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总序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6)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6)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1)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2)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3)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1)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2)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3)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5)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6)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7)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1)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2)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3)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4)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5)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6)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六 最后几年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越看越上瘾的4本历史小说，有趣又涨姿势（124）

2、 4本好读又有深度的书，让你与被人拉开差距（125）

3、 读透这4本书，混社会才能少走些弯路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完一本书了？百万书虫推荐这4本（129）

6、 4本探索人性的经典佳作，你看过基几本（130）

7、 太有用了！4本让你拍案叫绝的心理学入门书（132）

8、 4本拿起就放不下的书（136）

9、 读过这4本书的人，人群中一眼就能分辨出来（138）

10、 如果你读过这个4本书，你的人生将会开始慢慢面的不一样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书单后面括号内的数字，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 www.ireadweek.com 这行下载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总序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美］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第一版序言

自从1918年以德文原文首次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以来，还没有一部涵盖马克思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自那时起发生了两起事件，证明有进行新的尝试之必要：首先，出版了一些未删改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大量与马克思的活动有关的其他书信；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过马克思的几部重要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的认识。

显然，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了。关于马克思，有着大量的信息和评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采取了一定的立场。我所尝试做的至少是要sineiraetstudio（客观公正地）写作，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形象。因此，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引述，并以一种同情批评的立场进行写作，避免陷入要么偶像化、要么玷污的两个极端。

本书旨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我试图完整覆盖马克思生活的三个主要层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在涉及最后一个层面时，我不得不撰写一些非常困难的段落，特别是在第一、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和第六部分的开头。然而，这些段落对于准确评价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必要的。

我要感谢R.D.麦克莱伦博士(R.D.McLellan)、布莱恩.哈里森(BrianHarrison)博士和C.N.泰勒先生(C.N.Taylor)，他们阅读了某些手稿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我特别要感谢G.M托马斯(G.M.Thomas)博士，他的独特风格直接烙印在本书的每一页上。本书仍然有许多不足，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戴维.麦克莱伦

1972年12月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1)

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亨利希-马克思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被现时代许多工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事实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于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又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天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就马克思个人的情况来看，由于他未能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特利尔城。当时这个城市大约有15000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马克思（实际上）是在黑门（PortaNigra）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大主教驻所，边界曾延伸至梅斯、土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量比德国任何一个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着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莱茵河畔口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不只是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座城市连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进行管理，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1814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这里积蓄了巨大的不满。——特利尔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葡萄果园，而葡萄果园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外部的竞争，情景日见萧条。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导致了赤贫、卖淫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城市有超过1/4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于来自于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马克思（Marx）的名字是Mordechai［摩德凯］的缩写形式，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Markus［马库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1782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父）继承下来。萨缪尔1827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子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1723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士而闻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森，他在那里又做了20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莫泽斯-里沃夫来自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16世纪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多瓦的拉比，其父亲15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在她外祖母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爱之外”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于英国质量管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圈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师协会的主席，在市民社会中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是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拿破仑的法律虽然给了莱茵地区的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茵地区移交给了普鲁士之后，亨利希-马克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一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法。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这份报告书没有起到作用。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生存状况最为糟糕：1818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鲁士从1812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于国王的分配。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1816年4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但普鲁士司法大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200人，并在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正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字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多。当孩子们1824年受洗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于父母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1825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存下来的她的几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家里说意第绪语（Yiddish）。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育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家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有可能在家中保持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2)

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于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宣布是无神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持着犹太人的自我意识。甚至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半个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一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个犹太人”。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督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信仰宗教的犹太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很多人要求成为独立的人民。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战中，例如与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去。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无疑，如果浅浅地阅读一下他的小册子《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明了这一倾向；他的信件包含着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一直反犹。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家统中找到了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的一些思想，甚至生活风格都有着先知传统的回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教，似乎是太简单了。

很明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艺术的自由思想里”，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等德国的古典形而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上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于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源于那些掌权人对真理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世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上都是如此），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维持这种欺骗，让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是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条件。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他的宗教信仰是表面化的、道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卡尔-马克思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马克思描述为“具有莱辛信仰方式的新教徒”。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了很好的概括：“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

亨利希-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于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1830年革命后日益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莱茵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1834年（当时卡尔16岁）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性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普鲁士举行的唯一的一次，此类的其他很多宴会都是在德国的非普鲁士地区举行的。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与自由主义者要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情洋溢地感谢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最后他说：“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因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王的手中。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望。”接着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警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进的示威游行而升级了。这次示威游行是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的，当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士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警察监控。亨利希-马克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带走廊的院子。然而，亨利希只租了一层的两间和二层的三间房子。这里住着他们7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卡尔出生18个月后，他们家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子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要小得多，但是却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式的房屋。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有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几封信用包裹一起邮寄，这样会便宜些）仍表明了家中的积蓄不多了。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理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了几位极有才华的教师。学校有影响的人士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家”。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1832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1834年，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维滕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藐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学校时，向所有老师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3)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4/5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

德语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新意。马克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是选择的自由使他区别于动物。一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或突然的热情失去理智：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工作机会，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方向。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束，而这种价值，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上，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者的理想观念——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马克思开篇写道：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

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通过“轻柔而真实的”内心声音指示出来。它很容易被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真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因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情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这句话作为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提到了人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马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予人人生价值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的选择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心灵中：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萌芽。同样，这里需要比前面部分更为深入地解读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的完整意思是指从事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事的人毁灭”。问题首要是实践的问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4)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了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章，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富有思想、结构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当地批评了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形象表达”。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年就表现了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热爱由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12岁，1770年出生于新近显贵的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爵的私人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三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妮-威沙特结了婚。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兹（Bechwith）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他们最小的儿子，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鲁士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前两年1814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不完全赞同普鲁士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区的家中更加强了。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马克思一家相当近的、非常好的房子里，虽然他们本不是有钱的家庭。由于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是在城市法律机构工作，又都是同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家庭经常来往。男爵当时60多岁了，渐渐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记述道：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了卡尔-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情，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而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喜爱的作家”。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了大量的时间，两人为了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丽如画的小山和树林”。除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于进步的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告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永远做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将是对你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其是对你的道德的最好考验”。马克思对男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情，以至于1841年把博士论文热情洋溢地献给了他：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1)

1835年10月，马克思刚过17岁不久，离开家庭去读大学。当时他全家出动，清晨四点钟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了16个小时，经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在那里换乘一艘船顺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马克思由冯-威斯特华伦激发的对浪漫主义的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和原来学校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随着在波恩的一年而增加了。波恩城市本身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但是这所有700名学生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克思参加了）是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大学和德国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初的自由言说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这已经完全被镇压了。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六门：其中三门是文学课程。他第一个学期末报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功课。但是，第二个学期由于过度劳累，在1836年初就生病了，他把课程减到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还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个小时。学校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该俱乐部很可能有些政治色彩：卡尔-格律恩，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位奠基者，是其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被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在马克思给家人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令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作品。当儿子要出版费用时，他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学年结束前，亨利希-马克思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足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

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亨利希-马克思1836年暑假给他写信：“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燕妮和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瞩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描写为“一个真正热烈的罗兰”——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1836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正式婚约。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度不寻常：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这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燕妮的父亲1837年3月同意了这件婚事。马克思的父母（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马克思后来激烈反对他女婿在报纸上的声明，这种来自威斯特华伦家的反对是基于反犹太主义。冲突很可能源于对方一些家庭成员根本的反对态度。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追求燕妮（如果还是半秘密状态的话）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柏林这个首都城市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和波恩形成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后来回忆起柏林的时光，生动地写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确实，柏林是一个异常没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生的工人阶级。虽然如此，它有着超过300000的居民，是位居维也纳之后的最大的德国城市。它有一所大学，面积三倍于波恩大学，并且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早在10年前还是学生的费尔巴哈曾在信中给他的父亲写道：“在这里根本用不着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不像这里这样普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事物感到有兴趣，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馆。”

我们例外地很清楚马克思在柏林第一年的情况（在那里他要待四年半），这要归功于保留下来的、他写于1837年11月的一封给父亲的信（这是在凌晨的烛光下写成的）。这是一封极为私人化的信件，在信中他用大量篇幅叙述了他在刚过去的一年间的思想变化历程。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一到柏林他不情愿地作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抒情诗的写作是他首要的题材；至少，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最合意的”。他在波恩和1836年秋天在柏林写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写的编为三本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马克思记述，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诗集，虽然她的女儿劳拉记述说“父亲并不看重那些诗歌；每次父母谈起它们，总是开怀大笑这些年轻时的荒唐行为”。社会民主党历史学家梅林认为这些诗歌，除一首外，都是爱情抒情诗和浪漫主义叙事诗。他在绝大多数诗歌丢失之前曾有机会阅读它们，对它们的评价：“是地地道道的尚未成形的作品”。诗歌充满了箴言、海妖、对群星和英勇骑士的歌唱，“没有浪漫主义特有的充满魅力的调子”。马克思认为，它们：

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2)

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大部分是1837年上半年写的，另外还有戏剧性幻想和幽默小说的片断。马克思试图出版部分诗歌，给《德意志诗歌年鉴》的编辑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寄去了一些诗稿，但是期刊已经付梓印刷了。马克思虽然把诗歌献给了父亲，但这些诗歌不怎么符合父亲的口味。亨利希-马克思甚至鼓励儿子努力写一首长篇颂诗，一篇“应当能为普鲁士增光……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志精神的”颂诗。但马克思的榜样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富有创造力的、远离社会的同时又寻求志同道合者团体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作为对燕妮爱情的结果：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其他一些诗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亡的热爱，还有一些诗完全展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讽刺手法用于这些审美的、理想主义诗歌，对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那样的“庸人”进行攻击，他们从事功利主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基础是有条理的、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有助于写作，马克思大量地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爱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的历史》。马克思有摘录他阅读过的一切书籍的习惯（有时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种习惯保持终生；那些保存下来的笔记本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他还写了几章幽默小说《斯克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小说采用斯特纳的风格，后来他放弃了。接着创作的《乌兰内姆》的第一场，是当时一部幽默惊险剧本，主人公是逐渐变老的浮士德的不怎么成功的翻版。《乌兰内姆》也没有超出巨大长篇的第一幕剧，这种幕剧包括了对爱情（在它所有的形式上）、死亡、毁灭和永恒的激烈思考。最后，有一首关于黑格尔的有趣的系列讽刺短诗，马克思指责了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在诗的第一节，他写道：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第二节讽刺短诗有着相同的主题，开始写道：

我教授的语言，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

最有趣味的是诗的最后一节：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像前一节一样，它是“黑格尔”自己所讲的主观浪漫主义，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与每日的现实联系得过分紧密了。马克思诗的整个的主题是要对黑格尔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这在浪漫主义作家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伊始，与中学毕业作文中表现的思想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为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不再关注于要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可以最好地为这一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位置上。相反，1837年他的诗歌却呈现出了对离群索居天才的崇拜和对抛开了其他人的个人人格发展的内在兴趣。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订婚期间，燕妮从根本上就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亨利希-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蛮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信中一定“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应该给男爵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同时给自己的家留了一周时间用来观察男爵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以使他的父亲尽力保证婚约被顺利接受。燕妮本人甚至在她父亲同意了婚约之后，还异常忧虑，她已过了她那一阶级的大多数女孩子结婚的年龄。亨利希-马克思写道:“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但是，这一切对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轻信的人）。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燕妮解释了她的心理：

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知道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

甚至亨利希-马克思偶尔也开始后悔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尽力给儿子一些合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他的儿子显然不会采纳：

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

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诗歌，甚至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也不是他唯一的兴趣。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并且感到要“专攻哲学”。在柏林大学法律系，爱德华-甘斯代表着进步的黑格尔派的立场。马克思第一学期听了他的讲座。甘斯是受洗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他以才华横溢的讲座方式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这种讲座就是特别强调意志自由的因素以及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甘斯赞同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英国君主政体，动情于圣西门思想，并且渴望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反对派即法的历史学派的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冯-萨维尼，马克思也听了他的讲座。法的历史学派宣称，法律的根据是在人们的风俗和传统中，而不是在立法者的理论系统中。这种观点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是带有必然的反进步的色彩，即在看待过去的时候，强化了历史系统发展的基本原理。当时的普鲁士没有公开的政治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主张和继之而起的反对进步的主张之间的冲突在当时法律系的这种争论中进行着公开较量。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3)

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想通过他的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他为这一哲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300页。在这一形而上学的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使马克思后来考虑用黑格尔哲学来克服。第二个反对构造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意见是它“数学的教条化”。马克思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当时极大地启发了他的思想，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它们是抽象的体系，像几何学一样，由公理到结论。相反，“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接着马克思制定了他的法哲学的详细大纲，其中包含着他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对这种划分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它本质上的空洞，正如他所说，像是一张书桌，他后来在它的抽屉里装上了沙子。

当努力探讨实体的私法时，他认识到了他所从事工作的错误：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

这样，第一学期将近结束了，他以写诗歌的方式躲避以前所讨论的哲学问题：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

但是，这项工作，在揭示了诗歌的可能性的同时，使马克思不可能再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了：“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像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

毫不奇怪，这一时期常常是通宵达旦在几个领域中紧张的脑力劳动以最后的重病告一段落。马克思似乎由于肺结核的蔓延而遭受着极大痛苦，而这种疾病已经使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遭遇不测：第二年马克思的服兵役“由于肺部虚弱和大量的周期性出血”被推迟。1841年他的兵役被永久取消，而且“由于肺部的敏感性”，他被认定为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建议他换换环境，于是马克思去了柏林附近的斯特拉劳小村庄。在这里他的思想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马克思，这位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曾认为最高的存在是脱离尘世的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者，先前曾反对黑格尔概念性的理性主义。但是现在，观念似乎内在于现实之中了。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现在他不得不转向黑格尔哲学以便解决他的精神危机，这种转向很深刻，也很突然，这很可能是马克思整个一生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不论马克思多么激烈地批判黑格尔、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双脚”立地，但他是第一个承认了自己的方法直接源于他的这位19世纪30年代导师的人。

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占据着统治地位，1818年至1831年在他逝世以后一直都占据着这里的哲学宝座。由康德所阐述的人类理性核心出发，黑格尔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主题（内在性、发展和矛盾）结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功绩”，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从这样的一种信念开始，正如他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人类存在的核心在他的头脑之中，也就是说，在理性之中，在理性的启迪之下，他筑起了现实世界”。在他极为辉煌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溯了精神的发展，把历史运动再次引入哲学，并且断言人类精神能够获得绝对知识。他分析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从直接的这一个的感觉发展到自我意识阶段，悟性使人类能够分析世界，并相应地规范自身的行动。接着是理性自身的阶段——理解现实，之后，精神经由宗教和艺术的形式获得了绝对知识。在绝对知识阶段，人类又在世界中重新认识了自身理性。黑格尔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异化”，它们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但又被认为是独立的并高于人类精神。这种绝对知识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缩影，因为每一个连续发展的阶段超越以前发展阶段的同时又保留着以前阶段的要素。这一既克服又保留的运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这个单词在德语中有着双重的意义。黑格尔还讨论了“否定的力量”，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与它将要成为的事物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任何事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否定的过程中，会向其他事物转化。这一过程黑格尔称为辩证法。

面对这种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开始通过写作澄清自己的思想——这是他以前所采用的，而且后来也多次使用的方法。他写了24页的对话，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为此，他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并研究了谢林的著作。马克思的这一对话作品结尾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我费了很多脑筋……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这样，马克思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一与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同样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放弃他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把自己移交给“敌人”，这一转变过程是极为根本的，也是极为痛苦的。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像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完成了：在生病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这个俱乐部定期在宪警市场的施特黑利的一个咖啡馆聚会，后来在成员的住宅里聚会，该俱乐部饮酒、喧闹，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聚集点。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4)

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领域（这个领域比政治要安全得多）开始展开了对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攻击。在这里，黑格尔传承下来的思想变得模糊。在他那里，宗教与哲学一起，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宗教（通过宗教，终生保持着路德教信仰的黑格尔，表达了基督新教是最高和最终的宗教形式的思想）是绝对精神返回到自身。宗教内容与哲学的内容相同，虽然它们进行理解的形式不同，因为哲学运用概念，而宗教运用想象。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想象物只能提供片段和不确切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知识。但是宗教可以通过宗教哲学与哲学联系起来，黑格尔认为宗教想象的具体教条内容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宗教哲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解释了质朴的信仰和批判的理性。因此，黑格尔拒绝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宗教不合适地做了只有科学才能胜任的工作；在他看来，宗教（或者他对宗教的哲学性阐释）满足着人类不间断的心理需要，即要有一种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个想象来给自己定位。

虽然在黑格尔去世后最早的几年里黑格尔派是统一的，并在德国大学中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是19世纪30年代末期，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它已经开始分裂成两派。保守派奉行“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口号，把传统宗教的内容看作非理性的空无；而激进派则反对保守派的安于现状，这种不满意味着要摧毁宗教内容中视为珍宝的、而当下认为是陈旧的教条。这一切内容都必须经过进步的理性的检验，而这种理性并不是（正如黑格尔所说）只能“用灰色描画出灰色”，因此只能重新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这位大师还认为一个在思想中得到理解的时代已经在时间上超越它当时的时代了；激进者因此得出了结论，即对宗教的理解本身甚至已经修改了宗教的内容，同时宗教的形式则变成了纯粹的神话。这场争论开始于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施特劳斯没能从福音记述中概要地勾画出历史上的耶稣，他把这些福音记述看成只不过是存在于原始基督教团体中的弥赛亚观念的表达，是神话，不能看成真正的历史记述。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一开始是神学上的，这是很自然的：黑格尔派的大多数成员都首先对宗教感兴趣；普鲁士政府的态度使得政治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争论话题。然而同意德国教会的当权和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宗教批判运动迅速转变为世俗化的政治性反对运动。正是作为这一疾变运动的一员（这一运动的中心在柏林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首先开始阐述了他有关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博士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写道：“这个圈子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学业。那里充满着的理想主义、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精神，依然彻底地鼓舞着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在这些聚会中，我们大声朗读并评判我们创作的诗歌和文章，但是我们最多的精力仍然是致力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几个比较亲密的俱乐部朋友中，阿道夫-鲁滕堡作为地理学教师新近被解职，当时在新闻出版业谋生；卡尔-科本是名历史学教师，他后来被公认为有关佛教起源问题的专家。科本1840年出版了《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这部著作献给了马克思，这是一本颂扬弗里德里希和启蒙运动原则的著作。俱乐部的领路人是布鲁诺-鲍威尔，他从1834年就一直在柏林大学讲神学课，是马克思接下来的四年中最亲密的朋友。当时有人这样来描写他：“高耸的鼻梁，尖尖的鼻子引人注目地突出着，前额高高隆起，口形优美；体形几乎就是拿破仑式的。他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冷峻的外表之下是火热的内心。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将很快成为自己内心信念的殉难者。”鲍威尔的专门研究领域是新约批判，他在这个领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马克思似乎已经成为俱乐部活跃的中心人物。埃德加尔-鲍威尔（鲍威尔的弟弟）在一首关于俱乐部成员的讽刺诗中这样描写马克思：

是谁风暴般地奋勇前行？

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黝黑身影，

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

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

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

他似乎千万恶魔攫住身体

攥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

科本称他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宝库，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工厂”，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我们时代的基督教状况》——青年黑格尔派第一篇直接谈论政治的文章——大部分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同时马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酒、咖啡和胡椒粉时，他1837年11月的长篇“告白”引来了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五百。

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份资料宣称他曾“几次求债”，并表明他在校的5年中至少改了10次地址。

1838年5月由于父亲的去世，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对父亲的热爱：“他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谈论他”，爱琳娜写道，“他一直带着他父亲一张上了年纪的、用古老照相术所拍的照片。他从来不把照片让陌生人看，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很不像原来的样子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灵柩里。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自然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这也导致了冯-威斯特华伦家困难的增加，他们家的一些人似乎一直完全冷落亨利希-马克思。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在1837年11月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而越来越多地考虑要放弃在大学正式任职这一问题。甘斯1839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诗歌写作，当时（1839年）希望赠给燕妮更多的诗歌，他就极明智地从新近出的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马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景。布鲁诺-鲍威尔在信中给他写道：“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是愚蠢的。当前，理论是最富有实践性的职业，我们根本不能预料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际有用的”。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的标题是《伊壁鸠鲁哲学》，同时，还阅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希腊哲学智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哲学的前景。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5)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趣：首先，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相同的情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质要素：它们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哲学基础，深刻影响了早期基督教道德，同时还含有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显著特征。同样对马克思而言，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是“罗马精神的原型，即希腊迁移到罗马去的那种形态”。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马克思在论文序言部分继续写道：“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系，它们不以这两种丰富的精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的学派：在物理学方面转向自然哲学家，在伦理学方面转向苏格拉底学派，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吗？”总而言之，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哲学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

马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青年黑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在充满危机、灾难日益迫近的整体氛围中。例如，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在写论文期间与他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1840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美丽”。又说：“灾难将是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大的。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图景中的出现这一事件更大、更可怕。”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宣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因此，哲学本身分裂了：“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个别意识的主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于这些主观形式之中。但是不应对这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马克思继续写道：“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芝诺……”

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方向性转变：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的雅典。

接着，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如果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像艺术史上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跛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鲁哲学的错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时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一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种侮辱：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申辨。这就令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因此马克思从他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大师对哲学和宗教的调和。他继续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阐述的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他们而言，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认识到它原本认为从它自身分离出去的力量（例如宗教），其实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意识的任务和它的首要武器，哲学批判，就是揭示出来与人类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一切力量和观念。

对自我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情反映在论文的主体中，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德谟克利特，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他的原子和虚空理论，对之前200年的希腊物理学进行了思考总结。伊壁鸠鲁教育了以后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城（当时雅典的显著特点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普遍的社会混乱），被认为提供了个人行为准则。马克思用一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开始了对这两位哲学家关系的叙述：伊壁鸠鲁认为所有表象都是客观真实的，但同时由于他希望保留意志自由，从而否认了世界受永恒规律的支配，这样实际上似乎是拒绝了自然的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德谟克利特非常怀疑表象的真实性，但仍然认为世界受必然性支配。以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实际上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一个部分。伊壁鸠鲁不是就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只不过照抄了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把自主性观念引入了原子运动。伊壁鸠鲁把一个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富有生气的自然界加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受机械规律支配着的单调沉闷的自然界上。因此马克思倾向伊壁鸠鲁的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它把人从一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调，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6)

马克思赞美的正是伊壁鸠鲁思想的这种最重要的自由因素。在几年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并且在以后的著述中经常用类似的语句提到他。对伊壁鸠鲁的这种热爱也可以在论文的附录中看到，附录攻击了普鲁塔克，特别是《论信从伊壁鸠鲁哲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的文章；通过对普鲁塔克论点的独立论述，马克思证明了之后的相反结论。虽然当时这要作极为枯燥的阅读，并且常常用一种不适当的微妙的黑格尔立场来解释古人的思想，但是马克思的论文仍然是一部深刻的创造性的著作。对论文的质量有很多极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写道：“看到他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令人震惊”。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不仅仅忙于写论文。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氛围和博士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评论，并受到极大鼓舞：“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答应撰稿”。但马克思为文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1841年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这两首诗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1840年早期，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算在波恩办讲座课程，反对天主教神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像他那时所有的计划一样，他与布鲁诺-鲍威尔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情。至1840年夏天，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把手稿寄给了鲍威尔，并给出版商附了一封信。但实际上，书并没有出版，鲍威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谈到了那封附信：“你或许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的洗衣妇，但却不能写给你正寻求帮助的出版商”。同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稽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以此作为手段反击K.P.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合理性。此外，马克思还非常关心逻辑问题，想全力写一本辩证法的著作：他广泛地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笔记，并在信中与鲍威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写对当代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批评，证明亚里士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是只讲求形式的。

这期间，鲍威尔为马克思如何结束他那“愚蠢的考试”并到波恩与他一起工作积极提供了有益的建议。1840年他写信给马克思：“你可以对加布勒（柏林的哲学教授）说出你的兴趣，当他得知又有一位黑格尔派哲学家正要得到一个教职，他会充满热情并极为高兴”。一年后，他写道:“无论如何应该期望拉登堡（柏林大学校长）为你铺平道路。请让他在这里为你写封信，事先处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想到你胜不过艾希霍恩（文化大臣）的情况。”

马克思受到鼓舞，1841年4月他及时提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事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整个事情得力于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1841年4月15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1)

马克思的论文一被接受，他就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1842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为了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转，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开始制定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生活作风）。

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6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之外还要有一长篇论文，于是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为“一篇更长的论文，在文章中我将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细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他还在论文中附了两个扩充了的笔记。

1841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反对谢林的。当时为了“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谢林刚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明确区分了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集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一样。谢林演讲逐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目：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了他开始时的演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马克思的反应丝毫不少：他这时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言论与其先前的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同。马克思接着宣称黑格尔已经颠覆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马克思用一种后黑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一个客观的神的观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基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了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唯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哲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的观念。

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大部分是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了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事。从1841年3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当然，马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道：“布鲁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恒被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宣告为上帝。”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功的科伦青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写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一起创办一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上帝最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着，耽于自怜，因为他们三个人毫无疑问地将把上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宗教之一。”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1841年11月鲍威尔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在攻击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子意欲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因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教的书籍。鲍威尔在1841年12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1841年12月，马克思被迫回到特利尔，因为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了。直到他的岳父1842年3月3日去世，马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里，正如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人“点亮日子”。对马克思来说3月是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了威斯特华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非正统学说而被剥夺了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特利尔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

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于新闻出版事业。由于这一点，他被恰当地赞美道：他是一个有着独立能力的人，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面非常广泛。1838年他创办《哈雷年鉴》，该杂志很快便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雷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鲁士国家，但是到1840年为止，公开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章让位了——一种逻辑隐含于“基督教国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了，从而转移到了德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出现。1840年间，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了，到1841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

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友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介绍给卢格。马克思1842年2月寄给卢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德意志年鉴》上），阐述了1841年12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了普鲁士王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自由宽大随之而来。新国王当然同资产阶级一样，憎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他同意资产阶级的在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观点的要求。他甚至在书报检查令中强调“坦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要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是一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了。在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被认为是放宽了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由于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所以他认为“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侮辱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而且，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同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好的法律是对立的。对马克思来说，这将产生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单一的国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道德的唯一所有者，因为“即使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道德政权还是反映着它的成员的观点”。这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开始得出自由民主的结论。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章，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而且他整个一生都展现着这份天赋。他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所有文章，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他后来的很多著述都是用一种极为生动活泼的风格写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谬法对付对手的手法，这一切都使他的文章有着鲜明的爱憎立场。格言、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交错排列（尤其是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章（它最后刊登在1843年2月瑞士的《轶文集》中，《轶文集》收集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禁止的文章，由卢格以书的形式发行）。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2)

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了”，1842年4月马克思抱着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想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里从香槟酒和关于黑格尔的谈论中找到了极大的乐趣。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裱着壁纸的房间，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槟酒，因为那里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过——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不导致哲学的完美”。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放松了一下。他的朋友写道：“马克思已经回到这里了，最近我们一起出去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景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了两头驴，骑着驴子，我们疯一样地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一样惊愕地望着我们，我们欢呼，驴子高鸣。”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当时鲍威尔到柏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月底，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槟酒的原因：他正逐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导致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辑《莱茵报》。尽管燕妮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的”），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1795年至1814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那里以前有108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主义、取消了各种不规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融体制方面）；清除了一些贸易团体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口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至于1810年鲁尔的市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德国大部分进步人士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1848年革命运动的很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人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士俱乐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Malinckrodt）以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张。1840年时已经有了一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的团体认为《科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份报纸很显然快要破产时，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普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因为条件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再次谈判），并从1842年1月1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行。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工业”，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莱茵地区大量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德国政治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士宗教政策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

支持《莱茵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开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30000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辑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持者并不愿意让一个革命者担任主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有利于扩大工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当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来时）接着给了李斯特的追随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赫夫铿。赫斯压制住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副主编的位子，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雷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董事。由于奥本海姆，特别是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铿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赫夫铿因拒绝接受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章，1842年1月18日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擅长新黑格尔主义”。

赫夫铿的位子被鲁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夫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思支持他，并且他从1841年9月份以来就一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转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事，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监视。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在科伦社团中拥有极大威望。荣克谈起他，说：“虽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之一”。慷慨热情的莫泽斯-赫斯，这样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马克思：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鲍威尔1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茵报》撰稿；3月，在荣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志转到《莱茵报》。他写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篇，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8月才发表。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4月，起因于卡尔-冯-萨维尼被任命为司法大臣，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想引入法律体制。因此，这篇文章也就间接抨击了普鲁士的“基督教国家”制度。法的历史学派不久前刚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古斯达夫-胡果（1764—1844），胡果认为历史存在是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明。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使他失掉了判断的标准。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来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专横和暴力的法”。

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同时，决定致力于写莱茵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文章，1841年中期议会已经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过一次长会。他创造性地写了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4月初写成，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事件，林木盗窃法，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土地分配”。但是刊登出来的只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关于林木盗窃的文章。在议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中一样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权利；对他们来说，自由是“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这样的立场是不能够起草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克思接着特别地批判了普鲁士政体的封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有关逃避和投射（evasionandprojection）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3)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

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出版物的正常状态……”接着，马克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预防性的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欢迎：荣克写信对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是一流的”，卢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道：“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它毫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好的文章”。

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他写道：“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马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茵报》又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到1842年6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怒了它的强大对手——《科伦日报》，后者开展了一场对它的攻击，说它“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并发表重头文章，声称宗教的堕落引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

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

接着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章：

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Sapientisat［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

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1842年7月马克思一回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鲁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惊资产阶级（epaterlesbourgeois）。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抨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性文章。

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茵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辑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章，而柏林的“自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判。确实，正是由于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是在关于宗教问题上。

“自由人”团体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8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姆（他的意见对于编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一文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于报纸，无宁说适用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

结果，马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卓有成效的管理之后，10月中旬被任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责下，报纸前几个月的发行量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结果，罗伯特-普鲁茨，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了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是徒劳的……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4)

这位编辑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

但是，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一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面临着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主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了赫夫铿的激励。赫夫铿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3月份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一篇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而攻击该报。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9月份该报发表了两篇关于住宅问题和几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评论文章；还有10月份它报道了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傅立叶的追随者提出了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是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批判了奥格斯堡报纸竭力避免重要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

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为思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这种回应反映了《莱茵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章并没有把无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看作不良经济组织的无辜受害者。

社会主义思想可能最初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工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组织，而且大多数还是旧手工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英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看作社会革新的潜在工具。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响。在特利尔这个地方（马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叶主义思想；而在柏林，海涅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着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德国本民族共产主义的第一本书是莫泽斯-赫斯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他是在科伦从父亲的工厂里逃往巴黎之后，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这本书具有神秘性，是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一年以后，一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由于施泰因的这部著作，1842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引起了关注。受普鲁士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在移居巴黎的德国工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同情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甚至激起了社会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团体会议上（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其成员还包括荣克、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和安内克。他们每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不一定相同，但都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1842年10月移居科伦后，便加入了这个团体。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马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即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提议的有关颁布更为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枯枝烂叶在传统上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匮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鲁士的所有起诉案件中，5/6涉及林木，这个比例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因此，当时提议林木监护人应该成为指控犯法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失。

马克思没有用很多社会历史的细节叙述，而是从法律的和政治的立场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国家应该遵从惯例来反对富人的掠夺，因为假设没有了不公正，一些东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当作盗窃，那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蒲鲁东的语言，而不是他的精神，因为他的讨论始终是限制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崇拜物”（即死的事物还继续神秘地统治着活人）；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林木左右，因为林木只是客观地表现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一去人性化是《普鲁士国家报》给立法者建议的直接后果，这一建议认为：“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的来说，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最后，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的崇拜物这一信念与一个独立观察者认为林木是莱茵人的崇拜物这一看法，结束了文章。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震动。正如后来他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的讨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恩格斯后来也说道，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由于对莱茵议会的批评，《莱茵报》越来越大的成功激怒了政府，省总督11月给内务大臣写了一封信，说他打算起诉林木盗窃文章的作者。局势本已变得紧张，因为《莱茵报》10月份刊登了政府一项改革离婚法律的保密计划，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法律“基督教化”的第一步。这份报纸用三篇文章追根究底地对此进行了揭露，其中（12月中旬的）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他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的法律太个人主义了，而没有考虑家庭婚姻和子女的“伦理本质”。法律仍然“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但是他也不欢迎新的提案，因为新提案不是把婚姻当作伦理制度，而是当作宗教制度，因此它仍然没有认识到婚姻的世俗本质。

11月底，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柏林伙伴彻底决裂了。事情起因于卢格和诗人海尔维格到柏林的拜访，他们希望邀请“自由人”团体合作创办一所新的大学。卢格（他永远有点清教徒的味道）和海尔维格引起了这些有着放纵和挥霍观念的“自由人”团体的反感。据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事情，例如必须在理论上来消灭国家和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用什么来代替它们，不考虑要摧毁一切事物的关键事物”。11月25日，马克思通过刊登一份来自柏林的报道的形式，公开地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该报告的关键是摘自海尔维格寄给《莱茵报》的一封信。决裂是彻底的，几天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5)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茵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来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斯写道：“‘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到1842年12月为止，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查删去过一则关于对但丁《神曲》翻译的广告，理由是：神的事情不适于作喜剧的主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来注意审查重要的东西。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司责备，他就习惯地用这样的话对待日常工作：“如今是一块面包的问题。现在我的一切都吹了。”布洛斯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官员的故事，这是马克思告诉他的。“有一次，他被邀与妻子、待字闺中的女儿一起参加一个由省总督举办的盛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完成他的书报检查工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还没送到。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查官坐着马车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思租住处。当时快11点了。他使劲按铃，马克思从三层楼的窗子探出头来。‘校样！’检查官吼道。‘没有！’马克思朝下喊道。‘可是——！’‘我们明天不出报了！’于是马克思关了窗子。这个检查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1843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茵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摩塞尔的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遭受着竞争方面的巨大痛苦。当时这种境况已激起了很多公开呼吁，1842年11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况作了报道，其真实性立刻遭到了省总督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准备亲自证明该报道。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章，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有两篇在《莱茵报》查封前发表。这两篇发表的文章用大量的细节论证了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摩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6)

为了改善这些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进行公开争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

马克思一定感到《莱茵报》被禁的日子日益迫近。1842年12月24日，也就是宽大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德国一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抗议他原希望编辑的一份来自苏黎世的报纸在普鲁士被查封了。结果，海尔维格被逐出普鲁士，《莱比锡总汇报》被查封；1843年1月3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压力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意志年鉴》；1月21日国王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

此外，沙皇亲自向普鲁士政府抗议《莱茵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表示愿意辞职，而政府则是意已决。最后一期报纸的日期选定在1843年3月31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3月17日就辞职。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虽然后来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主要力量。到12月底为止，报纸的发行量已达3500份。3月18日，检查官圣保尔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整个事情精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了……我非常满意，今天我审查所用的时间还不及以前的1/4。”马克思毫无疑问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圣保尔写道：“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说：“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虽然他仍然在写作，但他确信自己的未来在国外：“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他已经决定移居到国外: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1)

我们打算去法国——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愿它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在旅行的终点我们将看到广阔的巴黎谷地，这是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这里有着永远新鲜的源泉。正是在巴黎，我们将经历我们的胜利和失败。甚至我们的哲学，这个我们领先于当今时代的领域，也只有当我们在巴黎提出充满了法兰西精神的论断的时候，才将注定能够胜利。

——阿-卢格

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感到自己又一次成了失业的知识分子。他迫切的事情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结婚。就新闻出版业来说，马克思在德国的多种选择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普鲁士政府作出压制新闻自由的决定，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上本已明显表现出来的分歧进一步发展到彻底的分裂的程度。那些在柏林受布鲁诺-鲍威尔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与政治运动相脱离。他们曾想象自己的影响很大，压制他们的观点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强烈反对。但当什么也没发生时，他们便逐渐把自己禁锢于纯理论批判，人为地放弃了直接影响政治的一切希望。卢格这一派的反应却不同：他们希望继续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对他们来说，出版自己的评论性杂志似乎仍然是最有希望的政治行动途径。因此，他们最初的想法是立足于苏黎世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出版社。弗吕贝尔是苏黎世的矿物学教授，他在1841年底为出版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激进诗歌开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他还出版过一份评论性杂志（海尔维格编辑），以等待时机成为《德意志年鉴》的后继者。1843年3月，海尔维格被驱逐出苏黎世，这个明显的空缺正需要有人来填补。苏黎世和巴黎一样，是德国移民的主要中心，因此对卢格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考虑到这些被放逐者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新的评论杂志把《德意志年鉴》的理论和《莱茵报》的更为直接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是明智的。卢格非常钦佩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兄弟路德维希:“马克思拥有很高的智力。但他对他的将来，尤其是最近的将来，感到极为担忧。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要请他来帮助我们继续办《年鉴》”。因此，当卢格1843年1月建议由他和马克思合作时，马克思热情地答应了。

很自然，马克思对该评论杂志的观点受到他对德国政治未来估计（即认为它是革命性的）的限制。1843年3月，他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他在一封给卢格的信中责备了卢格对德国未来的悲观看法，他写道（这封信刊登在两个月后即将刊行的杂志上）：“的确，旧世界是属于庸人的。但是我们不必把庸人看做一种人们一看见就要躲避的怪物……”“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当代德国的“庸人”本性，声称“只是因为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他已经开始设想革命的可能性存在于“思想者”和“受苦者”的联合中了：

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者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马克思对革命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坚决反对简单地延续《德国年鉴》。“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卢格开始时曾想采取系列小册子的形式，但马克思极倾向于进行更为有效宣传的月刊形式。因此，他和卢格决定要实践德法联合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曾为大多数青年黑格尔分子或者其他一些人在前两年提出。法国思想的影响使激进派有了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使得自由派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赫斯和魏特林曾在法国学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曾有力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哲学（如果希望有决定性效果的话），就必须把德国的头脑和法国的心脏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对这种前景充满了极大热情：“《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弗吕贝尔赞成出版这种品格的杂志，于是就开始了筹备工作。5月，马克思和弗吕贝尔在德勒斯顿拜访了卢格。卢格答应提供6000塔勒，弗吕贝尔提供3000塔勒，三人决定把出版地定在斯特拉斯堡。现在，马克思眼前的生活有了保障：作为杂志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550塔勒的薪水，另外还可以挣到大约250塔勒的出版税。

婚姻的问题终于提到日程上了。3月份他给卢格的信中曾写道：

……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由于燕妮异母兄弟斐迪南的到来，她家庭方面的麻烦增加了。斐迪南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普鲁士内务大臣。1838年他曾在特利尔被委以重任。也许是为了避免他的影响，燕妮和母亲很可能早在1842年7月就搬到了特利尔东面大约50英里的克罗茨纳赫疗养地。马克思3月份在那里见到了她，制定了结婚计划。

他一离开，燕妮就写信给他：

你现在对于我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可是，每当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的，我已看不见你的身影，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上，它栩栩如生，这样地忠诚，天使般温柔和美，沐浴在爱的伟大与智慧的光芒之中，这时，我真不知道，在我心灵的深处你是多么珍贵。如果你此刻能在这里，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恶意，我不会采取任何反抗的；我会温顺地低下头，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的那些谈话吗？我们那无言的嬉戏？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光，我的亲爱的，那时你是多么可爱，多么好，多么宽容，多么快乐！

信中还细心叮嘱了在新教教堂举行的婚礼，要买什么和不要买什么，1843年6月19日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了记。这一对夫妻的官方登记是：“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现住科伦；J.B.J.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两家的人，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在场，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属证婚人。

马克思和燕妮立刻外出去度了几个星期的蜜月。他们先是到了瑞士的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接着游览了巴登省，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燕妮后来讲了一个故事，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当时（并且一直是这样）有着多么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燕妮的母亲给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他们带在身边，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用这笔钱，他们旅途中乘坐马车，投宿不同的旅馆。他们看望了几个拮据的朋友，把箱子打开放在了朋友房间里的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就告罄了。

回到克罗茨纳赫后，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使马克思能够“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德法年鉴》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文章曾涉及政治问题，但他的方法，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曾极大地综合吸取了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论证方式。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批判方法，于是决定努力采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术语，尤其是《法哲学》的术语。当普鲁士政府显然不具备成为黑格尔所讲的“理性国家”可能性的时候，黑格尔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这种转向。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1842年3月，他写信给卢格：“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他接着说文章已经写好，只需要修改一下。六个月后，他还在谈论要在《莱茵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三个月对黑格尔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比他上一年纯粹逻辑—政治的方法要丰富多了。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2)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学的看法。第一个是他新近担任《莱茵报》编辑的经历。多年以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写道：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虽然这一论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在《莱茵报》的经历与海涅和社会主义者（包括赫斯）对自由派政治学的反对使他能够对黑格尔的批判在更大的程度上考虑进了社会经济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阅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简称《纲要》）对他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已经阅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声称宗教的信仰只不过是异化了的人的愿望和能力的反映）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卢格产生的影响那样大。但是《纲要》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它们1843年2月在瑞士发表，刊登在一本论文集中，但在审查时被从卢格的《德国年鉴》中删掉了。费尔巴哈在这些文章中把他看待宗教的方法应用到思辨哲学中，即神学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其神秘性并不比任何神学小）是它的最后一道理性壁垒。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并结束于无限，那么有限（即人类）仅仅是超人类的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神学的本质是超验的、外化的人的思想”。但是哲学不应从上帝或者“绝对”开始，甚至不应从作为“绝对”的宾词（predicate）的存在出发；哲学必须起始于有限、特定、现实，并承认感觉是第一位的。既然这种方法已经率先为法国人所倡导，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是“法德的混合血统”。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因此必须被摧毁。这产生于这样一种认识：“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主词，思维是宾词。思维源于存在，存在并不源于思维。”

费尔巴哈的《纲要》一出版（卢格寄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就读了，并且给卢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道路通过政治已经铺就了，但这是对当时流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质疑的政治。正是费尔巴哈的《纲要》使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定的颠倒。对马克思来说，1843年（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激进民主主义者也是这样），费尔巴哈是一位哲学家。马克思在1843年夏详细论述的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的每一页都显示出了受费尔巴哈方法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赋予他的批判以一种费尔巴哈所缺少的社会历史的维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点：他们都宣称黑格尔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正当关系。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分析实际的政治制度，以此揭示出黑格尔对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黑格尔通过说明现实是观念的展开，因此是理性的，来竭力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相反，马克思则强调理想和现实在世俗世界中的对立，把黑格尔的整个学说都归结到思辨范畴。以此，他意指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与经验现实并不一致的主观概念基础之上。

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与历史分析的启发，这部书稿是马克思以许多青年黑格尔派中非常流行的术语——“批判”为书名的著作（一直到并且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第一部。这个术语所表现的方法——反思和考察别人的思想——非常中马克思的意。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他在这部书稿（显然只是一部匆匆而成的第一草稿）中的方法是摘录一段黑格尔的《法哲学》，然后加一段自己的批判性内容。他在这里只论述了《法哲学》最后集中阐述国家的那一部分。按照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这是他整个努力调和哲学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人的自我意识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客观地展现自身。这些制度使精神获得完全自由，表现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系列组织中的社会道德使得这种自由的获得成为可能。家庭教育教人以道德自律，而市民社会则组织经济、职业和文化生活。只有社会组织的最高层——国家（黑格尔称之为“具体自由的实现”），才能够把特定权利和普遍理性结合成为客观精神发展的最后发展阶段。这样黑格尔就不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国家剥夺了这种本性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他自己的时代，以此拒绝把抽象的理想理论化，所以他认为他所描述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普鲁士表现出来了。

在注释中，马克思接着评论了君主制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力。按照黑格尔的论述，国家自我分裂为这些形式，所以它在每个情形中达到的想象中的和谐统一，事实上却是虚假的。

关于君主制，马克思主要批评了它认为人民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在民主政治（马克思这一时期喜欢的政体形式称谓）中，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表达。为了解释有关民主制与以前的政体形式关系这一观点，他运用了一个宗教的类比：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是……［道地的］宗教，是宗教的实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

在希腊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因素与社会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现代，政治国家才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马克思称为“真正的民主制”。这一概念可以概括为人道主义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中，自由的社会化了的人类是政治过程（国家等将在这一过程中消失）的唯一主体。

转向黑格尔关于行政权力的观点，马克思写下了有关官僚政治有意义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表明了他对国家权力下一个社会学定义的最初尝试，部分地反映了他自己在做《莱茵报》编辑时由于官僚风气所遇到的困难。黑格尔说过，国家通过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方式调和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方面：为了给国家施加压力，前者把个人私人利益集结起来；后者调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国家和私人利益。通过官僚机构，黑格尔意指一个通过竞争从中产阶级吸收的更高级的公务员团体。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委托给他们。他们之上的君主和来自他们之下的自治机关的压力来防止他们作任性的决定。

马克思开始就谴责了做这种调和的努力，认为这种调和并没有解决（最多只是掩盖了）历史性地被决定了的对立。黑格尔对中世纪等级的解体过程、工业的增长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作了很好的理解。确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道德写出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都几乎是直接地取自黑格尔。但是，黑格尔仍然是试图构造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所以他只是创造了更进一步的异化:已经在君主制中异化了的人类存在，如今在行政的，即官僚的权力增长中又进一步异化了。黑格尔所提供的是一种对官僚的经验描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伪装的。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声称的这种观点，即官僚是公正无私的，因此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他这样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虽然官僚的作用原则上是一个普遍的阶级，但他们通过建立起独立于社会的集团利益，实际上最终把它变成了他们私人的事情。因此，官僚，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在反对中世纪同业公会的斗争中，官僚机构必然胜利，因为每一个同业公会都需要官僚机构反对其他的同业公会，而官僚机构却是自足的。官僚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然后，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raisond’etre），它又使问题得以产生。官僚机构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一无所成。正是这个过程解释了官僚机构的一切特征:形式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它自身的目的与国家目的的一致性。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3)

马克思在一段话中总结了这些特征，其洞察力和敏锐性值得我们详细引述：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意义，即实在的意义和官僚式的意义，正如同知识（以及意志）也是两重性的——实在的和官僚式的一样。但官僚机构是根据自己的本质、根据彼岸的唯灵论本质来看待实在的本质的。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首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有其独特化的存在。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根本性批判同前几部分的批判一样：人类作为整体的特性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因此而代表现代政治生活虚幻普遍性的特定个人或特定阶级。

最后，马克思讨论了黑格尔关于立法权尤其是关于普鲁士等级的论述。按照黑格尔的论述，它构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介。马克思驳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事先假定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当作实体加以调和，因此这里蕴涵着问题的全部，因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验的现实性”。为了从历史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判，马克思1843年夏天并不是仅仅使自己沉浸在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理论中，他还对近代法国、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笔记，并且对公元600年至1589年做了长达80页的历史年表。这些阅读使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革命已经彻底摧毁了等级在中世纪中享有的重大政治作用，——黑格尔认为这些等级已足以代表市民社会，这样的思想已经过时了，这些思想表征了德国不发达的状况。黑格尔的概念框架以法国革命思想为基础，但他解决的方法却仍然是中世纪的，这说明德国的政治状况与它的哲学相比，是多么滞后。确实，就“等级”这个词中世纪的、现在仍然残存的意义来说，唯一的等级是官僚机构本身。快速增长的社会流动性使得旧时代起初依据需要和工作区分开来的各种等级不合时宜了。“在这里，唯一普遍的、表面的和形式的差别还只是城市和乡村间的差别。而在社会本身内，这种差别则发展成各种以任性为原则的不稳定不巩固的集团。金钱和教养则是这里的主要标准。”马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并表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他并没有做），即在讨论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观念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然而，他确实接下来在一个显示未来无产阶级在他思想中的重要性的评论中指出，当代市民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确切地讲来，是“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马克思这样总结他对黑格尔的反驳：“既然市民等级本身就是政治等级，那就不需要这种中介；既然需要这种中介，市民等级就不是政治等级……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这是最坏的一种混合主义。”

在黑格尔看来，全部问题都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对此马克思看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国家和市民社会继续分离下去，那么作为个体的一切人除非通过议员都不能参与立法，这正是“它们互相分离的表现，并且也只是二元论的统一的表现”。第二，如果市民社会成为政治社会，那么作为代表的立法权的重要作用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依赖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神学式分离。因此，人民应该争取的目标不是立法权，而是管理权。马克思用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他1843年夏如何勾画了未来的政治发展：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自己的议员来参与立法权，还是全体成员都应该单独地直接参加立法权。这里的问题在于扩大选举权，即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便使选举权尽可能普遍化。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

……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换句话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像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但是，这种抽象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它的消灭。市民社会确认自己的政治存在是自己的真正存在，这就使得不同于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市民存在成了非本质的存在；而互相分离的各环节中有一个环节脱落，和它对立的另一个环节也就随之脱落。因此，选举制的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取消这个国家，但同时也取消市民社会。

这样，马克思在这里得出了与探讨“真正的民主政治”时相同的结论。民主政治意味着普遍选举，普遍选举将导致国家的解体。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4)

很明显，从这部书稿来看，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基本原则，并以此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运用了费尔巴哈主词、宾词颠倒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很显然，未来的任何发展都将涉及人类社会属性的复归，而自从法国革命抹平了一切公民在政治国家中的差别并因此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之后，人类的这种社会属性就已经丧失了。虽然马克思内心深信社会组织不再会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在这里还没有对私有财产的消亡进行明确的论证，也没有清楚地论述各个阶级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他的这种实证思想的不精确毫不奇怪，因为他的书稿只不过是对黑格尔文本的一个初步考察；是他与同伴们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短暂的过渡阶段。况且，保存下来的这部书稿是不完整的，有一些计划中的论述要么是没有进行，要么是现在还没有找到。

一封马克思1843年9月写的、后来在《德法年鉴》发表的给卢格的信，很好地表达了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同时很好地说明了他赋予了他所称作的“意识改革”多么大的重要性。他写道: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确定的是包括各种各样共产主义体系在内的一切教条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

……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种想像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

在德国，这种人类本质的实现首先依赖于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因为在那里，正是它们成为兴趣的焦点；现成的体系是没有用的；批判必须把当代的思想作为出发点。马克思用一种使人想起黑格尔的关于理性在历史中进步的论述术语，宣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理性的目标已经内在于任何一种实际的或者理论的意识中了，正等待着把它们揭示出来的批评家出现。

这样马克思同意从实际的政治斗争出发，解释这些斗争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关键是要通过灌输对宗教和政治问题的纯粹人性因素的认识，来剥去它们的神秘性。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这种通过“意识改革”的救赎观念当然是很唯心主义的。但这不过是当时德国哲学的一种代表。马克思十分留心激进派中的思想混乱，在完成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卢格：“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正是巴黎的这种思想氛围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政治领域。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1)

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评论黑格尔政治学的时候，卢格一直忙于《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为了筹集资金，他试图在德国贷一大笔款：当这种努力彻底失败之后，他自己实际上承担了出版的所有资金。他们把斯特拉斯堡（他们以前中意的）作为出版地遭到了拒绝，于是弗吕贝尔提议他和卢格一起到布鲁塞尔和巴黎，研究作为出版地哪个城市更适合。7月底卢格向西出发，在克罗茨纳赫停留了一下看望了马克思，然后在科伦与赫斯和弗吕贝尔会合，一起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也不令人满意，因为虽然此地对新闻出版管理相对宽松，但城市太小了，而且缺乏政治精神。因此8月（1843年），赫斯和卢格继续到了巴黎，准备把那里作为《德法年鉴》的出版地。

要吸引撰稿人，尤其吸引志同道合的撰稿人是困难的：卢格和弗吕贝尔两人都非常积极地努力使德国人参加，但自由派作家拒绝了；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只有布鲁诺-鲍威尔答应撰稿（最后甚至连他也什么都没有写）。这样，撰稿人只剩原先通过弗吕贝尔的苏黎世出版社与他相联系的那些人了：赫斯、恩格斯、巴枯宁和海尔维格。他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赫斯和巴枯宁声称他们本人的标志是博采众长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而弗吕贝尔、海尔维格和卢格则暧昧地称自己是民主主义，强调公众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法国的影响增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意识，“激进主义”的口号开始让位于更为专门的政治术语——“民主政治”。但是卢格几个人在一起不过是希望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一步运用到政治上去；他们最喜欢的词是“人道主义”。而费尔巴哈本人则不愿意合作。马克思认为谢林在法国人中享受着很不恰当的声望：就在离开克罗茨纳赫前往巴黎之前，他就给费尔巴哈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撰稿批判谢林：

……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现的模拟像，而一旦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然而，费尔巴哈回答说，在他看来，从理论转向实践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理论仍然需要完备；他不客气地告诉马克思和卢格：他们对行动太缺乏耐心了。

所有的《德法年鉴》撰稿人至少都在这一方面团结起来了，即认为巴黎是避难所和令人鼓舞的地方。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已经使巴黎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无可争议的中心，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期望是合理的。路易-菲利浦的“资产阶级王朝”正走上穷途末路，并且变得日益保守；书报检查的法律曾在1835年变得更加严格；从1840年开始，反自由主义的基佐就控制了政府。但是政治活动在半秘密的状态下并没有丝毫减弱，那里有各式各样混乱的带有想象的党派、沙龙、报纸，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卢格一到达巴黎，就在赫斯的带领下开始进行联系，赫斯从做《莱茵报》的法国通讯员时起，就非常熟悉这里的政治环境。卢格对他的沙龙之旅的评述是一连串的误会。每一个团体都认为另一个落后一百年。令法国人诧异的是卢格好像对共产主义几乎一点也不熟悉，而同样令他们惊奇的是，他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倡导者，而这些是1789年以前法国的思想口号。对卢格来说，他不能理解法国人怎么还这么依赖宗教，而德国哲学曾花费很长时间的努力才从中摆脱出来。拉马丁先是把《德法年鉴》的观念描述为“神圣的”和高尚的，但后来一了解到它的革命性质时，就拒绝撰稿了。列鲁专心于发明一种新的印刷机。卡贝对卢格的无神论感到震惊，并缺乏共产主义承诺。孔西得朗也疏远了，因为他怀疑这份杂志会倡导暴力。蒲鲁东不在巴黎。这样，虽然尽了一切努力，《德法年鉴》似乎还是没有一份法国人的稿件。到11月，卢格甚至开始为他的德国撰稿人数太少而担忧起来:海尔维格正在度蜜月；巴枯宁从苏黎世被逐出后正在过漂泊的生活。这种空缺为答应撰写几首诗的海涅（他在法国停留的时间里，已经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还有斐迪南-布兰斯所弥补（在他成为《曼海姆晚报》的编辑之后，最近又被从巴伐利亚驱逐）。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到达巴黎。燕妮带着4个月的身孕，跟随他来到这里。他们先租居在瓦诺街23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区，是许多其他德国移民聚居的地方。马克思一家来到之前，卢格已经租下了瓦诺街23号的两层房子，当时德国社会主义作家领导人G.毛勒也住在这里；《德法年鉴》的“办公室”在瓦诺街22号的第一层。卢格先前曾写信给马克思描绘了他以傅立叶思想为基础而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计划：他邀请马克思一家、海尔维格一家和毛勒一家加入到他和他妻子的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爱玛-海尔维格匆匆浏览了当时的情况，就立刻拒绝了：“卢格的妻子，一个小巧可爱、美好但毫无个性的萨克逊人，怎么能与有着极高智力、还比她有着更为远大抱负、更多学识的马克思夫人很好地相处呢？海尔维格夫人，这三个女人中最小的一个，才刚刚结婚，怎么能过这种共同体的生活？”马克思和燕妮也没有待很长时间：不到两周，他们便搬到了31号；接着12月份最终定居在瓦诺街38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开巴黎。马克思还从克罗茨纳赫带来了标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上一个夏天阅读有关法国和美洲书籍的精华。其中心论题还是当代国家从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自由主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当时在普鲁士正引起普遍的兴趣，那里从1816年来，犹太人享有的权利一直远远低于基督徒。马克思有段时间曾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早在1842年8月，他曾请奥本海姆给他寄去《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的所有反犹太的文章。海尔梅斯支持在德国对犹太人实行某种种族隔离。马克思几乎没有用这些材料，但1842年11月，鲍威尔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决定通过写一长篇详细评论的简捷途径，展开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鲍威尔在他的文章中宣称犹太人与基督徒为了能够生活在一起，他们必须放弃分离他们的东西。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同样地没有人权：因此不仅犹太人而且所有人都需要解放。在专制制度下，公民权是难以想象的。当公民等级、政治等级和公民特权、政治特权被消灭，所有人在一个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都享有平等权利的时候，宗教偏见和宗教的独立性才会消失。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政治权利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社会不能仅仅通过把政治领域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治愈自己的疾病。马克思引证了几个权威资料表明了北美宗教实践的程度，接着写道：

既然我们看到，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末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在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形式的时候抛开了政治国家在宗教方面的无能，但实际上也批判了它在宗教方面的无能。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2)

因此，政治从宗教中获得解放并没有把人从宗教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不一致。例如，国家本身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而公民可能仍然受到宗教的限制。鲍威尔没有认识到的是，他所提倡的政治解放体现了一种类似于他刚刚进行批判的宗教异化的异化。人类解放，因为它要通过国家的中介，所以仍然是抽象的、间接的、部分的。“即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着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地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的。宗教就是间接的通过一个中介物对人的承认。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物。”

这与私有财产的情况类似：就美洲宪法宣布选举并不需要财产的限制而言，它已经消灭了私有财产。但是，这远没有真正地消灭私有财产，而实际上正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结果，人类存在被深度地分裂了：

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但是，政治民主并没有受到谴责，因为它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就它把人当作基本原则，把人看作至高的君主这一点而言，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然而这不幸意味着：

人，作为表现出来的无教化的、非社会性的人；在其偶然性存在中的人；作为起源和发生的人；作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腐化了的人类；迷失自我的人；屈从于非人环境的控制的人；——一句话，不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的人。基督教的幻想、梦想以及对一种必然性的基础性的设定（即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是一种与人自身分离的异在于人的最高权力），在民主政治中变成了可感知的现实和世俗化的箴言。

在表明宗教与公民权有更多的一致性之后，马克思现在与鲍威尔拒绝承认犹太人的人权要求展开了论争。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要求普遍的人权，因为他们特定的、独有的宗教必然使他们的要求都归于无效。马克思通过考察法国和美国的宪法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首先，他论述了公民权与人权的区别。公民权是政治秩序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人参与到国家的普遍性质中表现出来，正如上文表明的那样，它绝不以消灭宗教为前提。这种权利反映了人的社会本质——虽然是以完全抽象的形式——对这种本质的要求将导致人类的解放。一般讲来，人权并不如此：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分离的表现，丝毫不具有社会性。例如在法国1791年和1793年的宪法和新罕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宪法中，人权并不排斥实践中信仰宗教的权利；恰恰相反，它公开承认这种权利。马克思引证条文对此进行了证明。

接着马克思问道：为什么这些权利被称为人权呢？因为这是被当作市民社会成员的人的权利；为什么市民社会成员与人是一致的呢？因为人权是自私自利的、是反社会性的。这是谈到的所有宪法的实际情况，甚至包括最为激进的宪法；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使“人”屈从于“公民”。他们所宣称的一切人权都具有这种相同的特点。例如，自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财产权，就是任意地、不受他人限制地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平等不过是以上描述的自由的平等权利，安全性是利己主义的保证。

这样，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都没有脱离市民社会成员的团体。马克思总结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为详细的分析，说明了政治解放涉及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但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并没有带来人类解放：“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马克思在论述的结尾宣称：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还对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做了极为简短的评论，鲍威尔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海尔维格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鲍威尔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比基督徒离解放更远：因为基督徒只需要放弃他自己的宗教，而犹太人却还要放弃他的宗教的完成形式——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徒要获得解放只需要一步，而犹太人要两步。针对鲍威尔对这一问题的神学表达，马克思在争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在文章第一部分已涉及的问题：宗教是这个污浊的、自私自利世界的精神的虚伪外表。对马克思来说，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已经变成了为消灭犹太教而需要克服特殊的社会因素这一问题。他把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定义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把犹太人的世俗偶像定义为做生意，把他的世俗上帝定义为金钱。马克思得出结论：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

但是，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这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基督教世界已经充满了实际的犹太精神。他们名义上的政治权利的丧失对犹太人并没有影响，因为在实际中犹太人运用着巨大的金融权力。“犹太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实际需要，这种实际需要的上帝是金钱——犹太人的世俗化了的上帝：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下去，但是，它在实际中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站立在市民社会和基督教世界核心之处了：

犹太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因此，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现在已经解体并还原为犹太教。

马克思在结论中概述了他不久将详细论述的异化劳动的思想：

……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同样，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3)

大体说来，这篇文章引发了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是反犹太的。如果匆匆地不作思考地阅读一下，尤其是较简短的第二部分，会有这种令人不快的印象，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沉湎于反犹太的评论——但都没有像在这里具有连贯性，也确实是这样。他本人也作为一个犹太人被他很多最为强劲的对手卢格、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攻击过；但实际上，不论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还是他的私人信件中，都没有犹太人自我意识的痕迹。马克思在科伦发生了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态度：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这是马克思1843年3月给卢格写信中提到的内容。马克思愿意帮助科伦的犹太人，这表明与其说他的文章真正针对犹太人——不论是作为一个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是（在更小程度上）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倒不如说是针对与犹太人普遍联系的粗鄙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德语犹太人（Judetum）还有“商业”的意思，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而且，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马克思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包括对作为拜金主义体现的犹太教的抨击——几乎是逐字地取自赫斯的文章。而赫斯是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的文章《论金钱的本质》曾交给《德法年鉴》刊登，但还没刊登出来这份杂志便停刊了。）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写于他到达巴黎后，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在那里对于阶级的发现对他产生的巨大冲击，而以后他一生都致力于这个阶级的解放。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有几乎10万的德国工人移民。有些人到这里来提高各种不同行业的技艺；有些人来到这里仅仅因为他们在德国找不到工作。这立刻打动了马克思：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艺者组成协会时，教育和宣传都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但是，联合的行动创造一种新的需要——结社的需要——似乎是手段的东西成了目的。当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这种实际发展的最惊人的结果。抽烟、吃喝都不再仅仅是把人聚在一起的手段。公司、协会以及也将结社作为自己目的的招待会，对他们说来都足矣；人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一种现实，人的尊严从他们劳累的身躯上向我们投射出来。

马克思参加了法国大多数工人协会的会议，当然还是比较接近德国人的，尤其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德国人的秘密社会组织中最为激进的一个，主要由移民来的手工业者组成，目标是把“社会共和政体”引进德国。马克思与它的两个领导人关系密切：一个是医生艾韦贝克；另一个是毛勒，他曾是卢格昙花一现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成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

虽然马克思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坦率地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命运，但第一部分只是重述了旧的论题。它是要修改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事实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概述的几个论点已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得以论述。因为只是一篇导言，所以它具有摘要的性质。导言用一种反映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顺序排列了主题: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革命的。总体讲来，导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想起1848年的《共产主义宣言》。

这篇文章的所有要点已经包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了，但有一个在当时极富创新性的强调，即把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解放者加以强调。虽然整篇文章写于巴黎，但是却明确地指向德国及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据此，文章从宗教开始，接着进入政治——这两个在德国最为紧迫的问题（依据是他1843年9月给卢格写的一封菜单式的信件）。

马克思以关于宗教的极为精彩的段落为开头，总结了从施特劳斯到费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工作。他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后面的这句断言无疑依据于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在德国，宗教是普鲁士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必须先推倒宗教才能考虑政治的根本改革；第二，更广泛地讲来，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异化的极端形式和任何世俗化过程的起点，这给他提供了对其他异化形式批判的样本。但是他与费尔巴哈又有区别：宗教不仅仅是一个还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把宗教元素还原为其他更为基本的元素的问题。人的宗教的虚假意识和世界本身是存在的，因为人和世界被彻底毁坏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不完善的物质世界必要的理想主义补充，马克思使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性语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马克思接着用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比喻表明宗教既是这个社会深处病症的反映，又是对它的抗议。然而，由于宗教同时为社会的罪恶作着辩护，所以它妨碍着对社会罪恶的清除。因此，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并不多（恩格斯的论述很多），这是他所有著作中对宗教最为详细的阐述。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宗教是异化的人的幻想——与他早期的思想完全一致。（后来，对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论述占据了非常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宗教重要，同时又不重要:重要，是因为它提供给人纯精神的补偿——使人们从改善物质的努力中转移出来；不重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宗教的真正本质已经被他的同伴——尤其是费尔巴哈——完全揭示出来了。宗教只是附属的现象，它依赖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值得进行独立的批判。

有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还有一些人试图宣称马克思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虽然这在他们的话语内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却把问题搞混了。这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基督教的救世历史的相似之处的人常用的手法，但一些人认为谢林或者黑格尔把这种传统世俗化为无神论的或者哲学的发现之后，马克思就接受了这种传统。的确，马克思认为当时德国的宗教为一种教条的、超越精神的路德教所支配，但是，他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宗教”的，他的反对是彻底的。与如此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不容忍任何妥协。他坚持认为无神论与人道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确实，考虑到他提出问题所用的术语，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当然，为了把马克思变成一个不管别人阻拦（malgrelui）的信仰者，改变“无神论”的意义是合理的，但是这样过多地抹杀了区别，会把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接着马克思从对过去批判的总结及它所取得的成就转向了现代的发展：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4)

因此，批判必须转向更深层次的异化，即政治异化：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这段导言之后，马克思的文章由两个部分组成：对德国政治的反动性和德国哲学的进步性之间差距的分析；由这种明显的差距引起的革命可能性。马克思开始指出，甚至对德国现状的必要否定也是一种时代性错误，而且这种必要的否定仍将使德国还落后法国50年。

不错，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照进行。我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的君主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

马克思论述道，但事实上，德国在一个方面站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并给德国提供了彻底革命的机会，这就是它的哲学。所有的《德法年鉴》的撰稿人都有着这样的观点，这使他们在法国人看来好像是传教士；自从海涅在《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写于1835年）中提出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政治具有相似性并预言结果将会是一场德国的彻底革命之后，这种观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流行着。为了站在当代问题的核心之处，必须进行批判的正是德国哲学。在德国，只有政治哲学站在时代的前列。

接着，马克思通过指出在他看来并不十分正确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第一派，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称之为“实践派”。

……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第二派，具有理论派的特征——马克思意指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追随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

鲍威尔哲学，由于它拒绝任何与现实的调和，所以是非辩证的，并且注定是毫无效果的。马克思提出的是他所反对的两种观点的综合：与现实的调和，即在哲学实现自身的同时，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这类似于他后来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如果不是更早，也是从博士论文开始，他就一直从事一个问题的研究：哲学的世俗化。从1838年希茨科夫斯基的《实践》到1843年赫斯的《行动哲学》，这个主题成为黑格尔弟子关注的中心，他们这样是为了能够紧紧抓住时代的问题，竭力冲破老师的体系。正是沿着这条思路，马克思看到了解决德国政治问题的唯一的可能道路。

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接下来转而考察了革命的可能性，这一革命通过使德国首先达到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解放，从而不但消除德国的滞后状况，而且还使它跻身于欧洲各国的前列。因此，马克思这样提出问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以初步回答的方式扼要地总结了他以前的结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对德国来说，路德的理论革命——宗教改革已经表明了“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当然，这一革命是不彻底的：路德只是把人的宗教意识内在化了，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但是，虽然新教还没有发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但至少它对问题的表述是正确的。德国现代的状况类似于这一宗教改革之前的状况；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哲学取代了神学的位置，结果是人类解放取代了只发生在宗教领域中的解放。

在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后几页中，马克思从他对德国状况忧郁的评论中得出了乐观的结论：与法国相反，德国的革命不是部分的，而必须是彻底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与哲学的联盟中，才能完成这一革命。马克思开始论述了似乎在阻挡着德国彻底革命的一些因素。“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的产生，看来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但是正是德国不完善的政治这种现实，预示了等待着它的那种未来：“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不摧毁政治现状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对德国来说，乌托邦式的空想不是解放全人类的、彻底的革命，而是部分的、纯政治的、“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马克思接着明显地以法国革命为范例，论述了纯政治革命的特征：

……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任何一个阶级要想在社会中扮演这个“特殊地位”的角色，它必须——

……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

对一个阶级而言，为了能够居于解放者的地位，就必须有阶级的两极分化：

……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parexcellence［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正是1789年前法国的情形，当时，“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5)

德国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因为那里每个阶级都没有凝聚力，并缺乏置自己于社会消极代表这种角色的勇气；每个阶级也都缺乏把自己同于广大人民的想象力。阶级意识产生于对较低阶级的压迫，而不是产生于对自上而来的压迫公然的反抗。因此德国是不可能获得进步的，因为每个阶级都把精力投于多个战线：

……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因为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陈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

接着马克思对他一直详细论述的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不同做了总结：

在法国，只要有点什么，就能占有一切；在德国，只有一无所有，才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conditiosinequanon［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由应该由逐步解放的现实过程产生；在德国，却应该由这种逐步过程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已不使这个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德国则相反，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强迫它，它一直也不会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自己实现普遍解放的能力。

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对于他观点形成的重要作用。莱茵地区——他出生和度过早年时光的地方——直到1814年一直是法国的领土，曾享受法国革命带来的好处。在这场革命中，市民解放成为真正的体验，而不是只能远远嫉妒地观望的外国人的所有物。对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法国革命（TheFrenchRevolution）就是指这场革命，马克思和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一直把自己与1879年的革命英雄们相比。正是在1843年夏通过阅读法国革命的历史，他看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将近文章的结尾，马克思总结式地提出问题：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回答是：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明显而关键性的问题，即马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原因。一些人宣称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级是非经验的，这样如此描述的最终根源是黑格尔哲学。例如，这种观点一直坚持认为“对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作用的考察是通过一种纯思辨的方式得到的，这种方式就是‘颠倒’黑格尔建立起的客观精神的两两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人宣称黑格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德国新教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基础框架是基督教的救世观念——无产阶级扮演了以色列的受难仆人的角色：

通过黑格尔，青年马克思显然是毫无意识地与构成犹太—基督教传统基础的救世思想连在一起了。构成这种救世思想的框架有：通过一个特定的群体整体得救的思想，拯救贫困的问题，对奴役人的不公正的反抗，以及解放的宽恕。无产阶级能够带来普遍的拯救，它扮演着类似于《圣经》启示中救世主团体或者个人救世主的角色。

或者可以表达得更直接些：“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反映着普世性基督的观点，这一点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所证实，即他一直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一种苦难的、变得一无所有的境况下，确切地说在它成为普遍性的这一点上才存在——当然，这是马克思的神的神性放弃的变换形式。”另一些人宣称，既然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经验的基础，这就表明他的观点源于对无产阶级境况的道德上的义愤。

上述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至少从总体上的解释是如此。马克思宣称了无产阶级的关键性作用，这是他前面扼要论述的对法国革命分析的当代应用，当时他谈到了社会的特殊等级，认为这个特殊等级“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无产阶级现在居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无产阶级能够回应西耶斯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因此，文章的脉络表明了无论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运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宣传语言，他对无产阶级作用的论述都是取自于他对法国革命的研究。

当代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华融入了这一历史基础。马克思和巴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毗邻而居、并肩工作已经3个月了。他文章中的有关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不为青年黑格尔派团体所独有，而显然是巴黎老生常谈的事。

马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可以直接归因于他亲身接触了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他早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例如魏特林、赫斯也是这样。马克思现在不是为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编辑报刊，也不是坐在克罗茨纳赫从事研究，而是站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心脏。他与G毛勒居住在同一栋房里。毛勒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就开始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氛围中。毫不奇怪，周围的环境迅速影响了他。

马克思承认他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在德国才刚刚出现——的确，14岁以上的工厂工人在男性总人口中不足4%。它的特征并不是天生的贫穷（虽然这也起部分作用），而是这种贫穷是人为制造的，尤其是中产阶级解体造成的。无产阶级将通过私有财产的否定带来旧社会秩序的解体，它本身就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哲学最终正是在这个阶级中实现自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一革命的信号将从法国传来：“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6)

第一期双月刊《德法年鉴》也是它的最后一期。政府在普鲁士对新闻报道进行压制，尤其大力禁止妨碍治安的出版物输入。普鲁士明确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德法年鉴》中的几篇文章都明显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德国当局的反应是迅速的：杂志在普鲁士被禁，数百本杂志在边境被查封。当局下发了对马克思、海涅、卢格的逮捕令；于是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避难者。《德法年鉴》在法国也没有获得成功；没有法国的撰稿人，它几乎没有引起法国媒体的注意。弗吕贝尔退出了这项事业，这一方面因为他不愿冒损失更多钱财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他不喜欢开头一期文章中革命的调子。然而，两位并肩工作的编辑日益加大的观点分歧决定了《德法年鉴》的最终命运。卢格在杂志就要出版的前几周生病了，绝大部分关键性的编辑工作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卢格非常沮丧地看到整个《德法年鉴》给人的整个印象与他自己模糊的人道主义的前言迥异；他欣赏马克思的文章，但认为他过分追求辞藻和警句风格。另外还存在一些财政问题：卢格提前付给了赫斯稿酬，而实际上赫斯后来没有写成文章，卢格立刻把钱要了回来——这使得拮据的赫斯很恼火（他还得知卢格刚通过在铁路股份上的投机买卖幸运地赚了一大笔钱）。马克思敦促卢格继续出刊，卢格拒绝了，他只送给马克思几本《德法年鉴》，算是支付了稿酬。但是，马克思1844年3月中旬收到了1000塔勒（大约是他做副编辑年薪的两倍），他的财政问题再一次解决了，这些钱是由荣克提议，以前《莱茵报》的股东寄来的。

1844年春天，马克思和卢格的关系仍很密切。导致他们最后决裂的是马克思公开接受了共产主义以及他不羁的生活作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但在1844年春，他明确地采用了这一术语作为对自己观点的简短说明。卢格不能容忍共产主义。他充满抱怨地给他的母亲（他经常因为财政拮据频繁地看望她）写信：“他们希望通过把人变成手工业者、通过公平地重新分配公共财产从而消灭私有财产的方式解放人；但是他们现在把最为重要的东西依附于财产，尤其是金钱……”他进一步写道，他们的观念要“导致一个警察国家和奴役状态。为了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把无产阶级从苦难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他们幻想有一个组织把这种苦难普遍化，让所有的人都来承担这种重压”。卢格有着强烈的清教徒色彩，这激怒了马克思这个奢侈逸乐的伙伴。诗人海尔维格最近与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结了婚，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正如卢格所述：

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转到海尔维格和达古女伯爵的关系。我那时恰在致力于重新启动《德法年鉴》，对于海尔维格的生活作风和懒惰感到异常愤怒。我数次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浪子，说结婚时，他应该知道他在做什么……马克思什么也没说，友好地离开了我。但是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海尔维格是一个天才，他前面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并说听到我那样把海尔维格看成一个浪子他很生气，又说我心胸狭窄，缺乏宽容……他不再和我合作了，因为我只对政治感兴趣，而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通过对卢格写的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篇文章的尖锐批评把他们的分歧公开了。几千名纺织工人打碎了新引进来的降低了他们工资的机器，被残忍地镇压了。卢格的文章批评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前进报》上对待社会问题的家长式作风。《前进报》是新的双周刊物，它当时已成为（这主要归功于其主编卡-路-F-C-贝尔奈斯的才华）德国移民激进言论的一个主要论坛。贝尔奈斯近来刚从巴登逃亡过来，是一个颇为机智的杂志人；为了揭露德国保守新闻的荒谬，他曾发动一个事件：他一个星期就能使他们刊印50条显而易见的愚蠢之行；他赢了，就把这些条款以书的形式重新刊行。卢格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反对纺织工人的起义具有直接重要性这一观点；他说，任何社会的起义在德国都不能成功，因为其政治意识十分低下，而社会改革是起源于政治革命。

马克思1844年7月底在《前进报》上公开回应了他。他把纯粹非现实性的作用与纺织工人的行动连接在一起，以赞赏的态度把他们起义的情况与英国工人起义的情况作了对比。政治意识并不足以解决社会贫困：英国有非常发达的政治意识，但它却是一个拥有着最广泛贫困现象的国家。英国政府拥有着任意可供取用的极大数量的信息，但是在通过关于贫困的法律两个世纪之后，仍然找不到比济贫院更好的办法。法国也是这样，国民公会和拿破仑都曾努力地消灭过赤贫，但都失败了。因此这种错误并不在于像卢格认为的那样国家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方法是不能在这种或那种政治计划中找到的。这种错误正存在于政治权力性质之中：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国家一方面承认社会疾苦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疾苦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就是归咎于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生活，或者归咎于应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的不妥当的措施。例如英国就认为贫穷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人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却又认为赤贫的原因在于穷人的意志不好，正像普鲁士国王认为原因在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而国民公会认为原因在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可疑的思想方式一样。所以英国就惩罚穷人，普鲁士国王就规劝富人，国民公会就砍掉私有者的头。

因此，国家要消除其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它自己，因为国家越是强大，它的政治理智越是发达，它就越不会到国家自身中去寻求社会疾苦的原因。马克思又一次用法国革命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7)

这样，对马克思来说，恰恰不是“政治理智”起着重要作用。西里西亚起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起义，因为它显示出了更为发达的阶级意识。在对魏特林的著作以及蒲鲁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著作进行一番赞赏性的比较之后，马克思又重申了《德法年鉴》中他对无产阶级作用和彻底的革命可能性所作的预言：

……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能力是典型的，可是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

马克思以他对社会变化研究作的一个简明总结结束了文章：

……社会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整体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即使只在一个工厂区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乃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我们看到，它是从各个真正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那个离开了个人就会引起他反抗的共同体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实质。相反地，革命的政治精神就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统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状态。政治精神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脱离真正的生活……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

因此，卢格的社会革命必然有一个政治灵魂这样一种观点与真理是相对立的：

……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

这场争论标志着与卢格关系的彻底结束。虽然马克思继续与海尔维格保持着友谊，但也没有持续多久。马克思不久就承认卢格的责难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海尔维格腐化的性格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的伤感不可能与马克思的气质和思想协调起来。对于马克思的气质和思想，当时海尔维格写道：“他是最后学究的完美化身。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和伟大的学者，他知道这个世界较多地在于理论，而不是实践。他完全清楚自己的价值……他对对手的讽刺具有刽子手刀斧的冷静锐利。”对海尔维格不再抱希望之后，马克思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和海涅在一起。马克思一被逐出巴黎，就宣称他本人因离开而悲伤怀念的唯一的一个人是海涅。

1830年革命之后，海涅马上就把巴黎当作自己的根据地。海涅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其他很多文化名人中还有缪塞、维尼、圣伯沃（SainteBeuve）、安格尔和肖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还深深地为圣西门以及后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吸引。海涅苦于自己的著作在普鲁士被查禁，认为共产主义的成功不可避免，但是害怕群众的胜利和“这些忧郁的反传统者将破坏我的月桂树林和种植马铃薯的时间”。他与马克思的友谊与他大多数最好的讽刺诗的诞生是在同一个时期，据诗文叙述，马克思曾用下面的话鼓励他：“抛开你对爱没完没了的抱怨，显示出讽刺诗对待它的真正方式——用鞭子！”据爱琳娜记述：

有一段时间海涅每天拜访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妻子，给他们读他的诗歌并听取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和海涅没完没了地修改十行的小诗——推敲每一个词、修改、润饰，直到完美的程度，除掉每个雕琢的微小痕迹。极大的耐心是必需的，因为海涅对任何形式的批评异常敏感。有一次海涅实际上是含泪拜访马克思的，因为一个平庸的作家在一本杂志上攻击了他。接着马克思以极高的策略向他的妻子说明海涅的情况，她的善良和智慧会很快使这个沮丧的诗人恢复理智。

海涅还以救了马克思家第一个婴儿的性命而著名：一天，他到了马克思家里，看到孩子在抽搐，父母不知所措；他马上建议用热水浴，自己准备了热水，并给孩子洗了澡，孩子马上苏醒过来了。

马克思也用大量的时间与俄国贵族移民团体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在那些日子给他“捧场”。这包括他后来的对手巴枯宁，马克思对他的言辞似乎有些友好。说起波兰的希茨科夫斯基伯爵就不一样了，他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始时写过一本神学著作。马克思后来回忆道:“他令我厌倦，以至我不会也不能看到他后来做的任何事情”。马克思实际上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例如路易-勃朗，特别是和蒲鲁东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蒲鲁东后来也成为他的对手，其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志已使他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马克思后来宣称，他要为教给蒲鲁东德国唯心主义负责：“在一些常常通宵达旦的讨论中，我给他灌输了大量的黑格尔哲学；再者，他的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德语，所以不可能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最多可以说马克思和巴枯宁都有着这个显著的共同之处。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1)

马克思怀着热情浸入到深刻的思考中。无论卢格如何不赞成他所认为的马克思毫无条理的生活、他的嘲讽和骄傲，他都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勤奋工作的能力。

他读了很多书，工作异常勤奋。他有批判的天分，有时这种天分会堕入纯粹的辩证法游戏，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兴奋、更激烈，特别是当他工作病倒，连续三夜，甚至四夜都没有休息时更是如此。

马克思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学，然后计划研究国民议会史；“他一直都想写点关于他新近读到的东西，但是他仍一直在不倦地阅读，做新的摘录”。如果马克思真写了关于黑格尔政治学或者国民议会的东西，那也没有保存下来。然而，马克思在七八月间却有一段安静时期，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5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随母亲的名字叫燕妮。孩子病得厉害，于是燕妮带着她到特利尔待了两个月，让家人看看孩子，并听取她年迈医生的建议。在妻子和孩子离开期间，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年手稿》为人所知，它（1932年全部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一最重要的著作。保留下来的手稿的四个部分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虽然是一种不完整的形式。第一手稿——27页的长度——主要是关于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摘录，接着是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思考。第二手稿是一个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4页纸的片断。第三手稿长达45页，包括对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劳动产品和分工分析的片断以及一段对金钱的简短分析。第四手稿有4页纸长，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

手稿整体上是一部较大著作系列草稿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的一部分经过很多修改，1867年以《资本论》问世。在序言中，马克思概述了这一著作，揭示了他为什么没有按照以前所说的（在《德法年鉴》中）要出版一本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著作：

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

因此，他打算用单独的“小册子”论述不同的主题，这包括法律、道德、政治。首先从政治经济学开始，最后用一本综合性的著作表明各个论题之间的关系，批判性地和思辨地对待物质世界。关于这一终生的计划，马克思从未跨出第一步:《资本论》及其以前的著作。

从1843年秋起马克思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到1844年春为止，他已经阅读并摘录了从17世纪晚期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到詹姆斯-穆勒、萨伊等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还提到他受惠于未指明的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其自己同时代伙伴，例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把对它的摘录放在了《巴黎笔记》的前面。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谴责私有财产和由它引起的竞争精神。周期性危机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必然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并使阶级斗争加剧。科学和技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只能服务于加大工人所受的压迫。

马克思后来称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为“天才的大纲”，并在《资本论》中数次加以引用。对它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恩格斯（与赫斯一样）原本就把自己描述为费尔巴哈的学生；很自然，在马克思所有的《巴黎笔记》中，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也占据着完全核心的地位。实证的批判以及以此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实证的批判得以建立起来了，马克思宣称，其基础是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的发现。“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马克思的第一手稿主要是关于经济学的，开头是对他当时正在阅读的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解释。他把摘录分成工资、资本和地租三个部分。马克思把纸张分成三个竖栏，每个部分占一栏。第一部分摘自亚当-斯密的著作，摘录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斗争对工资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将工人降低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是胜利者：如果社会财富在减少，遭受最大痛苦的正是工人；如果社会财富在增加，那么这就意味着资本在累积，劳动产品与工人异化加剧。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论述人类与它论述诸如房子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术语。政治经济学不阐述“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留给了其他学科。马克思继续写道：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马克思对以下三个资料集中作了系列摘录：首先摘录了德国作家威廉-舒尔茨关于工人贫困的论述，关于机器非人性化结果的论述以及关于女工和童工人数的论述；其次摘录了康斯坦丁-贝奎尔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强压给工人的依赖性和附属性；最后摘录了欧根纳-毕莱关于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受剥削的论述。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第二部分的“资本的利润”标题下摘录了几段文字，先摘录了亚当-斯密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然后描述了资本家从工资和原料中获取利润的手段，能够激励资本家的动机，以及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第三部分是关于地租的，马克思叙述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相似性：结果将是他们之间差别的消失，社会只被分成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封建社会以来土地产权的特性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无论是保留大地产，还是大地产被分成若干小地产，都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在手稿的后面，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被古典经济学家奉为神圣的“新教道德”：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

马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了手稿，不再以三个平行的栏写作，而是直接跳过这一页。同时他还改变了写作风格，不再摘录他人的论述。关于异化劳动的这一段是手稿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这里批判了他刚刚做过引述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概念，概而言之，他们的概念是肤浅的、抽象的，马克思自己对经济学的本质作了清晰连贯的论述。从他们的假设出发，马克思认为可以说明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贫困。但这种分析仍是表面性的：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2)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

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理解不同经济因素的必然联系和发展，所以他们不能对经济学进行清晰的论述。相反，马克思的目的是要“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国民经济学家通常的方法是假定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但是这只是把要加以说明的当作事实来接受：“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

马克思在提出自己主要的观点之前，再一次声明自己的观点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这一事实便是工人普遍的贫困和非人化的状态，马克思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含义，并由此引出了这部分的主题：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简而言之，当马克思谈到异化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的本性是人本身的创造者；他是通过在与同伴的合作中作用并改变他外部的世界来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在这种人与世界不断前进的相互交换过程中，人的本性起支配作用，它是发动者，是引发这一过程的主体。然而，这种本性已经变得异化于人；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他的，而是属于另一个人或物。例如，在宗教中，上帝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正是上帝拥有主动权，而人则处于依附地位。在经济学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金钱或现金交易支配着人，好像人是客体并不是主体。要害之处是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支配力，这种控制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实体。属于人的真正东西已经变得外在于人，并且成为其他事物的属性了。

在讨论了工人对自己的产品对象的关系之后，马克思接着清晰地阐述并分析了异化了的人的第二、第三、第四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生产行为中的异化。“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马克思区分了这一异化的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外在于工人，不属于他的本质；其次，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最后，人的活动在这里属于另一个人，马克思又一次拿宗教作了类比：“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这样，结果就是把人变成了动物，因为他只在进行吃、喝、生殖的动物活动时感到自由——在他运用明显的人机能时，却感到自己像动物。

马克思分析了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接着还分析了生产行为中的异化（第二种特点他也称为“自我异化”）。接着马克思从前两个特点中引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点：人同他的类、同他的同伴相异化。马克思接下来定义了他所谓的“类”，这是他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下来的术语。类存在物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自我意识和普遍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普遍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人能够为自己的目的占用整个无机自然界。确实，动物也生产，但只是满足他们的直接需要。而人的本质则是全面地、自由地进行生产：他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马克思接下来从前三个特点引出异化的第四个特点，完成了他的论述：每个人都同他人相异化。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

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这两种现象变得外在于人，这一事实意味着他的产品和活动必然为另一个人所支配：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

马克思接着得出了有关私有财产和工资的实际结论，这是由他的社会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因此是财富分配的根据这个结论得出的。他用他的结论回答了当代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完全拒绝一切涉及支付工资的制度。工资只会加强私有财产的观念，所以甚至蒲鲁东的一切工资应该平等的提议也是完全错误的想法。第二个是马克思极为乐观地认为人类的全面解放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

马克思接下来打算全面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交换、竞争、资本、货币——并对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异化再做一个比较。但是手稿没有写完就突然中断了。

尽管这部分手稿没有完成，但还是有可能推断出剩余部分要包含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开始思考他阅读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他的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格外长，且内容丰富；在笔记中，马克思讨论他原打算在手稿关于异化劳动未完成部分探讨的古典经济学范畴——交换、竞争、资本和货币。他集中于金钱和私有财产的非人化的作用，结尾是论述他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中的肯定性一面的非异化劳动概念。笔记开始批判了穆勒试图确切叙述经济学中精确的“规律”，而经济学是一个异常混乱且变化不定的领域；马克思接着对穆勒把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论述作了评论。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是赋予了人与其同伴，甚至与其产品的关系意义。

笔记广泛地探讨了信贷问题。信贷只是增加了货币的非人化力量：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信贷制度有四个主要特点：它增加了财富的力量，因为信贷更容易提供给已经有钱的人；它意味着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是不被信任的，从而在经济的判断上加上了道德的判断；它迫使人们通过撒谎和欺骗努力得到信贷；最后，信贷在银行业中完成。在后面手稿中一个关于货币的简短部分，马克思广泛地引述了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说明了货币使社会堕落。由于货币能购买一切东西，所以能够弥补一切缺陷:它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人就是人，所以一切都有确定的人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如此等等。

建立在货币和信贷之上的社会却正相反，马克思概述了人的真正的社会存在思想：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3)

随着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异化不可避免。在原始的交换活动中，人们只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但是很快人们就为交换进行生产，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这个过程只会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加剧而加速，它意味着“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

马克思以对非异化劳动的描述结束了笔记关于货币的部分，这是他详细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为数不多的几段中的一段，因此值得详细引述：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因此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自身的客观化否定了而不是确证了他的类本质。他宣称这是一个纯粹基于经济事实研究之上的判断；他主张运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而只批判他们的前提。他几次宣称只描述经济事实；在整个手稿的导言中，他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然而，他运用诸如“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实现”这些术语完全表明了他的分析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如果这意味着价值判断缺失的话，它同样也不是经验的。马克思的笔触充满了生动的、过分简洁的、警句式的论述。经济分析是从古典经济学那里接受下来的，而道德判断却是受了舒尔茨、贝奎尔、西斯蒙第和毕莱著作的启发。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对他来说“经验的”并不涉及事实—价值的区分（这是他原本就一直反对的观念），而只是从正确的地方——人的物质需要出发的分析（无论它可能导向哪里）。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提出了他1844年论述的核心，正是这一部分在后来的解释者中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热情。这对每一个对“人化的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当然的基础性文本。在这一部分，马克思以生动的、梦幻般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类遭受异化的积极否定——他称之为“共产主义”。这里的概念明显地反映了在第一手稿中他与德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其缺陷他一开始就进行了评论）的很多长篇大论的讨论。例如，蒲鲁东曾提倡废除资本；傅立叶和圣西门曾把异化劳动追溯至劳动的特殊形式。傅立叶因此提倡返回到农业劳动；而圣西门则就工业劳动的适当组织而言看到了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共产主义比这些片面的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更进了一步，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自然，共产主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史，它的思想只能阶段性地发展。

第一种形式，马克思称作“粗陋的”共产主义，仅仅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主张废除婚姻，代之以communityofWomen（妇女共有制）。因为它是“人和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在这里，唯一的共同体是（异化）劳动的共同体，唯一的平等是作为整体的资本家团体支付的一种工资的平等。

第二种共产主义形式，马克思赋予“不完全”的标识，它有两类：第一类他描述为“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第二类是逐步“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对于这两种形式，马克思（相当晦涩地）评论道：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民主的”共产主义一定是埃蒂埃纳-卡贝提倡的在当时的巴黎，尤其是在正义者同盟中，日益流行的、乌托邦的、非暴力的那种类型；“专制的”共产主义有可能暗指巴贝夫的追随者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的过渡性质的专政。第二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由德萨米提倡，包括了国家的废除。德萨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警句：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员就可以保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美地运转。

最后，马克思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丰富的纸页上描述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使以前不完善的概念得以完善：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这样概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之后，马克思接着在三个具体方面展开阐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它的社会特征以及它对个体的尊重。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4)

为了论述第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与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进一步做了明显的对比区分。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卡贝和维尔加尔德尔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企图通过诉诸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某些社会历史形式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孤立因素或特殊历史时期的选择暗含着历史的其他部分不能为共产主义提供说明。相反，在他看来，“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这样，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生命的异化在私有财产的存在中表现出来，人类迄今为止正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在生产和消费中努力实现自身。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马克思接着写道，基础性的异化发生在经济领域：宗教异化仅仅发生在人的意识领域，而经济异化则发生在人的现实生活的领域，因此对它的扬弃包含着对所有异化的扬弃。当然，无神论的宣传在宗教比较强盛的地方或许是重要的，但是无神论仅仅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抽象的阶段；唯有共产主义提出了能够影响现实行动的学说。

第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并扩展了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一段同其他类似的段落一样，表明了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极大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差不多认为自然是由人创造的。）关于社会性这一方面，马克思表明了人的特殊能力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的。甚至当一个人在与世隔绝地从事工作的时候，仅仅由于他的人的本性，他也是从事着社会性的活动。甚至思想，由于思想使用语言，因此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但是这种对人本质的社会性的强调并不损害人的个体性（这是马克思的第三点）：“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

马克思在这部分的其他地方主要描述了非异化的人的情景，这种人他称之为“完整的”和“全面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对私有财产扬弃的完成不应该有过分狭隘的观念：正像异化的状态完全损害了人的一切能力一样，这种异化的扬弃将是全面的解放。它将不会局限于对物质对象的享乐和占有上。人的一切能力，马克思列举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考、观察、感觉、欲望、活动、爱，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变成占有现实的手段。对异化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使人很愚蠢，以至于当他们现实地运用对象的时候，甚至当一个对象仅仅被理解为构成劳动和资本创造的维持生命手段的时候，他们才能想象这个对象是自己的。

参照赫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马克思断言所有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为这种私人占有所导致的异化所损害。但是绝对的贫乏将导向人类的内在财富：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这些能力的培养或创造可能只在某种境况下实现：

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为饥饿所苦的人用一种纯动物的方式欣赏食物；贩卖矿物的商人看到的只是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绝非它的美的特性。为了使人的能力成为人的能力，人需要从一切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是类似的段落使得一些评论者似是而非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原型是艺术的，认为马克思主要从浪漫主义，尤其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了原料，形成了他的人的形象。人的异化的感觉寻找适合于这些感觉的对象这种观念，努力建立自由和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这一切都存在于席勒的《书信集》中。也有可能有禀性相同的更多同时代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巴黎大量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

接下来马克思叙述了工业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几段文字预示了马克思后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详细的论述。他坚持认为，正是工业的历史真正地揭示了人的能力和人的心理。由于人的本质在过去一直被误解，那么历史就变成了宗教、政治和艺术的历史。但是工业展现了人的本质能力，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过去，自然科学一直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角度被使用。但是它近来惊人的发展已经使它通过工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工业被认为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外在表现，那么自然科学将会构成人的科学的基础。这一科学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之上，正像费尔巴哈所描述的那样。但是由于这是人的感觉经验，所以将有一门包括一切的科学：“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所以马克思已经较早地叙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在这里反映在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之中。

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以他通常的讨论方法而言，既离题又毫无特色。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形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依靠别人恩典生活的存在物都是从属性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拒绝世界是被创造的这种观念，但却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第一因的讨论中，马克思被假想的敌人所击败，直到他中断了这种论证，用一种更富有特色的方法继续说道：“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这样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关于某种异己的、凌驾于人和自然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存在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对他来说，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是本质的，其他一切似乎都是非实在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这种观念，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再要求消灭私有财产，不再需要共产主义。结尾，马克思用一种真正黑格尔式的对共产主义环节的过渡性评论讲道：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5)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的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共产主义在这里似乎仅仅被看作辩证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内服务于自身的目的，又会被取代。在手稿的第一部分，“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图景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极为静止和非历史的。

手稿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马克思试图紧紧地抓住黑格尔这位大师的思想。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种种不同态度开始讨论，单单挑出了费尔巴哈，认为他是唯一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家。然后运用黑格尔表明了费尔巴哈方法的弱点。最后他对黑格尔的基本错误进行了长篇分析，黑格尔的基本错误一般来说明显地表现在《精神现象学》中，尤其是它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马克思的风格常常是晦涩、难解、多次重复的，因为他当时在不断思考、在重新阐述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曾否认黑格尔负有“调和”的罪责，并认为表象的矛盾应该求助于黑格尔的“本质意识”来解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通过特定的实例表明了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必然包含调和。但是直到他把注意力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移到《精神现象学》，才明晰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整体批判。这里很清楚，马克思虽仍然很熟悉黑格尔的概念和术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对黑格尔术语的批判上。同时，他仍尊敬黑格尔，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是考察世界的有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还把这样的功绩归功于黑格尔，即黑格尔已经发现了（虽然是以神秘的形式）人类的异化过程及其克服的途径。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学生没有一个曾努力面对他们老师辩证方法的价值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唯一的例外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费尔巴哈已经表明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宗教的哲学表达，同样是异化的；他因此“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1844年8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功绩：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手稿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马克思转而考察了黑格尔的体系。开头他摘录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的目录，指责黑格尔把客观的和感觉上属于人的一切现存实体都变成精神实体，因为对他来说，只有精神是人的真正本质。然而，这种批判通过对黑格尔成就的剖析缓和了，它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把这些成就归于黑格尔（尽管是以批评的口吻表述出来的）。由于马克思认为虽然《精神现象学》中的批判概念仍倾向于神秘并且没有足够地自我意识，但仍然远远地超越了后来的发展；换句话说，还没有一个学生能超越他们这位老师。的确，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作了惊人的断言：

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

这是因为《精神现象学》已经理解了人的异化，洞悉了人类发展过程，并看到了似乎是规定着人的生活的对象——宗教、财富——实际上是属于人的，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产物。马克思这样概括他对黑格尔的看法：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这样，虽然黑格尔确实理解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虽然马克思的语言（像通常一样）晦涩，行文有些混乱，但这一段却对他得于黑格尔的益处以及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作了十分充分的清晰的论述。黑格尔认为现实是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产生了世界，精神起初认为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只是到了后来，精神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精神自己的创造物。精神不是与这种生产的活动相分离的某物。它只在这一活动之中并通过这一活动而存在。精神在这一过程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外化自己或异化自己，它只是逐渐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外在于自己。对黑格尔来说，正是认识不到这一点才构建了异化。当人们有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并理解他们的环境和文化是精神的生成物的时候，这种异化才会消失。自由存在于这种知性之中，并成为历史的目的。宽泛地讲来，马克思所做的是要拒绝精神的概念，只保留有限的个体存在：这样，黑格尔的精神和世界的关系变成了马克思的人及其社会存在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叙述了人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只叙述了他的观念）以及这些活动虽然是重要的，但凭借自身来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还是不够的。

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马克思认为人是客观的、自然的存在，以此反对黑格尔把人看作自我意识。如果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马克思反对说，那么他就能够在他自身之外建立他精神建构起来的完全抽象的对象。与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对象不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自己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6)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并把这种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区别，宣称它融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接着用简明的两段（这正是对前面关于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的回忆）谈论自然主义和对象性的意义。自然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意指反对人的任何东西，它给人提供了活动的范围，并且满足着人的需要。正是这些需要和动机形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这不仅因为人为本质所支配，在自然之中且通过自然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更为基本的，还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被赋予了某些自然能力、力量和动机。然而，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从属的受动性生物。人的动机的对象独立于人，人需要对象满足自己、表现自己客观的本质。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这包含着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回应，但是当马克思讨论本质和对象性的时候，其思想和术语的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

接着在对自己的人本质的概念这种离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继续他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强调说黑格尔似乎把异化与任何类型的对象性等同，这样他只是在思想上超越了异化: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只有当人从事哲学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人，例如，最真实的宗教性的人是宗教哲学家。手稿的最后几页十分晦涩。的确，整个部分马克思都在苦心地努力解决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现代读者发现这种论证难以理解。就对论证的理解而言，“共同意识”倾向于同意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虽然当然是通过马克思折射出的一个黑格尔。但是，必须不能忘记的是（特别是由黑格尔的弟子造成的）浓厚的唯心主义迷雾是马克思为了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所必须加以驱散的。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稿》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包含有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正是这些所有的手稿（至少在西方）引发了许多人对马克思的重新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把它作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来对待。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出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手稿的某些方面很快为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所吸收，一时甚为流行，这些方面为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远远超过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动人基础。

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很快便脱离了危险。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当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来看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她尽力回避掉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在巴黎从事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充满了疑虑：

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太多了。对此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服饰。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荣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束：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里因为有近百万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忧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又害怕——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齿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即现在的伍伯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有几英里的距离。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彼得-欧门合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更大的纺纱厂，基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这两个支柱植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甚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1838年被派往巴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的氛围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马赫，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者”崭露头角。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团体的成员，而当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自由人的一切关系。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道德世界》写了文章，结识了几位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了乔治-朱利安-哈尼。他还从曼彻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鉴》寄送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末日所做的极为明确的预言使得马克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信。从对曼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看，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可能是已出版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做的最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当时巴黎最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Musset）曾经是它的顾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样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来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过于清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虽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着一定是毫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个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时可能对这一点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虽然他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最后的清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荣克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并与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抨击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非人化影响的思想家。接着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归于无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观点正相反：“‘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或者又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想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量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例如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几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比以往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责难，甚至据说路易-菲利浦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开了《前进报》团体）前往列日（Liège）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去了布鲁塞尔。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

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9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4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集到了超过300英镑的资金，帮助了超过500名的流亡者。1850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18名流亡者，并能供给大约40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把它变成一个流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及国际象棋，他还作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1850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举办一些个人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能而引人注目。

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1851年3月，由于“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到殖民地”，普鲁士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其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弗）甚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1849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清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1849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的报告中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于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夸张了。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道，“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但是1849年晚些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了同盟的活动。而且就意识形态这方面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也远远没有统一起来。确实，并不是每个申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是完全由同盟成员组成：它由非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藐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泽尔的话说是：“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的支部”。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目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主义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3月份派鲍威尔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了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同意中央委员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了它，并进行刊印。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1848年已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工人团体进行接触。这些团体与社会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6月份发表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3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就是这样），它强调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人怀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种“毫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9月份在伦敦召开，但1850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进行的联系。马克思1849年末曾参加了处于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翼组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1850年4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它写道：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条款写于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竟取得了1848年后欧洲左翼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1849—1850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重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就打算把它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500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还要推迟：原来打算1月1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1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2月初确实来稿件了，但由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极难辨认，印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竟都不能像他那样能够驾驭语言”。原定于1月份发行的2500份，3月初终于开始了；到5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5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重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11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很难看清楚《评论》——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上的指导——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1848—1849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这是马克思打算给《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背景下法国1848年至1849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革命的党。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于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于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毁小投资者。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1845—1846年工商业危机对法国工业的严重影响涌进了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已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正是对于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马克思继续论述了5月选举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848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予路易-拿破仑（他在12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人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3月，大约与3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7月或8月会随之而至，“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命，而不是相反。1849年12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写于4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相互作用，将给后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一篇评注，承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马克思由于1850年夏天进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7月至9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研究结果在10月为《评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事评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于1848年的英国繁荣期。1845—1846年的危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着的在铁路、钢铁、棉花、土豆方面过多的投机。随着1848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明证是策划了1851年的博览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1851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胡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比，认为胡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1848年革命，并把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而，这种直接的力量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的人。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1851年法国的确经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波拿巴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1789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接着马克思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些农民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三个主要方面——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民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制已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19世纪40年代末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于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他12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人类分成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维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利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1850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8月，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己被左翼包围，他们把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主义宣言》倡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这样，由于力量增强了，维利希9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至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霍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英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人。他讲述道，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已乘上来时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一次同盟伦敦成员全体大会之后。因此，马克思退出了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于9月15日召开，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说，内容是三个建议。第一，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敦出现了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制定新的章程，因为1847年的旧章程和1848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大多数同盟成员所遵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科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道：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完全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至于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12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个协会。

接着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很不连贯的发言。他宣布自己同意马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着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道，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立，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接着他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6/10可能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订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1851年5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1850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鲁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宣言》印刷本、马克思3月份的《告同盟书》、12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10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之后的6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制住，《泰晤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1852年夏天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10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对共产主义者毫无好感的普鲁士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警察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2000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Germans）——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量上与40倍于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40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容情地把他的嘲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逢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12月，一些工人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了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新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它的领导人是哥特利布-施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协会大约有60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6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1852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人，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

1852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抨击。这段历史说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于的古怪状态。1852年2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1850年成了一名奥地利间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5/7的会员是职业间谍！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1851年秋天维利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人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2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5月末，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25英镑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思丝毫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5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

1952年8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他写信给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金克尔的确立刻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他的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信中说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1852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金克尔由于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希的名声更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冯-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一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宣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与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回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长篇文章，马克思又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子进行反击。至此，争论结束了。维利希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圣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25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不愿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道：“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与普通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1850年他曾与布朗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路易-勃朗，马克思认为他1848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同盟者，也在二月宴会的事情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述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志尼被马克思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

唯一与马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国家团体是宪章派。宪章运动高潮过后以及1848年的失败，宪章运动的缓慢瓦解过程阻碍了宪章运动；到1850年，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章派变得更为激进；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有影响的激进领导人是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

哈尼是肯特州一位船员的孤儿，整个一生都在做宪章派新闻工作。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章派领导人中最具有国际精神的一个；这一点，连同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1850年被迫退出《北极星》。接着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更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1850年11月公开发行了“公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观点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量的拥护者和一份报纸，使得马克思试图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愿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中靠近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时他又做着必然使他疏远马克思的事情。至1850年夏，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章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不如此激进）联合工联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他们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哈尼毫无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情，它们全都是可能靠《人民之友报》发表它们的观点。1851年2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了：他参加了纪念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一个国际性集会，发表了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主义者支持，沙佩尔主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月24日，哈尼竭力出席由法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马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件发生时有700多人在场，大部分是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已，是“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关于2月24日的宴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了伦敦，而马克思不能自由地使用英语）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章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3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80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虽然他们有时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滑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1/4个世纪都要过去了。1852年，哈尼辞离宪章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那时起到了泽西；最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

随着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章派左翼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恩格斯1869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子，职业律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人。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1846年转向了宪章派。1848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毫不疲倦地努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1851年创办报纸来保持宪章运动的活力。该报一直办到1858年，开始时取名《寄语人民》，后来更名为《人民报》。19世纪50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工人阶级用政权进行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虽然他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宪章派成员，但一旦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出，他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了。工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50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皇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很好）”。

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后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章“最有才能的代表”，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民运动”的“阶级运动”，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然而，至1852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的诺言。但马克思支持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章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1853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去了。当他被琼斯邀请列席参加1854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1855年2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力筹备另一个宴会，庆祝1848年革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章派国际委员会筹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静观者，拼命地抽烟。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来新的迫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1856年，马克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1857年，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1861年，琼斯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1869年去世。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末。1855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借口说“党派急需”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一开始就卖出了15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大约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这所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重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特别是1854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851年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子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7个人，偶尔是8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15英尺到18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3个窗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1851年1月，马克思已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两个星期了。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22英镑。几个月后，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1854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信——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1856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蘅，身边有饥肠辘辘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孩子们和琳蘅起身，大家打道回府，唱着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

很多烤面包已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政治智慧，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带着她的丈夫迷了路表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体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1852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于1851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士。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

这种境况下，毫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精神的源泉正在迅速耗竭。1852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最糟糕的一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嘱咐，喝了很多葡萄酒。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村度假曾竭力筹钱，但直到秋天，她仍连续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生病了，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重。

由于燕妮承担了马克思秘书的职务，所以这些病也阻碍了马克思的工作。的确，她曾经参加了马克思所有的活动。她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他的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版方面的琐碎的事情。作为他的秘书，她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写信、整齐地为报纸誊写文章（他的笔迹难以辨认）以及保存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来写道：“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作中，为他誊写潦草文章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对于财政事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了无数封求援信；对付围困在家里的债权人；她甚至在1850年8月由于“对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望”，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那里去了一次。然而，新近的革命剧变对商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有心情帮助他古怪的侄子，因此燕妮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摸，而且极易走向极端。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善变而能给你的新生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性情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喜欢用的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了。1850年夏天，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有情可原的。”1850年11月，燕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相当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1856年他又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当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成为保存下来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下面是几段摘录：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他们在第恩街遭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昵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生病——一个真正令人难过的孩子，孩子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了”。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持续了整个3月份。看起来4月初是具有毁灭性的，6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由于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在。7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

困境并没有阻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克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一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1851年由于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有时几乎是每天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着经由瑞士逃至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慕（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于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最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语言，50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他曾担任马克思的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语。他毫无灵活性，致使燕妮心烦；做事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道”，对他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于他试图玩“现代”音乐。尽管有这些事情，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马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相处。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子表现了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1855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很感人的慰问信。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中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是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思这些年生活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了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境的信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示了两人之间温暖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两人（尤其是50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1850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8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自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父亲刚开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子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热情了。1851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

当他的父亲1851年7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至少待3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230英镑。他父亲在第二年的每年审查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增加了部分利润。到第十年末，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1000英镑。恩格斯，正如马克思评论道，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这些钱使他能够在对待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上代替了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是；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装备了一套新衣服，穿着它申请了家庭教师的职位。但是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了马克思: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是通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1英镑或者5英镑的半截，在不同的信中分开寄去），常常是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一次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结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1853年写信给马克思：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尽管他1852年初计划与马克思全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1854年又计划作为《每日新闻》的军事记者搬到伦敦，但他还是一直在曼彻斯特囚禁了20年。有几个共产主义者朋友拜访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每年来一次，甚至两次——有时连续待几个星期。由于玛丽-白恩士，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于“体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斯丢掉更为重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事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绰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章。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他热情、乐观、平和，生命中洋溢着愉快，并且有着所有关于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只有一次好像责备了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了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一次：马克思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其绰号是“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马克思借了这本书但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当恩格斯安慰地回了信之后，马克思写道：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1855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之后不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于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恩格斯叔叔”。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尤其是对燕妮责备恩格斯。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鉴于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鲁士政府暗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

爱琳娜写下了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子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子摞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行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新闻写作。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了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和政治结论，即1848年革命的失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1843—1845年的过度投机，1846—1847年的金融恐慌，以及1848—1850年英国和法国危机的克服。对1848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50年代初，马克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1849年12月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

1850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事情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他发现了大量的迹象。1850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于1848年的新的工业发展周期走着与1843—1847年相同道路的话，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他准确地推理出了危机产生的迹象。1851年12月，他写道:“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1852年2月，他说：“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几个星期后，他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1853年9月，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马克思预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他1853年10月认为）“那里……要爆发一场灾难”。1855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里“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1856年春天，他写信给恩格斯：“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些事情上的预言被朋友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些预言打了赌。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于商业危机的话题上……他落为预言的顽童，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

一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1852年8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英国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50年的情况，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1851年1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克思“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4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5月份，拉萨尔写道：“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然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会开始写作的”。而6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但1851年7月，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到了他手里，他立刻转移精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批判。虽然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反雅各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

然而，10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勒文塔尔希望先出版最后一卷，看看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著作厚一些，他直率地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12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是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样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1852年1月，“由于在德国的失败”，他写信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一个出版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1852年夏天他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笔记；怀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稿方案交给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书的题目是《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写作，并由于新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置了数年。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马克思1853年9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当时他已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年了。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德纳有着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去世后由叔伯养大，凭着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哈佛，但由于没钱，一年后被迫辍学。1841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当“空想共产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霍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1841年，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200000份的发行量。该报的策略是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量地报道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禁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德纳1848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1851年8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18名国外记者之一，请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章。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于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周以后，他写道:“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恩格斯答应了，10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第一篇文章。文章共发表了18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来抄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作者署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章被多次重印。

1852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语文章。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16卷，有300多名撰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问题，都不要包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1857—1858年，但直到1860年底，他也还陆续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刊登了67篇，其中51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1861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1861年底和1862年初刊登了几篇，但1862年3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487篇，其中350篇是他自己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2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悉），但到1853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1789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主观地反动”，但“客观地革命”。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界。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

19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的合法事由证明，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但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现在马克思的日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了”，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1870年和1871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靠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大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关于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法国人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试着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

像大多数法国流亡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学院（King’sCollege）谋到了一份暂时的教职。1872年10月中旬，他们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津了，龙格试图在那里找一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了伦敦，因为燕妮不喜欢“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正像她在信中给库格曼写道：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于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格一样与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直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1883年去世之前又生了五个孩子。马克思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琼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子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游戏。

因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在龙格追求燕妮的时候，爱琳娜深深依恋着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的法国巴斯克人，34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在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卫了最后一道需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于个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法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但是当恩格斯不明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马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态度。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衣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己经济独立。1873年夏天，在两个牧师和马克思40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斯-霍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但她仍在苦苦想着利沙加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敦。整个1872年，她一直陪着父亲，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1874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里），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妇人”。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了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1875年和1876年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了英文，该书1876年在法国出版，马克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当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勒1880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这些年间，爱琳娜事务缠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情况甚至更糟：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

为了转移悲痛，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

19世纪70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画”。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为职业，爱琳娜直到1881年7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剧中）。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道:“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虽然由于疾病和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她与她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1871年11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请他（付给500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12个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18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1873年6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1872年3月出版。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译，他1870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完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这家银行工作了50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很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要求他做种种事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甚至在总委员会1872年迁移到纽约之后，1873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未了结的零星事务。1873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873—1875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1871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马克思通过拉法格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

1872年2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于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刊行——推迟的原因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人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也是有用的”。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第二卷。1876年10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1876年和1877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1870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这样，《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1864—1865年来的水平。1870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事实上，手稿是如此地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1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情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70年代压在他身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量的细节上的指导。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70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1860年，即《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1866年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内容。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直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路易斯-摩尔根曾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下来。1880—1881年的冬天，马克思十分认真地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恩格斯在他后来的《家庭起源》一书中运用了这些摘录材料。摩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财产共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渗透到摩尔根的著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极其钦佩。特别是，他没有看到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任何密切相似之处。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是他的疾病。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1871年4月，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工作以来，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大部分时日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不适，就连续几个星期不沾啤酒。但是他一重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剂量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每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1873年5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佩尔，他也是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医生。龚佩尔给了马克思一个要严格遵守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健康，但到秋天头痛又复发了，马克思又一次到北方去看龚佩尔医生。他在精神几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下，在哈罗盖特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水疗。马克思的时间都用于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当然没有使病情减轻；而当痈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写作或者工作——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1874年4月，他在拉姆斯盖特待了3个星期，7月份在怀特岛逗留了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参加外孙查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葬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年6月底，马克思终于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落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在1869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钱的地方”。现在，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带着爱琳娜随行。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日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份的疗养税，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关于预料中的警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前就申请入籍为英国国民。8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申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情报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警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机器。他最晚5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6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15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散步1个小时，上午半晌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回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盹。每隔一天打盹之前还要冲个澡。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接着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上床，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9点结束。马克思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覆盖的厄尔士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瓷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露台上写信，父亲和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人的态度上仍然有着令人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生”。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思选择了一间位于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夫总是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日子里，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弗兰契斯卡后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卡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道：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子。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纳之后，10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了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由于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森啤酒。他花大量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警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斯1875年10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

第三年，也就是1876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嘱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位于莱茵兰地区的小疗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1849年战役中曾用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1878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都病得很严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士（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于膀胱肿块。恩格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去了泽西，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于燕妮-马克思的疾病——无法治疗的肝癌。1880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十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现在他已身心交瘁：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1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1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1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1891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但他对1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也相当敬重。1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1878年1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1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1848年，这些人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但是整个争吵1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直到1875年，马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1861年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敬慕，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颠覆。到1877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预言“东方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土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占据了他们1877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不准确。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其人给予完全的支持，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他将土耳其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归咎于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土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俄国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也乐于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1861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各个派别——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一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1874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封公开信而公开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了农村公社——传统的农民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抨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观点，继续说道：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在1874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一派民意党人（NarodnaiaVolya）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马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子描述为“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马克思不怎么尊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主义流浪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集中搞宣传：“（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备……”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查苏里奇1881年2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样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到俄国。”你的学生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地分析了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声明中，即1882年《共产主义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产也是极为模棱两可的。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1877年，又开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马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了他们越来越接近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879年10月，工党联合会（FederationduPartidesTravalleursSocialistes）成立了；1880年的大赦，由于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返回，社会主义者队伍壮大了。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对这个纲领，马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意——他为纲领写了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体现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但是他反对写法定的最低工资（盖得坚持要写）。“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他还草拟了一份长长的调查表发给法国工人，以此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调查表1880年4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上，25000册销售一空。其前言坚定地说：只有工人“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2)

马克思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灌输阶级意识的教育，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达到了任何效果。他怀疑新的政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团结，这一次他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882年9月的圣-艾蒂安大会上，工人党分裂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两派，后者由盖得领导，他发现自己备受攻击，理由是他听命于伦敦的“普鲁士人”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和盖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马克思对他在法国的某些未来学生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锐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英国仍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影响最小的国家。甚至美国也给了马克思以更多的鼓励。他密切关注着美国1873—1878年“漫长的经济危机”，对最新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是很有可能的，并认为政府的土地占有政策将使黑人和农场主与工人阶级结盟，他甚至认为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办公地移至纽约可能本来是合适的。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如此没落，以至他们“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尽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激进派如约瑟夫-考恩有着暂时的热情，也不得不告诫伯恩施坦说：“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然而，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1880年写道：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

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英国就开始颇为知名。在1877年的东方危机中，他声称曾在“伦敦流行的报刊”上匿名发表了很多文章，攻击格莱斯顿的俄国政策，这一切都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熟人马尔特曼-巴里来斡旋的。他还通过巴里影响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者，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愕”。1879年初，“红色恐怖博士”至少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嫁给德国王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她要求蒙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先生（一位自由派的英国议会议员，曾任驻印度的副部长）去见马克思，并把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告诉她。于是，达夫先生安排在圣詹姆士街的德文郡俱乐部与马克思共进午餐。格兰特-达夫对马克思的总体印象，正如他对王妃所讲述的：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ofPrince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

他非常讲究实际，稍微有些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不带丝毫的冲动），有趣；当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就像我所认为的，常常会提出异常正确的看法，但一谈到将来，他的看法就变得含糊，不能令人满意。

他们谈了3个小时，关于俄国，马克思希望那里出现“激烈的但并不渺茫的垮台”；关于德国，他好像认为有军队哗变的巨大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并说暗杀德国皇帝未遂的刺客诺比灵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事先到伦敦拜访他，让他如释重负。格兰特-达夫总的结论是：“不论他是否希望这样，颠倒世界的人将不是马克思”。

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

然而，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在1881年2月龙格一家离开之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两年。这次分别是极为痛苦的：对马克思来说，外孙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他们离开数星期后，他这样写信给燕妮说：“当我听到……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他参加户外社交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特别是当新出生的人“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马克思请了伦敦最好的医生，但是燕妮的健康继续恶化。她仍有精力偶尔去剧院，但更多时间是缠绵病榻，绝望地抓住她知道正在枯竭的生命。7月，马克思带她到伊斯特本待了三个星期，燕妮坐在轮椅上活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决定离开到巴黎西部郊区阿根地去，打算在女儿燕妮那里住很长一段时间，燕妮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哮喘。但是三个星期后，马克思得到消息说爱琳娜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于是他立刻回到了伦敦，几天后燕妮和琳蘅也回到了那里。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六 最后几年

在1881年12月去世之前的整整6个月里，马克思的妻子显然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10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严重发作。他由于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恩格斯唯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他旁边。燕妮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爱琳娜后来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痛苦症状只是在最后的几天才出现，医生用吗啡来缓解。当她12月2日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Good）。马克思的医生禁止他参加葬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事，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马克思永远也没有从燕妮的死中恢复过来。恩格斯在燕妮刚去世后看到了他，对爱琳娜说：“摩尔也死了”。马克思只能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痛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精神痛苦，因为“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迈斯纳后来写道，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必要的，但马克思已经无心去做了。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1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后，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

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当他发现恩格斯那吵闹的同伴难以忍受时，他更乐意离开伦敦，他写信给女儿燕妮说：“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和天气的详细情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衰退”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根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的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不明智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根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朗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在此期间，在阿根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不清，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

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越看越上瘾的4本历史小说，有趣又涨姿势（124）

2、 4本好读又有深度的书，让你与被人拉开差距（125）

3、 读透这4本书，混社会才能少走些弯路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完一本书了？百万书虫推荐这4本（129）

6、 4本探索人性的经典佳作，你看过基几本（130）

7、 太有用了！4本让你拍案叫绝的心理学入门书（132）

8、 4本拿起就放不下的书（136）

9、 读过这4本书的人，人群中一眼就能分辨出来（138）

10、 如果你读过这个4本书，你的人生将会开始慢慢面的不一样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书单后面括号内的数字，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 www.ireadweek.com 这行下载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总序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6)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6)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1)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2)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3)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1)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2)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3)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5)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6)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7)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1)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2)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3)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4)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5)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6)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六 最后几年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总序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第一版序言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 童年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二 学生时代(6)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1)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2)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3)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4)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5)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三 新闻出版(6)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1)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2)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3)

第二部分 巴黎 一 婚姻和黑格尔(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1)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2)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3)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4)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5)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6)

第二部分 巴黎 二 《德法年鉴》(7)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1)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2)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3)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4)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5)

第二部分 巴黎 三 《巴黎手稿》(6)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2)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六 最后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