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作者简介

- 内容简介

- 六家评语

- 自序

- 图书目录

-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1)

-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2)

-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3)

-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1)

-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3)

- 父亲周凤仪(1)

- 父亲周凤仪(2)

- 父亲周凤仪(3)

- 走异路 逃异地(1)

- 走异路 逃异地(2)

- 走异路 逃异地(3)

- 走异路 逃异地(4)

- “我以我血荐轩辕”(1)

- “我以我血荐轩辕”(2)

- “我以我血荐轩辕”(3)

- “我以我血荐轩辕”(4)

- 学医的梦(1)

- 学医的梦(2)

- 母亲的礼物(1)

- 母亲的礼物(2)

-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2)

-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3)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2)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5)

- 辛亥革命前后(1)

- 辛亥革命前后(2)

- 辛亥革命前后(3)

- 辛亥革命前后(4)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3)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5)

-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6)

- 阿Q和绥惠略夫(1)

- 阿Q和绥惠略夫(2)

- 阿Q和绥惠略夫(3)

- 荷戟独彷徨(1)

- 荷戟独彷徨(2)

- 荷戟独彷徨(3)

- 荷戟独彷徨(4)

- 荷戟独彷徨(5)

- 兄弟失和(1)

- 兄弟失和(2)

- 兄弟失和(3)

作者简介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是编辑。1956年出版了《鲁迅传略》。后来在冯雪峰、孙用诸先生的鼓励与帮助下撰写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订正了许广平先生等人回忆录中的史实错误。此外还出版了《周氏三兄弟》、《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著）、《反右派斗争始末》以及《辫子、小脚及其它》等几本杂文集。

内容简介

这本《鲁迅传》的独特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

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六家评语

朱正先生一九五○年代出版《鲁迅评传》，显示对鲁迅的尊崇。一九六○年代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展现出超群的学术勇气和坚实的考订功力。一九九○年代出版《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一代史家，卓然独立。有此功底，撰著《鲁迅传》，“语必征实”，史料丰赡，考证精审，知人论世，特立不群。不仅是青年了解鲁迅的基础读本，也是有志者研究鲁迅不可不读的启蒙书；盖治学先治史，鲁迅生活的时代，同时代的人物——前辈、同辈和晚辈，同道、亲朋和论敌，一一尽收笔底，平实地娓娓道来。

——王得后

人久久流连?

——孙郁

书刊影视，例有儿童不宜者。

鲁迅的书和讲鲁迅的书，也有“不宜”：不但如鲁迅说的，“蚊子”不宜，“苍蝇”不宜，“叭儿狗”不宜，而且“二丑”不宜，“做戏的虚无党”不宜，帮闲、帮忙以至帮凶都不宜，“花瓶”或非花瓶的书报检查官不宜，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评论家自亦不宜。

除此之外，向一切读者开放，尤其是青少年乃至儿童大宜，朱正此书应该是写给他们看的。——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人类的希望。

——邵燕祥

出版鲁迅传记，无论在北京出版社还是朱正自己都不是第一遭。这本《鲁迅传》的独特可贵之处在于：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如第十三章《兄弟失和》，就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凡此种种，均见出作者功力之深厚圆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谓乎？！

——严家炎

鲁迅先生曾经说，对自己喜欢的作家，除看他的专集，了解其文学史地位以外，“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读书杂谈》）。坊间鲁迅的传记已有不少，朱正先生说他就写了四本，但又说希望“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我以为他有理由作这样的期待。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如“兄弟失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与新月派和胡适的论争”等，都在对事实的考释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钱理群

鲁迅谈及自己，总在自嘲；他平生写过一两回小传，各数百字，事事一笔带过；他知道自己伟大，但无所谓，不自恋。朱正先生的这本《鲁迅传》，应该不是鲁迅传记的头一份，我不曾读过其它，无从比较起，而也似乎不必读，因鲁迅身后即被意识形态的涂料弄得不像一个人。朱正先生作传，平正宽厚，不知怎地使我想起鲁迅老友许寿裳。许先生与鲁迅太近，不及朱先生的有距离：这距离，是国家与时代付了多少代价才能有，其中连同鲁迅先生被扭曲的身后名。书中史料的选择与铺陈，竭尽全力，以目下能够公布与评说的程度，可谓用心良苦，尤以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此后新的鲁迅传记，恐怕还会有吧，但愿晚来的作传者在比今天更为纵深宽阔的历史维度中，能够参看这一本。

——陈丹青

自序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字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本书有幸被韩国学者洪允基先生看中，由他译成韩文出版了。

此外，还可以说到《周氏三兄弟》。这是鲁迅和他弟弟作人、建人的合传。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看上去很大很厚一本，其实是图片为主，文字是并不多的。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说来也有趣。我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显然我不会再有一个二十五年了。那么这大约是我的最后修订本吧。不过我想，大的修订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以后如果还有重印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难免吧。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大约只能这样写吧。如果有读者以为它对传主作品分析介绍不够，或者觉得对传主的某些事迹讲得不够详细，我愿意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本是我和邵燕祥兄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鲁迅诗文四十四篇，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序言里给自己的书作广告，很不好意思。

2006年11月16日朱正于北京

图书目录

一、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二、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三、走异路逃异地

四、“我以我血荐轩辕”

五、学医的梦

六、母亲的礼物

七、《新生》的计划流产了

八、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九、辛亥革命前后

十、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十一、阿Q和绥惠略夫

十二、荷戟独彷徨

十三、兄弟失和

十四、学潮与爱情

十五、刘和珍之死

十六、“两年计划”

十七、“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十八、“新生活”

十九、“封建余孽”

二十、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二十一、柔石之死

二十二、国难声中

二十三、知己瞿秋白

二十四、面对着东西法西斯

二十五、烦恼与悲哀

二十六、最后一年

附录：鲁迅的一世纪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1)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片国土上，在他出生之前，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进入山海关，继明朝之后建立了清朝。这满族的王朝虽说在许多基本制度方面不过是因袭了以往历代汉族王朝的成法，虽说并不比明朝更腐败更黑暗，可是他们入关之初，在扬州、嘉定等地留下了使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屠城记录；特别是轻信了前明降臣孙之獬的挑唆，下了一道薙发令，令汉人蓄辫。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些就使得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清朝从始至终的一个难以缓解的矛盾。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馀》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清朝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来立威，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敢妄发议论；一方面开科取士，使顺从者觉得有一条出路，少数幸运者可以通过这途径进入仕途。怎样用科举的手段来笼络知识分子，鲁迅在1935年写的《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

如果不是形势的重大震荡，鲁迅也将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吧。

祖父和两位祖母的画像。左边孙老太太是鲁迅父亲的生母，她很早去世了。给鲁迅讲了许多故事的是继祖母蒋老太太

清朝因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末以来，不断有欧洲人来叩门，可就是叩不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到了1840年，这大门终于关不住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幻梦，在极不情愿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当中国被动地成为世界上的一国的时候，传统的衣冠文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了。

1850年到1864年发生了一场太平军战争。就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波及地区之广来说，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给自己建造了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可是他从来不曾想到要以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60年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

作为受到外国欺侮之后的反应，到19世纪60年代，一些地方办起了机器制造局、船厂之类的近代工业，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必须有所变革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新台门周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祖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称大族焉。逮嘉〔庆〕、道〔光〕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敝之由，习闻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

我家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馀，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馀，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从这个简要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年间(1573—1619)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了。是咸丰辛酉，即1861年，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太平军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的。

复盆桥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周家虽说是曾经“合有田万馀亩”，子孙繁衍，各房分下来，每房所有的?就为数不多了。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这就是他出生那时候的家境。说不上富裕，也不虞饥寒吧。

《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们家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之家。

这是己亥（1899）年十月上旬鲁迅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手抄的《恒训》

周福清(1838—1904)，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1867年应浙江乡试，中式为举人。1871年会试，中式为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1874年散馆(即毕业)，外放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1875年春天，他就到金溪县赴任去了。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2)

很不凑巧，周福清遇上了一位不好伺候的长官。两江总督沈葆桢，《清史稿》卷四百十三本传说他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的一代名臣，对部属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清史稿》本传说他：“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他曾多次参劾属员。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他又上了一道“为特参不职之州县等官，以肃纪纲”的奏折，参劾了十二名属员，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入流的典史都有。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分别是“声名狼籍”、“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声名甚劣”、“性好招摇”、“溺于嗜好”、“性情躁妄”。两人请旨勒令休致，考语分别是“识昏才庸”和“年衰气惰”。十二人中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这是在考语中既说到短处也说到长处的唯一的一个，在十二人中处分也最轻，是请旨“归部改选教职”。当了三年的知县就这样被参掉了。

清朝的规定是：知县改选教职，只能在到任半年之内办理。周福清任金溪知县已满三年，早已超过半年之内的期限，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只能以原品休致。吏部给他稍稍留有一点馀地的是：“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他就取得江西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于光绪五年(1879)春入京引见，遵例捐升内阁中书。这是个正七品的官职，“掌撰拟繙译”，俸钱不多，很是清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曾祖母》中回忆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说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之后，应过几回乡试，都没有中试。

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很偏僻的小村庄。她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三岁那年，他就去世了。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他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鲁迅出生，家里写信向祖父报喜，请他给长孙取名。据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

母亲鲁瑞

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不知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在鲁迅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四弟椿寿(1893—1898)，六岁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还不满周岁就染上天花夭亡。和鲁迅一同成长起来的是二弟櫆寿(即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寿(即建人，1888—1984)。他们三兄弟，在父母的照管之下，在这个安静的小康人家里，度过快乐的童年。

鲁迅童年时代的事情，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说到过这样一些：

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里，他说到，他还不满周岁，家里人就抱他到东昌坊口塔子桥头的长庆寺去，拜和尚阿龙师父为师，算是舍在寺里了。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邪消灾，易长成人。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法名，叫“长庚”，还得了两件法宝，一件是用各色橄榄形的小绸片缝就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串着一些镜子、银筛之类零星小件的一根叫做“牛绳”的东西。几十年之后，他在上海的银楼买到了这样的银筛，还送了一只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给他的儿子做玩具。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五十四年前我出世后，每逢出门时，就要挂那个玩意儿。照日本的说法是‘避恶魔’，但在中国没有‘恶魔’之说，故称‘避邪’好些。”这信中还绘制了一幅银筛的示意图，并对所绘各种物件编号解说，如太极，算盘，砚，笔与笔架，可能是书，画卷，历书，剪子，尺，似乎是棋盘，那像蝎子的东西其实是天平。这信总括说：“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

在《我的种痘》一文中，他说，他两三岁的时候，种过一次牛痘。这事一直到后来，他还留有印象：“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在《狗·猫·鼠》一文中，他讲他小时候，常常听祖母讲故事，讲“猫是老虎的先生”这一类的故事。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又记下了他听祖母讲白蛇传故事的情形，他的同情完全在白蛇这一面，怪法海和尚多事。

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雇了一个叫“长妈妈”的保姆带领他。文章里写下的多是她使他反感的事情，比如，“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她还有许多小孩子所不耐烦的规矩，文章将这些都细细写出。读者却从这些细节中感觉到：她是真诚地关爱着她管领的孩子的。多年之后，鲁迅在这篇怀念她的文章里深情地说：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七岁那年，鲁迅要上学了。给他开蒙的是远房的叔祖父周兆蓝(号玉田)。他是个秀才，家里书多，鲁迅从他那里产生了对书籍的爱好。在《随便翻翻》一文中，鲁迅说了那时的情形：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3)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

从《五猖会》一文中可以知道：鲁迅是七岁(1887)开蒙的：“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对于玉田这一位叔祖，他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简单地记下了自己的印象：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

《花镜》是陈淏子所著的讲花木栽培的书。鲁迅读过的这一本现在保存下来了，上面还留有鲁迅写的批注。这书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鲁迅喜欢种植花草，这里写的，当是他自己种花的经验。这批语想必是他十一二岁时候写的吧。

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二十四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一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后来，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小时候，鲁迅也常常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去。这在他，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社戏》虽说是一篇小说，其实有不少自传的成分，只是把外婆家所在的地名安桥头写做“平桥村”了。小说写下了他同乡下的小朋友们一同玩耍，一同去看社戏的情形。说到看社戏，他在晚年所写的《女吊》一文中说得更加详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

这请鬼的仪式，当年鲁迅自己也曾经参与其事的。这篇文章对这事有生动的描写：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馀岁的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很有些关系。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十二岁那年，家里送他进三味书屋去上学了。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他说，这“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怀鉴(号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在这里上了好几年学，几乎读过了十三经。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鲁迅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的事情。快乐，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如果从全国这个大环境来说，这年月却是很不平静了。几十年来外国的侵略，逐渐增多的同外国人的交往，却使国人受到很深的刺激和影响。鲁迅幼年，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外国人的奇谈。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回忆说：

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外国人为什么要挖人的眼睛呢?这篇文章说，是拿去应用：

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不但挖眼睛哩，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

诸如此类奇谈怪论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外国的侵略使国人很自然地滋生了排外仇外的心理，更加上语言的隔膜和文化传统以至生活习惯的差异，国人对于传教士等等外侨常不免有许多误解。在这种心态之下，甚至外国教会办起来的医院和育婴堂这一类慈善事业都被有的人看成是侵略行为。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和小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1)

鲁迅的曾祖母于壬辰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丧事办完，他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他这半年在家里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这倒还在其次，到了秋天他出外去，却闯下了滔天大祸”。

光绪十九年癸巳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清廷发了一道上谕：“明岁恭逢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六旬万寿。仰维懿德，普被寰区；庆洽敷天，欢胪率土。允宜殊恩特沛，加惠艺林，著于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二十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俾多士忭舞观光，用副朕锡类延厘寿世作人至意。”对于秀才们来说，这当然是个喜讯：增加了一次中举的机会。

各省乡试的主考官陆续发表。浙江省的正主考是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锡恩。周福清与殷如璋是同一科取中的进士，有同年之谊。亲友家中有要去应试的秀才的，就托周福清去向主考行贿，买通关节，取中举人。结果事情没有办成，却闯下了一场大祸。

这是晚清一大科场案。有关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以及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有保存。从这些官方文件中可以知道这事情的经过。

《光绪朝东华录》中关于此案的第一个文件，是御史褚成博的奏折(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即1893年10月11日)：

窃臣近闻浙江考官驰驿赴浙，行经江苏苏州府境时，忽有人至正考官殷如璋坐船，投递书函，中有考生五人姓名，并银票一万两，嘱与关节取中。殷如璋拆阅后，当将其人扣住，连书函一并就近发交苏州府看管。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

案发是在苏州，却是转到浙江省来处理的。浙江巡抚崧骏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的奏折就说得详明一些：

窃于八月初六日(9月15日)，据浙江臬司赵舒翘禀，转准江苏臬司移：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递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查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间，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9月5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钞呈所递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奴才于闱内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至周福清籍贯功名，苏省来文并未叙及，现查其子考册内，系绍兴府会稽县。讯据陶阿顺供称，系属进士，现在丁忧。并经臬司转饬会稽县查明，周福清系丁忧内阁中书，同治辛未科进士。惟周福清遣信函贿属关节一案，系在江南苏州地方，是否潜回浙江，即经饬司密饬仁和、钱塘两县查复，未曾来省，并由司飞饬会稽原籍，迅速查传省垣质讯。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据江苏臬司咨行浙江臬司，并委员将信件及投信人一并解交前来，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是否有当。除将陶阿顺收禁候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这种供述并据以奏闻，可以看出经办此案的官员，从陈璚直到崧骏，都无意深求。所以，奏折中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

查例载：乡会试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又乡会试贿买关节，无论曾否取中，援引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内钦奉谕旨，俱照本例问拟，仍恭奉钦定；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等语。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革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毋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除分咨查照并将供招咨送刑部查核外，所有遵旨审明议拟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奏折所援引的咸丰九年顺天乡试科场案，是有清一代最大的科场案，处死了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柏葰。《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三：“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馀军、流、降、革至数十人。”这样判决的依据，据《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九《柏葰本传》，是“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既然是援引这一案例，周福清就该处斩了。可是崧骏将一切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都提了出来：未成，自写虚赃，闻拿投首，希望能够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并提出免于追缴赃款。这一道奏折送上去，十二月十二日（1894年元月18日）奉朱批：刑部议奏。责令刑部提出处理意见。

这里插说一件事：崧骏于十一月二十日（12月27日）病故。以后的文件里就称他作前任浙江巡抚了。

遵照“刑部议奏”的朱批，刑部尚书松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元月31日）上奏折，提出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妥拟，庶无枉纵。此案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在江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戚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前抚(引者注：指崧骏)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累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革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3)

奏折中说的，虽“闻拿投首”，也“不准再行累减”，看来是句很硬的官腔，其实是回护之词，意思是说还有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考虑，现在所拟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经是很重了。希望皇帝不要再加重处分，再加重就是死刑了。

可是光绪皇帝认为应该重办。批复刑部议奏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就这样，祖父成了个斩监候的重囚，关押在杭州府狱中，提心吊胆，害怕秋审中勾决。

这事对他家庭的影响也许更大些。首先，在社会上的地位，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脸嘴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祖父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激刺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在皇甫庄住了几个月，鲁迅兄弟又随着大舅父家搬迁到小皋埠去。在避难中，不上学了。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搬到小皋埠以后，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他作“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一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

大约是1894年清明节前后，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把鲁迅兄弟接回家来了。

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国，也遭了一场大灾祸：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后来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讲演中回忆说：“我们中国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了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够留下印象的最早的这一次，就是这中日甲午战争吧。

他在《〈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者附记》中回忆说：

还记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间也常见游手好闲的名人，每晚从茶店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们大讲些什么刘大将军(刘永福)摆“夜壶阵”的怪话，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演者虽然也许添些枝叶，却好像并非自己随口乱谈，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贩来的新闻，演义了一下。

这里，鲁迅有一点误记。他把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事情记成1894年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中的事情了。刘永福是中法战争的主要战将，他统帅的黑旗军屡立战功。甲午战争中他虽参加了台湾的防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表现。《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传说他：“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夜壶阵”这话，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说到过，他说：“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香港大华出版社版，第106页)夜壶，是陶制的男用尿壶。“夜壶阵”即利用夜壶作外壳制成土地雷以杀敌的方法。这倒不是什么“无稽不经之谈”，《清史稿》本传说，“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为了要在短时间里造出许多地雷，于是想出了利用现成的夜壶作外壳这主意吧。这事到了乡间时事评论家口中，就变成了神奇的夜壶阵了。中法战争时，鲁迅才三岁，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军事政治的谈论留下多少印象，大约是甲午战争时有人旧话重提，十三岁的鲁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里把它写做甲午战争中的事情吧。

甲午战争的失败，确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激刺，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就说鲁迅的父亲，这一个多次应试也没有中举的读书人，更因为他父亲的案件连累扣考斥革，进入仕途已经断无希望，可是他仍然怀着忧国之心。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忆说：

父亲周凤仪(1)

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阵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两天之后北洋海军又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惨败。时局越来越坏，他的忧虑只会越来越深。鲁迅也不能不受到他这种情绪的感染。正因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鲁迅更加敏锐而难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门的不幸了。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父亲周凤仪(2)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尔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加添了我一个人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

祖父在狱中吃饭的情形，这篇文章说：“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什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

父亲周凤仪(3)

祖父在狱中，想看书，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馆的铅印书，或者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他买来的木板书中有一部《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御选”的一部有四十七卷的大部头书，唐朝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宋朝选了苏轼和陆游两家。祖父看过之后，将这书搭回绍兴家中去，书中夹了他一张字条：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示樟寿诸孙

这张字条现在保存下来了。可见他虽然人在狱中，对孙辈教育这事他还是放在心上的。

从周作人说的这些情况看来，祖父在狱中，人身自由当然是被剥夺了，但在生活方面，包括精神生活，却还不能说受了怎样的虐待。可是家里，要负担他在狱中的开销，负担一个病人的医治，负担一家长幼的嚼用，很快就穷落下来了。几年中间，那四五十亩水田，全被卖掉了。

家境的骤然败落，对少年鲁迅的影响不小。后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了这几年中的感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十五岁的鲁迅就成了他这一房的代表了。寡母孤儿，总少不了受人欺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这一位和蔼的老人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他在小说《孤独者》中，让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显然就是对这一件事的回忆。

走异路 逃异地(1)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他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说：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分在机关科学习。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周树人。改名的原因，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椒生》中说，是因为“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

周作人的这本书接着还说了：“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

鲁迅的《朝花夕拾》里有一篇《琐记》，记下他在水师学堂的情况：

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初进去当然只能做三班生，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不但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决非只有一本“泼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敢正视；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爱的是桅杆。……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

在《忽然想到(八)》里，鲁迅还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多次上书，指出当时正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具体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以为《春秋公羊传》讲“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孔子作《春秋》就是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表明他的变法主张不但大合时宜，而且深合古训。这样，赞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赞同，反对者也不能不稍有顾忌。加上他的经学家的名声和新科进士的身份，当然地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

走异路 逃异地(2)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维新空气的浓厚。1895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个比较闭塞的小城走出来，他立刻受到这种维新空气的感染。在《琐记》这篇回忆文里，鲁迅生动地记下了当年他兴奋地阅读《天演论》的情形。

维新变法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诏定国是，提出“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日。几天之后，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次召见的情况，据《光绪朝东华录》说：

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渐擢小臣”就从康有为开始，当天，“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样也就开始了新旧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奏折说：

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开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如仇。

奏折建议给予许应骙降职处分，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光绪皇帝对这事的处理，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许应骙议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挠，御史杨漪川、宋芝栋联名劾之。上恶及阻挠科举，即定罢斥。刚毅乞恩，不许；请令总理衙门查覆，不许；乃请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绪皇帝下的上谕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当然明白皇上对他的恶感，怎样回奏才能挽回局势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上重于为我故去大臣，故听之。”老于官场的刚毅老奸巨猾，看准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叫他反守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为，光绪投鼠忌器，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许应骙就照着刚毅指点的这样办，两天之后，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对原参各节逐项痛驳，全面为自己辩解。说的都是“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何得云多方阻挠”，“何尝痛诋西学”之类。他还自我表白说：“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似乎他早就赞同维新，讲求洋务，还很跟得上时代潮流哩。在奏折中，他痛诋康有为，在行文上却不是攻击他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而是攻击他的人品。许应骙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时，正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时，变法不仅是康有为的主张，而且是皇上的庙算，他不能不表示他是可以接受甚至赞成变法的态度。奏折中涉及康有为变法主张的，只有这样几句：“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攻击他人品的话就说得多了：

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幸进。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臣寓所已干渴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馀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

趁这机会，许应骙就把宋伯鲁、杨深秀这两位言官对他的弹劾，说成是康有为怂恿所致。他请求将康有为罢斥驱逐回籍。

五月二十四日(7月1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许应骙的这一道奏折。周庆蕃看了，很是开心，其中对康有为的那些斥责，大合他的心意。他又看到，鲁迅到南京两个多月以来，热心阅读新书报，谈新学，俨然是个小康党了，于是把他叫来，把这份报纸递给他，说：“你这孩子有些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二十多年之后，鲁迅在《琐记》这篇回忆文中写到这件事：“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大约鲁迅那时就没有怎么细看，所以印象不深，多年之后再说，就更有出入了。比如对许应骙奏折主旨的概括，说“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就不如说“总之是参主张变法的康有为的”确切。再说，看《天演论》也不是在水师学堂时候的事，而是稍后在矿路学堂时候的事，这里可以看做是借指当时流行的那些新书报吧。

八月初六(9月21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幽禁于瀛台。“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一百零三日)到此终结。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御史宋伯鲁也革职永不叙用。这时，周庆蕃颇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自得了。后来鲁迅在《忽然想到(五)》中记下了他这样一件小事：“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

作为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作为一次规模广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却并没有因为政变而终结。像严复，他还继续不断翻译介绍欧洲的名著，陆续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等等。他通过翻译这些书籍，介绍欧洲近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思想，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青年鲁迅成了严复热心的读者。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说，在极有兴趣地读过《天演论》之后，“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这时，鲁迅大量阅读严复和另外一些人译出的新书，促成了他思想的早熟。

走异路 逃异地(3)

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在江南陆师学堂内附设一矿路学堂，招考新生。这时鲁迅正对水师学堂的情况感到不满，也许还加上想到离周庆蕃远一点的愿望，即去投考。九月十二日(10月26日)放榜，录取了。他就转到这一边来就读了。矿路学堂的情形，鲁迅后来在《琐记》一文里说了一点：

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as Weib，Das Kind。汉文仍旧是“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学集注》。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舆地和钟鼎碑版的。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里说的第二年的总办是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宋恕说他“才气纵横，文学淹雅”《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401页。，能诗，有《觚庵诗存》行世。鲁迅对他，一生都怀着敬意，后来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他，日记里写到他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死，鲁迅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这里说的《译学汇编》，是《译书汇编》的误记。这是留日学生杨荫杭等创办的月刊，翻译介绍了好些重要的外国学术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今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后来严复的译名为《法意》)等等。这刊物于1900年创刊，后来改名为《政治学报》。这也是当年鲁迅喜爱的读物，多年之后还留有鲜明的记忆。

三十年之后，鲁迅在《重三感旧》一文中记下了他对当年这些“新党”留下的印象：

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原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城乡游民的邪教组织，他们秘密结社，修炼武功，特别是蛊惑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参加。痴迷者相信可以炼出“金刀不入，枪炮不伤”的功夫。他们在山东受到巡抚袁世凯的镇压，无法立足，流窜到直隶来。他们一路上焚烧教堂和教民的房屋，杀死教民和教士，直到拆毁铁路和电线。清廷最初是下令禁止这些行为。可是一些高级官员却对义和团取支持态度。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宣传义和团的勇敢和力量，载漪和刚毅又这样向慈禧太后宣传。正好这时候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妨碍她废黜光绪另立新皇帝，有一种强烈的仇外心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作为她对抗外国的力量，任命载勋、刚毅统率。这样，义和团同正规军一起掀起了一场排外的高潮。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被杀。下午，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下诏与各国宣战。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逃到陕西去了。

那时绍兴也流传许多关于义和团的谣言，说是义和团有了不得的法术。家里在同鲁迅的通信中谈到这些，鲁迅在五月十七日(6月13日)的回信中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对于义和团种种装神弄鬼的做法，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表示过反感。例如1912年6月2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齐宗颐，教育部同事，即后来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的齐寿山。在《杂忆》（见《坟》）一文中，鲁迅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上看出一个‘十’字。”也许这就是听齐君或某君所云身历“几及于难”的情形吧。

也就是在这1900年，矿路学堂曾经有过停办的风传。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

走异路 逃异地(4)

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这也无怪，这学校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督(大约是刘坤一罢)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待到开学时，煤矿那边却已将原先的技师辞退，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既然开矿无利，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乎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查到，鲁迅下矿井去看，是1901年11月7日至19日。1929年1月6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也说到这事：“青龙山者，在江苏勾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馀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已经查明：当年鲁迅所下的矿井，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在矿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据周作人在《鲁迅与中学知识》一文中说：

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1902年1月27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执照。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

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二月初八(3月17日)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

“我以我血荐轩辕”(1)

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鲁迅登上了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经由上海到日本去。

由总办俞明震率领出国的这一批官费留学生，有江南陆师学堂应届毕业生二十二名和矿路学堂毕业生六名。这六个人，是鲁迅、张邦华(字协和)、顾琅(又名芮石臣)、伍崇学(字仲文)、徐广铸(字甄才)和刘乃弼(字济舟)。此外还有同学陈衡恪(字师曾)，他家同俞总办是近亲，也自费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于4月4日到达横滨，随即转赴东京。

留学这事，后来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他也作了类似的回忆：

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

鲁迅到日本去留学，是公派的，也是他自己渴望的。他希望到外国学到新的知识，好来拯救祖国的危亡。他的知心朋友也是这样希望他的。水师学堂的同学好友胡朝栋(字韵仙)，一位不幸早逝的诗人，写了三首诗给他送行：

1904年东京的四个绍兴留学生：坐在鲁迅前面的是陈仪，坐在许寿裳前面的是邵文镕。

忆昔同学，曾几何时，弟年岁徒增，而善状则一无可述。兹闻兄有东瀛之行，壮哉大志，钦慕何如，爰赋数语，以志别情，犹望斧正为荷。

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羡君先着祖生鞭。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就诗来说，这三首说不上怎么出色，但诗人对好友的殷切期望，却是深挚的。

鲁迅到了东京，写回家信说，于二十六日(按：夏历二月二十六日，即阳历4月4日)抵横滨，现住东京市麯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日进成城学校，又言其俗皆席地而坐云。(见《周作人日记》)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中国官派来的陆军留学生多入此校学习，其中出了不少后来在军界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可是这一批同来的只有那二十二个陆师学堂毕业的进了成城，矿路学堂毕业的这几个没有被成城学校接受，鲁迅他们几个，包括自费留学生陈衡恪，都改进了弘文学院。

为了接纳迅速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日本在这几年里先后办起了好几所学校，为新来的留学生补习日语和各科基础知识。弘文学院就是1902年1月才新办起来的。后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1902年东京浙江同乡会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

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他出国留学，原是为了寻求新知识，寻求不同于孔子以至儒家学说的文化和思想啊。

日本距中国很近，来往方便。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许多政治亡命客都曾流寓到这里，时有活动。4月26日是夏历三月十九日，这是甲申年(1644)明朝崇祯皇帝自杀的日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又因为南明桂王(永历)是1661年被清军俘虏的，所以把这次集会叫做“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预定这天在上野公园内的精养轩集会。章太炎为这次集会写了一篇文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在这篇极有感情也极有气势的文章里，章太炎说：

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皙族，不其忸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令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馀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这纪念会却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开成。日本政府应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请求，会期那天派出了大批警察，站满精养轩门前，阻挡前来赴会的中国人。一天被阻拦散去的有好几百人。这一天孙中山也带领了华侨十多人从横滨赶来赴会，看到这情况，即邀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同去横滨。当天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把这纪念会开了。孙中山主席，章太炎宣读他写的纪念辞。晚上在这里设宴八九桌，大家给章太炎敬酒，他大醉，不能当晚返回东京了。

这次活动，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也有一点记载：

吾闻之秦力山：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冯自由辈，无过十馀人，自哀无国，聚而横议。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菜馆曰精养轩，顾名思义，以美馔驰名一时。若辈辄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轰饮其实，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席间人人手持太炎预草叙文一通，以志焚巢馀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结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轩一顿”，馀一字至九字，吾悉忘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这里章士钊有一点没有说清楚。3月19日的纪念会，并没有能够按预定计划在精养轩举行。章士钊听秦力山说的，当是这以前或以后另一次的志士们的轰饮聚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年流亡海外的政治精英们相互间调侃取乐的情形吧。

这是鲁迅到东京半个月以后的事。不知道这一天他前去赴会没有。即使没有去，事后他必定知道这事，也必定受到这种激昂的反清气氛的感染。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印象，也许就是这时候开始留下的吧。

“我以我血荐轩辕”(2)

鲁迅在最后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鲁迅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的讲演。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鲁迅跟他谈的一件往事：“在东京的时候，孙文从海外归来的途中，在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我也去了，不知在讲演些什么，‘唉呀’的一声，这样就结束了。”由于浙江广东语音的差异，他听不懂孙中山的话。听不懂也去，去参加欢迎的集会，可以说是表明了他那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

章太炎1902年秋天，浙江省派出的一批官费留学生也到弘文学院来入学了。其中有绍兴人许寿裳（字季黻)，后来成了鲁迅的终身好友。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记述了他同鲁迅最初的交往：

他在江南班，共有十馀人，也正在预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馀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我不耐烦盘发，……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钱姓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

邹容等人去剪监督姚某的辫子，这事鲁迅在1903年4月2日写回的家信中也说到了，可知是这不久前发生的。这是当时引起留学界轰动的一件事。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辖一省海外学务(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驯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回国。”后来，鲁迅把这事写到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小说中的N先生说：

黄兴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

这虽是一篇小说，写到邹容的几句却是写实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鲁迅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二十多年之后，当浙江省政府的一些无知官僚妄指邹容为“落伍者”的时候，鲁迅即作文为他辩诬。(见《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后来是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的黄兴(字克强)，这时也在弘文学院留学。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我以我血荐轩辕”(3)

这时，梁启超也亡命日本，先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年起改出《新民丛报》，这在当时，都是影响极大的刊物。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上册，第429页)继《新民丛报》之后不久，梁启超又创刊了《新小说报》，这刊物成了鲁迅所喜爱的读物。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回忆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新小说报》介绍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鲁迅读了很感兴趣，于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他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以“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的名义，于1903年10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译本前的《弁言》说：

许寿裳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鲁迅《弁言》中的这一段话，显然是对梁启超的响应。

1903年三四月间，弘文学院闹了一次学潮。学潮的远因是学生对于学院设施长期积累的不满，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而院方毫无反应。直接的导火线是，这时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十二则，而且态度强硬，断然拒绝学生提出的意见，声称三日后即须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决不强留”。这样，学生也就别无选择，只好宣布罢课了。3月29日开始，学生大举离校，其中有张邦华、顾琅、伍崇学、鲁迅和许寿裳等人。他们在留学生会馆集会，商议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项要求。当离校学生达到五十多人的时候，校长嘉纳治五郎软化了，几经交涉，终于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废除新条例、改良课程、开办走读等几项要求。这样才结束了这次学潮，离校学生于4月16日返校。几年之后，绍兴府中学堂发生了学潮，在这里担任教员兼监学的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这事，对闹事的学生不无同情，说“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此。”(1910年12月21日)他是回想起他们自己在弘文学院闹风潮的往事了。信中说的“清风”指清风亭，东京地名；“牛入”指弘文学院的所在地牛込西五轩町。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开始了历史上称作“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在“文明、开化”的旗帜下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从思潮直到衣着和建筑，十六岁的天皇本人也穿西装，吃西餐。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强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清王朝。鲁迅到达日本的时候，正是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他从一个停滞的、几乎凝固的社会里突然来到一群奋发的进取的人们中间，这一对比是这样强烈，使他更加痛感到祖国面临危机的深刻程度，痛感到自己对于祖国的责任，在这种心情之下，他写了一首诗：

鲁迅在五十岁的时候重写了这首少年时的诗作。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他曾经把这首诗题写在送给许寿裳的照片上。鲁迅去世之后，许在悼文《怀旧》中首次将它发表，给它加上了《自题小像》这个标题，并且解释说：“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

当年的留学生，怀着这样忧时报国之心的人还很不在少数。1902年秋天，浙江籍的留学生成立同乡会，决定出版杂志，这就是《浙江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这事说：“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创刊号于1903年2月17日(夏历正月二十)出版，开始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后来由许寿裳接编。蒋百里写的《发刊词》，对刊名作了这样的解释：

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

《发刊词》中，最为人传诵的警句是：“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借伍子胥的故事，抒自己的胸臆，不只是一篇之警策，也显出了杂志的精神。

“我以我血荐轩辕”(4)

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应该撤军了。只有俄国一直拖着，拒绝从东三省撤军。1903年4月18日，俄国还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事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应。4月27日上海张园开了拒俄大会，接着，京师大学堂学生也开了大会，提出拒绝俄国要求。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了拒俄义勇队，日日操练，还打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时颇为热闹。《浙江潮》第四期《留学界·拒俄事件》报道了成立义勇队这事。有参加者向清廷驻日本公使蔡钧告密，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蔡钧就请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学生练习兵操。原来义勇队中的一些人于是另外组织了一个军国民教育会。参加的有杨笃生、董鸿祎(恂士)等人，许寿裳也是其中的一员。

义勇队致袁世凯的公函中有这样一段话：

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引用这个历史上不惜战死抗击强敌的有名战例，反映出了留学生慷慨激昂的情绪。

也许应该认为是对于这事的响应，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上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写的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后来他自己回忆说，他那时西洋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这篇是根据外文材料编译而成的。他要借歌颂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文章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该刊编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这是确实的。我们就只来看看少妇斥责生还者这个片断吧：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前引公函中作留尼达士，今译莱奥尼达斯)率孤军扼守温泉关，与入侵的波斯军血战，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全军覆没。斯巴达武士亚里士多德因目疾未愈，没有参加这场战斗而生还了，当他在月夜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涘烈娜看到这违背了斯巴达武士道德准则的丈夫，感到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就对这生还者说：

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涘烈娜自杀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名临阵脱逃者遭到了通缉。可是，第二年斯巴达军在浦累皆(今译普拉蒂亚)和波斯军进行的报仇雪恨大获全胜的决战中，人们在阵地上发现了亚历士多德壮烈战死的遗骸!他是背负着死无葬身之地的负义的懦夫的恶名投入战斗的。柏撒纽(今译保萨尼阿斯，指挥这一战役的希腊联军统帅)将军说：按照斯巴达军人的传统，不能为他营葬。但是他毕竟有着斯巴达武士的灵魂。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文学活动正式的开端。后来他谈到这篇，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不过，他同时也说了：“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集外集·自序》)后来的文章当然是更加成熟，更有深度了。就文风说，是减少了一些华丽，在平实中更见笔力，也就是他在《莲蓬人》诗中说的“扫除腻粉呈风骨”吧。可是，这篇文章中流露的爱国心，对祖国的责任感，是一直贯彻到后来。可以说，《斯巴达之魂》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1904年弘文学院毕业照。接着，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了《说》(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

《说》一文，是介绍居里(文中作古篱)夫妇发现新元素镭(符号Ra)的事迹。1902年居里夫人从数吨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01克纯氯化镭。1903年6月她获理学博士学位，两夫妇都获得皇家学会戴维奖章。一时媒体对这事做了不少报道。鲁迅此文显然是据外文材料编译而成。可以看出鲁迅怀着极大的兴趣关心着科学的最新进展。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主张用“”字作为新元素的译名，这个译法后来没有被化学界接受。

《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在简单介绍地质学常识之后，即根据当时已有的资料介绍中国各省煤矿分布的情况。文章谈到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调查地质矿产，要求开采权。鲁迅对此感到恐惧。文章提出挽救的办法，是国人自己“结合大众起而兴业”，自己来开采，发展工业。

在《浙江潮》第十期上，还刊出了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地底旅行》开头两回。

学医的梦(1)

1904年4月30日，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决定去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去学医，当时的想法，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当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外景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他大约是9月上旬到达仙台的，参加了9月12日的开学典礼。他在这学校很受到一点优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回忆说：

在仙台，与日本同学合影。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现在保存下来鲁迅最早的一封信，是他1904年10月8日致友人蒋抑卮的。这是他到仙台刚一个月的时候写的。信中谈到了他在这里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仅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当时所写的信件，就比多年后写的回忆文更接近事实了。

1904年，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解剖学是医学校的一门重要功课。在仙台，这门课是由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两位教授分任的。藤野先生是一位特别敬业的教师，十分关注鲁迅这个中国留学生。每个星期，他都叫鲁迅把听课笔记送去给他检查，给补上脱漏的地方，改正解剖图的错误，甚至日语语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他极希望这个中国留学生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学成归国，把新的医学带回去。他常常询问鲁迅学习中的困难，给他作个别的辅导。后来鲁迅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藤野先生》，满怀敬意地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当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鲁迅晚年，增田涉和佐藤春夫为岩波文库翻译《鲁迅选集》，问鲁迅希望选入哪些作品，他回答说：你们选就行了，我只希望把《藤野先生》选进去。

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142人中间列第68名。

1905年11月6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二年级全体同学欢送敷波教授赴德国留影。敷波是二年级组织学实习教师，坐第二排中。第四排右起第五人为鲁迅。这成绩也就是如鲁迅自己说的，“同学一百馀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藤?先生》)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漏了题目，他才考得这样的成绩。他们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这使鲁迅非常悲愤，使他更痛感到祖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令人多么难堪。他恨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学医的梦(2)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只有一年半的光景，1906年3月他就退学了。后来他说，他决心退学，是因为受到一张时事幻灯片的刺激。这事他说过两次。在《〈呐喊〉自序》中说的是：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馀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地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当年鲁迅在细菌学教室里看到的那张幼灯片后来没有找到。这是1905年3月20日在中国开原城外拍摄的另一张时事片。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几年之后写的《藤野先生》里，鲁迅又把这事说了一遍，只有一点不同，就是那个给俄国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不是被砍头而是被枪毙。人当年留下的好些张刽子手挥刀砍去的新闻图片中可以推知这篇当是误记。

鲁迅放弃医学，决心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当然不会是一个刺激和一时冲动的结果。在这几年里，他读了许多文学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应该是他决心从事文学活动的远因吧。现在突然遇到这强烈的刺激，于是他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1906年3月15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意鲁迅退学。离开仙台之前，他向藤野先生辞行：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先生》)

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北京鲁迅工作室的墙上，书桌的对面。他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从仙台退了学，回到东京，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住了些时候。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记述了他们的这一次相见：

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子，坏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子坏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1906年3月离开仙台前，与医专同学合影留念。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决心从事文学，同他这些年思考国民性问题有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问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作了对比，他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可见终鲁迅一生，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他的脑际。这种思考，在他的文章里时有反映，即如小说《阿Q正传》，他自己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里就说过，“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在杂文作品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映就更多了。

母亲的礼物(1)

1906年夏天，鲁迅回国去了一趟，这是母亲叫他回去结婚。

关于这次婚事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新娘朱安(1878—1947)，山阴(今并入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这门亲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中说，还同教鲁迅读过《鉴略》的叔祖父周兆蓝的夫人有一点关系：

仁房的兆蓝，字玉田，蓝太太即是他的夫人，母家丁家弄朱姓，大儿子小名曰谦，字伯，谦少奶奶的母家姓赵，是观音桥的大族，到那时却早已败落了。她因为和鲁老太太很要好，所以便来给鲁迅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

朱安像《鲁迅的故家·仁房的大概》中又说：“戊戌以后，伯扌为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这里说的“丧儿之痛”，是指1898年12月20日鲁迅的四弟椿寿夭折。大约就是在这“时相过从”的慰问中间，她给鲁迅说媒的。周作人1899年5月19日(夏历四月初五)日记：“晴。晨同朱筱云兄、伯扌为叔、衡延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又5月21日日记：“晴。归家。小云兄别去。”小云兄即朱筱云，朱安的兄弟。他同周家的人一同坐船去看戏，如同亲戚一般走往，大约这时两家已经决定联姻了。

这时，周家的家境是已经败落下来了：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死了，田产卖了，鲁迅自己也无意于功名，到南京去进了人们很看不起的什么水师学堂。他转眼就是二十岁的人了，母亲越来越为他的婚事操心。这时，鲁老太太完全无法预料到她的家将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她的三个儿子都会成材，或是大作家，或是大官。可是，眼前现实的家境，却太令她沮丧了。在那个强调门当户对的时代，她这门第实在不好在选择儿媳妇的时候有太多的挑剔。朱安的娘家愿意结这门亲事，是亲上做亲，门第应该说是相当的吧。也许比正在败落下去的周家还要稍稍强一点，是闺女身材容貌年龄命相这些方面有所欠缺才愿意屈就的吧。

关于鲁迅和朱安的婚事，周冠五在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到一点他所知道的情况。周冠五（1887—1970），名凤纪，字冠五，笔名观鱼，小名曰朝。他是仁房义支藕琴叔祖的儿子，从小在陕西生长，于1901年才随父母回到绍兴老家来。鲁迅兄弟按辈份叫他朝叔叔，实在比自己还小几岁。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

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鲁迅家庭家庭和当年绍兴民俗·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由此可以知道，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通知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这时，鲁迅正在南京求学。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想来是通知了他本人的，并没有任何理由要瞒着他嘛。看来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在清朝末年，未婚男女在直接交往中自主选择配偶的事，在上流社会中是几乎没有的。当时的婚姻，几乎都是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鲁迅看到，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结成的配偶，并不都是怨偶。碰巧两人个性相投，相处融洽的也是有的。即使谈不上融洽，但双方都多少迁就一点，容忍一点，也就可以和睦相处下去。那时几乎多数的家庭都是这个情况，这使他觉得接受母亲的安排也可以吧。

等到鲁迅1906年回国结婚，突然面对这一位二十八岁的新娘，他大失所望了。连原来想的最低限度勉强可以接受的标准也达不到。这婚姻在它开始的第一天就已经预告了后来的变化和结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六四家里的改变》中回忆说：

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完全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熙凤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谈到过这婚事：

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因而“瑟琴异趣”。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母亲的礼物(2)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记到朱安的事。那是1914年11月26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这封她从娘家寄给在北京的丈夫的信，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从鲁迅所作的“颇谬”的评语中，可以猜测到这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来。

后来，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了，一天他在来稿中看到一首题目叫《爱情》的新诗，诗的作者这样说起自己的婚姻生活：

……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看着这稿子，好像每一个字说的都是他自己一样，触着了他心底深处的隐痛。他被感动了。于是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四十》，评论这诗说：“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在这篇《随感录》中，鲁迅表示了他对于这种“无爱情婚姻”的意见。有些话，我们几乎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这不幸的婚事的态度的表白：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时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终止这婚姻关系，叫做“休妻”，那就意味着妻子有了某种重大的过失，于她是很有损名誉的事情。鲁迅虽然不爱朱安，但是如果提出离婚，就会给她很大伤害。他知道，她也是旧习惯的牺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决心“陪着做一世牺牲”。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道德面貌。

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鲁迅已经在教育部做官，已经在大学任教了：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都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里，鲁迅直率地说出了“独身的生活”。这一点也立刻得到了在近处观察了的孙伏园的认同。这大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有名无实吧。

毫无疑问，这一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长久的痛苦。不过这痛苦是得到了补偿的。一个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多馀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业，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孙伏园看到的这些年里，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给《晨报副刊》写稿，给《语丝》写稿，和《现代评论》派斗争……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化痛苦为文章，化痛苦为思想呢?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谈到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文学活动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BSz夫人照相的诗：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在婚姻问题上，上帝是苛待了鲁迅的。不过倒也好，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婚事办过，鲁迅又要去日本过他的留学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东京，就到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周作人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谈到过这一回初到东京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同鲁迅往东京去，有在南京相识、在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寿州孙竹丹，托我带两样东西，说是亲戚吴家有女儿吴弱男在日本留学，这是带给她去的。这是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给宫崎寅藏，请他转交。……我因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鲁迅代去，找到宫崎滔天，谈得很是投机。过了两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办的报纸，红色的大门，大概宫崎滔天也是在内，所以约他在那里会见。那报的主笔是堺枯川(利彦)，那时也相见了。他们还出版有《社会主义研究》，一种杂志似的刊物，红色纸面，很是鲜艳，鲁迅当时买有一套，大概是六册，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的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这里说的宫崎寅藏(1871—1922)，号白浪庵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过从甚密，所著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在中国很有影响。堺利彦(1871—1933)，笔名枯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先后参与了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偶然的交往使鲁迅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

鲁迅重来东京以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也是这样说起当时的情况：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维支。日本的，是夏目潄石和森鸥外。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鲁迅谈到他送给白莽的两本裴多菲的书：“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引者按：即前引周作人文中所说的“瑞克阑姆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2)

鲁迅、作人兄弟在伏见馆住了些时候。那里还住了几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对他们的印象不怎么好。志趣不同，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的。就是在公寓里洗浴，也要争个先后。鲁迅不想住在这里了，就在1907年6月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了。搬到这里以后，跟同乡的的几位革命家来往就多些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中越馆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住了三个房客(鲁迅、作人兄弟和但焘)，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就给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越馆三》中回忆说：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未生名宝铨，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名濬。陶望潮名铸，号冶公。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关于同陶焕卿的交往，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有更生动的回忆：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从这一简短的记述中，鲁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业是个怎样的关系，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当陶成章死去多年之后，鲁迅依然不能忘怀这一位亡友，他的影像，还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在1926年《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深情地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不久，陶成章回国运动革命，当时也在东京的蒋智由(号观云)写了一首《送匋耳山人归国》送别：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蒋智由是同乡前辈，晚清重要诗人之一。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惨杀。几天之后，7月15日，鉴湖女侠秋瑾又在绍兴遇害。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观云》中回忆说：

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1907年夏天或者秋天，鲁迅学了一段俄文。这是陶望潮发起的，每天晚上到神田去从玛利亚·孔特夫人学。她是俄国亡命妇女，年纪大约三十多岁，可能是犹太人，不会日语，只能用俄语教授，主要是靠自己用字典和文法书自学，听课差不多只是听俄语发音吧。同学六人：陶望潮、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这汪公权是刘师培的姻亲，跟刘师培夫妇同来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又一同被清朝大吏端方收买，成为暗探，后来在上海被同盟会人暗杀。

这次俄文学习不到半年就散了。一则每人每月六元的学费是个不轻的负担；再说起初是从中越馆步行到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天迁居西片町，路太远，也没法去了。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3)

这回迁居，是因为许寿裳在这里租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招大家去品住，好分担高昂的房租。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描写他们的新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如果说到人文景观，那么还应该说到，这是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作人兄弟是1908年4月8日搬进去的。另外许寿裳还邀来了钱均夫和朱谋宣两个。许寿裳在这五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路灯上题上“伍舍”这两个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

“伍舍”外景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馀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馀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

鲁迅、作人兄弟来到东京，他们的学习、交游、生活起居这些，就说到这里。下面就说鲁迅提倡文艺运动的事了。他中止学医，原就是为了这事嘛。他最初的计划，是想办杂志。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有一些简要的记述：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

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新生》计划另一个参与者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对此还作了一点补充：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馀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个许季茀(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国去后就没有消息了。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

《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译者增田涉同鲁迅曾经有过多次交谈。他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在一次谈话涉及苏曼殊的时候，鲁迅告诉他：“实际上，他(指苏曼殊)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那么，《新生》同人的名单，在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苏曼殊了。苏曼殊才华横溢，也正努力于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也喜爱拜伦的诗，当时想到和他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人太古怪，也太颓废了，谁要认真和他合作办一件什么事，恐怕都是办不到的吧。也许他就是最先隐去的担当文字的一人。许多年之后，有人冒鲁迅之名在曼殊墓上题诗，他为此发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其中说道：“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明显流露出了对他的不满，这里是不是包含着当年东京的这一段记忆呢。

许寿裳1944年2月4日答覆《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计划出杂志《新生》问题：我确是参加的一人，其馀大概为袁文薮(毓麟)、陈师曾(衡恪)，不大记得了。”如此说来，艺术家陈师曾也是计划中《新生》的同人之一了。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1)

办《新生》杂志的计划没有成功，1907年鲁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曜》，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把他们给《河南》杂志写稿称作“《新生》甲编”。

在《河南》月刊第一号(1907年12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人间之历史》一文（署名令飞)，副题是“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是我国最早介绍达尔文学说的文献之一。它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开始，缕述了生物进化学说的历史。而正如副题所表明的，重点在介绍海克尔(文中译为黑格尔)对进化论的阐释。和英国的赫胥黎一样，海克尔也是达尔文学说卓越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他著有《生物普通形态学》，提出了他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生物发生律又称重演律的，认为个体发育重演了种系发育，即动物胚胎和幼体的发育是沿着种系进化道路而发展的。这个学说一时颇有影响并广为流传。鲁迅的这篇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说“迨黑格尔出，复总会前此之结果，建官品之种族发生学，于是人类演进之事，昭然无疑影矣”。其实这只是海克尔的一种假设，已经被后来的科学研究所否定。这个假设不论在解释进化方面或胚胎生长方面都没有多大作用。鲁迅的这篇只是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进化论思想。

接着，在《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1908年2月、3月出版)上连载了他的论文《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题目的意思，前面已经引过周作人的解释。鲁迅以为，在欧洲文学史上，“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他的这篇是，“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文章介绍了欧洲这些最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平和重要作品。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这些诗人勇敢地反抗旧势力，为社会进步和公正进行不倦的斗争。他们都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要求，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鲁迅正是从这个角度来介绍他们的事迹和作品的。

鲁迅是在周作人的帮助之下写成这篇的。《知堂回想录·七八翻译小说(下)》中谈到了这事，说他托丸善书店买来了一册丹麦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的英文译本，后来鲁迅“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

许多年之后，鲁迅在《杂忆》这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年轻时候对拜伦的倾慕之情时说：

有人说拜伦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援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其实，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黎萨)，——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后来鲁迅还谈到密茨凯维奇，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一)》中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在《“题未定”草(三)》中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

还谈到裴多菲。他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二)》中说，他收到白莽的译稿《彼得斐行状》的时候，“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并说他“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2)

《摩罗诗力说》一文在介绍这些外国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同时，还正面阐发了鲁迅自己对文学的一些见解。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论语·为政》中又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儒家的这些思想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准则，例如《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鲁迅的这篇对此说表示了异议。他说：“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接着，鲁迅根据中国文学史上的事实，概括地指出这种“思无邪”的理论给创作造成的巨大损害：“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其祝颂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结果就是，“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在这篇论文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文章(文学)不用之用”的思想。当时不是有人认为文学没有什么用处吗?鲁迅回答了这个意见：是的，说到文学，“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可是人的活动和需求是多方面的：“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矣。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他的结论就是：“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正是因为认识到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他才决心以文学为毕生的事业。

文章的结尾部分联系到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长期不与外国交往，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这种闭关政策的得失，文章说：

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以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

文章表示了对于当时一些维新志士的不满：

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馀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

鲁迅深刻地看到了：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你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面对着这样一种现实，鲁迅表示了他的期望：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与其说是期望，还不如说是决心吧。鲁迅是决心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思想界之战士了。

《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不仅反映了当时鲁迅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同时还表明了他“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活动，他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介绍，都是和他忧时报国之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科学史教篇》一文。文章概要地介绍了欧洲科学发展的历史，阐述了科学进步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同时批评了中国那些“死抱国粹之士”，他们认为“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术”，“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这些人不承认世间万事万物都在进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完美无缺。他们反对进行改革。然而这篇的主旨还不是批评这些抱残守缺的人，而是指出当时“新党”的不足和偏颇。

文章指出：这些“新党”的最大弱点就是舍本逐末：“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故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鲁迅断言，这样的向外国学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惟若眩至显之实利，?至肤之方术，则准史乘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应该怎样办呢?这篇文章指出：“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具体到自然科学方面，鲁迅提出了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意见。文章里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证明，尽管基础理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归根到底，它必定会在推动科学进步中发挥作用。例如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发现，笛卡儿对数学的贡献，在长时期里只是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鲁迅能够这样强调提出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对于后人发展科学事业也是富有启发的。

在这篇介绍自然科学历史的论文中，鲁迅还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号(1908年8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论文《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3)

同《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一样，《文化偏至论》也批评了当时的新派人物，指出他们“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谋私利，他们“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概括地说，鲁迅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鲁迅在批评这些人物的同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有两大流弊，其一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就是说，个人被“众数”所抹煞了。另一个流弊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兴，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就是说，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蒙蔽了。鲁迅希望，“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

20世纪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鲁迅认为，首先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当然也包括他的前驱叔本华和施蒂纳这些人。谈到尼采的历史地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的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②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卷，第311页、第319页。“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的影响。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②罗素的这个见解，有助于人们理解鲁迅倾心于尼采的原因吧。尼采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攻击旧道德，攻击旧伦常观念，不能不引起鲁迅的共鸣。鲁迅显然赞同尼采关于“超人”的说法，提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同时他还认为，必须用“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光”，来消除“唯物极端”的流弊。鲁迅以为中国的出路就在这里，只要贯彻了这个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就这样，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乎一世。

鲁迅喜爱尼采的文章，曾经将他的名著《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用文言译出，后来又用白话译出，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新潮》月刊上。这兴趣到老不衰。1934年他还建议他的年轻朋友徐梵澄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和《看哪这人》译出，并将书名分别代定为《苏鲁支语录》和《尼采自传》，介绍出版。

在刊登《文化偏至论》的同一本《河南》月刊上，还刊登了鲁迅译的《裴彖飞诗论》。这原是奥匈人爱弥尔·赖息的《匈牙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原文是英文，经周作人口译，由鲁迅笔述的。译文分上下两部，这次刊出的只是上半。

不久，《河南》杂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词，要求日本当局查禁。刊物就停刊了。《裴彖飞诗论》的下半就没有能够刊出，译稿也遗失了。

鲁迅的论文《破恶声论》的上半篇刊登在《河南》月刊第八号(1908年12月出版)上，也因为刊物的被禁没有登完。这篇也同《文化偏至论》等篇一样，批评了一些口称“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也可见他对这种人的反感到什么程度了。鲁迅寄希望于和这一类志士英雄完全不同的人：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隲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这“人各有己”，是极重要的事。鲁迅的这篇文章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也就是《文化偏至论》中说过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意思。

对于当时颇有号召力的“爱国”这个口号，这篇文章做了这样的分析：“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鲁迅不赞成这种“爱国观”，他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于“艺文思理”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他认为那种“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只不过是“兽性之爱国”。鲁迅说，“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鲁迅不赞成这种“兽性之爱国”，特别是因为“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1908年住在伍舍的几个月里，鲁迅有机会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对于这一位坚决反满的著名学者，鲁迅早就怀着仰慕之心了。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三年。1906年出狱，即到日本，不久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道：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馀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一九○六年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当时一同听讲的周作人和许寿裳也都写有回忆。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民报社听讲二》中说：

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与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钱夏，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鲁迅曾借未生的笔记抄录，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出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馀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听章太炎讲学虽只几个月时间，可是他后来运用文字的“洁癖”，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爱好这些方面，都明显有着章太炎的影响。他一直到晚年，对这位老师都是十分尊敬的。1933年6月18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许寿裳编的《鲁迅先生年谱》1908年说：“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明确提出鲁迅曾经加入光复会。从鲁迅当时和章太炎、陶焕卿、陶望潮、龚未生这些光复会人交往的密切看，鲁迅似乎是有可能加入了光复会的。可是那时同他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却以为不然，他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针对周作人的这人说法，许寿裳在答复《鲁迅事迹考》作者林辰的信中说：

光复会会员问题，弟进会时，鲁迅尚未加入。1909年春，弟先返国。是年夏，鲁迅亦返国，同在杭州教书，始知其亦进了会，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知的。(1944年2月4日)

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同年5月26日)见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下卷，第893页、第896页，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

至于周作人，他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还是坚持他的说法：“他的加入光复会一节，无论别人怎么论说(除非有物证)，我记得陶焕卿‘票布’的笑话，相信决未加入。”

赞同许寿裳说法的有胡风。他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记下了他同鲁迅的一段对话：“我问：‘周先生加入过同盟会没有?’他答：‘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这不能说出去，他们知道了更要恨我的。’这‘他们’是指国民党。”

还有增田涉。他的《鲁迅的印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其中说：“我所写的《鲁迅传》的原稿，是经他看过的，现在再看那写着他是革命党员的地方，还照样保留着。”增田涉接着说：“即使没有正式入党，从他和章太炎的关系而联系到光复会，那是不容争论的事实吧。”语气有一点儿活动了。

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记下了鲁迅对他说的一些话。关于这件事，鲁迅是这样说的：“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他不说“参加”，而说“接近”，大约最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吧。

鲁迅那时的经济情况不怎么宽裕，常要设法寻一点收入。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校对》一节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译书因为有上海大书局的过去经验，不想再尝试，游历官不再来了，也没有当舌人的机会，不得已只好来做校对。适值湖北要翻印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由湖北学生分担译出，正在付印，经理这事的陈某毕业回去，将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便去拿了一部分校正的稿来工作。这报酬大概不会多，但没有别的法子，总可以收入一点钱吧。有一处讲到纳妾的事，翻译的人忽然文思勃发，加上了许多话去，什么小家碧玉呀，什么河东狮吼呀，很替小星鸣其不平，鲁迅看了大生其气，竟逸出校对范围之外，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消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担任印刷的是神田印刷所，派来接洽的人很得要领，与鲁迅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承办的。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5)

没有想到的是，这校对《支那经济全书》的事，竟帮助章太炎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事情的始末，周作人在《章太炎与国民党》一文中说了一个大概：

太炎出狱东渡，《民报》交他去办，他们(引者按：指同盟会)即不顾问，只是张溥泉仍旧挂名编辑者，实际上他也已跑往巴黎，和吴稚晖去搞《新世纪》去了。太炎因溥泉不在，叫陶焕卿替他，《民报》二十四期(引者按：1908年10月10日出版)上将编辑人张继名义改了陶成章，岂知日本政府受了满清的请求，正要封闭《民报》，遂借口编辑易人不呈报，违反条例，将报社封门(引者按：事在10月19日)，还判了社长章炳麟罚金一百五十元。这一笔钱在穷学生看了着实不小，但是假如同盟会干部肯管，不难立即付给，可是他们不管，一直到了缴款期限的前一日，龚宝铨跑了一天没有着落，晚上走到许寿裳鲁迅的寓居，他们几个也是穷官费生，面面相觑，没有办法，但是明天如不把钱交去，后天他老先生将被请去作工，要一百五十天才能出来。时许寿裳忽然想到了一个折子，湖北留学生陈某替张之洞经手译印同文会的《支那经济全书》，毕业回去时尚未完了，托许代办，存折上有二三百元钱，现在为得救老夫子的急，只得把这钱暂时移用一下，事便这样办了，太炎得免于去作工，后来垫款也还了。

刚才说到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作人兄弟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这书得以在这时出版，是因为意外地得到了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前面已经说过，伍舍散伙，钱均夫、朱谋宣两位退出，1908年12月鲁迅作人兄弟和许寿裳迁居附近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就是住在这里的时候，来了一位客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抑卮》一节中说：

那时却来了不速之客，是许寿裳鲁迅的友人，主人们乃不得不挤到一大间里去，把小间让出来给客人住。来者是蒋抑卮夫妇二人，蒋君因耳朵里的病，来东京就医，在那里寄住几时之后，由许君为在近地找了一所房子，后来就搬过去了。因为也是西片町十号，相去不远，除了中间进病院割治之外，几乎每天跑来谈天，那时许君已在高师毕了业，鲁迅则通常总是在家的，蒋君家里开着绸缎庄，自己是办银行的，可是人很开通，对于文学很有理解，在商业界中是很难得的人。

鲁迅坐在地上，坐在凳子上的是蒋抑卮，站着的是许寿裳。

同书里《袁文薮与蒋抑卮》一节又说：

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这里，周作人有一点说得不对。并不是1908年蒋抑卮到东京来治病的时候鲁迅才认识他的。从1904年鲁迅从仙台写给他的信中看，他们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写作这书的时候，这封信还没有发现，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错的吧。

介绍外国小说这事，鲁迅早就想做的。《新生》杂志要是真办起来，这也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吧。出版翻译的小说集，可得有钱才成。现在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来帮忙，这事很快就办成了。1909年2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计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两篇，英、美、法和芬兰各一人一篇。鲁迅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译的。

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经过增订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鲁迅用周作人的名义给它写了一篇新序，概述了这书出版的始末：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馀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

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到12月，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了，上面派了夏震武来接任监督。这可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官僚。从《光绪朝东华录》的点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妄人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条：“谕：现因时事艰难，下诏求言，原期广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条奏多未能按切时事立言，著不准行。”夏震武还奏劾军机大臣王文韶，“请置重典”，上谕驳斥他说：“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殊属冒昧。姑念迂儒不达时务，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免其置议。”碰了个硬钉子。上谕还宣布：不许他再上奏折了：“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虽间有可采，究多窒碍难行，总之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渎奏。”上谕说他“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这个钉子还不够。那时，奕劻、李鸿章正在北京同各国谈判辛丑条约的事，这夏震武竟异想天开，“妄请自充专使”，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谕：“国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详筹，岂有以疏远小臣，自请简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儒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就是这样一个“狂愚谬妄”之人。他对自己期许甚高，只屈就了一个学堂的监督，已经是极不得意了。官职虽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所以一到职就生出事来了。

这次风潮的情形，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都写有回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杨莘耜的《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中说：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谷，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八九，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去。群情大愤，还在纷纷讨论如何对付，正在这时，他来一信给季茀，说是你不能一天立于教育之上(原文如此)，也就是说，把许给开除了，来一个杀鸡吓猴子办法，使大家安静下来。殊不知他这一举，更坚强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大家议决：大家搬出学校去，即日罢教。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建议，黄醋园湖州会馆有房子，尽可住得下，大家听了，都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背的背，挑的挑，哄然离开了两级师范搬到了黄醋园去，学生们都瞠目而视，并震动了全省。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一时到哪里去可以找这许多人来呢?袁嘉谷也为之茫然，劝他辞职，他不肯，说：“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这句话成为鲁迅和我们几个人的口头禅，凡是一件事，要继续办下去，就应用“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约僵持半个月光景，袁看看实在搞不下去了，就叫杭州人孙智敏来代校长，孙年轻比较开明。孙来黄醋园，请我们回校，这场风暴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齐集在黄醋园湖州会馆拍了一张照片，胜利地回校了。夏震武是个大木瓜，不识相，因此这一次斗争就叫做“木瓜之役”。

辛亥革命前后(2)

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茀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茀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协和、夏丏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茀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茀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馀)。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连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馀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因抵制新任监督夏震武，宣布辞职，于离校后合影留念。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湖州会馆。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木瓜之役”，教员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校长，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事，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却是一场新对旧的斗争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即小见大，这也反映出了清末那时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在变化。

1910年9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

回到故乡，鲁迅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他的辫子，早在日本就已剪掉。现在可麻烦了。他在《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回忆说：

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

1910年8月，鲁迅回到家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生理学教员。左上角着黑衣的是鲁迅。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范爱农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要看看光复的绍兴。武装演说的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怀疑。后来他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这军政府也只不过存在了几天时间。11月10日晚上，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第二天宣布成立绍兴军政分府，他当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鲁迅的《范爱农》一文中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王金发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

辛亥革命前后(3)

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之后，登了不少骂人的文章。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鲁迅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这就使鲁迅很感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再在绍兴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把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元的馀款交给了军政分府派来的接收员，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这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表现出了作者杰出的讽刺才能。这篇后来发表在1913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鲁迅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曾经有意到上海去当编辑。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鲁迅与书店》一节中说：

辛亥革命之后，他同范爱农合办师范学校几个月，与军政分府的王金发部下不大弄得来，就辞了职，想到上海去当编辑。他托了蔡谷卿介绍，向大书店去说，不久寄了一页德文来，叫翻译了拿来看。他在大家公用的没有门窗的大厅里踱了大半天，终于决定应考，因为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他抄好了译文，邮寄上海，适值蔡孑民的信来到，叫他到南京的教育部去，于是他立即动身，那考试的结果如何也不去管它，所以没有人记得这是及第还是落第了。

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鲁迅就到上海当编辑去了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元。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

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借钞《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钞写的；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馀恨。

鲁迅自己在《坟·杂忆》里也记下了一点旧地重游的情况：

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

南京是他求学四年的地方。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只是矿路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现在重来，却是新国家新政府的一位官员了。旧地重游，抚今追昔，心情是颇为兴奋的。南京作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颇有一点除旧布新的气象。1925年3月31日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往事，说：

说起民元(按：民国元年，即1912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1912年初的三四个月里，国内政局不断发生变化：清室退位，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在北京组织政府。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和许寿裳一同回绍兴去了一趟。5月初，又一同启程北上。5月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就住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种会馆，原是各地为本籍进京应考的士子设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员也住在那里。现在鲁迅单身进京，就住在那里了。他住在县馆里叫藤花馆的房屋里。这里大约有一段时间没有住人了，上床还不到半小时就有三四十只臭虫出来咬他，只好搬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请县馆的服务人员换了床板，才能入睡了。

5月10日，鲁迅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8月，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鲁迅在教育部职务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在他的日记里有一点记载。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

教育总长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希望鲁迅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等事项，许多都是社会教育司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到夏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分管博物馆、展览会等项事务。这次全国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就是他主持筹备的。这张照片摄于1914年5月20日展览会闭会之时。鲁迅为倒数第二排左起第四人。

在官场上，方针政策常常是依“长官意志”而转移。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由次长范源濂接替。这时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在讨论教育方针的时候，竟决定删去“美育”这个项目。鲁迅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辛亥革命前后(4)

教育部是个很闲空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他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趁这机会做了好些事情。他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这《会稽郡故书杂集》收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等八种有关会稽人物事迹、山川名胜的古籍的辑本，大都从唐宋类书及其他古书的引文和注文中辑出编成。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到，人们不知道珍重乡土的历史，“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他看了，很觉难过。他怀着对故乡的深情辑录这本书，“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除了辑校古籍之外，他还用了不少的力量去搜集和研究金石拓本、造像和墓志的拓本，古砖和古钱等等。他通过这些来认识古代人民的生活。

1915年元旦教育部全体人员合影。最后一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鲁迅到北京不久，就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世的好友横死，他很觉得悲哀。回想起他们一同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的情形，回想起他们共事的时候，“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样子，回想起他带点凄然的神色赞成自己到南京去的时刻说的，“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想起这些，无法入睡了。在静夜里，他写了三首挽诗：

1915年8月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被指定为会员。不久，更被任为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和编译等项事务。在这帧会员合影中，鲁迅在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艼，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诗中“狐狸”“桃偶”一联，表示了鲁迅对局势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所厌恶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现在当权的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也真是这样。1913年3月20日，他的刺客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几次去探望这位失去自由的老师。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从原址什刹海广化寺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新址举行开馆式。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1915年，袁世凯决定称帝，他叫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的“筹安会”为之鼓吹，宣布明年改元为洪宪元年。为了消灭反对的势力，他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后来，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远祸全身也就委实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叫军警执法处的那一伙特务相信你不关心政治，你对于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鲁迅拿许多时间去抄录古碑，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这一节中回忆说：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在同书里《俟堂与陈师曾》一节中，周作人还说：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于1916年6月死去。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军阀不断进行战争和政争。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鲁迅不肯向复辟的皇帝陛下称臣，7月3日，他到教育部向同事道别，不干了。几天之后复辟乱平，他才回教育部上班。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当时陈独秀本人大约也未必想到，这个杂志在转移社会风气，影响历史进程方面，在中国报刊史上，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卷首刊出《社告》五条，第一条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第一号“通信”栏中给一个读者的覆信里，陈独秀这样说明杂志的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当然是对的。在袁世凯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现实政治拉开一点距离，不宜批评时政吧。不过话虽这么说，要做到一点不谈也不容易，就说这封读者来信吧，这位写信的人要求陈独秀作文批评筹安会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优于共和的主张。陈的覆信说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可是事实上陈在覆信中还是对筹安会的论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卷末的《国内大事记》在记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倾向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就像历史上那些独裁者的死总要带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样，一时政治空气也有点松动。9月1日开始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二卷，宣布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国内大事记》对于时局的这一变化表示兴奋，希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蔡元培就是到这暮气沉沉的腐败的学校去当校长。经过他锐意整顿，很快北京大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的教师。正好陈独秀因事来北京，蔡元培几次前往敦请，请他来校担任文科学长。先后聘来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学校里，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日渐浓厚起来，学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团，像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

胡适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出“施耐庵之《水浒》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具体的主张，他提出：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论文里提出了改用白话文的主张。

马上就得到了响应。在下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看到这篇，“快慰无似”，就写了一封长信同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信中有这样一句：“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可不赞成胡适的这个态度，他在覆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这件事情上他有十足的自信心。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回顾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平和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是陈独秀的一篇《文学革命论》，才“正式举起‘文?革命’的旗子”。

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沙皇。在俄国着手建立民主政治。可是几个月之后，11月7日的革命又推翻了3月革命所产生的临时政府。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在俄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试验。这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有所变革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表示希望：“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套用徐敬业讨武则天檄文的口气，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这时候开始，《新青年》用越来越多的篇幅宣传十月革命，宣传苏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

跟鲁迅、周作人兄弟在东京一同听章太炎讲学的钱玄同，这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他很热心敦促鲁迅兄弟给《新青年》写稿。后来他在《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回忆说：

钱玄同民国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对于钱玄同的登门约稿，周作人是比较快的答应了，鲁迅却是很迟疑了一些日子才答应。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记录了他和钱玄同的一段对话，也反映出了他这种失望、颓唐的情绪。那是他住在绍兴县馆的时候，正在抄古碑，钱玄同来访了。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次，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前来敦促他们为《新青年》写文章的，不但有钱玄同，还有刘半农。《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上刊登了刘半农的一首记事诗：《除夕》，诗中记述了夏历丁巳年除夕(1918年2月10日)他到绍兴县馆看望鲁迅作人兄弟的点滴情况。这诗说：

刘半农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甚么?

不当他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半农自己加了两条注释：

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

“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在这一年将尽的夜里，展望即将来临的一年，想到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欲招缪撒”这一点，看来可以解释为打算进行文学创作。“蒲鞭”一栏，刘半农的注释说得太简单了，很难推知鲁迅他们当时的具体设想是什么。也许，后来把范围扩大了一点，不仅限于新出书刊的评介，而兼及于社会批评，也就是《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始的《随感录》这个专栏吧。在杂志的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上，鲁迅发表了《随感录二十五》，接着，他在这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短评，后来都收在他第一本杂感集《热风》里。几年之后，他在这书的《题记》中回忆?：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就在刊出刘半农的《除夕》这首诗的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出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正好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四面受敌”的情形。这篇标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钱玄同执笔，把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复古派的口吻，用“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署名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同时刊出刘半农写的针锋相对痛加批驳的覆信。只是这覆信的措辞轻薄，连什么“鲜灵芝”、“刁刘氏”都写进去了，反而引起反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后来《新青年》同人也很觉懊丧。

这是1918年1月的一次和过去学生的聚会，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创作了《狂人日记》。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3)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是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早两年，他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的吧。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花费许多心思，他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对几千年来中国吃人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作了愤怒的控诉：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了这篇小说，谈到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历史的这一思想。这信中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里所说的“吃人”，当然是一种象征的、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它说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宗法家族制度以及礼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对人的摧残。小说刚刚发表，就得到了响应。成都吴虞写了篇《吃人的礼教》(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说：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吴虞这篇文章举出了不少中国史乘记载的真正吃人的事例，例如《后汉书·臧洪传》说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新唐书·忠义传》说张巡守睢阳，也是从杀妾以飨军士开始，吃完了围城中的妇人，接着吃男夫老小，一共吃了二三万人。吴虞说，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为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在这篇小说中，鲁迅通过“狂人”的口，表示了他对于将来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到来的坚定信念：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第一次用了“鲁迅”这个署名。这是很有意思的。它不但是鲁迅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而且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最可贵的收获。正如他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的，这一篇“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一篇重要文献。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了《孔乙己》(1918年冬)、《药》(1919年4月)等等小说。

小说《孔乙己》，是通过一个少年人(酒店学徒)的眼睛，来看一个不幸的读书人的境遇。“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这个小学徒发现：在他那酒店的顾客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把这人的境遇写出来了。就是这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表明他不属于那做工的“短衣帮”，而是 “士”人一类。可是他又这样穷困，已经不能“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只能同那短衣帮一起，站在柜台边上喝上一杯。

在酒店里，他常常让人随意取笑。回答这些取笑，他“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说写了这样的场景：

有几回，邻舍孩子们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可见他《论语》读得很熟，孔夫子说的“圣人多乎哉?不多也”，他随口就用上了。小说中他最后一次出场的场景是令人战栗的：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当然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牺牲者。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在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这种制度之下，除了倡优皂隶等等被社会贱视的人之外，所有士农工商不问贫富门第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一定的程序进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比起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要公平得多。考试所用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固然有禁锢思想的作用，但也不失为测验学力和智商的一种标准。只是那时政府的政务简单，需要官员的人数很少，而读书人除了中式做官之外，又很少其他的出路，这样，落第的士人境遇就悲惨了。孔乙己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鲁迅是怀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情来写孔乙己的。写他受到社会的迫害，真活不下去了，可是依然艰难地挣扎着活下去，依然保持着自尊和自爱之心。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

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有将鲁迅先生小说译成别种文字的，如果译者自己对于某一篇特别有兴趣，那当然听凭他的自由；如果这位译者要先问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己》。

鲁迅先生自己曾将《孔乙己》译成日文，以应日文杂志的索稿者。

《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夏瑜，显然是对1907年被杀的女革命家秋瑾的纪念。在小说中，夏瑜并没有出场，就从旁人的谈论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位视死如归的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他被关在死囚牢里，已经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这时他想的不是正一步一步逼近自己的死亡，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革命事业的前途。他向狱卒宣传，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劝牢头造反”。当他因此遭到狱卒殴打，他的反应是“还要说可怜可怜哩”，他在可怜这耀武扬威打他的人，这人竟毫不感觉到自己过的也是屈辱的奴才的生活，丝毫想不到应该改变这个可鄙可悲的处境，争取过真正的人所应有的生活。这是多么可悲悯的不觉悟啊。鲁迅怀着最诚挚的敬意写出了这个革命家的形象。

小说着重写了开茶馆的华老栓，写了坐在茶馆里吃茶的闲人们，这样就更真切地反映出了夏瑜所从事革命活动的环境，他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活动，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群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可是，他们，竟是这样的麻木和愚昧。他们不了解夏瑜，不了解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不了解夏瑜的流血牺牲完全是为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使他们异常屈辱异常困苦的现状，是应该改变而且可以改变的。他们甚至还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之类的无稽之谈。人民群众这样的麻木和愚昧，正是清王朝所需要的，这是他们维持统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他们主入中夏，就厉行愚民政策，以史不绝书的文字狱使汉族的知识分子钳口结舌。从《药》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群众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愚民政策是收到了成效的。

对于统治者来说，仅仅做到了使人尽量愚昧还是不够的，还须要促使人们尽量堕落，它要求人群中最堕落的部分和自己合作。它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鼓励告密，鼓励叛卖。它把促使人们愚昧和堕落提高到国家政策的水平。在“满门抄斩”的恐惧和“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的诱惑面前，何去何从呢?对于一个没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操守的人，要不堕落，也就难了。这就是小说中告密者夏三爷这个形象出现的根据。

尽管鲁迅以沉重的心情刻画了人们麻木愚昧这种可怕的现实，可是他用夏瑜坟上的花环表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这大清的天下”后来终于被夏瑜的同志者所推翻，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夏瑜其实是胜利者么?

鲁迅在《新青年》上不只是发表小说，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还在新辟的“随感录”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锋利的短评。向几千年来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猛烈进攻，大声疾呼地鼓吹改革，鼓吹科学精神。他写的这些随感录，着重批判了那些拒绝任何改革的保守派人物，这些人以“保存国粹”为口号，来维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在《随感录三十八》里，鲁迅概括了这一流人物的主张：“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

对于“保存国粹”这口号，《随感录三十五》反驳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在《现在的屠杀者》这篇里，鲁迅指斥这些反对改革的论者说：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当时一些较为明智的人，也感到了改革的不可避免。但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改革，仅仅是利用外国的科学和技术来维护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里这样描写他们：

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但这是办不到的。鲁迅告诉他们说，“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这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双方的斗争更加激烈。《新青年》之外，1918年12月，陈独秀又主办了一个纯政论性的刊物《每周评论》。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了《新潮》月刊，刊物的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刊物期许甚高了。这些都是一时很有影响的刊物。鲁迅支持《新潮》的出版。他在看了已出的三号之后，写信给傅斯年，谈刊物的编辑方针，提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和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出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出：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新青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针对这些攻击，陈独秀回答道：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5)

陈独秀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反对者，堂堂正正地举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大旗。这就是《新青年》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旗帜，是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跟《新青年》杂志遭到非难的同时，陈独秀本人也遭到了攻击。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文字。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刊出了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把这三个人痛打了一顿。接着，3月19日，他又在该报发表《妖梦》，写“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都被神怪吃掉。他不仅发表这些轻薄文字，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蔡元培在答复他的公开信中质问道：“(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林琴南的这封公开信里，有一要害之处，就是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这里他说的，是陈独秀嫖妓的传闻，一些小报对此颇有渲染。蔡元培的覆信里并没有辟谣，只是表示了学校当局对这一类事情的态度。他表示，对于教员，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蔡对陈的爱惜和保护之心。只是这时报刊还在不断散布不利于陈独秀的流言。《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公言报》说“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对于这些流言，蔡一一去函更正。只是这压力越来越大。3月26日晚上北京大学评议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影响之下，蔡元培同意了辞退陈独秀。陈独秀就此离开了北京大学，专门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十多年以后，胡适写信给当年在去陈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尔和，反思这一事件。1935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消息传来，国人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要去向日本使馆抗议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外，不期章惇馀孽死有头。

“挽联”的上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

游行队伍无法进入使馆区，于是就到赵家楼曹汝霖宅。没找到曹汝霖，却遇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顿。一些人捣毁了曹家的一些器物，还放起火来。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天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学生举行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6)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篇文章还提出：不可能离开社会改革来改革家庭，“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阿Q和绥惠略夫(1)

北京《晨报》于1921年10月12日创刊副刊。由孙伏园编辑。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就这样悄悄问世了。

孙伏园的约稿，只不过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小说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阿Q没有家，住在未庆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工很卖力，博得过“真能做”的称赞。然而他受尽了豪绅恶霸直到地保的欺凌、剥削和压迫，甚至连最后的布衫和棉被都被讹诈去了，弄得他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万万不可再剥掉的裤子。他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了赵太爷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感到这也许是改善自己处境的一个机会。“‘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小说描写了他这时候的心态：

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馀，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显然，阿Q弄不清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对改善自己处境的要求却是真实而且迫切的。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

小说这样介绍了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一伙“革命新贵”上台之后干些什么事呢?举人老爷为了要追一个农民“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可以把这人抓来下到狱中。而阿Q，竟被这个革命政权为了示众的需要诬为盗匪枪毙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设想一下，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小说是这样回答的：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够了!阿Q王国的政治纲领就是如此!小小一个阿Q何足道哉，天王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的作为，不就是一个放大了一百万倍的阿Q吗，那时，革命尚未成功哩。

阿Q就刑之际，说了句颇有点英雄气概的豪语：“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恐怕真是会这样。一个阿Q倒下去，千万个阿Q站起来!鲁迅是预见到这一点了的。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

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他这些话是1926年写的，到了1933年2月21日，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在鲁迅看来，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就是阿Q的统治。

鲁迅以极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创造了阿Q这个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作为阿Q性格特征的是著名的“精神胜利法”，他能把所遇到的一切糟糕的事情都解释成为自己的“胜利”。他是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或者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使他得到一点宽慰。这样，他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顿和屈辱都是?以忍受的了。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这样想了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是胜利了。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这真是惊人的自欺和麻木!这一方面是他无力反抗的反应，一方面也使他不再想到认真的反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拜伦的态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也就是鲁迅自己对待阿Q的态度吧。不幸的阿Q，你怎么这样没出息，怎么不起来斗争啊!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了，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后来他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中更说，他写《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他把他认为中国“国民性”中一些最严重的弱点，例如安于困苦的、不公正的现状，并且寻找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或者从欺凌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来求得补偿，得到满足，等等等等，集中地反映在这部小说中。

阿Q和绥惠略夫(2)

阿Q这形象的典型性，可以从《阿Q正传》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时所引起的反应中看出来。1926年8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上刊有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其中追述到《阿Q正传》发表时的情形：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阿Q这个形象在反映国人魂灵方面的成功。这些人一看了小说就能够对号入座，感到写的是自己，不就是因为他或多或少具有阿Q的性格和行状么。在《〈阿Q正传〉的成因》这篇里，作者说，“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又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很值得注意。就社会地位来说，他本是地主豪绅阶级的一员。当旧社会面1925年5月28日为王希礼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摄。鲁迅还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和自叙传略。临崩溃，革命风暴起来的时候，从这个阶级中确实也能够分化出真正的革命者的。但是假洋鬼子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所需要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把他那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和可以剥削和统治他人的地位继续保持下去。当然，假如有一种什么“革命”，不但不触犯他的既得利益，反而可以增加他的利益，不但不会动摇他的优越地位，反而可以巩固和加强他的这种地位，那么，他还是可以接受、欢迎、乃至参加这种“革命”的。武昌起义爆发，未庄的赵太爷之流在革命的风声(十分抱歉，委实不好说是风暴)中间，感到片刻惊惶和危惧的时候，假洋鬼子却长袖善舞，进一趟城，弄来了“柿油党”的银桃子，这也就更加重了他那根哭丧棒的重量。据他自己吹嘘，还居然可以“洪哥洪哥”的同革命新贵拉上关系。总而言之，俨然革命党了。他这革命党也委实做得过，不但决没有“嚓”的砍掉脑袋之虞，而且头一件“革命行动”就是一下子从静修庵的老尼姑那里革来了一只宣德炉：颇值几个钱的古董。

这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他当然不准阿Q革命了。倒是赵太爷他们，经过假洋鬼子的撮合，都“咸与维新”，继续统治着未庄。

阿Q和假洋鬼子这两个人物对待革命态度的不同和在革命中遭遇的不同，深刻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阿Q正传》是以幽默的笔调写深刻的反思，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过人的洞察力。这并不是轻松的、叫人“开心”的文章。从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开心话”专栏刊出，移到“新文艺”栏去了。

罗曼·罗兰。他看了《阿Q正传》的法文译稿，就把它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发表。当《阿Q正传》还只在《晨报》上发表到第四章的时候，后来也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沈雁冰就称它为杰作。在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上，他在答覆一个认为《阿Q正传》“讽刺过分”，“稍伤真实”的读者来信中说：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奥勃洛摩夫)了!

《阿Q正传》问世之后，不久就赢得了国际声誉。敬隐渔(《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中译者)把它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介绍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在1926年5月和6月出版的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上刊出。罗曼·罗兰的遗物中还保存了他写给《欧罗巴》月刊编者巴查尔什特的荐稿信，信中他这样谈这部小说：

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

在这前后的几年间，《阿Q正传》还出了英文、俄文和日文的译本。

1922年末，鲁迅把他写的十五篇小说编了个集子。12月3日，他给这本名叫《呐喊》的小说集写了一篇自序，讲述了他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这些作品的倾向，自序说：

1925年7月4日应《阿Q正传》的英译者梁社乾的要求摄。他的译本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说这个译本“似乎译得很恳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说得更加强调了：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阿Q和绥惠略夫(3)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呐喊》初版是十五篇。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作者把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为题材的《不周山》抽了下来，以后各次印刷的《呐喊》就只有十四篇了。《不周山》后来改题为《补天》，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这时，鲁迅不只是自己写文章，他还拿出许多时间精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芬兰亚勒吉阿、明那·亢德、保加利亚跋佐夫、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短篇小说。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和剧本《桃色的云》。

在当时鲁迅翻译的许多外国作品中，他自己最重视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翻译这本书，说来真有一点偶然。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是战败国，中国算是战胜国之一，于是把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作为一种战利品搬到北京来。教育部派了一些人去清点，《工人绥惠略夫》就是鲁迅被派去清点的时候从那些书里面挑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里，鲁迅说起这事：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就是鲁迅挑中这书的原因吧。这书引起了鲁迅强烈的共鸣，书中的好些议论，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后来的杂文甚至小说中看到。例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和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就都提出了“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个问题；在《答有恒先生》的通信中说的，“……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小杂感》中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类似的意思甚至字句，都是来自《工人绥惠略夫》书中。心心相印，鲁迅才着手翻译它的吧。

鲁迅翻译这书，心中不时拿来同中国作比较。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说起这书中的人物，对于主要人物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用了“伟大”这字眼。“便是其馀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而他在中国一搜索，就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物。可是他并不希望中国出现绥惠略夫这样改革家。他在《记谈话》中说：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他盼望社会改革，赞美改革，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破坏一切的改革家，只是他的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吧。

荷戟独彷徨(1)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合作。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了党的领导人，《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其实还在这之前，《新青年》这刊物要怎样办下去，同人间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分歧。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了一信给高一涵和胡适，其中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期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从胡适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同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了：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画，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现在只把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转录如下：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它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之后停刊。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新青年》杂志停刊之后，同鲁迅关系最深的刊物就要算《语丝》周刊了。说起来，这刊物的创办就同鲁迅有关。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那时孙伏园是一位很有名的副刊编辑，他辞掉了晨报馆的职务，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馆去编副刊了。他辞职这事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荷戟独彷徨(2)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十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入《坟》)一文。文章就这年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坍一事谈到白蛇传。据这个神话传说，那可爱的白蛇娘娘就是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的。鲁迅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的主张：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在《语丝》第三期上，鲁迅发表了散文诗《秋夜》。

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这两篇散文诗以及那首结果导致《语丝》创刊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全书中的各篇最初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心情：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求乞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

还有《过客》那篇中写的那“过客”，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心情。他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作者的心中，其实还是怀着希望的：

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这是7月20日开学典礼上的合影。21日，鲁迅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淡淡的血痕中》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一觉》

鲁迅的青年朋友聂绀弩在1940年写的一篇《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聂绀弩全集》第三卷，第386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在《语丝》周刊上，鲁迅还发表了《示众》(第二十二期)、《高老夫子》(第二十六期)和《离婚》(第五十四期)三篇小说。后来都收入小说集《彷徨》里。

荷戟独彷徨(3)

《彷徨》是鲁迅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收1924、1925这两年里所作小说十一篇。第一篇《祝福》写农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并对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学家鲁四老爷做了深刻的揭露。末一篇《离婚》也是写农妇的不幸的，主人公爱姑比起祥林嫂要泼辣些，可是她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能够帮助她改变事情的结局。

书中《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是写知识分子的。他们原来都颇有一点抱负，可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都颓唐，沦落了。《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这两个形象都有若干作者自传的成分。而魏连殳身上更有作者好友范爱农的一些气质。

《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两篇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爱情、婚姻、家庭、妇女这些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用诙谐的笔调写成的，而《伤逝》却显示出极其浓重的悲剧色彩。两篇都表现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不但诗意和情趣都得让路，就是山盟海誓也是没有用的。《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这深深相爱的一对恋人，终于不得不分手，生离死别了。

这是上一张照片的局部放大。第二排右起第七人是鲁迅。

《肥皂》和《高老夫子》这两篇讽刺小说，前一篇刻画了假道学四铭的形象，正像他妻子说的那样：“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简直是不要脸。”后一篇写的这位高老夫子，“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他就凭着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成了“有名的学者”，当上了贤良女学校的历史教员，而他的全部历史知识只是从《三国演义》、《说唐全传》这些小说中看来的故事。

对于《彷徨》这本小说集，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就在《语丝》周刊创刊之后不多几天，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也在北京创刊了。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周鲠生等人。是一个政论时评性质的刊物，陈源在上面辟有“闲话”专栏，每期发表些关于文化、思想和时事的短评。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详见下面《学潮与爱情》一章)，《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语丝》支持反杨的学生，两个刊物就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都发表了不少争论辩驳的文章。鲁迅写的，大都编入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后来《西滢闲话》编集出版的时候，在广告中称陈源为“现代派主将”，作为陪衬，称鲁迅为“语丝派首领”。鲁迅就在《语丝》上发表《辞“大义”》(第一五一期)和《草“首领”》(第一五三期)两文作为回答。不过这也并不只是《西滢闲话》的广告这样说，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是把鲁迅看作《语丝》周刊最重要的作家的。

其实，鲁迅对于《语丝》，可以说是又满意，又不满意。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可见对它的看法是不错的，而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里，鲁迅说它“……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新’，却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就既看好也有所不满了。在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鲁迅比较评论了当时北京几种很有些影响的刊物：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的这封信在表示对现有几种刊物各有不满的时候，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他正在着手筹办一个新的刊物：《莽原》。在这前后致许广平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到这个计划逐步实行的情形。

3月23日的信中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

同月31日的信中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

4月8日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

这几封信中说的“目下也仿佛有人”、“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就是指他新近结识的高长虹、向培良几个，一时很谈得来，他们就成了鲁迅创刊《莽原》的合作者。

荷戟独彷徨(4)

1925年4月21日的《京报》广告栏刊出了《〈莽原〉出版预告》：

本报原有之《图画周刊》(第五种)，现因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4月24日，随《京报》附送的《莽原》周刊创刊。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明了他创刊《莽原》的意图：“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这意思，他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里也说到了：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发表在《莽原周刊》创刊号上的《春末闲谈》一文，可以看作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示范之作。这篇从一种细腰蜂(果蠃)捕捉小青虫为幼蜂的食料一事谈起，先介绍了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的观察结果：

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鲁迅从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中介绍了这一个知识之后，就发了一通大议论，发表他对人类社会，对历史的一个大见解：

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为什么“不能十分奏效”呢?鲁迅说：“因为这——圣君贤臣所要做的——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引者按：这里鲁迅是在设身处地为圣君贤臣等人设想)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智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圣君贤臣们的一个两难处境，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历代圣君贤臣愚民政策的高招层出不穷，直到清朝鲜血淋漓的文字狱，也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鲁迅说，“将来未可知”，就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他对将来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莽原周刊》的第二期和第五期上，分两次刊出了鲁迅的《灯下漫笔》。刊登在第二期上的那上半篇，是因当时中交票停止兑现这件时事引发的议论。在袁世凯执政的晚期，依靠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家银行的大量垫款维持，引起现金亏空，发生挤兑风潮。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下令，这两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暂时一律不准兑现。这就大大损害了纸币的信用，破坏了商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当时公众对这事的反应，公众的心态，在鲁迅的文章里有很生动的反映：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可是，就在他有“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他从这里往下想，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荷戟独彷徨(5)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刊登在《莽原周刊》第五期上的那下半篇，是由日本作家鹤见祐辅写的《北京的魅力》这篇随笔引起的议论。鹤见祐辅的这篇文章里说，有位在北京的外国人，享受着北京的生活的美，都不想回去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民主)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鲁迅说：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因为《京报》决定停办各种随报附送的刊物，《莽原周刊》在1925年11月27日出了第三十二期就休刊了，即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名文。他说，这一篇“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文章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张：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兄弟失和(1)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1922年5月23日，鲁迅和爱罗先珂、周作人一同出席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兄弟失和(2)

这里“专”字与“砖”字通。“迁徙”指举家从绍兴迁居北京。“寇劫”指为周作人霸点。“逭遁”指移居砖塔胡同。“盗窟”指八道湾周作人住处。这些都容易懂得。需要做一点解释的是“宴之敖者”这个署名。据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

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有趣的是，后来鲁迅在小说《铸剑》里，把“宴之敖者”用做那个同暴君拼命的黑色人的名字。看来，鲁迅是把自己的态度和气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到这黑色人的身上了。至于他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了作人和信子，那就不知道了。

鲁迅认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一点已无可疑。只是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逐出他呢，这原因人们还是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是因为男女情爱方面的纠葛。例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就引证了章川岛提供的一项材料：

1975年顷，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很近情理。男女之间的调笑，甚至稍稍过“度”的事，通常只会发生在两个亲近友好的人之间，而不会发生在怀有敌意和恶感的人之间。已经有材料表明，在事情突然爆发之前，也就是鲁迅被“逐出”之前，信子对鲁迅已经是满怀敌意了。这里只举一事为例：鲁迅1934年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中说：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这“房东太太”说的就是羽太信子。她不许她的孩子到他这边来玩的事，鲁迅曾经说给增田涉听过。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

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这事大概很给了鲁迅一些刺激。小说《孤独者》(收《彷徨》)中就写了这样一个情节：

……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就在两兄弟还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信子对鲁迅的敌意就有这么深了。会有人去调戏一个对自己满怀敌意的人来自讨没趣吗?

许寿裳说“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是确实的。歇斯台里，通译为歇斯底里，即癔病。周作人自己就常常为信子的癔病所苦。例如1934年她同周作人到日本游历，这在她本来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可是她疑心丈夫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下面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所载周作人晚年日记中摘录一点她癔病发作的记载：

1960年11月15日：上午大不快，似狂易发，请江太太来劝，殆无效。……白太太、王大夫来，亦加劝喻。……晚又大不快，八时始得了事大吉。

1961年3月30日：晚又不快，近日几乎无一日安静愉快过日者，如遭遇恶魔然。

4月2日：又复发作，甚感不快，深以无法摆脱为苦恼，工作不能，阅书亦苦不入。

4月3日：又复不快，每日如是，如恶梦昏呓，不堪入耳。

4月12日：晚又无端发作，独语历一时许始已。

4月13日：晚又发作，独语一刻，不快殊甚。

6月4日：终日不快，如遇鬼祟，一似故意寻衅者然，殆非云冤孽不可也。

6月28日：似午前辄易作，语无伦次，只能不闻对付之，然亦苦矣。

8月20日：下午无端易作，大为不快，唯有归之因缘运命而已，殆非死莫救也。

9月4日：每日呓语如易作，殆不能堪，真冤孽也。

9月26日：上午又复易作，但在自己不知警惕，亦咎由自取耳，以后当勉作聋哑，或为死人，则尤善耳。

10月25日?不快，为避喧至街……

10月26日：写《谈往》，苦易时作，不能静心。

11月7日：上午无端发怒，易作如遇猘犬。

11月12日：晚因鱼又狂易大作，避至西屋睡，后昏呓至十一时始已。

12月17日：下午又易作，虽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

12月20日：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

1962年3月2日：易作，如谵如呓。

3月3日：上午呓语不可堪，殊难执笔。

兄弟失和(3)

这里的“易”字当是“癔”字之代，“易作”即“癔病发作”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发那天被周作人剪去十来个字的日记：“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看到“池上来诊”的记载，推想道：“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假如这天池上真是来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信子“易作，如谵如呓”，周作人就是把她的谵语或者呓语作为同兄长绝交的理由了。难怪后来鲁迅说起他，说“启孟真昏”。

羽太信子之所以敌视鲁迅，还有人提出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鲁迅作人共同的朋友郁达夫。郁达夫在《回忆鲁迅》这篇长文中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后来周建人、许广平也都谈到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鲁迅和周作人不仅仅是同胞兄弟，而且在写作翻译这些方面长期合作，志趣相近，关系不比寻常。决裂之后，两人都不能忘怀旧日的情谊。1925年10月间，两个人都互道了一声“珍重”。

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用了一个不常用的笔名：丙丁。全文如下：

伤逝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幽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是罗马诗人“喀都路死”的第百一首诗，现经某君参照几种译本说给我听，由我自由地笔述下来的。“琵亚词侣”画有一幅插图，今转载于右。一个人举起右手，上题“哀尾哀特该乏勒”三字，大约即系表示致声珍重的意思。据说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所以添写了这样一个题目。《晨报》副刊模写琵君此画作为篇首图案，大约只取其图样。有一个《晶报》式的滑稽家说，这恐怕是表示逼死别的副刊再掐死自己副刊的意思，倒也想得很有趣，不过未必是编辑先生的原意罢。

这里，周作人借了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向鲁迅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它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不知道是他自己看出来的，还是孙伏园告诉他的：这篇的作者是周作人。鲁迅看到了这篇，当然也明白了它所传递过来的信息，于是也就用了《伤逝》这个题目写了一篇作答。

收在《彷徨》里的小说《伤逝》是10月21日，也就是在看到周作人的那一篇《伤逝》之后的第九天写成的，写成之后没有在报纸刊物上发表，直接编入小说集《彷徨》中。这篇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也许应该说是鲁迅小说中感情色彩最浓重的一篇，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自白：“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一下就把读者引到伤感的氛围中。小说写了一对诚挚相爱的青年男女在社会的压力下，主要是因为失业而带来的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分手，生离死别的悲惨故事。小说对于他们所处环境的描写：

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写的就正好是绍兴县馆里鲁迅作人兄弟合住过的补树书屋的景物。周作人也看懂了这是鲁迅发回给他的“密码电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里，他发表了这样一段“读后感”：

《伤逝》不是普通恋?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读者联想到周作人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伤逝》，大约会以为他这解释也是有点道理的吧。当然，普通读者阅读小说，重要的是看其中所写的人物和情节，有兴趣去查考作者是因了怎样的情绪和影响才写这篇的人大约不会有很多。人们还是会把小说《伤逝》看作鲁迅写一个恋爱悲剧的名篇。

鲁迅在写了《伤逝》以后两个星期，又写了一篇小说《弟兄》，写的是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许寿裳写过一篇《关于〈弟兄〉》，指出“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他连续写了这两篇小说，可以想见他在这些日子里想起兄弟间的许多往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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