病死在盛京。

继承皇位的是他的第六子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清朝初期皇位的继承由有权势的人协商而定。明朝按照儒教原则由嫡系长子自动继承皇位，而清朝则不然。年幼的福临得以继位，其背后是他母亲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的孝庄文皇后（其子继位后成为皇太后）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联手合作的结果。多尔衮摄政掌握实权。

山海关内外的胶着状态在皇太极死后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

16世纪末，明朝由于介入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财政上的不再富裕。满洲开始向辽东发起进攻以后，明朝无法筹措出所必需的军事费用，开始推行新的税收政策。万历四十八年（1620），开始征收辽饷作为辽东方面的军事费用；崇祯三年（1630）又加上一条新饷。为了削减经费，政府对方便运输用的官营驿站进行整顿，并撤销了部分驿站，于是曾在那里工作的人失去了饭碗。层层的压榨使得人民苦不堪言，1627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陕西北部。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以此为导火索爆发。

80 山海关
万里长城的起点。南临渤海，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要塞，被称作“天下第一关”

满洲军每越过长城进攻一次，北京都会陷入戒严状态。明朝在陕西、山西等地征兵，同时将地方军队称作勤王军，派他们过来保卫北京。但是这些军队由于缺乏粮食在赴京途中发动叛变，最后发展至与农民起义军会合的局势。明朝已经失去了镇压叛乱的能力。叛乱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人崭露头角成为起义军的领导。

自1640年左右开始，李自成开始把目标从单纯的叛乱转向确立政权。他高举“平分土地”“三年免税”“公平交易”等政治纲领，宣传一些政治歌谣，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他的势力从陕西发展到河南、湖北，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大顺。他还制定了官僚机构，目标直指北京。

明朝的主力部队为了防卫清军集中在了山海关，所以北京的防卫势力薄弱。三月十九日早上天蒙蒙亮，皇帝朱由检（思宗，后称毅宗、崇祯帝）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自杀。李自成政权虽然进入了首都，但是打倒明朝后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发生内讧，也没能创造出巩固的基础。

驻守山海关的将军吴三桂虽然也赶往北京，但李自成部队的行军速度太快，在搬救兵的途中北京陷落。于是吴三桂向皇太极死后摄政掌握实权的多尔衮请求援军为明朝皇帝报仇，投靠清军。据说吴三桂的这一举动是由于李自成抢走了自己的爱妾心存私怨所致。

81 李自成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82 吴三桂
《中国历史人物大图典》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开战。不久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参战支援吴三桂一方，由此定下胜负。李自成军队败走，清军紧追不舍，在吴三桂的带领下通过山海关赶往北京。一旦失败，军威就再也难以重振，李自成最终放弃了北京。五月二日清军入京。仅一个半月的时间，王朝就从明变成了清。

当中国正在经历王朝更替的震荡时，一艘日本船出现在日本海上。这艘船上有58个人，4月1日他们从今天的福井县三国港出发，前往北海道的松前行商。他们沿着日本海岸从能登半岛到达佐渡，接着朝北往北海道驶去。正在这个当口，一场东南东暴风袭击了他们。漂流的船只横穿日本海，半个月后漂到了靠近图们江河口的海岸上。

不久居住在当地的百姓乘着小船聚拢过来。他们用饭菜招待这些漂来的人，过后取出三把高丽人参，用手势比划着说想与他们交换做饭用的锅。这些漂流的人问“像这种人参有很多吗”，当地人回答说“在那座山里”。于是漂流过来的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他们商量说“不管到了哪里做生意都是最重要的，我们骗他们带我们到有人参的地方采一些回来吧”。但是当他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进入山里之后，就在茅草林中被包围射杀，多人丧命。留在船上的东西也被烧掉，活下来的只有国田兵右卫门等15人。他们被护送到盛京，接着又被转送到了刚刚成为清朝首都的北京。很有可能他们是第一批看到新帝国模样的日本人。

发型上的纠纷

漂流者们被留在北京一年后，途经朝鲜被送到了对马，这时距离他们漂流过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到江户接受幕府相关负责人的审问，他们的陈述作为记录保存了下来。

国田他们在往北京去的途中遇到了离开满洲故土到北京去的民族大移动。他们说“在前往北京的三十五六天的路上，不断有貌似从鞑靼（即清朝）搬走的男男女女在赶路”。清朝强令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居民搬走，之后让旗人们居住。因此，满洲当地的人口骤减，大片耕地荒芜。

关于满洲人的身形、服饰、装束等，他们说“比日本人形体上要大，不论级别上下都把头发剃了，只留下头顶一寸见方的毛发，留长辫成三股，嘴上的胡须不动，嘴下的胡须剃掉。不论皇族高官、平民百姓全部一样”。这就是沿袭了满洲族风俗的辫发。皇太极时候，众多汉族人被编入其统治之下时被强制辫发。吴三桂投靠清朝时，也曾剃发表忠心。

清军入城（北京）后，对汉族人民下令“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引起了汉族人的反感。多尔衮认识到，在政权未稳之时不宜强行规定风俗，于当年6月末和缓剃发令。清军的进攻非常早，按照清朝年号来讲，顺治二年（1645）不仅打败了李自成军队，还于6月消灭了明朝皇族朱由崧（福王）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顽强抗清的江南的平定基本可预见的时候，颁布了剃发令。

京城（北京）内外限旬日，直隶（帝国直辖地）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

在北京等地，随着该布告的发布，朝廷又向理发人等下令用扁担挑着剃发工具在大街小巷巡回，抓一个剃一个。据说为了躲开剃发而暂时躲进佛门剃成光头的人不在少数。

在江南，由于剃发令而引起的巨大骚乱使很多人丧命。16世纪，嘉定县作为一个地方社会已经成形，乡绅等地方领袖成为核心为保卫乡里固守县城。为把农村的自卫团也吸纳进来，他们四处散播流言，称“清兵强制百姓剃发，剃完发后，挥起白刃强迫他们自己杀掉自己的妻子。然后充兵上前线，做人肉盾挡子弹。绝无生还的希望”，要求大家宁抵抗不归顺。

而一些早早归顺清军的无赖之徒大肆虐杀留发的人，抢夺他们的财产。那些没有办法剃去头发的人也有运气不好被自卫团抓住当做叛逆者而杀害的。在这种混乱中，7月清军控制了嘉定。

身在北京的国田他们窥视到了这一动荡的中国。

南京也被鞑靼占领了。征讨的人回到了北京。不过听说有一位首领留在了南京。之后我们的确看见南京来了很多人前来行礼（为了表示归附之意）。那些南京人也都剃去了头发，弄成鞑靼人的模样。

围绕发型问题，“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就是说由于不愿剃发而遭杀害的这场江南之乱在清军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前逐渐停息。

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

多尔衮采取强制性政治手段把过去八旗分立倾向严重的满洲体制改革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许多政敌。顺治七年（1650），当清朝基本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后，多尔衮突然去世。在政敌的密谋下多尔衮死后被当成了反叛者，同时13岁的皇帝福临（爱新觉罗·福临，世祖，顺治帝）亲自执政。

年少的皇帝在其幼年时代就进入了北京，在这块自朱棣迁都已经成为中国中心二百年之久的土地上安身扎根。可以想象进入紫禁城的福临被已经渗入这片土地中的汉文化所倾倒。开始亲政的皇帝接受汉文化，沿袭了明朝的体制。他的这种统治并没有持续很久，顺治十八年福临染上天花去世，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即位，他就是圣祖、康熙帝。

尽管皇太极之后的两代都是由年幼的皇帝即位，但清朝皇帝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这是因为其背后站着皇太极的妃子即福临的母亲、玄烨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她控制着宫廷，通过与多尔衮等握有政治大权的人密切合作辅佐幼帝。

女性拥有极高的威信在汉族中并不多见，但却是蒙古族、满洲族等北方民族所拥有的特点。清朝后期，西太后掌握实权。或许也可以说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始于皇太后也终于皇太后。康熙八年（1669），玄烨排除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开始亲政。

一个个难题堆积如山，摆在年仅十来岁的皇帝面前。对“华南三藩”这个汉族势力的处置成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所谓三藩指的是驻扎在福建的耿继茂与其继承人耿精忠、广东的尚可喜（平南王）和统治云南的吴三桂（平西王）。

在清军镇压华中、华南的过程中，由明降清的明朝武将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转战的过程中也扩大了自己的军团成为军阀，因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也轻易不能插手。尚可喜与耿继茂的父亲乃是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由明降清的武将。

三藩之中平西王吴三桂表现出独立政权的模样。云南是内陆的要塞。吴三桂控制了云南与西藏的交界北胜州，在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开展互市。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马每年都达到成千上万匹。还把在四川才能采集到的高级药材运到东北，从辽东带回高丽人参到云南等诸如此类进行交易。他开采矿山铸造铜钱，在经济上也显示出独立的倾向。

欲实现中央集权制度的玄烨（康熙帝）提出废除三藩之后，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发动叛乱反清。当吴三桂控制了云南、贵州进一步扩大势力之时，福建的耿精忠也于次年即康熙十三年高举反清大旗开始活动，康熙十五年被吴三桂与耿精忠包围了的广东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也归附吴三桂。占据台湾的郑经（下文将叙述的郑成功之子）也与耿一起进攻沿海各地。

三藩之乱一度曾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反清势力之间的步调不一致，吴三桂日渐孤立。当吴三桂在湖南病逝之后，其势力难以继续维持，康熙二十年吴的继承人在云南被清军消灭，三藩之乱平息。清朝统治中国的基础就是克服了这样种种困难之后逐渐巩固起来的。

与俄国之间的条约

清朝是一个貂皮创造出来的东方帝国。在欧亚西部还有一个帝国—俄国是依靠貂皮发展起来的帝国（以下主要依据西村三，《毛皮与人类的历史》，纪伊国屋书店，2003年） 。

从蒙古帝国独立出来的莫斯科大公国在16世纪中叶控制了伏尔加河与里海的水运，成为依靠交易迅速成长的政权。他们把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大森林地区获得的毛皮、木制品等运到伊朗、土耳其，然后进口一些丝织品、棉制品等作为抵消，并在这一过程中打下了经济基础。1552年，他们征服了蒙古的西伯利亚汗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往东方扩张。根据西伯利亚汗国之名，这片广袤的土地被称作西伯利亚。

在沙皇俄国负责开发西伯利亚的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这位商人从沙皇那里获得了在西伯利亚开采的特权，并被赋予裁判权，还拥有私家军队。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招募居住在伏尔加等地的哥萨克组成私家军队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

哥萨克是在河川流域以狩猎、畜牧打劫船只为生的社群，其中有一位首领名叫叶尔马克，他率领的军队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1583年向沙皇进贡了2400张貂皮等物品。之后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急速发展，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达到了西伯利亚的东部。

泰加森林一带是貂等野生动物的宝库。大量的毛皮猎人涌入西伯利亚。征税使也在居民的村边巡回收取毛皮充作税金。向土著征收的毛皮税，原本是俄国人向蒙古帝国缴纳的贡纳，在俄国境内却向土著征收。

貂皮在欧洲的贵族之间也极受欢迎。西欧上层阶级穿着的一件披风就需要用数百只貂。可以说貂皮在欧洲也成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沙俄帝国向欧洲出口毛皮，吸取西欧文化为筹备帝国的面子获得必要的资金。

17世纪中叶，俄国人终于决定向黑龙江流域扩张，为的是获得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广阔的耕地，确保开发西伯利亚所必需的粮食。对清朝来说，这片土地是获取貂皮等毛皮所不可欠缺的地方。因为不仅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狩猎野生动物，还能经过黑龙江流域从西伯利亚输入毛皮。

沙俄的远征军与清朝的驻扎部队之间从小的竞争发展成战争。1658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在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交汇处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由于欧洲的毛皮多由北美供应，所以俄国毛皮的销售开始下降。沙俄帝国开始寻求新的毛皮出口地。这时与西伯利亚接壤的中国开始进入沙俄视线，成为与其进行交易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对象。

从先前介绍的国田等日本漂流民的口述中可以发现，清朝百姓穿着的服装采用大量毛皮制成。本为狩猎民族的满洲族开始统治中国以后，中国对毛皮的需求空前高涨。莫斯科政府为了与中国发展贸易，1670年以后开始向北京派出使节进行交涉。与此同时民间的队商也来到北京，1672年大约有13 000张、1673年有16 000张貂皮从西伯利亚运入北京。

莫斯科政府的意向与驻西伯利亚机构的判断之间时有不合。因三藩之乱，清朝的势力集中于华南一带，此时沙俄远征部队经常往黑龙江下游扩张，建筑要塞。面对沙俄的这些行为，清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采取军事行动要求俄国人撤出，从而引发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莫斯科政府调整方向以避免双方在黑龙江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收拾局面，最终于康熙二十八年与清朝缔结条约。因该条约签订于黑龙江流域的俄国要塞尼布楚，所以又被称作《尼布楚条约》。按照这项条约，沙俄帝国认可清朝对额尔古纳河交汇处以下的黑龙江流域及其全部支流流域拥有所属权，清朝正式批准双方两国的贸易。条约第五条称“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就这样中国首次通过条约确定了国境。对于该条约的缔结原因，应该追究于无论是沙俄还是清朝的中国都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

海域世界的末日

大海的变化

古老的海港城市泉州附近有一个南安县，那里有一个海滨村庄叫做石井。登上村庄后面的小山丘可以瞭望整个村落。这个村庄里面几乎没有耕地，村南部是连接着台湾的大海，东面能够看到白色沙滩的砂州。砂州的北侧停泊着几艘远洋船，定睛看去这些船就像是被风吹到一起被保护起来一样。看山路两旁墓碑上的墓志铭，可以发现郑姓居多。这一光景几乎和四百年前没发生多大变化。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个村庄诞生了名叫郑芝龙（又名郑一官）的男孩。他18岁的时候乘坐远洋船开始出海。在耕地较少的泉州附近，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郑芝龙进入时的东欧亚海域，已经不是16世纪王直活跃的那个海域世界了。大海正一天天发生着变化。先是为倭寇提供了活动据点的日本被丰臣秀吉统一，17世纪德川家康继承了这一政权。以日本为中心的海域世界，正逐渐受控于丰臣、德川的统一政权之下。

16世纪丰臣政权欲对过去一直由九州领主负责的海洋贸易进行统制。丰臣政权直接统治日本国内的银矿，掌握着日本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白银，把白银投资到海外贸易中，成为经由东南亚等地区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最大赞助方。丰臣政权还掌握着全国的领海权。这一变化明显表现在对漂流海边的遇难船只的处理方法上。

中世时期，漂流物归属漂流地沿岸居民是日本比较普遍的做法。16世纪，当地的领主意图将这些漂流物占为己有，遇难船只的船员还经常被当做奴隶使用。但是1596年有一艘西班牙船只漂到高知时，丰臣秀吉却派手下的奉行前去没收船上装载的货物，给那些漂流民发食物，让他们修缮船只回国去（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这表示中世时期的惯例已经结束，大海开始变成在统一政权下管理的公共空间。

对活跃在从日本沿海到中国、朝鲜半岛广阔海域上的海盗，丰臣政权实施封堵措施，同时于1592年向日本赴海外的船舶发放一种许可证—朱印状，坚持仅允许一些特定商人进行海外交易的方针。德川政权沿袭了这一政策，自1604至1635年间，就目前所能断定的数据来看一共发放了356份朱印状。明朝不允许日本船只入港，因此朱印状多流向了马尼拉、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半岛的港口城市。

持有朱印状的所谓朱印船，在目的地港口城市不仅仅采购沉香等亚热带亚洲地区的特产，还与中国商人之间进行交易，购买生丝等一些中国特产。虽然日本船不能直接驶往中国，但是在东南亚等地的港口城市却进行着接头交易。也可以说德川通过朱印状的方法，管理着日本与中国之间所进行的间接贸易。

不仅是日本，活跃在海域世界的欧洲人也开始从只要在贸易中赚钱就行的状态中蜕变，逐渐将大海引入依靠殖民地经营的体系当中。

1603年10月，在西班牙统治的马尼拉发生了一起屠杀中国人的事件，据说死难者达两万人。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宦官以增加宫廷资产为名开采矿山。一封虚假的奏折称在马尼拉海边开采矿山可获得黄金白银，所以明朝派了使者前去探听虚实。西班牙人把这位使者的到来看做明朝为了攻占马尼拉前来收集情报，从而加强了对中国人的取缔。这引发了中国人的暴动，最后发展成大屠杀。该事件的背后隐约可见西班牙官方欲对从海上蜂拥而至的中国海商进行管理的意图。

以冒险家著称的葡萄牙商人，他们也曾活跃在海域世界，但是进入17世纪以后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取而代之出现在东欧亚海面上的是依靠国策特许的东印度公司前来拓展势力的荷兰人。葡萄牙人依靠的是个别海商的智慧，而新兴的荷兰人则是有组织地开展贸易。荷兰人无法在中国本土获得交易的根据地，1623年在台湾南部安平设置商馆后开始着手开发岛屿。

倭寇后人

16世纪的倭寇首领王直出身徽州，他的商业活动受到了新安商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但是进入17世纪，面对海域世界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的海商却不是新安商人，而是泉州附近的安平商人。郑芝龙离开自己的村子后逐渐在这个商人群体中崭露头角。

泉州周边四处是山或者大海，耕地极少，因此十家中有七户都跑到外地去经商。安平商人的商业圈包括南京、临清（大运河的要塞）、苏州和杭州（江南大都市）。还有不少人定居日本长崎、平户，从事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

郑芝龙先是投靠了在广东与日本往来的舅舅。舅舅搭乘到日本的货船时，为了管理这些货物把郑芝龙也叫到了船上。那艘船属于在日本平户拥有据点的李旦所有。1621年到达日本的郑芝龙获得了中国商人领袖李旦的信任，与他结成干父子关系。

李旦也是泉州出身，郑芝龙刚刚进入大海的那时候他在海域世界拥有足以令人引以为傲的势力。李旦拥有朱印状，一边向越南的北圻、吕宋等地派遣船只开展贸易，同时也向台湾派去朱印船，为台湾成为中日交易的中转站做好了准备。他还攻击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台湾之间的航船，以独霸经由台湾的这条线路。顺便提一句，当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入港时，曾与李旦的船只相遇。李旦虽然从荷兰人那里收取资金为他们采购中国特产，但几乎都没有实行。

郑芝龙在他仪表堂堂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蠢蠢欲动的野心，且极具智慧。1624年，他与平户的日本人田川翌皇之女生下孩子，取名福松，中文名叫郑森，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之后不久或许是受李旦之命，郑芝龙去了台湾，在那里的荷兰商馆担任翻译。

1625年李旦在平户去世后，郑芝龙几乎获得了他所有的财产。同一时期，一位叫颜思齐的海商也在台湾过世，郑芝龙继承了他的船队。在短短的时间里郑芝龙如何在海域世界中建起最大势力，尚有许多谜团。还有人认为颜思齐会不会是李旦的别名，他俩其实是同一人。郑芝龙发迹的过程为历史小说提供了绝好的题材。

继承了李旦与颜思齐在海上的势力，郑芝龙于1626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展武装活动，将竞争对手一个个吸收进来。其拥有的舰船从当初的百十艘也有了数量上的增加。次年的1627年，明朝都督为了对海上势力进行取缔，向台湾的荷兰长官要求支援，在那个当口，郑芝龙率数百艘舰船包围了荷兰船只将其击退。据说这个时候郑芝龙手下已经有700艘船只。1628年郑芝龙占领厦门，明朝任命郑芝龙为沿海防卫。此后他驱逐海盗，不断建立功勋，官职也随之越升越高。这一过程也是他与明朝合作驱逐海上其他势力完全控制东海制海权的过程。

83 长崎出岛的荷兰公馆

在东海航行的船只若不竖起郑芝龙的大旗就无法安全航海。为了竖起郑芝龙的旗帜，海商们的每艘船都需要向其缴纳2000两白银。这一制度在郑成功时候也得以沿袭。郑成功写给自己在日本的同母胞弟七左卫门的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个海上通行税（被称作“牌饷”）的详细信息。据称大型船只纳2100两，小型船只纳500两即可获得照牌，有效期为一年。挂着照牌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行使，没有照牌或者过期了的就会被拿捕，货物、船只被没收，船主与船员被抓起来。

通过这种制度，郑家的海上势力有了经济上的保障，有能力加强用作海上警卫的船队。通过武力保障海上航行船只的安全，而作为补偿从商人那里征收通行税。这一制度由郑芝龙创造，在郑成功时期发扬光大，其本身早已越过了海商的个人性质范畴，而发挥着公共权力。他们成为不同于倭寇的另类政治势力，与中国、日本、荷兰等并列。

1631年郑芝龙向荷兰的台湾长官联系说已经从明朝获得向台湾航海的正式许可证。这也是郑芝龙宣告天下以后运输中国物产到台湾的船只由自己垄断。如此一来荷兰船只在中国入港开始变得困难起来，荷兰人也必须依附于往返台湾的中国船只。

交易基本情况的变化

16世纪在东海开展海上交易的基本情况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从中国进口生丝等物品。明朝严禁与日本直接贸易，使得倭寇有了活动的空间，并且在东南亚海港城市出现了接头贸易这种迂回的贸易方式。葡萄牙人也加入到这一贸易中。

中国产的优质生丝大量进入日本后，日本国内的养蚕业受到严重打击而衰败。京都的西阵织等高级丝织品的原料几乎完全依靠进口生丝。不过这种交易情况从17世纪中叶开始有了变化。虽然也有技术制约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日本白银产量的逐渐减少，再也不允许将白银像16世纪那样随便出口。

随着江户幕府对通货体制的整治，要保证国内经济正常运营需要确保白银数量。幕府为了保证铸造白银货币的原料充足，早在1609年就下令禁止出口纯银锭。但纯银锭却通过走私被运到国外。如何应对这一情况？该难题自德川家康时期起就成为一个悬案，直到德川家光统治的1630年代才具备了真正能够限制纯银锭贸易的条件。实际上，幕府采取的政策是与他们为确立日本统一的理念而推动的镇压基督教徒一起进行的。

对幕府而言，该课题意味着处理与基督教徒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葡萄牙商船。

自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为了获得在中国、日本传教所必需的资金，在中国采购生丝经澳门投资到运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上。在利玛窦的著作中记载着，1603年在澳门港准备出发驶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遭到三艘荷兰船只抢劫，耶稣会为此遭受了巨额损失。

对葡萄牙商人而言，耶稣会是不可缺少的投资方，即便会因此成为在日本进行贸易的障碍，也不能与之断绝关系。幕府的难题就是把与基督教传教士关系密切的葡萄牙商人从贸易中赶出去。但是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如何才能获得日本所必需的生丝，这一难题困扰着幕府。

代替葡萄牙人浮出水面的是荷兰人。当时荷兰人失去了与幕府进行谈判的权力，只能依靠将军的温情被允许交易。在幕府看来，荷兰人容易控制。

1635年所有来往于平户、坊津、博多等地的中国商船都被集中到幕府的直辖地长崎，只允许在那里进行互市交易。同年幕府又禁止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在国外居住的日本人回国。中国产的生丝、丝织品也开始由中国商人代替了被强制退出海外贸易的日本人来进行。

大部分中国船不是直接到日本，而是停靠在台湾卖给荷兰商馆。于是荷兰人从日本商人那里付利息借银子，买中国产品运到日本。这一成果使幕府判断不用再依靠葡萄牙商船进口中国生丝的材料，于是1639年决定把葡萄牙人逐出日本境内。1641年，荷兰人也从平户被转移到长崎，在出岛这一被指定的空间里接受管理。

交易路线通过幕府统制的体制形成以后，郑芝龙开始把中国的生丝直接运到长崎。由于已经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存在，所以郑芝龙几乎垄断了所有生丝与白银贸易。说穿了，其实也可以认为郑芝龙借荷兰商馆之手把其竞争对手葡萄牙人从日本赶了出去。郑芝龙收取的生丝钱中包括幕府发行的纯度为80%的庆长银。该银的纯度由幕府统制，受铸造所（银座）刻印保证。

以台湾为根据地的荷兰人的势力，如果不依靠挂着郑芝龙旗帜的中国商船，就无法获得生丝、丝织品。郑芝龙只要下令手下的商船不走台湾直接到日本交易，荷兰人的交易量就会大幅下降。果不其然，1641年以后，郑芝龙让自己的船只直接到长崎交易获取了巨大利润，在台湾无法获得中国生丝的荷兰人不得不把越南作为自己新的供应地。

从迁界令到展界令

明朝灭亡与清军入关，对郑芝龙来讲是莫大的十字路口。南京的福王政权被清军灭亡后，虽然郑芝龙在福州拥立皇族朱聿键，又在1646年福州陷落后归顺了清朝，但郑芝龙的局限是，他虽然长于通过操纵现有的政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却没有创建自己政权的意志。这一点他的儿子郑成功与之完全不同，或许是有多年钻研为官之道的经验，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道路。郑成功顽强抗清，目的在于创建自己的政权。

郑成功接受唐王赐姓随明朝皇家姓氏“朱”，以厦门、金门岛为根据地，在福建至广东的沿海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他自称国姓爷，取得了政治向心力。以郑成功为模型创作的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为表示此为虚构，特定名“国姓爷合战”。

在其最鼎盛的时期，郑成功在厦门有仁、义、礼、智、信，在杭州有金、木、水、火、土五家批发店，向势力范围内的百姓收税，向海上航行的船只征收通行税，还向他们贷款收取利息。他在长崎掌握着生丝贸易的主导权。当郑成功的旗帜愈发鲜明以后，对通过其父向他实施怀柔政策的清朝而言，郑芝龙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于是，顺治十八年（1661）郑芝龙被冠以通郑成功的罪名处死。

清朝为削弱郑成功的势力，于顺治十三年发布禁海令，禁止沿海地区的商船出海向郑成功那边销售粮食和货物。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康熙帝玄烨即位的那年，又强制实行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让从广东到山东沿海三十里（约十五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

这一把沿海地区弄成无人区的迁界令，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感觉来看简直就是胡闹。但是若在福建沿海地区的村落调查一下，会知道这是的的确确曾经发生的事情。郑成功的势力被隔离于本土之外，孤立在海上，于是他从厦门撤退，把根据地转移到台湾。

84 鼓浪屿的郑成功像

郑成功率25 000名士兵转移到台湾，于康熙元年（1662）攻下了荷兰人建造的赤嵌城，包围了台湾城，把荷兰人从台湾赶了出去。郑成功统治台湾后，完善官僚机构，为加快开发，从福建、广东等地召集移民。因迁界令失去落脚地的人们，大部分都响应了此次召集来到台湾。

由于迁界令的颁布，郑成功无法直接从中国置办生丝，预备经由马尼拉采购。而继续对中国人进行迫害的西班牙成为这一方案的障碍。于是1662年，郑成功派意大利传教士为特使，向西班牙的吕宋总督提交国书。国书中首先陈述了由于荷兰人欺虐中国人掠夺商船所以才将其驱逐出去的缘由，然后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正常交易，并威胁若其不从则会面临与荷兰人相同的命运。西班牙人接到这封国书后认为这是郑的最后通牒，决定肃清中国人。郑成功接到在菲律宾的中国人被屠杀的消息后，准备向菲律宾派兵。但是就在这当口，他却因病倒了下来。

其子郑经继承郑成功之位，贯彻了反清方针，三藩之乱时与之相呼应，在沿海各地四处阻击。虽然他与菲律宾修复关系，欲向马尼拉派船从当地的中国商人那里购买生丝转手卖到长崎以保证财政，但在迁界令封锁海面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挽回颓势。1681年郑经去世后，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内讧，清朝的水师提督施琅瞅准时机发动攻击，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垮台。

站在攻打郑氏政权最前线的施琅，也是泉州出身，属安平商人。平定台湾后，施琅一家以鹿港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积极开发台湾。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琅送自己属下的船只到长崎要求贸易。

清朝基本平定台湾以后，于康熙二十年宣布解除迁界令，不过却继续维持了不准商船出海的禁令。郑氏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颁布展界令，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海域世界中原来的那些势力已经消失，东欧亚的海面开始成为陆地政权共同管理的空间。

互市体系的确立

从14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在东欧亚的海域世界里始终有一部分势力不接受陆地政权的统制。在中国建立起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持朝贡体制实行海禁政策，对民间的贸易活动进行镇压，因此诞生了一批进行走私贸易的势力。嘉靖大倭寇之后的1567年，解除海禁，在不进行政治交涉的前提下创造了互市这一交易体系。

但是，日本不在互市范围之列。16世纪的海上交易，基本是中国的生丝与日本白银的交换。所以在海域世界，从事朱印船贸易的中国商人、日本商人或者澳门的葡萄牙人、台湾的荷兰人在贸易中相互竞争。竞争以海盗行为出现。商船为了寻求航行安全，支持17世纪振兴的郑氏势力，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海域世界。

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江户幕府为了统制贸易夺去了那些从事贸易的人的政治交涉权，限定与中国进行贸易为四条路线，确立了幕府统一管理的体制。这四条路线是长崎线、朝鲜—对马藩线、琉球—萨摩藩线、阿伊努—松前藩线。关于长崎线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朝鲜—对马藩线，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过程强化了统制。朝鲜的李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互相把对方的国家看做低自己一等。处在李朝与德川政权之间的对马藩宗氏由于其财政基础要依靠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篡改双方的国书，让两国不至于断交。1631年，这件事情被幕府知道，以此为契机幕府确立了由宗氏负责与朝鲜交涉、幕府进行管理的体制。

1609年琉球受九州岛津氏侵略，被编入其势力之下。1633年琉球王尚丰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次年作为岛津家的领地也得到幕府的认可。这时候，情况已经比较明朗，琉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向中国进贡，同时又是萨摩藩的领地，即所谓的琉球双属。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半期，让琉球苦不堪言。阿伊努—松前藩线的情况与之类似，最终也得到承认。

中国方面，清朝消灭明朝，统治中国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确立了互市。清朝是依靠毛皮交易成长起来的政权，所以与明朝相比带有接受交易的特质在内。17世纪中叶，清朝实施海禁与迁界令，消灭了控制海域世界的郑氏政权。其后，清朝颁布展界令，允许中国商人直接赴日。就这样日本才得以不建立朝贡关系与中国建立起互市。

85 江户时代对华交易的四条线路
①长崎线、②朝鲜—对马藩线、③琉球—萨摩藩线、④阿伊努—松前藩线

清朝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置海关管理与海外的贸易活动。关于设置的时期与地点，一直以来都根据20世纪编纂的《清史稿》等记载，认为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同时在江苏的云台山（镇江府丹徒县）、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广东的澳门开设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却表明，康熙二十三年福建的海关设在厦门、广东的海关设在广州、江苏的海关康熙二十四年先设在了华亭县，后于康熙二十六年转移到上海，浙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设在宁波。在海关，商船入港后需交纳入港税船钞和商品税。

迁界令颁布后至展界令颁布之间的三年里，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每年有二三十艘。这些船中，除了郑氏的船只以外还包括以东南亚为据点的中国船和三藩之一平南王尚氏政权派遣的船只。展界令颁布后的第二年，85艘船蜂拥而至。从中国直达日本的商船数量增多，康熙二十七年（1688）增至194艘。幕府苦于白银外流，从第二年开始把来长崎的中国船限定为70艘。

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在日本长崎受幕府统制，在中国受海关管理。但是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日本没有向中国提出限制来往日本船只数量的途径。日本规定了来航船只的数量以后，出现了一些无法进行交易只得带着货物返程的中国商船。这些中国船，经常从事一些被称作“拔荷”的走私活动。又因为日本对带出去的白银也规定了上限，所以“拔荷”屡禁不绝。

不过，这种走私活动只是在陆地统一政权贸易管理下的见缝插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16世纪相比。郑氏政权灭亡后，陆地政权贯彻了对海上的管理，存续了400年历史的东欧亚海域世界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与异文化的接触

白话小说的世界

从文化史方面通观中国历史，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大约100年的时间，被称作是一个转折期。特点之一就是与异文化的接触。

在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明朝，是一个极希望重振汉族文化的政权。通过大海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被看做皇帝个人管辖的范围，通过非官员的宦官管理。因此，与海外文化相关的信息，一直被与宦官敌对的官员忽视。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入仕为目的，所以毫不关心海外的世界。15世纪上半期宦官郑和开展的一系列往东南亚、印度洋远征的活动，也从王朝的正式记载中被抹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影响。

这种知识情况，在16世纪末发生了变化。海外流入的白银带来城市文化的繁荣，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在16世纪末的江南，出版了一部长达20卷、共100回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一节，是郑和到达爪哇询问当地状况的一段对话。

老爷（郑和）道：“地方有多大哩？”夜不收道：“国有四处：第一处叫做杜板，番名赌班。此处约有千余家，有两个头目为主，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处叫做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从二村往南，船行半日，却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沙浅，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才是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这是第三处。大约有千余家，有一个头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猢狲数万，中有一老雄为主，劫一老番妇随之。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祷于老猴。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小猴随而分食之。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此妇归家，便即有孕。”

这部小说虽然以郑和远征为题材，但讲述的内容是郑和在道教、佛教等各派仙人的帮助下，以东南亚与印度洋为舞台征讨妖怪、收集宝贝、降伏各国的事情。以前鲁迅把它和《西游记》、《封神演义》并列称为“神魔小说”。或许是因为内容荒诞无稽，虽然过去曾经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还没有历史学家正面提到它。

从翻译出来的爪哇部分可以看出，这部小说里面汇集了大量丰富的有关海外各种文化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民俗、宗教、医学、语言等。虽然有一部分是以曾参加过郑和远征的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为模本，但是还有部分内容是只有那些16世纪去过东南亚的中国人才能带回来的信息。这也就是明朝情报小说的另一个面目。

小说的作者是罗懋登，对于此人目前几乎毫无所知。根据对小说中所用方言的分析，他应该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明末一位没有考中科举的知识分子。

出版文化的形成

据大木康氏《明末迷失的知识分子》（讲谈社选メチェ，1995年）介绍，中国文学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发生了一个大转折。这一时期用超过方言的通俗语言叙述的白话小说数量急剧增加，创作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巨著。木氏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出版文化，知识分子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些都是白话小说发展的背景。

出版业把书籍当做商品销售。宋代时候印刷术已经成熟并开始出版书籍。但是由于出版需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出版人多以官府和寺院为中心。寺院宣传普及佛典乃积功德之事，从而收到许多捐款，筹得了出版的资金。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就能够依靠销售利润来获得出版资金了。

这一变化带给文化巨大的影响。宋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创立了朱子学的朱熹他们在内，比起通过出版方式让他们自身的思想问世，大部分是通过与知识分子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普及思想的。但明朝末期的李贽却是通过出版著作而获得了读者。万历十八年（1590）出版的《焚书》里写道，由于该书内容过于激进，使读者看过之后认为应当烧掉它，杀死读者，因此把题目定为《焚书》。李贽的思想越到晚年越激进，其背后就有对读者心理的照顾。

在出版业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印刷材料的生产地，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纸张产地以福建建宁最为有名。另外，根据位于江西山区上饶的有关史料记载，明朝时候那里的造纸业“一个纸厂有二十多个槽，每个槽上有十到二十人站在那里干活”（康熙《上饶县志》） 。

纸的种类也增加了，除高级类的黄麻纸（用麻作原材料）、绵纸（用桑叶纤维作原料）以外，用华中、华南一带盛产的竹笋纤维做成的竹纸产量也非常繁荣。虽然竹纸被称作低级纸，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于图书出版了。

明朝时候，不仅《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开始销售一些带插图的精装本，像《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实用书籍尽管篇幅巨大，也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因为纸张物美价廉，供应充足，能够保证出版业的形成，所以才可能作这些大型的出版计划。

科举考试不合格的知识分子，与新兴起的出版界一起开始了文化方面的创造。他们为那些应考的考生编辑参考书，还为一些书店进行编辑或著书。对小说等发表批评意见等从事文艺评论家活动的人也是这些“はぐれ知识人”（失意的知识人）们进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闻名遐迩的冯梦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罗懋登也应该是这些迷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

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州、南京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时在帝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邸报的官报，把中央信息传达到地方。报告中央政府动向的邸报，往前可追溯到唐朝。明朝末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北京的民间出版者报房把得来的消息立刻大量活字印刷送往各地。每天十页左右，刊登一些皇帝谕令及官员的奏折。不过北京出版的邸报到达江南通常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86 《金瓶梅》（左）与《红楼梦》插图（右）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明朝灭亡而代以满族清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定位为是一次对异文化的体验。明朝末期出现了一些批判儒学传统、试着去接受这一打击、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知识分子。

17世纪初始于东林书院逐步扩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受到宦官等势力的打击陷于毁灭状态，这已经讲过了。但是在东林书院树立起来的讲学这种思想形成的样式并没有消失，以文社这一科举考生学习会的形式延续了下来。科举考试中，乡试被称作最难的一道关，参加这一考试的生员们成为文社的中心力量。在批判时政的自由空气中，文社成为这些未来官员候选人讨论政治的场所。其中以崇祯二年（1629）把苏州作为大本营成立的复社最为有名。复社拥有全国的关系网络，成员超过2000名。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反抗异民族统治的运动中。当清朝的统治变得难以动摇时，他们不惜自杀来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诚。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始至终不在新王朝做官，自觉为明朝遗民的生活。这些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不仅仅是对异民族的反感，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反省：在消灭了元朝这样一个异民族统治政权以后，汉族所建立起来的汉族文明的明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

在讲学的系谱中出现了一位叫黄宗羲的人。他的父亲是东林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黄宗羲也是复社成员，青年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他的思想目的在于阐明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应对的具体办法。他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质疑皇权从何而来。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后藤基巳、山井涌编译，《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

87 江南贡院
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曾为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

他认为皇帝权力是为了担当此公利而诞生的，当统治者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其统治就丧失了正统性。黄宗羲的讨论就此展开。在这种从根源深处质问的态度中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抛弃汉族创造的文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知的过程。

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明确地把“天下”与“国家”区分开来。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皇帝的姓）改号（国家的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日知录》卷13《正始》）

对顾炎武而言，天下是文明，国家是政权。将两者区别开来，只要保持天下的秩序，即便政权变化也无妨。他把朱子学里模糊不清的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寄身于文明而非政权的态度。

顾炎武试图追溯文明的根源，建立一种考察方法。实证方法之一是考据学，即分析古代音韵，解读语言经典。通过《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中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条客观考察自身所属文明的道路。

黄宗羲与顾炎武没有把文明和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王夫之的思考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亦。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

王夫之这样说的时候，华与夷的区分已经固定，而他的意识里已经把黄帝子孙汉族看做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人。他的这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时已经被人遗忘，但到了清末，近代的民族运动家重新发现了《黄书》，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接受基督教

17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基督教这一异文化。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确定了在中国传教的方针。首先他抓住基督教的神和儒学的上帝为同一人作为双方对话的突破口，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试图实现交流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把遵从利玛窦这一方针的传教士看做西儒、也就是西方儒士，与之对话。

88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左）
中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出自《支那图说》）

徐光启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对西方文化有了最深理解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务农，母亲织布。徐光启为了科举考试一心向学，被邀请做广东韶州一个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auzaro Catneo），从而知道了基督教。

1595年他去拜访在南京的利玛窦。利玛窦评价徐光启说“他是一个拥有出色的文学与科学才华的文人，德才兼备。他了解到在文人们的宗教（儒教）中，几乎没有谈到来时或者救赎灵魂，所以师从约定死后到天堂的偶像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但是对任何一个老师他都无法满意”，最后经过各种思考的磨难找到了基督教。1603年，徐光启接受洗礼。次年中举成为进士，获得了在北京直接听利玛窦讲经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是举出许多例子，从中发现规律，找出相关性。在这种归纳法思考方法的引导下，中国人发现了月亮的运行与潮涨潮落有关，刺激体表穴位也会反映在内脏上等等。但是中国学对于“为什么这样”却并不回答。对此，西方的思考方法从永远不变的神的存在出发，试图推算出规律以解释个别的现象。这一演绎式的思考方法应该是令徐光启着迷之处。

或许是因为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尊重劳动的家庭，所以他对于实用之学非常感兴趣，倾其全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对满族的勃兴心怀忧虑，认为应该把西方制造武器的技术引入中国，加强军备。不过，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对这些技术背后的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他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于1607年出版《几何原本》。在和传教士一起按照天文学修改历法的过程中，翻译西方的天文学书籍，汇集成《崇祯历书》。实学方面，他在总结了中国农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水利学知识，死后1639年出版了《农政全书》。

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徐家汇。那里现在已经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吞噬，建起了座座大厦。但是在以前那里是充满上海平民风情的地方。那就是徐光启的故乡。徐光启曾邀请郭居敬在那里传教。徐的孙女自幼受洗，圣名为甘第大（Candida），她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清朝时候一直支持在上海的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所以甘第大在上海建立了一座专门供女子教徒专用的教堂。徐家一族的故迹现在还只有一座天主教堂。

与传教士的对话

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一边与当地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一边从事传教活动。福建就有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艾儒略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开朗健谈。中国人可以非常坦率地发问，而他也可以掺杂着各种丰富的话题进行回答。

《口铎日抄》是经过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对话集结成，其中的内容跨度极大，有关风水的是与非，有对台风、流行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还有对海盗性质的讨论。所谓“口铎”，来源于艾儒略等这些传教士就像铃铛（铎）作响，即刻回声般马上有所回应。“日抄”是说，不是对谈话内容的总结，而是对每天谈话内容的记录。

北边的夜空中有一个文昌星，也就是位于北斗七星附近、西方所说的大熊座拐弯处的六颗星星，在中国被看做是学问之神受到大家祭祀。崇祯五年（1632），一位名叫林太学的读书人在福州的一处楼阁内招待艾儒略。林向文昌上香，艾儒略笑着问：“上香是为了求功名吗？”于是开始了一场关于星座与人关系的对话（冈本さえ，《近世中国的比较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

（艾）“天上的星星就像蜡烛。原本就没有灵觉。”

（林）“据说大臣、将军、宰相都各自对应着一颗天上的星。所以当有巨星陨落，就会有某一位将军或者大臣去世。这该如何解释？”

（艾）“若信这些活，从古至今死去的将军、大臣早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天上的星星早该掉得差不多了。又为何过去今天天上的星星数量都没减少，没有消失殆尽呢？”

（林）“先生说得是，但是圣经中所说的星辰告知吉祥，三位贤者看到了光辉又是说的什么呢？”

（艾）“天主（耶稣）降生时，只是通过星的光芒告诉世人，有天神引路，并不是说星星本身有灵性。就比如国君临朝时，一定点灯在前方开路。这样就能说灯光上有灵吗？”

通过这场对话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气”解释的不同。中国人通常将天和地都看做一种气的运行。人与自然同属一种气，因此天人相互感应，认为人的行为会带来天崩地裂等自然现象。对于耶稣降生时把三位贤者从东方指引来的星星，中国人一般解释为天与人相互呼应。

传教士把气解释为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元素（水、空气、火、土）之一空气，神等精灵在其外侧。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天界与人界的关系解释为天人相与，传教士斥其为迷信。虽然神令星星运行，但并不认为星星本身有灵性。

传教士与历法

王朝更替时，把利玛窦在北京发展的信徒们团结到一起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学。摄政多尔衮因中国人与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的历法错误繁多而采用汤若望改订的时宪历，并命令在年历卷头注明“西洋新法”四个大字，任命汤若望为天文台负责人钦天监监正。就这样汤若望与新的王朝清朝之间建立起关系，并且与年幼的皇帝福临（顺治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传教士的活动能够在清朝初期获得认可，汤若望功不可没。

89 汤若望
耶稣会传教士。原名亚当·沙尔。致力于西洋天文学的翻译工作，出自《支那图说》

在前近代的中国，掌管天文官员的职责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去北京的紫禁城（现在称作故宫博物院）去参观，会看到举行国家仪式的太和殿白色大理石的月台上，对面左侧（西）放着一个石制的升、右侧（东）放着一个日晷。这表示王朝拥有控制度量衡和时间的权限。王朝决定历法，不仅将之普及全国，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也要求其有义务使用中国的历法。

为了制定历法进行天体观测的总责任人是钦天监监正。同时他还是何时举行国家仪式的决定者。这是因为天体运行与国家运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汤若望虽然意识到这一责任的重大，但因为他学习的是西方的科学，所以对把天体运行和人间凶吉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通过口头或者写文章宣扬自己学习的是根据没有错误的科学的法则推算出来的天文学，与这种把凶日和吉日分开的迷信毫无关系。清朝在完善自己作为一统中国的体制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在汉族中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的思想。清朝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总是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这一分歧以对传教士最坏的形式出现了。

安徽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古怪的男人。他宣称基督教是毁灭清朝的邪教，根据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是错误的，主张应该恢复由中国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制定的历法。杨光先并不是官僚，也没有科举的身份，原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但是当时正值年幼的玄烨皇帝即位不久，所以杨光先对基督教的弹劾被辅佐皇帝的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所利用。康熙三年（1664），杨的申诉被采用，对传教士的审问开始了。

此时已经74岁的汤若望因中风无法正常行动，说话也不利索。这场审问异常严酷，在南怀仁的翻译下进行。传教士们被抓到监狱里，五名支持西洋历法的天文官被处死，与传教士交情不错的官员也都被传讯，事态变得非常严重。清朝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命令他制定准确的历法。康熙四年，汤若望被判死刑。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1657年到达中国的法国传教士这样记载了此后发生的事情。

西历1665年1月16日被预测将会发生日食。就在杨光先事件发生六个月前，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代替因中风无法进行观测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对日食发生的时间、大小进行了详细的推算，并以汤若望的名义报告礼部。杨光先为了得出比传教士更为接近现实的结果，让穆斯林的天文学家重新推算。

90 天体观测装置
出自《清代宫廷版画》，文物出版社

在北京，天文台设置在一座砖瓦建筑的塔上，在那里进行天体观测。日食开始那天，南怀仁被带到该处天文台上。用带上三道锁的双手做天文观测前的最后准备。凛冽的北风中，身患重病的汤若望也被命令待在一旁。大批的官员得到皇帝旨意聚到一起，在他们的注视中，日食开始的时间一步步逼近。杨光先一方的天文官首先叫嚷说15分钟后日食开始。但过了所说的时间后，太阳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两位官员说“那么现在到了汤若望玛法（“玛法”为满族对汤若望的尊称）的时间了”。说时迟那时快，在准备好的纸片上反射的太阳图形上方，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爪子似的阴影。日食开始了。传教士的推算比杨光先更为准确，在这一刻得到了证明（Grelon，Adrien〔中文名字：聂仲迁〕著、矢泽利彦译，《东西历法的对立》，平河出版社，1986年）。对传教士们的行刑停止了。但汤若望却由于狱中生活导致病情恶化，一年后去世。

在中国史料中很难见到像聂仲迁这样对杨光先与南怀仁之间的对峙描绘地如此戏剧性的记录。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个事件被称作历狱，汤若望被宣告死刑，南怀仁获笞刑，只是因为北京突然发生了地震而终止行刑。康熙六年（1667）玄烨（康熙帝）亲政后，他让南怀仁与旧的历法家之间展开竞争。结果西方历法完胜，清朝公历再次由南怀仁来制定。

91 清朝系谱

杨光先的后台失势后，在康熙八年的公开观测中，西洋历法的准确性得到认可，于是杨光先的地位被剥夺，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玄烨对西方科学颇感兴趣，还向传教士学习数学等知识。传教士也不负所望，在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交涉中大显身手。但是清朝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及修建教会。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允许中国教徒从事祭祖、祭天等活动。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女教徒的洗礼与临终涂油礼。中国讲究男女有别，如果男性司祭对女性行礼，有可能会遭到是淫教的指责。于是耶稣会不得不允许省略掉这些仪式。

而比耶稣会稍迟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却绝不允许在这些仪式上做出妥协，他们向罗马教皇控诉。1704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接受中国礼仪进行传教。对这个决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玄烨下令只允许承认中国礼仪的传教士继续留华，对顺从教皇的传教士一律驱逐至澳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雍正年间，抵制基督教的倾向更加严重。

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表明其虽然正确地利用传教士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与信仰却是不接受的。这一重视实学的政策在整个清朝都有体现，18世纪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受到思想镇压—“文字狱”。这样一来明末清初的思潮转变为只发展对现世有用的实学，从而诞生了经世济民之学。

19世纪面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两次大变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有人批评说该运动只重视表面的技术转移而完全忽视思想等内涵，但其实这一倾向早在17世纪末时就已经出现。因为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

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Ⅰ

盛世时代

清朝的生育高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上溯秦始皇下至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能称得上是“盛世”，即繁盛、和平的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朝三代大约一百年。其中18世纪的盛世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

18世纪初，中国各地年轻人逐渐多起来。通过人口波动图可以推断17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生育高峰。

明末的暴动把华北和四川盆地的人民逼到了颇为悲惨的境地。尤其是1644年，先是张献忠进入四川杀害当地地主，随后清军在平定张献忠政权的过程中又虐杀了许多当地居民，使得四川盆地人口骤减。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华中、华南地区的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稳的状态，百姓无法安居以繁衍子嗣。

92 中国人口增长情况估测图
请关注18世纪以后人口的激增（出自赵文林等编，《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朝更替之后大约经历了一代人，明末清初的混乱才得以平息，人们终于可以在平静的生活中孕育后代。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到了世代交替的时节，在乡下勤于耕作，在城镇努力工作。

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们在孕育下一代时又将会创造另一个生育高峰。结果造成18世纪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12至17世纪开发华中地区的时候，中国人口大约保持在1亿左右。虽然偶尔受社会状况影响，但也是在几千万人口处上下浮动。17世纪末，中国人口估计约有1.5亿，但一百年后即18世纪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

为何生育高峰能够持续？在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中，即使有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但耕地面积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当粮食生产达到极限时，饥荒频发。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成为阻碍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但到了18世纪，虽然中国的生产技术、医疗水平还没有大幅度的改革，但死亡率却没有上升。原因何在？为阐明其理由，有必要对死亡率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笔者根据几份家族的记录，按照月份计算当时的死亡率，结果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倾向：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之时死亡率就会上升，但是17世纪后半期以后，就几乎见不到这种季节性死亡率的变化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年死亡率平均化的现象。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无法摆脱慢性的饥荒状况，即便丰收之年能够克服，但在歉收的年份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使死亡率格外高。17世纪后半期以后社会逐渐从慢性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探讨人口增加、死亡率等这种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原因，意义并不大。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导致的结果也会转化成原因。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生在某一社会领域的变化带给其他领域何种影响，分析这种因果连锁最终如何影响到我们最先注意的领域。如果影响效果能够往促进最初变化的方向发生作用，社会整体就会加速往一个方向变化，反之，如果往抑制的方向发生作用，那么最初出现的变化将会在历史的波涛中消失不见。

在18世纪的中国，生育高峰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又引起了何种连锁反应？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新世纪开始以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达到4亿。清朝后期，由于频频爆发的叛乱，人口增长曾出现过短暂的停滞，但是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突飞猛进，2005年1月已经超过了13亿，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阐明18世纪人口增长因果循环，这一工作对于解释此后中国发展道路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本章和下一章的重点。本章首先探寻人口增长对社会的影响，然后选择国内流通作为考察对象，最后探讨海外贸易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则主要阐明中国国家体系的全貌。

税制改革

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领域。18世纪推广的税制改革在皇帝强有力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爱新觉罗·玄烨召开会议听政时，面谕称：

我朝七十年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人多地少。从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开垦，无尺寸旷土。口外（长城以北地区）地肥，山东等省百姓往彼处耕种者甚多，朕去年差官去查，共有六万余人，纳钱粮者仅止二万余人，查出者虽有六万，其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几万矣。欲将伊等搬入口内（长城以南地区），念伊等穷民，以何为生？故仍令在口外居住。

朕昔巡幸访问百姓，据称一家有四五丁（有纳税义务的成年男子）纳银一丁者，有七八丁纳银二丁者等语。各省巡抚编审（户籍）时，只奏报纳银丁数，而不奏报不纳银丁数，故实在丁数不得而知。今国用充足，凡给俸饷等项，绰绰有余，将各省今番编审丁银（人头税）数目，永远著为定额，嗣后不准增减，仍令将纳银不纳银民之数目查明具奏，查此特欲知各省人民之实数，并非视丁加赋之意。

皇帝的面谕准确地描述了18世纪中国所处的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清朝的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为了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煞费苦心。与之相比，明朝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的收入感兴趣。相形之下，清朝皇帝对政务负责的态度立刻就显现出来。

身为皇帝玄烨经常巡幸清朝的版图。第一次到华中、华南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一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和郑氏政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再次南巡。此次出访带有实地考察中国实情的意味，并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所以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家庭构成，看到了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

皇帝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在视察领土过程中，这一危机感愈发明确。在长城以南汉族居住的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造成农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的地方有一些人前往内蒙古等地。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到这一实情就制定政策，将有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而不了解现实，与汉族相比属于少数民族的满族就难以稳定中国的统治。对这一现实深有感触的皇帝果断地决定固定丁银额。

如果人口登记正确，而税收负担却没有增加，那些因为逃税隐藏起来的人就会浮出表面，由此可以掌握实际人口数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发布敕令，将丁税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调查得出的人丁数目上。所谓人丁指的是在清朝制度中从16岁到59岁之间的成年男子，他们需要交纳丁银。康熙五十年以后登记的人丁被称作“盛世滋生人丁”。意思是盛世出生的人口，也就是17世纪后半期的生育高峰。

人头税的消失

当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中的时候，种地的农民无法保证自己明年还会活着。即使丰收的年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歉收的年份，青黄不接，农民由于粮食不足而身体虚弱，所以哪怕只是染上一些小病也会丧命。失去劳动力的耕地，没有一点收成。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国家而言，控制住人更为重要。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古就有通过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了里甲制等户制，可以直接向百姓征收赋役。进入16世纪，整个中国被卷入依靠白银的经济中，结果出现了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自康熙五十二年开始的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把丁银固定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丁银消失了。

从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规章中可以了解到其手续繁杂。它是以康熙五十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丁数量为基准，把此后达到征税年龄的人作为盛世滋生人丁进行登记，暂时先免去这些人的丁银负担。但是当背负丁银责任的男性到了60岁，要从人丁的范围中删除以后，就从“盛世滋生人丁”登记册里的成年男子中找人补充上去。如果从被删除男性所属的户中能够找人填补，问题就比较少。但如果户内没有成人男子，就要从亲戚中人丁多的家族中找人补充，如果这样还不够，就要从地方纳税较高的家庭中出这笔钱。

该手续存在许多弊端。每到五年一次举行的登记册修订时期，就要进行补充和删除人数的工作。在县衙门负责管理登记册的职员，开始任意规定手续费。如果能够支付手续费，就不向这家的青年征收丁银。虽然皇帝出于善心，将丁银总额固定，但其实手续费有时却是丁银的几倍。而且能够支付手续费的富家子弟被免除征收丁银，而家庭贫寒难以支付手续费的家庭却总是要承担丁银。

玄烨死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坐上皇帝的宝座，完善了直接听取各地方官报告的制度。即位不久，雍正元年（1723）关于盛世滋生人丁弊端方面的报告已经呈递到皇帝手中。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新皇帝对于废除这项已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人头税制犹豫不决。面对地方官的报告，他没有草率地应付了事，而首先下令详细地调查实际情况。但是事情超出皇帝的预期，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浙江省没有等待朝廷的命令，已经开始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规定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丁银，拥有众多土地的人则需要支付丁银。这一方法被称作“地丁并征”。山东巡抚在报告书中恳请说，山东没有土地的贫民担负着支付丁银的义务，歉收的年份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生活非常凄苦，所以无论如何希望学习浙江省的先例，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同年9月，有人提出方针先在朝廷的直辖地直隶（今河北省）试点进行地丁并征，根据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地丁并征在山东实行是在雍正四年，此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相继实行。最晚实施的地方是山西省。该省南北两处的农业生产力差距悬殊。以太原为中心的南部拥有广大的耕地，收成丰富，从而比较容易把丁银纳入土地税中。而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地区山地众多，所以从商的要比务农的人多。因此，如果全省一起实施地丁并征，税负过重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放弃，从而带来难以确保税收的危险。于是税制的实行是以县为单位，在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一调查后，根据各个县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的办法。雍正九年（1731），山西省也开始实施地丁并征，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在全国普及，人头税从此消失。这一新实行的税制被称作地丁银。

经济复苏

人口增加与经济动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据清朝前期物价动态相关研究，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中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波动的米价，从顺治十三年（1655）以后开始下降（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化出版，1997年） 。顺治十四年冬天至十五年春天之间，苏州的一位地主曾留下这样一段记录：

今年的米价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便宜的。贫穷小巷里的普通百姓也在吃白米，舂年糕，但我家却连除夕那天都没有吃上午饭。

米价的下跌直接影响了农村。农家即便卖掉了生产出来的粮食，收入仍然不抵成本，没有钱向地主交租。地主也迫于家计，开始控制买衣服等方面的花销。由于纺织品的销售恶化，所以棉布的价格也开始下滑，连锁性地造成棉花价格下降。物资的进出也由此受阻，运输业遭受打击，负责挑担的劳工也失去工作，酬金减少。城市的百姓虽然在米价下降当初高兴过一阵子，但之后便因逐渐失去收入而陷入困境。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下降，当然农地的价格也会下降，使整个康熙初年一直处于无法定价的状态。

这种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从17世纪末开始逐渐复苏，到18世纪物价反而开始上升。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巡江南的皇帝问道：“去岁江南丰收，为何米价依然腾贵？”以前米价一直呈缓慢上升，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暴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米价上升带来的连锁反应带动纺织品等各项物价上升。不过与米价等比较起来，薪水的上升率却远没有那么高。

顺治十三年，米价出现下跌，这一年正是清朝为了削弱郑氏政权实施海禁政策，开始对海上封锁的年份。上一章已经讲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只虽然并没有因为海禁政策完全消失，但是大部分船只都是从东南亚各港口或者台湾来日本的，由此可以认为直接来自中国满载生丝等商品的船只已经减少。日本出口的白银并没有直接进入中国。白银流入量的减少使白银成为稀缺品，价格也水涨船高。由于白银可以用作货币，所以用白银购买粮食的价格相对就降低了。由于生丝、纺织品等出口商品的销路受限，所以与纺织相关的各物品的价格也都陷入下跌困境。

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来，恢复了海上贸易。但是这并没有马上影响到物价。由于日本限制白银的出口，所以来自日本的白银并没有出现激增的状况。18世纪初，新的能够代替日本的白银供给地还没有出现。因此需要在贸易以外的别的方面探索18世纪上半期经济复苏的理由。有看法认为或许是人口的增加成为米价升高的最大原因。

16世纪，由于明朝用白银征税，所以即便农民通过从事棉布生产等获得了一些收入，但大部分也被国家拿走了。结果造成经济的繁荣仅限于国家财政发放盈余的城市—那里是官僚和乡绅居住的地方，以及军事、贸易基地，并没有影响到广阔的农村。

与此相反，清朝从事税制改革，在土地可以生产的范围内征税。这让农村中依靠农作物价格增长而获得收入增加的部分和通过手工业获得的副业收入留在了农民的手中。从而开辟了农村的需求市场，扩大了棉布等纺织品、铁制农具、锅等炊事用品的销路。

18世纪中叶，在广州停靠的英国等国家的船只经欧洲把产自美国的白银带到中国（这一点在下面将详细叙述）。从而使白银的相对价格下降。人口增加带来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多，再加上白银价格的下降，使18世纪中叶以后迎来了物价暴涨的时代。但是物价的飞涨一段时间内也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

关于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第一，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通过海路，由广西或者福建的贸易港带来；第二，同一时期自波斯经中央欧亚进入中国西北部的甘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第三，经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从印度洋沿岸经陆路进入缅甸，然后传到云南。

通过这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的玉米从入口当地向周围传播。玉米出现后，并没有马上普及到全国。华中地区，进入浙江省是万历元年（1573），西北从甘肃进入陕西是万历二十五年。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中国内陆地区，时间更晚，是在康熙之后。进入安徽省的记录，是在18世纪中叶的雍正年间。

马铃薯主要有两个路径。第一，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从菲律宾的吕宋传入，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闹饥荒，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为了救荒普及马铃薯的种植方法。所以在福建，马铃薯又称金薯。第二，与玉米一样，经缅甸传入云南，甚至比福建传入的还要早。但是从云南并没有往周围再传播。

红薯在国内普及的速度比玉米还要晚，湖北、湖南、山东等地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开始种植，而山西、安徽则是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

农民们在引进新的农作物的时候，态度可以说是极为保守的。但是这些作物却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这些是水稻、小麦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种植成功。因为与主要农作物不存在竞争，所以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农业体系，反而增加了粮食的供给量。由于这个原因，对人口增加怀有危机感的官员们在乾隆年间为了普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的种植积极进行行政上的指导。也就是说，美国大陆产农作物的引进，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除了当做粮食的农作物以外，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产品还有辣椒和烟草。现在中国的辣椒，在四川、湖南为中心，从西南的贵州到东北呈带状分布的地区作烹饪之用。这一地带还被称作热带，尤其是四川料理的麻辣最为有名。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有很多说法。普遍认为是在16世纪后半期，经澳门传入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17世纪中叶。因为日本的辣椒是从中国港口的葡萄牙船带来的，所以又写作“唐（中国）芥子”。中国以前还没从美国大陆引进辣椒的时候，曾大量使用东南亚通过大海带来的胡椒。即便是国内能够种植的辣椒，也被当做价格昂贵的进口货胡椒的代用品。

烟草与西班牙人一起先是传入了吕宋，然后经菲律宾于17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是作为药材介绍过来的。进入18世纪以后成为嗜好品，在福建、广东等山区广泛种植。现在云南等内陆地区作为烟草产地而闻名于世。辣椒与烟草作为可以卖钱的作物，拓宽了农家经营的范围。

93 美国大陆原产农作物在世界中的传播

商人与产业

浏河港物语

上海西北部的浏河港（刘家港）曾有一段作为江南外港的历史。它面朝长江，通过浏河与江南大城市苏州相连接，在元朝时候被用来运输江南产的粮食到首都大都，留名史册。明朝时候，这里是郑和远征队的集结地，港口附近的海面上停泊着规模庞大的舰队。但是，进入永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改修完成，江南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大运河来进行，因此港口日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港口的名字也逐渐为人淡忘。最致命的打击是17世纪中叶清朝颁布的海禁令和迁界令。港口萧条，只有郑和为了祈祷航海安全建造的妈祖庙还能证明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来运转。由于派往江南的一名调查官的奏折，皇帝颁布了展界令。清朝把守护航海之神妈祖升格为天后，目的是刺激正在衰退的海运业。次年，政府规定了可以在中国各地港口停泊的船只类型，浏河港规定停泊沙船。沙船是一种适合在海岸线平浅连绵的黄海上航行的船，虽然这是一种有龙骨的远洋船只，但是吃水较浅。吃水深的大型远洋船被规定在上海进港。自此浏河港焕然一新，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东海航行船只的停泊港口，而变为经黄海连接渤海与江南的港口。

清朝时候最初在浏河港开辟海运业的是新安商人，接着是那些把据点设在长江北岸港口南通和吕四的商人。有了这些商人打先锋之后，以山东半岛胶州湾为据点的山东商人也来到这里，最后濒临渤海湾的辽宁省各港口的商人也来到浏河港安营扎寨。除商人以外，经营沿岸航海运输的是吕四的商人。

在水手之间流传着一个传说。

浏河港住着一位叫王六官的男人。海禁解除以前，他靠捕鱼为生，无妻无子独自一人做饭过活。每当他捕上很多鱼的时候，他总是邀请朋友喝酒耍乐，直到喝醉才算结束。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对当时老是触礁的沙船进行改造，造出一条底浅而且平坦的船。这条船的稳定性极高，操作也较容易。

有一年，王六官乘船纵贯黄海北上。然而在北方的港口却迟迟等不到回南方的风。船员们因此哀叹无法回家过年。就在大家万分沮丧的一天，王六官突然说“快点收拾工具，明天下午将有好风过来”。虽然大家都嘲笑他胡说什么呢，但第二天风向果真开始变化。当他们起锚扬帆之后，风力更强，当天夜里，他们在波涛冲击船头的潺潺声中一口气跑了数千里。天亮的时候，大家的眼前出现了熟悉的浏河港。

94 浏河港关系图

船员们到达港口以后，为表示感谢宴请王六官。然而当王六官与大家一起上岸以后却不见了踪影。经过几天的寻找，大家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来到船里一看，那里留有王六官上岸时候穿着的衣服，这才知道那一夜的风是王六官的神异在发挥作用。众人回想起王六官的许多行为与常人不同，他每天早晚两次必上天后宫膜拜，把手洗干净以后才烧香，从不剩饭，全部吃进嘴里，大小便都放入桶里，注意不让灰尘和脏物进入大海。人们想起王的这些种种，认为王六官乃真人（具有超能力的神仙）。他们制作了一尊貌似王六官的真人像，接受出海航行的水手们的膜拜。

《浏河镇纪略》记载了这一传说，在文章结语写道：明末禁止出海以来，已近百年。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没有人想去茫茫的大海，也没有人想试一下自己的技术。此时真人现身，创造了出发点，说在山端海隅有利可图，只要召集各省商人俱来，贫穷的孤岛将成为生财之地，补充国家收入。这不正是真人的力量吗？为其立像建庙、祭祀也在情理之中。

浏河港风景

浏河港是位于大浏河畔的港口城市。从苏州经太仓州流淌过来的河流在即将流入长江之前被水门挡住了去处。这一水门是为了防止长江潮出现逆流，同时也是在黄海上航行的远洋船只的终点。到了码头以后，是一排排黑瓦、木造、白壁的两层建筑，马路上铺着石板路。

来到这个港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祭祀妈祖的天后宫。那里是港口的中心地区，聚集着乞求航海安全的商人和船员，来此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弥漫。出天后宫往西走，来到镇海关。那里有一座石头做的仓库，上面刻着“镇海关”三个大字。这里负责监督出入浏河港船只，并进行征税。天后宫与镇海关背后是三官阁。该建筑物的一角是祭祀王六官真人的祠堂。参拜完祠堂的船员手中都有一块木版印刷的帖，如果把这张帖贴在船舱上，遇上船舶沉没等水难的时候则会保佑船只平安。

从天后宫往南，是面朝大浏河的码头。按规定不同的船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地方乘降。南货船码头用作卸载从苏州过来河船倒装到远洋船上的货。反之，白银从浏河港向苏州流出。每月的6日、16日、26日三天，装满白银的标船将从标码头出发驶向苏州。为作防卫之用，船上配有山东出身的标客，从官员那里借来枪支等武器。如果偶然能够碰到出港，可以看到四艘满载约两万两白银的船在锣鼓震天、空炮轰鸣声中驶出码头。

从外洋溯长江而上到达浏河港的船只，并不是直接停靠在码头上。沙船与陆地之间有驳船来回行驶。从天后宫的南门直走来到大浏河，往东看去能够看到沙船一个挨一个排列。船身长约20至40米，以主桅（高度与船身长度相仿）为中心，共有5根桅杆。

这种沙船凝聚了许多技术。坐在小船上靠近一看，船身上并没有上色，吃水线距离甲板不到一米。欲改乘沙船时，脚下位置呈阶梯状，以便于登上甲板。将甲板中央的一块木板抬高放入船舱中，船体呈扁平桶状结构，所以即便有较高的波涛冲击甲板，海水也会流入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表面，而不会让船舱进水。船舱每隔一米由隔板间隔开来，脚下是宽约30厘米的龙骨贯穿船头和船尾。基于龙骨和隔板的这种构造，沙船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驳船从沙船上卸下货物以后，驶向指定的距离仓库最近的码头。驳船靠岸后，在那里等待的脚夫争先跳上船来，挑起货物搬入商店的仓库中。他们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劲头很足。

脚夫们组织起脚行，以码头为单位确立起各自的地盘。如果有人要侵入别人的地盘，他们就会扔下挑着的货物，围攻入侵者，最后把他赶出去。这些依靠垄断干活的脚夫有时还会蛮不讲理地漫天要价。虽然有些商人气不过，自己雇佣劳力到码头上，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当脚夫的行为太过分时，商人有时也会向官府告状，于是官府把脚行的头目抓起来，制止他们的恶劣行径。

天后宫的后面是一条叫做九龙湾的大街。一脚踏入这条街，娼妓们宛如天上的云彩纠缠不休，左右两边的建筑物入口都站着招呼客人的女子。配上横笛和二胡，可能不时会传来一些非常妖娆的歌声。或许也有不少船员到天后宫祈福之后马上就跑向了九龙湾也未可知。

浏河港与商人

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大豆和用作肥料的豆渣。浏河港上专门经营这些商品的店鳞次栉比，船上的货物直接运到了商店的仓库里。陆天益大栈房分为“豆行”（大豆部门）、“饼行”（豆渣部门）、“花行”（棉花部门）三部分，被称作“栈”的商店，还配有客商的住宿设施和保管商品的仓库，商人的货物就保存在那里。

在浏河港，从山东半岛的港口胶州、登州等地带大豆、豆渣来这的外商与从江南各地前来采购的内商相互交易。外商与内商大多互不相识，并且由于商业习惯和度量衡的不同难以直接进行买卖。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保税行和牙行，负责商品的销售和授受货款。一般不做现银交易，以每月六日作为标期，把内商支付的白银通过标船送往苏州，在苏州结算。浏河港是商品集结的地方，苏州就是金融中心。

港口的骨干商人是保税行。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进出港口，指定由“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作保税行。当然，土商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是浏河港出身，只要是身份明确、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还要熟悉来自山东和辽宁的商人就可以成为保税行。浏河港有四家保税行。第一个要列举的是宁波出身的吴氏。吴氏为了躲避明朝末期的战乱移居到浏河，做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季家没有后嗣，因此吴氏继承了岳父的遗产，以季长泰为屋号成了保税行。四家保税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外商到达浏河港以后，首先就要去保税行讲明来历。保税行把这一情况向镇海关报告，并替外商缴纳港税。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外商才能够进行商品买卖。

为来自江南各地采购大豆等物资的内商充当身份保证人的是牙行。他们从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民政和人事）处获得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管，以尽量避免内商与外商之间发生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又分为豆行、杂货行等，收取交易价格的1%到2%作手续费。

属于保税行与牙行的商人，密切参与港口的运营，他们聚集在浏河港东北以外的显佑宫开会。乾隆十七年（1752），商人们决定从在浏河港进港的船只中募捐，建设教育机构书院和养育孤儿的育婴堂。

从浏河港出港的船只，六至七成是江南籍。从浏河港开出的船只载满了棉花、棉布等，一路朝江苏省北部的青口、山东半岛胶州的淮子口、莱阳的丁字港、面朝渤海湾的龙口等港口北上。到胶州的商人有江南、浙江还有福建的，他们在那里开展商业活动。丁字港位于海路的十字路口，南面的浏河港、西南的青口、东面朝鲜半岛的仁川、北面渤海对岸辽河流域的港口都有专门跑运输的船只来此停靠，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些船只在山东半岛的港口装满大豆和豆渣返回浏河港。如果顺风，几天便可回到浏河港。

18世纪黄海海运业的异常繁荣，其背景是郑氏政权垮台带来的海域世界的消失。黄海从此成为中国的内海。清朝时候，虽然禁止通过海路从江南往外运输大米和大豆等粮食，但是对山东半岛等地运往江南的大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七年（1729）规定“海关对大豆课税每石4分”，也就是承认了海运大豆的事实。走海上运输的粮食为了防止中途被海盗等倒卖，有人提议采取山东的发货港要向卸货港的海关通报船只的登记号、出港日期、装载大豆的总量等管理办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办法得到实施的痕迹。

东北的产业

18世纪上半期，以浏河港作为入口流向江南的大豆和豆渣主要产自山东。不过到了18世纪后半期以后，通过海路与江南连接起来的新地区作为供给地而兴起，那就是满族的故乡中国的东北（以下叙述参照石田兴平，《满洲殖民地经济的历史性展开》ミネルヴァ书房，1964年） 。

顺治年间，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大部分东北居民随皇室一起移居北京附近，辽河流域逐渐荒芜。顺治十年（1653）以后，清朝虽然连续征集民众往辽东开荒，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是18世纪山东等地的人口增加以后，移居东北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多了起来。乾隆五年（1740），由于移民过多，朝廷曾颁布禁令禁止移民，但全然无用。

为了闯出一片新天地，这些汉族移民造起半地下式的小屋“窝棚”。在周围的原野上放火烧地开荒。第一年在地里面种上荞麦，第二年开始种植高粱、谷子，之后又种植大豆等。当大部分移民在新开地定居下来以后，出现了杂货店。为了完成艰辛的劳动，抵御寒冷的冬天，移民买来蒸馏酒和木棉做的工作服。农民们为了弄到日常用品，先在商人那里赊账，待秋天收获的时候，拿收获的庄稼来偿还债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商人用雪橇载满农产品前往辽河流域的大城市。因为杂货店的出资者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了商社。于是商社与中国的内地有了联系。

大量的纺织品和华中、华南生产的茶叶从江南运到东北这个新开地。虽然也有一些商品通过陆路跨越山海关来到东北，但康熙三十三年（1694）开始在山海关征收关税以来，海陆运输成为主要工具。海船从辽东湾的锦州、盖平或者是从渤海沿辽河溯流而行，在牛庄等地进港后卸下装载的货物。为了在黄海上航行而发明的沙船由于吃水较浅，所以能够溯辽河而行。从这些港口沿辽河的主流和支流航行，把货物运到辽阳、盛京、抚顺、铁岭、开原等主要城市。

95 中国东北地区地图

东北运往中国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粮食。康熙二十年代，为了防备俄国的入侵，清朝增强了在东北的兵力，从而保证了东北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却禁止把粮食从东北运往中国内地。不过，由于增产政策步入正轨，山东等地的移民也努力开荒，所以逐渐放宽了将多余粮食运往外地的政策。雍正时期开始通过海路把粮食运往天津和山东，乾隆时期粮食外运量继续增加。据一些当地的销售记载称：乾隆五十年（1785）东北地区获得大丰收，天津的海运业者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北）、河南、山东。

来到东北的中国内陆商人开始投资农产品加工业。最初兴起的加工业是一种被称作烧锅的蒸馏酒制造业。其次是通过柞蚕引进养蚕业。柞蚕是一种以枹、柞树等树木的树叶为食物的野蚕。它不同于普通的蚕，需要在自然的山野中饲养。山东的山区开发了这种饲养方法，18世纪开始尝试在别的地方培育。这一技术随着山东移民的到来传播到东北，康熙年间以商人出资、农民出力的形式广泛普及。

用大豆榨油的榨油业者被称作油房，乾隆年间迅速兴起。这种油不仅用于食用，还可以作为灯的燃料，或者作为家具等的涂料因而需求量极大，榨油之后的豆渣被当做肥料进行买卖。豆渣连同大豆一起从辽东湾的港口被运往江南和华南地区。

18世纪，东北地区形成了杂货店、粮食和大豆的商社、酿酒业、养蚕业和榨油业等。但这并不是某一位商人独自兴起的事业。而是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即好几个资本提供者联合起来，接连投资有利益的事业。这一结构叫做“联号”。“号”是商号的意思，把几个实体连接起来的意思，有共同出资型、也有垄断联合型，形式多样。粮食的仓库业和油房、烧锅等以联号的形式开展起来。

山区产业

商业资本也向中国内陆的山区投资，振兴产业。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秦岭山脉。该山脉由海拔3000米的高山构成，把中国的气候分为湿润的华中和干燥的华北两类。自古以来作为森林供给地而闻名。18世纪中叶山里多了许多被称作“厂”的作坊。

采伐木材的木材厂把以前人手无法企及的生长在海拔2000米高处的桦木和冷杉从原始森林中采伐成木材并运出。原始森林中的大树乃是非常罕见的木材，需要以原木的模样作为圆木头运出。为了从高山上采伐，商人们投巨资用在设备方面。

他们沿着山坡铺设轨道“溜子”。把长约三米的圆木纵向排列，上面再横搭上两米左右的木板，把木材卸下来。按照地形凿开山路，在山谷之间架起桥梁，到水边的距离长达数十公里。

要从山谷越过山岭，需要用一种叫“天车”的滑车。山脊上竖起支柱，然后安装上八角形的滑车，如果是牛，需要两头，驴需要四五头，人力则需要二三十人，才能从山谷把木材拉起来。海拔高度差别过大时，需要安装三四段这种滑车。据说大的木材厂，搬运木材的时候也需要3000至5000人。

铁厂是炼铁的地方。秦岭山脉上随处可见含铁矿石的矿脉，叫做红山。炼铁用的木炭生产地称作黑山。熔矿炉大约有五米高，放入木炭和铁矿石，十几个人不分昼夜交替用风箱送风。黑山上负责烧炭，烧好的炭由人工担着搬到熔矿炉。一个熔矿炉需要一百几十个人。如果一个铁厂有六七座炉子的话，炼铁工人和劳力加起来不下1000人。铁厂里还设有用刚炼好的铁做成锅和农具的锻冶部，这样就需要有成千上万个劳动力。

即便雇到了大量劳动力，还需要便宜的粮食供给山里、降低劳动者的佣金作为工厂有效盈亏的条件。这些劳力的主食是种植在海拔800至1200米、位于半山腰斜坡上的玉米。乾隆年间曾到该地任知县的地方官留下这么一段记录：

伏查山阳，跬步皆山……乾隆二十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坡斜岭之间开作耳扒木筏。迨扒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而山地寒冷，三月播种，九月乃获，从无可种两季者……又必初开之山，方可成实，至三四年后，则不堪再种。故旋开旋弃，迁徙靡常。（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田》，《雒南县志》）

流民们大多为华中、华南出身，刚到东北时或租房居住，或在农田附近搭建临时小屋。种植玉米对生态环境而言是掠夺性的，不能长久。流民们积攒了一些财富以后，或者购买那些可以永久耕种的土地的租赁权、所有权，或者开店。

清朝时候劳力们以“窝头”为主食。就是把玉米粉做成比拳头稍大的圆锥形，中间挖一个洞便于加热，蒸熟之后吃。现在在一些中华料理店里可以看到一些称作窝头的点心，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和原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在高山地区经营的作坊对于半山腰的玉米种植具有依赖性。木厂、铁厂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每到歉收时节玉米涨价，作坊就会停工。

对山里的木厂、铁厂进行投资的商人也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以联号的形式开展多项事业。因此一旦玉米涨价，使劳动力成本增加压迫利润，这些商人就会马上撤资。劳力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变成失业者留在了山里。这一现象到19世纪以后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压迫了清朝社会（后述）。

互市体制的开展

盛世的食材

罕见的食材称作八珍。原本只是为了表示种类繁多的意思，但是到了宋代真的可以列举出八样珍馐。到了清代，八珍进一步扩充，出现了四种八珍也就是三十二种珍馐的酒席，叫做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收集了满族和汉族各自的食材，因其用料极尽奢侈而为人熟知。18世纪乾隆帝弘历经常巡幸江南。那时负责接待的各地商人们收集了山珍海味，雇佣高级厨师凝聚了所有的创意和技巧，做出了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高级的食品。

四种八珍中，除了山八珍（驼峰、熊掌、猴脑等）、禽八珍（鹌鹑等）、草八珍（银耳等）以外，还有燕窝（爪哇金丝燕的窝）、鱼翅、干海参、鱼肚、鱼骨（鲟鱼的软骨）、鲍鱼、海豹、狗鱼（生长在黑龙江等地的鱼）等海八珍。18世纪的清朝，既是繁盛时代，同时也是宴会料理形成体系的时代。

宴会料理的排位以满汉全席为首，下面又有燕菜席、鱼翅席、海参席、虾干席、三丝席。占第二位的燕菜席，不仅仅用到高级食材燕窝，还用了一些丝毫不逊于燕窝的其他食材，规格很高。除了最后的三丝（把猪肉、鸡肉和蘑菇切成丝），宴会材料及几乎全都是以晒干的海产品为主。

燕窝是生息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泰国、马来半岛的爪哇金丝燕（学名：Collocalia属）的窝，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中咀嚼转化成的胶质。它是清朝时候从泰国来华的船只带来的。还有许多是从东南亚和日本带来的。

虽然清朝人口骤增，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一口这些高级食材。不过，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少不了宴会。在被称作盛世的18世纪，商业活动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可以预想召开宴会的机会也显著增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贪图高级食材的社会。开始大量进口干燥的海产品的中国，也改变了海洋贸易的形式。

俵

物的出现

要把日本从中国进口生丝对中国出口白银这一交易基调进行改变的苗头在海产品中出现了。17世纪后半期，江户幕府尝试在其直接管理的长崎贸易中把出口产品从白银转换为铜。1684年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中国船只能够带回去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来日本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由于对白银的出口量设置了上限，因此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被称作“拔荷”的走私贸易会增加。为了加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1688年日本设立唐人公馆，这一方针就是将中国人一个不剩地全部集中在一起。管理体制完善以后，1698年中国到日本的船只数量从70艘上升到80艘。强制性的政策显现成效，铜出口量在17世纪后半期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就是中国因铸造铜钱，所以对原料铜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正如后面还将叙述到的，成为货币的铜的价格受到中国国内经济体系的高度制约。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价在日本看来定价极低。而且日本国内也铸造铜钱，是必需品，所以也有些不够用。

1701年，幕府在大阪设一铜座，创造出统一管理银铜相关人员的体制，以有效经营通过长崎的铜贸易，尝试创造出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体制。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1709年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从80艘改为59艘。

在未找到一种出口产品能够代替白银的情况下，就对贸易进行限制，使得在长崎入港遭拒的中国船跑到北九州蓝岛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走私。为了打破这一局面，1715年出台了正德新例的政策。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的同时，把贸易范围内的铜换成海产品。因为鲍鱼干、海参、鱼翅这三种产品装在草袋（日语作“俵”）中出口，所以称作“俵物”（按照幕府的官方用语，称作hyomotu），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海产品全被称作“诸色”。

俵物的出现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里多被评价为江户幕府非常优秀的一项政策。但是，贸易产品的改变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到消费者一方也就是中国盛世之繁荣带来的对干货的强烈需求。

信牌管理

正德新例是日方为了管理东欧亚贸易的政策。不但限定可以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为30艘，还发给一种被称作“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不准进行交易。此外，日本还根据中国船出港的地区进行分类，按地区固定可以入港的船舶数量。

日本需要的生丝由江南出港的船可以保证。因此幕府规定南京船为10艘，宁波船11艘，而其他地方来航的船只则在数量上进行了限制。厦门、台湾、广东的船只各两艘，广南（越南中部）、暹罗（泰国）、巴达维亚各一艘。

正德新例中尤其排斥的船只是普陀山船。该种船从福建装载当地生产的砂糖前往舟山群岛之一的普陀山，在那里与来自江南的船只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对日本出口的生丝然后来到长崎。在中国看来，正德新例是一种优待宁波等江南商人，压迫福建商人的政令。

96 信牌
向中国船只发放的通商贸易许可证（长崎市立博物馆藏）

正德新例颁发那年，来长崎的福州船和泉州船没有拿到一枚信牌，刚入港即得到当日离港的命令。异常愤怒的福建船主在宁波靠岸后，来到衙门状告南京和宁波船的商人们。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有损中国王朝的威信，奉外国年号而背叛朝廷，是一种从属日本的行为。

这一诉讼被官员们利用，在江南派官员和福建派官僚之间展开了论战。最后由于需要从日本进口铜，所以在皇帝的批准下，命令江南商人也要把信牌借给福建商人，使问题获得解决。但是，江南商人进行种种阻挠，所以福建商人不得不从与日本的贸易中退出。

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看到日本通过信牌管理贸易这一举动，清朝难以把握其真实的意图，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清朝颁布展界令以后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对海上贸易进行任何统制，不过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禁止拥有特权的商人以外的人出海贸易。这时使用的就是日本的信牌。清朝通过信牌管理赴长崎的船只。

97 宁波船与南京船
不同的出发地规定了不同的进港船数。运输江南生丝的宁波船（左）和南京船（右）所受待遇优惠

可以说陆地政权与海外政权之间没有政治交涉而对海上贸易进行管理的互市体系就此完成。

与日本的贸易港

正德新例之下，半数以上从江南出港的船只都领到了信牌，结果使江南的乍浦迅速发展为赴日商船的出港地。乍浦与宁波隔着杭州湾相对而坐，同时也是排斥福建商人掌握与日本贸易主导权的浙江商人的大本营。

雍正六年（1728），负责浙江与江苏行政的官员聚集一堂，就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协商。最终决定各选四名商人充当商总负责监视贸易，由在港口从事中介业务的牙行充当出港人员的身份保证人（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明石书店，2002年）。

乍浦里有牙行。牙行对贸易进行管理，有义务向官员汇报出港船舶的乘客姓名、籍贯等情况。从中国装满货物的船只出港时候要缴税。这时牙行还有一项任务是拿着缴税发票到有关衙门申请出港许可证。商船进港时，牙行也要查明乘客的身份，向衙门提交注明缴税地点的文件。先前曾介绍过的浏河港保税行所承担的工作，由他们牙行来负责。

1717年以后，随着清朝对海洋统制结构的逐步完善，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也开始接受官方权力的保护。漂流民被送到乍浦，在那里等待驶往日本的商船。1780年，漂流到福建霞浦的大坂传二郎—纪州御坊一叶丸上的乘客—曾这样说（石井谦治《史料绍介：大坂传二郎船漂流异国报告》，《海事史研究》18号）：

［安永九年（1780）］3月20日到达南京一个叫做乍浦的地方。此处是往日本的渡口，在类似船行的地方逗留。这一家看起来是往日本运货，对货物进行检查的地方，后面是一大片宅邸，前面就是船行。这一家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小吏等是十二三人，学徒有四五人，管账的有五六人，采购的二人，做饭的二人，其他都是做内勤的人。渡海去日本船只的船主在这里住宿、打包。我们在这里吃了早饭。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体系完善后，大量的海产品被运往中国。随着厨艺精进，产自日本的鱼翅、鲍鱼、海参都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食材。顺着这条通道，社会上也出现变化。

最高级的干鲍鱼中有一种叫做吉滨鲍，产自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三陆町的吉滨，因肉厚如马蹄银所以备受欢迎，味道也很重。在三陆一处叫做吉里吉里的小港口上，靠经营海产品发财的商人中有一位吉里吉里善兵卫也就是前川善兵卫。善兵卫经营在太平洋上搞运输的船只，1752年他掌握了三陆海面上的渔业权，1765年以后，通过把在这片海域上捕捉到的鱼翅、鲍鱼直接运往长崎而繁荣。

善兵卫这个名字乃世代沿袭。创造了前川家繁荣的鲍鱼也来到了中国的乍浦。

琉球的变化

冲绳料理中还残存着日本与中国交易的痕迹。结婚等喜宴上有一道菜叫做昆布卷。这道菜是用昆布卷着当地的一种鱼，然后用猪肉汤炖成。昆布作为油腻的猪肉料理的配菜在琉球料理中不可缺少。但是在冲绳附近的海中没有昆布。18世纪中叶，北海道产的昆布大量从冲绳出口中国。这一流通使冲绳地区用昆布做菜发展起来。

明清交替，对琉球而言是件大事。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需要通过琉球保证与中国的贸易之路。所以琉球一直保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在琉球负责外交事务的华裔过去一直是与明朝人相同的装束。与清朝交涉时，着前朝的服装会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华裔们选择了琉球风格的服饰，逐渐融入琉球社会中。

1654年，琉球国王向清朝提交明朝授予的中山国王印章，清朝重新册封尚质为第一任国王。日本此时非常担心琉球人会不会被强制辫发。幸好清朝没有在琉球强制实行满洲的风俗，封尚氏为琉球王，规定向福州派遣朝贡使节。

琉球国向从本国到中国的朝贡船发行堪合。标有明朝年号的最后一张堪合是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仁字第五十六号”。之后开始发行清朝的堪合，顺治十年（1653）发行了“仁字第七十五号”。这是仁字号最后一张堪合。顺治年间共发行了19枚堪合。如果一张号码对应一艘朝贡船，那么十年间共有19艘船曾经从琉球驶往中国。

康熙年间，堪合改为义字号，雍正以后改为礼字号。此后每逢清朝年号改变，堪合的“号”也随之改变，至同治六年（1867）琉球最后一艘朝贡船为止，发行的堪合总数超过了450张，平均每年2.2张。按照清朝的规定，琉球朝贡为每两年一次，每次最多3艘船。这样算下来平均一年为1.5艘船。也就是说琉球派遣的朝贡船数量大大超过了清朝的规定（松浦章，《清代琉球贸易史的研究》，榕树书林，2003年） 。

到达福州的琉球使节在内陆河流与大运河转乘船驶向北京。与使节一同来华的商人们则在福州进行贸易。一些留学生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留在福州。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像蔡温等完善了琉球国形式的人才。

每当琉球国王更替的时候，清朝总会派出册封使节前往那霸。这些清朝使节乘坐的船只叫做冠船，船上载满了中国的特产，在那霸进行交易。1663年清朝第一次派使节前往琉球，至1866年共计八次。

琉球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然以这种形式保持下来，但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日本经由琉球与中国之间展开的贸易却没有振兴起来。幕府对出口产品进行统一管理，琉球方面，其利益又几乎被萨摩藩夺走，所以双方对经营贸易并不热心。

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萨摩藩在以大阪为据点的日本国内物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后，俵物和昆布就建立起运往琉球的流通渠道。北海道的昆布通过在日本海航行的北前船进入濑户内海，来到大阪。载满昆布的船从大阪出发再前往冲绳。贸易的基调变成从琉球出口海产品，从中国进口大黄等中药材为主。此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通过琉球的贸易势头越来越强劲地迈向19世纪。

移民东南亚

歌颂盛世好光景的中国也开始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各种特产。不仅燕窝、鱼翅等高级食材，类似粮食、胡椒、儿茶还有黄金、锡等各种物产的交易量都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的增长（粮食方面在下一章论述）。儿茶为从茜草科植物（学名：Uncaria gambir Roxb）的树叶和青枝中抽取的药材，在中国称呼为阿仙药，被用作收敛性止泻药或者口中清凉剂（日本也被当做仁丹使用），在欧洲专门用于硝皮。

为了满足中国对这些物产的需求，仅凭当地的劳动力无法维系，于是大量的中国人作为劳工移民东南亚各地。说起东南亚的华裔劳工，最有名的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人经营的种植园中劳动的苦力。但是18世纪已经有劳工移民渡海，并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人是在明清交替时期，因厌恶满族的统治而逃亡海外的，他们也被称作明朝遗民，不少人作为劳工移居当地定居。现在的越南南部，即被称作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迁入了大量广东人勤劳开拓。

18世纪互市体系成立，海上贸易繁荣之后，劳工的移民潮波及东南亚各地。估计每艘从福建出发的中国帆船上，都有200多名出国的劳工。他们的目的地是廖内岛（Kepulauan Riau）的胡椒、儿茶农场，邦咯岛（Pulau Pangkor）的锡矿山，吉打州（Kedah）的甘蔗园、文莱（Brunei）的胡椒园等（Carl A.Trocki: A Drug on the Market Opium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750—1880）

来自中国的劳工组织成一个个叫“konsi”的小集体，生活在其中。这一称呼来自中文的“公司”，原本是不分家在家长的管理下共同经营的大家族的意思，在此变成了共同经营团体的含义。此后印尼的统治者荷兰人为了瓦解华裔居民强大的组织力广泛采用欧洲人。

公司由提供资金的人“头家”、现场管理者“大哥”和大量的劳工构成，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乡。有不少公司他们分别由同一个村子的人构成，同姓同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同乡同族的关系，所以即便头家、大哥有剥削劳工的情况，也不会动摇公司的团结。

公司向当地领主缴纳部分所得利益，由此换来在迁入地的活动许可。在庄园和矿山从事生产得来的利益在头家、大哥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头家所得最大，有时约占总数的五成。提供给公司劳工的粮食也比当地的价格高出数倍，反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制定的价格要比实际价格低，这样一来使劳工们的纯收入要比在老家干活高出好几倍，待返回老家的时候能够积攒起巨额财富。

据估计，18世纪末在邦咯岛开采锡矿的中国劳工有25 000人，加里曼丹岛有40 000人，18世纪80年代廖内岛的胡椒、儿茶种植园的劳工达到了25 000人。

广州的英国人

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城曾被城墙包围。城外有一处被中国人称作“夷馆”、英国人称作工厂（factory）的地方。那里是清朝规定的外国商人居住区。与日本长崎相同，外国人从此处出关也受到限制。

1684年允许与外国跨海贸易以后，澳门等四个港口被规定为与外国进行互市交易的地点。此后交易的场所从澳门转移到广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那些为外国商人办理身份保证的商人组织而成。这些都是公行，俗称广东十三行。说是十三行，并不是说并列十三家店。这一称呼是明朝沿袭下来的传统名称。

“行”在中文中是行会或者是帮的意思。公行形成的时期正是清朝以日本颁布正德新例为契机加强海上管理的时期。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介绍，广州有名的商人们聚集在祭祀神明的神坛前，杀鸡饮血，交换誓约，规定公行的章程。

98 18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城市与迁入东
南亚

围绕与外国的贸易，广州与闽海关管辖下的厦门、浙江海关管辖下的宁波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18世纪中叶，宁波有中国特产的集散地江南作为腹地，所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当时浙江海关在宁波行政区内舟山群岛的定海设立专供西方船只停泊的区域。英国商人们前往定海采购生丝和茶叶等，如此一来广州眼看着一天天衰落。有可能是因为在广州拥有利权的满洲旗人和官员等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下令限定广州一处作为与西方人交易的窗口。

诏书中所列举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把外国船只限定在广州，则所得利益不仅限于广东，还能够波及江西等省。江南几乎已经垄断了与日本的所有贸易，如果再把与西方的贸易也集中到宁波，华南就有可能落后。考虑到国家的全局，有必要让广州垄断与西方的贸易。

公行对贸易征税，充当外国商人和船员的身份保证人。外国人被安排居住在城墙包围的河边的角落，与外界隔离。受季风的影响，广东的贸易旺季从秋天开始到冬天结束。过了这一时期以后，外国人不准逗留广州，需要前往葡萄牙的租借地澳门。这一规定被英国人称作广东体系。

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在经济上获利增加，虽然有各种制约，但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从中国进口的茶、往中国出口的印度棉花，还有18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的印度产鸦片，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获利颇丰。公行商人与英国人之间也形成了信赖关系，仅凭口头协议就完全可以交易。

让英国人头疼的是外国人无法与地方官府直接谈判。虽然正规的税金并不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追加税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中国主张由中方掌握外国人的审判权，也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1784年英国船在节日放礼炮的时候，造成多名中国官员死伤。中国扣押管理船上货物的职员作为人质，停止贸易，武力封锁居留地，要求引渡放炮的炮手。英方毫无办法对抗，印度炮手被处死刑。只要抛出停止贸易的王牌，没有谈判窗口的外国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使节团。

朝贡与外交

如果外国人与官员直接交涉，朝贡体系就会马上启动。为了避开这一环节直接贸易，外国人与官僚之间安置一个有特权的商人，由他们充当外国人的保证人。这是互市体系的一种形态。

但是要求改善广东体系则超越了互市范畴。1792年，英国的全权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乘坐“狮子”号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军港附近的斯彼特海德（Spithead）出发，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跨太平洋，未在广东停留，直接于次年1793年到达渤海港口大沽。不经过广东的理由是逃避广东体系，直接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马戛尔尼经北京，越过万里长城，于9月份来到皇帝夏天的避暑地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去谒见当时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高宗，乾隆帝）。如何行礼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英国人刚跨过互市的体系，就撞上了朝贡的壁垒。

中国拜见皇帝的时候，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三个头，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但是若行此礼，英国就被列为清朝的朝贡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不是朝贡而是一种对等的外交。马戛尔尼谈判的窗口是弘历的宠臣满族人和珅。马戛尔尼坚持与和珅反复交涉，最终被允许按照欧洲形式行单膝下跪之礼。欧洲最高的行礼是亲吻国王伸出的手背。中国希望能够免去此礼。和珅借皇帝之威聚敛私产，成为清朝第一号贪官留名史册。

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是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安置管理贸易的人等。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最大的希望是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为加强英国人的立场从事外交谈判。但实际情况距离目标的实现太过遥远。

清朝皇帝向英国国王提出的是皇上颁给朝贡国的告谕。其中写着“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言许多国家仰慕清朝前来朝贡，所以没有特别需要从英国进口。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马戛尔尼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从广东北上时一路测量航线，从热河经大运河穿越整个中国出广东返回途中，收集各种情报，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对日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1月18日的日记中，马戛尔尼记载了从杭州沿浙江的河流顺流而上途中与从福州到北京的琉球使节团会面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一方面拥有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接近日语还是朝鲜语。据他们说，还没有欧洲的船只在琉球群岛停泊，如果来航必定欢迎。他们对与外国的交流没有禁令……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润泽的脸比较白皙。言谈举止典雅大方，说话有趣，也不多话。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一群岛理应属于中国或者日本，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清朝）……如果情况允许，前往此琉球群岛探访应该会有所收获。（马戛尔尼著，坂野正高译注，《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

99 马戛尔尼使节团的行程

或许是根据这一情报，19世纪英国为了寻找外交交涉的突破口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中国使节团时，当英国海军狮子号把阿美士德送到中国后于1816年访问琉球。

英国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东欧亚的海上即将吹进新鲜的空气。

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Ⅱ

皇帝与帝国

皇帝的多面性

讲述中国的时候常常会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作开始。但其实被我们看做是传统的东西大多是在18世纪这个“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创造出来的，属于相对较新的传统。

比如统治的疆域。今天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几乎与清朝18世纪统治下的疆域相同。不仅国家的形状，甚至连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大多继承了18世纪的内容。本章中希望能够对清朝作一番总体性的概括。

相对于明朝皇帝的儒学一统，清朝皇帝是拥有四个面孔的多面体。首先他是满族的领袖，其次他又是汉族儒教意义上的皇帝，因声称手中握有元朝玉玺而成为蒙古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后来又成为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这种多面性早在1636年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宣告清朝成立时已经初显。后金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的黎明，皇太极率领满族王爷贝勒及满、蒙、汉族官员走出后金首都盛京的大门，前赴祭祀天地的坛举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仪式。通过更改仪式清朝皇帝宣告其身为三民族最高权威的地位。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把满、汉眼中的一面称作“东颜”，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眼中的一面称作“西颜”。

因为身为汉族的皇帝，清朝从明朝继承了许多遗产。海外的朝鲜、琉球在儒学范畴中仰视他。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帝是八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镶黄旗与正黄旗的领导者。

从皇太极到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每逢皇帝对重大事情做出决断时需要与其他八旗首领组成会议进行协商。皇帝死后拥立新的继承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发突出。满族的领袖不同于明朝由嫡系长子继承。八旗首领等有权力的人协商之后选择皇族中被认为有才能的人继承。这样一种权力性质容易造成皇位交替时发生混乱。

在皇太极到福临（顺治帝）的交替过程中，福临的母亲孝庄皇后与最有权势的多尔衮合作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对能够与其竞争的皇族及其后代处死或降级。多尔衮下台后，他统治的正白旗也编入皇帝统治之下。两个黄旗与这个正白旗合起来称作上三旗，比其他五旗都要高出一个级别。这就使得从福临到玄烨的交替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在辅佐幼帝的官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100 秘密建储
清朝指定继承人的方法。在建储匣内存放着写有继承人姓名的文件，藏于挂在乾清宫上的匾额内。“正大光明”四个字出自福临（顺治帝）之手

从玄烨到爱新觉罗·胤禛的交替也牺牲了不少人。玄烨之子被封为旗王后，在满族旗人之间衍生出一批以他们作后盾的派系。康熙帝立次子胤礽为太子，对他进行身为皇帝的教育。胤礽行为日渐放肆，于是一度被废掉太子身份。这加剧了其他皇子之间的暗斗。康熙六十一年（1722），玄烨于临终前正式交代四子胤禛为皇位继承人。但是对于该遗诏的可信性有学者表示怀疑，这成为清史中的一个谜团。雍正元年（1723），胤禛公布建储新方法，即不对外公布下一任皇位继承人选，由他亲笔其名字放入匣中，置于悬挂于紫禁城乾清宫殿上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个被称作“秘密建储”的方法，在选举有才能的人做领袖的满族选举原则上吸收了提前建储的汉族方法。

胤禛继位后先是对其兄弟及八旗领导人表示出合作的姿态，但当其统治稳定后马上对有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兄弟进行肃清。主要兄弟共计十七名，其中包括胤礽在内的七人遭幽禁，待胤禛死后活着出来的只有两个人。另外，在中国忌讳使用皇帝本名用字，书写时需省略或使用其他同音汉字代替。因此为避开“胤”字，清朝文献中多用允礽等表述（嘉庆之后，该规定渐趋放宽）。

“西颜”皇帝

在西部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的居民眼中，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继承了元朝天命的汗（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藏传佛教的大施主。

在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草原世界，蒙古帝国解体后上演了多个政权的兴亡。16世纪后半期成吉思汗的子孙达延汗统一蒙古（参第六章）后，蒙古高原有权势的人纷纷招达延汗的儿子为婿，尊其为蒙古族的领袖。以此作契机，各政权都试图在与成吉思汗这一关系上证明自己的正统性。此后在17到18世纪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只有创建了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才可称“大汗”。有人把它称作成吉思汗血统原理（宫胁淳子，《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讲谈社选书メチエ，1995年）。

达延汗的直辖属地是位于连接满族领域的大兴安岭西部，一个被称作察哈尔的游牧民区。达延汗的长子来到察哈尔制作了大汗家系谱。身为察哈尔部大汗的林丹汗持有所谓元朝玉玺—它为清朝成立创造了契机，他死后这块玉玺被交到后金皇太极的手中。可以说清朝从身为达延汗嫡系这一点上也继承了统治的正统性。皇太极还被蒙古族的王侯贵族奉尊号为博格达·彻辰汗，这成为清朝在蒙古世界提高权威的重要因素。

达延汗三子俺答汗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新的权威。那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是青海僧人宗喀巴于15世纪初创建的新兴宗派。因僧人头戴黄色僧帽所以又被称作黄帽派。该派自有一套系统的教义且严守戒律，因此逐渐吸收其他宗派拓展了势力。据说远征青海的俺答汗在那里遇到格鲁派僧人受感铭。

1578年，俺答汗邀请高僧索南嘉措—据说是宗喀巴的弟子转世，封“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在蒙古语中意为“大海”，“喇嘛”在藏语中意为“师傅”，该封号取自高僧名中的“嘉措”（大海）。因索南嘉措乃第三位转世僧人，故达赖喇嘛的称号追溯至宗喀巴的弟子为一世，索南嘉措为三世。

有人说俺答汗遇到达赖喇嘛时悟到自己是元朝缔造者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化身。超越了与成吉思汗的血缘亲疏，借助藏传佛教获得统治正统性的依据。换言之，若以达赖喇嘛的权威作后盾即便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系，依然可以打开称作大汗的可能性。

达赖喇嘛确立授予大汗称号的权威后，在蒙古高原上就开始扩张其势力。达赖喇嘛三世刚去世就被称转世为俺答汗曾孙，此子在西藏出家成为达赖喇嘛四世。这成为佛教权威超越西藏或是蒙古这种民族的界限获得发展的契机。

藏传佛教高僧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藏语为mchod yon，直译为“寺与檀越”（施主），世俗的权力成为守护佛教的施主，高僧赋予权力以宗教权威这样一种关系。充分利用这种相互关系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的是达赖喇嘛五世。

他为了确立格鲁派的势力吸收了向蒙古高原西部扩张势力的卫拉特首领。该首领因不是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按照成吉思汗血统原理不能称大汗。但是通过达赖喇嘛授予的权威，后被称作顾实汗。顾实汗成为西藏王后，他的子孙以青海为根据地创建了政权。

达赖喇嘛五世也与清朝皇帝通好。他受皇太极的邀请派代表去北京，又于顺治九年（1652）亲赴北京面见皇帝。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互赠称号，确认了双方的mchod yon关系。这一关系在儒教逻辑中被解释为西藏归顺清朝，在藏传佛教中被解释为清朝皇帝成为施主。

清朝与准噶尔围绕达赖喇嘛权威之战争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影响来到中央欧亚后，一些西藏、蒙古有权势人的子弟前往拉萨留学，接受教育后回到故乡建造寺院。这些寺院成为格鲁派向内地扩张的据点，门前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区。但是吸收政治权力的同时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也招致了新的政治敌人。

蒙古族喀尔喀部（祖先是达延汗）在蒙古高原上一直保有势力。喀尔喀部的大汗子弟留学中央欧亚时被认定为高僧转世，在拉萨师从达赖喇嘛五世。他就是第一世哲部尊丹巴。围绕他在家乡建造起的寺院发展起来的城市就是今天的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

图七 故宫
——明清两代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也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

图八 铜胎画珐琅缠枝莲纹六孔瓶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故宫的清雍正时期“为君难”雕螭长方印

图十 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媒报道的侵华战争（铜版画）
——画面所绘为1859年英法军队陆续抵达香港的情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法国Le Monde illustre
画报刊载。

在卫拉特有权势人的系谱上，准噶尔的儿子被认定高僧转世，在拉萨师从达赖喇嘛五世，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噶尔丹。其兄遭义母兄弟暗杀之后，噶尔丹还俗成为准噶尔的领袖，以越过了天山山脉的准噶尔盆地为根据地扩张势力。1678年达赖喇嘛五世授予噶尔丹大汗称号，噶尔丹打倒反对格鲁派宗派的政权，致力于强化达赖喇嘛政权。

1682年，达赖喇嘛五世圆寂，但是执政的桑结嘉措为了渡过政治困境没有公布这一消息。桑结嘉措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以创造了历史、医学、音乐等各学规范而著名，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却致力于自派的势力扩张。他的这一行为也引起了围绕达赖喇嘛权威的世俗势力之间的对立。

准噶尔利用喀尔喀部的内讧企图将势力扩展至蒙古高原。在宗教上就表现为噶尔丹与哲布尊丹巴一世这两个高僧转世化身之间的对决。清朝的玄烨与达赖喇嘛五世合作为解决喀尔喀部的内乱于1686年召开讲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噶尔丹被哲布尊丹巴一世没有对达赖喇嘛的代表表示敬意而激怒。

1687年噶尔丹攻入蒙古高原，哲布尊丹巴一世与喀尔喀部的王公们为了谋求清朝的保护往东前进。1691年哲布尊丹巴一世在多伦诺尔向清朝皇帝表示归顺之意。清朝为了保持对蒙古族的影响力也需要保护哲布尊丹巴一世。这一情况招致噶尔丹统领的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爆发战争。

1696、1697年春，清朝皇帝玄烨亲率大军远征蒙古高原。就在噶尔丹进攻蒙古高原期间，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发动军变控制了塔里木盆地一带。玄烨联系策妄阿拉布坦希望他夹击噶尔丹。孤立无援的噶尔丹走投无路死于1697年。清朝通过17世纪末开展的这场与准噶尔的战争，成为蒙古高原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一世的施主，将其置于保护之下，使喀尔喀部的蒙古族成为自己势力下的一部分。

掌握达赖喇嘛权威的清朝

进入18世纪以后，围绕达赖喇嘛本身的权威在中央欧亚地区世俗权力者之间的争夺战愈演愈烈。1697年当噶尔丹处于劣势蒙古高原的形势日趋明朗时，当政的桑结嘉措公布达赖喇嘛五世死讯，推举秘密选出的少年为达赖喇嘛六世。

在藏族称之为安多（a mdo）的青海地区，卫拉特的顾实汗的后代作为西藏王创建了政权。1705年，在拉萨召开的会议上，安多的西藏王拉藏汗否定拉萨方面用力的达赖喇嘛六世的正统性。接着又高举反对达赖喇嘛政权的大旗杀死执政的桑结嘉措，与清朝取得联系。

清朝最初是支持拉藏汗的，他们不信任桑结嘉措，因为桑结嘉措曾支持噶尔丹从而扩大了混乱。达赖喇嘛六世在被拉藏汗抓起来送往北京的途中死在青海。然而拉藏汗强行介入达赖喇嘛政权的行为却引起了藏族与蒙古族的反感。东西藏出生的一名婴儿被推为达赖喇嘛七世。

101 云南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

噶尔丹死后，在准噶尔盆地至塔里木盆地一带发展势力的策妄阿拉布坦计划趁此混乱之际将西藏高原也控制在自己手中，于1717年派兵前往拉萨消灭了孤立的拉藏汗。清朝正式承认已长成少年的达赖喇嘛七世。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派兵护送达赖喇嘛七世至西藏。达赖喇嘛权威的源泉受到清朝保护，准噶尔没作任何抵抗不战而退，彻底退出了西藏高原。这就是清朝保护西藏的开始。

17世纪发生在西藏高原的动荡，其余波甚至影响到西藏文化的边缘地区。在云南北部，除藏族以外的纳西等民族各自配合着自己的营生共同分享着这片生活空间。在当时的藏族内部，密教色彩浓重，信仰藏传佛教中噶举派（在家修行）的人很多。达赖喇嘛五世时代，格鲁派僧人进入云南与噶举派展开了伴随着武装斗争的宗教斗争。格鲁派接受清朝援助于17世纪末在云南确立了其优势地位。

云南省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松赞林寺。该寺由达赖喇嘛五世祈愿修建，作为云南格鲁派宗教活动的根据地日渐兴盛。主堂顶层安放着达赖喇嘛五世像。该寺所在地中甸成为云南藏传佛教的中心。现在，为招揽游客，取欧美人所熟悉的理想家园香格里拉之名，该县于2002年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宗教上的动荡给云南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如前所言，明朝时候以丽江为根基的纳西族木氏被指名为土司后，受到明朝的援助而压迫藏族。苦于木氏压迫统治的云南藏族响应格鲁派势力的扩张，推翻了木氏土司的统治。

身为格鲁派最大施主的清朝，在18世纪上半期开始保护西藏以后，充当西藏与中国之间缓冲剂作用的木氏土司的存在价值明显降低。雍正元年（1723），清朝废除丽江的土司，由中央派去的官员管理当地。下文将要叙述的就是这一统治制度的变更—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之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发展超乎以前。这也是盛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被称作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上，每一处交通要道都有藏族经营的旅馆，装满货物的马帮往来穿梭。来自中国内地及云南南部的茶叶、砂糖、棉布等商品往西藏流动，西藏的毛皮、麝香、药材等被运往云南。西藏必需的铜制品也是丽江生产。丽江作为贸易之路的必经之地得以保持繁荣。

明朝的政治城市丽江在清代时蜕变为一座商业城市。木氏土司的统治使丽江的街道能够保持风格，赋予丽江文化的厚度。改土归流以后的贸易繁荣带给丽江街道赋予华丽的外衣。这样的历史厚度在丽江被列入世界遗产时得到高度评价。

清朝与中央欧亚

18世纪中期，领导人的去世使准噶尔内部发生内讧。这时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趁此混乱于乾隆二十年（1755）进攻并控制了伊犁。乾隆二十三年又派兵至塔里木盆地一带—该地自噶尔丹以来一直处于准噶尔的统治之下，次年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在这一时期清朝达到最大版图。该地区被重新命名“新疆”，意为新的领域。

清朝在中央欧亚的领域即蒙古高原、青海、西藏及塔里木盆地一带被称作藩部，属行政单位理藩院管辖。理藩院的前身为后金负责管理蒙古族的蒙古衙门，康熙以后成为独立于管理中国六部的行政机关，负责藩部行政及对俄外交事务。清朝对藩部的统治基本上保存了当地原有的统治机构，在军事基地驻扎军队以便发生混乱时维持治安。

清朝模仿八旗制对内蒙古的蒙古族进行编旗，指定相应的游牧地给各旗。旗长被称作札萨克。当清朝影响力扩及蒙古高原以后封各地首领为扎萨克。通过对各旗界限的划定，清朝制止了蒙古族首领越界进行势力扩张的行为。在清朝的这种统治背景之下，准噶尔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被称作游牧帝国的政权。

在西藏高原，清朝将统治权限集中于达赖喇嘛政权，同时由贵族、僧人组成的四人会议负责政治决策。四位大臣决定的政策经与清朝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大臣协商后接受达赖喇嘛的裁定然后实行。

1788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为了垄断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入侵西藏。清朝派兵后，廓尔喀撤兵与达赖喇嘛政权谈判。不过谈判破裂后，廓尔喀王朝发动再次进攻，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派兵击退廓尔喀军队。将廓尔喀军队引到西藏的原因之一在于僧人们过于任意的煽动。清朝由此痛感需要控制拥有巨大权威的僧侣。于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决定高僧转世化身之时，采用了金本巴瓶制，即把写有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装入金壶进行抽签。

明朝皇帝仅仅是儒教世界的中心，因此没能对居住在中央欧亚的人们树立起权威。请联想一下曾远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乐帝）并没能将其纳入统治之下的事实。清朝的皇帝却继承了元朝的血统，同时还是藏传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维持在中央欧亚的权威，通过间接方式在18世纪实现比较稳定的统治。这里主要从“西颜”的角度观察清朝的整体形象。至于清朝如何统治中国内陆这一问题，下面内容将在论述官员陈弘谋政绩的同时进行探讨。

官员与行政

步入仕途

北京城北角处建有雍和宫、国子监和孔庙（孔子庙）。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国子监旧称作太学，是明清时代的最高学府。根据“左庙右学”的古代制度，孔庙与国子监相邻而建。孔庙前庭排列着刻有考取功名人姓名的石碑（进士题名碑）。

102 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内先师门两侧，有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198块，刻有51624名进士姓名、籍贯和名次

从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到光绪三十年（1904）间共建有石碑198座，上面刻着51 624名攻克科举难关成为进士的人的姓名。每尊石碑最上面刻着的是科举最后一考—皇帝亲自进行的殿试年份，其下是250名左右的人名。

其中有一通石碑上刻着“雍正元年癸卯恩科”。按照惯例殿试为三年一考，但雍正元年（1723）为纪念新皇帝登基开特例举办，称作“恩科”。石碑中间稍往上的一列刻着陈弘谋的人名。他是18世纪清朝盛世中以勤奋、富有才华而闻名的官员之一。在追溯其丰功伟绩之前首先对官员选拔制度科举作一简要介绍。

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确立的科举制度，未作任何改变。首先，明朝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是被称作儒学（县学、州学、府学）的官学学生。入学需参加童试，参加考试的学生被称为童生。考试前须交代清楚上溯三代祖辈的身份来历。若其中有人社会身份为奴隶或贱业、或者有前科接受过处罚者，都没有考试资格。

童试为三年两次，需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基本上县试选拔人数为定员的四倍，府试减半，院试时再减一半决定入学。可入儒学的童生成为生员。不过因入学后就获得了科举考试的资格，所以清代儒学已经失去了学校教育的机能。成为生员后不但拥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因被称为秀才所以还拥有享受社会礼遇的权利。在几乎没有人通过最后一级科举的地区，不少生员作为社会精英活跃在当地。明末社会秩序动荡之时，很多情况下生员成为改革旗手。

入学后还有一项能力测试—岁试（三年一次），清朝时被称作科试，是一种资格考试。科试合格后就可以参加秋季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逢子、卯、午、酉及恩科时开考，每次考试时间为七天。考取者人数各地不等，平均大概为百名出一位，难度很大。考场称为贡院，由成千上万间独屋构成。考生将在那里一个人度过三天两夜。考中者被称作举人，由此才算真正开始步入仕途之道。

乡试次年三月在北京贡院将举办会试召全国举人参加。清朝时候，又在会试前增添了一场提前考试—举人复试，进一步缩减参加会试考试的人数。会试第一名称会元，第二名称亚元，考中者均可参加殿试。殿试为科举考试中的最高一段，由皇帝亲自主持，进入殿试者没有落榜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元。这三人将进入相当于国家学术机构的翰林院。其他的合格者，在雍正以后接受朝考（翰林院录用考试），成绩最好的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必要时被派担任要职，对将来升迁有利。成绩较好的进入中央政府内阁，次之者被派往地方担任知县等。

皇帝与官员

陈弘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生在广西临安，兄弟三人排行老二。其祖上在明末动荡时期从华中内陆湖南迁入临安县横山村，肯定不是一个富裕之家。父亲积淀了坚实的财产，才得以有余力供三兄弟上学。

陈弘谋有一位长他二十二岁的兄长。他兄长虽然为求功名勤勉治学，但府试合格后再没能考中更高一级的科举。于是在村中私塾做先生，一生致力于乡里的水利事业及慈善活动。中途放弃科举的知识分子当中，像陈弘谋哥哥这样为地方社会做贡献的人不在少数。

在兄长的影响下陈弘谋也一心治学，并于康熙五十三年获得生员身份进入县学，几年后又获允进入广西省城南宁书院读书。在他的传记中有一则他生员时代的逸闻，说是每当有邸报（邸抄、京报）送到，陈弘谋必借来熟读，希望能够通过阅读邸报掌握做官所必需的实践能力。不过他还是前后两次在乡试中落榜。

雍正元年（1723）开恩科，不同以往一年内接连举行了乡试与会试。陈弘谋考中春季的乡试后，来到北京赶考通过了会试与殿试。这一年他虚岁二十八。科举合格后陈弘谋被派任翰林院庶吉士从事编辑，不久之后因其有骨气而为皇帝所知。

录用的官员中有一种称号为监生，原本是指从生员中被择优入选进国子监读书的学生，有机会被提拔为知县等。不过监生为官之后也难以飞黄腾达，所以成为监生的生员并不多。因此清朝时候监生成为可以用钱买来的名称。这么一来自然有钱但学问不行的监生日渐增多，一到定期考试找人代考就变成一种惯例。为整肃纲纪，雍正皇帝胤禛将代考一事作为处理对象，要求参与的人自首。

103 清朝的中央与地方官制
引自神田信夫等编，《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4 明—清》，出川出版社

这时陈弘谋上书皇帝称该项政策存在很多问题。皇帝钦点面见，陈毫不畏惧，指出：监生荣归故里后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精英，若这样的人前去自首则会使权威丧失，导致秩序的混乱。而且为了摆平此事定会有人大行贿赂，使一些当值的官员中饱私囊。陈的提醒让皇帝注意到原本为整肃纲纪而实施的政策反而会招致不正之风。这件事使陈弘谋得到皇帝的认可从而获得破格提拔，因处理了一项难题而升官。

可以说陈弘谋的运气很好。突然即位的皇帝胤禛需要通过改革上一代政治弊端来证明自己。康熙年间，因当朝皇帝持续执政超过六十余年使得官界的腐败发展日深。为通过科举考试，需要可以专心学业的环境。因此考取功名者多出自富家子弟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不仅带来各种各样的权利，财产也会进一步增加。官、权之间关系密切。

科举考试中，官员受派遣充当监考官。监考官与考取者之间会产生师徒关系。成为门生的官员若再被选用为监考官，则其下考取的人就成为徒孙。这样形成官场上的人脉关系，通过这种人脉，各种人情委托交错，成功之后的报酬逐渐集中于高官手中。

新皇帝着手进行的一项事业就是彻底改革官僚机构。雍正元年正月，胤禛对所有地方官员颁布敕令命地方官员上报各自的为官心得。另外，考虑到地方官员由于俸禄过低而形成贪污等围绕权力的人际关系、剥削人民，设养廉银作为补贴。该项补贴意为培养清廉官员，为俸禄的十倍。

地方官员不但受到密探监视其动向，还有义务向皇帝提交私信（奏折）。由于盖着官印的正式文书通过行政机构呈递，所以恐怕会有因官僚的互相监视而不报告实情的现象。奏折只有皇帝一人阅读。皇帝要求坦率地写明事实，用红笔一条一条地在递上来的奏折上批示意见或指示，然后再送还官员。通过奏折的信息传达，皇帝可以逐个地掌握官员的情况。

在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的时候，皇帝迫切渴望人才。出身边境且非富贵之家，品质高尚又能抓住事物核心的陈弘谋这样的人就成为难得的人才。甚至于，陈在父母去世时都没有被允许回乡服丧，而服丧在官场上是一个惯例。

清朝的统治机构

雍正十一年（1733），陈弘谋被任命为云南布政使，此后开始了漫长的地方任职生涯。在回顾其历史足迹之前先梳理一下清朝的统治机构吧。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官僚机构，有内阁也有六部，但也设置了新的机构。语言是明朝没有而清朝具有的一大特色。清朝的官方用语是满语，不过占据了大半数量的汉族官员只会讲汉语。于是需要将汉语文件翻译成满语、满语文件翻译成汉语。这项工作原本在内阁进行，不过到了雍正八年（1730）准噶尔战争开始后，变得停滞不前，而且翻译工作中还出现了泄密的危险。于是新设军机处，将有关军事方面的翻译集中该处进行。

现在去故宫（紫禁城）时会发现乾清门的一个角落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建筑，那就是军机处所在地。乾清门是区分内廷与外朝的地方。从军机处所在地方—皇帝与官员之间，可以推察其控制情报出入之用心。在这间小房子里，形成了一种由皇帝任命的军机大臣（兼任要职）掌控、能够迅速应对皇帝指示的体制。原本只是处理与军务相关案件的机关，逐渐变成处理重要政务的机构，至乾隆时期开始承担人事等一般政务。

104 故宫军机处外景

转而看一下地方的统治机构吧。清朝的版图大致可分为中国本土的直省、满族故里东北地区以及前述藩部三个地方。东北地方处于军政之下，布有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直省共有十八个。

直省的最高长官为巡抚、总督，合称督抚。巡抚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总督管辖两三个省。总督与巡抚虽然在级别上有差别，但制度上是相互独立的行政长官。在一些省份既有总督兼任巡抚的情况，也有不设总督的情况。

地方与中央的官方交往全部以总督与巡抚之名进行。不兼任巡抚的总督，职责在于整体把握统辖地区，不需要处理日常政务。督抚之下还有负责掌管财政与人事的布政使与从事司法工作的按察使。布政使工作的地方叫布政使司，那个时代多记载为藩司。同样的，按察使司多被记载为臬司。

105 清朝省级行政区划图

隶属布政使、按察使的地方官府有府、州、县、厅。与县相比，州的级别高一些，职务内容并没有什么两样。下面集中于县进行讲述。

县衙门设于城墙环绕的地方城市，由一名知县担任行政长官，县丞、主簿辅佐其右，负责分担维持治安、水利等特定业务。县丞等被统一称作佐贰官的人有时常驻设在管辖区内要塞地方的办事处。知县与佐贰官都被称作“官”，其人事权在中央政府。

第六章已讲到明朝中期以后随着税收纳入县级管理制度普及以来，县在财政上居于重要位置，对国家承担缴税的责任。因此为了使农业生产顺利进行，有必要重点进行水利灌溉等工作，县的行政作用变大。清朝时与人民直接相关的地方行政集中在县里。知县行使审判权，同时也是祭祀地方守护神的祭司。由于是与人民直接相关的官员，因此又被称作父母官。

府是隶属于布政使、按察使的中级地方官府，大约统辖十个州县。其任务只在于监督，而不直接进行管理。设有行政长官知府与佐贰官。佐贰官常驻，又有直辖地区的称为“厅”，多设于边境的新开垦地区。

18世纪末中国共有厅、州、县—直接与人民打交道的衙门—1603个。平均一个父母官要管理20万百姓。州县的数量在清代没有什么变化，而人口却在18世纪从1亿增加到3亿。父母官的职责日渐沉重。

陈弘谋简历

陈弘谋从翰林院经历了吏部郎中、浙江道御史之后，作为云南布政使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生涯。乾隆初年被贬之后，1740年经历了江苏按察使重新成为江宁布政使，1741年至1758年先后出任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陕西、湖南、陕西、江苏巡抚。

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成为管辖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明清时候，为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权贵勾结徇私舞弊，官员任命以做官不在本地为原则。出身广西的陈弘谋就任两广总督是得到皇帝亲自批准的。由此可知皇帝对他是何等信任。

之后他又经过江苏、湖南巡抚，成为中央六部之一的兵部长官兵部尚书，代理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之后又出任吏部、工部尚书。1770年曾因病申请卸任，未被批准，次年即乾隆三十六年终获准归乡，途中病死。

陈弘谋任地方官时，曾写下大量的行政书稿。其中一部分被编为《培远堂偶存稿》。读后，让人觉得地方行政之实情实景就在眼前。其对工作的态度是立足于长远对待眼前，这一态度也反映在其书名“培远”上。在乾隆以后的清朝史料中，为避皇帝弘历讳，都记作陈宏谋。这些年来我的研究生致力于研究《培远堂偶存稿》，所以这里就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看一下18世纪的陈弘谋都处理了哪些课题。

云南事情

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三年（1738），这一时期陈弘谋作为云南布政使主要处理民政。这期间他的主要政绩有两大支柱：一是创造了向本地人传播儒学文明的制度，二是使铜山的经营变得合理化。

元朝的统治为中国内地政权将云南纳入其中创造了契机，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述过了。明朝初期，尽管云南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但其统治委托给当地首领，实行一种被称作土司制度的间接统治方法。清朝初期，三藩之一的吴三桂政权统治云南，积极开采矿山，发展与西藏高原之间的贸易，铸造铜钱。随着开发的进行，大量汉人从内陆迁入，造成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矛盾频发。犯了罪的汉人还逃奔土司处。

雍正八年（1730），由于各种各样的剥削以及与汉人之间的纠纷，云南、贵州的当地人发动叛乱。虽然此次叛乱有许多民族参与，但清朝将之统一称为“苗”。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总督鄂尔泰（满族，镶蓝旗人）出兵平定，以武力废除了原来的土司，拓展了中央派遣地方官的统治体制。这一政策称作“改土归流”，意为改革土司，归于数年一换的流官统治。这样一来三省的核心地区就被改编为接受直接统治的疆域。清朝对云南开始直接统治后陈弘谋即前往赴任，成为开启云南内地化的第一人。

陈弘谋的基本行政方式在他的第一个赴任地云南得到发挥。他注意进行公平贸易，努力振兴汉族商人与原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作为前提条件，他重视的是当地人与汉族人进行平等交涉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汉族伦理的学习、理解，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普及初级学校上。

陈弘谋就任时，云南共有约200所学校，但大多没有发挥作用。陈弘谋在重新振兴这些已有学校的同时，又借助地方精英的力量创建了多所学校。其原则是不分汉族与原民族，均平等接受教育。据说陈弘谋离任时云南的学校已经增加到近700所。

这一施政是在陈弘谋的坚持下进行的。他坚信向原民族灌输儒学文明是可能的，对原民族来说，也是他们所希望的。从保持原民族自我认同这一点来说，陈弘谋的这一坚持或许应当受到批判。但是这种普遍主义对于清朝来说是必要的理念。

与玄烨相比，胤禛对汉字文化的理解更深一些。他试图通过汉族孕育的儒学理念统治汉族。对那些将满族视为夷狄排斥的汉族知识分子，他通过经书上说儒教的圣人舜是“东夷人”，而孔子视为典范的周文王是“西夷人”加以反驳，并将这种信念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出版，以求普及。对皇帝而言，儒学文明须超越民族的差异具有普遍性。胤禛的这种信念，为陈弘谋的这种坚持提供了依据。

管理铜山

在清朝的经济运营中，铸造铜钱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上一章已讲到，在与日本的交易中从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中期，日本出口的产品已经从银变成铜。日本史多有论述提到江户幕府为了确保国内的白银从而改变了出口的基调，不过却不能忽视清朝对铜的需要这一历史背景。

日本的铜来自海上，因此又被称作洋铜，它们是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来源。但是日本的铜出口量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清朝所需的数量。于是云南作为铜产地受到大家的注意。铜矿山的管理对在云南任职的官员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职责。

陈弘谋曾下令：

滇省银铜铅锡各厂（作业现场），硐民费本劳力，获有成效。每被各衙门坐分夺利。或指称差查厂弊，恐吓勒诈。种种奸计，病课病民。近蒙两院宪洞悉厂弊，檄示严禁。本司（云南布政使陈弘谋）总理厂务，惟期厂旺弊绝，裕课益民。耳目虽远，心力必周。固不肯漫无觉察。任其蒙混。尤不肯轻易差查。徒滋指撞。恐不法奸徒，指称本司家人亲友，及胥役名色，在厂招摇吓诈，撞骗硐民，合亟示谕客（矿工的班长）课（矿厂工地主任）巡拦硐民人等，嗣后倘有本司衙门差遣查厂者，毋论有无坐分索诈，及招摇撞骗等情，许尔等密报厂官（从官府承包开采矿山的负责人），立即拿解……（《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二）

在云南开采矿山的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硐民。资本由获得官府批准拥有特权的客商提供，厂官（承包商）从布政使处获得开采许可证后进行开采。施工现场的总负责人被称作头人，客长、课长等统称为七长的矿山各部门责任人负责从开采到精炼的所有工作以及供应精炼所必需的木炭、坑道支持。

该布告指出的问题是有人冒充布政使（分管矿业）派的视察官四处剥削。不仅布政使，在地方行政厅中除了中央派来的官员以外还会牵涉很多人。从先前讲述过的陈弘谋的经历即可得知，通常地方官任职二至三年都会调往别地。若没有通晓当地情况的办事员是无法实行地方行政的实际业务的。

在衙门工作的办事员被称作胥吏，通常一个官厅胥吏的定员不超过100名，但据说定员以外还会聚集数百乃至数千人。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理由对百姓以收取手续费等名目进行敲诈。在地方社会，百姓一般会用怀疑与戒备的眼光看待胥吏。

指望不上胥吏的地方官所能依靠的就是跟随他们奔波于各任地的家佣（又称作长随、家丁）。就像中央宫廷有内廷与外朝之分一样，地方官府也分为官员及其家人的居处与地方百姓进出的政务场所两部分。家佣作为官员的亲信可以往来于两个空间，将官员的目的反映在政务上。

官员本身为考科举虽然学习儒学，但对于实际业务有不少内容并不熟悉。因此聘用一些精通实际业务的顾问代替官员制作文稿，他们被称作幕友。引文中写作亲友的指的就是这些幕友。负责财务的幕友叫钱谷先生；负责司法的幕友叫刑名先生。若官员本人没有管理能力，则会出现很多幕友负责地方行政、趁机捞一把的现象。

自明朝后期到整个清朝，幕友大多出身浙江绍兴，因此又被称作绍兴师爷。他们凭着同乡的交情交换情报，有时还为主人在官界做一些幕后工作。周恩来，这位在实际工作上支持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的人，祖籍就是浙江绍兴，其祖父出生于淮安—在那里他曾当过绍兴师爷。

开发与官僚

陈弘谋不是派人去而是亲自往矿山调查实况，由此知道了劳动者苦于厂官的残酷管理以及施工现场资金短缺的事情。因此官府不但增加了支出资金，还允许客商将超出缴纳国家数量的铜在市场上贩卖。

这一政策实施后，客商们为了追求利益积极投资，新矿山不断被开发，云南的铜生产数量飞速增长。因此，国家不再依靠洋铜，开始有能力确保国家所必需的铜产量。18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从铜变成海产品，其背景就是官方实施的这种开发政策。

陈弘谋的开发政策，其特点在于官府不是直接推动开发，而是完善客商进行投资的条件引进市场原理。陈的父母去世时，胤禛没有准许他回乡。在他前往云南任职时，终于得到皇上特许回乡参加葬礼，那时他了解到政府主导的开发事业存在很多弊端。

面临人口数量的激增，清朝将扩大农地作为基本国策，重视地方官员开垦事业上的政绩。广西被开发的土地很少，当时的广西巡抚急于提高数量，向被罢免的官员等提供资金让他们承包开发，纳税的让其官复原职。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与官府勾结专找那些登记为荒地的耕地，不但贪污政府支出的开发费用，还伪报为新开发的土地而获取官位。陈看不过这种混乱的开发局面将之报告皇帝。

胤禛令其调查实情，发现广西土地贫瘠，即便开垦也需休耕，根本无法保证报上来的那些生产量。但是1735年胤禛突然驾崩，其子爱新觉罗·弘历（世宗、乾隆帝）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得不利于陈弘谋。曾受陈弹劾的人调任中央为官，要求重查。

新皇帝任命两广总督鄂弥达重新调查，最后得出了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结论。即原广西巡抚降级，罢免因诈称开发而获得官职的人。对陈弘谋，则责其越权指责统辖范围以外地区的政务，犯下乡绅介入地方行政之罪遭贬。虽然陈弘谋一度遭贬，但他的才华弘历也不得不承认。数年后陈得到地方长官的职位后开始发挥他的手腕。乾隆七年（1742）弘历对内阁颁布以下上谕：

国家太平，人口日多。须即刻寻找抚养人民之所要资源。贫民趋利之风日劲。如何懈怠？岂有举山川林泽、天地自然之利而弃之之理乎？自开发资源伊始，豪强群争，产业形成之后，奸诈一伙使尽手段破坏。为此地方官员断定此处不足以获取资源，放弃开发而荒废。

这则上谕的对象是总督与巡抚。这些地方长官被要求在任职地区振兴产业。对于皇帝的这则指示，陈弘谋拥有将其付诸实践的行政手段。

开发手段

乾隆六年（1741）至八年，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弘谋严令下属知县向其提交各自管辖地区的地图与地方情况报告书。在此过程中他感到根据这样的报告书所做的施政是有效的，于是他确定赴任地之后马上要求下属提交调查报告，根据这些情报制作政策方针。

原本官员赴任后虽然也对当地情况进行了解，但大多只是把衙门内所藏的旧情报重新抄一遍，不会去进行新的调查。陈弘谋改其弊害，一条一条详细规定地图形式与报告内容，并限期提交。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即报告，则命其重新提交。对于提交上来的报告，陈弘谋没有囫囵吞枣，对于那些认为必要的土地都亲自进行实地检查。此处举其在陕西的两个实例介绍一下他根据调查进行施政的情况。

乾隆十年（1745），陈弘谋在陕西着手普及红薯，颁布《劝民领种甘薯谕》：

至于陕省向无此物。陕民亦不知此物之可食而又易生。若遽劝民领种，小民计利目前。岂肯将有用之地力。种此不可必得之物。

今年总须各官先行觅地试种。或租民地试种。需地亦甚无多。听小民观看。一俟有收，民间见其可食，然后令民依种，自不费力。但不可相强。试成者奖之，不成亦不必问。

（《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22）

作为一项官方事业，陈弘谋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农民种植红薯，而是分阶段取得农民的理解，同时达到普及的目的。在这件事情上也应该认可陈弘谋的行政手法。

陈弘谋要求他属下的官员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种芋，之后听取来自各地的详细报告了解哪些州县已获得，同时命令种芋有富余的县让出一部分给还未获得种芋的县。

第二个事例就是用樟蚕发展养蚕业。

从樟蚕的茧中抽丝织布的方法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发明的。永乐十一年（1413）山东的百姓曾将野蚕丝上贡朝廷。不过这一时期收集的是野生蛾的茧，还未进行人工饲养。到饲养技术完善，其间大概经历了二百年反复试验的时间。有传说称16世纪山东省出现了一个神人将饲养方法告诉给当地百姓。这应该是把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而寄托到一个超能力的人身上了。

雍正年间山东的技术也传到了陕西。乾隆初年一名山东出身的知州将其作为一项产业引进陕西。据报告叙述，陈弘谋获悉这些已有的工作基础之后，格外重视该项事业，希望将培养樟蚕业在陕西的山区广泛普及开来。

乾隆十一年（1746），陈弘谋作为当地巡抚开始着手振兴养蚕业，他从山东招聘技术人员，搭建传播技术的平台。养樟蚕需要槲树柞树等壳斗科的森林。为保证产业的形成，陈弘谋也开始了对森林的保护。这些政策为地方居民获得现金收入开辟了道路，由此也实现产业的多样化。

福建与台湾

陈弘谋曾在乾隆十七（1752）到十八年间在福建任巡抚。虽然时间并不长，这一时期他所面临的难题就是福建除了海就是山，平原很少，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养活更多的人口。

因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投降，康熙二十三年（1684）发布展界令，江苏、浙江的粮食都通过海路运送到福建来。但到18世纪以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价格上涨，随之而来的是康熙四十七年宣布不准海运粮食到福建，福建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为了解救此困境，康熙五十六年正式批准从台湾往泉州、漳州输出粮食。

简单看一下台湾的情况。平定郑氏政权以后，清朝对于统一台湾并不积极。在负责进攻台湾的总指挥施琅的积极活动下，清朝最终决定统一台湾。统一初期，只允许台湾对面的泉州、漳州的居民移居到此，康熙五十年，广东潮州、惠州等地的居民也获得许可得以远渡台湾。福建来的移民被称作土民，而广东来的移民就被称作客民。这一时期的移民都是些男人，大多单枪匹马来到这里。这些汉族移民进入当地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的土地，从平原开始开垦。运往福建的台湾米就是这些移民生产出来的。

自17世纪末，福建的烟草与甘蔗种植就已经得到发展。当台湾的粮食开始运往福建以后，福建商人也把砂糖、烟草运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再从江苏、浙江采购一些纺织品运往台湾。总而言之福建的粮食生产地变成了经济作物生产地，粮食的自给率越发下滑。光靠台湾进口的情况引起了陈弘谋的不安。

从泰国进口粮食

陈弘谋在寻找其他的粮食供应地—南洋即泰国。18世纪上半叶正值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后期，由于泰国米价格便宜，1722年清朝曾从阿瑜陀耶进口大米，免其关税，发放给广东、福建等地方。第一批泰国米于1724年到达广州。此后阿瑜陀耶加深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活动的舞台从孟加拉湾转移到南海，大臣也逐渐换成一些有中国血统的人。

进口泰国米所遇到的障碍就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发出的禁海令。该令禁止中国人到南洋（东南亚），并规定已在当地居住的中国人三年内回国。但它并不像江户幕府的宽永禁令禁止日本人渡海出国那般严格，所以禁令出台之后贸易依然在继续。不但中国商人的中式帆船继续往来于南海上，船长是外国人的船只也被允许进港。不过为了保证进口泰国米制度上的稳定，还是需要废除这一禁海令。

雍正五年（1727）经闽浙总督高其倬奏准，中国商人与船员可在南洋停留两年。乾隆七年（1742）又延至三年。外国船只在雍正年间获准在厦门进港，泰国米得以免税进口。在这种形势下，陈弘谋向来访福建的泰国船长正式提出希望扩大贸易。

乾隆十九年陈弘谋上奏朝廷：南洋风向难以预测，计划三年回来却又回不来的商人不在少数，恳请不要限制现役商人的在外居留时间，让他们退休后再回来。陈的这封上奏合乎时宜，因此获得皇帝的批准。陈也马上将这一好消息传到福建（以上参阅Rowe，William T.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在运输泰国米的贸易中最为活跃的是潮州商人。广东省潮州与福建接壤临南海航线，只是由于无法保障建造外洋轮船所需的木材而落后于福建商人。18世纪当粮食贸易繁荣起来之后，来到泰国的潮州商人在那里建造木船，作贸易之用。这些在与泰国贸易中活跃的船舶，船头被涂成红色，因此又被称作“红头船”。

清朝在许可与泰国贸易之初，主要运输粮食。不久后贸易品种增加，从泰国出发的红头船上开始装载东南亚产的香辛料、藤、紫檀等木材，回去的时候会在潮州装上一些陶瓷、丝织品、高丽人参等药材。从事这些贸易的主要都是在泰国定居的潮州人。即便现在泰国的商业人士中，父辈是潮州商人的也不在少数。

货币与粮食

银两与大区流通

除了中国杂货店，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被称作元宝的秤砣状物品。虽然现在多为金色，但自元代至清代约六百年间其实元宝就是用作货币的银锭。在铸造的时候将融化了的白银注入模具—杯状的中间部分凹陷，两边带有突出的小耳朵。因其形似马蹄所以又被称作马蹄银。在中国，元宝是财富的象征。视发财为人生目的的中国商人在日常用品的各个部分都镶嵌上元宝以便有个好彩头。

白银不是用作银币（也就是硬币），而是称其重量当做货币使用。重量单位为两（37.3克），在此暂且将其称为银两。银两被做成三种大小：大的约五十两，就是被称作元宝银的东西，总重接近两公斤，沉甸甸的；中型的约十两；小型的约三两。有时还把银两用剪刀剪开称重使用。

当做货币使用的白银，在纯度上形形色色参差不齐。清朝时候，白银铸造完全放任民间，没有对重量及成色做出规定。若按照含银量决定，只需把成色与重量两相合一即可。若是日常买卖，只需确定纯银量就足够了。不过在清朝时期中国每个行业还有各自记账用的“虚银两”—因其实际并不存在而得此名。

对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的银疙瘩，首先要查其“成色”确定用哪种秤称重，然后乘以“兑”（折合率）换算成记账单位，这才算出用于货币及买卖的虚银两。成色通过把银子放在试金石上蹭后在阳光下观其颜色而定。比如说纯银为白色，九五色（纯度为95%）发青等。

虚银两的名目繁多。其中最古老、应用最广的是康熙年间规定的纹银。一千两纹银合935.374两纯银。重申一次，像这种带有尾数纯度的马蹄银是不存在的。纹银终归也只是计算用的单位。比如说即便契约上写着“纹银五两”，也只是给一个重超五两的低成色马蹄银而已。

被称作九八规元或规元的虚银两是19世纪上半期上海商人在道光年间（1821—1850）从东北采购大豆时开始使用的计算单位。据说现银不足的时候打九八折确保白银量是虚银两开始出现的契机。虚银两就是这样由一些从事某特定商品交换的商人支撑专用于远距离交易。白银由于可换算为虚银两，从而成为地方日常买卖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转换一下角度从另一个侧面再来看一下白银吧。16世纪产自日本以及美洲大陆通过马尼拉的白银相继大量涌入中国。前面一章已经讲过江户幕府曾经严格控制白银从长崎的出口。但18世纪的时候，白银依然通过其他途径经由日本涌入中国。

试图限制白银出口的日本致力于在国内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的生丝使之国产化。18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政策终见成效，日本国内生产出的高质量的生丝开始可以满足京都西阵等高级丝织品行业的需求。在这之前整个18世纪上半期，日本都是经对马转朝鲜将白银送至中国进而采购生丝的。

朝鲜向清朝进贡并被要求使用中国年历并需行新年礼。每年8月从汉城出发的朝鲜使节在北京接受年历后于十一月回国。而参加新年典礼的冬至使则于十一月出发次年四月回国。配合这两次遣使，对马藩在京都筹措白银，从大阪经由对马运至朝鲜釜山。朝鲜的朝贡使节在北京等地采购生丝，在设置在釜山的倭馆进行买卖（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 。

当18世纪后半期日本停止出口白银以后，代替他们的是来广州停船采购生丝、茶叶的英国等欧美国家。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的白银进入18世纪以后也没有消失。经由广州、马尼拉来的白银是刻着墨西哥铸币局印记的银币。在华南部分地区是用枚数来计算这些银币，用于一些少额的买卖，但超出地方流通时则换算成虚银两，或重新铸造或切断使用。

铜钱与粮食

白银在地方与地方之间流动，用于远距离交易中的结算，铜钱则是18世纪在地方内部流通的货币。同等价值的白银与铜钱，自然铜钱要重一些，因而在外流通时需要花更多的运费。宋代白银还未普遍使用的时候，远距离交易是通过用绳子穿起的铜钱进行的。元代以后白银日益得到广泛使用，于是就没有人再用铜钱了。失去市场的铜钱流往日本、越南、东南亚，带给各地经济活动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讲过。

16世纪当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后，国内的远距离交易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在一般营生的地方社会看来，这个白银有时候发挥的作用却类似于“砒霜”。比如假设某地方歉收，粮食不足。若市场原理也就是供需平衡发挥作用，容易欠缺的粮食价格就会飙升，地主看价卖货，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卖，商人也应该就不再运货到外地而是就地贩卖了。

但是决定价格的白银从地方外部进来的话，这个供需体系就不会发挥作用。长江下游三角洲通过生产生丝从海外获得白银，只要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允许，粮食依然会在白银的力量下从歉收的地方运过来。为交纳税金而需要白银的农民们甚至把自家吃的粮食都卖掉，被逼到生存的极限。

如何中和这些大量涌入且四处流动的白银的毒害呢？当美洲大陆的白银大量进入欧亚大陆后，这成为欧亚大陆各个地区所必须面对的课题。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给出的处方就是使用铜钱。

由于需要花费运费，所以只要地区之间的价格差不是太大，铜钱一般不会被带出地方。买卖粮食等日常货物的时候若不用白银而用铜钱的话，在地方社会内部供需体系就会发挥作用。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这一体制在中国形成。黑田明伸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证研究，简单概括如下（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

从铜钱方面看，18世纪时铜钱在北京的宝源局（又称宝泉局）铸造，该处直属户部与工部，造出的铜钱主要用于支付军饷，由此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士兵从驻扎的地方获得许多铜钱。这就造成了经济发达需要货币的地方并不一定能供应充足的铜钱。

另一方面，流出民间的铜钱回流行政机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纳税。清代向州县缴纳土地税时通常是按照白银七成铜钱三成的比例进行。但州县向省等上一级机关付款的时候则不使用铜钱，一律须兑换成户部指定的合乎规格的“库平两”。另外一个回流的途径就是为了调整粮食价格将粮食贱卖时从民间获得的现钱。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国粮食的价格一直处于大幅度波动的状态。17世纪由于迁界令（参第七章）使得白银的流入量减少，结果物价整体下滑，中国陷入经济不景气的状态。由于地方内的日常商品的买卖也使用到白银，所以给社会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展界令（参第七章）实施，白银重新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粮食价格反弹式腾升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粮食价格引起社会不安。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政权，痛感需给民以食、维持社会稳定大于一切。从雍正到乾隆为稳定粮食价格推行了长期储备粮食的政策。在州县设置公立储备仓库常平仓，还对义仓、社仓等民营的储备仓库的扩充进行奖励。

不断摸索之后，终于定下来在地方购买储备粮的方针。也就是为了稳定某一地区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从其他地方运进粮食，而在同一地方趁价格低的时候买入，然后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以平定价格。

铜钱回流的结构中有纳税与储蓄两个路径。州县接受纳税时使用铜钱，却在上缴上级机关时兑换成白银。储蓄方面，在地方之外不使用铜钱采购粮食。也就是铜钱不会走出州县的范围。国家铸造的铜钱面向的是州县，在州县停留。

铜钱与地方市场

在地方的粮食市场中购进大量的储备用粮后，同等价格的铜钱不足将会导致铜钱的相对价格飙升。这一倾向在乾隆五年（1740）前后成为一个深刻的问题而受到关注。

若铜钱价格上升，民间铸造铜钱就变得兴盛起来。作为政策的一个选项，是有途径可以允许民间的这种动向的。不过清朝却将民间铸造的铜钱定性为私铸钱而严厉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原来限定在中央的铜钱发行体制开始转向重视各省的铸造制度。

各省的担当部门采购云南或日本铸造的铜钱。在屯军少的省份首先开始铸造铜钱以补充欠缺部分，然后普及全国。粮食储备也由州县的行政机关实行，他们使用省里提供的铜钱购买粮食。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获得了大量的铜钱。

级别高于州县的上级机关首先不会出现用铜钱直接采购物资的事情。公费采购物资一般称作“采买”。巡抚、布政史在进行采买时在当地钱铺等金融机构将白银兑换成铜钱以筹措资金。若钱铺的铜钱不足，甚至还会出现导致采买业务推迟的情况。铜钱几乎都是在州县一级交换、完结。换言之，铜钱作为货币进行流通的地方市场，几乎是与州县这一行政区划重叠的。

以上是从铜钱的角度对18世纪中叶货币体系变化所进行的梳理。这里还有必要从粮食的角度进行说明。

粮食不但可以消费同时还可以储存，对任何人都有价值。我们曾经以与存钱同样的感觉储存粮食。因此即便地方歉收，不卖掉也要继续储备，或者在知道其他地方可以高价卖掉的时候，就像我们见利转移存款一样，将粮食转运到其他地方。

18世纪的粮食储备政策，带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地方的资本家把手中的存款—粮食换成铜钱。于是投放到州县这一地方市场的铜钱被地方的资本家储存起来而并非在地方流通。地方实际保有的铜钱与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在数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受铜钱行情的上升影响，铜钱也并不一定就会再次进入市场。

地方社会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州县行政机关开仓贱卖，当做一项政策来执行，自古用“糶”（今“粜”的繁体写法—译者注）字。左上方带有一个“出”字，希望大家注意。将这个“出”换成“入”字就变成“糴”（今“籴”的繁体写法）字，意为政府机关收购大米。

18世纪的清朝施行粜米时未曾大幅降价。这是基于一种保护百姓的角度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以低于市场过多的价格贩卖，将会招致行情大落，令尚有存货的商家停止发售从而阻碍流通。可以说对市场而言行政机关也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来行动的。

州县的行政机关在进行廉价销售时通过银两换算制定标准，而实际销售时却基本上全是以铜钱支付。为防止市场陷入窘境，将价位调高吸引出那些封存起来的铜钱。这样一来铜钱就回流到州县行政机关了。

这一系列的政策加强了铜钱与粮食之间的联系，把银两从买卖中抛开了。18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主要担负起地方之间交易决算的角色。铜钱则完全在地方内部流动，担负起构造地方市场的作用。

大区交易的展开

银两从地方市场上分离出去之后，白银通过客商的活动在中国各地循环，作为资金投放下去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各地产业互为补充同时不断发展。上一章介绍了东北地区利用大豆而产生的榨油业、陕西秦岭山脉的冶铁业等例子。大区交易开展之后出现各个产业相互关联的局面（以下依据山本进，《清代的市场构造与经济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18世纪中叶，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继明朝以来盛产绸缎、木棉等高级纺织品。并且在一些地势稍高的地方盛行种植棉花以为高级棉织品提供原料。而在沿海地区及长江中游三角洲也诞生了一批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产业关系密切、命运休戚相关的地方。如果把三角洲地区称作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就是中等发达地区。

湖南的洞庭湖周边属于中等发达地区，承担着向长江下游三角洲运输粮食的作用。在山东、河北地区也开始了棉花种植，其中一部分也被运输到长江下游三角洲。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开展了制糖业与烟草生产，生产出来的砂糖在江南地区也有销售。在湖北中部偏东地区的棉纺织业，生产一些低级的棉纺织品运到湖南、四川，从而将粮食运进来。

在T字形大区交易地带的深处，连接着的是不发达的地区。河南、山西、陕西相对于河北、山东处于从属地位，从中等发达地区运进一些最低级的棉纺织品。陈弘谋就任陕西巡抚欲振兴当地养蚕业的背后，就暗含着他的一个长远目的，即使陕西从中等发达地区独立出来。此外广西从属于广东，为其运输粮食。

这样一种中国内地的大区交易圈的外围，出现了一批18世纪后作为汉族移民地被编入的地方。云南与贵州在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经济上也开始变得从属于内地。在云南，对铜钱的原料—铜矿山的开采发展迅速。在贵州，苗族等人民居住的山区砍伐树木通过河流运输到长江流域。

18世纪东北地区接受了大量汉族人民，在那里内地的商人成为开荒的主导，他们将大豆、大豆粕供给内地。在台湾郑氏政权被平定之后，从福建来的移民来到东部地区的平原上开荒，将大米、粮食供给福建。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还有潮州商人建立起粮食采购关系网，专门面向中国输出。

从16世纪开始白银连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被比喻成“白银的坟墓”。进入18世纪，银两从地方经济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国内存储的白银也因此得到超乎以往的流通，周转速度得到提高。还有主要是从广州，停靠此地的欧美船只为中国也追加了不少白银。

追加的那部分白银是如何在中国循环的呢？在尚未有统计资料的清代中国虽然难以制作出一份相关产业模型，但大致可推测带到广州的白银大部分通过内陆的水路运往江西。江西有一处陶瓷产地景德镇，与之相邻的有名茶产地祁门等。这里产的茶叶品种是祁门茶。陶器和茶叶都是出口产品。江西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就在这种外来白银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人群体。

106 江西商人交易的扩大

江西商人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与黄州设置了商业活动根据地。汉口南拥湖南的洞庭湖，通过西北流向的汉水与陕西相接。顺长江往上可到达四川、云南，经清水江可到贵州。汉口是连接发达地区长江下游三角洲与长江上游的相接地点。黄州靠近九江（江西至长江的入江口），江西商人以长江流域为活动的根据地发展起来了。黄州的江西商人被称作黄帮。

在汉水流域活动的汉帮（湖北商人群体）等从江西商人那里获得资金开发山林。秦岭山脉的造铁业中投进的资金应该也有不少是来自江西商人的。贵州的林业也受到江西商人的影响。江西商人把聚集到广州的白银带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支撑起这片T字形大区交易带。

与明代之比较

在这之前笔者花费了两章的笔墨通览了被称作盛世的时代。或许马上就可以回答上一章提出的问题了。即18世纪中国人口激增，这种持续增长的原因在哪里？为了突出这一问题点，现在对18世纪的盛世时代与16世纪的商业时代做一番比较。16世纪的中国同样是经济发展，人口却没有增加。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直接影响人口动向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生育多少个孩子。我们不认为在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女性的生育方法有什么大的变化。大部分女性在她十七岁前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再继续生下四到五个孩子。几乎一多半的女性经历了甚至连来例假的时间都没有的不断地怀孕—喂奶—再怀孕的循环过程。不过中国的历史人口学研究还不发达，还有许多课题有待研究，包括地区、社会阶级所造成的差异，中国避孕的有无以及在中国被称作“溺女”的杀害婴儿的频率等。

假若出生的类型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死亡率的降低。上一章已经讲过，根据对每月死亡率的调查，16世纪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显著变化在18世纪却趋于平均。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社会从慢性的饥饿状态摆脱出来了。粮食问题的改善使得即便在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也能确保粮食的供给，从而使人的体力得以维持。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在此需要讨论以下几个要点。

若看占据人口大半的农民，与16世纪相比，18世纪的税负负担获得大幅度地减轻。16世纪繁重的税负缘于当时明朝处于北虏南倭的紧张形势，不得不将大部分国费用作军备。尤其是在蒙古高原的边境处驻扎着非常多的士兵，消耗掉大量物资。正如第四章所讲过的，15世纪当开中法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从农民等那里收来的白银送到了边境，商人们将粮食运入边境收取费用。这使得财富从农村通过商人之手集中到城市与边境。

进入18世纪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康熙时期平定了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所以已经不再需要将费用用于海防。清朝的皇帝对中央欧亚带有一种多面性，故能够创造出稳定的秩序，而无需再在边境警备上安置士兵。康熙朝后期至雍正时期，防卫负担减少，所以国库充足，财政上有一些富裕。在这种财政背景下把负担人头税的丁数固定并最终将其纳入土地税中征收成为可能。

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帝国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儒家学说明朝皇帝在世时指定嫡系长子为太子。这个皇太子制度的意义在于压制了换代时皇族之间的斗争，但也使得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一群追逐名利的人，对太子的人格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多数明朝皇帝都有人格上的缺陷，其原因似应归咎于这个太子制度。

清朝是从狩猎民族发展起来的王朝，从皇太极到玄烨（康熙），新皇帝都是在先皇死后经满族权威人士众议后决定的。从顺治到康熙，皇帝开始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胤祯（雍正帝）以后，虽然通过秘密建储的方式皇帝在世时就指定太子，但确立了不公布其名的原则。虽然嫡长子不再自动成为皇太子容易使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纷争，但还是努力将众皇子变成了皇位候选人。

16世纪明朝皇室中，人格分裂的皇帝表现出一种利用宦官剥削人民的姿态。清朝从明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对宦官进行严格统制，不让他们参与海关、军事，也不再派他们前去商业地区。

明朝宦官在联系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到了清朝主要由满族旗人来承担。如同弘历晚年所重用的和珅（满族正红旗）等人，并非没有既是旗人同时又仰仗皇帝宠爱聚敛私财的人。不过即便是和珅，如果与明末宦官魏忠贤等人相比较，其所收受的贿赂情况也还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宦官完全是内廷中人，而旗人受外朝约束会进行一些控制。

历史体系中的盛世

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一个王朝，还是存在一些紧张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至少相较于明朝皇帝，还是有一些有能力且勤奋的皇帝来进行实际统治的。地丁银制度的引进使得以前为逃税隐藏的人口浮出水面。结果让皇帝有一种危机感，即人口激增，若不予民以食则帝国将亡。

雍正年间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通过奏折，皇帝与官僚可以直接交换信息，如何养活人民成为总督、巡抚一级官员所共有的危机感。产业的振兴、粮食的增产、面对饥荒等地方危机的对策等成为官员的重要职务。若取得皇帝所认可的成绩，像雍正期的李卫、鄂尔泰、田文镜；乾隆时期的陈弘谋等，接连被委任到帝国的重要地点去任职。相反，若政策失误则会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有时甚至会被贬官。

总督、巡抚经常绞尽脑汁所考虑的是如何在任职的省份确保粮食供应。有时还会出现像江苏、浙江督抚那样为防止粮食从本地流出而反对海上运输的情况；有时也会看到像陈弘谋这样为了从外地运进粮食而努力改善条件的情况。另外在全国范围内都在致力于粮食储备。或许在当时的当事人心中并没想到，这样一种政策把银两从地方社会撤出，稳定帮助了州县范围的地方市场。

16世纪的地方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地方精英阶层逐渐开始深入参与州县行政，这一点已经在第六章中有所论述。进入18世纪以后，州县在经济方面也逐渐形成一个有机体，地方精英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大。精英层形成协商组织，承担治安、水利工作，经营收容孤儿或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善堂。义仓、社仓这种民间储备仓库的管理也是由地方精英进行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完善了社会安全体系。

观能源走向，清代陆、海的交易路线组合形成高效的运输体系带有重大意义。17世纪由于海域世界终结，陆地政权能够管理海洋，使海运开始兴盛。东北地区与台湾被看做是向内陆提供的源泉，通过海运输送了大量的肥料与粮食。但是却禁止在由内陆驶往东北地区的船只上装载大米和粮食。一见之下似乎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行为，但是这种单程海运使得大运河得以维持，成为支撑华北平原内陆经济的结构。在长江中上游，进入广州的白银经江西被投放出去，促进了水上物资运输的活跃。

官员们推广普及美洲大陆原产农作物的行为，也造成了能源流入，从而引起人口增加。16世纪传到中国的玉米、红薯，在官员们率先普及的努力下最终扩展至全国。对于同是原产自美洲大陆的烟草，却因为会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陈弘谋在福建任巡抚时曾进行控制过。玉米等农作物使以前不能种庄稼的斜坡地也能够为人所用，创造出食物的源泉。

18世纪中叶以前增加的人口为商业资本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在秦岭山脉等省边境地区，过去欠开发的地方，出现了资本投入，逐渐开始有冶铁、种植蓝、烟草等经济作物。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地区和台湾。人口增加将作物原料吸引到中国社会，从而为人口增加又创造了条件。这一积极的反馈使18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迎来了商业资本大开发且人口激增的时代。这就是盛世的历史体系。

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南海海盗

藏宝传说

从香港沿海岸线往前走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上川岛。该岛面向太平洋位于与东南亚之间国际航线的途中，北面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是珠江三角洲。布满茂密的亚热带植物的岛屿周围连着十二个沙滩，扑面而来的绿与白色的海滨、碧蓝的大海形成强烈的对比。位于上川岛南部的沙堤港是一个繁荣的渔港。

关于这座岛有一个传说，说是在它与周围的小岛之间隐藏着十几处藏有海盗掠夺来的财宝洞穴。海盗的头目名叫张保（又记作张保仔），19世纪初横行于从广东到越南的海域上。据说他为了不忘记藏宝地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秘诀。其中有一首叫作“榄仔对娥眉，十万九千四”。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这些财宝。

107 南海海盗的活动地区

为讲述这些留下宝藏的海盗，有必要将场景拉回到18世纪（以下记述主要参照Murray，Dian: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8世纪中叶的东欧亚海域相比过去是一个平稳的时代。中国在清朝统治下歌颂盛世，日本在幕藩体制下压制与国外的贸易。海洋世界受到了大陆政权的制约。借用历史学家的用语，那是一个“海禁”的时代。

海洋被用作运输大量物资的航线。在日本，日本海成为北方前沿航线的物流大动脉，在中国虽然为了保护大运河而禁止通过黄海线路从江南运输粮食到达华北，但是在南海海域，对于粮食或者是食盐国家而言逐渐开始利用海路运输重要物资。另外，从东南亚的暹罗等地开始向广州发送运输谷物的船只。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日渐繁荣，18世纪中期，广东、福建等地发往东南亚的商船每年超过110艘。从欧美国家来中国的商船也从1720年代的年十几艘到1780年左右的年60至80艘。

南海沿岸的渔民之中，出现了不少为获得生活食物到海上袭击航行的商船或官船掠夺财物的人。越南与中国边境附近的江坪就以海盗活动基地而闻名。那里是越南人与中国人杂居的边境海港。现在江坪成为防城市江坪镇，越南裔居民作为京族登记入册的共有18 000多人。

该海港地处航线要塞，行走南海的船只大多不会去走危险的海南岛洋面，而会选择穿过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那就要通过江坪海面。海盗们从江坪出发，掠夺海面上行走的商船，逃往官府船只不出现的港口。江坪从陆面难以靠近，容易躲过中国官府的管束，又因为距离边境很近，所以出事的时候如果逃入越南就能够躲避追踪。

虽然海盗活动始终不绝，但其规模很小且没有形成组织，属于比较零星的事件。这是因为清朝降伏了凭借台湾进行抵抗的郑氏政权，日本的江户幕府又严格限制与海外的贸易，与大陆政权划清界限的有组织的势力从此以后从海域世界上消失了的缘故。海盗的组织性需要大陆政权的影响。18世纪末，越南带来了这种机会。

越南与海盗

17世纪越南中部的会安等港口接受日本朱印船，为其与中国的“接头贸易”提供了场所。不仅是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物资交换，越南产的生丝、白檀也进口到日本。相应的，越南进口的物资是铜钱。

出于统一管理国内经济的需要，江户幕府于1608年禁止使用以前在日本国内流通的从中国进入的外钱（渡来钱）和被称作“
钱”的私铸钱。商人们注意到这些大量无法使用的铜钱，把它们出口到越南。之后江户幕府认识到与越南的交易大有利益可图，特别准许长崎铸造用于出口的铜钱。

当时的越南黎朝政权分裂，北部以河内为中心的郑氏政权维持其势力，中部及南部以顺化为中心的广南阮氏政权扩张势力，相互都在伺机寻找对方的空隙。广南阮氏开展了依靠海外贸易的经济运营。17世纪后半期荷兰的商船以及中国的戎克带来了铜钱。这些进口来的铜钱除用于国内流通以外，还被熔化后用于制造大炮及一些日常用品。虽然1633年日本人被禁止出海，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进入越南。

这种日本与越南之间间接性的贸易在18世纪时出现倒退。正如第八章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铜矿枯竭，为了铸造铜钱，江户幕府于1715年以《正德新例》为转机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另外幕府努力振兴的养蚕业也逐步开始取得成果，18世纪中期已经不需要依赖海外生丝可以自给自足了。日本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越南中南部的经济。围绕越南的贸易开始衰退，英国等国家的商人也不再前往越南。广南阮氏政权不得不把其经济基础从占城以来的南海交易中转移到对农村的掠夺。

越南中南部迁入许多来自北方的移民，他们在大地主之下进行开发。面对试图抢夺其成果的广南阮氏政权，1771年发生暴乱。依照领导此次暴乱的阮氏三兄弟的出生地名，这次暴乱又被称作西山党之乱，是一次从下往上的革新运动。

西山阮氏指挥的军队在柴棍打败广南阮氏之后，一举北上驱赶郑氏政权，恢复了已渐软弱无力的黎朝皇帝的权威。不过黎朝皇帝以清朝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试图恢复自己的力量，1788年清朝势力进入越南。次年即1789年，西山阮氏在河内郊外打败清军，给予黎朝以最后一击，成为统一的与今天越南疆域几乎无差的第一个政权。清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西山阮氏政权为安南国王。

西山阮氏在进攻河内击退清军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海盗的力量。新成立的政权不但授予海盗以官职，同时还把以前相互间无关联的海盗头目组织起来。为进一步强化海军的力量，还为海盗们配置了军舰、大炮等武器。这支海盗舰队成为支持西山阮氏的重要支柱之一。

广南阮氏的唯一残部阮福映（后来越南王国阮朝的嘉隆帝）逃往暹罗境内。西山阮氏政权内部，实际指挥西山党的长子遭受冷落，而三子获得清朝安南国王的认可，兄弟俩由此矛盾激化。阮福映在逃亡地获此消息后，借助法、英、泰等外国势力重返越南，并于1780年收复柴棍。

两大势力的抗争由于海上的季风的影响出现变化。每年六月西南风占据优势以后，阮福映从柴棍出发，进攻西山阮氏的势力范围。一月至三月东北风强，西山阮氏组织起来的中国海盗舰队驱赶阮福映势力。在与阮福映势力的斗争中，海盗头目在西山阮氏政权之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获得都督（司令长官）等官职。

海盗势力的扩张

在西山阮氏政权的支持下，海盗力量急速发展为组织性团体。西山政党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权，他们使用越南文字“字喃”作为公文用字等，发扬民族文化。而另一方面却镇压柴棍与广南阮氏关系深厚的华裔商人。就这样背向大海的政权毫不犹豫地对海盗抢劫海上商船的行为进行奖励。中国的海盗成为越南的私掠船，得以横行于南海。

过往分散、相互之间有没有横向联系的海盗们逐渐依据亲戚关系、师徒等情分发展为拥有坚强组织的团体。最先在统一全体海盗中崭露头角的是郑七。郑七，祖上为福建人，据说曾参加过郑成功抗清斗争。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以后逃出福建，在香港的大屿岛（Lantau岛，现在国际机场所在地）设置据点进行海盗活动。郑七在越南的支持下成为大船团的头目之后将据点转移到江坪，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1801年，为了夺取被阮福映占领的顺化，郑七率约有200艘船只的船队从江坪南下。但遭失败，在逃回江坪的途中受到追击而来的阮福映军队的攻击死去。之后权力由他的同族小辈郑一继承。

1802年，西山阮氏政权被阮福映的军队消灭后，海盗们将活动范围转移至南海的中国海岸。在失去最大的支持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海盗领导层之间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斗争。1805年七位领导齐聚一堂，签订协议就联盟一事达成一致。

海盗们分别被编入红黄蓝白黑青六种颜色的旗帜之下，每当在海上航行时就在船头和桅杆挂上所属组织的旗帜。他们约定抢劫时最先发动攻击的海盗船有权获得战利品，若有违反将会受到联盟的制裁。在从南海到北部湾（Gulf of Tonkin）的所有海域上，商船、运盐的官船、有时还有从越南到中国去的载满贡品的朝贡船都成为海盗抢劫的对象。他们在大屿岛设置据点，威胁着联结南海与珠江河口的航线。

联盟中最大的一组是郑一率领的红色帮。海盗联盟时他就拥有200艘船只，到1807年在越南突然战死时，他的船队已经扩展到600艘船只，三四万手下。郑一死后，担负起统一船队任务的是足智多谋且兼备领导能力的郑的妻子石阳。郑一生前在一次抢劫渔船时，抓到一名青年名叫张保，张保因长相俊美，被郑一夫妇收作养子。郑一死后石阳与张保结为夫妇，掌管红色帮。

广州面向珠江，是唯一对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开放的地方。珠江河口海域被称作虎口。这一称呼是从葡萄牙语直译而来，原意即为“老虎之口”。张保在夹虎口相对的要塞处建起堡垒，严密监视通过该海域的船只，有时还抢劫西方货船。美国的纵帆船、葡萄牙的方帆双桅船等双桅且载重在两百吨以下的船只都是最好的抢劫对象。

清朝的对策

清朝虽然欲对海盗进行取缔，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原因之一就在于18世纪时清朝尚未重视沿海防备。

清朝的军队由八旗与绿营构成。绿营是清朝成立时主要吸收了明军组织起来的军队，之后又募集了汉族士兵将规模保持在60万左右。因与八旗不同采用的是绿色旗帜，所以又称绿营。绿营隶属总督、巡抚，负责防备与治安等。安置各地的八旗被称作驻防八旗，一般来讲属于与绿营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导系统。不过广东与福建情况较为特殊。

清朝是一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兴起的帝国，因此其军队的中坚力量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不适应在海上的军事活动。所以在广东和福建分别安排尚氏与耿氏守卫海上，这两人虽为汉族人，但都已经归顺清朝。尚氏与耿氏因创建出自己的军阀政权并与日本等进行贸易而闻名。三藩之乱（参第七章）中广东与福建的两藩灭亡后，清朝将原属军阀政权的汉族军队的一部分编入八旗，还从北京派遣一部分汉军八旗，从中央派将军进行统一管辖。在广州约有3000名汉军八旗驻扎。

108 北京清代团城演武场遗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是清代皇帝训练及检阅八旗军的场所

18世纪中叶旗人人口增加后，清朝政府一直为如何安置这些人的职位而伤脑筋。享有优先权的旗人包括满族旗人和蒙古族旗人。这时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汉人八旗驻扎的广东与福建。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清政府先是解雇了广东、福建驻防八旗中的汉人，然后将空出的职位安插进满族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士兵。这样一种人员配置的转变使精通海上防卫的汉族士兵仅剩下极少部分。在海盗横行的19世纪初，广东仅配备了470名隶属八旗的士兵。船队也只是用于运输粮食，船只共135艘，且多数需要修补。嘉庆十年（1805）据说仅有57艘还能使用。

而广东的绿营，在沿岸一带每隔六七公里就设有一处被称作“汛”的警卫所，每个“汛”里面大约安扎着十几名绿营士兵。为应对海盗，嘉庆十年清政府将绿营指挥权交给驻防将军，不过能够对抗海盗的军队往多里算也不过一万九千名左右。受命讨伐海盗的总督向清政府中央申请增设海军，但却未获批准，就只有租借民船一法可行。自嘉庆十三年以来，临时组建起来试图扫荡海盗的船队经常被张保率领的红色帮打败，最终丧失了士气。

嘉庆十四年（1809）受命任两广总督的百龄对海盗采取了海上封堵的政策。一方面禁止民船出入海上，同时命令以前通过海上运输的粮食、盐改用陆运。加强对沿岸村落的监视，使定期汇报海岛情况成为一种义务，同时还让地方精英组织团练以做警备之用。该法逐渐奏效。为确保粮食等必需物资，海盗时常袭击沿岸村落，从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也由此断绝了他们与那些曾和他们交易的权贵的关系。

海洋主角的更替

张保等19世纪在南海活动的海盗与16世纪的王直等倭寇、17世纪的郑芝龙、郑成功等性质截然不同。王直、郑芝龙、郑成功等在海域世界担负着远距离交易的角色，为跨国境的交易增添了活力。而张保等人却是对进行远距离交易的商船攻击，导致海上交易陷于停滞。东欧亚海域出现新的交易之风时，当是他们从海洋舞台上消失的时候。

19世纪，南海上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见过的船舶。英语叫做country ship，是往返于印度与广东之间的英国船。country ship的名称由来是因为这些船舶担负着与英国本土交易，而进行着地方上的交易。中文管这些船只叫做“港脚”，多用印度的柚木在孟买建造，从孟买或加尔各答航行。

18世纪末，这种country ship的体形日渐庞大，有的甚至达到了1200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船还要大。该船的船体高出水面很多，即便靠近它也难以乘上去，且结构坚固，能够把海盗装备的大炮炮弹弹回去。所以曾经在海战上打败过葡萄牙船的海盗戎克，面对country ship就难以与之匹敌了。进入19世纪，南海上的交易开始由这种类型的船承担起来。

虽然海盗很少袭击英国船，但海盗的肆虐使广东交易停滞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把海盗看成是妨碍印度与中国交易的障碍。而两广总督百龄这时虽然割断了海盗与陆地的联系，但尚未有讨伐的具体办法，所以他想到借用欧美的力量。1809年百龄通过公行商人探询英国出动country ship讨伐海盗的可能性。

这一年9月（西历），Country ship Mercury载着20门加农炮、50名美国义勇军，配合中国的60艘军船，在香港岛附近开始讨伐海盗。在这样的炮火攻击下，海盗们束手无策，最终被赶出进入珠江的海航线。这一次讨伐是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澳门的葡萄牙人恐英国的势力变得过于牢固而主动提出的。中国官员判断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中国有利而中止了与英国的交涉。

在英国的country ship面前逐渐趋于劣势的海盗们虽然从来不会与之直接交战，但也由此开始感觉到了金盆洗手的时候了。百龄也看出这一势头，一方面用计引起海盗之间的内讧，另一方面开出条件可归附清朝做武官，向海盗头目劝降。黑旗帮与蓝旗帮首先归降，海盗联盟出现崩溃。投降的一伙为向清廷献上见面礼邀功，并开始进攻其他各帮，海盗联盟迅速瓦解，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其妻石阳也靠着海盗时积攒下来的家业悠然自得地度过了下半生。

对于投降后的海盗活动，目前具体情况尚无所知。但据推测，他们与从印度过来的鸦片走私有关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是否可以说是新的交易动向吞并了海盗呢？

鸦片与军舰

两个本草书

以上本书列举了白银、生丝、苏木等大大改写了中国历史的物产。那么到了19世纪应该值得关注的当属鸦片。

在调查中国是如何认知动植物的时候，首先需要参照的读物之一就是《本草纲目》。这是明朝16世纪后半期李时珍历时27年将数量庞大的书籍进行分类，并且亲自去山野调查采集编纂而成的。虽然这本书在李时珍生前就已完成，但出版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去世之后。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71种药材中，有376种是李时珍新加上去的。其中之一就是鸦片。

李时珍将鸦片称作“阿芙蓉”，归类于第二十三卷的“谷部”。他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采收生鸦片的做法“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并写道“阿芙蓉”又被称作阿片或鸦片。关于其药效，称每日一次热水服下小豆般大小的鸦片可治痢疾。一些俗人将之用于房事，北京的有些地方还称之为一粒金丹包治百病进行贩卖。

109 罂粟
罂粟花开后，弄破未成熟的果壳就会流出汁液，那是制作鸦片的原料

阿芙蓉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Afyūm。产鸦片的植物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原产自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地中海世界，鸦片具有影响人精神的功效早在公元前数百年以前就已广为人知。或许是由于唐朝时鸦片经西亚商人传来，这一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名字进入中国。英文的opium来源于希腊语。这个词语发生变化后成为“阿片”，又因罂粟汁液凝固后呈黑色而被记作“鸦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草纲目》的记载中，鸦片都是用作口服，而没有对火吸食的方法。

李时珍所开拓的通过实地考察而进行的本草学，在清代也得以继承。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赵学敏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它补充了716种《本草纲目》上没有记载的药材，还有161种是对李时珍的记载进行补充，并指出了34项错误。该书对西欧的医药也做了介绍。乾隆三十年（1765）该书基本编纂完成，又经修订最终完成是在19世纪初期嘉庆八年（1803），不过出版更迟一些，是在同治三年（1864）。其中关于鸦片的记载也能看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把鸦片制成的古拉水描述为“水色如酱油，以火燃之如烧酒有焰者真，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与16世纪李时珍的记载相比较，《本草纲目拾遗》包含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燃烧鸦片、不是通过口服而是吸食蒸发出来的成分这种服用方法、可以高价进行买卖等。而且在功效方面，还记载了能够振作精神一项。很明显，《本草纲目》与《本草纲目拾遗》围绕鸦片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口服鸦片，因其包含了带有麻醉效果的吗啡等各种不纯物质，所以副作用极强，大量服食有时还会致命。而吸食蒸汽则容易获得镇痛以及幸福感等快感。不过其依赖性强，一旦上瘾则很难戒掉。

吸食鸦片的普及

关于将鸦片火烤吸食蒸汽的方法发生于何时何地，虽然坊间有多种说法但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是始于17世纪中叶荷兰统治下的爪哇岛，经荷兰人传到台湾作为疟疾的特效药而得到普及，然后通过台湾福建移民的关系扩展至对岸的福建。最初将其掺杂在烟草中点火吸食，之后随着在中国吸食工具的发展，吸食方法也发展起来。

吸食工具的头部为直径四厘米左右的圆形，中间有直径四毫米左右的洞。吸食时将一次量的鸦片精炼成小颗粒，然后将之塞入小洞中放在火上烤，再将烟吸进肺里。在鸦片的烟还没冷却之前，将剩下的渣滓从吸食器中吹出来。若吹不出来，就用铜或银制的专用细长刀片将渣滓刮出。用作鸦片吸食用的工具，多极尽奢华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按照日本法律，非法持有“鸦片吸食器”，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刑法》第二编第十四章“鸦片烟之罪”）。所以即便在国外的古董店里发现了鸦片吸食器，也不要出手买下。

鸦片最早是由葡萄牙人从印度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吸食鸦片的习惯在富人间先流行起来之后逐渐影响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正式进入鸦片交易之后，鸦片的流入量大增，染上鸦片的中国人也增加了。

从1780年英国开始加入鸦片交易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交易多被当做过去三角交易的形成与开展来叙述。将其大致结构整理如下。

18世纪饮茶习惯在英国扎根后，从中国到英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起来。获政府特批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是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为在中国购买茶叶而使用白银。而印度面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发展后，英国人开始考虑用鸦片代替白银进行结算。

18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英国产业界，挤垮了印度传统的棉纺织业，同时把印度改造成向英国本土提供棉花的原料供给地及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英国的棉织品在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出口印度，从而确立了三角贸易的构造。从英国出口棉制品到印度，从印度出口鸦片至中国，再从中国出口茶叶到英国，交易顺利发展。

1827年中国大量进口鸦片，造成交易上出现赤字。1834年在英国本国产业资本家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使得鸦片交易的商人增加，进入中国的鸦片量也激增。随之白银的流出量也急速增加，中国国内的银价腾贵。

鸦片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问题愈发明显后，清朝不得不开始禁止鸦片的交易，派力主禁烟并提出具体方案的官僚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所谓钦差大臣，是指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暂时拥有极大权力的官员。林则徐强制没收并处理了那些鸦片。英国以此作为令中国承认自由贸易的契机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

以上就是世界史教科书等读物所描述的有关鸦片的故事。但是这种结构现在需要做些修正。

金融革命与英国

通常所说的三角贸易论的重点是从英国本国向外运输棉纺织品的流程。正是由于这种一边倒的看法才使得三角形结构成立，从而使得19世纪亚洲交易的主角成为担负着棉纺织产业的英国产业资本家。创造东西的人成为历史的主角，现在这种故事要被重新评价。需要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鸦片交易。在这之前先来简单描述一下金融的历史，从而搞清楚金融是什么。

在应对顺利进行远距离交易的过程中，金融这一体系日渐成熟。在远距离交易中，困难之处在于从商品买方收取代金。在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诞生了外汇银行与交易所体系。外汇银行是把卖家（债权人）发行的汇款单贴现，将其送去买家（债务人）居住地的交易银行，由银行向债务人索款。使两个地方之间的交易中发行的多个汇款单相抵消，这种制度就是交易所。同一时期诞生的复式簿记也拥有重要的意义。

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外汇银行的中心，通过结算多家远距离交易发行的汇款单而繁荣。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外汇银行。但是荷兰的银行禁止发行银行券，制度上还有发展的余地。金融体系在1690年的英国发展起来。其背景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后，政治权力得到统合，开展了一系列有机结合的政策。

1680年代，伦敦的商人们把手头上的黄金存到金匠那里，存款凭证就作为银行券开始流通。金匠开始向商人开展贷款业务，变身为存款信托银行。1694年，英国银行成立后逐渐开始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为稳定金融做出了贡献。17世纪末，货币改铸之后金本位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确立，抵押证券市场得到扩大，股票交易所繁荣，海上火灾保险日渐完善。这种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完善以后，根据需要产生了制造信用的体系。这一连串的变革有时被称作金融革命。在英国掌握金融业的被当做绅士。

那么如果从金融的角度对鸦片交易进行解读的话，就要从印度向英国汇款这一问题开始了（以下参照松本睦树，《英国的印度统治：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国民外流”》，阿哞社，1996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法国展开了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是1757年发生的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恒河下游的孟加拉打败了与法国势力联合的莫卧儿帝国的太守军队，从而获得了加尔各答周边二十四个郡的征收地租权，确立了对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权。自那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版图不断扩大。

在占领土地及扩张的过程中，公司由此生出义务向本国汇去高额现金。为了维持领土经营，需要从本国送来军队所必需的军需品及行政所必需的资金。后来从英国本土派来的英国军队的派遣费用也要由公司来负担。购买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行的社债的英国人如果想在英国领取本金及利息，公司承担汇款业务。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向留在本国的家人汇款或者是其本人结束了在印度的任职回国的时候都使用这套制度。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东印度公司向本国汇款的时候尽量避免运输真金白银。因为虽然其性质上作为印度行政机关的部分越来越强，但公司本身还是一个商社。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政策公司，与我们所想的公司不同。公司内部有负责印度行政的部门，发挥着作为一个政权的作用。公司的行政部门把应该向本国输送的大部分资金转用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用这些资金采购本国所需的商品，然后通过在国内贩卖之后获得的利润偿还债务。虽然印度向英国输出棉花、蓝、砂糖等，但这些印度商品的销售情况并不好。由于棉花和砂糖等也可以从美国南部、埃及或者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等处获得，所以并没有必要一定依赖印度进口。1820年之后当在国内的销售额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就开始出现赤字。

110 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结构

而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中国贸易却形势喜人。公司在中国采购的茶叶完全可以保证卖出一个好价钱。喝茶的习惯并不是由于喝下午茶而在上流社会中刚刚兴起。当时突然增多了的工厂工人通过喝茶并在茶里放入一些砂糖来补充营养。所以说茶叶并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成为了一种必需品。从印度往国内汇款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将资金转变成茶叶绕过中国送到国内。这一方法对东印度公司而言成为保证提升利润的一条途径。

1822年到1828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往中国的汇款，按期平均值来看总额1125 000英镑中只有33 000英镑是通过真金白银的形式，发送印度商品用437 000英镑，在印度采购的汇票139 000英镑，而在广东的销售汇票就达到516 000英镑。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汇款都是通过广东送到英国国内的。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公司在广东发行的汇票。这种汇票是面向印度的。换言之可以带到印度去兑现。购买这种汇票的人是从事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民间商人。这些商人被称作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由于在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只允许在喜望峰与红海以东贸易，所以才这么称呼。

由于清朝禁烟，东印度公司担心直接将鸦片带入中国会影响茶叶贸易，于是将鸦片贸易委托给这些国家商人。他们虽然把棉花、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却由于中国的茶叶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无法在中国找到带回印度的商品。于是为了将在广东的销售利润送到印度，就在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购入面向印度的汇票。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国家商人缴纳的白银购买茶叶然后进口到英国。

111 东印度公司储存鸦片的仓库

东印度公司为了从鸦片上获取更大的利润，1773年对恒河下游孟加拉产的鸦片实行专卖。1797年它又创造出一套体系，从鸦片制造商那里直接购入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通过拍卖的形式供给国家商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到了1820年以后，国家商人开始经营孟加拉以外的鸦片，走出了东印度公司所设定的那套向英国国内汇款的框架，开始把大量的鸦片运入中国。

鸦片贸易走出东印度公司体制获得急速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加入中国贸易。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的商人是不允许与中国贸易的。1783年美国获得独立后，马上派出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到达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

美国商人与茶叶及鸦片贸易关系密切，积累起巨大的财富。鸦片战争期间，美商代替英商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

美国南部向英国出口棉花得到了用于伦敦的汇票。这种“美国票据”在1830年以后被带入中国，用于采购茶叶。通过鸦片贸易赚取了大量白银的英国国家商人，用白银购买美国票据从而获得了往伦敦汇款的途径。而美商把卖票据获得的白银用于购买茶叶。

国家商人

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标准箱内装有40个重1.5公斤的黑色鸦片球。每年向中国的输入量从18世纪末的4000箱到1826年的一万箱，到1838年就增长至约四万箱。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从1827年左右开始外流。现在就追随有代表性国家商人的脚步来阐明这一发展过程吧（主要依据Wikipedia）。

威廉·渣甸于1784年出生于苏格兰名门。渣甸家族的口号用拉丁语来说就是“记住我现在在这里”（Cave Adsum）。可以说威廉·渣甸履行了这句口号，并在每个时候都对自己所处的立场深思熟虑，从而积累起财富。

渣甸从医学校毕业后，在1820年他20岁的时候，被雇做东印度公司的船医。公司当时为职员在商船上准备了两个箱子大的空间，职员们可凭借自己的智慧装货以获取利润。渣甸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其中也有人不利用这一空间的。渣甸就借用这些人的权利进行交易活动，积累了独立资金。1816年他离开公司，在一家从事印度与中国贸易的商社做代理人，为日后成为国家商人打下了基础。

从1818年开始，他用自己共同出资建造的country ship把鸦片运到广东。1821年清朝开始强化对鸦片的取缔后，鸦片商人不把鸦片直接带到广州，而是在珠江河口的海面零丁洋上停泊专门用来储藏鸦片的船只，在那里进行交易。在那里渣甸也掌握了交易的主导权。

19世纪20年代中期，渣甸开始与同为苏格兰名门出身的詹姆斯·马地臣共同经营事业，并于1832年创建了存续至今的Jardine Matheson (怡和洋行）。该洋行与广州公行商人伍崇曜联合，继承了伍家的商号“怡和”，在中国以怡和洋行之名而为人所熟知。渣甸颇有远见且经营大胆果敢，而马地臣在组织方面具备让公司稳定下来的能力。性格的差异让两人成为伙伴，也使得该洋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1832年10月怡和洋行的商船施尔夫号（Sylph，又译作“气仙号”）从广东海面北上，从此开始进入从福建到辽东的广阔海域，积极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在船上充当翻译的是第一位将圣经译成日文的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他曾经在泰国传教，在那里有机会接触到18世纪进入泰国社会生活的潮州居民。欲从广州北上的渣甸的新计划对郭士立而言极富吸引力，它可以成为在潮州扩大圈子从而在中国全国传教的开端。

19世纪30年代，民间商人开始各自收集情报并积极进行交易。像东印度公司这种拥有特权的组织进行贸易，已经成为贸易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能再起到促进作用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更新时，决定停止公司的商业业务，变成印度的统治机关。这一举动为国家商人从事中国与英国国内的贸易开辟了道路。渣甸进入茶叶贸易领域，在英国很快拥有了运输茶叶的高速船，在竞争中压倒了其他洋行。

怡和洋行的活动并不限于中国物产，还有菲律宾的砂糖、马来半岛的锡和东南亚的香辣调味料等。鸦片交易的增多使得中国白银外流，这些白银可能被投放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多项交易活动中了。

鸦片战争

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宣宗、道光帝）命总督、巡抚一级官员陈述鸦片对策，之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制定了禁烟方针。当皇帝征询意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心中有了方针。征询意见是为了确定派往广东实施禁烟的人选。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被选中。

是什么原因令皇帝做出如此决断？虽然伴随着白银外流，产生一系列经济混乱，似乎可算作其中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对鸦片在国家军队中蔓延将会导致无法应付地方发生的叛乱以及政治局势不稳等情况的担心。下文将会叙述到，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接连发生叛乱，清朝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本身所带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其把镇压叛乱作为发展壮大之前最高的政治课题。

鸦片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严格执行禁烟政策，把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来的两万多箱鸦片掺入石灰再注入海水，通过石灰散发的热量全部烧毁。焚毁鸦片是在虎门海滩上进行的，那是一处海上航行的商船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112 鸦片战争
正在炮击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东洋文库藏

不过在那之后，鸦片贸易依然没有杜绝，清朝与英国人之间反复出现一些摩擦。1840年4月，英国下院讨论了远征军的军费支出问题，最终以反对票262对271的微小差距被否决。政府提议的战费支出被批准。

在印度组织起来的舰队由16艘战舰、32艘运输船、武装汽船构成。同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对海面进行封锁，但是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部署的警备森严，英国发现在交战中无法处于占据优势后，转而北上占领了舟山群岛，封锁了宁波以及长江河口，英军继续北上于8月份到达连着北京的白河口，递交英国外相信函，表明英方的要求提出战争谈判。谈判在大沽进行，又在战争现场广东重新会谈，远征军回到南方。林则徐被免职。

第二阶段。新任钦差大臣是满族正黄旗琦善。从汉族官僚到满族旗人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清朝将明哲保身放在了第一位。11月，英国远征军到达澳门开始交涉。琦善撤掉了林则徐设的一些海防设施以试探和解之路，不过却在割让香港这一条件上陷入僵局。1841年1月，英国舰队进攻虎门炮台，逼迫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给英国。琦善也因此被问责罢免。

113 鸦片战争相关图

第三阶段。皇帝向英国宣战，皇室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广东战火在2月下旬重又燃起。英国采取贯彻武力以威慑清政府的方针，向北方向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占领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并出兵沿海内地。第二年即1842年，英军击败驻防八旗的反击占领乍浦，进而攻陷上海，7月攻陷了长江与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这使得清政府继续作战的志气大为受挫。

8月英军逼近南京，清朝竖起白旗示降。由于清政府对英方的条件原则上几乎全部予以承认，所以投降之后的讲和谈判仅用三天就全部结束，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鸦片战争结束。

信息与战争

从战争的过程来看，英国是在掌握了中国弱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攻击。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对广东至渤海之间的海域进行了测量，并且在回国途中路经大运河了解到它的重要性。这以后英国也不断在积累有关中国的信息。尤其是国家商人渣甸，他的“渣甸计划”（Jardine Paper）举世闻名。其中包括中国海域的详细地图和战略要点，还包括从战后的赔款金额到政治要求等详细内容。从战争初期占领舟山到后来攻陷大运河要塞的所有战争都是根据这些情报开展的。

而中国方面的林则徐也开始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调查情况。他组织翻译了1834年在伦敦发行的《世界地理大全》（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将之编辑成《四洲志》；又命其幕僚魏源调查世界情况。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更多的地理书籍收集情报，《海国图志》于1844年面世。《海国图志》最初为50卷，后来经过增补于1847年达到60卷，1852年达到100卷。书中魏源不但介绍了欧美的情况还记载了近代军备与生产方法，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60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对幕府末期的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4 林则徐及其书法
据称他洞察一切

林则徐在所管辖的广东沿岸组成义勇军，设置炮台等应对措施推动强化海防，并且充分认识到，只固守广东依然无法防止欧美的侵犯。林则徐正确预见到未来的事态，认为如果清政府从广州海关税收中即便只拿出百分之一用于沿海海防，就可以应对英国的进攻。但是林则徐的计划在清朝政治的现实中难以实现。当英国舰队在广东出现时，林则徐在给他夫人的家信中这样写道：

英夷兵船来华。既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他省海口皆无设备，苟有疏失，则该督抚必然诿罪于余之惹起夷衅焉。则是非亦只可听之公论而已。（周维立校订，《清代四名人家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6-624，文海出版社）

18世纪海域世界消失以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防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随着Country ship进入南海，1810年海盗的身影完全消失，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英国船只面前的无力。清朝的海防体制连海盗都无法取缔，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备有汽船的英国舰队了。

白银去哪里了

即便在1840年战争进行之时，鸦片交易依然未被杜绝，当年共有18 000箱左右的鸦片进入中国。由于两国交战时英国商人无法向中国输入鸦片，国家商人委托美国商人作代理向中国输入鸦片。虽然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不包括承认鸦片贸易的条款，但在英国舰队的军事背景之下，清朝也默认了鸦片贸易。战后鸦片进口数量大增。1850年数量超过战前水平，达到48 000箱，此后不断增加，于1888年迎来高峰。

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从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贸易出现赤字，白银开始外流，这一倾向在战后依然继续。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贸易额可以看出，中国大约进口了1000万两的鸦片，但茶叶的出口额却停滞在200万两。大量的白银从中国流出。那么这些白银去了哪里呢？大部分中国史概论都没有提及这一点。理由是没有可追踪白银去处所必需的统计资料。不过若结合一些情况证据，可以略知一二。

18世纪中国有大批劳力移居东南亚，他们与当地统治者相结合，主要生产一些面向中国的物产。国家商人也在从印度前往中国的途中转道东南亚的生产基地，采购一些出口中国的商品。鸦片贸易繁荣之后，鸦片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各个从事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地方。东南亚贸易网通过鸦片与英国商人的通商之路结合起来。19世纪30年代，中国由于贸易赤字致使购买力下降，使得欧洲市场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南亚由当地华人移民所生产的香辛料、锡、木薯淀粉、烟草、儿茶等商品的出口地。

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变化与新加坡成为英国新的贸易据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年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职员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打下自由港基础。新加坡东西向联结印度洋与南海航线，南北向联结荷兰领的巴达维亚与泰国的曼谷。中国的戎克船也经过此地，且自古就以苏拉威西岛为据点，吸引了活跃在东南亚海域中的布吉斯等海民，新加坡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而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东南亚贸易路线的改变，18世纪盛极一时的马六甲等港口开始沉寂起来，与此同时以曼谷、西贡为中心的新的交易中心开始勃兴。

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可以断定进入了新加坡。白银在那里产生了新的经济效应。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采集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中国劳工。当时清朝还不允许中国人去往国外，还需等到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才得到正式批准。不过收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对从福建、潮州等地出海的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出国者的世界

成为劳工出去的人大多走过了残酷的一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签下合同，约定用日后在海外的劳资偿还借下的出国费用。还有不少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旅费。去往东南亚的劳工都是在公司工作。正如本书第八章已经叙述过的，18世纪成立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让工人也存储财产的组织。不过鸦片进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苏梅岛（Phangka）和稍迟一些在马来的怡保（Ipoh）等地的锡矿山中劳作的工人被强制在热带环境中进行残酷的劳作。一天劳作后他们往往浑身疼痛难以入眠。而且这个移民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男性世界，不可能拖家带口。还有一些热带独有的风土病。在这种身心的疼痛干扰下，据称对瘴气也有奇效的就是鸦片。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沾染上鸦片。公司的头家向工人们贩卖鸦片，若没钱付账就赊账。就这样工人们身负债务，没法从工地逃走而只有继续工作下去。

东南亚的华人居民分为两极：一部分人靠着鸦片而致富，一部分人在工地劳作到死。之后成为富人代表的是土生华人社会（Peranakan），他们出生于东南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妇女，会说英语且精通中国的习惯。通过母亲及妻子，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了连接点，在英国商人与接受中国工人的公司之间，驱动公司生产的物产，负责招揽从中国来的工人，还向各地提供鸦片。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并且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

115 新加坡与华人海外移居地

这些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工作，需要将赚来的白银送往故乡。尤其是那些从亲戚等人那里借下差旅费的人急需还钱。因为若不偿还，就会给留在故乡的家人带来麻烦。这时他们通常通过民信局往家乡寄钱。

民信局的历史久远，据说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不过这种民间的通信、寄钱的关系网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是在19世纪嘉庆、道光年间，于鸦片战争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国内也以宁波为中心扩展至全国。寄存在东南亚民信局的白银，在通过这种关系运往中国的途中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商品，最终到达中国收取人的手中。

大部分史书将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看做中国近代的开始，称中国为“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或者“夕阳西下之大清帝国”等。但是如果将这一世纪放在蒙古帝国以后的历史中定位的话，当有其他评价的可能。

中国通过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14世纪至17世纪生产的生丝和陶瓷、18世纪以后的茶叶等，不断吸收了大量的白银。曾经被称作“白银坟墓”的中国，随着鸦片的进入开始吐出以前一直积累下来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在东南亚循环流动，曾经出口中国的物产转而面向欧洲市场，为东南亚的殖民地化提供了契机。并且白银从中国吸引来工人而不是商人，成为引发日后苦力贸易的导火索。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人开始也在北美等地定居。

如果从人的历史而不是国家的历史来看，19世纪是中国人在全球化舞台上扩展生活范围，铺展社会、经济关系网络的一个世纪。当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鸦片的灾祸之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民开始影响世界的动向。这种动向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继续着。

蜕变的社会

移民的社会

本章节的题目使用了“蜕变”这一并不常见的词。所谓“蜕”是指昆虫、蛇蜕皮。就像是生活在地里的蝉的幼虫在夏天的早上蜕皮飞走一样，变化在旧的体制中静静地进行，有朝一日变化突然显现于表面，这一过程乃为蜕变。19世纪的中国社会，清朝统治这一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却在帝国统治之下明显地在为蜕变做准备。

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以下参照山田贤，《移民秩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

在要流出四川盆地的长江边上有一座梯状岩山，山上有一个山寨，名叫磐石城。它是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在该地方发展起来的涂氏家族建造的。山上储存有饮用的水、粮食还有武器弹药，若发生战乱整个家族就待在那里。这个山寨象征着19世纪地方社会的变迁。

山寨所处的四川省云阳县乃是交通要塞，有非常多的人通过。18世纪中叶，随着人口增加使得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口数量趋于饱和，因而由此沿长江移居各省边境处的山区居民越来越多。涂氏的始迁祖在乾隆二年（1737）年进入云阳县，经过大约十年的苦力生涯逐渐开始参与商业活动，最终积攒下一些家产。不过若想要购买土地资金还是不足。于是他们与卖家相约，剩下的钱待他们回老家筹措，却在返回湖北老家后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子再次来到云阳县欲买下曾经约好的土地，不过卖主却因为这期间土地价格暴涨而拒绝履行与其父签订的合同。告到官府后这才获得一半的土地。

116 四川省云南县涂氏的移居地

涂氏勤于开荒，积累的财产在乾隆五十四年可以买下磐石城。这个山寨周围全是悬崖峭壁，南面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对岸就可看到贸易要塞磐石镇的街道。由于确保了农耕与贸易都为有利的土地，涂氏抓住了日后发展的契机。

涂氏通过开荒与贸易，扩大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加强了同族的团结。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涂德明参与了四川重庆与湖北汉口之间的贸易，获得巨万收益。并且作为地主而获得的地租也不少。此后又获得科举身份监生（参第九章）从而与官界也成功建立起关系。

有一天涂德明为了回湖北老家扫墓来到汉口，遇到了已经从乡返回的同乡某某。在与他的对话中得知回乡之后他的财产被亲戚们全部卷走了，于是涂德明放弃回老家的念头，返回云阳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磐石城建起祭祀同族祖先的宗祠。

就这样，涂氏的活动轴心从与同乡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在移民当地的同族团结上来。靠着同族的团结，涂氏成为云阳县望族之一。有实力的大的宗族形成县的舆论，共同参与地方行政。在整个19世纪，涂氏作为当地望族加强了对慈善事业及地方财政的发言权。

地方财政的龟裂

云阳县北是连着大巴山脉海拔2000米的山区。河流从山区流入长江。移居到该河区流域的人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土地，欲往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但此时的平原地区已经被像涂氏这样有实力的宗族所控制。即便是在商业活动中，贸易中心地区已经被大宗族掌控，不利的贸易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移民自己无法形成团结大宗族所必需的资产，在建立人际关系影响县行政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在这样一批无法走向成功的移民中间出现了一些加入宗教结社白莲教的人。

入教的信徒们成为“无生老母”，也就是无所谓谁生的原始母亲主宰的家乡的一分子。他们获允参加教授灵文的宗教仪式并要求互相帮助。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人们在白莲教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社会上的依靠。

红巾军之乱是明朝成立的契机。在这场叛乱中，白莲教成为其组织性支柱，被朱元璋镇压后，在清朝盛世社会繁荣期间其活动并不明显。但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继承了白莲教遗风的清水教在王伦的领导下发动叛乱之后，其势力逐渐扩大。清朝对在移民社会中急速成长起来的白莲教格外警惕而加强取缔，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在遭受镇压和处罚之后，白莲教的活动日趋先锐化。

嘉庆元年（1796）在湖北、四川、陕西的省边境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叛乱。嘉庆二年，在四川起义的白莲教徒势力直逼云阳县，县内也有民众起义与之呼应。涂氏全族躲进磐石城与白莲教军队对抗度过了危机。

云阳县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在全国范围随处可见。将之简单介绍如下。

盛世中的人口激增导致18世纪末地方社会迎来饱和。耕地、水利等地方资源在日益增多的人口面前显得不足，围绕有限的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所谓资源并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始于16世纪的税制改革让掌管州县行政的知县、知州开始注意水利、开荒。如果能与资源分配关系密切的行政官员保持社会关系，将会对争夺战产生有利影响。为了与文人出身的官员交际，需要一些教养。所以争夺的对象也包含了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资源在内。

地方社会变成了围绕资源相互争夺的竞争场所。18世纪在吸纳了多数移民的地方，竞争的特点越发明显。同时出现了一批利用同乡关系抓住成功机遇，确保与地方官的关系参与行政、积攒财富的集团。另一方面进入宗教结社的人也不在少数。与白莲教军队接近之后，这种龟裂日趋表面化，地方社会成为迎接白莲教军队举行起义和对其镇压两种势力相互争夺的地方。清朝无法轻易地镇压白莲教叛乱，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财政负担。嘉庆白莲教成为盛世时代的终结者。

生态环境的极限

资源争夺的激化，究其原因要数生态环境的极限。以上第八章中已经介绍，18世纪在秦岭山脉，山中的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海拔3000米的山脉中，创办有数量繁多的作坊—厂，包括采伐木头的木厂、精炼山上铁矿石的铁厂。在这些厂中有很多工人在那里劳作。他们的食粮就是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脚下生产出来的廉价玉米。

种植玉米与开办工厂相组合的山区经济，并不是长远性质的体系。在山区中是这样一种单向的环境变化：木材采伐→种植黑木耳→开荒→玉米种植→荒废。面向市场进行玉米种植的移民，在土壤流失使得土地的生产力下降后，就会放弃这块土地，进入深山拼命开荒。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地区，由于木厂破坏了原生林，铁厂又消费掉大量的木炭，使得森林逐渐消失。山中的森林破坏明显降低了山地的保水性能，若干旱日久则容易产生旱灾，暴雨连天则容易暴发山洪。频频爆发的干旱、水涝灾害给山脚下的玉米种植带来致命打击。山区经济越发达，其根基就越会受到破坏，最终难逃自然灭亡的命运。

自然灭亡的征兆在18世纪末已经显现。但是征兆真正出现是从嘉庆十八年（1813）开始。次年地方报告书中这样写道：

前年秋，玉米歉收，蜀黍、荞麦等都只收获五成。自己种的家庭虽然勉强能够自足，但粮食价格腾贵，各厂无法养活自己的大部分工人，受雇者也无法生计……（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以前就知道对外来游民的救济，如果没有登记在册，则不发放。于是坚定了起义抢夺的决心，其他没有工作的游民也附和集合，蜂拥而至与地方官和军队兵刃相见。（《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八）

嘉庆十八年起义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由于木厂倒闭去当乞丐而无法生活的失业者。

从大运河到大海

18世纪海运业的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建成了从江南到北京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此后经历明清两代，江南的粮食故意避开帝国难以控制的海运而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进行。

漕运不单单是运输线路的问题。将大运河定位为国家物流的基干，就需要国家负起责任来去管理维持大运河所必需的华中、华北所有的水系。这就要动用国库大兴土木以维持水利体系。在大运河流过的地方，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经济与社会都依靠大运河。

117 黄河新旧河道与海军据点

不过，18世纪末，在参与漕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秘密结社罗教逐渐渗透其中，逐渐带有反清倾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所以运河河道荒废，大运河的维持逐渐变得困难。而海运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人信赖，海域世界消灭后国家统制也成为可能。嘉庆年间，在皇帝周围开始正式讨论由漕运转向海运的事情。

道光四年（1824）黄河泛滥。大运河陷入机能麻痹。次年即道光五年清朝正式决定通过海运运输江南的粮食。在上海设置了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置海运局、在大沽设置海运外局，委托过去从事海上运输的商人开展海运。从事海运的船舶除了在黄海上运输大豆的沙船，还动员了航行于台湾和福建之间的福建船等。此外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处，还出现了吸取各个海域船只特长的三不像船。

海运事业在参与大运河的政府官员及大运河流经地方官员的反对下，曾于道光四年和五年两次遭到中止。不过大运河的运输在鸦片战争带来的混乱之下，没有再恢复到18世纪的状况，海运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运河工人都失业了。支撑大运河的水系整饬也日渐疏忽，导致水灾频发。

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堤。河水涌入大清河，往东流入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这就是黄河南流时代的终结。支撑大运河的水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运河的维系便不可能，漕运最终转为海路运输。

太平天国与社会

在以上三个原因的参与之下，中国社会逐步蜕变。这一变化在历史表面上以动荡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以洪秀全在广东创立的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结社为核心展开的（详细内容请参照本系列第十卷，菊池秀明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一些烧炭工人、贫农、矿山工人等。1850年7月，拜上帝会的信徒聚集到广西省的金田村，组织起一支被称作团营的军事组织。1851年洪秀全即“天王”位，太平天国从华南到华中迅速扩大势力，一路北上。

人口增加使地方社会变成了博弈场，这令地方社会中出现了与清朝官僚相结合的势力和与之抗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在中国经常会看到“敌人的敌人乃是同志”这种政治性运动。社会中所存在的无数对立，在太平天国北上的情况中将地方社会一分为二，一方和清朝联合，另一方表现出与太平天国相呼应。

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而滞留山中的失业者和由于大运河的机能停止所带来的失业者是加速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原本是以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牢牢地抓住了在清朝社会中失去上升道路的人的心。

19世纪已经衰弱了的八旗和绿营，无法镇压太平天国。代替这些清朝正规军活跃在社会上的是乡勇。自19世纪以来，在变成博弈场的地方社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以同一宗族为核心的军事组织—被称作团练的乡村自卫组织。团练的省级组织就是乡勇，其中以曾国藩在湖南组织的乡勇最为有名。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而清朝却没有灭亡。不过在这前后清朝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曾国藩有关系的汉族官员成为总督、巡抚，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基础和源自乡勇的军事组织。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以华中、华南各省发布独立宣言的形式发展起来。之后各省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诞生。

但是太平天国的历史超越了本书的固守范围。本书将注意力集中于太平天国动摇清朝根基的另一个原因。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无法再继续维持朝贡体系，从而降低了清朝的权威。洪秀全自称基督胞弟创建出一个新权威时，清朝的权威就容易变得相对弱化了。

南京条约与开港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海岸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开头一节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虽然称之为和约，但其内容却是英国单方面的要求。

条约第二条规定，允许英国人及其家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拥有居住权和贸易权，英国派遣领事等负责管理通商。

第三条规定为了修补远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王及其继承者，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这样，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

118 《南京条约》缔结图

第四条规定支付被没收的鸦片赔款；第五条规定废除公行，允许在开港口岸自由贸易。

在附加条约的第四条中规定了驻华英国官员与清朝大臣之间交换意见时采取“照会”形式等内容。这一项是对英国与清朝站在平等立场上交换文书的规定。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朝贡的原则遭到放弃，以不进行政治交涉为前提的互市体系也在此被明确否定。

互市体系一旦开始崩溃，清朝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843年英国与清朝缔结《五口通商章程》，英国完善了包括鸦片在内向中国出口商品的条件，又缔结了《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租借土地和房屋，可永远居住，承认治外法权、放弃关税自主权以及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最后一条意味着当清朝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有对对方更为有利的内容时，则该条约同样适用于英国。

其他欧美各国也参考《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等条文，1844年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也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越是往后签订的条约内容越详细。比如说在《黄埔条约》中规定，当法国领事不在开港口岸时，其他欧美领事可保护本国国民财产。这是新出现的一条规定。这一新规定通过最惠国待遇自动适用于英美两国。可以说欧美各国依靠连带关系逐渐侵蚀着清朝的主权。

在开港口岸中最为繁荣的是上海。虽然有一些通史记载开港前的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但这是不对的。18世纪作为江南外港繁荣昌盛的浏河港，在18世纪末时黄沙堆满港湾，最终连沙船也难以进港。继承了浏河港功能的就是上海。清朝于19世纪初期放弃了对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只能在浏河港停靠的政策。结果造成进行大豆及大豆粕买卖的商人们几乎全都转移到上海，海港中心天后宫也转移到上海。

1844年最早进入上海的欧美商人是以鸦片商人而闻名的宝顺洋行（Dent ＆ Co.）。随后怡和洋行也建立起商馆。在外国人从民间租借土地这一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态中，时常会发生混乱。

1845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了租界。商人租借土地时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馆共同出面划定界限，并且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中租借房屋居住。这一租界日后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上海成长为东亚的贸易中心。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清朝的互市体系在欧美的外力作用下崩溃，而同一时期欧洲革命风潮高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马克思称中国在英国强迫下开港，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会像雪崩一样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社会动摇，由此中国将会爆发革命。并预测亚洲开始的革命浪潮将会导致中国市场突然萎缩，从而引起英国恐慌，形成在欧洲的政治革命。不过这一估计是错误的。虽然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但英国生产的棉纺织品等却几乎未被中国接受。

为探明其原因，英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并做成报告书。其中最触动其本质的是密切尔于1852年所作的《密切尔报告书》（Mitchell Report
），该报告指出：

中国不同的地方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产出不同的产物。并且国内的贸易主要通过产物的交换进行。北方盛产棉花，南方盛产大米、砂糖、果实、药、染料、茶叶等。

119 英国对印度中国贸易的变化
出自横井胜彦《大英帝国在亚洲海域》，讲谈社学术文库

福建农民生产出大量的砂糖……春天农民在最近的港口把砂糖运到天津等其他北方港口，在吹南季风的时节在船上卖给商人。这些商人的戎克船在结束了四或六个月的沿岸航海归来后，秋天一部分农民用现金，其他的用北方产的棉花领取砂糖货款。

秋季收割结束后，不分老幼所有农家都进行梳棉、纺棉、纺织。织成能够耐用两三年之久的厚重结实的手织布，做成自己用的衣料，剩余的棉布卖到城镇。在镇上拥有店铺的商人为了满足城镇及船上居民的需要买入这些棉布。在这个国家十人中有九人都穿着这种手织棉布做成的衣服。（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

密切尔应该是根据自己实际看到的光景，断言这种手织棉布妨碍了英国产薄棉布的进口。马克思注意到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参考《密切尔报告书》，得出了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对太平天国的希望幻灭时，马克思称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不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

在海与帝国的这种框架中，我们看过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从《密切尔报告书》中可以了解中国各地的产业通过大海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停滞不前。清朝的框架在20世纪以前没有崩溃。不过在这一外壳之下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变化完成蜕皮。

不限于帝国框架的中国人关系网越过大海从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至江南、福建，并且影响到东南亚热带形成的华人移居地。通过这一关系网，各种各样的商品与白银和劳动者循环流动。这种波涛波及全球。

尾声

妈祖与明清的历史

出现在云南的海之女神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回国的路途。在昆明机场遇到了颇惹人注目的一群人，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他们供放着的是妈祖——一位广为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之女神。

让我们回到本书开头的那一节。

护送神像的信徒告诉我，这尊妈祖从台湾东岸的花莲而来，到福建探访故乡，之后又游览了云南著名的游览胜地丽江。为何我会遇到这番光景，而在台湾信奉的海之女神又为何会出现在云南，通览了东欧亚五百年历史之后我才终于可以理解它的历史背景。

海的时代区分与台湾的妈祖

首先，我尝试把台湾港口信奉妈祖的经过放在海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定位。如果从海的角度对从明代到清代这五百年进行时代划分，可以分成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张士诚脱离元朝为契机，东欧亚的海洋开始独立于大陆。海域世界形成。

第二阶段，从14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明朝为维持政权的独立，人为地创造出朝贡体制，禁止个体商人自由买卖。由此出现了被称作倭寇的武装海商开始活动。

第三阶段，1570年海禁解除以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日本与东南亚的交易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创造了可能性。即郑芝龙、郑成功政权。

第四阶段，始于郑氏政权瓦解、迁界令被取消的1680年代。海域世界的独立活动不复再现，海受控于陆地政权的管理（中国清朝与日本的江户幕府）

第五阶段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船只往来于东欧亚海面，东欧亚的海域逐渐占据环球一角。

按这种时代划分来观察台湾花莲的变迁。从地图上看，妈祖诞生的福建和台湾之间隔着台湾海峡，就像处于人的眼睛与鼻尖的位置。但贯穿海峡的黑潮速度快、季风变化多，凭借前近代的帆船渡海是极为困难的。所以大陆的汉族虽然早在宋代就已经在澎湖岛居住，却没能渡海前往其东面的台湾。

120 19世纪的台湾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澎湖岛上的居民也被强制迁入内地，澎湖岛成为无人岛。福建人进入台湾真正开始在此定居是在第三阶段。首先是郑氏政权下移居的汉族增多。他们渡海时向妈祖祈愿保佑平安，到了台湾也保持了妈祖信仰。汉族进入台湾东岸的花莲是在第三阶段的末期。1682年郑氏政权为确保砂金派属下前往。

接着进入第四阶段，海峡上开始出现真正的移民潮。在清朝镇压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的战斗中，福建人施琅担任指挥。施琅以受到妈祖庇护为由，向清廷请求表彰妈祖。另外乾隆末年，在台湾发生的叛乱中，也被认为清军受到了妈祖的保佑，妈祖信仰得到官员们的支持而扩展至全台湾。花莲也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开垦的对象。自1825年左右开始，台湾的淡水、宜兰有权势的人召集数千名佃农迁入花莲一带，着手进行真正的开发。

花莲成为港口城市是在围绕太平洋的人员流动开始活跃的第五阶段。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期扩充了港口。在花莲的港口有一座叫做顺天宫的庙，在云南现身的妈祖就供奉在此，受到出入港口的渔民等人的信仰。

欧亚帝国中的丽江

出现在云南的妈祖在信徒的伴随下巡游丽江。丽江的古街道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也成为云南旅游观光的人气景点。

在丽江沿水路蜿蜒崎岖的小路上散步，会遇到在敞开大门的家庭庭院中造纸、铜工艺等作手艺活的光景。到了傍晚，街道上会响起从汉族地区继承过来的古音乐。现在丽江虽然作为观光的对象而被保存起来，但是这其实是在明清两种截然相反的帝国历史中培养起来的景观和文化。生活在花莲的妈祖的信徒们也被这里的街道所吸引。

通常被称作明清的帝国，不论哪一朝都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这一历史空间中诞生的政权。宋代以前的帝国是存在于古代周时期所形成的东亚这一空间中的“中华帝国”，而元、明、清三代王朝，借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词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帝国”。在这一点上，明朝是与中东的帖木儿帝国、清朝是与北欧亚诞生的沙俄帝国并存的政权。

明朝曾试图否定继承蒙古帝国。如明太祖朱元璋尝试弃用支撑蒙古帝国经济的白银来运营自己创建的帝国，并发明了在户制基础上的实物经济，对外抑制自由贸易，开展朝贡体制。

但是观其体制的由来，其实是在元朝实施制度的模本上进行的改革。以“户”为基础掌握人民的户籍制度、以盐专卖作为财政根本的开中法，或者是统治帝国周边居住的他民族的土司制度，这些制度的原型都是在元朝时候形成的。

丽江是元朝到明朝被任作土司的木氏建造起来的城市。不设城墙的自然街道建筑风格，据导游解说是因为“木”字四周围上墙就变成了“困”字，大不吉利而来。暂且不论这一语道破天机的解说是否正确，不过丽江的景观是在明朝土司的统治下形成的的确是历史事实。

清朝试图肯定其继承帝国遗产。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地方政权通过他的儿子皇太极发展成“大清”帝国。其契机就是获得了元朝传下来的玉玺。清朝的皇帝不仅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满族的领袖、游牧民族的大汗、藏佛的大施主，集四种角色于一身。

作为欧亚政权诞生的清朝，一方面有效地利用市场体系，同时开展银、铜并存的财政政策，成功地使国内地方之间的交易变得昌盛起来。对外根据互市体系，允许中国商人在日本、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这造就了18世纪被称作“盛世”时代的到来。

清朝将西藏也纳入势力范围，使得出入西藏高原的贸易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土司的统治以雍正时期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而宣告结束。但是丽江却作为兴盛起来的贸易要塞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沿着贸易之路云南西北部藏族生活的地区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

妈祖的旅程

20世纪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沿着贸易之路进入云南腹地，将许多的信息介绍给世界。其中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1923年以后对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文化的调查报告发表在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以这些信息为素材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出理想家园“香格里拉”。

在小说中，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个位于雪山山麓、鲜花盛开牛成群的盆地。那里的人们靠着买卖得来的财富过着平静的生活，享受着丰富的文化。

中文版后记

现在这篇文章是在沈阳写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块土地上写下这些东西。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是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把后金首都迁移过来的地方。1634年皇太极又把这里改称为盛京。第二，这里是1931年9月18日揭开十五年日中战争序幕的地方。

本书追溯了明清两个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五百年的历史。近些年，日本的史学界通过伊朗等地的材料，对蒙古帝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或者是欧洲史料中所看到的破坏者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通过伊朗等地的资料勾勒出来的是其引导欧亚大陆整体贸易繁荣、作为开创者的形象。我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试图从“大海”这个舞台揭示出自蒙古帝国以来东欧亚历史的展开。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这两个王朝的历史性本质不同于宋代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果从西往东列举，拥有与之相同本质的王朝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明朝虽然从蒙古继承了许多遗产，但表面上依然装扮成传统中华帝国的模样，但是清朝已经表现出其作为世界帝国的基因（DNA）。

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沈阳故宫的中枢，它们的格局分配与传统的中国宫殿迥然不同。正八角形的大政殿，其形状会让人联想到蒙古包。其前面的十王亭如实地表现了后金和清政权在入关以前作为八旗联合体的特点。站在皇太极和皇后的正寝宫清宁宫，现在依然会生出一种错觉，好似耳边还在回荡着属于通古斯族系的满族所信奉的萨满太鼓的声音。清朝从这块土地上兴起，并统一了全中国。虽然它在学习儒教的原理，但它的文化却来源于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两种，既皈依从蒙古族继承而来的藏传佛教，又在统治新疆的过程中保护伊斯兰，是一个具有超强包容力的王朝。

与明、清的世界帝国相对的是海域亚洲世界。蒙古帝国垮台后，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易活动。可以说大陆亚洲世界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海域亚洲世界与之划清界限开始单独行动；二是出现了日本这一势力开始登上东欧亚的舞台。

读过明代的史料以后，会清楚地知道当时日本被看做是行动无法预测的危险因素。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战祸终于以“朝鲜战争”的形式爆发。清朝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采取不直接保持关系的政策，因而避免了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到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在被关东军炸掉的柳条湖路段，那里展览着从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内容。当我伸头想去看那里摆放着的照片和战争遗物的时候，有几位游客指着我小声说“是日本人”。就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氛中，我更加确信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上溯明代，在宏大的世界范畴中考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努力减轻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我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我还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黄色星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土地上飘扬，北越的战车闯入南越总统官邸时，我感到今后将不再是欧美的时代而是亚洲的时代。所以当我进入东京大学后，把唯一一门可以选择的东亚语言汉语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当时东京大学的中文班也处于“文革”的影响下。初级中文的课外读物是毛泽东的寓言《愚公移山》，大学二年级中文教师选择的读本是毛泽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即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去世，之后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审判。我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在与急剧变化的中国的对视中形成的。

1983年9月，我作为高级进修生到南京大学留学。前一年，发生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的审定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表述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等。因此，亚洲掀起了一股反日之风。继教科书问题之后不久我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生活，这段经历也成为我另外一个原点。留学伊始，大家还把我当客人对待，但日子久了当我可以用中文对话以后，曾多次被问到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南京留学的两年，正是中国向今天的高度经济增长而起飞的阶段。刚来留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粮票和布票就没法在街上买东西。但当我1985年回国的时候，马路上个体经营的商店已经鳞次栉比。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看看，每次都会被中国的急剧变化而震惊。与此同时，心里也生出一些寂寞：过去慢悠悠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曾经担心中国的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恶化，所以出版了一系列从历史学角度写的书：《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目前中文版的出版正在准备中）、《虎论中国史》（韩国已经翻译出版）、《风水名义下的环境学》、《大河失调》等。此外，我还在《鼠疫与村庄》这本书中，回答了自己在南京留学时候就一直思考的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深受731部队细菌战所害的村庄。所有这些都是以单一主题为内容的著作。与此不同，本书讲述的是通史，重压之下，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要崩溃的感觉。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于两个国家的活动，我逐渐不再限于日中关系的框架中去思考，而开始尝试把它们放在东欧亚这一更广阔的舞台上去考察。

我与中国的交往，迄今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历了。如果我这个渺小的日本人的工作，能够通过中文版的发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点点知识上的启发，那将令人感到无比的高兴。

上田信

2011年3月12日于沈阳

耳边正在播放日本在此次地震和海啸中遭受灾害的相关报道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海之列传

方国珍（1319—1374）

出生于浙江省沿海地区的黄岩。名珍，字国珍。又作谷真。元朝时期从事海上运输，1348年被怀疑与海盗有牵连被迫入海，抢劫从江南运往大都的政府船只，占领了台州。与当地从事制盐的人联合扩大了势力，1355年春从台州北上，占领海上贸易基地庆元（今宁波）。

元为了拉拢方，授予其海道漕运万户、浙江行省左丞相等官职。势力范围由此扩展至宁波、温州、台州。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1359年方国珍投降朱元璋，虽然被授予福建行省平章事的官位，却还向元朝的首都大都通过海运运输粮食。1367年，朱元璋派兵至浙江省东部，方投降。其形式上虽然官至广西行省左丞，实则处于监视之下，在应天（今南京）去世。元末群雄大多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而方国珍胸无夺天下之野心，且善于见机行事才得以善终。

张士诚（1321—1367）

江苏省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县）人。小名九四，水上盐贩。1353年，因不堪忍受元朝官吏及与之勾结的有钱人家的剥削，集合盐贩发动叛乱，占领了泰州、高邮。次年正月在高邮称“诚王”，定国号为大周。高邮曾一度被元朝丞相脱脱包围，后因朝内纷争脱脱临阵遭贬，张才得以保存命脉。

1355年，由通州(今南通）渡江南攻。次年收江南为其势力，定都平江(今苏州）。1357年，败于朱元璋军，归顺元朝被封为太尉，运送江南物资至元朝首都大都。1363年，进兵安徽，大破红巾军的精神支柱韩林儿与刘福通，自立为吴王。但是，1367年平江被朱元璋攻陷，张士诚被俘，于应天（今南京）自缢而死。张把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纳入囊中，得到富裕户的支持，使得经济上出现繁荣。或许是因为明初时这种繁华已被摧毁，张士诚在江南的人气居高不下，其墓地也得以保存下来。每年旧历的七月三十，是祭祀地藏菩萨的日子，焚香祭祀，而苏州一带却将之称为“烧九四香”。据说这是为纪念张士诚而假借地藏菩萨节。另外，《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与张士诚乃同乡，据说《水浒传》就是以张士诚的事迹为题材撰写的。

郑和（1371—1434）

生于云南昆阳州（晋宁县）穆斯林家庭。原姓马。明朝进攻云南时被俘，遭阉割成太监。当时被送给燕王朱棣作内廷宦官，靖难之变中立下战功，1404年赐姓郑，成为宦官之首。1405年至1433年之间，郑和前后七次远征南海、印度洋。

成化年间（1465—1487），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模仿郑和远征，试图重新开始以内廷主导的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官吏们对此极为抗拒，为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把兵部所藏有关郑和远征的文书全部销毁。因此，郑和远征的具体情况，成为历史之谜。

王直（？—1559）

安徽歙县人。贩盐失败后从事明朝禁止的海上贸易。1545年东渡日本，与博多、平户的商人进行交易。1548年，明朝官方摧毁了私人海上贸易的据点双屿港，以此为契机，王直在海上贸易的商人中确立了领导地位，以舟山群岛的烈港为基地，积极进行走私贸易。

1553年，烈港被明朝官方攻击后，王直把活动基地迁至日本的五岛群岛、平户，残留在中国的海上势力开始掠夺沿海地区。此乃“嘉靖大倭寇”，但是明却认定王直为头目，最后将之处死。

在安徽省有一处日本人建造的王直墓（“王氏祖墓”）。2005年1月末，一位中国教师以王为卖国贼为由，把王直的名字从墓上削掉。这件事，是中日两国之间有必要共同促进“倭寇研究”，通过对话评价人物的一个教训。即便在中国的史学界中，也有一种看法肯定王直作为海上贸易的商人的一面。

Matteo Ricci（1552—1610）

中国名为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他出生那年，竟然是志在中国传教从日本远渡广东的圣方济格·沙勿略（St. Francis de Xavier，1506—1552）在广东逝世的那年。1558年，利玛窦迁至罗马，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8年，利玛窦赴印度果阿传教。

1582年，到达澳门。之后辗转肇庆、韶州、南京、南昌等地，试探传教的可能性。1601年获得许可长居北京。

利玛窦博览强记，掌握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对中国文化也有很深的了察。1602年，他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公开发行。为当时最为精密的世界地图（长约170厘米，宽约360厘米），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将亚洲放置中心部的地图。原本为黑白版，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梵蒂冈图书馆、京都大学、宫城县立图书馆三处所藏。不过，日本市面上有许多模本，成为新井白石等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世界认知的基础。1607年，完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的汉译本。

1610年在北京去世。皇帝赐北京阜成门外栅栏处墓地用于安葬利玛窦。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其他许多耶稣会传教士与利玛窦一起静静地安眠在此。传教士在亚洲进行传教活动的资金来源，其一就是葡萄牙等的海上冒险商人开展的贸易。

郑成功（1624—1662）

名森，字明俨，号大木。其父为福建出身的武装海商郑芝龙，母亲为日本人田川七左卫门的女儿。小名福松。在中国的原籍为其父故里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1630年，随叔父郑芝燕回到福建，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为考取科举努力学习。

1638年，他通过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成为南安县学的生员，又为当官迁至南京，入国子监学习。但最终他没有成为一名官员。同年3月，李自成军队攻陷明朝首都北京，次年6月清军摧毁在南京的明朝亡命政权。郑成功回到福建。其父在福建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为隆武帝。隆武帝赐郑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在南明政权中，郑成功又被称作“朱成功”。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朱聿键被捕，其父降清。其母不堪忍受屈辱自杀身亡。

郑成功拥戴广东肇庆府的永历帝，以福建的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开展了抗清运动。其资金来自中国、日本、越南、泰国等地之间的贸易。1658至1659年，郑成功率领的军队曾一度逼近南京，最终以失败告终，1661年夺取了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准备反攻，却于1662年病死。

他年轻时曾为走上仕途而努力学习，因而拥有以前海商所没有的见识，以建立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台湾台南的延平郡王祠中，现在依然祭祀着郑成功。郑成功身上还流着日本的血脉，所以在日本也广为人知。寻访其在平户的旧居遗址，那里竹柏繁茂撑出一片绿荫。

施琅（1621—1696）

字尊侯，号琢公。生于福建省沿海地区的晋江，从小精于武艺。1646年，追随郑成功成为一名部将，但由于屡次与郑战略相左而关系对立。1652年最终与郑分道扬镳投降清军。清朝重用善于海战的施琅，1662年任命其为福建水师提督。但是施琅攻台失败，被解职而改为留京宿卫。在北京期间，他向皇帝玄烨（康熙帝）进谏攻台，获取信任。1681年，郑成功之子郑经死去后，郑氏政权内部斗争激烈。而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也生出足够的力量从正面攻取台湾，1683年，清朝命施琅进攻台湾。施琅调动2万士兵、300余艘大型战舰，经澎湖岛向台湾本岛进军，使得郑氏政权就抚。清朝高度评价其战功，封其为靖海侯。

当时，清朝政权内部放弃台湾的呼声较高，施琅力主留台卫台的重要性，最终说服皇帝。施琅在台湾扶植势力，并受清朝认可作为地主，世袭当地广袤土地，这些土地被称作“施侯大租”等。施家一族及其家眷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创造了福建人移民台湾的基础。

施琅与郑成功祖籍相近，其背后的社会层也重合。把福建人的生活圈子扩展至台湾，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现在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上，施琅所受的表彰为多。

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

出生于苏格兰邓弗里斯（Dumfries）的名门家庭。爱丁堡医学院毕业后，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当了一名船医，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1816年。独自立业后不久，在孟买、广州从事贸易，并参与几家洋行的经营，奠定了作为国家商人的地位，创办了马格尼亚克商行（Charles Magniac Co.）1820年，他结识了同为苏格兰人的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1827年作为合作伙伴，32年共同开展事业，成立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主要经营印度的鸦片和中国的茶叶。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中贸易专营权被撤销以后，怡和洋行迅速发展，渣甸被中国人称为“大班”。鸦片问题在英国备受争议，渣甸派马地臣回国，对政府要人做工作，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是林则徐禁烟政策，导致事态迅速发展为鸦片战争，渣甸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可谓甚大。《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第二年，渣甸在英格兰死去。

他留下的洋行在亚洲的贸易中成长。日本长崎因格洛弗邸而为人所熟知的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是怡和洋行的长崎总代理，负责把武器、船只运往日本。

帝国列传之一　皇帝本纪

朱元璋（1328—1398）

明太祖，按其年号又被记载为洪武帝。明朝的缔造者（在位时间1368—1398）。在中国历代皇帝中，还没有如他这般是从贫困境遇中起家的。朱元璋出生于濠州（明朝成立后改名为凤阳）一户没有土地的贫农家庭。小名重八，称元璋是在1352年以后。小时候曾在私塾中念过几个月的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在别人家中做牧童。1344年，因饥荒失去双亲，来到村附近的一家寺庙中。寺里面也没有粮食，于是当了一名化缘和尚四处流浪。

1352年，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郭的赏识，与其养女马氏结婚。马氏一直在精神上给予朱元璋支持，为帝国的创建做出了贡献。1353年，率同乡徐达独立，吸收名儒李善长等加入旗下，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355年，拥戴红巾军精神领袖小明王韩林儿为王，采用年号龙凤。1356年攻陷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作为自己的根据地。这一年，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1363年，破陈友谅，次年正月自称吴王，任命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整备了官僚机构。1366年，谋害韩林儿。次年，摧毁张士诚政权，控制了江南，打出统一天下的口号，兴起北伐军。

1368年1月在应天府即位，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从此以后，明清两代都采取了一代皇帝一个年号的做法。不过，不同于日本现在的年号制，新皇帝继位后第二年为元年。1371年，朱元璋攻下四川的红巾军夏王一伙，统一了天下。1380年，以胡惟庸案为契机，完善了君主专制体制。

他成功的原因在于，广纳人才，接受刘基、宋濂等读书人的意见，制定了足以完成从叛乱军到掌握政权转变的体制。并且勤于自学，阅读史书，从过去历史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最为重要的，还要数他洞察元朝垮台的原因，制定出一套极力排斥货币经济的机制。但是，他的想法在受到臣子们违背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他的猜疑心。尤其是妻子马氏（孝慈皇后）去世之后，大约从1382年开始失控，利用特务机关锦衣卫，抓捕可疑分子，依靠严刑拷打，增加了连坐人数，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嫌疑犯。这种特务机关掌控的政治，在永乐时期宦官掌控的东厂成立以后，更加残酷，这成为明朝时常发生凄惨疑案的制度背景。

朱元璋为了打造出最后的帝国，志在迁都西安，但是1392年他的嫡系长子朱标病死，带给他巨大的打击，最终这一设想没有实现。虽然也曾考虑过立有才能的四子朱棣为新太子，但苦于自己所制定的嫡系长子继承制而不得不指名朱标嫡系长子朱允炆（朱标的次子，长子已夭折）为第二代皇帝。这成为靖难之役的原因，也大大地改变了明朝的特点，既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朱元璋的不幸。朱元璋死后，被葬于南京孝陵。

朱棣（1360—1424）

明朝第三代皇帝（1402—1424年在位），一般按其年号称为永乐帝。死后追加庙号为太宗，后改为成祖。他是朱元璋的四子，关于其生母，至今尚无定论。他在打倒其侄朱允炆，即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后继位，为强化其合理性，尊其父正室马氏为母，并销毁了与之相矛盾的记载。但是，他无法毁掉其他国家的记录。据洪武年间前往北平拜访还是燕王的朱棣的朝鲜使节的记录《奉使录》记载，拜访掌管礼仪的衙门的那天，正值朱棣生母忌日，不接受朝拜。日期与马氏的忌日并不一致。被视为其生母的较为有力的说法是高丽出身的硕妃。若该推测正确，那么可以说朱棣从出生就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朱棣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就藩元朝首都北平。1398年朱元璋死去，新即位的皇帝试图削藩，于是朱棣发动叛乱（靖难之役），1402年成功当上皇帝。

作为皇帝，其功绩首先当属1403年下令编辑的《永乐大典》。这部著作为古今书籍之集大成者，动员近3000人于1408年完成。该部大部头的著作共22877卷，正本在明末动荡中被烧毁，副本存留至清，但清末时也在战乱中散失。其他功绩还有在北京建成紫禁城，1421年迁都，亲自远征蒙古、将越南纳入统治之下、派郑和下西洋，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等。他死后，被葬在北京郊外十三陵之一的长陵。

对于朱棣，有人认为他是将蒙古帝国的忽必烈作为榜样，把建设世界帝国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他对外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抑制商人自律性交易的朝贡体制之上的，这与忽必烈的帝国性质完全不同。

努尔哈赤（1559—1626）

清朝建立的基础后金王朝的创建者。1616至1626年期间在位。作为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庙号为太祖。作为一个帝国的创建者，其在日本的知名度，虽低于秦始皇、刘邦等，但是在欧美各国却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人物，例如好莱坞电影《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
）中努尔哈赤的遗骨成为争夺的目标。这或许是因为近代的欧美努力去理解曾与他们直接相对的清朝，对其历史饶有兴趣之故。

努尔哈赤出生于辽东建州左卫（今属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女真族的一个小首领家庭。生活并不富裕，年轻时曾把在山野中采到的高丽人参等运到抚顺的贸易市场上去卖，以补贴家用。在这种贸易活动中，接触到汉族、蒙古族，开阔了视野。1583年，其祖父与父亲参加明朝的军事行动时，因为一点误会而被明军杀害。这成为日后努尔哈赤高举反明大旗的一个理由。

传统上，明朝对于周边民族采取了使其分裂、令其互斗、将之弱化的政策，因此女真族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相互斗争。但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在朝中掌握实权的张居正为靠山，改变方针，培养有势力的部族，试图以此为窗口进行有效的贸易活动。选中的对象就是努尔哈赤。他在与李进行贸易的同时，积蓄起力量，统一了建州。1593年，努尔哈赤率领不足一万人的军队，打败了海西女真与蒙古的三万联军，历史上称为古勒寨之战，成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大业的转折点。为巩固统一的根基，努尔哈赤将女真这一民族的名称改为满洲，1599年使用蒙古文字制定了满洲文字。不过用不同于蒙古文的满洲语进行书写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二位皇帝皇太极进行了改良。满文不同于汉字，是一种表音文字。据说清朝时来中国的欧美人通过满文文献理解中国文化，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他还以女真族狩猎时的组织为基础创建了八旗制度。

1616年，努尔哈赤成为大汗，定国号为金，年号为天命（史书上为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记载为“后金”）。畏于努尔哈赤强大的势力，明朝加强了对贸易的统制，于是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讨明檄文“七大恨”，表明反明立场。次年，明朝派出大军征讨，但四路部队步调不一致，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历史上将这次战役称为萨尔浒之战。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先是将首都迁至辽阳，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面积太小，又迁都沈阳。此后渡过辽河，进攻辽西，1626年，为进攻明朝领地包围宁远城，在葡萄牙大炮猛烈炮火的攻击下落败。不久死去，葬于福陵（沈阳市）。

皇位继承遵循满洲族的传统，生前不定太子，死后通过有权力的人协商决定。努尔哈赤死后，在兄弟间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

庄妃（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太后、孝庄文太皇太后，1613—1687）

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的妃子，第三代皇帝福临（顺治帝）的母亲，以及创造了清朝繁荣之根的玄烨（康熙帝）的祖母。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首领的意思）博尔济吉特氏家的女儿。1625年嫁给皇太极。随着皇太极登基，立一位皇后及四位妃子（均为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成为永福宫庄妃。

1638年，生皇太极第九子福临，随之死后被称为孝庄文皇后载入史书。虽然有传闻说她备受皇太极宠爱，但是在对皇太极与后宫的关系研究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皇太极的皇后、妃子都是蒙古族，这一事情在考虑清朝初期内廷性质之时非常重要。皇太极打败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接受明朝投降的汉人官僚，逐步整顿中国的官僚制度。投降官僚中的代表为是蓟辽总督洪承畴，后来为清朝进攻华南做出了贡献。据野史记载，为了使洪承畴投诚，庄妃自己向皇太极提议用美人计诱降，但并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这件事。

1643年，皇太极还没有指定继承者就突然离世，庄妃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福临登上皇位各方张罗。政权内部最为有力的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但是，多尔衮深知即便自己想当皇帝，也得不到其他有权人士的支持，考虑立幼主通过摄政掌握实权，于是他与庄妃合作，支持当时六岁的福临即位。按照满族内部兄长死后弟弟娶其妻的风俗，有人说庄妃下嫁给多尔衮，但是这一说法也没有得到史料的证明。明朝在李自成军队的进攻下灭亡之后，多尔衮跨越山海关向中国本土进军，将首都迁至北京。福临生性非常认真，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对藏佛的爱慕也日渐加深。孝庄文皇太后让自己的侄女当皇后，这个皇后与福临的脾气不合，皇帝以“皇后无能”为由将其废黜。第二位皇后与皇太后一样也是博尔济吉特氏，但她也遭受皇帝冷遇。福临似要填补心中空白，极为宠爱董鄂妃。但当她突然去世后，福临似要追随而去，染上天花奄奄一息。

得知儿子将死，皇太后有意把皇位继承给年仅八岁的玄烨，让福临指定其为下一任皇帝。这是改变满族皇帝死后由权臣协商决定继承者传统做法的举动。皇太后选择玄烨的理由之一是他出生后不久曾患上天花，为此还咨询过汤若望。汤若望表示支持皇太后的意见，于是皇太后更坚定了她的想法。玄烨继位后，成为太皇太后的她把年幼的皇帝放在内廷扶持。这位年幼的皇帝的生母是一位汉人。

在清朝统治中国初期，皇太后连续扶持了两代幼主顺治、康熙。中国的统治走向衰落的同治（载淳，六岁即位）、光绪（载湉，四岁即位）、宣统（溥仪，三岁即位）三代也是连续由幼主即位。这个时候掌握实权的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或许应该说是历史的重演，孝庄文皇太后与慈禧太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没有走出内廷，而后者却左右了外廷的政治。

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

清朝第五代皇帝（在位时间为1722—1735年），庙号世宗。按其年号又被记载为雍正帝。玄烨（康熙帝）第四子。母亲是满洲正黄旗的乌雅氏。

他诞生之时，正是其父平定三藩之乱最为激烈的时期。通过这场历时九年的战争，铲除了已经军阀化的汉族武将，其父让台湾的郑氏降服，创建了清朝繁荣的基础。就在这期间，父亲给了儿子们最为严厉的教育。胤禛不负父亲的期待，掌握了儒家修养，同时还从实践中学习了祭祀、军事、行政等。玄烨是清朝皇帝中第一位在生前指定太子的，那是胤禛出生前1675年的事情。当时立的皇太子是胤礽（胤禛即位后，为避皇帝讳，被记载为“允礽”）。皇太子在父亲平定准噶尔之时负责留守宫中，出色地行使了处理政务的角色。但是皇太子与其父皇都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康熙非常长寿，其作为皇太子的时间异常的漫长。皇太子的身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党派。父皇对这一事态感到危机，挥泪废掉太子。此乃胤禛30岁那一年即1708年发生的事情。太子被废后，在皇子之间为争夺太子之位各成派系，发展至父皇斥责。这期间，胤禛不参与任何一个派系，服侍父皇，在兄弟间扮作温和的样子，忍受了十五年。

1709年成为雍亲王。1722年，父亲突然去世。在场的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时任理藩院尚书）声称听到皇帝遗言将帝位传给胤禛。隆科多将该遗言告知胤禛，使北京城进入戒备状态，不让其他皇子进入紫禁城。其间，胤禛着手进行即位准备，顺利登基。但是不久以后隆科多就身陷囹圄死去。从有关胤禛继位的一系列不自然的行为来看，学术界也大多认为立胤禛为皇位继承人的遗嘱其实并不存在。

待政权稳定后，胤禛开始清除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兄弟们。后来，对八旗之首——被封为贝勒的皇族，禁止其与属下的旗人存在私人关系。由此，使得努尔哈赤以来制定的八旗制所带有的部族性质被一扫而空，皇帝在满族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确立。胤禛改变国内信息渠道，完善奏折制度（参照历史关键词“信息渠道”），又创办了辅助皇帝决策的军机处。为了处理这些集中于皇帝的大量信息，皇帝一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其勤奋之貌从奏折上皇帝的亲笔批示中可窥得一斑。来往于地方长官与皇帝之间的奏折被编成《雍正朱批谕旨》出版，以学者宫崎市定为中心将之作为清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开展了共同研究。

胤禛依靠皇帝专政的强化与信息的控制，断然推行了多项改革。他开展地丁并征（参考历史关键词解说“税制改革”），待地方财政稳定以后，开始实行养廉银，是为解决薪俸微薄的地方官员在当地大肆榨取百姓的问题而实施的给以高额职务补贴的制度。还实行了太子密建（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皇位继承”）、改土归流、取消贱籍（没有科举考试资格的户籍）等制度。

1735年，胤禛突然在圆明园逝世。关于其死因引来暗杀说等种种猜测，但是近年来，故宫档案（残留在紫禁城里的明清两代的公文书）的研究取得进展，显示胤禛沉迷于炼丹术，经常服食一些含有水银等毒素的丹药，所以出现了胤禛因中毒而早逝的看法。

胤禛一方面是一位残忍的专政者，但是他为确立皇帝权威彻底排除了所有障碍，可以说他使关乎清朝根基的改革成为可能。继承皇位的弘历（乾隆帝）繁荣的基础，就是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帝国列传之二　高官列传

张居正（1525—1582）

明朝政治家。湖广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1547年称为进士，历任庶吉士等官职，1567年成为东阁大学士，负责教育皇太子。他的学生朱翊钧（神宗、万历帝）1572年10岁登基时，他成为内阁首辅，并在此后的十年间担任宰相替幼帝理政。

他推行考成法，改由内阁监督六部和地方官员，进行官员考勤，加强了内阁的权限。为增加财政收入，调动那些在内阁考勤范围内的官员到全国丈量土地。由于此次丈量，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实施一条鞭法（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税制改革”）的条件。对于周边各民族，采取扶植与明朝合作的部族，借助它们的力量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针。这成为满族的努尔哈赤迅速成长的原因。

对于同这些政策唱反调的人，严加镇压毫不留情。1577年，其父逝世，原本有规定官员为服丧离职，但张居正却以国事繁忙为由没有离职。反对派以此为口实对他弹劾。在他的努力下，万历初期担当财政的户部的收入从以前的每年200万两增长到300至400万两，北京的粮食储量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1582年张居正病死。关于死因，有人说是因为疲劳过度，也有人说是因为服食过量壮阳药所致。按惯例明朝高官冬天要戴貂皮帽，但是药力作用使得他气往上走，所以张居正坚决不戴。他死后，反对派极尽反击之能事，而遭削尽官秩，家属被流放。对皇帝严厉的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再也不思去外朝执政，浪费无度。从此以后明朝急速地走向衰落。

林则徐（1785—1850）

清朝官员。福建省侯官人。字元抚（又字少穆），又以死后受清朝所赐的谥号“文忠”闻名。他虽然出生于贫苦之家，却凭借科举考试优异的成绩而升至顶点，1811年他以第七名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踏上仕途，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巡抚等地方长官。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积极从事水利、漕运、救灾赈灾等社会、经济问题，与本书中详细介绍的陈弘谋的活动多有相似的地方。

1837年，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之时，朝廷内部正围绕鸦片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争论不休。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对一年戒烟期内没有戒掉鸦片的应处以死刑。皇帝旻宁（道光帝）对此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严禁鸦片的方案，提出具体禁烟步骤和方案。并在任职的湖广两地实施，成绩卓著。皇帝下定决心禁烟，任命提出具体禁烟方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臣），命其在广东调查、处理鸦片问题，并授予他水师（海军）指挥权。可以推断，此时皇帝命令的不仅仅是禁烟，还包括了禁止鸦片贸易的内容。

1839年，在广东任职的林则徐没收了外国商人的鸦片2万余箱，利用加水后的石灰所发出来的热量将鸦片销毁。但是英国拒不提交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夹带鸦片来华，局面开始对立起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怂恿英国外交大臣对华使用武力以解决问题。1840年英国政府派遣从印度过来的远征军进入渤海湾威胁北京，皇帝立时大惊，将林则徐罢官。

1841年林则徐被问责充军新疆伊犁（现在的伊宁），在那里度过了约三年的时光，得到当地父母官伊犁将军的信任，为水利、开垦等出谋划策。1845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之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50年奉旨为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赴广西的途中死于广东省潮州。

历史关键词解说

海的关键词

交易

是指随持有主体的变化而形成的物质或是能源的转移。这是笔者在构想的普通史学系统理论中，为了回答人为什么能够改变生态环境这一问题而反复推敲最终决定使用的词语。所以，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经济学中使用的概念，不包括享受服务之权利的转移，而包括了运用武力的掠夺。在制度化后的交易中，既包括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经双方同意所进行的转移—互酬体系，也包括掌权者利用政治权力将物资集中，然后通过政治机构进行分配的集中—再分配体系。还包括市场体系，即大部分的主体通过对价格的观察所进行的转移。这些用语来源于经济人类学家（《大转换》东洋经济新报社）。在集中—再分配体系中，包含从没有直接政治统治关系的人手中集中物资的行为，本书称之为进贡。虽然经常有人把交易体系按照互酬→集中—再分配→市场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论述，但是本书不准备采用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为顺应保证转移的条件，人会在各个时期选择最合适的交易体系。

海的历史

把海洋看做人进行交流的场所，用相对的观点看待近代以来被海洋分隔成立的国家单位的历史观。这一观点的起源可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普及版地中海》1-5，藤原书店）。该书把作为欧亚非文明整体的“地中海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观点影响了其他“海洋”的研究，被称作东南亚历史研究转折点的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商业の时代における东南アジア》（《大航海時代の東南アジア文明の海洋史観》，法政大学出版局）、比较经济史中川胜平太的著作《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央公论社）、日本史村井章介·荒野泰典等人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除此以外还催生出众多打着“环××海”之名的研究动向。但是政治、经济方面有不少成果先行于实证研究，今后尚有待对海底地形、海流、季风与造船、航海技术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以及航海人的具体形象进行考证，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

世界体系

这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参考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观与从马克思主义派生出的从属理论而构建起来的历史观（《近代世界システム》岩波书店；《近代世界システ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非洲、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试图解答为何自己的国家不发展这一问题的奋斗中，逐渐产生了以下想法：我们并不是落后了，我们虽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被开发，但开发的程度越深，就越强烈地依赖处于经济中枢地位的欧美（这被称为“低开发”）。这就是从属理论。该理论试图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单一的社会体系，运用国际分工、中心、周边这些分析概念试图去理解整个世界的构造。

沃勒斯坦追溯从属理论的历史源头，产生了这样一种历史观：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世界体系是以西欧为核心，将其周边作为半边境、边境编入体系中。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指出了世界经济在长时段中的三个波动阶段：15世纪以来至17世纪为世界体系活性化时期，17世纪为经济活动停滞、下降时期，18世纪以后是欧美霸权确立时期。

从属理论受世人瞩目的时候，中国研究专家曾对我说：“从属理论虽然具有说服力，但却没有给出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该如何克服低开发的答案。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遭受磨难，这难道不是努力使自己的经济脱离于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吗？”

这一质问同样适用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写这本书时最大的问题意识就在于这一点。本书把欧亚大陆中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上溯蒙古帝国，同时认为明朝是一个试图脱离世界体系的时代。本书在第十章所做的尝试是去发现被“低开发”的过程本身，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主体性飞跃条件的形成过程的这样一种反论式的历史观。

朝贡体制

在册封（按照儒家的礼仪观念建立的国际关系顺序）基础上与他国之间进行的交易、转移遇难者等制度。册封与中国古代颇有渊源，作为制度确立下来是在王莽的新王朝。为了分析礼仪基础上的从秩序到前近代东亚的国际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滨下武志提出了“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东京大学出版会）。这一体系被描述为以中国皇帝直接统治官僚的地区为中心，按同心圆状分布的圆圈的集合，每个圆圈里面包含有“中央—地方—土司—藩属—朝贡—互市”这些名称。

这一概念作为阐明近代以来经济现象的前提或许足以符合各项条件，但是若追溯到明清两代进行讨论的话，还存在各种各样不妥当的地方。

其一，互市是土司、藩属也进行的经济活动，在朝贡过程中，除了正式的使节与中国皇帝在进行物质交换，随行商人也在进行交易活动，这也被称作“互市”。在本书中有关各种制度的称呼，强调其人为建构性质时用“体制”，强调其自律生成性质时用“体系”以作区别。明朝时候人为提出的国际秩序，在按照礼仪观念运作这一点上应称作“体制”。朝贡作为交易的一种类型，属于进贡。

互市体系

民间商人围绕中国开展的交易活动。明朝初期并没有打算承认不属于朝贡体制的互市。结果造成倭寇的走私贸易、与西北边境游牧民族之间走私贸易横行，甚至威胁到明朝统治体制。作为权宜之计明朝采取了将互市从朝贡中分割出去的办法。也就是说，当中国与外国有意进行政治交涉之时，作为国家基本原则的朝贡体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不带有政治交涉的单纯的交易行为。

1570年以海洋充当媒介的交易活动引进了互市体系。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有在边境附近地区成立的马市作为互市场所。海洋的互市体系中不包括无视东亚秩序，明显只顾自己行动的日本。视明朝为敌国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其背后就隐含着必须克服这一状况的要求。

通过互市体系为帝国打好基础的清朝，努力发展互市体系，为中国带来了18世纪的盛世繁荣。由于外国商人与帝国成员之一的政府官员直接交涉会牵扯进一些政治关系，因此又想出设立担任中间人的特许商人的办法。广州的中间人被称作公行。

商业时代

这是安东尼·瑞德为概括15至16世纪东南亚交易所用的词语，也成为其著作的标题（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日本的学者根据其著作而使用的“交易的时代”，在笔者看来应是误译。16世纪，以海洋为媒介的交易在东欧亚大陆非常活跃。其特点是由商人承担远距离交易，从事苏木、胡椒、生丝、陶瓷器等奢侈品的买卖。瑞德指出，商人与围绕在东南亚那些王权周围的人关系密切。这一现象与中国皇帝身边的宦官独揽海外交易大权几乎同时进行。不过，在中国宦官与皇帝属内廷，官员属外朝，内廷与外朝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构造，所以很少能看到正面评价内廷主导的交易的史料。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产的白银，以及经由马尼拉带到东亚的美洲大陆产的白银，使得这些商业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产业时代

这是本书为总结18—19世纪的交易特色而首次使用的词语。它与“商业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用白银等贵金属参与交易，而是依靠生产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通过销售获得所需的经济资本。多项商品生产地被组合在一起，展开多种交易。商品重心也从奢侈品转向日常用品。另外，为了补充贵金属的不足，不是依靠进口，而是通过国产或者生产替代品以获得必要的物资。

为了生产用于交易的物产，投资资金体系发展起来。在西欧，金融业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为中心发展起来，产生了通过有效利用资金创造信誉的结构。在中国诞生了分开使用铜钱和白银的经济体系，客商开始在各地方生产交易商品。以参与交易为目的投入资金进行生产的行为叫做产业。马克思诞生于这一产业时代，通过追溯过去以探究这一时代的特点造就了他的历史观。

倭寇

作为史料中出现的词语，“倭寇”表现了当时的事态。作为史学术语，指的是13世纪末至16世纪从事海盗活动的集团。13世纪末的初期倭寇，主要在朝鲜半岛南部零星地掠夺一小部分人，还只不过是以日本海民为中心的尚未有组织性的活动。随着元朝的崩塌，放松了对黄海的管束，于是135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危害波及从朝鲜半岛西海岸到中国黄海沿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前期倭寇。前期倭寇的主力是西日本被称作恶党的武士集团。

到15世纪，为抵抗明朝禁止私人交易的海禁政策而出现的私人海商成为倭寇主体，由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等构成，富有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倭寇被称作后期倭寇以示区别。尤其是16世纪中叶，即明朝攻击倭寇大本营以来，部分倭寇集团从中国沿海闯入内陆进行抢夺，造成巨大危害。这一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以年号称为“嘉靖大倭寇”。为了抵抗倭寇，这一时期不少地方筑起城墙。对后期倭寇的历史评价比较困难。日本称作“倭寇的状况”，可以看到一些对海商积极的交易活动进行的肯定性评价，但这一论调在深受倭寇之苦的朝鲜、中国却难以被接受。

帝国的关键词

世界帝国

这一概念来自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指的是通过政治体制运行的超国家体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把这一概念用于根据经济分工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书中把它作为蒙古帝国创造了包含整个欧亚体系之后，在欧亚各地诞生的帝国使用。具体指的是中国的明朝、清朝、中央欧亚的帖木儿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东欧的沙俄帝国。无论哪一个帝国，它们的统治体制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遗产。如果说在周朝“天下”框架内这一意义上中国宋代以前的王朝乃中华帝国，那么元、明、清三朝则应看做世界帝国。

南北分立体系

长江下游以南被称作江南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以后，中国经常出现的交易体系。华北与江南分别成立了不同的政权。整个中国的交易通过江南政权向华北政权进贡形成。这一点在辽国与北宋的关系、金国与南宋的关系中带有典型性。对明朝而言，避免陷入这种南北分立的状况乃是它所面临的最大政治课题。为了把首都定于靠近江南的南京，如果放任自律性经济体系的存在，那么就会成为江南与南京之间集中—再分配体系之下的局部区域型政权。为了抑制这一趋势，朱元璋一方面严格控制江南富户，一方面尝试迁都华北。这一课题最终得以克服是在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有雄厚的经济保证的官员也多为江南出身，在政策运营方面也出现了对江南有利的倾向。抑制这一倾向也是明朝的课题。

皇位继承

如何决定下一任皇帝乃是关乎帝国根基的最重大问题。明朝按照儒教礼仪规定嫡系长子为皇太子，皇帝死后成为下一任皇帝。该嫡系长子皇太子制度明确了谁为皇帝，从而能够让皇太子在太子时代就可以悉心钻研。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太子身边容易形成一些个人派系，让人品不适合当领袖的人自动成为皇帝。这一弊端在决定第二任皇帝时显现，并惹来了靖难之役。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六任皇帝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被掠到蒙古高原。北京的明朝迅速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代宗，景泰帝）为皇上。与也先之间达成协议以后，朱祁镇被送还明朝，于是皇帝朱祁钰虽然暂且尊奉朱祁镇为皇上，但其实却将其软禁起来，一度立兄长之子朱见深（成化帝）为太子。但是，疼爱自己的儿子乃人之常情，1452年，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第二年太子病故，由于没有其他男孩，皇帝没有决定下一任皇帝。这一举动招致政治上的混乱，1457年皇帝染病后，太上皇朱祁镇身边的集团发动政变，拥立被软禁的朱祁镇为皇帝。之后朱祁钰病死（一说被暗杀）。该政变被称作夺门之变。

第三次混乱发生在朱翊钧（万历帝）更希望让自己爱妃的儿子代替长子继承皇位之时。围绕长子皇太子朱常洛——此后成为皇帝（泰昌帝），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一系列事件。这一混乱激化了明朝内部的党派斗争，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清朝的皇位继承分四个阶段。初期努尔哈赤规定由满洲八旗首领贝勒集体协商确立皇位继承人。即皇太极和福临（顺治帝）。到了第二个阶段，玄烨（康熙帝）和胤禛（雍正帝）则是先帝遗嘱立下的。

通过集体协商或是遗嘱确立皇位继承人引起皇室候选人之间的激战，造成混乱。于是胤禛采用太子密建的方式确立继承人，即皇帝生前把继承人的皇子姓名写在御书中，藏于悬挂在紫禁城乾清宫上的“正大光明”匾后面，这样即便皇帝突然去世，也不会出现继承人的争斗。弘历（乾隆帝）的即位就是通过这一方式决定的。这是第三阶段。但是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继承皇位的皇帝并不多。乾隆的下一任皇帝颙琰（嘉庆帝）就是在父亲还在世时继承的皇位。当颙琰在承德的避暑山庄突然去世时，虽然曾在匾额后面搜寻装有重要御书的盒子，却未寻到。先帝皇后和大学士们协商后决定由刚刚去世的皇帝最为信赖的皇子旻宁（道光帝）继承皇位，从而避免了一场混乱。第四阶段超过了本书的论述范围，是西太后指定的两名清末皇帝。

清朝史学家阎崇年把清朝皇位继承方式的变化概括为，从初期的候选者之间存在残酷竞争到没有竞争，随之皇帝作为领导者的资质也逐渐下降。但是，清朝没有丧失人格的皇帝，整体来看，清朝的方式无论哪一阶段都相对优于明朝的嫡系子皇太子制。

户制

这是明朝创建时制定的控制人民的制度。明朝把人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灶户等，他们为国家效劳的职能世世代代不变。民户一般为农民等充当，以110户为单位被编为里甲制。村里百姓中有钱的10户为里长户，其他的100户为甲首户，分成10甲，通过十年一轮的轮番制，负责水利的维持、管理和官府的工作。对于军户，国家向他们提供土地，使之能够通过土地收入自给自足，免除税役，取而代之承担服军役的义务。从军户中出来服兵役的男子被分配到卫所。军户也是世袭的。其他还有向朝廷贡奉手工制品的匠户、生产盐的灶户。本书中把这些制度统称为户制。

此处的“户”不应理解成自然的家庭。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源自里甲制的图甲制在清朝时候依然延续。根据曾对图甲制进行过详细分析的片山刚的研究成果，同族被登记为一个户，户下面又有许多家庭负责纳税。户制，虽然内含中华帝国的传统元素，比如卫所制是模仿唐朝的府兵制的兵制等，但直接模仿的却是元朝的户籍制度。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将户籍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儒户、民户等几十种职业，世代世袭。至于灶户的编成等，明朝的制度完全沿用了元朝的内容。

税制改革

明朝前期的税制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征收粮食等有形物质的税粮；一种是提供劳动力的徭役。税粮根据唐朝时形成的两税法，一年两次，分为夏税和秋粮，交到里甲制中作为徭役指定的仓库中。税额由耕地面积和等级决定。税粮分为留在当地官府的存留和送往中央的起运。徭役为土木工程、官府中的杂务、水利的维持管理等工作，由户承担。

催缴现成的粮食或者劳动力的方法非常繁杂，且容易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明朝中期当用白银缴纳税粮与徭役成为税收的主流，于是为了提高征收的效率，开始在县的监督下统一用白银征收税负。这不是中央向地方施行的内容，而是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初全国各地摸索推行的税制改革，之后被概括为一条鞭法。所以这种方式存在地方差。改革后依然以户为单位缴纳相当于徭役的丁银，还带有人头税的性质。清朝以后，朝廷迫于要掌握逐渐增加的人口，开始实施盛世滋生人丁，即作为皇帝的恩泽不向1712年以后增加的成年男子课税。由于丁银数额固定，税制的高效率进一步成为可能。雍正时期实施了地丁并征，即把丁税纳入地税，一律银纳化，结果产生了被称作地丁银的税制。从此自古代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人头税消失。

信息渠道

情报传播方式的变化会带给政治、经济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虽然极其重要，但由于研究方法尚不发达，所以至今还没有出现综合性研究。本书中列举四个话题进行论述。

第一，明朝中期造纸业发达，能够生产出以竹为原料的上等纸张，结果使出版业得以经营。明朝中期以后白话小说的繁荣，有读者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出现等都与出版业的动向密切相关。

第二，邸报是一种报纸，发挥着把中央情报传播给地方的媒体的作用。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唐朝，成为重要的媒体是在明末，因使用木活字而诞生了大量印刷散布具有快报性消息的构造。清朝初期，在北京开店经营纸业的荣禄堂老板，他出身华南，和政府要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开始投身迅速印刷官府消息的事业。这就是清朝邸报（又被称作京报）的开始。

第三，雍正时期完善的奏折制度。清朝皇帝接受官员的报告有三种形式：题本、奏本和奏折。题本与奏本乃是沿袭了明朝的文书制度，官员提交的官方报告为题本、私人报告为奏本，都需经过内阁上奏皇上。而奏折诞生于清朝，乃是高官秘密迅速上奏消息的工具。皇帝在空白处用朱笔书写指示，送还报告人。有人称顺治时已经有奏折，但没有实际物证。康熙时期的奏折，现在还保存有5000多件满洲文、4000多件汉文奏折。胤禛（雍正帝）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了这一奏折制度。

奏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上奏的，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被允许写奏折。康熙时期有这种资格的人大约有100多人，雍正时期发展为1200人。朱笔批示过的奏折在返回本人之前，需要在军机处复写一份留底，同时写奏折的人阅读过被批示的奏折后还要再次送还皇帝，严禁抄写、隐匿或者销毁。对文书管理制度的加强，使紫禁城内保存有大量的奏折。

第四，英国让清朝屈服的最大武器在于收集、分析情报，并将之赋予实施的体系。鸦片战争对英国而言是一场非常不利的战争。来自印度的补给线太长，如果战争长期化，英国的胜算可谓极低。于是英国采取了早早将舰队开到渤海湾以威吓北京皇帝的战术。这就是根据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等收集的情报分析而确定的战略。中国的林则徐等虽然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分析西方的情势，但没能反映到皇帝的政策中。如果清朝皇帝根据正确的情报做出判断，采取持久战术的话，此后的历史大概是另一番景象。

八旗制

构成清朝根本的军事、社会体制。女真族传统上在狩猎或者战争时，以不同箭为标志的集团集体行动。这一组织形态被称作牛录（niru），在满语中是“箭”的意思。努尔哈赤对同一血缘或地缘的人进行重新编制，规定战时出入的单位为牛录，一牛录包括300个成年男子。在平时，牛录也是进行农耕和畜牧生产的单位。三牛录为一甲喇、五牛录为一固山，各设一长。固山的标志用黄白红蓝旗帜，所以在固山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汉语“旗”字（并非满语中的固山带有旗的意思）。固山原本有四个，后来又增设了在各旗帜镶上花边的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个固山，成为八旗，由此八旗制传开。

每个固山配有一个爱新觉罗族的梅勒（meiren），由梅勒联合体控制整个八旗。努尔哈赤成为大汗，也不过是正黄和镶黄两旗的梅勒，其他梅勒的权威非常高。皇位继承时，需要梅勒等有权力的人集体协商，在这一背景下初期的清朝政权就是以这种固山为基础的部族联盟。皇太极把服从清朝的蒙古族和汉族组织起来，各自编成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属八旗的人被称作旗人，获赠旗地作为领地。

清朝中期以后，政府为旗人的待遇问题颇费心思。旗地和官职几乎没有增加，但旗人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再加上多数旗人没有经营能力，许多的旗地被汉族人抢走。乾隆时期为了拯救政权的根基满族旗人，政府把汉族旗人平民化，把他们的官职让给满族旗人，提供资金让旗人迁入吉林。但是被送往北方的旗人不堪忍受当地的艰苦生活，不少人逃回内地。由于没有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所以清朝的基干逐渐变得空洞无物。

参考文献

此处介绍的是笔者在思考明清时代问题时首先用作参考的书目。选取的是日文出版物。各项原则上按照出版年代的新旧顺序排列（仅“同时代的记录”一项，按照考察对象的先后顺序）。还包括了已经绝版的书籍。另外，对于撰写各章时所参考的书籍，采用（）形式以作标示。

便于全面理解该时代的参考书目

（1）神田信夫等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4明—清》，山川出版社，1999年

◆从明朝成立到19世纪上半叶清朝开始衰退这一时期的历史，由不同专家分别撰写。与讲座形式不同，该书以通史的形式全面观察约500年来中国的变动。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国家与蒙古、西藏的关系等都专设几个章节进行论述，在普及知识这一点上意义巨大。此外，该书的参考文献内容充实，可称得上是准备认真做研究的人的必备之品。不过，由于执笔人各不相同，所以没有共同的历史观，需要读者本身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以便从该书庞大的信息中进行取舍，整理。

（2）岸本美绪等编，《岩波讲座历史13　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16—18世紀》，岩波书店，1998年

◆由讲座的编辑委员、明清史专家岸本美绪为中心编纂而成。该书把东亚、东南亚的动态以及世界史的共时性纳入考察视野。卷首岸本美绪的《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是一篇试图从大局把握整体的文章，充满启发性。其他还提到了琉球王国的展开、从蒙兀儿·兀鲁思到新疆、北方世界与俄国占领、上座佛教与国家形成、清朝国家论、东南亚的港口国家、朝鲜的身份与社会集团、从“气质变化”论到“礼教”、地方社会与宗教反叛等考虑东欧亚历史时必须放进视野的问题。

（3）岸本美绪·宫岛博史，《世界の歴史12明清と李朝の時代》，中央公论社，1998年

◆岸本美绪和宫岛博史两位学者，一位从物价史的层面对明清时代进行研究，一位研究朝鲜李朝的宗族、两班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东亚进行了全面观察。叙述平衡，收录的多幅彩色插图也表现出时代的气息。

（4）明清时代史基本问题编集委员会编，《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书院，1997年。

◆该书对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领域中的争论点作了一番梳理，并讨论了研究已达到的程度。其结构如下：总说、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的生产技术、农村社会（摘要）、税负集团里甲与村庄、明初的海禁与朝贡（对明朝专制统治的理解）、王府论、明代军事史研究现状、满族王朝论（清朝国家论概说）、清朝的政治与政治思想、中国农民战争史论再探讨、秘密结社研究之回顾（现状与课题）、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合意与齐心之间、长江上游的移居与开发（形成的“地区”）、华南地方社会与宗族（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地区社会·血缘社会·图甲制）、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出版文化与学术、庶民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关于土司制度及其垮台的过程）、周边地区的明清史（以越南经济史为例）。

（5）森正夫、加藤祐三《地域からの世界史3中国　下》朝日新闻社，1992年

◆该书试图把中国放在世界史中重新认识，下卷论述的范围是16世纪到20世纪。作者森正夫是一位给明清研究设定了秩序这一问题的学者，加藤主要使用了英国的史料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

（6）伊斯门（lLoyd E. Eastman）著，上田信、深尾叶子译《中国の社会》，平凡社，1994年

◆该书是作为美国大学课本编辑而成的Lloyd E. Eastman，Family，Fields and
Ancestors
的日译本。讨论的对象是从明清到近代的中国，巧妙地整理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必要问题。关于人口和民俗宗教、交易等，主要记录了一些欧美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陈旧，但对于我们理解欧美在中国史问题上都对哪些问题感兴趣比较有益处。

（7）小山正明《ビジュアル版　世界の歴史Ⅱ　東アジアの変貌》讲谈社，1985年

◆虽然该书在论述上比较正统，但魅力在于有很多图片。

（8）桥本万太郎编《民族の世界史5　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3年

◆虽然该书不是研究明清时代的著作，但对于理解明清时代形成的传统中国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斯波义信执笔的《社会と経済の環境》《文化の生態環境》在一个长时段的变动中去理解明清时代。

（9）爱宕松男、寺田隆信《中国の歴史6　元·明》讲谈社，197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モンゴルと大明帝国》讲谈社，1998年）

◆三十年前出版的讲谈社《中国の歴史》旧系列中的一册。明朝的部分为寺田隆信执笔。它的记述多参考正史《明史》、王朝的官方记录《明实录》，是以历代皇帝为轴线的历史。有意思的地方是大量介绍了一些有关皇帝的逸闻趣事。通过与新系列进行比较，可以探索30年来问题意识的变化。

（10）增井经夫《中国の歴史7清帝国》讲谈社，197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大清帝国》讲谈社，2002年）

◆中国史中对清史的记述，大部分系列著作都截止到清朝开始衰退的19世纪上半期。而该书的特点是论述了从清帝国兴起到灭亡之前的全过程，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增井经夫还有一些著作如《中国の銀と商人》（研文出版，1986年），视角中带有百姓的日常感觉，不乏令人深受启发之处。不过由于他的论述没有一根贯穿政治史、经济史这种时代的轴线，所以读后给人杂乱无章的印象。

便于理解海洋世界的书

（11）山形欣哉《歴史の海を走る：中国造船技術の航跡》（社）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4年

◆作者从造船技术史的观点研究了曾在历史上活跃的船的复原。在中国造船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分强调前近代中国船优越性的倾向，但是该书从技术的发展和继承的角度试图接近各时期船只的实际情况。作者亲手复原的这幅图也很美。

（12）石井米雄等编《岩波讲座東南アジア史3　東南アジア近世の成立》岩波书店，2001年

◆在东南亚史中，以1990年安东尼·瑞德出版的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平野秀秋、田中优子译《大航海時代の東南アジア》1、2，法政大学出版局，1997年、2002年）为契机，15至17世纪被命名为“商业时代”，出现了许多探索这一时期交易真相的研究。该书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样性研究。认为伊斯兰关系网的展开、郑和的远征、东南亚大航海时代、荷兰领东印度公司的霸权、西班牙领菲律宾的成立与海洋世界有着直接的关系。

（13）フランク著，山下范久译《リオリエント：アジア時代のグローバル·エコノミー》，藤原书店，2000年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参照历史关键词解说“世界体系”）成立的前提、即依附理论创建的重要代表。该书是他为批判沃勒斯坦讨论中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调而写的巨著Frank，Andre Gunder，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的日译本。该书尝试提出一种从全球经济的视角分析的框架，讨论1400年至1800年之间被称作近世的这段历史。有关中国的记述有很多地方不如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不是特别新颖。但是在从全球规模把握中国明清时代的经济动向这一点，给人以巨大的启发。由于该书的讨论把批判世界体系论这一结论放在了前面，所以给人以过于轻率的印象。其论据只参考了英文文献，所以被一些地方研究专家批评为过于片面。正如译者所论，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判，开辟了一条构建跨越世界体系论的模范之路。

（14）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编《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山川出版社，1997年

◆该书是以北海道高等学校日本史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为基础编纂而成。主题是日本史教育中的国际化，除日本中世史专家村井章介以外，韩国、中国的学者也都进行了报告，追溯东亚以海为媒介交流的历史。为历史教育中如何看待海域世界提出了不少启发性的观点。

（15）ルイーズ·リヴァシーズ著，君野隆久译《中国が海を支配したとき》，新书馆，1996年

◆Louise E.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的日译本。根据历史书追寻郑和舰队的足迹，访问郑和故迹书写而成。同时指出了永乐这一时代的特殊性。内有许多图片，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想象原本资料较少的郑和下西洋的线索。

（16）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3　海上の道》，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该书中有不少研究可以为思考明清时代，也就是日本史中从室町到江户这一时代，日本在东欧亚的地位提供参考。其中不但有港市论（宁波港和日中海事史）、海盗论、货币的多义性（日本古代货币）东亚货币的流通、唐代陶瓷贸易的展开与商人、贸易商品与国际分工、船载遗物的考古学等研究，还有沉船描绘出的异民族的人身买卖（人的流通）、对外关系中的华侨与国家（围绕闽人三十六姓）、香料之路与日本、朝鲜等话题。

（17）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アジア交易圏と日本工業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

◆该书讨论了对近世亚洲中孕育出近代亚洲动力的认知，极富有知识性的启发。编者滨下武志因确立了朝贡体系这一概念而闻名。川胜平太后来由于《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论社，1997年）而为大众所熟知。

（18）琉球新报社编《新琉球史：近世編（上）》，琉球新报社，1989年

◆该书收录了具体论述琉球与中国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包括册封的各种情况、贸易的展开、近世久米村的成立与开展等。

（19）郑樑生《明·日関係史の研究》，雄山阁出版，1985年

◆该书是对明朝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交涉历史的实证研究。其中记载了许多诸如勘合贸易中使用的堪合符的大小等，追究明、日关系实际情况的信息。

（20）山胁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吉川弘文馆，1964年

◆虽然已经是古典著作，但在日本与中国的交易方面提供了一些恰如其分的信息。

便于理解帝国的书籍

（21）平野聪《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这是一本把东亚框架中无法理解的清朝的内容通过与西藏的关系进行实证性阐明的著作。讨论的范围甚至包括了今天的西藏问题。虽然是一本专业书，但它的论述是通过概念图的表示而展开的。

（22）川越泰博《モンゴルに拉致された中国皇帝：明英宗の数奇なる運命》，研文出版，2003年

（23）川越泰博《明代中国の疑獄事件：藍玉の獄と連座の人々》，风响社，2002年

（24）川越泰博《明代中国の軍制と政治》，国书刊行会，2001年

（25）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以上川越泰博的研究试图从军政的角度阐明明朝的政治变动，论据涉猎史料庞大。

（26）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

◆根据满文记载的史料试图阐明清朝初期历史的一部力作。这本书在了解社会特性的基础上，试图解析女真这么一个小小的部族发展成东亚帝国的背景。

（27）檀上宽《永楽帝：中華「世界システム」への夢》，讲谈社，1997年

◆从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永乐帝）构想了蒙古帝国忽必烈创造的世界帝国这一视角为他作传。此外檀上宽还有《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书院，1995年）等著作，关注明朝的理念这一侧面以理解初期的明朝，研究范围广泛。

（28）檀上宽《明の太祖朱元璋》，白帝社，1994年

◆该书从如何脱离偏南方的政权中独立出来这一视角为朱元璋作传。详细叙述了朱元璋从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到建立明朝这一过程。不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该书完全没有提及攻陷云南这一历史。

（29）何炳棣著，寺田隆信、千种真一译《科挙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平凡社，1993年

◆该书是美国华裔学者的古典巨著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的日译本。运用大量的史料分析了科举制度与社会移动、身份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的地域差别等。除此以外，何炳棣还有几本奠定了中国人口史研究基础的著作，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日译本。

（30）黄仁宇著，稻畑耕一郎、古屋昭弘、冈崎由美、堀诚译《万暦十五年：1587「文明」の悲劇》，东方书店，1989年

◆黄仁宇结束了他上半生的军旅生涯以后，在美国研究中国史。本书用英文出版以后（原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被翻译成中文，赢得了许多的读者。从该书的英文标题中也可看出，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并没发生历史上可值得大书特书的平凡的一年里，皇帝和内阁首辅申时行、著名的模范官员海瑞、大战倭寇的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了不同的事情，该书对他们的这些活动展开了历史叙述的画卷。作者还以独到的见解写下了中国通史《中国マクロヒストリー》（山本英史译，东方书店，1994年）。

同时代的记录

比起大量阅读一些概说，多读一些生动记载了事件不同情况的同时代的记录，更能让人产生出历史的感觉。以下就是翻译成现代日语的一些史料。

（31）张廷玉等编，川越泰博编译《明史》，明德出版社，2004年

◆明朝正史《明史》完成于清朝的1735年（雍正十三），为多名学者共同写作而成，因此在历代正史中所获评价最高。该书添加了明史专家川越泰博对编纂过程和依据典籍的解说，从皇帝传记的本纪中选择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和朱棣（明成祖，永乐帝）进行摘译。对《明史》中有关经济方面的“食货志”作注的著作还有和田清编的《明史食貨志訳注》（东洋文库，1957年）

（32）星斌夫译注《大運河発展史：長江から黄河へ》，平凡社（东洋文库410），1982年

◆该书从《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选择有关河运、海运的部分摘译，并附有详注。可以追溯大运河和与之势均力敌的海运的历史。

（33）谷川道雄、森正夫编《中国民衆叛乱史》2（宋—明中期）、3（明末—清Ⅰ）、4（明末—清Ⅱ），平凡社（东洋文库351、408、419），1979、1982、1983年。

◆收集了中国历代民众叛乱的相关史料，将之翻译成日文，增加了对叛乱爆发的时代背景的解说，并对个别字句添加了注释。内容包括农民叛乱、城市市民的起义、奴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动摇了清朝支柱的白莲教之乱等，表现了不同叛乱的各种样态。

（34）马欢著，小川博编《中国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覧》吉川弘文馆，1998年

◆该书是郑和舰队成员马欢书写的《瀛涯胜览》的日译本。

（35）メンデス·ピント著，冈村多希子译《東洋遍歴記》1—3，平凡社（东洋文库366、371、373），1979、1980年

◆16世纪的葡萄牙冒险商人平托把自己在东欧亚海洋上的经历写成自传。就像作者外号“吹牛平托”所形容的，虽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却生动地描绘出海域世界的那种气氛。

（36）ガスパール·ダ·クルス著，日埜博司编译《クルス「中国誌」》，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讲谈社学术文库《クルス「中国誌」：ポルトガル宣教師が見た大明帝国」》，讲谈社，2002年）

◆葡萄牙人多明我会修道士对明朝中国的地志、物产、风俗、宗教、制度等内容的记录。

（37）マテオ·リッチ著，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平川祐介解说《大航海時代叢書第2期8、9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1、2，岩波书店，1982、1983年

◆该书是利玛窦1583年进入中国南部到1610年在北京传教之间的记录，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而来。书中不仅记述了传教的情况，还描绘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3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1—10》明德出版社，1982—1987年

◆该书乃是王守仁创造明朝儒学转机的著作。收录了原文、日语读解和译注，还包括丰富的解说。各卷构成为：第一卷《语录》、第二卷《文录》、第三、四卷《奏疏》（上）（下）、第五卷《文移》、第六卷《诗》、第七卷《外集》、第八卷《续编》、第九卷《年谱》、第十卷《世德纪》。

（39）宋应星著，薮内清译注《天工开物》，平凡社（东洋文库130），1969年

◆该书图文并茂，收录了衣服、染色、制盐、兵器、酿造等明末的科学技术。

（40）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記》，平凡社（东洋文库539），1991年

◆清朝进入北京城时越前商人在往松前途中漂流到中国东北，被送往北京后经朝鲜回国。该书翻印了他们的见闻和园田的研究。

（41）彭遵泗、朱子素、王秀楚著，松枝茂夫译《蜀碧、嘉定屠城紀略、揚州十日記》，平凡社（东洋文库36），1965年

◆从受害者角度描写明末清初的战乱。收录了描写四川张献忠之乱的《蜀碧》和清军攻陷扬州和嘉定时候的记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

（42）入矢义高编《中国古典文学体系55：近世随筆集》，平凡社，1971年

◆该书收录了宋朝和明清时候的随笔。明清时代的内容有

（43）后藤基巳、山井涌等编译《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7　明末清初政治評論集》，平凡社，1971年

◆明末清初的政治变动加深了知识分子的思考。该书收录了李贽《藏书》（摘译）、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全译）、顾炎武《亭林文集》（摘译）、《日知录》（摘译）、王夫之《读通鉴论》（摘译）、唐甄《潜书》（摘译）。

（44）アドリアン·グレロン著，矢泽利彦译《東西暦法の対立：清朝初期中国史》，平河出版社，1986年

◆1656年到达澳门的耶稣会法国传教士在顺治、康熙年间的记录。从近距离所听所见，描述了康熙年间西洋立法通过竞争实验被清朝采纳的过程。

（45）矢泽利彦编译《イエ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编》、2《雍正》、3《乾隆》、4《社会》、5《纪行编》、6《信仰》），平凡社（东洋文库175、190、210、230、251、263），1970-1974年

◆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传教报告集。反映了清朝最盛时期的样子。续编《イエズス会士書簡集：中国の布教と迫害》平凡社（东洋文库370，1980年）讲述的是镇压18世纪基督教的相关事情。

（46）蓝鼎元著，宫崎市定译《鹿州公案　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記録》，平凡社（东洋文库92），1967年

◆雍正时期地方官在任期间经手的裁判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47）朴趾源著，今村与志雄译《熱河日記：朝鮮知識人の中国紀行》1、2，平凡社（东洋文库325、328），1978年

◆1780年朝鲜使节团为庆祝弘历（乾隆帝）70岁大寿来朝贺，随行的朴趾源从朝鲜经辽阳、北京到皇帝所在热河这一路上的日记。日记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还有不少通过各地结交的文人得到的消息。

（48）中川忠英、孙伯醇著，村松一弥译《清俗纪闻》1、2，平凡社（东洋文库62、70），1966年

◆日本长崎奉行中川忠英1970年采访来自福建、浙江、江苏中国商人有关制度、风俗等的记录。其中的图片非常珍贵。

（49）ジョージ·マカートニー著，坂野正高译《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277），1975年

◆18世纪末英国派往中国使节的访华日记。虽然外交交涉归于失败，但他在回国的路上途经大运河，一边视察中国内陆返回到香港。记载了丰富的有关当时中国社会的信息。译者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学家，他的解说也可供参考。

（50）陈盛韶著，小岛晋治、上田信、栗原纯译注《問俗録：福建、台湾の民俗と社会》，平凡社（东洋文库495），1988年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作者陈盛韶历任福建和台湾的地方长官，该书是他考察的当地社会的记录。

历史年表

A History of China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

【编集委员】　砺波　护

尾形　勇

鹤间和幸

上田　信

【推荐学者】　步平

10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

清末 中华民国

【日】菊池秀明 著　马晓娟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CHUUGOKU NO REKISHI (10) RASUTO ENPERAA TO KINDAI CHUUGOKU

——SHINMATSU CHUUKA MINKOKU

© Hideaki Kikuchi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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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版权登记号20-2012-0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 (日) 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中国的历史10）

ISBN 978-7-5495-3521-7

Ⅰ. ①末⋯ Ⅱ. ①菊⋯ ②马⋯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近现代Ⅳ.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044010 号

责任编辑：杨晓燕 罗丹妮

封面设计：陆智昌

图片鸣谢：CFP/文物出版社

地图审图号：GS(2012)2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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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旧南京总统府 大门楼
——南京是近代中国三个政府的首都。太平天国、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蒋介石等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均以旧南京总统府作为政府所在地。该址现今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推荐序

这本书是一位日本学者对自清末以来到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历史的观察。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多，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而这本书及其作者的特色在哪里呢？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菊池秀明先生是研究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而作为外国学者的菊池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对现成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爬梳，而是同中国的学者一样，曾多次深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同当地的民众接触，谈话、喝酒、交朋友，亲自把握生动的第一手的口述史料。我曾多次听菊池先生介绍他在太平天国发生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对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与当地民众交往过程时的表情记忆犹新。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建立起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认识。所以，这本书将其叙述的、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的历史归结为“复兴中华的尝试”。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意义上看，这一归纳不无道理。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并不少见，但能够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深入调查，并能够从社会的基层了解和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的外国学者则不是很多，菊池秀明先生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断，那就是：“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所以，他发现“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所以认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因此他也“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地方文化的差异与联系，是文化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文化特征复杂的国家来说，是否可以以“南方”与“北方”加以区分呢？读者不妨对作者的这一论断进行评价。

其次，这本书尽管照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基本还是以政治史的叙述作为主要线索。然而，正是在政治史的叙述上，中国与外国学者，特别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为中心思考问题的学者在认识上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本书作者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出身于东亚，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背景有关，所以并没有完全依照某些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叙述模式。针对具体问题，作者往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中国学者的认识，当然也带有日本学者立场的印记。不过，对于近年来重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学术界来说，这种看法也许距离历史更近一些。

就以清末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进行的改革活动来说，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皆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为楷模，期待中国的“改制”与“变革”，中国的洋务派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有人认为那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将当时中国改革的努力比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作者认为“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

但是，作者也坦率地指出：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热衷于学习日本，甚至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发生了“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的现象。他还特别指出了表面上自称为孙文的朋友、对孙文的革命活动予以支持的一部分人，其“意图在于利用他（孙文）侵略大陆”。

第三，作者在全书的叙述中，对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而作者尤其重视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的那些人，特别是鲁迅，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众所周知，鲁迅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一方面受到指导教授藤野严九郎的悉心教导，终生都尊敬藤野先生。鲁迅回国后在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战线的斗争时，又得到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所以他认为，“日本人的长处是对一件事情名副其实地拼命，就是那种认真劲儿。我承认他们最近有些相反的举动，但是必须承认他们的认真。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一切东西，但是不能排斥日本人认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学习这一点”。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认识。但是，作者也不吝笔墨地描写鲁迅强烈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侵略者进行不懈斗争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描写后，作者提出：“21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我想，这也是对所有日本人提出的应思考的问题吧！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了解这样的日本学者的历史认识，也是很有意义的吧。

综上所述，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读一读日本学者关于这一段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耳熟能详”的历史的描述，还是很有启示的。

最后，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书中经常出现的“以古喻今”或“借古讽（颂）今”的写法则有些不同的看法。当然，研究历史的目的并非就事论事，历史研究的鉴今意义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与现实并非简单的重复或轮回，其借鉴的意义也并非那样直接。历史学者的责任，第一是要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第二是从中思考对将来有益的经验与教训，第三则是将诸多的历史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如此看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妨思考得更谨慎一些。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1年12月

中文版自序

本序言执笔于2011年。

3月，日本的东北部遭遇了（观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灾难。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全国人大上对地震死难者表示了哀悼，并向日本派遣了救援队。5月，温总理和韩国李明博总统共同访问了地震灾区。台湾地区同胞汇来了超过140亿日元的捐款总额。这些举动让很多日本人真实地感到了东亚各地给予援助的温暖。笔者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对这些朋友给予的“给力”的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次地震中还发生了福岛原子能发电站事故，给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提出了去留的选择题：“回国，还是留在日本？”这已经不仅是躲避核辐射临时避难的问题。对于身处正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具有魅力的留学国家，假如去不了欧美，留在中国国内或许才是赢得成功的良策？！加之对于震后迟迟拿不出明确的对应政策的日本政府的失望，让现在居住在日本的很多中国人处在了是去是留的人生道路三岔口。现在拿着本书的读者的亲朋好友中或许就有面临这样局面的人。

那么日本今后在世界上的位置将会有如何的改变？地震后不久历史学者川北稔就指出：曾经引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在18世纪遭受了地震和海啸，从而决定了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命运。他提到近代社会持有一种所谓“发展偏执狂”亦即经济发展绝对论的价值观，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是通过发展近代化事业进而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先者。川北认为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这个经济发展神话的时候了。在支撑着近代产业的科学技术——原子能导致的这场灾难面前，是日本应该和“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就会担心”这种近代文明所强制赋予的价值观诀别的时候了，川北主张即便日本因此会变为“东洋的葡萄牙”，失去领先的地位，也应该在为环保而让步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安定。

在日本，以产业界为中心的人们对于川北的观点进行了反击，批判他“怎么能在日本争取复兴的关键时刻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而对于在GDP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认为“将来会是中国的时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或许也会认为川北的观点是一种狭隘而懦弱的“败者之论”吧。

而事实上当今的东亚，正在面临着中国与日本、韩国各自主张自己的优势争夺领导权的局面。此外，各国围绕着政治和历史问题出现利益冲突，以及具有排他性的民族主义高扬的局面还在持续。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难以预料结果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要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那些即使在相互冲突、对立、不幸的年代里，也坚持相互尊重、摸索共存之路的勇者们的足迹。其中重要的一例就是1924年孙文在神户进行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孙文将倚仗科学和武力让对手屈服的西方文明称为“霸道”，以此呼吁日本应该重新回归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东洋“王道”。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听取孙文的忠告，走上了侵略大陆的自我毁灭之路。而现在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近代文明的所谓“发展偏执狂”价值观的危险性，终止为了争夺亚洲第一而进行的具有排他性的争斗。日中韩三国以及朝鲜、东南亚等各国与地区都要在承认彼此的存在、认识到各自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努力去寻求如何更好利用各自长处来尝试构筑一种双赢的关系。如果本书也可以为该尝试做出些许贡献的话，对于笔者来说将是莫大的欣慰。

顺带提到在本书中将19世纪中叶到1936年为止作为一个时代进行叙述，也许这样的时代划分对于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从五四以后作为现代史进行学习的中国读者们来说会觉得不习惯。此外，本书也提到例如日本人反战同盟等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中日关系史，但对于中日战争的经过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笔者没有特意用很大的篇幅进行叙述，也许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本书的构成似乎会予人一种不愿正视历史的印象吧。

但是，本书只是中国历史十二卷系列中的一卷，本书的下一卷（第十一卷）天儿慧所著的《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中将对中日战争有所详述。特别还为南京大屠杀专设了一章，记载了与中国的大学生们一起讨论关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内容。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下写成的，原本的计划是要涵盖1930年代以前的历史，并将之前已经出版的十一卷中没有提及的部分进行补充。非常遗憾的是，听说第十一卷并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计划，所以关于日本的中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天儿慧的著述。

菊池秀明

2011年

- 推荐序

- 中文版自序

- 序章 南来之风——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 近代日本与中国

- 相反的两个中国近代史

- 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

- 第一章 “南来之风”的兴起——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

-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拜上帝会

- 探访洪秀全故乡的日本人

- 洪秀全的幻想与对基督教的接受

- 紫荆山的传教活动与偶像破坏运动

- 太平天国起义与攻占南京

- 天父天兄下凡与金田起义

- 太平军进攻南京及其主张

- 太平军的宣传活动及其纪律

- 地上天国的现实与湘军的登场

- 太平天国北伐及失败

- 天京的建设与《天朝田亩制度》

- 曾国藩与湘军的创建

- 天京事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 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

- 太平天国的外交与《北京条约》

-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 太平天国的灭亡与常胜军

- 太平天国运动的遗产

- 第二章 动荡的中华世界——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

- 洋务派的登场与近代化产业

- 中国近代化的鼻祖

- 西太后的登场与洋务运动的开始

- 洋务运动的扩大与官僚资本主义

- “中体西用”论的理想与现实

- 洋务派的思想及其源流

- 近代化与儒教的正统论

- 洋务运动与地方民族主义

- “边境危机”与中法战争

- 清朝统治的衰退与伊犁事件

- 缅甸和越南的局势

- 中法战争和边境经营的僵局

- 围绕琉球与朝鲜李朝的日清关系

- 近代初期的日清关系与台湾出兵

- 清朝边境统治的重考与日朝修好条规

- 日清之间围绕朝鲜问题的对峙

- 日清战争与马关条约

- 日本的战争准备与光绪帝亲政

- 甲午农民战争与中国·日本

- 日清战争的爆发与李鸿章

- 马关条约与“台湾民主国”

-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诞生——戊戌变法与义和团

- 列强瓜分中国与变法派的登场

- 政治城市·北京

- 列强瓜分中国

- “天演论”的冲击与变法派的登场

- 强学会与谭嗣同的“仁学”

- 变法运动与戊戌变法

- 日本模式的提起

- 戊戌变法拉开帷幕

-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与戊戌变法

- 反基督教事件和义和团的出现

- 宗教的时代

- 基督教的中国传教与仇教事件

- 义和团的登场

- 北京的义和团与清朝、列强

- 义和团攻入北京

- 清朝宣战与北京笼城战

- 八国联军与北京议定书

- 另一个义和团：中国人移民问题与抵制美货运动

- 日本人的义和团观和中国保全论

- 美国的反华侨暴动与黄祸论

- 对美国产品的抵制运动和民族主义

- 第四章 大清帝国的黄昏——末代皇帝与辛亥革命

-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和日俄战争

- 一百年前的日本留学热

- 派遣留学生与日本冲击

- 留学生的反清与反日

- 孙文的出现和日本

- 孙文的生平和洪秀全

- 兴中会成立与广州起义

- 与宫崎滔天的相遇

- 两广独立计划和惠州起义

- 革命派的成长与中国同盟会

- 激进派留学生与孙文

- 革命派的成长

-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 中国同盟会中的孙文

- 寻求救国之路

- 梁启超和中国同盟会的论战

-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与内部纠纷

- 光绪新政和张謇的立宪改革

- 清帝国的黄昏与辛亥革命

- 宣统帝溥仪的生平

- 摄政王政治与铁路国有化问题

-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

- 袁世凯重新上台与清朝灭亡

- 第五章 “民国”的考验——袁世凯政权与日本

- 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临时约法

- 一发暗枪所引发的

-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

- 袁世凯的“开发独裁”和地方民族主义

- 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政权

- 孙文访日及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 善后大贷款与二次革命

- 袁世凯政权与其特质

- 中华革命党与孙文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十一条”要求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占领青岛

- “二十一条”要求与中国

- 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

- 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

- 袁世凯的野心和不安

- 古德诺与帝制运动

- 日本的动向与坂西利八郎

- 护国运动和军阀混战拉开帷幕

- 护国运动与袁世凯之死

- 段祺瑞政权与西原借款

- 清朝复辟事件与护法战争

- 第六章 青年的季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的改革和蔡元培

- 制定国语和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

- 鲁迅和文学革命

- 鲁迅的日本时代与办事员生活

- 文学革命与《狂人日记》

- 《阿Q正传》和中国社会

-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 两个巴黎和会

- 五四运动开始

- 运动的扩大与拒绝签署条约

- 日本留学生的动态和吉野作造

- 接纳马克思主义和成立中国共产党

-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第七章 革命尚未成功——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

- 华盛顿体制与孙中山的革命方针

-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 华盛顿条约与军阀混战

-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马林

-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黄埔军校与蒋介石

- 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

- 《无花的蔷薇》与北伐开始

-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 蒋介石的崛起与中山舰事件

- 北伐战争与湖南农民运动

- 鲁迅的广州之行与北伐军的胜利

- 北伐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 四一二政变与国共合作破裂

- 南京事件与蒋介石

- 中共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与四一二政变

- 国共合作的破裂与鲁迅

- 第八章 内忧与外患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

- 重兴北伐与出兵山东

- 皇姑屯事件与日本

- 蒋介石的下野和访日

- 济南事件和佐佐木到一

- 北伐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

- 张学良的登场与南北统一

- 关税自主与日本

- 中原大战和广州国民政府

- 毛泽东的山区革命和围剿

- 伟大的农民领袖毛泽东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梁漱溟

- 反围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九一八事变和末代皇帝

- 柳条湖事件与日本

- 战争升级和南京国民政府

- 末代皇帝再度粉墨登场

- 第九章 筑起抗日长城——“满洲国”与长征、西安事变

- “满洲国”的成立与现实

- 一·二八事变爆发与鲁迅

- “满洲国”的成立与善意的恶政

- 李顿报告书与侵占热河

- 安内攘外与长征的开始

- 安内攘外政策的提出和第五次包围讨伐战

- 起死回生的长征

- 遵义会议与周恩来

- 高涨的抗日情绪

- 蒋介石的抗战准备与独裁体制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鲁迅

- 日本分离华北与一二·九学生运动

- 义勇军进行曲与八一宣言

-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 苦恼的东北军统帅

- 用事实回答

- 被监禁的蒋介石

- 蒋介石周恩来实现会谈

- 第十章 边境的街道和人们——香港、台湾和上海

- 异文化的窗口香港和上海

- 显示时代活力的边境

- 创建时期的香港和上海

- 日本音吉与唐行

- 近代文明的洗礼与东亚同文书院

- 台湾与日本型近代的走向

- 台湾总督府与后藤新平

- 《台湾青年》与设置议会请愿运动

- 雾社事件与《沙鸯之钟》

-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与香港

-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

- 台湾共产党与朝鲜人的独立运动

- 尾声·鲁迅的遗言与日本人

- 鲁迅之死与内山完造

- 鹿地亘的日本人反战同盟

- 21世纪的日本与中国

- 附录

- 主要人物略传

- 历史关键词解说

- 参考文献

- 历史年表

序章

南来之风

——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

近代日本与中国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

相反的两个中国近代史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毛泽东革命路线转换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

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

第一章

“南来之风”的兴起

——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拜上帝会

探访洪秀全故乡的日本人

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1930年代的一天，广东省广州市郊外的花县官禄
村里有一位特殊的来客。他名叫矢野兴，任职于日本领事馆，却称自己是七十年前生于此村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后裔。

矢野称，他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到了日本。并且矢野对官禄
村和洪秀全的往事非常熟悉，“家父告诉我，洪 秀全曾于村塾前埋下一尊石狮”。村民们据此竟然真的挖出了石狮，于是，本来不相信矢野的村民们，因为这一证据也不得不相信了。

随后，中日战争爆发。1939年，日军占领了花县，官禄
村最为富丽堂皇的建筑—洪氏先祖的祠堂遭到了破坏。此时又来了一名叫矢崎的日本军官，他也自称是洪秀全的后裔。矢崎命部下修缮祠堂，并宴请官禄
村的长者，施与其金钱。其实，矢野与矢崎都是日本派遣的特务，目的是为了笼络官禄
村的村民。

而为何日本如此重视洪秀全的故乡呢？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吹起的第一股“南来之风”，与后来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共产党长征一脉相连，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起点。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孕育了中国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的萌芽。而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的故乡一旦为日军所占领，其祖先的陵庙如果遭到践踏的话，势必会引燃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具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传统的广东人的反日情绪。也就是说，矢野和矢崎是充当着为抵抗日本侵略运动灭火的角色而被派往中国革命震源地官禄
村的。

那么太平天国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不妨从洪秀全与“异文化”基督教的一场特殊的相遇说起。

洪秀全的幻想与对基督教的接受

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居住在官禄
村的客家人。客家是汉族的分支，拥有自己的语言客家话，是中国古代为躲避战乱而移民到南方的族群。客家迁入广东时，当地已有原住的汉族人，因此，多数客家人不得不定居在条件恶劣之地。他们被广东人视为异己，过着贫困的生活。但这种自卑情结反而激发了客家人，让他们开始有了“自己才是来自黄河文明发祥地的正统汉民族的后裔”的群体同一认识。

1 洪秀全

洪秀全出身自耕农家庭，幼年时父母就对聪明伶俐的他寄予了厚望。成年后，洪秀全一边做私塾先生一边开始准备科举考试。科举是中国传统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取得科举考试的合格，必须要通过从地方上的初级考试（童试）开始到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为止的全部考试。而且准备考试也需花费大量金钱，所以如果不是富家子弟，很难通过考试。

科举考试表面上对所有人开放门户，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有同乡仕人作担保，而客家这样的后起移民中读书人少，有时会因为找不到担保人而无法参加科考。另外，1834年广东地区考官营私舞弊的现象频发，受此苦楚的考生有人选择自杀，科考的公正性受到极大动摇。1837年，洪秀全在第三次科考落第后，也终于承受不住巨大打击，一病不起。

就在洪秀全徘徊于生死边缘之时，他做了一个异梦，梦见自己升天并获得重生。后来，据他的表兄洪仁玕对传教士所说，洪秀全梦见他在河边把污浊的身体洗净，而后被剖开身体，挖出五脏六腑，又被放进新的。然后在天上的宫殿里见到一个金发皂袍的老人，老人命他去拯救俗世，并且有一个被他称为兄长的中年男子助他斩杀了魔鬼。

这种我们看来奇异的梦幻体验，其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经常出现的内容。洪秀全梦见的神（老人）也近似于中国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祇玉皇大帝。但是，洪秀全却把这个梦和基督教结合在了一起。

洪秀全与基督教的结缘始于一本基督教布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传教仍被禁止。1807年，伦敦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以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为据点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马礼逊的信徒梁发是出身广东的华侨，他尝试编著的易于中国人理解的小册子，就是《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对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偶像崇拜进行了批判，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据说洪秀全是在1833年，从在广州秘密传教的梁发手中得到这本书的。

《劝世良言》起初并未引起洪秀全的兴趣。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考失败后重读此书，受到了很大冲击。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写道，“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神像”，这种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洪秀全来说是感同身受的。另外，在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中，为了易于中国人接受，许多词汇的译文都参照了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如上帝一词就被译为“皇上帝”。

因此，洪秀全对这种外来文化完全没有感到抵触，他认为基督教不仅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太古的中国也曾信仰过的宗教，因而接受了基督教。他自信自己在梦中遇到老人就是基督教之神耶和华，中年男子即耶稣基督，而自己则是耶和华的次子，身负拯救世界之使命。随后，洪秀全自行洗礼，开始了传教活动。而这种从洪秀全对异文化的误解而衍生出的宗教被称为拜上帝教。

但是，洪秀全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鸦片战争的爆发地广东，民众对欧洲抱有强烈的反感，战后仍时有冲突事件。虽然与洪秀全为邻的冯云山等几名贫困的客家知识分子对洪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但多数村民无法接受，洪秀全等人陷入了孤立。1845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外出传教，到达广西贵县的亲戚家。洪秀全返回广东后，冯云山利用客家同乡的关系网进入桂平县紫荆山继续进行传教活动。

回到广东的洪秀全投入到《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等宣教书籍的创作中。这些书籍是洪秀全利用长期以来从应试学习中所培养的儒学素养，对《劝世良言》做出的重新解读。另外，如《原道醒世训》中写到“大同而今尚可望哉”，洪秀全依循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大同思想，提出了《劝世良言》所欠缺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1847年，洪秀全造访了在广州的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并在其下以数月时间学习了圣经。罗孝全在听过洪秀全的异梦后也认为甚是不可思议。但当洪秀全提出希望受洗时，罗误解他是为了得到经济援助而拒绝了他。自尊心严重受损的洪秀全继科举后再度遭受挫折，离开罗孝全，去了广西。

紫荆山的传教活动与偶像破坏运动

此时，在桂平县的紫荆山，冯云山正一步步地推动着传教活动，并发展了众多信徒。该地区自17世纪以来被不断开发，形成移民社会。出身官僚、军人且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移民豪绅在当地占有大片土地，他们种植稻米卖往发达地区广东，从中获取利润。而广西的主要少数民族壮族则沦为移民富豪进行开垦的劳动力，受他们的支配和压迫。

18世纪，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也开始移民至此地。但是，作为后来者，他们无法获得平原地区的耕地，只能在紫荆山内从事烧炭等艰苦的劳动。因此，他们仍然像在广东时那样苦于贫困不安的生活。另外，移民豪绅还控制了政治权益，不允许客家和少数民族参加各地庙宇的祭祀活动，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也备受压抑。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冯云山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中又糅合进中国民间宗教所常见的关于现实利益的因素。他创作了一些朴素但反映了切实愿望的祈祷文，如“日日有衣食”、“灾病速退、身体复安”等，劝说群众诵读，取得了很大成效。拜上帝教在客家以及与客家关系紧密的少数民族之间迅速流传了起来。出身藤县大黎乡，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忠王的李秀成在自述中证明说，“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2 广西桂平金田镇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将领住的木楼
（干栏式建筑）

另外，信徒之中还有一些新兴势力，比如紫荆山下金田村的韦昌辉、从广东移居到贵县的石达开、从广东南部信宜县到平南县打工的凌十八等人。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却又无法进入到由移民权贵所构成的政治体系，处于被排挤的边缘地位。这一片地区都是客家人的定居地，因此传教活动也通过客家人的同乡网而得以进行。当时仅紫荆山内就有信众达两千人，这一宗教团体被称为拜上帝会。

1847年，重返广西的洪秀全得知冯云山的传教成果后，又增强了信心。他进一步推行《劝世良言》和《摩西十诫》中宣扬的偶像禁止说，把祭祀在庙宇中的神像视为“妖魔”，开始了捣毁神像的偶像破坏运动。这一运动表面上把少数民族信仰的恋爱女神批判为“淫乱之女”等等，但其核心却具有儒教“正统”意识蔑视异文化的压抑本质。不过，那些无法从既有神灵中得到救赎因而期待更强有力的庇护的底层人民，很容易对这一运动产生共鸣，因此拜上帝会的成员越来越多了。

而另一方面，当地的移民权贵正是通过组织寺庙祭祀活动才得以掌握移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偶像破坏运动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居住在紫荆山的客家人生员（童试合格者）王作新第一个跳出来，他在1848年初逮捕了冯云山，不仅攻击拜上帝会所宣扬的众神灵，还在暗中以谋反罪向当地政府进行了告发。虽然王作新的密告最终并没有被认可，但以该事件为契机，拜上帝会与移民权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而与传统社会秩序的背离，使得拜上帝会的活动被刻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太平天国起义与攻占南京

天父天兄下凡与金田起义

就在冯云山入狱的1848年秋，拜上帝会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住在紫荆山的两名青年会员杨秀清与萧朝贵被“天父（耶和华）”与“天兄（耶稣基督）”附体，开始向会众宣谕神的启示。根据最近在伦敦发现的《天兄圣旨》卷一记载，耶稣基督第一次下凡时说，“朕是耶稣。有人欲来听旨者，通过萧朝贵，在尔面前讲”，接着又问洪秀全，“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洪秀全答，“小弟认得”，承认附在萧朝贵身上的灵魂即为耶稣基督。

所谓神明附体实际上是当地被称为降僮的一种巫术，本应为拜上帝教的教义所不容。但当时因冯云山被捕，会众中不少人开始动摇，礼拜时常有神明附体者出现。于是洪秀全便把杨秀清、萧朝贵所言认定为“天父天兄下凡”，借以稳定和平复会众的不安心理及会内的混乱局势。结果，拜上帝会与基督教愈行愈远，变质成为一种更为本土化的宗教结社。

3 《天兄圣旨》开头部分
下凡的基督耶稣说，“朕是耶稣”

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下凡使得拜上帝会的活动由宗教活动转化为了一种在人间建设天国的政治活动。中国自古以来有易姓革命的思想，意即成为新朝的君主乃为奉上天之命。听信了洪秀全异梦说的信徒们认为洪秀全正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直传说的“真神”。另外，萧朝贵也借附体宣谕天兄耶稣的启示：“授予尔权威。尔需率兄弟共同平定天下”，从而把人们的期待具体化。

面对这种变化，洪秀全于1848年开始撰写《原道觉世训》。书中他强烈谴责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忘记了对皇上帝（耶和华）的信仰，并且妄用只有耶和华才能使用的“皇帝”称号。根据这一理论，他批判当时的清道光皇帝“自甘永远地狱之灾也”。洪秀全主张皇上帝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应该回归上古时代的本来状态，为此就必须要推翻清朝统治。这就是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并使其中国化的最终目的。

进入1850年，拜上帝会开始秘密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教众把各自的土地、财产等处理后归入圣库，变为公有财产。当时的中国连年遭遇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天地会等以失业人员和难民为中心组织的秘密结社运动在各地盛行。特别是广西，鸦片战争后失业的广东士兵组成的武装集团流窜进入广西，与当地的天地会会党结成同盟，联手掠夺物资，与官兵对抗，全省骚然。

另外，在贵县，客家与壮族和汉族的早期移民之间因为细小的争端而引发了激烈的武力争斗（这种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矛盾被称为土客械斗），失败的客家人走投无路，只得寻求拜上帝会的庇护。在这种混乱局面的掩护下，拜上帝会会众及其家人约一万人集结于金田村，在年底前开始了与清军的战斗。

太平军进攻南京及其主张

接到起义消息的清政府意识到了拜上帝会是一种与天地会完全不同的革命团体，因此起用了在鸦片战争中以广州禁烟得名的林则徐去镇压叛军。但是，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逝，而清军将领的内部纠纷和士兵士气的低落等也使拜上帝会军顺利壮大了势力。1851年，洪秀全即位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9月，太平军占领了地处深山的永安州后，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完成了建设新国的雏形。

太平军在永安州撑过了半年之久的笼城战，于1852年4月突破封锁线攻占了当时广西省的省会桂林，进入了湖南南部。此时，太平军虽然损失了约五千人，但由于大批当地的客家人天地会会党和矿山劳工的加入，又发展到了数万人的兵力。同时，在太平军内部就打回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还是北上产生了分歧。

此时，军事上的最高领袖东王杨秀清坚持“已经骑上虎背，不能再打退堂鼓”，确定了大军继续北上的方针。太平军趁清军未做好防御准备之隙，一举攻入湖北，1853年1月攻陷了省会武昌。随后太平军乘胜水陆并进，以二十余万兵力东下长江，3月就占领了仅次于北京的重要城市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开始了政权的建立。

这样，太平天国在不足一年之内已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而其得以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造成赋税繁重和社会严重不公的清朝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清代的土地税原则上征收白银，人们把日常使用的铜钱兑换为银两纳税。兑换的汇率约为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但是，19世纪开始的鸦片贸易使得白银大量流失，出现了“银贵钱贱”即银价飞涨的现象，一两白银涨到两千文钱以上，这实际上加重了人民的赋税。

另外，受鸦片战争的军费和赔款所困的清政府，只能通过在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征收比以往高出数倍之多的税金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这一负担全都落到了没有官职和未通过科考的普通百姓身上。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朝统治的权威受到了动摇，或拒绝纳税或袭击腐败官员的抗粮暴动时有发生。在大地主居多的江南地区则兴起了拒绝向地主纳粮的抗租风潮。

4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示意图
（根据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各国史3·中国史》制作）

太平天国在利用人们不满情绪的同时，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了迅速发展。1852年，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联名发表奉天讨清檄文：“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号召打倒满人建立的清王朝，以显示太平天国政权的正统性。太平天国还在各地宣传免除三年赋税，在占领区推行没收地主财产的“打先锋”运动，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支持。

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时，强迫汉人削发留辫。太平天国在起义后，拒绝留辫发而改蓄长发。这种“长毛”的形象不仅仅是太平军的特征，更成为反清的鲜明标志，其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学习太平天国以剪辫子来表示打倒清朝的意志。

另外，受北方民族影响而形成的新方言北京话（即现在的普通话）也为太平天国所批判，认为“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本来客家人就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大汉末裔，因此就更热衷于维护传统的习俗与语言。特别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话被认为是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的特征。因此，这种接受了外来宗教同时又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太平天国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客家习俗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太平军的宣传活动及其纪律

太平天国一般通过在高坛上击鼓鸣锣聚集群众，以讲道理的形式宣传其主张。定都南京后，设立印刷所，刊行了大量用于政策宣传的出版物。为了庆祝南京入城，还举行了与新朝之主相般配的盛大的游行活动。诸王的旗帜皆以太平天国的标志性颜色黄色为心，分别镶有红、白、黑、绿、蓝边，寓意是诸王在皇上帝的庇护之下，分别管制东西南北各方。兵将的军服使用代表高贵和喜庆的黄色或红色，胸前绣着“太平”二字。

但是太平天国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太平军极为严明的纪律，而其雏形是金田起义时颁布的五项军纪。五项军纪中的第三条“秋毫无犯”又被收入进1852年制定的十条《行营规矩》之中。这些条规中不仅禁止无故杀害平民、滥役民夫、掳掠、烧毁房屋等行为，还包含了不得擅入民宅等更为具体的内容。

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太平军的军纪与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非常类似之事不甚赞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业已证明，就连当时与太平天国敌对的人也感服于太平军严格的纪律，认为太平军的掠夺远远少于龙蛇混杂的清朝正规军。李秀成也曾证实，东王在统率军队时采用了“擅入民房者，右脚进砍右脚”的严惩主义政策。实际上，杨秀清经常借天父下凡对违反军规者和里通清军者处以死刑。也就是说，太平军出于对触犯天父的恐惧，而实现了领先于时代的高度的道德水准。

地上天国的现实与湘军的登场

太平天国北伐及失败

定都南京后的太平天国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以进攻北京为目标出发，即开始了其后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反复尝试的北伐。

太平天国北伐军没有选择沿大运河北上的最短路线，而是向西北进军，试图寻机渡过黄河。途中遇到清军抵抗后进入山西，从山西迂回向北京所在的直隶地区（河北）挺进。随后太平军大败清军逼近保定，致使北京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官僚与商人纷纷出逃，北京一度成为被遗弃的城市。

清政府急忙派蒙古族猛将僧格林沁巩固北京防守，而北伐军则向东进军，于10月占领了距北京仅一百余公里的天津郊外。但是，疲于远征的北伐军无力攻下天津城，又遭遇严冬。出身南方的太平军，甚至未经历过下雪，不堪受冻，且苦于小麦产地的北方没有南方人习惯的米食。

无奈北伐军开始退兵，却被困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地。1854年2月，在终于得知北伐军苦战的情况后，天京当局派出了援军。但援军在山东临清败于清军，未能与北伐军汇合便溃散了。结果，至1855年5月，林凤祥与李开芳皆被俘，被处以死刑。北伐军被全面歼灭。

5 太平军禁止士兵掠夺的告
示
（1856年）

北伐军的失败，致使太平天国丧失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勇将，从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全力投入北京防卫，包围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力量减弱了，因此太平天国也减轻了被围的压力。另外，在北伐军途经过后的华北，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社和捻军等流民组织逐渐盛行，对清政府统治形成了威胁。上海也于1853年9月爆发了以水手、船员和走私商人为中心的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属于天地会支派结社，起义后向天京派出使者，试图与太平天国合作。

天京的建设与《天朝田亩制度》

此时，天京正在进行着新国家体制的建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清朝地方官府衙门改造而成的天王府。天王府内城被称为金龙城，外墙为金色的豪华宫殿群。洪秀全自搬进宫殿后便深居简出，不再直接与外界社会接触。代替他主持政务的是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天京城西修建了足以匹敌天王府的规模宏大的东王府。其他诸王必须时常到东王府拜会杨秀清，听从东王的指示。

在东王的专权下，天京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重构。居民财产被没收，纳入圣库。除老人和病人外所有男女必须男居男馆，女居女馆。这种隔离男女和废除家庭的政策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它即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儒教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思想，也是出于作战上的需要。

6 太平军作战图
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1页

壮年男子大多数要作为士兵从军，有木工、印刷、烹饪等专门技艺者则被分别编入百工衙或工匠营，各行其责。十五岁以下少年或进入被称为童子军的少年军队，或在名为育才馆的学校读书。也有少年做了太平军将领的义子或童仆。

太平天国还下达放脚令，废止女性裹小脚的缠足习惯。妇女们在作战时，或在后方摇旗呐喊、充当疑兵，或承担物资运输和修建战壕的工作。因为按照客家的风俗，女性没有缠足习惯，而是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习惯在家织布绣花的江南女子来说，缠足的禁止与野外劳作则是非常痛苦之事。

以往研究认为，男女平等是太平天国的特征之一。但最近这一评价受到了质疑。确实，在当初参加起义的广西妇女到达南京后，被册封为高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昂首巡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还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科举，考取状元的傅善祥作为东王的秘书活跃一时。但这些绝非女性普遍的生活状态。就像教育青少年的《幼学诗》中所提倡的“妻道在三从”那样，太平天国的女性被灌输了幼时从父、结婚从夫、老后从子的家长式伦理道德。

另外，天王洪秀全作为权力的象征纳有八十八妃，东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妻妾成群。而太平天国封王的共有两千七百人，其中亦无一名女性。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一边倡导天父之下人人平等，同时仍奉行以男尊女卑为前提的诸王特权等诸多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家庭离散的男馆、女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终于在1855年被废止。

把天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作为太平天国社会的整体规划而加以详细描述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该册子一直公开出版至1854年，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无人不饱”体现了洪秀全在以往著述中所主张的实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乌托邦的目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农作物和产品除各自所需以外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一切私有行为。

后来，中国共产党曾把太平天国定位为自身的先驱，把《天朝田亩制度》视为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纲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和平均分配政策也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对过去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劳动热情丧失、农业减产与大饥荒进行反省。因此，多数声音开始批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招致平均主义与社会的停滞不前。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具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复古性的内容并没有成为有效的社会建设的纲领。首先它规定太平天国军队化组织中的大小将校代表的“官”统率“农”，即承认官僚与人民属于身份不同的上下关系。而且当时的太平天国迫于与清军苦斗，也缺少实现这些理想政策的条件。而事实上，为确保粮食，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照旧保存原有的土地关系，采取的是征收土地税的方法。

另外，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特别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太平天国虽然保证减免土地税的10%，但同时又任命当地的乡绅地主为地方官，任他们征收地租以确保税收。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大批农民袭击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事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

曾国藩与湘军的创建

就在太平天国推进新王朝的建设之时，在中国另外一个省份湖南，出现了一支新式军队—由参加科举中进士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率领的湘军。

7 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比洪秀全年长三岁。他的故乡湖南省湘乡县紧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曾国藩的家族属于以往没有出过登科入仕者的新兴势力，所以他必须不惜余力以振兴家业。曾国藩重视儒学为本的家庭教育，主张“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因为官清廉而备受尊重。互为竞争对手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十分推崇他的著述。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返乡守制。适逢太平军进攻湖南，清政府命其在湖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认识到清军战斗力低下是由腐败致使，为避免重蹈正规军节节败退的覆辙，曾国藩创办了一种以弟子为中心，通过师徒关系来制约军队的强有力的义勇军编制。军中士兵皆为从偏远山村选拔出来的朴素青年，将官亦从同乡中选拔，命其担任指挥。因湖南别名为湘，故曾国藩组建的义勇军被称为湘军。湘军逐渐壮大，最终发展为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湘军与太平军都属于居住在华南边地的人们结成的同乡组织，虽然两军实际上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但也可以被同视为从中国南部吹来的时代新风。

1854年，湘军迎战太平军。行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的偶像破坏运动予以了批判，“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儒学知识分子起来捍卫传统秩序。另外，檄文还通过挑拨太平军中两广出身者和其他地方出身者的关系，通过煽动有产阶级对天京实施的共产主义式政策的恐惧等方式，把一些原本对清政府心存不满的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实际上，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停止了《圣经》的出版，并且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以强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威。对曾经焚毁过的儒家经典也加以修改，重新出版，用于新王朝的建设。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身已经发生转变，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借基督教攻击儒学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即便如此，《讨粤匪檄》还是成功地集结起了反对异端宗教的保守势力。

1854年4月，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首捷，随后又相继在湖北、江西获胜，天京受到威胁。太平天国派儒将翼王石达开率精锐部队前往九江。1855年1月，两军在九江展开激战。石达开将湘军水师巧诱至长江沿岸的鄱阳湖，并封锁湖口。湘军战船陷于湖内，无法动弹，被太平军逐一击破，受到毁灭性打击。太平军还缴获了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在逃亡途中，不能忍受惨败的打击，欲寻自尽，侥幸被救。太平军再度攻陷武昌，扩大了占领区域。1856年，太平军又消灭了围攻天京的清军，从此天京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定的时期。

8 攻破清军骑兵的太平军
清朝咸丰四年底（1855），太平军在江西湖口粉碎清军水陆进攻，是扭转西征战局的关键一战。（选自呤唎（Lindley）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天京事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

中国人常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木桶抬水。日本人一次只能勉强抬一桶水，而中国人力气大，用扁担一次就能抬两大桶水。如果换作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抬水，三个日本人互相配合可以抬很多桶水，但三个中国人则处理不好关系，最后一桶水也抬不成。日本人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中国人个人能力很强，形成集体后反而无法发挥力量。

上则故事揭示出生存在竞争激烈的科举社会中的中国人个性强势、不易团结的特征。然而这则故事的现实版悲剧，就在新王朝建设刚刚步入轨道的1856年夏天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分裂酿成天京事变。

前文已经提到，天王洪秀全自从到南京以后就隐居深宫，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永安封王的五人之中，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已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战死。在剩下的二王之间，位于东王之下的北王韦昌辉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和压制。杨秀清甚至假托天父耶和华传令，杖打北王，以致其不能站立。起义以来很多将士官员也多对东王的专权心怀不满，杨秀清则对不满者轻则处罚、重则斩首示众。

1856年8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传洪秀全至东王府。洪秀全至东王府时，杨秀清高坐于上，假装天父附体，命令洪秀全“天父在此，跪下”。并责问洪：“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亦即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在中国万岁向来是历代皇帝的称号，太平天国中也只有洪秀全可以被称为万岁。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

天王至东王府之后的第十八天，9月2日清晨，天京的街道被炮火声和恐怖气氛包围了。接到洪秀全“诛杨秀清”密令的北王韦昌辉率兵攻进东王府。杨秀清被斩首，韦昌辉为防止东王余党复仇，将东王麾下的数千兵将屠杀殆尽。韦昌辉还命人对天京的所有居民进行了调查，凡与东王有牵连者先后被杀。

事变生六周后，冀王石达开赶回天京城。石达开谴责韦昌辉的滥杀行为，“独杀东王及其亲随即可，何杀众多兄弟？”两人发生口角，韦昌辉骂石达开，石达开怒曰“今日之残局，汝自行解决，与我无关”，遂甩手而去。当晚，韦昌辉欲杀石达开，预感到危机的石达开仅带数名随从逃出天京。而韦昌辉将留在天京城的石达开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数月之间，韦昌辉竟杀了四万余人。

幸免于难的石达开召集前线的太平军，要求天王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否则将起兵进攻天京。结果，洪秀全杀韦昌辉，被盐腌过的韦的首级被送到石达开阵前。接受这一处置的石达开返回天京，受到被屠杀所恐吓的人们的欢迎，开始承担辅政重任。

但是经历杨秀清前车之鉴的洪秀全，并不信任石达开。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洪秀全来原本就与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石达开脾气不合。洪秀全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以此排挤石达开。不堪忍受的石达开于1857年离开了天京。自出走天京一直到1863年兵败四川大渡河，石达开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实际上则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在行动。天京事变之后，起义之初的五王全部离开太平天国，原本有利的战局也转为暗淡。因松懈所导致的内讧给太平天国带了致命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

我们再来看一看围绕太平天国所发生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当时居于清朝皇位的是二十余岁的咸丰皇帝。即位后即遭遇太平天国起义的咸丰帝，为图重整政务，首先罢免了先帝道光朝专权乱政的元凶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提拔皇族出身的肃顺为亲信，并采取了任用曾国藩等有能力的汉人官僚的政策。

但是，185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令咸丰帝烦恼的事件。清朝官员以海盗嫌疑为由，对停靠在广州的鸦片走私船“亚罗号”登船检查，并逮捕了船员。日后成为驻日公使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中方把香港籍“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降下来，是对英国的侮辱，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巴夏礼的抗议不过是挑起战争的借口。

英国本来就厌恶清朝的中华思想，即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把周边诸国作为属国的骄傲态度。而清朝仅与遵守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朝贡贸易体制，也是英国力图打破的。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称为“行商”的中国商人的特权地位被动摇，英国开始相信可以和清朝进行对等的自由贸易。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编入了自由贸易体制，更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加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对于清朝来说，战败是为了怀柔“夷狄”即野蛮人而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对以往的朝贡体制做了修正而已。把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承认解释为大国中国对下等对手欧洲的优待，把上海等五港口的开放也解释为是重开以往当地作为外国船只停靠港口的先例。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西洋的冲击”被传统的“中华世界”的秩序消化了。英国所期待的棉制品的对华出口并没有实现增长。欧洲各国也未能按照近代条约体系的常识，向北京派设常驻公使。曾在鸦片战争时担任外相的英国首相帕尔姆斯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企图用军事压力来大幅度修改条约。英国动员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联合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战争）爆发了。

9 天津条约的缔结
（1858年）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翌年1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加尔各答。接着，英法联军为给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沿海路北上，1858年5月占领了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这时，惊惶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和平交涉，6月在天津签下了《天津条约》。

但是，英法退兵后，清政府再度变得强硬，1859年发生了天津驶往北京的英国舰队被清军击退的事件。愤怒的英法两国为了报复，于1860年派出了由两万兵力和两百只军舰组成的大远征军。10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北京郊外有一座清初康熙皇帝建造的美丽的皇家宫苑圆明园。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大肆掠夺珍宝。同时，为掩盖他们的掠夺行为，竟彻底烧毁了圆明园。

太平天国的外交与《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在基督教传教士中间出现了对中国诞生基督教国家的欢呼声。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以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调查为名访问了天京。英方表示了不干涉的立场，同时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并且探问太平天国是否有意进攻贸易港口上海。

当时，太平天国把外国使节称为“洋兄弟”，对他们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许可外国人在领土内自由通行和进行商业活动（鸦片交易是被禁止的）。不过，太平天国的这些措施从根本是由于把同为基督教徒的欧洲人看做了受耶和华之命的“天下万国真主”的天王洪秀全的“臣民”。太平天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只不过他们对“华夷”即文明与野蛮的判别，不是基于儒家的礼教而是看是否有基督教的信仰。

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朝贡体制框架，他们并不理解主权国家以对等立场签署条约的近代欧洲的外交概念。列强初始对此强烈反对，后来则放弃与棘手的新兴势力太平天国的交往，一面伪装中立态度，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也并没有给清朝以致命打击，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清政府从而使交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在北京负责交涉的恭亲王奕（咸丰帝之弟），主张与英法议和，他认为太平天国才是朝廷致命的“心腹大患”，应该暂与列强妥协，优先镇压太平天国。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基础上的继续与扩大。两次条约约定了以下内容：

（1）开天津及长江沿岸的汉口、九江等十一地为通商口岸。

（2）外国人得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

（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

（4）外国公使得驻北京，有权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5）允许华侨出洋。

（6）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7）1853年始设于上海的外国人税务司制度在其他各通商口岸实施。

（8）各式公文中不得提书对外国蔑称的“夷”字。

（9）鸦片贸易合法。

另外，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还规定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俄国也借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借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各地。结果，俄国在远东地区获得了不冻港海参崴，并开始着手将该地建设为军港，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即“征服东方”的之意。

1861年，奕设立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列强与清朝进行交涉变得容易了。当时，太平天国也改变了对欧洲各国的态度，试图寻求缔结条约之路。但是对于借《北京条约》大幅度扩大了利益的列强来说，太平天国已经不是他们理想的合作对象了。随后，列强明确表示支持清政府，转为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经过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实力被大大削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则加强了在长江上游的攻势。1858年5月，九江陷落，清军再次组建起包围天京的大营，太平天国面临着存亡危机。

此时，天王洪秀全通过从青年军官中提拔人才，以图重建天京事变中毁掉的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年仅十四岁就参加太平军、在战场上屡屡冲在最前方带兵的广西藤县人陈玉成，骁勇善战，令敌军闻风丧胆，因其双目下有黑痣，被清军称为“四眼狗”。另外，比陈玉成年长的同乡李秀成、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也从普通士兵一跃被提拔为前线将领。洪秀全在提拔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士的同时，自己也亲自担任曾经被杨秀清占据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之职。

在这些措施之下，太平天国又可以进行统一的作战活动，陈玉成和李秀成合力于1858年击溃了天京北岸的清军大营。另外，他们在安徽省三河镇与湘军作战，消灭了曾国藩胞弟在内的七百名湘军最精锐部队。接到三河镇战败消息的曾国藩叹道：“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败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通过这次胜利，太平天国摆脱了眼前困境，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到达天京。洪仁玕是拜上帝会的早期信徒，金田起义之时未能与太平军汇合。1852年，他到广东策划武装起义，失败后潜伏在新安县（现在的深圳市）。后结识传教士韩山文（又译韩山明），正式受洗入基督教，在香港的伦敦会担任助手。

最近的研究表明，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一边凭借传统的中学根底担任教师和医生，同时也热心致力于传教活动。1854年，他试图经由上海进入天京，但未能成功。1858年他再度决心进入天京。有传教士证实洪仁玕曾说过“须尽快劝说南京方面与洋人合作，否则迟矣”。这也是他执意要去天京的原因。当时，第二鸦片战争进入尾声，传教士中间有不少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异端。洪仁玕对太平天国的未来深具危机感。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惊喜万分，不到一个月就封洪仁玕为干王。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开始着手近代化的制度改革，于1860年颁布了改革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根据其在香港期间积累的与欧洲各国相关的知识而写成，虽然主张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对话沟通，但最终目的是建立以天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10 洪仁玕

11《资政新篇》封面

洪仁玕提出一系列新事物。比如，禁止太平天国在与外国交涉时使用“夷狄”等带侮辱性文字；建议太平天国与外国建立通商关系，允许传教士到中国内陆活动；主张建设铁路、公路、轮船等基础设施；提倡学习近代欧洲设立银行，开发矿藏等地下资源用于充实国库收入。另外，为了获得民心，洪仁玕还提出了发行报纸、设置邮亭和书信馆、改善社会福祉、禁止滥用死刑、废除八股等改革措施。

从洪仁玕的一系列主张中，19世纪欧洲近代化波及亚洲的时代特征显而易见。太平天国的这次改革也是其后的洋务运动改革的预演。另外，这种对追求个体利益的鼓励，通过发展交通、工业等实现经济振兴的现代化路线与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亦有相通之处。《资政新篇》中介绍日本说：“日本邦近与花旗邦（即美国—译者）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对日本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对于《资政新篇》的出版，洪秀全对其中多数建议表示同意。他在广州期间接触过欧洲文化，对近代文明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对部分内容，如发行报纸一条，他以报纸有被清军利用之危险为由表示反对。对禁止滥用死刑一条，他说：“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坚持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终，《资政新篇》仅仅成为一纸空谈，除外交和文字改革以外的方案都未能实施。《资政新篇》的内容超出了当时疲于应战的将官们的理解范围，而且洪仁玕由于没有立过军功，在天国政权内始终无法确立起威信。

太平天国的灭亡与常胜军

另一方面，洪秀全在继两位兄长之后又重用族弟洪仁玕，引起了太平天国内部的不满。为了取得平衡，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但是，恢复了自信的洪秀全将国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并假托神秘之梦的启示来强化自己的权威。此举招致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的反感，造成了李氏军阀与洪氏家族的对立。

太平天国后期的代表人物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的矛盾开始于1860年李秀成进攻上海。6月，攻入苏州的李秀成向上海的英法美三国领事表示希望就缔结友好关系开展协商。8月，李秀成又通知诸外国，太平军不会威胁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居住区。但是，太平军却受到英法联军攻击，损失数百人，李自成本人也负伤撤退。

据近年台湾发现的洪仁玕供词中所述，原本洪秀全派洪仁玕去苏州与洋人交涉签订通商和好章程。但李秀成不依所议，认为“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因此“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洪仁玕指责李秀成擅自采取行动破坏了他与洋人的交涉。

12 进攻宁波的常胜军
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

确实，当时英法联军正与清军在天津交战，决定两国转为支持清政府的《北京条约》尚未签订。但是，英国方面拒绝了洪仁玕的请求。7月，美国人华尔率领的雇佣军洋枪队（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后改名为常胜军）开始与太平军交战。至此，太平天国与列强签订通商和好章程已基本没有可能性。洪仁玕依仗在香港接触欧洲文明的经验，试图与列强进行交涉的希望，被残酷的历史现实背叛了。

李秀成对江南地区发起进攻后，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图守住江南财源重地。因湘军无法从长江上游战线脱身，曾国藩派弟子李鸿章赴安徽仿照湘军编练军队，李鸿章军招募的兵员将领主要来自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另一方面，英王陈玉成率兵往武汉，准备与李秀成军汇合进攻湘军。但李秀成却不顾洪秀全西进的命令，热衷于在江南地区扩大势力范围。未能与李军汇合、陷于孤军的陈玉成转寄希望于与捻军首领苗沛霖合作。但由于苗沛霖的出卖，陈玉成为清军所杀害。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起义时的严格军规已然涣散，投降太平军的清军士兵的行为尤为恶劣。将领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也渐行渐远，粮草不足导致太平军陷入争夺粮食的作战。太平军士兵留下的日记中还记载着，为了驱逐恐惧，不少人甚至沉迷男色，收养美少年为养子以供玩乐。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日趋削弱。捻军、广西天地会、贵州苗族等纷纷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各地爆发叛乱。但是，由于平素深受压迫，起义军当中，为发泄不满而进行掠夺等负面行为的也大有人在。另外，太平军以天朝官军自居，蔑视其他起义军为贼匪，因此两者也未能团结合作。

1862年，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英国援助下加入上海战线，常胜军也由现役英国军官戈登担任统领。列强对这些军队加以近代化武装，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军事镇压。加入李秀成军的英国青年呤唎揭露英国对太平天国的干涉是为了维护其在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呤唎强烈指责戈登对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的屠杀，他说：“我的国家对他们（太平天国）的态度，让我每思及此，便以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羞耻。”而常胜军与淮军则倚仗现代化武器连续发动进攻，1864年5月，太平军最后的要塞常州失守。

1863年，太平天国形势十分危急。李秀成返回天京，劝说洪秀全“让城别去”，即舍弃天京，暂避西北，日后再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不听，断然拒绝说：“朕铁桶江山……何惧曾妖者乎”，并与包围天京的湘军交战。1864年5月，洪秀全病倒。6月，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宣告历经十四年的太平天国灭亡。李秀成在护送洪秀全之子（幼天王）逃亡途中被俘，在狱中写下数万言关于太平天国的供状，但在完成供状当天被曾国藩处死。洪仁玕也在江西被清军俘虏遇害。

太平天国运动的遗产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一股“南来之风”。这一运动源于遭受歧视的客家人为寻求出路，流落边地，这些底层移民以他们的力量尝试建设理想的乌托邦，希图借此复兴疲敝的中国社会。他们接受异国宗教这一周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并吸纳之，从而对经历鸦片战争却仍然顽固的清王朝统治予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吸收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后衍生为毛泽东思想，那么拜上帝会同样是耶和华和耶稣降临这一超自然主义的中国化产物。拜上帝会的理念中蕴含了中国固有的复古主义内容，即恢复正统的传统王朝。但太平天国刚刚步入正轨便发生内部分裂，这决定了该运动的必然失败，而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内战中的种种权力斗争亦与这段历史惊人地相似。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作为两个乌托邦理想，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先由清末维新变法派所继承，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中得到实践。而后者的近代化路线，是之后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不仅为洋务运动所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也是这一理想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太平天国对列强的抵抗，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之下最终失败，但太平天国的抵抗揭开了其后中国抵抗列强入侵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战乱与清政府和列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牺牲者，但这不过才是近代中国所经历之苦难的序曲而已。

在太平天国余波未尽的1866年，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广东出生。他在同为客家人的洪秀全身上找到了共鸣，立志于革命事业。而据说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也在童年时代就受到过太平天国传说的影响。后来共产党军队在各地转战时，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农民认为是太平军又回来了。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所传播的种子已然在之后的历史中牢牢生根。

第二章

动荡的中华世界

——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

洋务派的登场与近代化产业

中国近代化的鼻祖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的各大口岸城市无一不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深圳从边境的一座农村摇身变成经济特区，北京也为迎接奥运会而呈现新貌。走在高楼大厦林立、周边高速公路环绕的上海街道上，无数日本人震惊于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面貌差别之大，为此种社会主义景象唏嘘不已。

回到一百四十年前，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近代化”的尝试拉开了帷幕。日本正值江户幕府垮台、明治维新开始之际。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而与此相对，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却不敢恭维。

对洋务运动评价甚低的第一点理由是，该运动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引进欧洲的物质文明，企图重建清朝的统治。官僚们过分热衷于争权夺利，对列强的侵略行径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压抑了民间资本的成长。第二点理由是，被视作洋务运动宠儿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胜利，而洋务运动为何失败这一点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其原因在于清朝的腐败以及运动的不彻底。

然而，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最近甚至有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唤醒的近代化的内涵，完全不同于明治维新，至少不能只凭甲午战争的结果，单纯地将两者优胜劣汰。而且，眼下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前沿中，也存在着足以让我们吃惊的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中国式的另类的“近代”。下面就以清末的洋务运动为实例，来摸索中国如何接受欧洲的近代化并且如何应对的。

西太后的登场与洋务运动的开始

话说太平天国运动开展的1861年，为躲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而逃到热河的咸丰帝病倒，同年8月驾崩。根据遗嘱，六岁的皇太子（后来的同治帝）即位，由咸丰帝的心腹肃顺等人辅佐政治。

11月，皇太子的生母西太后与咸丰帝的异母弟弟奕等人发动了政变。西太后原为满族部族之一叶赫那拉氏出身，被选作宫女入宫。一日，咸丰帝被西太后美丽的歌喉吸引，此后西太后虽备受宠爱，却未能当上皇帝的正室（东太后）。叶赫那拉氏曾反抗过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其子孙不得进入宫廷。然而西太后机敏伶俐，获取了咸丰帝的信任。咸丰帝不堪内外重压卧床不起后，西太后便代替皇上批阅各地地方长官呈上的奏章。不久她开始参与政事，与皇帝的心腹肃顺等人的矛盾加深。

13 西太后

于是西太后与素来对咸丰帝心怀不满的奕勾结，乘着将咸丰帝的棺木运回北京这一时机，宣布由西太后和东太后来辅佐年幼的皇帝，实施垂帘听政。肃顺等人大惊，表示反对，西太后便逮捕了他们并进行肃清。肃顺被戴上枷锁，在北京城里游行后被施以斩首。

这场政变给清末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奕是签署《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他担任议政王大臣进入政治的中枢，也被列强们看好。新政权为进一步镇压太平天国，积极起用了曾国藩等优秀的汉族官吏。

奕接管了总理衙门后，把与外国交涉的“夷务”改为“洋务”。之后与欧洲有关的新鲜事物都被统称为“洋务”，而管理这些事务的汉族官僚们被称作洋务派。虽然后来奕下台，西太后独揽大权，与欧洲列强斡旋以及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这一基本方针却得到了延续。洋务运动被誉为同治中兴，在以西太后为核心的体制下得以活跃开展。

14 李鸿章

总理衙门还设立了作为附属机构的外语学校同文馆，1864年发行了国际法的译本《万国公法》，试图“用外国的法律来反击他们的观点”。并派遣外交使节团，在世界各国设立驻外公使馆等，推动了外交近代化。

然而洋务运动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里。近代工业的主导人是曾经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长官、曾国藩弟子兼淮军指挥的李鸿章和湘军首领左宗棠。随后是张之洞、刘坤一等各省总督、巡抚级别的实权官僚们。支持他们的智囊团包括太平天国时期做过团练首领、要求曾国藩出兵上海的冯桂芬（江苏吴县人），地方出身的精英们占据了主流。

1865年，李鸿章任署理两江总督，他以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带回的机械为基础，在上海成立了兵器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参见图15）。容闳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回国后的1860年，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向洪仁玕提出太平军的近代化、成立民主政府等七条建议，洪未接受。于是他将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李鸿章受曾国藩之托建立工厂，指出淮军使用的近代兵器发挥了巨大威力这一事实，强调国内的兵器生产“防御外国侵略，乃自强之本”的重要性。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时得到法国人日意格等人的帮助，在福建成立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军舰。这两家工厂和李鸿章有关的金陵（南京）、天津的机器制造局并列，被称为四大工厂，均为官营，拥有数千名工人。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教授航海术和外语，多数毕业生前往欧洲留学，随后担任北洋海军的干部。

洋务运动的扩大与官僚资本主义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高了政治发言权，洋务运动的内容也从军事工厂扩大到一般的近代化产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试图夺回被外国资本垄断的海运业的利益。1878年，为了抵制进口棉纺织品，又成立了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运动的范围还扩大到矿山开发和电信设备的引进上。1881年，为了运输直隶开平煤矿产出的煤炭，修建了长达11公里的铁路来连接唐山和胥各庄。

这些洋务企业多数采用了被称作“官督商办”的半官半民的经营方式。企业创办时由政府融资，从民间募集资金和人才，为防止外国势力进入企业，“官”实行最小限度的监督，而具体的经营则委托给“商”，即具有丰富经验、进行高额投资的有实力的商人。

15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担当洋务企业经营业务的实力派商人，多被称为“买办”。买办是葡萄牙语“康白度”（comprador）的译文，他们代替外国商社在中国市场进行中间贸易，以口岸为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其代表就是买办徐润和郑观应（两者均为广东香山人）。他们参与了很多洋务企业的创建与经营，徐润参与了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清政府为了使这些企业能与外国资本竞争，采取了税收上的优惠措施和一定期限内的经营垄断权等特权来加以保护。李鸿章规定的“官”不参与经营的方针也获得了人们的信任，筹集到了许多民间资金。

然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资金周转必需的银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远远落后。例如纺织业所需的原料长纤维棉花无法在中国国内购买，造成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晚了十二年等等，保证企业顺利发展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作为经营者的实力派商人，例如徐润和郑观应结成广东人的同乡网，他们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习惯带入作为股份公司的企业当中。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努力脚踏实地提高生产效率上，而是将资金投入到股票投资等有风险但见效快的副业上。也就是说不管是洋务官僚还是民间商人，他们相信只要成立拥有近代技术的企业，就能够从外国资本手中夺回国内市场并获取利益。

1883年，上海发生了金融危机，徐润在房地产生意上失败并破产，给轮船招商局造成了十六万两白银的损失而退出经营。郑观应也离开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为了防止经营上的混乱，不得不加强了“官”的干涉。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就任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权。

而原本作为监督者的官僚权力的扩大，出现了企业利润被用于购买军舰或填补其他同类企业的亏损。再加上洋务派官僚将企业私有化这一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加强，对此失望的民间商人不愿意对洋务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为保护这些企业而采取的一定期限的经营垄断权的措施，也妨碍了其他民间企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中原本对“洋务”的内容就意见不一，甚至有人反对官督商办的做法。清朝内部的多数保守派们也轻视商业活动，对运动持以否定态度，因此，李鸿章培养近代企业的尝试，并未取得促进中国工业化这一成果。从政治权力下自立出来的民间资本的发展被搁置，而“官”“商”互相依靠的关系之后在中国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中体西用”论的理想与现实

洋务派的思想及其源流

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了日本的驻清国公使森有礼。森有礼是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在1885年成立的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中担任文部卿（文部大臣）。据说当时李鸿章对森的傲慢感到愤慨，有趣的是李对明治维新的评价，特别是对日本引进西式服装的反应。森主张，“学习他国所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李鸿章则论道，“效仿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式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将此时森有礼显耀的日本做法评价为“拿来主义”。而李鸿章拘泥于服装这一小节，其实来自于儒教中“衣冠整”为“礼”之实践这一特点。这段话表明李鸿章未考虑用日本式的“西洋化”来发展近代化，只是积极创办近代企业的李鸿章，为何要如此拘泥于儒教的传统呢？

洋务运动广为人知的口号，便是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和魂洋才的“中体西用”。第一位从体系上论述中体西用论的人，是李鸿章的智囊团成员冯桂芬。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防问题是“天下第一的重要政务”，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应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冯桂芬还呼吁第一步应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翻译公所，培养精通欧洲学问和外语的人才。

冯桂芬的这一主张派生了以鸦片战争时作为全权大臣被派至广东的以林则徐为中心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团体—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关心和危机感，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经世致用”，即大胆地重解孔子的意图实施改革。感觉敏锐、憎恨官界腐败的诗人龚自珍撰文预言将出现大叛乱，写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文句猛烈批评社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初战失败后，道光帝有所动摇，林则徐被撤职并发配到西北边境，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对外信息都托付给了盟友魏源。1842年魏源经整理后，出版了世界地理书及海防书《海国图志》。该书出口到日本后极为畅销，对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在序文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即学习欧洲的军事和训练方法来巩固国防。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公羊学派改革目标的实现，除了创办企业外，在内政改革和人际关系上，洋务派和公羊学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化与儒教的正统论

那么洋务派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者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倡培养产业的同时，创办学校、报社，要求废除科举和缠足等，其改革方案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十分相似。他还把中国的学问定位为“道（本）”、欧洲的学问定位为“器（末）”，认为中国长久以来迷失了“道”，此时应该引进欧洲技术的“器”，使“本末”得以融合，从而“回归孔孟之正道”。

16 郑观应手札

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院期间向传教士麦都士学习西方的学问。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后，他为了自卫试图创建西式军队，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提示进攻上海的方法受到通缉，逃往香港。王韬从英国留学归国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他提倡铺设铁路、开采矿山、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意识。如果引进了作为“器”的欧洲制度，一百年后中国必将超越欧洲，数百年后还将实现“大同”乌托邦的理想。“孔子之道”仍是不变的真理，通过对官僚纲纪的肃正恢复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理想的社会关系，便能够实现国内的稳定。

也就是说，对儒教的信仰虽各有差异，但它却是洋务派们共同的倾向，这种传统主义的姿态并非仅体现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从第一章也可看出，他们的对手太平天国虽一方面接受基督教，却仍具有建设正统的传统王朝这一复古主义的侧面。换而言之，“回归本来的中国”这一主题，是接受欧洲近代洗礼的19世纪后期的中国共同的反应。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也和这种时代精神不无关系。

然而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铁路的铺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上海和吴淞之间的铁路，两年后被政府收购并废弃。虽然日本当时也反对建设铁路，但中国的反抗尤为激烈。其中值得注意的要数1881年上书称“铁路建设有害无益”的刘锡鸿。

1876年，刘锡鸿作为首位中国外交官，和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一道被派往英国。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并感慨万千。然而回国后，刘锡鸿不但没有发挥这种经验，反而举出铁路会破坏墓地的风水（相当于日本的地相）、中国治安太差无法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等九条理由反对建设。

刘锡鸿还在奏折中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处重要的是，他认为欧洲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应有的治世，即《周礼》等古典所描述的理想的乡村统治的乡官制度。

刘锡鸿的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把近代的技术和制度视同枝叶的中体西用论，未能把欧洲文明作为基于与中国不同原理上的一种文化来进行把握。这种倾向也同样可见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他认为欧洲宗教的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也被信仰。可以认为这种思维是近代初期的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然而，这种思维导致了欧洲文明源自中国的“西学中国起源论”，反过来又束缚了改革的进展。

洋务运动与地方民族主义

洋务运动开展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代表地方势力特别是代表地域社会利益的被称作乡绅的精英们的成长，以及其产生的中央与地方均衡关系的变化。其契机仍要数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在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地点，人们面临选择支持清朝的长辫、或是太平军官兵的长发，发型甚至能决定人的生死。

这时住在浙江诸暨县的农民包立身，1861年创建了区别于太平天国和清朝的宗教团体，用以渡过世界末日的“劫难”。该团体被称为东安义军，位于包立身故乡的农村，施展奇妙的妖术与太平军对抗，并坚决拒绝了清朝地方官员联合的要求，守卫自己居住的地区。最后在太平军的猛烈进攻下牺牲无数，后来被诸暨县的人誉为“地方自治的先祖”。

以上的例子虽然极端，但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表面是团练、实质乃匪贼的地方势力，他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与清朝、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集团相抗衡，相对独立于中央集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在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师徒关系和同乡力量的支持下成立了，从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控制这一点来看，湘军是最大的地方势力。

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自建国以来对这种地方势力的滋长就极其敏感。因此，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为不让清朝起疑心，将湘军解散。然而一度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的潮流并未就此停止，湘军、淮军出身的人进入官界，并形成了各自的关系网。在财政上也设立厘金作为地方税适用于商品流通。最初本是作为用来镇压叛乱军队费用的临时举措，叛乱平定后仍旧得以保留，成为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府提高自主性的有力根据。

洋务运动成为这些地方势力活跃的舞台。清朝为了筹措军队资金大规模地卖官，科举的威望降低，地方上充满了徒有其名的官员。他们对正规的仕途失望，转向为洋务派官僚谋事，通过掌握欧洲学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对这些脱离科举的地方精英而言，承认地方自治的欧洲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尤其具有吸引力。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特意设了“议院”一项，主张应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和商民选出议员来“上奏民情”。他还热切提出，开设议会使官民一体，不仅可以“发扬国威、防御外侵”，还能够实现汉代人才录用制度中“乡举里选”这一理想。

随着地方精英上台的动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变化，可以看做是明初以来中国历史潜流的南北对立、即代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科举精英与北京的皇权之间关系的再度紧张。而且他们多出生在与外国交流较多的广东、上海近郊等沿海地区，从中国整体来看，洋务运动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并伴随着地区间差距的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与地方势力之间密切的关系，造成了运动内部地区之间的宗派主义和利己主义。例如，淮军系的李鸿章创建的轮船招商局，未能实现中国国内河流的汽船航运，是由于湘军系的洋务官僚刘坤一等人担心会招致湖南运输商失业而坚决反对的缘故。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海军，由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舰队组成。李鸿章掌握了北洋舰队的领导权，中央政府（1885年后为海军衙门）未能确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北洋舰队中，淮军出身的丁汝昌和福建出身的官兵之间意见不合，也严重影响了将兵们的士气。不少人离开岗位到岸上生活，或沉溺于巡航港口上的玩乐之中。

最终，为纠正正规军队的腐败而诞生的、成为湘军和淮军组织原则的地方民族主义及其关系网，未能培养出强大的近代军队。洋务运动是一场缺乏中央集权举措的近代化运动。

“边境危机”与中法战争

清朝统治的衰退与伊犁事件

1875年1月，十八岁的同治帝死后无人继位，三岁的光绪帝登基。同治帝是西太后之子，光绪帝乃西太后的胞妹与咸丰帝的胞弟奕譞之子，两人为堂兄弟的关系。强烈推举他即位的是西太后。西太后一直与东太后实施垂帘听政，1881年东太后死后西太后便独揽大权。

这种同辈之间继承帝位的现象在清朝史无前例，象征皇权已经走向衰落。同治帝和皇后之死，多少都留有西太后的阴影，而东太后也是被西太后投毒猝死的传闻也不绝于耳。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显示了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即边境领土的丧失和朝贡体制的动摇。

17 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之印

今天的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边境就居住着许多语言、习惯和宗教都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土司，即少数民族官吏，来实施世袭的间接统治。清朝更是把西北民族任命为游牧民族之长，1755年平定了准噶尔部后设置理藩院进行统治。拥有历史上最大领土的清朝，依靠这种灵活的制度来维持其统治。

然而，进入19世纪后，清朝的边境统治遇到了问题。由于内地人口增加，大量的汉族移民转移到边境，他们或是欺骗少数民族、或是抢夺他们的耕地，民族间的纠纷频发不断。土司也因为贫困或内部纷争走向没落，统治能力衰退，出现了权力上的真空。陷入财政困境的清朝也开始厌恶这些频发的民族纠纷，失去了统治这些边境的热情。

太平天国全盛期的1856年，云南发生回族人民起义。云南的回族先民从元代开始移居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不断发生经济、宗教上的纷争。他们为反抗汉族的粗暴，推举曾经长期入狱的杜文秀（保山县人）为首领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1862年，陕西、甘肃等地也出现了回民的起义，并波及新疆。

对这些中国边境的回民起义，有两股势力做出了敏感反应。一是浩罕汗国的武将阿古柏，他受到英国等国的支持入侵新疆，以喀什为中心统治了天山南路。还有一股势力是沙俄。沙俄凭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两部条约开始踏入远东。沙俄还在中亚加大了对土耳其系各国的压力，把浩罕等三个汗国置于统治之下。

阿古柏的势力延伸到天山北路后，1871年沙俄突然出兵伊犁，声明在中国恢复该地区秩序前将维持军事占领。清朝任命对西北防卫密切关注的洋务派官僚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叛乱。1877年，阿古柏死去，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地区。

清朝自1879年开始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然而，作为全权大使的满洲贵族崇厚完全未能理解左宗棠的良苦用心，签订了向沙俄做出很大让步的《里瓦几亚条约》，承认大片领土的割让。清朝政府得知条约内容后勃然大怒，拒绝批准条约，崇厚被捕入狱。随后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进行交涉，1881年签订了《彼得堡条约》。虽然沙俄最终归还了伊犁地区，清朝也向沙俄支付了巨额赔款，承认向沙俄开放新疆国土。

缅甸和越南的局势

同一时期的西南边境，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角英法两国伺机行动。英国出台了分析中国市场特点的《米歇尔报告》，认为中国贸易的利润无法满足其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将重点转向了无需成本的外交压力。

当时，英国关心的是缅甸，派出大规模的探险队开拓连接缅甸和云南的通商路径。1875年英国人翻译马嘉理被杀，英国企图利用该事件扩大其在中国的权益。1876年，英国与李鸿章之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称《芝罘条约》），中国承认云南和缅甸的边境贸易、增设口岸等。

而法国也在扩大对越南阮氏王朝的影响力。1858年，法国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出兵占领了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直至1867年。1873年，法国一度占领了北部的河内，翌年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逼迫阮氏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法国的保护权。

缅甸与越南，和后面将要叙述的朝鲜、琉球一样，同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下。尤其是越南皇帝，从形式上与中国皇帝属于主从关系，清朝想要维持中华世界的秩序，就无法旁观这一局势。因此，当法国向中国转达已签订条约一事后，1881年曾纪泽提出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而表示抗议。

此时，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活动。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人，太平天国时期曾是广西起义的天地会军队首领。1865年他在越南率领移居边境的汉族开荒，并发展为控制两国通商要道的红河流域的地方势力。

18 刘永福

1882年，法国再次占领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一道反抗，1883年5月在城砦击毙海军上尉安邺。阮氏皇帝不堪法军的追击，向清朝求援，广西少数民族出身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向越南境内派遣了12 000名兵力。清朝开始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1883年12月，清军和黑旗军被法军击败，随后丧失了战略要地北宁。清朝中央的奕由此下台，加上当时李鸿章更重视中日焦点所在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上，因此最后在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1884年5月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议。失去中国援助的阮氏政府也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成为其唯一的保护国。

中法战争和边境经营的僵局

然而，1884年6月清军和法军在国境的谅山再次发生冲突，中法战争爆发。8月，法舰队在福州马尾港击溃中国的南洋舰队，毁坏了左宗棠创办的船政局工厂。10月，法舰队进攻台湾并进行海上封锁，1885年3月，占领了澎湖岛。清朝虽一度宣战，但是连续战败使西太后失去信心，于是请求原上海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中介进行调停。

清朝中央希望尽快平息事态，而边境战况的推移却事与愿违。1885年2月，法军占领广西的镇南关后，广东钦州出身的原天地会会员、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出名的老将冯子材，于3月击败法军夺回了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身受重伤的消息传到法国国内，反战舆论高涨，导致茹费理内阁垮台。

然而，清朝未能敏感地对战况的变化做出反应，修改先前签署的停战协议中的不利内容。1885年6月，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清朝正式承认将越南置于保护国下的《顺化条约》，即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左宗棠、刘永福和冯子材取得了个别战果，清朝却无力与欧洲列强进行顽强的交涉来阻止边境领土的丧失。

围绕琉球与朝鲜李朝的日清关系

近代初期的日清关系与台湾出兵

清朝对边境的管理陷入困境以及丧失领土的历史中，最后出现的是围绕琉球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与日本的对立。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开始和清朝通商，却并未建立朝贡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试图把以对马藩为中介的与朝鲜李朝的关系，转变为与朝鲜直接的外交关系。首先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签订平等条约，便能处于比其属国李朝更优越的地位。

当时，鉴于明代的倭寇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负面印象，清朝政府对日本提高了警惕。然而，李鸿章等同意了总理衙门提出的意见，与其拒绝谈判使日本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不如签订条约将其拉拢。中方拟定条约草案开始交涉，1871年9月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19 中法战争与黑旗军
（根据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绘制，地图出版社）

该条约是日清两国进入近代后首次在对等的立场上签订的条约，规定互相承认外交使节在对方国家的常驻和领事裁判权。条文中还规定，“两国领土均以礼相处，互不侵犯，以求永久安全”，清朝以为通过这项两国互不侵犯领土的规定，便可以打消日本的野心。

琉球王国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而繁荣，1609年之后归于萨摩藩的统治下，处于属于中国和萨摩藩双方的“两属”关系。明治政府也考虑把琉球从朝贡体系中分离，置于日本的主权之下。废藩置县后的1872年，日本设置琉球藩，任命琉球国王尚泰并列位华族。日本还剥夺了琉球王国的外交权，派驻外务省官员进驻琉球。

1871年，恰巧发生了宫古岛纳贡船漂至台湾，五十四名岛民被牡丹社“生蕃”杀害的事件。“生蕃”是指不接受王朝政府统治的少数民族，日本统治时期在台湾被称作高砂族（现为高山族）。日本政府认为这是解除琉球“两属”状态的机会，1873年为批准《中日修好条规》而访问北京的副岛种臣，就该琉球民遇难事件试探清朝方面的想法。

此时的总理衙门回答道，被杀害的是中国属国的琉球民众，而非日本人，而且台湾的“生蕃”乃清朝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因此对该地发生的事情不承担责任。日本看出了清朝对边境经营持消极态度，借口台湾是清朝统治不及的“无主之地”，为了本国国民的琉球岛民，自行讨伐“生蕃”。并在1874年5月不顾英国公使巴夏礼等的反对，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率领3600名士兵远征台湾。

这次的台湾出兵是近代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虽杀死了牡丹社大头目父子二人，却由于医疗体制的不完备，500多名将兵死于疟疾等疾病。清朝虽强烈抗议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定互不侵犯领土的《中日修好条规》，但由于海军力量有限而未能开战。结果，10月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清国承认日本的出兵为“义举”，并赔偿50万两白银，两国达成和解。

当时的和解书条文中有“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臣民妄加杀害”一文。“日本国臣民”也理解为1873年漂流到台湾受害的冈山县居民，至少日本政府解释为是指该事件起因的琉球人，清朝承认琉球归属日本。

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藩停止对中国的朝贡，下令废除设置在福州的琉球馆，使用“明治”年号。1877年，受到日本兼并胁迫的琉球向清朝派出使节请求救援，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然而，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旧藩主尚泰搬到东京。兼并琉球使清朝失去属国，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动摇。

清朝边境统治的重考与日朝修好条规

1872年发生在横滨的秘鲁船只玛利亚·路斯号事件，日本政府保护受虐的中国劳工，近代初期中国人对日本并不反感。台湾出兵后对日警戒论高涨，直到1875年，洋务派官僚中一直展开着被称作“海防、塞防论”的围绕边境防卫的争论。

论战中，“海防”派的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两次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海防力量的虚弱才是未能阻止日本出兵的原因。并主张停止为收复伊犁而在新疆展开的军事作战，将该预算投入到强化海防上。对此，“塞防”派的左宗棠出于沙俄与中国的边境线很长，其南下政策才是中国的威胁这一观点，反驳道，英国等海路上的外国势力只是谋求通商利益，陆路上的外国势力才具有领土上的野心，西北地区的防卫更为紧迫。

20 左宗棠

这场海防、塞防论体现了清朝之前仅有虽灵活却模糊的边境概念，它一面接受近代国境和排他性的领土统治这一概念，一面开始摸索中国如何保卫边境。最后，清朝考虑到双方的面子，确定了强化海防同时保留新疆的方针。1884年、1885年分别设置了新疆省、台湾省，湘军系的刘锦棠、淮军系的刘铭传分别担任首任巡抚，实行直接统治。

日本出兵的结果，确认归属清朝的台湾积极推动基隆煤矿的开发、铺设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海底电线、纵穿台湾的铁路铺建计划等，被称为“台湾版”洋务运动。虽然很大一部分遭到保守派的抵抗而受挫，但却奠定了日本统治时期取得成功的台湾社会发展的基础。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朝贡国，尤其东北三省是清朝的故土，与东北三省接壤，因此与李朝关系密切。李朝本身认为长期交往的明朝变为清朝这一异民族王朝是“夷狄之变”，而应该继承中国本土消失的“中华”传统。

这种“小中华”的正统意识使朝鲜社会崇尚自立，培养了不易屈服于外国势力的自负心。但同时比日本和中国更拘泥于“正学”的朱子学的纯洁性，滋生了排除欧洲近代特别是基督教等“异教”的“卫正斥邪”思想。

21 大院君

1864年，沙俄向李朝提出通商要求，国王的生父大院君镇压了提议开国的基督教徒，杀害了包括法国传教士在内的数千人。得知该事件的法国1866年试图远征朝鲜，在江华岛被击退。美国也以侵入大同江遭到烧毁的舍门号事件为由，试图迫使朝鲜开国，1871年在江华岛登陆却遭到失败。

日本实现明治维新后，1868年12月递书李朝告知恢复王政。然而，该文书把过去与德川将军同等立场交往的李朝国王置于天皇之下，朝鲜的“小中华”自尊心受损，拒绝接受。对此反对的参议木户孝允等提倡征韩论。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与清朝结成对等关系，朝鲜便无法拒收日本的国书，正如前所述，日本急于签订《日清修好条规》。

1873年，副岛种臣等人访问北京，就与朝鲜宗属关系询问总理衙门，得到不参与朝贡国内政、外交的承诺。于是，1875年9月，日本派遣英国制造的炮舰云扬号前往江华岛，挑衅朝鲜后又派陆战队登陆进攻。1876年1月，陆军中将兼参议的黑田清隆等率领六艘军舰、800名将士冲向江华岛，仿效秘鲁的炮舰外交加以逼迫，2月，日本和李朝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

该条约是近代日本以优越立场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开放釜山等三座口岸，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免除进出口商品的关税以及日本货币在居留地的通用等内容。其中第一条称，“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之平等权利”，由此日本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然而，李朝和中国认为德川时代两国的对等关系得到恢复，并不认为朝鲜乃“自由之邦”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存在矛盾。

日清之间围绕朝鲜问题的对峙

日本兼并琉球使清朝感到危机，提议李朝向欧洲开国以牵制日本。李鸿章是此时的中心人物，1881年他担任李朝和美国的条约谈判的调停一职，试图在条约草案中插入“朝鲜乃中国属邦。内政外交均自主”一文来规定传统的宗属关系。虽然由于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但是在由朝鲜国王向美国递交相同内容的照会文，条约的末尾标上中国的“光绪”年号上达成妥协。也就是说，清朝让各国承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1882年7月，首尔发生了反政府、反日运动的壬午兵变。《日朝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商人利用免除关税的特权向朝鲜出口英国制造的棉纺织品。他们还大量收购朝鲜大米，从事强暴的商业活动，引起人们的愤怒。国王的外戚闵氏政权在日本的指导下设置了西式军队别枝军，因待遇恶化而反抗的旧军士兵拥立下台的大院君起义，占领了日本公使馆，驱逐了闵妃。

壬午兵变后，日本派兵以确立其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但是，李鸿章先发制人占领首尔，以大院君“藐视中国皇帝”为由将其带至香港，复辟了闵氏政权。而且，还以维持治安为由派驻淮军留守，把李朝军队改编为清国式。并向闵氏政权派遣中国人和德国人担任顾问，加强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预。对此，日本也在8月签订《济物浦条约》，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获得了军队的驻留权。

清朝陷于中法战争困境的1884年12月4日，不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开化派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1881年，金玉均等人考察日本后，痛感有必要仿效明治维新进行改革，在福泽谕吉的帮助下向日本派遣朝鲜人留学生、发行报纸。他还接近外务卿井上馨和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并从公使馆得到援助政变的承诺。

12月6日，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以1500名兵力进行军事干预，保护皇宫的一个日军中队撤退，刚发表了独立宣言和改革纲领的新政权瓦解。反对日本干涉内政的人们烧毁了日本公使馆，金玉均从仁川乘船逃往日本。此时竹添意图将金玉均交给闵氏方面，他声称“痛恨友邦日本的薄情”。结果，金玉均抵达日本后也被幽禁在小笠原、札幌，度过了失意的亡命生活。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常驻首尔，试图打破朝贡体制的原则直接统治朝鲜的政治、经济。日本则在1885年，旧自由党党员大井宪太郎策动了大阪事件等，歌颂扩大国家利益的国权论渐渐高涨。而明治政府判断日本不具备对清战争的实力，派遣伊藤博文等人前往与李鸿章交涉。4月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今后派兵时需事先通知对方。

日清战争与马关条约

日本的战争准备与光绪帝亲政

日本和清朝围绕朝鲜领导权而对峙，19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重工业发展和金融资本集中等背景下，德国和美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抬头，英国的优势地位瓦解，进入了列强争夺垄断统治和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

沙俄和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对立波及东亚，1885年，英国占领对马海峡的巨文岛，牵制沙俄侵略朝鲜。1891年，沙俄在法国资本的援助下开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日本对沙俄的东方政策感到巨大的威胁。同年正在日本访问的沙俄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尼古拉二世）被警察砍伤，发生了大津事件。

两度发生的事变的结果，使日本痛感如不与清交战，便难以确保朝鲜。然而当时日本的兵力，特别是海军力量不及吸取中法战争教训后强化军力、拥有定远等钢铁舰的北洋海军。因此，军部制作了《清国征讨策案》，陆军装备了德国式编制的七个师团。海军也制造了配备三十二厘米大炮的松岛级三炮舰，和两艘装有新投入使用的速射炮的高速巡洋舰，由此保证与北洋舰队交战时势力均衡。

军备扩张的费用从建立在妇女劳动基础上的生丝等轻工业的收入中挤出。她们的劳动条件比《女工哀史》描述的还要悲惨，只能得到相当于士兵一半的仅可维持温饱的报酬。因此，大量引进廉价的朝鲜大米，对当时的日本经济而言是至上的问题。1889年，日本的囤积造成朝鲜粮食价格高涨，李朝政府下令禁止粮食流动，即防谷令事件。

22 北洋舰队主力舰镇远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有名的《脱亚论》，把中国和朝鲜定位为“固陋”，即守旧不变革的国家，呼吁应与亚洲诀别，“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1886年，停靠在长崎的北洋舰队水兵与日本人殴斗，日清两国的国民感情恶化。1894年3月，亡命日本的朝鲜人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杀，其遗体被送往朝鲜，并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而他在日本亡命时期遭遇的冷落却奇迹般地掀起了日本的国内舆论。

清朝方面，1889年光绪帝开始亲政，西太后搬至位于北京西北的颐和园“隐退”。但是西太后并未放开权力，光绪帝只好经常拜见她征求意见。光绪皇帝的皇后是西太后弟弟之女，西太后通过她来监视光绪帝。对此不满的光绪帝周围聚集了他的老师翁同龢等试图强化中央政府职权的保守改革派，他们被称作“清流派”。

清流派们最大的敌人是洋务派的巨头、深受西太后信任的李鸿章。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与西太后、李鸿章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然而，朝廷内的争斗导致了政权腐败，贿赂横行。其中广为人知的丑闻是，1894年秋西太后为庆祝六十大寿，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2000万两白银修建了颐和园。

甲午农民战争与中国·日本

1894年2月，东学的中坚领袖全琫准在朝鲜全罗道的古阜郡起义，反抗地方官的压迫。东学道是由没落的两班首领崔济愚创办的民间宗教，它一面批评基督教和体制派儒学，一面通过传统宗教的融合与重生，来振兴朝鲜固有的学问。崔济愚还吟唱咒语宣扬“天人合一”，即所有人都与天合为一体，便能实现平等社会，并传播仙药可治病的萨满教。结果，东学在对体制不满的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扩大。

李朝将其视作异端进行镇压，1864年崔济愚被处刑。第二代教祖崔时亨组织教团，1892年取消崔济愚的罪名，开展了第二次教祖申冤运动，要求停止迫害。1893年3月东学在首尔的各国公使馆张贴抗议的口号，4月举行了忠清道报恩等大型集会，被政府军镇压。

全琫准又率东学道徒打出“驱逐倭夷（日本）”“消灭权贵（闵氏一派）”的旗号，势力发展超过万人。随后打败李朝的政府军，5月底占领了全罗道政府所在地全州。这场甲午农民战争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6月1日，闵氏政权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向袁世凯要求派兵援助。

李鸿章接到报告后下令出动2100名淮军，6月7日根据《天津条约》向日本通报出兵一事。然而，早已得知信息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向朝鲜派出远远超过清朝预想的7000名兵力，10日，470名士兵作为先遣队比清军早先一步进入首尔。李朝政府吃惊于日军的突然出现，与农民军议和，11日签署了《全州和约》，答应惩处贪官、设置执纲所、解放奴隶、废除两班特权等内容。

日清两国失去出兵理由，开始进行现地交涉，6月15日达成两军同时撤出的协议。陆奥宗光却提出毁约，提出由两国代为进行朝鲜的内政改革。清朝拒绝了这一提议，23日，陆奥通告称日本将单独进行改革，指示大鸟圭介公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制造开战借口”。

因此，大鸟公使一面向李朝提示内政改革方案，一面逼其摆脱与清朝的宗属关系。闵氏政权表示拒绝，7月日军驱逐了闵氏一派，成立了开化派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

日清战争的爆发与李鸿章

李鸿章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财产—北洋舰队，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他认为眼下北洋舰队的装备老化无法取胜，劝说光绪帝“不可急于一时而落入日本圈套”。然而帝党派们批评李鸿章的现实主义外交过于软弱，光绪帝也倾向于主战论，李鸿章只好期待列强的干预。

当时日本畏惧列强的介入，特别询问了不平等条约修改交涉方的英国的态度。英国果然希望维持东亚的现状，唯恐纷争引起沙俄南下，于是出面调停。然而，7月9日，清朝主张日本应先行撤兵，拒绝了英国的调停方案。16日，日英签订《通商航海条约》，日本不再惧怕英国的介入。李鸿章期待的沙俄由于远东兵力的不足和外交上的孤立而打消了干预的念头。

日本国内的首相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则主张和平。尤其是明治天皇在开战后表示，“这次的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拒绝派遣敕使前往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报告。也就是说，甲午战争走向开战，超越了天皇的个人意志。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冲展开突袭，击沉了载有一千名清兵的英国船只高升号。日本担心击沉英国船只会遭到违反国际法的非议，被断绝后路的清朝驻屯军也有所动摇，在成欢被日军大败。8月1日，双方宣战，清军将兵力集结到平壤。然而，指挥官之间意见分歧，主战派总兵左宝贵战死后，9月16日全军崩溃而撤兵。紧接着，17日，北洋舰队被日本的联合舰队围攻，所谓的黄海海战爆发。其结果以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等三艘战舰告终。

10月，日军开始进攻清朝境内，11月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日军屠杀了大批市民，《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纷纷谴责其暴虐行径。朝鲜在10月也发生了甲午农民战争的第二次起义，日军与李朝政府军共同镇压，全琫准被捕杀。

23 中日甲午战争图
（根据山川出版社《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5》绘制）

1895年1月，日军进攻北洋舰队集结地的山东半岛威海卫，2月，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北洋舰队投降。屡遭失败的清朝，通过美国要求和解。日本军部仍主张继续战斗，3月，全权大臣李鸿章来到下关进行停战谈判。然而，李鸿章遭到暗袭而负伤，日本唯恐受到列强批评而停战三个星期，这期间又占领澎湖列岛，使谈判更加有利。

马关条约与“台湾民主国”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本全权任命的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署了《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1）清朝承认朝鲜是“完整无缺独立自主的国家”。

（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3）赔偿二亿两白银（之后又以追加三千万两为条件归还辽东半岛）。

（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等口岸，承认日本人在口岸的企业经营权。

这里的朝鲜独立只是为了否定与清朝的从属关系，事实上金弘集政权领导下的甲午改革强化了朝鲜对日本的从属关系。条约中除了企业经营权之外，还有多项权益，都是以前英国曾经向清朝提出的要求。可见日本极其在意列强的态度，同时推动了战争。

24 丘逢甲

果然，《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的4月23日，沙俄召集法国、德国进行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广为人知的是，此时“卧薪尝胆”一词扩大到日本全国，为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

《马关条约》的内容公开后，被割让的台湾掀起了抵抗运动。5月25日，台湾第一英雄丘逢甲等人高喊“我等台湾同胞誓死不屈，战斗到底”，宣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分别任命台湾巡抚唐景崧和中法战争英雄刘永福为总统、大元帅。6月4日，日军开始登陆，唐景崧逃往厦门，台北、基隆等北部据点被占领。南部仍然激烈抵抗，11月，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平定整个台湾时，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在内，已经有14 000多台湾人遭到杀害。

甲午战争以清朝的惨败告终。这不仅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的朝贡体制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尝试的洋务运动受挫。特别是，败给“同文的小国”日本，人们受到巨大的打击。主战派的一位官员也主张，即使暂时忍受这种耻辱，朝廷也不能等闲视之，应该采取手段。除了自强，别无他法，强烈呼吁有必要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进行政治改革。

当然，洋务运动中逐渐清晰的地方势力的抬头，是动摇传统中国僵硬的专权统治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成为中央无法控制的近代化事业，虽然影响了改革速度和统一性，却为日后中国摸索多种可能性播下了种子。和面临摆脱幕藩体制、集权化课题的日本，可以说起点就存在差异。

而洋务运动中一贯显现的儒教文化毫不动摇的信心，体现出诞生古典文明的中国社会所具备的对异文化的姿态。甲午战争后“日本模式”被大肆宣传的这一事实，体现出两次鸦片战争都未曾动摇的“中华”信心，经过这场战争的失败终于发生了变化。

对洋务运动而言，最大的讽刺是，为平定内乱、安定国防而诞生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在维持朝贡体制的名义下，围绕朝鲜侵略问题，被动员和日本竞争。北洋军队未曾预想到这场战争，最终以惨败结束，但是，胜利的日本也被卷入帝国主义势力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漩涡中。

第三章

民族主义的诞生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

列强瓜分中国与变法派的登场

政治城市·北京

上章提到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等一连串“边境危机”，都是中华帝国周边边境地区发生的新时代的胎动。它们和帝国衰落引起的上进心的低下、诞生新中国的创造性能量合为一体。

我们在本章将要观察的两件事情，均发生在皇帝眼皮之下的北京这座舞台上。事实上，戊戌变法中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义和团则由社会最下层的人们所组成。在这点上看，这些事件都算是周边边缘世界上对中华再生的尝试，然而运动在首都北京展开这一事实，加速了中华帝国的危机，提示了更有必要进行变革。这些运动如何开展、最终是什么结果，直接决定了清朝的命运。

列强瓜分中国

在欧洲列强眼中，中国虽然屡次军事失利，但仍是“睡着的狮子”，甲午战争中清朝的败北，打消了他们对中国的戒心。清朝为了向日本支付巨额的赔款，从外国银行借入三亿七百万两，以国内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列强开始纷纷获取中国利权，竞相划分势力圈。

首先是通过借款获得铁路修路权和沿线的矿山开采权。三国干涉中清朝欠下人情的沙俄、德国和法国分别获得了横穿东北地区的东清铁道、贯穿山东半岛的山东铁道、连接云南和越南的滇越线的修路权。英国获得了连接香港和广州的广九线、连接上海和南京的沪宁线的修路权。前面虽然提到了中国铁路的修建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发展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铁道线路仍有数条是以列强获得修路权为契机而修建的。

其次是设置租界名义下的军事、经济据点、划分排他性的势力圈。1893年，山东发生了杀害传教士事件（后述），德国租借胶州湾，沙俄则通过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旅顺、大连，转为自己的租借地。法国租借了与法属印度支那（越南）邻接的广州湾，英国则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纳入势力圈，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了九龙半岛以北的新界地区。这样一来，新界地区加上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北京条约》后成为英属的九龙地区，形成了今天香港的原型。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特别行政区，从新界地区的租借算起正好经过了九十九年。

25 列强瓜分中国
（根据山川出版社《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5》绘制）

第三是对在华企业的积极投资。其关键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朝获得了口岸的企业经营权，列强通过最惠国待遇也同样享受，到1902年的八年期间，投资达到五亿两千万美金，相当于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倍。当时日本没有活用该条款的能力，只让清朝承诺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的利权赋予他国。在侵略中国方面略迟一步的美国，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机会均等，进入中国市场。

“天演论”的冲击与变法派的登场

被列强各国划作势力圈的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危机。当时有一张“时局图”，画有秃鹫、狗熊、太阳等各种动物、怪物等吞食下的中国地图，并标有“不言而喻”。现实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危机感，开始摸索改革的方向。其中严复和康有为的影响力最大。

严复出生于福建闽侯县，1877年从福州的船政学堂前往欧洲英国留学，回国后被李鸿章看中成为幕僚。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溃败后，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以英国的《泰晤士报》为范本的报纸《国闻报》，诉说了改革的必要性。

然而严复名留后世的是他的翻译。1898年，他在归纳、编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与伦理》的基础上出版了《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基于“物竞（自然淘汰）”、“天择（自然进化）”，其关键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猿到人的进化，而是猛犸象的灭亡所象征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读者认识到“亡国灭种”，即列强控制的世界下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可能遭到淘汰，甚至灭亡。

26 时局图

康有为便出现在这种危机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他是广东南海人，在香港和上海接受了欧洲学问，痛感改革的迫切性。中法战争后不久的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议“改变既成之法”，但未被理睬。回乡后康有为开办了万木草堂，和弟子梁启超等人从事改革的理论研究。

康有为首先把目光投到洋务派系的公羊学派，1891年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这里的“新学”是指当时儒教主流的古文学派，他指出公元一世纪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军师刘歆伪造了古文学的经典。也就是说，康有为主张现在的儒教主流学派是冒充的，应将其丢弃，回到孔子本来的教义。这本著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遭到了清朝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1898年他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把孔子定位为立志“改制”、即政治改革的人物，顺应时代变化进行改革正是孔子作为圣人的表现。他还把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所在“大同”乌托邦理解为社会进化论，中国从“衰乱”时代进入“升平”的稳定统治、进而转入“太平”之世。康有为认为太古世界是理想社会，与时代一同堕落的中国历史观从根本上被颠覆，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冲击。

27 康有为

强学会与谭嗣同的“仁学”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的1895年5月，康有为与为参加科举考试汇集到北京的一千多名文人一道，上书抗议停战并要求改革，被称作“公车上书”（公车是上书给皇帝的中转机构，后指省级科举合格者举人），虽然没有被接受，康有为的名字却广为人知。

通过考试被选作进士后担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并不像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高官的幕僚推进近代化，而是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895年8月强学会诞生，会长是对改革表示理解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并呼吁改革派中的年轻官僚参加，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名列会员之中。

强学会拥有强学书局这一出版机构，梁启超编辑启蒙杂志《中外纪闻》，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情况。广东、湖南等地也成立分会，上海发行的《强学报》按照康有为的意志把孔子奉为国民统一的象征，使用孔子纪年（以孔子去世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法）代替清朝年号。该杂志以不逊的罪名被禁止发行，取而代之的是1896年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当时的发行数量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三千份。

28 谭嗣同

29 《仁学》封面

1898年4月，康有为为拉拢各地的政治势力，在北京设置了保国会。然而正如洋务运动以地方为中心一样，变法运动据点的南方各省，特别是湘军诞生之地，即甲午战争后巡抚陈宝箴等改革派官僚聚集的湖南。这里要注意的是浏阳县出身的思想家谭嗣同，他主张把梁启超聘到时务学堂这一新开的学校。

谭嗣同在著作《仁学》中，提出了万物由“以太”构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他批评蒙古和满洲把残忍野蛮的性情带到中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指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北方由于异民族的统治而衰退。而如今正是中华民族奋起之时，限制专制国家的强大权限，给予人民勇气至关重要。他还控告湘军的掠夺行为超过了太平军，矛头直指乡土英雄曾国藩等，认为他是无视法规的知识分子。

该篇文章攻击清朝而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公开，谭嗣同死后由梁启超在日本发表。并不是所有的变法派都是这种想法，实际上，康有为就希望通过强化皇帝的权力来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然而正如某保守派官僚批评保国会的目的是保卫中国，而不是保卫“大清”一样，变法派的主张具有动摇清朝统治体制的可能性。

变法运动与戊戌变法

日本模式的提起

公车上书后仍不断上书的康有为，1898年1月终于迎来了到总理衙门陈述己见的机会。当时他高度评价了作为改革模式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写道，“吾国甘于弱亡，不愿改制则已，如欲保全，不能不变法，欲变法又恐其错误，则日本为吾之前躯矣。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极力主张向甲午战争的对手日本学习。

康有为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政策：（1）宣布实行维新，决定基本方针（相当于明治维新中的五条誓文）；（2）设制度局，任命参议作为改革的中央机构（相当于王政复古的大号令，设置三职）；（3）设待诏局，录用人才（相当于参议院）。他甚至指出“吾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之所以这么推崇明治维新，是由于变法派同志当中有号称中国第一的日本通黄遵宪的存在。

30 黄遵宪

31 《日本国志》

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的客家，1877年作为最早的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参议）前往日本赴任。起初他对明治维新感到怀疑，在隅田川观赏樱花时惊叹于樱花的美丽，成为日本迷。随着观察的加深，正如“变为洋式，改旧换新，更胜一筹而自立”一文中所提到的，他认为中国要保持独立，不能缺少日本所引进的欧洲各项制度。1887年，他完成了大作《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并呼吁中国也予以采用。

起初黄遵宪的提议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甲午战争后，他回国在上海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刊，担任湖南按察使、致力于变法运动。据说梁启超感叹说，如果该书意见早日被采纳，清兵不至于遭受重创。虽然康有为也很早就注意到日本，日本模式的改革方案的信息很多都出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戊戌变法拉开帷幕

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成为亡国之君”，面对康有为上书时所主张的效仿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利用皇帝的权力推进改革，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如前所述，当时清朝的实权仍掌握在隐退的西太后手中，对名义上的“亲政”心怀不满的光绪帝和他的心腹们，开始了与西太后一派的权力斗争。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施变法。五天后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听取了他进行改革的意见。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大臣辅佐），迅速以皇帝命令、发表“上谕”的方式公布了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设置制度局、废除科举中的八股文、引入西学的考试科目、设置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选拔谭嗣同等年轻官僚进入中央政府、进行行政改革、削减冗员等，一百多天发出了二百多项指示。

这些改革方案首先介绍了日本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新政策。例如效仿1871年岩仓具视等人历访欧洲各国，派遣宗室、王公视察外国，还模仿伊藤博文等设置官报局的做法把上海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在北京发行等。其内容也比以往的变法派言论更为稳健，在议会问题上康有为认为为时尚早而取消。

然而保守派的官僚们对这些措施强烈反对，原本同情变法的张之洞等地方大吏也不能适应这种迅速的变化。西太后在变法开始后立即罢免了光绪帝的“帝师”翁同龢，命保守派荣禄任直隶总督牵制变法派。两派相持之际，很多地方官员唯恐受罚而对事态持观望态度，改革未见进展。当初赞成变法的英国公使窦纳乐报告本国说，“皇帝正在学习颁布改革上谕与顺从是不同的”。

光绪帝对变法的停滞感到焦虑，9月7日罢免了批评变法派的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西太后命令荣禄在天津召集军队，准备对变法派进行武力镇压。康有为等人从光绪帝的密诏中得知事态紧迫，计划发动政变幽禁慈禧太后夺取权力，然而他们不具备实施政变的军事力量。于是9月18日谭嗣同不顾个人安危，访问了强学会会员、正在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请求他杀死荣禄并包围颐和园。

32 光绪帝
（《清史图典　光绪、宣统朝》）

谭嗣同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袁世凯不答应，便和他同归于尽。谭嗣同也认同日本志士所倡导侠义精神，认为为了改革有必要作出“牺牲”。袁世凯觉察到谭嗣同誓死一搏的心情，当场答应合作。然而，本来就是李鸿章弟子的袁世凯，当天就夜访荣禄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与戊戌变法

以北京为舞台的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明争暗斗，正当此变法派、保守派的对立达到顶峰时，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当时正逢元勋内阁刚刚垮台，伊藤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前来，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沙俄与清朝联合、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势力。

号称明治维新功臣的伊藤博文的访华，使陷于困境的变法派看到了希望。根据伊藤写给夫人的信件，他到达天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纷纷要求他帮助中国。事实上，当时中国有人提议，聘请伊藤作为顾问来负责改革。

然而伊藤冷静地分析了支持运动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9月14日抵达北京后，他觉察到保守派占有优势、表示“（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们）好像并不赞成变法。而且近来采纳年轻人（指变法派）、撤下有经验之人（指李鸿章），过于唐突”，与变法派拉开了距离。

随着保守派采取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增加，9月18日康有为特意前往日本大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他劝说西太后支持变法。然而伊藤博文态度冷淡，形式上的推辞使康有为深感失望，叹道“侯爵轻蔑敝国甚矣”。9月20日，伊藤博文拜见光绪帝。光绪帝对伊藤以亲王礼节相待，高度赞扬他在明治维新上的功绩，并要求他协助改革，大胆提出意见。然而，伊藤回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言下之意判断该运动的成功率很低。

果然，21日保守派发动戊戌政变，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再次从政，并开始搜捕变法派，康有为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香港、亡命日本。逃到日本公使馆的梁启超在伊藤的指示下乘上日本军舰，逃过清军的追捕被送往日本。当时，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命，谭嗣同则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拒绝了逃亡的建议。结果谭嗣同被捕后处刑，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改革无一成果。

变法运动是中国首次尝试的以外国为原型的全面性的社会改革。它由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挑头，把边境发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带到了帝国的首都。不言而喻，运动缺乏大众基础，未能动摇庞大的官僚体制，便被扼杀于笼中。而且，仅仅依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来推动，改革内容薄弱，结果还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再加上列强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并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减轻对黄遵宪等变法派官僚的处罚，使得西太后与列强的关系恶化，进而走上了对外强硬的道路。

另外，变法运动开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先河，这时人们开始质疑“保国”的意味。这是因为康有为等的目标是勤王运动，即以清朝的存亡为前提的改良运动，而阻碍改革的势力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体制。变法派中，例如谭嗣同，把清朝视作异民族王朝，并不认为其存亡是至上问题。是“中国”还是“大清”，在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也成为焦点所在。

变法派将日本的明治维新定为改革的模型，之前中国人眼中的“东方小国”日本变为“同文同种”的国家而加深了亲近感。这种感情在变法运动遭受挫折后仍然残留，并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然而就像伊藤博文的行动所示，日本对这些亲日派的靠近并未给予回应。严复的“亡国灭种”论虽然带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冲击，但实际上当时受“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所左右的是日本。

反基督教事件和义和团的出现

宗教的时代

戊戌变法仅过去两年的1900年夏，北京掀起了狂热的民族热潮。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民众们成为主人公，他们对所有和外国相关的事物、尤其是基督教进行猛烈的攻击和破坏。列强将义和团运动指责为“对文明之罪恶”，中国国内也多认为它是迷信而盲目的排外运动。康有为也认定“义和团是后党”，即西太后操纵下与外国势力敌对的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国内学术界的这种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将义和团运动看成是与中国革命相连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然而如何看待该运动的目的和起源及其宗教性，至今尚没有定论。

这里不能忽视的是，19世纪的中国是宗教的时代这一点。刚才我们提过的严复的《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不是因为它源自近代科学的成果，而是作为预言国家和民族存亡的一种终极思想而被接受。下面，我们将不以当今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而是尽可能地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考察运动的全貌。

基督教的中国传教与仇教事件

19世纪中国真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津条约》对“内地传教权”的承认。外国传教士通过医疗、教育等领域，作为近代文明的传播者进入中国社会，逐渐获得了许多的信徒。

以往的研究有些认为这些传教士是列强侵略的先头部队，评价中国信徒是凭借教会权威施暴的无赖。事实上，传教士中有不少人热衷于传播福音，对中国的习俗不予理解并且态度傲慢。信徒当中也有被称为“基督教饭桶”的人，他们是那些为寻求经济保证而加入基督教的人。

事实并不如此单纯。中国的教徒中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迫切寻求庇护的下层民众。例如广东南部的赤溪（旧新宁县，现在的台山市）现在仍有天主教徒，这里在19世纪中叶是广东人和客家人发生武力斗争的地方。失败的客家人被追赶到贫穷的赤溪地区，地方政府也称他们为“客匪”而进行镇压。和解后，新设了“赤溪厅”这一行政单位，客家人在此聚居，天主教传教士来此传教后很多客家人入教。他们在清朝体制下流离失所，转向寻求教会的庇护，其子孙后代也认为“天主教的主教会劝说皇帝而救助我们”。

还有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例是，义和团的源流白莲教等宗教组织的会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基督教。白莲教起源于宋代，是佛教系统下的民间宗教组织，由于被视作异端受到政府的压迫，屡次高唱“弥勒下生”发动大规模叛乱。进入清朝后，1796年湖北、四川教徒高喊“官逼民反”，发动起义，1813年林清、李文成等一派攻入北京的紫禁城。经过该事件后清朝进行了严厉的搜捕，1863年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白莲教五大旗叛乱被镇压，这时组织已基本被毁。

遭受压抑的白莲教徒们，为免于中国官府的镇压而寻求教会的庇护。他们多为全家或全村入教，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河北则规模达到数千人。19世纪70年代，华北遭受严重的饥荒，传教士认为这是传教的机会，因而纷纷兴办慈善事业，扩大了在当地的势力。

而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基督教的活动是一种异类的、缺乏正统性的政治权威的抬头。基督教得到承认后，传教士们要求归还清朝初期禁教之前天主教会属下的财产。他们还介入中国信徒们的讼诉问题，给中国地方官员做工作、争取对信徒有利的判决。如果没有效果，传教士们便向各国大使馆提出问题，通过外交手段来施加压力。

传教士利用外交特权支援信徒，这种手段比中国的官僚机构进行得更为迅速。中国存在清朝统治机构和基督教会双重权力，为寻求保护而入教的情况增多，同时也引起了其他中国人的反感。把儒教文化视作正统的科举精英们拒绝接受欧洲文化，再加上对原本处于社会劣势的中国教徒的歧视，被称为教案的反基督教事件频发。

多数教案事件起源于谣言，例如建设基督教堂后不再下雨，教堂的孤儿院杀害儿童并挖出内脏制造药品等。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就是其中一例，群众怀疑教堂拐骗儿童，包围教堂并打死了开枪的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二十四人。对此法国派出军舰到天津湾，强硬要求惩罚地方官。清朝派出谢罪使的同时，还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事。

33 北京的天主教堂
（北堂）

曾国藩处死了与此事无关的消防队员以平息事态，他所说的“即使外国人有过错，也不能在公文中记载。此乃对外国人怀柔之法”传到外界，反而激怒了人们。之后，此事件渐渐脱离了科举精英的主导，1891年的长江教案就与哥老会等的秘密结社有关。

义和团的登场

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水浒传》中描绘的梁山泊108位好汉曾活跃的舞台山东西南部，出现了被称为大刀会的武术团体。其首领是居住在曹县的刘士端，教授人们白莲教相传的宗教武术金钟罩。

白莲教原本就是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内容的文派，拥有利用拳棒术来锻炼身体的武场组织。文派不时遭到政府的镇压，而表面上与白莲教无关的武场却逃过举报，因其实用性而在农村社会广泛建立了基础。金钟罩的特点是咏唱咒语、喝符水而从神仙处获得不死之身，但其宗教性面对清朝统治力衰退这一危机、抓住了寻求保卫故乡的人们的心理。

大刀会抓捕强盗赢得地方官员的信任，同时召集数千人的集会加以宣传。此时，村民与天主教徒发生土地纠纷，向刘士端寻求庇护，大刀会便袭击了天主教堂。政府逮捕了刘士端并将其处刑，更激化了大刀会对教会的敌意。1897年11月，大刀会为报复教会在巨野县杀死两名德国神父，德国以此为由占领了胶州湾，点燃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

同一时期，山东西北部冠县梨园屯村的村民和天主教徒围绕寺庙土地对抗了将近三十年。教会从近代的价值观出发，认为土地归信徒私人所有，可由本人意志决定来建设教堂，而村民则从传统习俗出发，认为土地公有，不允许私自处理而提出控诉。该事件带有中国农村首次经历与近代欧洲的文化冲突的性质，然而地方官的裁决有利于天主教，为表示警告判处村民代表入狱半年。

这场诉讼失败后，被称作“十八魁”的血气方刚的贫困男子们挑起了反抗教会的运动。他们找到1896年住在威县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成为其弟子并希望得到赵帮助。梅花拳和金钟罩都是宗教性很强的拳法，历史悠久。赵三多将其改为意为“义气和合”的义和拳，在梨园屯村召开集会对抗教会。法国效仿德国以强硬姿态介入后，1898年义和拳打出“顺清灭洋”的口号与教会和官兵战斗。

1899年大刀会波及山东西北部，改名神拳展开活动。被称作“马子”的巫师登高呼唤孙悟空、关羽等日本人也熟悉的神仙下凡，神仙降临人体后成为不死之身。神拳的领袖朱红灯身着红装，据说有超凡能力、可治愈百病。当时的山东每年黄河泛滥犹如末日，人们对德军的侵略感到强大的压力。他们创造巨大的演剧空间，牺牲基督教会和信徒进行暴力性的庆典，试图让疲惫的世界重生。

8月，朱红灯在平原县起义，与前来镇压的官兵交战。然而，山东巡抚毓贤素来反感外国武力的侵略而持消极态度，将强行镇压的知县撤职，神拳活动愈加活跃。11月朱红灯被官兵捕杀；12月，冠县的义和拳再次起义，反教会运动的范围日益扩大。神拳和义和拳最终合并，诞生了更为正统的公众组织“义和团”。

北京的义和团与清朝、列强

义和团攻入北京

列强感到山东义和团势力扩大带来的威胁，要求清朝解除毓贤的职务。巡抚一职转而由列强支持的、统领着当时中国最现代的武卫右军的袁世凯担任。列强希望他严厉镇压义和团，但毓贤对义和团的柔软姿态来自清朝内部保守派的意向，袁世凯也无法忽视这一点。

1899年后半期，义和团的活动扩大到直隶（今河北），1900年春天出现在北京、天津。山东出身的小商人、短期劳动者等流动性大的下层民众承担了传播的任务。现在以天津为正宗的“相声”，便是以山东方言为主的农村为笑料。山东曾是华北的“边境”，当地的贫民被人们尊称为“山东师傅”，开始向城市居民传授消灭“洋（外国）”的不死身拳法。

34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根据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绘制）

运动的主力多为十几岁的少年们，还有被称为“红灯照”的女子组织。红灯照的首领林黑儿是出生在大运河船夫人家的流浪艺人（另有娼妓的说法）。她自称是黄莲圣母转世，可飞扇升天。林黑儿前往天津时人们都在运河两岸焚香，据说连直隶总督都在她面前下跪。处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们凭借“超人”之处颠覆了秩序，创造了非同寻常的空间。

35 义和团旗帜

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著名的“扶清灭洋”。这里的“清”并不是指清朝，而是指因外国势力和宗教的侵入而衰退的故乡，或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以及它们所折射出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秩序。这也可以说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扶”是指帮助、支撑的意思，和义和拳口号中的“顺”相比，可以看出带有从上俯视清朝国家而“扶助之”的傲慢的、能动性的色彩。后来清朝屈服于列强的侵略开始镇压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要打倒清朝。也就是说，戊戌变法未能超越的改良运动的界限，义和团则凭借其边缘性和大众性做出了尝试。

义和团从社会边缘部发动，试图唤醒中华世界，而另一方面，身处北方的人们拒绝从南方吹来的新时代之风。例如，天津的义和团把精通外国、多在租界工作的广东人等南方人称为“二毛子”而加以排斥。义和团还在每次战斗时制作“得胜饼”，此举来自清军在天津郊区击退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典故。

义和团标榜替天行道，对敌人无情镇压。他们强迫中国基督教信徒退教，违抗者不分老少一律处斩。

清朝宣战与北京笼城战

对义和团的活跃，列强公使们屡次提出抗议，逼迫清朝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做出决断。5月31日列强出于防备派出约四百人的军队送往北京（第一次派兵），清朝内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评价义和团为“义民”，北京的义和团势力进一步壮大。

清朝内部的亲义和团势力，试图利用义和团来打倒自己的政敌。他们的对手是“一龙二虎”，即光绪帝、李鸿章等，之后他们断送了五位大臣的性命。本来就缺乏领袖能力的清朝保守派们，不具备控制义和团的力量。

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增援部队从天津出发，16日清朝中央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了义和团问题。会议就把义和团看做“义民”还是“乱用邪术之乱民”争执不下，西太后言道：“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支持论占了主流。17日联军炮轰天津大沽炮台，西太后终下决心，21日谴责列强“无礼横行”而宣战。

位于紫禁城东南的公使馆区域居住了八百名外国人以及三千名来此避难的中国人信徒。西摩尔的援军由于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而未能前进，6月11日前往车站迎接的日本杉山彬书记官被清兵杀死。19日清朝勒令公使馆在24小时内撤出，20日开始进攻。

守卫使馆区的军队中有五十余名日本人，指挥官是柴五郎。他是戊辰战争中的败将会津藩士之子，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和妹妹，维新后被送往严冬的下北半岛度过了极其贫困的生活。历尽艰辛后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萨长阀势力滋长的军部作为情报将校崭露头角，义和团运动时担任大使馆附属的武官前往赴任。其兄是日本第一位写作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郎（东海散士），小说与朝鲜的暗杀闵妃事件有关联。

柴五郎率领的日本部队在这场战斗中大展身手。尤其是其军纪严明，统率到位，很好地保护、利用了中国信徒这一点，受到了列国公使的赞赏。柴本人也描述义和团道，“有武器之人甚少，仅挥刀枪之徒，大不足以为惧”。然而守卫部队担心的是武器、弹药和粮草的不足。西摩尔的援军受到义和团和清军攻击退回天津后，甚至有人因极度失望和疲劳而精神失常。

八国联军与北京议定书

义和团战争爆发后，列强各国出于各自的情况和考虑未能迅速采取行动。英国正值布尔战争之中，美国也为对付菲律宾的独立运动，无法向中国增派兵力。德国由于公使克德林被刺积极准备派兵，却苦于离北京太远。只有沙俄和日本有派兵的可能性，事实上，沙俄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向东北地区派出了六千名的兵力。

日本一面关注沙俄的动向一面准备出兵，然而由于三国干涉而放弃了旅顺、大连的教训，使日本对未能得到“列强一致同意”的行动保持谨慎。起初英国警惕日本派遣大军而掌握主导权，但随着北京使馆守军日益孤立，为防止沙俄扩大权益还是要求日本派兵。于是，长州阀巨头陆军大臣桂太郎在7月6日派出了八千名士兵。

在之前的临时派遣军出发之时，桂太郎激励司令官福岛安正道：“你此行是为了向列国付保险费。务必战死沙场。你率领的小部队就算全军覆没，也将给未来的日本留下伟大的功绩。”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加入列强队伍的机会，一心要宣扬其作为“远东宪兵”的存在感。福岛和柴五郎都是为实现明治维新以来的愿望的“保险费”即垫脚石。

福岛率领的先遣队于7月14日占领天津，八国组成的联军约两万人（其中一万日军及沙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军）从8月4日开始对北京发起进攻。清军的装备虽胜过甲午战争时期，却由于缺乏系统指挥未能展开组织行动，被各个击破。义和团据说虽然“士气高扬，英勇抵抗”，“给列国军队造成极大损失，出乎意料，敌人也感叹不已”，可在现代武器面前其实也死伤惨重。

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解放”了使馆守军。之后联军又展开报复性袭击和掠夺，日军也从清朝国库瓜分到四百万两马蹄银。一部分师团首脑因贪污部分钱款被发现而引起了所谓的马蹄银事件。

36 在八国联军的监督下，清廷官军处决义和团拳民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后，西太后任命长年从事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议和。联军攻入北京后，西太后乔装改扮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对她而言，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以来的第二次逃亡。9月14日，清朝改变态度下令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了无情镇压而得到了列强的欢心。然而，试图依靠“人心”而对列强宣战的清朝，受到了无法挽回其没落命运的巨大打击。

给义和团战争拉上帷幕的《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一直拖延到1901年9月。其原因是英国和沙俄围绕中国权益产生矛盾，未能协调各国的赔款要求。结果是，清朝要向列强支付庞大的赔款，即三十九年的年赋9.8亿两白银。而且承认北京的公使馆区域外可驻扎外国军队，以及到山海关的各个要地的驻兵权，为日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埋下了伏笔。

然而，《辛丑条约》和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相比，没有出现割让领土和取得新利权的要求。实际上，日本试图占领台湾附近的厦门，但由于英国等国的反对未能成功。谈判过程中沙俄要求割让东北三省，却由于被称为忠义军的义和团剩余力量的抵抗而失败。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官德国的瓦德西所言，“欧美、日本的任何一国，都不具备统治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众的智慧和兵力。割让乃最下策”。义和团以滚滚怒涛和巨大的牺牲，挽回了中国沦陷为殖民地的危机。

另一个义和团：中国人移民问题与抵制美货运动

日本人的义和团观和中国保全论

日本国内对义和团战争的反应，比甲午战争更为冷静。《万朝报》的随军记者堺利彦对战争表示怀疑，并由此开始接近社会主义、反对日俄开战。幸德秋水在高唱反战论的同时追究马蹄银事件，使长州阀的潜力新人真锅斌少将（第九旅团长）受到了辞职处分。

另外，饶有趣味的是《女学杂志》上刊登的青柳猛的论文《义和团赞论》。青柳是秋田县出身的自由主义作家，他的著作之一《恋爱文学论》曾受到过禁止发行的处分。他认为义和团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人和基督教的傲慢，日本抢夺台湾引起了列强瓜分中国，责任不可推卸。他评价义和团行使武力如同将强盗赶出家门，属于正当防卫，甚至发出“义和团志士们勇敢战斗吧”的声援。

虽然不像上面这么明确，当时日本有不少对列强的暴行表示愤慨的论调。其中还出现了以日本为中心，与中国联合对抗西方世界的亚洲主义论。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主张的中国保全论就是代表的例子。

东亚同文会是1898年为实现东亚的共同团结而成立的政策促进团体，与洋务派官僚刘坤一等人联合。1900年建成的南京同文书院不久搬迁到上海改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中心。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是后来成为首相的近卫文麿的父亲，主张“中国之危机即日本之威胁”，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他还在1900年9月结成国民同盟会，批评沙俄出兵东北是为了扩大利权，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东亚同文会的观点把中国的地位置于日本之下，日本处于领导立场来“改善”中国并导向文明，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虽然高唱日中的共存共荣，实际上却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成为走向1904年日俄战争的一股潮流。但是这种论调与中国提高对日本的关注相呼应，日中之间产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密切交流。也就是说，以义和团为契机，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产生共振，吹响了亚洲主义的曲子。

美国的反华侨暴动与黄祸论

下面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世界，华侨即中国移民的出国迎来了高潮。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朝初期郑和远征海外时，苏门答腊岛就有许多华侨居住。成规模的移民出现在18世纪，中国国内人口的激增加快了边境的开发，《北京条约》规定中国人可以合法出国，于是许多华侨远渡正逢淘金热的美国，从事金矿开采或大陆贯穿铁路的建设。

这些移民多半从事苦力贸易而被强行送出，为返还借下的旅费被迫从事受到束缚的严酷劳动。1860年在香港受到保护的107名移民证明说，他们被经纪人和士兵诱拐、施暴被迫出国，继而被卖给移民船。当然华侨中也有人出身比较富裕，接受亲友的援助自费出国的，移居后也利用故乡所学的商业、手工业技术获得成功。可以说这些华侨的成功经历左右了东南亚的经济。

但是，美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西部的贫困地区，从事价格低廉的非技术性劳动或体力劳动。被称为“猪花”的妇女移民，多数沦为娼妓。资本家很重视他们，却造成了爱尔兰移民下层工人的失业和工资降低。因此，1870年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各地出现了排斥中国移民的动向并发生了暴动。登陆的移民被咒骂、投掷石头，中国工人中甚至有受到围攻而致死的情况。

移民聚集的旧金山出现了唐人街，但是由于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上的差异，鸦片、赌博、卖淫等造成了人们对中国人的人种歧视。1882年，中国人移民限制法出台，规定未来十年中禁止中国人移民。之后法律进一步被强化，适用于华侨众多的菲律宾和夏威夷。1904年美国政府要求再次延长时，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37 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

这些对中国移民的歧视和迫害，造成了日俄战争后对日本移民排斥活动更加激烈。其理论基础是黄祸论，即流传在欧美的对黄色人种的警戒论。当时美国大肆宣传所谓的“西部变成黄色、南部变成黑色（黑人），白人将被挤到大西洋海岸”，加剧了美国原有居民的危机感。义和团之所以被称为“对文明之罪恶”而受到列强的强烈批判，正是他们在现实中接受了黄祸论的表现。

黄祸论中社会进化论的另一个侧面是关于白色人种优越性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和基督教负有“教化”有色人种的使命，当然这也成为中国反对传教士的原因。相反受到三国干涉的日本，与黄祸论相反提出了“白祸”。刚才所讲的“义和团赞论”和“中国保全论”就是在这种欧洲与东亚的文化摩擦背景中产生的。

对美国产品的抵制运动和民族主义

我们熟知的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传达了中国人移民美国后的困境。当然这部小说描写了黑人奴隶悲惨的命运，它的翻译者林纾等人，建议把该书当做理解同胞们悲惨现状的纪实文章来读。

38 梁启超

其次向中国国内传达中国移民受到排斥这一讯息的，是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梁启超。他在1903年为增加见闻远渡美国，翌年出版了《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人受到排斥的经过，批评人种歧视违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理念。他还介绍了夏威夷的记者陈仪侃提出的抵制美货的手段。

梁启超从1899年开始对夏威夷、澳大利亚的华侨展开勤王运动，乘清朝忙于抵抗义和团的空隙准备起义。虽然计划最终失败，但他与革命派孙文等各种势力接触，摸索如何进行合作。与把义和团看做西太后一派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评价它是“爱国行动，虽有勇无谋，君子同情之”。虽然他认为抵抗运动也应讲究文明，但如果抵制美货运动实现的话，将“成为国民对外思想发达的先驱”。

最初点燃抵制美货运动导火索的是孕育了众多美国移民的广东。1905年5月，广州的富裕商人调查了美国产品的商标，呼吁人们不要购买。广东籍的墨西哥华侨在上海的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自杀后，广东各地举行追悼集会，抵制运动扩大。运动扩大到上海、天津，上海的商人团体也达成一致不购买美国商品。

图二（一） 曾国藩
——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富厚堂

【化作南来之风的男人们】

在列强侵略日益加剧，面临亡国危机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南来之风。即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湘军领袖曾国藩、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革命根据地创立者毛泽东。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激烈对立，但在从以南方边地为起点，寻求振兴中国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在此，让我们来寻访一下这些拉开中华复兴之幕的男人们的故乡。

图二（二） 曾国藩
——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富厚堂

图三 洪秀全
——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官禄
村

图四 孙中山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图五 蒋介石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图六 毛泽东
——湖南省湘潭县（今韶山市）韶山冲

镇压义和团立功而成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期望美国出面调停收回日俄战争战场的东北地区，害怕与美关系恶化而试图中断抵制运动。8月，清朝也下令禁止抵制运动，采取限制集会、镇压宣传运动的报纸等措施，然而天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仍然热烈地支持运动。

同年（1905年），持续了大约一千年的官吏录用考试—科举制度被废除，精英们被切断了仕途，开始思考“为何而学”的新意义。于是他们提出“为国”这一民族主义口号，寻求作为知识分子而被认同。

美国经济的景气增加了美国商品的进口，抵制运动未能取得成果便结束了。在中国移民限制法的期限延长问题上，也未能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通过这场运动，中国首次在救助海外同胞的目标下，实际感受到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整体性。知识分子们通过变法运动摸索着的、下层民众通过义和团运动吐露出的民族主义，终于清晰地显现出轮廓。以学生等知识分子为中心呼吁抵制运动这一形式，在之后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也被长期继承下来。

第四章

大清帝国的黄昏

——末代皇帝与辛亥革命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和日俄战争

一百年前的日本留学热

今天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一定能听见外语，特别是汉语对话。池袋和新宿等地的闹市区别具唐人街的风格，连日本的唐人街老字号横滨和神户都要稍逊一筹，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或居住，而恰好一百年前中国也掀起了留学热。当时被称为“清国留日学生”。

20世纪初的这批日本留学生中，包括不少以后领导中国的优秀人物。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原名周树人）就是其中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也曾经留学日本。变法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等人曾在日本活动，革命派的孙文也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等，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的摇篮。从本书的视角来看，日本比起广东和外国租界，地处更为遥远的东亚世界的边境，更能保有使中国重生的能量。

然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与当代的留学生一样对日本的习惯感受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对日本的文化有各种看法，日俄战争时则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这种现象现在仍多存在于亚洲留学生当中，不得不说其根源深厚。

下面就把一百年前他们的足迹，当做折射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来观察。

派遣留学生与日本冲击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正如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培养担任改革的人才留学很有效果。日本被选为留学国家的最大理由是，为引进欧洲的学问、技术而以日本的经验为参考。而且，清朝由于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而难以维持体制，而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的欧美各国更能够放心地派送留学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取得的学位逐渐可以替代科举获得的功名。起初只有十几名的日本留学生到了1905年增加到8 000名，1906年则急剧增加到12 000名。

来到日本的留学生，由于日本和中国生活习惯的差异受到了冲击。首先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日本饭菜，某留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吃饭只有“一菜一汤”（中国一般为三菜一汤，三样菜和汤）太寒酸，淡而无味，虽勉强接受生鱼片，却实在不合口味。生鱼片至今仍不太为中国人接受，其他的如生鸡蛋、生萝卜（腌萝卜）、冷饭（便当）、发酵的大豆（纳豆）等都被敬而远之。而且饭菜的做法和招待标准日中两国也不同，日式的宴席把盘子放在地上（不使用高桌），没有荤菜等也是不受青睐的理由。结果很多留学生还是往返于中国菜餐厅。

39 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
（1909年 东京）

然而中国留学生最感到惊讶的是日本传统中保留的古代中国习俗“唐代遗风”，与欧洲文化融合的近代日本的风貌。

首先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古典中才能见到的食（现代汉语为吃）、饮（喝）、犬（狗）等汉字在日本日常使用，街角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吴”国命名的“吴”服屋，似乎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特别是对于不满清朝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们而言，保留了“260年前的我大汉民族”的传统的和服（他们起码这么想），成为煽起他们反满情绪的绝好材料。甚至有的留学生把清式服装称为“胡服（野蛮人服装）”而撕毁。

另外，对接触到日本近代的一面的留学生来说，对女子教育所代表的国民教育的普及感到新鲜。有的留学生感叹“欢笑”着在街上行走的女学生，比起缠足在家闭门不出的中国女子仿佛昭示着女性已走向社会。1900年后开始派遣女留学生，著名的妇女革命家秋瑾就曾在实践女学校的速成班学习。日本到处都有小学，义务教育就学率之高震惊了清朝的考察团。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兴建小学，就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政治矛盾。

为寻找改革出路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例如，1902年，讲道馆创始人、《姿三四郎》中矢野先生原型的嘉纳治五郎成立弘文学院，致力于接收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嘉纳以儒教为中心从事留学生教育，他的学生鲁迅被叫去参拜汤岛圣堂的孔子，后来他回想道：“对孔子感到失望才来到日本，又要去参拜，有一段时间心情很别扭。”

嘉纳治五郎还劝诫热衷于革命运动的留学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发生战乱，“必将分裂”。留学生们却认为，嘉纳的“和平主义”只会助长“统治者的腐败”，必须要有“外国人的干涉”。嘉纳倡导亚洲的大同团结，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年轻敏感的留学生们却对这种亲华的明治知识分子的传统主义感到不满，对他们潜意识中抱有的对现实中国的歧视思想提出反抗。

留学生的反清与反日

中国留学生通过日本生活的经验接触近代价值，痛感到有必要改变中国。他们首先做的便是剪掉被外国人嘲讽为“猪尾巴”的发辫。

无须多言，发辫是来自满族的习俗，立志推翻清朝的天平天国将士都蓄着长发。清朝考证学的名家、“学问革命家”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剪去长发以示排斥满族，而同样剪去发辫的鲁迅则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不方便”。对很多留学生来说，发辫象征着中国的落后，如果换成行动方便的发型，日本式的富国强兵就有可能得以实现。

40 陈天华

然而，清朝对于留学生剪去发辫的行动感到不快。甚至警惕他们转向于革命运动，开始通过日本政府来取缔留学生。1905年日本颂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要求中国人就学的学校监督他们在校外的活动，不接收在其他学校受到退学处分的留学生等。对以上措施，留学生们表示反抗，以“日本政府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为由结成同盟罢课。当时的《朝日新闻》将此事恶意报道为“清国人的放纵卑鄙”，革命派活动家陈天华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2000名留学生同时回国以抗议日本政府。

日清两国政府的态度将留学生逼上了反体制的方向。日俄战争的影响更坚定了他们反清、反日的决心。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三省权益而引起的战争。起初，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提倡日俄协商论，摸索共存的途径，但是，与沙俄争夺中国权益的英国想借助义和团战争中受到好评的日本军事力量，于是在1902年与桂太郎内阁结成了日英同盟。随着近卫笃麿的国民同盟会、国家主义者头山满的对俄同志会的成立，国内舆论转向了主战论。

在这种形势下，1903年4月，留学生们在东京成立了拒俄义勇军，抗议义和团战争时出兵的俄军霸占东北地区。得到日本公使通报的清政府认为该运动是革命派策划的，解散了上海、北京召开的反俄集会。留学生由此认识到清朝毫无前途，转身投向革命。

日俄开战的消息传来，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把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代表而加以支持，并为日本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随着日本屡次战胜，他们发现日本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某留学生在列车上遇到出征的士兵，被骂成“我们为了中国而战，竟然不知羞耻来留学！”。还有人被路边的日本人往身上扔石头。

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在著名的旅顺203高地之战中的战亡人数达59 000人，而1905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中未能获得赔款，愤慨的人们发起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很多人把眼睁睁看着国土成为战场而标榜“局外中立”、束手无策的清朝被看做“东亚病夫”，用对中国留学生傲慢态度，来弥补未能得到满足的战胜情绪。

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野心更加露骨，进一步加深了留学生的反日情绪。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日本人的小孩到留学生家里玩。小孩看到房间里的中国地图便说，“这里将来也是日本”。留学生吃惊地问他为什么，小孩说，“老师说支那人懒惰将灭亡，灭亡了支那就是日本的了”。当时日本的小学教授沙俄、中国的“敌国情况”，留学生对日本社会这种把对中国的敌意教给孩子的狭隘器量感到深深的失望。加上日美在南满洲铁路的共同经营问题上出现对立，使留学生们明确认识到日本已站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前列。

1907年开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减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3 000名留学生回国。之后虽然也得到继续，但是日本留学潮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初民间展开的日中友好，虽有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善意和努力，却未能取得成果。

孙文的出现和日本

孙文的生平和洪秀全

这时辛亥革命的领袖孙文出现了。他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现在取自孙文的字号而命名为中山市）。这里离澳门很近，容易受到欧洲的影响，洋务运动时的活跃分子容闳和郑观应就在此出生。而且孙文最初的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广东出身的同乡，可以说他是以广东为震源中心的新时代的宠儿。

评价孙文时重要的一点是，他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共同点。孙文和洪秀全一样，都是客家出身，孙文父亲也穷到除了农活外，要出去做鞋维持生计。当时的广东还残留着太平天国的影响，参加叛乱的老人叮嘱孙文“要成为第二个洪秀全”。

41 孙文

孙文和洪秀全都因客家重视教育的习惯而热心于学习。1878年，孙文在成功的华侨哥哥帮助下前往夏威夷，毕业于火奴鲁鲁的普纳荷学校。1892年，他在香港的西医书院（如今的香港大学医学部）成为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与洪秀全屡次在毫无指望的科举考试中遭受挫折相比，孙文的时代在学校问题上多了选择的余地。孙文本身性格乐观，更丰富了他国际化的视野。

第二个孙文和洪秀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孙文在夏威夷接触了新教，1883年在香港接受了洗礼。孙文年幼时的好友陆皓东、学医时期名为“四大寇”之一、并一同讨论革命的陈少白、和孙文秘密成立三合会的桥梁人物郑士良等人，都是在香港教会学校学习的教徒。

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把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的先锋，直到现在也不愿意触及这一事实。然而在当时的外国人居住区香港，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是对中国人开放的近代世界的窗口。有一天，孙文对囚禁人们的传统习俗感到厌恶，就像洪秀全的偶像破坏运动一样，毁坏了庙里安放的神像，并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神仙，又怎么能保护别人”。年轻的革命家们通过吸收异文化的欧洲思想、宗教，具备了打破既有价值观的批判精神。

兴中会成立与广州起义

孙文在从夏威夷的回国途中，对清朝官吏的受贿行为感到愤怒，中法战争的失败又给了他打击。然而他开始为革命行动起来，是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洪秀全是在中国内地的边境广西准备起义，而孙文则是在中国移民的新垦地、度过自己青春期的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

当时夏威夷的夏威夷王朝被美国移民歼灭，他们限制亚洲移民，对中国人的排斥很厉害。大约四万名中国移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并把遥远的祖国的命运和灭亡的王国命运联系起来。同年11月，二十余人参加了兴中会会议，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推翻清朝、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

孙文在夏威夷筹集资金后，1895年1月回国准备武装起义。他与香港激进派知识分子沙龙“辅仁文社”联合，通过郑士良对三合会开展工作。起义时间定在10月26日，由各地的三合会军同时进攻广州。并在陆皓东的提议下，制作了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青天白日旗”。

然而，计划事前被泄漏给清朝，起义失败。被动员的三合会会员对革命一无所知，在恐慌中投降清军。孙文等人艰难地逃往香港，陆皓东被捕后遭到杀害。可以这样说，比起在中国社会底层低调传教、秘密筹划起义的洪秀全，城市的新兴精英们最初的起义计划显得过于轻率。

孙文由此受到通缉，他的首级被悬赏1 000元，孙文开始为了革命而奔走世界。

与宫崎滔天的相遇

孙文之所以世界闻名，源自伦敦发生的一件事情。1896年从日本途经夏威夷、美国来到英国的孙文，10月在路上遇到广东同乡而疏忽大意，被抓到清国公使馆囚禁起来。眼看就要被遣返回国，以谋反罪名处死，这时香港西医学院的英国人教师康德黎救了孙文。他向英国政府和报社反映了政治犯受到不正当的监禁。事情闹大，公使馆判断无法将孙文悄悄遣送回国，只好两周后将其释放。

于是作为革命家而出名的孙文为了充电前往大英博物馆，邂逅了博物学家南方熊楠，感到相见恨晚。就像现在我们到欧洲留学，也会和亚洲的留学生比较容易亲近一样。南方熊楠对德国强占胶州湾感到气愤，并抗议馆内的人种歧视等，作为亚洲人让人敬佩。孙文一定和他讨论了如何把中国从列强的瓜分下解救出来。

然而，孙文和日本人的交友并不是第一次。在准备广州起义时，他与在香港经营照相馆的梅屋庄吉相识，受到他的资助。然而，在与孙文有深交的众多日本人当中，孙文最信任的人是宫崎滔天（原名寅藏）。

宫崎滔天出生在熊本的乡士家庭。大哥八郎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加入了西乡隆盛率领的萨摩军而战死。二哥民藏致力于土地改革。滔天和三哥弥藏则向往中国的改革，弥藏在横滨一边工作、一边留着发辫学习汉语。不久，弥藏结识了逃亡日本的孙文的战友陈少白，1897年8月，孙文来到横滨后，滔天便前来拜访住在陈少白家中的孙文。

42 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左三）
等合影

宫崎在著作《三十三年落花梦》中回忆，刚开始觉得孙文气魄不足而感到不满。然而孙文一谈到革命的话题，滔天便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孙文认为虽然有人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野蛮之国，然而共和制正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理想。现在的中国由于清朝的暴政而衰落，然而在其统治不及的偏远地区，居民自己推选长老，实行自卫和自治。如果出现豪杰之士，迅速推翻清朝实行善政，中国定能重新站起来。这不仅是救了中国四亿民众，也为亚洲的黄色人种雪耻。孙文说完后不带丝毫畏惧。宫崎听后对以貌取人的自己感到羞愧，感叹道“是诚东亚之珍宝也”。

孙文在这里提到的欧洲原有的共和制乃中国自古以来的理想，这在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和洋务派官僚对欧洲的认识上也可以看到。边境的自卫和自治，是指广东兴起的同族团体组成的宗教。孙文的革命论要把中国周边高涨的要求自立的能量，注入衰退的中心。他主张，如果中国可以重生，就可以击退“黄祸论”所代表的欧洲对亚洲的蔑视。

宫崎滔天为孙文所倾倒的另一个理由是，宫崎也是基督教徒。他虽然外表豪放，但其实是不平士族出身。不仅是对革命，孙文对妇女也很热情。他虽然在故乡已有父母指定的妻子，但却在日本与两位女性交往并有了孩子。

两广独立计划和惠州起义

与孙文产生共鸣的宫崎，把孙文引见给日本的政治家们。首先接触的是后来因承认“满洲国”问题而中弹身亡的立宪政治家犬养毅，他与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商量后让孙文住在东京。孙文还和被誉为“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玄洋社的中心人物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的创建人内田良平等人交往。这些人支持孙文的意图在于利用他侵略大陆，之后孙文便把日本作为革命活动的根据地，称之为“第二故乡”。

孙文下一步的活动是，支持和夏威夷一样拥有众多中国移民的菲律宾独立运动，把广东、广西从清朝的统治下分离的两广独立计划。对菲律宾革命的支援，由于装载武器的船只沉没而未能实现。两广独立计划以孙文就读医学校时期的教师、后任香港总督的卜力为中心，广东豪商刘学询、甲午战争失败后被贬职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参与其中。然而，因义和团战争后，需要与列强交涉议和条约，李鸿章再度回到中央政界，这场计划遭受挫折。

之后的1900年10月，孙文命令郑士良在广东惠州策动了三合会起义。孙文先于9月前往台湾会见总督儿玉源太郎，要求武器援助。8月乘义和团战争之际出兵厦门等地对大陆抱有野心的儿玉，同意在孙文允许日本占领厦门的条件下实施援助。于是郑士良等人从惠州向厦门挺进，然而，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博文内阁担心日本的权益扩张会导致列强的反对，禁止对孙文提供援助。孙文试着另外筹集武器，却由于武器质量低劣，起义遭到了失败。

惠州起义是与日本人、特别是与军部有关的典型事例。孙文也觉察到日本的侵略意图，然而为了推翻清朝，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之后，孙文仍不断在华侨中间筹集资金，在两广一带策划武装起义，被称为“孙大炮”。

另外，青森出身的山田良政在惠州起义中战死。

革命派的成长与中国同盟会

激进派留学生与孙文

孙文与宫崎滔天结识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后被中国通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逃亡日本。两人都是出身广东的同乡，但在科举精英康有为眼中，留学国外的孙文不过是“不学无术”之徒，孙文也以康有为乃“腐朽之儒”而感到厌恶。梁启超在这点上比较灵活，一段时期内主张激进与孙文接近，不久便遭康有为训斥前往夏威夷，两人的关系断绝。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回到横滨，找到了革命的共鸣者。这些广东出身现居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们，于1910年为抵抗法国侵略广东成立广东独立协会，曾要求孙文帮助。

1902年，以章炳麟为中心的激进派留学生们，为纪念被清朝灭亡的南明政权，计划四月在上野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邀请了孙文。该活动是中国留学生的首次大集会，却由于清朝公使的通报，日本警察出动驱散了留学生。当时抵达会场的孙文则装成了毫不知情的餐厅客人。

如上所述，孙文与中国留学生开始合作的背景中，介绍孙文足迹的宫崎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被日本的报纸连载，并被留学生们阅读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之前孙文由于被贴上谋反者的标签，留学生对其评价并不高。孙文自己也称留学生为“口舌之徒”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1903年，孙文为重建因梁启超的勤王运动而有所动摇的夏威夷兴中会，前往火奴鲁鲁，之后又到辗转美国、欧洲宣传革命。

革命派的成长

同年5月，四川出身的日本留学生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成为超过100万部的畅销书。他认为革命才是贯穿世界的进化法则，中国要在20世纪生存就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主张中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除去这种奴隶的根性。他还呼吁学习独立战争胜利的美国，驱逐满洲皇帝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中华共和国，并在末尾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革命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了会觉得头晕”，上海租界发行的杂志《苏报》对它作了介绍并高度评价。然而6月《苏报》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为该书作序的章炳麟被捕，邹容自首后病死狱中。同一时期，从东京蔓延到中国国内的反俄运动受到镇压，拒俄义勇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活动重点转移到推翻清朝上。

43 邹容

44 《革命军》封面

局势变化下，广东以外的地方也开始了革命运动。其中之一是变法运动据点的湖南，1903年11月，军国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中国的西乡隆盛”黄兴、后来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中自杀的陈天华与头脑清晰的秀才宋教仁一同成立了华兴会。此时黄兴主张，革命手段仿效太平天国那样，先取得某个省，建设能使其他各省响应的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和秘密组织哥老会的首领在深山洞窟中悄悄见面商议此事，准备1904年11月在长沙起义，后来由于计划泄漏，他们只好逃往日本。

革命派的另一个根据地是浙江。核心人物是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他虽中了进士，却对清朝失望而参加了革命运动。1904年10月，他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为母体，和日本留学生陶成章等人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受到了尚在狱中的章炳麟和沙俄无政府主义的很大影响，其特点为强烈的反满主义和恐怖主义。而且浙江的加入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抗拒中国科举时代的所谓“读书就能当官”这一常识，革命成功后淡泊功利，不追求荣华富贵。

45 黄兴

蔡元培和陶成章在1907年准备武装起义时被捕，被杀害的女革命家秋瑾也是绍兴出身的光复会成员。出身绍兴的鲁迅也是成员之一。他的小说中描绘的绍兴是安宁的农村小镇，然而这里绝不仅仅是老酒的产地。这些革命团体受到同乡网络支持的这一事实，给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孙文从欧洲前往日本。这期间孙文在以往的民族主义上，加上了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即土地所有权），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他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感受到亚洲各地独立运动的势头。而且，通过和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们的接触，来到日本的他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文到了横滨后立即和宫崎滔天联络，7月29日和华兴会的首脑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见面商议联合革命势力。第二天，包括光复会成员在内的七十余名革命人士在东京的内田良平家集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接着，8月13日黄兴等人召集东京的留学生召开了孙文的欢迎会，一千多名留学生聆听了孙文名为“中国决不会沦亡”的演讲。20日，在余热未烬中，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孙文被推选为总理。

46 男装打扮的秋瑾

如今无人会怀疑中国同盟会成立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正因为重大，那时出现的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首先经常被提出的是，三民主义被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这一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孙文指出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憎恨所有的满洲人，而是为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权力。但是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持有强烈的汉族中心思想，辛亥革命后高唱的“五族共和”口号也有浓郁的蔑视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的色彩。

其次，在民生主义中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平均问题上，是由于孙文在欧洲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感到疑问而提出的，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另外，中国同盟会的外交方针中承认之前中国和列强签订的条约均有效，并保护外国人的既得权益。本来的意图是为了排除推进革命时列强的干涉，其结果却使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姿态弱化。

中国同盟会中的孙文

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即认定孙文为何种领袖，以何种方针来策划多种革命势力的大同团结。

当然，从革命运动的经验而言，无人胜过孙文。然而孙文也被评价为“失败的英雄”，也就是屡次发动起义均遭受失败，却不放弃革命。因此，中国同盟会特意召开了孙文的欢迎大会，强调他是难得宝贵的领袖。宫崎滔天等孙文的铁杆拥护者们甚至怀疑道：“革命成功的话，先生（孙文）要当皇帝吗？”

而孙文也有作为“世界有名的革命家”的自尊心，行为独断。这一点体现在1907年发生的关于中国同盟会会旗的内部纠纷，黄兴提议效仿均分土地的井田制的理想、采用“井字旗”。

然而对孙文而言，革命的象征只能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孙文与黄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怒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而黄兴则一怒之下宣布要脱离中国同盟会。

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孙文身上，洪秀全也被称为“天王只说天话”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即使是年轻时就接受欧式教育、树立“从前是英雄革命，今后是国民革命”这一理想的孙文，宋教仁仍评论他为“（孙文）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未能脱离中国自古而来的专制帝王的传统。

寻求救国之路

梁启超和中国同盟会的论战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民报》，致力于宣传革命理想。核心人物是孙文新的助手胡汉民、之后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建立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字精卫，本书均作汪精卫）、陈天华等人，不久后出狱的章炳麟也作为主笔加入。

《民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梁启超主导的《新民丛报》。1906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国民没有能力实行议院政治，只有日本成功的开明专制才适合，于是两者之间开始了争论。而且，梁启超还主张，反满革命只是一种报复，如果发生内乱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

对此，《民报》反驳道，民族革命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朝的反抗，在不指望他们进行改良的现实下，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社会。比起列强，中国国内争夺霸权的各种势力更可能使中国分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只能“通过革命创建国民政府”。

就在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相持不下时，由于梁启超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上而不了了之。然而，由于这场论战，创刊时只有三千份发行量的《民报》增长到四五万份，直到1908年被日本政府禁刊时，《民报》一直都拥有大量的留学生读者，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与内部纠纷

除此之外，革命派还进行了很多争论，其中产生严重对立的是围绕中国同盟会内部的革命战略的争论。如前所述，孙文提倡首先争取故乡两广地区独立的边境革命论，然而来自出生在长江流域的人们组成的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们却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广地区太靠近南部，即使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而且，接近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列强殖民地，如果发生事件的话会成为侵略的借口。

反对两广革命的人所提倡的革命计划则看重长江流域、特别是重视作为战略据点的武昌。事实上，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首都并发展为全国运动。最后辛亥革命的实现也验证了这一计划。起初长江革命论就带有强烈的反对孙文独断专行的意味，1907年长江上游出身的同盟会会员一百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后，形成了独立行动的性质。

当时还出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革命论。这一革命计划是基于法国等欧洲革命发生在首都这一事实上的，然而在警戒森严的北京革命派难以展开活动，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期待市民的起义，取代它的策略是对要人们实施暗杀来搅乱首都。1905年9月，成员之一的吴樾在北京站向准备出发前往外国考察宪政的清朝五位大臣投掷炸弹。然而这一行动虽然很大地影响了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却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表面化，体现在1907年3月孙文迫于清朝压力离开日本这一内部纠纷上。起因是日本政府寄来饯别的资金，以促使他主动离开日本。孙文把一部分用作《民报》的经费，剩下的全部投入到5月以后广东发动的武装起义。

然而孙文的这一行为，被反对边境革命论的同盟会成员们视为自作主张。尤其是孙文汇报的金额少于实际到手的金额一事暴露后，章炳麟和宋教仁指责他被日本政府收买。章炳麟在盛怒之下撤掉了《民报》社张贴的孙文照片，并要求他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一职。他还印刷了批评孙文的宣传册在东南亚散发，1910年和陶成章恢复了光复会。孙文与黄兴等人在河内、新加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中国同盟会却由于内部纠纷而陷入了分裂的局势。

光绪新政和张謇的立宪改革

孙文等人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期间，清朝也并不是纹丝不动。义和团战争后的1901年，首次乘坐火车回到北京的西太后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开始着手被称为光绪新政的改革。这场改革的中心是行政组织的改编、军队近代化、产业振兴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两年前自己亲手扼杀的变法运动内容的复活。

光绪新政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正规军的近代化，由六个师团组成北洋新军。中心人物是李鸿章的部下，带领德式部队武卫右军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由于义和团战争曾是对手的军官或战死或受罚，袁世凯一肩担负起军队近代化的任务。1901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作为其后任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朝政府最大的实权者。

创办新军时，袁世凯禁止虚报兵力和中饱私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他还将西太后赏赐的四千两白银分给将士，不忘施以恩惠。因此，新兵对袁世凯忠诚到“知道袁而不知道皇帝”。光绪帝从戊戌变法后便受到囚禁，痛恨背叛变法派的袁世凯。但是，新政的军制改革，反而强化了掌握清朝命运的袁世凯的政治资本。

另外，在产业、教育振兴和政治改革领域取得成果的是张謇（江苏南通人）。他出生在农家，1882年作为淮军幕僚奔赴朝鲜任袁世凯的教师，后谴责袁的投机主义而与其绝交。1894年张謇参加进士考试中了头名状元，却由于父亲之死未任官职，返回故乡致力于地方社会的发展。

南通位于长江北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先进地带来看属于贫穷的“江苏省边境”。1896年张謇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会面，受委托设计棉纺织工厂。他立志“实业救国”，在南通的唐家闸建立了大生纱厂。

这家工厂是不依赖外国资本的民族资本企业的先驱。采取由当地精英主导的“绅领商办”的经营方式，排除了官僚的中间剥削这一洋务企业的缺点。数年后经营稳定，张謇又开垦黄海沿岸的荒地种植棉花。1902年，他又倡导“教育救国”，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还成立小学和中学致力于教育的普及。

1903年4月，张謇访问日本，考察了大阪劝业博览会等各地的产业、教育设施。他对北海道的开拓非常感兴趣，看到山东出身的中国农民在札幌取得成功而深受感动。张謇在教育方面还关注小学和幼儿园等的初等教育，还和关照中国留学生的嘉纳治五郎见面。

47 张謇

张謇访日后痛感要杜绝中国的“病根”必须刷新政治体制，实现宪法基础上的议会政治。1904年6月，张謇翻译日本宪法提交朝廷，并和张之洞商量撰写请求制定宪法的奏章。另外，他还寄信给兼铁路、商务、电政等大臣统治中央政界的袁世凯，劝他“实现君主立宪制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

对此，清朝派出五位大臣前往欧洲、日本考察宪政，1906年9月以“永久稳固君权”为目标开始准备制定宪法。张謇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早日制定宪法，1907年，清朝成立了咨询机构资政院（中央）和咨议局（地方）。1908年9月，公布了参考日本明治宪法制定的宪法草案《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九年以内召集国会。

以张謇为领袖的立宪派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却突然遇到了变化。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支持新政的政治权力变成空白。之后立宪派虽然继续活动，清朝首脑内部却无人能替代平衡感超群、掌权把舵的西太后。他们把早期开设国会和要求实施内阁责任制的立宪派的举动看做是汉族地方精英夺取权力的计谋，1911年5月成立了以满族人皇族、贵族为中心的皇族内阁，使人们深感失望。关系到清朝存亡的光绪新政就此失败。

清帝国的黄昏与辛亥革命

宣统帝溥仪的生平

现在我们来看看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末代皇帝，即宣统帝溥仪。他原名叫爱新觉罗·溥仪，生于1906年。其父是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其母是戊戌变法中镇压变法派、得到西太后信任的荣禄之女。

根据后来溥仪描写传奇人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述，他的出生缘于西太后强烈的意志。义和团战争后载沣作为谢罪使节前往德国，作为皇帝的弟弟受到尊重，这一点使西太后感到不安。为了安全她决定让载沣和自己的忠臣荣禄联姻。也就是说，溥仪是宫廷司空见惯的政治婚姻的结果。

和电影《末代皇帝》中描绘的场景一样，溥仪只见过西太后一次。1908年11月，七十四岁的西太后患赤痢病倒，13日指定两岁的溥仪为皇太子，命令载沣为摄政王。面对突然的圣旨全家惊慌不已，溥仪立即随乳母进宫参拜西太后，由于怯场哭泣，西太后感到非常不快。

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关于死因有各种猜测。前些天只是感冒，服药后病情反而恶化。有人说“毒杀”他的犯人是另有拥护皇帝计划的袁世凯，也有人说是不允许皇帝比自己长寿的西太后。溥仪继位后西太后作为太皇太后隐退，仍旧可以随意操纵载沣。15日，西太后也离开了人世。

西太后死后半个月的12月2日，举行了宣统帝即位大典。新皇帝坐在寒冷的太和殿上，接受文武百官没完没了的叩头朝拜，后来终因无法忍受而大哭起来。其父拼命安慰道：“不哭不哭，马上就完了。”听到这话的大臣们都议论这是不是暗示了王朝的前途。

作为一个人来说，溥仪可以说是在孤独和虚伪的环境中长大的不幸的孩子。他从懂事起就没有体会过父母的温情。而且作为皇帝度过的日子里，幼小的心灵滋长了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

例如有一天，溥仪和弟弟溥杰玩捉迷藏，看到溥杰的袖口上使用了象征皇帝的黄色，突然发怒。溥杰一下子退回到臣子的身份，其妹不禁哭了起来。溥仪回忆自己经常虐待太监，乳母教给了自己做人的道理。刚才提到的孙文的独断态度也是这一体现，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压抑体制重新产生了专制君主。

宫廷内奢侈的用餐也象征了皇帝生活的虚伪与浪费。溥仪的饭桌上总是摆有三十多种菜，西太后则有一百多种，需要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准备。这些菜都事先由太监品尝确认无毒，然后排成队拿到皇帝面前，他却从来没有自己拿筷子夹过菜。实际上，皇太后们吩咐自己的厨子做好饭后送到溥仪处。所谓“满汉全席”也是显示皇帝规格的形式。

摄政王政治与铁路国有化问题

溥仪在自传中写道：“我糊里糊涂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退位。”他眼里的父亲载沣虽是摄政王，却优柔寡断。

48 溥仪（右）与父亲醇亲王载沣和
弟弟溥杰合影

宣统帝父子面对的政治问题是，对握有强大实权的袁世凯的处置。西太后1907年把袁世凯编入军机处，试图取消他的北洋新军的统率权。载沣想为其兄光绪帝报仇杀掉袁世凯，而与袁关系密切的庆亲王奕劻威胁说，“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为了阻止他，想尽办法，最后以腿病为由让袁世凯返乡。

1910年3月中国同盟会会员汪精卫潜伏在北京，计划暗杀载沣。行动未遂，皇族善耆善待被捕的汪精卫，被暗杀的对象载沣也赦免他为无期徒刑。实际上，日本给他们施加了压力，不承认汪精卫死刑，因此最终也未能将其处死。

载沣的政治连续经历了劳神和失败，各地又不断发生抗税和抢米暴动。当然，这些多是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的赔款与光绪新政下入不敷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都是他的责任。载沣等人犯下的致命失误，其实是刚才提到的皇族内阁的成立和铁道国有化问题。

早先张謇等民族资本家们，在抵制美货运动的民族主义高涨的形势下，展开了从列强手中夺回被掠夺的铁路主权和矿产主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其代表是1904年美国转卖给比利时的粤汉线（广州—汉口）修建权，沿线地区的精英们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作，1905年8月以675万美元购回。之后又继续努力回收各地的铁路修建权和矿山开采权，各省都成立了民营的铁路公司。

可是，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上任后，1911年5月，推出了干线铁路国有化的政策。目的是以铁路修建权作为担保从外国贷款，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自治势力的控制。特别是刚刚回收的粤汉线和川汉（成都—汉口）被纳入其范围时，湖南、广东、湖北等地的股东和学生们召开集会要求继续民营。

其中四川的反对运动尤为激烈。6月，成都召开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大会，2 000余名参加者大骂盛宣怀是卖国贼，打出“保护铁路”的口号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8月，清朝强行接收铁路公司，保路同志会举行罢工，并拒付租税予以反抗。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拘留了保路同志会和铁道公司的首领们，并对来到成都总督衙门示威、要求释放被拘者的一万名群众开炮。

这种忤逆人们感情的强压性态度，结果使原本勉强支持清朝的立宪派也走上了革命派的道路。收回利权运动原本针对列强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转向清朝。

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起义

四川的保路运动中有数名来自中国同盟会的成员。他们乘此机会开始准备武装起义，8月在资州与哥老会的首脑建立了保路同志军。9月，成都事件发生后，他们把消息写在大量的木片上，涂上桐油放入河中，顺水漂流，通过这种“水电报”的方法呼吁起义。各地的哥老会与此呼应，四川陷入了内乱状态，然而保路同志会却未能占领成都。

这时，革命派本家的孙文仍旧在两广边境重复着鲁莽的起义。特别是1911年4月广州的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事件，并有占领两广后进军南京、北上攻占北京的“北伐”计划。然而起义前计划泄漏，当局下达戒严令进行搜索。黄兴率领120多名士兵攻击两广总督衙门，却遭到清军的埋伏死伤惨重。

中国同盟会的北伐计划因此泡汤，但是南部吹来不同于孙文思想的新时代之风开始吹进长江流域。由于饯别金问题与孙文产生对立的原华兴会的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同盟，独自推行长江革命论基础上的起义计划。湖北武汉也设立共进会分会，武昌成立了借文学研究为名的革命团体文学社。文学社对新军将士开展工作，发展了5 000名会员。

而湖北受到5月后铁路国有化问题的影响而局势动荡。四川的保路运动演变为内乱后，驻扎在武汉一带的新军部队被调往四川。共进会和文学社9月召开了共同会议，决定在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公历为10月6日）发动武装起义。之所以选择中秋节这天，起源于元末汉人为推翻蒙古人在这天同时起义、在月饼中藏入秘密信函通知大家的传说。

之后起义的准备未能取得进展，计划延期。10月9日，汉口俄租界中革命派的宣传站发生了制造当中的炸弹突然爆炸的事件。租界警察闻讯出动，没收了革命派名单，并通报了清朝当局。革命派立即准备起义，总司令部却遭到了清朝警察的摧毁，二十余名领导人被捕。10月10日，对革命派的搜查仍在继续，陷入困境的新军将士于晚上7时左右袭击了武昌城里的武器弹药库。武昌起义爆发。

49 武昌起义
升起革命军旗帜的湖北军政府

革命军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澂迅速逃亡，10月12日清晨革命军控制了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然而此时，共进会等的领导人多被杀害或在逃亡当中，宋教仁、黄兴也未抵达武昌。而孙文还在地球另一侧的美国访问，在丹佛的饭店一面吃早餐一面得知了“革命军占领武昌”。他虽然对这场违反自身意愿的革命感到焦急，却仍然继续着为筹集革命资金的旅途。

袁世凯重新上台与清朝灭亡

这场领导人缺席的起义获得了成功，革命军在10月11日开始准备成立湖北军政府。他们推选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掌管民政、军政的都督，曾是立宪派机关的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政务部长。军政府宣布从清朝独立，进一步扩大革命军队伍，并向汉口的外国领事们说明革命的目的，以保护列强的既得权益为条件要求他们不得进行武力干涉。

湖北革命成功和独立的消息，立即遍及到中国全国。各地的革命派和新军、秘密结社团体、学生发动起义，10月22日以湖南、陕西为首，到11月初为止共有十三个省先后宣布独立。对清朝失望的立宪派和清朝的地方官员也加入进来，11月11日前往武汉镇压的清朝的海军部队也在九江投靠了革命派。

北京的摄政王载沣，在节节败退的战报前束手无策，这时奕劻提议再次起用袁世凯。当时宫廷有人担心，“袁世凯是第二个曹操”，即像曹操在平定黄巾之乱后灭了东汉一样，袁世凯对清朝来说是个危险人物。但苦于没有其他办法，10月底清朝任命袁世凯为全权钦差大臣，11月废除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开始向南（革命派）北（清朝）双方施加压力。他一面获取张謇等立宪派的支持，一面释放狱中的汪精卫等以增加其在革命派中的拥护者。在长江流域拥有众多权益的英国也给袁以强大的支持，主张以宣统帝退位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早日进行南北议和。

12月21日，孙文终于抵达香港，25日在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就任临时大总统。然而，就像孙文所说“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革命政府在欧洲的借款交涉未能成功，临时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加上列强向长江派遣舰队的压力，反孙文派的急先锋章炳麟等人对袁世凯的支持，孙文本人也发表声明“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根据溥仪自传，他度过的三年茫然的皇帝生活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刻。毫无生气的宫殿里光绪帝的皇后用手帕拭着眼角，前面跪着一个胖老头，流着眼泪。幼小的他不懂两个大人为何哭泣，只觉得不可思议。那位“胖老头”就是袁世凯，那天他第一次提出了宣统帝的退位问题。

溥仪认为袁世凯那时流的眼泪只是表演，证据是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宫参拜过。朝廷内也有人嚷嚷要彻底抵抗，结果被革命派炸死。位于前线的袁世凯部下也发出电报要求宣统帝退位，一部分新军进入北京城施加压力。御前会议的议题，于是集中到给退位后的皇帝什么样的优待条件上。

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王侯贵族害怕汉人的报复逃往外国公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或是逃往天津避难。当天会议上保持缄默的摄政王将溥仪带回家，轻松地说道“从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他的妻子闻言痛哭流涕。

距离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过去了六十年，持续了将近二百七十年的清朝终于倒塌了。这不仅只是一个王朝的倒塌，而是从秦始皇时期以来持续了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体制的结束。比起过去屡次失败、血流成河的革命运动，清王朝的结束被归纳为自行崩溃应该比较恰当，因为其过于简单地落下了帷幕。历史改变的瞬间也许往往就是如此。

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是处于时代与时代的夹缝之间，黑暗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孙文亲自宣布成立的“民国”，开始了寻求其出路的苦恼彷徨之旅。

第五章

“民国”的考验

——袁世凯政权与日本

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临时约法

一发暗枪所引发的

1913年3月20日晚，革命派领导人黄兴等人出现在上海火车站。如今他们是基于中华民国暂定宪法的临时约法基础上，实施选举后产生的国会议员。开往北京的火车就要开了，他们从候车室走出来，突然听见一声“砰”的声音。黄兴惊诧地回头一看，发出呻吟声倒在地上的是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党首的宋教仁。

紧接着响起了第二声枪响，周围一片混乱。被送到医院的宋教仁虽经手术抢救，却由于子弹穿过背部直达腹部，回天乏术。22日凌晨宋教仁身亡，享年仅三十一岁。不久犯人被捕，其背后的黑手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50 被刺杀的宋教仁遗体

51 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事件，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是失去了一位领导人的问题，而是革命下诞生的新中国在自由主义基础上作为法治国家而成长的可能性，被剥夺了一部分。

此后本书中提到的民国时代，多用分裂和混乱等词语来形容。这段时期各地大小军事势力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这和秦始皇出现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甚为相似。但是，正由于这个时代缺乏拥有巨大权力的统一政府，因此有着诸子百家自由活动的氛围。虽然民国时代多给人灰色的印象，然而不能单纯给社会涂上一种颜色，而是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么，袁世凯为何不除掉中华民国建国之父的孙文，而是瞄准了宋教仁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观察一下清朝灭亡的1912年2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年多的历史。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

宣统帝退位的翌日2月13日，孙文向政府请求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履行承诺，推荐北洋新军统帅、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后任。孙文给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出了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2）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任新总统。（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临时政府批准后，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可是，袁世凯不肯离开自己的势力基础所在地的北京。孙文派遣了特使前往迎接，袁世凯却在北京发动了士兵暴动，以此为借口拒绝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无奈只好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革命派本来就不期待袁世凯能够乖乖地来到南京。可以限制袁世凯独裁的，是宋教仁等人起草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开篇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第二条规定所有的国民不论民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并颁布法令废除对广东的渔民疍家等身份歧视。还保障了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比起日本的宪法内容更为激进。

临时约法最大的特征是，最大限度地认可议会权限的议院内阁制。议会由众议院、参议院两院构成，具有预算决定权和制定所有法律的权限。临时大总统也通过议会选举产生，达到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才可当选。临时大总统是代表政府“总揽政务”的职务，拥有统率全国陆海军的权限。另外还拥有官吏的任免权和外交权，这些权限不经议会批准不能行使。

议会还规定，“认定大总统有谋反行为时，总数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以弹劾总统”，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宋教仁想通过法律限制总统权限，来达到控制袁世凯的目的。

52 辛亥革命形势图（1911年）

可是，孙文对这部《临时约法》持批判态度。其实辛亥革命期间制定的暂定法并不只是临时约法，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12月就制作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大总统是参考当时美国的总统制而设立的，对议会的决议事项拥有否定权等巨大的权限。当时与清军作战时需要强大的领导，孙文也从革命伊始就主张有必要实行军事政权下的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称之为军政期）。

然而，从中国同盟会内部产生纠纷以来，宋教仁就对孙文的独断专行持怀疑态度。宋教仁在逃亡日本期间进入了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部，翻译各国的创制法律方面的著作，勤奋学习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他还从和章炳麟的谈话中痛感到，今后的时代已经不是由一部分英雄通过独裁权力推动革命的时代了。

以法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为基础的《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辛苦的结晶。强化议会权限，防止临时大总统独裁等内容，不仅针对袁世凯，还含有抑制孙文的独断专行的意图。由于临时约法否定了革命计划，孙文当然感到索然无味。他在《临时约法》中通过的观点只是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并放言称“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负有责任”。

袁世凯的“开发独裁”和地方民族主义

那么袁世凯本人对临时约法的束缚，又是怎么想的呢？此人在本书中虽然已出现几次，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出身。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祖父的弟弟袁甲三率领淮军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为袁世凯的成功作了铺垫。袁世凯非常讨厌索然无味的科举考试，早早就投身淮军，1880年被派到日中两国争议颇大的朝鲜。李鸿章看中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相当于总领事一职。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代替下台的李鸿章接管了北洋军队。他一面强化军队的近代化，一面关心政治，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戊戌政变时，袁世凯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而被称为“叛徒”，然而由于变法派与他的后台李鸿章对立，因此并不能说这是变节。这一行为其实不如说是袁世凯无论是在义和团运动或是辛亥革命中，都表现出了能够在激烈的政治动乱中嗅出哪一方将会胜利的天赋。

后来与袁世凯接触过的外国人，评价他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的“充满敏感的好奇心”的人。后来袁世凯一度下台后又东山再起，然而就像屡次下台却如不死鸟般重生的邓小平一样，不言而喻，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想保持影响力谈何容易，其成功背后隐藏着官场特有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坚持某一理念或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冷静彻底地加以判断、进而大胆地采取行动的现实主义论者。

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是新建陆军，这支军队既是中央军、也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袁世凯本人也具有地方势力的一面，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时期就曾经拒绝清朝政府的命令，未向天津派出支持义和团的援兵。

53 袁世凯

义和团时期表现出自立现象的地方官员并不仅仅是袁世凯。他在朝鲜时期的老师张謇就曾私下做工作，使湖广总督张之洞、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签署了与列强和平相处的《东南互保协定》，从而回避了义和团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光绪新政至辛亥革命期间，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民族主义高涨。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保路运动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对立，中国同盟会也在同乡网的基础上以当地革命团体为平台而建立起来。

地方民族主义对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一直都有地方官员不能前往自己出生的家乡当官的本籍回避原则，而宣布独立的各省革命政府则驱逐外地出身的官僚，换之以本省出身者。在制定临时约法时，重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权表现为要求实行美国式的联邦政府制。其代表人物是广东省都督、革命派的胡汉民，他认为中央集权体制容易发生篡权夺位，具有漫长专制王朝历史的中国应该构筑稳定民主的地方政权。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出现的这些地方势力的抬头，恰恰表现出边境特别是南方各省出现的重建中华的能量，即推动辛亥革命的原动力。

然而地方独立性的提高和权力的加强，使袁世凯感到了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要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统一，地方政权的强大只会给中国造成分裂和混乱。特别是各省的都督应由中央任命，各省通过议会各自选出首脑的话将滋生出许多独立王国。国内一旦分裂，将进入各省争夺权势的“战国时代”，而给窥视中国权益的列强创造绝好的机会。

这种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论争，长期以来在中国反复表现为“郡县论”“封建论”等形式。袁世凯的理想是由有行动力有实力的人建立起权威主义体制，抑制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推进近代化路线的一种“开发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在追求中央集权上的独裁体制这一点上和袁世凯大同小异，可以看出专制统治在中国社会投下了多么沉重的阴影。

对袁世凯而言，最难对付且危险的存在便是宋教仁。袁世凯与宋教仁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07年。当年宋教仁前往中国东北部进行革命运动，得知日本想要吞并位于中国、朝鲜边境的间岛（今日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他归纳了一本书为《间岛问题》，讲述了间岛的历史和战略重要性，以及对付日本的办法等。

当日本果然向清朝提出间岛问题时，早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请求西太后赦免宋教仁的罪责，并赋予四品官位让他从事外交谈判。虽然宋教仁谢绝了这一职位，然而他的才能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孙文为迎接袁世凯至南京派出了使者，宋教仁就是其中一员。袁世凯拿出20万元企图贿赂他，然而宋教仁分文未动地退回，袁世凯意识到宋教仁是不能用钱来打动的。

1912年3月临时约法成立，为迎接10个月后的议会召开，宋教仁开始组织公开政党。8月，国民党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孙文担任理事长，实质的首领仍是宋教仁。为了与此对抗，袁世凯联合立宪派和旧官僚结成了共和党，却在12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以共和党（175个议席）对国民党（392个议席）惨败。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和章炳麟等人的统一党分别获得了24个议席，后来袁世凯联合该两党和共和党结成进步党，却始终未能动摇国民党单独超过半数以上议席的局面。

这场选举使袁世凯陷入困境，他开始认为多个政党的议会政治会成为导致中国分裂和混乱的元凶。因此他下决心，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除掉威胁到大总统权力的宋教仁。

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政权

孙文访日及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宋教仁遇刺时，孙文并不在中国。他自1913年2月开始以国宾的身份在日本访问，暗杀事件前一天的3月19日正在旧友宫崎滔天的老家做客。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正在筹划培养产业关键的铁路建设计划，这次的访日目的之一便是建设费的贷款谈判。孙文到达日本后会见了许多政府要员，其中最一见如故的是缔结日英同盟的关键人物桂太郎。

建立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孙文和藩阀政治家桂太郎这一组合，在我们看来显得很不谐调。然而两人的会谈曾多次超过了15个小时。会谈内容让人惊诧，包括今后日本不侵略中国，两国合作实现亚洲的和平，日本与德国缔结同盟关系，和中国采取相同步调来对抗英国等。同年10月桂太郎死去，孙文惋惜道：“从此，日本再没有能一同谈论天下的政治家了！”

实际上，桂太郎由于2月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被赶下首相的宝座，他的发言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刚开始一边拥护清朝一边致力于建立君主立宪制。不久南北势力对峙，日本虽然向革命军提供了武器援助，却始终犹豫是否应该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当支持袁世凯的英国掌握了对华交涉的主导权后，日本在1912年7月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与沙俄分享在内蒙古的权益。

虽然日本政府未对辛亥革命提出明确的方针，但是民间却有一部分人士支持革命，并参与了革命。其代表是出身于日本高知县的萱野长知，他受梅屋庄吉之托带着七万日元的资金前往中国，在汉阳参加了黄兴率领的革命军。头山满也组织了支持革命的团体“有邻会”，作为“二二六”事件黑幕而被处刑的国家主义者北一辉也和宋教仁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孙文评价他们道：“虽然日本政府反对革命，民间却给予了同情。”

当然，日本的民间人士并不都是革命的同情者。想在中国大陆扩张日本权益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清朝灭亡时协助肃亲王逃到旅顺，又策划将满族故乡的中国东北部和内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由于计划泄漏而中止，1916年再次被发起。

54 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把肃亲王的第十四个女儿收作养女，她就是被称为“东方玛塔·哈丽”的川岛芳子，曾作为日本特务活跃于1932年的上海事变，在电影《末代皇帝》中也有出现。当时沙俄试图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也窥视着西藏。川岛芳子主张日本应与欧洲列强对抗，扩大其在满蒙的势力，进而“保全东亚”，企图将侵略行为合法化。

善后大贷款与二次革命

孙文得知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1913年3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召开了国民党干部会议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但会议决定暂时由国民党占据优势的议会来追究袁世凯的责任。

4月，议会召开，袁世凯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其焦点是英国、法国、德国、沙俄、日本五国银行团的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贷款，为保借款顺利进行，盐税收入将作为担保置于外国的支配之下。国民党认为这笔贷款会导致列强的侵略，且会强化袁世凯的个人权力因此表示反对。袁世凯没得到议会的同意就签署了条约，议员们强烈谴责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袁世凯也没有保持缄默。他利用贷款得来的财源，开始收买议员脱离国民党。平均每人超过一万元，不接受贿赂的议员则面临着威胁和阻碍。街上的书店里摆满了出自政府官员的中伤孙文的书籍，在苦闷的气氛下很多议员都开始动摇。

紧接着6月，袁世凯解除了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三位革命派都督的职务，向国民党进行挑衅。此时黄兴仍主张应根据法律来弹劾袁世凯，孙文则坚持要进行武装起义。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文的指示，设立了讨伐袁世凯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之后，江苏、安徽、广东等南方七省分别独立，议会也宣布和袁世凯划清界限，第二次革命爆发。

然而和袁世凯的武力决斗，正中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下怀。袁世凯称孙文等人是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治安的“乱党”“暴徒”加以镇压。这次未能出现孙文期待的、武昌起义时的连锁反应。人们对徒有虚名的议会和贿赂横行感到失望。起义军仅维持两个月就败退，孙文、黄兴等人经由台湾逃往日本。

袁世凯政权与其特质

袁世凯除掉了反对势力后，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方式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他首先瞄准的是就任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在袁世凯动员的社会组织包围下，议会被迫“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了剩下的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得议会丧失了功能。1914年1月，他又解散了议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议会不到一年便宣告夭折。

55 辫子将军张勋

56 民国初期，剪掉百姓辫
子的革命军士兵

接下来袁世凯瞄准的是，废除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临时约法》。1914年3月召开了宪法修改大会，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幅度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取消内阁设立国务卿，由袁世凯的同乡进士、与他结拜兄弟的师爷徐世昌担任。议会原本设立了立法院，但却未能召集。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成为事实上的立法机构，它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终身制。

袁世凯又缩小了独立性加强的地方权限，彻底实行中央集权。最初他想废除各省，分成几个小的行政单位，却未能实现。随后又派遣文官巡按使，目的是从军事上限制改称为将军的各省都督的权限。他还定期命令将军们暂居中央，将其兵力定为国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干预。然而这些措施，都未能完全掌握地方的军人势力。

袁世凯政权下的中国，可说是传统与近代交错的时代。象征这一点的是镇压第二次革命的张勋，他虽是中华民国的武官，却为了表明对清朝的忠心不允许部下剪去长辫，被称作长辫将军。袁世凯在内政上采取了缩紧财政的措施，虽然没有卓越的成果，却热心于普及初等教育，从这一点上不能将他完全视作反动政治家。

毫无疑问，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强有力的国家理想而不择手段。暗杀、贿赂、恐吓横行，1913年7月袁世凯发布戒严令，对稳健派的地方精英们也不时加以镇压。然而他最致命的错误是向通过革命滋生起来的、使中华世界得以重生的社会能量泼下了冷水。宋教仁等人为实现议会政治，行为难免操之过急，而袁世凯却从这种混沌的情况中感觉到了“亡国”的恐怖。

中华革命党与孙文

1913年8月，孙文逃亡到日本，日本政府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与半年前的欢迎姿态截然相反。首相山本权兵卫担心与袁世凯和英国的关系恶化，劝说孙文前往美国。孙文却认为只有在日本才能图谋东山再起，向头山满、犬养毅等人求援。他们说服山本，如果现在把孙文控制在日本手中，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利无害，从而争取到了入境许可。此后孙文在日本展开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革命活动。

1914年6月，孙文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的失败问题上，他不承认是由于自己主张与袁世凯武力对决的错误造成的。他反而认为，宋教仁推行的国民党议会政治，导致许多谋求名利的猎官分子进入党内，从而丧失了革命精神。因此，他要求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宣誓，“牺牲一身的生命、自由、权力，遵从孙先生重振革命”，也就是要求绝对服从于自己。孙文试图通过成立宣誓对己忠诚的精锐集团，来继续革命。

57 孙中山与宋庆龄
摄于神户

对孙文的这种独裁方针，旧友们表示反对。特别是黄兴，他批评孙文回到了中国同盟会以前的武装起义路线，是“脱离常轨的行动”，今后应吸收超越党派的广大人士。1914年，黄兴为营造反对袁世凯的舆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和上海发行了杂志《甲寅》。其成员中包括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翌年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闻名的《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线。

然而，拘泥于自己的革命方式的孙文，被称作“会党（秘密结社）中毒”，未能接受这些批评。他甚至批评黄兴的软弱导致了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黄兴大怒之下，1914年与孙文分道扬镳前往美国。李烈钧也认为绝对服从孙文实为耻辱而未加入中华革命党，革命运动彻底分裂。独裁的诱惑这一中国专制王朝的流毒，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

此时倍感孤立的孙文心有所属，对方是广东出身的实业家宋嘉树的次女宋庆龄。宋嘉树原是孙文的崇拜者之一，长女宋霭龄曾任孙文的秘书。1914年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庆龄到日本看望姐姐，孙文对边弹钢琴边唱歌的她一见钟情。周围的人都反对年纪相差二十七岁的两人结合，然而他们的意志坚定，事实上婚后的二人也非常恩爱。

1915年10月，孙文和宋庆龄在东京的梅屋庄吉家中举行了婚礼。日方参加的有宫崎滔天、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中方参加的只有孙文的心腹陈其美，未见其他同志的踪影。当时，无人能够预测到，后来宋庆龄作为孙文夫人将致力于挽救中国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占领青岛

1914年6月28日，这次轮到全世界为一发暗枪而震惊。被称为“欧洲火药库”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萨拉热窝，发生了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被暗杀的事件。凶手是沙俄援助下的塞尔维亚王国的青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发展为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参与的同盟国和沙俄、英国、法国主导的协约国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元老井上馨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乃“大正新时代的天佑”。他要求首相大隈重信，日本应与协约国团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权益。政府也以外相加藤高明为中心加强了战争倾向，8月以“日英同盟之谊”对德国宣战，攻击目标放在了德国在山东的据点青岛。

虽然英国要求日本进攻远东的德国舰队，但出于对日本的警惕，并不希望其参战。袁世凯政权担心战火波及中国，宣布中立并禁止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战争行为。然而日本举出在中国领土上交战的日俄战争的例子，胁迫中国承认德国租界以外的山东东部为交战区域（中立除外地）。中国政府承认后，9月，29 000名日军登陆，远远超出了约定的地区继续西进，占领了直到省会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

11月，日军攻陷青岛，留下了约七千名防守部队继续占领山东。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宣称“将所有租借地返还支那”，却迟迟不肯放弃除南满铁路外的在中国首次获得的铁路权益。中国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而袁世凯则为了请求日本政府镇压孙文的革命运动而迟迟不动。犬养毅等人以孙文有利用价值为由争取他留在日本的努力成果，以这种讽刺的方式得以实现。

“二十一条”要求与中国

在加藤高明外相的指示下，1915年1月18日，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全然不顾正规的外交途径，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由五项条款构成的秘密要求。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内容如下：

58 日本占领山东
（根据中央公论社《日本的近代4“国际化”进程中的帝国日本》绘制）

第一号　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开放主要城市。

第二号　扩大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益。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延长九十九年，承认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居住和商业活动、房地产的取得权、矿山开采权等。

第三号　将横跨湖南、湖北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资。保全其资产，特别是大冶矿山的开采权，确保向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供应。

第四号　保全中国领土，不转让、租借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第五号　希望条款（1）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2）所需地方警察由中日共同提供，或是雇佣多数日本人为警察。（3）兵器由日本供给，或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4）将武昌、南昌、杭州等华中各城市与华南潮州连接的铁路修建权赋予日本。（5）福建的铁路、矿山、港湾承认日本的优先权。（6）承认日本人的布教权。

其中第一至第四号是扩大在中国的权益，而第五号则是将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监督之下，变为保护国，两者差别甚大。第五号即使按照当时的国际准则来看，内容也荒唐至极，可以看出，加藤高明企图蒙骗列强，提出这并非“要求”而是“希望”的条款，一旦败露后，日本可以以此作为借口。

当时的日本政府，在是重视日中间的合作、还是重视与欧美的协调问题上虽有分歧，却始终坚持其外交政策应以中国必须依赖日本作为基础。加藤本人也对驻日的中国大使说过：“贵国真的相信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就可以收回德国的（胶州湾）吗？”出身记者、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促进与中国交流的石桥湛山，在提倡“小日本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基于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二十一条”，除此之外，日本国内舆论基本上都追随了政府的方针。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高涨，颇具代表性的收回利权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日本人对这种变化的理解不足，认为中国没有国家和公的观念，中国人只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日本保全中国才能实现亚洲的和平，未能脱离僵化的亚洲主义。“二十一条”就是这种僵硬的中国观的产物之一，这使得原本对日本抱有好感、立志参考日本模式进行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此走上了与日本决裂的道路。

59 袁世凯批准“二十一条”的文书

中国政府对这一无理要求感到愤怒，1915年2月开始谈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举行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此外还协调了二十余次，在此期间外交部总长陆徵祥等人向全世界转达了第五号的内容，想引起反对舆论。最初列强持观望态度，4月中旬后美国开始反对日本顽固的做法，英国也做出同样的反应。中国也对第五号贯彻了拒绝的姿态，5月4日，谈判破裂。

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9日下午6时前不接受除第五条的所有要求外，将采取军事行动。此时，中国山东、南满的驻军，再加上各增加的一个师团，总共有6万名日军。日本还下令在华日本人回国，摆出了临战的姿态。而袁世凯自大战爆发以来未能获得列强的援助，不具备与日本作战的力量。他判断无法得到英美两国的有力干涉后，接受了最后通牒，6月，条约被批准。

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

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由于国内外高涨的反日民族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山东后，东南亚的华侨开始进行抵制日货运动，虽然袁世凯发出禁令，却仍然波及全国。191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也掀起了筹集采购与日本作战的武器资金的爱国储蓄运动。

“二十一条”被承认后，5月7日和9日这两天成为国耻纪念日，各地举行了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其中也有对高唱建立不受外压的强大国家、建立独裁政权却未能抵抗侵略的袁世凯的失望和批判。

受到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开始威胁到他的权力。首先是进步党的梁启超，以及他的弟子、推动第三次革命的主要人物云南省都督蔡锷，在参议院上追究袁世凯在日本占领山东问题上的责任。然后是二次革命逃往海外的黄兴、李烈钧等旧国民党势力，他们一面反对独裁，一面发表声明要采取一切能够救国的行动。

袁世凯受到打击的是原属自己部下、代表北洋军内两大派军阀的武将、江苏省将军冯国璋（直系）和陆军部总长段祺瑞（皖系）。他们二人先后要求袁世凯采取断然的行动。其中段祺瑞要求拒绝最后通牒，袁世凯反驳道：“确实接受是屈辱的，但是除去第5条，中国不至于灭亡。”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来自这些对手的压力，反而使袁世凯加快了走向夺取权力的道路的步伐。

袁世凯最大的政敌孙文，由于身处侵略当事国的日本而备受打击。“二十一条”要求被提出时，孙文认为丧失了重大权利，特别是第5号使中国陷入了与1910年因日本侵占而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同样的境地。孙文想以此制造打倒袁世凯的舆论，指责“二十一条”的要求实际上是袁世凯提出的，目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从而获得皇帝的地位。

亡命日本的孙文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与板垣退助、涩泽荣一等政界财界的要人和军部人士频繁接触。“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仍在继续的1915年3月，孙文对外务省秘密提交了与日本民间人士签署的《中日盟约》。

《中日盟约》由十一条构成，内容包括为共同作战中国军队使用和日本军队同样的兵器、弹药，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主要聘用日本人等，与“二十一条”要求非常相似。孙文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从三民主义中删除了民族主义，依赖外国支持的国际派革命方式，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这份《中日盟约》向日方暴露了革命派的窘状，与孙文的意愿相反，这给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过程中提供了筹码。被称为卖国贼的袁世凯也转而反击，宋霭龄的丈夫、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干部的孔祥熙痛骂孙文是日本的走狗。这一泥潭除了动摇革命之父的孙文的威信，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本

袁世凯的野心和不安

袁世凯午睡后习惯饮茶。有一天，小侍从用袁世凯喜爱的翡翠杯给他送去茶水，不小心打碎了杯子。幸亏主人仍在沉睡。小侍从前往老侍从处商量如何才能不受叱责。

袁世凯醒了后，发现茶杯换成了瓷杯。他叫来侍从，问他怎么回事。“什么？碎了？”袁世凯十分不快。小侍从按照老侍从的指示回答道：“是的。我看见了非常奇妙的东西。”“那是什么？”袁世凯追问。“刚才我端茶进来时，床上的不是您，而是五爪金龙。”

“胡说！”袁世凯呵斥道。但他马上就不生气了。袁世凯打开抽屉，取出100大洋纸币赏给小侍从。还说，“刚才看见的东西，不许和任何人说”。

这是袁世凯权力基础的北洋军绘声绘色描述的。不用说，“五爪金龙”指的是皇帝，这个故事讽刺袁世凯做梦都想当皇帝。然而袁世凯即位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头一次出现。自从清朝灭亡后他的心腹和革命派、清朝的皇族中就反复出现这些说法。刚才也提到，孙文曾指责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而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

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多说法说他原来就抱有野心，或是成为独裁者后独断专行下的产物。但是，这些都是孙文、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强调“正确”性，而将袁世凯定位为“窃国大盗”的一种政治见解。历史真相却不尽如此。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真正理由来自他对无法实现自己梦想中强大中国的焦躁，以及独裁权力受到威胁的不安。

60 段祺瑞

袁世凯开始明确意识到要当皇帝，是从1914年后半年开始的。这一年的12月，他在北京天坛（现天坛公园）举行了祭天仪式。这项仪式是赋予历代皇帝的特权，意味着袁世凯将成为继位人。袁世凯仅是代表中华民国出席，礼服的颜色也不是皇帝穿着的黄色，而是紫色。

此时，河南一带的白朗率军打出“劫富济贫”的口号，与革命派联合反抗，北洋军进行镇压而削弱了本身的势力。北洋军中段祺瑞成长为第二号人物，他不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两人围绕人事问题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亲自组建由自己指挥的精锐部队“模范团”，开始着手北洋军的改革。他还在陆军部以外另设总司令部，试图控制段祺瑞的势力。

然而这些举措都未能阻挡日本的侵略，袁世凯担心会重蹈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下台的李鸿章的覆辙。制度改革也未能填补北洋军内部的龟裂，1915年6月，另一个实权人物冯国璋陪同梁启超来到北京，质问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

此时袁世凯虽然否定了当皇帝的愿望，却因部下和政敌的反对行动陷入不安之中。就像太平天国东王的杨秀清担心其他人反对自己独裁而试图获得与洪秀全同等地位来确立权威一样，袁世凯也想通过成为最高权力者—皇帝，来确立稳固地位，打消这些不安。

古德诺与帝制运动

就这样，袁世凯开始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而美国的行政学者F·J·古德诺则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1913年，古德诺被聘为总统府法律顾问。他认为中国民众意识低下、不适合采取共和制，中国最高权力者的换代会引起巨大的政治混乱，危及国家的独立。不如采用立宪君主制确定权力世袭的秩序，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专制君主传统顽固的中国，不采取彻底的外国统治和领导，是无法实现近代化的。因此，“帝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

古德诺的拥护帝制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深刻的亚洲歧视，而使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合法化。当时的中国，一些人对象征古代鼎盛时期的皇帝心存怀念，因此在他们看来，外国人特别是共和制发祥地的美国人也提出这一论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连认为皇帝即便复活也无法再赢得民众的梁启超也感叹道：“很遗憾我没有蓝色的眼睛、红色的胡须”，承认了古德诺的巨大影响力。

1915年8月，杨度受袁世凯指示成立了推进帝制的组织筹安会，开始举行推举袁世凯为皇帝的活动。杨度本人是从革命派转变为立宪派的，筹安会的成员多为像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这样的原革命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引进进化论的严复等政权内的非主流派。他们认为共和制国家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中国现在需要“英明”的启蒙君主，而袁世凯便是合适的人选。

9月，袁世凯的部下中家产最殷实的梁士诒成立了要求改变国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参议院也决定召开国民会议。10月，花钱请来的请愿者们来到北京，在国民会议上以全票推选袁世凯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一度辞职后再次严肃地接受“天命”，宣布把新王朝的国名定为仅有一字之差的“中华帝国”，元号为象征宏大宪政的“洪宪”。

日本的动向与坂西利八郎

日本的动向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由于“二十一条”的幼稚外交行为而引咎辞职，9月，首相大隈重信发表声明称，只要不损害日本的权益，将不介入中国的帝制问题中。袁世凯认为这是支持帝制的信号，确信自己当了皇帝后建立强大的中国是压制日本野心的捷径。“二十一条”的屈辱成为袁世凯此后的噩梦。

但是，如同答应孙文日中合作的桂太郎的发言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志一样，大隈重信的声明也不是政府的统一意见。10月，石井菊次郎就任外相后，态度迅速转变，认为帝制会给中国国内造成混乱。于是日本在协约国邀请英国、沙俄、法国拖延帝制的实行。

61 坂西利八郎

没有退路的袁世凯11月答复称帝制的实施将会延期。他想通过让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战，来重新获得英国、沙俄、法国的支持。英国向日本提出中国参战的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谈会议会威胁到“二十一条”中获得的权利而加以拒绝。12月，袁世凯决定即位，日本公使日置益和各国公使同时抗议，明确表示反对帝制。

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是袁世凯的心腹之一。他出身于和歌山的士族家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中国，1904年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军事顾问。情报上校的坂西蓄有发辫，起了中国名为班志超。他精通汉语，可以不用翻译和袁世凯直接对话。袁世凯为了实现军队近代化对坂西寄予了很大的信任。

不言而喻，坂西利八郎是日本军人，他的一切行动以日本的利益优先。典型的表现之一是他在“二十一条”谈判中主张的“支那吞并论”，呼吁趁列强忙于各自的战争之际吞并中国。坂西之所以倡导这种极端论调，是由于陆军和外务省意见不一，对最后阶段中撤回第5条的不满。另外，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中著名的陆军大学教授有贺长雄，也是经由坂西推荐的。

帝制运动开始后，坂西利八郎便劝告袁世凯打消即位的念头。他非常了解日本原本就讨厌亲美的袁世凯，即使日本舆论赞成复辟帝制，日本也不会容忍袁世凯当上皇帝。他还从久居北京的经验中，认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不具备皇太子的资质，杨度、梁士诒等人也不过是偷窥总理之位的二流人物。

坂西利八郎极力地劝说袁世凯和他的心腹们，“这不利于袁本人，也不利于子孙后代们，只会加速袁氏的灭亡”，但却无人理会。袁世凯没落成为定局的1916年4月，坂西试图让袁世凯暂时下野，以图东山再起。这是出自坂西的好意，也许是来自忠君之道的进谏君主之过的武士道精神。然而，这一行动让日本人把坂西视作帝制的支持派，被贴上了“袁世凯的间谍”的标签。

护国运动和军阀混战拉开帷幕

护国运动与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周围反对其即位皇帝的，不仅仅是坂西利八郎一人。袁世凯的老师张謇，以及结拜兄弟的国务总理徐世昌都不赞成复辟帝制，前者离开了政府，后者则以生病为由“告老还乡”。与袁世凯结怨的段祺瑞控诉其怠慢，冯国璋则与逃离上海的梁启超保持联系，反复声明反对帝制。

帝制反对派中蔡锷的行动受到了瞩目。他在第二次革命后入阁北京政府，被寄予厚望。然而，对袁世凯感到失望的他于1915年11月悄悄离开北京，来到以前曾担任都督并培养了众多部下的云南。12月，蔡锷和同在日本一所士官学校学习的云南省将军唐继尧、二次革命时担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成立云南护国军，举旗反对袁世凯。护国运动爆发。

62 蔡锷

他们宣布云南独立，称袁世凯为“国贼”，呼吁打倒袁并召集国会、扩大地方政府的权限。蔡锷率领三千名士兵进入四川，受到保路运动中活跃的哥老会的援助，和两万余名北洋军作战，不分胜负。各地将军们起初还犹豫不决，后来受到鼓舞，1916年3月，出身边境的广西省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贵州、广东、浙江先后独立。冯国璋和张勋等数名将军也一同要求取消帝制。

袁世凯受到孤立，3月22日不得不宣布废除中华帝国。从12月宣布即位后仅过了83天。虽然他企图延长政治寿命，但事态却不允许其再保有大总统之位。5月，独立的西南各省的将军们成立了临时政府军务院，根据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拥立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这一幕如同五年前武昌起义时的场景再次上演。南来之风再次刮了过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失意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被迫废除帝制的当晚，他失魂落魄地嚷嚷道：“完了！全都完了！昨晚李鸿章死时看到了巨星陨落，现在轮到我了。”这是社会激荡时期大独裁者之死，并不意味着作为他的权力基础的北洋军灭亡。其部下围绕着遗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护国革命中，孙文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影响。1916年4月，孙文和之后成为首相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接触，请求军部的支援。曾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司令官的居正以日军占领下的青岛为根据地发动起义，却未能占领省会济南。蔡锷等护国军也接受了日本的援助，得以从南北两面夹击袁世凯。日本看穿了袁世凯没有前途，认为他是保证日本在中国的优先权的障碍而决定将其铲除。

段祺瑞政权与西原借款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一职。他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议会等，试图将中国变回到袁世凯独裁以前的状态。缺乏野心的黎元洪作为协调者很称职，然而他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也不具备弥补这方面的才能。取代他掌握实权的是以北洋军为后盾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皖系），与之对抗的是副总统冯国璋（直系）以及西南各地推动护国运动的诸军阀们，还有在袁世凯失势过程中新壮大起来的东北的张作霖（奉系）。于是，在北京政府内的权力斗争便形成了以段祺瑞为中心，黎元洪、冯国璋和各地军阀等人相互对峙的态势。

彻底摧毁袁世凯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于1916年10月，因与元老们对立而不得不下野。

接下来担任首相的是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寺内内阁在日本国内被称做超然内阁，以出兵西伯利亚和米暴动事件而闻名。他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对华政策的转变。

63 西原龟三

自提出“二十一条”后，日中关系恶化，特别是大隈内阁采取排斥袁世凯政策，默认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于1916年与军部勾结，再次策划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独立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等举动。寺内正毅在议会上批判了大隈的对华政策，打出了以“诚意”和“亲善”为核心的“王道主义”，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而且他还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来确保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其主要负责人是西原龟三。

西原龟三参加了对沙俄持强硬态度的对俄同志会，他在朝鲜作为实业家成功后，得到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任。此外他还与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关系很好，在胜田担任寺内内阁的财政大臣后，西原便成为胜田的私人秘书。被称作“朝鲜帮”的西原、胜田、寺内三人选择了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伙伴。

西原龟三基于在朝鲜的经验，计划通过控制铁道和银行来扩大日本货币的通用范围，进而扩大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他还得到了在北洋军阀中拥有众多人脉的坂西利八郎的帮助，于1917年1月与段祺瑞之间签订了五百万日元的交通银行借款。

以“公正不偏”作为对华政策方针的寺内正毅，当初对支持特定政治势力干涉内政的行为是持消极态度的。但后来西原以对北洋派的援助乃“帝国百年大计”为由说服了寺内。

结果，1917年7月寺内正毅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给予段祺瑞内阁相当友好的援助，以期时局平稳”的支援段祺瑞的方针。此后一直到1918年因米暴动而辞职，寺内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好转期间积蓄的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外汇，几乎无担保全部借给了段祺瑞。这便是所谓的西原借款，实际是对段祺瑞的政治借款。这些资金几乎全部被段祺瑞用来加强军备，他垮台后，该笔资金便也无法收回了。

日本的所谓“援段政策”，对中国政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焦点是中国的参战问题。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动员中国也参战。西原龟三为了保持对段祺瑞的影响力，提出可延期支付义和团赔偿金和提高关税等条件，热心地规劝中国参战。段祺瑞也考虑可借协约国的支援来强化自己的政权，打算参战。

然而，黎元洪大总统和议会，还有段祺瑞的政敌军阀们反对有利于强化段祺瑞政权的参战计划。当时在上海的孙文也批评段祺瑞的参战乃出于利己私欲。1917年3月，段祺瑞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逼迫议会批准中国参战。5月，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后，逃到天津的段祺瑞让属下督军宣布独立，将黎元洪逼入绝境。无奈之下黎元洪召辫子将军张勋进京意图改变时局，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清朝的复辟，即末代皇帝的复活。

清朝复辟事件与护法战争

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后，受到国民政府的优待住在紫禁城。每日他都能听到住在中南海的袁世凯在用膳时军乐队的演奏，深刻体味到失去王位皇帝的悲哀。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发生时，溥仪九岁。起初宫中都期待着清朝可以挽回政权，但袁世凯的真正意图明了之后，怕被新皇帝杀掉的恐惧则蔓延开来。最后袁世凯因护国运动死去，溥仪周边的人们都庆贺其为“不知天高地厚”之死。

对溥仪而言，复辟行动从张勋入京到“满洲国”成立就“没有停止过一天”。1917年6月的某日早晨，身边的侍从们说“今天暂停学习”，原来是张勋到访。张勋劝告道“唯陛下复位，万民方可救”，催促溥仪复位。但溥仪对张勋的粗俗言语甚是失望，直盯着他那夹杂着白发的辫子。

张勋进入北京后解散了议会，逼迫黎元洪辞去大总统之职，并于7月宣布废除共和体制及清朝复辟，一时间紫禁城内清朝遗臣们“如从棺材中逃出来”般遍地都是。对我们来讲张勋复辟是不符合时代的疯狂闹剧，那时朝廷还将参加护国运动的广西省军阀陆荣廷也视为复辟派。袁世凯的智囊徐世昌也参加了意图复辟的会议，据说段祺瑞和冯国璋也派部下参加。此外日本的一部分势力也支持清朝复辟，各种势力都想从政治上利用清朝皇室。

可实际上他们对清朝复活表示出的理解，不过是建立在自己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基础上。果然，段祺瑞反对张勋的独断专行，立即组织了讨伐军。十二天后张勋便失败倒台，逃往荷兰使馆。从而以皖系为主诞生了第二次段祺瑞内阁，由直系的冯国璋担任代理大总统，可议会却没有恢复。没有了反对派的段祺瑞于8月决定中国参战，接受日本支援，同时试图用武力统一全国。

64 溥仪

孙文在1917年7月从上海来到广州，与130多名国会议员为了保护临时约法之精神，恢复议会而成立了临时政府。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抱有强烈危机感的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等也加入其行列，并于9月成立了广东军政府。孙文依靠他们的武力对段祺瑞发动了护法战争（护法意为保护临时约法），与段祺瑞相比，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军阀们步伐不统一，未能取得战果。当时除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段祺瑞政府外，还有各地割据的大小军事势力，中国由此突然进入了所谓军阀混战的时代。日渐加深的“民国”的混乱，究竟要由谁来拯救呢？

第六章

青年的季节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中国建国后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其开端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反日示威运动。

那么成为现代中国原点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作为其舞台的北京大学的动静。

北京大学的改革和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吴汝纶和被中国聘为总教习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为了把这所作为戊戌变法的唯一成果的学校变成近代大学而呕心沥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由因引进进化论而闻名的严复担任校长。然而科举时代流行中国的“读书当官”这一观念束缚了人们，北京大学也成为培养官员的重要场所。

65 蔡元培

大大地改变北京大学氛围的是出身绍兴的进士、曾组织过光复会的蔡元培。他在1912年1月担任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等，奠定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制度。7月由于与袁世凯产生矛盾而辞职。二次革命后蔡元培西渡法国，参与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留学制度勤工俭学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在接受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袁世凯死后的1916年12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周围人都反对他前往被视作保守势力堡垒的北京，蔡元培则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号召大学的使命乃自由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当官赚钱的手段。而且大学生应成为人们的榜样，应彻底远离麻将、酒和妓女。

蔡元培提出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教授队伍的重编。特别轰动社会的是，他聘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位总书记的陈独秀作为文学部长。

陈独秀是革命派的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后在故乡安徽省政府担任秘书长。二次革命后逃往上海，参与杂志《甲寅》的编辑，1915年9月，自行出版了《青年杂志》（第二号起改为《新青年》）。在创刊号的论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只有自强自立的青年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他还呼吁和传统思想特别是儒教诀别，严厉批评“儒教才是支撑中国两千年专制政治的精神支柱”。

66 《新青年》杂志封面与李大钊的文章

当时袁世凯将孔子崇拜引入学校教育中，主张儒教国教化的康有为也支持张勋复辟清朝。陈独秀对儒教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思想、文化问题上，还带有政治色彩。蔡元培每天前往陈独秀居住的酒店，经过耐心地说服，陈终于同意加入北大。《新青年》的编辑部也迁移到北京，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随着陈独秀就任文学部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精锐学者们陆续集中到北京大学。其中有留美时倾倒于挪威国民作家易卜生、提倡口语体的白话文学的胡适。李大钊留学早稻田大学时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他在作品《青春》中提出只有青年觉醒，才能使“青春的中国苏醒”，此时他也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和经济学科的教授。

蔡元培的方针并没有局限在政治立场和主义上，而是广招有才能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1920年代末推动有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文革”后被重新视作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由于其有关印度哲学的论文受到好评，二十四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的讲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西洋思想就是批评传统的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尝试对儒学再发现，并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制定国语和关于妇女解放的讨论

于是，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改革下，古今中外的思想在此交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有一天，具有大学机关报性质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意见。作者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年轻时的毛泽东。他提出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意味深长的要数“国语（白话文）问题”和“女子问题”。

首先是国语问题。地理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中国各地方言存在巨大的差异，被称为五大方言的北方话、吴话（上海话）、福建话（台湾等地为闽南话）、广东话和客家话发音各不相同，可以说相互之间完全听不懂。连接它们的是作为书面体的文言文，大学的课程也采取朗读文章资料的方式。然而，提倡白话文学后，学校教育中如何朗读口语体的文章成为很大的问题。

这时被提出作为国语候补的是以江南方言为基础、在官方场合较为通用的“官话”和北京中产阶级之间使用的北京话。它们都是北方话的一部分，然而蔡元培和章炳麟等江南出身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多支持官话。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江南，受到蒙古语、满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影响的北京话并非纯正的“中原之音”。

而主张采用北京话的人们则认为，官话只不过是荟萃了众多的方言，缺乏作为语言的系统性。这场争论还留有辛亥革命时期临时政府（南京）和袁世凯（北京）势力抗衡的影子。也可以说，中国的中心是放在文化、经济中心的江南，还是军事要地、政治之城的北京，这背后其实存在着明代以来江南知识分子与专制权力的对抗关系这一宏大的背景。最终这场争议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定将北京话定为普通话。也就是说，政治压倒了文化和经济。

年轻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女子问题。上面也提到，清朝末年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女学生阔步上街行走感到震惊，将她们与因缠足而足不出户的中国妇女进行比较。除了太平天国出于妇女从事户外劳动这一客家习惯而禁止缠足外，近代中国最早提倡废除缠足的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中国国内开始正式提倡废除缠足的是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始，各地成立的象征自然足部的天足会。曾经被视作三寸金莲的缠足，成为象征中国落后的“国耻”。

其次，从女子教育上来看，1880年代后，外国人传教士在宁波等地成立女子学校，20世纪后出现了不少女日本留学生。1907年清朝也开始实施女子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决定小学实施男女共学。当然，“女子学而无用”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1915年女子小学生的比例仅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四。但1919年却出现了一项成果，一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寄信给蔡元培要求到北京大学上学。

当时蔡元培顶住了保守派和政府的压力，认为只要有学力就可以入学。1920年春，邓春兰等九名同学果然被批准为旁听生，9月的升学考试全体合格。女子新生的出现对男学生也是一大新闻，登有名单的《北京大学日刊》立即被抢购一空。在最高学府中的男女同班这一问题上，中国比日本领先了一步。

然而，她们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进入社会后却仍然受到了限制。清朝末期，除了上面介绍过的秋瑾之外，还有不少参加革命运动、制造炸药和从事间谍活动、支援后方的妇女运动家。1911年，还成立了要求妇女参政的女子参政同盟会。然而，临时约法未承认妇女的参政权，袁世凯开始独裁后，妇女参政问题更是被搁置一旁。

传统的家族制度阻挡了那些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共鸣的青年男女面前的道路。其中成为焦点的是结婚问题，毛泽东本人也拒绝了父亲指定的婚事离家出走，与后来革命运动中牺牲的杨开慧恋爱而深感烦恼。广东的纺纱厂女工们也成立了“拒婚同盟”，却未能形成社会大势。胡适引进的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之所以受到好评，就是因为抱有同样苦恼的人们从抵抗家庭束缚的女主人公娜拉身上找到了共鸣。然而就像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述，等待挣脱旧制度牢笼的年轻人的，仍是布满荆棘的道路。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们而言，摆脱旧制度更是难上加难。清朝末年出生于山东、被欧洲人家雇佣的宁老太太回忆说，她摆脱缠足外出的缘由是饥肠辘辘，她甚至差点要砸砖头来吃。她通过乞讨、帮工而自立的原因，是因为她丈夫鸦片成瘾，为使儿子不被卖掉，她不得不离婚。她说自己的乞讨生活“无需顾及体面，心情放松”。然而只要生病，生活就失去了任何保障。

鲁迅和文学革命

鲁迅的日本时代与办事员生活

这里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的鲁迅。鲁迅本名周树人，是出身绍兴的留日学生。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弘文学院时期就对参拜孔子感到不快，后又与同乡蔡元培、秋瑾等一道参加了光复会。

鲁迅投身文艺活动，起因是1906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鲁迅正在上微生物学的课。授课多用幻灯，时间有富余的时候便放映日俄战争等时事问题。某一天的幻灯放映的是被日军作为间谍逮捕、被处刑的中国人。周围站立了很多围观死刑的中国人，个个体格健壮，却都面无表情。鲁迅深感刺激并认定，医学不能拯救中国人，不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只会是供人欣赏的材料或观众，从而立志从事文艺事业。

67 鲁迅

这段故事在鲁迅的作品《藤野先生》中也出现过，但是现在的看法认为并不尽其实。当然，每周批改鲁迅讲义的医学部教授藤野严九郎是真实的人物，鲁迅终生都很尊敬他。鲁迅期末考试合格后，不及格的日本同学中伤说“藤野先生告诉了考试题目”，他愤怒地反驳道“因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难道就是低能儿吗”，并因此离开了仙台。

鲁迅来到东京后一面在外国语学校上学，一面秘密参加革命运动。有一天，他被命令暗杀要人，由于询问将来自己的母亲由谁照顾，被批评为“那怎么行”而受到排斥。鲁迅特别尊重维持生计的母亲鲁瑞，连笔名都取自鲁姓。如果当时他作为暗杀分子而死，就不会有小说家鲁迅的诞生了。

1909年，鲁迅回国，回到家乡绍兴担任教师，当地作风保守，鲁迅未能发挥留学时期的知识。特别为难的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们要剪掉辫子。由于留日时剪去了辫子，回国后像《阿Q正传》中的老钱的长子一样，受到周围的“冷笑和恶骂”而感受到各种压力的鲁迅，不想让学生也遭受同样的痛苦。然而，他们却批评鲁迅“表里不一”，最终数名学生还是剪掉了辫子。

68 鲁迅手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也被卷入其中。城里竖起了军政府的白旗，其实仍是旧势力掌握实权，没有任何变化。鲁迅对此深感失望，1912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京。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另一面，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即办事员的生活。

搬到北京的鲁迅起初住在绍兴会馆，后来搬到了市内西部的八道湾。生活虽然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推行独裁，教育部也笼罩着沉重的气氛。这时，鲁迅外出到北京的名胜之一琉璃厂去专心收集拓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麻醉自己的灵魂”，即一面寻求因失去革命成果而产生落寞感的安慰，同时装作沉迷于兴趣之中借以逃脱特务机构的嫌疑。

文学革命与《狂人日记》

1916年10月的《新青年》，刊登了胡适和陈独秀的书简，指出今日的文学极其腐败，只顾形式毫无内容。翌年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议用白话文写作的八条方案，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回应要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文学革命开始。

有一天，提倡废除汉字的学者、友人钱玄同到鲁迅家中做客。他劝鲁迅在《新青年》上写点什么。当时对文学革命并不甚关心的鲁迅问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道，“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毫无疑问，“铁屋”就是指当时闭塞的中国社会，曾经对革命满腔热情的鲁迅体会过“窒息的痛苦”。然而真的没有改变社会的“希望”吗？应该再努力尝试一次，把在压抑下“昏睡”而死的人们唤醒。鲁迅自己长期以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1918年6月，他发表了作品《狂人日记》。

这部作品是用患有受害妄想症的病人的日记形式来写的，主人公“俺”幻想周围人都要吃了自己。他感到不安，彻夜查找资料，从满篇的“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都浮现出“吃人”的字眼。他特别害怕的是亲生哥哥，五岁的可爱的小妹妹就被他吃了。不只是哥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中国数千年来吃人的行为。最后主人公呼吁救救还没吃过人的儿童而告终。

这部作品把儒教社会比喻为“吃人”的社会，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人们一边害怕“被吃”，一边伺机攻击对方的样子。实际上，当时的报纸登出的报道中，有人赞扬儿子或妻子割下自己的肉给母亲或丈夫吃的这一儒教价值观。鲁迅在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压抑体制进行尖锐批评后，对胡适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实践。

接着，鲁迅又在1919年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科举落榜的贫困书生，总是到酒馆讨一碗酒喝，受到其他客人的奚落。有一天，孔乙己到举人家中偷盗，受到私刑被打断了腿。他用两只手撑着来到酒馆，店主不但不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还嘲笑他受到了报应。后来孔乙己就再也没出现在酒馆。文章以他一定是死了来结尾。

《药》的主人公老栓唯一的儿子得了肺结核。某天，他听信迷信，把死人的血抹在馒头上给病人吃就能治好病。于是一心想给儿子治病的老栓，天亮前到革命家被处死的刑场，向刽子手买来蘸血的馒头。后来，儿子死了，他妻子去扫墓，被杀害的革命家的母亲也在自己儿子的墓前说话。周围一片寂静。

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革命派遭受的镇压，以及社会的扭曲践踏着人们这些社会事实，还有面对这些牺牲者的痛苦而无动于衷的人们。特别是以被处死的革命家秋瑾为原型，鲁迅因勇敢的她却在周围“热烈的拍手”声中被处死而感到自责。然而这一想法不但没有引起主人公的共鸣，最后也没能挽救生病的儿子。

孔乙己的原型是住在附近的没落知识分子，“窃书不能算偷”这一台词也来自他本人的话。孔乙己的偷盗并不是重罪，人们对受到虐待的孔乙己的反应过于残酷，甚至幸灾乐祸。鲁迅对此描述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其实，鲁迅的父亲也是由于科举的营私舞弊沦为没落的知识分子，在失意中死去。少年鲁迅得以看到乘虚而入、窥视财产的亲戚们“真正的嘴脸”。鲁迅认为，无论牌子怎么变，“吃人”社会的体制以及支撑体制的人们的内心不改变的话，中国便没有未来。

《阿Q正传》和中国社会

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的1921年，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阴暗面，发表了杰作《阿Q正传》。这部作品极其有名，先简单看看它的内容。

阿Q是未庄底层的雇佣农民。鲁迅的说法是他无名无姓因此起名为阿Q，也有人说Q是意味着幽灵的“鬼”的意思。阿Q被赵财主等村民们视做傻瓜，本人也傻呵呵的。因为他具备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都能马上变得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

有一天阿Q调戏尼姑后被骂“断子绝孙”而受刺激。死了谁给自己供饭……突然开始想女人的阿Q逼赵财主家的佣人吴妈和自己睡觉，被赶走，失去了未庄的工作。不久从城里回来的阿Q，势力让人吃惊。可人们发现他和盗贼同伙时，又看不起他。

辛亥革命爆发后，阿Q从村民的慌乱中感到“革命也好罢”。喝醉后四处大喊“造反了！造反了！”的阿Q，幻想自己加入了身穿白色铠甲的革命党，向欺负他的人们复仇，并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后，革命成功的荣誉却被钱家的少主人“假洋鬼子”夺去。阿Q不但未能参加革命党，还作为赵财主家强盗事件的犯人被抓了起来。

等在被关在牢房里的阿Q面前的，是枪毙示众的死刑。阿Q被带到官人们面前，第一次拿笔的他好不容易划了一个圆圈，第二天他被押上囚车上街示众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从围观处刑的群众中，阿Q发现了比自己以前遇见的狼还要狠毒的眼神。这些眼神吞噬了阿Q的灵魂，他甚至没喊出“救命”的声音，全身就已经粉碎。

充满悲剧色彩的阿Q是体现中国人国民性的代表人物，开始连载时，人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阿Q的原型。阿Q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把被称为“我是虫豸”的屈辱变成“得胜”，对这种卑屈和吊儿郎当，鲁迅批评它们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这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自己对既不承认鸦片战争以来的军事失败、又沦为半殖民地的“不孝之子”的祖国，既痛恨又爱惜的感情体现。

而阿Q对革命的一知半解，以及欢喜地观看他受刑的群众，体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深蒂固。事实上，参加太平天国和与之呼应的参与叛乱的人，很少有因平时积累的不满爆发而采取夺权行动的下层民众。而且，这种“死人一喊，活人就高兴”的光景，在电影《芙蓉镇》中也出现过，在“文革”期间也很常见，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作为小说舞台的未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男人被枪毙而已。打倒清王朝这一革命大义，被缩小到权势者们毁坏了寺庙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一行为。台湾的评论家柏杨也指出，无论多么出色的理想和主义一旦深入中国文化中去，便会变质成为截然不同的东西。鲁迅在深刻的痛苦下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直到今天仍给人们打出了尖锐的问号。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两个巴黎和会

新文化运动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依旧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北京政府的实权派、国务总理段祺瑞（皖系）想接受日本援助来实现武力统一。然而他的政敌、总统冯国璋（直系）则主张南北和平，并破坏了段祺瑞的军事作战。段祺瑞觉得受限制，于1918年10月，通过名存实亡的新国会，将冯国璋拉下总统之座，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的旧谋臣徐世昌。起初，段祺瑞试图笼络徐世昌，而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则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反对内战。

南方的广东军政府方面，实权派的广西派陆荣廷等人排挤主张北伐的孙文，1918年5月废除总统制迫使孙文辞职，孙文盛怒道“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而前往上海。梁启超、张謇等稳健派也提倡和平，列强们也希望内战早日结束。11月，南北实现停战，1919年2月，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会议。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接近尾声。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国联成员之一的中国也举行了战胜纪念仪式。由于这是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首次胜利，国内上下喜气洋洋，数千名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前广场（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要小很多）上举行的集会。多数中国人抱更大期待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它讴歌民族自决的原则和公平解决殖民地问题。

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为了对抗1917年沙俄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呼吁在无吞并、无赔偿、民族自主的原则上签订议和条约这一举动，主要以东欧为对象而提出的。然而，亚洲人民听到后认为大战后的新世界一定能废除帝国主义“强权”的压制，心存希望。中国也认为只要主张基于民族自主“公理”上的权利，就能废除以“二十一条”为首的耻辱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2月，中国全权代表团背负着国内的期望，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谈。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担任代表，团员有被称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北京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驻美代表王正廷等，以及信奉威尔逊的年轻亲美派的精英们。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顾维钧和王正廷立刻主张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返还中国，与要求继承其权利的日本代表对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二十一条”要求的有效性上，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国参战使“二十一条”失效。而日方则拿出了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在西原借款交涉期间秘密与日方签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公文函件。其中记载中国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一事“欣然应允”，日本因此申辩“二十一条”有效。

之后山东问题暂时被搁置，在是否公开公文函件问题上日中各不相让。然而主导会议的英国、法国在大战期间与日本另外签订了秘密协定，美国见此情况后也倾向于支持日本。4月，山东问题被再次提出，德国旧权益的归还问题却受到了忽视。中国代表眼看情况不妙，于是提出了由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五大国”来进行共同管理的代替方案，试图遏制日本的殖民脚步。然而最终却仍旧失败，4月30日，会议决定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69 顾维钧
中国外交家,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

另一场和平会议即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围绕段祺瑞重新编制的参战军问题，交涉停滞不前。参战军是指预备参加世界大战的部队，而组织这支队伍的实际目的在于发动内战。这支军队的军费来自西原借款，士兵由日本人上校训练，实乃日本援段政策下的产物。广东军政府要求解散参战军作为实现和平的条件，3月，段祺瑞拒绝该要求，会议中断。4月，段祺瑞与日本签署的密约被曝光，人们对待段祺瑞和日本的情绪进一步恶化。

五四运动开始

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电报，最早向国内传达了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他指出英国、美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呼吁开展拒绝签署和平条约的运动。4月30日，电报到达北京，人们期待的“公理”被迫在日本的“强权”面前屈服，感受到冲击和失望。报纸上宣传的“青岛亡矣！山东亡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口号更使得这种失望情绪逐渐变为愤怒。

70 五四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学生

1919年5月1日，各所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等学校集合，就如何对待亡国危机交换了意见。3日晚，陈独秀支持的《国民》杂志社和胡适支持的《新潮》杂志社的成员们作为发起人，召开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大会的参加者超过了一千名，他们约定支持拒绝签署和平条约并且在第二日于天安门广场集合进行示威游行。甚至有人在激愤之下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高举“中国被宣判死刑”“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等标语，散发用白话文书写的传单向南出发。

他们的目标是各国公使馆所在地的东交民巷，要求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四国的公使见面。英国等三国大使馆以周日为由推辞，数名代表和美国大使馆的书记官会面，递上请愿书要求支持中国的主张。

这时学生们被警察拦住，在公使馆区域外冒着酷暑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一部分学生开始高喊“我们去外交部！去曹汝霖的家！”，很多人不顾组长的反对前往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但是，曹汝霖的住宅被两百多名警察重重保护起来，学生们只能向豪华的屋子里投掷国旗和标语，并打算结束行动。

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前煽动游行队伍的一部分学生毁坏窗户进入院中，从里面把门打开。学生们大举入内，开始寻找曹汝霖，在公文书中写下“欣然应允”的是章宗祥本人，他们逮捕了在曹家避难的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并对其进行殴打。曹汝霖的家被放火。警察起初对学生们的士气感到害怕，后来由北京的警察总监亲自指挥，调整战局，甚至动用军队，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运动的扩大与拒绝签署条约

5月4日，学生们在北京大学商量对策，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并同时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虽发言说“这次你们有点过头了”，但同时为了救出被捕的学生又四处奔走。刚开始，政府内部还高唱包括解散大学在内的强硬镇压论，而山东选出的很多议员则改为支持学生们。孤立下的政府要求蔡元培以学生不参加5月7日国耻纪念日的国民大会、重新开始上课为条件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翌日，被捕学生在欢呼声中乘车回到北京大学。

虽然北京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被禁止了，其他城市仍然按照计划举行了国耻纪念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山东省省会济南，三万人集会要求“严惩国贼”曹汝霖等人。然而，段祺瑞始终保持高压状态的姿势，把蔡元培看做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并打算罢免他。另外，谣言四起，例如派出刺客暗杀段祺瑞、军队进驻北京并烧毁北京大学等。眼看形势急迫的蔡元培于5月8日亲自提出辞职，悄悄离开了北京。

学生们认为政府逼走了蔡元培，更加愤怒，他们除要求慰问蔡元培外，再次宣布要罢课。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其他大学也持相同观点，5月13日，北京的校长们都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总统徐世昌则于14日对蔡元培发出慰留令以示妥协。

这时学生们又展开了新的活动方式。被称作“救国十人团”等的由学生组成的演讲团就是手段之一，他们插上旗帜，用画和地图向人们说明山东问题。另外，对日本的抗议行动扩大为抵制日货运动，愤怒的群众召开了“烧毁日货大会”，人们把手头上的日本货纷纷投到火中烧毁。

某个集会上对堆积如山的日本货进行烧毁，一名中学生突然痛哭着把自己的自行车扔向火中。这也是日本生产的。少年时的宣统帝溥仪也非常喜爱自行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物品。牧师出身、在北京回民街道创建了女学校崇贞学园的日本记者清水安三目睹了这一场景，从而得知“二十一条”以来日本的行动如何激怒了中国民众，他写道“像被针扎了一样受到刺激”。

5月19日，学生们开始罢课，政府接受了日本公使的请求要求停止街头演讲。学生们接受后，政府又禁止抵制日货，并事实上在北京实施戒严令，要求重新开课。对此不满的学生们改变了战术，打扮成小贩开展购买国货运动，还劝说市内的警察这些“亲爱的同胞们”，让他们理解运动的意义。

6月3日，当局下达的重新开课的期限已过，学生们做好受到大镇压的准备，再次聚集街头演说。警察不断地逮捕学生，被捕人数3日达到170名，4日达到800名，拘留所不够，甚至把北京大学也作为临时拘留所。但是，4日600名女学生首次进行游行示威，走上街头的学生人数增加，警察也束手无策。政府只好停止镇压，释放被捕的学生。

北京学生大量遭到逮捕的消息传出后，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外。其中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上海的运动影响尤大，不仅是学生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商店也一律关门罢市。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出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举行罢工，外国资本的工厂被迫停业。5月，福建学生前往英属马来亚呼吁抵制日货，7月，运动席卷了马来全国并扩大到荷属东印度和泰国。

起初，美英等国认为该运动是针对日本的，采取静观事态的态度，甚至觉得该运动“秩序良好”而持好感。然而，上海的城市功能陷入瘫痪，影响到列强各国的殖民地，租界当局开始对运动进行禁止或镇压。再加上各地的地方长官、国内的银行家们，也催促北京政府早日处理学生和市民提出的罢免曹汝霖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北京政府，终于在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这是由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主导的，广大城市居民抛弃“阿Q”，作为主体参加的运动的成果。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受到了鼓舞，6月28日不顾政府的指示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日本代表们大吃一惊，批评中方的行动是顾维钧等人的“冲动武断”，然而此时顾维钧的手里，已经收到了7000封来自中国国内要求拒绝签约的电报。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巨大的浪潮改写了历史，7月10日，徐世昌亲自颁布总统令，追认了代表团的行动。

日本留学生的动态和吉野作造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早早就出现了与五四运动相连的动态。1918年5月，日本为了出兵西伯利亚签订了日中军事秘密协定后，1200名留学生提出抗议并回国，呼吁反日运动。一年后的1919年5月7日，500名留学生高呼“取消条约”、“打倒军国主义”，在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召开国耻纪念日集会，与前来阻止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三十六人被捕。

这时，大正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政治学家吉野作造为了救出被捕的中国留学生而四处奔走。他从1906年起住在天津，担任了三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15年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后，吉野作造认为它是“日本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予以支持。但他认为日本人应对日后的中国持有“同情与尊敬”的态度，对欠缺这一点的日本大陆政策吉野作造持怀疑态度，并加深了对中国、朝鲜和台湾的关注。

71 吉野作造

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民本主义，认为在天皇制下也可以实现民主主义。他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后进国，一定要引进民主主义。吉野还在1918年成立黎明会，对学生进行启蒙。因此，五四运动一爆发，吉野就意识到中国学生提出的民族自主的要求，才是民主主义在东亚生根发芽的“活的精神”。于是，他请求外务省保护被捕的留学生，并为了释放留学生而四处奔走。

吉野作造投向五四运动的眼光充满了同情，除此之外，广为人知的是他对1919年朝鲜爆发的“三一独立运动”寄予的同情。吉野批评日本军人总督统治朝鲜，主张废除对朝鲜人的歧视和实现朝鲜的言论自由。他还将大学工资和著作权收入、演讲费等中相当一部分，拿出来资助中国、朝鲜留学生的生活。

吉野作造的活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和李大钊关注黎明会并把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模范，1920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团还前往日本互相交流。当时的日本虽然对抵制日货感到麻烦，却无法从正面接受中国人的要求，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代表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共同尝试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差别从而摸索普遍的价值。这一努力诞生了一项成果，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接纳马克思主义和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掌握巨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召开了第一次党大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受到了俄国革命、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的巨大影响。然而，最近围绕作为成立共产党前提的、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开始正式地接纳马克思主义，源自1917年夏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但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前在北京的日报《晨报》的文化版面中，就开始翻译、介绍河上肇等人写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晨报》的主笔陈溥贤。

1918年底，陈溥贤被派到东京担任特派员，负责采访日本关于巴黎和会的动态。他对吉野作造的黎明会的成立非常关注，详细地向国内介绍了“大逆事件”后“寒冬时代”暖风缓缓吹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陈溥贤之所以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日中两国要解决山东问题等悬案，达到“真正的亲善”，首先必须把日本改造成不是由军部或资本家，而是由工人来当家做主的社会。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陈溥贤的翻译上，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也是吉野作造努力搭建与李大钊之间的桥梁的辛苦结晶。

72 李大钊

同时，李大钊也独自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势力建立了关系。1920年12月，堺利彦、大杉荣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李大钊也立即参加。北京常驻的报社记者丸山幸一郎把他介绍给日方人士，之后李大钊从日本获取最新的信息，同时他的关注点也从学说研究扩大到妇女解放问题、工人问题等方面。1921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灵活运用河上肇的著作理论，阐发了通过“宇宙精神”基础上的民众伦理的觉醒来进行社会变革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了生产力决定一切的经济一元论，给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清末的日本留学潮中也提到过，日本位于东亚世界的边缘，其在接纳欧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潮，成为中华世界的重生中不可缺少的能量。在洪秀全接纳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主主义和科学之后，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也是来自这一边境的新风潮。

73 陈独秀

当时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后来的共产党员。对孙文的三民主义感到共鸣的革命家们，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内难以被理解的民生主义的补充而进行介绍和普及。国民党一边倒的理论家、后来激烈批判共产党的戴季陶就是其中一人，据说成为共产党员必读文献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就来自戴季陶千辛万苦弄到手的日文版的中文翻译。

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变化。1919年，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布无条件返还沙俄帝国从中国获取的权益，1920年3月，这条消息传到中国本土，对凡尔赛条约内容感到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惊奇地称它为“空前义举”。从此，中国国民对之前并不熟悉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迅速提高。

1919年6月，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上海的陈独秀没有错过这一变化。1920年9月，改版后的杂志《新青年》登载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标志着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张文学革命的他本来对政治批评持消极态度，但五四运动中他亲自走到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由此他认识到“无论谈不谈政治，政治总是尾随我们”，投身政治革命非常重要。新文化运动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儒教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苦于无力创造取代它的新的价值观。作为率先指示中国前进道路的向导，陈独秀克服了五四运动期间的混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寄予了期望。

《新青年》事实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杂志，对支撑俄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介绍。信息来源也从言论严格管制的日本，转变为欧美特别是俄国移民们亡命的美国。这一结果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国际性。而且它从形式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第二 国际）分离，因此必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

当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极少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信奉美国模式近代化的胡适，曾不愉快地表示，“《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美国发行的介绍俄国革命的杂志）的汉译本了”。鲁迅也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体制感到怀疑，与白桦派的文学家武者小路实笃主张的“新农村”运动产生共鸣，表示信奉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而离开了《新青年》。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革命伊始苦于列强干预战争的苏维埃政府，逐渐把眼光投向了东方。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论题”的决议，决定了积极支持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同年，俄国共产党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完成在中国聚集社会主义者的使命。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来到北京，首先通过北京大学客座讲师鲍立维等的介绍与李大钊会面。当时中国正好黑汗宣言的消息刚传入，布尔什维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此时还不能马上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事。他开始实质性活动是在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5月在法国租界成立共产国际临时机关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上海除了陈独秀之外，还有戴季陶等很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记者们。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策划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国民党系的工人团体中华总工会以及五四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学生运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布尔什维克积极地向他们开展工作，1920年6月，以陈独秀为中心成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共产党（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称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广泛聚集拥护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信号已经出现了。

然而，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将广西军阀陆荣廷赶出广州、接纳孙文的“开明派”将军陈炯明的邀请，离开上海成为广东军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社会共产党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中止活动。

顺便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没有出现在历史的正面舞台上，当时名为共产党的并不仅是陈独秀的小组。中华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成立的大同党就是其中之一，与共产国际派遣的朝鲜人活动家成立了“假共产党”。

这里的“大同”毫无疑问是指洪秀全、康有为等人追求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乌托邦，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最先也局限于传统思想的框架之中。但是，他们派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代表直到会期也未能到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终也没有得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经过了迂回曲折，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开始准备成立。北京的领袖是李大钊，通常被认作是母体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尚未开展活动，成员也仅有八名。广州的共产党起初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陈独秀到广州赴任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仅剩下九名成员。

长沙的领袖是毛泽东。他从北京回来后在学校任教，1917年7月，他在杂志《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呼吁作为大联合的基础首先要成立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种人群的“小联合”。湖南的学生团体开展运动要求打倒皖系督军张敬尧，毛泽东作为主要成员前往北京请愿。然而其结果仅是军人势力的更替。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在北京已经和李大钊接触的毛泽东，此时被陈独秀的话语“深深打动”。他回到湖南后致力于地方自治运动，还成立引进进步图书的文化书社和俄国研究会，努力接纳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对毛泽东的才能高度评价，在11月的信中催促早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是毛泽东和几名关系亲密的同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对自己的母校、曾担任语文教师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工作，1921年1月成立了由十六名“真正的同志”组成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人都来自毛泽东的个人关系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各地的革新知识分子为媒介，由很多条支线共同推动的。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在陈独秀前往广州前的1920年11月成立的。陈独秀等人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行了杂志《共产党》。还派遣代表参加翌年的第三届共产国际大会，得到了承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等人一到上海，就要求立刻召开共产党大会。因此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名中心人物未能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便在上海法国租界召开了。中国认为该会在7月1日开幕，至今仍把这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纪念日，实际上会议是在7月23日召开的。

此时的党员共有五十三名，参加会议的地方代表为十二名。其实开始有十三名代表参加，由于7月30日晚遭到租界警察的搜捕，会议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的一艘游船中召开，有一人最后一天未能出席，便未被视作代表。参加人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上下，最年轻的刘仁静（北京代表）仅有十九岁。他们都身穿西服皮鞋或是长袍，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人中，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有六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开国庆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看看李大钊和陈独秀之后的命运，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的张作霖逮捕后杀害。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任书记的陈独秀，则在1927年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赶下最高地位，1929年被开除党籍。

后来被国民党逮捕经历了狱中生活的陈独秀，在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年被释放。此时，陈独秀严厉批评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意大利一样都是法西斯国家，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他还坚持从建立共和制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没有丧失。

且不论陈独秀的观点是否正确，扬帆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左右世界的力量，无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经验。这期间他们失败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第七章

革命尚未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

华盛顿体制与孙中山的革命方针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924年11月，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访问日本神户。孙中山时年五十九岁，为筹备国民会议，自广州北上，途经日本。日本被他称作第二故乡，但这竟成为他最后一次访日，当时的他已身患癌症。

11月28日，孙中山站在神户高等女校的讲坛上，面对三千听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即“大亚洲主义”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指出，亚洲受到欧洲侵略渐渐衰落，而日本对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为亚洲带来复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使亚洲各民族重获勇气，兴起独立运动。孙中山认为，欧洲文化是用科学与武力使人屈服的霸道的文化，而亚洲文化是以仁义和道德感化对手的王道的文化，王道文化好过霸道文化。

74 在神户高等女校做“大亚洲主
义”演讲的孙中山

孙中山更呼吁亚洲各国应以王道的文化为基础，为寻求民族解放，必须在大亚洲主义之下团结起来。最后作为结语，孙中山讲，“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的演讲深深打动了现场听众，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日本后来仍然选择了霸道的文化，最终走上自我破灭之路。孙中山的演讲仿佛穿透了悠长的岁月，对如今深知这段历史的日本人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但是，这次演讲至今仍然能感动人心的最大原因是，曾一度看似已落后于时代的老革命家，在离世之前，散发出他最后的光芒，显示出了他揭示历史必然趋势的魄力。本章着重叙述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国民革命正是孙中山北伐夙愿—按本书观点称之为南来之风—的实现。

华盛顿条约与军阀混战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目的是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对日本来说，华盛顿会议首先是五大国的缩减海军军备会议。会议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为美英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法意各16.7万吨，即五国按比例为5∶5∶3∶1.67∶1.67。另外，美、英、日、法签订了四国条约，规定四国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四国条约签订后，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外交中心的日英同盟终止了。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时却未受到平等对待。因此，北京政府把华盛顿会议看做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大会开幕后，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中国要求收回关税自主权，提高关税税率，并且以“二十一条”违反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由，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1922年2月，五大国及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签订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根据九国公约，日本与美国1917年缔结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特殊利益的兰辛—石井协议被废除。但是，中方最初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问题仍未能解决，提高关税税率的主张也遭日本反对。另外，山东问题亦未能如中方意愿交由各国共同协商，而是依然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直接交涉。

中日交涉的结果是，规定胶州湾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许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中国以借款形式赎回山东铁路，还款期限为十五年；山东矿山由中日共同经营。关于“二十一条”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是否认可第二条规定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中国最初与俄罗斯签订的租借期限是1923年3月，据此中国要求收回旅顺和大连，开展了收回旅大运动。另外，北京政府也与日本就废除条约进行了交涉，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最终未能实现。

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列强开始分别支持中国特定的政治势力，比如日本采取援段政策，拥护段祺瑞一派，这就引发了中国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使得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去人心，取而代之的是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1920年7月，直系与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对皖系发动战争，即直皖战争。皖系失败，被驱逐出北京政府。但随后，直系与奉系之间也产生了争夺主导权的矛盾，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张作霖退回东北三省，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

当时，中国各地连连爆发内战。各路军阀势力可说是一种相当于通过从社会征收军费以获得利润的企业。各势力都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兵力，以便与对手竞争时处于优势。但同时又不希望与对手进行决战，消耗自身资本。另外，当时的军官虽多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新型精英，但士兵却是贫农出身的雇佣兵，故乡都有双亲要赡养，每月需寄饷钱回乡。

对于一个在乡务农的青年来说，参军便意味着“有吃、有穿、有钱”。他们并不认为当兵是多么危险的职业，一次突击，即可领到三个月的饷钱。不少人在战场上为了不伤及对手而放空枪，或者索性缴械逃跑。逃兵大多成为土匪，或再加入别的军队。

与担负保卫国家大任的现代军队相比较，这种私人军队的组织相当涣散，因此也使得日本人愈发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而中国共产党则批判这些武装势力是地方上独裁的“土皇帝”，是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式军阀。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古有“好男不当兵”之传统，而军阀的兴起则使得军人这一职业终于获得了相应的市民权。军事优先的风潮在中国社会蔓延，一直影响到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马林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孙中山正在上海避难。以往的研究认为，此时的孙中山被团结起来的民众的力量所震撼，因而放弃以中华革命党等秘密组织为中心的革命形式，决心建立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政党。实际上，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就对五四运动产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当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夺回被广西军阀陆荣廷所篡取的广东军政府的领导权。

1920年10月，盘踞在福建南部的陈炯明（广东海丰人）打出“粤人治粤”旗号，率部进攻广州。陈军赶走了陆荣廷，迎接孙中山入穗。陈炯明是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开明军人，全力支援过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反英罢工运动。当上广东省长后，陈炯明曾邀请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炯明在广东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并试图把广东模式推广到全国，开展了以成立联邦制国家为目标的联省自治运动。

但是，孙中山并不赞成这种地方自治运动。他主张通过北伐统一全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1921年12月，陈炯明在广东公布了以自治为重心的广东省宪法草案。但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强令广东军政府北伐。愤怒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进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次逃亡上海。孙中山年轻的妻子宋庆龄也不幸流产。

陈炯明的造反半年后以失败告终。在孙中山号召下，各路军事势力进攻广州。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然而，孙中山虽然屡遭挫折，有“失败之英雄”之称，但与陈炯明的决裂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陈炯明既是孙中山的同乡，也是他常年交往的革命同志。再加上广东军政府没有被华盛顿会议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因而也未能派代表参会，这更加深了革命家孙中山的孤独感。

此时，发表《加拉罕宣言》令中国人感到惊喜的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向已逐渐被时代所遗忘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1921年12月，来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

在此之前，孙中山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认为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应该去调节的，他不赞同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听了马林对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介绍，孙中山发现这与自己发展实业的计划有很多相同部分，对此他感到“非常兴奋”。另外，马林游说孙中山说，华盛顿体制是压制中国和苏联的体制，因此两国必须联手合作，对此孙中山亦颇受打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马林劝说孙中山与苏联合作，是基于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他看到陈炯明对香港海员罢工的支援，深受感动，因此他把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辛亥革命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党不同）视为民族布尔乔亚的代表，给予了很大期望。但当他在1922年4月提出国共合作的设想时，却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反对。

陈独秀等人与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国民党人有密切往来关系，对孙中山专制和向列强妥协的一面深有了解。同时，他们也考虑到共产党开展的工人运动刚刚起步，还不具备条件与试图通过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国民党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双方的立场不对等，担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形式的国共合作，会危及共产党的存在意义。但是，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重返中国的马林对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予以了压制，陈独秀等人也不得不服从共产主义运动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当时的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损失惨重。因此，苏联政府提出的予以军事援助的承诺，对他来说是一次起死回生的机遇。随后李大钊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也着手帮助国民党进行党内改革。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明确表示了接受苏联援助以完成中国统一与独立的方针。

这样，中共与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方面开始着手准备国共合作。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国民党苏联顾问被派往广东。但另一方面，与苏联合作是孙中山的独断决定，国民党内还存在不少反对意见。

特别是针对鲍罗廷的“耕地农有”的主张，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这种包括土地再分配在内的激进政策，有破坏国民党根基之危险。最终，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协商之下，国共合作在成立农民协会及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基础上被推动起来。但是，孙中山的儿子、国民党青年党员的领袖孙科却始终要求取缔共产党的活动。而孙中山的强硬做法也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去世后，这些矛盾彻底爆发。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国民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军阀统治、改善平民生活的新三民主义。另外，国民党的行动目标也由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改为成立国民政府，会议倡议在“联苏、容共”的方针下开展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李大钊等三名共产党员入选了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也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由于国民党干部廖仲恺（孙中山去世后即遭暗杀）在会上极力游说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政策最终得以通过。

国民党改组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同时也使得国民党蜕变为近代政党。这次改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论的接受，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大特点是政治与军事的一体化，由一群抱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建立起严格的中央集权组织，制定明确的计划，武装夺取权力。改组后，不仅国民党由广东地方政权发展为全国政权，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得以迅速壮大。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接受打开了辛亥革命后一直持续的混沌局面，但同时也为两大年轻政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即，作为维护权力的手段而采取的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形式的组织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性格以及坚持革命信念所产生的排他性。从其后的历史来看，这些弊害由于日本的侵略和美苏的对立而被进一步扩大，造成国共两党备受压迫的特质。可以说国共两党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双生儿，尽管曾两度合作，但为争夺权力爆发的内战是他们的历史性宿命。

黄埔军校与蒋介石

对中国国民党来说，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另一个成果是以苏联红军为范式建立了党直属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军官在以实现国民革命为目标的思想教育的浸染下，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对党的忠诚心，这与以往的军阀势力完全不同。另外，国民党还开办了军官教育机构黄埔军校，作为该校校长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便是自称为“中国拿破仑”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比毛泽东年长六岁。他从救国救亡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后来的军事专家。1907年，留学日本的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清政府为清朝留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在东京开设的预备校）毕业，在新潟县的日本陆军炮兵连队作为士官候补生服役了一年。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即回国，在上海等地参加了军事作战。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蒋介石亦加入该党，并为广东军政府的成立做出相当贡献。但是，因为他参与了191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因此以往对他的评价，大多倾向于批评他是腐败的政治家。不过从蒋介石与上海黑社会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关系密切这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黑白通吃的政治家。

75 蒋介石

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混乱，蒋介石曾两度提出希望赴欧美留学。但孙中山看重他的能力，以“革命阵营的损失”为由，不同意他去留学。随后，在与陈炯明军的苦战之中，蒋介石痛感军事研究对于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必要性。1923年，孙中山派遣访苏团赴苏联访问，蒋介石自告奋勇，成为访苏团代表。

在苏联，得知在斯大林派以及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学生之间对孙中山的评价很低，蒋介石大受打击。他本人在共产国际委员会上做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时也受到嘲笑，因此他对共产党并没有好感和信任。不过，在视察苏联红军后，蒋介石洞察到苏联红军强大的秘密在于采取了专心于军事指挥的指挥官和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的党代表两者并行、职权分明的军事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亲自负责军事教育，由极力主张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担任国民党党代表，两人合作共同致力于军官教育事业。

在黄埔军校中，国民党的军事优先路线与共产党的民众运动路线两者并行，可以说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试验田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有大批共产党员负责政治教育的工作。学校的基本构想以苏联为模式，但蒋介石及高级教官多有留学日本经验，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纪律和习惯等，多学习日本陆军。蒋介石认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是革命成功的必须条件，他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等严格的军法军规，规定临战逃脱者一律枪毙。

76 黄埔军校

另一方面，担任黄埔军官校长也为蒋介石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本。在科举时代的中国，考官是中举者必须一生敬仰的恩师。因此，从黄埔毕业的青年军官也都视蒋介石为师。蒋介石本人则欣赏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身为儒学家同时又是湘军领袖的曾国藩。蒋介石在给学生的训话时，常把军队比作一个大家庭，把自己比作学生的家长。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还曾与近20人的同志和部下结义为兄弟，在他掌握权力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比如，继陆荣廷后成为桂系新领袖的李宗仁就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其结拜为把兄弟的。李宗仁对上级长官突然提出这一“旧式”要求感到不解，但是蒋介石安抚他说“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

77 宋氏三姐妹
宋霭龄（中）宋庆龄（左）宋美龄（右）

说起中国的结义兄弟，最著名的是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结交黑社会头目的蒋介石深知传统习俗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可以说，他在苏联红军的组织原理中糅入了中国传统的“情义”理念，从而使得过度强硬的组织具有了一定的温情。这无疑是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所做的中国化的接受过程。

作为蒋介石另一项政治资本，不得不提的是他与宋氏三姐妹中三妹宋美龄的婚姻。这也是一项借助中国传统所转化的政治资本。1927年9月，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在神户，他向宋美龄的母亲提出了与宋美龄结婚的愿望。当时的蒋介石四十一岁，虽然宋美龄比他小了十岁，但宋家的长女宋霭龄却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与冲破层层反对而结合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相比，蒋宋的婚礼盛大而浪漫。但是，这桩婚事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效果。自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结为姻亲，使他成为孙中山继承人具有了正当性，对日后他当上中华民国领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

反观北京政局，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日本援助下蓄积实力的奉系张作霖联合皖系和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结成三角同盟，对直系发起战争。直奉两军在东北三省与华北交界的山海关交战，起初，直系军队占据优势，10月，直系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倒戈，致使战局逆转，直系曹锟被囚于北京，吴佩孚出逃。

实际上冯玉祥的倒戈与日本军部有关。当时，日本政府采取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路线，主张不干涉内政。但是，据说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日本军人曾秘密劝说张作霖，以重金收买冯玉祥。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顾问坂西利八郎得知曹锟向美国申请援助后，通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黄郛，劝说冯玉祥起事。

这场战争也给住在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溥仪带来了灾难。冯玉祥军进驻北京后，废止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被派往接收宫城的军队，限令清室在三小时内迁出紫禁城。溥仪当时十八岁，非常厌倦紫禁城的生活。冯军司令官质问他，“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他回答说，“我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是完全同意和愉快，因为我对宫廷那种不自由的生活早已感到厌烦”。据说周围士兵闻此齐声鼓掌。

但是，被突然逐出紫禁城的溥仪，很难找到一块安全的落脚之地。起初，他寄居在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宅邸，不久便在清末驻神户总领事、后来成为“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的郑孝胥的介绍之下，移居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进入天津日本租界，并在租界生活了七年。其间，他与日本的关系不断加深。迎接溥仪到天津的正是当时的天津总领事、战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在对直系战争中取胜的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举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同时，冯玉祥又督促孙中山尽快北上，以牵制张作霖。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申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建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孙中山还主张要从国民各阶层团体中选出代表，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是，孙中山在经由上海北上时，受到英国阻碍，只得选择转经日本。上文所述的感动听众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就是他北上途中，在神户所做。孙中山于12月4日到达天津，原本计划直接赴北京，由于胰腺癌致使胃痛，只得延期至12月底。抵京后的孙中山进入协和医院接受手术，但为时已晚。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守护下，于北京安然逝世。他未能看到武力统一中国和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实现。就如他留下的遗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一生挫折无数。当然，本书也多次指出，孙中山是一介凡人，他身上有如因高傲所致的独裁专制的一面，绝非毫无缺陷的圣人君子。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不少保守派政治家对此喜出望外。鲁迅曾撰文尖刻地讽刺这些攻击孙中山的人，“战士（指孙中山）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不论有多少缺点，尽管不够完美，但是孙中山无疑是将中国历史向前推动的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得实现，但不可否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罹患重疾，面临生死关头，却亲赴敌区北京。本来，华北地区人民对他的革命主张并不了解，但随着对他病情的报导，国民革命的理想也得以在华北人民中广泛宣传。可以说，孙中山以死化作改变中国的“南来之风”，他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完成“一个人的北伐”，而他的后继者们以此作为动力，继续为实现他的遗志而努力。

《无花的蔷薇》与北伐开始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其时，鲁迅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阿Q正传》发表后的1923年，鲁迅与共同居住的弟弟周作人一家决裂，翌年，搬到北京市内的西三条胡同（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二人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维持全家生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矛盾。据说由于信子无法放弃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喜好奢侈，致使每月亏空，家用拮据。

1925年3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师的鲁迅收到一封女学生的来信。写信人署名许广平，是鲁迅班上表现活跃的学生干部。当时的女师大校长属于保守派，对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以孙中山“共产共妻”（保守派对左倾化的国民党的污蔑）为由，不许学生参加孙的葬礼。许广平等学生领袖带领学生多次要求更换校长，均遭当局反对。在这样的压迫下，许广平感到彷徨和苦痛，急欲“在黑暗中寻找指引”，于是开始给老师鲁迅写信求教并倾诉胸中的苦闷。

收到信后的鲁迅回了一封长信，鼓励许广平，自此二人开始写信笔谈。随后，许广平因参加学潮被开除，8月，北京政府更决定解散女师大。鲁迅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担任由女师大师生成立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继续处理学校事务，为被逐出校园的学生开课。北京当局下令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但这并未使他屈从压力。学生们开始经常出入鲁迅家，被警察追捕的学生也藏在鲁迅家里。

1925年5月，上海的日商纱厂发生劳资冲突，中国工人被射杀。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反帝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表现出了彻底反抗的态度，这不仅是出于对许广平等充满才气的学生的同情，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深度关怀。最终，政府不得不妥协，同意女师大复校，鲁迅也被教育部复职。但是，新的悲剧已经在等待着学生们。次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奉系张作霖与段祺瑞、冯玉祥组成联合政权。1925年11月，奉系将军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也为了联合革命派，自称国民军，与张作霖开战，并于1926年3月击败张军。但是，欲借助张作霖维护其在东北权益的日本，出兵干预郭松龄，致使郭松龄兵败。日本还派两艘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并与英美等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停止天津一带军事行动，并限令48小时内撤出军队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要求。

愤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于1926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抗议集会，决议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复八国通牒。当日早晨，许广平抄写完鲁迅的书稿，正要出门参加集会。鲁迅叫住她说：“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深知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工作的，只得留在家继续完成抄写书稿的工作。鲁迅则在书斋深处埋头撰写《无花的蔷薇之二》。

78 鲁迅与许广平、海婴

十时半左右，突然有人慌慌张张涌进鲁迅家，说请愿队伍在国务院门前遭到军警枪击，死伤众多。许广平闻讯后立刻跑回学校，随后学生干部、也是鲁迅学生的刘和珍等人的尸体被抬回。冲突中，军警以大刀和棍棒殴打受伤学生，根据当局公布的数字，死者47名，伤者150余名。率领游行队伍的李大钊头部受伤后，仍然指挥队伍撤退。

得知消息的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为美化屠杀行径，北京政府把请愿学生贴上“暴徒”的标签。一些迎合政府的保守知识分子批评事件的责任在李大钊和学生领袖。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他饱含激愤地写下：“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但是，紧张的形势不允许鲁迅当一个局外人。北京政府惧怕事件发展为革命运动，向李大钊等5名请愿运动领袖发出逮捕令，鲁迅等50名进步知识分子也被列入黑名单。预感到危机的鲁迅暂到日本医生经营的医院避难。4月，张作霖进入北京，鲁迅又躲到德国和法国医院。5月，鲁迅一度返家，但北平已然没有安居之地，鲁迅只得与许广平等避赴南方。

蒋介石的崛起与中山舰事件

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围绕孙中山继承人问题党内出现了群雄角逐的局面。廖仲恺是最具实力的人选之一，但8月，廖仲恺欲控制广东军事势力而遭暗杀。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成为最大嫌疑人，为此胡无法在广东立足，只得出走苏联。随后，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具备强有力的支柱。而此时党内迅速崛起的是10月击败陈炯明、为夺取广东政权做出贡献的蒋介石。

既往学说多认为，蒋介石从始至终都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学者的研究评价他为“新右派”。战败到台湾后的蒋介石在他的著书也中表示自己最初就站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后世为了顺应自身需要所虚构的情节，而非历史的真相。实际上，蒋介石一边扩大自己的实力，一边誓师北伐，他是需要并极力维系国共合作的人物。

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如何从三民主义的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掌握国共合作主动权的关键问题。孙中山说：“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而正因为这一暧昧的说法在他去世后掀起了争论。最初提出异议的是理论家戴季陶。他基于孙中山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要求重新明确国民党的原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人立即起来呼应戴季陶，他们于1925年11月，在暂厝孙中山遗体的北京西山碧云寺集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雇鲍罗廷等十项决议。这派反共团体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国共两党逐渐激化的矛盾也出现在国共合作的试验田黄埔军校。1925年2月，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了与之对抗，国民党员出身的学生于4月创办孙文主义学会，并于12月举行了声援西山会议的游行。另外，廖仲恺死后，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之间失去了沟通渠道，蒋介石即时北伐的主张甚至遭到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反对。而廖仲恺死后当上党代表的汪精卫表现出倾向于苏联一方，更令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军内的领导权受到了威胁。

1926年3月20日，国民革命军主力舰中山舰未经蒋介石许可开进黄埔港，并要求回航广州。这一可疑行动更加深了蒋介石的疑惧，他马上下令广州戒严，占领了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同时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寓所，并解除了广州和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79 汪精卫

这一事件最初是蒋介石怀疑中山舰的动向为共产党叛乱，因而采取的突然行动。但是国共合作破裂后却出现了多种说法。比如蒋介石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共产党企图把蒋介石绑架到苏联，或说事件是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采取的有计划的罪行。结果，中山舰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谜。不过，无论真相如何，事件导致的两个结果是明确的。其一是，蒋介石取代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其二是，蒋介石掌握嫡系部队，同时其他妨碍国共合作的势力均被排挤。

首先来看第一点，蒋介石未经汪精卫许可擅自动用军队，实际上是挑战汪权威的行动。汪精卫虽然非常愤怒，但蒋又散布谣言说汪精卫与季山嘉欲攻击自己，汪精卫被迫称病辞职。苏联为了避免与蒋的冲突，送汪精卫去法国静养。逼走汪精卫后，蒋介石推举自己的亲信也是浙江同乡的张静江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而自己则掌握了实际的党政军大权。

第二点，蒋介石不分国共，对凡反对国共合作的各派势力都实施了强压政策。首先被开刀的是孙科等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内的反共派，其中心人物吴铁城受到监禁处分。另外，5月，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发生斗殴事件，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解散了两个组织，并把原组织成员吸收进自己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会议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双重党籍者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鲍罗廷起初反对，但不得不和蒋介石妥协。结果，毛泽东辞去了代理宣传部长职，其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共产党人也都只好纷纷辞职。对此，蒋介石解释说是为了统一指挥权。但实则把这些要职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如组织部秘书陈果夫（蒋介石之师陈其美的外甥）等人。

这样，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的蒋介石，开始联络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及湖南的唐生智（佛教徒，部下亦多信佛），准备北伐。鼓舞军队士气的《国民革命歌》传唱一时，“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1926年5月，先遣部队向湖南进发。7月1日，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发表了《北伐宣言》。孙中山的遗愿终于被付诸实践了。

北伐战争与湖南农民运动

鲁迅的广州之行与北伐军的胜利

1926年8月，被北京政府通缉的鲁迅离开北京。他先与许广平到上海，随即又独自转赴厦门，在女师大同僚林语堂的邀请下，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部教授。鲁迅一边在厦门大学潜心研究古典文学，一边与许广平以通信方式保持这段师生恋情。从鲁迅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国民革命的高度关注。

80 武昌入城的北伐军

比如，写于10月10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建国日）的信中，鲁迅赞赏厦门庆祝的气氛热烈，而说北京“沉沉如死”。在10月15日的信中，记录了厦门报纸报道北伐军占领武昌、九江的消息，并说“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辛亥革命受挫后，鲁迅极少对政治表现出热情，但北伐开始后，他非常关注北伐战局。

此时，北伐军的进攻已如破竹之势。先锋部队越过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岭南山脉，与李宗仁、唐生智部汇合，组成西路军（约十万兵力），在民众支持下于7月占领长沙。攻入湖北的西路军以当年太平军的气势，向武汉挺进，完胜兵力、装备均远占优势的吴佩孚军（二十五万兵力）。吴佩孚枪毙临阵脱逃的军官以杀鸡儆猴，但仍未能阻止军队的溃败。10月，武昌守军投降，随后在北伐军的追击之下，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

江西方面，蒋介石亲自率中路军与孙传芳军展开决战。起初，双方互有进退，僵持不下。11月，中路军终于占领了省府南昌。蒋介石下马，向群众挥舞着帽子步行进入南昌城。福建方面，东路军一路北上，1927年2月攻占浙江杭州。东路、中路两军更于3月，拿下了孙传芳的根据地南京。北伐军在一年之内就基本控制了中国南方地区。

而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进展。1926年11月，郭沫若及中共广东支部，要求校方聘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因为许广平在广东，鲁迅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在1927年1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在这之前，鲁迅认为自己是旧世界的人。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与深深的寂寞共同沉睡的鲁迅的魂魄再次被唤起，他重新开始积极地与“现时”接触。3月，鲁迅到达广州，被作为“革命战士”受到了热烈欢迎，演讲的邀请不断。许广平也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手，为鲁迅作广东话翻译等，两人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但不久，鲁迅就感受到了“革命发源地”广州的火药味。他觉得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许广平也被校长等人告诫，要她注意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围绕革命的方向，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暗斗逐渐激化。鲁迅的直觉不久就变成了不幸的现实。

北伐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北伐开始后，汪精卫的回归问题成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对蒋介石权力膨胀感到不满的国民党人希望迎汪精卫回国，以制衡以蒋介石为首的浙江派。中共方面，陈独秀等人反对北伐，认为北伐不符合人民利益，主张对“中间派”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但此时，中共与苏联的意见没有得到统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站在了与蒋介石合作的立场。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当然不希望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复职。因此，他一方面电请汪精卫回国，又不让汪担任有实权之职。最终，蒋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取得了胜利。

随着北伐的开展，国民政府的迁移也成为焦点问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人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试图以此强化党的权力。而针对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前线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本来应由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却要求与党组织拥有同等权限。为此感到震惊的反蒋派国民党人试图削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但已具有坚固财政基础的蒋介石拒绝受限制。

这样，蒋介石的独裁体制逐步形成。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这一体制并非他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本身就具有军事优先的一面。另外，从孙中山与主张地方自治的陈炯明的矛盾中也可以看出，北伐计划中包含了建立专制性统一国家的构想。可以说，蒋介石在实现孙中山遗愿的同时，也继承了孙中山留下的负面遗产。

81 北伐前夕政治形势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图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达武昌的鲍罗廷，联合西路军的唐生智，明确了反蒋姿态。蒋介石则派人到苏联劝说斯大林等继续维持与蒋合作的路线。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又将一直支持江西国民党组织的中共党员排挤出国民党外。也就是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意见分歧，被蒋介石巧妙利用，而中共方面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对策。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辞去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后，转为担任国共合作下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城市里的工人运动。而出身湖南湘潭农村的毛泽东，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的现状出发，主张国民革命必须首先是农民革命，只有解决农民问题，获得农民支持，国民革命才能成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反抗富农出身的父亲，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不消灭农村的封建势力就无法彻底打垮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北伐开始后，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区，毛泽东的弟子们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湖南，两百多名党员在各地设立农民协会，发展了超过两百万人的会员。他们在农村实行孙中山在国共合作时期认可的减租减息政策，冲击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如破除祭祖、祭神等传统习惯，颠覆族权、父权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秩序。他们还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部分地区的农会成员还参与县政。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写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承认农民运动中存在过分的行为。比如把没有多少土地的人也定为“土豪”，把穿长衫的人都称为“劣绅”等等。另外，报告也记录了国民党和部分共产党员对农会的批评。比如批评农会动不动捉“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甚至任意处刑，是“矫枉过正”的行为。

82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在报告中进行了反驳。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主张很容易受到批判。他在报告中说湖南军人唐生智支持对土豪劣绅的肃清。但其实是因为最先被杀的都是反对唐生智的人。另外，农民协会在乡村独裁，任意实施逮捕和处刑，最后发展到连共产党都无法控制，甚至省级官员被枪毙的事件都有发生。与国民革命军进驻大城市不同，农村地区很难切实感觉到革命到来的氛围。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包含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则很容易打动底层农民。

把毛泽东的行为与蒋介石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蒋的倚重军队也好，还是毛的重视群众运动也好，他们都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崇尚武力并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的特征。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也主张：“我们看见日本民族种种历史上的思想，看见日本维新的思想根据，使我们愈加了解‘武力’和‘战争’这一个事实是建国的最要紧的手段。不经过很多的恶战苦斗，费过很大的牺牲，民族的平等、国家的独立是决计得不到的。”

这些事实既反映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同时也揭示了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积压着一股近似野蛮的能量，就如同义和团运动中所爆发出来的那样。国民革命取得胜利正是借助了这种能量。而这股蠢蠢欲动的能量，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潮流一齐喷发，引起了激烈的连锁反应。这就是南京事件与四一二政变。

四一二政变与国共合作破裂

南京事件与蒋介石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在到领事馆避难的日本侨民中，却丝毫没有紧张气氛。因为当时北伐军的口碑相当好，所以侨民们认为北伐军不会像孙传芳部那样有抢劫行为。但是，次日早晨，北伐军以搜捕战犯为名，闯入领事馆，开枪威胁馆内人员，并与部分南京市民开始进行抢劫。南京的英、美两国领事馆也同样遭到袭击。于是英美军舰向南京市内开炮，造成人员伤亡，此即南京事件。

而类似事件也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1927年1月，在湖北汉口的英租界，由中国人被杀事件引发大规模反英运动。刚刚成立的武汉国民政府借机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租界。但是，国民革命的口号本来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北伐军的胜利，更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袭击领事馆、外国人寓所及基督教会的事件时有发生。

此时，日本没有像英美两国那样采取报复性攻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认为，与北京政府相比，蒋介石更有能力统治东北三省以外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仅要求中方惩罚参与暴行的士兵和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以及要求蒋介石压制共产党势力、保障各国在上海的利益与安全。但是，日本军部则批评政府的态度是软弱外交，上海的日本人团体也主张应向武汉政府表示强硬抗议。结果，首相若槻礼次郎被迫辞职，主张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南京事件是让蒋介石与苏联分手的机会。国务卿凯洛格发表“新对华计划”，表示美国将向蒋介石提供财政援助，镇压共产党活动，美国还将督促蒋介石与张作霖停战，以实现南北共同取缔共产党。对此，蒋介石发表声明，表示要坚持国共合作。同时，他也向共产党发出不得破坏“国民革命伟业”的警告。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无法忽视列强要求他与共产党和苏联诀别的压力。

中共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与四一二政变

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期间，中共为反对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特别是1927年3月，在东路军白崇禧（新桂系）率部迫近上海之时，21日，中共在青帮首领杜月笙的协助下，策动了八十万人参加的总罢工。工人武装组织纠察队更攻打并占领了警察局和守备队兵营，次日在上海成立了自治政府。

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资本家组织上海总商会要求蒋介石尽快稳定局面。其中最为积极的是代表浙江财阀的宋氏家族的长女宋霭龄。宋霭龄承诺为蒋介石个人提供财政援助，同时希望蒋介石阻止工人收回上海租界的运动，以免妨碍中外贸易。事实上，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主张上海由工人自治，正计划举行大规模罢工和进攻租界等活动，并组织了反蒋运动。

3月28日，国民党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共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判。会议主席是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蔡元培提倡互助论，主张非暴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会上，国民党批评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蔡元培对此表示赞成，并亲自作了报告，同意拘捕和监视共产党员。

这样，蒋介石在受到各方压力及接到各种要求之下，终于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他命令白崇禧对上海实施戒严令，同时与杜月笙秘密接触，断除青帮对中共的支援。4月9日，蒋介石把亲共军队调去南京，自己也离开上海到南京，镇压中共的污名就丢给了白崇禧和杜月笙。

83 杜月笙

但中共方面却没有认识到形势的紧迫。其主要原因在于，4月1日，在法国休养的汪精卫经由海参崴返回上海，在与蒋介石协商后，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强调国共继续合作。但是，汪在4月6日即出发赴武汉，没有能够阻止对共产党的镇压。使得气氛紧张的反而是6日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张作霖攻进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和共产党支部，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取缔共产党的局势恶化了。

1927年4月12日清晨，白崇禧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而实际上，前一日的夜里，上海总工会主席就被杜月笙暗杀。国民党的策略是先由青帮袭击纠察队，然后国民革命军出动，以仲裁为名解除工人武装。但最后演变为青帮与国民革命军共同袭击纠察队，一百二十名工人在枪战中被杀，手枪、机关枪等三千余支武器被收缴。

1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总罢工。下午，工人、学生开始游行，要求收回工人武装等。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与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国民革命军向游行队伍开枪，死伤者不计其数。目睹这场血案的上海知识界向蔡元培等人发出抗议信，并在报纸公开发表。但是，4月15日，蔡元培等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排除“反革命分子（共产党）”的决定表示赞同。北京的周作人（鲁迅之弟）指出，对四一二清党运动，蔡元培等人难逃其责。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在4月14日发表声讨蒋介石的宣言。18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向他发出逮捕令。但是武汉政府不具备与蒋进行军事对抗的实力。蒋介石方面同样于18日在南京成立由胡汉民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双方在继续进行北伐的同时，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而中共方面则试图重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但4月25日以后又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运动，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国共合作的破裂与鲁迅

4月15日，上海发生的政变也波及广州。当日清晨，许广平家的佣人来报信，说中山大学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内容牵涉到鲁迅，叫他快逃走。震惊的许广平察看外面的情况，果然看到路上都是待命军队。广州市内被封锁，共产党团体和工会等遭到袭击，遇害者众多。中山大学也有四十余名共产党员被捕。

下午，中山大学召开系主任紧急会议，鲁迅冒雨赶往学校，并在会上呼吁营救被捕学生。但是中大副校长朱家骅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拒绝了这一要求。愤怒的鲁迅拍案而起，质问在场教授：“请问，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但无一人响应。当晚，回到家中的鲁迅愤而绝食。

随后，对共产党的镇压活动愈演愈烈。4月18日，鲁迅的好友，中山大学的共产党人毕磊被捕。鲁迅在文中写道：“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6月，中山大学以“共产分子”为名，开除和辞去了数十名学生和员工。鲁迅也主动提出辞职，9月与许广平同赴上海。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占据东南沿海富庶之地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比，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非常拮据。苦于资金的武汉政府，希望减少工人运动，以恢复生产，增加税收。但是，由于中共对工人统率不利，未能收到效果。实际上，只得通过在各地没收与吴佩孚有牵连的人的财产来保证税收。

而造成武汉政府内部产生深刻裂痕的是，围绕军粮发生的军队与农民协会的冲突。1927年5月发生的马日事变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唐生智下属部队在湖南长沙袭击农民协会，解除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以往的研究认为，这一事变是部分军官对武汉国民政府产生动摇，倒向反共阵营的结果。但实际原因在于农民协会禁止谷米流通，造成军米不足，甚至还发生农民将保护军米的士兵杀死，抢回已售出的军米等事件。另外，在打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不少国民革命军官兵的财产也被没收，家属受到迫害。

不过，当时中共的报告中说，屠杀军官家属的是秘密帮会哥老会的成员，他们实际把持着农民协会的内政。而中共领导层中也确实有出身秘密帮会者，如英勇善战的贺龙、彭德怀等。后来，这些人在毛泽东建立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马日事变当时，对这些以往饱受压抑的人在参加革命同时所爆发出来的负面能量，中共还没有能力控制。

这样，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陷入了自我瓦解的境地。1927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要求陈独秀等人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共继续留在武汉政府，同时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但这一指示完全脱离中国实际，鲍罗廷也认为无法实施。于是，共产国际又于7月发出新的指示，要求中共不退出国民党，但必须退出武汉政府。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只得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中共党员纷纷辞去在武汉政府的职务。而汪精卫等人已然对国共合作感到疲倦之极，中共的退出恰好为分共制造了机会。

1927年8月1日，退出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联合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的行动，起义前并没有考虑胜算，而仅仅是为了显示共产党员贯彻国民革命的气概。结果，起义以中共军队大败告终，武汉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开始大规模镇压共产党。9月，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即宁汉合流。

至此，维持了近四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承继孙中山遗志的国民革命也在途中受挫。对终止国共合作一直持保留态度的蒋介石，最终选择与共产党决裂，这使他获得了国内外各界势力的支持，帮助他迅速完成了北伐。但是，这种迟疑使得革命形势不明朗，造成了许多人的无谓牺牲。

第八章

内忧与外患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

重兴北伐与出兵山东

皇姑屯事件与日本

1928年6月4日凌晨，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正乘坐在开往奉天（现在的沈阳）的特别列车上。他无法抵挡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向北京的进军，再加上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劝告，因此决定退回东三省，徐图再起。蒋介石北伐的目的也在于占领北京，他向张作霖发出信号，表示不会超越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山海关继续追击。

5点23分左右，列车通过了奉天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来到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附近。正在列车要通过高架桥下的瞬间，随着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并开始燃烧。被救出来的时候，张作霖已经奄奄一息，约15小时之后死去。这就是被日本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的皇姑屯事件。

84 张作霖

85 皇姑屯事件现场
被炸列车的惨状

这一恐怖袭击行为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策划的，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是常识。爆炸现场还留着两具中国人的遗体，虽然被伪装成国民党的特工，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鸦片烟鬼。此外，附着在桥身的炸药只有日军才使用，爆炸力强大，而连接引爆开关的导线则引向关东军的铁道监视所。时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激动地对恰好在场的国会议员们说：“太恶劣了！是陆军那帮家伙干的，这下子可麻烦了。”

一开始，河本大作计划在杀掉张作霖之后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中方秘不发丧，其间开始建立张学良的后继体制，因此计划没有开展。田中义一得知日本军人参与事件之后，为了恢复国内外对日本的信任，进行了调查，并一度将事件真相报告给了日本天皇。但是，田中最终屈服于军方压力，于1929年6月向天皇上奏时态度骤变，称打算发表日本与事件无关的声明，触怒了天皇，后来被迫辞职。

从中日关系史来看，皇姑屯事件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而站在国民革命史的角度上，它事实上催生了东北易帜，也就是促使张学良倒向了南京政府。那么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对两国历史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从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活动来探讨。

蒋介石的下野和访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探讨中国共产党胜利原因的革命史观认为，成立于1927年4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反共政变的产物，不是正面评价的对象。但在近年，为了阐明中国国民党是如何失败的，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提高国际社会地位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

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两个政治问题。其一是作为继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和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后出现的第三个政府，有必要宣示政权的正统性。因此在4月18日的成立典礼上，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人频频强调迁都南京是孙中山的“遗志”。他们还在宣言中指责共产党员的“破坏活动”拖了国民革命的后腿，导致了国共合作的失败，试图把上海的资产阶级这些对国民党的激进感到不安的新兴势力，转化为支持政权的基础。

其二则是蒋介石的进退问题。蒋介石建设国民革命军、指挥北伐的功绩固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对于一名军人掌握独裁权力、文官统治不再有效也有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对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逼迫而称病辞职的汪精卫来说，蒋的下野是宁汉合流所不能妥协的底线。南京方面为了促成国民党的再统一，也予以支持，在8月份蒋介石指挥的徐州战役失败之后，四一二政变的执行者、新桂系的白崇禧也规劝蒋介石辞去总司令之职。

86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
（1927年12月）

最后，蒋介石自己宣布辞职，武汉、南京两政府与主张反共的西山会议派于9月合并，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当然，事实上蒋介石的辞职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新出山之后反而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养精蓄锐的这段时期，蒋介石为了请求宋家准许他与宋美龄结婚而访日，并与日本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谈。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与田中义一的会谈。

田中于1927年4月成为首相，并兼任外务大臣。与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相比，他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强硬外交。据说是在当年6月召开的东方会议之后，他为征服满蒙（即东三省及热河省）而向天皇提出了田中奏折，此事颇为有名。如今这份奏折被认为是伪造的，实际上他的对华政策，并没有离开在满蒙权益上与英美列强合作、保护张作霖这一既有的核心框架。

但是，在6月份北伐军进逼山东一带之后，田中义一为保护日本侨民，毫不犹豫地行使了包括第一次出兵山东在内的武力手段。而在东方会议上，以关东军为中心商讨了将满洲从中国分离、抛弃张作霖，并发出自治宣言的计划。同时，会议还明确了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方针。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得以实现，正是以上述田中外交的方针为前提的。

1927年11月5日，蒋介石来到田中义一家中。正如前面说过的，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并在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时，让部下前往日本领事馆吊唁等等，这些都表明他颇为重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同时他也很赞赏日本的发展，向田中表示中日两国应该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谋求共存，并以经济为中心开展合作。蒋介石向田中说明中国希望日本不要干涉国民革命军北伐，并施以援手，同时表示“我想明确地知道阁下的见解”。

在蒋介石日记中，此时田中提出“阁下应该把北伐的目标定为南京，以统一长江以南为宗旨。为什么要急于北伐呢？”他担心一旦战火延及华北，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就会受损。听到蒋说“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全国统一。我们不能重蹈太平天国失败的覆辙。北伐必须尽快完成，如果中国不能统一，对日本也不利”，田中的脸色为之一变。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的会谈就这样没有取得成果。在日记中，蒋认为田中“毫无诚意”，认为重兴北伐之后，日本一定会加以阻挠。不管这是不是田中的本意，但事实上第二年的出兵山东，使蒋介石的这一判断成为现实。

另外在会谈中，蒋介石谈到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抗议说这导致了近年来中国人反日情绪的高涨。田中义一担任满洲军参谋的时候，曾经救过被当做间谍抓起来的张作霖，这也成为张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但是，田中声称日本没有给张作霖任何援助，进而明言自己“非常讨厌”张作霖，支持的是张的参谋长、亲日派的杨宇霆。这些话到底有多少是发自内心，我们不得而知，但田中的发言，最终以最糟糕的形式变成了现实。

济南事件和佐佐木到一

汪精卫把蒋介石赶下台，但他自己的天下也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12月，他因部下引起的内讧而引咎辞职，再次被迫出国。其结果是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二年成为国民政府主席，确立了国民党领袖的地位。

回到总司令职位上的蒋介石，首先进行的就是重兴北伐。1928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北伐中，总兵力约为七十万人，分别由蒋介石和李宗仁（新桂系）、冯玉祥（西北军）和阎锡山（晋系）统领各军团。从徐州出发后，蒋介石顺利北上，5月2日进入山东首府济南。

在北伐军的总司令部里，有一个日本人随行其中。他叫佐佐木到一，与本书中提到的柴五郎和坂西利八郎同为对华情报军官。佐佐木充满叛逆精神，被叫做“吵架到一”，曾经在军中受到冷遇。日本所看重的段祺瑞或张作霖等北洋政府要人的军事顾问职务，他没有机会得到，只能屈就于谁都不感兴趣的驻广东武官。

87 佐佐木到一

但是，在广东遇见孙中山之后，佐佐木完全倾倒于这个“完全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他同时认为中国国民党是由一些“人格高洁”的人组成的，对他们充满期待，并对对方追求的国民革命理想产生了共鸣。佐佐木之所以醉心于国民党，是因为他厌恶不断争权夺利的北洋政府军事势力，以及纠缠于这些人的日本军人。他发现国民革命军具有高昂的士气和严正的纪律，认为即使北伐会稍稍威胁日本的权益，但支持殖民地状态下追求自立的中国革命，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

但是，日军上层并不想听佐佐木的进言。北伐重兴之后，日本政府立即第二次出兵山东，日军先遣队比北伐军更早到达了济南。进入济南城后，佐佐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担任与日军之间的联络官，发现日方充满杀机。到了5月3日，他的预感应验了。按照日方的说法，中日两军因一些小纠纷而发生“冲突”，到了第二天，日方死亡二十三人，中方死者则超过了一千人。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认为日本开始以行动阻挠北伐了，于是命令佐佐木到一为停战而进行调停。但日本驻军要求中方谢罪，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于5月8日开始了远超保护侨民范围的攻击，杀死国民政府官员和一般市民达三千九百人。在北伐军阵地，佐佐木因偷偷带在身边的太阳旗被发现而被关押，在蒋介石救佐佐木出来之前，激动的中国士兵对他施以私刑和恐吓。此时包围他的士兵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杀了他，杀了他”，佐佐木本人也做好了死的准备。

发生了这些事件，蒋介石还是优先进行北伐。他改变了部队的前进方向，避免与日军全面冲突。5月18日，蒋介石在河南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等人召开作战会议，进行准备，6月1日发起了向北京的总攻击。张作霖意识到已无法抵抗，于是在2日宣布撤往东北，并于3日离开了北京。第二天拂晓他遭遇炸弹袭击，这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了。6月11日，新任司令长官阎锡山进入北京，宣布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名北平。

至于被救出来的佐佐木到一，在短期回国之后，再次前往南京。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济南事件让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广东时期的我，实在是太年轻了”，当年对于国民革命的共鸣已经消失了。在他看来，国民革命军已经“堕落”，与过去的军事势力一样，它们也“退化”成封建性的私兵集团。他还认为，正是国民党的革命教育，让士兵们产生了排外思想，追求中国自立的革命，最终让中国人变得“傲慢”。因此，与日本国内高呼“膺惩暴戾支那”的强硬派相呼应，佐佐木认为要保护满蒙权益，日本只能被迫行使武力。

佐佐木到一的中国观，与其说是作为军人的，不如说是具有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共同的缺点。换言之，在对外国文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之前，他就把中国社会的某部分理想化了，而在梦想破灭之时，又对中国本身产生了排异反应。后来，佐佐木成为“满洲国”的军政部顾问，为了实现民族协和的梦想，致力于“满洲国”军队的建设。但是他失望于日本人仅仅把“满洲国”看做殖民地的态度，又挂冠而去。七七事变之后，佐佐木参加了南京战役，在曾经仰慕的孙中山陵墓（中山陵）之前，又以搜剿败兵的名义指挥了大屠杀。他说“孙中山的在天之灵，也会难过得流下眼泪吧”。

北伐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

张学良的登场与南北统一

关于炸死张作霖，佐佐木声称告诉河本大作这个想法是他本人。他劝河本说应该除掉不听话的张作霖，让张学良来继承并加以控制，从而一次性地解决满洲问题。当然，抛弃张作霖这一思路本身已经在东方会议上提出，除了暗杀之外，并不能说这个想法是佐佐木的原创。但是根据近年研究，河本大作并不一定想对东三省进行军事占领，他计划拥立张学良或蒋介石，以及田中会谈中提到的杨宇霆。从这个意义上说，佐佐木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本书最后谈到的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吧。张学良生于1901年，比末代皇帝溥仪大五岁。在NHK的采访中，张学良沉浸在回忆之中，说他出生的日子，正是父亲张作霖首次作战获胜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谈到父亲过去是如何在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沙俄与日本之间纵横捭阖，不断扩张己方势力的。孩提时候，张学良通过YMCA（基督教青年会）接触到基督教，曾经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最终在父亲的强迫之下，成为一名军人。

88 张学良

给予青年时代的张学良重大影响的，是他的教官郭松龄。郭松龄是革命党出身，为了改革东三省，他投身张作霖麾下。1925年11月，郭松龄为了推翻张作霖发动了政变。但政变失败，他被捕之后惨遭杀害。此时指挥镇压部队的张学良接到了郭松龄的信，信中告诫他不能为向父亲尽孝而忘了为国尽忠，希望他成为受百姓爱戴的“新世界的伟人”。

但是，张学良面对的现实是严峻的。1928年4月，他在河南败于重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看到战乱之中逃命的难民，他受到震动。此外，身为中国人却互相杀戮，也让他痛感内战的愚蠢，开始思考是否应将东北军改编为北方革命军，参与到北伐之中？根据他后来对李顿调查团的陈述，张学良曾因主张停止内战而与父亲多次发生冲突。

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对张学良来说不啻晴天霹雳。6月18日，秘密返回奉天的张学良在公布父亲死讯的同时，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没有给关东军乘虚而入的机会。到了7月1日，他又向进入北京的蒋介石发电报，表明希望通过归入南京国民政府，来对国家统一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日本对张作霖的暗杀，加速了东北军内部的新老交替，反而导致国民革命的影响扩展到东北三省。

对于张学良的方针，日方做出了强烈反应。田中义一派与张作霖亲密的原驻华大使林权助，希望说服张学良不要加入南京政府，但张学良坚持认为中国的统一与中日友好关系之间没有抵触。会谈中，林权助等人严厉警告张学良说：“如果一定要实现南北统一，那就等于无视日本权益。希望你认识到这是对日本的反抗。”对此，张学良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自然以中国为出发点。日本政府通过威胁来阻挠中国实现统一，我感到非常难以理解”，进行了反击。

1928年12月29日这一天，东北全境都飘扬着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与革命同时吹起的南来之风，终于在这一刻到达了中国的最北方。之前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终于在此时回到了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状态。当然，统一未必是实质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后也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但是，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起点的北方，毕竟获得了一个成果。

关税自主与日本

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从列强支配收回到中国人的手中。如上所述，在北伐的过程中，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情绪，通过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及南京事件过程中对武力的行使而展现出来的。但是，为了构建稳定的政权，南京政府有必要获得各国的承认。与承认问题连带出现的，则是关税自主问题。

关税自主问题的执行人，是曾作为广东军政府代表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的新外交部长王正廷。他于刚刚就任外长后的1928年6月发表声明，宣布在占领北京、北伐告一段落的今天，正是废除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为基础缔结新条约的时候。

对声明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美国。7月份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的国家。这也说明，一直以北洋政府为合法政府的美国开始转向。在11月，美国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以英国为首的各大国也纷纷效仿，到1928年末，国际社会已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美国积极开展对华外交，其背景在于国际战略上的企图，即排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培养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解决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协定上，美国也仅仅要求道歉和赔偿损失，避免刺激中国国内激昂的民族情绪。

南京政府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在一开始还没有决定对苏联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致苏俄的遗嘱，其中谈到中苏两国一定会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的大战中取得胜利，希望国民党和苏联“通力合作”。南京政府把实现孙中山遗志当做政权正统性的根基，因此不能对遗嘱视而不见。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的反共政策来说，蒋介石是一个绝好的人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指责他是个人独裁的新军阀，甚至经常把他比作墨索里尼。此外，他曾经说过苏联政府没有把中国当成平等、对等的民族，已经蜕化为“红色帝国主义”，对苏联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对蒋介石加以关注，希望美国支持蒋的，除了上海经济界的领袖宋氏家族之外，还有十月革命之后逃难到中国的犹太资本家。换言之，美国承认南京政府，条件就是以蒋介石为反共堡垒。可以说，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局势的冷战体制，其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了。

但是，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则大幅拖延到1929年6月，与美国为首的各大国采取的灵活外交态度恰成鲜明对比。至于承认关税自主权的《中日关税协定》，则更迟至1930年5月才签订。在这一时期，因为存在最惠国待遇，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新协定也没有发挥作用。

日本未能认识到国民革命的进展所带来的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外交上采取高压态度，强行维护自身权益。这种情况，再加上两次出兵山东及皇姑屯事件，一度导致中国国内的亲日派无法开展活动。此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英美，但此后急剧地转向了日本。这其实也意味着田中外交的失败。

而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果，也是因为南京政府急于缔结新协定，在关税税率方面采取了灵活态度。事实上，南京的财政情况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非常窘迫，因此即使暂时放弃大幅度提高税率，也要确保眼前的税收。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对统一之后的政局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裁军问题，蒋介石与其他实力派之间出现了对立。

中原大战和广州国民政府

北伐结束后的国民革命军，已经膨胀到了两百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参与北伐的各地军事力量所保有的兵力，每年所需军费达到六亿六千万元。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财源来应付这种支出。宋氏家族之一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庆龄弟、宋美龄兄）曾警告说，中央政府的财政仅仅依赖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实际财政收入只有约三亿元。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立刻开始了裁军。1921年1月，蒋召开了全国编遣军队会议，决定将全国陆军削减为六十五个师，约八十万人，同时将每年的军费控制在财政收入的40%。他还以自己统领的第一集团军为核心改编军队，鼓吹军政统一，试图从地方实力派那里收回军权。当然，实力派们不会简单放手，他们与蒋介石之间再次爆发了内战。

随着北伐的进展，部队在武汉与北京之间展开，补给线漫长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成了蒋介石的第一个目标。1929年3月，蒋介石首先开始攻击武汉，并劝诱隶属于北平的白崇禧的原湖南官兵“打倒桂系回故乡”，促使他们倒戈。桂系军队被分割，一触即溃，6月份李、白下野，逃往香港，史称“蒋桂战争”。

89 李宗仁

接下来与蒋介石对决的是西北军的冯玉祥。1929年5月和10月爆发的蒋冯战争，均因阎锡山支持蒋介石，最终导致冯玉祥战败。留到最后的阎锡山于1930年4月组织反蒋联盟，以李宗仁和冯玉祥为副总司令，爆发了中原大战。战斗从5月份开始，极其惨烈，投入的一百万兵力中，死伤者达到三十万人。在最激烈的时候，冯军每天打出炮弹达两万发，如此激战，据说在中日战争中都没出现过。

一开始，战局对蒋介石不利。但决定战争大势的，其实是另一个实力派张学良的动向。张于9月发表拥蒋声明，驻军京津，导致了反蒋联盟的总崩溃。冯玉祥和阎锡山放弃了部队指挥权，宣布引退，他们的部队则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吞并，算是实现了裁军目的。

虽然内战再次爆发，但在北伐告一段落的1928年10月，南京政府还是宣布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军政和训政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中的时期划分，军政是指进行国内武力统一的时期，训政指的是达成宪政之前，政府代替政治上不成熟的民众掌握全权，指导、教育民众的时期。蒋介石为了在训政期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于1929年3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中，蒋介石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民党组织的改革。正如国共合作时期，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那样，国民党也有把群众运动当做基础的一面。但如今国共分裂，进入训政期，群众不再被定位为运动的主体，而成为教育的对象，党的领导作用也必须得到加强。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蒋介石的心腹、浙江派的陈果夫（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以及其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陈立夫。

90 冯玉祥

陈氏兄弟进行的党组织改革，首先在于排除共产党的影响。他们在上海结成的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也就是所谓的CC），作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为人所畏惧。接下来的目标是加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80%是由中央指定的。但最后发现大会代表的派系构成是胡汉民派八十人，蒋介石派七十人，汪精卫派三十五人，蒋派未能成为最大派系。然而陈果夫通过把听自己话的人推到各机关当领导的手段，努力扩大其在国民党内的势力。

蒋介石的这些举动，遭到党内外各势力的批判和反对。站在最前沿的，就是武汉政府体系的汪精卫派诸人，他们指责党中央的独裁倾向和腐败现象为“堕落的革命”。他们还拒绝承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国民党改组，并在1930年9月在北京建立以阎锡山为中心的新国民政府，欲图构建反蒋大同盟。可惜，新政府与阎锡山的军事失败一起分崩离析了。

91 胡汉民

接下来与蒋介石对立的是胡汉民。在中原大战决定大势的1930年10月，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并制定训政期的基本法。作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非常不快，认为蒋介石想采用总统制，企图总揽全权，因此加以反对。但蒋介石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并免除了胡的职务，强行通过明确鼓吹一党独裁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派对这种专断做法感到愤慨，1931年5月与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实力派齐集广州，建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紧接着，他们要求蒋介石立刻下台，并发起了军事行动。

站在另一角度，对国民党的体制本身进行尖锐品评的，则是文学革命的旗手、自由派的胡适。对于宣传“以党治国”口号的国民党训政体制，他批判说这是压制言论自由的独裁政治。他还指出政府的权限与国民的权利之间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国家权力和党首脑不受法律约束，要求改善这一现状。但是，胡适站在民主思想的角度提出了这些问题，却被国民党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而回绝。

毛泽东的山区革命和围剿

伟大的农民领袖毛泽东

在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近现代史上另一位主人公。国共合作瓦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又一次失利。在1928年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之后，新领导层决定在秋天的收获季节发动湖南、江西等四省的起义。但是，农民们因农协瓦解而产生动摇情绪，无法支持秋收起义，因此起义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

当时情况十分紧迫，正在筹备9月份进攻长沙的毛泽东，曾一度被自警团抓住，好不容易才得以逃脱。起义的工农革命军遭到叛徒出卖，最终大败，五千兵力骤减至一千五百人。党中央命令继续进攻城市，但毛泽东不予理睬，决定退往国民党军防备薄弱的江西、湖南一带的山区。正如“逼上梁山”（《水浒传》中的英雄们被逼投身水泊梁山）那样，毛泽东试图在统治权力鞭长莫及的山区建设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人，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领袖气质。起义军流落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时，兵力又减少到一千人以下。逃兵一个接一个，剩下的也都士气低落，互相之间交头接耳：“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毛泽东把垂头丧气的士兵们集合在一起，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听到这里，士兵们想起单身造反、最终统领起义军的贺龙的事迹，士气再度高涨。毛泽东还说，“（我们） 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用简单易懂的比喻来鼓动战士。

正如红卫兵对自己的狂热崇拜那样，取得天下之后，毛泽东要求别人对自己绝对忠诚。毛泽东之所以能吸引对方崇拜，在于他所具有的“触摸灵魂”式的能量，这也是事实。催生出毛泽东个人魅力的最大秘密，就在于他“土生土长”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说白了，就在于他的农民身份。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中，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因为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我们看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战友们之中，朱德留德、周恩来和邓小平留法，国民党之中，蒋介石和汪精卫也曾留日。留学时的经验，对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改革模式及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与他们相反，毛泽东除了1949年访苏之外，一直留在国内。另外，他的博览群书在中国的政治家之中也很少有，国学造诣深厚。

毛泽东执著于文化传统，使他的话语中带有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厚重感，以及来自于地层下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对于忽视中国国情、乱发指令的共产国际，以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党中央，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不胜困扰。而毛泽东能够精心选择人人皆知的故事，充满自信地表述，散发出一种人们感到安心的内在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梁漱溟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由三湾出发，目标是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和湖南的交界，海拔一千八百米左右，周围是天然屏障，积极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下层汉族移民—客家人，就曾居住在此地。洪秀全等人曾进入广西的紫荆山，创建了拜上帝会，如今毛泽东也同样在深山之中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但是，井冈山上已经有了被称作“山大王”的先到之客。他们是由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袁文才率领的数百人的绿林好汉（哥老会成员），得到了本地人的支持。此时革命军内有人主张除掉袁文才，但毛泽东认为，能高举“劫富济贫”口号的地下社团，是可以改造成革命军队的。接下来他向对方赠送了最需要的枪支，还多次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袁文才等人终于为毛泽东所倾倒，加入了革命军。

上面也曾谈过，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曾接受过上海青帮领袖杜月笙的资助，农民协会中也有很多成员来自地下社团。但是，当时的共产党无法抑制这些人的爆发出来的负面力量，也无法抓住他们的心，结果导致了他们在四一二政变中的背叛。毛泽东在因秋收起义的失败而努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痛感到有必要面对包括这些绿林人士在内的中国底层社会。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没有被党的领导层重视，在他离开井冈山之后，袁文才就遭到了清洗。

92 袁文才

毛泽东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符合革命军的纪律体系。他原来就认为，军队不应单纯从事军事行动，也应该开展群众运动。但在中国，存在“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风气，因此有必要使士兵具备严格的纪律，从而赢得群众的信赖。1928年1月，在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县，毛泽东让士兵们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首先是三大纪律。包括：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贯彻命令是决定部队命运的关键，而没收财产的归公，对不允许发大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此外，井冈山的生活很贫困，人民吃不饱饭，哪怕是一个红薯也是很宝贵的。

接下来的六项注意，则是考虑到了普通居民的内容：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睡觉时使用过的门板，一定要回复原位；铺草也要捆好。其后又加上了不搜敌兵腰包等内容，经过整理成为八项注意，就是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军纪。

当然，革命集团制定军纪，这并不是第一次。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也曾规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通过严罚统率会众。蒋介石则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规定对于战时临阵退却之官兵，一律枪毙，希冀培养为了革命而欣然赴死的官兵。

93 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1938年于延安）

但是，与其通过恐惧来让人服从，毛泽东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指示来诱导士兵的积极性。他还禁止军官体罚战士，允许士兵在会议上发言。出身教师的毛泽东，懂得如何让人具有主动性，作为革命教育的领袖，他比前几位更高一筹。

为了显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意义，毛泽东发动了土地革命。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经历过湖南的农民运动，认识到贫苦农民对获得土地的要求是如何迫切。同时，如果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革命军也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从1928年3月开始，毛泽东把干部们派往周围各地，动员农民开展了“诉苦会”和斗争集会。此外，他们还没收了以地主为中心的土地，并将它们根据家庭数量分配给了农民。

土地革命中的这些经验，其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其实在当时，试图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他年仅二十四岁就进入北大执教，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再构成。梁漱溟从1928年开始，开展了基于农本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他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但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中国存在阶级矛盾。他认为城市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成为“乡间人”，开展全人格的社会教育，则农村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获得复兴。他还站在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

94 梁漱溟

到了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拜访了毛泽东，两人对于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探讨。据说，从富有幽默感、斩钉截铁地论断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毛泽东身上，梁漱溟感受到了巨大的魅力。但关于阶级斗争的是与非，两人意见不同。毛泽东认为，如今的中国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的改良主义无法改变中国。对此，梁漱溟反驳说，毛泽东过于重视阶级问题，因而忽略了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性。对于毛泽东为了在与国民政府的作战中生存，从而研究出的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武装斗争道路，梁漱溟也无法接受。

反围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后的残余部队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工农革命军的兵力增加到六千人，改称红四军，根据指挥者的名字，又叫做朱毛红军。这年年末，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井冈山会师。从1929年1月开始，红四军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1930年7月，蒋介石开始关注上述共产党的活动。随着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共产党中央变得更自信，趁着国民政府忙于中原大战，再次下令对南昌、长沙等大城市发起进攻。此时毛泽东的红一军团负责进攻长沙，使用奇招，驱赶牛群来冲破守军设下的电网障碍。但是，远离根据地的战斗无法得到民众支持，结果红军再次失利。毛泽东单独下令停止攻击，撤回赣南，一边补充兵力，一边准备迎击国民政府军。

蒋介石于1930年10月回到南京，把“肃清共匪”当做今后任务之一。但是一开始，他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在12月开始的第一次围剿中，仅投入了以地方军阀为核心的四万余兵力。与此相对，毛泽东率领三四万人诱敌深入，然后进行分割歼灭。仅经过一星期的战斗，政府军就损失一万五千人，师长被俘，全军溃败。

政府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于1931年2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任命留日时期的盟友、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出动了十一万兵力。而毛泽东则展开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灵活的游击战术，集中打击政府军中力量薄弱的部队。到了5月，政府军损失三万人而败退，围剿再次失败。

连吃败仗的蒋介石终于认识到，红军是“内忧”，也就是国内最大的强敌。6月份，他亲任总司令，率领十三万人，并加上空军，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作战。政府军在两次围剿中惨败，所以毛泽东未料到第三次围剿开始得如此之快。红军准备不足，陷入苦战，一度几乎丢失了所有的根据地而被包围。

但是在8月份，红军从很小的缝隙中突出包围圈，通过几次战斗，给予政府军以重创。对于熟悉地形、善于发动群众的红军，蒋介石认为只有集中兵力，限制其行动自由，徐图歼灭。但正在此时，广州国民政府为打倒蒋介石，发起了军事行动，蒋介石不得不分兵阻止其北上。到了9月19日，蒋介石为视察前线而来到南昌，却得知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惊人事件—“外患”，也就是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蒋介石急忙回到南京，对苏区的扫荡事实上停止了。解除压力之后的革命根据地反而更加扩大，在1931年11月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了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政权宣布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成为政府主席，并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土地法。共产党中央对根据地的控制也因此得到加强。对于毛泽东以中国社会现状为基础设计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战略，党中央展开批判，认为这是以“狭隘的经验论”为基础的“农民的落后思想”。

九一八事变和末代皇帝

柳条湖事件与日本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在奉天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发生了爆炸。柳条湖距张作霖被炸死的地点仅六公里左右。实施爆破的是驻奉天的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大队的军官们，虽然发出巨响，但实际破坏很小（上行和下行线路仅有一米左右受损，外加两根枕木），紧接而至的开往奉天的火车都可以通过。

但是到了10点40分左右，正在奉天总领事馆的森岛守人领事接到了特务机关的电话，称“中国军队对满铁进行了爆破，关东军已经出动”。森岛领事大吃一惊，连忙赶到特务机关，发现本已外出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在指挥作战。得知出兵命令是板垣擅自发出的，森岛要求通过外交交涉解决问题，但板垣粗暴地说：“已经行使了统率权（天皇对陆海军的指挥权），领事馆还想干涉不成？”此外还有军官拔出战刀，怒吼道：“你这个国贼，还想阻拦吗？”

【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

大清帝国最后的皇帝，宣统帝溥仪。由于清末最高权力者慈禧太后的独断，年仅两岁的溥仪被推上皇位，不久便因中华民国的成立而被迫退位。其后，被关东军胁迫至中国东北，当上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战败后又过上了流亡和被囚禁的生活。他曲折沉浮的一生揭示了一个被残酷的近代历史所玩弄的贵人的坎坷命运。

图七 少年溥仪

图八 溥仪与婉容

图九 溥仪退位诏书

图十 伪满洲国皇宫遗址（吉林长春）

关东军对柳条湖附近的张学良部队发起进攻，占领了阵地。一开始，接到报告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认为解除对方武装是比较适当的处理方式，但参谋们主张应该击破奉天附近中国军队。最后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奉天，同时在与事件无关的南满铁路要地也发起军事行动，并请求驻朝鲜的日军部队增援。制定作战计划的，就是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而闻名的石原莞尔。

95 九一八事变
燃烧中的中国兵营

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他根据对日莲宗的信仰和欧洲战史研究，构思了预言性的世界认识论—“世界最终战论”。其内容是日本与美国之间，即将爆发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最终战争。因此石原鼓吹日本应占据满蒙并进行开发，为战争做准备。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关东军的参谋们，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中层军官认为应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据说一开始，石原计划由装扮成中国军队的日本人袭击日本总领事馆，以此为借口挑起军事行动。但被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发觉，并报告给了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开始了调查。板垣征四郎随即将日期提前，计划也更改为少数人也能实施的铁道爆破。

事件发生的新闻传到东京，正在第二次组阁的若槻礼次郎于9月1日上午10召开了内阁会议。若槻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东军的行动是否真的是自卫措施。南次郎回答“当然如此”，但接下来的币原外相的报告，则暗示此次事件显然是军部的谋略。内阁会议最终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南陆相也没有能够提议派遣增援部队。

从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向外国（东三省）派兵，需要宣旨传达奉敕命令（天皇的出兵许可）。内阁会议如果不认可出兵所需支出，则奉敕命令不会发出，因此在陆军三长官会议上，提出了迅速将关东军部署“恢复原状”的意见。陆军中央激烈反对这一方针，关东军担心事件会重蹈皇姑屯事件的覆辙。

但到了9月21日，情况突变。驻朝鲜日军部队接到关东军的请求，不等奉敕命令发出，就越过国境，开往奉天。事实上，这一侵犯天皇大权的重大情况，也是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计策。他们强行说服坚持不扩大方针的本庄繁，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发兵吉林。板垣等人认为，关东军在东北南部的兵力因此而削弱，驻朝鲜军不忍坐视，一定会越境增援。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果然擅自命令部队开往奉天。日军的逻辑，从此刻开始独自运转了。

驻朝鲜军越境行动的新闻传到东京的时候，正在召开内阁会议。全体阁僚一致同意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全面解决满蒙问题。但是，同意派遣驻朝鲜军的，只有南和若槻两人，其余的海军大臣等人均表示反对。但是陆军表示，要迫使内阁认可派遣援军，为此不惜倒阁。到了第二天（22日）的内阁会议上，再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阁僚们认为“已经越境了，没有办法”，承认了驻朝鲜军的出动，并同意支出相关经费。此外还决定此次事件按“事变”来处理，日中两国进入了未经宣战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不但是十五年战争的开始，也成为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契机。这是因为若槻内阁的软弱态度，造成了内阁不问军事行动的是非、仅仅予以承认的先例。军队妄自尊大的思想，无视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和外交努力，仅通过“事变”这一言辞来掩饰实情，而同样的情况，也将在七七事变中重演。失去制动装置的日本，最终将与莽撞的军部一起坠入深渊。

战争升级和南京国民政府

原本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现在又得到政府的认可，关东军迅速展开了行动。占领奉天之后，关东军在市内实施戒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出任了市长。接下来，日军控制了南满铁道的终点长春，在21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只是由于日军中枢的劝解，关东军才没有出兵攻占苏联拥有利权的中东铁路上的重要城市哈尔滨。

关东军作战行动顺利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撤退的方针。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养病，18日晚招待在外公关人员观看戏剧。接到事件的第一个报告，张学良立刻回到医院内的办公室，对奉天的部下们做出了指示。张曾在9月6日下达密令，不管日本采取什么行动，都应“隐忍自重”，不可因抵抗而挑起纠纷。这一晚，无非是对上述密令的重复而已。

1931年7月，朝鲜移民已经来到长春附近。围绕着他们发生的纠葛，导致中国人与日本警察直接发生了武力冲突，并发展为朝鲜的反华侨暴乱，这就是万宝山事件，事件再次导致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另外在6月，参谋本部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在大兴安岭收集情报，被中国军队抓获，并作为间谍而被处死。中村大尉事件在8月发展为外交问题，中国国内传言日本有可能在近日诉诸强硬手段。

但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没有对抗日本军事行动的力量。蒋介石忙于对共产党的围剿，还要应对广州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一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大水灾，受灾人口达到二千三百万。而最重要的，是蒋介石知道国民政府军与具有现代化装备和编制的关东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8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隐忍，指示他“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晚年的张学良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事变，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后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不服。但如果说我作为封疆大吏，我没把日本人的意图看明白，那我承认。当时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因为这么做，对日本没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侵略，那我会拼命去打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到被叫做“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的屈辱感。他说他看错了“日本人的意图”，但其实日本自己也并没有看清。石原莞尔本来主张满蒙领有论，即军事占领东三省后，日本进行直接统治，但陆军中央表示该计划有困难。因此在事变爆发四天后的9月22日，关东军不得不把目标变更为建立独立国家，表面上还不得不采用更温和的“建立亲日政权”的说法。

而且此时的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币原喜重郎为收拾局面，还进行了外交努力。9月19日，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会见宋子文，后者虽然怀疑日本政府对军部的控制能力，但还是提出了由中日两国代表组成委员会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虽由于关东军扩大战线没有实现，但日方模棱两可的态度，确实干扰了中方的判断。

南京政府无法捉摸日方的本意，于是根据《巴黎非战公约》（1928年）废弃战争的精神，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9月21日，刚刚成为理事国的中国代表正式向国联申请，要求派遣观察员，监视日本撤军。

但是，此时的世界各国都埋头于处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英国技穷于印度的独立运动，无暇顾及中国，美国则了解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的对立，暂时打算等待币原的外交努力，无意介入。在此之外，各大国对南京事件及收回汉口等租界时涌现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抱有疑虑。从当时的国际社会常识来说，担任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文明国家”日本，与处于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中的中国之间，它们的主张也是不能在一个层次上讨论的。

但是到了10月，国际舆论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关东军采取了新的行动，使币原的外交努力遭受挫折。首先是10月4日，关东军发表声明，在拒绝与张学良进行谈判的同时，不允许他返回东北。8日，又对奉天撤退后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锦州进行了轰炸，导致了市民的死伤。

美国得到消息，非常吃惊，进行了激烈的抗议，指出对远离南满铁路、不设防的城市，不提前通知就进行轰炸，这是在战时也不能原谅的行为。币原喜重郎进行了勉强的辩解，声称此次轰炸不代表日本的态度，是当地驻军单独的军事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各国都警告日本必须遵守非战公约。接下来在24日的国联理事会上，提出了日本应在11月16日前撤军的决议案。该案虽因日本反对而被否决，但币原外交已经破产，日本变得更加孤立。

末代皇帝再度粉墨登场

1931年12月，日本和中国的两位政治家被迫辞职。一位是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他的不扩大方针遭到践踏，而且由于黄金出口解禁政策的失败，又失去了经济界的支持。另外在10月，陆军激进派军官发动了未遂政变（十月事件），内务大臣安达谦藏为了抑制关东军，推动与政友会的合作内阁运动，导致了内阁的分裂。

另一位辞职的政治家，则是南京政府的主席蒋介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大量的难民涌进平津，其中有很多学生，他们控诉日军暴行，在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北平，学生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呼吁抵制日货。上海则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前往南京，开展停止不抵抗方针的请愿活动。9月28日，南京有四千学生参加游行，蒋介石接见学生代表，尽力抚慰。但有一部分学生依然不满，他们包围了外交部，被看做不抵抗方针元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殴打，身负重伤。

在一片骚然之中，从9月末开始，南京、广州两政府开始向和解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10月，胡汉民被解除软禁，南京政府恢复了曾被开除的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三百多人的党籍。10月27日，上海召开了和平统一会议，紧接着11月在南京政府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准备牺牲一切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

与此相对，广州政府的国民党四大则是分别由汪精卫派（上海）和胡汉民派（广州）召开的，但双方都坚决主张蒋介石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提出辞呈，成立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临时政府。但孙科政府无法处理第二年一月锦州失陷问题，蒋介石第三次返回中枢。新政府将面对日本挑起的一·二八事变。

此时，又有一位主角登台了，他就是1925年2月迁往天津日租界的末代皇帝溥仪。天津住所比紫禁城当然简朴多了，但没了烦人的规矩和内务府的干涉，让溥仪十分满意。最初，溥仪打算出国，但结果还是在天津度过了七年时光。

跟紫禁城时代的生活一样，在天津，溥仪身边依然围绕着众多企图利用他的政治势力。被日本人炸死的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他劝溥仪“陛下如果愿意，请到奉天来居住”，但这绝不是真心话。此外，帝俄的将军、被苏联红军驱逐到满蒙国境地带活动的谢苗诺夫，也找了无数的借口，从溥仪手中夺走了大量的金钱。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溥仪开始对日本寄托希望。最初是因为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邀请他去日本小学参观，路边整齐列队的小学生们手持纸旗，高呼万岁，让溥仪激动得热泪盈眶。之后，日军司令部派来的军官们的谈话，又让溥仪不知不觉地坚信日本希望宣统皇帝复位了。

96 居住天津时的末代皇帝溥仪与妻子婉容合照

1928年张学良易帜之后，溥仪一班人感到失望，情绪低落。但南京政府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内战，又让溥仪下决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1931年7月，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溥杰带来了一封信，信是“满洲国”成立后成为溥仪身边的帝室御用挂（近似于“皇室秘书”的职务）的吉冈安直写的。信中说：“张学良如今的态度真是岂有此理，但在不远的将来，满洲也许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请皇帝陛下多多保重，希望还是有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频频劝诱溥仪前往东北。但是，日本领事馆警告溥仪不要听信军方诱惑，身边人士也多持有慎重态度。到了11月，关东军派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并在2日晚与溥仪见面。在谈话中，关于“满洲国”的体制，溥仪的问题直指核心：“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如果能复位，我去，如果不能，那我就不去。”土肥原回答说：“当然是帝制。”

虽然得到了口头保证，溥仪身边的人士还是态度慎重。土肥要等得不耐烦，就指派便衣队在天津挑起骚乱，并以治安恶化为理由，促使溥仪离开天津。溥仪藏在汽车的后备箱中离开天津，在大沽登上了日本输送船“淡路丸”号。船穿过中方警戒线，驶向辽宁营口。

在旅途中，溥仪想象着东北民众夹道欢迎他的场景。但船到港之后，才发现除了日本人，一个人都没有。日方向溥仪解释说他到东北是秘密的，溥仪本身也没有感到任何的疑问。但是，对于狂热地开展建国活动的日本人和溥仪，旁观的中国人的眼光总是冷冰冰的。

第九章

筑起抗日长城

——“满洲国”与长征、西安事变

“满洲国”的成立与现实

一·二八事变爆发与鲁迅

1932年2月，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不时传来的炮声中，鲁迅和家人过着不安的避难生活。1927年9月，他离开广东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与许广平生下了周海婴。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出身于冈山的天主教徒。他在制药公司工作时出差来到上海，1917年在北四川路开了一家基督教方面的书店。之后内山书店成为日中文化人士聚集的沙龙，鲁迅也是常客之一。

同样认真而固执的鲁迅和内山完造志趣相投。1930年，鲁迅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姿态强硬，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因而被下达了逮捕令。此时，内山把鲁迅藏于自己的家中，并找到了新的住所。翌年，进步的年轻作家们遭到逮捕，鲁迅再次受到内山的帮助，藏身于日本人的旅馆中。鲁迅能够不屈服于当局坚持批判政府，与内山完造不顾禁止发行的处分、代理销售他的著作是分不开的。

97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合影

1932年1月18日傍晚，日莲宗的五名日本僧侣托钵路过租界旁边的中国工厂。突然受到数十名中国人袭击，其中一人来不及逃走而被杀。对此，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展开报复，烧毁工厂并杀害了一名中国警察。20日，日本移民到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本部前游行示威，要求派遣陆海军、取缔抗日运动。

该事件的主谋是公使馆直属的情报武官田中隆吉，他意图把国际上的注意力转移到国际都会上海，而乘机推动“满洲国”的建立。1月27日，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要求中国在翌日下午六点之前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上海的局势顿时变得紧张，市内要求避难的民众陷入了恐慌。

1月28日下午3点，上海市政府答应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表面上似乎避免了战争。然而，当天夜里11点20分左右，陆战队本部的部队长在身上交叉系上白绳召集士兵，装甲车领头出动进行“市内警备”。他们行进的方向是第三次围剿中断后江西战线被夺的、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警备区域。陆战队对采取戒严的十九路军几乎未进行任何警告而突然闯入，两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 战斗。

98 一·二八事变
日本海军陆战队

内山完造为鲁迅提供的住所位于陆战队本部的正对面。1月28日晚，鲁迅正在书房写作，突然断电，卡车部队从司令部大院中驶出。不久便听见枪声，许广平到晾衣物的地方张望，看见火光冲天，知道战争打响了。她急忙下来，发现鲁迅的书房也出现了子弹穿过的洞孔。

30日凌晨，大量日本兵突然敲打鲁迅的家门。他们进到屋里，发现除了鲁迅外都是妇孺后离开。稍后内山完造的下人前来报信说，“刚才有人从这栋楼向陆战队本部射击。这里的居民都是外国人，只有鲁迅一名中国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将无从保护。全家应尽快转移到书店里”。鲁迅和最小的弟弟周建人一家急忙赶到内山书店的二楼避难。

就这样，鲁迅开始了避难生活，对此，许广平做了以下的描述：“我们躲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尽量不让孩子大声哭叫，每天战战兢兢。枪声、路边堆积的沙囊旁放哨的士兵的脚步声仿佛就在耳边。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每个人都沉默不语，但是这种无法名状的情绪有时如波涛般涌上心头，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鲁迅等人在战场的角落里忍气吞声，饱受惊吓、愤怒和焦躁的折磨。当然，日本人也在太平洋战争时体会过空袭的恐怖。然而，与国土遭受蹂躏的人们心里的伤痛，是完全无法相比的。

在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与十九路军苦苦相战，日本增派了三个师团和混成旅团，仍未分出胜负。直到3月3日停战，日中两军的战死人数达4 800名，市民死伤人数和失踪人数达到两万人。当天，国联的大会计划在日内瓦召开，其通过的停战措施其实是为了避免日本受到制裁。而在两天前的3月1日，讴歌“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宣布建国。关东军的图谋成功地实现了。

“满洲国”的成立与善意的恶政

鲁迅一家在上海惊慌避难的1932年2月，溥仪在旅顺会见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溥仪反对东北三省新建的国家不叫大清而叫“满洲国”，他不是皇帝而是执政。他认为“不能当皇帝，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不久却由于板垣的恐吓而诚惶诚恐。

当时日本有不少人反对搬出宣统帝作为新国家的元首，认为这是违背了时代潮流。而且要想让东北三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下独立，不采取比中华民国更为优越的政治制度，便无法立足于国际社会。因此关东军提出先让溥仪就任“执政”，数年后经过民众的推选再即位皇帝。

99 当上“满洲国”执政的溥仪

1932年3月8日下午3点，无奈接受执政一职的溥仪抵达清朝起家之地、被改名为新京的“满洲国首都”长春。火车到达后军队的乐团开始演奏，在日本国旗中，以前的大臣们手持清朝时期的黄龙旗前往迎接。紧接着9日举行了溥仪的执政就任典礼。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回忆道，典礼就像职业学校的毕业典礼一般简单，而初次见到的溥仪“脸露凶相”而让他大吃一惊。

“满洲国”的“建国”宣言称，在日军的帮助下如今摆脱了奉系军阀（张学良）的残酷统治，要为了满蒙三千万民众而要与中国断绝关系，建设王道乐土。然而，溥仪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间签署的秘密协定，暴露了“满洲国”的性质。协定的内容如下：

（1）“满洲国”的国防和维持治安委托给日本，经费由“满洲国”负担。

（2）“满洲国”委托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构管理及修建、开设日军国防上所需的铁路、港湾。

（3）“满洲国”极力援助日军所需的各项设施。

（4）任命有见识及名望的日本人为“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各政府也任用日本人，其选任、解聘必须经过关东军司令的推荐、同意。

通过此密约，关东军获得了在“满洲国”境内完全的行动自由，“满洲国”成为关东军的基地国。关东军司令拥有人事权，可以不通过外交手段控制“满洲国”的内政。溥仪在自传中称，该密约是国务总理郑孝胥“独断专行”的产物，自己虽然不满却只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实际上，是溥仪听从板垣指示在协定上签名，亲手让“满洲国”沦为了傀儡国家。

最初，溥仪以为就任执政是通向皇帝宝座的第一步，热心于公务。可是不久他发现，“执政只是纸上的空职，而不在己手”。不仅仅是溥仪。大臣们也只是每日喝茶看报，除了闲聊没有任何的公务，实权都掌握在副手的日本人手里。

“满洲国”标榜五族协和，宣扬满人（汉族和满族，即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日本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一律平等”。然而这只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日本人（人口比例约为百分之一）的口号，实际上民族间的平等云云均是痴人说梦。

很好反映出这一点的是“满洲国”官吏决定工资差异的会议。满人官吏的工资被控制在日本人的六成左右，大臣们批评它违背了“日满亲善”的精神。对此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反驳道，日本人能力和生活水准高，工资也必须要高。日本人必须吃大米，不像满人可以吃高粱过活。日本人离乡背井，专程前来为满人建设王道乐土。如果要讲亲善，当然应该感激日本人，让他们领取更多的薪水。

当时，一名大臣反论道：“日本要在哪里建设王道乐土？难道不是满洲吗？如果没有满人，能建设吗？”驹井勃然大怒，叱责道：“你们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用鲜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中抢回来的。这是军队的决定！”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再无人发言。

结果，“满洲国”的日本人在“善意的恶政”即主观的善意意识下，欠缺与他人共存的多民族社会的思考，强行植入了独善的价值观。不仅是工资和饮食，就连电车的车辆也对满人进行严格区分。许多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歧视毫无意识，在日本国内封闭的日本人社会里拒绝与异文化的接触。

殖民地学者矢内原忠雄对这种现象考察后认为，“满洲国”的理想主义已成为“日阴者”（见不得人的人），贯穿了帝国主义的法则。然而这种法则与“可以当场击毙反日分子”的暴力专制密不可分，对反抗强制收购耕地的满人农民进行了无情镇压（土龙山事件）。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压政策的代价，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留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拓荒团完全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李顿报告书与侵占热河

这时，日本首相犬养毅正陷入苦恼中。他虽然没有采取若槻礼次郎的不扩大方针，却担心东北三省独立国家的成立会与围绕中国问题结成的九国公约（1922年）发生冲突。与孙文私交甚好的犬养承认对中国东北的主权，并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涉，意图建立亲日政权。然而，他在承认“满洲国”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犹豫时，海军的青年士官们袭击了首相官邸将其刺杀。这就是因“一说就懂”“无需问答”而出名的五一五事变。

其次挡住关东军野心的是李顿调查团。1931年12月，国际联盟决定派遣调查团调查满洲事变，翌年1月，以英国李顿为团长的五名成员聚集于日内瓦。作为参与员加入的有日本的吉田伊三郎（驻土耳其大使）和中国的顾维钧（张学良顾问）等人。他们在2月底到达横滨与日本要人会谈后，3月14日进入战争创伤累累的上海开始活动。

李顿等人调查的焦点是，在中国现状问题上日中之间说法的分歧。日本主张中国不是统一国家，正面临崩溃，缺乏近代国家的资格。于是，1932年4月，调查团到达北平后，张学良邀请他们来到中南海并作了演说。

这时，张学良斥责了日本“东北并非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指出看上去混乱的中国如今正处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却不正视这一事实。日中发生冲突，其实正是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走向社会进步和政治统一的结果，用武力抢夺了中国人一手建设起来的东北三省。但是，企图使“满洲国”合法化的日本的“谎言和谣言”无法胜过正义和真理。张学良痛斥日本无视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而采取侵略、挑衅的方针，决不能否定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及其发展的权利。据说李顿被这场演说打动了。

100 国联调查团访问关东军司令部
（前排左一为调查团团长李顿）

日本一看形势不对，从4月开始对东北三省的调查进行了百般阻挠。调查团的参与员顾维钧被“满洲国”拒绝入境。调查团欲与在齐齐哈尔附近的嫩江桥抵抗日军的马占山（原黑龙江代省主席）取得联系时，关东军派出两个师团攻击马占山，并在7月公布其已“战死”（实为误报）。犬养的后任首相斋藤实内阁9月签署了《日满议定书》，企图承认“满洲国”，使它成为既成事实。

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公布于世。该书描述中国方面的排外宣传和缺乏法制的状态导致了与日本的紧张关系等，内容不全然有利于中国。在柳条湖事件的关东军行动方面，断定“无法承认其为合法的自卫措施”。“满洲国”不是出自“纯真自发的独立运动”，而是日军在未宣战的情况下占领东北各地、将其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的结果。

该报告书还指出，单纯恢复原状不能解决问题，应代替“满洲国”在东北三省设立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列强共同管理，自治政府聘请多名外国顾问，以日本人为主，并提议实现东北整体的非武装化，日中两军都从该地撤军。

日本政府激烈抗议李顿报告书的内容为“骗人的国际管理”。中国政府虽然对列强共同管理东北三省的方案面露难色，但仍表示考虑该地的非武装化。

1932年12月，国际联盟临时大会召开，多数国家要求采纳李顿报告书、否认“满洲国”。英国等大国表现出了拥护日本的姿态，然而由于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省这一行动，形势出现了逆转。2月24日，国联总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弃权）采纳了基于报告书内容的劝告方案。此时，日本代表松冈洋右留下“日本已到达合作的极限”一言退场，而使众人一片哗然。3月，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社会的孤立下加深了与德国、意大利的合作。

关东军对热河发动进攻后，张学良主张彻底抗战，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却逃跑，中国军队败退。3月，关东军控制了整个“满蒙”地区，张学良承担责任，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跨越万里长城的关东军在激战后，5月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停止了进攻。虽然，当时与“满洲国”邻接的广大地区被设为非武装地带，而中国军队的撤退使帝国首都北平近在咫尺。

安内攘外与长征的开始

安内攘外政策的提出和第五次包围讨伐战

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报纸、杂志愤激地要求歼灭“倭寇”，政府首脑之一的汪精卫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而离开政府。然而蒋介石冷静地分析了敌我的军事力量。他想利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即在上海和长城附近抵抗日军，同时寄希望于犬养毅的和平谈判以及国际联盟的仲裁，尽可能采取忍耐和让步来拖延时间。

这时，蒋介石提出的基本方针是“安内攘外”。他认为只有平定国内的反对势力才能对抗外国的侵略。这项政策的出台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蒋介石并非第一人，他重复了清朝首脑们的思路，把太平天国称为要命的“心腹之患”，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英法的战争相比，更为重视对其的镇压。

例如，蒋介石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承了中国古来的思想传统”，同时批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违反中国伦理”的异教徒。这种主张建立在曾国藩的言论基础之上，即排斥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为保卫儒教的正统而集结湘军。同时实行连坐制等措施，使农民远离共产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缩小包围圈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新战略，也改变了中国历代王朝镇压叛乱的常用手段保甲制和坚壁清野政策。换而言之，蒋介石想通过讨伐共产党，来稳固自己作为正统王朝权力继承人的地位。

另一方面，江西苏维埃中毛泽东虽然位居临时政府主席，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秦邦宪等苏联留学生集团手里。1933年初，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共产党中央主张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领导下，积极展开正规军的进攻。并批评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术为“右倾机会主义”，排除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干部。

随后他们又在共产国际的“孤立中间势力”的政策基础上，在苏维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地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然而该运动升级导致了人们的恐慌，甚至有中农逃离苏维埃地区，造成生产停滞、粮食不足。1933年11月，曾在上海事变中抵抗日军的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等人，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然而党中央把这股中间势力看做“最危险的敌人”而不予积极配合，失去了扩大势力的机会。

1932年6月开始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日军侵占热河而受挫，蒋介石聘请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魏泽尔上校为军事顾问，与曾经的常胜军同样致力于军队近代化的新式装备。1933年10月，蒋介石动员五十万兵力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整顿军用道路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构筑坚固阵地采取一步一步压缩包围网的战略。对此，共产党中央采取“不让敌人踏入一步苏维埃的土地”的正面作战方针，红军部队却在二百架飞机和混凝土建造的碉堡群前溃败。1934年3月，作为苏维埃大门的广昌县沦陷，死伤两万四千人，共产党逐渐丧失了维持根据地的力量。

后来，毛泽东说，“我在井冈山等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提出开展游击战术，一些吃了洋面包的家伙（指苏联留学生）不信，说山里不可能诞生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我失去了工作，整日沉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书籍当中。后来我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便是这两年的阅读的成果”。他利用受冷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充电，得到了宝贵的机会，总结以前的经验、深化思考。

起死回生的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八万六千名士兵，离开江西苏维埃首都瑞金前往广东、湖南、广西的山区。这就是后来被传颂为中国共产党神话的两万五千里的殊死搏斗—长征的开始。

长征途中充满了无法想象的艰险。首先红军在不让国民政府军察觉下准备启程，还要突破层层封锁的防线。行军只能在夜晚，扛着重器械的补给部队移动艰难，不断有人跌落谷底。第一方面军在广西北部渡过湘江途中被国民党围堵留在对岸的多数部队全军覆没。结果离开瑞金后仅仅两个月，兵力就减少到了三分之一（三万人）。可是，红军在付出牺牲的同时迅速恢复了行动力。

其次，在生活习惯迥然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成了问题。就像蒋介石承认的一样，红军巧妙地拉拢下层民众，军民一体作战是其强大的秘诀。然而等在进入贵州、四川山川地区的红军面前的，是长期以来受到汉族迫害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必须和这些把汉族视作入侵者的民族建立起信任关系。

101 长征要塞泸定桥

前人也有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导致失败的。他就是在天京事变后与洪秀全分道扬镳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63年，石达开沿着和红军几乎相同的路径来到四川，彝族人却拒绝配合并加固了防御，在大渡河击溃了石达开军。蒋介石也熟知这段历史，给部下发来电报鼓励他们在该地获取殊荣。

这时，外号独眼龙的先遣队指挥官刘伯承尝试与彝族首领接触。起初彝族有所警戒，刘伯承提出共饮鸡血结拜兄弟后，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刘伯承又说，彝族有许多部落，汉人也分为红白两种人。蒋介石为首的“白汉人”压制少数民族，而我们“红汉人”却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彝族人听后高兴地为红军带路。毛泽东面向中国社会底层的努力，以这种方式取得了成果。

1935年5月，聚集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主力，摆脱国民政府军守卫队开始渡河。然而，由于该地的急流而无法搭桥，为让大部队通过，只能选择北部一百七十公里处的泸定桥。仅用了两天就达到桥下的红军，所有将士平安渡到北岸。毛泽东和从小就听着石达开传闻长大的四川人朱德宣布，“我们用行动证明了我们不是第二个石达开”。

102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
图为当时聂荣臻在红一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

其次，红军接受考验的是头顶万年雪的五千米高的山脉（大雪山）。红军将士多出生于南方，几乎都没见过下雪。他们在行军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薄棉军服。而最险要的夹金山，人们则视作为连神仙也飞不过去的难关。

1935年6月一大早，毛泽东一口气喝下驱寒的辣椒汤，和其他士兵们一样穿上厚衣服开始登山。刚开始是冰雹的袭击，天晴后冰雪反射的太阳光刺伤了人们的眼睛。快到山顶时空气稀薄，体力不支者爬起又摔倒，最后无法动弹。登上山顶的士兵们接到的指示是“不许休息，滑冰下山”，不少人由于坡度倾斜而骨折，或滚落悬崖下落不明。而据说女兵们爬山后，均停止了月经。

之后，红军面临的是四川和甘肃边境的大草地。海拔三千米的大草地开满了鲜花，不见人的踪影。8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士兵们在突然下雨或下雪时无处可藏。如果走错一步，草地下可能是无底的泥沼。不少将士陷入泥沼中，欲上去帮忙的战友也一并被水吞没。行军一周后弹尽粮绝，特别是盐分不足，造成大量士兵死亡。据说倒下的士兵都告知家乡的名字，留下遗言“请通知我的家里人”而断气。

1935年10月，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吴起县时，第一方面军仅剩下了七千人。长征不仅是为冲出绝境的凄惨奋战，也在中国边境的十一个省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的路径虽然与过去的两次北伐完全不同，却是把新时代之风从南方传播到西北大地的“第三次北伐”。

遵义会议与周恩来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使苏维埃陷入崩溃境地、在湘江渡江战斗中大败却姿态强硬的党中央（秦邦宪和李德），人们的不满爆发了。1935年1月15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贵州北部的城市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秦邦宪、李德、毛泽东、朱德等二十人参加了会议，后来成为改革开放政策领导人的邓小平也作为秘书长而出席。会议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作出了纠正。秦邦宪强调受“帝国主义各国”援助的国民政府军实力过于强大，而迟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时有人出来发言。他就是共产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成为另一位主要人物的周恩来，生于1898年，比毛泽东小五岁。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生平也成为对比，毛泽东出生于农村，周恩来的原籍和鲁迅一样都是浙江绍兴（出生在交通枢纽江苏淮安）。周恩来的家庭是诞生了很多官僚的名门，他从天津以进步而闻名的私立学校南开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和法国留学。周恩来在日本期间住在神田，曾经到过京都的岚山。虽然未能如愿考上第一高等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教养系），但据说在此期间受到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

103 周恩来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江西苏维埃，第一次和朱德共同指挥前线作战。抗日英雄第十九路军组建福建省政府时，周恩来主张应该和他们共同战斗，然而党中央却听不进去。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周恩来警告“碉堡战对碉堡战”的阵地战缺乏策略，存在分散兵力的危险。但是，他未能说服李德，红军因此差点覆灭，他对此深感负有责任。

会上，周恩来坦率地自我批评说，战略的错误才是导致这次战斗失败的原因。接着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李德的领导“极其恶劣”，没有采取灵活的战略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兵力。他还断言说红军士兵也是血肉之躯，脱离中国实情的秦邦宪等人的纸上谈兵决不会胜利。据说演说结束后会场一片掌声。

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军事面的领导权。不久后北上在陕西省北部建设了新的根据地，决定了与日本作战的方针。虽然毛泽东与苏联留学生集团之间仍旧存在对立，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势力走上独立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盟友关系也由此开始。

今天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周恩来应该毅然采取反对态度。周恩来虽然为很多人推翻冤案，却屈于毛泽东的权威未能挽救整个中国。自身也成为政治运动对象的周恩来，有没有这种可能至今无从知晓。然而，乡村长大的激进哲学诗人毛泽东，和留洋归来温和的务实官僚周恩来之间的磨合，直到1976年两人相继去世，一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面相。

高涨的抗日情绪

蒋介石的抗战准备与独裁体制

蒋介石在瓦解江西苏维埃后，一边追击红军，一边开始准备与日本作战。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经济建设，以及重视忠诚的政治措施，不过是重新建立了传统压抑的统治体制。

蒋介石本来对战争持有预见。不久的将来围绕中国的利益问题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必将失败。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名为《敌乎？友乎？》的论文，表明了他对日本问题的基本立场。蒋介石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国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说：“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他还警告说，日中战争拖长，只会对日本不利，现在寻求两国和解，必须立即归还东北三省和热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正如自己所预测的那样，转移到重庆继续抗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比，蒋介石没有提及作为抗日战争重要因素的“人民”的游击战式抵抗，这不由得让人感到其对胜利的预测不够坚定。但是，到重庆后，蒋介石控制了以前国民政府权力未及的四川、贵州等西南各省，开始建设“大后方”。

负责蒋介石的抗战准备的是，1932年11月非公开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编为国家资源委员会）。铁路和公路网迅速扩建，以军需产业必不可缺的矿物资源钨等为主开始尝试发展重工业建设。并改革币制统一全国货币，通过将国内流通的白银国有化，实施通货管理制度来确立国民政府的金融统治。

这种政策是一种开发独裁，平息了因白银流失美国而产生的金融恐慌等，取得了一定效果。军事方面也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完成了一百七十万兵力、六百架飞机的战斗力编制。然而这些装备不及日军，蒋介石并未能确信在全面战争中能够取胜。

蒋介石一面对战斗力存在疑虑，又着手建设国民总动员的体制。他首先在江西庐山、四川峨眉山开设军官训练团，亲自讲话以统一将领的思想。1934年2月，他发起了一种启蒙运动即新生活运动。该运动提出把“礼义廉耻”的传统儒教道德作为国家统一的理想，重视卫生、杜绝鸦片、提倡国货的使用、奖励节俭，以实现国民生活的合理化和统一化。

蒋介石描述这些运动的目标时说，“如果有60万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的军队，我有办法击败小倭寇。傲慢愚蠢的日本军人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需要的是统一指挥”。在这里蒋介石宣布要取得抗战胜利只能“绝对服从”，他想在“统一指挥”的名义下重新建起就连孙文也未能抵抗住诱惑的中国固有的专制统治。或者也可以说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也产生了法西斯的连锁现象。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鲁迅

对加强独裁的蒋介石，孙文的遗孀宋庆龄表示反对。国共两党分裂后宋庆龄移居德国，成立了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邓演达被蒋介石暗杀后，宋庆龄发表声明“国民党不再是政治势力”，明确表示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1932年12月，鲁迅和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合作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实现言论自由等。

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审查制度并命令特务机关镇压。1934年2月，一百四十九种新书籍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5月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行严格的审查。此时鲁迅比较了中日的言论镇压，写道“日本检阅后把删除部分留作空白，读者可以看出。而中国的审查不允许空白，读者无从发现审查的痕迹，文章意思不通，都变成作者的责任。这比日本前进了一大步，在中国的笔祸史上值得记载”，来讽刺当局。

和陈果夫的CC团（中央俱乐部）并列负责镇压的是1932年3月在南京由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结成的力行社（蓝衣社）。该组织宣誓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与CC团相比是采取直接行动的特务机关，不仅镇压共产党员，批评蒋介石的民主势力也是它的对象。1933年6月，他们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心人物杨杏佛，迫使同盟停止活动。

这时，上海因流传暗杀者名单而陷入动荡，但鲁迅仍坚持每天前往内山书店。由于下达了逮捕令，内山完造很担心，鲁迅却说“那其实是让大家闭嘴。如果真要逮捕，应该不需命令把人带走就行了，不用怕”而泰然自若。据曾拜鲁迅为师的增田涉回忆，鲁迅为避免被特务发现，在炎热的夏天也不靠近窗户，而是在不通风的房间里使用各种笔名写下批评政府的文章。他对顽强坚韧的鲁迅写道“感觉到了作为人的伟大”。

日本分离华北与一二·九学生运动

就在蒋介石准备抗战时，日本加大了对“塘沽停战协定”中成为非武装地带的长城以南地区的压力。1935年5月，发生反日恐怖事件后，日本派遣军要求中方负责人何应钦从河北省撤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军，并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6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让步，提出中国方面“自行处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即“何梅协定”。

同时，邻接河北的察哈尔省发生了拘禁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的事件。6月，关东军的土肥原贤二迫使宋哲元率领的国民政府军撤出察哈尔，签订了“秦土协定”。

日军通过这些行动在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建立打着自治旗号的地方政权，开始排除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扩大日本的统治，即分离工作的开始。当然中国方面也不是束手无策，政府方面向宣称“日华亲善”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展开了包括返还东北四省在内的用和平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外交攻势。然而，蒋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方针，在旁人看来显得慎重或是软弱让人焦急。南京国民政府还在日本禁止抗日运动的要求下发布睦邻外交令，“抗日”二字只能写成“抗×”，这无疑激怒了民众。1935年11月，日本拉拢山西阎锡山等旧军阀势力的工作迟迟不见进展，便在非武装地带里以曾留学日本的殷汝耕为首，成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大惊之下下令逮捕殷汝耕，关东军作出进攻北平的姿态加大压力，要求宣布察哈尔、河北两省的自治。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再度退让，12月11日命令从察哈尔撤退后就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为负责人，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日本方面却认为是实现华北自治的行政机构。多数中国人也认为这是对日本屈辱的让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们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分离华北，要求停止内战、言论自由。示威活动的中心是政府镇压较轻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支援学生们的是翌年即1936年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通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燕京大学讲师斯诺。

104 1935年“一二·九”学潮中，北
平学生在电车上演讲

这天，学生们上午10点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得知消息的当局包围了各所大学，并封锁北平的城门，试图打消学生们的活动。学生们转向何应钦办公室提交请愿书，在宋哲元的司令部前与警卫发生冲突。从王府井向南行进的示威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规模，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汉奸（卖国贼，这里指殷汝耕）”等口号。郁积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北平市当局在东长安街配备军警，阻止游行队伍靠近日本公使馆。严寒中被水管浇湿的学生们被驱散，满洲事变后前来北京避难的东北大学等十八名学生被捕。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的12月16日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游行，四百人受伤。三十人被捕。1936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学生运动，学生们效仿五四运动成立了救国宣传团，在农村开展活动。还有人潜入东北军宣传抗日。

义勇军进行曲与八一宣言

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生们齐声演唱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曲。曲名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年轻作曲家聂耳出生于云南，母亲是少数民族。他从小就熟悉民族音乐，不久便接触到小提琴。他还瞒着父母参加了云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十八岁时聂耳来到上海，制作中国民间音乐唱片和电影主题曲。1933年，他在剧作家田汉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5 聂耳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被查封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故事讲述被赶出故乡东北三省的知识青年为了救国赶赴战场，捕捉到观众由于日本侵略而加深了危机感的心理而红极一时。然而，聂耳未能等到电影上映就受到国民政府特务的追杀逃往日本，7月死于藤泽市鹄沼海岸的事故。享年二十四岁。他闪闪发光的一生，诉说了当时敏锐的中国青年的思想和烦恼。

这种形势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宣言的其实不是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等人，而是以莫斯科的王明为首的党中央。同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修改与中间势力为敌的路线，呼吁成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八一宣言应称作它的中国版，呼吁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外的广大势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3年3月，宋庆龄就在上海联合抗日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批评国民政府的态度暧昧。翌年的1934年，她发表了近一千八百名著名人士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基本纲领》，呼吁全国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上海律师会会长沈钧儒、记者邹韬奋等上海文化人士也组织了救国会，1936年5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共产国际的路线转变可以说对中国是很及时的。

长征结束后的1935年12月，毛泽东等在陕西北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战略。1936年2月，红军在山西西部扩大势力，做好了抗战准备。5月，蒋介石派出讨伐军，红军退出山西并宣传停止内战。8月，共产国际指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从之前的反蒋立场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长期持续内战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要清算沾满鲜血的过去，走向一致抗日需要强大的起爆剂。也就是本书最后要描述的历史性大事件，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与张学良

苦恼的东北军统帅

1933年3月，揽下热河失陷的责任、宣布下野的张学良，在治疗鸦片中毒的同时，访遍了欧洲。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体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认为中国应该“由一位领袖来统一国家、振兴民族”而寄托于蒋介石。一年后张学良回国，被任命为扫荡湖北、河南、安徽方面红军的“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10月，为讨伐陕西北部的红军势力而奔赴省会西安。

张学良起初热衷于讨伐共产党，但内心又十分矛盾。他支持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国内建设强大的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东北三省。然而国民党中央只是把东北军看做用过就扔的杂牌军团。不仅充实兵力无望，还要在对红军根据地的第六次包围讨伐战中消耗宝贵的战斗力。

张学良还背有沉重的十字架，即手下等待重返故土的东北军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三十万人的命运。“你忘记了父亲（张作霖）的仇恨，不抵抗日本，只是服从上级（蒋介石）命令，贪图荣华富贵。你不仅不惜牺牲士兵，还把我们逼上绝路！”面对这样的直言，张学良深感苦恼，开始强烈地怀疑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对“剿匪”战反感的不只张学良一人。还有以西北地区为地盘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的统帅杨虎城。起初他对被送到西安的张学良抱有戒心。然而他看到受到中央冷落的东北军败退，同为地方军统帅的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了共鸣。

1936年2月，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宋黎（共产党员）等拜访了张学良。他们要求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援助他们救出被捕的同学们。宋黎在将领们面前演说后，杨虎城表示支持学生，并说“我们无法与抗日同胞的共产主义者们打仗”。当时西北军中有共产党员宣传抗日，杨虎城本人也与共产党有接触。

106 杨虎城

早在1月，张学良也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开始与共产党接触。4月，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天主教堂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从周恩来的“我也在东北长大”一句话拉开序幕，气氛谐调。意气相投的两人畅谈通宵，在停战和解除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之后两人继续交涉，张学良同意加入共产党和东北军、红军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未能实现。6月，张学良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第一次向部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围绕“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主题，说满洲事变后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忍辱求全，不扩大事态。这只是一厢情愿。今后我们只有抗日，决不重蹈覆辙。张学良还表示“抗日是天地之大义”，明确了抗日的意志。

张学良坚定抗日决心后，接下来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他在和周恩来会谈时指出，现在蒋介石准备作战，国民政府中就对日政策问题也存在分歧。并主张蒋介石有望抗日，自己可以尝试说服他停止内战。

事实上，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陈立夫（陈果夫之弟）等已经开始通过几种渠道与共产党交涉“联合抗日”一事。但是，它的内容强硬，一是暂时承认共产党这一政党的存在，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二是解除红军各司令的职务让他们出国，缩小部队规模听从国民政府军指挥。对蒋介石而言，军权统一上决不让步，他从没想过让红军承担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他也不打算为使交涉有利，而缓和对共产党根据地的进攻。

1936年10月，蒋介石为推进第六次围剿战增派国民政府军，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进攻红军。此时张学良提出为何需要持续剿共战的问题，提出现在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怒，斥责说“服从命令乃军人的天职。无需多问！”。张学良没有气馁，乘着蒋介石前往洛阳庆祝五十岁生日的时机，和山西派的阎锡山一起再次做了工作。

但是结果仍然失败。蒋介石在翌日的演讲中，说“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人是汉奸”，暗中指责张学良。张学良如同被“当头泼了冷水”，打消了劝说蒋介石的念头。

用事实回答

与高涨的抗日舆论背道而驰，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即“抗日七君子”事件。12月3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要求释放他们，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断言“我就是革命政府。我干的就是革命。违抗我就是反革命”，张学良则认为镇压这些爱国志士，与袁世凯的专政并无差异。

蒋介石看到张学良有所动摇，12月4日再次前往西安监督剿共战。他到达后个别地邀请东北军、西北军的师长吃饭，离间他们和张学良、杨虎城。12月7日，张杨二人商量对策，决定再做一次工作。张学良从心底佩服蒋介石的领导能力。当晚，张学良来到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含泪要求停止内战。这就是“哭谏（哭着进谏）”。

当时张学良劝说道，“日本的侵略永无止境。如果不反击的话，国土被占领，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已经数次提出团结，要求你领导抗日战。内战无论哪一方取胜都只是对日本有利。我一直都一贯支持你，满洲事变中也服从你的不抵抗政策忍受了全国的责难和侮辱。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威信，为了你和日本抗战的那天到来而忍辱负重。现在抗日已是人心所向，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听后却呵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敲着桌子说，“就算你掏出手枪把我毙了，我也不会改变剿共计划”。8日，杨虎城前去劝说，仍旧无效。蒋介石还威胁东北军的师长们说，“你们频繁地和红军无线通信，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吗？”，并施加压力要转移东北军、处分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意识到不能再犹豫，决定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抗日。

12月9日正好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各团体在总司令部南院门广场聚集了两万人举行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警官开枪造成小学生受伤，人们被激怒，涌向华清池去向蒋介石直接请愿。

得到通知的张学良立即致电华清池，请求蒋介石接见示威代表。蒋介石却在电话中训斥，“这都是因为你的放任。决不允许游行队伍来到我面前”。前一天，蒋介石已经向宪兵队下达了开枪的许可。张学良为避免流血事态，只身一人开车追赶游行队伍，在灞桥试图说服他们。

这时灞桥上已经架起了机枪，骑车走在前面的数名学生被捕。张学良阻止了宋黎为首的学生们，大喊“别再往前走”。部分人还想继续前行，张学良真情实意地控诉道，“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会在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大家”。学生们听后深受感动，喊道“我们要和张副司令共同抗日！”。

被监禁的蒋介石

张学良和学生们约定好期限后，立即和杨虎城准备兵变。他们看到防守华清池的兵力不多，计划由东北军的亲卫队进行袭击。10日，蒋介石对前来报告请愿示威结果的张学良斥责道：“你是站在学生一边，还是国家大官一边？”11日，宣布东北军退出扫荡共产党的作战队。然而蒋介石没有发现张学良等的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40分，东北军亲卫大队队长孙铭九等人率领兵变部队来到华清池。原本预计不开枪解除武装，由于宪兵队不配合转为枪战。他们闯进蒋介石卧室后发现床上尚有余温，孙铭九断定蒋介石就藏在附近，命令士兵们搜索后山。

搜索一小时后，凌晨五点，一名士兵发现了藏在山洞里的蒋介石。孙铭九赶到后发现，逃跑时伤了腰的蒋介石已经冻得无法动弹。蒋介石看见孙铭九后说“杀了我吧！”，然而，孙铭九告诉他，“我奉张副司令的命令，前来接您去商量抗日问题”，用车送蒋介石前往西安。住在西安市内的蒋介石的心腹们，也被杨虎城的特殊部队软禁了起来。

蒋介石被监禁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率先报道这个消息的，是日本同盟通信上海分社。斯大林接到来自东京的消息后，还以为这是日本间谍的阴谋和错觉。在中国国内，西安报纸《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一消息，并附上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要求”。包括停止内战、召开救国大会、释放抗日七君子等政治犯、保障民众的政治自由、改组国民党等。

蒋介石受监禁的消息传到共产党根据地，是在12月12日的深夜。干部们吃惊于“蒋介石会有如此下场”，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公民审判。而毛泽东则冷静思考，主张派周恩来前往西安，确认张学良等的意图，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也发来指示，无论事态如何发展，要进行和平解决。

而首领被捕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应该剥夺张学良的官职，要求正在外访的汪精卫回国，派遣国民政府中央军前往西安进攻。对此，和议派的宋氏家族（宋美龄、宋子文、宋霭龄的丈夫、行政院长代理孔祥熙）和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则把蒋介石的顾问、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威廉·亨利·端纳送往西安。

107 华清池蒋介石住所 五间厅

此时张学良对顽固的蒋介石束手无策。他在发动兵变的时候，就没有收拾残局的明确方法。他想与蒋介石谈话沟通，屡次前往监禁蒋介石的房间。而蒋介石开始甚至拒绝和张学良见面，重复说“让我回南京”。

12月14日，端纳出现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怒道：“张学良为了和我谈而把我关起来，太过分了。”端纳幽默地回答道：“你不也是经常把人抓来谈话吗？”从事翻译的张学良听了不禁笑出声来。

宋美龄等人从端纳的电话中得知蒋介石无恙，便通过他要求蒋介石阻止主战派的行动，防止内战扩大。12月16日，端纳将此转达给张学良、蒋介石后，蒋介石写下了三天的停战命令，张学良解除了对何应钦的心腹的监禁让他回南京送信。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一心要武力解决的蒋介石态度有所缓和。宋子文将此消息带回南京，主战派失去了在国民政府内的发言权。

蒋介石周恩来实现会谈

12月22日，宋美龄飞抵西安。她的到来使蒋介石大吃一惊，宋美龄描述了南京的情况，告诉蒋介石全国人民都在担心他，希望他能考虑中国的前途而采取行动。她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也解释说这次的兵变只是为了让蒋介石“同意抗日”，丝毫没有要加害他的意思。

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一面谨慎观察张学良和南京方面的交涉，注意到被软禁的蒋介石仍在国民政府内拥有绝大的影响力。23日，周恩来会见宋子文、宋美龄，表示共产党不干预此次的事情，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蒋介石如果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会支持蒋介石成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委员长，无人能胜任”。这句话很大地动摇了宋美龄等人。

12月24日，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周恩来、杨虎城举行了五人会谈。宋美龄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同意停止内战。她还承诺，撤退中央军，维持共产党根据地的现状，清扫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成立抗日内阁召开救国大会等。

这里成为焦点的是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美龄、宋子文要求下令停战、撤军后，立即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也表示同意。杨虎城却强烈反对，认为没有协定文书等保证不能放人，周恩来也支持他的观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举行蒋介石一直拒绝的和周恩来的会谈。

12月25日（也有24日晚的说法），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蒋介石的房间。张学良通报说：“委员长以前的部下来看您了，请！”周恩来进屋后，立即像在黄埔军官学校时候一样敬礼叫道：“校长！”蒋介石愣了半天，才从床上起身，让周恩来坐在旁边。

108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委派周恩来（右一）、秦邦宪
（左一）、叶剑英赴西安参加谈判

周恩来先开口道：“蒋先生，十年不见，您老了很多啊。”蒋介石点头叹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话，不仅是我一人听先生的话，我们红军也都服从先生的指挥。”旁边的宋美龄也说：“不讨伐共产党了。这次周先生不远千里前来斡旋，实在是感谢。”

“不能再内战下去了”—蒋介石喃喃自语道。这句话让共产党，更让全国等了太久。他接着说：“内战时也经常想起你们。在打仗的时候，也没忘记你们曾为我效力的时候。能再合作一次也好。”

12月25日下午4点，蒋介石夫妇出现在西安的机场。决定释放蒋介石后，不满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张学良、杨虎城担心出现混乱，直接将他们带出住处，驱车直奔机场。蒋介石夫妇先飞往洛阳，第二天平安回到南京，震惊了世界。用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的话来说，是迟到一天的圣诞节礼物。

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张学良提出要送蒋介石回南京。他用红色铅笔写下指示，命令今后东北军由部下于学忠统率，接受杨虎城的指挥。然后让宋子文、端纳乘坐自己的专机，前往追赶蒋介石。据他晚年的回忆，这时张学良抱着一死的念头。周恩来接到孙铭九的电话后非常吃惊，立刻赶往机场阻拦，却为时已晚。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固执行动，感叹道，“他听旧戏听多了。哪有自己要去受罚的”。

就这样，持续九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在要求筑起抗日长城的人们的叫喊声中迎来了结束。两者之间的暗中斗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仍然持续，日本战败后内战再次爆发。这场悲剧中西安事变的主角们也被命运玩弄。张学良一度被判刑十年，后被取消，却为了逃避战火辗转中国各地，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46年被送到台湾。杨虎城也被剥夺了西北军的指挥权，1949年在重庆被国民政府的特务暗杀。

然而即使付出牺牲，也不愿成为历史罪人的张学良的迫切愿望，把被孙中山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的心聚集在抗日民族主义之下。这虽说是21世纪中国必须跨越的课题，也不容否认它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看到的梦寐以求的成果。中国的1936年落下了帷幕。之后仅过了七个月，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枪声大作，日中两军陷入了全面战争之中。

第十章

边境的街道和人们

——香港、台湾和上海

异文化的窗口香港和上海

显示时代活力的边境

你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是哪里？如果你去过中国，对最先到过的地方和停留时间长的街道应该会有特别的感情。近年来，虽说日本飞往中国内陆地区的直飞航班有所增加，但听得多的还是北京或上海，以及1997年从英国回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吧。

我们不能忘了身边的台湾。“便当（日文词，中国大陆没有这个单词）”为代表的日本风格的汉语，以及今天仍残留在街角的日本统治时期的建筑物就不用说了。或者说它作为健全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很多人在与中国大陆打交道时倍感疲惫而与之共鸣，成为热切的台湾迷。

香港、台湾、上海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地处中国世界的“边缘”，曾作为殖民地或租界接受外国的统治，社会积累了与异文化交流的经验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这三个社会都是象征“近代”的地方，无论喜恶与否，它们都带有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特性。正因为这里是中国世界的边境，可以说也是聚集了近代中国隐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的地方。

国际都会的香港、上海，台湾，各种思想、制度、文化不断重复着冲突和融合。很多人活跃在这些舞台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周边以及全世界。正如本书反复记述的那样，中国近代史上与日本的关系密切，这三个地区也不例外。当时的日本人，比现在还要接近这些地方。

下面就把焦点聚集在这里生活过的日本人身上，来观察这三个地区的近代史。然后思考21世纪的日本如何与中国作为“身边最近的外人”实现共存。

创建时期的香港和上海

香港这一城市的出现，无疑是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的时候。英国一直想要一处和葡属澳门相当的中国南部的贸易据点。而香港岛地处清代唯一的开港口岸广州的入口，正符合了英国的要求。香港原本是运出香木的小港，当时有客家移民和闽南人船工等七千四百五十人在此居住。如果香港未被选作殖民地，它也许也像今天的广东沿海的岛屿一样，是个一贫如洗的不毛之地。

109 开埠初期的香港

最初负责建设香港的是来自澳门和广州的商人和传教士。他们还整顿了以香港总督府为首的行政机构，建设了港口、仓库、监狱等设施。然而，被期待的“自由港”香港的贸易额并未有很大增长，而摆脱清朝统治后鸦片贸易和中国劳工输出的苦力贸易得到了发展。有个美国人尖锐地评价19世纪40年代的香港是“鸦片贩子、士兵、官吏和好战分子的聚集之地”，深受以岛屿为据点的海盗的横行霸道之苦。

香港的发展走上轨道是在19世纪50年代。天地会军队响应太平天国在广州一带起义，广州的富商家属们为躲避战乱移居香港。香港的中国人人口在1854年达五万四千人，九龙半岛被租借的19世纪60年代则超过了十一万人。贸易额也增大，1865年香港上海银行成立，随后诞生了金融、保险、造船、海运业等公司。

而上海的出现源于1842年英国对上海县的占领。1845年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诞生了治外法权的居留地租界。这片方圆约六平方公里的“外国”开始具有重大意义，是由于1853年为响应太平天国进入南京的小刀会起义。天地会系秘密结社的他们占领了上海县，清朝权力出现空白，英国领事阿礼国等在租借设立了外国人组成的一种自治政府，设置参事会作为行政机关。关税征收也由外国人的税务司实施。

110 上海租界地图
（横滨开港资料馆藏）   根据1885年5月的调查绘制而成的地图的复制品。左侧圆形为旧上海县城（城内），右侧是沿黄浦江开发的地区。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地区（北四川路附近）尚未被开发（参考图111）

111 民国时代的上海地图
（根据国际研究项目《上海》绘制）

1860年，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来到江南，江南地区的富商们争先恐后逃往上海租界。两次阻挡了太平军进攻的上海，成为支持清朝的英法镇压太平天国的据点，英国军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李鸿章创建的淮军都从此处出击。

太平天国灭亡后，相对独立于中国统治权力之外的香港、上海的存在反而变得更加重要。革命派的孙文首先回到香港筹备，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经常潜伏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四一二政变后直到1933年，其本部都设在上海。也就是说，作为西欧列强侵略产物的殖民地，为专制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城市的“自由”空气。虽然这种自治绝不是意味着承认中国人参与政治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具有的复杂的性格。

日本音吉与唐行

在作为西欧列强的贸易据点而起步的上海，1853年前后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他名叫“日本音吉”，是出生于尾张国的船夫。1832年，第一次出海的音吉十三岁，遭到船难后在海上漂浮了一年零两个月后到达了美国西海岸。后来经过英国被送至澳门，协助南京条约签署后活跃一时的德国人传教士郭士立翻译圣经。1837年，他乘坐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前往江户进行开国交涉，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在浦贺开炮射击。由于这次的莫里森号事件音吉未能回国，一度返回日本后来到上海，进入颠地行工作。

颠地银行又称宝顺洋行，和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都是由活跃在鸦片贸易上的地方贸易商人组成的。这些洋行都在面向黄浦江的外滩建立商馆，从事鸦片、中国产的生丝、茶叶等交易。音吉负责管理仓库，并致力于对到来的日本漂流民的救济。据受他关照的漂流民讲述，音吉在现在的九江路附近拥有气派的房子，和马来人的妻子育有三个子女。

1854年，音吉作为英国舰队的翻译，历时二十三年重新回到日本，为日英和亲条约的签订尽心尽力。当时，长崎奉行水野忠德劝他留在日本，他却指着英国国旗说，“我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选择了国际人士的人生道路。之后的1860年，音吉移居到妻子的故乡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是英国经营殖民地的据点，上海也位于客货运输的延长线上。

那么音吉为什么离开上海了呢？音吉曾经协同翻译过圣经，对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的平民色彩感到很亲切。然而，列强开始镇压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中国政策感到失望的音吉开始质疑其在上海从事鸦片交易的生活。

1860年，福泽谕吉等幕府遣欧使节团路过新加坡，刚移居不久的音吉到他们下榻的酒店见面。他指出“世界战乱不止”，极力提醒他们要警戒英国的侵略。1875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起义（密拉特叛乱）后逐步把印度变为殖民地，不久就和支持萨长同盟和幕府的法国发生冲突。音吉指出了内战和殖民地化的危机，想要挽救祖国的同胞。

112 日本音吉

19世纪70年代，上海设立了日本领事馆，同时开通了与日本的航线，很多日本人来到上海。虽然其中也有三井物产等贸易商，但是，当时的日清贸易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日本商社、商人很难进入。香港也是一样，日本商社成立分社数年后又无奈撤出。

取代他们最早在上海“成功”的日本人，是被称为“唐行”的娼妓们。她们多出生于九州、特别是岛原、天草等贫穷地区，通过中间商偷渡到上海、香港，甚至经过新加坡被卖到东南亚各地。19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东洋茶馆（这里的东洋指日本）等的日本式青楼在上海很受欢迎，曾有八百名日本娼妓在此工作。新加坡的日本娼妓也多充当白人男人的小妾。

这是明治时期很常见的日本人走向外国的方式，“唐行”先进入到上海，随后日本的小商品贸易商渡海前来做她们的买卖。然而，日本政府认为她们在上海的行为有伤“国家的体面”，感到不快。1883年前后，日本领事馆开始取缔“唐行”，制定了《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规定她们必须戴帽子外出，男女外出时必须要穿“相当的衣服”等。体现出日本对列强的意识已接近自卑的程度，在参与近代世界的尝试中紧张万分。不久租界的日本娼妓逐渐销声匿迹，后来日本又制定了与以后的日军慰安所相连的公娼制度。

近代文明的洗礼与东亚同文书院

日本人等大量外国人集中的上海、香港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窗口，“文明开化”现象不断发展。这些城市都是用瓦斯灯和自来水。1882年，上海设立了公用电话，香港则建设了有轨电车和铁路，上海的铁路曾一度遭到人们反对而被废止，1898年又重新开通。1874年，日本的人力车出口到上海，被称作东洋车得到普及。

伴随城市发展的还有严重的卫生问题，1894年，香港流行鼠疫，造成两千五百人死亡。香港政厅为防止损失扩大，实施了患者隔离、清扫感染地区、烧毁建筑物等措施，并从世界各地请来医生进行研究和治疗。北里柴三郎就是其中一人，当时他在日本国内经营着一家私立的传染病研究所。然而，他到了香港后仅仅几天就发现了鼠疫的病原菌，公布在英国的医学杂志后全世界都为之吃惊。

除了引进欧洲的技术和制度，香港和上海还作为移民城市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一样，在这些移民城市成立了被称为会馆、帮的同乡、同行互助组织，上海的宁波帮为主的四明公所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香港，以供奉战亡者的祠堂为前身设立的东华医院、为保护被拐卖少女而成立的保良局成为中国人的交流中心。这些团体的首领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负责和殖民地、租界当局进行交涉。

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很好地反映了欧洲的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交错。它相当于今天的周刊画报，每月发行三刊。专业的画手们以新闻和话题为题材绘画，每册都有数张石版印刷画。在诉诸视觉的大众娱乐这一点上体裁新颖，画出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近代建筑、赛马场、汽车、气球和兵器等进口的新鲜事物。对时事问题也很敏感，介绍了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情况及一些小插曲。

《点石斋画报》还登载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作品。特别是被称作牛鬼蛇神的妖怪神仙，多数引用自中国古代的博物志《山海经》。采用远近法这一欧洲绘画技巧的画报里，绘有中国传统的妖怪等，很好地体现出上海传统与近代交错复杂的现象。据说少年时代的鲁迅也是《点石斋画报》的忠实读者，该画报在各地销售，引起了人们对近代城市上海的向往。

与新闻行业同时得到很大发展的还有教育业。香港最早建立的欧式学校，是1842年从澳门搬迁过来的莫里森学校。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太平天国干王）在香港居住期间曾在英华书院任教，其重点放在基督教的传教方面。香港政厅开始重视教育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设立了中央书院（后来的皇仁学院），实施以英语为主的教育。

上海最早成立的近代教育机构是1863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之后的广方言馆）。曾任教员的传教士傅兰雅和科学家徐寿在1876年创建了格致书院（今天的格致中学），把欧式的学问编入到课程里。19世纪末，面向中国人的教会学校盛行。现在的著名大学复旦大学也是其中之一。

113 《点石斋画报》

114 《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
1893年上海士兵举行庆祝游行的画面

另外，上海也有日本学生为主的专科学校。它就是1901年创建的东亚同文书院（今天的爱知大学）。由第三章里提到的政策团体东亚同文会经营，在日中合作的方针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共送出了4711名毕业生（其中中国人47名）。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实际上是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

荒尾精是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陆军情报官之一，1886年被派往中国。他拜访了在上海租界经营眼药店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与岸田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岸田委派荒尾负责湖北汉口的乐善堂分店，召集了一批关注中国的青年。他们以行商的身份在中国全国进行调查，归纳成报告书《清国通商综览》。日清贸易研究所就在此基础上成立，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仅仅数年就关闭了。荒尾死后，他的盟友根津一就任东亚同文学院的院长，继承了他的遗志。

拥有如此背景的东亚同文书院重视实践，来自学生旅行调查的《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各省全志》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宝贵信息来源。他们的足迹被看做是日中战争这一不幸历史中的侵略先行者，实际上，不少学生都为日中合作的理想和现实所苦恼。对鲁迅的知音内山完造而言，东亚同文书院是最好的客户。据说内山夫妇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大叔、大婶”。

台湾与日本型近代的走向

台湾总督府与后藤新平

1895年的《下关条约》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就是现在，也比曾是殖民地的韩国更为亲日。日本战败后来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实施高压政策和腐败引起民众的不满，1947年以取缔黑市香烟为缘由演变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遭到了当局残酷的镇压。之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向台湾转移期间颁布了戒严令，该令直到1987年5月撤销，整整压抑着台湾人四十年。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一直祈望从殖民地统治中得到解放，然而，理念上的“祖国”和现实中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巨大鸿沟使他们深受打击。“狗跑了猪来”—这句话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要注意的是意指日本的“狗”在汉语里的含义并不好。如果是看家狗可能还有用，只是吠个不停的狗。被如此形容的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形象到底如何呢？

台湾是近代日本取得的第一个殖民地，如何进行统治日本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方案。第二章中描述了“台湾民主国”受到日军侵略而瓦解，台北设立了殖民地统治的中心机构台湾总督府。之后也继续受到台湾居民游击战式的抵抗，镇压他们所用的经费也压迫着日本的财政。

日本的台湾统治首次取得成果的是，1898年3月上任的行政长官后藤新平。他出生于岩手县的士族家庭，与莫里森号事件后批判幕府锁国政策的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学者高野长英同属一族。明治维新后家境没落后刻苦学医，留学德国后担任卫生局局长。甲午战争后后藤在日本将士的检疫工作中表现出色，第四代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任用了他。

后藤新平的对台统治应该可以被称为视当地实情而推动的“生物学”式殖民地经营。他如此说道，“不能把比目鱼的眼睛安到加鲫鱼的头上。比目鱼的眼睛在脑袋的一侧，不能因为奇怪就改变它。因为比目鱼的眼睛在生物学上就应该在一侧。政治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统治台湾上，要科学地调查这座岛屿的风俗习惯，根据民情施政。不理解这一点，就贸然把日本内地的法制搬到台湾实施，就像把比目鱼的眼睛安到加鲫鱼头上一样，不懂得真正的政治”。

115 日据时期的台湾岛
（根据社会思想社，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起义事件·研究与资料》绘制）

116 台湾总督府

随后按照后藤新平的观点，1901年开始了台湾习俗调查。这次大规模调查明确了台湾的习惯法和产业的情况，成为以后殖民地经营的基础。他还推动了征收租税上不可缺少的土地和人口调查，把复杂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整理为近代的形式。随后他又整顿基础建设，对北部的基隆、南部的高雄两港进行扩建，建设了把两座港口南北连接的铁路和公路网。这些事业都继承了清朝时期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曾经尝试的改革，后藤和刘铭传用于这些事业的经费，基本上都是在当地解决的。

后藤新平的政策中还有一项不能忘记的成果是，台湾的本地产业制糖业的培育。原本日本的砂糖大部分依赖进口，后藤说服日本的资本家在台湾设立了拥有新式设备的造糖厂。他还聘请后来成为国联事务局副局长的农学家新渡户稻造担任殖产科长，让他研究甘蔗的品种改良和种植方法。据说起初新渡户以生病为由推辞，后被后藤提供的破格待遇说服了他。于是根据新渡户提出的“糖业改良意见书”，对农家进行指导后，台湾的砂糖生产呈现了飞跃性的增长。后藤还推进了水利灌溉业，后来开发出被称作蓬莱米的新品种大米，台湾作为日本的粮库地区占据了重要地位。

后藤新平在台湾经营上留下了大量的业绩，但是不能忘记，他区别台湾和内地的不同的法律制度，是出于把台湾编入日本经济结构中从属地位的殖民地主义观点。他的实地调查也是为了使统治顺利，知道台湾的精英们重视面子，便赋予他们荣誉和勋章以实行怀柔政策。后藤新平的统治方式中体现出的“近代”威力，也从侧面上造成了台湾人心底的畏惧。1919年竣工的台湾总督府，可以说是这些政策的总结，直到今天也未拆除，作为“总统府”仍旧屹立在台北街头。

《台湾青年》与设置议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民族自主运动，给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19年，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被称作平民宰相的原敬内阁改变之前的武官统治为文官统治，打出了“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政策。这项改革也波及台湾，1919年，文官取代军人被任命为台湾总督。

文官总督的统治，首先重要的是内地延伸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改革。以前的台湾没有中等以上的教育机构，要想升学只能到日本或中国去留学。于是台湾人募集志愿者资金，请求为台湾人成立中学。台中公立中学实现了这一愿望，1922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规定台湾的学制遵从日本内地的制度。其成果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今天的台湾大学）的设立。

与教育改革同步，受到近代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着手启蒙运动，主张台湾人的政治权利。其中心是1920年留学日本的蔡培火等成立的新民会（后来的台湾青年会），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在台湾巡回演讲，向人们宣传个人主义、自由结婚和妇女解放等新思潮。他们还请来台湾屈指可数的资本家林献堂任会长，在东京发行了杂志《台湾青年》。

117 蔡培火

《台湾青年》是出于台湾人之手的新闻业先驱，不久就发展为台湾发行的日报《台湾新民报》。五四运动时为救助东京被捕的中国留学生四处奔走的吉野作造，为创刊号写了祝词。这是因为蔡培火和吉野同为基督教徒并且蔡与在吉野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及朝鲜留学生都有来往。

吉野作造指出，不能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无视台湾的传统直接照搬日本内地的文化，这种同化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日本和台湾的合作关系应建立在台湾的文化独立上，他写道，“不独立的协同是盲从、是隶属。我们作为日本国民，首先要求台湾人是独立的文化民族”，支持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这是只有吉野作造才有的见解，他认识到世界性的民族自主的趋势并正视朝鲜的独立运动，促进了台湾的人民形成了作为“台湾人”的民族主义。

受日本大正民主思潮刺激的蔡培火等人，1922年开始要求设立台湾议会。虽然也是要求参政权，但不是日本帝国议会的选举权，而是要求成立拥有审查预算和法律权限的议会。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是在承认日本统治权之上的，不要求行政权的极低姿态的运动。他们的要求传到在野党的亲台湾议员当中，成为攻击执政党的材料，却没有被议会采纳。然而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政党政治受挫的1935年，为很多台湾人提供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机会。

要求参政权的同时，台湾也受到中国内地的影响，开始了文学革命。1923年前后，留学中国的张我军向台湾介绍了胡适等人的作品。还有人不满足于仅是把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寻找台湾固有的词汇，收集谚语和俗语。

由于台湾版的“白话”运动和他们使用的闽南话、北京话（国语）差别很大，台湾人从小学开始学习的通用语是日语，因此未能渗透下去。虽然曾提倡以台湾的风土为题材的“第三文学”，1937年总督府下令禁止杂志上刊登汉语（中文）文章。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样，台湾人也尝到了不能用母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的痛苦。世界文学用日语传授，其结果加深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

而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一样是经日本传入的。受山川均影响的激进派连卿温等人，1927年加入了林献堂等人成立的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他们的参加使文化协会左倾化，老干部林献堂、蔡培火们表示反对，另外成立了台湾民众党。这是台湾的第一个政党，纲领里加入了参政权的要求，却在1931年被总督府下令解散。

雾社事件与《沙鸯之钟》

1930年10月27日早晨，位于台湾中部名为雾社（今天的南投县仁爱乡）的山里小镇正要举行公学的运动会。本地的少数族群赛德克人（当时的高砂族、现在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日据时期被视为泰雅人的分支）和日本的学生们及其家属都集合在一起，就在日本国旗升起的瞬间，校园突然变成了喋血的地狱。马赫坡社的首领莫那鲁道率领的三百人，不满日本的统治而起义。

他们叫道，“（日本人）小孩也不能放过。不要杀本岛人（台湾的汉族人）”，袭击了逃散的日本人。一名日本警官向赛德克年轻友人叫喊“别开枪”，友人却说，“正是因为朋友我才要开枪。变成这个样子也是日本造成的。我一枪打死你，别动！”，说完就开枪了。还有一名赛德克少年发现枪口对着自己学校的老师，哭着说“我开不了枪！开不了枪！”。雾社事件造成一百三十四名日本人被杀，其中约五十人是不满十岁的儿童。

事件的发生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总督府。之前雾社被称为“蕃界第一都会”，是日本统治高砂族最成功的地方。特别是协助统治的赛德克人出身的巡查花冈一郎（原名拉奇斯·诺敏）作为中心人物参与了起义这一事实，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的少数民族统治出现了破绽。

清朝时期，赛德克人被称作“生蕃”，不受汉人政府的统治。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总督府向里推进了名为隘勇线的边境线，加强了对高砂族的管理。1903年，日本授意布农人杀害了很多赛德克人，1907年，马赫坡社也举行了和解仪式，归于日本派出机构埔里社厅的统治之下。

总督府邀请年轻首领莫那鲁道前往日本参观旅行，并促成其妹与日本警察结婚来驯服他。然而，赛德克人被征用于讨伐队和公路建设等各种劳役，经常遭到日本警察的暴力而强烈反抗。公学的教育内容也否认了他们的民族习惯而强行内地化，高砂族的孩子们“被称为蕃人非常耻辱和愤慨，悔恨自己生为蕃人”，而必须忍受作为二等国民的屈辱。郁积下来的不满，爆发为对日本人的一律杀戮。

事件发生后，总督府和台湾军司令部立即派出两千六百名军队和警察前往镇压，还组织了未加入起义的部落为“伙伴蕃”，对起义的部落进行讨伐。由于起义军利用山地地形进行了游击队式的抵抗，拖延了战斗时间，日军动用了各种大炮和飞机，还有使用毒气弹的说法，进行了攻击，大量人员伤亡，还出现了机关枪被夺的丑剧。

直到12月，莫那鲁道为首的很多首领连同家属自杀，投降者被关押在保护蕃收容所里。1931年4月，日本当局唆使镇压战时失去头目的伙伴蕃们，杀害了收容所的二百一十名赛德克人，挑起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接着把生还的人们强行移民到埔里社北部的川中岛，让他们成为平地农耕民。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高砂族的人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悲剧。军部看中了他们的高战斗力，成立高砂青年队进行密林战。结果，很多高砂族青年被送到战争激烈的南方战线，最后丧命。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员台湾人成为军属，1940年开始实施皇民化政策，强迫他们参拜神社，改用日本姓氏。1944年实施征兵制，二十多万台湾人作为士兵、军属被送往战场。据说另外还有大量台湾人被征用为军需业童工和随军慰安妇。

战局恶化的1943年，日本开播了一部电影。电影名为《沙鸯之钟》，描写一名利有亨社的少女为了给出征的日本“恩师”送行李，途中遇难的故事。主演是“歌唱大东亚共荣圈”的李香兰（山口淑子），她扮演的沙鸯楚楚可怜，看过的台湾人都受到了对日本忠诚的“教育”。先于电影上演的戏剧中，赞赏“沙鸯不仅是蕃杜的一名少女。而是勇敢健康的大和女子，死得壮烈”。然而这些华丽的辞藻，都不能掩盖日本残酷的殖民地统治这一现实。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与香港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

这里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大陆的边境城市。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人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盛行。其中有名的要数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

118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抵制洋货的标语

运动的起因在上海的一家日资的内外棉纺织厂，5月1日，日本人监工开枪打死了一名争吵中的工人，十余人受伤。该工厂2月份也发生了抗议虐待童工的罢工，抗议扩大到上海和青岛的三十余家工厂。公司方面虽暂时让步，然而上海的日本纺织同业会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抗议制定了压制工会活动的方针，内外棉纺织公司解雇并驱赶了工会干部。

真相大白后，上海的学生们开始了呼吁工人支持和救济牺牲者的街头活动。租界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逮捕了他们，5月30日进行审判。同时，青岛的日资纺织工厂发生了八名工人被奉系保安部队开枪打死的事件，人们被激怒了。

5月30日，上海南洋大学两千名学生进行演讲，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他们散发写着“上海人的上海”、“回收租界”等字句的传单，批评杀害工人的行径。抗议的一万名学生、市民聚集在主路南京路，英国警察队开枪造成十三人死、数十人负伤的悲惨事件。由此反抗帝国主义的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等人，成立了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6月1日上海全市实行了总罢工。

五卅运动中，工人、学生、中小企业家成为中心，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召开了市民大会。6月7日召开的大会有二十万人参加，提出了包括撤销领事裁判权和撤去外国军队等在内的十七条要求。当时上海的外资工厂劳动的工人苦于低工资、长时间劳动和恶劣的环境，他们主张制定劳动保护法禁止虐待，保证罢工、言论、集会自由。然而租界当局企图用武力镇压，运动反而扩大到全国各地。

其中受到较大影响是与同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关系密切的香港，以及成为革命运动据点的广州。1925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党向香港政厅提出六条要求，即支持上海工人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取消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人获得选举权、言论、集会和罢工自由等，开始了抵制英货运动。

省港罢工持续了十六个月，香港的十三万工人陆续撤到广州。广州租借地沙面的工人也与此呼应，6月23日超过十万人在租界附近游行示威。英法两军向示威群众开枪，二百三十人伤亡，工人方面则组织了两千名纠察队对香港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变成了“死港”。

五卅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中国统治，他们看到强压政策不能奏效，只好答应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运动显示了外资工厂聚集的沿海地区急速增长的工人的力量，支持运动的广东政府发展为全国政权。工人运动的高涨让内外保守势力感到恐惧，在1926年10月宣布停止罢工的同时，劝说开始北伐的蒋介石与共产党诀别。边境城市积蓄起来的新时代的能量，成为左右国民党方向的重要系数。

台湾共产党与朝鲜人的独立运动

中央政权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香港和上海，给中国内外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提供了绝好的据点。例如，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1926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委员来到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创立了越南共产党，翌年身患结核的他被香港警察逮捕，一直被囚禁到1933年春天。这些以中国边境为舞台的民族独立的动态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和朝鲜。

后来成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心人物的林献堂，1907年在奈良曾与逃亡日本的变法派梁启超见面。当时，梁启超说，“未来三十年，中国不具备救你们的能力”，提议在日本的统治体制下进行改良主义运动。后来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和孙文同是客家人的中国同盟会会员罗福星（台湾成为日本领土的1895年之前居住于台湾苗栗县）想把革命引入台湾，1913年被日本逮捕后遭到杀害。

20世纪20年代，留学中国的台湾人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首先是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台韩同志会，是设立上海分会的台湾青年会（新民会）的有志之士与朝鲜革命青年联合结成的反日组织。也有台湾青年加入中国的革命团体，上海大学的许乃昌经陈独秀介绍留学莫斯科，女留学生谢雪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活跃于五卅运动中。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据点后，大量台湾人到中山大学等留学，1927年3月成立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主张要使台湾从日本独立，首先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时的国民党支持他们的活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学校的教材里加入了“归还台湾”的内容。然而，它并未能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政策，就像“中国本身就多灾多难，哪顾得上三十多年前抛弃的弟兄？”，所以，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方面都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当然也有由于日本的情报管制，台湾的实情未能反馈到大陆的问题，中国的革命家把台湾人看做日本人的扈从而加以蔑视的倾向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4月，上海的租界成立了讴歌“台湾革命”的台湾共产党。其中心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谢雪红等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下成立，但是奇怪的是台湾共产党被看做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当时的共产国际没有认识到台湾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历史关系、台湾的大多数人都是汉族，只把它作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之一而进行机械性的划分。因此，1929年4月，日本共产党遭到镇压（四一六事件）后，失去基础的台湾共产党的活动立刻受挫。

1928年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届大会，决定对亚洲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进行重组，1930年，台湾共产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下重新改组。然而，总督府在台湾也设置了和日本一样的警察特别高等课，1931年对召开临时大会的台湾共产党进行了大肆镇压。结果使首个倡导台湾革命的组织瓦解。台湾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未能得到中国大陆或共产国际任何一方的理解。

而在上海和中国大陆，朝鲜人的独立运动却不屈不挠。其中心之一是三一独立运动后的1919年4月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首届总统李承晚并列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是后来为成立南北统一政府被暗杀的金九。

李承晚和金九都出生于黄海道，李承晚出身名门贵族，而金九则出身于贫穷没落的两班。科举落榜的金九进入东学，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他作为先锋大将进攻海州城。失败后又加入对日抵抗运动的义兵斗争和为恢复国权运动的新民会，还杀死过日本军人。两度入狱后，1915年开始展开农民启蒙运动。

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金九来到上海担任该政府的警务局长，1926年被选为临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日本领事馆的追究，但大多由于法国租界当局事先透露情报而安然无恙。但是，1932年1月，金九的部下在东京发生了暗杀天皇未遂事件，法国也无法保护他们。金九受到日本当局的严厉搜捕而辗转于中国各地。

1930年金九召集朝鲜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韩国独立党，1935年与义烈团等激进派团体合流成立了韩国民族革命党。然而，金九认为，“我们的独立运动是我大韩民族自己的运动。受第三者的领导和命令，是依靠他人的行为，违反我临时政府的宪章”，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持否定态度。日本战败后金九的行动也遵循了这一点，李承晚接受美国帮助建立大韩民国时，他严厉地批评为有损完整的独立自主。因此，金九四处树敌，1938年5月被朝鲜革命党党员开枪击中而受伤。

1933年，金九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的介绍下访问了南京的蒋介石官邸。这时，蒋介石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道，“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培养武官怎么样”，于是金九在河南洛阳召集了一百名朝鲜青年，开办了军官学校。后由于日本的抗议被迫废止，1940年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成立了韩国光复军，开始接受美国的援助。

最终在这些努力还未见天日时，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接到“倭敌降伏”消息的金九在一片欢呼万岁声中，发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起到任何作用，在将来的国际关系上也没太大发言力”的忧声，这句话果然不幸言中。然而这丝毫无损金九等志士追求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也无损为金九等人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的上海的存在意义。边境的城市由于其边缘性，使其拥有了与世界相连的可能性。

金九还指出，日中战争时期的重庆由于人口激增，很多的中国难民都被迫露宿野地，粮食实行配给制经常排起长龙，打架斗殴司空见惯。日军空袭造成大量民众死亡，堆积成山的尸体被卡车运走，尸体的衣服都开裂露出皮肤，这都是他们临死时痛苦挣扎的证明。

尾声·鲁迅的遗言与日本人

鲁迅之死与内山完造

晚年的鲁迅身体很不好。特别是1936年后，他患上了重哮喘，卧病在床。然而在此期间，鲁迅并未放下笔，而是继续批评政府。他还与标榜为革命文学的郭沫若等人展开了论战，严厉地批评他们“只要接受了无产阶级精神的洗礼，那么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简单的观点。为了这场论战鲁迅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1933年，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拷打后杀害，鲁迅在日本的杂志上刊登了追悼文章。

病中的鲁迅也坚持前往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在与鲁迅的“漫谈”中受到启发，发行了《活中国的姿态》等对中国友好的随笔集，鲁迅评论道，“老板，您的漫谈太夸奖中国了。这只会增长中国人的劣根性，使革命后退”，却还是很高兴地为他写了序文。

鲁迅还指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马马虎虎（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对日本人做了以下的描述，“我思考了日本的八千名民众。日本人的长处是对一件事情名副其实地拼命，就是那种认真劲儿。我承认他们最近有些相反的举动，但是必须承认他们的认真。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一切东西，但是不能排斥日本人认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学习这一点”。

119 晚年的鲁迅与内山完造

120 鲁迅的绝笔
10月18日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便条

第六章中提到，鲁迅在仙台的时候，受到指导教授藤野严九郎的悉心教导，终生都尊敬藤野。鲁迅对日本人的评价基于这种经历，然而对拼了命的认真却是在上海事变时，“海军要花几千万日元的巨资来保护我们移民”而加以嘲讽，这一点和枪林弹雨中仍坚守书店的内山完造相同。

鲁迅强烈的反对日本的侵略。1935年，他与诗人野口米次郎对谈时，对方问道，中国像英属印度那样接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会怎么样？他回答说，“到了那一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财产被强盗抢走不如留给自己的傻儿子。被杀也要被本国人杀”。他还预言，中国军事能力弱，那么日中关系就不会好转，近期又将发生军事冲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心脏性哮喘病去世。他18日让内山完造给他叫医生的日文便条成为绝笔。完造看见潦草的字迹后慌忙赶到他家，却已是回天无力。22日告别式后，鲁迅的遗体被安葬在万国公墓，内山完造和宋庆龄、蔡元培以及延安的毛泽东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葬礼委员中。日中两国战火不断蔓延之中，两人的深厚友情一直持续到最后。

鹿地亘的日本人反战同盟

举行鲁迅的葬礼时，协助内山完造一起抬棺的还有一名日本人。一位名叫鹿地亘的无产阶级作家，1936年1月来到上海，经完造介绍向鲁迅学习中国文学。1938年3月，鹿地亘前往武汉，受到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推荐，在国民政府中从事对日军的宣传活动。这就是以日本人俘虏为主的反战运动的开始。

当时日军流行一句话，“宁死不受囚禁之辱”，认为成为俘虏是不光彩的。士兵们都被告诫中国士兵非常残忍，被捕后也由于极端害怕而经常反抗。但是，几乎所有的士兵在前线都抱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打仗？力量相差悬殊，抗战也没用”。而鹿地亘则耐心地教导他们，“站在受侵略者的角度考虑”，将他们培养成反战士兵。

1939年12月，鹿地亘在桂林创建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朝着为切断援蒋路线而在广州湾登陆的日军方向南下。他们到达南宁郊外的交通要道昆仑关后，手握喇叭向第五十团的士兵们诉说战争毫无意义，只会惨死沙场让家人伤心。这时日军开枪，三名反战士兵（其中一人为台湾的陈松泉，日本名为松本速夫）倒在血泊之中。

1940年7月，回到重庆的鹿地亘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9月后开始在各地展开反战活动。他们的“语言子弹”起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士兵们都竖起了耳朵。大家都被打动，陷入沉默。大家都不对战争抱有希望”的效果，有时，反战士兵与前线士兵之间还开始了讨论。

1940年12月，湖北宜昌战线陷入僵持状态。反战战士们由于日军阵地没有反应而感到焦急，便大喊道：“兄弟们，你们在不在？怎么不出声啊？在的话就答应。”结果黑暗中传来震耳欲聋的回声：“喂，我们在呢！”

反战士兵们闻声大喜，马上开始慰问广播，接着又开始插话。

“你们是哪儿的？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们是纯粹的日本人！”

“哪儿的人？”

一名反战士兵回答道，“北海道函馆的”。

于是对方说，“北海道的小安，回去后带我问好！”

不久言归正传，反战士兵问道：“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前线士兵商量后回答：“蒋介石引起的！”反战士兵们回答：“不对。下面我来告诉你们！”虽然前线士兵有时捣乱，但是几乎没有敌意。

“别打仗了，快回家吧。女朋友等着呢！”

“是啊，真想回家！”

“咱们一起想办法回去吧！昨天我们提的和平条件你们懂了吗？”

“懂了！”

121 1941年5月4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会场

鹿地亘等人向不知道日本战局恶化的前线士兵们转达世界形势的同时，还编写了总结他们迫切要求的八条《日军士兵的要求》。内容有：“打开它是我们的乐趣！反对拆开包裹、慰问袋、信件”“公平对待伤员的工资和待遇！”“不再征兵！反对征用维持家计的人！”等，提出了平时日本士兵们不敢出声的怨言。鹿地还号召，“士兵们团结起来！要求立即停战、返还”“配合中华民族的抗战，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反战宣传，还要求改革军队和日本国内的体制。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改为八路军的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延安，野坂参三成为日本士兵反战运动的中心。八路军推行的俘虏政策是，不加害日军俘虏、治疗伤员、马上释放希望归队的士兵，害怕受到军法会议的惩罚而希望留下的则给予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时，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正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的残暴行为引起人们的愤怒，优待俘虏的政策实行起来很困难。然而，不杀俘虏的八路军政策通过反战士兵的宣传活动传到日军耳里，不仅投降人数增加了，甚至有的士兵自己前来投奔。到了1944年5月，八路军保护下的日本俘虏达到了两千五百名。

重庆国民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鹿地亘的反战活动感到不快。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批评鹿地“亲共”的呼声较大，3月，由于反战士兵的出走事件，反战同盟被勒令解散。1941年，英国为了新加坡防卫战邀请反战同盟出动，翌年3月鹿地等人前往印度，却因国民党方面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然而，鹿地亘却没有对外界的压力屈服。1944年，美军战略活动局（OSS）要求配合发行日文的报纸，鹿地反对“对美国政府忠诚”这一条款而拒绝签名。1946年鹿地回到日本，1951年被美国的情报机构“加农”机关逮捕。这时，将他介绍给鲁迅的内山完造展开了救出鹿地亘的活动，亲自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出席作证。就像援助了上海事变后面临险境的鲁迅一家一样，内山再次向受尽苦难的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21世纪的日本与中国

前面观察的边境城市里居住的人们的不同个性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铁骨铮铮，不屈服于权力和体制。他们还拥有不忘记与弱者同呼吸的勇气。

鲁迅生前曾对内山完造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本章中出现的人物，也非常适合于从边境开展革命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在中国大地深深植根的毛泽东等人物。又或从本书的内容而言，这句话表现了前途迷茫的混乱情况下，不断寻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国的足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全国“玉音”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宣言这一事实，蒋介石在重庆也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宣布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爱汝之敌”这一基督教的语句发表感慨，大致内容如下：“我们不要报复，更不能侮辱敌国无辜的人民。如果以暴力还暴力，那么仇恨再生仇恨，永无止境。”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牺牲的人数达三百一十万人。而日中战争中中国的牺牲人数达一千五百万，也有人说超过了两千万人，现在也没有准确的数字。而且，蒋介石在发表这一内容当时，日本的国家元首以最大的“牺牲者”自居，来维护国体。先不论蒋介石的发言带有多大的政治考虑，“不要报复”这句话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宏大气量，我们不得不脱帽尊敬。

21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

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

附录

主要人物略传

洪秀全
（1814—1864）

太平天国运动最高领袖（天王）。本名洪仁坤。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客家人。科举考试失败后，罹患重疾，于病中做异梦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接触到基督教传教册子《劝世良言》后皈依基督教，认为自己是天父耶和华之次子、天兄基督之弟，身负救世之使命。与同乡冯云山创建拜上帝教，在广西进行传教活动。起初，他们开展的仅仅是宗教运动。1847年，冯云山被地主团练所抓，杨秀清借助当地传统宗教形式，表演天父附体，伪称天父下凡预言洪秀全将成为新朝君主，至此，洪秀全开始了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1850年，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随后在南京（天京）定都，开始建设新王朝。而洪秀全则终日在天王府闭门不出，专心研究教义。1856年，杨秀清借天父下凡，欲扩充其势力，洪秀全命北王韦昌辉等除诛杀杨秀清，引发了内讧即天京事变。其后，洪秀全启用李秀成（忠王）等青年将领，希图重建政权。但是，由于曾国藩所率湘军的崛起，以及英法等国对清政府的支援，终未能挽回颓势。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灭亡前夕的1864年病逝，留下“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之遗诏，卒年五十一岁。

曾国藩
（1811—1872）

创建湘军的文人官僚。湖南湘乡人，号涤生。在回乡为母服丧期间，逢太平天国进攻湖南，曾国藩奉清政府之命在家乡操办团练，创建了以湖南子弟为中心的湘军。起初，湘军虽屡遭失败，但越战越勇，最终成为太平军最强有力的对手。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曾国藩因功劳显赫，成为首位受封侯爵的汉族官员。但他害怕朝廷猜忌，不久便解散了湘军。曾国藩曾官居直隶总督，1870年，因处理天津教案受到非难，被迫辞职，此后于失意中病逝。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也是桐城派名儒。热心提携后辈，还涌现出湘军中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众多朝廷重臣和军事将领。

李鸿章
（1823—1901）

清朝大员，洋务运动领袖。安徽省合肥人，字少荃，1847年中进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在家乡筹办团练，未获成功。1859年在江西省入曾国藩门下做幕僚。1862年，由曾国藩推举任江苏巡抚，仿照湘军在安徽组建淮军，并率淮军赴上海，与英国军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合作，对战太平军。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李鸿章在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力达到顶峰。特别是他作为洋务运动领袖，创建了官办工矿企业及北洋陆海军。另外，清政府的外交交涉也基本由他一手总揽，日本在明治时期与中国所缔结条约，皆为李鸿章全权代理清政府签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虽然战前李鸿章以北洋海军老化为由反对开战，但战争失败后仍然被追究责任而降职。不过，他对朝政一直有隐性影响，1900年义和团战争失败后，再次被启用负责外交交涉。李鸿章去世后，北洋军由袁世凯继承。

康有为
（1858—1927）

戊戌变法领袖，广东南海人，字广厦。他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批判既往学说，宣扬维新改良。他以社会进化论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认为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终将到来。1895年，康有为向清政府上书（公车上书），抗议签订《马关条约》，并在北京创立了维新派政治势力的强学会。1898年，康有为又创建了保国会，但因组织中有思想过激分子，保国会活动遭到禁止。康有为推崇日本式改革，其主张打动了光绪皇帝，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但由于多数官僚不赞同激进的改良方案，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的维新派并没有取得成功。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保守派发动政变，9月21日光绪帝被囚禁，康有为与梁启超逃亡日本（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创立了保皇会，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曾策划光绪帝复出。其支持帝制的立场与孙中山等革命派对立。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参加了宣统皇帝溥仪的复辟运动。

梁启超
（1873—1929）

清末民初评论家、政治活动家。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拜康有为为师，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在上海办《时务报》，宣传启蒙思想，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保守派发动政变后，流亡日本，在华侨中开展勤王运动。1903年，将美国排斥中国移民情形介绍到国内，提倡抵制美货运动。革命派崛起后，梁启超曾尝试与革命派合作，但因康有为反对而放弃。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与革命派开始论战。他支持帝制，认为反满革命会招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但其主张未能获得留学生的支持。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组建民主党，涉足政界，在日本占领山东及帝制运动问题上，批判袁世凯政府。不过，他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言论界，通过办报刊等针砭时事，向民众传播信息。1919年，凡尔赛会议对中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提案置之不理，这一消息便是由梁启超传回国内。

西太后
（1835—1908）

即慈禧太后，清朝末期的“女帝”，叶赫那拉氏。以秀女身份入宫，被咸丰皇帝立为妃并介入朝政。咸丰帝死后，慈禧与恭亲王奕（咸丰之弟）联手发动政变，开始两宫太后垂帘体制，帮助同治帝（慈禧之子）辅政。同治帝病逝后，慈禧不顾左右大臣反对，立光绪（慈禧之妹所生）为皇帝。东太后的去世，使其独裁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在积极意义上，慈禧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优秀汉人官僚，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但她独断专政，总揽大权。1891年，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慈禧又一次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囚禁了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势力在北京日益壮大，慈禧对大臣说“所仗者人心耳”，决定依靠义和团向列强宣战。但等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仓皇西逃，又转而下令镇压义和团。1901年，返回北京的慈禧推行以军队和教育的近代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光绪新政。1908年，患痢疾病倒，下旨立宣统帝溥仪为皇太子，不久便继光绪帝之后也离开了人世。

孙文
（1866—1925）

革命家，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广东省香山县（现为中山市）人。欧洲人多称其孙逸仙（号），流亡日本时的化名“中山”亦广为人知。孙中山与洪秀全一样也是客家人，少年时代远渡夏威夷，回国后毕业于香港医学校。与同乡友人陆皓东等人立志于革命事业，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以驱除满清、建立共和制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组织兴中会。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历游日本和欧洲，继续宣传革命。在横滨，与孙中山结识的宫崎滔天大为其所倾倒，赞誉其为“亚洲之珍宝”。1905年，孙中山在犬养毅等人的援助下于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纲领。但是，同盟会在中国各地发起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被讽刺为“孙大炮”。而由于他的自负、独断，同盟会最终也陷入分裂状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但不久便让位于袁世凯。其后，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在三次革命后的1917年，成立广东军政府，但不久又因内部矛盾而被排挤至上海。1919年，孙中山组建中国国民党，1920年，被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迎往广州。翌年，围绕联省自治与陈炯明产生矛盾，再次被迫退居上海。此时，向身陷困境的孙中山深处援助之手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孙中山与马林会谈后，决定尝试与苏联合作。1924年，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提出在“联俄容共”的方针下遂行国民革命。其后，孙中山北上倡导召开国民会议，途中于神户做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1925年3月，身患癌症的孙中山客死北京，留下了著名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宣统帝溥仪
（1906—1967）

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皇帝。光绪之弟醇亲王载沣之子。1908年，慈禧太后下旨，两岁的溥仪被立为清朝第十二代皇帝。但由于其父摄政王载沣实行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等不当政策，而丧失民心。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宣统皇帝在总理大臣袁世凯的逼迫下退位。清朝灭亡后的溥仪被张勋等打着复辟帝制口号的各派势力所利用。1924年，溥仪一家被逐出紫禁城，翌年，进入天津日本租界，自此开始与日本发生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派土肥原贤二把溥仪接去东北。1932年，“满洲国”成立，关东军让溥仪就任执政。1934年，溥仪虽即位皇帝，却没有任何实权。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被苏军逮捕，并作为证人在东京审判庭上出庭。其后被押往中国，于1959年获特赦释放。自传《我的前半生》记录了其复杂坎坷的经历。

袁世凯
（1859—1916）

清末民初政治家，北洋军阀领袖。河南省项城人。自19世纪80年代被派驻朝鲜而崭露头角。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开始逐渐接手北洋军，并创办了新建陆军。1898年，袁因将维新派政变计划密告朝廷而得到慈禧太后信任。1900年，又因在山东省镇压义和团而受到列强赞誉。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曾一度受到排挤，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再次被起用为总理大臣。袁与革命派交涉，促使宣统帝退位，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为彻底清除反对势力，巩固其独裁体制，袁世凯解散议会，制定了大总统终身制。1915年，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而饱受批评。惴惴不安的袁世凯开始帝制运动，自称洪宪皇帝。但其称帝之举未能获得日本等列强各国的支持，又因蔡锷等人发起的三次革命而受挫。1916年，放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失意中病死。

蔡元培
（1868—1940）

北京大学校长、学者、革命家。浙江省绍兴人。进士出身却投身革命运动，与章炳麟等人组建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广纳新派人才，为新文化运动点燃火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多方奔走。他向政府提出辞呈，受到北大学生极力挽留。其后，蔡元培赴欧洲考察，回国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元老。国民革命时期的1927年3月，蔡元培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批评共产党的过激行为，其结果为国民党反动四一二政变做了准备。1932年，与宋庆龄等结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陈独秀
（1879—1942）

新文化运动旗手、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书记。安徽怀宁人。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青年杂志），领导新文化运动。后受蔡元培之邀，任教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对政治的关注进一步加深。1920年开始标榜马克思主义，被开明派将军陈炯明招聘至广东。与维经斯基等人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虽然缺席，仍被选为书记，并推动国共合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听任共产国际指示而忽视中国国情，带领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此后，陈因领导能力受到质疑而被迫辞任书记一职，1929年又被打上托派标签而开除党籍。

鲁迅
（1881—1936）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起初留学日本，在仙台学习医学，后在东京参加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受聘于北京政府教育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陆续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作品，尖锐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面。其代表作《阿Q正传》于1921年开始连载，对像“不长进的儿子”一样的祖国和国人“马马虎虎”的态度极尽讽刺。1926年三一八事件发生，鲁迅向政府抗议而被迫离开北京。因对国民革命寄予期望，次年受郭沫若之邀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爱情也在此时生根发芽。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鲁迅主张营救被捕学生，与大学当局产生矛盾，自此对国民党失去信任。1927年，移居上海的鲁迅与冈山县出身的基督教徒内山完造相识，在内山的协助下继续写作活动。1936年，鲁迅去世，内山与宋庆龄、毛泽东等同为治丧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
（1887—1975）

孙中山继承人、军人政治家。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字介石。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深得孙中山信任，于1923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仿照苏联红军模式培养、训练革命军。孙中山去世后，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挤竞争对手汪精卫，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逐渐掌握国民党大权。1926年，为完成孙中山遗愿开始北伐，同时与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深化。193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其后，曾一度下野，赴日访问，并通过与宋美龄联姻，巩固了其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1928年，北伐军攻入北平，北伐结束，蒋介石提出裁军主张，与其他将领之间爆发战争（中原大战）。在排除胡汉民派等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后，建立了一党独裁的中央集权体制。1930年，开始对江西省共产党根据地发起围剿战争，次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停战。认识到与日军实力差距甚大，蒋介石采取表面上尽量避免军事冲突、同时抓紧军队近代化建设及统一军事指挥权的策略。也因此对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等要求抗日的舆论加以镇压。1936年，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因蒋介石未接纳，于12月发动西安事变。被软禁的蒋介石与周恩来直接会谈，同意停止内战。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但日本战败后，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失败，蒋介石于1949年撤退至台湾。

毛泽东
（1893—1976）

中国革命领袖。出生于湖南湘潭农村。在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组织新民学会，参加政治运动。1918年毕业后，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介绍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赴江西省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并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虽然在瑞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却受到共产国际派的排挤，被排斥于党中央之外。1934年，中共军队在国民政府围剿下，被迫撤离瑞金。1935年，毛在贵州省遵义确立了党内领导地位，并在陕西延安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蒋介石交涉，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战败后，中共在国共内战中获胜，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1958年，实施急功近利的政策，发动“大跃进”运动，运动失败后将国家主席让位于刘少奇。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造成中国社会十年动荡不安。

周恩来
（1898—1976）

毛泽东盟友，革命政治家。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天津私立中学南开学校。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留法期间参加勤工俭学运动，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周恩来回国，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与国共合作。四一二政变前夕在上海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1931年，进入瑞金的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其间，他对党中央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方针提出批评，但没有被接受。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分析中共的战略失误，并与在此次会议上取得中共领导权的毛泽东结成盟友。1936年，国内要求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周恩来与担任过剿匪（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会谈，就国共停战达成共识。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周恩来乘飞机赴西安与蒋介石谈判，为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活跃于外交界。据说，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周恩来曾多次救助蒙冤人员。

张学良
（1901—2001）

被称为救国英雄的东北军领袖。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子。1928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秘密返回东北，不顾日本反对，趁关东军未及反应之时，果断宣布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合流。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支持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根据蒋介石指示，采取不抵抗政策，背上“不抵抗将军”之名。1932年，承担热河失守责任的张学良宣布下野，赴欧洲考察。回国后担任“围剿共军”的“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赴西安。夹在要求抗日的部下与蒋介石之间，左右为难。1936年与周恩来会谈后同意国共停战。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却遭蒋拒绝，终于12月发动西安事变，软禁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张与蒋介石共赴南京，被蒋介石囚禁，从此消失于历史舞台。1990年，在事过半个世纪后，张学良接受NHK电视台采访，寄语日本年轻人了解历史。

历史关键词解说

天父天兄下凡

太平天国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实施的中国传统宗教仪式。拜上帝教的创始人洪秀全起初反对中国传统宗教。1847年，冯云山被捕，信众间的动摇情绪渐长，不少人又重新开始“跳大神”的宗教仪式。杨秀清等人表演的耶和华和耶稣下凡附体也是这类仪式的一种。洪秀全由于承认了这类仪式，以致后来苦于收拾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另外，杨秀清等人通过这种形式宣扬洪秀全是真命天子，是新王朝君主，把原本属于宗教运动的拜上帝会的活动发展为政治运动。在杨秀清和萧朝贵的指示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举兵之后，又借天父名义，肃清了里通清朝的内奸。另外，通过诸如“右足踏入民宅，即斩右足”等严格的军纪，太平军达到了历代农民起义军所不具备的高度的道德水准。这种“天父天兄下凡”的仪式显示出推动太平天国运动的能量来源于过着贫苦生活的边境移民。但是，到达南京后，“天父下凡”成为杨秀清进行权力斗争的道具，洪秀全及北王韦昌辉等众多领袖都曾受到“下凡天父”的斥责。1856年，杨秀清在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中说，“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他的这次传言预示了随后发生的天京事变。杨秀清死后，天父下凡不再被使用，但洪秀全转为开始借托梦传言。

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时期的口号。与幕府末期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如出一辙，即在保留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绝对信赖的基础上，尝试接受欧洲近代文明。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认为议会制等先进政治体制都能从中国古典中找到原型，欧洲文明实现了中国古代的理想，因此中国应该引进欧洲制度。另外，不能容忍违反传统规范的事物，也是其特征之一。比如，强烈抵制洋服和破坏风水的铁路等。甚至连接受基督教的洪秀全也认为耶和华不是欧洲固有之神而是古代中国所崇拜之神，因而信仰基督教。由此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目的不同于致力于西洋化的明治日本，中体西用的思想是拥有辉煌古典文明的中国社会尝试接受异族文化的一种方式。

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口号，字面含义为扶助清朝，消灭洋人。但“清”实际上并不仅指清朝本身，而寓意受外国势力（洋）及其宗教（基督教）入侵而衰落的故乡，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以及社会秩序。而“扶”则包含有自上而下蔑视清政府的微妙语感。当清政府开始镇压义和团后，他们就马上提出了推翻清朝的“扫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宣扬其通过一种名为“马子”的巫术，召唤神灵（中国古代神灵）附体，从而可达到拥有不死之身（刀枪不入），但实际上他们借由这种宗教性的宣传，表现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戊戌变法时期的保国会的“国”之含义也与义和团教义相似，即如保守派所言，他们所保之国是“中国”，而非“大清”。不过，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也未改变支持光绪皇帝，维护帝制的立场。

清国留日学生

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在19世纪中叶达到一个高潮。孙中山就是以夏威夷华侨为基础，建立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兴中会。而在当时，留学日本是科举考试以外的步入仕途的渠道，因此留日学生中聚集了大批摸索救国之道的知识青年。另外，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的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围绕革命和保皇展开激烈论争。1905年，中国同盟会也是在东京成立。当时的日本，作为东亚世界的边境，可以说是孕育了复兴中国各派力量的摇篮。而对此，日本人则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1905年，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下令取缔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为此湖南省出身的革命家陈天华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以示抗议。日俄开战后，日本人逐渐把中国蔑视为“东亚病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也愈发傲慢。战争结束后，日本与美国争夺南满铁路的经营权，此举令声援日军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政府的野心彻底失望。孙中山认为日本政府反对革命，但“民间表同情”。其后，虽然周恩来、李大钊等人也曾赴日留学，但留日热潮已然退却。

临时约法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制定之宪法。其内容包括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保障言论自由等，远比大日本帝国宪法更加超前、激进。其最大特点在于，制定了最大程度强化议会权限的议会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需经参议院选举产生。这部临时约法的起草人是湖南省出身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他如此拟定宪法有其特殊理由。当时，在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处于对立状态，宋教仁意在通过对大总统权力加以法律制约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另外，宋教仁等人的这种限制大总统擅权的考虑，同时也是针对在同盟会时代即被批评为“专制跋扈”的孙中山。因此，孙中山也不满临时约法的内容。不过，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根据袁世凯的意见，第二年大幅度增加总统权限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出台，从而使临时约法被赋予了象征革命原点的意义。例如，1916年的三次革命时，西南各省将领在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便要求依据临时约法，任命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另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孙中山与要求恢复国会的议员等人于1917年建立广东军政府，并以“护法（临时约法”）为旗号，发起护法战争。

复辟

恢复清朝皇帝的统治。具体指拥护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复位。根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述，这种利用他来实现政治目的的复辟活动“没有一天停顿过”。比如，1917年的辫子将军张勋复辟是其中一例，而袁世凯的智囊徐世昌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另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土肥原贤二劝说溥仪去东北，溥仪询问新国家（“满洲国”）是共和制还是帝制，正是土肥原“当然是帝国”的保证，促使了溥仪决定去东北。

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口号。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民主与科学”最初出现于陈独秀发表在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把“民主与科学”视为与封建儒家道德所对立的时代精神，主张唯有具备这种思想的自主的青年才能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国。当然，对民主与科学含义的理解因人而异，提倡白话运动的胡适则推崇美国式的自由主义。1920年《加拉罕宣言》发表后，中国开始关注苏维埃俄国，马克思主义也被视为“科学”。1921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认为只要“宇宙尚存”，就可以通过民众的道德觉醒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释对其时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日本当时也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李大钊等人的活动得到了以吉野作造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近年，马克思主义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史实已经得到证实。

北伐

意为进攻北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复被尝试。第一次北伐由太平军在1853年主导。太平军经由山西兵至天津郊外，但因不耐北方冬季严寒及受到清军反攻而失败。第二次北伐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夕筹划，原定在两广独立后，先取南京再攻北京，但该计划未能实现。其后，孙中山并未放弃北伐，他于1924年单身赴北京，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幸在次年客死他乡。继承其遗志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6年7月发动北伐战争。中途因国共对立以及南京与武汉两国民政府分裂，而致使北伐中止。1928年，北伐再度开始，6月，国民革命军到达北京。12月，张学良果断宣布东北易帜，东北与国民政府合流。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变革是起源于南方，并向北方发展的。本书将北伐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尝试视为“由南部边境吹起的改革之风”。

革命是暴动

毛泽东年轻时代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北伐开始的同时，他的学生们进入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这些人不满足于国民党实施的减租政策，开展了颠覆传统势力及以其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过激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种情况作出了肯定评价，主张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对土豪劣绅处刑等“过分”举动是革命的需要。农会的行为不仅受到国民党的批判，也因造成军用米调配困难而致使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困境。不过，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主张必须要先统一指挥。可见，武力之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在国共两党之间是有共识的。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同，一方重视群众运动，一方依靠军队力量，但双方都是在试图利用中国社会中积蓄的暴力的能量来改变社会。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日本在“满洲国”建国时提出的口号。为使“满洲国”正当化，宣扬“满洲国”会实现军阀与国民政府所无法实现的“安民”政治，汉、满、蒙、日、朝五族（有时也把汉族和满族统称为“满人”）一律平等，共存繁荣。另外，这里的“五族协和”也是为了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代表共同建立共和体制的“五族共和”思想相对抗，而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各民族平等不过是梦话，属于少数群体的日本人的待遇，从食品到薪水，在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都优于其他民族。殖民地研究者内田忠雄把“满洲国”的这种现实状况评价为，打着理想主义的幌子，贯彻帝国主义的法则。另外，这种现实还表现在对当地耕地的强行收购，以及对进行反抗的中国农民的镇压。

“最后关头”与“一致抗日”

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在面临日本侵略时提出的口号。“满洲国”建国后，日本仍然没有停止侵略中国。1935年，进行华北分离工作，企图在华北建立不受国民政府在影响的地方政权，以扩大日本统治。而深知与日军实力差距的蒋介石提出“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对于日本开战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继续贯彻为消灭国内反对势力特别是在陕西建设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的围剿作战。中国国内反对蒋介石这一做法的声音高涨。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5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中国共产党也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于1935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于第二年放弃反蒋立场而改走“逼蒋抗日”的共同抗日路线。面对这一变局亦坚持己见的蒋介石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软禁。张学良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释放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等政治犯。这“八项主张”揭示出苦于内战和日本侵略的中国人的忍耐限度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政治运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成为日本领地。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根据内地延长主义精神，在台湾进行了教育改革，其结果使得台湾知识青年得以成长。他们受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世界形势和日本“大正民主”潮流的影响，于1922年开始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要求参政权的诉求，即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承认日本统治的基础上，要求在台湾设置具有立法权与预算权的台湾议会的低姿态运动。其请愿也仅仅成为在野党借以攻击政府的材料，而未经帝国议会通过。

参考文献

与全书相关的文献

（1）小岛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现代史》，岩波书店，1986年

◆虽然年代已久，但却是一本描绘了中国近现代史全貌的好书。内容方面也颇有分量，若与以下六本对比阅读，则较易懂。

（2）姬田光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3）并木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世界历史19，中央公论社，1997年

（4）狭间直树、长崎畅子，《寻求独立的亚洲》世界的历史27，中央公论社，1999年

（5）松丸道雄等编，《中国史　五　清末～现在》世界历史大系，山川出版社，2002年

（6）山本英史，《现代中国的履历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3年

（7）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

◆推荐给希望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的一本入门书。该书不仅介绍了研究的动向和文献，还收录了一些重要的史料，令人读来心情愉悦。作为研究入门读物，接下来的两本书也颇有裨益。

（8） 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现状与课题》，汲古书院，1992年

（9）野泽丰编著，《日本的中国华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

（10）山根幸夫等编，《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增订版，研文出版，1996年

◆详细地介绍了目前日中关系相关历史事实研究已达到的程度。

（11）西顺藏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1—6，岩波书店，1976—1977年

◆尽管出版年代已久，但是该丛书把中国近代史重要史料翻译成日文，是非常珍贵的一套书。丛书并不仅限于概论，所以一定要把它作为原著文献来阅读。

（1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的转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

（13）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这两本书虽然难懂，但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问题的好书，至少应该阅读一遍。另外还有以下一些论文集，为许多学者共同撰写。

（14）野泽丰、田中正俊编，《讲座中国近现代史》1—7，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15）姬田光义等，《中国20世纪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16）沟口雄三等编，《以亚洲视角思考》1—7，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4年

（17）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袖们》，东方书店，1997年

（18） 曾田三郎编著，《近代中国与日本—合作与敌对的半世纪》，御茶水书房，2001年

（19） 并木赖寿等编著，《20世纪的中国研究—如何利用其成果》，研文出版，2001年

第一章

（20）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研文出版，1978年

（21） 小岛晋治，《洪秀全—乌托邦梦想》中国英杰10，集英社，1987年。之后改名为《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岩波现代文库，2001年

（22）小岛晋治，《太平天国运动与现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

◆（20）是一本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若是初次阅读，（21）比较容易把握整体历史全貌。（22）在了解战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在何种因素下推进、与现代中国的动向有何关联方面催人深思。

（23）柳父章，《GOD与上帝—历史上的翻译者》，筑摩书房，1986年

（24） 菊池秀明，《广西移民社会与太平天国》（正文篇、史料篇），风响社，1998年

（25） 菊池秀明，《从太平天国看异文化接受》，世界史手册65，山川出版社，2003年

◆（24）是根据田野调查收集到的新史料进行的研究，对于探讨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性颇具启发性。（25）的内容通俗易懂。

（26） 仓田明子，《洪仁轩与基督教—香港时期的洪仁轩》，《中国研究月报》641号，中国研究所，2001年

（27） 呤唎（Augustus F.Lindley）著，增井经夫、今村与志雄译，《太平天国—在李秀成麾下》，1—4，平凡社东洋文库，1964—1965年

◆作者年仅十九岁时远赴中国，迷恋上太平天国运动，该书是他撰写的同时代的证词。虽然作者的观察有些过于强调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性质，但其中批评英国镇压太平天国、呼吁“非侵略”的部分带有超越那一时代的动人心弦的力量。

第二章

（28）滨久雄，《西太后》，“历史新书东洋史”，教育社，1984年

◆这是一本描写撑起同治中兴的“女帝”的传记。如果与中国电影《西太后》一起阅读，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29）铃木智夫，《洋务运动研究》，汲古书院，1992年

（30） 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著，平野健一郎译，《中国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严复与西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31）坂野正高，《中国近代化与马建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32）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33） 王晓秋著，小岛晋治监译（中曾根幸子、田村玲子译），《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的日本观》，东方书店，1991年

（34） 张伟雄，《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驻日公使团的异文化体验》，柏书房，1999年

◆以上为六本有关洋务运动的著作。（29）讲述了各地的近代化事业。（30）（31）分别以严复、马建忠两位人物为中心，深入洋务运动的内容，（32）阐明了清末知识分子以政治变革为目标的经纬。（33）为中国学者撰述的一本近代中日交流史。（34）分析了《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在日本的经历。

（35）容闳著，百濑弘译，《西学东渐记—容闳自传》，平凡社东洋文库，1969年

◆最早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的自传。自传在讲述他向太平天国献策但未被接受、后来受曾国藩的个人魅力吸引投入到洋务运动时写得非常有意思。

（36） 茂木敏夫，《变动中的近代东亚的国际秩序》世界史手册41，山川出版社，1997年

◆对19世纪后半期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概括总结。此外，有关新疆和越南的动向，以下三本书值得参考。

（37）片冈一忠，《清朝新疆统治研究》，雄山阁，1991年

（38） 山本达郎编，河原正博等著，《越南中国关系史—从曲氏的崛起到中法战争》，山川出版社，1975年

（39）坪井善明，《近代越南政治社会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

（40）糟谷宪一，《朝鲜的近代》世界史手册43，山川出版社，1996年

◆讲述了近代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把握良好。

（41）姜在彦，《朝鲜的攘夷与开化—日本之于近代朝鲜》，平凡社，1977年

（42）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

（43）毛利敏彦，《台湾出兵—大日本帝国的开幕剧》，中央公论社，1996年

（44）黄昭堂，《台湾民主国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

◆虽然甲午战争的相关研究很多，但（42）是一本通观历史全貌的入门书。（43）讲述的是围绕台湾出兵进行的外交交涉。（44）是对台湾民主国的古典式研究。

第三章

（45）彭泽周，《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同朋舍出版部，1976年

（46）深泽秀男，《戊戌变法运动史研究》，国书刊行会，2000年

◆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新旧两本研究专著。对于梁启超，以下这份研究也值得参考。

（47） 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与明治日本》，MISUZU书房，1999年

（48）村松祐次，《义和团研究》，严南堂书店，1976年

（49）野原四郎，《中国革命与大日本帝国》，研文出版，1978年

（50）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汲古书院，1986年

（51）三石善吉，《中国、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光芒》，中央公论社，1996年

（52）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研文出版，1999年

◆以上是关于义和团的五本代表性著作。其中（52）是根据新史料和实地考察的最新研究成果，（50）加入了许多日方的动向。

（53） 大山梓编，柴五郎、服部宇之吉等著，《北京笼城、北京笼城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65年

（54） 伍德豪斯·暎子，《燃烧的北京—义和团事变与莫里森》，东洋经济新报社，1989年

◆以上两本书聚焦义和团战争中的北京笼城战。（53）是亲历过这场战争的日本人的回忆录。（54）以欧洲人的视角描绘了义和团。

（55） 吉泽诚一郎，《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56）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的诞生—从民族主义看近代中国》，岩波书店，2003年

◆以上两本书是新锐学者对近代中国城市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专著。（56）也可以当做梁启超研究来阅读。

（57）可儿弘明，《近代中国的苦力与“猪花”》，岩波书店，1979年

（58）斯波义信，《华侨》，岩波书店，1995年

（59） 胡垣坤等编，村田雄二郎、贵堂嘉之译，《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平凡社，1997年

◆以上是对华侨的历史研究，所谓“猪花”指的是女性移民。（59）还介绍了美国报纸上刊登的排斥中国移民的情况，发人深省。

第四章

（60）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KUROSHIO出版，1960年

（61） 黄尊三著，实藤惠秀、佐藤三郎译，《清国人日本留学日记　1905—1912年》，东方书店，1986年

（62） 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岩波书店，1991年

（63）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御茶水书房，2002年

◆以上是四本有关清末日本留学生的著作。（60）是一本经典名著，（62）在反映留学生们的思想方面也非常有趣。（61）是对当时留学生日记的日文翻译，（63）收录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64） 藤井昇三，《孙文研究—以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为中心》，劲草书房，1966年

（65）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平凡社东洋文库，1967年

（66）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与亚洲》，汲古书院，1993年

（67）藤村久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中央公论社，1994年

（68） 横山宏章，《孙文与袁世凯—统一中华之梦》现代亚洲的肖像1，岩波书店，1996年

◆以上是有关孙中山的五本专著。（64）是代表了日本人孙中山研究的经典著作，（67）和（68）分别从同情和批判两个截然相反的视角描绘出孙中山这一人物像，这一点令人深思。

（69）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增订版，美铃书房，1969年

（70）野泽丰，《辛亥革命》，岩波书店，1972年

（71）中村义，《辛亥革命史研究》，未来社，1979年

（72）横山宏章，《孙中山的革命与政治指导》，研文出版，1983年

（73）俞辛焞《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9，六兴出版，1989年

◆以上是辛亥革命相关的五本基本文献。（69）广泛涉猎革命派思想，（70）描写了辛亥革命的经过，（73）虽然利于了解对中国的看法，但是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推荐通过阅读中文文献了解最新动向。

（74）中井英基，《张謇与中国近代企业》，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1996年

（75） 爱新觉罗溥仪著，小野忍等译，《我的前半生—“满洲国”皇帝自传》，筑摩书房，1977年

◆此书为主人公之一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的自传。生动描述了作为皇帝经历的紫禁城时代和在天津、“满洲国”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之内的生活。虽然不可否认部分内容存在个人观点的偏颇之处，但是希望首先能把它当做一本“对末代皇帝的访谈”来阅读。

第五章

（76）横山宏章，《中华民国史—专制与民主的相克》，三一书房，1996年

（77） 深町英夫，《近代中国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的形成过程》，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年

（78）松本英纪，《宋教仁的研究》，晃洋书房，2001年

◆以上三本书是关于民国初期政治动向的研究。（77）追溯革命爆发前夜以来中国政党形成的过程，（78）根据宋教仁日记描述了孙中山本身的一些问题。另外，以下的两本书也可当做参考。

（79）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的统合》，溪水社，1992年

（80） 嵯峨隆，《近代中国的革命幻影—刘师培的思想与生涯》，研文出版，1996年

（81）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

（82）陈志让著，守川正道译，《袁世凯与近代中国》，岩波书店，1980年

（83） 杨格（Ernest P.Young）著，藤冈喜久男译，《袁世凯总统—“开发独裁”的先驱》，光风社，1994年

◆以上是有关袁世凯的三部研究。（81）是日本人的传统研究，（82）（83）都是欧美人的研究成果。袁世凯被指责是“窃取国家的强盗”，而这一评价在杨格的研究中竟很少出现，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正日渐变化。

（84）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

（85）山根幸夫，《近代中国中的日本人》，研文出版，1994年

◆以上是有关1910年代日中关系的两本著作。（84）乃为经典，除此以外臼井还有其他许多著作。（85）讲述了坂西利八郎与袁世凯的关系。

第六章

（86） 竹内实，《周树人的公务员生活—五四与鲁迅的一个侧面》，“五四运动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3函”8，同朋舍，1985年

（87）丸尾常喜，《鲁迅—为花而作腐草》中国人与思想12，集英社，1985年

（88）尾上兼英，《鲁迅私论》，汲古书院，1988年

（89）片山智行，《鲁迅—阿Q中国的革命》，中央公论社，1996年

（90） 阿部兼也，《鲁迅的仙台时代—鲁迅的日本留学研究》，东北大学出版会，1999年

（91）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

（92）增田涉、松枝茂夫编，竹内实译，《鲁迅选集》全13卷，岩波书店，1986年

◆以上是七部有关鲁迅的著作。若是初次阅读，（89）比较方便。另外，（91）在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介绍了鲁迅研究的现状。当然，要了解鲁迅，重要的是先要通过（92）直接与他的著作对话。

（93） 中目威博，《北京大学元总长蔡元培—忧国教育家的生涯》，里文出版，1998年

（94）佐藤慎一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大修馆书店，1998年

（95）小谷一郎等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汲古书院，1999年

◆以上是关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其中（94）浅显易懂地介绍了许多人物。

（96） Ida Pruitt著，松平IOKO译，《汉族女儿—宁老太的生涯》，SERIKA书房，1980年

（97）夏晓红，《不缠足的女性》，朝日新闻社，1998年

◆以上是以当时中国女性为考察对象的两本著作。描写了完全不同与秋瑾那样女革命家的普通妇女的形象。尤其是（96），作者是一名欧洲人，记录了清末时期一位山东老太的回忆，每次读起来都另有一番趣味。遗憾的是，该书已是绝版，希望能向图书馆等处寻找。

（98）狭间直树，《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岩波书店，1976年

（99） 狭间直树，《五四运动研究序说》“五四运动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1函”1，同朋舍，1982年

（100）松尾尊兑，《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美铃书房，1998年

（101） 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21》第9号，特集“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2000年

◆以上是关于五四运动的三部著作和杂志的特刊。（99）详细介绍了运动的经过，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五四运动时期不同主题的研究成果。（100）介绍了吉野作造和中国的关系。

（102）宇野重昭，《中国共产党史序说》上，日本放松出版协会，1973年

（103）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

◆以上两本书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研究。尤其是（103）提出了许多颠覆过去中国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看法，希望大家一定拿来读一下。

（104） 金冲及编，村田忠禧等译，《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下，MISUZU书房，1999—2000年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中国人写的毛泽东传记。共分上下两册，讲述了1949年以前的事情。建国后的内容另有中文出版。

第七章

（105）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80年

（106）伊地智善继、山口一郎监译，《孙文选集》3，社会思想社，1989年

（107） 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的中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汲古书院，1995年

（108） 野村浩一，《蒋介石与毛泽东—世界战争中的革命》，岩波书店，1997年

（109）嵯峨隆，《戴季陶的对日观与中国革命》，东方书店，2003年

（110）Lloyd Eastman著，上田信、深尾叶子译，《中国社会》，平凡社，1994年

◆以上六本书是对1920年代中国的研究专著。（106）收录了本书开头提到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内容。（108）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现代中国研究大家很少涉及的蒋介石。（110）论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构造，其中关于婚姻和家族制度部分也很有趣。

（111）
木利夫、坂野良吉，《中国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东亚的地壳变动》，法政大学出版局，1997年

（112）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

（113） 北村稔，《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创造现代中国的两大势力的出现》，岩波书店，1998年

（114） 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的梦与蹉跌》，讲谈社，1999年

（115） 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民党权力渗透的分析》，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

◆以上是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五本著作。（113）跨越了以往分析的框架，以崭新的视角重新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115）也是这类成果之一，重点是重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而（111）则对北伐过程介绍的比较详细。（114）谈到了佐佐木到一的活动。

第八章

（116）臼井胜美，《满洲事变—战争与外交》，中央公论社，1974年

（117）林久治郎，《满洲事变与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原书房，1978年

（118） 马场明，《日中关系与外政机构的研究—大正、昭和期》，原书房，1983年

（119）大江志乃夫，《张作霖爆杀—昭和天皇的统帅》，中央公论社，1989年

◆从日本史的角度看待张作霖被炸死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的四本著作。（117）的作者林久治郎是张作霖被炸死时候的奉天总领事。

（120） NHK取材班、臼井胜美，《张学良对昭和史的最后证言》，角川书店，1991年

（121） 西村成雄，《张学良—日中霸权与“满洲”》，现代亚洲的肖像3，岩波书店，1996年

（122） 黄仁宇著，北村稔等译，《蒋介石—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东方书店，1997年

◆以上三本是关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传记。（120）是对张学良接受NHK采访时的内容重新整理而成。（122）是根据蒋介石日记做出的分析，生动地讲述了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的内容等。

（123） 山田辰雄编，《近代中国人物研究》，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1988年

（124）小岛晋治等，《历史与近代化》岩波讲座现代中国4，岩波书店，1989年

（125） 福本胜清，《为中国革命奔走的亡命之徒—土匪与流氓的世界》，中央公论社，1998年

（126） 中尾友则，《梁漱溟的中国再生构想—对新仁爱共同体的摸索》，研文出版，2000年

第九章

（127） 吉田旷二，《鲁迅之友·内山完造的肖像—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新教出版社，1994年

（128）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社会思想社，1979年

（129）今村与志雄，《鲁迅与1930年代》，研文出版，1982年

◆以上三本书是关于晚年鲁迅和内山完造的著作。（128）是内山本人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本书第十章引用的鲁迅对日本人的印象也出现在其中。

（130）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新版），青木书店，1991年

（131）山室信一，《凯米拉—“满洲国”的肖像》，中央公论社，1993年

（132）山本有造编著，《“满洲国”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

（133）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的实像》，吉川弘文馆，1998年

◆以上是关于“满洲国”与日本军事行动的四本专著。首先推荐的是论点独特的“满洲国”论（131）。（133）也浅显易懂地讲述了“满洲国”里区别对待中国人的实际情况。

（134） 斯诺（Edgar Snow），《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斯诺著作集2，筑摩书房，1972年

（135） Harrison Evans Salisbury著，冈本隆三监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事通信社，1988年

（136） 金冲及主编，狭间直树监译，《周恩来传1898—1949》上中下，阿哞社，1992—1993年

◆以上三本书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在延安的活动。（134）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宣告世界的著名报告文学，（135）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以纪录片的风格讲述了长征的全过程。（136）谈到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周恩来会谈时候的内容。

（137）长野宏生，《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三一书房，1975年

（138） 岸田五郎，《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震撼东亚的十四天》，中央公论社，1995年

（139）斋藤孝治，《聂耳—闪光的生涯》，聂耳刊行会，1999年

（140） 宇野重昭编，《侵略与抵抗—1930—1940年代的日中关系》，研文出版，2001年

第十章

（141）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构造》增订版，汲古书院，1974年

（142） 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编，《香港、澳门、台湾》，“了解中国”3，青木书店，1996年

（143）滨下武志，《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筑摩书房，1996年

（144） 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与管理》，东方书店，1995年

（145）上海研究项目组编，《国际都市上海》，大阪产业大学产业研究所，1995年

（146）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人物志》，东方书店，1997年

（147）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多层网络》，汲古书院，2000年

（148） 中野美代子、武田雅哉，《世纪末中国的简报—画报〈点石斋画报〉的世界》，福武书店，1989年

◆以上是八本关于香港与上海的著作。若是初次阅读，（142）和（146）比较容易理解。（141）讲述的是五卅运动和香港大罢工。（148）通过插图介绍了《点石斋画报》的内容。

（149）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起义事件—研究与资料》，社会思想社，1981年

（150）北冈伸一，《后藤新平—外交与世界观》，中央公论社，1988年

（151）伊藤洁，《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与展望》，中央公论社，1993年

（152）驹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

（153）若林正丈，《台湾—社会变迁中的认同意识》，筑摩书房，2001年

（154）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增订版，研文出版，2001年

（155） 藤井省三等编，《台湾的“大东亚战争”—文学、媒体、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

◆以上是关于台湾的七本著作。首先，（151）很好地总结了整体的发展趋向，（5）的第四章吴密察的论文也从台湾人的视角讲述了殖民地时代的台湾。（152）以殖民地教育史的视角对台湾地区、朝鲜、“满洲国”进行了比较，不失为一本好书。（154）代表了日本的台湾史研究水平，论述了台湾议会的设置请愿运动和台湾共产党。

（156） 金九著，梶村秀树译，《白凡逸志—金九自叙传》，平凡社东洋文库，1973年

（157） 鹤园裕，《金九—从贫农之子到民族领袖》，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变动期—人与时代》，青木书店，2001年

◆支持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民族运动家写的自传和有关其生涯的论文。

（158）鹿地亘，《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同成社，1982年

（159） 藤原彰、姬田光义编，《日中战争下　中国的日本人反战活动》，青木书店，1999年

（160）内田知行，《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创土社，2002年

（161） 菊池一隆，《日本人反战士兵与日中战争—与重庆国民政府俘虏收容所相关联》，御茶水书房，2003年

◆以上是鹿地亘等对日本人反战同盟等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四部研究专著。（158）出自鹿地本人之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反战宣传的情况。

（162） John W.Dower著，三浦阳一、高杉忠明译，《面对战败—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人》增订版，上、下，岩波书店，2004年

历史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