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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文集之洪堡的礼物

作　者：[美]索尔·贝娄

译　者：蒲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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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索尔·贝娄

洪堡的礼物

索尔·贝娄年表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1]，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奥吉·马奇历险记》开篇那六个字[2]表明了爱好音乐的犹太移民子弟们——欧文·伯林、艾伦·科普兰、乔治·格什温、艾拉·格什温、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杰罗姆·科恩、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的电台、影院和音乐厅里向这个国家展示风采（作为主题，作为启发，作为观众），如歌曲《愿上帝保佑美国》《这里是军队，琼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顿》以及《老人河》，在音乐剧方面有《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波吉和贝丝》《锦城春色》《画舫璇宫》《飞燕金枪》和《为君而歌》，在芭蕾音乐方面有《阿巴拉契亚的春天》《罗蒂欧》和《比利小子》。回顾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虽然讲意第绪语，但他们都没有兴趣书写媚俗的犹太情怀——它于六十年代随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而兴起。举家移民的行为使他们离开了正统的东正教和社会专制，即犹太人的幽闭恐怖症的源头，因此获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没有幽闭恐怖症的美国，奥吉会像他说的那样，“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

在自由的美国，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那五百多页接着要出版的书）真是大胆之举，因为它可以打消他人对索尔·贝娄这样的移民子弟创作美国式作品的疑虑。奥吉在书的结尾处兴奋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说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伦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员。”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会拥有随意使用美国语言写作的权利。贝娄确实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哥伦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孙，那些随他之后成为美国作家的人。

《抓住时机》（1956）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三年后，贝娄出版了《抓住时机》。这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与《奥吉·马奇历险记》形成了对照。该小说形式简约，组织紧凑，里面充满了悲伤，地点置于曼哈顿西部一家老人旅馆里。书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奥吉·马奇历险记》则是一部广博、散漫、滔滔不绝的书，对任何事都是奔泻而出，包括作家高昂的情绪，只要能观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悦的地方都要触及。《抓住时机》描写了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衰竭的最高潮。这个人在每一种重要的方式上都与奥吉·马奇相对立。如果说奥吉是捕捉机会的人，没有父亲，贫民窟里特别可以被收养的人；那么汤米·威廉则是犯错误的人，老父亲幸运富裕，每每与儿子在一起，但不愿意与他和他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书中对汤米父亲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儿子的无情和厌恶而实现的。汤米遭到了无情的遗弃，成了特别不可收养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备奥吉所拥有的足够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跃的冒险精神。奥吉的自我是狂欢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强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汤米的自我被重担所镇压——汤米被“被指派为一个重担的肩负者，而这个重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独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了《奥吉·马奇历险记》丰富有力的散文语言的增强。奥吉在书的最后一页上欢快清楚地写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强烈要求别人对他注意，喊出了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时机》全书的喊声就是救救我。汤米徒劳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无成。他不仅是对他的父亲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对继阿德勒博士之后所有虚伪、无赖的父亲喊，对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钱或者以上两者的人喊。奥吉到处被收养，人们蜂拥供养资助他，给他买衣服，教育他，改变他。奥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动、浮夸的庇护人（崇拜者），而汤米令人悲悯之处就是聚集错误：“也许犯错误表达了他的生活目的，表达了他在这里的本质。”汤米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孤注一掷地要找个父亲/母亲，任何父亲/母亲，把他从即将出现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奥吉在二十二岁时就是个好嬉戏、独立、有脱身术的人。

谈到自己的过去，贝娄曾经说过：“我一生的范式都是：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他从悬崖到巅峰的摇摆历史，能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而出的两部书的辩证关系中能找到文学类比？《抓住时机》这部失败的幽闭恐怖症编年史是用来纠正前一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热情的吗？是用来纠正《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狂热的直率的吗？通过写《抓住时机》，贝娄似乎回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许只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原主题，回到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前奥吉世界，在那儿受审视的主人公面临敌人威胁，因不确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乱而停滞不前，无法摆脱不满的情绪。

《雨王亨德森》（1959）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仅六年后，贝娄再次迸发出激情。然而，如果说他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摒弃了前两部“正统的”书的惯例的话，那么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则偏离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在任何意义上都谈不上正统的书。因为该书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剧性的灾难、无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内心骚动、对神秘渴望的追寻、冲破阻碍喷涌而出后的神话般的重生。

两种完全不同的企图被结合在了一起：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有效劳动来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这一毫无目标的、发自内心的、原始粗犷的呼喊，很可能同样出自K或者尤金·亨德森。当然，两部书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实现欲望的路上总会碰到无穷无尽的阻碍，亨德森是一股没有方向的人类力量，其不懈的坚持确实所向披靡。K是个姓名的首字母，隐指没有任何生平记载，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则铺天盖地。一个酒鬼、巨人、异教徒、持续处于情感动荡之中的中年百万富翁，亨德森被混乱不堪所包围，它们是“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由于他所有道德方面的缺陷和犯下的错误，亨德森认为自己既是个健康的人又是个有疾病的人。他离家出走（如同构想出他的作家那样）来到一个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陆，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非洲就是药物，而亨德森则是药品制造者。

这部书妙趣横生、新颖剔透，它是第二次巨大解放，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事实也是如此）的书，是一部引起学界阅读兴趣的同时又被挖苦讽刺的书，是一部炫技的书，一部真诚地炫技的书——是一部疯狂古怪的书，一部伟大的疯狂古怪之书。

《赫索格》（1964）

赫索格是一个充满矛盾、自我分裂的复杂人物——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又是个“依《圣经》教义行事”的真诚之人，天真烂漫而又老于世故，感情热烈而又被动冷漠，反省沉思而又易于冲动，心智健全而又精神错乱、情绪化、令人捉摸不透。他在面对痛苦时，感情丰富却又心思单纯；他在复仇和愤怒时是个小丑，是个让仇恨产生喜剧效果的愚人；在险恶的世界里是个明智且博学的学者，但他仍在那充满童年时期的爱、信任和兴奋的池水中流连（留恋于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一个苍老的、爱慕虚荣的、自恋的人，对自己既仁慈又苛刻，旋转于一个相当宽宏大量的自我意识的循环之中，而与此同时，因个人审美而被精力充沛的人所吸引，被强者和大人物们所吸引，被做作的万事通先生们所吸引，被他们表面上的笃定所引诱，被他们的果断中显示的原始权威所引诱，从他们的激情中汲取养分，直到他被激情完全打垮——这位赫索格是贝娄所塑造出来的最称心如意的人物，就是美国文学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他们只有一处不同：在《尤利西斯》中，作者那百科全书般的头脑被转化成小说的血肉，乔伊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博学、领悟力和渊博修辞让渡给布卢姆，而在《赫索格》中，贝娄则赋予其主人公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他的心态和性情，而且还赋予了他的本心。

这颗心灵丰富、宽阔，内中烦恼却汹涌澎湃，痛苦不满与愤怒欲溃决而出。这颗迷惑不解的心灵在书的首句就开门见山、理由充分地质疑了内心的平静，不是用高雅的方式而是用经典的方言句式提出：“要是我真的疯了……”这颗心灵坚强不屈，装满了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话语，这颗心灵产生过许多关于世界和历史的一流洞见，但却也怀疑本身最为基本的能力，即理解的能力。

书中通奸情节的转折点，是导致赫索格最终冲到芝加哥拿起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要杀死马德琳和格斯贝奇，但最后却放弃了的场景。当时赫索格正在法庭内等待律师的到来，他噩梦般的遭遇突然重演：一位不幸、堕落的母亲正在受审，因为她与堕落的情夫一起谋杀了她自己的小孩。赫索格的所见所闻使他恐惧不已，他对着自己大叫道：“我真不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对赫索格来说，却是低声下气、充满痛苦、回荡不已的一次坦白，它戏剧性地将赫索格精神生活的错综复杂与私人生活中痛苦的失误和失望连接了起来。既然对赫索格来说，理解阻碍本能，那么，只有当他失去理解力的时候才伸手去拿枪（就是他父亲曾经笨拙地威胁要杀死他的那把枪）——但是，最终因为他是赫索格，所以他没有开火。因为他是赫索格（他愤怒的父亲的愤怒的儿子），他发现开枪“只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

但如果赫索格无法理解，那么谁理解？而且所有这些思考是为了什么？贝娄书中首先为何如此不受约束地作这些思考？我这里倒不是指《抓住时机》中的塔姆金或者《雨王亨德森》中的达甫国王这些人物所作的不受约束的思考，他们似乎为贝娄出了一些鬼点子，使主人公已足够混乱的内心更加混乱。我指的是对于贝娄作品，同样对于罗伯特·穆齐尔和托马斯·曼小说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那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试图把思想融入小说，而是使思想本身成为主人公困境的中心——在《赫索格》这样的书中，去思考“思考”的问题。

不仅对我来说，贝娄特别的感染力在于他以特有的美国方式出色地弥合了托马斯·曼和达蒙·鲁尼恩之间的沟壑，而这又没有影响他从写《奥吉·马奇历险记》起就雄心勃勃的计划：自由发挥曼、穆齐尔和他自己这样的作家身上既被生活的景观所吸引又被心灵的想象所吸引的智性能力，使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把作者思想的底层提升至叙述的表层，但不降低叙述的模仿力，不使作品对本身作表面的反省冥想，对读者不作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也不会像塔姆金、达甫国王那样传递毫未问题化的智慧。

《赫索格》是贝娄写作生涯中首部涉及“性”这一广泛领域并进行长期探讨的小说。赫索格的女人们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勾起了他的虚荣，激发了他的肉欲，引导了他的爱，引起了他的好奇。她们让他表现出了男人的智慧、魅力和俊美容颜，使他滋生了男童般的快乐和喜悦——他从女性对他的爱慕中得到了自我认同。她们骂出的每一句难听的话，杜撰的每一个绰号，头部每一次迷人的转动，手的每一次安抚性的触摸，嘴巴每一次愤怒的扭曲，他的女人们都以异性特有的他者性使赫索格神魂颠倒。但也正是女人的缘故——在小说的最后几页，即当赫索格离开了伯克夏休养地，甚至于离开了好心的雷蒙娜和专供她享乐的宫殿似的闺帷，当他最后得以摆脱另一个女人，甚至也是最受他宠爱的一个女人，为了得到恢复，他开始了对他而言是英雄之举的独居生活，抛弃了女人，同时抛弃了倾诉、辩解和思考，暂时放弃了那无所不包的、习以为常的快乐和痛苦之源——是赫索格的女人们把他变成了一个肖像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在画浓艳的情妇时，像雷诺阿一样饱含慷慨；在表现值得敬慕的女儿时，如德加一样柔情；在描绘年迈的继母——或者他那亲爱的处于卑屈、悲惨移民生活中的母亲——时，可以像伦勃朗一样悲天悯人，尊重时代，了解困苦；最后，在描绘与人通奸的妻子时，与杜米埃一样穷凶极恶——他的妻子发现自己和赫索格那可爱、工于心计的挚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同样赤裸裸地夸张做作。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男性像赫索格这样感性，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他一样在与女人交往中积聚了如此强烈的情感，无论作为追求者，还是一位丈夫都如此。这位被戴绿帽的丈夫，其忌妒暴怒时的高大和溺爱妻子时的天真形成一幅融合了奥赛罗将军和查尔斯·包法利特征的连环漫画。任何人如果想从查尔斯的视角重述《包法利夫人》或者从卡列宁的视角叙述《安娜·卡列宁娜》以取乐的话，他将会发现《赫索格》是最好的入门教材。（这并非说，可以按照赫索格想象出格斯贝奇的方式，把安娜的光圈移至卡列宁身上。）

《赫索格》可称得上比《奥吉·马奇历险记》更加丰富，因为贝娄第一次在书中满载了性的内容，使得他的虚构世界渗透了苦难的印记，而大多数这样的内容在《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亨德森》中被排除了。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东西隐藏在贝娄笔下主人公的疾苦而非幸福中。他越是受伤、伤口越是溃烂，直到他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失去兴趣，羞辱、背叛、忧郁、疲惫、失去、妄想症、强迫症和绝望等等，无论是奥吉持久的乐观精神还是亨德森神奇的强大意志都无法回避的痛苦席卷他时，他就越能让人信服。一旦将汤米·威廉无助的境遇嫁接到亨德森的强烈情感，还有奥吉·马奇对浮夸风格和戏剧性的邂逅的爱好之上，贝娄就以庞大的喜剧悲惨管弦乐奏响了贝娄交响乐。

在《赫索格》中没有连续发生的行动——几乎没有行动——没有发生在赫索格大脑之外的行动。这并非说，作为一个讲故事者，贝娄模仿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海浪》中的技法。《赫索格》里变幻不定的、断断续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似乎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那不连贯的感觉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状态支配的，而非由作者对传统叙述手法的不耐烦所决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疯狂，使贝娄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无法倾听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强，而赫索格的每一种思想中都回荡着无意识的反讽与戏仿的声音——甚至当赫索格处于最困惑之时——这与他对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灾难分不开，不管痛苦是如何折磨着他。

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个狂人得到一捆由一条狗写的信件。那条狗是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的宠物。他狂热兴奋地阅读着那条聪明伶俐的狗写的每一个字，寻找任何指涉他自己的地方。在《赫索格》中，贝娄又胜果戈理一筹：写信的聪明的狗变成了赫索格自己。信分别写给他亡故的母亲，写给他还活着的情妇，写给他第一任妻子，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给芝加哥的警长，写给史蒂文森州长，写给尼采（“我亲爱的先生，我可以从听众席上提一个问题么？”），写给德日进（“亲爱的夏尔丁神父……碳分子是否就是根据思想排列的呢？”），写给海德格尔（“亲爱的海德格尔教授，我很想了解您说的“在平凡中堕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堕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正在哪儿呢？”），写给马歇尔公司信用赊购部的（“今后本人不再负责偿还马德琳·赫索格购物所欠之债务。”），甚至在结尾部分，还写了一封给上帝的信（“为了把我的思维连贯起来，我的脑子一直在进行努力。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按您那不可知的意志去做，接受它，还有您，而不借助于任何象征。做每一件最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要是能够把我除掉。”）

这些信件带给我们的千般喜悦，并不亚于整本书，它们是解开赫索格那无限智慧并进入他苦难生活的喧嚣深处的最好的钥匙。信件是他强烈思想的表露，为他的智慧提供了舞台。在这场独角戏中，他是不可能装疯卖傻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

“我们这个物种发疯了吗？”一个斯威夫特式的问题。简洁的赛姆勒式回答同样体现了斯威夫特的特征：“证据确凿。”

阅读《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使我想起了《格列佛游记》：主人公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史无前例地疏远；具有他这样历史的人对当时所见证的“性疯狂者”的人类状况的责难；格列佛似的迷恋于人类肉体性、人类生物性、身体所引起的几乎神秘的厌恶、它的外貌、它的功能、它的冲动、它的满足、它的分泌液以及气味。然后是对人类肉体能被如此征服的专注。作为一位脆弱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大屠杀恐怖时期的难民，作为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奇迹生还的人，赛姆勒先生从德国灭绝小队以为全部死亡的一堆犹太人里站了起来，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他记住了那让民众信心完全迷失方向的打击，即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安全和安全感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那些脆弱的人中产生的恐惧和使人错乱的妄想。

恐惧与厌恶使赛姆勒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甚至使他无法忍受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害怕“处于热烈状态的心灵……处于极端主义和狂热状态的人性”。贝娄现在描写的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奥吉和亨德森那种鲁滨逊式的冒险，而是描写类似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赫索格的婚姻背叛这样的黑色笑剧，从而展开了对最大背叛的沉思和想象，至少从赛姆勒这位背井离乡者和受害者对六十年代斯威夫特式的厌恶中可以感受到：疯狂的人类背叛了文明的理想。

赫索格在最为痛苦难耐的时刻承认：“我无法理解！”但是，尽管老赛姆勒在冒险的高潮时仍具有牛津毕业生特有的自我克制和素有的超然——他怪异的家庭里所存在的放纵、混乱、无法无天与那些在外面，如在纽约街头、地铁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大学教室里的一样——他内心深处纠结着的坦诚（那对我来说就是本书的座右铭）更加令人震惊：“令我毛骨悚然！”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成功在于赛姆勒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在欧洲种种经历的累积——他痛苦的历史，他被纳粹打瞎的眼睛——这使他成了“疯狂事件的登记员”。主人公的个人困境与所遭遇的具体社会力量形成了一种并置，而这种并置产生了有力、反讽得恰到好处的效果，就如它在任何令人难忘的小说里所产生的影响那样。赛姆勒因其无防备的尊严而明显与众不同。在我看来，他全然就是容纳社会上任何奇异怪诞或者充满威胁的东西的器皿，就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为“革命状态中的人类”生动有力地提供了一个严酷的二十世纪视角。

我不知道书中的情节展开谁为先，是疯狂呢还是登记员，是赛姆勒呢还是六十年代。

《洪堡的礼物》（1975）

《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一本，是《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代表的自我领域的快乐的音符，当贝娄埋头创作那些黑暗、低落的小说如《受害者》《抓住时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期间多多少少会定期释放的情绪。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伤口引发的、使人迷惑的痛苦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贝娄都极为看重。（《赫索格》在我看来是贝娄小说中的上品，因为它不可思议地融合了这种典型的歧义性。如果有人希望扮演文学的厨师，把《洪堡的礼物》变成《赫索格》，简便的诀窍如下：首先，切掉洪堡，把他晾在一边；其次，选取洪堡疯狂的痛苦，将它与西特林沉思式的才华捆绑在一起；最后，把格斯贝奇扔进来——这样你的书就完成了。正是格斯贝奇的背叛引发了赫索格势不可挡的妄想症，而这一妄想狂在洪堡身上又由西特林引发！）

我说《洪堡的礼物》是最为疯癫的一部小说，亦指它是喜剧中最为厚颜无耻的一部，比其他的喜剧都更糊涂，更具狂欢性，是贝娄唯一一部愉悦地释放性欲的小说，恰好也是最不顾后果地杂糅了迥异的旋律的一部小说，而且有一个荒谬的、令人无法不相信的原因：西特林的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死亡，恐惧要面对（不管他的成功和显赫）洪堡的命运。在小说对抢夺、饕餮、偷盗、仇恨、毁灭查理·西特林正在构造的世界所进行的轻快描写背后，在所有一切的背后，包括小说叙述的发散形式背后——西特林热衷于淘汰鲁道夫·斯坦纳人类学那蔑视灭绝的挑战，在这种热衷里揭示得最为直接——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使西特林迷惑不解的，碰巧也是将叙述的得体性吹至西天的东西：被忘却的恐慌和畏惧，陈旧的、普通的、人人都会有的对死亡的恐惧。

西特林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伟大的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啊！”但人类的胡说八道却是他所热爱并乐于描述的，也是使他对人生感到愉悦的东西。他又说道：“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超脱这充满巧遇的、充满假象的、浑浑噩噩的人生，取得进入更高尚的境界的资格。”更高尚的境界？西特林会到哪里去呢——贝娄会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了人类随意驱使尘世的超级戏剧，这一基本的超级戏剧是对名望（代表人物就是和幸运的、理智的西特林相对应的那个不幸的、心智不健全的冯·洪堡·弗莱谢尔——洪堡既希望超越世俗，又希望飞黄腾达，他噩梦般的失败成了西特林成功的滑稽模板），对金钱（洪堡、萨克斯特、丹妮丝，还有莱娜达的母亲，还有西特林兄弟朱利叶斯，或多或少还有每一个人）、对复仇（丹妮丝、坎特拜尔）、对尊重（洪堡、坎特拜尔、萨克斯特、西特林）、对最刺激的性爱（西特林、莱娜达等）的世俗渴望，更不必说世俗间最为世俗的渴望，即西特林自己固执地追求永生的渴望了。

若不是因为他可以片晌贪欢于他贬称为“愚昧的地狱”里的那种滑稽的贪婪所具的暴力和骚动之中，西特林为何如此热切地希望永居此地？他说：“有些人如此讲究实际，以至于剥夺了我的批评能力。”甚至击败了以永恒的平静交换他们的堕落恶意的任何企图。但除了那个愚昧的地狱之外，他“复杂的主体性”在哪里能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吸收呢？来到某个空想的、无人抵达的地方，怀旧地用愚昧的地狱故事交换鲁道夫·斯坦纳忧郁的表情？

查理·西特林兴奋地想起的这一愚昧的地狱是否就是猖獗于芝加哥街道、法庭、卧室、餐馆、充满湿气的浴室和办公大楼的那种让赛姆勒感到恶心、邪恶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曼哈顿的化身呢？《洪堡的礼物》似乎是贝娄调制的充满生气的滋补剂，用以弥补《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悲惨疾苦和道德磨难。这是贝娄的一本欢快的传道书：所有一切都是虚妄，什么都不是！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

洪堡评说西特林：“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

西特林评说他自己：“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

西特林评说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感到自己忍不住想笑。这往往是一种征兆，表明我对危言耸听的东西的癖好。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芝加哥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那种对强烈刺激，对不协调、极端事物的渴望被唤醒了。”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入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洪堡的礼物

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歌谣集在三十年代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轰动。洪堡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人物。远在中西部的我，当然更是热切地期待着。这一点，我是从不讳言的。他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他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家伙真是走了运。所有的报纸都在评论他的作品。他的照片在《时代》周刊登出时，没有遭到贬责，《新闻周刊》还对他大加赞扬。我热情满怀地读着《滑稽歌谣》。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昼思夜想的只有文学。洪堡对我展示了做事的新途径。我欣喜若狂，羡慕他的运气，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声誉。五月，我到东部去拜访他，也许是想亲近亲近他。我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沿斯克兰顿[3]线，用了大约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那段路程。那倒无所谓。车窗敞开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群山呢。树木正在抽芽，一派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景色。我的心不禁为满目的青翠所陶醉。曼哈顿也美不可言。在那里，我租了一个小房间，每星期三元，同时找到了一个工作：走门串户推销福勒牌刷子。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兴奋。我给洪堡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到格林尼治村[4]去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住在贝德福街丘里饭店[5]附近。他先给我倒了杯清咖啡，随后又往那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呵，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查理，”他对我说，“你大概还有点儿狡狯吧，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快要谢顶了。好一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你当然喜欢文学喽，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感应性。”“感应性”这个字眼是他首创的，后来这个词儿便风行起来了。洪堡为人和善，他把我介绍给同村的住户，给我书籍，让我写书评。我一直喜爱他。

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一种凯恩斯[6]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7]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的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激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8]，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果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这些狂言听来刺耳，但细想并非全然没有根据。

他能言善辩，一个人在那里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糟蹋一下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的双鼻肖像或者苏蒂恩[9]画的扒出内脏的小鸡充当题材一样。钱一直在激发着他。他顶爱谈论有钱人。靠办纽约小报起家的洪堡，还经常提到以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丑闻，诸如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哈里·骚和艾维琳·内斯比特[10]，还有爵士时代，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1]以及超级富翁。亨利·詹姆斯[12]的女继承人他非常熟悉。有时候，他自己都可笑地谋算着发财。然而他真正的财富就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噩梦之中好好睡一夜而已。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和桑巴特[13]、汤恩比[14]、罗斯托夫采夫[15]、弗洛伊德。谈到财富，他便把罗马的奢华同美国新教徒的富贵加以比较。他有空就钻研犹太人——乔伊斯[16]笔下的证券交易所外面戴大礼帽的犹太人。他会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施里曼[17]挖掘出的阿伽门农[18]的贴金脑壳或者死亡面具上去。洪堡的确健谈极了。

他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曾追随潘辛将军[19]麾下，驰骋于奇瓦瓦[20]，在以妓女和马匹闻名于世的墨西哥追捕过潘乔·比利亚（他和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体面人物，是不屑干这等差事的）。他父亲就是这样闯入美国的。因此，洪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豪华旅馆和娱乐场所来了。经济腾飞时期，他父亲在芝加哥待过，在那里经营房地产生意，在滨水饭店租了一套房子。夏天，他就把儿子叫去。洪堡也熟悉芝加哥。在棒球名将哈克·威尔逊和伍迪·英格利希大显身手的时日，弗莱谢尔家在里格利运动场有一个包厢。他们常常开着利箭牌或者希斯潘诺—苏莎牌汽车（洪堡是个汽车迷）去观看比赛。芝加哥有小约翰·海尔德[21]美丽的绘画，有穿一脚登内衣的漂亮姑娘；也有威士忌、暴徒；在拉萨尔街，还有圆柱林立的森严的银行，在它的钢铁金库里，锁着铁路钱、猪肉钱和收割机的钱。我从阿普尔顿[22]来时，对这个芝加哥一无所知。我同波兰小孩在高架铁道下玩骑驴。洪堡在亨利西餐厅吃香甜的椰子巧克力蛋糕。至于亨利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

有一回，我在西区路幽暗的寓所里见到了洪堡的母亲。她的脸和儿子十分相像，胖身材，大嘴巴，沉默寡言，浴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满头密密的白发，像个斐济人。她手背上有老年斑，黑黝黝的脸上有更黑的像眼睛那样大的斑点。洪堡欠着身子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只用充满女性深沉的哀怨的目光凝视着。我们离开那座寓所时，洪堡神色郁闷地说：“过去，她常打发我去芝加哥打探老头子的行踪，叫我抄下银行结单、账号和他姘头的名字。她要去控告他。你看，她都快发疯啦！后来，在那次股票行情猛跌时父亲丢掉了一切，因心脏病突发客死于佛罗里达。”

这就是他那些妙趣横生的快乐歌谣产生的背景。他是躁郁症患者（他自己的诊断结论）。他有一套弗洛伊德的著作，还经常阅读精神病学杂志。当你读过《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之后，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精神病理学。洪堡的感觉正是如此。他常给我引述《李尔王》中的诗句：“城市里有反抗，乡村里有叛乱，宫廷里有政变，父与子的系带已经扯断……”他把“父与子”念得很重，“毁灭性的骚乱纷纷攘攘地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坟墓。”

是的，就是在七年前，他被毁灭性的骚乱送进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当新版文选出版的时候，我到布伦塔诺书店的地下室去查核，得知洪堡的诗被砍掉了。那些拼凑这套选集的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已经不再需要过时的洪堡了。这样，他的思想、作品、感情便一文不值了；那些充满着对美的召唤的文字，除了耗尽他的心血而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家下等客栈里倒下去了。而我，一个和他迥然不同的作家，正当飞黄腾达之际，在芝加哥悼念着他。

要当一个美国诗人的崇高思想，有时使洪堡觉得自己是个可笑的角色，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我们都像流浪汉和毕了业的学生一样，在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或许美国是不再需要艺术和内在的奇迹了，因为它外在的奇迹已经足够了。美国本身是一宗大投机买卖，很大。它掠夺得越多，我们剩下的也就越少。因此，洪堡的所作所为势必成为离奇滑稽的笑料。不过，当他停下来思索的时候，他的怪异会有所中断，他企图使自己摆脱这个美国世界（我也在这样做呢）。我发现，洪堡在苦苦思索着，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之间周旋，才能使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完满的回答。然而，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于是，他便试着吃药、喝酒，到头来不得不采取好多疗程的电休克疗法。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最后所形成的局面是洪堡与疯狂的斗争，而疯狂完全占了上风。

近来，我的情形一直不大好，这时候洪堡在坟墓里起了作用，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我们曾经闹得很凶，又一度疏远了十五年，然而，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虽然洪堡还是那样善于逗趣，但他的神志显然越来越不正常了。除了那些只知戏谑别人的人而外，谁也不会忽略这种病理学上的因素。他是个仪态潇洒、举止乖张的人物。他面目开阔，肤色红润，是个具有魅力、多才善辩、饱经忧患的人。我一向对他怀着仰慕之心，然而他却满怀激情地奏完了成功的主旋律。他是以一个失败者而告终的。即使把这些字眼大写了又有什么结果呢？我总是在回避这些神圣的字眼，而洪堡，我认为是堆砌得太多了——诗呀，美呀，爱呀，荒原呀，异化呀，政治呀，历史呀，无意识呀，不一而足。当然，躁郁症患者也总要大写。在他的心目中，美国伟大的躁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及其所谓的沮丧情绪则是躁郁症的典型病例。“拿我来说吧，查理，”洪堡说，“请想想看，如果说精力就是乐，富足就是美，那么躁郁症患者就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也许增加抑郁就是精神的策略。弗洛伊德不是说过吗，所谓快乐者，不是别的，只是痛苦的缓解而已。因此，痛苦越多，所包含的快乐也就越强烈。不过还有更加原始的说法，认为痛苦是精神有意制造出来的。总之，人类被某些个人的富足和美弄糊涂了。躁郁症患者一旦摆脱了他的愤怒就会势不可挡，甚或可以驾驭历史。我认为，恶化就是无意识的秘密伎俩。至于说伟人和国王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托尔斯泰有点离题过远了。不要欺骗自己，国王不过是身居高位的病人。患躁郁症的英雄们，是要把人类拉入他们的轮环，把每个人都带走。”

可怜的洪堡鼓吹他那一套轮环的时间并不长，他也从来没有成为他的时代的光辉中心。抑郁症死死地纠缠着他。狂放与诗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滑稽歌谣》使他一举成名，过了三十年，洪堡便因心脏病死在通往鲍里街[23]的一条横街——西四十路的一家下等客栈里。那天夜里，我正好在纽约。我是到那儿去出差的。所谓出差，自然不是什么正经事。我从来碰不到什么“美差”的。当时洪堡离群索居，住在一个叫伊尔斯贡的地方。后来我到那儿去看过。那儿住着一些靠福利津贴度日的老人。他死的那个夜晚酷热异常，我住在广场饭店里都感到很不舒适。一氧化碳气很浓，颤动的空调器把水滴滴到街上的行人身上。那是一个糟糕的夜晚。第二天上午，我乘727喷气机飞回芝加哥，途中打开《时报》[24]，看到了洪堡的死讯。

我早已知道洪堡就要死了，因为两个月前，我在街上看见过他，他已经死气缠身了。他可没有看见我。他面色苍白，老态龙钟，一身晦气，拿着一块椒盐卷饼啃着，这就是他的午餐啊！我只是躲在一辆汽车后边看着，却没有迎上前去。我感到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次我是以正当理由去东部出差的，不是去瞎追女人，而是去给一家杂志写一篇文章。就在那天早上，我同参议员贾维茨和罗伯特·肯尼迪乘一组海岸警备队的直升机飞过纽约，然后在中央公园草坪饭庄参加一次政治午餐。头面人物彼此见面，好不高兴。我自己呢，正如他们所说，是“风度翩翩”。如果我显得气色不好，那就会有一副破落相，然而，我知道自己气色挺好的。况且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在麦迪逊大街溜达的时候，看到商店橱窗里有可心的卡丹或者埃尔美牌领带，不问价钱，我就会买下。我的腹部平平的，穿着八块钱一条的精纺“海岛”棉拳击手短裤。我是芝加哥一个运动俱乐部的成员。尽管上了年纪，我还是尽量保持着体形的优美。我参加一种异常剧烈的壁球运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怎么能跟洪堡搭腔呢？那不是太失身份了吗？我乘直升机在曼哈顿上空盘旋，俯瞰纽约市容，就仿佛坐在一只玻璃舱底的小船里，从一个热带暗礁上掠过。这时，也许洪堡正在从瓶子中间摸索，想找出一点果汁，掺入他早晨喝的杜松子酒里。

洪堡死后，我更加热爱体育运动了。去年感恩节，我在芝加哥逃脱了一次暴徒的袭击。暴徒从黑咕隆咚的小巷里蹿出来，但我却逃之夭夭。那纯粹是条件反射的作用。我敏捷地闪过他，一个箭步冲到大街中央。小时候，我跑起来并不怎么样。而今五十五六岁了，却能一鼓作气飞速脱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就在那天夜里，我夸口说：“我跑一百码短跑准能赛过一个吸毒鬼！”我在对谁吹嘘我的腿力呢？是对一个名叫莱娜达的少妇。我俩正躺在床上。我向她叙述我拼命奔跑脱险的经过。她好像暗示一样（噢，这些美貌女郎是何等温存哟），对我说：“你的体形再好也没有啦，查理，个头不高，倒挺壮实，也满有风度。”她抚摸着我赤裸的身体。这时，我的伙伴洪堡却已经归天了。也许他的尸骨已在公墓里腐烂，所剩只有几团油烟了。然而，查理·西特林却在芝加哥的大街上，甩掉了猖狂的暴徒之后，现在，又摆出一副绝妙的体态，躺在一个妖冶的女友身旁。而且，这位西特林已经练就了一种“瑜伽”功，并且学会了用倒立的方法使他那患关节炎的脖子得以松弛。至于我胆固醇低，这一点莱娜达是清楚的。我多次告诉她，医生说我的前列腺十分特别，就像年轻人的；心电图也极为正常。这些令人引以自豪的医疗鉴定，更使我想入非非，如痴如醉。在高级矫形垫上，我搂着酥胸隆起的莱娜达。她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我贪婪地呼吸着她温馨的气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现在已经染上了东方帝国的色彩）的喜悦之中。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还有一座梦幻般的大西洋城[25]，在那里的木板路上，我似乎看见另一个西特林。这位西特林已经年事高迈，弯腰曲背，体质虚弱。他坐在轮椅里，被人从咸涩的细浪旁推过。这是像我一样微弱的细浪啊！可是谁在推我呢？是莱娜达吗？是那个被我在快乐之战中用所向披靡的巴顿装甲部队俘获的莱娜达吗？不。莱娜达是个高大的女子，可是我看不见我轮椅后面的她。莱娜达？不是莱娜达，肯定不是。

在芝加哥，洪堡之死对我来说意味深远。我花了过多的时间对死者沉思，跟死者谈心。我和他的名字原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编织文化虹锦的人们来说，四十年代又显得珍贵起来。在芝加哥，人们传说有一个叫查理·西特林的人，说他仍然健在，昔日是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朋友。那些舞文弄墨、著书立说的人们，或给我写信，或坐飞机来，跟我讨论洪堡。我得说，在芝加哥，人们怀念洪堡是很自然的。地处五大湖——蕴藏着世界淡水量的百分之二十——南端，具有气象万千的外部生活的芝加哥，包含着美国全部的诗意和精神生活。在这里，你可以通过透明的淡水洞察这一切的一切。

“西特林先生，你说冯·洪堡·弗莱谢尔一生浮沉的原因是什么呢？”

“年轻人，你们研究洪堡的目的何在？是想发表文章，开拓事业吗？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我更加严肃、更加悲痛地思念着洪堡，远远超出了这类描述的表面含义。我爱慕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我不愿失去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经常梦见洪堡，这就说明我实实在在地爱着他。每一次梦见他都令人十分感动，不禁在睡梦里哭泣起来。有一次我梦见，我们在格林尼治村六号路与八号路拐角上的惠兰零食店相遇。他年富力强，神智健全，同原来在四十六号大街碰见时他那副呆滞、病态、臃肿的样子判若两人。我们亲热地坐在冷饮柜旁喝着可口可乐。我流着热泪问他：“你一直在哪里来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极为和蔼、沉静，又好像格外健康、高兴。他说：“现在，我一切全明白了。”

“一切？什么一切？”

然而他只说“一切”，从他嘴里我再也问不出什么来。我快活得哭了起来。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场梦。当你心神不宁时，就会做这样的梦。我醒着时的品格远远不是无可指责的。我永远不会获得品格奖章，这些事情死者一定是一清二楚的。他们终归离开了纷纷扰扰、浑浑噩噩的尘世。我觉得，生前你是从自我的核心向外看，而死后，你是从圈子以外向内看。在惠兰零食店，你看见你的老朋友们在自我的重压下挣扎，就向他们暗示：当轮到他们进入永恒时，他们就会恍然大悟，终于开始省悟各种往事，这样就会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快乐。这毕竟没有科学根据，所以我们就不敢想它。

行啦，现在我来总结一下：二十二岁时，冯·洪堡·弗莱谢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歌谣集。你本来可以认为，一个从西区八十九号街来的、有神经病的移民的儿子——在洪堡给我的照片上，我见过他那追捕潘乔·比利亚的放纵不羁的爸爸。在他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后脑勺上扣着的军帽，看上去马上会掉下来。他的妈妈出生在一个波塔什和珀尔马特[26]式的子女众多、吵吵闹闹、迷棒球又爱生意的家庭，年轻时倒是个黝黑的美丽女子，后来却变得忧郁癫狂沉默寡言了——你本来可以认为这样一个青年一定是呆痴而愚笨的；你本来也可以认为，那些维护基督新教和“斯文传统”的评头品足的非犹太评论家一定是不能接受他的措词造句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歌谣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我认为这些诗歌是柏拉图式的。我所说的柏拉图式，就是全人类渴望回归的原始的完美形态。的确，洪堡的遣词用字是无可指责的。斯文的美国根本用不着担忧。美国处于一种极度的狂乱之中，它期待着从贫民窟里迸出“反基督”来。可是与此相反，这位洪堡·弗莱谢尔却捧着爱的礼物出现了。他的所作所为有绅士风度，显示出迷人的魅力，因此受到热烈的欢迎。康拉德·艾肯[27]赞扬他；他的诗博得T.S.艾略特[28]的赏识；连沃·温特斯[29]也不免要替他叫好。而我呢，借了三十块钱，热情满怀地到纽约去，在贝德福街与他攀谈。这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我们从克利斯托弗街的码头乘渡船，横渡哈得孙河到霍博肯[30]。我们一边吃着蛤蜊，一边谈论着现代诗歌，实际上我只是在听取洪堡对各种问题的阐述。桑塔亚纳[31]是不是正确？现代诗歌是不是野蛮？现代诗人有比荷马、但丁更为奇妙的素材。他们缺乏的是坚定而清醒的理想化精神。当基督徒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当异教徒也不行。这就不用明说了。

我已经听说，了不起的事情可能都是真的。这是在克利斯托弗街的渡船上讲的。看来，巧妙的手势是不可缺少的，而洪堡讲得指手画脚。他说，诗人应当考虑如何明智地对付实用主义的美国。那天，他给我讲了个滔滔不绝。我虽然听得忘乎所以，但是我的打扮却像个福勒刷子推销员的模样。我穿着我哥哥朱利叶斯穿旧了的皱皱巴巴的毛料衣服，裤腰宽得衬衣像气球似的鼓了出来。那是因为朱利叶斯是一个腰身粗壮的大汉。我还不时地用绣着“朱”字的手绢擦汗。

那时，洪堡刚刚开始发胖。臀部虽仍然显得窄小，肩膀却已有些粗壮。到了后来，肚子便大大地凸起来了，就像那个宝贝鲁思[32]一样。他的两腿总是不得安宁，两只脚不断做出神经质的动作。总之，下身好像在踢踢踏踏地演滑稽剧，上身却俨然是一位王公贵族的派头，着实令人倾慕。他那灰色的离得很开的眼睛盯着你，就像小船边一只浮出水面的鲸鱼注视着你一样。他的体态粗壮而又潇洒，他的风度迟钝而又轻快。他黝黑的脸色透出苍白，金褐色的头发蓬上去，像是一道暗槽边的两簇明亮的冠毛。额上有疤痕。小时候，他曾被滑冰刀碰伤额骨；没有血色的嘴唇稍微有些凸出，一口发育不好的牙齿有如乳牙。抽起烟卷连烟屁股也要抽完，致使领带和衣服也被烧得到处是斑点。

那天下午的话题就是成功。我是小地方来的，他把一些内幕讲给我听。他说，先用你的诗去敲开格林尼治村的房门吧，到那时，《党派评论》和《南方评论》的评论文章就会接踵而至。我能想像出其中的奥秘吗？他大讲特讲现代派、象征派、叶芝、里尔克[33]和艾略特。他很能喝酒，当然也有不少女友。纽约当时是个十分俄国化的城市，到处显示出俄国风味。据莱昂纳·阿贝尔[34]说，这是大都会渴望从属于他国的例证。纽约在梦想脱离北美而并入苏俄。洪堡很自然地从宝贝鲁思谈到罗莎·卢森堡[35]，又从贝拉·库恩[36]谈到列宁。当时，我即刻意识到，如果我不马上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那就不配同他谈话。洪堡给我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莫尔尼学院，讲沙赫蒂[37]的工程师们和莫斯科的审判，讲西尼·胡克[38]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事实上，他竟把自己和列宁相提并论。“我知道，”他说，“列宁在十月惊呼‘Es schwindelt！’时的感觉，并不是意味着他在schwindling[39]大家，而是他感到眩晕。列宁尽管刚强，却也像个跳华尔兹舞的少女。成功使我也有点晕头转向。查理，许多纷乱的念头也使我难以安眠，要是睡前不喝杯酒，就会老觉得房子在旋转。你也会碰上这种情形的。我告诉你是好让你有所准备。”他说。洪堡说起恭维话来真是别有风味。

我兴奋得快要发狂了，所以看上去缺乏自信。我像是处于紧张的准备状态中，想把每个人突然置于死地。每天清早，在福勒刷子推销组的“打气”会上，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很好，你好吗？”事实上我就是很好，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急切地向家庭妇女打招呼，去看看她们的厨房，听她们无休无止的唠叨和抱怨。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为迫切的了。那时候，犹太妇女狂热的疑病症[40]对我还是个新鲜事儿。我很想听听关于她们的肿瘤和肿腿的事儿。我也想听听她们关于婚姻、生育、钱财、疾病以及死亡等方面的说法。对，我就坐在那儿，一边喝咖啡，一边试着把她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小资产阶级啦，敢于杀夫者啦，势利眼啦，歇斯底里啦，如此等等。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是分析性怀疑主义。我太热情了。因此，我推销刷子有一股迫切劲，就像晚上到格林尼治村去聆听纽约最杰出的雄辩家夏皮罗、胡克、拉夫、哈金斯、古姆本的讲话一样。听着他们的宏论，我像一只猫一样蹲在朗诵厅里，而洪堡却是他们之中最出色的。他简直是会话中的莫扎特。

洪堡在渡船上说：“我成名时过于年轻，现在是倒霉的时候啦。”于是他又谈开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弗洛伊德、海涅、瓦格纳，谈论歌德在意大利，谈论列宁死去的哥哥，以及莽汉比尔·希科克[41]的服装，纽约巨人棒球队，林·拉德纳[42]论大歌剧，史文朋[43]论抨击，还有约翰·D.洛克菲勒的宗教观。他的话题在令人应接不暇地转换着，但总是能得到鼓舞人心的巧妙的补充。那天下午，街道上灰沉沉的，可是渡船的甲板却灰亮灰亮的。洪堡显得懒散而庄重。他的思潮像河水般起伏。金色的发浪在头上扬起。他那长着一对隔得很开的灰眼睛的面庞，显得紧张而苍白。他双手深插在衣袋里；穿着马球靴的双脚紧紧并在一起。

洪堡说，如果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个新教徒的话，就不会被成功害成那个样子。看看老洛克菲勒是怎样驾驭成功的：他只是说他的钱都是上帝给的。当然，问题在于经营管理，那是加尔文派[44]的教义。一提到加尔文派，洪堡就必然要讲讲慈善与堕落，而又要由堕落讲到亨利·亚当斯[45]。亚当斯说过，几十年以后，机械的进步将卡断我们的脖子。他又从亚当斯讲到革命时代的突出问题：民族融合及群众，从这里又把话题转到托克维尔[46]、霍拉旭·阿杰[47]以及红峡谷的拉各尔斯[48]。电影迷洪堡经常阅读《银幕闲话》杂志。他印象最深的是梅·默里[49]像一尊穿着金镶玉嵌的服装的女神，如何在莱奥电影公司的舞台上邀请小伙子们到加利福尼亚去访问她。“她曾扮演过《塔斯马尼亚女王》和《女妖喀耳刻》中的主角，可是到头来却落得个贫民院皱脸老婆子的下场。那个在医院里自寻短见的、不知叫什么名字的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用鞋底把一柄叉子钉进了自己的心脏。可怜的家伙！”

这种事令人伤心。可我才不管有多少人命归黄泉哩。我喜出望外。我从来没有进过一位诗人的家门，也从来没有品尝过纯杜松子酒和蒸蛤蜊，更不要说闻着海潮的湿气，聆听人们谈论生财之道。它的魔力确乎使人灵魂出窍。洪堡精辟地谈着神通广大而又可恶可恨的有钱人。你非得在艺术的掩护下来观察他们。他的独白是一章圣乐，他的歌声就在其中，他扮演着所有的角色。于是，他飞得更加高远，讲起了斯宾诺莎[50]，讲起了心灵是怎样由永恒而无限的事物给它提供欢乐。这就是作为伟大的莫里斯·R.科恩[51]的学生而获得哲学优异成绩的洪堡。不过我想，除了对一个乡下来的毛孩子以外，他是不会同任何人这样谈话的。不过，当他谈过斯宾诺莎之后有点沮丧。他说：“有许许多多人在等着我摔跤，我有成百万的冤家对头。”

“你有冤家对头？为什么？”

“你恐怕没有读过关于夸基吾脱部落的印第安人吃人团体的著作吧！”博学的洪堡说，“候选人一跳起入团舞，就发狂了，于是就吃起人肉来。如果他在礼仪上稍不检点，就会被众人撕得粉碎。”

“可是，诗歌为什么会使你树起百万冤家呢？”

他说这个问题倒是提得好。不过，显而易见，他的原意并不是这样的。他一下子变得忧郁起来，声音也变得平淡而刺耳，就好像在漂亮的键盘上突然出现了敲击镔铁的声音。现在他正在以这种音色弹奏着：“我认为我向祭坛献上的是一件供品。可是，在他们看来并不是这样。”不，看来我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好。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我不懂得恶；如果我不懂得恶，我的钦佩就一文不值。他谅解我，因为我是个孩子。可是，当我听到那种镔铁般刺耳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学会自卫。他已经引出了我对他的敬慕，现在这种感情正以危险的速度奔流。就像大出血一样的渴望会使人软弱无力。一旦我软弱到无法自卫时，我就会遭殃了。我是这样想的。啊，他原来竟要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才是。他会欺侮我的，我得留神。

在我获得成功的那个令人难熬的夜晚，刚刚从贝莱坞精神病院出来的洪堡，死守在贝拉斯科剧院。由上千个电灯泡组成的巨幅广告：“《冯·特伦克》，编剧：查理·西特林”在大街上空闪烁。我系着黑领带到达时，洪堡正和那帮恶棍鬼混在一起。我陪着女友大摇大摆地下了车。刚走到人行道上，就被一阵骚乱缠住了。警察正在控制局面。洪堡的同伙在大吵大闹，滋事生非。洪堡肩扛一块牌子，好像扛着十字架一样。牌子上用棉花蘸着红汞歪歪扭扭地写着“该剧作者是个叛徒”。捣乱的人群被警察挡回去了。我没有和洪堡照面。“可以把他拘留起来吗？”助理舞台监督问我。

“不，”我深受创痛，颤抖地说，“我以前还是他的门徒哩，我们曾经是朋友！这狗娘养的疯子。随他去吧！”

陪着我的黛米·冯格尔女士说：“好人儿，这才对啦！查理，你真是个好人！”

《冯·特伦克》在百老汇连续演出八个月。近乎一年光景，我虽然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但我却没有教给他们任何东西。

现在谈谈洪堡死的实况。他是在贝拉斯科剧院拐角上的伊尔斯贡公寓里死的。就在这个颓败的地方，在他弥留之夜，他也许还坐在床上看书。他房间里的书，除了叶芝的诗和黑格尔的《现象学》这些富于幻想的作品外，还有《每日新闻》和《邮报》。他关心体育运动，关心夜生活，关心喷气机常客和肯尼迪家族的各种活动，也关心着旧汽车价格和招聘广告。尽管他已经潦倒不堪，但仍然保持着美国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癖好。后来，大约凌晨三点——直到临终，他也没有睡多少觉——他打算下楼去倒垃圾，就在电梯上心脏病猝然发作，全身靠在控制板上，身上压到所有的按钮上，报警按钮也触动了，铃响了，门开了，于是他栽进了一条走廊。垃圾桶里的罐头盒、咖啡渣、废瓶子撒落了一地。他挣扎着想呼吸，连衬衫都撕破了。当警察把死者送往医院时，他的胸脯还是袒露着。医院拒收已经毫无希望的洪堡，警察只好把他抬到停尸室。停尸室没有现代诗歌的读者，在那里，冯·洪堡·弗莱谢尔的名字分文不值，他躺在那里只是又一个被遗弃的人。

不久前，我在科尼岛[52]拜访了他的舅舅沃尔德马。这个赛马老赌棍住在一家疗养所里。他跟我说：“警察把洪堡用车推走了，摘去了他的表，掏走了他的钱，甚至连他的自来水笔也拿走了。他总是用真正的钢笔，从来不用圆珠笔写诗。”

“你肯定他当时有钱吗？”

“他口袋里不装一百块钱是绝不出门的。你总该了解他的钱财情况吧。我想念这孩子，我是多么想念他啊！”

我的感受和沃尔德马是一样的。洪堡的死，比我想到自己的死更令人伤心。他自己树立起了值得人们思念、哀悼的形象。他把那样有分量的东西藏在心里，脸上却流露出更严肃更重要的人情味，你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副脸色。可是，这张脸当初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的啊？

前不久，就在今年春天，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奇怪的联想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同莱娜达坐火车在法国旅行。像以往大多数旅行一样，我既未感到需要，也不怎么神往。莱娜达指着窗外的景色说：“外边不是挺美吗？”我向外一望，她说得对，窗外的景色的确美。可是我对美已经见得多了，便闭上眼睛。我厌弃粉饰过的外观的偶像。我虽然跟大家一起受过如何欣赏这种偶像的训练，但对它们的专横我实在感到厌倦。我甚至感到那瑰丽的纱幕也今非昔比，这该死的东西就要破损不堪了，就像一条墨西哥男厕所里的环形毛巾。我思索着集体抽象的威力以及类似的东西。我们比以往更渴望无限的爱情的光辉灿烂，可是越来越多的贫弱的偶像却阻碍着它。一个没有灵魂的、只有范畴的世界等待着生命的回归。洪堡被认为是导致这种复活的工具。这种使命或者职责在他的脸上反映出来。他的脸，是一张充满对于新型美的希望的脸，一张展望未来和揭示美的秘密的脸。

顺便提一句，在美国，这种东西给人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

莱娜达提醒我对美的关注，这倒是一贯的。似乎美同她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美同她是联系在一起的。

洪堡的脸色还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要干什么，而又没有着手去干。他也提醒我注意风景。四十年代末期，他和凯瑟琳，一对新婚夫妇，从格林尼治村迁居到饶有田园风光的新泽西州。我去拜访他时，他大谈土地、树木、花卉、橘子、太阳；大谈天堂、大西洋神岛、阴曹判官；一直谈到威廉·布莱克在费尔彭[53]和弥尔顿的伊甸园，他离开了城市。城市令人厌恶。要理解他那内容复杂的谈话，一定得熟悉他用的各种典故。我对这些是熟悉的；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啦，普鲁斯特论贡布雷[54]啦，维吉尔[55]的农事诗啦，马维尔[56]的花间词啦，沃利斯·斯蒂文斯[57]的加勒比海诗歌啦，等等。我跟洪堡之所以如此亲密，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乐意接受他的全部教诲。

这样，洪堡和凯瑟琳就在一座村舍里住下来了。洪堡每星期要进几次城去办他诗人的事。虽然他的诗才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但他的名声已盛极一时。据我所知，他起码有四个挂名头衔，也许还要多。我考虑到每周花十五块钱，日子过得就满可以了，所以无法估计他的需要和收入情况。他虽然在这方面遮遮掩掩，但又暗示自己有一笔巨款。这时他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任职一年，接替马丁·塞威尔教授。塞威尔去大马士革举办富布赖特讲座，专题是亨利·詹姆斯，所以他的朋友洪堡就接替了他。但这个专业还缺一个讲师，洪堡就推荐了我。我趁战后文化繁荣之机，给《新共和报》和《纽约时报》写过许多书评。洪堡说：“塞威尔看过你的文章，认为挺不错，你长了一双娇娃似的黑眼睛，又有中西部人的优雅风度，给人一种既快活又善良的印象。老家伙想考查考查你呢！”

“考查我？他像个醉汉，连个句子都理不出头绪，还要考我？”

“我刚才说了，你像个快活的娇娃，除非你被碰到疼处。不要这样目中无人，这只是走个过场，已经说定了的。”

“娇娃”是洪堡常用的贬义词之一，在心理学方面，他有很深的造诣。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一目了然。我表现出来的稀里糊涂和不谙世故的样子丝毫也骗不了他。他懂得精明与野心，他懂得侵略和死亡。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们开着他的二手别克车向乡下驶去。车外的景色飞闪而过，他只顾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拿破仑式的自大狂啊，于连·索雷尔[58]啊，巴尔扎克笔下的“青年野心家”啊，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描绘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个人啊。总之，洪堡特别热衷于世界历史个人，这是精神的解释者，这是把理解他的重任强加于人类的神秘领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话题在格林尼治村虽属老生常谈，但一经洪堡之口，就会变得富于创造性而且带上一种狂热的活力，表现出对于复杂事物的热情，蕴含着芬尼根[59]式的双关语和暗示。他说：“在美国，这种黑格尔式的个人可能会出其不意地产生。也许会在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诞生，换言之，就像哈里·胡迪尼[60]和查理·西特林一样。”

“干吗扯到我呢？您扯上我就离题了。”

这时候，我对洪堡十分恼火。一天夜里，在乡下，他曾警告我的朋友黛米·冯格尔要提防着我。吃饭时，他竟然对黛米·冯格尔这样说：“你得对查理留心点儿。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姑娘对男人寄托过多。查理是一个真正的魔鬼。”然而他对自己这些脱口而出的话也感到恐惧，于是猛然从饭桌旁站起来，跑出房去了。我们只听到他的脚步沉重地踩着黑暗的村道上的卵石。我和黛米陪着凯瑟琳坐了一会儿。凯瑟琳最后说：“他是体谅你的，查理。不过他脑子里总是想着什么，或许想着你负有一种什么秘密的使命，而负有那种使命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他喜欢黛米。他自以为是在保护她呢！不过这也不是涉及个人的，你是不会生气的，是吗？”

“生洪堡的气？他疯疯癫癫的，犯不着跟他生气。瞧，他还以一个少女的保护者自居呢！”

黛米感到有趣。任何一个少女都会从这种体贴入微中发现自己的身价。后来她突如其来地问我：“她说的那种使命究竟是个啥玩意？”

“她是胡扯。”

“可是你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查理。要不就是洪堡扯淡。”

“我说过我有时候有一种可笑的感觉。我好像自己身上贴上了邮票被寄了出去，有人正在某个重要的地点等着接收呢。也许我带着不寻常的信息。不过，这不过是一种糊涂想法罢了。”

黛米——她的全名是安娜·黛普斯特·冯格尔。她在联邦广场正东面的华盛顿·欧文中学教拉丁文，住在巴罗街。她说：“特拉华有个荷兰人之角，冯格尔一家就是从那里来的。”她上过精修学校[61]，也在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学过古典文学。可是她也是个少年犯，十五岁就加入了偷车团伙。“既然我们相爱，你就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她说，“在这方面，我的一切都记录在案：偷轮盖，吸大麻，性侵犯，赃车，被警察追捕，撞车，住院，向监督缓刑犯的官员汇报，这就是全部活动。可是我也能背诵大约三千节圣经。我是在痛苦和屈辱中长大的。”她爹是个边远地区的百万富翁，经常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边向窗外吐着痰，一边东奔西颠。“他用厨房的洗涤刷子刷牙，给教堂交什一税，驾驶主日学校[62]的校车。他是硕果仅存的老原教旨主义[63]者。现在，只有在祖籍特拉华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她说。

黛米长着一双眼白明亮的蓝眼睛和一只朝天鼻子。她那鼻子和眼睛一样富于表情地殷切地注视着你。她的门牙有点长，顶得她的嘴闭不严。她那长形的、优雅的头上长着金色的头发。她把它们均匀地分开，就像一间整洁的房子里的两片窗帘。她的脸属于那种拓荒者的脸型。一个世纪前，在科内斯托加宽轮大篷马车里人们经常会看到那种白皙的脸蛋，然而最使人着迷的还是她的两条腿。这两条美丽又非常奇特的腿有一种令人兴奋的缺陷——她走起路来两膝经常互相碰撞，双足呈外八字状；走路一快，绷紧的丝袜便发出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遇见了她。我简直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因为她生硬地模仿着东部人的时髦风度，撮着嘴，说起话来讷讷不清。可是一穿起睡衣，她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农民的女儿，口齿也就伶俐了。大约凌晨两点，她总是被噩梦惊醒，这也成了规律。她狂热地信奉着基督教。她需要赎罪和悔过。她害怕地狱。她睡觉时不住地呻吟，有时翻起身来呜咽哀泣。我经常要在迷糊之中极力劝导她安静，宽慰她：“没有地狱的，黛米。”

“我知道有地狱的。有地狱的——有的！”

“把头枕在我的胳膊上，再睡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洪堡驱车到巴罗街樱桃巷剧院附近黛米寓所的楼前来接我。他同跟我在霍博肯一起吃蛤蜊的青年诗人洪堡判若两人。他显得特别肥胖臃肿。快乐的黛米站在她养秋海棠的三楼太平梯上向下面喊道——一到早晨，她身上就没有丝毫噩梦的痕迹了。——“查理，洪堡开着四缸车来啦！”洪堡开车向巴罗街猛冲过来。他自称是美国第一个拥有机动刹车汽车的诗人。他开车的本领虽然不错，但往往不会停车。我瞅着他怎样费力地把车倒到适合的地方。我总以为人们停车的方式与他们内心的自我形象有很大关系，而他们各自的停车方式又往往暴露出他们对身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洪堡两次把一只后轮倒在路边上，最后才停了车，熄了火。随后，只见他穿着花格子运动衫和系着绑带的马球靴下了车，把那扇似乎有两码长的车门一摔关上。他那大大的嘴唇紧闭着，只是不言不语地打着招呼。他那双灰眼睛似乎比平日离得更开了——这条小船旁浮出水面的鲸鱼。他那蛮英俊的面孔，这时显得那样臃肿，比以前差劲得多了。那张脸虽然发福了，像个菩萨，但并不沉静。我以学者之间正式会晤的要求来打扮自己，扣上纽扣，全身上下收拾得紧紧凑凑。我觉得自己活像一把伞。黛米一直料理我的装束。她给我熨衬衫，选领带，梳平我当时还未秃顶的一头黑发。我下了楼。我们见了面。周围是破砖烂瓦、垃圾桶、倾斜的人行道、太平梯。黛米在上面向我们挥手。她的白在窗台上叫着。

“祝你过得好！”

“黛米干吗不来呢！凯瑟琳盼着她呢。”

“她得批改她的拉丁文卷子，还要备课。”我说。

“如果她这样认真，在乡下照样可以工作，明天我去送她搭早班火车。”

“那她是不会同意的。何况你的猫也不会喜欢她的狗。”

洪堡没有再坚持。他热衷于养猫。

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在他那咆哮碾压的四缸车前座上，有两个奇怪的家伙。他那别克车浑身泥巴，就像刚从佛兰德斯[64]战场上下来的指挥车。车轮东扭西歪，巨大的轮胎胡蹦乱跳。在初秋的微弱阳光下，趁星期天街上车辆稀少，洪堡把车开得飞快。他开起车来真叫人替他提心吊胆。他超车时从右侧向左一转，猛冲过去，然后慢腾腾地尾随着别的车子。我很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当然，开车的技术我要比他高明得多。不过这种比较不伦不类，因为他毕竟是洪堡，而不是汽车司机。他开车的时候，总是把那高大的身躯全拱在驾驶盘上，手脚像小孩子那样战战兢兢，而且还用牙齿叼着烟嘴。他处于兴奋状态，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他的话有时逗人高兴，有时惹人恼火，有时可使你增加知识，有时却显然在耍噱头。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似乎身体不好。他向来爱饮酒，而且吃药吃得不少。他的公文包里装着《梅克手册》，封面是黑色的，就像《圣经》那样。洪堡不时地查阅它，因为有药剂师为他提供所需的药品。在这一点上，他跟黛米有共同之处。她也是个任着性子乱吃药的人。

汽车猛冲过马路，直奔荷兰地道。我坐在装潢极为豪华的前座上，紧挨着洪堡这位开车巨人的高大的身躯，竟能体察到他内心的奇思遐想。他总是浮想联翩，思绪万千。他讲述着自己一生亲眼看到的泽西沼地的巨大变化。五十年前，在这里，就连这种装有机动闸和动力转向的别克车都是无从设想的；而如今，道路啦，垃圾堆啦，工厂啦，比比皆是。你能设想到亨利·詹姆斯，或者瓦尔特·惠特曼，或者马拉美[65]开汽车吗？于是我们的话题又多起来了。他大谈机械、豪华、控制、资本主义、技术、财神、俄耳甫斯[66]和诗歌，以至人心的复杂、美国的状况和世界的文明。而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切的一切，甚至更多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车子哼哼着，尖叫着穿过地道，终于又看到灿烂的阳光。高耸的烟囱就像一尊尊生锈的大炮，静悄悄地向星期天的天空喷吐着美丽的烟团。煤气加工厂的酸臭气味直刺人的肺腑。灯芯草像洋葱汤一样，呈现着深褐色。远洋油轮缩在水道里。狂风骤起，涌起一堆堆大块大块的白云。远方鳞次栉比的平房看起来像未来的墓地，活人们在惨淡的太阳下走过街道去做礼拜。汽化器在洪堡马球靴下喘息着。不圆的轮胎在混凝土路面上剧烈颠簸。狂风刮得连这笨重的别克车都有些颤动。我们在普拉斯基高架公路上飞驰。透过哗哗颤抖的挡风玻璃，只见一根根梁柱的影子扑面而来。车的后座上丢满书籍、瓶子、啤酒罐、纸袋什么的。我记得其中有一本黄色封皮的《黄色的爱情》，是特里斯坦·科比埃[67]写的。还有一本什么《警察杂志》，则是粉红色的，里面有许多俗不可耐的警察和不道德的女孩子的照片。

洪堡的家坐落在新泽西州边区，靠近宾夕法尼亚州州界。这样的边远地区，除了用来做养鸡场外，别无用处。进村的路面没有铺过，我们在尘土中行驶。车子穿过白石纵横的荒地，我们在汽车的大弹簧上颠来晃去。荆条向“路霸”车猛甩过来。坏了的消声器响声很大。尽管这辆车把小巷挤满，也用不着揿喇叭了，因为你能听见我们来啦。洪堡嚷道：“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车子来了个急转弯，爬过一座山包或者土丘，别克车前身一翘，便潜入野草之中。洪堡一个劲地按喇叭，怕的是车子把他的猫压死。猫儿们一听喇叭声，纷纷逃到去年冬天大雪压倒的木棚顶上，在那里找到了安全的地方。

凯瑟琳在院子里等着，她身材颀长，皮肤光洁，很美。她的脸，用女人的赞语来说，真是“骨肉匀称”。但，她显得有点苍白，看不出农村特有的颜色。洪堡说她难得出门，老待在家里读书。这里和贝德福街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周围的贫民区是一派农村景象而已。凯瑟琳见到我很高兴。她温存地碰了碰我的手，说：“欢迎你，查理。”又说，“感谢你的光临。可是黛米呢？她来不了吗？太遗憾了。”

这时，我脑海里一道白光一闪而逝，出现了另一种奇异而透彻的启示。我看到了洪堡给凯瑟琳的安排。要表达出来该是这样：安分守己地躺在这儿吧，用不着你折腾；我的快乐也许是奇特的，但是我一旦得到快乐，你的快乐也会随之而来，说不定比你梦想的快乐还要大得多；当我心满意足时，美满和幸福将充满人类。我想，这难道不是现代权利的信息吗？这是一个妄想占据一切幸福和快乐的暴君的声音，大家听了都得安分守己，百般顺从。我很快看出了这一点。我想，凯瑟琳能够这样温顺，一定还有女人特殊的隐秘。我也应当顺从，而且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得安分守己。除普林斯顿大学的事以外，洪堡对我也有其他打算。当他不是诗人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狂热的策划者。我特别容易受他的影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不过他一直使我心旌摇曳，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是有滋有味的。凯瑟琳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我下车时，她独自笑着。我站在被踩倒的草上。

“吸吸这里的空气啊！”洪堡说，“嗨，跟贝德福街不同吧？”接着，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座城堡的处所何等壮美，苍天的气息令人心醉！”[68]

然后我们开始玩橄榄球。他和凯瑟琳经常玩橄榄球，所以那里的草都被踩倒了。凯瑟琳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她说，为了领会丈夫谈话的内容，她得赶紧攻读詹姆斯、普鲁斯特、伊迪丝·华顿[69]、卡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我得大吵大闹一顿才能把她叫出来玩橄榄球！”洪堡说。此时，她传来一个又准又硬的旋球。好球！她一边光着腿跑过去，一边喊着用胸脯接球。那球就像鸭子的尾巴一样摇摆着腾空飞起，从枫树丛中穿过，又飞过晒衣绳。我穿着礼服在汽车里闷了半天，很高兴玩一阵子。洪堡跑起来非常笨拙，忽快忽慢的。他和凯瑟琳穿着毛线衫，看起来像两个新手，高大，漂亮，却不太自然。洪堡说：“你瞧，查理就像尼任斯基[70]一样，又蹦又跳！”

我像尼任斯基，正如同他的屋子像麦克白的城堡一样。他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峭壁上。因为那峭壁受到道路的蚕食，小屋已开始倾斜了。总有一天，非叫他们把它顶住不可。洪堡说，否则他就要控告县当局的。他敢于控告任何人！邻居们在这穷乡僻壤上饲养家禽。牛蒡啦，蓟草啦，小栎树啦，鼠曲草啦，石膏洞啦，白花花的水坑啦，满目皆是。一片破败景象。只有那些灌木丛算是得天独厚。路对面，小鸡们唧啾乱叫，听起来就像从外国移居来的娘儿们。那些小树——栎树，漆树，臭椿，一棵棵都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满身灰土，就像失去爹娘的孩子。秋叶凋落了，但腐烂的落叶的芳香仍然使人感到愉快。天空是空旷的，给人以清新之感。夕阳西下的黄昏景色，就像旧日老式电影片里的静物镜头，整个是一片暗褐色的调子。落日，一抹晚霞从遥远的宾夕法尼亚扩展开来。羊铃丁当作响。狗站在褐色的打谷场上。我在芝加哥培养了一种特长，能够把平平淡淡的景物渲染得有声有色。在芝加哥，你就变成一个鉴赏虚无的行家。我可以用明亮的眼光观赏那种明媚的风光。我欣赏那红色的漆树，白色的岩石，赭色的野草，以及十字路旁峭壁上假发似的一簇绿色。

我不只是欣赏它们，而是眷恋它们，甚至对它们产生爱慕之情。也许是我受到了诗人的影响，对这个迅速发展的地方有了感情。我并不是说我有了进入文艺界的资格，虽然或许有那么点意思。不，我说的影响是：洪堡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种永恒的人类感觉，认为有一种失去了的故国旧土。有时候，他把诗比做仁慈的埃利斯岛[71]，在那儿一群异邦人开始改变国籍。洪堡把今天的世界看成是昔日故国旧土的一种令人激动的缺乏人性的模仿。他把我们人类说成乘船遇难的旅客。我想善良而怪僻的老洪堡（就我的方式来说，我也是够怪僻的了）现在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要知道，在这新泽西州的乌有乡和光辉的故国旧土之间来去往还，该需要什么样的天才和信念啊！为什么这个混蛋疯子要自找苦吃呢？他一定是在一阵疯狂之中买下这块地方的。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橄榄球在暮色中飞过晒衣绳，我远远跑进草丛中去接那摆尾的球，使人真有点忘乎所以。我想，他或许会处理得当的。大凡人一输就想输到底，破罐子破摔，就像赴约已经赶不上了，不如索性再走慢些——这是我所仰慕的一个俄国作家的劝告。

然而我大错而特错了。这并不是挑战，他根本不打算处理得当的。

直到天黑得玩不成球的时候，我们才进了屋。这屋子就是旷野上的格林尼治村。屋里的家具不是从廉价商店买的，就是仓库里的积压品，再不，就是通过教堂义卖会购置的。这屋子好像建筑在书报构成的地基上。我们坐在客厅里，用装过花生酱的瓶子喝酒。颀长漂亮、苍白迷人、生着淡淡的雀斑的凯瑟琳，酥胸起伏，笑容可掬，但很少开口讲话。女人为自己的丈夫建立了不可一世的业绩。她倾心那位诗人之王，而且情愿被他关在乡下。她呷着帕布斯特罐装啤酒。在低矮的房间里，洪堡夫妇更显得高大。他们并肩坐在卡斯特罗式沙发上。房子里的墙低得落不下他俩的影子，所以只好扩展到天花板上去。壁纸是粉红色的——女人内衣或者巧克力乳酪的那种粉红——上面有玫瑰花和格子图案。墙上安过炉筒的地方都用金边石棉塞塞着。猫儿们走过来，没精打采地隔着窗子向屋里张望。洪堡和凯瑟琳把它们一个一个放进来。窗户上的插销都是老式的拉闩。凯瑟琳一只手掌抬着窗框，用胸脯使劲一推，才能把窗子打开。猫儿们带着夜里的静电，一个个竖着毛跑了进来。

诗人，思想家，酒鬼，药罐子，天才，躁郁症患者，阴谋家，成功的故事，虽写过才气横溢的美妙诗篇，但是，而今他又有什么作为呢！他说出了多少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他唱出了多少内心深处优美动人的歌？没有。那些尚未写出的诗正扼杀着他。他已经隐退到一个时而像世外桃源时而像地狱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听到他的诽谤者——另一些作家文人——如何恶意中伤他。他自己也满怀恶意，可是他似乎不曾听到自己对他人的批评与中伤。他只是狂热地苦想，暗自思谋。他正在成为一个有名的孤独者，然而他并不甘于寂寞。他仍然企图干预生活，当一个社会的动物。他的计谋和策划就显露了这一点。

当下，艾德莱·斯蒂文森使他着迷。他想，如果艾德莱在十一月的大选中击败艾克，文化就会在华盛顿复兴。他断言：“既然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市侩主义就应当完蛋，而且必须完蛋！它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他说，“如果斯蒂文森得手，就意味着文学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查理。斯蒂文森常读我的诗哩！”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能随便告诉你，不过我在联络。斯蒂文森在竞选旅行中，一路带着我的歌谣。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要出头了，民主终于要在美国创造一种文明。这就是凯瑟琳和我离开格林尼治村的原因。”

现在他已经是个有产业的人了。他把自己迁到穷乡僻壤、生活在土包子中间的原因说成要赶上美国的潮流。这无论如何不过是个借口，因为他搬迁农村还有别的原因——妒忌，纵欲。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又长又乱的故事：凯瑟琳的父亲曾经设法要她离开洪堡。他们结婚之前，老头子已经把她卖给洛克菲勒家了。“有一天她失踪了，”洪堡说。“听说她躲到法兰西面包店里去了，去了近一年。我雇了一名私人侦探。可是你会想到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家防范有多严，连公园路下面也挖了地道哩！”

“洛克菲勒家的哪一个买了她？”

“你用‘买’这个字眼很恰当，”洪堡说。“她的确是被她父亲卖掉的。所以，当你在星期天副刊上读到有关被迫为娼的文章时，再也不用笑了。”

“我想那是违背她本人意愿的。”

“她是个百依百顺的人。你看她就像一只小鸽子，对那卑鄙的老家伙只有唯命是从。他说西，她就不敢讲东。也许这就是她那位拉皮条的老爹允许她享受的惟一权利，而她的真正乐趣也许就在其中……”

显然，这就是受虐狂。这种现象是洪堡在现代名家的引导下研究过的“心理游戏”的一种表现。这种游戏要比任何有专利权的客厅娱乐都奥妙而有趣。在乡下，洪堡躺在沙发上读普鲁斯特，探讨阿尔贝蒂娜[72]的动机。没有他作陪他很少让凯瑟琳自己开车去逛超市。他把汽车的钥匙藏起来，凯瑟琳也被他关在深闺，与世隔绝。

洪堡仍然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受到凯瑟琳的崇拜。但是，在乡下，他却感到犹太人的深切的恐惧。他是个东方人，而她是个基督徒，他因此感到害怕。当他躺在卡斯特罗式沙发上读普鲁斯特或者杜撰什么丑闻的时候，他预计三K党会把十字架烧在他院子里，或者隔着窗子向他射击。凯瑟琳对我说，他还在别克车的车篷下搜索，看是否有人设下机关暗算他。洪堡不只一次地硬要我承认，我对黛米怀有同样恐惧的心情。

邻近的一个农民把青木柴卖给他。饭后我们坐着，那木柴在小小的壁炉里冒着烟。桌子上乱扔着啃光了的鸡骨头。葡萄酒和啤酒喝得很快。桌子上有一块安·佩奇牌咖啡糕和正在融化的槭汁胡桃冰淇淋。窗外飘来一股淡淡的污水池的气味。液化气瓶活像银色的炮弹壳。这时洪堡又在评论说，斯蒂文森是伍德罗·威尔逊[73]之后首屈一指的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在才学方面，威尔逊是赶不上斯蒂文森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林肯精通莎士比亚。他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还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人生已经失去了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74]……邓肯已进了坟墓；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已静静地安眠[75]……”林肯用这些话透露了李[76]即将投降时自己的预感。边疆居民向来是不怕诗的。只有那些害怕阴柔的大企业和屈从于粗俗的阳刚的阉人似的牧师，才把宗教和艺术弄成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斯蒂文森是理解这一点的。如果你能相信洪堡的说法（我是不相信他的），那么，斯蒂文森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具有伟大灵魂的人。在他的政府里，内阁成员都要引用叶芝和乔伊斯的话；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就该了解修昔底德[77]；起草每篇国情咨文的时候也都要征求洪堡的意见。他将是新政府的歌德，将要在华盛顿建立魏玛[78]。“你想想，你愿意干什么，查理？一开头，我看还是在国会图书馆找个职务吧！”

凯瑟琳说：“在《深夜特别节目》里有一场精彩演出，是老贝拉·卢戈西[79]的电影。”

她看到洪堡过分激动。他今晚又不想睡觉了。

很好。我们开始看恐怖影片了。贝拉·卢戈西扮演一个发明合成肉的疯科学家。他把肉抹在脸上，装成一副吓人的样子，闯进漂亮姑娘们的房间。她们尖叫一声昏倒在地上。然而，凯瑟琳要比那位科学家更富有传奇性，也要比那些姑娘们更漂亮。她那长有雀斑的脸上，浮现出心不在焉的微笑，漠然地坐在那里。她是个梦游病患者。洪堡用西方文化的全部危机包围了她。她去睡觉了。她还能干什么呢？我理解这几十年的睡眠。我是熟悉这种题材的。这时洪堡却不让我们睡觉。他服阿米妥去解安非他明，除此而外就是喝杜松子酒。

我到清冷的露天去散散步。灯光从小屋里泻到车辙和水沟里，泻到纠缠在一起的野胡萝卜和豚草组成的路冠之上。狗狂吠着，也许是狐狸，刺目的星星。电视节目模模糊糊透过窗户，发疯的科学家同警察一起向外开枪。他的实验室爆炸了。他死在烈焰之中，合成肉从他脸上熔化了。

这时，黛米一定在巴罗街看同一部电影。她没有患失眠症。她怕睡觉。她宁愿看恐怖电影也不愿做噩梦。每当要睡觉的时候，黛米总是心神不宁。她常常要收看十点钟的新闻节目，遛狗，下十五子棋，玩双人纸牌游戏，然后坐在床上，在电视里看郎陈利[80]用脚掷刀的戏法。

我没有忘记洪堡力图充当黛米的保护人，可是我不再忌恨他了。黛米和洪堡一见面，就开始谈论什么老影片，新药丸，津津乐道德克萨米尔健胃提神药，使我茫然无所适从。但我看得出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非常高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黛米说。

一提起黛米，洪堡也说：“这姑娘对药物实在内行，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可是他免不了又要胡诌八扯，说什么“她身上还有些东西需要表露”。

“胡说，什么东西？她已经是个少年犯罪分子啦！”

“这还不够，”洪堡说，“假如生命不使人陶醉，那它就不是生命，什么也不是。让生命要么燃烧，要么腐烂。美国是个浪漫的国度，如果你现在还想温和适度，查理，那只是因为你初出茅庐，什么事都想试试看。”然后他放低声音，瞅着地板，说：“怎么样，是不是凯瑟琳有点任性？可是她任凭别人把自己偷走了，她被父亲卖给洛克菲勒……”

“我仍然不知道是洛克菲勒家的哪一个把她买下了。”

“我没对黛米打什么主意，查理。不过那姑娘还有许多苦头要吃。”

他在干涉内政了，赤裸裸的干涉。我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黛米心里的确有许多苦恼。有的女人哭起来十分轻柔，像花园里的洒水壶一样，而黛米却哭得十分伤心。只有相信自己有罪的女人才会那样哭。当她痛哭的时候，你不仅会怜悯她，而且会被她灵魂的力量所震动，对她肃然起敬。

洪堡和我一直谈了半夜。凯瑟琳借给我一件毛线衣。她看到洪堡不打算多睡觉，便乘我来访之机，偷空休息休息。因为她预料到将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晚上不得安宁，而这一星期又不会有客人来，这样她就没有休息的机会了。

我愿献上这样一篇历史性的简要说明，作为“冯·洪堡·弗莱谢尔夜话”的序言（因为那是一次独奏会）：从前，大约是历史刚刚进入近代的时候，生活显然失去了自我安排的能力。它只好被人安排。知识分子把安排生活的权利视为己任，然而，从马基雅维里[81]时代直到现在，这种安排一直是壮丽诱人而殃及众人的灾难性的计划。像洪堡这样一个人，富于灵感，精明而又狂热，装了一脑子的发现，认为堂皇富丽、纷纭万状的人类事业必须由非凡的人物来安排管理。而他自己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物，因而也是一个合格的当权候选人。然而，为什么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呢？明智的判断低声告诉他原因之所在，而且使这件事显得十分可笑。只要我们开心，我们就行了。那时，我本人多多少少也算个有希望得到权力的人。我也看到了大好时机，看到了意识形态胜利的场景和个人飞黄腾达的前途。

对洪堡的谈话还应当说明一点。这位诗人的谈话到底是什么样子？

开头，他摆出一副思想家的面孔，公允之状可掬，实际上他并不是公正的化身。我自己乐意和他谈话，而且尽量迎合着他。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二重奏，不一会儿，我便成了滥竽充数，随即被轰下台去。他在那里推理、归纳、辩驳，发表创见，声音忽而高亢，忽而哽塞；他咧着大嘴，眼睛下浮现黑斑。他的双眼恍惚迷离，双臂粗壮，胸脯宽阔；裤子用一条长长的皮带扎在肚皮上，长出的皮带头吊了下来。他侃侃而谈，先是诉说，后来又是朗诵，最后由朗诵转为咏叹。在他的背后好像有一个管弦乐队在伴奏，奏出了启示、美德、对他的艺术的热爱和对伟人的崇拜，但其中也包含了怀疑和欺诈。洪堡其人站在你的面前咏诵并歌颂他自己，时而疯狂，时而清醒。

他开头便大谈艺术和文化在第一届斯蒂文森政府里的地位，他的作用，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要齐心协力。他先以欣赏艾森豪威尔的口气谈及此事。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没有政治魄力，证据是他放任麦卡锡和参议员詹纳攻讦马歇尔将军。他没有胆量。但是在后勤工作和公众关系上，他处理得干净利落。他决非傻瓜。他是最优秀的一种卫戍军官，平易近人，会玩桥牌，喜欢女人，也阅读赞恩·格雷[82]的西部小说。如果公众需要一个松散的政府；如果他们经过一场大战，感到经济已经从萧条中恢复了元气，现在需要清静快乐地过日子；或者如果他们感到已经非常强大，不再需要主张实行新政的人；如果他们感到已经足够繁荣，可以忘恩负义，那就会投艾克的票的，他就是可以从西尔斯—罗巴克邮售公司物品目录中能订购到的那种王子。也许公众已经因为他们有了像人格超绝的罗斯福、精力充沛的杜鲁门这样一些伟人而感到满足。不过，他也不至于有意贬辱美国。斯蒂文森可能会成功。到了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在开明社会里艺术的前途，也会看到这是否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既然提到了罗斯福，洪堡就暗示：布朗森·卡廷的死可能与罗斯福有关。卡廷参议员是在一次投票重计会议之后，从他的故乡回来的途中飞机失事而死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也许这事和J.埃德加·胡佛分不开，因为胡佛就是靠给总统们办丑事保住权力的。人们不会忘记他是怎样企图损害蒙大拿州的伯顿·K.惠勒的。洪堡从而又谈到罗斯福的性生活。接着又从罗斯福和胡佛论及列宁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捷尔任斯基，一直由此追溯到希杰那斯[83]和罗马帝国秘密警察的起源。后来他又谈到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以及在革命的行李车上伟大的艺术究竟会有多少分量。随着，他又把话题转移到艾克以及三十年代职业军人的和平时期生活上。军人们的酒瘾，丘吉尔和酒。使伟人免遇诽谤的特务手段。纽约男性妓院的保卫措施。酗酒和同性恋。鸡奸者的婚后生活。普鲁斯特和夏吕[84]。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国军队中的同性恋。深更半夜，洪堡读军事史和战争回忆录。他通晓惠勒—贝内特[85]、切斯特·威尔莫特[86]、科德尔·哈特[87]以及希特勒的将军们。他也了解沃尔特·温切尔[88]、厄尔·威尔逊[89]、伦纳德·莱昂斯[90]和赤色·史密斯[91]。他很轻松地从小报谈到隆美尔将军，又从隆美尔谈到约翰·多恩[92]和T.S.艾略特。关于艾略特他好像知道一些别人未曾听说的奇闻。除文艺理论外，洪堡的头脑里尽是些流言和幻觉。不错，在所有诗歌中，曲解是天生就有的，可是何者为先呢？这个问题像倾盆大雨浇在我的头上，我感到荣幸也感到痛苦，还有什么经典著作的例证呀，爱因斯坦和扎·扎·加博尔[93]的名言呀，波兰式的社会主义和乔治·哈拉斯的橄榄球战术呀，还有什么阿诺德·汤恩比的秘密动机和旧车生意呀。什么富人、穷人、犹太人、非犹太人呀，什么歌剧合唱团的姑娘、卖淫和宗教、旧钞和新币、绅士俱乐部，以及后湾[94]、新港[95]、华盛顿广场[96]呀，还有什么亨利·亚当斯、亨利·詹姆斯、亨利·福特、十字架圣约翰[97]、但丁、埃兹拉·庞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玛丽莲·梦露[98]和乔·狄马吉奥[99]、格特鲁德·斯坦因和爱丽丝[100]、弗洛伊德和弗伦茨[101]。谈到弗伦茨他总要重复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比理性更远离本能的东西了。因此，按照弗伦茨的理论，理智就是疯狂的顶峰，而牛顿之所以那样疯疯癫癫就是证据！说到这一点，洪堡总要联系到安托南·阿尔托[102]。剧作家阿尔托曾经邀请巴黎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去听演讲。等人们汇集一堂时，并没有什么演讲，而阿尔托却走上讲台，像一匹野兽一样向大家尖叫。“他张开嘴巴尖叫起来了，”洪堡说，“那是狂怒的叫声。这时巴黎的那些知识分子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对他们来说，这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呢？作为艺术家的阿尔托是一个糟糕的教士，而糟糕的教士专干亵渎神明的事。亵渎神明是针对广大信徒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样的信仰呢？如果有，那只不过是对才智的信仰罢了。弗伦茨已经把才智斥之为疯狂了。不过，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件事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艺术知识分子所感兴趣的艺术仅仅是那种观念至上的艺术，这就是此事的含义。艺术家必须使知识分子这个新兴阶层感兴趣。这就是文化的现状、文化的历史成为艺术的主题的原因之所在。这就是那群高贵的法国听众乐意聆听阿尔托尖叫的原因之所在。在他们看来，艺术的全部宗旨仅仅在于启示和激发思想及话语。现代国家的有识之士，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阶段有思想的暴民，而他们的使命就是把杰作贬为话语。阿尔托的尖叫是一种才智的表现。首先是对十九世纪‘艺术宗教’的攻击，现在话语宗教想要取代艺术宗教了。

“你自己会明白的，查理。”洪堡又谈了一阵诸如此类的事情后才说，“斯蒂文森政府有一个像我这样通晓世界上各种事态变迁的文化顾问是多么重要啊！”

在我们的头顶上，凯瑟琳正在上床睡觉。我们的天花板正好是她的地板。地板上没有地毯，因此她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听见。我有些羡慕她。这时我直打哆嗦，真想蒙上被子睡一觉。可是洪堡却指出，从这里坐火车十五分钟到特伦顿[103]，到华盛顿只要两个钟头。他可以很快到达。他透露出斯蒂文森和他已经有过接触，并且正在安排一次会见。洪堡要我帮他准备一篇发言稿。直到凌晨三点，我们还在讨论此事。后来，我总算进了我的屋子，留下洪堡一人。他给自己斟了最后一杯杜松子酒。

第二天，他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早饭时，我又一次听任他振振有词地进行分析阐发，把无比丰富的世界历史劈头盖脸地向我倾倒下来，使人应接不暇，头晕目眩。看来，他压根儿就没有睡觉。

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跑了一阵子。他穿着邋邋遢遢的鞋子，在砾石路上沉重地跑着。尘土齐腰，双臂抱在胸前，一直从马路上跑下去。路两旁长满漆树和小栎树，树木之间夹杂着尖利的蝎子草、蓟草、马利筋和马勃，他好像陷进去了。回来时他的裤子上扎满了芒刺。关于跑步，他也能够引出一些典故。乔纳森·斯威夫特[104]给威·坦普尔爵士[105]当秘书时，每天要跑好几英里，用以消耗掉剩余的精力。思想过分丰富，情绪过分热烈，岂不是意味着有很多深藏的意味深长的需要吗？那你应该跑一跑，同时，一出汗也会把喝进肚子里的杜松子酒挥发掉。

他领着我溜达了一会儿。猫儿们陪着我们穿过落叶和树丛。它们在学习猛扑动作，不停地追逐着地面上的游丝。它们把尾巴翘起来，好像士兵举起胳膊扔手榴弹，跳过去在树上磨利自己的爪子。洪堡极其喜欢它们。清晨的空气格外舒适宜人。等洪堡进屋修过面，我们又开着那要命的别克车驰往普林斯顿。

我的工作十拿九稳。我们迎上塞威尔一起去吃午饭。他是一个口齿不清而神经敏感、醉意十足、面容憔悴、身子朝后仰的人。他不大跟我讲话。在法国餐厅里，他想同洪堡闲扯纽约和坎布里奇。塞威尔以世界主义者自居。很难说真的有这种人。他以前从未出过国。洪堡对欧洲也不了解。“如果你喜欢去，老朋友，”塞威尔说，“我们可以安排。”

“我不太想去。”洪堡说。他怕遭到纳粹余党或者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务的绑架。

洪堡和我向火车走去。他说：“我对你说过，这次会见仅仅是走走过场。我和塞威尔交往多年了，我们都互相写文章评论过对方，但一点也没有伤过感情。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大马士革要知道亨利·詹姆斯。嘿，查理，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个快活的季节。如果我到华盛顿去，这里的事情可就拜托给你了。”

“大马士革！”我说，“在那些阿拉伯人中，他将会是个冷漠国酋长[106]。”

面色苍白的洪堡张开了嘴，从小小的牙缝里挤出了几乎是无声的笑声。

那时候我才是个学徒，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塞威尔也正是这样看待我的。我想，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性情柔弱的青年，尽管一表人才，却有气无力，长着一双睡意惺忪的大眼睛，身体有点儿过重，从眼神就可以知道，对别人的事业漠不关心。他对我并不赏识。这使我感到痛心。可是愤慨总是使我充满活力。我后来之所以身价大增，就是我把别人的轻蔑变成了进取的动力。我发愤图强。所以说，我还是沾了塞威尔的光。几年以后，当我呷着威士忌，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塞威尔死去的消息时，说了句在那种情况下轻易不说的话——有些人死了倒好点。我这就显然有些忘恩负义了。这时候我想起了我们走向与联轨站衔接的普林斯顿小型机车时，我向洪堡说过的俏皮话。人死了，我对他们说过的一些坏话却突然死缠住我不放。这种冷漠又怎样呢？塔尔苏斯的保罗[107]在去大马士革的道路上醒悟过来了，可是普林斯顿的塞威尔却在那儿长眠不醒了。这是我的恶意。我承认，我现在对说过的那些话感到遗憾。关于那次会见，我应当补充一点，真不该让黛米·冯格尔给我穿上深灰色的、扣子直扣到领子上的衣服，真不该系上一条编织领带，穿上一双高级栗色牛皮鞋，打扮成一个速成的普林斯顿学者的样子走下楼来。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是倚在厨房的柜台上，喝一杯威士忌，吃一点咸鱼，在芝加哥的《每日新闻》上读到塞威尔的讣告的。可是时隔不久，死了五六年的洪堡却重新进入我的生活。他出其不意地来了。来的时间我弄不大准，当时我对时间是马马虎虎的。这正好说明我越来越专注于重大问题了。

现在谈谈目前的情况。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十足的当代生活。地点是芝加哥；时间是不久以前，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我出门去看我的会计师默拉。一下楼，我就发现我的梅赛德斯—奔驰车夜里遭到袭击。我并不是说它让某个莽汉或醉鬼的车子碰了一下或者被擦坏了什么地方，而肇事者也没有在车子的刮水器下留个字条，就逃之夭夭了。我是说我的车子被砸得稀巴烂，看样子就像用垒球棒砸的。这种高级车子，现在虽不太显眼，可是三年前却要值一万八千元。眼下它却毁了，被难以理解的暴行砸坏了。当然，我这里说的难以理解，是从美学的意义上讲的。因为梅赛德斯轿车很漂亮，特别是银灰色的那种。我亲爱的朋友乔治·斯威贝尔有一句尖刻而幽默的赞语：“杀犹太人，造机器，这就是那些德国人的真本事。”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这次砸车事件也使我受不了。因为我总是说，我了解我的芝加哥，而且确信即使流氓无赖也珍视惹人喜爱的汽车。最近，有辆车陷进华盛顿公园的环礁湖里，人们在车尾行李箱中发现了一个人，他想用撬板砸开车子脱身。显然，他成了强盗们的牺牲品。他们决定把他淹死——杀人灭口。不过，我记得那辆车只不过是辆雪佛兰。想必他们是不会对梅赛德斯280-SL采取同样手段的。我对我的朋友莱娜达说过，我本人会在伊利诺伊中心铁路公司的月台上被人捅一刀或者挨一顿揍，可是我这辆车却不会有任何危险。

然而，就在这天早上，作为一个城市心理学家的我的论点，竟被事实推翻了。我现在只得承认，那并不是什么心理学，不过是虚张声势，或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护身符。我知道，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你所需要的是一片深广的不受影响的领域，是一个冷漠而苛刻的集团。在建立那种保护集团时，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要排除思想上的苦恼。可是，现在倒霉的事情碰到我的头上来了。我那漂亮的汽车，我那银光闪闪的发动机盖被砸成那副样子。当初，我还没有资格买这种车呢！像我这样的人，根基还不稳，是不能驾驶这种宝贝的。现在一切都完了！装有滑板的精致的车顶啦，挡泥板啦，车篷啦，行李箱啦，门啦，锁啦，灯啦，时髦的散热器护标啦，统统都被砸得一塌糊涂。耐震窗推了起来，看上去就像吐满了唾沫。挡风玻璃上全是白色的裂纹，它已经患上一种结晶状内出血。看着这一切，我愕然了，精神几乎要崩溃，只觉得头晕目眩。

我听说，有人砸我的车子，就像成千上万的耗子向仓库里跑去，把一个个面粉袋子咬破一样，纯粹是为了开心。我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似的。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有十万元以上的收入。那样一笔收入引起了国内收入署的注意。直到现在，他们每年还调查我的全部利息呢。这天早晨，我是出去看威廉·默拉的。他是特许会计师，一位衣冠楚楚、应付自如的了不起的专家。他曾两次替我辩护，做出了不利于联邦政府的判决。目前，尽管我的收入已经降到了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们还是盯住我不放。

为了我的朋友莱娜达我才买了这辆梅赛德斯280-SL。她见我开一辆小道奇，就说：“对一个名人来说，这算什么车子！这简直是一种错误。”我连忙问她解释，说我对人和物的感应很敏感，因此不能开一辆一万八千元的汽车。你必须配得上驾驶那样豪华的车子，不然，一摸方向盘就忘乎所以了。可是莱娜达不以为然。她说我不会花钱，还说我缺乏自尊心，看不出自己成功的潜力，而且有临事而惧的缺陷。她是个高明的室内装潢家，精于式样的装饰。我突然灵机一动。我陷入我自己所谓的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108]那种心境之中。让罗马融化在台伯河里吧！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对心心相印的人儿，坐着银色的梅赛德斯穿过芝加哥，引擎就像魔法造的多足虫玩具的响声一样清脆，结构比瑞士的阿古特伦表还要精密。不，简直是用宝石镶嵌的秘鲁式蝶翼花纹的爱彼表！换句话说，我让这辆车成了我自身（在愚蠢和虚荣方面）的引申，因此，对车的攻击就是对我本人的攻击。我真是感慨万端。

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在大街上呢？砸车的声音肯定比铆钉枪的声音还响。当然，现在丛林游击战术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在运用。炸弹经常在伦敦和米兰爆炸。不过，相对而言，我住的芝加哥市区还算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我把车停在我住的多层高楼拐角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在夜深人静时，难道门房竟然连那样大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吗？事情并不是这样。出乱子时，人们往往有意躲了起来。明明是枪响，却彼此说是“回火”。至于夜工呢，他是在凌晨一点锁上门，擦洗地板的。他在地下室换上一件汗水浸透的灰粗布衣服，深夜一进门，你就会闻到肥皂粉味儿和他那粗布工作服上逼人鼻息的汗臭味，就像烂果子一样难闻。不，砸车犯是不会受到门房的掣肘的，也不会受警察的阻拦。他们知道巡逻车开过去后，一刻钟之内是不会回来的。于是，他们从暗地里跳出来，棍棒榔头一齐上。

这是谁干的勾当我一清二楚。我已经被再三警告过。深更半夜电话经常响个不停。我迷迷糊糊地把话筒拿起，还没来得及放到耳边就听见电话里嚎道：“西特林！你就是西特林吗？”

“喂？是的，我就是西特林。喂？”

“你这狗娘养的。给我钱！看看你是怎样对待我的！”

“怎么对待你？”

“就是我！一点也不错，他娘的。你通知银行对我停付支票。付款，西特林，偿付那张讨厌的支票钱。可别逼人太甚！”

“我睡了——”

“我可没有睡！你凭啥能睡觉呢？”

“让我清醒清醒，你是——”

“别问我姓名！我要跟你谈的就是关于停付支票的问题。别管姓名！四百五十元！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件事。”

这个暴徒竟然在夜里恐吓我——偏偏挑上了我！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奇特的人物，简直是清白得可笑——这件事使我放声大笑，我也常常因为笑的样子受到非议。性情好的人常被我的笑声逗乐，而另外一些人却感到生气。

“别笑，”夜里给我打电话的人说，“住嘴，你这声音极不正常。你可知道你笑的是谁吗？听着，西特林，打扑克你输给我钱，你却说那是在家里随便玩玩，又说当时你是喝醉了，这统统是屁话！我拿了你的支票，冷不防你给我一记耳光，我可不能就此罢休！”

“你知道我叫银行停付的原因。你和你的搭档一直在玩老千。”

“你看见了？”

“东道主看见了。乔治·斯威贝尔发誓说你们一直在相互亮底儿。”

“当时他干吗不吭声呢？他是个哑巴？他可以把我们撵出去嘛！”

“也许是他怕得罪你！”

“谁！是那个壮实鬼吗？天哪，你看他红光满面，活像一只苹果！就这样他还要每天坚持小跑五英里，药盒子里还放着各种维生素。当时有七八个人打牌，他们本来能够把我轰走的，可你的朋友却没有胆量。”

我说：“算啦，反正那天晚上玩得太窝囊，我醉了，你又不信，当时谁都不会太清醒，人人都有点不对劲儿。咱们还是通情达理一些吧。”

“什么？叫我从我的银行里得知你停付支票这简直是在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还谈什么通情达理！你认为我是个无赖吗？我当时不该谈论什么教育啦、大学啦那一套玩意儿，当我提到我上过的那个野鸡学院时，瞧你脸上那副神气！”

“这与大学有什么相干呢？”

“你还不明白你一直在怎样对待我吗？虽然你已经写出那些劳什子，你的名字也上了《名人录》，可是谁管你那鸡巴蛋，你懂个屁！”

“早上两点钟，我实在难以弄懂。等白天我的头脑清楚了，咱们再面谈好吗？”

“少啰唆，到此为止！”

然而他还是多次谈到此事。那样的电话里纳尔多·坎特拜尔给我打过起码有十次。已故的冯·洪堡·弗莱谢尔也趁夜深人静时采用这种恶作剧的手法吓唬人，折磨人。

乔治·斯威贝尔命令我通知银行，停付支票。乔治同我的友谊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我对那些朋友一直毕恭毕敬。有人经常告诫我，不要那样低声下气，童年时代的关系未必靠得住。乔治当过演员，退出舞台生活已经几十年了。随后他当起承包商来。他体格健壮，红光满面。他的举止、风度和衣着无一不刚健粗犷。多年以来，他以我的黑社会专家自诩。他一直给我提供有关犯罪、卖淫、赛马、讹诈、吸毒、政治和国际犯罪组织等方面的情况。因为他在广播、电视和报界工作过，所以联系极其广泛。“从糟粕到精华，一目了然。”他总是这样说，而我却是一名超凡脱俗的精华人物。当然，这并不是我在自我标榜，这只不过是乔治的看法而已。

“你是在我的饭桌上输掉那笔钱的。你最好听听，”他说，“那些无赖一直在捣鬼。”

“那你当时就应该揭发他们。现在坎特拜尔倒占住理了。”

“他是捞不到什么的。他算什么东西。如果他欠你三块钱，你也得跟在他屁股后面要。他吸毒吸得头昏眼花的。”

“这个我可没有注意到。”

“你什么都不留意。我给你暗示过十多次哩。”

“我没有看见，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坎特拜尔时时刻刻都在给你做工作。他花言巧语地欺骗你。他一直在抽大麻叶。他还大谈什么艺术呀、文化呀、心理学呀，什么‘每月一书会’呀，还吹他有个多才多艺的老婆。你玩每一盘都要赌咒发誓。有些事我要你保持缄默，你却总是四处张扬。”

“乔治，他这样子夜里打电话可算是要我的命啊，我给他钱算了。为什么不给呢？反正人人我都给，我得甩开这个讨厌鬼。”

“不给！”乔治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演员，他会演戏似的吹胡子瞪眼，装出富于表情的惊异姿态，使你也感到吃惊。他对我喊道：“查理，你听我的话！”

“可是，我是在跟一个暴徒打交道呀。”

“坎特拜尔不再参与敲诈活动了。几年前他们都给撵出来了。我给你说过……”

“可是他装得挺像。早上两点时，我还以为他是个真正的流氓哩。”

“他看过《教父》之类的东西，留了一撮意大利式的小胡子。其实，他不过是个糊里糊涂的饶舌鬼，半吊子。我本来不该让他和他的表弟进屋的。这一点你现在忘记了。他们一直假装强盗吓唬人。当初我劝你别给他支票，后来我又叫你通知银行停付。不能让你丢人。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的话：一切都过去了。”

我就这样屈服了。我相信乔治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现在坎特拜尔却使尽全身解数，砸了我的车。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都凉了。我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靠在墙上，差点儿翻倒在地。只不过一个晚上，我出去在一个下流帮里寻欢作乐，现在却堕入了愚昧的地狱。

“下流帮”并不是我自己的语言。实际上我经常使用的是我前妻的说法。“贱坯”、“下流帮”一类字眼就出自丹妮丝之口。她一定会因为我的梅赛德斯车遭到如此下场而幸灾乐祸。这里面包含着明争暗斗的醋意。丹妮丝憎恨我的女友莱娜达。对啦，她就是把这辆车当做莱娜达看的。她也讨厌乔治·斯威贝尔。然而乔治对丹妮丝的看法却挺复杂，说她容貌漂亮却缺少人性。诚然，丹妮丝那双亮晶晶的紫晶色大眼睛，低低的前额，以及尖利得有点妖气的牙齿，使这种看法似乎不无道理。她看上去很有风度，实则内心是凶狠的。讲求实际的乔治并不是一点也不卖弄玄虚，特别是在涉及女人的时候。他持有荣格[109]式的观点，但表达得很粗俗。他感觉灵敏，因此心绪常常不能平静，吃过很多的苦头。他的反应粗鄙得过了头。总之，丹妮丝若要看见我那被砸坏的汽车，一定会高兴得大笑一场。而我呢，可以想像，由于离了婚，我再也不会遭到“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这样一类的呵斥，但是，我却自己折磨着自己。

因为，以前丹妮丝一直在这样教训我。她老是说：“我就不相信你那一套。我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个有远见卓识的人，这个受到全世界学者和知识分子推崇的著作的作者，难道就是我的丈夫吗？就是我所熟知的那个人吗？你在东部各名牌大学讲学，有名有利有地位。戴高乐封你为‘荣誉军团’骑士；肯尼迪请我们上白宫；你的戏在百老汇演出很成功。而现在，你想想你究竟在干什么？芝加哥！你现在同芝加哥的一些老同学，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起鬼混。这是一种精神自杀，是走向死亡的征兆。你和真正有志趣的人不来往，和建筑师、精神病学者或者大学教授不来往。既然你一定要来这儿，我就得设法给你安排一种生活。当然，这对我也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你一不去伦敦，二不去巴黎，三不去纽约，却非要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丑恶的、下贱的、危险的地方不可。因为归根结底你毕竟是从贫民窟出来的穷小子，你的心仍在老西区的臭水沟里。我给你当老婆实在倒霉死了……”

这些话有不少道破了事情的真相。我那老妈妈提起丹妮丝总是说：“Edel, gebildet, gelassen。”[110]因为丹妮丝是个上流人物。她是在高地公园区长大的，上过瓦萨女子学院。她父亲是联邦法官，但也是从芝加哥西区的阴沟里爬出来的。在大比尔·汤普森[111]暴风雨般的年代里，她的爷爷曾在莫里斯·埃勒手下当过区长。法官小的时候，他的老子还是个不正派的政客。丹妮丝的母亲就嫁给了他。就是丹妮丝的母亲使他走上了正道，改变了他的庸俗天性。丹妮丝打算对我也如法炮制。可是使人奇怪的是，在她身上，她父亲的遗传特征要比母亲的强得多。在她粗鲁无礼的时候，在直着嗓子叫喊的时候，你就等于看到了她爷爷，那个老区长和窝主。也许正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她才对那个乔治恨之入骨。“别让他进家门，”她说，“看见他的屁股坐在我的沙发上，脚踩在我的地毯上，我就受不了。”丹妮丝还这样说：“你像一匹膘肥体壮的赛马，只有在马厩里拴上一只山羊你才得安生。乔治·斯威贝尔正是你的公山羊。”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交情已经很深了。”

“你总是沉湎于你过去学生时代的感情，这种软弱的性格叫人无法相信。你有‘nostalgie de la boue’[112]。难道是他领你逛窑子的吗？”

我想给她一个尊严的回答。事实上是希望加剧和她的矛盾。于是我就挑逗丹妮丝。在一个女仆晚休的夜里，我把乔治带到家里吃饭。女仆晚休使丹妮丝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搞家务就使她吃不消，做饭更是要她的命。她想上饭馆，可是我说不愿意到外边吃饭。无可奈何，她只好在六点钟的时候急急忙忙把肉末、番茄、青豆和辣椒粉胡乱搅和在一起。我对乔治说：“今晚尝尝我产的辣子肉吧；来，再开几瓶啤酒喝喝。”

丹妮丝递眼色叫我到厨房去。她说：“这样可不行！”她好斗而激动；声音尖利，亢奋而清晰——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升琶音。

“轻点，丹妮丝，他会听见的。”我压低声音对她说，“就让乔治吃点辣子肉好了。”

“不够吃，只有半磅碎牛肉。不过我倒不在乎这个，问题是不愿伺候他。”

我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发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处境尴尬。一般情况下我是个男次中音，或者是个深沉男低音。可是在某种挑逗之下音域就会升高，甚至会变成像蝙蝠那样的尖叫。

“听你这种怪叫，”丹妮丝说，“你这样一笑恰恰露了馅。你这煤筐里生下的，鹦鹉棚里长大的。”

她那双紫罗兰色的大眼睛直逼着我。

“好啦，”我说。于是我领着乔治到“泵房”餐馆去吃缠头回子现烤现卖的烤羊肉串。

“我不愿意干涉你们夫妻的关系。不过，我注意到你连口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乔治说。

乔治自以为他可以为天性辩护。天性、本能、良心在支配着他。他讲究养生之道，看见他用橄榄油搓他那壮实的肌肉和罗马人邦赫[113]一样的胸脯和胳膊，人们不禁会对生物体产生一种钟爱之情。饭吃到最后，他总是嘴对着瓶口一饮而尽。橄榄油就像太阳和古地中海。对于内脏、毛发和皮肤来说，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他的身体保养得十分令人羡慕。他连鼻子里面、眼球和脚都注意得十分周到。“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你连大气都不敢出，真能把人憋死。你不感到身体缺氧吗？她会使你得癌症的！”

“唔，”我说，“她还以为她赐给我美国婚姻的福祉呢。据说真正美国式的夫妇都是不和睦的，林肯夫妇就是例子。这可算是古典式的美国痛苦。像我这样一个移民的孩子就该知足了；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

的确，丹妮丝如果知道这件暴行会高兴死的。她曾看见莱娜达坐在银色的梅赛德斯车里兜风。“哼，你这个‘乘客’，”丹妮丝说，“你的头将会秃得像理发馆门前的转标柱一样，即使你把两鬓的头发梳上去遮丑也无济于事。还笑哩！有你吃不完兜着走的时候。那肥婆娘准会叫你知道她的厉害。”丹妮丝诅咒完了又这样预言：“你的精神生活将会枯竭的。性欲将会扼杀你的精神的（如果这样说符合你的行为的话）。除了两性关系，你们俩还能谈些什么呢？哼，就算你写过几本书，写过一个有名的剧本，那无非只是捉刀代笔而已。你同冯·洪堡·弗莱谢尔那种人搞在一起，还不知天高地厚，以什么艺术家自诩呢。我们之间谁还不了解谁的底细，是吧？你真心向往的是把大家都甩掉，做个孤家寡人。和你在一起的，只有你那颗不被人理解的心，查理。正经的关系你忍受不了。这就是你把我和孩子撵走的原因。现在你弄到了一个猪一样的娼妇。她连乳罩都不戴，好叫全世界的人都看见她那两个大奶头。你周围全是些狗屁不通的犹太佬，都是流氓无赖。你完全沉迷于你那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之中，好像谁也配不上你……我本想拉你一把，可是现在已经晚了！”

我不愿和丹妮丝争论。我对她怀有一种恻隐之心。她说我日子过得很不顺心，这我是同意的；她指责我头脑不清楚，我却要极力否认；她说我写的东西毫无意义，这话也许是对的。我最后的一本书《一些美国人》，副题是《在美国的生存感》，很快就被廉价出售了。出版商曾经乞求我不要继续印行了。他们答应，如果我愿意把这本书搁置起来，就可以免去两万元的债务。可是我现在仍然在坚持写第二部。我的生活真是一团混乱。

然而，我总是执著于某些事情。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干吗要把我带回芝加哥？”丹妮丝说，“有时我这样想，是不是因为你的祖先埋在那里？那里的黄土下埋着我的犹太父老？[114]你是不是以为把我拖进你的墓场，你就感到超脱尘世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你梦想着成为一个高贵的人物呢？实际上你是个魔鬼！”

这样大骂一通，对丹妮丝说来胜过吃了维生素；对于我，却使我在误解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我对丹妮丝的最后回答，往往只有沉默。我觉得，尽管她聪明能干，对我的思想却有害无益。我从而感到莱娜达是一个更好的女人，对我来说更是如此。

莱娜达不许我开飞矛车。我想方设法同梅赛德斯推销商商量，想要弄一部旧的250-C，可是在展销室里，兴奋、华丽、芳香而又高大的莱娜达把手放在银色的车篷上，说：“这一辆——小轿车……”她的手心一摸就给人以肉感；尽管她摸的是车，我的身体也能感受得到。

事情既已如此，现在就不得不对汽车的残骸采取措施了。我到接待室去找门房罗兰——那个皮包骨头的、从来不刮胡子的黑人老头罗兰。罗兰·斯太尔斯是向着我说话的，要不就是我在欺骗自己（这也很有可能）。我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我在孤独中死去，寝室里只有罗兰一个人，他先装满一提包东西，然后才去叫警察。他这样做是经过我的允许的。他特别需要我的电剃刀，因为他那满是斑痕的黑脸上胡子又硬又长，用普通刀片刮简直是不可能的。

罗兰，穿着铁青色的制服，惶惶不安。他早上来上班时就已经看见那辆破车子了，不过他说：“我来报告似乎不太合适，西特林先生。”上班去的房客们路过时也都看见了，不言而喻他们也知道这辆车是谁的。“这真是混蛋透顶！”罗兰一本正经地说。他的又老又瘦的脸抽搐着，嘴巴和胡子连成一体。他非常机灵，老骗我说有多么漂亮的女人来拜访我。“她们有坐大众的，有坐凯迪拉克的，有骑自行车的，有骑摩托车的，有坐出租汽车的，也有步行的。她们问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她们还留下条子。她们一个劲地找你，你是个好在女人堆里厮混的人。我打赌，一定有不少丈夫为你受尽了窝囊气。”可是眼下他哪有逗乐的心思。六十年来，罗兰并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黑人。他熟悉那愚昧的底层。我的好运气也已经结束了。“你要倒霉啦，”他说。他喃喃地说了一些关于“宇宙小姐”的话。他管莱娜达叫“宇宙小姐”。莱娜达有时给他一点钱，叫他逗她的小孩在接待室玩。当孩子在那里玩包裹的时候，她妈却在我的床上躺下来。我不喜欢这样做，可是你总不能当个半拉子的荒唐情夫。

“现在怎么办呢！”

罗兰双手一摊，接着耸耸肩膀说：“叫警察呗。”

对了，就是为了保险问题也得打个报告。保险公司将会发现这起案子十分奇特。“好。警备车经过时打个招呼叫它停下，叫那些废物看看这堆破烂，”我说，“然后叫他们上楼来。”

因为给他添了这点麻烦，我给了他一块钱。通常我都是这样。现在这股恶流必须倒转了。

我还没有走进寓所就听见电话铃在响。一定是坎特拜尔。

“好啊，自作聪明的家伙。”

“你是不是发疯啦？”我的嗓门很高，“真是野蛮行径，竟然砸起车来啦！……”

“你看见你的车啦——看见你逼我逼出的后果啦！”他嚷道。他声嘶力竭地喊着，然而声音还是颤抖着。

“什么？你还要倒打一耙？”

“我早警告过你嘛！”

“是我叫你砸那么漂亮的汽车的？”

“是你叫我砸的。不错，是你，当然是你。你认为我没有感情吗？我也心疼那辆车呢。你不会相信吧？你这个笨蛋！除了你，谁也没有过错。”我想回击他，可是他的喊声压倒了我：“你逼我干的！你叫我干的！好啦，昨天夜里的事仅仅是个开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不给我钱，那你将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威胁什么？简直无法无天了。你还想伤害我的女儿？”

“我不打算去找收款代理处。你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你也不知道我是谁。醒一醒吧！”

我常常自言自语地唠叨：“醒一醒吧，醒一醒吧。”同时许许多多的人也在喊：“醒来，醒来！”仿佛我有几十双眼睛，却硬是闭着它们不用。“你有眼却看不见”[115]，这是千真万确的。

坎特拜尔还在一个劲地讲。我听见他说：“这样吧，去问问乔治·斯威贝尔看该怎么办。他曾经劝过你。实际上是他毁了你的车。”

“别说这些了，我想了结算了。”

“别想了结，付款吧。要按那张支票付，一文不少，而且要现款。不要汇票，不要银行本票，别再胡搅蛮缠，只要现款。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们约定个日期。我要见你。”

“什么时候？”

“先别管什么时候。你在电话旁待着等我叫你。”

电话里只听见延续不断的嗡嗡声。我无可奈何了。我必须讲明事情的经过。我需要商量商量。

这显然是令人烦恼的征兆：电话号码云集在我的脑海里，地区号啦，数码啦。看来我一定得给什么人打电话了。无疑，首先应当和乔治·斯威贝尔通话。我非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不可。我也得警告警告他。因为坎特拜尔也有袭击他的可能。可是乔治跟一帮人出去了。他的秘书莎伦说，他们正在什么地方浇注一个混凝土地基。我已经说过，乔治在经商之前是一个演员。他的舞台生涯是在联邦剧院开始的。后来他又当了电台广播员。他还在电视台和好莱坞试过手。他经常在商贾面前提及他在娱乐性行业的经历。他对他的易卜生和布莱希特很熟悉。他常常坐飞机去明尼阿波利斯[116]，在格思里剧院看戏。在南芝加哥，他被视为一位豪放不羁的艺术家，被视为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化身。他朝气勃勃，慷慨大方，性格豁达。他是个好人，人们十分喜欢他，而他那位秘书，小莎伦呢，却是个乡下人，身材短小，形容古怪，活像漫画中的丑角约肯阿姨。可是乔治呢，既当她的哥哥，又当她的医生，又当她的神父，又当她的同族。她好像踏遍南芝加哥才找到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乔治·斯威贝尔。我跟她通话时，故作镇静，掩饰着事情的真相。如果我要把骇人听闻的事件原原本本告诉莎伦，她是绝对不会转告乔治的。乔治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度过他的日子，这是他和他的同事都清楚的。她的工作就是保护他。“叫乔治给我打个电话，”我说。我放下电话，心里却想着美国危机的前景。这是美国从拓荒时期传下来的一份遗产。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即使你的心灵被撕得粉碎，也难以停止对这些现象的分析。

我很想狂吼一声，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我觉得，我必须自行恢复镇静。我没有给莱娜达打电话。她在电话里安慰人的本领并不高，必须靠她当面安慰才有效。

现在我只能等待坎特拜尔的电话了，同时我也等着警察的到来。我已经给会计师默拉说明我去不了啦。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摆出精神病学者或者别的什么专家的派头，为我已经耽误了一小时而向我收费。那天下午，我本来要领我的小女儿丽希和玛丽去见她们的钢琴教师。因为古尔布兰森钢琴公司每每在芝加哥的砖墙上写道：“没有音乐教养，最富有的孩子也是贫穷的。”我的女儿是有钱人的孩子，如果她们长大后不会弹奏《献给爱丽丝》和《快乐的农夫》[117]，那将无异于一场灾难。

我得恢复平静。为了寻求稳定，我练起一套我会做的瑜伽功来。我先从衣袋里把零钱和钥匙掏出来，接着脱了鞋子，然后在地板上选好位置，脚尖前伸，轻轻一弹，于是就倒立起来了。我那最心疼的汽车，我那银白色的梅赛德斯280，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被砸得稀烂躺在街上。花两千元修理费也恢复不了铁皮原有的光滑。车灯砸瞎了。谁还有心思去看车门怎么样，也许都打不开了。我竭力把思想集中到仇恨和愤怒上——报仇！报仇！可是，这么做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我仿佛看见车铺里的德国保管员，像牙科医生似的，穿着白大褂，告诉我零件非得进口不可。而我呢，用双手卡住我半秃的脑袋，仿佛陷入绝望之中。我把手指扣在一起，两条发疼的腿在空中直哆嗦，脑袋两侧几撮头发散开来，绿色的波斯地毯在我的头下波动。我伤心极了，感到一阵凄凉。或许，是那地毯的美给了我些许安慰。我一向是爱地毯爱得入了迷的，而这一块才称得起是件艺术品呢！它的绿色绿得那样柔和，又那样富于变化。它的红色图案简直像直接从心里涌出的奇景。我那商业区的老行家斯特里布林说，如果我卖掉这条地毯，就可以得到比原价多得多的钱。凡是没有成批生产的东西价钱都在飙升。斯特里布林是个胖墩墩的养马能手，由于现在他身子过重，已经无法再骑马了。而今，似乎很少有人再想把事情搞得尽善尽美了。看看我吧，既然已经卷入这场梅赛德斯及黑社会的闹剧之中，我就用不着太认真了。当我倒立着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会意识到的！）这种荒唐的行为后面有一种理论的冲动。当今世界强有力的理论之一就是：为了发挥本人的才能，有必要抓住内心深处（我们知道问题就在这里）的畸形与荒唐；让无意识中所包含的令人屈辱的真理拯救你吧！我不买这种理论的账，但也不能说一点没受它的影响。我有一种干荒唐事的才能。你可不要放弃自己任何一种才能啊！

我在考虑，对于这种特殊要求，保险公司是不会给我一个子儿的。虽然我买下了他们所有的保险项目，但是，他们往往把一些作弄人的条款用小号字印在不注目的地方。在尼克松统治下，这些大公司醉心于享受豁免权，连老牌资本家那种装潢门面的美德也不要了。

我是从乔治那里学会这种倒立功夫的。乔治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几年前他就指出，我的喉咙逐渐沙哑，气色也不好，而且动辄气喘得很厉害。他振振有词地说，人一到中年，腹壁机能就退化，大腿变软变细，胸部却像女人一样凸了起来。在此之前，你就应该想想办法了。对于老年人来说，也应该有个返老还童的办法。乔治热心地介绍自己的经验。他膀胱受伤，刚做过手术，就立即下床做了五十次俯卧撑——这是他的物理疗法。然而由于用力过度，他得了腹膜炎，有两天光景，我们以为他要死了。似乎病魔在激发他拿出自己应付的办法。最近他跟我说：“前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胳膊下方长了个疙瘩。”

“你去找医生了吗？”

“没有。我用牙科大夫用的丝线把它扎住了。我把它扎得紧紧的，紧紧的，紧紧的……”

“后来呢？”

“昨天我仔细一看，它肿得像鸡蛋那么大。我还是没有找医生。见鬼去吧！我还是用那种丝线再扎它，紧紧地扎它，扎得更紧一些。这下子它居然好啦，疙瘩没有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当我告诉他我脖子上有关节炎时，他给我开的处方就是倒立。当时，我虽然两手一扬，尖声尖气地大笑了一通（那副样子就像戈雅[118]那幅叫做《滑稽的幻象》中的青蛙漫画——身上长着锁与栓的动物），但我还是照他说的去做了。我反复练习，学会了倒立，终于治好了我脖子上的毛病。后来，我小便不太通畅，去找乔治开个方子。他说：“这是前列腺的毛病。你开始能尿出来，以后又尿不出来，然后又滴滴答答地流。那地方有点儿发烧，感到挺难受的？”

“完全对。”

“别担心。当你倒立的时候，你就绷紧臀部，用力往里吸，就像尽力把腮帮子吸到一起那样。”

“为什么倒立时要那样做呢？我已经觉得像个‘威廉老爹’了。[119]”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还是要倒立。”

他的方子居然又奏效了。小便畅通了。在别人的心目中，乔治是一个性格坚强面色红润脾气温和的建筑承包商；但是在我眼里，他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如同一个占卜牌上的角色。当我倒立的时候，那正是在乞灵于乔治；而当我走投无路时，也总是首先想到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到了神经过敏而易于冲动的年龄。但遇到紧要关头，我却束手无策。我站在精神领域的水池边，我知道如果撒一些面包屑，我的鱼儿就会浮出水面。就像外部世界一样，你自己也有你内在的奇迹。我曾经想过，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为这些奇迹修一座园林，就像养鸟、养鱼、养花那样，把你特有的东西，即你的怪癖，都保养起来。

然而我孤然无告的处境实在可怕。等电话铃响是件折磨人的事。这种悬念咬啮着我的心。使我得到解脱的，则是倒立。我又吸了一口气。突然看到眼前出现了两个很亮的大圆圈。这种现象在练这种功时偶尔也出现过。由于用脑壳顶立，你自然会想到患脑溢血的问题。一位内科医生曾经告诫我不要做倒立。他说，把一只小鸡倒提起来，七八分钟就会丧命。不过那显然是由于恐惧所致，小鸡是吓死的。我暗自思忖，眼前出现的那亮圈，想必是由于角膜上的压力引起的。全身的重量压在脑壳上，使角膜变了形，于是就会产生那大光圈的幻觉。好像看见了永恒。请相信，这正是这一天我所向往的效果。

我看见身后有只书架。我矫正了一下头的位置，更多的重量移到前臂。于是光圈消失了。和它一起消失的，是那种怕患致命的脑溢血的怪念头。倒立的时候，我看见我那一排排的书。我曾经把它们堆在橱柜后边，可是莱娜达又把它们摆出来要显示一番。倒立时，我喜欢看天空与云彩。倒立着注视流云有趣极了。然而此刻我看到的却是许多书名。是它们给我带来了金钱、声誉和奖赏。我的剧本《冯·特伦克》有不同文字的各种版本。我还看到我的几本得意之作，同时也是失败之作，如《一些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感》。《冯·特伦克》连续上演时，每星期我曾收入八千元。政府本来对我这个角色并不感兴趣，这时却立刻要索取我创作所得的百分之七十。不过，这似乎对我影响不大。恺撒的物你原归恺撒[120]。至少你该明白：理应如此。钱是属于恺撒的。还有，Radix malorum est cupiditas[121]。这一切我也全知道。

应当知道的我全知道，可是真正需要知道的我却一无所知。我把整个钱财问题处理得一团糟。当然，这很有教育意义，而教育已经变成美国重大而普遍的补偿。甚至于在联邦监狱里，教育已经代替了惩罚。当今，每个大监狱都是一个学习班。猛虎同驯马杂交而生的崽子，连《启示录》也想像不出来。由于怕麻烦，我把洪堡指控我赚来的那笔钱的大部分失掉了。那笔钱很快把我们弄崩了。他兑取了一张几千元的支票。我没有和他争，我不想打官司。洪堡如果知道要审讯说不定会高兴到什么地步哩！他很爱诉讼。实际上他兑款子的那张支票就是我签的名。要在法庭上澄清这件事可真够头疼，况且一进法庭就简直要我的命。法官呀，律师呀，法警呀，速记员呀，长凳呀，房内的木头器具呀，地毯呀，甚至于连喝水的杯子我都恨得要死。更何况他兑取支票的时候我正在南美。他从贝莱坞放出来后，在纽约到处撒野，没有人管他。凯瑟琳已经躲起来了。他那疯疯癫癫的老母亲住在私人疗养院里。他舅舅沃尔德马呢，又是那种总觉得自己是小弟弟的人，根本没有什么责任心。洪堡发疯了，在纽约跳来蹦去。也许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下子可以使那些有教养的人们心满意足了。他们正在幸灾乐祸地谈论着他的垮台。狂暴的绝望的注定受劫难的发疯的作家与自寻短见的画家，都具有戏剧价值和社会价值。那时候，他是个暴躁的失败者，而我是个新生的成功者。成功挫败了我，使我充满了罪过和耻辱。夜里，在贝拉斯科上演的戏，并不是我写的原剧本。我只是提供了一匹布料，导演用它剪裁缝补了他自己的冯·特伦克。我沉思着自言自语，百老汇与服装区毗邻，难怪它们要混为一体了。

警察有他们自己按门铃的方式。他们按铃就像畜生一样。当然，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意识史的全新阶段。警察也学心理学，而且对城市生活的喜剧颇为敏感。于是，有两个彪形大汉站在我的波斯地毯上。他们带着枪、棍、手铐、子弹和步话机。这起不寻常的案件——一辆梅赛德斯被砸坏在街上——使他们挺开心。这对黑衣巨人带着一股警备车的气味，还有那种窄褊的营房的味道。他们身上的金属家伙丁零当啷，屁股和肚子圆鼓碌嘟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对一辆汽车进行这样的残杀，”一个警察说，“你可得罪了一些真正的亡命之徒。”他开始试探了。实际上，关于犯罪团伙、放黑钱的和强盗作案的事情他一概都不想听。这件案子，用不着多说，就会一目了然。我看起来不像诈骗集团的成员，但也有可能就是。就连警察也看过《教父》《法国联络站》《瓦拉奇证件》和别的关于凶杀抢劫的恐怖影片。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自己也对那些货色非常着迷。我对警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保持着沉默，而且相信警察也希望我这样做。

“你把车停在街上吗？”一个警察问道。他的肌肉鼓囊囊的，一张大脸松垮垮的。“要是我没有汽车房，那我就宁愿弄辆破车子。”后来，他看见我的奖章了。因为莱娜达把它嵌在长毛绒里，挂在墙上。他说：“你到过朝鲜？”

“没有。”我说，“那是法国政府发的，荣誉军团奖章。我是一名骑士，一名chevalier。这是他们的大使授予我的。”

那一次，洪堡寄给我一张没有签名的明信片：“驱士！现在你的名字叫‘痉团’了。”[122]

多年来，他迷上了《芬尼根守灵夜》。我记得我们多次讨论乔伊斯的语言观，讨论诗人如何热衷于使语言富于音乐性和表现力，讨论所有的心理作品所面临的各种危险，讨论美已像掉进南极的雪渊一样被湮没，讨论布莱克和幻觉对洛克[123]和白板。当警察出去时，我伤心地这样回忆着洪堡曾经和我进行的这些有趣的谈话。神圣的人性真是不可思议！

“你最好把这件事了结拉倒。”警察和蔼地低声忠告我。于是，他那又大又黑的身躯向电梯移动了，这个“驱士”彬彬有礼地欠着身子。我渴望帮助却求之不得，所以感到眼睛酸痛起来。

是的，奖章使我想起了洪堡。对了，当拿破仑给法国知识界颁发绶带星章一类小玩意时，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带着一船学者去埃及。他把那些学者围在沟里，而他们却带着罗塞达碑[124]爬了上来。从黎塞留时代[125]或者更早些，法国人在文化事业上一直成就辉煌。你永远不会看见戴高乐佩戴这种可笑的玩意儿的。他向来是自命不凡的。从印第安人手中买来曼哈顿的人们并没有给自己戴上宝珠。我倒情愿把这枚金质奖章送给洪堡。德国人曾打算给他荣誉。1952年，他被邀请去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他却不愿意去。他怕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人民内务委员部劫持去。他是《党派评论》的长期撰稿人，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分子，所以他怕俄国人把他绑架去杀掉。“如果我在德国待一年，我只会考虑一件事，”他发表公开声明（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听着）：“我不过是当十二个月的犹太人，如此而已。我不能把一年的时光花在这上头。”不过，我认为，更好的解释还是由于他发了疯，在纽约过得正痛快。他一直去精神病医生那里看病，而且老是捅娄子。他先给凯瑟琳编造了一个情人，随后又企图杀死他。他把那辆别克“路霸”车毁掉了。他指责我偷走了他的人格，塑造了“冯·特伦克”这个人物。他在我的账上用支票取走了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而且用这笔钱买了一辆奥尔兹摩比尔车和别的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他是不愿到德国去的。在那个国家里谁也不会理会他那些高谈阔论的。

后来，他从报纸上得知我成了“驱士”。我听说他同一位在茱莉亚音乐学校学习法国号的很棒的黑人姑娘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在第四十六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断定他已经完了，不配和任何人同居了。他完了——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这句话。他穿着一套宽大的灰西服，身子在里面扭动。他面如死灰，就像东河水那样阴沉。他的头上一看就像舞毒蛾钻了进去并且在头发里垒了窝。尽管如此，我还是应该走过去跟他谈谈。我本该和他靠近些，而不应该躲在汽车后面。可是我怎么能呢？我在广场饭店爱德华厅由宰人的男仆伺候着吃了早饭后，便同贾维茨和博比·肯尼迪一起坐上了直升机。我像一只蜉蝣似的在纽约乱碰。我的上装是用好看的荧光绿料子做的里子。我打扮得像甜甜雷·罗宾逊[126]一样。只是我缺少侠气，看到我亲密的老朋友成了那个死人样子，我却溜走了。我去拉瓜迪亚机场乘727飞机回芝加哥。在飞机上，我如坐针毡，喝着加了冰块的威士忌。我被恐惧、宿命论和其他一些人道主义的琐屑的恻隐之心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已经转过拐角，在六号马路上消失了。这时，我两腿颤抖，牙关紧咬。我自言自语：别了，洪堡，在另一个世界里再见吧！就在此后两个月的一天凌晨三点钟，他提着垃圾桶，死在破败的伊尔斯贡旅馆的走廊里。

四十年代，在格林尼治村的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听见一位漂亮的姑娘对洪堡说：“你知道你是什么模样吗？你真像个画中人。”当然，渴求着爱情的女人常有这样的幻想：二十岁的洪堡是从文艺复兴时的或印象派的名画上走下来的。可是，《时报》讣告栏上他的照片却是那样可怕。一天早上，我翻开报纸，看见上面的洪堡，消沉颓唐，满面黑灰。他从死亡的领地上向我投来阴森可怖的目光。那天我也是从纽约飞回芝加哥。我晃来晃去，总是感到惘然失措。我走进厕所，把自己关在里面。有人敲门，我却不想出去，就那样暗自流泪。

事实上，坎特拜尔并没有让我等多久。正好在中午以前他来电话了；大概他肚子饿了。我听说，十九世纪末，巴黎经常有人看见如醉如痴的魏尔伦[127]用手杖敲打着人行道去吃午饭；此后不久，衣冠楚楚的大数学家普安卡雷，一面用他的大脑袋思考，一面用手指画着曲线去吃午饭。饿了就要吃饭，不管你是诗人、数学家还是暴徒。坎特拜尔说：“好吧，你这笨蛋，一吃罢饭我们就见面。除了现款什么也不要带，别想捣鬼！”

“我连什么叫捣鬼都不知道，怎么会捣鬼呢？”我说。

“这倒是真话。只要你别找乔治·斯威贝尔出瞎点子就行了。你一个人来。”

“当然喽，我从来没有想到……”

“得啦，既然我说过了，没有想到更好。一个人来，带上新票子。票子上有油点子不行，到银行里去取新崭崭的钱吧，九张五十块的，新的。我没有叫你吃掉那张该死的支票，你该感到高兴才是。”

简直是个法西斯！也许他是在威胁，或者在讹诈，好显示一下他的威风。但是，现在我惟一的目的就是摆脱他，所以只好屈从了。“完全按你的意思办。”我说，“我把钱送到什么地方呢？”

“狄维仁街[128]的俄国澡堂。”他说。

“那个鬼地方？天哪！”

“你在一点四十五分先到那儿等着。就你一个人！”他说。

我答道：“好的。”但是他没等我把话说完。于是我又听到那种拨号音。听见这嗡嗡不休的尖叫，等于看到了那无着落的灵魂是何等的焦躁。

我得自己想办法。我不能指望莱娜达会给我什么帮助。今天莱娜达正忙着拍卖，如果打电话到拍卖房叫她带我到西北区去，她会生气的。她倒是个乐于助人的漂亮女人，有一对惊人的乳房。不过，她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而且容易大动肝火。唉，反正万事都得靠自己料理了。也许这辆梅赛德斯还能开到修车铺去，不用拖车也行。然后我还得叫辆出租汽车，或者打电话到“金刚”车辆出租服务社或者租车行租一辆车。公共汽车我是不愿意坐的。因为公共汽车上，火车上，持枪的醉汉和海洛因吸食鬼太多了。不过，且慢，我首先得打个电话给默拉，才能去银行。我还得解释一下，我不能送丽希和玛丽去上钢琴课了。这一点使我心情格外沉重，因为我有点怕丹妮丝。她对我仍然有着某种威力。在丹妮丝看来，那些课程是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对她来说，什么事都要大做文章，什么事都是刻不容缓的。凡是与孩子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她更是要迫不及待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孩子的教育，真使人感到头痛得要命。要是这两个孩子毁了，那可是我的罪过。我是在文明史的最大危机中抛弃了她们而跟莱娜达勾搭上的。丹妮丝通常管莱娜达叫“大奶头娼妇”，而且总要把漂亮的莱娜达说成一个粗俗的贱妇。经过她的褒贬形容，似乎要把莱娜达说成男的，而我成了个女的。

丹妮丝和我的财富一样，都是与贝拉斯科剧院分不开的。在那里上演《冯·特伦克》时，特伦克是由默菲·弗维吉扮演的。这位明星有一班随从（一个化妆师，一个新闻广告员，一个男听差）。那时，丹妮丝和弗维吉同居在圣·莫里茨饭店。她每天带着剧本同他的其他随从一起来。她身穿梅红天鹅绒紧身连衣裤便服，头发散披在肩头。她显得优雅、苗条，有着平缓的胸脯和耸起的肩膀。整个身段上宽下窄，就像一把厨房里用的老式椅子。她有一双紫色的大眼睛，面颊的颜色很是丰富细腻，脸上长着神秘的、几乎看不见的茸毛，甚至鼻子上也有。因为是八月天气，酷热难熬，所以后台的门敞开着，外边是水泥铺的小巷。阳光偷偷地射进去，里面的景象显得古旧而豪华，令人感到破败而凄凉。贝拉斯科就像一只脏兮兮、雾蒙蒙的镀金糕点盘子。弗维吉身材高大，肌肉粗壮，那张嘴就像在脸上开了一道渠。他很像一个滑雪教练。某种伤神的想法在吞食着他。他的头像一顶高顶皮军帽，又像一块长满青苔的嶙峋的岩石。丹妮丝替他做排练场记。她聚精会神地写着，仿佛是班里一位最优秀的学生，五年级别的学生都在追她。她来问问题时，把剧本贴在胸口上，跟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剧中人处于剧情转折时那样。她的声音似乎使她的头发竖了起来，使她那惊人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说：“弗维吉想知道你要求他怎样念这个台词。”她把那个台词摘出来，是“有限的”。“他说他应当念成‘有—限—的’，还是‘有—限的’，还是‘有限的’？我说应该念成‘有限的’，他不信。”

我说：“何必这样认真呢？可笑。随他怎么念我都不在乎。”可是，无论如何，我没有再说我对弗维吉已经大失所望。他把这个剧本从头到尾给糟蹋了。也许他在圣·莫里茨饭店干得挺出色，那就与我不相干啦。回家以后，我对我的朋友黛米·冯格尔描述了在贝拉斯科遇见的那位目光炯炯、头发直竖的美人儿——弗维吉的女朋友的情况。

嘿，十年后我却和丹妮丝成了夫妻。我们应肯尼迪总统和夫人的邀请，系着黑领结去白宫参加文艺晚会。那次，对穿什么衣服，穿什么样的鞋，戴什么样手套一类问题，丹妮丝就请教了二三十个女人。她非常聪明，在美容院里也要钻研国内和国际大事。她头发浓密，高高地梳了起来。要弄清她什么时候理的发，却不是件容易事。可是从饭后的闲谈之中，我就可以知道她是否在那天下午去过美发厅。因为她阅读速度很快，在烘发器下面就会很快弄清世界危机的每个细节。“你知道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干了什么？”她说。这样一问，我就知道为了去白宫做客，她已经在美容院里掌握了《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有关材料。在飞往华盛顿途中，我们还回顾了猪湾事件[129]、导弹危机和吴庭艳问题。她的神经紧张是气质所致。宴会后，她拦住了总统，同他进行私下交谈。我看见，在红厅里，她把总统给难住了。我知道她要急于把她个人的事——而且都是伤脑筋的事——同纷纭万状的世界政治动乱分离开来。可那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危机。我相信她在说：“总统先生，对于这个，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唉，我们都在尽量互相献媚。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我不禁暗自发笑。可是，肯尼迪正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是喜欢漂亮女人的。我怀疑他也读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看来他的情报不见得比丹妮丝多多少。如果能设法把她在早上十一点钟以前叫醒，她可以给总统当一名出色的国务卿呢。因为她实在了不起，而且又是个名副其实的美人儿。她比洪堡·弗莱谢尔更好诉讼。洪堡主要靠咋呼。可是自从离婚以后，我一直纠缠在无止无休的灾难性的诉讼之中。世上再没有像丹妮丝那样死不饶人而且狡猾的原告。关于那次白宫觐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主要是恰尔斯·林德伯格[130]的傲慢，还有艾德蒙·威尔逊[131]抱怨政府使他变成了叫花子，以及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卡茨奇山逍遥曲时，泰特[132]先生用手指在一位女士的膝盖上打着拍子。

丹妮丝之所以发牢骚，原因之一，就是嫌我没有能够使她过上上述那种生活。在她看来，曾经在奋战群雄时迸掉甲胄上扣子的大将军西特林，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骚货莱娜达的淫欲，而且一直到不中用的年龄才买了一辆豪华的梅赛德斯—奔驰牌汽车。每当我去接丽希和玛丽时，丹妮丝总要我检查一下车子通过风没有。车子里有一丝儿莱娜达留下的气味都是不行的，连染上她的口红的烟头都得从烟灰缸里清除掉。有一次她竟然亲自走出屋子去倒。她说绝对不容许纸巾让那些没名没堂的东西玷污了。

我提心吊胆地拨出丹妮丝的电话号码。真幸运，接电话的是女佣人。我告诉她：“今天我不能来接孩子，车子出了毛病。”

下楼后，我发现我还可以挤进这辆梅赛德斯车，虽然它的挡风玻璃坏了。我想，只要警察不干涉，我还是能凑合着开。事实证明我想得不错。我开着车到银行去取新钞票。钱装在塑料封袋里交给了我。我没有折叠，就把它放在钱包旁边，然后我到公用电话亭同梅赛德斯车铺预约。你必须事先预约，否则你的车是进不了车库的，因为现在与手工修理的时候不同了。然后，又通过电话，我想找到乔治·斯威贝尔。显然，那一次我一边打牌一边扯淡时，竟无意中说过乔治很喜欢陪他老爹到一度叫做罗比街附近的狄维仁街的澡堂去。也许坎特拜尔正希望在那里抓到乔治。

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过俄国澡堂。这个古老的建筑物一直就在那里。那里比热带地区还热，而且破败不堪。在地下室里，人们躺在被水蒸气熏得发软的板子上呻吟着，一边叫人用橡树叶做的长把细枝扫帚蘸着盐水桶里的泡沫给他们搓澡。木头柱子因为腐朽而变成浅褐色，看来会慢慢地腐烂光的。透过金黄色的雾气，这些柱子看上去就像河狸的皮。也许坎特拜尔想在这儿把乔治光着身子逮住。他指定在这里见面，还能有别的原因吗？他也许要把乔治狠狠揍一顿，也许会用枪打死他。不过，我何必想这么多呢？

我对乔治的秘书说：“莎伦吗？他还没有回来？那就听着，告诉他，今天不要到狄维仁街的蒸汽澡堂去，千万不要去！问题严重。”

每谈到莎伦，乔治总是说：“她喜欢突然事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两年前，她的喉头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割破了。那个素不相识的黑人溜进南芝加哥乔治的办公室，拿着一把打开的剃刀。他像一个玩魔术的人，把剃刀在莎伦的喉头上一抹，便不知去向了。“血流得真是像块幕布，”乔治说。他急忙用一条毛巾勒住她的脖子，送往医院。乔治自己也喜欢突然事件，他老是搜寻着一些基本的、“诚实的”、“靠得住的”、原始的东西。所以，他看到血这种富于生命的物质，就知道应该怎么办。当然，乔治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一套。他是个尚古主义者。这个脸色红润、肌肉丰满、笨手笨脚、长着洞察秋毫的褐色眼睛的乔治，除非在表述某种观念时，一点也不显得蠢笨。他在表明自己的思想时，总是大喊大叫，恶狠狠的。在那种场合，我只是咧着嘴对他笑笑。因为我知道他心肠挺好。他关照着年迈的父母，关照着姊妹，关照着前妻，还有他们的已经成年的子女。他非难秃脑瓜书呆子，但又真诚地热爱文化。他成天读一些难懂的书籍，弄得自己头晕眼花，可是收获并不显著。当我把他介绍给像我博学的朋友邓沃德那样的知识分子时，他却把脸涨得通红，大吵大嚷，用满嘴脏话欺侮他们。啊，思想的普遍觉醒，民主的逐步兴起，那是人类意识史上的奇妙时期，同时，也是动荡不安、思想混乱的时期。当代的情况正是这样。天真的洪堡热爱精神生活，我也分享了他的热情。可是别人遇到的那些知识分子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同芝加哥的精神贵族不大合得来。当丹妮丝邀请形形色色的高级人士到肯伍德的住宅里讨论政治、经济、种族、心理学、性生活以及犯罪等问题时，我虽然给他们斟酒，赔笑，可是心情并不愉快。对于他们，我并不殷勤，甚至于还不大友好。“你瞧不起这些人！”丹妮丝愤愤地说，“你只有对那个脾气很糟的邓沃德瞧得起。”她的指责是对的。我真想把他们统统干掉。实际上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热望之一。他们反对真、善、美。他们抵制光明。“你是个势利鬼！”丹妮丝说。这倒不大确切。我就是不愿意同她邀来的那群讨厌鬼——什么律师呀，议员呀，精神病学家呀，社会学教授呀，牧师呀，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呀（他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画廊）——打交道。

“你得同真正的人交往交往。”后来乔治对我说，“过去丹妮丝尽弄来一些徒有虚名的人把你包围起来。现在你又成天在公寓和一大堆书籍报纸消磨时日。这样下去，我断定总有一天你要发疯的。”

“谁说我没有同真正的人交往？”我说，“不是有你，有亚历克·萨斯马，还有我的朋友理查德·邓沃德吗？也还有莱娜达。闹市俱乐部的那些人也挺不错嘛！”

“邓沃德这家伙将会对你大有好处。他是教授的教授。他对谁都瞧不上眼。似乎他什么都懂得，什么书都看过。当我试着同他谈话时，就好像同中国乒乓球冠军打球。我把球发过去，他便猛扣过来，这样就完了。我只好重新发球。不一会我便输得一干二净。”

他总是猛烈攻击邓沃德。话语里包含着一种敌对情绪。他知道我是如何喜欢狄克·邓沃德的。在粗俗的芝加哥，我对邓沃德的赞赏甚至于达到崇拜的地步。他是我惟一可以与之交流思想的人。可是，半年来，由于邓沃德一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孔德[133]、杜尔克姆[134]、滕尼斯[135]、韦伯[136]等人，所以乔治说：“这种抽象的货色对你这样的人无异于一种毒药。我打算把你介绍给南芝加哥的朋友们。”他嚷着，“你太孤僻了，你快要枯竭了。”

“好吧，”我说。

于是就以我为中心组织起一桌要命的扑克牌局来。不过客人都知道他们是邀来做低级陪客的。如今，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都是心里有数的。所以我想，即使乔治不大肆宣扬我，不夸耀我的名字已经上了参考书，也不说出我已被法国政府封为骑士，他们也会一目了然：我是一位精神贵族。其实呢，在他们眼里，好像我并不是个狄克·卡威特[137]那样真正的名流，而是个书呆子。乔治把我向他们炫耀了一番，也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他们竟然不计较我的社会地位，一视同仁，可真不错。本来，乔治把我带到那里去，是要我欣赏他们真正的美国品质，欣赏他们的癖好。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嘲讽给那个晚上增添了光彩，使局面刚好倒过来，到头来反而突出了我的癖好。“越玩下去，他们就越喜欢你了。”乔治说，“他们认为你很有人情味。此外，还有里纳尔多·坎特拜尔。他跟他表弟一直在亮牌，你却喝得醉醺醺的一点也关顾不到周围的情况。”

“这样看来，我只不过是个对比之下的强者。”我说。

“我原来以为‘对比之下的强者’这话是你专门用于夫妻之间的。一个女人之所以讨人喜欢，就是因为她找的丈夫是个十足的讨厌鬼；由于有这个讨厌鬼的对比，她才显得可爱了。”

“这就是一词多义了。”

我打牌不大高明，但这里的客人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是做礼服租赁生意的立陶宛人，另一个是学电子计算机的波兰小伙子，还有一个凶杀侦缉队的便衣侦探。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西西里裔美国人，他是专门承办丧事的。最后两位则是里纳尔多·坎特拜尔和他的表弟埃米尔。乔治说，这是两个大煞风景的人。埃米尔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瘪三，天生就是扭人胳膊、向橱窗里扔砖头的料。他肯定参与了砸我汽车的勾当。里纳尔多留着貂皮一样黑油油的小胡子，相貌堂堂，衣冠楚楚。他发疯似的穷咋呼，大吵大叫，用指关节敲着桌子，装出一副大老粗的样子。他还喋喋不休地讲什么罗伯特·阿德雷[138]领土规则、奥杜瓦伊峡谷[139]的古生物学及其康拉德·洛伦茨[140]的论点。他粗野地嚷嚷着，说什么他的有学问的老婆把书到处乱撂。那本叫阿德雷的书就是他从厕所里捡来的。天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受别人的引诱而爱上他们。洪堡曾向我推荐过的作家普鲁斯特——他的著作对我启发很大——说过，他常常喜欢这么一些人，他们脸上有着山楂篱笆开花时的气色。但是里纳尔多并不具备山楂花的特点，而有点百合花的模样。他的鼻子特别白，鼻孔却又黑又大；当它张大时，不禁会使人联想到双簧管。这种长相奇特的人对我产生了吸引力。不过，我不知道是他的吸引力使我对他这样仔细地观察呢，还是由于我的仔细观察才发现了他的吸引力。当我感到粗俗、沉闷、麻木时，突然一种微妙的感觉牢牢地抓住了我。

我们围着一张独脚圆桌坐着。崭新的牌飞来飞去，闪闪发光。乔治引逗着大家聊天。因为他是主事人，所以人人都在为他捧场。那个凶杀犯侦缉警察谈到大街上的凶杀案。“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即使有的人腰包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他们也要杀那狗娘养的，如果那狗娘养的给他们五十块钱，他们还是要杀他。我问他们：你们这些混蛋为了谋财而害命，仅仅是为了钱？这是世界上最便宜不过的东西。如果只说杀人，那我杀的人比你们还要多，不过那是在战争中杀的。”

那个做礼服租赁生意的人为他的女朋友服丧。他的女朋友在《太阳时报》社当听电话的广告征集员。他说起话来带着低沉的立陶宛口音，虽然也说笑话，吹牛皮，但总是闷闷不乐。当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显得十分悲戚，差点儿落泪。每到星期一，他把租出去的服装收回来。他说，一过周末，这些衣服都被弄得污迹斑斑，酱汁啦，饭汤啦，威士忌啦，说不定还有精液呢！“你不妨就这样说吧。”星期二，他便开着旅行车到芝加哥闹市区附近一个地方，把那些脏衣服泡在盛有洗涤液的大盆里。下午就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过。他们彼此太热火了，连床也顾不得上，倒在地板上就干将起来。“她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姑娘，正适合我这样的人。不过她干什么都行。我叫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没有问题。”

“难道你只是在星期二见见她，从来不领她去吃饭，也不到家里去看她？”我问。

“她五点钟回她老娘那儿去，还要做饭。我发誓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二十年了，我仅仅知道她的电话号码。”

“你毕竟很爱她。那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他似乎非常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座，仿佛在说：这家伙怎么啦？然后答道：“什么？跟一个在旅馆里鬼混的骚货结婚？”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那个办丧事的西西里人向我解释起来，语调很特殊，人们就是用这种语调给书呆子讲生活常识的。他说：“瞧，教授，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混为一谈。老婆可不能这样。量脚买鞋嘛！如果你有了一双合适的鞋，那就行了呗。”

“反正我那宝贝是命归黄泉了。”

我总是学而不厌，虚怀若谷，同时勇于修正错误——如果我自己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可以不同别人争辩，不过，真正的友谊产生在什么时候，这我是知道的。我们仍然坐着，继续喝威士忌，打牌赌钱，抽雪茄。这间坐落在南芝加哥的厨房，不时透进来钢厂和炼油厂难闻的气味，房顶上的电线密如蛛网。我时时注视着那些在这重工业区残存的奇特的生物。在那充满油味的池塘里，鲤鱼和泥鳅鱼仍然生活着。黑人妇女用面团做鱼饵，在那里钓鱼。在垃圾堆不远的地方，还能看到土拨鼠和兔子；红翅膀的乌鸫戴着肩章，就像穿制服的招待员一样，从香蒲树上空飞过。某些花儿仍然顽强地开着。

我尽情享受着这天晚上合乎人情的聚会，感到十分高兴。我几乎输掉了六百元，给坎特拜尔开了支票。不过，我大手大脚惯了，倒也不在乎。总之，那天晚上我是太高兴了，真可谓开怀痛饮，纵情谈笑。我谈啊，谈啊，显然详详细细地讲了我的兴趣和打算，然而，事后有人告诉我，只有我没有弄清发生在当场的事情。而别的赌徒看到坎特拜尔表兄表弟在骗人，都退场了。他们俩一直在互相亮牌，作弊，每一盘都乱抢乱抓。

“他们在这儿干坏事，绝不会瞒过我的眼睛。”乔治用他在舞台上耍噱头的语气喊道。

“不过，里纳尔多是个危险人物。”

“里纳尔多是个废物！”乔治嚷道。

那很可能，不过在卡蓬[141]时期，坎特拜尔一家就是坏蛋。那时候，全世界都把芝加哥看成血腥的城市——处处有牲口围栏，时时有暴徒斗殴。在芝加哥的凶杀集团中，坎特拜尔家处于中等地位。他们开运威士忌的卡车，替黑手党卖命，打人杀人。他们是普通的小流氓和诈骗分子。可是在四十年代，坎特拜尔的一个当警察的呆头呆脑的叔叔给他全家人丢了脸。他在一个酒吧间喝醉了酒，两个刁顽的小无赖捉弄他，下了他的枪，叫他肚皮挨着地皮爬，强迫他吃地上的脏东西和锯末，还踢他的屁股。在这种折磨和侮辱之下，坎特拜尔大叔躺在地上气哭了，而那两个小无赖却把枪一撂，洋洋得意地跑了。这一下他们可倒霉了。他追到街上，当场就用枪结果了那两个无赖的小命。乔治说，从此以后，谁也不把坎特拜尔一家当回事了。老拉尔夫（穆齐）·坎特拜尔现在是约略特监狱的一名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罪犯。他由于谋杀了两名青年，从而毁了这一家同黑手党的关系，所以里纳尔多不能叫我这样的人断然拒绝。我在芝加哥大名鼎鼎，打牌时输给了他，后来又通知银行停付支票。里纳尔多或罗纳尔德也许在黑社会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可把我的梅赛德斯整惨了。他的气愤是真正流氓的气愤吗？是发自内心的感情还是在装腔作势，谁能说得清呢？显然他是个傲慢而敏感的家伙。这种人经常寻衅闹事，因为哪怕同任何一个聪明人的些微利害有关的事，他都是不会放过的。

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不问问自己，这时所说的聪明人是否指的就是我自己。从银行一回来，我就刮脸。总的来说，世间每个人的外表都是好的。这是我作出的一个普遍有益的前提。或许这个前提是形而上学的。这时，我却注意到，我这张本应神采奕奕的脸，这张充满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引申出来的种种前提的脸，现在刮起来，却显得那样懊恼、忧郁、痛苦、阴沉。难道我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聪明人吗？

我搞一点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我研究了一下自己的个体发生史和种系发生史。扼要地说，我这一家人原姓茨特林，祖籍基辅。后来在埃利斯岛上就改成现在的英语姓。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这里也是哈里·胡迪尼的出生地。我认为我们之间还有某种亲缘关系。我在波兰人聚集的芝加哥长大，在肖邦小学上过学。八岁那年是在结核病疗养院的公共病房里度过的。慈善家给疗养院捐赠了成堆成堆的彩色幽默报纸，每个床头上都堆得高高的。孩子们就模仿瘦子吉姆和傻瓜麦克纳特的冒险活动。除此而外，我还要没明没黑地念《圣经》。在每星期只有一次的探望病人的时间里，我的父母轮流来看我。我的母亲，穿着胸部是旧绿哔叽做的衣服，大眼睛，高鼻子，因忧郁而苍白的脸，经常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而我的父亲是个从冰天雪地移居来的亡命之徒，连大衣都有一股烟草味儿。到了夜里，疗养院住的孩子往往大出血，于是被血呛死了。一早起来，他们的床铺要被整理成白色的几何体。我就在这里养成了沉思的习惯。我认为，我的肺病使我容易感情冲动。因此我有时感到，而且现在仍然感到自己被渴望戕害了。这是一阵接一阵的轻微的冲动，同时伴随着发烧与热情的晕眩。由于患肺结核，我把呼吸与快乐联系在一起；由于病房的阴沉，我又把快乐与光明联系在一起；又由于我的荒唐，我把墙上的光与内心的光联系在一起。我仿佛变成了那种成天祈祷并赞美上帝的人了。总之，美国是一个盛行说教的国家。它的人民往往把他们个人的经验当成有益的信条传给别人，指望鼓励别人，给别人带来好处，这倒是使个人和公众之间密切联系的一种办法。对于种种信条，有时我把它看成唯心主义，有的时候，我觉得它纯粹是一派胡言乱语。人人都行善，那恶行怎么会发生呢？洪堡把我叫做娇娃，他的用意是不是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可怜的人儿啊，许许多多的恶行都体现在他身上了。他的死就是一个例证。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向大众提出的问题。死这个问题本身，在瓦尔特·惠特曼看来，就是问题中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我对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那副样子是瞧不上眼的。我看见洁白可爱的粉末凝成了虚伪；在我的嘴巴周围尤其如此。于是我凭触觉刮完了脸，直到穿衣服时才睁开眼睛。我挑选了一套朴素的衣服和领带，以免因穿着过分显眼而刺激坎特拜尔。

我不必久等电梯了，因为楼上刚刚错过遛狗的时间。碰上这个时候就别无他法，只好从楼梯上走下去。我走到那被砸得坑坑洼洼的汽车跟前。这辆车啊，每年光保养费就要花我一千五百多元。街上空气污浊。时值圣诞节前夕，阴沉的十二月。空气是褐色的。与其说是空气，倒不如说是煤气。它从南芝加哥，从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和格里的大型钢铁石油联合企业越过大湖飘过来。我上了车，发动起引擎，同时打开收音机。开始播放音乐时，我想，如果开关再多些该多好；现在开关实在不够用。文化调频台这时正在播放节日音乐会的节目——科莱里[142]、巴赫、帕莱斯特里那[143]的“古典音乐”。由已故的格林堡指挥，科恩拉古大提琴，列维奏拨弦古钢琴。他们用古乐器演奏虔诚优美的协奏曲，而我却在通过坎特拜尔砸坏的挡风玻璃吃力地向外张望。我的小包里装着一叠票面五十元的崭新钞票，以及我的眼镜、钱夹和手绢。我还没有决定好行动的步骤。我对这类事情从来不事先想好了再去行动，而是等着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外侧车道上，我突然想起要在闹市俱乐部停车。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一处于芝加哥状态，我就模模糊糊地觉得一种无名的空虚，心在扩张，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渴望，灵魂的知觉要求表现自己，有些像服用过量的咖啡因的那种症状。同时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外力的工具。这些外力在利用我，或者把我当人类错误的实例，或者仅仅当做未来的称心如意的事物的影子。我驱车前进。白茫茫的湖水向前翻滚。东方是西伯利亚式的白色的天空和麦考密克大楼，就像一艘航空母舰靠在岸边。草地上全无生机，一片冬天的枯黄色调。驾驶汽车的人们突然拐个弯，和我并排行驶着，注视着这辆梅赛德斯竟然砸成这个样子了，真是难以置信！

我想跟闹市俱乐部的维托·兰戈巴迪谈谈，听听他对里纳尔多·坎特拜尔的看法（如果他有什么看法的话）。维托是有名的阿飞，是已故的默里（外号骆驼和战斗）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壁球。我非常喜欢他；我想他也同样喜欢我。他是个举足轻重的黑社会人物。在俱乐部，他的地位极高，完全可以算上那里的绅士了。我们碰在一起便要谈论鞋和衬衫。在俱乐部成员中，只有我们两人穿着定做的领子下有领带圈的衬衫。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俩就是靠这种领带圈结合在一起的。我曾在书上看过，有一种野蛮部落，由于怕乱了人伦，兄弟姐妹长大后就分开，直到老年才能见面。一旦这种禁忌突然被打破……不，这种比喻不大好。我上学时曾经认识一些凶暴的儿童，那些可怕的儿童长大以后，生活跟我截然不同。然而，现在我们却能在一起谈得十分投机。诸如在佛罗里达钓鱼呀，定做有领带圈的衬衫呀，或者兰戈巴迪的短毛猎犬呀，等等。打完球，在更衣室里，在毫不遮掩的民主之中，我们亲热地呷着果汁，闲聊着儿童不宜影片。“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说，“万一放映时进行搜查，他们把我逮捕了咋办？这登到报纸上多不好看？”如果你需要的是能够攒几百万元钱的品行，那维托已攒了几百万元钱，他的品行就该是端正的了。他把粗俗恶毒的话全都留给掮客和律师去讲。在球场上，他跑起来跌跌撞撞的，因为他腿肚上的肌肉发育不全，这是神经质的孩子的普遍缺陷。可是他打起球来真有心眼儿。他总是用高超的战略把我打败，因为我在他背后干什么他了如指掌。我很爱维托。

乔治推荐给我的壁球，是一种速度极快而又易于伤人的运动。你会同其他球员猛烈冲撞，或许还会碰到墙上；转身过程中你又会挨揍，并且自己常常会把球拍打在自己脸上。因为玩这种球戏，我损失了一颗门牙。那是我自己碰掉的。事后我只好修修牙根管，镶了一个假牙冠。起初，我是个孱弱的孩子，是个肺结核病患者。后来身体变得结实起来了，可是接着又垮下去了。于是乔治一定要我设法强筋活血。有一个早晨，我下床的时候突然瘸了，几乎直不起腰来。可是到了中午，我又在场子里玩呀，蹦呀，使出吃奶的力气扑到地上去救起一个死球，并且摔着腿，像俄国舞蹈演员一样做击脚跳。然而，我毕竟是个蹩脚的运动员。我心乱如麻，精疲力竭。但是，我已经沉溺于竞赛的狂热之中不能自拔。我一边狠命击球，一边不断地自己对自己鼓气：“跳，跳，跳，跳！”我相信这项运动的要领就在于跳跃。可是暴徒和商人把他们的专业伎俩也运用到比赛中来了。他们跳得比我强，最后总是赢了我。我暗自寻思，如果我取得了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明澈，又能把这种品行也运用到比赛中去，那谁都赶不上我了。没有人会赶上的。我必将把他们个个击败。在此之前，尽管我心绪烦乱，没有胜利的指望，但我还是拼命地干，因为我不用费劲就会拼起命来，仅仅是一股拼劲儿。场上，不时有一个中年运动员昏倒，被匆匆送进医院，有的就永远抢救不过来了。有一次，我、兰戈巴迪同一个叫希尔登费施的人玩“割喉”（一种三人球戏），此人当场死于心脏病。当时，我们早就注意到希尔登费施一直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十分困难。后来他到蒸汽浴室去休息，便有人跑来说：“希尔登费施晕倒了。”当几个黑人侍者把他放到地板上时，只见他往外喷水。我知道这是括约肌已经失去控制能力，问题严重了。复苏机找来了，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有时候，我在比赛中用力过度，体育教练斯科蒂就叫我退场。“停下来，你自己瞧瞧，查理，你脸色都发紫了。”我照照镜子，样子着实可怕：汗流满面，脸色黑沉沉的，心脏狂跳不止。我感到耳朵有点聋。这是耳咽管的毛病！我自己这样断定。由于血压的关系，我的耳咽管在卷缩。“走动走动就没有事了！”斯科蒂说。我在地毯上来回走着，不禁联想起可怜的希尔登费施，粗暴下贱的希尔登费施。在死亡面前，我并不比希尔登费施强多少。有一回，我在场上运动过度，正躺在红塑料榻上喘气，兰戈巴迪走过来看了我一眼。当他沉思时，他总眯着眼睛斜视。他的一只眼睛就像钢琴演奏者的一只手似的斜过去。“你怎么搞的，不要命啦？查理！”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少玩一会儿就行啦。你看我多玩过没有？总有一天你会倒霉的。你别忘了希尔登费施。”

对了，要倒霉的。一点也不错。我会触霉头的。我要停止这种同死亡逗趣的举动。我被兰戈巴迪的关切感动了。难道这仅仅是在关怀我个人吗？这些健身俱乐部的命运不佳。如果一连两次发生冠心病，势必使它名誉扫地。所以维托仍然希望为我效劳。我们之间没有多少正经事可谈。有时候，当他打电话时，我悄悄对他进行观察。他是一个独具一格的美国行政官员。仪表堂堂的兰戈巴迪穿得远比任何一个董事长都讲究，连外衣袖子都配着华贵的里子，背心的后背也是漂亮的佩兹利涡旋花呢做成的。电话都是以擦皮鞋的芬奇的名义打进来的。“约翰尼·芬奇，约翰尼·芬奇，电话，分机五——”兰戈巴迪便接这些打给芬奇的电话。他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有一股威力。也许他在不动声色地发号施令，制定决策，也许还制定刑罚哩。那么，他能不能同我也谈谈这些正经事呢？如果是这样，那我能否对他讲心里话？我能不能告诉他那天早上我一直在读黑格尔《现象学》中关于自由与死亡的篇章呢？我能不能告诉他，我一直在思索着人类意识史而且特别是关于厌烦的问题呢？我能不能告诉他多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而且同已故的诗人冯·洪堡·弗莱谢尔讨论过它呢？绝对不能。我甚至同天体物理学家、经济学和古生物学教授都不可能讨论那些问题。芝加哥有的是美妙动人的事情，可是文化却不包括在内。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文化然而又渗透着思想的城市。没有文化的思想只不过是滑稽的代名词而已。你觉得怎么样呢？千真万确。然而，不管怎么样，长期以来我已经接受了这种状况。

兰戈巴迪的眼睛似乎具有潜望镜的功能，能够拐个弯看见东西。

“放聪明一些，查理，就像我这个样子。”他说。

对他这种好心的关照我甚为感谢。“我试试看。”我说。

所以，我今天先把车停在俱乐部后面的冰冷的石柱下，然后坐电梯上去到了理发店。那里像往常一样，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有三个理发师：一个是染过头发的大块头瑞典人；一个是西西里人，他老是那个样子，甚至连胡子都不刮；一个是日本人。他们的发型都是向外蓬起，穿着短袖衬衫，上面套着黄背心，背心上钉着金色的扣子。三个人正用蓝色喷口的吹风机给三个顾客吹风。我穿过盥洗室走进俱乐部。盥洗室的洗涤槽上方，电灯发出昏暗的光。芬奇，约翰尼·芬奇其人正用一堆堆冰块把小便池塞上。兰戈巴迪在那儿。他是个早到的精灵鬼。最近他开始把头发边缘吹得松松的，看去像个英国乡村的教堂执事。他正光身坐在那里浏览《华尔街报》，对我微微一笑。此刻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同兰戈巴迪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我能不能拉一把椅子到他前面，双肘放在膝盖上坐着，一边端详他的脸，一边使我自己显得高兴愉快呢？由于满脑子的怀疑和机密，我眼睛睁得老大。我可以对他说“维托，我需要一点帮助”吗？或者可以问他“维托，里纳尔多·坎特拜尔这家伙有多坏”吗？我的心突突地狂跳，就像几十年前我要向一个女人求爱的时候一样。兰戈巴迪也常常给我点小恩小惠，比方说，在很难预订座位的餐厅里订张桌子。可是向他打听坎特拜尔却是职业上的咨询了，在俱乐部里不能这样做。有一次，就因为按摩师阿尔芬斯问了我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问题而被他狠狠骂了一顿。“别打扰人家，阿尔，查理不是到这儿来讲学的，我们都不要涉及自己的业务。”我曾把这件事向莱娜达讲了，她说：“这样看来，你们俩倒有交情。”如果说兰戈巴迪和我有交情，就像帝国大厦有阁楼一样。

“你想玩一会儿球吗？”兰戈巴迪说。

“不，维托。我想到存物柜里找点东西。”

还是那通常的寻寻觅觅。当我朝着被砸烂的梅赛德斯车走去时，我在这样想。我是多么典型啊！平常的渴望。我寻求帮助。我恨不能有人陪我做苦路祈祷，就像爸爸一样。可是爸爸在哪里呢？他在公墓里。

在梅赛德斯汽车修理铺，那位穿白色工作服的高级职员兼技师自然想追根究底，但我不能回答他的询问。“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弗里茨。当我看见时，它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修理修理吧。账单我也用不着看，把它交给伊利诺伊大陆保险公司好了，他们会付款的。”弗里茨的修理费算得很高，就像一个脑外科医生一样。

我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司机看上去很粗野，一头乱蓬蓬的黑人式发型就像从凡尔赛宫花园里移来的一丛灌木。驾驶室背后满是烟灰，而且弥漫着一股酒店里的气味。我们中间隔着一块防弹屏。他来了个急转弯，向西直驰狄维仁街。由于有机玻璃屏模糊不清，加之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遮挡，我简直什么也看不清楚。其实我也用不着看。这条街上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芝加哥的大部分地区都破落不堪。有的地方在重建，有的地方还是老样子。这个城市就像电影的蒙太奇，升起，倒下，又升起。那个老澡堂所在的狄维仁街，过去是波兰人聚居的地域，现在几乎全是波多黎各人。在波兰人居住的时候，那里小小的砖房都漆成了鲜红色、栗色和糖果绿。草坪都用铁管围起来。我总是这样想，有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城镇，比方说格丁尼亚，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伊利诺伊的草原在空地上冒出来，大街上有风滚草随风乱滚。风滚草给人一种凄凉之感。

过去，当运冰车和运煤车还大有用场之时，住户们常常把废烧水罐截成两半，搁在草地上养花。到了春天，那些头戴丝带帽的、高大的波兰妇女，便拿着萨皮里奥银色油漆罐，给这些用烧水罐做的花盆涂漆。于是，在鲜红的砖墙映衬下，这些花盆更显得银光耀眼，而花盆上那两排铆钉，则格外明亮醒目，就像非洲部落里显眼的凸皮图案。然而，妇女们所种的花草，只不过是些天竺葵、美国石竹一类灰蒙蒙的低级货色。若干年前，我曾领洪堡·弗莱谢尔看过这里的情景。他来芝加哥是为《诗刊》举行诵诗会的，顺便要我带他逛逛。那时候我们还不失为至交。我是回来看我父亲的，同时在纽伯里图书馆对我的著作《新政名人》做最后敲定。我带洪堡乘高架铁去过屠宰场，也观看了闹市区。我们到湖畔去听雾角。雾角凄厉地叫着，声音掠过了湖面。那湖水波光轻柔，有如鲜丁香的色彩，然而它却能溺死人呢。洪堡的兴致主要在于这里古老的街道。漆成银色的烧水罐铆钉和显眼的波兰天竺葵触动了他的感情。他听着旱冰鞋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深受感动，脸色都苍白了。我自己对城市的丑恶也深有感慨。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统统通过艺术与诗，被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赎回了。

我八岁的女儿玛丽已经从我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她知道我爱好个体发生史与种系发生史。她总想听听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过去用的是煤炉。”我告诉她，“厨房里用的炉子是黑的，外头包着镍，很大很大；客厅的炉子有个圆顶，就像个小小的教堂，你可以透过白云母薄片看火，掏炉灰的时候一定要提起煤斗子。”

“你穿些什么呢？”

“戴一顶有兔毛护耳的人造革飞行员帽。脚上穿长筒靴。靴子上有刀鞘，插一把生锈的匕首；还穿黑色长袜和灯笼裤。里面是毛织的连裤内衣。弄得肚脐眼和别的地方都是绒毛。”

“别的都是什么样儿的？”我的小女儿还想多知道一些。可十岁的丽希却像她的母亲，对这一切毫不感兴趣。在我的心目中，虽然玛丽显得更逗人喜欢（她长得更像父亲），不过还是不如丽希好看。玛丽有点诡秘和贪婪，撒谎、偷东西都比别的孩子强，就是这些毛病也颇惹人高兴。她把口香糖和巧克力藏得十分巧妙，不是藏在一些装饰品下面，就是藏在我的文件柜里，因为她已经知道我不经常翻阅那些文稿。她就像个大人一样，巴结奉承，敲诈勒索。她想了解过去，存心激发和取笑我的感情。不过爸爸倒也十分情愿把昔日的感情表露出来。事实上，我必须把这种感情留传给后代。对于玛丽，我是有打算的。这种打算也许比其他什么东西还要明确。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精神灌输给孩子，以便到我老弱昏聩、无法工作时，好让他们继承我的事业。她一个人也行，她和她的丈夫两人也好，但愿他们能够走运。我很为这个姑娘操心。我为她做的笔记和备忘录都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其中不少是我借助酒兴写的。我担心，也许在哪一天，当我正在玩壁球，或者同莱娜达或别的什么人正在高级矫形垫上躺着，死亡将把我突然抢走。我想，在此之前必把那些笔记检查一下。玛丽将来肯定是个精明的女人。她演奏《献给爱丽丝》要比丽希好得多。她很有乐感，但是我还是不能不为她操心。她将来一定是个富于乐感的、高鼻梁的清瘦的女人，而我自己却是喜欢胸脯丰满的女人的。所以，我已经在为她难过。至于我要传给她的计划和目的，那纯属个人对具有现代思想的智力喜剧的观念罢了。因为一个人并不能全面实行这种计划。到十九世纪末，曾经是巴尔扎克的喜剧的那些宏篇巨制，已被契诃夫在他的俄国式《人间喜剧》里压缩成短篇了。现在就更不可能全面了。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构思过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一种驰骋着想象力的图影，自然也不同于怀特海[144]的《概念的探索》……现在不是解释它的时候。无论这种计划怎么样，趁我还算年轻，我还得记着它。实际上，在洪堡借给我的瓦雷里[145]的一本书中，就有这种提示。瓦雷里在谈到莱昂纳多[146]时这样写道：“Cet Apollon me ravissait au plus haut degréde moi-même.”[147]我也被这永恒的意念弄得心神恍惚——也许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然而瓦雷里加了一个旁注：“Trouve avant de chercher”[148]。这种未求先知便是我的特殊天赋，如果我还有天赋的话。

然而我的小女儿生性却是认真而执著。她总是这样问我：“讲讲你妈妈经常干些什么。她漂亮吗？”

“我认为她很漂亮。我长得不像她。她烧呀，烤呀，刷洗熨烫、做罐头、腌咸菜都行。她会用纸牌算命，还会用颤音唱俄国歌曲。我在疗养院时，她和我父亲轮流来看我，隔一星期来一次。二月间，他们就给我送来香草冰淇淋，硬得刀都砍不动。还有——啊，对啦，在家时，如果我掉了牙，她就要把那颗牙扔到火炉后面，说小耗子会再衔一颗好的来。你看那些该死的小耗子把什么样的牙衔来哄我呢！”

“你爱她吗？”

激动的情绪在我心头油然而生。我忘了自己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便说：“啊，我是那样热诚地爱着他们，我都被爱撕碎了，我是从心底里爱着他们的。我常常在疗养院里痛哭，因为我怕我再也不能回家去看他们了。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是这样爱着他们的。玛丽，那时我在害肺病，也害着相思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病态儿。在学校里，我老是心里充满着思念。在家里，我如果先起床而看到他们还在酣睡，我便不由地难过起来。我要他们都醒来好让整个奇迹般的事继续下去。我也爱那个房客孟纳沙和我的哥哥，也是你的伯伯，朱利叶斯。”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把这些令人感动的话题先搁在一边。

眼下占据了我整个心灵的则是钱，支票，阿飞，汽车。

我现在还牵挂着另外一张支票。那是我的朋友萨克斯特寄来的。哈金斯指控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你知道我和萨克斯特正在准备出一个刊物《方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打算登一些引人注目的东西。比如，对这个被思想改造过了的世界，我准备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力，发一通感慨。可是不巧，萨克斯特恰恰在这时候欠了一笔债。

这件事说来话长，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妙。有两个原因：其一，不论萨克斯特干了什么事，我都喜欢他；其二，实际上我对钱的问题考虑过多。试图隐瞒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好处。钱是客观存在，钱就是根本。早先，我在描述莎伦的喉咙被割破以后，乔治如何抢救她时说过，血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那么，钱也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萨克斯特应该归还一部分欠债。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还要吹牛，说他已经叫他的意大利银行给我一张支票。这银行叫什么米兰安布罗西亚诺班科[149]。为什么是班科？为什么是米兰呢？不过，凡是萨克斯特的安排都是不同寻常的。他是在大西洋两岸教养大的，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加利福尼亚，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你提不出一个遥远到没有一个萨克斯特的叔叔居住的地区，你也提不出一个萨克斯特没有产权的矿山、古堡和别墅。萨克斯特的异国情调的确是使我头疼的事儿。但是，我不能违抗他，只好等待。还有最后一句话：萨克斯特要人们相信他曾经当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这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他竭力渲染它。这个谣言大大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而神秘化正是他达到诈骗的雕虫小技之一。不过，他这种手段不但无害，反而惹人喜爱。确切地说，它就像符咒一样，虽然带着极为慈善的色彩，却总不免有点儿诈骗的味道。

车子提前二十分钟在澡堂前停下来，而我不想在那儿闲逛，于是通过防弹屏的小孔说：“继续往西开，别着急，我只想到处看看。”司机听到我的话，点了点头。他的头就像一朵巨大的、结了籽的、黑色的蒲公英。它飘荡着，细长的绒毛特别引人注目。

在过去半年内，更多的旧街道被拆掉了。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说不上为什么这却对我产生了一种影响，使我感到十分激动。我仿佛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在汽车后座上扑腾着飞起来，重游它昔日栖息过的红树，可是眼前却是一堆堆破汽车。我激动地从污迹斑斑的车窗向外凝望。整整一条街被拆掉了。罗维的匈牙利餐厅被清除了，还有本的台球房和砖砌的古老车库，还有格拉奇的殡仪馆。我的双亲都是从这里抬出去埋葬的。这里永远不会有美好的间歇。时间的废墟被推倒了，而且被堆积起来，装上卡车，然后当垃圾倒掉了。新的钢梁正在竖起来。肉铺的橱窗里不再悬挂波兰式香肠。carniceria[150]里的香肠成了加勒比海式的了，紫色，发皱。旧的商店招牌不见了，新的写着：HOY.MUDANZAS.IGLESIA[151].

“继续向西开，”我对司机说，“通过公园。向右拐到凯德西街去。”

老街现在是一片残垣断壁，等待清理。透过那些很大的窟窿，我能看到一些公寓。我曾经在那里睡觉，吃饭，读书，和姑娘们亲嘴。你真该痛恨自己，因为你竟然对那种破坏漠然置之，甚至因这些曾寄托着中产阶级的柔情的场所如今遭到蹂躏而感到高兴，因为你看到历史把它们弄成一堆瓦砾而欢欣。实际上我是了解那些铁石心肠的人的。这一带正是出这类人物的地方。他们之中了解我的人，一定会把我告发给玄学历史的卫道者，因为我这样的人对过去的灭亡感到痛心。的确，我到这里来为的就是倾吐自己的忧伤之情。看着这满目的残壁破窗，看着这没有门扇的门、捣毁的陈设，以及被割断的电话线当破烂卖掉，看着这一切，怎不叫人感到忧伤呢？特别是我想来看看内奥米·卢茨曾经住过的房子，但是，没有了。这使我感到格外沮丧。

正当我青春少年、热情奔放之时，我爱上了内奥米·卢茨。我相信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纯洁的少女。我钟爱她。爱情使我最隐秘的特质焕发出来了。她父亲是一位可敬的足病医生。他有着医生特有的矜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医生”。她的母亲是一位可爱的女人，邋邋遢遢，冒冒失失，虽然下巴短得几乎可以说没有，但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却是那样富于浪漫色彩。每天晚上，我得陪着卢茨医生打牌；每逢星期天还得帮他擦洗他那辆奥伯恩汽车，并往上打蜡。不过那倒没有关系。当我爱着内奥米·卢茨的时候，我感到坦然，快乐，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我有我自己小小的“湖区”，即公园。我终日在那里消遣，带着我的《现代文库》：柏拉图、华兹华斯[152]、史文朋和《一颗单纯的心》[153]。即使是冬天，我也要到玫瑰园后面去和内奥米亲热。在冰冷的树枝遮掩下，她把我搂在她的浣熊皮大衣里取暖。那里散发着浣熊皮的芳香和处女特有的香气混合而成的醉人气味。我们呼吸着凛冽的寒气互相亲吻。我没有像爱内奥米那样爱过任何一个人，直到许多年后，我遇到了黛米·冯格尔。可是到了后来，当我去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染指诗道，并在拉斯凯勒小吃部钻研台球时，内奥米嫁给一个开当铺的了。她的丈夫同时还经营组装的办公器械，而且很有钱。那时，我很年轻。她在菲尔德—萨克斯百货店所欠的赊购账，我也无力为她付清。我相信，她也害怕给知识分子当妻子带来的那种精神负担和责任心。我一个劲地向她讲我的《现代文库》，讲诗歌，讲历史。她怕使我失望。她曾经对我这样讲过。我对她说，如果一滴眼泪也是知识分子的东西，那么，纯洁的爱情还具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味道呢？它根本不需要认识的补充。然而，她还是显出一副很不理解的样子。正由于我们的谈话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终于失去了她。即便是后来由于丈夫破产而被遗弃，她也不来找我。她的丈夫是寻花问柳之徒，也是个赌棍。他最后只好躲起来，因为高利贷者追踪他。我想，他的腿一定是被他们敲断了。反正他改了名字，上西南部去了，或者说拐到那里去了。内奥米卖了温耐特卡住宅区她那上等房子，迁到马克特公园去了。她们家在那里占着一套平房。她便在菲尔德百货公司亚麻织品部工作。

在汽车返回狄维仁街的路上，我一直在把内奥米丈夫遭遇黑手党的困境同我自己此时此刻的境况加以不适当的比较。他也把事情弄糟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我同内奥米生活在一起，那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我搂着内奥米度过一万五千个夜晚，那么，即使面临坟墓的凄清和烦恼，我也会一笑了之。至于什么目录学，什么股票证券，什么荣誉军团勋章，就更是在所不计了。

于是，我们又驱车穿过热烘烘的西印度贫民区。这里就像环礁湖畔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的某些地带的景象。湖水泛着泡沫，散发出焖牛肚的气味。街上同样是破墙皮、碎玻璃和垃圾。商店门口同样是外行用蓝粉笔写的歪七斜八的字。

我约定同里纳尔多·坎特拜尔会面的俄国澡堂倒没有多大变化。那里照旧是一所无产者的旅馆，或者索性说是他们的寄宿宿舍更恰切。二楼上还是住着那些上了年纪的零工和那些乌克兰孤老爷子和退休了的运输公司的雇员，还有一个糕饼师傅。他以做糕饼酥皮闻名，由于他的手患了关节炎，只好退职。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地方。我父亲就像斯威贝尔老先生一样，相信用橡树叶蘸旧盐水桶里的泡沫搓澡可以健身活血。那种守旧的人们现在仍然存在。他们反对现代文明，拖着脚步徘徊不前。房客孟纳沙是个业余物理学家。可是他一心想当戏剧男高音歌手；他上声乐课，并一直在布隆维克唱机公司当冲床工人。他曾经对我说过，人类能够影响地球的转动。怎么影响呢？嘿，如果全人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同时拖着脚步走路，这个星球的公转的确就会减慢。这样一来，也会影响到月球，影响到潮汐。其实，孟纳沙的这些议论与物理无关，而是涉及人类的协调和统一。我想，由于有的人愚蠢，有的人固执，他们是不可能按照一致的要求走的。然而澡堂里的老家伙们似乎却在无意识中步调一致地反抗着历史。

狄维仁街这些洗蒸汽浴的人同闹市区那些衣着考究、态度高傲的人大不一样。即使是那位在闹市俱乐部蹬固定脚踏车的八十岁的费尔斯坦，来到狄维仁街上，也会感到格格不入。四十年前，费尔斯坦是个拈花惹草、挥霍无度的人物，是拉什街的乐天派。尽管现在他已年事甚高，仍然不失为当代风流。而俄国澡堂的那般顾客们，却像是同一个老模子里铸出来的。他们一个个屁股肥墩墩的，一个个的胸脯都像黄油一样黄澄澄的，胖乎乎的。他们站在那里，双腿都像粗壮的柱子，脚脖子上好像蒙着一层淡淡的铜锈或者蓝色的乳酪。蒸洗罢之后，这些老家伙们便吃起大块大块的面包和咸鲱鱼，或者是很大的卵形蒜肠，或者是滴着油的牛肉条，同时喝着烈性酒。看他们那副样子，简直可以用那老式而健壮的肚皮把墙顶倒。这里的东西都非常原始。你可以觉察出来，这些人好像已经意识到他们过时了，意识到有一条被自然和文化所淘汰的进化线。在闷热如蒸的地下室里，那些大腿肥得肌肉下垂而小腿就像布满苔藓的磐石的斯拉夫穴居野人，森林妖怪，先是煮自己，而后又用水桶往头上浇凉水。楼上，你可以从更衣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风流少年和龇牙咧嘴的女人正在打情骂俏，上蹿下跳，但他们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小吃部的米基在煎肉片和土豆饼，然后用大刀剁白菜做色拉，并把葡萄柚破为四瓣，好给人们用手抓着吃。胖老头子们从蒸腾的热气中出来，立即上床钻进被单。他们的胃口真可谓大矣。下面，侍者弗兰纳什把水泼在灼热的圆石头上，制造蒸汽。那些石头堆成一堆，就像罗马的炮弹。弗兰纳什戴一顶撕去帽边的湿毡帽，以免把脑浆烤干，除此而外，他一丝不挂。他不时像一条赤色的火蛇一样爬出来，用一根杆子轻轻敲着锅炉的闩子，那里烫得不敢用手接触。然后他又趴在地上，睾丸在一根长长的肉腱上晃荡着，肛门干干净净，向外张望。于是他转过去摸索水桶。等他把水泼过去，只听圆石轰地一响，接着是咝咝的声音。这套办法，也许现在在喀尔巴阡山乡村里也不会采用了。

出于对这个地方的忠诚，麦伦·斯威贝尔老爹生前每天总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自带鲱鱼、涂了黄油的裸麦粗面包、生葱和烈性威士忌。他开一辆普利茅斯，但没有驾驶执照。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照直往前开。不过，由于眼睛患有白内障，往往擦边撞上别的车，而且在停车场造成过很大的损失。

我得进去侦察一番。我对乔治很不放心，是他的劝告把我逼到了这步田地。当时，我已经发觉他的劝告很糟糕。那当初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是因为他那气势汹汹的声音吗？是因为他装出一副黑社会专家的模样，我就听任他的摆布吗？唉，我真有些麻痹大意。不过，现在我可警觉起来了。我坚信我是可以对付坎特拜尔的。我想，坎特拜尔已经把气完全发泄到汽车上了，债也可以算是还清了。

小吃部掌柜米基站在柜台后面的烟雾之中，正在煎排骨，炒大葱。我便问他：“乔治来了没有？他爹是不是在等他？”

我想，即使乔治在这里，坎特拜尔也决不可能穿得整整齐齐就奔到蒸汽澡堂去揍他，对他拳脚相加。不过，坎特拜尔的确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不论他大发雷霆还是深思熟虑，你都难以猜透他会干什么。

“乔治不在这儿。老头子正洗蒸汽浴。”

“嗯。他是不是在等他儿子？”

“不会。乔治星期天来过这里，因此不会再来；他一星期只陪父亲一回。”

“好哇，妙极了！”

米基的胳膊像两条铁棒似的，围裙高高地系在胳肢窝下面。他那副派头就像个专门维持治安的。他嘴有点歪。那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因为晚上睡在公园里，冰冷的地面造成了他面部的局部痉挛。这样一来，他的脸形看上去总像是在嘲笑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其实，他是一个温和、热情而沉静的人，而且是个音乐爱好者，还拥有抒情歌剧院的季票。

“好久不见了，查理。跟老头子一起去洗吧，有人陪着他一定很高兴。”

可是我匆匆忙忙就出去了。经过出纳台，那里有供顾客存放贵重物品的小铁柜。我又从理发店的转标旁边走过。人行道上像银河里的星星一样到处是密密麻麻的玻璃碴。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雷鸟在街对面波多黎各香肠店前面停了下来。坎特拜尔下了车，不，他是从车上蹦出来的。他的样子怪可怕的。只见他高大英俊，身穿褐色套袖大衣，头戴配色适度的帽子，足蹬棕黄色小山羊皮皮靴。那天打扑克时，我已经注意到他那又黑又密的小胡子，真像是高级毛皮。不过，透过他那漂亮的外表，可以看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情绪。看来，他下得车来，已经是气急败坏了。虽然他还在街对面，我却可以看见他那副气得发白的面孔。我想，他是在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吧。不过，他的步态显然十分反常，腿脚动作十分古怪。由于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他一时走不过来。从车下面看过去，就知道他正在设法躲过车辆，横穿马路。他的靴子非常精致。交通刚一中断，坎特拜尔便冲着我解开他的大衣，露出一条华丽的宽皮带。他肯定不是在向我显示那条皮带。搭扣旁边有个突出来的东西，他用手拍拍，是要我知道他带着手枪。车辆更拥挤了。坎特拜尔跳来跳去地从汽车上面盯着我。当最后一辆卡车过去后，他迫不及待地向我喊道：“就你一个？”

“一个，就我一个。”

他猛地挺直身子，耸起肩膀。“你是不是把什么人藏起来了？”

“没有。就我一个，再没有任何人。”

他猛然拉开他那雷鸟车门，从后座上提起两根垒球棒，一手操起一根朝我走来。一辆运货车从我们之间驰过。这时我只能看见他那穿着时髦靴子的两只脚的急促动作，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想，他一定看出来我是来交款的，为什么还要揍我呢？他一定相信我是不会搞什么鬼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汽车的事情上得到证明。然而我已经看见那支枪了。此刻我该不该撒腿就跑呢？既然感恩节那天我发现自己跑得那么快，此时为何不赶快发挥这一特长呢？迅速是我的天赋之一。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好处，跑得太快了，就像《撒母耳记》中的亚撒黑似的[154]。我又想，此刻我还可以奔上澡堂楼梯，在那间装有小铁柜的出纳室躲一躲。在那里，我可以蹲在地上，请出纳从铁栅栏里把四百五十元递给坎特拜尔。我跟出纳很熟，但他从来不让我进去。他是不能让我进去的，因为没人为我作保。不过有一回我们聊天时，他也提到会有特殊情况。可是我相信坎特拜尔不会揍我，起码不会在街上揍我，不会在我低头哈腰恭候着时揍我。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康拉德·洛伦茨关于狼的论述：如果被打败的狼自动奉上自己的喉咙，那么胜利者只会猛抓一下，并不咬它。因此，我便低下头。啊，该死的记性呀！洛伦茨接着讲了些什么呢？他说人类却有所不同。到底哪一点不同？怎样不同？我却记不住了。我的脑子慢慢不够用了。前一天在洗澡间，连把传染病人分离开来这件事我也一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表达。我非常懊恼。我想，为这件事我该向谁打电话呢？我的记忆力不行了。我只是站起来抓着洗涤槽发愣，直到“隔离”一词发了善心回到我的心上，我才恍然大悟：对，隔离！我的理解力也在逐渐衰退。这类现象使我感到很伤脑筋。我的父亲到了老年也是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因此，我十分不安。人与狼一类动物的差别我再也想不起来了。也许这种过失在此时此刻是可以原谅的，但这毕竟说明了我最近以来读书的马虎。心不在焉加上记忆力衰退可不是件好事。

一串车辆终于过去了。坎特拜尔拿着两根垒球棒一个箭步似乎不打算停顿地直向我扑来。我不由地喊道：“坎特拜尔，看在基督面上！”

他停了下来。我举起摊开的双手。于是他把一根垒球棒扔到车上，拿着另一根走近我。

我向他喊道：“我把钱带来啦。你不必敲碎我的脑袋啦！”

“你带枪了？”

“我什么也没带。”

“你过来！”他说。

我欣然横过大街。刚走到街中间，他又叫我站住。

“不许动！”他说。我正好站在拥挤的车流中央。汽车在一个劲地鸣喇叭。惹恼了的司机把车窗摇下来，怒气冲冲地斥责我。这时，他把另一根垒球棒也搁进车子，然后大踏步地走过来，粗暴地抓住我。他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就好像我犯了死罪似的。我掏出钱来，想当场交给他，可是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气冲冲地把我搡到人行道上，又把我推到澡堂的楼梯上，经过理发馆红白蓝三色转标。我们急急忙忙走了进去，经过出纳台，沿着肮脏的走廊走去。

“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坎特拜尔说。

“你要到哪儿去？”

“要上厕所。厕所在哪儿？”

“你不要钱啦？”

“我说厕所，厕所！”

我明白了，是他的肚子在捣蛋，大便憋得受不住了，非上厕所不可。我只好陪他去。他不允许我在街上等。“行。”我说，“别着急，我领你去。”他跟着我穿过更衣室。厕所的入口没有门，只有单间便室有门。我示意叫他往前走，我想就近坐在更衣室的一条长凳上。可是他在我肩膀上狠劲一推，把我推向前去。这些厕所是澡堂最糟糕的地方。暖气片散发出使人昏迷的燥热，瓷砖做的排水沟从来没有冲洗过，更没有消过毒，一股干了的小便气味，像大葱一样直刺你的眼睛。“天哪！”坎特拜尔说。他踢开一间便室的门，仍然叫我走在前边。他说：“你先进。”

“我们俩？”我说。

“快些！”

“这里只能蹲下一个人。”

于是，他拔出枪来，对我挥动一下枪托：“你想叫这玩意敲掉你的牙吗？”他面目狰狞，龇牙咧嘴，黑毛皮似的上髭也拉开了。他的两道浓眉在鼻子上方连结在一起，像一把长剑的柄。“你在墙角里待着！”他“砰”地关上门，喘着气，把衣帽脱下来。虽然有衣帽钩，他却把大衣和帽子塞到我怀里。还有一个金属玩意，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装在门上的是一个铜槽，上面刻着“雪茄”二字，真有点从前的等级色彩。这时，他才蹲下去，双手放在两膝之间，用两只手掌托着枪。他的眼睛先是闭着，然后又大大地睁开。

每逢这种情况，我总要转换思路，全面思考人类的状况。当然，他是想把我羞辱一番。就因为我是荣誉军团的骑士吗？恐怕他未必知道此事。他只是意识到，在芝加哥，我是一个他们通常说的“有头脑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或者有学问的人。难道仅仅因为这一点，我就该听他肚肠的咕咕乱叫，就该看他粪便的哗哗飞溅，就该闻他熏天的臭气吗？也许是野蛮凶恶的奇想，敲开我的脑袋的荒唐的恶念弄得他肚子发胀。人类充满了这种神经质的发明。我开始思考（为了分心）我平素读过的科勒[155]、约克斯[156]、儒克曼[157]有关类人猿行为的著作，以及马雷斯关于狒狒、沙勒关于大猩猩的著作。我开始思考论述类人猿内心感情灵敏性的资料。尽管我平日全神贯注地钻研着知识界的成果，但我仍然有可能比坎特拜尔有更大的局限性，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竟会用这种手段来发泄仇恨。从这一点看来，也许他的天资比我要聪明，想象力也要比我丰富。就这样，他蹲在那里，两道眉毛像短剑一样直竖起来，而我却端端正正地恭候一旁，同时盘算着改进思想。他是个面容漂亮、身材修长的人，长着一头天生的鬈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连头发根都可以看见。在这紧迫的时刻，我注意到的却是他那紧缩的头皮。他本想把我惩罚一顿，可是结果呢，我们反而更加亲密了。

他站起来，擦擦干净，然后把衬衣的后摆拉直，用钉着卵形大搭扣的皮带扎好裤子，把枪插在腰间（但愿保险栓开着）。诚如我以上所说，他把衬衣后摆拉直，把那别致的皮带扎到低腰紧臀裤上，把枪一插，便用他那又尖又软的皮靴踩了一下，冲洗了便池。他是很讲究的，不肯用手碰一下操纵杆。然后他说道：“天哪，要是我在这儿抓上虱子……！”仿佛这也是我的过错。他显然是一个动辄归咎于人的莽汉。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蹲在这儿的。那些老家伙一定在坐子上撒了尿啦！”他把这也记在我的头上了，然后他问：“这地方归谁管？”

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澡堂是如此古老，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和亚述巴尼帕[158]的花园；它的存在，就像水往低处流和万有引力一样自然。可是究竟谁是它的主人？“谁是这里的主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我只知道它属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老头子。”

“别自作聪明，你他妈的太爱耍小聪明了。我只是打听打听罢了。我会打听到的。”

在拧水龙头时，他用了一张卫生纸衬着。洗手时没有肥皂。这里什么也不供应。这时，我又拿出那九张五十元的钞票，可他仍然看都不看一眼。他说：“我的手湿着。”看来他是不愿意用那条环形毛巾的。当然，我不得不承认，那条毛巾实在脏得可怕，结成一块，令人恶心，实在脏到不能再脏的地步了。我把我的手绢递过去，可他不理会。他不想息怒。他伸开手指，把水甩干。这时他也带上了这里的污秽，说道：“这种鬼地方还叫澡堂？”

“嗯。”我说，“洗澡的地方就在楼下。”

那里有长长的两排淋浴，直通蒸汽浴室笨重的木头门；还有一个小小的蓄水池，供洗冷水浴的人用，水长年不换。如果谁想见见鳄鱼生活栖身的地方的话，这里就是一个。

这时，坎特拜尔急急忙忙向午餐供应柜台走去。我跟着他。到了那里，他怒气冲冲地从金属自动售货机上抽下一叠纸餐巾，把手擦干，又把那又薄又轻的皱纹纸捏成一团扔在地上。他对米基说：“你们的厕所干吗不放肥皂和毛巾？为什么不把那该死的地方冲洗冲洗呢？连消毒剂也没有！”

米基是个随和的人。他说：“没有吗？这事乔应当是操着心的，我给他买了高级酚皂液。”他又转向乔说：“难道你没有再放卫生球吗？”乔又黑又老，一声不吭。他靠在擦皮鞋的椅子上，把两只僵直的腿脚跷到铜脚镫上（这使我联想起我做瑜伽倒立时腿脚的姿势）。他在那儿使我们想起所有遥远而宏伟的事情，而他却不屑回答任何眼前的问题。

“你们这些家伙到我那里买东西去吧，”坎特拜尔说，“消毒剂啦，肥皂液啦，纸巾啦，样样都有。我叫坎特拜尔，在克莱鲍恩路供应日用品。”他掏出一个长型凹面鸵鸟皮夹，把几张商业名片撂在柜台上。

“我不是老板，”米基说，“我只经营小吃部。”不过他还是毕恭毕敬地拣起一张名片。他那粗壮的手指上满是黑黑的刀痕。

“你最好能给我一个答复。”

“我把名片转给经理部。他们都在闹市区。”

“米基，这个澡堂是谁开的？”我问。

“我只知道经理部在闹市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万一这澡堂归罪犯辛迪加所有，那就怪了。

“乔治·斯威贝尔在这里吗？”坎特拜尔问。

“不在。”

“嗯。我想给他捎个话。”

“我拿点什么请你写下来，”米基说。

“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就说他是个臭狗屎。你告诉他是我说的。”

米基戴上眼镜正在找纸，这时把戴着眼镜的脸转了过来，似乎在向我们表明，他只管色拉、牛肉条和清蒸鱼。坎特拜尔却没有问到迈伦老爹。他正在下面独自个儿洗蒸汽浴哩。

我们上了街。天突然晴了。我不能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天晴好，还是天阴好。气温很低，阳光明媚，黑乎乎的建筑物把阴影投在人行道上，把人行道分成一段一段的。

我说：“现在我把钱给你吧。我拿的都是新票子。这总该了事了吧，坎特拜尔先生。”

“什么，这就算了事？说得倒轻松！”里纳尔多说。

“哦，实在抱歉，事情本来就不该发生的。我真后悔。”

“你后悔啦？你后悔的是你那砸坏了的汽车！是你通知银行停付了我的支票，西特林，这简直弄得满城风雨，难道我能就这么放过你吗？”

“坎特拜尔先生，怎么能是满城风雨呢？事情真的就这么严重？我错了——”

“错了？你这王八羔子……！”

“是的，我真傻。”

“你的朋友乔治叫你停付支票，你就照他的话办，把他的屁话你就当成圣旨？他为什么不把我和埃米尔当场抓住呢？他叫你耍个花招，随后，你，他，那个理丧的，那个出租服装的，还有别的一些家伙，便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是个无赖。伙计，岂能这么了事？今日我要叫你知道知道。”

“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没有。我不晓得你知道什么了。当时我在一心一意地打牌。现在我就不理解你。当你打算干什么事时，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后面这句话，他一字一顿地讲着，激动得冲着我的脸喊起来。随之，他把我替他拿的大衣一把抢过去。那是一件豪华的褐色接袖大衣，钉着大扣子。也许在喀耳刻[159]的针线盒里就装着这样的扣子。扣子的确好看，简直是东方的宝扣。

我以前见过已故的麦考密克[160]上校也穿过和这类似的一件大衣。当时我大约十二岁。一辆轿车在论坛塔前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矮子，每人带着两支手枪，猫着身子在人行道上巡回一圈。于是，在四支枪的保卫下，上校走下车来。他正穿着坎特拜尔那样一件烟草色的大衣，戴一顶夹头帽子，帽子上的茸毛光彩夺目，在清爽的劲风吹拂下，就像一团荨麻在闪闪发光。

“你认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坎特拜尔先生？”

“你不知道。我看你两只手连屁股都摸不着。”

唉，也许他说对了，可是我起码没有坑害过任何人。显然我没有遇到别人一生中遇到的那些事。不知什么缘故，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同的，因此，我无法评论他们的忧虑和欲望。想到这里，我反而更加赞同他们的欲望了。乔治关于下层社会的专门知识我已经接受了。在坎特拜尔面前，我屈服了。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去阅读关于老鼠、鹅、刺鱼和舞蝇等生态学的读物，并记住其中有用的东西。然而，当你处于困境时，这些东西于事无补，那读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所寻求的只是一点心理上的获益。

“那么，这些五十元一张的票子到底怎么办呢？”我说。

“我想要的时候再告诉你。”他接着说。“你对车子的遭遇不大高兴，是不是？”

我说：“那是一辆很漂亮的车子，那样干未免太没心肝了。”

显然，他现在用来恫吓我的垒球棒，正是当时他用到梅赛德斯上的东西。在他的雷鸟车后座上，也许还放着更多的攻击武器。他叫我坐上这辆时髦汽车。车上，坐垫可以翻起的皮凹背单人座位，红得像涂上的鲜血。这个车的仪表盘很大很大。坎特拜尔就像一个年轻的赛车选手，车子刚一启动就全速前进了。只听车轮在尖啸。

在汽车上，我对他的印象稍有不同。从侧面看去，他的鼻子苍白得有如一个灯泡，白得强烈，白得反常，从而使我联想到一块带有黑色线条的石膏。他的眼睛显得比平常更大，也许是服过毒品后造成的。嘴很宽；下唇显示出丰富的表情，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小的时候就过早地装出一副成人的相貌。他那双大脚和一对黑眼睛，更可以表明他在追求着某种理想，而这种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完全没有实现，因而使他陷于万般苦恼之中。我想，说不定他那理想本来就是不稳定的。

“在越南打过仗的是你，还是你表弟埃米尔？”

我们在狄维仁街上向东飞驰。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就像握着一个风钻在凿石头。“什么，埃米尔当过兵？他不是那种小伙子！他的智力体格状况都不合格，实际上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最多只见过一九六八年希尔顿饭店前的暴乱。他被发现了，可是他连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都不知道。我倒去过越南。上次打牌时我提到过这事。那时家里把我送到圣路易附近那所臭烘烘的天主教学院。可是我不想上学，去当了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打过仗吗？”

“既然你想听，那我就讲给你。我偷了一桶汽油——还有卡车、拖车之类的东西，卖给一些黑市上的商人，因而被抓住了。家里人尽量设法使我免于受罚，又多亏德克森参议员从中帮忙，所以，我只在监狱里蹲了八个月就出来了。”

他有一番自己的经历。他希望我知道他是个真正的坎特拜尔，从二十年代算起就是这样，而绝不是穆齐大叔那样的谦谦君子。蹲过军事监狱，而且出身在一个犯罪家庭，他从这样的记载中产生出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势。坎特拜尔家所参加的诈骗集团显然不大出名，在克莱鲍恩路做厕所消毒剂的买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还经营一两个货币交易所——货币交易所通常是由从前的小诈骗分子经营的。不过，也许是从事杀虫营生，因为这也是一种普遍受欢迎的买卖。看来，他只参加了一个小团伙，也可能根本没有参加。作为一个芝加哥人，对这一点我是相当敏感的。真正的大人物都雇用打手。比如维托·兰戈巴迪就决不会把垒球棒带到汽车后坐上。兰戈巴迪这种人一到冬天就要到瑞士去参加冬季运动，连他的狗也乘的是头等舱。几十年来，像兰戈巴迪一类人就从来没有亲自参与过暴力行为，他们是绝对不会亲自动手的。只有这个灵魂发黑的坎特拜尔仍然在不停地挣扎。他竭力想钻进某个集团去，可至今还在门外。他是那种不堪接受的人物，即使经过三个月的分解，最后还是要被卫生部门从阴沟里捞出来。像他这样一类的人，人们偶尔会从停在奥黑尔国际机场的汽车行李箱中找到他们的尸体，而他们尸体的价值，往往也只等于车上的几块煤渣。

在经过第二个路口时，坎特拜尔故意闯了红灯。他把变速杆向前一推，使别的驾驶员连忙躲闪。他那飘然的风度招来了众多行人的注视。他这部雷鸟车的车座是用软革特别装饰的，又软，又红！他戴着艾伯克隆比—费奇公司专门卖给骑师们的那种手套。在快车道上，他从右面飞驰而过，接着加大油门冲上坡去，然后挤进渐渐合成一体的车流。后边的车纷纷煞住。他车上的收音机正在尖声播送摇滚乐。这时我闻到从坎特拜尔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我闻出这是“独木舟”牌香水。这种香水，我曾经从一个名叫玛里尔的瞎女人那里弄到过一瓶，那是她作为圣诞节礼物送我的。

方才，在澡堂肮脏的便所里，他把裤子拉下来的同时，我想到的却是儒克曼对伦敦动物园里类人猿的描述。这说明，人类有着各得其所和逢场作戏的本领。换言之，我是被卷入戏剧性中了。坎特拜尔当时即使把放在两膝间的那枝枪打响，也不会给他一家人的声誉造成多大影响。那样他就像他那位给全家丢脸的傻大叔了。我想，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要害。

我害怕坎特拜尔吗？并非真正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可我对自己的想法却是一清二楚。为了弄清人的含义，我在迁就着他。坎特拜尔或许自认为他在欺侮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在别的场合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打扑克时，这个坎特拜尔给我留下了一种虚幻的印象。那天夜里，如果说我还不算是烂醉如泥的话，起码也有几成醉意了，然而就这样我已经看出他的精神锋芒毕露。因此，在他大喊大叫进行恫吓时，为了自己的尊严，我并不予以反击——“没有人会这样对待查理·西特林，我要去报告警察。”用诸如此类的话警告他。不，警察才不管这种事呢。坎特拜尔给我留下了奇特而强烈的印象。

人的含义是什么呢？对此我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即使我没有像格列佛博士[161]那样生活在马的国度里，用不着旅行，我对人类的见解已经够奇特的了。如果说我也旅行，那也不是为了猎异国之奇，而是为了摆脱它。同时，我也倾心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因为我十分肯定此不会是彼。柏拉图关于厄尔[162]的神话使我的见解更为坚定：现在的我并不是我的初次存在。我们以前都曾到过这里，而且不久以后我们还会来到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像我这样的人再生得不够完善。据说，灵魂在重返人世前是困锁于忘却之中的。难道我的忘却可能有缺陷吗？我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绝对不相信谁能转生为一只鸟或一条鱼。如果曾经是人的灵魂，那就决不会被关进蜘蛛的躯体。对我来说（我猜想我的情况并不像别人的情况那样罕见），可能对纯粹的灵魂生命有过不完全的忘却。因此，再现的无机状况似乎是反常的。因此，当我小小年纪，看到眼睛的眨动、鼻子的呼吸、皮肤的出汗、头发的生长这些事情时，觉得十分好笑，又感到不胜惊愕。这一点有时候得罪了天生就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永生的人们。

这不禁使我回想起一个奇异的春天的正午，天空布满了滞重的白云，云彩的形状有的像公牛，有的像巨兽，有的像龙。地点是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那时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站在一个板条箱上尽力向一间寝室张望。那是一九一八年我出生的地方。也许，就在那里，我经过孕育而后受到神明的指引来到了人间，成了而今这样一个人物（查·西特林，普利策奖金获得者，荣誉军团骑士，丽希和玛丽的父亲，某甲的丈夫，某乙的情人，一个严肃庄重而又怪里怪气的家伙）。为什么此人站在高高的箱子上，在盛开的紫丁香那直挺的枝条和光滑的叶子之间探头探脑？而且没有请求女主人的允许？我敲过了门也按过门铃，可是她没有回答。正好就在这时，她的丈夫站在我的身后。他经营一个汽车加油站。我告诉他我是什么人。起初他根本听不进去。后来我解释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并有名有姓地打听一些老邻居，问他还记不记得桑德斯家。啊，不料正是他的堂兄弟。这样一来，我才没有被当做窥视闺情者而被捶扁鼻子。当然我不能对他讲“我站在丁香花丛中的板条箱上是试图了解人生的奥秘，而不是为了看你那个穿裤头的胖女人”。尽管这场景我的确看到了。出生就是悲哀（一种通过调解可以解除的悲哀），然而就是在我出生的房间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悲哀，看到了一个穿着裤头的胖老婆子。她处之泰然，装作没有看见我隐蔽在花丛中的脸，可是却慢悠悠地走出房间去给她丈夫打电话。于是他便撂下油泵跑过来把我抓住，用他那两只油手抓住我雅致的灰色西服——当时我正当风流年华。于是我连忙解释，说我正在阿普尔顿准备写一篇文章，是关于哈里·胡迪尼的（他也是此地人——就像我已经着了魔似的提到的那样），突然心血来潮，想看看我出生的房间。

“这样你就扫了贱内一眼。”

他并不在意。我想他是理解的。因为这些精神问题一般是会被人们广泛而及时地领会的。当然，那些地位显要而又专与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常识作对的精神上的敌人除外。

在乔治·斯威贝尔的饭桌上一看见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现在我被带到花花公子俱乐部。里纳尔多是该部的成员。他离开他的高级汽车（那真是车中精英），把它交给车场服务员。衣帽间那位棒妞认识他。我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体会到，他是要我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坎特拜尔一家一直受到外界的蔑视。也许在一次家庭会议上里纳尔多被授意出去振兴整个家族被损坏了的声誉。这件事关系甚大，所以看来得花费一天的时间——整整一天。有那么多的迫切需要，我已经遇上了那么多头疼事儿，我有理由祈求命运保佑我过关。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人都到了吗？”

他把大衣撂过去，我也把我的丢下。我们缓步走进那间富丽堂皇、半明半暗、铺着厚厚的地毯的酒吧间。这里五光十色的酒瓶琳琅满目，女性诱人的身影在琥珀色的光线下来往穿梭。他抓着我的胳膊走进电梯。我们很快到了顶楼。坎特拜尔说：“我们要去见一些人。等我给你示意时，你就把钱给我，同时赔礼道歉。”

我们站在一张桌子前面。

“比尔，我介绍一下，这是查理·西特林。”里纳尔多对比尔说。

“嘿，迈克，这就是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比尔适时地接着说。

其余的话便是“你好”，“请坐”，“你想喝些什么呢”之类。

我不认识比尔，可是我知道迈克就是闲话专栏作者迈克·施奈德曼。他长得魁梧壮实，晒得黑黝黝的，显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的发型是削刮式的，衬衣袖口的链扣跟他的眼睛一般大，领带就像一条粗大的锦缎带子吊在那里。他神态傲慢，满脸皱纹，没精打采，就像那些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发了石油财的美洲印第安人。他喝着古典鸡尾酒，手里拿着雪茄。他的职业就是在酒吧间或餐厅里陪人闲坐。对这种成天坐着的工作我是耐不住性子的。我不能理解如何应付这种差事。同时，我也不懂得怎样坐办公室，怎样站柜台，以及诸如此类刻板得要死的工作。许多美国人以艺术家或知识分子自诩，说他们本应是无法适应那种工作的。我同冯·洪堡·弗莱谢尔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同艺术批评家古姆本谈过此事。为了发现有趣的题材而陪人长坐，对施奈德曼来说，这也似乎不大适合。他偶或表露出一种怅然若失的神态，就像得了什么大病似的。他当然是认识我的。我曾经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出现过。他说：“哈喽，查理！”接着又对比尔说：“你不认识查理吗？他是个默默无闻地住在芝加哥的名流！”

我逐渐对里纳尔多的做法钦佩起来。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这次会晤，牵了许多线。这位比尔，他的接头人，也许欠了坎特拜尔家的人情，于是同意捧出专栏作者施奈德曼。这年头，到处都是人情关系，斤斤计较，非常复杂。可以看得出来，比尔是不大乐意的。比尔有一种黑手党人的表情。他的鼻子有点毛病，鼻孔深深地弯进去。这只丑陋的鼻子貌似威严，却容易受伤。在另外的场合，我倒会猜想他是一个对音乐感到厌倦而去卖酒的小提琴手。他刚从阿卡普尔科[163]回来，皮肤黝黑，但并不是那种油光光的健康肤色。他对里纳尔多不大理睬，显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这时，我反倒对坎特拜尔起了同情之心。他本来打算组织一次犹如文艺复兴般美好而富有生气的会见，对此我非常欣赏。坎特拜尔企图成为迈克的专栏中的新闻人物。对这种事，迈克自然已经习以为常。想混入那一小撮特权阶层的人老追随着他。我怀疑幕后会有一大笔交易，或者就叫“等价交换”吧。如果谁能给迈克提供一条“轶闻”，他就会把你的名字用黑体字印出来。那位棒妞把我们叫的饮料送来了。整个下巴以下的部分还是挺迷人的，以上的部分却充满了商业上的焦虑。她那乳房柔和的曲线和脸上做买卖的忧愁平分了我的注意力。

现在我们处于芝加哥最迷人的一角，我得描述一下周围的环境。湖岸的景色十分壮观。我虽然没有看到这里的一切，但对这一切我非常熟悉，而且对它们有着深切的感受——密执安湖金波潋滟，浩淼的湖水岸旁是闪闪发光的马路。人已经驱走了这片土地的空旷，而空旷的土地对人的回报只有微乎其微的善意。我们坐在这里，周围充斥着美女、醇酒、时装，以及戴着珠宝、洒着香水的男子，一片财富与权势的阿谀奉承。施奈德曼满腹狐疑，等待着一则可供他用于专栏的题材。其实，在适当的场合，我本身倒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描写对象。我在别的地方受到高度尊重，芝加哥人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文化界，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野心家不时邀我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我已经历了一种象征性的命运。有些女人这样对我说：“你不会是查尔斯·西特林吧！”许多东道主对我身上存在的某些“差距”很感兴趣。嘿，我这个人，看上去貌似有所深思，但其实并无熟虑。我的脸跟那些城里人精明的面容也不能匹配。特别是一些女士们，当她们看到大名鼎鼎的西特林原来是这副模样时，便无法掩饰内心的失望。

威士忌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将双份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顿时酒性大发，不禁大笑起来，但并没有人附和。形容丑陋的比尔说：“这有什么可乐的？”

我说：“嗯，我想起了我沿着橡树街那条道儿学游泳的情景。那时候，芝加哥建筑史上的骄傲——那些宏伟的摩天大楼还没有盖起来，这一带还叫‘黄金海岸’。我们经常坐有轨电车从贫民窟到这里来。那时狄维仁街的电车线路最远才通到威尔斯街。我来的时候，总是背着一个油乎乎的袋子，里头装着夹心面包。我妈在市场上给我买了一件廉价的女式游泳衣，还连着件小裙子，裙子上还滚着花边呢。我嫌它丢人，便想办法用墨水给染了。那时，警察经常猛戳一下我们的肋骨，叫我们赶快横过车道。而今，我却又上这儿来喝威士忌……”

坎特拜尔在桌子下面用脚掌把我狠狠地蹬了一下，我的裤脚上留下了一道土印。他的眉毛直皱到头皮上去了，连剪得短短的卷发下边都是皱纹，鼻子也变得蜡白。

我说：“对了，里纳尔多，”我把钞票掏出来，“我欠你的钱。”

“什么钱？”

“打扑克牌输给你的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想必你忘记了，四百五十元。”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里纳尔多·坎特拜尔说，“什么牌？”

“你记不得了？我们在乔治·斯威贝尔家玩的。”

“你们这些文人学士多会子玩扑克牌来着？”迈克·施奈德曼说。

“哎，我们也有世俗的一面。就是白宫也玩扑克牌呢。这是很体面的事。哈定总统玩，新政时期莫根索[164]、罗斯福等人也玩嘛！”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芝加哥西区的小孩子。”比尔说。

“我上的就正是赖斯和韦斯登街上的肖邦学校。”我说。

“喂，把你的钱拿开，查理，”坎特拜尔说，“现在是喝酒的时候，不谈生意，回头再给我。”

“现在为什么不行呢？趁我记着这事你把钱拿走不好吗？你知道我本来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昨天夜里突然惊醒才想到忘了给你交钱，上帝呀，真该把我的脑瓜子敲碎！”

坎特拜尔恶狠狠地说：“得啦，得啦，查理！”他从我手里一把把钱夺过去，连数也没数就往胸前的口袋里一塞。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真有点咄咄逼人。这是为什么？我难以理解。但是我却知道迈克·施奈德曼有权把你登在报上。要是一上报，你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你就不仅仅是克拉克街上只出现一会儿、用卑鄙的行为和思想玷污永生的两条腿的动物。你是一个——

“你最近在干啥？”迈克·施奈德曼说，“大概又在写剧本吧？要么在写电影？你知道，”他又对比尔说，“查理是个真正大名鼎鼎的人物，别人把他在百老汇轰动一时的剧本改成了电影。他可写了不少东西呢！”

“我在百老汇是有过那么一段得意日子。”我说。“但是我再也享受不到那种荣誉了。何必再去试一试呢？”

“噢，我记起来了，有人说你打算出一种学问很深的刊物，准备什么时候出版？我给你宣传宣传。”

这时坎特拜尔瞪着眼睛说：“我们得走啦！”

“有消息我打电话告诉你，那倒很有好处。”我说。同时向坎特拜尔会意地看了看。

然而他已经走了。我跟着他走进电梯。他说：“你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地方又错啦？”

“你说你真该把脑瓜子敲碎。你这没出息的家伙，明明迈克·施奈德曼的妹夫两个月前敲碎了自己的脑袋。”

“我不知道！”

“你一定在报纸上看见过——报纸上曾为这件伪造债券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就是他造了假债券当附属担保品！”

“噢，是那个人，你说的是戈德海默，那个私自印制证券的家伙，伪造者！”

“你是一清二楚的，别装蒜了！”坎特拜尔说。“你故意装蒜，还想作弄我，破坏我的计划。”

“我没有，我发誓没有。‘敲碎脑袋’这是一句俗话嘛！”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一句俗话了。你知道，”他蛮横地说，“你明明知道他的妹夫是自杀的。”

“我并没有联系到这上头。这一定是个精神分析学上的疏忽，完全是无意的。”

“你老是装着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我想你不认识那个长大鼻子的家伙吧？”

“比尔吗？”

“对了！比尔！比尔就是比尔·莱金，那个同戈德海默一起被控告的银行家。他用假债券作抵押。”

“为什么要控告他呢？戈德海默把债券给他了。”

“因为，你这个笨蛋，难道你没有弄清楚你看到的消息吗？他用一块钱从戈德海默手里给莱卡特里德买了价值六块钱的股份。难道你也没有听说过克纳[165]？还有那些大陪审团和全部的审判吗？别人在拼着老命干，而你一点也不在乎。你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西特林！你把我们都不瞧在眼里！”

“我们指谁？”

“我们！全世界的人……”坎特拜尔说。他发狂似的嚷着。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我对他保持着又尊敬、又害怕的姿态。如果他认为我不怕他，那他就要大动肝火。我想，虽然他不至于枪杀我，但揍我一顿，或者把我的腿打断，那是不在话下的。当我们离开花花公子俱乐部时，他又把钱塞到我手里。

“我们还得重来一遍吗？”我说。他不加解释，怒气冲冲地垂着头站在那里。等雷鸟车开过来，我只好再次上车。

我们下一个落脚的地点在汉科克大厦第六十层或七十层。这地方看起来像一家私人寓所，又像是做买卖的场所。室内陈设一应按装饰家的风格布置：墙上挂着俗气的塑料造型艺术品，还有专骗商人的立体画式的几何图形。商人最容易上艺术骗子的当。住在这里的那位先生已经上了年纪，穿着一件棕色的、镶了金线的混纺运动夹克；松软的肚皮上露出条子布衬衫；油光光的白发向后梳着，贴在窄小的头颅上；手上的老年斑很大很大。从眼睛以下鼻子周围的模样来看，他显得不太健康。他坐在一只矮沙发上。从他坐下去的情况可以看出，那沙发里面垫的是绒毛。他那鳄鱼皮便鞋陷入象牙色的长毛地毯。肚子的压力使他的大腿间显现出那个玩意的形状。长鼻子，豁豁嘴，松垂的肉，这一切恰好同天鹅绒、金线混纺纤维、织锦、缎子、鳄鱼皮和立体画之类十分协调。谈吐之间，我推测他的职业是珠宝生意，专跟黑社会打交道。也许他还是一个买卖赃物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呢？里纳尔多·坎特拜尔和他老婆的结婚周年庆贺即将来临，他正要买一副手镯。一个日本听差端上酒来。我不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但今天我很想喝威士忌，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又喝了双份黑牌威士忌。在这个短暂的十二月的黄昏，我从摩天楼上凝视着芝加哥的天空。西下的残阳放射着绯红的余晖，映照着城市的暗影，映照着大河的每条支流及其黑色的桥梁。时而泛金、时而镀银、时而透紫的湖水，将要被冬天的坚冰所覆盖。于是，我不禁沉思起来。苏格拉底是否正确呢？你从树木身上是学不来任何东西的，只有路遇的过客才会教你去认识你自己。我不去倾听他们的交谈而对着景色遐思，肯定是误入迷途了。这说明我不太渴望与人类为伍。为了摆脱沉郁和不安，我只能对着湖水发痴。苏格拉底会给我打低分的。我倒倾心于华兹华斯所喜爱的东西——树木、花卉和水。然而，建筑学、工程学、电力和技术却把我送上这六十四层的高楼。斯堪的纳维亚把这只玻璃杯放到我的手中，苏格兰在杯里斟上威士忌，而我却坐在那儿回忆关于太阳的某些奇迹：其他行星的光进入太阳的引力场时，光线就会弯曲，而太阳就戴着这种宇宙光编织成的披巾。爱因斯坦就是这样坐着，思考着，作出了这个伟大的预言。其后，阿瑟·艾丁顿[166]通过对一次日食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点。未求先知。

与此同时，电话响个不停。一次市内电话也没有，全是从拉斯维加斯、洛杉矶、迈阿密、纽约打来的。“把你的伙计打发到蒂凡尼珠宝店去看看，人家那样的东西一个多少钱，”我们的东道主说。接着我又听他讲到什么遗产珠宝，还讲到一个印度王子想在美国出售大宗货物，并正在招标。

在一次电话间歇时，坎特拜尔正在面对一盘宝石惊喜万状（那些洁白的货色在我看来龌龊不堪），那位老先生便和我拉起话来。他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不是？”

“是的，”我说，“大概是在闹市健身俱乐部的按摩浴池里，我想。”“噢，对了，那次你是跟一位律师在一起。他可真健谈。”

“萨斯马？”

“亚历克·萨斯马。”

坎特拜尔盯着丝绒托盘里的钻石，一面目不转睛地拨弄着，一面头也不抬地说：“我也认识那个狗娘养的萨斯马。他自称是你的老朋友哩，查理！”

“真的，”我说，“我们念书的时候就要好，还有乔治·斯威贝尔。”

“在旧石器时代你们就已经是好友了，”坎特拜尔说。

不错，我曾经在俱乐部的热水化学浴池里见过这位老先生。那是一个圆形的池子，里头是泛起泡沫的旋涡，人们坐在那里，浑身汗水淋漓，闲聊着体育、税款、电视节目、畅销书籍，或者谈着阿卡普尔科和开曼群岛银行的编号户头。我只知道这位买卖赃物的老头子在游泳池附近有一间名声很不好的帐篷屋。年轻的女人们经常被邀请到那儿去午休。关于此事，曾经有过一些流言蜚语和抗议。至于在这些帐篷屋低垂的帘幕后边干些什么事，别人就管不着了。可是，一些有裸露癖的老家伙却在阳台上明目张胆地玩弄小妞儿，曾经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取掉假牙，深深地亲了一位姑娘。在《论坛》报上，我读过一封有关此事的有趣的来信。那信是住在俱乐部大楼上层的退休历史学教员写的。信上说，提比略[167]——这位老姑娘在卖弄博学——连身居卡普里岛幽洞的提比略，比之于这些古怪的老色鬼也是望尘莫及的。然而那些混迹诈骗集团或者第一行政区的老不死们，还在乎这个愤慨的女教师以及她的古典的引喻吗？如果他们到森林剧院去看费里尼[168]的《色情狂》，那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性的观念，并不是为着研究罗马帝国。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些肚皮鼓得蜘蛛似的老怪，在阳台上抚弄十多岁的小婊子的乳房。我突然想到那个日本听差，就像电影《007》里的一样，也是个柔道或空手道行家。这间公寓里的值钱东西真够丰富。当里纳尔多提出想再看一些阿古特伦表时，这家伙又拿出几打来，都像薄饼一样扁平。说不定这些表都是偷来的。我的头脑在发热，这种设想未必可靠。然而我得承认，我被犯罪的意识激动了。我感到自己忍不住想笑。这往往是一种征兆，表明我对危言耸听的东西的癖好。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芝加哥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那种对强烈刺激，对不协调、极端事物的渴望被唤醒了。我知道，偷盗高档货是芝加哥的大事。据说，如果你结识一个高层楼上以教唆为生的超级富翁，那就会以零售商店一半的价格弄到这些高档商品，而那些冒充顾客混进商店亲手行窃的，则大都是些吸食海洛因的毒鬼。他们所得的报酬就是那种毒品。至于警察，据说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们可以使商人们不要大肆声张。反正都是保过险的。还有向国内收入署呈报的、美其名曰“损耗”或“年度损失”的事。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天真纯朴则是你无法买到的一种东西。

我坐在柔软、漂亮的沙发上，喝着掺有小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逐项打量着坎特拜尔的穿戴，打量着他的帽子、大衣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靴子（这双靴子也许是尚未出生的牛犊皮制成的），还有他那骑士手套。同时，我煞费苦心地想像着他是如何从菲尔德商行，从五马路的萨克斯商店，从阿伯克隆比—费奇公司通过种种非法的渠道搞来了这些东西的。据我判断，他并没有受到这个买卖赃物的老头的充分重视。

里纳尔多看中了其中的一块表，马上就戴到手腕上。他把自己那块旧表扔给那个日本人。后者用手接住。我想，现在又是该我背诵我的台词的时候了，便说：“噢，对了，里纳尔多，那天晚上我欠了你的钱。”

“在哪儿？”坎特拜尔说。

“在乔治·斯威贝尔家玩扑克时欠的。我想你把它忘了。”

“啊，我认识那个满身横肉的斯威贝尔。”老先生说，“他可是个好伙伴，能做一手呱呱叫的法式杂鱼汤，我可以证明。”

“我把里纳尔多和他的表弟埃米尔骗去打牌，”我说，“这实在是我的过错。不管怎么样，里纳尔多把我们打垮了，里纳尔多的确堪称高手。结果我输了六百块左右，他只得收下我的欠条。现在我身上带了钱，里纳尔多，趁我们俩都记着，我最好就给你。”

“好吧，”坎特拜尔又一次看都不看就把钱往上衣口袋里一塞。我虽然使出了全部解数，但是比起他的表演还是自叹弗如。我当众受辱，他完全占了上风。发火是他的权利，那可是大有好处的。

当我们走出大楼时，我又说，“这回总该行了吧？”

“行啦？是的！行啦！”他尖刻地高声说，显然还不打算放过我。还不行呢。

“我猜那老家伙一定会把我给你钱的事张扬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接着我又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老头子穿的那种裤子是谁做的，光裤扣遮布就有三英尺长。”

可是坎特拜尔仍是怒气未息。“主呀！”他说。我不喜欢他那副横眉竖眼盯着我的神气。

“呃，这就算了，”我说，“我可以叫一辆车。”

坎特拜尔抓住我的袖子。“你等着，”他说。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毕竟带着枪呢。正因为芝加哥是这种情形，好久以来我也想有一支枪，可是他们决不会给我特许证的。然而坎特拜尔尽管没有特许证，他还是弄到了一支手枪。我们之间到底还是有差别的，天知道这种差别会带来什么后果。“今天下午你过得不痛快吗？”坎特拜尔咧着嘴笑着说。

我真想一笑了之，但是没有笑出来，癔病球在作祟，只觉得嗓子黏糊糊的。

“上车，查理。”

我又坐在猩红的凹背单人车坐上（柔软芳香的皮革又使我联想到血，肺出血）。我到处摸索安全带——怎么也找不着那些该死的搭扣。

“别他妈的系带子，我们又不会走多远。”

听到这话，我才舒了口气。我们沿密执安路朝南驶去，在一座正在兴建的摩天楼旁停了下来。一丛尚未盖顶的楼房框架高耸云天，闪烁着密密麻麻的灯光。过早降落的暮色以十二月特有的速度向着灿烂的西天聚拢过去，太阳像一个受了惊的狐狸倏地跳下了地平线，只剩下几缕绯红的余晖。通过高架铁的柱子间隙，我欣赏着落日的景象。未完工的摩天大楼的巨大框架渐渐变黑了，而在它空荡的内部，点点灯火有如香槟酒的泡沫。竣工后的建筑物是绝不会有这种美丽的。我们下了车，砰地关了车门。我跟着坎特拜尔走过一段供卡车通行的木板路。他对周围的路似乎很熟识。也许建筑工人中有他的一些主顾。要么他在干着放高利贷的营生。如果他是个放高利贷的，他也不会冒被某些莽汉从大梁上推下去的危险，天黑以后到这里来。这些人肯定十分鲁莽。他们放肆地酗酒、挥霍且不必论，那些高空作业的工人还把自己女朋友的名字用油漆写在高不可攀的大梁上。我倒喜欢这种做法。当你抬头仰望时，常常可以看见那里写着“唐娜”或者“秀”什么的。我想，星期天他们会把这些女士们领来，把这些八百英尺高处的爱的奉献指给她们看。他们常有摔死的危险。不管怎么样，坎特拜尔把他自己的安全帽带来了。我们一人戴了一顶，一切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他说他跟这里的某管理人员是亲戚，也提到他曾在这一带做过买卖，还说他与承包商及建筑师有什么关系。这些事他说得很快，以至于使人连分辨都来不及，然后我们乘了巨型开放式电梯，向上升，再向上升。

我该怎样形容我的情绪呢？恐惧，激动，惊叹，高兴——对了，我真佩服他的精明能干，然而我觉得我们升得太高太远了。我们在哪儿？他按了哪一个电钮？白天我常常面对那一组组尖端漆成橘红色的、螳螂似的起重机赞叹不已。在下面看见的密密麻麻的小灯泡，现在看起来稀稀拉拉的了。我不知道我们实际上走了多远，反正是够远的了。我们四周灯火通明，宛如白昼，显得冰冷、刺目。风在锈得像伤口似的方洞里呼啸，扑打着悬挂的帆布。远远望去，东边的湖水一片萧瑟，寒气逼人，有如一块无边的磐石；西边天际已是暮色苍茫，只剩一抹惨淡的霞光。工厂里放出的废气反倒增加了芝加哥黄昏的美丽色彩。我们走出电梯。十来个等着的工人立即挤了进去。我想对他们喊声“等一等”，但是没来得及他们就下去了。不晓得我们被撂在什么地方。坎特拜尔似乎心中有数，可是我对他毫无信心。他擅长欺诈。“过来！”他说。我慢慢凑过去，他等着我。在这五六十层的高处有一些防风板，狂风呼号。我扫了一眼，抓住一根柱子。他说：“过来，老婆子，过来，停付支票的人！”

我说：“我穿的鞋是皮底的，很滑。”

“你最好别害怕。”

“好。我不怕。”我说。我双臂抱住柱子，不想动弹。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完全可以使他满意了。“现在，”他说，“我想叫你看看你的钱究竟对我有多大价值。你看到了吗？”他举起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背靠在一根铁柱上，脱掉他那漂亮的骑士手套，开始折叠起钱来。起初我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了。他把那张钞票折成个小孩子玩的纸飞机，而后把大衣袖子往上一卷，用两根指头把飞机送出去。我目送着它被风卷过成串的电灯，掉进钢铁般阴冷的夜气里，向更黑更黑的低空落下去。密执安路上，人们已经挂起圣诞节的装饰品，一棵棵树都用小玻璃泡连起来，从高处看去，就像显微镜下面的细胞一样，纷纭万状。

我主要担心的是怎样下去。尽管报纸上遮遮掩掩，但毕竟常常有人从这里摔下去。总之，不管多么令人担惊受怕，我爱好刺激的心灵算是得到了满足。我知道我为这种满足付出了多高的代价。然而，我心灵满足的门槛升得过高了，我必须把它降下去。它超越了限度。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一切。

他又让大风卷走了几张五十块的票子。小小的纸飞机。Origami（我的知识渊博的头脑还在一个劲地卖弄学问——我这玩弄词藻、爱管闲事的头脑哟！），日本的叠纸艺术。啊，我记得去年还举行过一次折叠纸飞机专家的国际会议呢。好像是去年。有这种癖好的大多数是些数学家和工程师。

像金翅雀、燕子和蝴蝶一样，坎特拜尔的绿色钞票一张一张飞去了。那些全都印着尤利西斯·S.格兰特[169]像的钞票，会使下面街道上的人们在暮霭之中大发横财。

“最后两张我得留着，”坎特拜尔说。“我们要用来喝酒吃饭。”

“如果我能活着下去就好了。”

“你还算不错。继续，领路，往回走。”

“我这双皮底鞋真是糟糕透了。有一次在街上我不当心踩到一张普普通通的蜡纸上，就滑倒了。也许我应该把鞋脱掉。”

“别发疯了。踮起脚尖走。”

如果你压根儿没想到会掉下去，其实路还是好走的。我蹑脚蹑手地摸索着走，极力控制着肌肉抽搐的双腿。当我抓住最后一根柱子的时候，已是满面大汗淋漓，风都来不及吹干了。我想坎特拜尔在身后跟得太紧了。更多的建筑工人等着乘电梯，好像把我们当成工会职员或建筑师的下手了。现在夜色已经降临。北半球直冻到墨西哥湾。下来以后，我十分高兴，一屁股栽进雷鸟车座里。他把我们两人的安全帽摘掉，转动方向盘，汽车开动了。他现在总该放我走了，他总该满意了吧。

然而他出发了，车开得很快，向着又一个灯火辉煌的地方飞驰而去。我的头仰倚在靠背顶上。当你流鼻血时，用这样的姿势就可把血止住。我说不上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喂，里纳尔多，”我说。“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你砸了我的车，又把我整整折腾了一天，刚才差点把我的魂吓掉。对了，我知道并不是钱使你不安。咱们把剩下的两张扔到阴沟里去，我就好回家了。”

“你跟着我吃苦头了吗？”

“已经赎了整整一天的罪。”

“你已经见够世面了？——我在牌桌上向你学了几个新词儿。”

“什么词儿？”

“无产者，”他说，“Lumps。Lumpenproletariat[170]。你给我们讲了一点卡尔·马克思。”

“天哪，我当真干过这种蠢事吗？那完全是信口开河，唉，我怎么搞的！”

“你想把社会渣滓和犯罪分子混在一起。查理，你走访贫民窟，你跟我们这些没头脑的人和社会渣滓一起打牌，寻找乐趣。”

“我明白了，我在侮辱人格。”

“有点儿。你挺有意思。你忽而又扯到社会阶层，以及中产阶级怎样被Lumpenproletariat所纠缠。别人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些啥。”坎特拜尔这样和蔼地跟我讲话，这还是头一回。我坐起来，看见右边的河水辉映着夜晚的灯光。商场大楼已经装饰起来了，准备过圣诞节。我们向高架铁下坡附近的基因和乔治蒂老牛排店驶去，把车停在凶恶而豪华的其他轿车中间，然后走进那座黄褐色的旧楼——快哉，如胶似漆的亲密——自动唱机播出的阵阵音乐就像太平洋的狂涛扑卷过来。高级酒吧间挤满了尊贵的酒客和漂亮的女伴。堂皇的镜子映照出密集的酒瓶，就像一张绝世的毕业生的集体相片。

“朱里奥，”里纳尔多对侍者说，“找张僻静一点的桌子，我们可不想坐在休息室旁边。”

“楼上行吗，坎特拜尔先生？”

“为什么不行呢？”我说。我的确撑持不住了，不想在酒吧间等座位了，而且我还怕今晚又要拖长时间。

坎特拜尔瞪着眼睛，好像在说：谁问你来着？不过他随后还是同意了。“行，楼上就楼上吧。来两瓶派珀·海德西克香槟酒。”

“马上就来，坎特拜尔先生。”

在卡蓬时期，流氓们经常在宴会上用香槟酒打模拟仗。他们把瓶子抛起落下，拿着瓶塞和泡沫四溅的酒互相攻杀。他们全系着黑领带。真像一场蛮有意思的大屠杀。

“现在我想给你说件事，”里纳尔多·坎特拜尔说，“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结婚了，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还记得。”

“是一个了不起的漂亮聪明的女人。”

“在南芝加哥你谈到过你的妻子。就是那天夜里……你有没有孩子？她干什么工作？”

“她可不是个家庭妇女，老兄，你最好知道这件事。你认为我会娶一个屁股肥墩墩的骚货，成天价待在家里弄卷发，看电视吗？她是一个有头脑、有学问的真正女人。她在芒德伦学院教书，正在写一篇博士论文。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在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那很好啊，”我说着把一杯香槟酒一饮而尽，又斟了一杯。

“别打岔。问她的论文是什么题目。”

“好的，什么题目？”

“她写一篇诗人评论，这人过去是你的朋友。”

“你在骗人。冯·洪堡·弗莱谢尔吗？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噢，对了，那天夜里在乔治家我一直在谈论他。那个晚上真该有个人把我关在厕所里。”

“不骗你，查理。当时你也是忘乎所以，像个九岁的孩子一样唠叨个没完，尽谈些什么官司呀，律师呀，会计呀，蚀本的投资呀，你们要办个什么杂志呀——听起来真像个输光了的赌棍。你说你要把钱花在自己的构想上。”

“我从来不跟生人谈论这些事情。芝加哥一定使我得了急性精神病。”

“现在听我说，我为我的老婆而感到骄傲。她出身于一个很有钱的上层社会家庭……”我已经注意到，吹牛会给人一种神奇的神色。坎特拜尔神采飞扬，双颊泛红，他说，“你对她如何对待我这样一个丈夫感到纳闷。”

我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没有。”虽然那的确是个十分自然的问题，然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被流氓、罪犯、疯子所引诱，同时，这些流氓等等被引向文明和思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狄德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使我们对这种事很熟悉了。

“我想叫她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坎特拜尔说。“你明白吗？我想得要死。你是弗莱谢尔那家伙的朋友，你可以给露西提供些情况。”

“等等——”

“看看这个。”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戴上眼镜翻阅了一下里面装的材料。上面的署名是露西·威尔金斯·坎特拜尔。这是标准的研究生的手笔，彬彬有礼，一丝不苟，层次分明，同时也有点一般学究的冗词赘句。单行距打字打了三页，提了一大堆叫人头痛的问题。我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她的丈夫密切地注视着我的表情。“嗯，你认为怎么样？”

“了不起，”我说。这件事实在使人感到棘手，“你们二位要我效什么劳呢？”

“回答问题，提供资料。我们要你把答案写出来。你对她的计划有何见教？”

“我在想，那位死者还得养活我们大家。”

“别跟我兜圈子了，查理。我不喜欢那种俏皮话。”

“我不能无动于衷。”我说。“我的朋友，那可怜的洪堡是个被毁掉的伟大精灵。先别提这个。骗得博士学位诚然要设一个了不起的骗局，但是我不想参与，况且我是从来不填写调查表的。白痴们把他们的材料强加在你身上，这种事我可受不了。”

“你把我老婆叫白痴？”

“我一直没有同她会面的荣幸。”

“我可以谅解你。那辆梅赛德斯叫你大伤脑筋，后来我又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可是你不要迁怒于我的老婆。”

“有些事情我可不能干。这就是其中的一件。我不准备写答案，那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

“听着！”

“我已经把话说死了。”

“等会儿！”

“去你的！你杀掉我好了。”

“好了好了，随你的便吧。有些事情是神圣的，这我明白。不过我们可以慢慢解决。上次玩扑克时听你讲，知道你有无穷的烦恼，你需要一些果断而实际的人替你处理事务。这事我想了又想，替你想出了许多点子，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不，我不想做任何交易。我已经够了，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要回家。”

“咱们先吃顿牛排，把酒喝光再说。你需要吃点牛肉。你不过累了些，你会答应的。”

“我不会。”

“我们点菜了，朱里奥！”他说。

我真想知道我为什么对死者如此忠诚不渝。听到他们的死讯，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必须继承他们的未竟之业，做他们的工作，完成他们的任务。当然，我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但是，我却发现他们的某种特性逐渐依附到了我的身上。比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变得荒唐起来，具有了冯·洪堡·弗莱谢尔的风度，久而久之，事情更明显了：他曾经是作为我的代理人而活动的。我自己是个镇定自若的人，曾经让洪堡代表我疯狂地表现他自己，以满足我的某些愿望。这正好说明我喜欢洪堡，或者乔治·斯威贝尔，甚至坎特拜尔这样的人。这种心理上的代表也许来源于代议制的政府。因此，当一个善于表现的朋友死去时，代表任务就回到我本人身上了。而当我也成了别人的善于表现的代表时，到头来这就成了纯粹的苦难。

继承洪堡的事业？洪堡想把世界装饰得光彩夺目，可是他材料不够。他费尽了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知的粗野的裸体而已。他是一个可爱的人，落落大方，有一颗黄金似的心。可是，他的善良依然是人们所认为的过了时的善良，他所用的光辉依然是陈旧得已经极为罕见的光辉。我们需要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光辉。

现在，坎特拜尔和他那要当哲学博士的妻子，令我唤回了格林尼治村那些宝贵的逝去的岁月，也唤回了村里那些知识分子、诗人、精神崩溃、自杀和风流韵事。对于这些，我并不以为然。我不太了解坎特拜尔太太，可是，在我的心目中，里纳尔多是这个世故的世界上新的精神贱民。反正此刻我没有感到有谁对我施加压力。并不是我不愿意向正直的学者甚或野心勃勃的青年提供情况，而是我当时实在很忙，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个人的忙碌和非个人的忙碌。个人方面，涉及莱娜达、丹妮丝、会计默拉、律师、法官以及精神上的无穷的烦恼；非个人方面，则要牵连到国家、西方文明和全球社会的生活（现实与虚构的混合）。作为一个重要杂志《方舟》的编辑——这个刊物也许永远不会出版——我一直在思考着必不可少的声明和晓谕世人的真理。被一系列日期（一七八九——一九一四——一九一七——一九三九）和许多关键性的词汇（革命、技术、科学等等）所标志着的世界，是造成忙碌的另一个原因。你得把你的职责归之于这些日期和词汇。全部问题就是如此严重、无可回避而富于悲剧色彩，以至于使我真心向往的结局就是躺下睡觉。我总是有一种易于入睡的特殊本领。我看着一些在人类最为邪恶的时刻拍的照片，看见自己有浓密的头发，年轻迷人。我穿着一套不合身的三四十年代那种双排纽扣的西装，抽着烟斗，站在一棵树下，和一个丰满的姑娘手挽着手，——迷迷糊糊地站着睡着了，在睡眠中度过了多少次危机（而在此期间却死去了千百万人）。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不妨承认，我怀着写一部重要作品的秘密动机回到芝加哥定居下来。我的这个计划同我的嗜眠症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想探索一下人性中进行着的睡眠同意识之间的长期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里，我的主题是厌烦。芝加哥正是写我的杰作“厌烦”的理想的地方。在粗俗的芝加哥，你可以审视工业主义下人的精神状态。如果有人要带着信仰、爱情、希望的一种新的幻觉起来，他就必须懂得他要把这种幻觉交给谁——他就一定要懂得我们称为厌烦的那种深沉的痛苦。我将用马尔萨斯[171]、亚当·斯密[17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73]或者杜尔克姆[174]对待人口、财富和劳动分工的那种办法对待厌烦。历史和气质把我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我想把这种地位变成有利条件。我没有白读那些伟大的现代厌烦问题专家——司汤达、克尔恺郭尔[175]和波特莱尔[176]的作品。多年来，我为写这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困难在于我总是被材料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一个矿工被瓦斯所窒息。然而，我还是不愿搁笔。我对自己说，瑞普·凡·温克尔[177]才睡了二十年，我起码要再超过他二十年。我决心叫失去的时间产生启示。因此，我继续在芝加哥从事高级心理工作，同时也参加体育活动，跟商品经纪人、绅士加流氓一类人物打球，努力增强意识的能力。后来，我那令人敬重的朋友邓沃德戏弄着说，名声赫赫却又不被人理解的鲁道夫·斯坦纳[178]博士对睡眠有着更为深刻的论述。于是我便躺下来读斯坦纳的书，读着读着我又想站起来了。他辩解道，在行动的概念和意志对行动的执行之间横着一条睡眠的鸿沟。这条鸿沟也许不宽，然而很深。因为人的灵魂中有一个是睡魂。在这一点上，人类就像植物一样，它的全部生活就是睡眠。这一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睡眠的实质只有通过对一种永恒的精神的透视才能看到。我从来没有怀疑我具备那种东西。但是我很早就把这种事实搁置到一边了。我把它藏在我的帽子下面。即使这样，你的帽子下面的信仰还是压着你的脑子，使你陷进植物界。现在，即使像邓沃德这样的有识之士，我要向他提出精神问题，也感到踌躇不决。当然，他是不相信斯坦纳的。邓沃德面色微红，上了年纪，体格健壮且已经秃顶。他是个有些怪癖的光棍，但也是个好心肠的人。有时他神色冷峻，不留情面，即使他向我提出责难，也是因为爱我，否则他是犯不着找麻烦的。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天下最博学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唯理论者，但决不是狭隘的唯理论，所以我不能对他谈论脱离肉体的精神力量。这是他不愿意听的。他不过是在拿斯坦纳开玩笑。我并没有开玩笑，我也不愿被人们认为是个怪人。

我开始苦苦思索不朽的精神问题。一连几夜我都梦见自己成了俱乐部最好的选手，成了一个壁球魔王。我梦见自己反手一击，球就擦过球场左边的墙，准确地掉在墙角里，旋转得那样厉害。我梦见自己正在把所有的优秀运动员连连击败——实际上，那些毛烘烘的、瘦骨嶙峋的敏捷的家伙都在躲着我，因为我未免太蹩脚了。我对这些梦所显示出来的肤浅的爱好大为失望，甚至我的梦也睡着了。那么钱怎样呢？钱是保护睡眠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花钱却会逼得你清醒起来。当你清除眼睛里的白翳，升入更加高超的意识之中时，钱就需要得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应当更加清楚我所指的情况的含义：莱娜达、丹妮丝、孩子、法庭、律师、华尔街、睡眠、死亡、形而上学、因果报应、宇宙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我一直都在想着洪堡，想着这位已经隐身于茫茫无期的死亡的黑夜中的朋友，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受人爱戴的、但是已经死了的同志。有时候，我想像着来世也许又会见到他和我的父母，还有黛米·冯格尔。黛米也是死去的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叫人每日怀念。然而我又不希望洪堡像生前一样突然开着他的别克，以九十英里的时速闯到我这里来。起初我大笑，继之我尖叫，最后我呆若木鸡。他向我冲过来了。他用祝福打动我。洪堡的礼物消除了许多紧迫问题。

里纳尔多和露西·坎特拜尔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亲爱的朋友们，虽然我打算出城，并且有许多事要做，但是我决定把这些实践活动暂停一个早上。我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过度紧张而导致损伤。我一直在实践鲁道夫·斯坦纳在《高超世界的知识及其获得》中所介绍的某些思维练习，然而我并没有多少收获；只是我的灵魂变老了，而且受到了极大的玷污和损伤。我还得耐心去练。一言以蔽之，我练得太刻苦了。此刻我又想起了一位法国思想家出色的告诫：Trouve avant de chercher[179]。——这是瓦雷里说的，也可能出自毕加索之口。在许多情况下，最有实效的办法就是躺倒。

因此，在跟坎特拜尔相处的第二天早晨，我休假了。天气晴和。我拉开隔离着芝加哥种种情趣的窗帘，放进灿烂的阳光，透出高高的蓝天（它闪着仁慈的光，高高凌驾于这个城市之上）。我兴高采烈地把我有关洪堡的材料掏出来。笔记本、书信、日记、手稿堆满了茶几以及沙发后面包着的暖气片。于是我长叹一声，脱掉鞋躺下。我枕在一位年轻女郎绣了花边的针织垫上（我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女人的温泽。这个被性欲干扰的世纪啊！）。这位朵丽丝·谢尔特小姐，是我经常与之商榷问题的人智学家的女儿。去年，她送给我这件手工做的圣诞节礼物。她娇小聪颖，年轻漂亮，而且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坚定。她喜欢穿旧式服装，大有莉莲·吉什或玛丽·璧克馥[180]的风度。然而她的鞋却很惹眼，十分时髦。用我的私房话说，她是个小小的noli me tangerine[181]。她又想叫人接触，又不想叫人接触。她本人的人智学知识很丰富。我们去年在一起过了很久。那时，莱娜达和我已经闹翻了。我坐在她弯曲的木摇椅里，而她把那双小巧玲珑的皮靴搁在一个膝垫上，绣着这块浅草色和刺目的琥珀色交织在一起的大红大绿的垫子。我们聊天，或干别的，总之处得很融洽。然而，现在这已经成为往事。因为不久我又和莱娜达言归于好了。

这只是为了说明，那天早晨我一直把冯·洪堡·弗莱谢尔作为我沉思的主题。这样的沉思也许会增强意志。由于这样的练习使意志得到不断的增强，所以意志也许会变成一种感觉器官。

一张揉皱的明信片掉在地上。这是洪堡最后寄给我的明信片之一。我读着那怪异的笔触，就好像看到北极光模糊的图像：

鹰隼高翔，耗子躲藏；

飞机飞来，鹰隼惊惶；

飞机却最怕高炮的巨响；

真是一物来把一物降。

只有毫不在乎的狮子，

在布鲁树下

彼此交颈而眠。

它们饱尝了一顿血淋淋的午餐——

我说这种生活才算美满！

八九年前，当读到这诗时，我想，可怜的洪堡啊，那些电疗医生给他施行脑白质切除术，把这个人给毁了。可是现在，我把这当成一种交流，而不作为一首诗。想象力绝不会枯竭——这是洪堡的启示。它再次认定：艺术在显示自然的内在力量。对想像的拯救官能来说，睡就是睡，醒就是真正的醒。我觉得这就是洪堡现在所说的话。要是这样，洪堡从来也没有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清醒和勇敢。而正当洪堡要告诉我这些话时，我却从四十六号街上跑掉了。正如我以前提到过的那样，那天早上，我穿着考究的服装，坐着海岸警备队的直升机，绕纽约一周。同机有两个美国参议员，有市长，还有来自华盛顿和奥尔巴尼的官员，以及第一流的记者。大家都系着松软的救生衣，每件救生衣上都有鞘刀（我一直不知道那些刀子是干吗的）。那天在中央公园用过午餐之后（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我一走出来就碰见了洪堡。他已经是一个气息奄奄的人，在路边上啃着椒盐卷饼，坟墓的黄土已经洒在他脸上了。于是我很快躲开了他。那是一个令人失魂落魄的痛苦的时刻，我不能站着不动。我必须跑开。我说：“啊，再见吧，老兄，黄泉之下后会有期！”

我已经断定，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替他做的事了。难道真是这样吗？此刻这张揉皱的明信片却促使我重新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有负于洪堡。为了深入思考，我在鹅绒沙发上躺下。我因内疚和羞耻而感到浑身灼热，面红耳赤，汗水淋漓，便把朵丽丝·谢尔特绣的枕垫从头底下拉过来，擦了擦脸。我仿佛又看见自己躲在停在四十六号街的汽车后面。洪堡像一株被蛆虫蛀蚀的灌木，枯萎了。然而当我看见我的老朋友将要死去的时候，我却在惊愕万状之中一溜烟跑掉了。我回到广场饭店，向肯尼迪参议员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我突然接到通知要回芝加哥，下星期我才能返回华盛顿。随后我便乘出租车到拉瓜迪亚机场，搭上到奥黑尔机场去的第一班飞机。我之所以每每回想起这一天的情景，是因为它太可怕了。飞行中只限喝两杯酒。这对我丝毫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一点效用！一着陆，我便在奥黑尔酒吧间喝了几杯杰克·丹尼尔牌双份威士忌，用以恢复气力。那是一个闷热的黄昏。我给丹妮丝打电话，告诉她，“我回来了。”

“你早回来了好多天。怎么回事，查尔斯？”

我说：“我经历了一件痛苦的事。”

“参议员在哪儿？”

“还在纽约。一两天我要回华盛顿。”

“那就回家吧。”

《生活》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文章。我已经同这位参议员一起过了五天，也就是说，坐在参议院大厦的沙发上，在他的身旁观察他。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件事都是令人鼓舞的。这位参议员允许我接近他，甚至好像对我报以好感。我说“好像”，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给一个打算采访他的记者留下那样一种印象。我也喜欢他，也许我的判断这回不太准确。他注视着你时神情很奇特。他的眼睛像真空一样湛蓝，眼皮微微下垂，形成特别的褶痕。乘直升机遨游之后，我们从拉瓜迪亚坐轿车到布朗克斯区。我始终跟他在一起。布朗克斯真是热得要命。我们坐在一间透明的房子里。他希望对问题不断地简要回答。他向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一发问。他想从我这儿得到的是一些历史知识：“关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2]我该知道些什么呢？”或者“给我讲讲H.L.孟肯[183]吧”！在听我的回答时，他透露出由衷的喜悦，可是他并不表示自己的感想，也不表示这些史实对他有没有用处。我们的车子在哈莱姆运动场停下来。那里有凯迪拉克车，有骑摩托车的警察，有保镖，也有电视人员。在两幢公寓之间围起了一片场地，地面铺好了，配备着滑道和沙箱。场地指挥蓄着黑人式发型，穿着非洲人的花袍，戴着珠子，在接待两位参议员。摄影机设在我们头顶的支架上。那位黑人指挥神采奕奕，彬彬有礼地把篮球在两位参议员中间举起，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身材修长的肯尼迪风度潇洒自如。抛了两次球，没有成功。于是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他脸色红润，神态狡黠，头发梳得高高的。贾维茨参议员可不能扑空。他身体结实，秃顶，也是笑眯眯的。在篮前拉开架势，把球收到胸口，看起来蛮有把握。他投了两个漂亮的球。球推出去，没有弧度，一下就命中篮环，博得一片掌声。博比[184]却是多么恼火，多么费劲呀，但是那位共和党参议员却处理得挺好。

这就是丹妮丝要我干的事。丹妮丝打电话给《生活》杂志社，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并且监督着全部活动。“回家吧。”她说，然而她并不乐意，现在她不想让我到芝加哥来。

我们的家是位于南区肯伍德的一座堂皇的住宅。这座维多利亚—爱德华式的宅邸是本世纪初有钱的德国犹太人建造的，在邮购巨头和别的富翁离开以后，大学教授、精神病专家、律师、黑人穆斯林又搬了进来。既然我执意要回来当一个研究厌烦的马尔萨斯，丹妮丝就买下了这座康海姆住宅。买是买下了，但她一直在抗议：“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芝加哥呢？难道我们不可以住在任何一个我们愿意住的地方吗？天哪！”她一心想在乔治敦[185]或者罗马，或者伦敦的西南三区有一座住宅。然而我非常固执，丹妮丝说，但愿这不是我神经崩溃的征兆。她父亲是个联邦法官，一位精明的律师。我知道她经常进城去向父亲请教有关伊利诺伊州的财产权、联合租借和寡妇权益等问题。他劝我们把康海姆上校的宅子买下来。每天吃早饭时，丹妮丝总要问我什么时候立遗嘱。

现在已经入夜了，她正在大寝室里等着我。我讨厌空调器，没有叫丹妮丝安装。气温在华氏九十多度。在闷热的夜气之下，芝加哥人用他们的身心体验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屠宰场没有了。芝加哥不再是一个杀戮的城市了。可是，昔日的气味在闷热的夜气中又复活了。当年，和大街平行的数英里铁路上，曾经充满了红色运牛车，等着进屠宰场的牲畜，哞哞的叫声和冲天的臭气嚣然尘上。昔日的恶臭仍然不时地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弥漫在四方，使我们想到在屠宰技术方面芝加哥一度领先世界，千千万万的牲口在这里死掉了。那天夜里，窗户敞开着，各种为人们所熟悉的熏人的臭气又回来了：肉味，脂肪味，血粉味，骨末味，皮革味，肥皂味，熏肉味，毛皮的焦煳味。昔日芝加哥的气息又透过门窗在鼓荡。耳旁一阵阵救火车和救护车歇斯底里的哀号使人肝肠欲断。每到夏天，附近黑人贫民区就发生纵火事件。据说这是精神病理学的标志；虽说嗜火也有宗教色彩。这时，丹妮丝却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急切地使劲梳着头发。湖面上空闪烁着钢铁厂发出的光亮。在灯光的照耀下，可以看见墙边常春藤的叶子上落满了油烟的灰尘。那一年天旱得很早。芝加哥在夜幕之下气喘吁吁，这个巨大的城市的引擎在运转。橡树街的公寓着火了，像披着火焰的披巾。汽笛尖叫着，救火车、救护车、警备车犹如狂乱的疯狗。要命的天气，一个奸淫、凶杀之夜。成千上万的消防龙头一齐打开了，从两侧喷水，成吨成吨的水在倾泻。工程师们吃惊地发觉密执安湖的水位在下降。一帮一帮的小伙子带着手枪和匕首四处徘徊。哎呀，这个软心肠的悲恸的查理·西特林先生看见了他的老朋友，像个死人在纽约啃椒盐卷饼，便撇下《生活》杂志、海岸警备队、直升机和两个参议员，奔回家中，寻求安慰。也正是为了这个，他的妻子全身脱得精光，梳着她那浓密的头发。她那紫灰色的大眼睛显得不耐烦了，温存之中含着愠怒。她默默地问我，打算这样脱掉鞋子、默哀着、满怀旧情地在小沙发上坐多久？她是一个具有批判眼光而又神经质的人。她认为我这样悲伤以致心理失常，是由于对死亡的看法赶不上时代，甚至失之荒诞。她常常断言我留恋芝加哥是因为我的双亲埋在这里。有时，她机敏地说：“啊，公墓小伙计来啦！”这类话她总是对的。不久我就会听见自己低沉的拖着链条似的单调的声音。爱情是医治这种因死亡而引起的悲痛的灵丹妙药。是的，丹妮丝这时正坐在床上，她不耐烦地然而却是顺从地剥光了衣服。我领带都没有解。我知道这种悲哀会使人发疯的。丹妮丝企图从感情上宽慰我，然而，这使她感到厌倦。她不太相信我的感情。“啊，你又沉迷于那些事了，你必须停止这种歌剧式的胡言乱语。跟精神病学者说去吧，你怎么老留恋过去，为一些死人伤心？”丹妮丝自以为可以洞察一切而满脸透出自得的红光。她指出，我一边为死者伤心落泪，一边却用铲子拍打着他们的坟墓。的确，我也在靠为死人写传记赚钱口。死者替我赢得了法兰西勋章并把我引进了白宫（肯尼迪死后我们跟白宫失去了联系，这是丹妮丝最恼火的事情之一）。别误解我，我知道爱情与责骂常常是相辅相成的。邓沃德也是这样对待我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186]什么事情都同感情交织在一起。当我回到家里因洪堡而心情不能平复时，她却又来安慰我。她是个快嘴利舌的人（有时我管她叫“厉倍加”[187]）。不用说我如此伤心难过地躺在那里是使人恼火的，而且她估计我再也无法完成《生活》杂志的约稿了。她又判断对了。

如果我对死亡如此了却不得，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措施呢？无止境的伤感真是可怕。这就是丹妮丝的观点。我也同意这种观点。

“看来，你是在为你的朋友洪堡难过！”她说。“那你怎么不去看望他呢？这几年你完全可以去的，而今天你又为什么不跟他讲话呢？”

这些都是使人难堪的问题。她很有见地，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我想，当时我本可以对他说：‘洪堡，我是查理，吃一顿像样的午餐怎么样？蓝绶带餐厅就在拐角上呢。’可是，我想他一定会大发脾气。几年前他曾经企图用一把锤子去砸一位院长的秘书。他指责她用一些印着半裸女子画像的杂志盖在他的床上，说这是阴谋诬陷他好色。他们只好把他重新送进疯人院。这个可怜的人发疯了。皈依圣·于连[188]或拥抱麻风病人都无济于事了。”

“谁说麻风病人来着？你想的老是别人尽力回避的事。”

“好了好了。不过他实在太潦倒了，而我穿得又是如此讲究。我还要告诉你一次巧遇。今日上午在直升机上，我恰好坐在朗斯达夫博士身边，因此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洪堡。正是朗斯达夫答应从贝利莎基金会拨给洪堡一大笔钱，那时候我们还在普林斯顿。我没给你讲过那件祸患吗？”

“恐怕没有吧。”

“全部事情我都回想起来了。”

“朗斯达夫还是那么潇洒出众吗？他一定是个老头子了。我打赌你又用那些陈年旧事打扰人家了。”

“对，我提醒他了。”

“你愿意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是不愉快的事。”

“对于那些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来说，过去并不是不愉快的。”

“不知道朗斯达夫在华盛顿的稠人广众之中干些什么？”

“大概为他的慈善事业筹款。”

就这样，我坐在绿色的沙发上沉思着。文学作品所介绍的一切沉思的方法中，这种新方法我最为喜欢。每当黄昏来临，我总要这样坐下来，回忆往事的各种细枝末节，回忆见过的、做过的和说过的一切。我能够通过对一天生活的回顾，从背面或者侧面观察我自己。当然，在肉体方面，我同别人是没有多大不同的。假如我在野外花市上给莱娜达买过一束栀子花，我就能想起买花的钱是七角五分，而且那三枚二角五分镀银硬币上的黄铜花边也会历历在目。同时，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莱娜达大衣上的翻领和她那长饰针的白色针头，甚至于那饰针在布上别成的两个圈儿，以及莱娜达那张女性特有的圆脸和她对花朵投来的快乐的凝盼，连同栀子花的馨香。这只能说是超然的造化，否则就不容易解释了。我能够一直这样回忆下去，以至于追溯到最远最早的时候。此刻，我躺在沙发上，在回想《时报》的讣告专栏。

《时报》对洪堡的死大为震动，给他安排了横贯两栏的篇幅。照片很大，因为洪堡毕竟在愚昧的美国做了一个诗人应当做的事。他追逐毁灭和死亡比追逐女人还要起劲。他一生呕心沥血，终于乘着尘土飞扬的滑梯回了老家——他的坟墓。在九泉之下，他还将苦苦耕耘。是的，艾德加·爱伦·坡[189]也是这样的下场。他是从巴尔的摩的阴沟里捞上来的，而哈特·克莱恩[190]从船舷上跳海自尽，贾雷尔[191]亡身于汽车之前。还有可怜的约翰·贝里曼[192]是从一座桥上跳下去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可怕的事却得到了商业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特别赏识。这个国家为它死于非命的诗人而感到自豪。而这些诗人却证实美国太粗，太大，太多，太坎坷了。美国的现实是如此冷酷无情，而这个国家反而从中获取令人寒心的满足。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精神力量的软弱在这些殉难者的幼稚、疯狂、酗酒和绝望中得到了证明。俄耳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反映那种无边的纷乱，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坯，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也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因此，我所沉思的，是他们的飞黄腾达、冷酷无情以及吃人者如何耀武扬威。这也是《时报》所选登的那张洪堡的照片所反映出来的态度。这是集疯狂、堕落、庄严于一身的那种照片之一——像幽灵似的，毫无幽默感，怒目瞪视，紧绷着嘴唇，有如生着淋巴结核的面颊，留着伤疤的前额，狂怒、潦倒而又天真的表情。这就是耍阴谋、搞暴乱、控告别人而肝火旺盛的洪堡，贝莱坞医院里的洪堡，能讼善辩的洪堡。因为洪堡好打官司，所以我为他创造了这种言词。他多次恫吓着要告发我。

是的，讣告怪吓人的，剪报就在我手头的材料里，但是我不想看它。我能够把《时报》的原话逐字逐句地背下来。它用疙里疙瘩的语句和拙劣的笔调写道：冯·洪堡·弗莱谢尔开光辉之端倪，生于纽约上西区，以二十二岁之华年开美国诗歌之新风，受康拉德·艾肯之赏识（有一次他不得不叫警察把洪堡撵出家门哩），得T.S.艾略特之赞许（洪堡发疯后，到处散布关于他荒诞不经的性行为的丑闻）。弗莱谢尔先生身兼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教师、杰出的文学家以及沙龙名士。至交对其言论钦佩之至，堪称一代伟大雄辩家及天才人物。

此刻，我不再苦思冥想，便考虑起自己的事来。阳光依然灿烂地照耀着，蓝天萧索，就如爱默生[193]笔下超然的景象。然而我愈感罪孽的深重。我满腔难言的苦衷，就像天空充满了冰冷的湛蓝。很好啊，洪堡，你在美国文化领域的成就，可与哈特·沙夫纳和马克斯服装公司在服装行业的成就相提并论，也可以比之于萨尔诺夫[194]将军在通信联络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说和伯纳德·巴鲁克[195]在一条公园长凳上取得的成就媲美。正如约翰逊[196]博士所说的那样，狗靠后腿取胜，而女人靠讲坛取胜——都可以出奇地超出常规。俄耳甫斯，新移民的儿子，以其歌谣崛起于格林尼治村。他热爱文学和机智的谈论，热爱思想史。一个魁梧的翩翩少年，把象征主义同俚言俗语熔于一炉，又博采叶芝、阿波里奈尔[197]、列宁、弗洛伊德、莫里斯·R.科恩、格特鲁德·斯坦因诸家，以至棒球战术和好莱坞流言，而融会贯通。他把科尼岛[198]带进爱琴海[199]，把野牛比尔[200]同拉斯普廷[201]联合起来。他要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平等的力量连在一起。他一口咬定，正当他母亲准备乘地铁去分娩的时候，他出生在哥伦布圆形广场地铁的月台上。他立志当一名神圣的艺术家，步入柏拉图式的空幻痴迷的境界。在纽约市立大学，他受到了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熏陶，这同俄耳甫斯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他的一切欲望都是自相矛盾的。他既想纵横驰骋、淋漓尽致地抒发胸臆，又想博览多闻，精通哲理，寻求诗与科学的共同之处，证明想像和机械有同等的威力；他既想解救并造福人类，又醉心于一己的名利兼收；当然，也还得有女人。弗洛伊德本人相信，人们为了女人才追求声名。可是女人也在追求着什么。洪堡说：“她们是在寻求真实，因为她们老上虚假的当，所以她们祈求真实的东西。当真实的东西出现时，她们便会欢欣鼓舞。这就是她们之所以爱诗人的原因。这是关于女人的至理名言。”虽然洪堡是真实的，但他不复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了，也不是雄辩之王了。他变得大腹便便，脸上的肉鼓囊囊的，眼睛里充满着失望和怀疑。

他下眼皮褐色的圆圈颜色更加深了，面容青肿苍白。这就是他“狂乱的职业”给他造成的后果。他经常说诗歌是“狂乱的职业”之一，在这一行里，成功的关键是你对自己的态度。你越自负，你就越能取得胜利；失去了自信，你就会完蛋。正因为这样，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迫害变态情结。你会因别人对你不加吹捧而把别人看成是在加害于你。知道了这一点，或者感到了这一点，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就掌握了你。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被拖进权力斗争中去。在洪堡的癫狂增加的同时，他的才华却在减少；当然，女人还是爱他的。当他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没有什么真实可言，而已经骗了她们好久时，女人们还把他当成是真实的。他吃药更多，喝酒愈甚，疯狂和抑郁把他赶进了疯人院。他进了出，出了进。他成了荒野里的英文教授。在那里他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可是，在别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等于零。后来。他就死了，得到了报纸的好评。他一直注重于名誉地位，而《时报》给他的地位是够高的了。当他的才华已经枯竭，思想已经崩溃，肉体已经死亡以后，他又在文化的道·琼斯指数上崛起了，并暂时享受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失败者的威望。

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的压倒优势，对洪堡来说却是一次灾难。第二天早晨，他见到我的时候，心情非常沮丧，白皙的大脸极其阴沉。他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塞威尔的办公室，里面塞满了书籍——我占用了隔壁的一间。在洪堡靠着的小办公桌上，摊着载有选举结果的《时报》。他拿着一支香烟，双手绝望地捏合在一起。他的烟灰缸，一只萨瓦林咖啡罐，已经满了。这不光说明他已经大失所望，或者感到美国文化的发展将完全停止，也说明洪堡陷入了恐怖。“我们怎么办？”他问。

“我们只好原地踏步，”我说，“也许下届政府会把我们引进白宫。”

这天早上，洪堡一直不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下来。

“可是你看，”我说，“你是《大角星》杂志的诗歌编辑，又是希尔德布兰德公司的正式职员和贝利莎基金会的有俸顾问，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订了编一本现代诗歌教科书的合同。凯瑟琳告诉我说，你即使活上一百五十岁，也还不清出版商预支的稿费。”

“查理，如果你知道我的处境如何艰难，你就不会感到嫉妒了。我似乎有许多不错的机会，但全成了泡影。我的处境很危险。你尽管没有什么前途，可是地位却比我强。何况我又遇上了这场政治灾难。”我意识到他害怕他村里的邻居。他常做噩梦，梦见他们烧了他的房子，他跟他们械斗，他们给他上私刑，抢走了他的妻子。洪堡说：“现在我们怎么办？下一步又怎么办？”

他这样提问是为了引出自己心中的计划。

“下一步？”

“我们要么就在这届政府期间离开美国，要么先稳住阵脚。”

“我们可以请求哈里·杜鲁门允许我们在密苏里州避难。”

“别开玩笑了，查理，柏林自由大学邀请我去教美国文学哩。”

“那好极了。”

他转眼又说：“不，不，德国是危险的，我不愿到那里去冒险。”

“那就留下来，先稳住阵脚吧。你打算待在哪儿呢？”

“我说的是‘我们’，形势很不安全。如果你有感觉的话，你也会有同感。你以为你是个风流少年，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就没人伤害你啦？”

这时候洪堡便开始攻击塞威尔了：“塞威尔真是只硕鼠。”

“我想你们是老朋友吧。”

“常打交道并不等于友谊。你喜欢他吗？他接受了你。他在屈尊俯就，他目中无人。他像对待粪土一样对待你。他不屑跟你说话，只是跟我谈谈，对此我是愤愤不平的。”

“你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当时我不想挑你发火，以免使你不愉快。你以为他是个好批评家吗？”

“聋子岂会弹琴！”

“不过他很精。他虽然精明，手段也未免过于卑鄙，可不能低估他了。他是个善于钻营的干将，连文学学士的头衔都没有就当上了教授……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父亲不过是个捉龙虾的，母亲在家给人家洗衣服。她就是借在坎布里奇给基特里奇[202]洗衣领之机，给儿子骗取了出入于图书馆的特权。他进哈佛大学书库时还是个无名鼠辈，摇身一变就成个大人物了。现在他是个上层的大老爷，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你我已经抬高了他的地位。他和两个犹太人在一起就像王公贵族一样。”

“你干吗要叫我生塞威尔的气呢？”

“你那么大架子，根本就犯不着生气。你比塞威尔还要势利。我想，在气质上，你属于阿克塞尔[203]式的人物，只注重内在的灵感，而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现实世界只会亲你的屁股。”洪堡在大放厥词。“你只叫我这个可怜虫去考虑金钱、地位、成功、失败、社会问题和政治，而你对这些却根本置之度外。”

“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这样糟呢？”

“因为你把这样一些毫无诗意的责任压在我头上，而你像一个国王似的缩了回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这些凡人皆有的问题听之任之。耶稣身上没有苍蝇。查理，你不受地点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非犹太人的限制，也不受犹太人的限制。你受什么限制呢？别人拘泥于我们的问题，你却无拘无束[204]！在你看来塞威尔臭不可闻。他冷落你，你生他的气，别矢口否认。你不会在意的。你心里总在思考着某种宇宙的命运。告诉我，你一直从事的那件大事是什么？”

此刻，在这寒气凛冽、天空碧蓝的十二月的早晨，我仍然躺在我的绣花长毛绒的沙发上埋头沉思。芝加哥大楼上的暖气设备在嗡嗡作响。没有它，我还是可以过的。不过，我还是感激现代化的设施。在普林斯顿办公室里的洪堡站在我的心头。我全神贯注。

“直截了当地说吧。”我对他说。

他的嘴好像干了，但没有喝的东西。药丸会使你口渴的。他使劲地抽着烟，说道：“你和我是朋友。塞威尔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又把你带来了。”

“我感激你，可是你却不感激他。”

“因为他是狗娘养的。”

“也许。”我听他这样辱骂塞威尔，也并不在意，因为他冷落过我。可是，他那稀疏的头发，干燕麦片似的胡子，酒鬼似的脸，他那普鲁夫洛克[205]似的敏感，以及卖弄风雅似的交叉着的十指和双腿，还有对文学上一些东西语无伦次的瞎扯，这些都说明他决不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虽然我似乎在抑制洪堡，然而我还是为他侮辱塞威尔的那种方式暗自高兴。洪堡那样放肆，那样一意孤行而不择手段，满足了我可耻的欲望，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塞威尔在利用我们，”洪堡说。

“你怎么知道？”

“他一回来就会把我们撵走。”

“可是我知道这是个期限一年的差事。”

“哦，你像从赫尔茨租赁行租来的东西，像一只有脚轮的矮床，或者一个婴儿的尿壶，难道你无所谓吗？”洪堡说。

在黑白格子呢毛毯那样宽的上衣下面，他的背开始驼了（人们都熟悉的特征）。他的背像美国野牛一样强壮地隆起，这意味着他不怀好意。在他的嘴角上、眼角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两道发冠比往常竖得更高了，惨白的亮晃晃的波纹呈现在他的脸上。灰色的和米色的鸽子用它们猩红的爪子在沙石窗台上走来走去。洪堡不喜欢它们，他把它们视为普林斯顿的鸽子，塞威尔的鸽子。它们是在为塞威尔咕咕叫着。有时，洪堡简直把它们视为他的特务和侦探。因为这毕竟是塞威尔的办公室，近来，洪堡就坐在塞威尔的办公桌旁。壁橱里的书也是塞威尔的，近来洪堡一直把它们往箱子里扔。他拿走一套汤恩比，放上他自己的里尔克和卡夫卡。打倒汤恩比，也打倒塞威尔。“你我都是这里的消耗品，查理，”洪堡说。“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是犹太佬。在这普林斯顿，我们对塞威尔没有任何威胁。”

我记得我当时皱着眉头对这个问题苦苦思索。“恐怕我仍然弄不明白。”我说。

“你想想看，把自己想成犹太佬所罗门[206]、列维[207]吧。把犹太佬所罗门安顿好再到大马士革去讨论一年《波英顿的珍藏品》[208]倒挺保险。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的高级教授职位正等着你。我们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可是我并不想威胁他。为什么塞威尔要担心威胁呢？”

“因为他在同这些老家伙们作对。他们全是些乱打棍子的老头子。哈密尔顿·赖特·梅比[209]之类彬彬有礼的狗屎永远不会承认他的。他不懂希腊文，也不懂古英语。在他们眼里，他是个恶心的暴发户。”

“果真如此？不，他是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我倒支持他。”

“他堕落了，他是个杂种。他把你我二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我在大街上走路，连自己都感到好笑。在普林斯顿，你我都是阿猫阿狗，一场犹太杂耍表演。我们被当做笑料。滑稽可笑的无名鼠辈作为普林斯顿团体的一员，是不可想像的。”

“谁要他们的团体？”

“谁也不信任那个小无赖。他没有人性。最了解他的莫过于他老婆——她离开他时连她的鸟儿都带走了。所有的笼子你都看见了。她连一个空笼子也不要，省得联想起他来。”

“难道她走的时候鸟儿们是蹲在她的头上和胳膊上的吗？喂，洪堡，你究竟想要什么？”

“我想让你和我一样感到羞辱，不要把什么都兜到我的头上。你为什么不感到愤慨呢？查理——啊！你不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你对此反而感恩戴德。你是个外国人。你像那些刚到美国来的犹太移民，老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你也是经济萧条的产儿。你大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个职业，还配备上办公室、办公桌和私人专用橱柜。你是受宠若惊了。你不过是这些基督徒大宅子里的犹太小耗子，而却又妄自尊大，目中无人。”

“这些社会上的明争暗斗，在我看来一文不值，洪堡。咱们别忘了你所说的常春藤联合会[210]里的犹太人的那些难堪事。上星期你袒护着托尔斯泰——是时候了，我们该断然拒绝考究历史和扮演历史喜剧——拙劣的社会竞赛。”

争辩也没有用。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上星期的话题。洪堡聪明而又烦乱的大脸因隐秘的激情和妙计而显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我为我们，为我们俩，为我们大家，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而难过。伟大的思想紧扣着膨胀的灵魂。被放逐的灵魂渴望着故国旧土。每个活着的人因失去故国旧土而哀伤。

当我靠在绿色沙发的枕头上，一切便浮现在眼前。啊，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何在？

洪堡的荒唐行为引起的同情，促成了我同他的合作。“你想了整整一夜。”我说。

洪堡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语气强调说：“查理，你信任我吗？”

“天哪，洪堡！难道我能信任墨西哥湾流吗？你有什么值得我信任呢？”

“你知道，我觉得同你多么亲密。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呀！”

“你用不着软化我。看在基督的面上，一股脑儿倒出来吧，洪堡。”

他使办公桌显得过分矮小。这桌子是为小个子做的。他的上半身高高地超出桌面，就像一个儿童汽车旁站着一位体重三百磅的职业橄榄球健将。他那咬了指甲的手指夹着半截烟蒂。“首先，我们要给我在这儿弄个职务。”他说。

“你想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个教授？”

“现代文学教授的职位。这就是我所向往的，也是你可以帮上忙的。这样，当塞威尔回来时，他将发现我们已经就职了，已经稳当了。现在，美国政府已打发他用《波英顿的珍藏品》去蛊惑、吓唬叙利亚那些可怜虫。嘿，当他花天酒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咕噜上一年那些老长老长的句子，回来的时候，将发现那些对他连招呼都不愿打的老废物已经使我当上了正教授。你意下如何？”

“我看也没有什么。就这件事使你熬了个通宵？”

“唤起你的想象力吧，查理！你太疲沓了，甘愿受侮辱，生闷气。他使唤你就像使唤一个痰盂刷子一样。你得彻底破除仍然把你束缚在中产阶级上的陈腐的奴性。我要在你身上加一些硬度，加一些铁！”

“铁？这将是你的第五个工作——我所知道的第五个。假使我本来就是硬的，我要问你，那又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派我什么用场呢？”

“查理！”他本想笑，可是露出的却不是笑容，“我有个行动计划。”

“我知道你有。你就像谁一样，不耍计谋，就连一杯茶也喝不成——哦，就像亚历山大·蒲伯[211]一样。”

洪堡似乎把这话当成一种恭维，从牙缝里默默地笑了，然后他说：“你去跟里基茨说，‘洪堡是个非常杰出的人——诗人，学者，批评家，教师，编辑。他有国际声望，将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顺便说一句，这全是实话。你对他说，‘里基茨教授，这对你是一个机会。我偶然得知，洪堡已经厌倦了那种波希米亚人式的鬼混营生了。文学界发展很快。先锋派已成往事。是时候了，洪堡该过一种比较庄严稳定的生活了。他已经结婚了。我知道他喜欢普林斯顿，爱在这儿。假如你聘请他，他一定会考虑的。我可以说服他。我不能看着你失掉这个机会，里基茨教授。普林斯顿已经有了爱因斯坦和巴诺夫斯基[212]，可是你们在文学创作方面是薄弱的。未来的趋势是校园里要有一些艺术家。阿默斯特大学有罗伯特·弗罗斯特[213]。不要落后了。抓住洪堡，别让他跑掉。要不，到头来你只能弄到一个三流人物。’”

“我不提爱因斯坦和巴诺夫斯基。我一开头就讲摩西[214]和先知。真是铁一般坚定的预谋！艾克激发了你。这就是我所说的高超的思想，低劣的狡猾。”然而他没有笑。他的眼睛通红。他彻夜未眠。起先，他从电视上看选举揭晓，随后满怀绝望地在屋里和院里徘徊，考虑该怎么办。于是他策划出了他的暴动。接着，心血来潮，他开着他那别克车，失灵了的消声器在村巷里发出尖利的响声，又长又大的车身在弯道上像逃命似的奔跑。幸好土拨鼠已经冬眠了。我可以断定在他的头脑里此刻云集着哪些角色——华尔蒲尔[215]、莫斯卡伯爵[216]、狄斯雷里[217]、列宁。同时，他也以古朴的庄严心理想到永生，包括以西结[218]和柏拉图都在所想之列。这个人是高尚的，然而由于他的癫狂也不免显得卑劣可笑，由于疲劳显得笨拙迟钝。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药瓶，用手心把药丸送到口里。也许是镇静剂，也许是刺激作用的安非他明。他干咽了下去。他像黛米·冯格尔一样，自己给自己看病。黛米经常躲在浴室里吃很多很多的药丸。

“这么说你要去见里基茨了。”洪堡对我说。

“我想他只不过是个挂名的负责人罢了。”

“对的，他是个走卒，可是老顽固不会否认他的权威。如果我们压倒了他，他们非把他扶起来不可。”

“可是为什么里基茨会留心我的话呢？”

“朋友，因为我到处宣传你的戏要上演了。”

“是吗？你是怎么说的？”

“明年，在百老汇，所有的人都会把你看成一个成功的剧作家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人家会把我看成个冒牌货的。”

“不，不会的。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弄假成真。这件事你交给我好了。我把你发表在《肯庸评论》上的新作交给了里基茨，他认为你是个很有希望的人。别装蒜了，我是了解你的。你好耍阴谋，喜欢恶作剧。我知道眼下你心里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况且这可不是搞什么阴谋……”

“什么，魔术！他妈的巫术！”

“不是巫术，是互相帮助。”

“别给我来这一套。”

“先是我，后是你。”他说。

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时我的声音提高了。我喊了一声，“什么！”接着大声笑了，说：“你叫我也要当普林斯顿教授？你认为我一辈子喝酒、厌烦、胡扯、拍马屁，这样下去能受得了吗？既然你因为竞选时的压倒优势而丢了华盛顿的差事，那么，你很快就安顿了这个学术上的八音盒。谢谢你，我甘愿自找苦头，使你享受两年非犹太人的特权。”

洪堡对着我挥了挥双手。“不要毒害我的心灵。查理，你这张厉害的嘴呀！别这么说。我是盼着这些事情发生呢。它们会影响我的前程。”

我停下来，考虑他那奇特的建议。然后，我注视着洪堡。他的心灵在进行一项严峻而离奇的苦役，并且在这项苦役中奇怪地痛苦地膨胀、悸动。他企图用他那几乎无声的喘吁吁的笑声一笑了之，然而他的笑几乎不为我所察觉。

“你不必跟里基茨扯谎，”他说。“他们能从哪里找到我这样的人呢？”

“对，洪堡，这倒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嗯，我是本国数得着的文学家之一。”

“你当然是，在你的全盛时期。”

“应该替我想点办法，特别是现在，艾克的胜利仿佛使黑暗笼罩着大地。”

“这是为什么呢？”

“唉，坦白地说，查理，我暂时境况不太好。我需要回到一种能够重新写诗的状态。但是哪里可得到平静的心境呢？我忧虑重重。他们把我挤干了。世界不断地干扰着我。我必须恢复以往的魔力。我觉得我仿佛生活在现实的边缘，若即若离。这种局面应该结束了。我要定居下来。我要在这儿（他说的‘这儿’，是指地球上）做一些事，做一些好事。”

“我知道，洪堡，这儿也不是普林斯顿，人人都等着好事呢。”

洪堡的眼睛更红了。他说道，“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查理。”

“这倒是真的。不过咱们只说一次就行了。”

“你说得对，不过我也是你哥哥。这一点凯瑟琳也了解。显而易见，我们在彼此同情，包括黛米·冯格尔在内。迁就迁就我吧，查理。尽管这有点可笑，也顾不得许多了。迁就迁就我，这是很重要的。打电话给里基茨，就说你一定要跟他谈谈。”

“好的，我一定去。”

于是洪堡把双手在塞威尔黄色的小办公桌上一摊，身子猛然仰靠在椅背上，弄得椅子脚上的铁轮发出“咯吱咯吱”难听的响声。他的发梢跟香烟冒出的烟气混为一体。他低着头，在审视我，好像刚刚从万丈深渊浮出水面。

“你有活期存款吗，查理？你的钱存在什么地方？”

“什么钱？”

“难道你没有活期存款？”

“在曼哈顿蔡斯银行。我大概有十二块钱。”

“我存钱的银行是科恩交易所，”他说。“那你的支票本在哪里？”

“在我的胶布雨衣里。”

“咱们看看。”

我掏出那叠轻飘的绿色空格纸，边角都卷起来了。“我发现我的余额只有八块钱了。”我说。

于是洪堡把手伸进他那花格呢上衣，掏出自己的支票本，摘下很多钢笔中的一支。他的自来水笔和圆珠笔像子弹带一样别成一排。

“你这是干吗，洪堡？”

“我全权委托你提取我的存款。我签一张空白支票给你，你也给我签一张。不写日期，不写数目，只写上‘付予冯·洪堡·弗莱谢尔’就行了。坐下，查理，填上吧。”

“这是怎么啦？我不喜欢这样做。我得问问明白。”

“银行里只有八块钱，你怕什么？”

“问题不在钱上……”

他大为感动，说道：“的的确确，问题不在钱上，这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如果你经济困难，填上你所需要的数目，兑成现金。对我也一样。我们要起誓，作为朋友和兄弟，决不能滥用一气。把它保存着，应付最紧急的需要。刚才我说互相帮助时，你没有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喂，现在你明白了吧！”随后他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桌子上，用细小的字迹哆哆嗦嗦填上我的名字。

我的自制力并不比他强。我的胳膊好像布满了神经，签字的时候突然痉挛了。而洪堡，身材高大，内心虚弱，面带愧色，忽地从转椅里挺立起来，把那张科恩交易所的支票递给我。“不行，装在口袋里不行，”他说。“我不想看着你把它丢掉。这很不保险。我是说它价值很高。”

这时我们握起手来——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洪堡说：“我们这就成结拜兄弟了。我们已经盟誓了，这就是盟约。”

一年以后，我在百老汇一鸣惊人，他就填上我的空白支票兑了现款。然而他却反诬我背叛了他，还说我——他的把兄弟背弃了神圣的盟约，并说我同凯瑟琳狼狈为奸，要叫警察抓他，说我欺骗了他。他们给他穿上了拘束衣关进了贝莱坞，这也成了我干的，为此我得受惩罚，并叫他罚了款。他在曼哈顿蔡斯银行从我的存款里提了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

至于他给我的那张支票，我放在一个抽斗里的衬衣下面。几个星期以后，它便不翼而飞，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

到了此刻，沉思开始变得极不愉快。为什么呢？因为洪堡的咒骂、痛斥，连同猛烈的狂乱和重重的焦虑像连珠炮一样向我劈头盖脸地袭来。我为什么还要躺在这儿呢？我必须准备飞往米兰，我要同莱娜达到意大利去，在米兰过圣诞节！我必须在厄巴诺维奇法官的议事室里参加一次听证会。在此之前，先得同福雷斯特·托姆切克协商。在丹妮丝对我的全部财产所提出的起诉中，他是我的辩护律师。我还需要同会计师默拉研究政府税款案中对我的指控。皮埃尔·萨克斯特也约定从加利福尼亚来跟我讨论《方舟》——他需要说明为什么他拖延我做担保的那笔债务是对的——并且暴露他的灵魂。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的灵魂。因为具有隐蔽的灵魂的我是谁呢？关于梅赛德斯车也存在着问题，把它卖掉，还是掏钱修理呢？我倒顶乐意把它当破烂扔掉。至于声称代表新精神的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我深信我能指望随时得知他的消息。

我尚能顶住这股狂乱的波涛的继续奔涌。我克制住了要站起来的冲动，仿佛那是一种邪恶的诱惑。我仍旧躺在沙发上，陷在鹅绒里头。为了制造这鹅绒沙发，不知有多少鹅被夺去了生命。我仍然抓住洪堡不放。我一直以练功增强意志，这决不是浪费时间。平素我把植物作为自己注意的主要对象：不论是一株从记忆里唤回的奇幻的玫瑰丛，还是植物解剖。我曾弄到一部一个名叫艾索的女人写的植物学巨著。我也埋头钻研过形态学、原生质体和具有潜在能力的物质。所以，我练的功具有真实的内容。我不想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海阔天空的幻想家。

塞威尔是个反犹太主义者？胡说八道。洪堡真能东拉西扯。倒是结拜兄弟的情谊和盟约显得更为真诚。结拜兄弟之间的情谊戏剧性地表现了一种真正的愿望，然而最终还是不够真诚。现在，我在竭力回忆在拜访里基茨之前我们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的简要情况。我最后对洪堡说：“够啦，我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字也别多说了。”黛米·冯格尔早已告诫过我，她认为洪堡很可笑。会见的那天早晨，她确信我的穿戴是得体的，并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佩恩车站。

在芝加哥，这天早晨，我觉得自己毫不费事就回忆起里基茨了。他朝气蓬勃，却已白发苍苍，平头低伏在前额上。他身体壮实，红脖子，像个漂亮的搬运夫。战后许多年了，他仍然满嘴大兵的野话，是个粗鲁而又惹人喜爱的人。他是个大块头，不该闹着玩儿。他穿着深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在我面前极力显出平易近人的样子。“听说你们在塞威尔的课程上搞得挺不错。那是闲话。”

“啊，可惜你没有听洪堡讲《驶向拜占庭》[219]。”

“人们是那么说的。我听不成，事务太多，负担过重。那么你怎么样呢，查理？”

“在这里每分钟过得都很愉快。”

“好极了，希望你继续干下去。洪堡告诉我，明年百老汇要演你的戏呢。”

“看他的舌头有多长。”

“啊，他是个大人物。我们大家都觉得他挺出色。我也觉得他挺出色。我是头一年当主任。”

“是吗？”

“对，这也是试试我能否称职。真高兴有你们俩。对了，我看你兴致挺好。”

“我一般兴致都不错。有的人对此还吹毛求疵来着。上星期，一位醉醺醺的女士问我其中的道理，还说我是个强迫性乡土意识型的。”

“真的？我可从来没有听过那种说法。”

“我也是头一次听到。她接着告诉我，从存在上讲，我乱了套。她最后还说：‘你显然过得太愉快了，可是生活将会毁掉你，就像毁掉一只空啤酒罐一样。’”

在平头形成的王冠下，里基茨的眼睛露出羞愧迷惘的神色。也许他是在为我的兴致勃勃而自惭形秽。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想使会见的气氛轻松一些罢了。可是，我逐渐意识到里基茨在受罪。他以为我是来调皮捣蛋的。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是什么性质的拜访呢？显而易见，我是洪堡的密使，捎来了他的口信。可是这口信除了招致麻烦以外，没有任何作用。

我为里基茨而感到遗憾，并立即加以解释。我和洪堡是朋友，能跟他在这里相处这么久，对我真是莫大的幸运。啊，洪堡！聪明热情才华横溢的洪堡哟！诗人，批评家，学者，教师，编辑，有创见的……

里基茨急于借此帮我的忙。他说：“他真是一位天才。”

“多谢。正是这么回事。对，这就是我要奉告的。洪堡不好讲这些，这完全是我的意思。我只不过是短期逗留，但是这里不要洪堡却是个错误。你不该让他走掉。”

“这个主意好。”

“问题在于只有诗人才能给你讲诗。”

“是的，屈莱顿[220]、柯尔律治[221]、坡[222]，可是为什么洪堡要把自己拴在一个大学教职上呢？”

“这不是洪堡看问题的方法。我想他需要知识团体。你可以想像，这个国家巨大的社会结构，对那种富于灵感的人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压力。何去何从，的确是个问题。眼下，各大学的趋势是起用诗人。你迟早也得这样做。现在是你弄到一个最优秀的诗人的极好机会。”

我尽可能使我的沉思细致入微，再小的细节也能在回忆里再现。这样，连洪堡在路上指教我如何应付对方时的表情也历历在目。洪堡的脸上带着一种劝导性的傻笑，紧贴着我的脸，连他脸上的热气我都能感觉到。他说：“我知道你是最善于干这种差事的。”难道他的言下之意是我是个天生爱管闲事的人？他说：“里基茨这般人在新教机构里干得并不怎么样。他并不适合担任重要职位，诸如公司总经理呀，董事长呀，银行巨头呀，预算局呀，联邦储备银行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呀，参谋长联席会议呀，都是不适合的。当他这种教授只不过意味着当个软弱的小弟弟，甚至是小妹妹。他们都需要别人扶植。他可能是百年俱乐部的成员，只能给费尔斯通[223]家或者福特家的少爷们讲讲《古舟子咏》。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学者、童子军领队，人虽正派但也很愚蠢。”

也许洪堡说得对。我可以看出里基茨无法对付我。他真诚的褐色的大眼睛闪着痛苦的光，等待着我打破局面，结束这次会见。我不想逼得他走投无路，可是我身负洪堡的重托。因为艾克当选的那天夜里，洪堡没有睡觉；因为吃药饮酒而神经麻醉，还是新陈代谢失调而废物中毒；因为他的精神未能通过做梦而恢复过来；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因为他缺乏精神力量，或者在美国毫无诗意的威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所以，我非到这里来和里基茨泡蘑菇不可。我为里基茨而难过。我看不出普林斯顿竟是洪堡听说的那样一笔重要交易。在喧闹的纽瓦克[224]和肮脏的特伦顿之间，它是一座圣殿，一所动物园，一个游乐胜地。那里有它自己的火车、榆树，还有可爱的绿色的樊笼。它很像我后来要去游览的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叫做乌尔纳契卡班雅的塞尔维亚温泉胜地。也许普林斯顿以外的东西更重要。普林斯顿不是工厂，不是百货公司，不是大企业办事处，不是官僚行政机构，也不是日常生活的事务所。如果你能设法逃开那种日常事务，你就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太烦躁了，太担惊受怕了，太纷乱颠簸了，简直无法在办公桌旁一天坐上八小时；得有个机构——一个比较高级的机构。

“替洪堡设立一个诗学讲座。”我说。

“诗学讲座！讲座！啊！——想得多美呀！”里基茨说。“我们很乐意。我代表大家讲话，我们都会投赞成票的。惟一的问题是钱！要是我们有足够的钱就好了！查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况且，我们这个机构，同别的任何机构一样，有它的编制表。”

“编制表？请讲讲清楚。”

“像那样一个讲座，是否有必要设置，这可是一件大事。”

“那么，究竟是怎么个设置法？”

“通常要有专门捐赠的基金。一年一万五或两万元，要提供二十年左右，加上退休金就要五十万。我们没有法子筹集，查理。天哪，我们多么想把洪堡弄来呀，这事真叫人伤心。你是知道的。”此刻里基茨兴奋起来了。我的记忆具有细致入微的再现能力。不用我请求，它就显现出了他那像白粗呢子上的绒毛似的旺盛的短发，他那淡褐色的牛心樱桃似的小眼睛，他那气色很好的面孔以及愉快的圆圆的面颊。

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心里估计，看来已经就是这么回事了，里基茨就要摆脱我们了。他喜出望外，分外亲热。“要是我们有钱就好了！”他一再这么说。

虽然洪堡在如饥似渴地等着我，但我还需要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我站在一座褐色沙石砌成的拱门下，站在脚步磨凹了的石块上。这时，驯顺的松鼠，越过平坦的四方院和漂亮的人行道，从四面八方向我跑来。天气寒冷多雾，十一月惨淡的太阳把苍黄的光圈罩在树木的枝杈上。黛米·冯格尔的脸色也正是这样的苍黄。她穿着貂皮领布大衣，那互相碰撞的双膝给人以高尚的性感。她的脚尖尖的，像公主的一样。她那大张着的鼻孔几乎跟她的眼睛一样富于感情，带着某种急切的神情呼吸着。她用她那热烘烘的面庞亲热过我，又用戴着紧紧的手套的手抚摸我，而后说：“你会干得挺出色的，查理，会顶顶出色的。”那天早晨我们在佩恩车站分手，她叫来的出租汽车等着我。

我以为洪堡是不会同意的。

可是我大错而特错了。我在门口露面时，看见他正在打发他的学生。他使那些学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经常拿着稿子，在走廊里徘徊，久久地等着他。“诸位，”他宣布，“出了些事情。约会不得不改变——顺延一个钟头。十一点的改成十二点，两点半的改成三点半。”我走了进去。他把塞满书籍的、烟气腾腾的办公室的门锁上。“唔，怎么样？”他问。

“他拿不出钱。”

“他没有说不行吧？”

“你很有名气，他喜欢你，景仰你，盼望你，可是，他拿不出钱，这就无法设立讲座。”

“他就这样说的？”

“一点也不错，他就这样说的。”

“那我想，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查理，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我们已经成功了！”

“你明白他的什么意思了？我们怎么成功了？”

“因为——嗬嗬，他拿预算作借口。他不说‘没有用’，也不说‘绝对不行’，也不说‘滚开’。”洪堡又从小牙缝里挤出那几乎是无声的、喘吁的笑声。这时一股烟气在他周围飘荡。他这样笑的时候，就像鹅妈妈[225]一样。母牛跳过了月亮。小狗看见那种可笑的事也笑了起来。洪堡说：“垄断资本主义就像对待老鼠一样对待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唉，这个时代快要结束了……”即使他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也不能断定是否恰当。“我们的胜利大有希望！”

“那就告诉我。”

“回头再告诉你吧，但是你干得很出色。”洪堡已经动手收拾行李，打点他的公文包了，就像在所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那样。他打开扣子，把松弛的盖子揭开，开始往外抽几本书和一些手稿及药瓶。他的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就像他的猫在裤脚上乱抓。他在划得到处是纹路的皮包里再装上其他一些书和材料。他从衣架上拿下他的宽边礼帽，就像无声影片中的主人公带着自己的发明到大城市去一样。他动身前往纽约。“给学生们出个通知，就说我明天回来。”他说。

我陪他去火车站，可是他再也没有给我讲任何事情。他跳进老式的小火车厢，从肮脏的窗子里向我挥挥手，就离开了。

我本来可以陪他去纽约的，因为我来这里仅仅是为了会见里基茨。然而他那样狂躁，只好让他自便了。

这样，我，西特林，便在人生道路的中途，舒舒服服地伸展着身子，躺在沙发上，穿着精纺毛袜（考虑到人下葬以后，脚就会像烟叶一样碎裂——洪堡的脚），设想我那壮实而又富于灵感的朋友是怎样衰亡的。他的才华枯竭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在今天，在这个时代，怎样对待才华，怎样防止灵魂的堕落。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看来该由我处置了。

我在绞尽脑汁地思索着。我的心追随着洪堡。我仿佛看见他正在火车上抽烟，而后又匆匆忙忙地穿过佩恩车站那安着满是灰尘的单色玻璃拱顶的大厅，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一般来说，地铁就够好的了。不过，他今天的每个动作都是不同寻常、没有先例的。这是他失去理智的缘故。对他来说，理智循环的周期本来就是很短促的，而在最近某一天，它也许索性一去不复返了。那么，他怎么办呢？如果他完全失去理智，他和凯瑟琳就需要大量的钱。他也曾对我说过：你在普林斯顿弄个固定讲座就会变糊涂的，有人会注意到吗？啊，可怜的洪堡！他本来会——不，实际上就是如此杰出！

他现在壮志凌云，此刻的想法是直接通天。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这个被玷污的精灵，这位首要人物，明白了来意。洪堡得到了青睐和尊敬。

威尔莫·朗斯达夫，大名鼎鼎的朗斯达夫，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就是洪堡此行要去会见的人。朗斯达夫被任命为新贝利莎基金会的首席主任。贝利莎基金会比卡内基[226]和洛克菲勒还要富有，而朗斯达夫把数亿元花在科学与学术上，花在艺术和社会改良上。洪堡在基金会已有个挂名的头衔。这是他的好朋友希尔德布兰德给他弄到的。希尔德布兰德是个花花公子，先锋派诗人作品的出版者，本人也是一个诗人。他是洪堡的恩主。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发现了洪堡，赞赏他的作品，推崇他的言论，对他爱护备至，于是把他列入希尔德布兰德公司编制内的编辑人员名单。这就使得洪堡在诽谤他时，不得不压低声音。“他窃取盲人的资金，查理。当盲人协会寄来铅笔时，希尔德布兰德就把那些捐赠的铅笔扣下来了，他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

我记得他还说：“富人叫穷只不过是普通的忸怩作态罢了。”

“是的，不过他未免太过分了。在他家里吃顿饭试试吧，他会让你饿死的。为什么朗斯达夫用三万元雇了希尔德布兰德去为作家制定一项计划呢？朗斯达夫雇他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如果你有个基金会，你就不跟诗人打交道，你就只去找豢养一群诗人的主子。所以，我什么事都干也才拿到八千元。”

“搞点零星工作拿八千元就不错了，你说呢？”

“查理，你这样说貌似公正，真不像话。我说我是个倒霉鬼，可你急忙插嘴说我有特权，言外之意就是说你是个更倒霉的倒霉鬼。希尔德布兰德从我身上得到了所有的好处。他从来不看稿子，不是四处游逛，就是去阳谷滑雪。没有我的指点，他连擦屁股纸也会出版的。我把他从为富不仁的境遇中挽救出来。由于我，他才得以跟格特鲁德·斯坦因接触，也才得以跟艾略特接触。由于我，他才有东西给朗斯达夫。可是他们绝对不许我同朗斯达夫谈话。”

“不许谈话？”

“当然，我告诉你，”洪堡说。“朗斯达夫有个私人电梯，地位低下的人谁也不能进他的楼顶屋。我只能老远看着他来来往往，但是却不许我接近他。”

若干年以后，我，西特林，乘海岸警备队的直升机时，居然坐在威尔莫·朗斯达夫的身旁。这时候他已经相当老了，不行了，已经从荣耀的顶峰跌落下来。在他飞黄腾达时，我见过他。那时他俨然像个电影明星，像个五星上将，像个马基雅维里笔下的王子，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具有伟大灵魂的人。朗斯达夫利用经典作品反对技术统治和财阀统治。他迫使国内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去讨论柏拉图、霍布斯[227]。他叫航空公司经理、主任、证券交易所总裁去会议室演《安提戈涅》[228]。事实毕竟是事实。朗斯达夫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他是个杰出的教育家，甚至可以说他是无上崇高的。如果他的面貌不那么出众的话，或许他的生活会更加平静一些。

不管怎么说，洪堡干了一件大胆的事，正像我们大家在描写勇士的旧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未经允许，他擅自上了朗斯达夫的私人电梯，并按了电钮。楼顶屋宽敞豪华。洪堡对接待员说了自己的姓名。不行，他没有事先预约（我仿佛看见灿烂的阳光照射在他的面颊上，照射在他肮脏的衣服上，就如同照射在摩天楼清爽明洁的空气里一样）。不过，他是冯·洪堡·弗莱谢尔。一听这个名字就够了。朗斯达夫叫人把他领进来。他表示非常高兴见到洪堡。这是他在那次飞行中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话。我们坐在直升机上，系着橘红色的松软救生衣，佩着鞘刀。为什么要带刀呢？大概是怕有人万一掉进港口，遇着鲨鱼时要进行搏斗。“我读过他的歌谣，”朗斯达夫告诉我。“我认为他有了不起的才华。”我当然知道，在朗斯达夫的心目中，《失乐园》是最后一篇真正的英文诗。朗斯达夫是个伟人崇拜狂，他的意思是说洪堡无疑是个诗人和可爱的人。他真的是这样。在朗斯达夫的办公室里，洪堡被邪恶和机敏搞得神魂颠倒，被狂躁的情绪、眼前的黑点和内心的污秽搞得身心膨胀。他想说服朗斯达夫，想搞垮塞威尔，想击败里基茨，想弹压希尔德布兰德，想诅咒命运。此时此刻的洪堡，就像一个下水道工人极力想爬出阴沟。不，他最想在普林斯顿谋取一个席位。艾克成功了，斯蒂文森垮台了，可是洪堡却将要跳进楼顶屋，并且越过去。

朗斯达夫也得意洋洋。他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229]诈唬他的受托人。他会叫他们倒霉的。也许朗斯达夫要跟普林斯顿算老账。那是一个他用强大的火焰喷射器瞄准的教育机构。我从依克斯[230]的日记中知道，朗斯达夫曾经接近过罗斯福。他想通过选举取代华莱士，后来又想取代杜鲁门。他梦想当副总统和总统，可是罗斯福却骗了他，叫他踮着脚等待却从来没有吻过他。这就是罗斯福的惯伎。在这方面，我倒对朗斯达夫起了恻隐之心（他野心勃勃，是个暴君，我心目中的沙皇）。因此，当直升机在纽约上空盘旋时，我研究着这位风流的上了年纪的朗斯达夫博士，试图弄明白洪堡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大概他从洪堡身上看到了凯列班[231]式的美国，粗声粗气，哇里哇啦，在从鱼铺子里弄来的油乎乎的纸上写颂歌。朗斯达夫本来对文学不感兴趣。然而当洪堡说明他想叫贝利莎基金会提供资助，替他在普林斯顿设立一个讲座时，他却很高兴。“完全正确！”朗斯达夫说。“就这么办！”他瓮声瓮气地给秘书口授一封信函。威尔莫·朗斯达夫当场责成基金会拨出专款。霎时，洪堡的心便突突地跳了起来，那封信签过字的副本已经落在他手里了。他和朗斯达夫喝起马提尼酒，从六十层楼上眺望曼哈顿，谈论起但丁的鸟的意象。

一离开朗斯达夫，洪堡便乘出租汽车直奔闹市，到格林尼治村去拜访一个名叫吉妮的本宁顿女校的女郎。这是我和黛米介绍他们认识的。砰砰，他敲了门，说道：“是冯·洪堡·弗莱谢尔，我来看你了。”一踏进前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她提出要求。吉妮说：“他满屋子追我，真是滑稽。我只怕踩着脚下的小狗。”她那德国种猎狗刚生了崽子。于是吉妮躲进浴室。洪堡在外边喊道：“你可知道你将要失去的是什么人！我是个诗人！我有一个大鸡巴！”吉妮对黛米说道：“简直要笑死人了。我哪能干那些事呀！”

我向洪堡问及此事时，他说：“我觉得我必须庆贺庆贺。我知道那些本宁顿女校学生是喜欢诗人的。那吉妮太不像话了。她非常漂亮，可她是冰箱里出来的蜜。你懂得我的意思？冷糖不黏。”

“你到别的地方去了吗？”

“我放弃了性的娱乐。到处走了走，拜访了不少人。”

“还让他们看了朗斯达夫的信？”

“当然喽。”

不管怎么样，计划总算付诸实施了。普林斯顿无法拒绝贝利莎的礼物。里基茨被挫败了。洪堡被任命了。《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都报道了此事。在起初的两三个月之内，事情是一帆风顺的。洪堡的新同事为他举行鸡尾酒会和宴会，而他在得意之中也并没有忘记我们是把兄弟。差不多每天都要说：“查理，今天我对你有个绝妙的主意。谁演你剧中的主角……维克托·麦克拉格伦[232]，他当然是个法西斯分子，不能要他，但是……我要为你去和奥森·韦尔斯[233]联系……”

然而，到了二月份，朗斯达夫的受托人背叛了。我猜，他们已经受够了，便为美国垄断资本的信誉齐心协力。朗斯达夫提出的预算被否决了。他被迫辞职，但他并不是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的。他弄了一笔钱，大约两千万元，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基金会。实际上，他们把他开除了。在那次否决的预算中，为洪堡的讲座的拨款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朗斯达夫一倒台，洪堡便跟着倒了。“查理，”他总算能够谈论这件事了，说道，“我父亲在佛罗里达的兴盛中被清洗出去时，经历也正是这样。要是再拖一年，我们就成功了。我甚至怀疑，在朗斯达夫送出那封信件时，是否他已经感到自己好景不长了……”

“我不能相信这种看法。”我说。“朗斯达夫虽然喜欢恶作剧，但他并不是卑鄙小人。”

普林斯顿的人们，行为总是得体的，处事总是落落大方的。里基茨说：“你现在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洪，你知道吗？不要担心，我们总会为你的讲座筹款的。”但是洪堡提出了他的辞呈。到了三月，在新泽西偏僻的路上，他企图用他的别克车把凯瑟琳压死。她跳进沟里，保住了性命。

在这个时刻，我几乎可以用法庭上作证时的那种方式，断然声称：我不相信我的第一次生存是从我出生开始的，也不相信洪堡是这样的，也不相信任何人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在其他范畴而仅就美学范畴而言，我不能接受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死亡所持的观点，也不能接受我大半生以来对死亡所持的观点——因而，我不得不否认，像人的灵魂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事物能被永远从美学的范畴之内清除出去。不，死者就在我们的周围。他们被我们形而上学的观念拒之于门外。夜里，当我们躺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熟睡在亿万人身旁时，死者就靠近我们了。我们的观点应当是他们的食物。我们是他们的粮田。然而我们却是这般贫瘠，以致让他们挨饿。不要欺骗自己。我们都被死者看守着，看守在这个大地上，那就是我们自由的学校。由于阴暗，由于错误，由于惊人的局限，由于美，也同样由于盲目和邪恶，我们在大地上自由自在。这一切总是伴随着自己的福祉。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讲这些。因为我匆匆忙忙，压力很大——都是亟待完成的任务啊！

当我沉思着洪堡的时候，大厅的蜂音器关掉了。我有一间小小的暗室，在那儿，我一按电钮，通过内部通讯联络装置，就可以听到下面的喧嚣。那是门房罗兰·斯太尔斯。我的生活方式使斯太尔斯大为高兴。他是个瘦削而风趣的黑人老头。可以这样说，他已经处于人生的半决赛中。在他看来，我也是这样。然而，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由于白人的某种奇怪的理由，我仍在继续奋争，似乎还不是想到死的时候，“接通你的电话，西特林先生。你听清楚了吗？你的第一号女朋友要跟你讲话。”昨天，我的汽车被砸。今天，我又和我美貌的情妇失去联系。在他的心目中，我就像个马戏团那样有趣。晚上，每当斯太尔斯太太听起关于我的故事来，比看电视还高兴。这是他亲自给我讲的。

我拨通了莱娜达的电话，问道：“什么事？”

“什么事？天哪！我已经给你打了十次电话了。你必须在一点半去见厄马诺维奇法官。你的律师也一直在找你。他最后给萨斯马打电话，萨斯马又给我打电话。”

“一点半！他们给我改了时间！他们好几个月不理我，现在又叫我接到通知后两小时到场，真见鬼！”我开始忐忑不安。“见鬼。我恨透了这些说话不如放屁的家伙。”

“也许今天整个事情就了结了。”

“怎么？我已经忍受了五次了。每次我都是照丹妮丝和她的代理人的要求办的。”

“谢天谢地。过几天我要使你离开这里了。你一直在拖后腿，因为你不想去，不过，相信我，查理，当我们再次到了欧洲的时候，你一定会为此向我祝福。”

“福雷斯特·托姆切克还没有来得及跟我商量这个案子哩。他是萨斯马推荐的一个律师。”

“查理，你没有车怎么上闹市去，奇怪的是丹妮丝竟没有设法用车接你一起上法庭去。”

“我叫一辆出租汽车。”

“反正我得领范尼·森德兰上商场大楼去。她为一个他妈的沙发套子跑了十趟了。”莱娜达大声笑了，不过她对她的客户显出异常的耐心。“在我们动身去欧洲之前，我一定要料理这件事。一点整我接你上车，准备好，查理。”

好久以前我读过一本叫做《Ils Ne M’auront Pas》（《他们不去接我》）的书。闪念之间，我悄声自语道：“Ils ne M’auront pas。”现在我就在这样做。我断然结束了沉思训练，或者叫“出神入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透过灵魂的深处，认识自己和神力之间的联系）。我又躺在沙发上。躺着绝不是故作自由的小小姿态。我只是从实际出发。现在是十一点一刻，如果喝一杯清淡的酸奶需要五分钟，刮脸需要五分钟，那么，还剩两个小时，可供我继续思考洪堡。这正是一个思考的大好时机。

呵，洪堡企图用他的汽车压死凯瑟琳。在普林斯顿参加过晚会后，他们驱车回家。一路上，他一直用拳头打她，只用左手掌握着方向盘。在一个小酒店附近，信号灯指示车辆慢行，她只穿着袜子——在普林斯顿她把鞋子丢了——打开车门逃跑了。于是，他开着别克车追她。她跳进沟里去了。洪堡的车子撞在树上。州里的警察只好来解救他，因为车门撞坏了，打不开了。

反正受托人已经起来反对朗斯达夫了，诗学讲座也就完了。凯瑟琳后来告诉我，那天洪堡始终将此事瞒着她。他放下电话，拖拉着脚步，挺着相扑运动员似的肚子走进厨房，自个儿用盛果酱的罐子倒了满满一罐杜松子酒。他穿着球鞋，站在污秽的洗涤槽前，像喝牛奶一样喝着。

“什么电话？”凯瑟琳问。

“里基茨打来的。”

“他有什么事？”

“没什么。日常事务，”洪堡说。

“当他把那罐杜松子酒喝光的时候，眼睛下面出现了一种滑稽的颜色，”凯瑟琳对我说。“一种发绿的淡紫色。有时候你会在洋蓟心上看到那种颜色。”

那天早晨，似乎时隔不久他又跟里基茨交谈过一次。这一次里基茨告诉他普林斯顿不会背约，钱是会筹到的。这样一来，里基茨就会在道德上占优势。一位诗人决不能甘居一个官僚之下。于是洪堡带着一瓶杜松子酒，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天在那里起草辞呈。

可是，及至那天晚上，在他们驱车前往利特尔伍德家参加晚会的路上，他却开始做起凯瑟琳的工作来了。为什么她让父亲把自己卖给洛克菲勒呢？对了，这个老家伙被认为是个乐天派，一个来自巴黎的放荡不羁的活宝，“丁香园”帮会的一员。但他又是一个国际罪犯，一个莫里亚蒂博士[234]，一个魔王，一个拉皮条的人，难道他不想跟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吗？哦，和洛克菲勒又搞得怎么样呢？难道洛克菲勒的阴茎更能使她神魂颠倒吗？数十亿的钱能包括进去吗？难道洛克菲勒非要从一个诗人手里抢走一个女人以使他的家伙勃起吗？于是他们开着别克车，飞驰在碎石路上，隆隆地穿过云雾似的尘土。他开始叫嚷说尽管她竭力装出一副又文静又迷人的样子，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动作，但还是骗不了他。他对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从书本上，他的确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冬天的故事》[235]里的里昂提斯王的嫉妒。他知道马里奥·普拉斯[236]。普鲁斯特——被关在笼子里折磨死的耗子，被那杀人不眨眼的门房、屠宰场的畜生用钉子鞭抽打的夏吕。“那些淫猥肮脏的事我全知道，”他说。“我知道干那种勾当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也是这样文静。我知道这种女性的色情受虐狂。我理解你是在心花怒放，而我不过是被利用！”

这样，他们来到利特尔伍德家。我和黛米也都在那里。凯瑟琳脸色惨白，好像擦了一层厚厚的粉。洪堡默默地走了进来。他一直没有说话。实际上这是他在普林斯顿当贝利莎诗歌教授的最后一个晚上。明天消息就会传出去。也许现在已经传出去了。里基茨表面上做得十分体面，但不见得他就绝对不对别人张扬。不过利特尔伍德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正在煞费苦心地张罗，以使晚会获得成功。他的面颊快活红润，看上去就像果汁广告上戴大礼帽的西红柿先生。他有一头波浪形的头发，风度优雅而干练。当他拉住一位女士的手时，你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利特尔伍德先生是个上流社会的坏种，一位部长的不肖子。他熟悉伦敦和罗马，特别熟悉开罗牧人王著名的酒吧，并且在那里学会了英国军队的俚语。他牙齿中间有讨人喜欢的缝隙。他爱龇着牙笑。在每次晚会上都要模仿鲁迪·瓦里[237]。为了提起洪堡和凯瑟琳的兴致，我提议他唱支《我仅仅是个放荡的情人》。可是人们并不欣赏。

当我正在厨房里的时候，凯瑟琳出了个岔子。她端着酒的手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把另一只手伸进一个男人的口袋掏火柴。那人并不是个生人。我们都跟他很熟，他名字叫尤班克斯，是个黑人作曲家，妻子就站在他附近。凯瑟琳情绪开始恢复了，而且有点儿醉意。可是，正当她把火柴从尤班克斯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洪堡进来了。我看见他进来了。起初只见他屏住气，接着他突然发作了，万分愤慨地一把扯住凯瑟琳，把她的胳膊拧到背后，从厨房推到院子里。这类事情在利特尔伍德的晚会上是屡见不鲜的。别人看来不打算理会。我和黛米连忙跑到窗子跟前。洪堡正在用拳头猛击凯瑟琳的肚子。她疼得弯下身去。接着他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拉进别克车。因为后面停着一辆车，他的车无法向后倒，便只好碾过草坪，冲到人行道上去，所以，车的消声器在路沿上碰掉了。第二天，我看见它就像个特大甲虫的壳子，锈得不像样子，一根管子还伸在外面。我还发现凯瑟琳的鞋齐跟陷在雪里。大雾，寒冰，污浊的冷气，晶莹的丛林，黑沉沉的榆树枝，三月的雪地上落着煤灰的积尘。

我记得，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过得真叫人头疼，因为我和黛米是通宵客人。晚会散伙时，利特尔伍德便把我拉到一边，向一个个男客建议我们做个交换。“来个爱斯基摩老婆交易。也就是说来个狂欢，”他说。“来个狂欢宴会。”

“谢谢，不必啦，干这种爱斯基摩的玩意，天气还不够冷。”

“你倒先拒绝？你也不去问问黛米？”

“她会先缩回手臂，然后把我揍一顿。也许你是想领教领教她的滋味。你不会相信她能揍得那么厉害。别看她样子像个风流娘儿，文质彬彬，实际上她是个大老粗。”

我有理由婉言谢绝。我们是这里的通宵客人。我不想凌晨两点就坐在宾夕法尼亚候车室里。为了对得起这忘却一切的八个小时，使之得到充分利用，于是我到烟雾腾腾的书房里去睡觉。晚会的狂热已经卷进了这间书房。现在黛米也已经穿上了睡衣。她的样子完全变了。一小时前，她穿着黑色的薄绸衫，金黄色的长发用一个美丽的发卡扎在头上。她是一个有教养的小姐。洪堡精神正常时，往往喜欢提起美国社会中那些显赫的阶层。可以说黛米具备了所有这些阶层的共同特点。“她是纯粹的干线区[238]人士，上过教友派学校，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学生，真正的上等人物。”洪堡说。她已经同利特尔伍德聊过天。他们的话题包括普劳图斯[239]，拉丁文翻译，以及希腊文新约全书。我爱作为农民女儿的黛米并不亚于爱作为交际花的黛米。现在她坐在床上。她的脚趾被廉价的鞋子夹得变了形。她的锁骨很突出，形成了两个窝。她妹妹和她长得很像。她们小的时候，曾在锁骨窝里盛了水赛跑玩。

黛米找出种种借口迟迟不睡。她吃药，可又生怕睡着。她说她手指甲旁边有一块死皮，便坐在床上去锉平它，于是那又长又柔韧的锉便像锯子一样来回运动。突然，她兴致勃勃，盘着腿面对我坐下。她的膝盖圆溜溜的，大腿也裸露无遗。多好的姿态。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咸丝丝的女性气味，这是强烈情爱的细菌背景。她说：“凯瑟琳本不该伸手去掏尤班克斯的火柴。我希望洪堡不要因此伤害她，不过她不该那样做。”

“可是，尤班克斯是个老朋友了。”

“洪堡的老朋友？他们认识倒是很久了，不过，情况不一样。如果一个女人把手伸进一个男人的口袋，总是有点意思的。我们都看见她这样做了……我并不全怪洪堡。”

黛米常常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用够了脑筋，疲惫不堪，准备闭上眼睛睡觉了，但她还想谈话。在这种时候她特别喜欢刺激性的话题，疾病啦，凶杀啦，自杀啦，永恒的惩罚啦，地狱啦，等等，等等。她非常激动，恐惧得头发倒竖，眼睛深陷，变了形的脚趾在胡乱扭动。其后，她又把一双长手按在小小的乳房上，嘴唇像婴儿那样抽搐着，断断续续地发出喃喃的声音。此刻是早晨三点钟了。我似乎听见淫荡的利特尔伍德夫妇在我们头顶上的大卧室里打情骂俏，也许那是在提醒我们：你们正在虚度良宵。这也许是幻觉。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起来了，收拾起黛米的指甲锉，把她安顿好，让她睡觉。当我从她手里拿过指甲锉的时候，她的嘴天真地张着。我让她躺好。可以看得出来，她的心神是不安的。她把头枕在枕头上，从侧面看去，一只迷人的大眼睛稚气地半睁着。“好好睡吧。”我说。于是她那半睁的眼睛闭上了。她很快入睡了，好像睡得很沉。

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听见了预料之中的声音——她夜里总要发出这样的声音。低沉，沙哑，混浊，几乎和男人差不多。她呻吟着，发出不连贯的梦呓。她差不多每夜都是这样。这种声音表明了她对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个世界的恐惧，表明了她对这种离奇的现实和生存的恐惧。她呻吟着，挣扎着，企图摆脱这些。在这农民女儿的外表之下，在这教师的外表之下，在这干线区的优雅的女骑手、拉丁文学家以及穿着黑薄绸衫的、长着翘起的鼻子的、有教养的、呷着鸡尾酒的女人的外表下面，在这文雅时髦的谈吐之中，掩藏着本来的黛米。我沉思着听着她的声音。我让她再说一会儿，以便弄个明白。我爱她，也怜悯她。但是，不久我便结束了这种局面。我吻了吻她。她知道谁在吻她。她把脚趾抵在我的胫部，用女性有力的胳膊挽住我，并用同样深沉的声音喊道：“我爱你。”但是她的眼睛仍然紧闭着。我想她从来没有真正醒来过。

五月，当普林斯顿学期结束的时候，作为结拜兄弟，洪堡和我见了最后一面。

十二月的苍穹深沉而广漠。从太阳上喷射而来的热流发生了畸变，从我身后进了窗户。我同样深沉地躺在我的芝加哥沙发上，往事也如苍穹那样，深沉地呈现在眼前。那些事情真使人伤心。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伟大的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啊！也许我可以借助于目前的行动，一劳永逸地掌握真理。

很好，我们当时的话题正是百老汇。我有一个舞台监督、一个导演和一个代理人。在洪堡的眼里，我可以作为戏剧界的一分子了。一见面就有女演员称你“宝贝”，而且还要吻你。《时代》上有赫希菲尔德的一幅关于我的漫画，洪堡因此大增面子。他把我带进普林斯顿，这就把我置于要人之林了。通过他，我在常春藤联合会结识了一些有用的人才。此外，他感到我的普鲁士主人公冯·特伦克的性格是以他为原型写成的。“不过，要当心，查理，”他说。“不要被百老汇的魅力和生意经冲昏了头脑。”

洪堡和凯瑟琳坐着修理过的别克车突然大驾光临了。我在康涅狄格州海滨的一座别墅里，正顺着导演兰普顿的思路，按照他的旨意和意图改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算数。黛米每逢周末便跟我一起过，而弗莱谢尔夫妇是星期三到的，正好是我一个人。洪堡刚刚在耶鲁大学参加过朗诵会，现在他们正要回家。久别重逢，我们便坐在石头砌的小厨房里，喝咖啡，喝杜松子酒，互表庆幸。洪堡仍保持着“良好”状况，严肃而高洁。他一直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满脑子想的是思想的渊源。然而，我也注意到，他不让凯瑟琳离开他的视线。如果她要到哪儿去，非得告诉他才行。“我去取我的羊毛衫。”甚至连上浴室也要得到他的许可。好像他打过她的眼睛。她默不作声地缩在椅子里抱着双臂，交叉着长腿，不过一只眼睛上有道黑圈。洪堡终于主动谈及此事。“这一次可不是我，”他说。“你不相信吧，查理，那是我急刹车时，她碰到仪表板上了。一个笨蛋开着一辆卡车，从岔道上猛冲过来，我非得急刹车不可。”

或许他真的没有打她，但他的确在盯着她，就像警察押送一个囚犯从一个号子走向另一个号子时那样盯着她。他在讲述《论灵魂》时，总是不停地挪动着椅子，以便看清楚我们俩是否在暗送秋波。他防范得那样严密，我们只好设法用更高明的办法胜过他。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最后我们趁机在花园的晒衣绳旁讲了几句。那时她把冲洗干净的长袜拿去晾晒，而洪堡正好去解手。

“他打了你没有？”

“没有，是我碰在仪表板上了。不过，真糟糕，查理，这一回比哪一回都重。”

晒衣绳很旧，成了深灰色了，并且已经绷裂，露出了白芯。

“他说我跟一个批评家，一个年轻的、无足轻重的、名叫马格纳斯科的无辜小伙子调情。真有意思。我的天哪！他像对待一个色情狂那样对待我，真烦死人了。他说我一有机会就如何如何在太平梯上或者站在衣橱里干那种事。在耶鲁，即使在他朗诵的时候，他也要我坐在讲台上，可是随即他又指责我把腿露出来了。每到一个加油站，他总要硬和我一起闯进女厕所。我不能跟他回新泽西了。”

“那你怎么办呢？”热切的、心都化了的西特林关怀备至地问。

“明天，在我们回纽约的时候，我打算躲起来。我爱他，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告诉你是为了使你有所准备，因为你们俩亲如手足，你得帮帮他。他有一些钱。希尔德布兰德把他开除了，但是，你知道，他的确弄到了一笔古根海姆研究基金。”

“我连他提出申请的事都不知道。”

“啊，他什么都申请……现在他正在厨房里盯着我们呢。”

真的，这时洪堡正把纱门的铜丝网顶得鼓了出来，如同一个渔网内奇怪的捕获物。

“祝你好运。”

在她回屋的时候，她的腿被五月的野草热情地扑打着。猫儿穿过一条条灌木的绿阴和乡村的阳光，溜达着。晒衣绳绽开了它的心灵，同时，那双挂在宽的一头的凯瑟琳的长袜使人想起了情欲。这正是洪堡的印象。他冲着站在晒衣绳旁的我走来，命令我向他坦白我们说了些什么。

“啊，洪堡，别麻烦人了好不好？不要逼着我演这场神经质的闹剧。”我被自己的预见弄得毛骨悚然。我希望他们快快离开，快快挤进他们的别克车（比浑身泥巴的佛兰德斯战场上的指挥车更胜一筹）离开这里，好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处理我的特伦克麻烦，对付兰普顿的专横，同时也好领略领略这大西洋海岸的清静吧。

然而他们却留下来了，在这里过夜。洪堡却没有睡觉。后楼梯的木头踏板经不起他的重压，咯吱咯吱响了一夜。水龙头滴滴答答，电冰箱的门乒乒乓乓。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厨房一看，只见那一夸脱力士牌的杜松子酒——他们带来的礼品，已经喝得一干二净，桌子上只有个空瓶子。他的药瓶子里的棉花填料扔得到处都是，就像兔子屎一样。

果然凯瑟琳在汤普森街上的罗科餐厅里失踪了。洪堡因之发了狂。他断言她跟马格纳斯科在一起，马格纳斯科把她藏在厄尔饭店他的房间里。洪堡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支手枪。他用枪托猛砸马格纳斯科的门，把木头都砸碎了。马格纳斯科给值勤台打电话。值勤台派人报告了警察，洪堡却走掉了。可是第二天，在六号路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前，洪堡又扑向马格纳斯科，幸亏遇上一群打扮成码头工人模样搞同性恋的女子，救了这个年轻人。本来她们是在喝冰淇淋汽水。她们冲出来制止了这场殴斗，并且把洪堡的胳膊拧到背上。那是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在格林尼治路拘留所敞开的窗口里，女犯们一边尖叫着，一边拆卫生纸卷。

洪堡给住在乡间的我打电话说：“查理，凯瑟琳在哪儿？”

“我不知道。”

“查理，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看见她跟你说话来着。”

“可是她并没有告诉我。”

他刚挂断电话，接着又是马格纳斯科的电话。他说：“西特林先生吗？你的朋友要害我。我不得不要求逮捕他。”

“真有那么严重吗？”

“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们走得比想得还远，而你在哪儿呢？我是说我在哪儿呢？我给你打电话，因为他以你的名义恫吓我。他说，即使他不收拾我，你也会收拾我的，你是他的结拜兄弟。”

“我绝不会伤害你的，”我说。“为什么不暂时到外地去躲躲呢？”

“到外地去？”马格纳斯科说。“我才从耶鲁来到这儿。”

我明白了。他野心勃勃，早就在为前程谋算呢。

“《论坛报》正要选拔我当图书评论员呢！”

“我明白。我有一个戏开始在百老汇上演。那是我的头一个剧本。”

当我碰见马格纳斯科时，他果然是个体重超常的圆脸汉子。他年龄不大，但显得老练沉着而不浮躁。他好像是天生的纽约文化界的宠儿。“我不愿意被撵出去的，”他说。“我要叫他订个和约。”

“喂，难道你需要得到我的许可吗？”我说。

“在纽约，跟一个诗人这样干，决不会使我大受欢迎的。”

后来我对黛米说：“马格纳斯科怕极了，他最怕报告警察会得罪纽约文化界。”

半夜呻吟、害怕地狱、服药成瘾的黛米，也是个务实的人，是个天才的管理有方、计划周到的人。当她以全副身心掌握着我、保护着我的时候，总会使我这样想，她小时候一定是个玩偶司令。“你操什么心，”她常常说，“我就是老虎它娘，真正的复仇女神。你见过洪堡大概有一个月了吧？他躲着不出面，这就说明他是在责怪你呢。可怜的洪堡啊，他蹦出去了，不是吗？我们一定得帮帮他。如果他还要继续攻击这个马格纳斯科，他就会被关起来的。如果警察把他送进贝莱坞，你就得准备把他保释出来。一定要让他清醒过来，平静下来。最好的去处莫过于佩恩·惠特尼医院。听着，查理，吉妮的堂弟艾伯特是那里的特约医生。贝莱坞那可是个地狱。我们应当筹些款把他转到佩恩·惠特尼去。也许我们还可以给他弄到一种研究基金。”

她同吉妮的堂弟艾伯特共同张罗这件事，并以我的名义四处打电话，为洪堡筹款，因为我正忙于《冯·特伦克》。我们已经从康涅狄格返回，正在贝拉斯科准备排演。精明强干的黛米很快就筹集了三千元左右，其中两千就是希尔德布兰德一人捐的，但希尔德布兰德仍然在生洪堡的气。他规定这笔钱只能用于精神病的治疗和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这笔钱由五马路和律师西姆金以法定第三者的身份保存着。因为希尔德布兰德知道（这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洪堡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此人名叫斯卡西亚。这个斯卡西亚已经把洪堡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大部分弄到手了。其次，凯瑟琳自己也干了一件不同凡响的事。她很快离开了纽约，直奔内华达州，而且立即申请离婚。可是斯卡西亚一直向洪堡报告，她仍然在纽约干着荒淫无耻的勾当。洪堡精心编造了一个新的、普鲁斯特式的、耸人听闻的谣言，而且牵涉到华尔街一伙不道德的经纪人。如果在凯瑟琳和人通奸时他能当场抓获她，那么他交五千元的抵押金就会得到这样一笔“产业”，新泽西州一座约值八千元，有一张五千元的抵押契据的木屋。这是奥兰多·哈金斯告诉我的。奥兰多是那些精于生财之道而又放浪形骸的艺术家之一。在先锋派的纽约，人人都精于生财之道。

夏天过得很快。八月间。排演开始了。夜里，闷热而紧张，使人疲于奔命。早上一起床，我就感到累得要命。黛米给我几杯咖啡。在早饭桌上，也要谈关于剧院、洪堡和生活品行的意见。小白卡托在讨面包皮吃。它一边往后跳，一边咬得牙齿喀嚓喀嚓响。我宁肯在窗子跟前那个放在黛米的秋海棠旁边的小狗睡垫上整天睡觉，也不愿意坐在贝拉斯科剧院那些古色古香的废物之中去听演员们死气沉沉地念台词。我对剧院产生了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被那些装腔作势的表演，包括所有陈旧的程式，诸如举步投足、流泪乞怜一类的做作搞得恶性扩散。况且《冯·特伦克》已经不再是我的剧本了。它属于那个长着金鱼眼的哈罗德·兰普顿了。现在我只是坐在化妆室里为他赶写新台词。他的演员是一帮蹩脚货。纽约的全部才华似乎都集中在癫狂的洪堡所演出的闹剧里了。朋友们和赞赏家都在哈得逊街白马酒店当他的观众。他在那里讲演，呼吁。他也同律师洽商，并且不时去找一两个精神病医生。

我感到黛米比我更加理解洪堡。因为她也服用着那些神秘的药丸（当然还有别的相近之处）。她小的时候过早地发胖，十四岁就有二百八十磅重了。她让我看了几张相片，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自从注射了激素并服用了药物以后，她逐渐变苗条了，然而她的眼球鼓出来了。从这一症状就可以判断，他们给她注射的一定是甲状腺素。她认为她可爱的乳房因体重迅速减轻被损害了。她看到乳房上细微的皱纹而感到伤心。她常常这样嚷道：“是他们用该死的药物伤了我的乳房。”不过褐色的纸包还是从科普特山药店源源而来。“即使这样，我还是很迷人的。”的确如此。她那荷兰式的头发闪闪发光，有时梳到一边，有时留上刘海。她的发型轮廓随着手指的梳拢而变换着。她经常用手拢拢头发。她的脸要么圆得像孩子似的，要么像边疆女人那般憔悴。有时候她是凡·德·韦登[240]画中的绝代佳人，有时候却是丑女玩偶莫蒂默·斯纳德，另一个时候又是齐格菲尔德女郎[241]。我再说一遍，在她快步行走两膝碰撞时，丝袜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这是我最为欣赏的。我想，假如我是一只蝉，那声音将会伴送我飞越崇山峻岭。黛米在她那长着小巧玲珑的翘鼻子的脸上，敷上一层化妆品，由于粉擦得太厚，她那双大眼睛就显得格外灵活格外明亮了。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说明她有一颗纯真的心，二是说明她在机能上患有某种病症。我不止一次地奔上巴罗街，挡住一辆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她在屋顶上进行日光浴，晒得神志都不清了。后来，她在切牛肉片时，切破了拇指，都伤了骨头。她去把垃圾扔到焚化炉里，一股烈焰从打开的斜槽里喷出来，把她烧了个焦头烂额。作为一个好姑娘，她订了整整一学期的拉丁文授课计划；她把围巾和手套放进贴了标签的盒子；她亲自动手擦地板。作为一个坏姑娘，她喝威士忌，有歇斯底里病，跟贼或者暴徒打得火热。她像仙女一样爱抚我，又像牛仔一样捶我的肋骨。大热天，她脱光衣服跪在地板上打蜡。这时，你可以看见她那健壮的筋骨，细长的胳膊，操劳过度的腿脚；那个器官，在另外一种场合我认为它小巧玲珑，扑朔迷离，接近时困难重重，而又乐不可支，因而无比艳羡，但从后面望去，却像一个原始的花瓣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在打过蜡之后，在一阵剧烈的、汗流浃背的劳动之后，她便伸着可爱的腿，穿着蓝色的长袍，坐着喝马提尼酒。原教旨主义者冯格尔阿爹是科普特山药店的主人。他是一个凶暴的人。黛米头上有块疤，那是她小的时候被父亲在暖气片上撞的，脸上还有一块。当年她父亲把废纸篓卡在她的脸上，有个白铁工前来解救，只好把它剪开。尽管如此，她仍能把福音书背得滚瓜烂熟。她曾经是个曲棍球明星。她能够把西部的劣马驯养好。她在印花纸上书写热情流利的感谢信。但是，当她吃一勺她最喜欢的香草牛奶蛋糊时，又变成了一个胖孩子。她只用舌尖品一品甜点心的味道，尔后便久久地张着嘴，又大又蓝的眼睛充满迷离的神气，就像仲夏时节海洋上的烟霭。因此，当我说“把你的布丁咽下去吧”时，她吃了一惊。晚上，我们玩十五子棋，翻译卢克莱修[242]，或者听她给我讲柏拉图。“人们因德高而望重。但是在他看来，除了修行养道而外，你还能怎么样呢？再没有别的了。”

正好在劳动节前[243]，洪堡又来恫吓马格纳斯科了。马格纳斯科去报告警察，并请了一个便衣陪他回到旅馆。他们在门厅里等着。于是洪堡吼叫着进来，扑向马格纳斯科。便衣把他们分开。洪堡说：“长官，他把我老婆藏在他房间里。”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来一次搜查。他们三个一起上楼，洪堡把橱橱柜柜都看过了。他还翻起枕头，看能不能搜到她的睡衣。他又把手伸到抽屉的衬里纸下面。那里并没有女人的裤衩。什么也没有。

便衣这才说：“那么她在哪儿呢？是你用枪托砸坏这扇门的吧？”

洪堡说：“我没有枪。你要搜身吗？”他把胳膊举了起来，接着又说，“如果你愿意，请到我房间去看看。你可以亲眼看看。”

然而，当他们来到格林尼治街的时候，洪堡把钥匙插在锁孔里，然后说：“你不能进去。”并大声喊道，“你有搜查证吗？”随即他猛一转身，闪进房子，砰地把门关上，并从里头上了锁。

这事发生在马格纳斯科提出控告或是订了和约——我不清楚是哪一件——的时候。这是一个烟雾弥漫、令人窒息的夜晚。警察来找洪堡。他像一头公牛似的进行着反抗，来到警察局时他还在挣扎，擦过油的头在肮脏的地板上滚来滚去。穿没有穿拘束衣呢？马格纳斯科发誓说没有。但是，当戴上手铐以后，洪堡哭了。在去贝莱坞的路上，他的肚子拉了稀。他们把他在龌龊不堪的状况下关了一夜。

马格纳斯科却放出一股风，说这是他和我共同商定的，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洪堡犯罪。此后，人人都说查尔斯·西特林该负责任，亏他还是洪堡的把兄弟和门徒。霎时间我有了许多诋毁者和仇敌，而我却根本不认识他们。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怎样从豪华而又破落的贝拉斯科剧院里，从酷热难熬的黑暗之中，看这件事的。我看见洪堡用鞭子赶着骡车。他像个俄克拉荷马的抢地人一样，站在他疯狂的车子上。他冲进那些剩余的土地，自己立上界标，以表明那些土地已归他所有。这样的所有权，正是他想入非非的幻影。

我并不是说诗人发了疯……去报告警察。该死的陈词滥调。不，当警察对他动武的时候，我难过得什么似的。这件事使我陷入绝望之中。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情况是这样的：假如一个诗人被警察按倒在地上，给穿上拘束衣或者戴上手铐，像一条疯狗一样被七手八脚地搡进警车，在那臭气熏人的地方被蛮横地关了起来，这难道不正好说明艺术对美国是怎么一回事吗？在我看来，贝莱坞就像鲍里街。它提出了反证。野蛮的华尔街是权力的代表，而离它如此之近的鲍里街则象征着无力的控诉。贝莱坞也是这样。到那里去的都是些穷愁潦倒的人们。甚至佩恩·惠特尼也是这样，躺在那里的，无非是些有钱的弃儿。诗人就像醉汉和不合时宜的人，或者精神变态者，可怜虫；不论穷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是不是这样呢？难道有谁还能比得上波音公司或斯佩里兰德公司吗？还能比得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或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机器及其巧夺天工的技术知识吗？是的，一首诗能用飞机不出两小时把你从芝加哥送到纽约吗？它能计算出一项空间射程吗？它没有那样的能力。哪里有能力，哪里就会吸引人。在古代，诗是一种力量，在那个物质世界里，诗人真是有力量的。当然，那时的物质世界跟现在大不一样。可是，洪堡能引起什么兴趣呢？他处于软弱的境地，成了一个低贱的角色。他同意由金钱、政治、法律、理性、技术来垄断权力，并由它们主宰人们的兴趣，因为他找不到适合于诗人干的别的事情，新的事情和必要的事情。相反，他却做了一件从前的事情，他搞了一支手枪，像魏尔伦[244]一样追逐马格纳斯科。

他从贝莱坞往贝拉斯科剧院给我打电话。我听见他颤抖的声音愤怒而急切。他嚷道：“查理，你已经知道我的下落，是不是？好啦，查理，这不是文学，这是生活！”

在剧院里，我一直沉溺于幻觉的世界，而洪堡却将它打破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不，他并不是一个诗人，他只是徒具诗人的外表。他正在演出“美国艺术家之烦恼”，但作出最后结论的不是洪堡，而是美国：“美国同胞们听着，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

他现在开庭了，在贝莱坞闹了个不亦乐乎。他公然指责我。在提到我的名字时，那些热衷于流言蜚语的人们真是兴高采烈。

随后，私人侦探斯卡西亚带着洪堡的条子到贝拉斯科来了。他来要我筹集到的那笔钱，而且马上就要。这时，我和斯卡西亚先生站在舞台门外面阴暗发霉的水泥出口上，互相打量着。斯卡西亚先生穿着敞口便鞋，白丝袜，脏得不像样子，嘴角上沾着什么残渣。

“这笔款子由五马路一个律师西姆金先生以法定第三者的身份保存着，仅仅用作医疗费用。”我说。

“你的意思是医治精神病才用。你认为弗莱谢尔先生疯了吗？”

“我不能诊断。告诉洪堡跟西姆金去讲。”

“我们谈的是一位天才人物。谁说天才需要治疗？”

“你读过他的诗？”我说。

“他妈的一点不错。我可不愿意从你这儿听到瞧不起人的话。你该是他的朋友吧？这个人爱你。他现在仍然爱你。你爱他吗？”

“这关你什么事？”

“我是他雇用的。我得全力以赴为委托人办事。”

要是我不把钱给这个私人侦探，他就会到贝莱坞对洪堡讲我认为他疯了。我出于一时冲动，想在这条背巷里宰掉斯卡西亚。天理正义在我一边。我可以抓住这个讹诈者的喉咙把他掐死。哦，那该是多么痛快啊，又有谁会责怪我呢？满腹的杀机使我卑怯地瞅着地面。“弗莱谢尔先生一定会向西姆金说明他要钱的原因，”我说。“这不是为你筹的。”

此后，洪堡不断地给我打来电话。“警察给我套上拘束衣啦。能说这事与你没有关系吗，我的把兄弟？他们还放肆地虐待我。你这该死的托马斯·霍布斯！”

我明白他这话的含义。他的意思是我只注重权力。

我正在设法帮忙，我说。他刚挂上电话，可是电话又响了。

“凯瑟琳在哪儿？”他问。

“我不知道。”

“她在晒衣绳旁给你交了底。你知道她在哪儿会平安无事。听我说，小白脸，你一屁股坐在钱上，可那钱是我的。你要把我同那些穿白褂子的小家伙关在一起吗？”

“你需要冷静冷静，如此而已。”

那天下午，阴沉而闷热。后来他又来电话了。当时我正在街对面希腊餐厅吃着一块味道像锡一样的碎金枪鱼肉夹心面包。他们要我去接电话。我是在明星演员化妆室接的。

“我跟一位律师讲过了，”洪堡喊道。“我准备为这笔钱的事控告你。你是个骗子。你背信弃义，满口谎言，是个伪君子，是个犹大。你叫人把我关起来，好让凯瑟琳那个婊子为所欲为。我要告你贪污罪！”

“洪堡，我不过是帮助筹了一下款，我并没有拿钱。钱不在我手里。”

“如果你能告诉我凯瑟琳在哪儿，我就撤回起诉。”

“她的确没有告诉我她到哪儿去。”

“你背弃了你的誓言，西特林。现在你想把我关进疯人院。你嫉妒我。你一直在嫉妒我。如果我有办法，我恨不得把你投进监狱。我要叫你尝尝被警察逮捕是什么滋味，拘束衣是什么滋味。”接着电话砰的一声挂断了。我坐在肮脏的明星演员化妆室里，浑身是汗。一阵发臭的金枪鱼色拉气味突然向我扑来，令人感到有一种绿色尸毒的情绪，肌肉都痉挛了。我的肋部有个地方很疼。那天演员们正在准备彩排。他们穿着灯笼裤，礼服，戴着三角帽从门口经过。我渴望帮忙，但是我感到自己像个在北极乘着小舟的幸存者，像阿蒙森[245]欢呼着海平面上出现的轮船，结果却是座冰山。特伦克和谢尔中尉佩着轻剑、戴着假发过去了。他们不会告诉我：我并不是个明显的骗子、恶棍和犹大。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所想的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我处于一种幻觉之中，也许是一种奇异的幻觉，也许是一种虚无的幻觉。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能够借助于什么富于灵感的翅膀，扶摇直上，到达真理。因为我目空一切，不屑于同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派，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而这些，则是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犹太人的洪堡所至诚信仰的。

“我要到医院去看他。”我对黛米说。

“你不要去。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可是得看看他的处境。我非要到那儿去不可，黛米。”

“我不能答应你，他会攻击你的。我不忍看着你们打架，查理。他会揍你的。他的身量是你的两倍，又疯狂，又壮实。况且，你正在忙你的戏，我不能叫你受干扰。听话，”她加重了语气，说，“这件事由我来管，我一个人到那儿去。我不许你去。”

其实她并未去看他。现在许多人行动起来了。贝莱坞的那场戏吸引了格林尼治村和晨边高地区众多的人。我把他们比作华盛顿的居民。他们赶着马车去看布尔溪战役[246]却妨碍了联邦军队。既然我不再是他的把兄弟，大胡子、结巴嘴的奥兰多·哈金斯就成了洪堡最好的朋友。哈金斯设法把洪堡释放了。洪堡接着到西奈山医院签到。按照我的吩咐，西姆金律师提前一星期预付了洪堡的私人护理费。然而就在第二天，洪堡就跟医院结了账，拿到大约八百元的余款。他用这笔款子付了斯卡西亚最后一笔账。其后，他就开始控告凯瑟琳，控告马格纳斯科，控告警察署和贝莱坞。他对我继续进行恫吓，但实际上并未告我。他要等着看我的《冯·特伦克》是否能赚大钱。

我对钱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孜孜以求，精明能干，热情满怀。在他们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你全部的钱。洪堡坚信世界上是有财富的，尽管不是属于他的，而他对这些财富拥有绝对的要求权，同样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弄到手。他曾经告诉我，他命中注定要打赢一场大官司，一场价值百万的官司。“有了一百万块钱，”他说，“我就可以自由自在了，我就可以不操别的心而致力于诗了。”

“这样的事怎样发生呢？”

“有人将会触犯我。”

“触犯你就值一百万块钱？”

“如果我还有一点诗人不应该有的财迷的话，那是有原因的，”这是洪堡曾经对我讲过的话。“其原因是我们毕竟是美国人。我问你，假如我不在乎钱，那我还算什么美国人呢？事情必须联系起来，就像沃利斯·斯蒂文斯那样联系起来。谁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是不是那个赦罪僧？对了，那个赦罪僧是乔叟[247]笔下最坏的人。不，我赞成荷拉斯·华尔蒲尔。华尔蒲尔说，自由人考虑金钱是自然而然的。为什么呢？因为金钱就是自由。原因就在这里。”

在那迷人的日子里，我们有过那样精彩的交谈，仅仅受了点儿躁郁病和偏执狂的影响。可是现在，光明变成了黑暗，黑暗变得更加黑暗了。

我仍然斜躺着，紧紧抓着松软的沙发，回顾那绚丽多彩的几个星期。

尽管洪堡肆意破坏《冯·特伦克》的上演，然而这个剧还是轰动一时。为了和贝拉斯科及我的名望更接近些，我在圣雷吉斯宾馆租了一套房间，新工艺电梯有着镀金的大门。黛米在教她的维吉尔。凯瑟琳在内华达州打牌赌博。洪堡已经回到白马酒店他的指挥所去了。在那儿，他进行文学、艺术、色情和哲学的答辩，往往直至深更半夜。他杜撰了一个新的警句，传到城外我的住所里来：“凡我碰过的无花果树叶都成了价格标签。”这给我以希望。他仍然能讲挺不错的俏皮话。看样子他正在恢复正常。

然而，没有。洪堡每天都是马马虎虎地刮刮脸，喝喝咖啡，吃吃药，研究研究他的笔记，便到城里去找他的律师。他有很多很多的律师。他在广泛地搜罗着律师和精神分析学家。他走访那些分析学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治病，而只是想交谈交谈，表达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诊所的理论氛围刺激着他。至于律师，那完全是要他们准备材料，研究策略。律师并不经常同作家打交道。律师哪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一位著名诗人打电话约见，受某某人之托，于是整个事务所为之哗然，打字员也忙着打扮。接着，诗人驾到。虽然肥胖的身体带着病态，但仍然不失昔日的英俊和白皙。他忧郁而焦躁，并且还带着点儿胆怯。那样高大的一个人却束手束脚，战战兢兢，甚至坐着的时候腿也在哆嗦，身子也在颤抖。开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他强装笑脸，却越发显得畏缩。错落不齐、满是黄斑的小牙齿控制颤动的嘴唇。虽说他身材魁梧，算得上一个彪形大汉，但他仍不过是一株含羞草，一个受气精罢了。他不会动武，从未听说过“侵略”二字。他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你会认为这是哈姆雷特的父亲：奸诈，欺骗，背信弃义；最后，当他在他的花园里睡着时，便有人拿着小药水瓶偷偷溜过来，企图把它灌进他的耳朵。起初他拒绝说出他那虚伪的朋友和谋杀未遂者的名字。只说他们是X和Y，然后才提到“这个人”。“我同意这个人。”他说。由于他的无知，他达成协议，与X交换了诺言。这是个克劳迪斯[248]式的人。他对什么事情都满口应承。关于新泽西州房子的双边租约他看都不看就签了字。他也对一位把兄弟大失所望，因为其人是个告密者。莎士比亚说得好：真是无法从脸上窥见一个人的居心，他是我绝对信任的正人君子[249]。但是现在由于电休克治疗奏了效，他却控告起上述的君子来了。控告是人类的主要事务之一。他当场抓住了西特林的小辫子——西特林抢了他的钱，但是他只是要求偿还了事。他在遏制或者好像在遏制那升起的怒火。这位西特林是位靠不住的风流人物，但是雅各布·伯麦[250]说错了，外表并不是可以看得见的内心。洪堡说他在为体面而奋斗。他父亲没有朋友，他也没有朋友——人情就是如此，保真度是对留声机而言。不过，咱们还是克制一点，不见得人人都会变成中了毒的老鼠那样互相乱咬。“我并不是想伤害那狗娘养的。我要的只是正义。”好一个正义！他恨不得把那人的五脏六腑都装进他的提兜里去哩。

是的，他跟律师和医生在一起花费了很多时间。律师和医生最欣赏的是错误的戏剧和病态的戏剧。他现在不想当诗人了。象征主义，他的学派，已经日趋衰落。不，此时此刻，他是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回到直接的体验中去，走进广阔的天地里去吧，艺术不再能代替现实生活，而诉讼和精神分析才是现实的。

至于律师和精神病医生，他们之所以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代表了现实世界，而是因为他是个诗人。他从不付钱——他把账单扔出去。可是这些人，他们对天才感到好奇（他们从弗洛伊德和《红磨房》或者《月亮和六便士》之类的电影里学会了尊重天才），对文化十分渴求。在他讲述自己的不幸和所遭受的迫害时，他们满怀喜悦地听着。他满嘴秽言，谎话连篇，比附影射，联想得多么巧妙啊！荣誉流言幻想猥亵和富有诗意的虚构。

就在这个时候，狡狯的洪堡已经清楚他在职业化的纽约有多大价值。疾病和诉讼自相循环的传送带把委托人和病人像长岛沉闷的土豆一样倾泻到城区事务所来。这些呆笨的土豆用烦人的性格问题压碎了精神分析家的心。后来洪堡突然来了。啊，洪堡！他可不是土豆。他是个番木瓜是个香椽是个热情的水果。他美丽深沉雄辩芬芳独特——甚至在他鼻青脸肿、眼圈发黑、处于半毁灭状态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的涵养丰富无比，有着变化无穷的风度和节奏感。起初他非常谦卑，羞羞答答，进而又变得孩子般天真，对人诚恳异常，最后就把心里的一切暴露无遗了。他说他知道夫妻斗嘴时会说些什么，他们自以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口角无比重要，其实别人却讨厌透顶。你一开始讲，别人就会哼哼一声，抬起头去看天花板了。美国人啊！满脑子对于爱情的糊涂观念，满脑子家庭悲剧。在最残酷的战争之后，在横扫千军的革命风暴之后，到处是废墟、死亡集中营，鲜血渗透了大地，火葬场的烟气仍然滞留在欧洲的上空，谁还有心思听这些呢？美国人的个人烦恼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真的在受罪吗？全世界在凝视着美国人的脸，说道：“别跟我说这些快乐富裕的人在受罪！”然而民主的富足有它自己的特殊困难。美国是上帝的实验。人类的许多旧痛消除了，这使新伤更加突出更加神秘。美国不喜欢特殊的价值，也痛恨代表特殊价值的人。然而，没有这些特殊价值——你该明白我的意思，洪堡说。人类的伟绩是在昔日的匮乏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从富足中又企望什么呢？在瓦格纳的歌剧中，那是巨人法夫尼尔，或者它是一条龙——睡在魔圈里。那么，美国也在睡觉吗？在做平等的公正和博爱的梦吗？反正我这里不想讨论青春期的美国的爱情神话——洪堡就是这么讲的。他还说，我喜欢你来听这种事，然后他用自己的原创风格开始叙述了。他绘声绘色，节外生枝，添油加醋，把弥尔顿关于离婚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女人的论点都加进去了。接着便是攻讦、忏悔。然后又是控诉、呵斥。他结结巴巴，感情激动，痛哭流涕。他像光一样射向宇宙，立即拍摄出事实的X光照片：软弱、欺骗、背叛、无耻的堕落，疯狂的情欲，以及某些亿万富翁（他们的名字都提到了）的凶恶。所有这些不道德的丑剧，便是真理！连同那些勃起的艳红的奶头，露出的牙，嚎叫，射精！所有这些，律师们都听了千百遍了，然而他们还想从一个天才嘴里再听一遍。他已经成为他们的色情文学家了吗？

啊，洪堡一直是伟大的。他英俊，高尚，快活，机灵，热烈而又尊贵。跟他在一起，便使你感到生活的甜蜜。我们习惯讨论最为崇高的事物——狄奥蒂马是如何给苏格拉底讲爱情的[251]，斯宾诺莎所讲的“对理智之爱好”又是什么意思。跟他谈话能使人益寿延年，心宽体胖。当他提到那些原来是他的朋友的人们时，不禁使我也想到，我被抛弃也仅仅是时间问题。他没有一贯要好的朋友，只有曾经要好的朋友。他会变得叫人害怕。不曾警告，突然就会翻脸不认人。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在隧道里被快车截住，你只能紧紧贴着墙，或者躺在铁轨中间祈祷。

为了沉思，为了做到由表及里，你必须冷静。对洪堡作了上述总结之后，我并不感到平静，而是想起了在他兴致很好、当我们即将罢席而又正在贪酒之时，他所津津乐道的事情：已故的纽约市立大学哲学家莫里斯·R.科恩上玄学课，有个学生问他：“科恩教授，我怎么知道我存在着呢？”一针见血的老教授答道：“而谁在发问呢？”

我这是针对自己而言。深入考察了洪堡的性格和经历之后，最好的办法是对自己来一番剖析，而不是挑剔一个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死人。我只有跟他亦步亦趋，凡人陪着凡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我的意思是我爱他。很好，《冯·特伦克》是个成功（我已不再为它而感到羞愧了）。我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了。而洪堡，现在只不过是个发了疯的无套裤汉[252]，醉醺醺地扛着用红汞写的牌子在那里巡游闹事，而恶毒的朋友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在哈得逊街的白马酒店里，洪堡轻易地取胜了。然而那报纸上的名字却使洪堡嫉妒得气都透不过来了，因为他在伦纳德·莱昂斯的专栏里所看到的名字是西特林。现在轮到我了。我如今名利双收，接受沉甸甸的邮件，得到有影响的人物的承认，应邀在萨迪餐厅[253]赴宴，在雅座间接受身上洒着麝香的女人们的要求，购买海岛棉的衬裤和皮箱，体验难以忍受的胜利的兴奋。（我一贯正确！）我经历了宣传的高压。它好像捡起了一根致常人于死命的危险的电线，它又像处于宗教狂欢之中玩着响尾蛇的乡下人。

始终指教着我的黛米·冯格尔，现在仍然指引着我的方向。她既当我的训练员，又当我的管理员，也当我的厨师、情人和助手。她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忙得要死。她不让我到贝莱坞去看洪堡。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这种事她需要帮点忙，而且认为我去找精神病医生咨询咨询倒是个好主意。她说：“当我明明知道你精神快要崩溃而且兴奋得要死的时候，硬要装得泰然自若并没有什么好处。”她打发我去找一个名叫埃伦博根的人。此人本身就是一位知名人士，在许多电视脱口秀里露过面。他写过一些论述性爱问题的观点放肆的书籍。埃伦博根干瘦的长脸上青筋暴起，颧骨部位皮肤发红，一嘴牙齿就像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上那匹长嘶的马。为了解救病人，他总要给病人以沉重的打击，而乐观的理性就是他思想的榔头。他粗鲁，纽约式的粗鲁，然而他又总是笑眯眯的。他用纽约式的强调语气跟你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我们必须用频繁的、强烈的性的满足来弥补人生的短促。他从来不生气，不发火。他摒弃了愤怒、攻击和良心羁绊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害于交媾。一对色情的夫妇的青铜雕像就是他的书立。他的办公室里气氛郁闷。黑暗的嵌板，深色皮革装潢的舒适的椅子。会见时，他平展展地躺着，光脚板搭在一块膝垫上。他长长的手伸到裤带下面。是不是他在捏弄他的阴部呢？他的身子整个舒展着，放了不少屁，同沉闷的空气融为一体。他的花木却因此长得很旺盛。

他是这样教导我的：“你是个罪孽深重、心胸淤塞的人，抑郁病患者，一只妄想变成蚱蜢的蚂蚁。你经不起成功。我认为你这是被种种想入非非的杂念招致的抑郁症。女人肯定在追逐你，但愿我也有像你那样多的机会。女演员。给这些女人一个使你快乐的机会，这就是她们所向往的。对她们来说，行为本身远远不如温存的场合重要。”也许是为了增强我的自信心，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离奇的经历：南方有个女人在电视上看见了他，径直上北方来任他享用。她达到目的后舒服地嘘了一口气，说：“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时，我就觉得你挺好。你果然挺好。”当埃伦博根听到黛米·冯格尔的行径时，对她不表同情。他使劲地咂着嘴说：“糟糕啊，这是很糟的情形。可怜的孩子。我断定她在逼着你结婚呢。发育不全。一个漂亮的小妞儿。十三岁时体重就有三百磅。真是一个贪心人，又跋扈。她会把你吞下去的。”

黛米没有料到她把我打发到她的冤家那里去了。她成天讲：“我们一定要结婚，查理。”她计划举行隆重的教堂婚礼。原教旨主义者黛米变成了纽约主教派教会成员。她跟我叮咛过结婚礼服、面纱、水芋百合花、迎宾员、拍照、刻印的喜报、晨礼服。她想叫利特尔伍德夫妇当男女傧相。我从来没有对她讲过利特尔伍德在普林斯顿向我提议要搞爱斯基摩式私人狂欢会的事。他曾说：“我们可以好好表演一番，查理。”如果我把这告诉了黛米，她可能不仅要大惊失色，而且要恼恨利特尔伍德的。现在她已经对纽约非常适应了。善的奇迹般的残存就是她生活的主题。危险的航行，被她无限的女性磁力所吸引的妖怪——符咒魔力祈祷由内在的力量和心地纯洁所获得的神圣的保护——她就是这样看待事物的。当她走过去时，地狱的气息从门口喷到她的脚上，然而她还是安全地通过了。一盒盒的药仍然从家乡的药店里寄来，而且拿着约翰尼·沃克尔公司黑牌威士忌的送货人，从七马路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她把最好的喝下去。她毕竟是个女继承人，科普特山药店就属于她爹。她是个喜欢喝酒的原教旨主义公主。当她喝一些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后，就更显得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了，眼睛成了两个大蓝圈，爱情更加狂热了。她会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254]的口气咆哮着：“你是我的人！”接着又会认真地说：“我一心一意爱你。别人不会更好地尝试和触碰我。”当她握起一只拳头时，那拳头真是大得惊人。

然而，常常有人企图触碰她。她的牙科医生在给她镶牙的时候，拉住她的手，把它搁在她以为是椅子扶手的地方。那根本不是扶手，而是他身体的某个兴奋的部位。她的内科医生在够得到的地方猛地亲她一下，就算结束了一次检查。“黛米，我不能责怪那个人失去理智，因为你的屁股本身就是一纸没有写字的情书。”

“我在他脖子上狠狠揍了一拳。”她说。

有一天，天气温暖，空调器坏了。她的精神病医生对她说：“你为什么不脱掉衣服呢，冯格尔小姐？”长岛一个百万富翁从他浴室的气窗里对她说：“我需要你，把你的身子给我吧……”他用哽咽的死乞白赖的声音说：“给我吧！我要死了，快点救……救……救救我！”其实这是个能驾驶自己的飞机的强壮而快活的人。

性的观念歪曲了那些信誓旦旦的人们的思想，他们本来都是虔诚的信士弟子。你愿意相信在这个不道德的世纪里，疯狂、罪恶和灾难就是人类的命运吗？黛米借助于她的天真、美丽和德性从周围环境中取得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一种奇怪的魔鬼信仰向她自我暴露了，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她对我说，在性方面，她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企图把一切都扯到我身上。”她说。我相信她。

埃伦博根博士说跟她结婚等于冒险。他对我所说的冯格尔大娘和冯格尔阿爹的轶事不感兴趣。冯格尔一家曾乘公共汽车去游览圣地。肥胖的冯格尔大娘带着她的花生酱罐子，而阿爹带的是他的艾尔伯塔黏桃罐头。大娘挤进了拉撒路[255]墓，可是再也出不来了，只好请阿拉伯人来解救她。尽管埃伦博根一再警告，但我对黛米及其家庭的奇闻还是感到高兴。当她卧病在床时，她那深陷的眼窝满含着泪水，其他的指头痉挛地紧紧地抓着自己左手的中指。她对病床、医院、晚期癌症和葬礼甚为热衷。她的善良是真诚的，深沉的。她给我买邮票，买车票；给我烧牛胸肉和西班牙式什锦火锅；用绵纸给我装衣橱抽屉的里子，并把虫蛀的围巾拿开。她不懂基本运算，却会修理复杂的机器。在本能的支配下，她摸索着收音机的电线和管子，而且居然把它修好了，从而使乡土音乐和各地宗教仪式的广播很少停止过。她收到家乡寄来的《上等房间，家庭与个人使用指南》，上头所登本月思考题是：“基督的复活力”，或者“阅读与思考：《哈巴谷书》第二章二至四节”。我自己也读过这种出版物。《雅歌》第八章第七节写道：“爱情，大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爱她那笨拙的指关节，她那长着金发的长头。我们坐在巴罗街上玩牌时，她抓起牌来就洗，一边嚷道：“我要叫你输个精光，傻瓜！”有时她啪的一下摔了牌，喊道：“赢啦！算分吧！”她的两膝分开着。

“香谷艳景使我对牌专不下心来了，黛米。”我说。

我们也玩双人单心和中国象棋。有时她也领我到古玩珠宝店去。她对旧饰针和旧戒指特别喜爱，因为死去的太太曾经戴过它们。当然，她最向往的还是一只订婚戒指。对此，她是直言不讳的。“给我买下这只戒指吧，查理。回头我要叫我家里人看看，这是正大光明的行为。”

“不管你有多大的一颗蛋白石，他们也不会喜欢我的。”我说。

“那倒是真的。他们会大发雷霆。你身上罪孽深重。至于百老汇的演出，对他们能有多深的印象呢？你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圣经》才是真的。不过，阿爹要飞往南美，在他的慈善机构里过圣诞节。他是那个机构的大施主。它在哥伦比亚，离委内瑞拉不远。我要跟他一起去，并且要告诉他，我们要结婚了。”

“啊，可别去，黛米，”我说。

“到了丛林里，到处都是野人，那时在他眼里你就显得正常多啦，”她说。

“告诉他我在干什么。钱会起很大作用的，”我说。“可是我不想让你去。你母亲也要来吗？”

“不到这儿来。我可受不了。她不来，她要待在科普特山药店里，为医院里的孩子们举办一个圣诞晚会。要不，他们会感到难过的。”

这些沉思应该说可以使你平静。为了透过表象，你必须养成绝对的平静，而我现在并不感到十分平静。来自中途机场的喷气机，拖着阴沉的影子从屋顶上掠过，勾起我对黛米·冯格尔的死的思念。就在我飞黄腾达的那年圣诞节前，她和冯格尔阿爹，因飞机失事，在南美遇难。当时黛米带着我的百老汇剪贴簿，也许她正要给她爹看，飞机就失事了。谁也不知道失事的确切地点究竟是在奥里诺科河[256]边的什么地方。我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在丛林里找过她的遗骸。

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洪堡兑取了我作为把兄弟给他的支票。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啊！但是重要的还不是钱。我觉得洪堡理应体恤我的悲哀。我想，他采取这种行动，也真够会选择有利时机的了！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去他妈的钱。可是，他经常看报，他知道她不在人世了！

现在，我躺在这里暗自伤心。又是这样！这不是我躺下的目的。当刺耳、嘈杂的捶门声把我惊起来时，我倒是非常感激。敲门的是坎特拜尔。他闯进了我的圣殿。我对罗兰·斯太尔斯老头十分生气。我专门给他钱，叫他在我沉思的时候，把那些不速之客和害人虫一概拒之门外，可是他今天却不在接待室值班。现在正值圣诞节前夕，房客们需要有人帮忙装点一下树木之类的东西。大概他是少不了的。

坎特拜尔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我想，这位是你的妻子吧？”

“别想当然了。她不是我妻子。这位是波莉·帕洛米诺，是朋友，是我们全家的朋友。露西上格林斯波罗女子学院时，跟她同住一个房间。那是上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前的事。”

波莉皮肤白皙，不戴乳罩。她走到亮光之下，便在我的客厅里踱起步来。她头发的红色完全是天生的。不穿袜子（这是在十二月的芝加哥），衣服穿得很少，穿一双极厚的平底鞋走路。我这一代男人，永远也看不惯从前都是遮掩起来的女人的腿的力度、匀称和美丽。

坎特拜尔和波莉仔细地观赏我的住所。他抚摩着家具，她弯下腰摸摸地毯，又把毯子角翻过来念念商标。是的，那是货真价实的柯曼地毯。她接着又琢磨起图画。最后，坎特拜尔在长毛丝绒垫沙发上坐下，说道：“这是妓院般的豪华。”

“不要坐得太舒服了，我还要上法院去。”

坎特拜尔对波莉说：“查理的前妻在一个劲地告他呢。”

“为什么？”

“什么都为。你已经给她不少了，是吗，查理？”

“是不少了。”

“他怪难为情的。他还不好意思说给了多少。”坎特拜尔对波莉说。

我对波莉说：“很清楚，我在牌桌上把自己的生活情况给里纳尔多全亮了底。”

“波莉知道。昨天我给她讲过。打完扑克后，你讲得最多。”他回过头又对波莉说。“查理醉得连他的280-SL车都开不成了，还是我把他送回家去的。埃米尔把雷鸟车开了回来。你给我讲了不少，查理。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高级鹅毛管牙签？扔得到处都是，好像你对牙缝里的饭渣过敏似的。”

“那是从伦敦寄来的。”

“就像你的开司米短袜和香皂是从弗罗里斯商店寄来的一样？”

是的，当时我一定是说话心切。我已经给坎特拜尔提供了大量情报，而他也是个包打听，显然是想跟我拉拉关系。“你为什么让你的前妻这样子搅和你呢？你有一个权势不小但是又很蹩脚的律师，福雷斯特·托姆切克。你看我什么都灵通吧？托姆切克处理离婚案件可真是呱呱叫的。他使公司大亨们都离婚了，可是你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是你的朋友萨斯马把你介绍给这个家伙的，是吧？谁是你老婆的律师呢？”

“一个名叫马克西·平斯克的家伙。”

“哼！平斯克，那个敲骨吸髓的犹太佬！她可拣了个坏中之坏。他会把你的肝剁碎和鸡蛋洋葱一起炒了吃。哟，查理！你的生活在这一点上真是太糟糕了。你对自己的利益太马虎大意了。你甘心让别人侮辱你。朋友先从你这里开刀。我知道你那朋友萨斯马的一些事。没有人请你吃饭，却有人邀请他。他四处张扬倒霉的查理的情况。他把有关你的机密情报透露给闲话专栏的作者。他总是想舔施奈德曼的屁股，可这屁股又离地面太近，他非站在狐壕里才能够得上。他将从托姆切克手里拿一笔回扣。托姆切克会把你出卖给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平斯克的。平斯克便会把你甩给法官。法官会给你老婆……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丹妮丝。”我说，习惯性地帮他一句。

“他会把你的皮剥给丹妮丝，叫她把你的皮挂在她的窝里。——喂，波莉，你看查尔斯是不是你想像的那个样子？”

坎特拜尔哪能按捺住他内心的得意。昨天夜里，他自然把他的所作所为告诉给某人了。就像洪堡在朗斯达夫那里取得胜利之后，马上直奔格林尼治村去调弄吉妮一样，坎特拜尔轰轰然开着他那雷鸟车去跟波莉过夜，以此来庆祝他的成功和我的失败。这使我想到，在民主的美国，逗趣的欲望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啊！这就是美国人不能保密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使英国人大失所望，就是因为我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幸好，德国人并不相信我们如此饶舌。他们误以为我们在有意泄露一些假情报。为了证明我们并不像我们所表现的那样无聊乏味，而是魅力无穷，信息灵通，真是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心里说，好吧，得意去吧，你这长着貂皮胡子的杂种，把你对我，还有对我的280-SL车子干的好事四处张扬去吧。我终究要整倒你的。我很高兴莱娜达这时将要把我带走，并逼我再度出国。莱娜达的主意倒不错。因为坎特拜尔显然在对我们的未来有所谋算。能不能抵御他袭击的绝招，我毫无把握。

波莉在考虑如何回答坎特拜尔提出的问题，而坎特拜尔呢，显得那样苍白，那样漂亮，简直在脉脉含情地注视着我。他仍然穿着套袖大衣，戴着绷得紧紧的帽子。漂亮的靴子踩在我的中国雕漆咖啡桌上。他黑胡拉碴的，现出一副疲惫不堪和扬扬得意的样子。不过，他现在已经失却刚才的清新之气，变得臭烘烘的了。当然，情绪并未消减。

“我认为西特林先生仍然不失为一个美男子。”波莉说。

“谢谢你，亲爱的姑娘。”

“他从前肯定是个美男子。瘦高而又精干，长着东方人的大眼睛，也许还长着粗家伙。可现在他是明日黄花了，”坎特拜尔说。“我知道这事使他伤心。他那端庄的腭线快消失了。看看他那脖子上的垂肉和满脖子的皱纹吧。他的鼻孔越来越大，就像挨了饿似的，连鼻孔里的毛也白了。猎兔犬和马也有这种情形，嘴巴周围会逐渐变白的。哦，他好得不同一般，是一只稀有动物，像最后一只橙色的火烈鸟[257]一样。应当把他作为一种国家资源保护起来。一个好色之徒。他跟天底下的什么东西都睡过觉，却又是最最爱慕虚荣。查理和他的朋友乔治像一对年轻的运动员一样跑步，锻炼。他们用头倒立，服维生素E，玩壁球。他们告诉我，你是球场上的一条狗，查理。”

“不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时已晚了。”

“他干伏案写作的工作，锻炼锻炼是十分必要的。”波莉说。她除了一头光亮的红头发外，还有一个稍微下勾的鼻子。我逐渐对她发生了兴趣——公正地说，是由于她具有人的品质。

“保持健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娘们儿。这些年轻的娘们儿，除非她们有特别的嗜好，否则都不愿意叫锅一样的肚子揉压。”

我对波莉解释说：“我之所以要锻炼，那是因为我的颈部有关节炎，或者说曾经有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头似乎越来越重，脖子越来越软。”

力气大都用在顶部。在当代自主的人士进行瞭望的守望楼上。当然，坎特拜尔说得对，我爱慕虚荣，我还没有到看破红尘的年龄。不论它是什么，总之并非全是虚荣。锻炼不足我就会感到像害了病一样。我常常希望，我老了以后，犯神经病的能量会少一点。托尔斯泰认为，人们遭罪的原因是他们吃牛排，喝伏特加，喝咖啡，抽雪茄，从中吸取了过量的热和刺激物，而又不参加有益的劳动，这样就会沉沦于肉欲和其他罪孽。关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记得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归罪于吃肉是大可不必的。内在的心力，更有可能是邪恶的灵魂，也许是因果报应——以今生来偿还前世的罪恶。按照斯坦纳的观点——我正在研读这个人的著作——精神从抵抗中受到教益——物质的肉体在抵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肉体逐渐消亡，但我的身体的衰退并不值得。看到我跟我年轻的女儿在一起，一些糊涂蛋便问那是不是我的孙女。天哪！那可能吗！我看到，我的面目在逐渐变化，变得就像一件剥制得不好的猎物，或者装在支架上的标本。我总是由此联想到年龄，于是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从照片上，我也认出我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我本来可以说：“是的，也许我真要垮了，但你应当看看我精神上的资产负债表。”然而我还不能够说这样的话。当然，看起来我还比死人强，不过有时也强不了多少。

我说：“好哇，谢谢你的光临，帕洛米诺太太。不过你得原谅我。有人要来接我，我还没有刮脸吃饭呢。”

“你用什么刮脸的？电动剃刀还是钢制刀片？”

“雷明顿电动剃刀。”

“阿伯克隆比—费奇公司的电动剃刀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想我也要刮刮脸。午饭吃什么？”

“吃酸奶。可是没有法子请你了。”

“我们刚吃过。光是酸奶？里面不放点什么？煮个老鸡蛋怎么样？叫波莉给你煮吧。波莉，到厨房里去给查理煮个鸡蛋。你怎么说的，你要到闹市去？”

“有人要来接我。”

“不要为梅赛德斯而难受，我给你三辆280-SL。你是个大人物，不能因一辆车对我怀恨在心。情况不一样了。喂，打罢官司我们再碰头喝几杯怎么样？他也该喝几杯了，而且你应该多谈谈，你听得太多了。这对你不好。”

他以更为显眼的姿态舒展着身子，把两条胳膊搭在沙发圆形的靠背上，似乎在表明他不是一个我能嘘出去的人。他也想显示出他与既漂亮又满足的波莉之间如胶似漆的感情。不过，我对此非常怀疑。“对你来说，这种生活是很糟糕的，”他说。“我看见人们在如何摆脱深居简出的生活，我明白这种迹象。你为什么要住在四处全是贫民窟的南区呢？是不是因为中途区有你满脑子学问的朋友？像你讲过的那个理查德什么的教授。”

“邓沃德。”

“正是那个人。可是你也说过怎么有个坏蛋把你一直追到大街中央。你应当在近北区最为保险的大楼里租一套房子，带一间地下车库。要么，你是为着这些教授的老婆才住到这儿的？其实海德公园那些女流更容易弄到手。”他接着说，“你起码有一支枪吧？”

“没有。”

“天啊，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意思。你们这些人对于现实总是软绵绵的。这是一种迪尔伯恩堡式的局面[258]，你难道不知道吗？只有红皮肤的印第安人才有枪和石斧。上星期，你没有从报纸上看到一个车夫被霰弹枪崩坏了脸的消息吗？要恢复起来需要整容外科一年的工夫。你听到这种事难道就不想报复吗？要么是你的棱角真的磨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看不出你的性生活会有什么好处！别想跟我讲什么即使宰掉追逐你的野牛你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回过头去打穿它的脑袋就是了。要是我给你一支枪，你拿不拿呢？不拿？你们这些心地开阔的耶稣真是讨厌极了。你今天要到闹市去，如果遇上福雷斯特·托姆切克和吃人的平斯克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会吃掉你的屁股。那时你就会对自己说，他们是卑劣的，而你是高雅的。你需要一支枪吧？”他把手敏捷地伸到大衣底下，“这里有支枪。”

我对坎特拜尔这样的人物有点偏爱，这决非偶然。我在百老汇轰动一时的戏，上座电影的财源，是吸引着正在闹市里等待我的那些芝加哥鲨鱼们的血味；——而戏中的冯·特伦克男爵，也是一个感情外露精神亢奋易于冲动破坏成性刚愎自用的人，这种冲动而又固执的人现在正好迎合中产阶级。里纳尔多斥责我颓废，天性被损害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他的观念可能本源于索黑尔[259]（献身的思想家用崇高的暴力行动来振奋资产阶级，以图恢复它那日见衰微的神经）。虽然他不知道索黑尔是何许人，可是那些理论却传布开来并且找到了为其充当证据的人——杀害人质或向人群开枪的劫持者、绑架者、政治恐怖主义者，诸如人们见之于报纸电视的阿拉法特之流。坎特拜尔显示了芝加哥的这些趋向，他在狂乱地发扬着人类的某种法则，却不知其所以然。就我自己的方式而言，我也不甚了了。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与我自己的精神状态相同的人交往呢？我倒被这些浮夸自负的类型所吸引。他们为我干了些事儿。也许，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现象。这个社会提倡人身自由，乐于同情甚至资助统治阶级的死敌，正如熊彼特[260]说的，主动地同情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痛苦，乐于接受畸形的性格的特别的负担。真的，人们觉得对犯罪分子和精神病人的耐心会给自己带来道义上的荣誉。谅解！我们喜欢谅解！喜欢怜悯！我正是这样。至于广大群众，千百万天生的穷人，则因为现在有了住房，有了电气用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和便利设施，只好保持缄默，紧紧抓住自己的财物，忍受着社会的动乱。他们的心情是愤懑的，可是他们宁愿忍受种种的骚扰而绝不铤而走险。他们忍受了所有的辱骂，总是坚持以息事宁人而告终，绝不捣乱。显然我跟他们的处境是相同的。我看不出舞刀弄枪对我有什么好处。似乎我可以用枪打破重重迷惘，主要的迷惘还在于我的性格！

坎特拜尔在我身上赋予了许多勇气和智谋，现在他似乎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分离了。同时，他也希望我把他提携一下，把他引向高尚的境地。他已经达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瘪三、骗子、损人利己之徒和罪犯所达到的地步，也就是有知识、有创见的人和理论家的地步。也许他自以为是拉摩[261]的侄子，甚或是让·热奈[262]。我并没有把这看成是未来的潮流。我一点也不需要它。在冯·特伦克的塑造中，我已对此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在电视的《深夜特别节目》里，人们仍然看见冯·特伦克在决斗，越狱，勾引女人，撒谎吹牛，企图放火烧掉他内兄的别墅。是的，我已经尽了我的一份力量。也许我也暗示出一种对高尚事物的新的兴趣，暗示出一种在精神上进取的愿望。因此，坎特拜尔要求我给他讲讲这一类事，与他分享，至少也给他一点暗示，这当然是公平合理的。他说他到这里来是替我办好事的。他急于帮助我。“我可以为你干一件好事。”他说。于是他开始给我描绘他的一些事业。他这里有钱，那里有钱。他是一家飞机包租公司的董事长。也许就是今年夏天把成千上万的人撂在欧洲的那些公司之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安排堕胎医疗的生意，并在全国各地大学的报纸上登广告，以一个无私的朋友的姿态提出：“如果遭此不幸，请电话洽询。我们将免费提出建议，给予帮助。”这是千真万确的，坎特拜尔说。除了医生收一点应得的费用外，一切都是免费的。这是一桩正经买卖。

波莉似乎并没有被这件事所烦扰。我想，对坎特拜尔来说，她确实是太好了。可是，每一对配偶，相比之下总有一个是优胜者。我能看出来，他使波莉感到很有趣味。波莉有白皮肤，红头发，还有漂亮的腿。这就是她和坎特拜尔结合的机缘。他真的使她乐不可支。他还敦促我去欣赏她。他也对他老婆的学问乱吹一通，誉她为卓有成就的人。同时，他也向波莉夸耀我。他为我们大家都感到骄傲。“瞧瞧查理那张嘴，”他对波莉说。“他不讲话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他的嘴在动。这是因为他在思考。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喂，请你注意我所说的意思。”他抓起桌子上最大的那本书。“瞧这个怪物——《黑斯廷斯宗教与伦理百科全书》——天哪，这到底是什么！查理，给我们讲讲，你在这儿读些什么？”

“我在查有关亚历山大的奥里根[263]的一些东西。奥里根认为《圣经》不会是单纯的故事集。难道说上帝白天在花园里散步乘凉时，亚当、夏娃真的藏在一棵树下吗？难道天使们真的从梯子上爬上爬下吗？难道真的有撒旦把耶稣带到山顶上去诱惑他的事吗？显而易见，这些故事一定有更深刻的含义。说‘上帝散步’是何用意？难道上帝有脚吗？就是在这个地方思想家们接受了，并且——”

“够啦够啦。这本《医疗学成就》又说些什么呢？”

出于我本身的原因，我并不是不愿意被这样反复考问。我的确读过不少书，但是，我对读过的东西都记住了吗？还是看看事实。我闭上眼睛背诵起来：“它说，精神疗法学家可以成为人类新的精神领袖。一场灾难。歌德害怕现代世界会变成一所医院。每个公民都不健康。儒勒·罗曼[264]的《敲击》也有同样的观点。难道疑病症是医疗事业上的一个创造吗？按照这位作者的观点，当文化无法解决人所倾向（他的原话是‘倾向’）的空虚与恐慌的情状时，便会有另外一些力量出现，把我们用疗法、胶水，或者口号，或者唾沫粘结在一起；要么就像文艺批评家古姆本那个家伙说的，可怜虫们在睡榻上再生。这种观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所持的观点更悲观。那位大法官说，人类是脆弱的，不但需要面包，而且因其经受不了自由而有求于奇迹、神秘和权威。对空虚和恐怖感觉的自发倾向比这还坏。坏得多。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人类是疯狂的，而制止那种疯狂（按他的观点）的最后机构，就是教会——”

他又把我打断了。“波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是什么，《死亡与再生之间》？”

“斯坦纳？一本迷人的书。讲的是灵魂通过死亡之门的旅行，但是并不同于柏拉图的神话——”

“哈，算了吧，”坎特拜尔说。他又向波莉指出：“你只要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就准会使他兴奋起来。你能把这看做夜总会的表演吗？我们可以把他约到凯利先生的夜总会去。”

波莉圆鼓鼓的红褐色眼睛里射出的目光，扫过坎特拜尔看了我一眼，说道：“他不会去的。”

“这就要看今天他们在闹市里如何收拾他了。查理，我到这里来还有一个想法。你把你的文章找几篇念念，我们录一下音，然后把录音带租给一些大专院校。你可以从中捞一笔可观的外快，就像在利文沃斯监狱中，我在《老爷》月刊上读到的那篇关于博比·肯尼迪的文章。还有叫做《向哈里·胡迪尼致敬》那篇。不过，《现代世界之莫大厌烦》却不行。我根本看不懂。”

“行啦，不要太过分了，坎特拜尔。”我说。

我完全意识到，在商业性的芝加哥，如果有人要你参与赚钱的计划，这便是真正的爱的表示，然而，在目前的心境下，我却无法掌握坎特拜尔，搞不清他的动向，也摸不清他的精神状态，因为他的精神在到处涌现。他高度兴奋。在歌德式的医院里，他是个有病的公民。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恐怕也不太妙。我突然想起昨天坎特拜尔把我带到那个很高的地方，虽则他不是在诱惑我，但把我的几张五十元的钞票飘走了。他现在是不是面对着想像的挑战呢——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会追求那种行动呢？然而，他仿佛感到，昨天的事已经用一条近乎神秘的纽带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有一些希腊字就是这种意思——philia, agape[265]等等（我听说一个有名的神学家辛劳者蒂利奇[266]解释过它们的各种意思，因此，我往往被搞得糊里糊涂）。我的意思是，philia这个词，在人类进程的这种特别时刻，在美国的推销概念和商业经营中，把自己的含义表达出来了，而我是在这个含义的边沿又绣上了自己奇特的花边。我总是把人们的动机引申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看了看钟。四十分钟之内莱娜达还不会到这里来。她来的时候，肯定会涂抹得艳丽而芳香，戴着一顶大软帽，抖出一股威风来的。我不想让坎特拜尔碰见她。就此事而言，我认为叫她碰上坎特拜尔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当她注视一个使她感兴趣的男人的时候，她就会慢慢地把目光转移开。这并没有多大意思。这只不过是她的教养使然。她妈妈，那位Señora[267]教育她要有魅力。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生就一双美丽的眼睛，你盯人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在莱娜达的女人交际法中，虔诚和热情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主要的问题是，如果坎特拜尔看见一个老头子同一个年轻娘们儿在一起，这样，正如他们所说的，他就要借此敲竹杠了。

然而，我想清楚地表明，我说起话来就像接受到或体验到光的人一样。我指的不是“光线”，我说的是一种“生命之光”，一种难以确切表达的东西，特别是在这样一类描写中，有如此多好斗的谬误的愚蠢的虚妄的人物行动和现象处于突出的地位。而这种“光”，不论它被怎样描述，现在已是我身上一种真正的元素，就像生命的气息本身一样。虽然我对它的体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却持续了很久很久，足以使人信服，并且造成了一种使人莫名的快乐。不仅如此，我四周的歇斯底里、离奇古怪的东西，辱骂性的东西，不公正的东西，我所喜好并积极参与其中的疯狂、令人悲伤的事，现在都发现了一种对照。我虽然说是“现在”，然而我早就知道这种“光”是什么东西了。只不过我仿佛忘记了在生命的前十年我就晓得这种“光”并且知道怎样把它呼吸进去。但由于成熟和实在论（实用性，自我保护，生存竞争）而放弃的这种早年的才能，或者天赋，或曰灵感，现在却徐徐返回了。也许平凡的自我保护的虚荣心最终将变得过于直率而不好拒绝了。保护什么呢？

此刻，坎特拜尔和波莉放松了对我的注意。他在给她解释怎样才可以建立起一个简便的小公司以便保护我的收入。在他说到“产业计划”时歪着嘴做了个鬼脸。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妇女把脸一扭，用三根指头戳戳脸蛋，这便是在表示最大的讽刺。坎特拜尔就是这么做鬼脸的。这是一个保护财产、以防被冤家丹妮丝及其吃人的律师平斯克和法官厄巴诺维奇之流夺走的问题。

“给我提供消息的人说，法官在偏袒这女人。我们怎么断定他没有受贿？十字街头不乏投机倒把的生意。在库克县能有例外吗？查理，你想过搬到开曼群岛上去的事吗？你知道那是一个新的瑞士。我不愿在瑞士银行里存款。这次缓和已使俄国人从我们手里取得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今后他们就要对欧洲采取行动了。所以，谁知道存在瑞士的钱会出什么问题，包括所有越南人的钱，伊朗人的钱，希腊上校们的钱，以及阿拉伯人卖石油赚的钱。不，你满可以在开曼群岛上弄一套有空调的公寓，腋下挟上防汗药，在那里高枕无忧地过日子。”

“可是，办这件事的钱在哪里呢？”波莉说。“他搞到了吗？”

“那我就说不上了，要是他没有钱，那他们干吗要在闹市里削他的脚指头呢？没有麻醉剂吧？我帮你办件事，查理。可以在日用品期货交易中买一些合同。我已经从中赚了大钱了。”

“从单据上看，你是赚了大钱了。如果斯特朗森这家伙正直的话。”波莉说。

“你说什么？斯特朗森？一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你没有看见他那肯尼沃斯的宅子和他墙上哈佛商学院销售学学位证吗？此外，他一直在替黑手党做生意。你可知道，那些家伙受了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使他就范。可他始终还是两袖清风。他在中美商品交易所有个席位。五个月前我给他两万块钱，他给我翻了一番。我把他的公司的广告材料给你带来。反正，只要查理一举手就可发财。别忘了从前他有一本在百老汇红极一时的戏和上座极好的电影。为什么不再来它一次呢？瞧这些扔得到处都是的纸吧，这些稿子和胡扯值不少钱呢。说不定这里就有一座金矿呢，你想打赌吗？比方说，你和你的朋友洪堡曾经合写过一个电影剧本，那我是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我那搞研究工作的老婆。”

我对此一笑置之，笑声很大。一个电影剧本！

“你记得吧？”坎特拜尔问。

“是的，我记得。可是你的老婆又是怎样听到的呢？是从凯瑟琳那里……？”

“从内华达的蒂格勒太太那里。露西现在正在内华达采访她呢。她住在蒂格勒太太的旅游牧场上已有一个礼拜左右了。蒂格勒太太独自经营着那个牧场。”

“哎，蒂格勒在哪里？他不在吗？”

“他永远不在了。那家伙死啦。”

“死啦，真的？那她是个寡妇喽。可怜的凯瑟琳啊，她真不走运，可怜的女人！我真替她难过。”

“她也惦记着你呢。露西告诉她我认识你，她便捎话问候你呢。你有什么话要告诉她？我每天都要跟露西通话的。”

“蒂格勒是怎么死的？”

“打猎时出事打死的。”

“难怪。他是个浪荡子，曾经还是个牛仔。”

“也是个屁股上的疗疮？”坎特拜尔说。

“可能是。”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不太难过吗，嗯？你尽说可怜的凯瑟琳。现在谈谈你和弗莱谢尔写的那个电影剧本怎么样？”

“对，给我们谈谈，”波莉说。“是怎么回事呢？像你们这样的两个才子合作，了不起！”

“很无聊，没有什么可谈的。那是我们在普林斯顿闹着玩玩。纯属胡闹。”

“你没有副本？从商业的角度讲，也许你是最不了解它的价值的人。”坎特拜尔说。

“商业角度？好莱坞一本万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再没有那样的好价钱了。”

“这一类事你交给我办好了，”坎特拜尔说。“如果我们有一笔固定资产，我就会知道如何来用它招财聚宝——导演，明星，资金的供应，一切的一切。别忘了，你已经名气不小，而弗莱谢尔的名字也还没有被人完全遗忘。如果我们把露西的文章一发表，他就会恢复声望。”

“但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波莉说。鼻子仍然那样勾着，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腿脚悠闲地晃动着。

“我得刮脸了。我需要吃午饭。我非要上法院去不可。我正在等一位加利福尼亚来的朋友呢。”

“谁？”坎特拜尔问。

“他叫皮埃尔·萨克斯特。我们在编一本叫做《方舟》的杂志。反正这跟你毫无关系……”

可是，当然同他有关系，因为他是个魔鬼，能把人搞得精神错乱。他的专长就是大吵大闹，把人引入歧途，陷进泥沼。

“好吧，给我们讲讲电影吧。”坎特拜尔说。

“让我试试，看我的记忆力好使不好使，”我说。“故事得从极地探险家阿蒙森和昂伯托·诺比尔说起。在墨索里尼时代，诺比尔兼任空军军官、工程师和飞行指挥，是个勇敢的人。在二十年代，他和阿蒙森领导了一次飞越北极的探险，从挪威飞往西雅图。然而他们俩是对头，彼此之间的嫉恨逐渐加深。在第二次探险时，由于得到墨索里尼的支持，便由诺比尔单独进行。可惜的是他那空中轻舟在北极坠毁了，机组人员散落在浮冰上。阿蒙森得知这个消息后说：‘我的同志昂伯托·诺比尔’——注意，阿蒙森是嫉恨他的——‘掉到海里了。我要去营救他。’于是他包了一架法国飞机，装满了设备。驾驶员警告他说已经超重了，不愿起飞。就像帕特里克·斯彭斯爵士[268]一样，我记得我对洪堡说。”

“什么斯彭斯？”

“是一首诗，”波莉对坎特拜尔说。“阿蒙森就是压倒斯科特[269]的南极探险队的那个人。”

坎特拜尔因为自己有一个博学的玩偶给他做简要的说明而感到得意。他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架子，好像在等着听那些干乏味工作的人和书呆子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琐碎史料。

“法国飞行员警告了他，可是阿蒙森说：‘别指教我怎么指挥营救队。’于是飞机从跑道上起飞了，然而掉到海里去了，全部人员都遇难了。”

“原来电影就是这样？那么那些掉在冰上的人又怎样了呢？”

“冰上的人发出无线电报，俄国人收到了，派出一艘叫‘克拉辛号’的破冰船去寻找他们。船在浮冰之间巡游，营救了两个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瑞典人。还有第三个幸存者——他在哪里呢？他们的解释是不可信的。于是，就怀疑那个意大利人吃了人。接着，‘克拉辛号’船上的医生便抽空了他的胃，通过显微镜从中检验出了人体组织。何等惊人的丑闻啊！于是，那个家伙肚子里的东西被装在一个罐子里，在红场示众展览，同时在巨大的解说牌上写道：‘请看法西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恶狗们在怎样互相吞噬！惟有无产阶级才懂得道德、友情和自我牺牲！’”

“这到底算什么电影？”坎特拜尔说。“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

“刚才我不是已经讲清楚了吗？”

“对呀，可是这会儿你生我的气了，你在瞪眼睛呢。你认为在艺术这一行里我是个低能儿，我不懂，我不配提意见。”

“这只不过是背景，”我说。“按照洪堡和我的构思，画面是在一个西西里的村子里展开的。吃人者——洪堡和我管他叫考多夫雷多先生——现在是一个卖冰淇淋的慈祥的老人。孩子们都喜欢他。他有一个独生女，是个娇滴滴的宝贝。在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诺比尔探险的事。可是有个丹麦记者却找上门来采访这个老头儿。他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克拉辛号’船救难的书。在秘密的会见中，老头儿说道：‘别打扰我啦。五十年来我一直吃素，做冰淇淋，现在已经上了年纪啦，可别给我脸上抹黑。请另找一个题目去写吧。生活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儿可多着呢。我的事儿没有多大价值。主啊，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吧[270]。’”

“这样看来，影片中的阿蒙森和诺比尔这一部分，就是围绕这件事喽？”波莉说。

“洪堡对普雷斯顿·斯特奇斯[271]推崇备至。他赏识由布赖恩·唐莱维[272]和艾金·塔米洛夫[273]主演的《摩根河的奇迹》，还有《伟大的麦克金蒂》。洪堡的想法是把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甚至还有罗马教皇都插进去。”

“怎么还有罗马教皇呢？”坎特拜尔说。

“教皇给诺比尔一个大十字架，要他投到北极。我们把这部电影看成一出轻歌舞剧和滑稽剧，不过其中却有《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274]的成分。狂暴惊人的罪犯，及至暮年，其性格便会发生魔术般的变化；当他们临终之时，既有能力诅咒，也有能力祝福。”

“如果显得可笑，那就把教皇删掉好了。”坎特拜尔说。

“逼到无路可走时，考多夫雷多老头发火了，企图结果那记者的性命。他从山腰上撬起一块巨石，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扑上去奋力挡住它，直等到记者的汽车开到山下的大道上。之后，考多夫雷多又在村头广场上吹起他叫卖冰淇淋的喇叭，把所有的人都招引过来，当众向居民们表示忏悔，痛哭流涕地告诉大家自己是个吃人肉的人……”

“这一下可破坏了他女儿的罗曼史，我想。”波莉说。

“恰恰相反，”我说。“村民们召开了一个大会，听取公众意见。他女儿的男朋友说，‘想一想我们的祖先吃什么东西吧，还不是像猿猴、低级动物和鱼类一样。想一想开天辟地以来动物吃些什么东西吧，而我们的存在不都应归功于它们吗？’”

“不，这听起来不怎么有说服力。”坎特拜尔说。

我说是到刮胡子的时候了，他们俩都陪着我进了浴室。

“不，”坎特拜尔又说。“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你有这玩意的副本吗？”

我刚把电动刮胡刀打开，就被坎特拜尔一把夺过去。他对波莉说：“别坐下，去给查理煮鸡蛋，准备午饭。去吧，到厨房去。”然后又说，“我先刮吧，我不喜欢机器发热后使用。别人的那股热气我怪难受的。”于是那嗡嗡作响、闪闪发光的机器上下移动起来。他随着机器的移动绷着面皮，扭着脸。“她会给你准备好午饭的。她挺漂亮吧，你的印象如何，查理？”

“一个极漂亮的姑娘，也是绝顶的聪明。我从左手上看出她已经结婚了。”

“对了，嫁给一个搞电视买卖的讨厌鬼。那家伙拼命钻营，总是不在家。我经常见到波莉。每天早晨露西一去芒德伦上班，波莉就来了，跟我一起上床。我看这事会给你一个不好的印象。别跟我装蒜。你一见她就心花怒放，一直在设法讨好她，一直在卖弄自己。不过，你那些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在男人们中间没有你的用武之地。”

“我承认我喜欢在女人面前炫耀自己。”

他抬起下巴，用剃刀刮脖子。他那灯泡似的白鼻子上出现了暗暗的皱纹。“你想跟波莉搞吗？”他问。

“我？这个问题不是太抽象了吗？”

“没有什么抽象的。你替我办事，我替你办事。昨天我砸了你的车，领着你满城胡乱折腾。现在我们的情况不同了，我知道你应当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但是不管她是谁，她有多大学问，跟波莉相比，都是草包。波莉使别的女子都相形见绌。”

“既然如此，我应该感激你。”

“这就是说你不想干。看来你是拒绝啦。把刀子拿走，我刮完了。”他啪地一下把热烘烘的小机器放在我手里，离开脸盆，靠在浴室墙上，两臂交叉起来，一只脚尖点着地。他说：“你最好别拒绝我。”

“为什么？”

他那没有血色绷得很紧的脸上充满了白热。可是他说：“有件事需要我们三个一起干。你仰面躺着，她骑在你身上，同时又贴着我。”

“咱再别谈这些下流事了，住嘴！那种事简直不能想像。”

“别装腔作势了，不要自命清高，”他又解释起来。“我站在床头，你躺下，波莉叉开双腿骑上去，同时把身子贴住我。”

“别出这些下流透顶的点子了，我不想参加你的性马戏班！”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再不能无所谓了。他前面有一连串凶神恶煞的人物——丹妮丝、平斯克、托姆切克、法庭、国内收入署。“你绝不是清教徒，”坎特拜尔面色阴沉地说。可是他已经意识到了我的心情，便改变了话题。“你的朋友乔治·斯威贝尔打牌时谈到东非的一个铍矿，这铍是什么东西？”

“这是宇宙飞船上用的硬合金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乔治声言他在肯尼亚有些朋友……”

“啊，在老林深处的野人里也有他的内线。我打赌那些野人一定都很喜欢他。他虽然态度和蔼，体格健壮，心地善良，但我敢说他是个卑鄙的商人。如果你跟斯特朗森搞那期货交易，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那才是一个真正出色的人！我知道你不信，可是我要尽力帮你一把。他们会在法庭上把你剁成碎块的。你还没有把有些东西转移走吗？你不要太愚蠢了！你没有在什么地方找个窝主吗？”

“我想都没有想过。”

“你是要我相信，在你的头脑中，除了梯子上的天使和不朽的精灵之外，什么也不想。但是，从你的生活方式中，我能够看得出并不是这么回事。首先，你是个花花公子；我认识你的裁缝。其次，你是个老色鬼……”

“难道那天夜里我谈到不朽的精灵了吗？”

“当然喽，那天你说过，在它通过死亡的大门时——这是引用原话——你的灵魂就舒展开来回顾世界。查理，今天早上我对你有个想法——关上门。去，把门关上。现在听着，我们可以假装拐走了你的一个孩子。你付了赎金，我就把这笔钱给你存到开曼群岛上去。”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枪，”我说。

他把枪递给我。我反手对准他说：“要是你打算干那种事，我一定要这样对付你！”

“把枪放下！这只不过是个想法嘛。不要什么事都大惊小怪。”

我退出子弹，扔进废纸篓，然后把枪还给他。我得承认，他之所以向我提这样的建议，还是我的过错。武断往往是理性的宠儿。坎特拜尔似乎自以为他是我所喜爱的那种专横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迎合这一点。也许当个讨人喜欢的专横的人要比当个纯粹的傻瓜好。然而，我曾经是那么有理性的吗？

“拐骗的想法确是太惹眼了。你是对的，”他说。“嗯，到法官那里活动活动怎么样？一个县法官终究是要投票重新选举的。法官也是搞政治的，你最好明白这一点。这个组织的小人物就可以投票选举和罢免法官。给上三四万元，适当的人就会去见厄巴诺维奇法官了。”

我嘘了口气，吹掉剃刀上的胡碴子。

“你也不赞成？”

“不赞成。”

“也许对方已经跟他接头了。为什么要当那样的正人君子呢？这好像是一种麻痹症。绝对的不真实。菲尔德博物馆玻璃窗后边，就是你的去处。我相信你仍然停留在你的童年时代。如果我对你说‘还清债务出国吧’，你作何回答呢？”

“我会说，我不能只因为钱而离开美国。”

“对了，你绝不会像维斯科[275]那样。你热爱你的祖国。嘿，看来你不配有这笔钱。也许别人应当从你手里把它拿走。像总统那样的人都自命为《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美国人，他们都是些童子军。他们在黎明送报纸，可是他们是骗子。真正的美国人就是像你这样的怪物，来自芝加哥西区的自命清高的犹太人。你才应当进白宫。”

“我倒同意。”

“你是喜欢受特工处的保护的。”坎特拜尔打开浴室的门，窥探一下波莉。她没有偷听。他又把门关上，低声说道：“我们就你老婆可以订个合同。她想闹一场吗？那就请便吧。会有一场车祸，叫她死在大街上。也许，她会被推到一列火车前头，或者被拖到哪个小巷里刺死。发疯的野牛正在左右开弓收拾女人，因此前途难以预卜。她要把你糟蹋死——喂，要是她死了，事情会怎样呢？我知道你会说：不行。权且当做一句笑话——野驴坎特拜尔，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最好你是在开玩笑。”

“让我提醒你，这里毕竟是芝加哥。”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噩梦，因此你认为我应当把它变成百分之百？我想你在开玩笑。遗憾的是波莉没有听。好啦，我很赞赏你对我的福利的关心。再别提任何建议了，不要给我制造一件可怕的圣诞节礼物，坎特拜尔。你在想方设法留下一个有力的印象。可别想着犯罪，明白吗？如果我再听到半句这类的话，我就要向刑警队报案了。”

“放心，我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的。我只不过认为我该指出各种选择范围。这样有助于通盘考虑，使你的头脑清醒清醒。你要知道，如果你当真死了，她就会高兴疯的，你这混蛋。”

“这样的事我可不知道。”我说。

我这是在撒谎。她自己正是这样讲的。真的，这样的谈话对我很有好处，而且是我自己促成的。我在人类之中开拓道路，选择道路，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的失望是什么呢？我有，或者说假设我有莎士比亚式的高超需要和洞察力，但这种高超的东西却太零碎了。因此，我感到自己正注视着坎特拜尔恍惚的眼神。啊，我的高尚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我满以为当一个知识分子就有保证过高尚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洪堡和我完全一样。对理查德·邓沃德这样一个人的学问、智慧和分析能力，他也会给予尊敬和推崇。对邓沃德来说，最为勇敢、最为热烈、最为雄伟的生活，莫过于精神生活。对此，我也曾经表示赞同，但是现在不再这样想了。我曾经决定倾听从我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说，自然界有我的肉体，也有我。我通过自己的肉体同自然界发生了联系，但是我的一切却并不完全都包含在肉体里。

由于这种观念，我发现自己在坎特拜尔的凝视之下。他在打量我，看上去他既温和体贴而又充满杀机，甚至令人觉得有死亡的威胁。

我对他说：“好多年前，连环漫画上有个小孩叫做拼命三郎安布罗斯。那是你出世以前的事了。现在你可别跟我重演拼命三郎安布罗斯。让我离开这儿吧！”

“稍等片刻。露西的论文怎么办？”

“滚她的蛋，什么论文？”

“过几天她就从内华达回来了。”

我没有理睬。过几天我就平平安安在国外了——离开了这个疯子，也许又要跟别的什么人去厮混了。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可以通过我跟波莉搞。一定得通过我，可不能自行其是。”

“放心吧。”我说。

他仍然待在浴室里。我想他是在废纸篓里找他的子弹。

波莉已经给我准备好了酸奶和鸡蛋。

“我告诉你，”她说，“不要在商场上鬼混。他就要输得精光了。”

“他知道吗？”

“你想呢？”她反问道。

“也许他正在拉进去一些新的投资户，设法捞回他的亏损？”

“我说不上。这种事情我弄不懂，”波莉说，“他是个挺复杂的人。墙上那枚漂亮的奖章是什么？”

“那是我的法兰西勋章，我的女朋友镶在那里的。她是个室内装饰家。实际上，这枚奖章是冒牌货。大奖是红的，不是绿的。他们把发给猪倌和改造垃圾桶的人的那种给了我。去年，一位法国人告诉我，说我的绿绶带肯定是荣誉军团最低的等级。其实他以前一直没有见过绿绶带。他想，那一定是农业奖。”

“我认为他对你讲这些并不太好。”波莉说。

莱娜达准时到达，她那辆黄色的旧庞蒂亚克的引擎空转着，立等开走。我同波莉握握手，向坎特拜尔说声“回头见”，但并没有把莱娜达介绍给他们。他们极想看她一眼，可我已经上了车，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说了声“走”，她便开车了。莱娜达大帽子的帽顶碰到车篷上。那种紫晶色的呢帽是十七世纪的款式，你会从弗兰斯·哈尔斯[276]的肖像画上看到的。她的长发披在肩头。我却喜欢她把它梳成小髻，显露出她那颈项的形状。

“你那两个朋友是谁，干吗那么着急？”

“那就是坎特拜尔，砸我车的家伙。”

“他？我倒想认识认识。那个是他老婆吗？”

“不是。他老婆不在城里。”

“我一直瞅着你们穿过门厅。女的挺惹人，男的长得也蛮漂亮。”

“他想见你简直想得要命，巴不得从窗子里瞅瞅你。”

“这有什么好让你慌慌张张的？”

“刚才他提出要为我把丹妮丝干掉。”

莱娜达大声笑着，喊道：“什么？”

“他是个打手，一个带枪的歹徒。他建议‘订个约’，现在人人都懂得这个术语。”

“那一定是骗人了。”

“那还用说。可是，另一方面，我的280-SL在车铺里。”

“丹妮丝倒并不是不该有那么个下场。”莱娜达说。

“她是个发了疯的害人精，千真万确。有一本书上写过，当卡拉马佐夫[277]老先生得知老婆死了时，他是如何冲到大街上去，大喊大叫‘那个老婊子死了’！我看到这里，总是忍俊不禁。可是丹妮丝——”西特林讲师说，“是个喜剧性格，不是悲剧性格。况且，她不应该以死来让我得到满足。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她们不能没有母亲。无论如何，当我听到人们提及死亡呀、杀人呀一类的事情时，不免总有愚蠢之感，而他们却毫不介意，不甚了了。看来，一万个人里头连一个懂得死亡的真谛的人也没有。”

“你认为闹市区今天会出什么事？”

“还不是老样子。就像我们上小学时说的，他们要对我起哄。我要显示出人类的尊严，他们就会叫我吃苦头。”

“哟，你要显示尊严？当他们都在打哈哈时，你却死抱住尊严不放，如果你有本事击退他们，岂不更好？……瞧，那个拐角上站的就是我的主顾。看她那副样子，多像个高级夜总会里的保镖！你用不着插嘴，有我一个由她折腾就够了。你只管闭目养神好了。要是今天她还挑不上她的室内装潢的材料，我就宰了她。”

范妮·森德兰上了车。她块头很大，香气扑鼻，穿着黑白花绸衣服，大圆点花纹盖住了她的胸脯（这胸脯的形状我是不难准确地想像出来的）。我退到后座上，叫她当心车内地板上用块铁皮盖住的窟窿。她的当推销员的前夫所带的沉重的样品早已把莱娜达的庞蒂亚克车的铁皮磨损了。“非常不幸，”莱娜达说，“我们的梅赛德斯送到车铺修理去了。”

在我最近开始的精神修炼方面——我已经感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坚定、平衡和宁静是先决条件。我时时对自己说：“宁静，宁静！”这正如在壁球场上我不断叮咛自己“跳，跳，跳！”一样。这样做总会见效的。意志确实是联结灵魂和现实世界的关键。凭借着意志，灵魂才会把自己从烦扰与迷梦之中解脱出来。然而，莱娜达说叫我闭目养神，那是含有恶意的。她是在用有关朵丽丝的事来刺我。朵丽丝是我一直求教的那位人智学家谢尔特博士的女儿。莱娜达对朵丽丝嫉妒得要命。“那个小妖精！”莱娜达曾经喊道。“我知道她巴不得跳上你的床呢！”不过，这是莱娜达的过错，正是她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后果。她和她母亲，那位Señora，曾经决定要给我点颜色看。她们给过我一个闭门羹。有天夜里，我应邀到莱娜达家吃饭时，却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另外一个人跟她在一起。有几个月光景，我颓唐已极，不能自持。我搬到乔治·斯威贝尔那里去住，在他的沙发上睡觉。有时晚上我会突然惊坐起来，痛哭一阵，往往把乔治从梦中惊醒。他便出来把灯打开。他那皱皱巴巴的睡裤里露出粗壮有力的腿。他发表过这样一项郑重声明：“一个年过半百的男子，能为一个女人伤心欲绝，痛哭流涕，真令人钦佩。”

我说：“见鬼！你在说什么？我是个白痴。这样过日子可真丢人！”

莱娜达已经跟个名叫弗朗萨里的男人在一起鬼混……

然而我扯得太远了。此刻我坐在两个香喷喷的唠叨不休的女人后面。我们拐进第四十七街。在这富人的肯伍德区和穷人的奥克伍德区的边界上，经过一家关了门的酒店。这家酒店的执照被吊销了，因为一个家伙为了八块钱的事被捅了二十刀。这就是坎特拜尔所谓的“发疯的野牛”。受害者在哪儿？他被埋了。他是谁？谁也说不清。现在，人们驱车经过这里，偶尔回顾一下，仍然想到的是一个“我”字，想到的是这个“我”的过去和未来。如果这里头除了某种可笑的利己主义，某种命运被战胜的幻觉，以及对坟墓这个现实问题的回避之外，就再无其他可言。也许犯不着这样烦恼，然而这种烦恼仍然是事实。

乔治·斯威贝尔，那个活力崇拜者认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竟然还能去过那种放纵性欲和富于感情的生活，无疑是一个奇迹，然而我并不同意。当莱娜达打来电话，哭诉她从来没有把这个弗朗萨里放在眼里，并要我回去时，我说了声“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撒腿便跑，跟朵丽丝·谢尔特小姐的关系也便就此告终。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她的，但是这喜欢不顶用。我是一个迷恋于美人而渴求激情的人。也许我渴求的不光是美人。但不管我渴求的是什么，像莱娜达这样一个女人就会把我的渴求之情完全吸引住。别的女人对她十分刻薄，有人说她粗俗不堪，也许如此，可是她仍不失其艳丽动人。同时必须记住，爱的光线要射进像我这样人的心，则必须采取奇特的角度和斜度。在乔治·斯威贝尔家玩扑克牌时，我喝得过多，所以变得如此饶舌，但是我也从那里得到了一种有益的思想——不定型的脚就得穿不定型的鞋。如果除了不定型之外你还要吹毛求疵——好啦，那你就要忙个不可开交。那么还有定型的脚吗？这就是说，一旦重点落到情欲上，灵魂的全部怪癖就会倾注到脚上。影响是如此富有歪曲能力，肌肉又会出现那样悚目的扭动，以致把什么穿上都不合适了。于是畸形战胜了爱情，而爱情却是一种不能迁就我们的力量。它之所以不能迁就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把生存归因于在我们面前演出的一幕幕爱情的戏剧，因为爱情是灵魂的永久债务。这就是我对待它的见解，而莱娜达给予的解释——一个星占学家的东西——却认为我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我的星象的罪过。她从来没有碰到过更为凋零不堪、苦难重重的双子星座；如此不能振作自己。“在我谈到星座的时候不要笑。我知道，在你看来，我是个漂亮的老粗，是个蠢货，你倒要我当你的《性经》[278]中的梦中姑娘。”

我并不是在笑她。我笑，只是因为我还需要在莱娜达的星占学作品里读一些双子星座之类的说明，尽管它不完全正确。有本书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它把双子星座说成一个精神上的感情磨坊。在那里，灵魂被连毛带肉碾得粉碎。至于她做我的《性经》里的姑娘，我还是要说，她虽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在性方面决不是完全轻松愉快的。有时，她显得忧伤而安静，也吐露过她难言的苦衷。现在，我们准备星期五动身到欧洲去。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次旅行。关于这些欧洲之行，是有其至关紧要的个人原因的。对于一个年轻女人，如果我不能给她以长者的同情，那我还能给她什么呢？幸好我对她的问题是真正关切的，而且是完全同情她的。

然而，我看待事物的态度跟别人的态度可能相同，都是基于一种普通的现实主义：一个烦恼无穷的老色鬼带着一个敛财娘到欧洲去让她寻欢作乐，而在后面出馊点子的便是她那老谋深算的母亲，那位Señora。她在州街一所秘书培训学院里教商用西班牙语。这位Señora是具有某种魅力的人物，是那些在中西部发迹的人们中的一员。他们都是外国来的，而性情又非常乖张。莱娜达的美并不是从她身上遗传下来的。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莱娜达是完美无缺的，就像是一只豹子或一匹赛马。她是个“高尚的动物”（见桑塔耶纳：《美感》）。她那位神秘的父亲（我们的欧洲之行就是为了发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一定是个昔日的大力士。他可以折弯铁条，用牙齿牵引火车，脊背上搭块木板就能撑得起二十个人。确实是个彪形大汉，是个罗丹[279]的模特儿。我相信，那位Señora实际上是个匈牙利人。讲起她的家史，我就可以从中得知她是从巴尔干变成西班牙的，我确信我了解她。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是出于一种奇特的原因，正如我了解我母亲那台辛格牌缝纫机的原因一样。十岁的时候，我就能把那台机子卸开并重新装好。你蹬一下铸铁踏板，灵活的滑轮就转动了，机针就一上一下跳起来。你撬开一块光亮的钢板，就会发现一些又小又复杂的零件，散发出一股机油味儿。在我看来，那位Señora就是一个由各种零件组成的人，也有一股淡淡的油味儿。总之，这是一个积极的联想。但有些零件正在从她的心头丢失，尽管针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绕线管上也有线，可就是缝不成什么东西了。

说这位Señora头脑清楚，主要是因为她恪尽母道。她对莱娜达有许许多多的计划。从长远看来，这些计划有些不太靠得住，但是眼下却十分切实见效。她在莱娜达的教养上投资不少。肯定地说，在女儿的畸牙矫正术上她是花了一大笔钱财，结果达到了高度的整齐。看见莱娜达启齿那真是一种荣幸，当她戏逗我，或者露齿大笑时，使人不禁无限神往。在那愚昧无知的往昔，每当我牙痛的时候，我母亲惟一的办法就是把火炉盖子包在绒布里，或者把干热干热的荞麦皮装在布尔·德翰牌烟草袋子里，敷在我的脸上。因此，对于美丽的牙齿我是有一种神往之情的。另外，莱娜达身材颀长而声音轻柔。我想，在她放声大笑时，她的全身都在换气——子宫也不例外。她用丝巾把头发拢上去，露出那女性颈项惊人的优美线条；她走来走去——步态又是多么优雅哟！难怪她母亲不想叫她在我这样一个有着满脖子垂肉和法兰西勋章的人身上消磨青春。可是，既然莱娜达非常喜欢我，那为何不建立起一个家庭呢？那位Señora对此并不反对。莱娜达年近三十，离了婚，有一个名叫罗杰的可爱的小男孩。我很喜欢他。老太太（想起来，很像坎特拜尔）怂恿我在近北区买一套公寓房子。她却回避那些自己提出来的安排。“我需要清静。我有我的affaire de cœur[280]。”“但是，”那位Señora说，“罗杰应当在一个有男人的家里。”

莱娜达和Señora搜集着关于老夫少妻的婚姻消息。她们把有关老丈夫及其同新娘见面的剪报送给我。在一年之内，她们失去了斯泰根[281]、毕加索和卡萨尔斯[282]，但她们还有卓别林、塞蒙德参议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这位Señora，甚至从《新闻报》的性问题专栏上挑选了关于老年人性行为的科学论断。那位心平气和的乔治·斯威贝尔说：“也许这对你大有好处。莱娜达想定居下来。她已经跑得够多了，见过不少世面了。她已经够了。她准备好了。”

“唉，她当然不是小小的noli me tangerines[283]那一种人。”我说。“她是个好厨师。她性情活泼。她会摆弄花草和小摆设，也会把灯打开，使厨房里热气腾腾，又放起非犹太人的音乐，但她会使你舒服吗？当你抓住她时，她会动情吗？躲开这种干巴巴的精神娼妇。我必须跟你讲明白，否则说不定你会磨蹭到什么时候。你会又上女人的圈套。说什么她要分享你的精神情操，或者又是什么理解你的高尚目标。那种人已经缩短了你的生命，再来一个就会要了你的命！反正我知道你要跟莱娜达勾搭成功的。”

当然如此！很难叫我不赞赏她。她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开着庞蒂亚克车。她那舒展的腿上穿着闪烁的、花式组织的紧身短衬裤和长筒袜子，那是从戏装店买的。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甚至波及构成她的大衣的动物皮。这种气息不仅弥漫了她的身体，而且仍然在那儿跃跃欲试。这里有一种相似性。我也在跃跃欲试。是的，我渴望着莱娜达的云雨之情。她会帮我完善我的尘世的轮环。她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心肠挺好。真的，作为一个色鬼，她除了能使我心旷神怡之外，也会令人扫兴。因为，一想到她是块做老婆的料，我不禁要扪心自问，她这一手是从哪儿学来的，她是不是一劳永逸地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仅如此，我们的关系更使我产生了爱慕虚荣和有损尊严的思想。一位眼科医生在闹市俱乐部告诉我，只需一次简单的手术，就会去掉我眼睛下面松垂的眼泡皮。“那只不过是肌肉里的一块小小的突起。”克罗斯特曼医生说，并且把整形外科描述了一番，怎样切开皮肤，又怎样折回来。他还说，我的后脑勺还有不少头发，这也是可以移植到头顶上的。普罗斯迈尔参议员已经这么做了，并且一度包着头巾坐在参院席上。他提出过一项扣除要求，但被国内收入署否定了——不过还可以再试一下。我考虑了这些建议，但立即意识到，我必须停止这种荒唐的行动！我必须全神贯注于使我沉睡了几十年的重大事业。况且，眼前的事情倒好办，而身后之事如何是好呢？即便是将眼袋的问题解决了，头发的问题也解决了，难道我没有颈背吗？不久前，我在萨克斯百货店试一件高级格子料外套时，从三面镜里看到，我的两耳之间的裂纹是那样的深啊！

然而，我还是把那件外套买下了。是莱娜达督促我买的，今天就穿在我身上。当我在县政大楼下车时，巨人似的森德兰太太说：“天啊，多讲究的外套啊！”

在执行陪审团的任务时，我和莱娜达在这同一幢摩天楼——新建的县政大楼里见过面。

然而，我们之间还有一种比这更早的间接关系。乔治·斯威贝尔的父亲，迈伦老头，认识莱娜达的前夫盖洛德·科夫里兹。他们二位曾经在狄维仁街的俄国澡堂有过一次不寻常的邂逅。乔治给我讲过这件事。

乔治的父亲是个纯朴谦逊的人，一心想的只是益寿延年，乔治直接从他那里继承了活力论，不过迈伦所采取的形式要更加原始一些罢了。迈伦声称，他的长寿完全归功于热和蒸汽，归功于黑面包生葱烈性威士忌鲱鱼香肠纸牌台球以及赛马和女人。

在设有木头座位、咝咝作响的圆石头和一桶桶冰水的蒸汽室里，视力的错觉非常厉害。如果从后面看见一个屁股窄小、身材瘦削的身影，你会认为那是一个孩子，然而这里并没有小孩。你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个红脸皱皮的老头儿。斯威贝尔老爹脸刮得精光，从背后看去活像个小孩似的；他在蒸汽中遇见一个满脸胡子的人。从那闪闪发光的胡子判断，老爹认为他已经上了年纪了，可是他的年龄却只有三十来岁，体质很好。他们并排坐在木台架上，两条身子都挂满了水珠。斯威贝尔老爹问：“你搞啥工作？”

大胡子不愿讲，斯威贝尔老爹催着他讲。这就不对了，用有教养的人的术语来说，这是犯地“气”的。这里，正如在闹市俱乐部一样，是不能谈生意的。乔治总是喜欢说这样的话：蒸汽澡堂就像失火的森林里最后一个避难所。在那里，一切敌对的动物将遵守一条休战协定，撕咬扑抓的法则将暂时中止。恐怕这是他从沃特·迪斯尼[284]那儿学来的。他想提醒我的要点是，在蒸汽浴室不该钻研业务，不该搞宣传。由此看来，斯威贝尔老爹确是不对的。这一点他也承认。“这个长毛家伙不想谈，但经我一怂恿，后来他便依了我。”

当人们像石器时代亚得里亚海边穴居野人一样，赤条条地坐在一起，又像雾中发红的落日似的被水汽绕裹起来的情况下，一个人满脸长着闪闪发亮的褐色胡子，透过热腾腾的汗水和蒸汽，眼睛瞅着眼睛，那是很容易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的。原来这位生客是个推销员。他的行业就是墓、冢、陵。斯威贝尔老爹一听，就想把话打住，然而来不及了。此人眉如新月，牙齿洁白，毡片似的胡子掩盖着两片灵活的嘴唇，说道：

“你的后事安排好了吗？有没有家族墓地？给你预备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能容忍这种漠视吗？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埋你？真令人惊异！有人给你讲过新公墓的情况吗？唉，纯粹是贫民窟。死应当得到的是尊严，可是那里的剥削真是可怕。那是最大的地产骗局之一。他们骗你啦！他们不按法定的尺码办事。你只好永远蜷曲在那里了。这种不敬真是可恶之极。对于政治和诈骗你该是明白的吧？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想捞一把。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大陪审团调查，丑闻会传开来。这些家伙会坐班房的。可是对死者来说，已经耽误了。他们不会刨开坟墓把你重新埋一次。这样，你只好仍旧在那里将就着，就像被单短得盖不住一样，你得像青蛙那样蜷曲着，像夏令营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你得屈着两膝跟成千上万的尸体一起躺在压平了的死屋里。难道你就不配伸展身子躺下吗？在那些公墓里，他们不给你立墓碑。你只好把你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日刻在一块铜牌上。然后，机器就会来割草。他们用的是联合割草机。你等于被埋在一块公共高尔夫球场上。割草机的刀口将把铜牌上的字画掉。不久，那些字迹便全然模糊了。然后，你的位置就无法确定了。你的孩子连地方也找不到了。你便永远消失了——”

“别说了！”迈伦说。但那家伙继续讲了下去：

“陵墓就不一样了。花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多。那些新设施虽然是预制的，但都是按最讲究的式样仿造的。最早的有伊特鲁里亚人[285]的墓，中间经过贝尔尼尼[286]，最近的又有路易斯·沙利文[287]的新工艺。现在人们对新工艺着了迷。他们花数千元才可以买到蒂凡尼纱灯或天花板装置。相比之下，一套新工艺预制墓设施还是挺便宜的。这样，你就可以离开那一堆人躺在自己的地产上。你该不想永远卷入那种车辆拥挤的快车道或奔腾不息的地铁里去吧。”

斯威贝尔老爹说，科夫里兹看上去非常诚恳，说他透过蒸汽只看见一张谦恭的悲天悯人的长满胡子的脸膛——一位内行，一位专家，心地公道，通情达理。可是上述旁敲侧击却是具有破坏性的。于是一种幻象抓住了我——死亡在没有树木的通道下攒动，在黯然无光的没有名字的铜牌下攒动。这个科夫里兹用他魔鬼似的推销诗攫住了斯威贝尔老爹的心。他也攫住了我的心。因为在他转述这件事时，我也经受着那种强烈的死的忧虑。我甚至于不愿参加葬礼了，连盖棺也不忍目睹。一想到要被拧到那个盒子里便令人伤痛欲绝。当我从一家报纸上看到关于几个小孩在芝加哥一座公墓的火葬场发现了一堆空棺材的报道后，这种感情更加严重了。那些孩子们把棺材拖进一个水池当船划。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学校里念《艾凡赫》[288]，于是就学着骑士，用竿子把船撬斜。有个孩子翻了“船”，被缠在丝绸衬料里面，别的孩子搭救了他。然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一连串敞开的棺材，棺材的衬里是用柔软的玫瑰色塔夫绸和浅绿色缎子做的，就像一个个鳄鱼张着血盆大口。我仿佛看见自己被放进墓穴，在泥土和石头的重压下窒息，腐烂——不对，是在沙子底下；因为芝加哥是建立在冰河时期的沙滩和沼泽上的（更新世晚期）。为了使自己得到宽慰，我设法把这些变成一种严肃的理性知识。我深信，干这等事我是挺有两下子的——考虑死亡为什么是属于那个资产阶级的问题，它与物质繁荣以及寻欢作乐的人生观的关系；又考虑到，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的人生观写成一种无穷级数的切片，有利可图，“快快乐乐”，却无法提供生命周期的感觉。这样，一个人就无法“寿终正寝”。但是，这种学究式的高超的答辩却没有替我驱除死亡的灾祸。我只能断定：我对窒息于坟墓的神经过敏，这是多么严重的资产阶级意识啊！爱德加·爱伦·坡把这个问题写得如此深切细微，我真对他要大发雷霆了。他笔下的倔强症和活埋的故事毒害了我的童年，而且至今还在扼杀着我，我甚至连晚上用被单蒙一下头或者裹一下脚都难以忍受。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思量怎么死，海葬也许是个办法。

想必把莱娜达的庞蒂亚克车磨了一个洞的样品就是那些坟墓的模型了。我遇见她的时候，不禁又陷入对死的苦思冥想之中（在墓穴里弄一块隔板，把它安在棺材上方，以减轻那直接压下来的重力行不行呢？），而且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怪癖。每当在拉萨尔街办事，乘高速电梯嗡嗡直上，或者说被抛上去时，随着高速行驶的电梯突然停止的感受，门就要开了，我的心清楚而响亮地说话了。完全是心声。它惊呼：“我的命运啊！”好像我盼望某个女人站在那里一样。“你总算在这儿！”意识到这种如饥似渴的降下去的电梯的现象，我设法干一件正当的事情，并且回到圆熟的标准上去。我甚至力图具有科学性。然而，凡是科学能替你做的事，就是再次证实像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定有着自然的必要性。这种顺应情理的想法却是行不通的。如果就像我所感受的那样，千万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上帝把我的灵魂送到这个地球上来，那么，这样的“顺应”又有什么意思呢？在我回去之前，在我走完尘世的时候，我应当捕捉一个真实而明确的字眼。我害怕两手空空地回去。顺应情理绝对不能减轻失误时机的恐惧。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执行陪审团的任务，我起初一直抱怨这是浪费时间，然而后来我却变成一个愉快而又热心的陪审员了。像大家一样，我感到早上出门是件乐事。我戴着钢制号码徽章，和另外数百人一起兴致勃勃地坐在陪审团席里，成为新建的县政大楼里的一员公民。楼上的玻璃墙，黄褐色和玫红色的钢梁，都非常精致——广阔的天空，井然有序的场景，依稀可见的一排排贮油箱，橘红色的、茫远而肮脏的贫民窟，被黑色的桥梁拦腰束起的绿色的河水。从陪审员大厅远眺着眼前的景物，我的思潮开始汹涌。我把书籍和文件带到闹市区（这就不致造成彻底的损失）。我头一次读完了我的同事皮埃尔·萨克斯特从加利福尼亚陆续寄给我的那些信件。

我是个不喜欢仔细看信的人，而萨克斯特的信又写得那么长。这些信是他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近郊的橘园里构思好了，然后口授给人写下来的。在那儿，他老是坐在一把帆布船长椅上想问题。他披一顶卡宾枪手的黑斗篷，赤着脚。他常喝百事可乐。他有八个或者十个孩子，到处欠债，是一个有文化的政治家。倾慕他的女人把他奉若天才，把他的话当成金科玉律，给他打印手稿，给他生孩子，给他带来百事可乐。读着他处理《方舟》（筹备了三年，花去了惊人的费用）第一期的卷帙浩繁的备忘录，我体会到，他一直在催促我完成一组论述“现代世界之莫大厌烦”的研究文章。他不断提示着入手的线索。当然，某些方面是十分清楚的，政治上的、哲学上的、思想上的、教育上的、医疗上的厌烦，可是别的方面却往往被忽略，譬如说革新上的厌烦。然而我对分门别类的论述已经失去了兴趣，目前只关心这个构想的总体和理论性的方面。

在宽敞的陪审员大厅里，我把关于厌烦问题的笔记翻了一遍，倒觉得挺痛快。我发现自己回避了定义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不想跟有关“懒散”和“厌世”的神学问题混淆在一起。我觉得这样讲很有必要：人类一开始就经历了种种厌烦状态，然而从来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课题从正面触及它的核心。而在现代，这个问题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的后果，作为在群体社会里趋于平等的结果，作为宗教信仰衰落或者神授或预言因素的逐渐消失，或者对无意识力量的忽视，或者在这个技术社会里理性化的增加，或者官僚主义加强的后果，用“社会反常”或者异化的名义处理的。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可以从对当代世界的信念开始——要么你燃烧，要么你腐烂。我把这一点同心理学家比内[289]老人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他曾说，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在发病期间，他所具有的精力、耐力、表现力、创造力以及才思的敏锐，相当于他平静时的五十倍。或者如威廉·詹姆斯[290]所说，当人类生活在自己精力的顶峰时，才算真正地生活着。有点像“权力意志”。假设你从这样的命题开始：厌烦是由未被利用的力量引起的一种痛苦，是被埋没了的可能性或才华造成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人尽其才的期望相辅相成的（在这些理念范畴，我竭力避免落入社会科学的俗套）。凡是实在的东西，都不符合纯粹的期望；而期望的纯粹性正是厌烦的主要源泉。所以，多才多艺的人，性感强烈的人，思想丰富的人，善于发明的人，凡是天赋高超的人都觉得自己数十年来怀才不遇，颠沛流离，囿于樊笼。想像企图通过迫使厌烦屈服于兴趣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把这种洞见归功于冯·洪堡·弗莱谢尔。他给我显示出詹姆斯·乔伊斯是怎样做的，而凡是读书人自己都会轻易发现的。现代法国文学特别热衷于厌烦的主题。司汤达每一页都要涉及，福楼拜专门写了许多书，而波德莱尔是这个主题的主要诗人。为什么法国有这种特殊的感受性呢？会不会是“旧制度”惟恐再来一次投石党运动[291]便创造出了一个把外省的才华一概剥夺掉的朝廷？在艺术哲学科学礼仪交际繁荣的中心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路易十四时代，上层阶级喜爱一种文雅的社会，不管如何，人们用不着离群索居。像卢梭一样的一些怪人，尽管把孤寂描绘得那样富于魅力，但一切明智的人们却无不对那种生活感到可怕。到了十八世纪，坐牢却有了现代的意义。想想看曼侬和德格里耶[292]是怎样经常受到囚禁的。还有米拉波[293]和我那老搭档冯·特伦克，当然也包括萨德侯爵[294]。欧洲智力的未来是由饱尝厌烦的人决定的，是由囚徒的作品决定的。后来，在一七八九年，兴趣的中心被一些乡间青年、外省律师、文人墨客和演说家攻占了。对于现代政治革命，厌烦比正义的关系更大。一九一七年，写了那么多论述社会结构问题的令人厌烦的小册子和书信的那个令人厌烦的列宁，一时热情奔放，豪兴大作。俄国革命给人类许诺了一种永久有趣的生活。托洛茨基所谓永久的革命，其实意思就是永久的兴趣。在初期，那场革命是灵感的产物。工农兵处在一种兴奋与诗的状态之中。当这一短暂而辉煌的阶段过去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历史上最令人厌烦的社会。窝囊破烂沉闷的货物沉闷的建筑令人厌烦的不安令人厌烦的管理沉闷的报刊沉闷的教育令人厌烦的官僚主义强制性劳动无时不有的警察无处不有的刑法，令人厌烦的党务会议，等等等等。永久的东西却是兴趣的失败。

还有比季拉斯[295]所描述的斯大林举办的没完没了的宴会更令人厌烦的事情吗？就连我这样一个在芝加哥终生饱受厌烦、在美国的毒液中泡得逐渐产生了抗毒性的人，也对季拉斯所描述的那种十二道菜的通宵宴会感到深恶痛绝。宾客们吃呀喝呀，喝呀吃呀，然后到凌晨两点，他们便坐下来看一部美国西部电影。他们的屁股都坐疼了，心里充满了恐惧。斯大林一边在谈笑风生，一边却在暗地里挑选着看谁该轮着遭殃。对于这一点，即使在他们狂吞滥饮的时候也是明白的。他们等待着，说不定过会儿要被枪毙。

换句话说，要是没有恐惧，那现代的厌烦还算得了什么呢？古往今来，最令人厌烦的文章莫过于希特勒的长篇巨制《餐桌漫谈》了。他也叫人们看电影，吃糕点，喝着加了掼奶油的咖啡。而在这种时候，他却使那些人感到厌烦，兀自进行着他的演讲推理和阐发。于是每个都闷得要死，怕得要命，连厕所也不敢上。对于这种权力与厌烦的结合，从来都没有作过恰当的审视。厌烦是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而权力是强加厌烦、支配停滞、结合停滞与悲痛的力量。真正的烦闷，深沉的烦闷，无不渗透着恐惧与死亡。

还有更为深刻的问题。譬如说，宇宙的历史必将是非常令人厌烦的，如果要用人类经历的一般方式来考察它的话。看吧，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任何事变。无涯无际的气体、热、物质的微粒、太阳潮和太阳风，都是那样缓慢地演化着，点点滴滴地起着化学变化——整整多少个世纪，几乎还是老样子；没有生物的海洋里，只有一点儿结晶体、一点儿蛋白化合物在繁衍。进化的缓慢想起来是何等的烦人啊！你从博物馆的化石上会看到愚蠢的过错。那样一些骨头何以能爬，能走，能跑？想想物种的探索也着实恼人——一切都在那里匍匐着，爬行在沼泽里，咀嚼、争夺、繁殖，组织、器官、肢体在令人厌烦的缓慢中发展着。后来又是高等动物，最后是人类出现的厌烦。旧石器时代森林里的沉闷生活，智力的长期酝酿，迟迟不前的发明，农耕时代的愚昧。所有这一切只有在考古和思索中才使人感到有趣，但是如果要亲历这样的生活，那谁也受不了。目前需要的是一种迅速的前进，一种总结，一种按照最紧张的思考速度发展的生活。如果我们通过技术达到了即刻实现的阶段，到了人类永恒的欲望或狂想得以实现的阶段，到了消灭时间和空间的阶段，那么，厌烦问题只能变得更加强烈。越来越迫于生命的特有期限的人类（生命对每个人、每个过客只有一次而已），必然想到死亡的厌烦。啊，那些没有生命的永恒哟！啊，为了那些不断地追求兴趣和变化多端的人们！啊，死亡将是多么令人厌烦啊！躺在墓穴里，躺在一个地方，那是多么可怕呀！

诚然，苏格拉底想安慰我们。他说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灵魂是不朽的，要么死后的情形也像我们出生以前一样，是一片空白。这也不能使人绝对放心。无论如何，神学和哲学都应当对此最感兴趣，这倒是理所当然的。这两门学问把它们自己不显得令人厌烦的这一点归功于我们。不过它们并没有报答这种恩惠。然而克尔恺郭尔却不是一种厌烦。我计划在我的重要文章里考察他的贡献。按照他的观点，伦理学的形式先于美学的形式，这对恢复平衡是必要的。不过这就足够了。从我自己身上，我所观察到的烦闷的根源有下列一些：一是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早在今年春天，我坐火车在法国旅行，当我向窗外眺望时，我就注意到了而且想到空灵的面纱快磨薄了。这是为什么？除了每个人在一种共同的启示下所看到的东西外，我没有看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凭借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已经将自然耗尽。这种观点的公式是：我，一个主体，看见了许多现象，即客体世界。然而它们并不一定是现代理性所界定的那种客体。斯坦纳说，因为一个人能够从精神上脱离自己，让事物向他表明事物本身，表明那些事物的意义不仅是对他一个人而言，也是对事物本身而言。所以，日月星辰将会向不是天文学家的人说话，尽管这些人对科学一无所知。实际上，现在正是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总之，对科学的无知并不能把一个人禁锢在存在的最低劣、最乏味的处境中，不能禁止他们跟整个创造建立独立的关系。受过教育的人谈到从着魔状态解脱出来的（一种令人厌烦的）世界。然而，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并不是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头脑。世界不能被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二是，在我看来，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就是厌烦的活动中心。那种增长的、膨胀的、恣肆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是左右我们生活（商业、技术—官僚权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惟一对手。你有一种巨大的有组织的生命活动，你有单一的自我，你能独立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为它的超然性、它的免疫力和它的坚定性及其不受任何东西（别人的痛苦或者社会或者政治或者外部的混乱）所影响的力量而自豪。在一定程度上，它丝毫也不在乎，而我们常常督促它在乎一点。然而不在乎的祸根却存在于这个痛苦地解脱了的自由意识之中。它从人对信仰和其他灵魂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至于宇宙论和伦理观念体系，它可以把它们成批成批地甩掉。因为，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人的自我，也就是区别于其他一切人。这就是哈姆雷特的栗子壳里的无限空间的王国，“空话，空话，空话”的王国。“丹麦是一座监狱”的王国。

以上这些就是萨克斯特要我发挥的一部分笔记。然而我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况中。我每周要到闹市去见我的律师好几次，讨论我的问题。他们告诉我，我的境遇是多么复杂。他们的消息越来越坏。我在电梯上飞升，一打开门就想在一个女人身上求救。像我这样处境的人，应当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假使性格不够坚强，无法采纳帕斯卡[296]的忠告，待着不动的话，那他就应当把钥匙扔到窗外去。后来，县政大楼转门开了，我看见了莱娜达·科夫里兹。她也佩戴着一枚钢制号码徽章。我们俩都是纳税人、选举人、公民，但是，哦，什么样的公民呀！说“我的命运！”的那个声音在哪里呢？悄然无声。难道就是她吗？不用说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温柔，美丽，重大，穿着超短裙，穿着幼儿园孩子们穿的那种只绑一条带子的鞋。我想，上帝会保佑我。我想，这件事要三思而后行。我甚至于想，佛教徒在你这个年龄，已经到了考虑到森林里去隐居的事了，然而，无济于事。她也许并非我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命运，不过她也可以是另一种命运。她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你一定是西特林先生了。”她说。

一年前，我被Z字俱乐部——一个芝加哥的银行经理和证券经纪人的文化协会——授予奖品。虽然我并没有被邀请入会，但我的确由于写了关于哈里·霍普金斯[297]的那本书而获得了一块匾，我的照片也登上了《每日新闻》。也许那张照片被这位女士看见了，可是她却是这么说的：“你的朋友萨斯马先生是我的离婚案子的律师，他认为我们应当彼此认识认识。”

啊，她在诱我上钩啦。多么迫不及待呀，一见面就告诉我她要离婚。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已经在暗送秋波了，同时也把堕落的信息传给了我灵魂深处的芝加哥少年。一股昔日西区的性疟疾向我袭来。

“萨斯马先生对你可忠诚啦。他崇敬你。当他谈到你的时候总是眯缝着眼睛，就像诗人那种神气。而他是那样的粗壮啊，你真是想不到。他告诉我，你的情人因飞机失事在丛林里遇难了。他也给我谈过你和一位医生的女儿初恋的事儿。”

“内奥米·卢茨。”

“多古怪的名字。”

“是的，是有点儿怪。”

的确，我童年时代的朋友萨斯马是喜欢我的，但他也喜欢做媒，或者拉皮条。他有穿针引线的热情，这对他的职业很有用，因为他以此招揽了许多顾客。在特殊情况下，他会把委托人的各种日常琐事全都包揽过来，诸如替情妇租房子呀，租车呀，处理她的赊账呀，开销她的医牙费呀。他甚至连未遂的自杀也可以设法隐瞒下来；更有甚者，还能掩盖葬礼。他并非从心执法，而是尽可能地息事宁人。我们两个童年时代的朋友准备一直好色到死，如果他能随心所欲的话。他办那种事显得非常得体。他完全是用哲学、诗、思想观念来对待那些事的。他旁征博引，玩弄证据，把女人理论化。他竭力追逐代代相传而又日新月异的色情俚语。难道我们能像从哥尔多尼[298]滑稽剧里遗留下来的那些拜倒在石榴裙下啰里啰唆的求爱者一样了此一生吗？或者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于洛·德尔维男爵[299]那样，当他老婆在弥留之际还听见那老不正经在调戏女仆吗？

几年前，亚历克·萨斯马在第一国家银行金库任职时，由于遭受巨大的压力，得了个心脏病。我喜欢傻呵呵的萨斯马，同时也替他提心吊胆。他一出精心护理部，我就跑去看他，发现他已经成个色鬼了。显然，患过心脏病后，这种现象很普遍。那一头巍峨的皇冠似的白发，以时兴的式样打扮得毛茸茸的，罩在颧骨上。他那阴郁的眼睛，一看见护士进来就睁得圆圆的，虽然面色仍然是那样青紫。我这位粗壮的老朋友在床上也不得安宁。他翻来滚去，蹬掉被单，身子亮在外面，好像出了什么事端似的。如果我的探望是为了表示同情，他才不需要我这该死的同情呢。他那一双眼睛既阴沉又机灵。最后，我说：“亚历克，不要这样子显豁。你是明白我的意思的——那可怜的老太太过来在床下擦地板时，可别把下身露在外边。”

他眼睛一瞪。“什么？你这个笨蛋！”

“好啦，别把袍子扯起来。”

坏的榜样会令人鼓舞——你会赢得一种快速促进的趣味，你会说：“可怜的老亚历克啊，那就显豁着吧。上帝保佑，我可千万别成这个样子。”然而现在我坐在陪审团席上，因莱娜达而动情了。我快乐兴奋得有些压抑，提交我们审理的是一件人身伤害案。为了公正起见，我本应到法官那儿去要求撤销我的资格。“法官先生，我无法对审判专心致志，因为那位容光焕发的女陪审员坐在我的身旁，遗憾的是这不能不令人心急火燎……”（抱歉！我真是直上九重天外）况且，这起案子是诡称头部撞伤而指控保险公司的诉讼，是个乘坐出租汽车而撞车的女乘客提出来的。不过，我本人的事情更为重要。这场审判只不过是背景音乐而已。我的心狂跳着，就像节拍器一样合着拍子。

两层楼下面，我自己就是剥夺我的全部财产的公开判决的被告。你也许认为这会使我头脑清醒一点，但丝毫不然！

我借口外出去吃午饭，其实是匆匆忙忙跑到拉萨尔街去找亚历克·萨斯马，了解这位了不起的女人的情况。但是当我冲进芝加哥的人群时，我却感到我的弦轴在滑动，弦都松了，我的音调也随之低落下去。我只身孤影怎能对付这股控制着全世界的力量呢？

亚历克虽然是出身于夜校的律师，但他的事务所是相当文雅的，几乎可以同哈佛的派头相比。布局更是堂皇的，成套成套的法典，显示出一种高级法学的气氛。霍姆斯大法官和勒尼德·汉德[300]的照片赫然高悬。在经济萧条以前，亚历克曾经是个富家子，虽然不是巨富，也算是街面儿上的富户。我是了解有钱人家的孩子的。我研究过上层社会有钱人的孩子，比如博比·肯尼迪之类。冯·洪堡·弗莱谢尔声称他曾经是个有钱人的孩子，其实不是。而真正出身于富有之家的亚历克·萨斯马却逢人便说自己确实是个诗人。上大学的时候，他总是凭占有品来证明这一点。他有艾略特、庞德和叶芝的著作。他能背诵“普鲁夫洛克”，这成了他的资本之一。然而经济萧条对萨斯马家打击很严重。他没有得到那溺爱子女而又老于计谋的父亲所希望给他的高等教育。不过，正如亚历克在童年时代有自行车、化学设备、气枪、钝头剑、网球拍、拳击手套、滑冰鞋和尤克里里四弦琴一样，现在他又有了来自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最新设备、会议电话、台式电脑、电子手表、静电复印机、录音机以及数以百计的大部头法律书籍。

他患冠心病后，按理身体本会瘦下来，但是体重反而增加了。他在衣着方面是那么保守。他极力用双衩短上衣盖住他那宽阔的臀部。这样一来，他看上去像只巨大的鸫鸟。这只鸟的那张人脸被乱蓬蓬的连鬓白胡子框了起来。那双充满着爱和友善的褐色眼睛并不特别诚实。荣格的观察有助于我对萨斯马的理解。荣格说，某些心理是属于历史早期的。我们的同时代人之中，有巴比伦人、迦太基人，或者中世纪的类型。在我的心目中，萨斯马是个十八世纪的骑兵，是匪兵冯·特伦克的随从，我幸运的特伦克的堂弟。他那肉墩墩的黑黝黝的脸膛、罗马式的鼻子、圆形的络腮胡、肥厚的胸脯硕大的屁股匀称的脚和雄赳赳的双下巴，都十分能吸引女人。女人情愿拥抱的人有其深不可测的秘密。当然这种人种还需要遗传下去。不管怎么样，萨斯马在这里等着接待我。他坐在椅子里的姿势，显示出那种驾驭漂亮女人的笨拙而又不可动摇的性骑术。他双臂交叉着，就像罗丹雕塑的《巴尔扎克》。不幸的是他仍然微带病容。近来，我觉得闹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儿病态。

“亚历克，那个莱娜达·科夫里兹是谁呀？给我简要地说说。”萨斯马对他的委托人都是充满着兴趣，特别对有迷惑力的女人。她们会从他这里得到同情，得到医治精神病的指导和实用的忠告，甚至还可以增长艺术和哲学方面的见识。他给我简要地讲了：她是个独生女，有个乖张的母亲，不见父亲的面；曾经跟她的中学美术教员私奔到墨西哥，被抓了回来；后来又逃到伯克利[301]；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接触诊疗队里找着了；嫁给了科夫里兹，一个坟墓业的推销员——

“停一下。你见过他吗？是不是一个大个子，褐色胡子？嘿！他正是在狄维仁街俄国澡堂给迈伦·斯威贝尔大讲一通推销行话的那个人！”

这一巧合并没有给萨斯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她大概是我处理过的离婚案中最帅的一块料。她有个小男孩，挺可爱。我可想到过你。你可以跟她周旋一番。”

“你是不是已经周旋了一下子了？”

“什么？她的律师？”

“别给我讲伦理学。如果你还没有胡搞，那是因为她还没有给你付律师费的缘故。”

“我知道你对我的职业的看法。在你眼里一切事务都是欺骗。”

“自从丹妮丝闹事以来，我见过的事务已经不少啦。你把我跟福雷斯特·托姆切克安排在一起。他是法律界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这就像一堆五彩碎纸放在特大号的吸尘器前面一样。”

萨斯马怒目而视了。“呸！”他象征性地朝空中啐了一口，说道，“你这笨蛋。我非请求托姆切克接受这起案子不可。作为一个同行，他真帮了我的忙。那样的一个人！他为何不把你放在鱼缸里观赏观赏呢？董事长和银行总裁们都求他给一点时间交谈呢。你这笨蛋。托姆切克！托姆切克出身于一个法律政治家家庭。太平洋里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

“可他同样是个骗子，还是不够资格。丹妮丝要比他精明一千倍。只要她钻研一下文件，用不着多少时间就把他全摸透了。他连例行的所有权调查也不做做，看看从法律上讲哪些东西归谁所有。朋友，不要把法庭说得神乎其神。不过咱们别争了，还是给我讲讲那个女人吧。”

他从办公室的椅子上站起来。我到过白宫，曾经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总统坐椅上坐过。我敢打赌，萨斯马的椅子上的皮子的质量要比那更好。我从墙上他祖父和父亲的相框联想起西区的昔日。我对萨斯马的感情毕竟是一家人的感情。

“她一进门我就把她给你选中了。我老惦念着你呢，查理。你一生从来没有愉快过。”

“别言过其实。”

“是没有愉快过，”他坚持说。“浪费了才华和专长，固执得要死，违反常情，目空一切，把什么都糟蹋掉了，包括你在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和罗马的所有关系，你的一切成就，你的文采以及你的运气。因为你一直是很走运的。这我有什么办法！你一定要娶那个西区长舌妇。她家里有的是选区小政客，有的压彩赌博，有的开糖果店，有的当阴沟检查员。那个自命不凡的瓦萨女大学生！因为她说起话来就像背教学大纲，你就拼上命要领会，巴不得谈上几句，以为她很有文化。而我是爱你的，一直爱你，你这狗娘养的笨崽子。从我们十岁起，我就对你一往情深。现在呢，晚上躺下睡不着觉，尽想着如何挽救查理，怎样保护他的财产，怎样让他逃避税款，怎样替他做最好的法律辩护，撮合他同好女人打交道。你这笨蛋，你这低能儿，你干吗还不理解这种爱的意义呢！”

我得告诉你，我是非常欣赏处于这种心境的萨斯马的。当他这个样子折磨我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左方，可是那里并没有任何人站着。假若有一个客观的目击者站在那里的话，他是会支持愤慨的萨斯马的。萨斯马亲爱的母亲也有同样的特点。她往往也以这种愤慨的方式，把双手贴在胸口上，从空荡荡的地方去呼唤正义。在萨斯马的胸膛里，有一颗很大的赤子之心，而我压根儿就没有心，有的只是一点小鸡杂碎——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英勇的、兴旺的、成熟的、睿智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半人半神的人。其实，他满脑子想的是骑上、插入以及他所谓的性自由的种种肮脏把戏。不过他也得考虑怎样解决每月的难题，他花销很大。怎样把这些不同的需要结合起来，那就成问题了。他曾经告诉我：“我在进行着一场性革命，别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呢。”

但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为我们俩都感到耻辱，我没有资格鄙视萨斯马。我毕竟从阅读中明白了一二。并有些许理解，中产阶级两百年来竭力要显得体面，要保持某种宝贵的纯真——就像克拉丽莎保护自己免受罗夫拉斯[302]玷污的那种纯真，然而无济于事！更糟的是发现一个人对于恭贺麻木不仁，他的心上用中产阶级德行的缎带打了一个蝴蝶结。这种令人作呕的美国式的纯真为全世界所不齿。一九一九年他们在伍德罗·威尔逊[303]身上就察觉出了这种品质。当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培养的是童子军的荣誉、善良和礼貌，维多利亚时代斯文的阴魂仍然缠着芝加哥儿童的心灵，直到他们五六十岁时还是这样。这种现象从以下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萨斯马相信自己心胸豁达，而我却又千恩万谢地祈愿永远不要像萨斯马那样粗俗。为了报答他，我听任他继续对我进行谴责。不过，我思忖，他慷慨陈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便问他：“你身体怎么样？”

他不喜欢别人这样问他。他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病。“我很好，”他说。“你从法庭里跑出来就为问这个的吗？我还得减轻一些体重。”

“既然你也在改进之中，那就还得刮刮你那络腮胡子。这胡子使你像一部老西部影片中的坏蛋——那些向红色印第安人卖枪支和烈酒的家伙。”

“得啦，查理，我只不过是个所谓的寻花问柳之辈，是个堕落的讨印第安人做老婆的甩手掌柜，而你想的尽是高尚的事情。你是高贵种，我是下流坯。不过，你是不是来打听那个骚货的？”

“的确是这样。”我说。

“别为这些事搞得精疲力竭了。这起码是一种生活的迹象，而你还没有那么多的生活迹象呢。当你甩掉那个一对奶头特别迷人的费丽西娅时，我就对你失去了信心。她真是个挺好的中年女人，本来会对你感恩戴德的。她的丈夫四处寻欢作乐。她崇拜你。要是你正当地对待她的话，她是会终身给你幸福的，那是一位贤妻良母，会对你体贴入微，洗衣，做饭，买东西，甚至管理账目，同床共枕，也是十分惬意。她嘴很紧，因为她结过婚。真是十全十美。可是，瞧瞧，这又是我的低级趣味。”他怒目瞪视着，接下去又说，“好吧，我物色这个小娘们儿吧。明天带她到帕默旅馆去喝酒，细节我会安排的。”

如果说我容易染上西区的性疟疾的话，萨斯马却无法抵御那种撮合热。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如何把我和莱娜达弄上床，而他的灵魂也将会来到那个地方。或许他的希望是最终发展成一种三人家庭。像坎特拜尔一样，他偶尔也会提出一些荒唐的结合。“现在听我说吧，”他说。“白天你可以用他们所谓的‘会议低价’弄一间旅馆房间。我会订一间的。我给你把钱保管着，让他们叫我付账好了。”

“如果我们只是喝喝酒，你怎么知道事情会发展到需要一间房子的地步呢？”

“这就在你了。酒吧伙计拿着房间的钥匙。赏他五块钱，他就会把钥匙封套交给你。”

“封套上写什么名字？”

“难道还会不是洁白无瑕的西特林的名字吗，嗯？”

“写上克劳利的名字如何？”

“我们的拉丁文老师。老克劳利！Est avis in dextra melior quam quattuor extra[304].”

于是，第二天我便和莱娜达到那比街面还低的黑暗的酒吧去喝酒。我心里盘算着，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愚蠢的行动。我把这件事尽量对自己解释得明智些：我们无法回避历史，这就是历史对每个人的作为。历史规定，男男女女必须在这种拥抱之中相识。我要发现莱娜达是否真是我的命运所在，在她身上是否真的有荣格式的anima[305]。也许最终她会显得远非所料，不过一次性的接触必然会教会我这一点，因为女人对我具有特殊作用，如果她们不使我销魂，那就会使我生病。二者不可兼得。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瓦巴什高架铁在滴水，然而莱娜达却弥补了天气的不佳。她穿一件红、白、黑三色条子塑料雨衣，是罗斯科[306]设计的一种式样。她穿着那件闪光的硬面雨衣，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坐在昏暗的雅座间里。那顶宽大的弯边帽是那套服装的一部分。她好看的嘴唇上那香蕉香口红同罗斯科雨衣的红色很相称。她的议论没有多大意义，后来她就很少讲话了。她笑得很厉害，很快就变得极为苍白了。被渔网似的东西罩住的圆底玻璃杯里的一支蜡烛发出微弱的光。这时，她的脸低低地贴在起伏不平富有魅力的硬塑料上，变得非常之圆。我不能相信萨斯马所描绘的那种女人——随时准备你采取行动，如此经验丰富，竟然能喝下四杯马提尼酒。我也不会相信她的脸色会变得如此苍白，比下午三点钟看见的月亮还白。我起先拿不准她是不是出于对一个老一代人的礼貌而在佯装腼腆，然而她那美丽的面庞上浮现出来的一层冷冷的杜松子酒的湿气，似乎在呼吁我采取行动。到此为止，这里面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成分，因为这种事我毕竟经过不只一次了。所不同的是，我对这个出乎意料的软弱的年轻女人动了恻隐之心，甚至想保护她。我认为我是非常清楚我来这黑洞洞的地下酒吧的原因的，但是情况很不利。没有动情是成不了事的。为什么成不了呢？我无法推动那种信念。也许其中有愚蠢的重量。这种对爱情的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可怕的累赘。如果我在开电梯门时低声念叨“我的命运”这件事被世人共知，荣誉军团说不定就要名正言顺地收回它的奖章。当时我能找到的最有力的解释是柏拉图式的解释：厄洛斯[307]在利用我的欲望把我从可怕的处境引向智慧。美妙极了！高明极了！然而我认为这丝毫没有真实性（因为也许就没有那么个厄洛斯保留下来）。那个大名——如果我必须有一个的话，如果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肯为我劳神的话——并不是厄洛斯，而是阿里曼[308]，那个黑暗的主宰。这些就随它去吧，还是把莱娜达从这个鬼地方领走为是。

到了酒吧间，我小心翼翼地猫着腰，插身于酒客之间。如果在别的什么时候，我会把这些人描绘成酒鬼，醉汉；可是现在，在我看来，他们的眼睛都像炮口似的那么张着，发射出道德的光芒。酒吧伙计过来了。我左手的指关节夹着一张叠起来的五元钞票。萨斯马已经事先把具体的做法告诉了我。我问酒吧伙计有没有一个写着克劳利名字的封套。他立即把那五元钱拿走了。他有那种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见到的机灵劲。“喂，”他说，“什么封套？”

“克劳利的。”

“没有克劳利。”

“一定有的，请麻烦你再找找。”

他又把封套嘎啦嘎啦地翻腾了一遍。每一个封套里都装有一把房门上的钥匙。

“老兄，你的教名是什么？再给我提个线索。”

我很伤脑筋。低声说道：“查尔斯。”

“这就对了。这是不是你，西—特—林？”

“我知道怎么念。看在基督面上。”我气愤地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他妈的萨斯马这个笨蛋，一辈子也干不成个什么事。天哪，我还靠他给我安排什么呢。”后来我觉察到身后有人在竭力引起我的注意，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笑盈盈的中年妇人。她显然认识我，而且表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这位太太胖胖的，很文雅，狮子鼻，高胸脯。她希望我认出她来，但也默认岁月已经使她变样了，可是她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吗？我问她：“什么事？”

“我看你认不得我了。不过你还是查理的老样子。”

“我真不明白酒吧间为什么会这样暗。”我说。

“可是查理呀，我是内奥米，你学生时代的情人。”

“内奥米·卢茨！”

“碰到你多么快活呀，查理。”

“你怎么碰巧也在这个旅馆酒吧里？”

通常来讲，一个单独出没于酒吧的女人，就是娼妓，然而看起来内奥米干这种行当已经老得不行了。况且我十五岁时的那个女朋友内奥米竟然变成一个酒吧娼妓，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啊，不，”她说。“我爹在这儿。他就会回来的。我一星期至少要把他从疗养所带到城里来喝一次酒。你记得吧，他是多么喜欢住在闹市区。”

“卢茨老大夫——真想不到！”

“是啊，还活着，不过很老了。他和我一直盯着你跟你那个心肝儿待在雅座间。原谅我，查理。你们男人对女人很不公平啊。对你来说，真不可思议。爹爹老说他不该干涉我们，青梅竹马嘛！”

“不止是青梅竹马吧，”我说。“我一心一意爱过你，内奥米。”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现在我领了一个女人上酒吧来，但同时却又向另一个女人表白爱情。然而这又是真心话，不假思索地自然流露出来的真心话。“我常想，内奥米，我之所以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完全是因为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的缘故，结果我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变得野心勃勃狡猾复杂愚蠢好行报复。如果从十五岁起，我就一直晚上搂着你，我就永远不会害怕坟墓了。”

“查理，谁信你那一套，别看你说得天花乱坠，冠冕堂皇，你已经搞过不知多少女人了。从你在雅座里的行为上，我已经全明白了。”

“啊，是的——谁信你那一套！”我非常感激她这句老话。首先它制止了我感情的迸发，因为这样下去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其次，它解除了我在这个昏暗的酒吧里不断聚集着的另一种印象的重压，而这种印象最终又使我归结出这样一种思想：死后不久，没有生机的肉体腐朽了，又变成形形色色的无机物。这时，灵魂却获得了新生。我希望我死后能够立即找到一个类似于这个酒吧的昏暗的地方。在那儿，所有曾经相爱过的人得以重逢，等等。这就是我在这个酒吧里的印象。我手里拿着“会议室”的钥匙，钥匙的链条在丁当作响。我知道我必须回到莱娜达那里去了。如果她还在喝她的马提尼，那她就会烂醉如泥，抬不起脚，走不出雅座间啦。不过我非得等等卢茨大夫不可。他从厕所里出来了，身体衰弱，秃顶，跟他女儿一样的狮子鼻。他那二十年代的市侩作风已经退化成过时的附庸风雅了。他一度要求我们要有一种奇怪的礼节，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正式的医生，而只是一个修脚匠（他既在城里行医，又在家里行医），可是他硬要别人称他大夫。如果有人叫他卢茨先生，他就会勃然大怒。他对当医生很着迷，膝部以下的什么病都看。如果能医脚，为何不能治腿呢？记得有一次他叫我去帮忙，当时他正在给一名女士腿上戳破的吓人的伤口上涂他自己配制的紫色药膏。那位女士在国营糕饼厂工作。我替他拿着广口瓶、器械。他一边塞那些窟窿，一边像个颇有自信的江湖郎中似的说着话。我尊重那位女人，因为她总是给大夫带着满满一鞋盒子巧克力椰子馅饼和可口的蛋条。一想到这件事，一股巧克力的甜味便引逗得我口水直流。接着，我看见自己神魂颠倒地坐在卢茨大夫的治疗椅上。这时，一阵暴风雪黑压压地笼罩了刷得雪白的小医务所。我在读《厄罗狄亚》[309]，被施洗者约翰的斩首深深感动了。我走进内奥米的房间。外边风雪交加，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我脱掉她那温暖的蓝毛巾布睡衣裤，看着她光着身子。这些都是深锁在我心上的回忆。对我来说，内奥米不是外人。的确是这样。内奥米身上没有一点使人感到陌生的东西，我对她的感情渗透了她的每个细胞，每个分子；而这些细胞，这些分子，由于是她的，所以都具有她的属性。正因为我毫不存外心地热恋着内奥米，正因为这种炽热的爱情，于是卢茨大夫就把我套进女婿——岳丈的关系中去了。我不得不帮他擦洗他那辆轮胎上有个白圈的天蓝色奥伯恩汽车。我用水龙头冲，用油鞣革擦，而他却穿着白亚麻布做的高尔夫球灯笼裤，站在那里抽克里默牌雪茄。

“啊，查理·西特林，你肯定成了要人了，”这位老绅士说。他的嗓音仍然悠扬、高亢而又十分空洞，他从来不会使你感到他在说什么有实际内容的东西。“我自己虽然是个柯立芝[310]和胡佛[311]时代的共和党人，但是，肯尼迪夫妇请你上白宫，我还是感到自豪。”

“那个年轻女人是你的意中人吗？”内奥米问。

“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呢。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呢，内奥米？”

“我的婚姻糟透了。我丈夫在外浪荡，我想你是知道的。不管怎么样吧，我把两个孩子带大了。你没看到我儿子在《西南区先驱报》上写的文章吧？”

“没有。我不会知道哪篇是你的儿子写的。”

“他写的是关于戒除毒瘾的文章，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写的。我希望你对他的写作提提意见。我女儿只是个玩偶，而儿子却是个问题。”

“那么，内奥米，我亲爱的，那么你呢？”

“我再没有干多少事。我有一个男朋友。我在小学里当路警，每日工作半天。”

卢茨老大夫似乎全然没有听见这些话。

“可惜。”我说。

“对于你我？不，并不可惜。你和你的精神生活对我将是一个负担。我爱好起体育来了，对电视上的橄榄球比赛很感兴趣。每当我们搞到士兵体育场或者冰球比赛的入场券时，都成了件大事。我们老早在科莫旅店吃过饭，然后坐公共汽车到体育场去。实际上，我是要等着看他们碰掉牙时在冰上厮打和呼喊。恐怕我只是个平庸的女人。”

当内奥米说“平庸”、卢茨大夫说“共和党人”时，其言外之意却是他们已经成为伟大的美国公众的成员了，从中找到了满足。三十年代曾经在闹市区当修脚匠一事使老头儿感到高兴。他女儿关于自己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他们自己高兴，彼此也高兴，彼此对他们的相似感到满意。只有我和他们格格不入，神秘兮兮地拿着一把钥匙站在他们中间。显然，使我感到疏远的是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我是一个过去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我得走了。”我说。

“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喝喝啤酒不行吗？看见你我就高兴，”内奥米说。“关于路易的事，你给我指点一下，比什么人都强。你自己没有当嬉皮士的孩子吧？是不是？”在我记下她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她说：“啊，瞧，大夫，他写字的小本本多么秀气啊，查理的什么东西都是那么雅致。你会变成多么潇洒的老头儿啦，可是你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制服的那种人。”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回到雅座间去招呼莱娜达。我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装作我们要出去的样子。我在每个人面前都感到耻辱。

这个“会议低价”的房间只配嫖客奸夫占用。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窗子对着通风井。莱娜达一屁股栽到椅子里，从服务员那里又叫了两杯马提尼。我拉上了窗帘。这不是为了隐私——对面没有窗子——也不是因为我是个勾引女人的人，而只是因为我讨厌向砖砌的通风井里张望。靠墙有一张沙发床，上面盖着绿色绳绒线罩单。我一看见这东西，就预感到它将会使我的计划破产。我断定我打不开它。我一旦预料到，这种挑战就不会退出我的脑子。我必须立即应付它。菱形泡沫橡胶垫枕一点也没有分量。我把它们推开，掀掉铺着的罩单。下面的单子干净极了。然后我跪下来，从沙发架子下面摸索杠杆。莱娜达默默地瞅着，我的脸绷得紧紧的，面红耳赤。我蹲下来往外拉，对制造这种废物的商人火冒三丈，也对这种从下午“会议参加者”手里弄钱又在精神上折磨他们的经营手段满腔义愤。

“这玩意儿真像是智力测验。”我说。

“是吗？”

“我及格不了啦。这东西我打不开。”

“是吗？那就算了吧。”

这床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不过，说实在的，我没有躺下来的心思。

莱娜达到浴室去了。有两把椅子。我坐在那张安乐椅上。它有两个扶手。在我的两只鞋中间，是一块殖民地时代钩针编结的美国地毯。血液扑通扑通地从我的耳鼓上流过。面色阴沉的服务员把马提尼拿来了，一块钱的小费拿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有。不久，莱娜达出来了。闪闪发光的雨衣上的扣子仍然全扣着。她坐在沙发床上呷了一两口马提尼就昏过去了。我想隔着塑料听听她的心脏，想必她不会有心脏病吧？假如情况严重，有人会去叫辆救护车吗？我摸摸她的脉搏，一面傻乎乎地瞅着我的表，数错了数。为了比较起见，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脉搏，结果还是搞不清楚。她的脉搏好像跟我的差不多。她不省人事，要说稍有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她把局面控制得更好罢了。她全身湿漉漉的，浑身发冷。我用被单角擦去她身上的冷汗。让我想一想，我的健康顾问乔治·斯威贝尔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怎么办的。我对他的做法一清二楚——扳顺她的腿，脱掉她的鞋，解开她的衣扣，做人工呼吸。我便如此办理。

莱娜达的雨衣下边什么也没有穿，是她刚才在浴室里把衣服全脱掉了。按说解开最上面的扣子以后我也许会停下来，可是我没有。不用说我对莱娜达已经鉴赏过了，竭力想像过她是怎么个样子，然而我丰富的想像距离实际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没有料到竟有如此又大又完美的东西。在陪审席上，我曾观察过她的手指。那第一个关节肉乎乎的，有点儿肿胖，渐渐到了末梢就细小了。我推想，与此相对应，她那美丽的大腿也一定胖得挤在一起。我发现情形正是这样。我感到自己更像一个艺术鉴赏家，而不像一个诱奸者。我瞬间的印象是——因为我没有让她长时间光着身子——她的每个部分都是完美无缺的，连她毛发的每根纤维都在闪闪发光。女性浓重的肉香从她身上喷散出来。我看过是怎么个样子以后，出于一种纯粹的敬慕之心，便又把她扣了起来。我尽量使一切恢复原位。随后我打开了窗子。不幸的是，这样一来把她的香气也放走了。不过她必须吸点新鲜空气。我从浴室门背后把她的衣服取回来，塞到她的手提包里，并特地检点了一下，以免丢掉她的陪审员证章。然后我穿上大衣，把帽子、手套拿在手里，等她苏醒过来。

怀着可怕的预见性，我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鉴于这种情况，一个人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因为他至少希望同美联系起来。

现在，莱娜达——穿着皮衣，戴着漂亮、柔软而又轻便的紫晶色帽子，绸料紧身衣裹贴着她的肚子和大腿——叫我在县政大楼前下了车。她和她的主顾，那个穿着圆点花纹毛葛服、身材高大、面目威严的女人说了声“再见”。这里耸立着漂亮的黄褐色的玻璃摩天大楼，有一尊毫无意义的毕加索的雕塑——只是一些支柱和金属片，既没有双翼，也没有胜利[312]，仅仅是一种象征，一种暗示，一件艺术品的意念。我想，这很像我们借以生活的其他意念和暗示——没有苹果，只有意念，果树学家对苹果原来的样子的再造；没有冰淇淋，只有意念，某种由代用品、淀粉、葡萄糖和别的化学制品制成的美味物品的追忆；没有性，只有对那种东西的意念和回忆。对于爱情、信仰、思想等等，也都是如此。思考着这个主题，我乘电梯上去，要看看这个由公平、正义的幽灵所笼罩的法庭究竟要我干什么。电梯的门打开了，但仅仅是门打开了，而并没有声音说“我的命运！”要么是莱娜达真的解决了问题，要么就是那声音丧失了勇气，不敢说了。

我走了出来，看见我的律师福雷斯特·托姆切克和他的助理比利·斯罗尔已经等候在厄巴诺维奇法官审判室外面宽敞的、浅灰色的走廊尽头。那是两个道貌岸然而心怀鬼胎的人。按照萨斯马（连克劳利这样简单的名字都记不住的萨斯马）的说法，我的律师却是芝加哥最杰出的法律天才。

我说：“既然有了托姆切克，为什么我并不觉得保险呢？”

“因为你过于吹毛求疵，神经质，是个大傻瓜，”萨斯马说。“在法律界，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受人尊敬，神通广大。托姆切克是法律界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在离婚案件以及离婚判决之后的问题上，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他们你来我往，一块儿玩高尔夫球，一块儿逛阿卡普尔科。在幕后，托姆切克对他们自然是如此这般面授机宜的了。明白吗？当然包括费用、税金，如此等等，样样都有。”

“你的意思是，”我说，“他们先要研究我的税收统计表之类的东西，然后才要决定如何宰割我。”

“天哪！”萨斯马说。“你对律师的看法不要胡说！”由于我对他的职业的失敬，他被深深地激怒了，真是暴跳如雷。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必须把情绪藏在心里。我千方百计对托姆切克表示谦和恭维，但我却没有这种长处。我越是尽力低声下气地迎合他的心意，表达一些恰如其分的意思，他就越是不信任我，越是讨厌我。他把一切都一一记录下来了。看来我终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花一大笔钱的，这我是清楚的。此刻托姆切克就在这儿。他的副手比利·斯罗尔跟他站在一起。“副手”是一个奇妙的字眼，表示着一种奇妙的归属。斯罗尔的脸又圆又白，神态是高度职业化的。他蓄着长发，由于头发不停地飘来飘去，所以他不断地用他那又白又大的手掌捋着，好让它附贴在耳朵后面。他的指头尖向后弯着。他是一个恶霸。这些都是恶霸的尖子。我对恶霸们很了解。

“怎么样？”我问。

托姆切克搂住我的肩，同我秘密地磋商了片刻。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托姆切克说。“厄巴诺维奇突然腾出时间，要见见双方。”

“他要把事情包起来。他对自己当调解人的那套高招感到自豪。”斯罗尔告诉我。

“你看，查理，”托姆切克说。“这就是厄巴诺维奇惯用的手腕。他会恐吓你，他会以利害关系威胁你，吓得你达成协议。不要惊慌。从法律的观点来讲，我们已经使你处于有利的地位了。”

我看见了托姆切克刮得精光的脸上那些粗壮而可憎的皱褶。他的气息充满了男性的酸臭。这种气味使我联想到旧式有轨电车的刹车，联想到新陈代谢，联想到雄性激素。“不，我不想再让步了，”我说。“那是不行的。如果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她就会又耍什么新花招。自从解放宣言以后，这个国家一直进行着一种秘密斗争，企图通过其他手段恢复奴隶制。”就是这种言论引起了托姆切克和斯罗尔对我的怀疑。

“好啦，就此为限；坚持到底，”斯罗尔说。“别的事交给我们好了。丹妮丝使她的律师更为难了。平斯克不想争辩。他只要他的钱。他不喜欢这种局面。她听从施威纳那个东西的法律建议，完全没有伦理道德。”

“我恨死那个狗娘养的施威纳了。”托姆切克粗暴地说，“如果我能证明他在攻击原告，插手我的案子，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的。我要把他告到伦理委员会去！”

“难道冈巴尔·施威纳还在跟查理的老婆厮混吗？”斯罗尔说。“我还以为他刚结婚。”

“结了婚又怎么样？他还是一个劲地跟那个疯婆娘在汽车旅馆私会。在床上，她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手段，然后就用来烦扰平斯克。他们会把平斯克搞得稀里糊涂。我真想收拾了那个施威纳。”

我未予理会，简直像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似的。托姆切克想让我提议我们雇个私人侦探，去侦破施威纳的罪证。这不禁使我想起冯·洪堡·弗莱谢尔和那个私人侦探斯卡西亚。我不能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你们牵制牵制平斯克，”我说。“可别让他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撕碎。”

“什么？在法官议事室吗？他会守规矩的。他只能在证人席上攻击你。在会谈中，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是个畜生。”我说。

他们没有吭声。

“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

这造成了一种不愉快的印象。托姆切克和斯罗尔同萨斯马一样，对他们的职业非常敏感。托姆切克在一边保持着沉默，而让他的副手和走卒——斯罗尔，来对付尖刻辛辣的西特林。斯罗尔显出一副冷漠而又温和的神气，说道：“平斯克是个十分难对付的人，是个强硬的对手，勇猛的斗士。”

行啦，他们不让我攻击律师。平斯克是俱乐部的成员，而我算什么呢？仅仅是一个忽隐忽现的、乖戾而自大的怪物。他们和我的作风格格不入。他们憎恶我这种作风。话说回来，他们又干吗要喜欢我这种作风呢？突然之间，我看待这件事的观点转到他们的立场上去了。我极其高兴。事实上，我的确是觉悟啦。也许，我这种突然的觉悟，是我正在经历的玄学变化的结果。最近，在斯坦纳的影响下，我很少用那种可怕的传统方式去思考死亡的问题了。而今，我再也没有神游过那令人窒息的坟墓，也不再害怕那永恒无尽的厌烦。相反，我常常感到异乎寻常的轻松和敏捷，就像骑着一辆失去重量的自行车，穿过空蒙渺溟的星空。偶尔我也用使人兴奋的客观性看待自己，把自己视为物理世界中无数物质中的一件。有朝一日这件物体便会停止运动；随着肉体的腐朽，灵魂也会自行离去。现在再来谈谈律师。我站在他们中间。这是三个赤裸裸的自我，三个属于低级现代理性和计算的动物。在过去，这些自我都披着各自的外衣，披着与各自的身份相称的外衣，不是高贵的外衣便是卑贱的外衣；每个自我都有各自的风度，各自的相貌，各自合身的护套。而现在呢？连护套也没有了，变成了赤裸裸的自我。只是赤裸裸的自我伴随着赤裸裸的自我，难以忍受地燃烧着并制造惊恐。在客观性起作用的一瞬间，我看到了这一点。我感到迷茫。

在这些家伙的心目中，我到底是个什么呢？是个怪物，是个古玩。为了树立我，萨斯马在替我吹嘘，而且吹得神乎其神，使人家烦得要命。因为他告诉人家，要在参考书籍中查找我的名字，了解我的奖金，我的奖章和Z字奖。他把这些硬砸给他们，还说他们应当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委托人而感到自豪。这样一来，不言而喻，他们还未见到我的面就讨厌我了。有一次，萨斯马大发脾气，把他们偏见的实质兜了出来。他喊道：“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文痞鸡巴蛋罢了。”他简直狂怒得忘乎所以了，叫声更大了，“管你会不会耍弄笔杆子，反正你是个鸡巴蛋！”然而我没有生气。我认为这是过火之词。我大声笑了。只要你说得对，你就可以对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托姆切克和斯罗尔对我有何感觉，我是一清二楚的。从他们方面来说，他们是在用一种反常的思想激励着我。这就是历史在美国创造的新事物，即：带有自尊的欺骗，或者带有光荣的奸诈。美国向来是过分矜持的，讲道德的，堪称世界的楷模。因此，它必须把一切伪善的观念通通消灭干净，而强制自己用诚实这一新的准则对待生活，而且它正在创造这一不可磨灭的业绩。想想托姆切克和斯罗尔吧，他们的职业是何等高尚而体面；这种职业本身就具备着崇高的标准，一切都是望尘莫及的。直到后来，某个像我这样很难对付的不速之客——一个连老婆也管束不住的、仅有一点咬文嚼字的本事的白痴——来了，并且散布了不少恶行的意识。我具有一种陈腐的非难气味。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正是由于这样，我从比利·斯罗尔那里得到了一种模糊的启迪：如果我要图谋不轨，好像他就会被他为我在法律规范之内或接近法律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弄得不知所措。可得当心！他会把我劈掉，用他那法律的砍刀把我剁成碎块。托姆切克的眼睛跟斯罗尔的不同。他往往不动声色。他那更为深沉的见解从来不会流露于顾盼之中，而我却完全依赖这个可恶的家伙。事实上，这正是使我着迷的地方。这才绝哩。托姆切克和斯罗尔正是我所应该得到的人物。我由于自己变得如此天真，并且指望得到这种不够纯洁的人的保护，得到这种混迹于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如同鱼之得水的人们的保护，而要付出代价，这是完全对的。我把这个堕落的世界强塞给别人，而我又逃向何方呢？洪堡在放弃诗人生涯以后，还曾利用过他诗人的信誉；不过那只是热衷于搞阴谋诡计罢了。而今，我恰恰干着同样的行当，因为我的确太狡猾了，不具备那种天真无邪的品质。我相信这个说法是不真诚的。不过托姆切克和斯罗尔是会纠正我的。他们有丹妮丝、平斯克、厄巴诺维奇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支持。

“我想知道知道，究竟什么事使你显得这样高兴？”斯罗尔说。

“只是一种想法。”

“你倒走运，还有种种美妙的想法。”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呢？”我说。

“对方出来的时候。”

“哦，丹妮丝和平斯克正在同厄巴诺维奇谈话吗？那么，我想先去审判室歇一下，我脚都疼起来了。”托姆切克和斯罗尔真有点过分。在我们被传讯之前，我不想站着跟他们聊天了。我的意识忍受不了他们。他们很快就使我厌烦了。

我坐在一条木凳上，重新振作起精神。我无书可读，只好趁空沉思片刻。我所选择的沉思对象，是一株开满花朵的玫瑰。我不时招回这株玫瑰，但有时是它自己显现出来的。它的花开得密密麻麻的。它被深色石榴红的小花和新鲜茁壮的叶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此时此刻我只想到“玫瑰”——“玫瑰”，没有别的。我想像着那些枝，根，新枝上的粗糙的茸毛硬化成花穗；加上我能够记得的所有植物学名称：韧皮部木质部形成层叶绿体土壤阳光水化学性质。我企图把自己投射到这一植物中去，考察它那绿色的血液怎样会生出红色的花朵。啊，不过玫瑰树的发育总是先红后绿。我十分确切地想着玫瑰花瓣镶了边的螺旋状的花序，那红色上面的微白的粉衣，慢慢地绽开，把发芽的中心展现出来。我把我全部的精神力量集中在这一影像上，并且把我的灵魂沉浸在花朵里。后来，在这些花朵旁边，我看见站着一个人的身影。鲁道夫·斯坦纳说，植物表现出纯洁的、不动情感的生长法则，可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完美的境界却承受了更重的负担——本能，欲望，感情。因此，树木是沉睡的生命，而人类却在拿激情投机，赌注就是灵魂的更大威力能够净化这些激情。得到净化之后，它们就会以更加优美的形式重生。血液的红色就是这种净化过程的象征。即使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于玫瑰的思考却总使我陶醉于一种狂喜之中。

过了不久，我又思考起别的东西来了。我看到了四十年前芝加哥街头的一个又旧又黑的铁灯柱。它的顶部有个盖，就像斗牛士的帽子，或者说像一只铙钹。当时是个夜晚，下着暴风雪。我是一个小孩，从寝室的窗户向外张望。窗外刮着严冬的狂风。风雪敲打着那盏铁灯。玫瑰在灯光下摇曳。斯坦纳建议思考一个缠着玫瑰花的十字架。然而，也许是因为犹太人血统的缘故吧，我宁肯去思考灯柱。只要你走出可以感知的世界，沉思的对象就无关紧要了。当你离开可以感知的世界以后，你也许会体验到那从来没有觉醒的灵魂的每个部分都苏醒了。

我在这种练习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时，丹妮丝从法官议事室里出来了，经过转门向我走来。

这个女人，我的孩子的妈妈，虽然给我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可是也往往使我想起塞缪尔·约翰逊关于美女的一些说法。他说，她们也许是愚蠢的，也许是邪恶的，然而美色本身却是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丹妮丝确是一个可贵的人。她有一双淡紫色的大眼睛，有一个玲珑剔透的鼻子。她的皮肤上有一层细小的茸毛。在适当的光线下，你便可以看见那些茸毛。她的头发盘结在头顶上，使头部负担了过重的分量。要不是她长得十分完美，你就不会注意到这点不太相称的地方，而她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发式造成的头重脚轻的效果。这一点或许恰巧证明了她有点儿傻气。在法庭上——她的起诉把我拖到这儿来了——她总是想显得很亲切。由于今天她有些异乎寻常的高兴，我猜她同厄巴诺维奇的会见一定是非常成功的。她要像揍一条狗似的击败我。看来她正在为此而兴高采烈。因为她喜欢我。她说：“啊，你在等？”她的声音高昂而颤动，同时也显得不怎么连贯，不过确实是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在战争中，弱者从来也不知道他会把对方揍得有多狠。当然，她并不是那么软弱的，社会风气的力量在她一边，然而她总是感到自己是软弱的。她是个负担很重的女人。一起床就做饭，这简直使她受不了；雇辆出租汽车去理发，对她来说这也是件苦差事。她那美丽的头颅对于她那美丽的颈项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她长叹一声，在我身边坐下了。她最近没有上过美容院。要是她的头发让理发师打薄一些，或许她的眼睛就不至于显得出奇地大，也不至于显得这样蠢笨。她的长袜上有破洞，因为她总是穿得破破烂烂地来到法庭。“我累得要命，”她说。“要上法庭之前，我总是睡不着。”

我喃喃地说：“真抱歉。”

“你自己身体好像也不太好。”

“孩子们有时候也对我说：‘爸爸，看上去你就像一张百万元的钞票，又绿又皱。’孩子们好吗，丹妮丝？”

“再好也没有了，她们惦着你呢。”

“想必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现象。”

“对她们来说，有什么正常可言。她们想你可想苦了。”

“你倾诉愁肠就像佛蒙特州[313]制造糖浆一样。”

“那你要我说些什么呢？”

“只说‘好’，或者‘不好’。”我说。

“糖浆！你总是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这就是你的大弱点，你最坏的诱惑。”

这一天我才算了解到别人的心思了。人怎样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呢？丹妮丝说对了，你知道——就是靠克服那种不时袭来的诱惑。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我守口如瓶，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上，所以我才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不过，往往在我弄清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以前，我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孩子们正在筹划如何过圣诞节呢。你也该带她们到古德曼剧场去看看那里的露天演出。”

“不行。这是你的主意。”

“难道你是个大人物，就不屑于像普通的父亲一样，领孩子们去看节目？况且你是给她们许了愿的。”

“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是你自己想着说的吧。”

“你打算在城里待下去，不是吗？”

事实上，我是不想待下去了。我准备星期五走。我未曾设法把这事通知丹妮丝，现在也不想告诉她什么。

“要么你是打算跟胖奶头莱娜达一块去旅行？”

在这一方面，我绝不是丹妮丝的对手。又是莱娜达！她甚至不许孩子们同小罗杰·科夫里兹一起玩。有一次她说：“只有这样，日后她们才会对那婊子的影响有免疫力。可是有一次她们回家来时，把她们的小屁股扭来扭去，我就看出你是没有遵守诺言，又叫她们同莱娜达接触了。”丹妮丝的情报网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她对哈罗德·弗朗萨里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你那个办丧事的情敌怎么样？”有时她这样问我。因为莱娜达的求婚者弗朗萨里拥有殡仪馆连销店，而他又是同莱娜达前夫有生意来往的人之一，钱可海了去了。不过，在州立大学，他的学位是在用香料涂尸防腐方面取得的，这是不可否认的。这给我们的罗曼史带上了一种阴郁的色彩。有一回，我和莱娜达发生了口角，原因是在她的寓所里摆满了花朵，而这些花朵，明明是那些伤痛的哀悼者在葬礼中剩余下来而抛弃的，可是弗朗萨里却把它们用凯迪拉克专用花车送到这里来了。我叫她把那些花扔到垃圾堆里去。弗朗萨里仍旧在追求她。

“你在搞什么工作吗？”丹妮丝问。

“没有搞多少。”

“只是跟兰戈巴迪玩玩壁球，同黑手党人娱乐娱乐吗？我知道你不愿见到中途区的任何一个正经的朋友。邓沃德会责备你的，但他人在苏格兰。太可悲了。我知道他不会比我更喜欢胖奶头莱娜达的。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他怎么不赞成你那搭档萨克斯特，不赞成你卷入《方舟》中去。大概你在那个刊物上花的钱可老鼻子了。可是创刊号在哪里呢？Nessuno sa！[314]”丹妮丝是个歌剧爱好者，持有抒情歌剧院的季票。她经常引用莫扎特和威尔第[315]的唱词。Nessuno sa就是从《女人心》[316]里引来的。人们从哪里去找女人的贞操呢？莫扎特的世故的圣人唱道：“dove sia？dove sia？Nessu-no sa！”她这又是在指莱娜达荒唐的过失。这是不言而喻的。

“的确，我正在等着萨克斯特来呢。也许他今天会来的。”

“当然，他会像《仲夏夜之梦》[317]里的角色那样吹进城里来。你宁肯替他付账，也不会拿钱给你的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钱已经不少了。你有房子，有几十万元。你把《冯·特伦克》的全部收入都拿去了，你和那些律师们！”

“那是个填不满的谷仓，天花板十四英尺高，有什么法子。你还没有看见燃料的账单呢。后来你又把钱花在比萨克斯特还糟糕的人身上了。现在你就在这样做。萨克斯特至少还有点风度。他很大方地带我们去温布尔登[318]，你还记得吗？带着一只大篮子，带着从哈罗兹商店买来的香槟酒和熏鲑鱼。据我所知，那些日子中央情报局在给他提供费用。为什么不叫中央情报局为《方舟》付款呢？”

“为什么叫中央情报局付呢？”

“我读过你的内容简介。我认为这种刊物正是情报局可以用来在国外搞宣传的严肃的知识性刊物。你想着你就可以成为某种文化政客了。”

“我在内容简介里只不过是说美国不必要同匮乏作斗争。我们在那些仍须以古老的方式为面包和自由而斗争的人们面前感到罪过。这都是基本的老问题。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没有被捕，没有被驱逐出境。我们不是到集中营去送死的奴隶。我们未曾遭遇过大屠杀，也没有经历过恐怖惊慌的夜晚。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遇到的新的基本问题。然而，与此相反，我们却在睡大觉，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

“你要是正经起来，倒成了个极其有趣的人了，查理。现在，你不但叫神秘主义所吸引，而且又养着那个肥娼妇，又变成了一个运动员，又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所有这些，都是心力枯竭的征兆。我实在为你难过。这不光是因为我是你的孩子的妈妈，而是因为你昔日不凡的才华。如果肯尼迪兄弟还活着的话，也许你仍然会是个多产作家。他们的行为会促使你头脑清醒，会唤起你的责任心。”

“你说起话来像已故的洪堡。他当年也是打算当斯蒂文森的文化沙皇。”

“而今你还记着老洪堡的隐秘。他是你最后的一位严肃的朋友。”她说。

在这些谈话中，总有点像做梦。丹妮丝相信自己是体贴入微、惹人喜欢的，但是，当她一走进法官议事室，就又给我挖下了一个法律上的陷阱。这就不够恰当了。在她看来，我们之间就像英国和法国，是亲爱的仇敌。这就是说，那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用明智的方式进行角逐。

“人们给我讲过这位谢尔特博士，你那人智学导师。他们说他是和蔼可亲的。可是他女儿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宝贝，一个小机会主义者。她也想和你结婚。对于那些梦想着从你身上沾光的女人来说，你可是一个可怕的挑战，但你会永远躲在可怜的黛米·冯格尔的身后。”

丹妮丝拿平日隐藏在心里的武器来攻击我了。不过她的情报可真是准确无误。就像莱娜达和老Señora一样，谢尔特小姐也说起过老夫少妻的婚事，讲过毕加索晚年的幸福和创造性，讲过卡萨尔斯和查理·卓别林以及道格拉斯大法官。

“莱娜达不想叫你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不是？”

“莱娜达没有干涉我这个。我并不是个神秘主义者，况且我实在也不晓得神秘主义这个字眼有什么不好之处；比之于宗教这个字眼，它并没有更多的含义，而且当今人们一提起宗教，仍然会肃然起敬。宗教说些什么呢？它讲的无非是人类有些东西是超乎肉体和头脑之外的，当然也讲到我们得以超脱机体和感官的途径。我总是对这一点深信无疑。也许是由于我忽视了自己形而上学的预感，才使我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我曾经上过大学，所以我知道那些高深的答案。如果要测验我的科学世界观，我无疑是会得到高分的。不过那只是些死费脑筋的玩意儿。”

“你是个天生的怪物，查理。当你声言你要写那篇关于厌烦的文章时，我想，看来他是要另来一套了。现在你离开了我，正在迅速地堕落下去。有时候，我觉得你并不是难以捉摸、不可信赖的那种人。你为什么不回头去写《六十年代的华盛顿》那本书呢？你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不是挺好吗？你还给我讲过许许多多至今在出版物中尚未见到的东西。如果你的笔记丢了，我可以提醒你。我仍然能使你改邪归正，查理。”

“你认为能吗？”

“对于我们双方所犯的过错，我是最了解的了。你的生活方式太离奇了，整日沉迷于女人、体育、旅游，现在又钻进了人智学。你的朋友邓沃德为你大伤脑筋。据我所知，你哥哥朱利叶斯对你也十分担忧。瞧，查理，你为什么不和我复婚呢？首先，我们可以停止法律上的争端。我们应当破镜重圆。”

“你这是经过认真考虑提出来的吗？”

“这是孩子们求之不得的事。考虑考虑吧。你过的并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你的气色不好。我得冒一次险了。”她站起来打开皮包。“这是几封寄到旧住址的信。”

我看了看邮戳。“这已经好几个月了。你本应早转来的。丹妮丝。”

“那有什么关系？你的信件未免太多了。你大部分信又不回，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封信你拆看过，是重新封上的。这是洪堡的遗孀写来的。”

“凯瑟琳？他是在他们离婚几年之后才死的。不管怎么样，你的法律天才来了。”

托姆切克和斯罗尔走进了审判室。另一边走来了吃人的平斯克。他穿着鲜黄色双线织的爵士服，衬衣上系着一条像奶酪蛋卷似的大黄领带，穿一双明暗不同的棕黄色皮鞋。他满头花白的乱发，神气活像一个老职业拳师。在肉体刚刚形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呢？我感到奇怪。我对我们大家都感到奇怪。

我们毕竟不是要同丹妮丝和平斯克会谈，只是要会见法官。我和托姆切克及斯罗尔走进法官议事室。厄巴诺维奇法官是克罗地亚人，要不就是塞尔维亚人。他头发已经秃顶，是个胖子，脸形扁平，但是他非常和蔼可亲，十分文雅。他递给我们一杯咖啡。我把他的这种热情提交给“警戒部”。“不必了，谢谢，”我说。

“我们已经开过五次庭了，”厄巴诺维奇开始讲话了。“这场官司对双方都不会带来好处——当然不是指各自的律师了。出庭作证对西特林先生这样一位敏感而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想必是件苦恼的事情……”法官是在有意让我感到这句话的讽刺意味。敏感性在一个成年的芝加哥人身上，却是一种良性的病状，如果他是地道的芝加哥人的话。但是一个在他收入的最高年份超过二十万的人，也将会对你装出敏感的样子。敏感的人是不赚那种钱的。“受平斯克先生的盘问实在会令人不快，”厄巴诺维奇这时对我说，“他是叫人难以容忍的那种人。他连你的作品的题目也念不出来，也叫不出同你有联系的那些法国的、意大利的甚至英国的公司的名称。此外，你也不会喜欢他的裁缝，以及他对衬衫和领带的趣味……”

总之，听任这个丑陋、暴戾的白痴平斯克来肆意对我进行攻击，实在是太糟糕了。但是如果我仍然不予合作，那么法官就会让他任意摆布了。

“我们同西特林太太单独接触过四五次了。”托姆切克说。

“你们提供的还不够好。”

“法官先生，西特林太太已经接收了一大笔钱了，”我说。“我们提供得越多，她的要求就越高。如果现在我让步了，那么，你可以保证明年我再不会回到法庭上来吗？”

“我不愿意担保，不过可以试试。我可以把它办成‘已决案件’。西特林先生，你的问题在于你已被证实具有赚大钱的才能。”

“近来不行了。”

“那只是因为打官司使你受到了干扰。如果现在我结束了这场官司，给你以自由，你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做事了。你会感谢我的……”

“法官，我已经过时了，甚至迂腐了。我从来没有学会制造大宗产品的办法。”

“不要这样神经过敏，西特林先生。我们对你还是抱着很大信心的。你发表在《展望》和《生活》上的文章我们都是看过的。”

“可是《生活》和《展望》已经不搞原来的营生了，它们也显得陈腐不堪了。”

“我们有你的税务申报表。从中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

“不过，”福雷斯特·托姆切克说。“要按照确实的行情预报。我的委托人怎么能保证会有创作呢？”

厄巴诺维奇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要把西特林先生的纳税等级降到百分之五十的类别之下，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按理他每年应给西特林太太三万元，实际上只付一万五，直到他的小女儿长到法定年龄为止。”

“那么今后十四年，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我七十岁左右。我必须每年赚十万元。法官先生，这未免叫我感到好笑。哈哈！我不认为我的脑袋还会这样坚实有力，而它却是我仅有的固定资产了。别人有土地、房租、存货、经营手段、资本利润、价格补助、损耗津贴、联邦补贴，而这些好处我全没有。”

“但你有的是智慧，西特林先生。即使是在芝加哥，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没有必要把这按特殊案情处理。按照判决，在财产分配中，西特林太太得到的不到半数，而且她断言，记录是伪造的。你有点儿想入非非，也许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么这些记录确是别人伪造的。不管怎么样，你得承担法律责任。”

斯罗尔说：“我们否认有任何的欺骗行为。”

“唔，我认为欺骗于本案并无多大关系，”法官说着将双手一摊，作出一个“排除”的手势。显然他星占学上的标志是双鱼座。他衬衫袖口的链扣上有一对头尾扣在一起的小鱼。

“至于西特林先生近年来生产能力下降，这也许是蓄意要挫伤原告。要么是他在精神上处于过渡阶段。”法官过得很愉快，我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显然十分讨厌“离婚案掮客”托姆切克。他也同意把斯罗尔只当成个走卒的看法。仅仅是由于有了我，他才感到高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一向有好感。我知道你可以投入那种虽则不赚钱但又能吸引你的全部精力的事业中去。不过我知道有个叫大圣的家伙，他教人把舌头向后卷，再顶向上腭，以致使舌尖伸进鼻窦。他就是用这种伎俩变成百万富翁的。各种思想都有市场价值。也许你那吸引着你全部精力的事业，要比你认为的更能赚钱。”他说。

人智学正在发生肯定的效力。我不能对此过于执著。一切都染上了来世观念的色彩，而我的精神好像分离了。它好像离开了我，穿过窗户，飘过市中心广场。要不就是沉思的玫瑰将要在我的头脑中灿烂地开放，在露水晶莹的绿叶上结果。但是法官正在对我彻底审查，重新向我解释二十世纪，以免使我遗忘，并决定怎样度过我的余生。我不想当旧时的工匠而要采取无情的生产方式（罗斯金[319]）。托姆切克和斯罗尔分站在桌子的两旁，他们心底里是完全赞同的，几乎都默不作声。我感到被抛弃了，感到懊恼，于是大胆为自己申辩。

“这样一来就是五十多万了。即使她再次结婚，也还要一万元有保证的收入吗？”

“一点也不错。”

“而平斯克先生要索取三万元律师费——难道他为这桩案子每月要花一万吗？”

“这也并非不合理，”法官说。“你在费用上并未受到什么大的损失。”

“一个钟头还不超过五百元。这就是我所估计的我的时间的价值，尤其在我非得做我所厌恶的事不可的时候。”我说。

“西特林先生，”法官对我说，“你多少总是过过某种豪放不羁的生活的，而现在你也尝到了结婚的滋味，家庭的滋味，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滋味。想中途易辙，我们不允许你这样玩世不恭。”

突然，我失去了超然自若的心情，觉得自己十分激动。我这才明白了当洪堡被他们抓住捆起来飞速送往贝莱坞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激情在撕裂着他的心。这个有才华的人曾跟警察和护理员搏斗着，不但置其社会地位于不顾，而且还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莎士比亚式的渴望——发表激烈演说的渴望。这种渴望必须制止。现在，我是可以大声疾呼的。我本来是善于雄辩而富有魅力的，然而，即使我能像李尔王那样向他的女儿号啕痛哭，像夏洛克[320]那样痛斥基督徒，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我喊出烈火般的肺腑之言也无济于事。那些女儿和基督徒是理解的，而托姆切克、斯罗尔和法官他们则并不理解。倘若我高呼道德，高呼人性，高呼公理与邪恶，高呼我查理·西特林的感慨，那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这不是平等的法庭、良心的讲坛吗？难道我没有竭尽我的犬马之劳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好处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一直在追求一个高尚的目的，尽管至今还未接近它。而今，我已岁月蹉跎，筋疲力尽，而且怀疑自己的耐力是否充足，神志是否健全。就这样，他们还想在我最后的十年内给我压上更加沉重的负担。丹妮丝说我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这种说法未必正确。不，先生。我双臂交叉在胸前，嘴巴紧紧地闭着，屏住气试试看不说话究竟是不是使人心碎。况且，就厄运而言，我只能算个中等的，甚至还要低。因此，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拒不开口。我改变了思路，至少设法这样做。我暗自思忖，不知凯瑟琳·弗莱谢尔·蒂格勒给我的信写了些什么。

这些家伙都是些铁石心肠。我之所以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那只是因为我的钱财；要不我早被关在县监狱的铁窗后边了。至于丹妮丝——那个长着紫色大眼的、玲珑的鼻子上布满汗毛的、嗓音咄咄逼人的、了不起的疯子，如果我情愿对她倾其所有，那她会怎么样呢？毫无疑问，还是满足不了她的欲壑。那么法官呢？法官是芝加哥人，一个政客。他的伎俩，就是凭借法律，作出所谓公正的判决。与其说这是一个法律的衙门，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律师的衙门。不过，算了吧，算了！满腔的怒火加上激烈的言辞，只能是于事无补，有害无益。算了，这场角逐的名称就是沉默，顽强和沉默。我不想说话。一朵玫瑰，或者是一朵像玫瑰花那样鲜艳的东西，兀自出现在我的脑海，摇晃了一下。我感到我的决心被认可了。

法官开始认真地轰击我了。“我知道西特林先生经常出国，现在又打算出国了。”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托姆切克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去度圣诞节，”我说。“难道有什么我不该去的理由吗？”

“没有，”法官说，“只要你不是有意逃避司法判决。原告和平斯克先生已经提过西特林先生打算一去不回。他们说他还没有续寓所的租约，并要出售他珍藏的非常值钱的东方地毯。我假定他还没有瑞士银行的编号户头。不过，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把他的脑子——这是他最大的财产——带到爱尔兰或西班牙那些跟我们没有互惠协定的国家去呢？”

“法官先生，你这话有证据吗？”我说。

律师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奇怪丹妮丝怎么会知道我要出国的事。莱娜达当然什么事都给那位Señora讲了，而Señora喜欢周游芝加哥，在餐桌上逗趣。她当然需要找点精彩的事儿来唱唱。要是不找点趣闻在餐桌上讲，那还不把她憋死。自然，丹妮丝的情报网也可能同波里亚科夫旅游局有联系。

“这样经常飞往欧洲是被认为有目的的。”厄巴诺维奇法官这时已经把手伸到开关上，将温度调得高一些。他以亲切的目光欢快地说：“当心！”就在这刹那时，我感到自己已经置身于芝加哥之外了。它已经使我无法辨认了。我只是想像着，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熟悉我。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我明白法官跟我讲的话了。那就是要我逃脱所有吃人的平斯克，从不快的现实中解脱出来。他，厄巴诺维奇，像我一样聪明，像我一样敏感，长得比我还要好看；不管他秃顶还是没有秃顶，他已经付清了他的全部社会欠债，他已经同所有的平斯克玩过了高尔夫球，并同他们共进过午餐了。作为一个男子和公民，他只好容忍这些事。而我，则可以随便乘电梯上上下下，期待着一个可爱的人儿——“我的命运！”在下次电梯的门打开时在那儿向我微笑。他们会给我命运的。

“原告已经提出‘不许出外’的要求。我正在考虑是否应当交保证金，”厄巴诺维奇说。“比方说二十万。”

托姆切克气愤地说：“指责我的委托人要脱逃，这是没有根据的。”

“他是个大而化之的家伙，法官先生，”斯罗尔说。“对他来说，没有续签租约这样的疏忽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西特林先生只是做一点小小的零售买卖，或者开一个小工厂；要么他有专门的业务，或者在什么机关任职，”厄巴诺维奇说，“这样，他突然飞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他睁圆双眼，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显出一副正在推测的神气。

托姆切克争辩说：“西特林终生都是芝加哥人，是本市有名望的人。”

“我知道他今年把一大笔钱就那么大手大脚地花掉了。我不想用‘挥霍’这个词——那是他的钱。”厄巴诺维奇查了一下备忘录。“为出版《方舟》的事浪费了不少钱。一个同事，萨克斯特……负债累累。”

“这是不是说那并非真正的损失，而是说他是在借此转移钱财？这不过是西特林太太武断的怀疑罢了，”托姆切克说。“难道法庭会相信这是事实吗？”

法官说：“这只不过是议事室私下交谈，仅此而已。我感到，鉴于那么多钱不翼而飞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西特林先生应该给我一个关于当前财务的详尽说明。这样，我才能决定保证金的数字，如果这样做有必要的话。你不至于拒绝我吧，西特林先生。”

啊，糟了，糟透了！要是坎特拜尔的主意竟然对了——用卡车碾死了那个臭婊子，那会怎么样呢？

“我得同我的会计师坐下来合计合计，法官先生。”我说。

“西特林先生，看来你面有难色。不过，我希望你理解我是公允的。对于你们双方，我保证一视同仁。”法官皮笑肉不笑的那副神态，是一般不够狡猾的人所无法做出来的。太有趣了，不知自然生他那脸上的肉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并不认为你是有意脱逃。西特林太太也承认你是个非常慈爱体贴的父亲。不过，人总是会真的遇上走投无路的事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迫盲目行动。”

他想叫我知道，我同莱娜达的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希望你、西特林太太和平斯克先生给我留下一点东西维持生活，法官。”

随后，我们被告方面的几个人，又来到浅灰色斑点的、十分光洁的水磨石走廊里。斯罗尔说：“查尔斯，正如我们给你讲过的那样，这是此人的手腕。现在你被认为吓坏了。就要恳求我们解决，以便把你从被宰割的局面中拯救出来。”

“哦，真顶用，”我说。我真想从这幢以多种方形结构组成的官方摩天大楼里跳出去过另一种生活，再也不要被人看见。“我害怕了，”我说。“我真想干脆解决了完事。”

“是啊，可是你办不到。她不会接受的，”托姆切克说，“她只是要装假，并不想得到解决。曾经与我在书面上或餐桌旁讨论过问题的心理分析家都异口同声地这样告诉我：阉割，当一个女人追逐金钱时，就是这么回事。”

“我不大明白厄巴诺维奇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帮助她。”

“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斯罗尔说。“我总是这样想。”

“看来，大部分的钱终究要花在法律费用上了，”我说。“我有时也扪心自问过，为何不作出牺牲而后立志守穷算了……”但这是无用的推理。不错，我可以心甘情愿地放弃我的小小的财产，像洪堡一样在旅馆里过活，死去。我更想去过一种精神生活，因为我不是躁郁病患者，那种生活对我也许更为适合。只是它还满足不了我的一切。因为那时候不会有什么莱娜达了，不会有性生活了，不会有伴随着性生活而来的令人兴奋的焦虑了，也许这对我来说比性生活本身更为重要。立志守穷不是莱娜达所追求的志向。

“保证金——保证金是件糟糕事。这一着太卑鄙了，”我说。“我认为你的确应该更激烈地反对才是，进行一场斗争。”

“可是有什么好斗的呢？”比利·斯罗尔说。“那不过是咋呼而已。他没有什么可以抓住不放的。你忘记续签租约。你要去欧洲，这可以认定为职业旅行。听着，那个女人怎么会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呢？”

我可以肯定，那是旅游局的达·辛特拉太太，那个裹着佩兹利细毛头巾的人告诉丹妮丝的。因为莱娜达对她没有礼貌，甚至到了傲慢的程度。至于丹妮丝是怎么知道我的行动的，我可以这样推断：去年我领我的女儿们到远西部郊游，到一个河狸湖去玩。在湖岸上，园林处贴着河狸生活周期的说明，但河狸却并不在意这一点，依然在那里咬啮拥挤吃喝繁殖。我自己的情况与此极为相似。至于丹妮丝，用她所喜欢的莫扎特式的意大利文来说，那就是Tutto tutto giàsi sa，我的一切的一切她都是了如指掌的。

现在我认识到，由于我批评了他对保证金问题的处理而得罪了托姆切克。不，我简直是激怒了他。然而，为了维护同委托人的关系，他却把气出在了丹妮丝身上。“你怎么会娶那样一个下贱的母狗！”他说。“你的判断力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别人还都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如果那样一个女人下了要整死你的决心，那你能指望两个律师干什么呢？”他已经气得喘不过气来，无法再说下去了，于是把公文包啪的一声挟在腋下，扬长而去。我希望斯罗尔也走。但是他似乎觉得他应该告诉我，我的法律地位的确是非常稳固的（谢谢他），便拦住我一再说明厄巴诺维奇不会没收我的钱，但他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万一到了最坏的地步，他真的要收你保证金的话，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以在免税的地方债券上给你做点文章，你就可以不损失那笔冻结资金的收入了。”

“想得倒不错。”我说。

为了脱身，我去上厕所。由于他跟着我，我就进了一间便室，终于得到了阅读凯瑟琳的信的机会。

正如所料，凯瑟琳是向我通知她的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蒂格勒的死讯的。他死于一次狩猎事故。我跟他很熟。为了获准离婚，我在内华达待了六个星期，食宿都在蒂格勒旅游牧场。那里地处一个火山湖附近，显出一派荒凉破败的景象。我和蒂格勒的关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甚至于还可以这么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一次他从一只小船上掉下去，是我跳下水营救了他。营救？这件事似乎不值大书特书。然而，要知道他是个不懂水性的牛仔，一下马就变成个毫无能耐的人了。在地面上，他穿着靴子，戴着西部式样的帽子，显露出一张勇敢的古铜色的面庞，姜黄色的浓眉，因骑马造成的罗圈腿像是膝部受过伤似的。但当他掉进水里时，我得赶紧跟着跳下去，因为他不谙水性。他是个十足的旱鸭子。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又要坐船呢？那是因为蒂格勒很想抓鱼。他总是想不费任何代价地捞到一些什么，但他却不是那样能干的渔人。那时正值春天，土比鱼正在洄游。这种土比鱼是一种古生物，同印度洋里的腔棘鱼有亲缘关系。它们生活在火山湖里，每年这个时候从深水里浮上来产卵。于是人们成群结伙（其中多数是印第安人）用鱼叉大量捕捉。这种鱼非常笨拙，长得怪模怪样的，仿佛是一些活的化石。印第安人把它们晒在太阳底下，弄得村子里臭气熏天。火山湖里的湖水可用“清澈”、“电流似的”一类字眼加以描述。蒂格勒掉进湖里时，我担心这一下可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据印第安人说，那湖深达数英里，很难找到尸体。因此我跳下去了，冷得像触了电似的发麻。我终于又把蒂格勒推进船舱。他依然不承认自己不会游水。他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说，只是抓住鱼叉把漂在水上的帽子钩回来。他的牛仔靴里灌满了水。我既不要求感谢，他也不表示感谢。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件小事。我的意思是，我感到这才是雄浑而沉默的西部。印第安人是会让他淹死的。他们不让满脑子不花代价只捞好处的狂热的白人上他们的船把他们的鱼拿走。何况他们对蒂格勒更为憎恨，因为他经常在价格上捣鬼，进行欺骗活动，并且到处放牧他的马匹。还有，蒂格勒自己也对我说过，印第安人对死从来不加干预，似乎是听其自然。他说，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名叫温纳穆卡的印第安人被人用枪击倒在邮局前面而没有人抢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自依旧坐在板凳上，坐在旧汽车里，无动于衷地看着那印第安人，直到他因流血过多而死去。而此刻，在这座高高的县政大楼里，我仿佛又看见已故的蒂格勒那西部体型的身影，那像青铜铸成的身影，还在电流一样清澈而又冰冷的水里翻动。接着我仿佛又看见自己在芝加哥一个用氯气消过毒的小游泳池里学游泳，像只水獭一样追逐着他。

我从凯瑟琳的信中得知，蒂格勒是在战斗中死去的。“从加利福尼亚米尔谷来的两个家伙想用弩射鹿，”凯瑟琳信里写道。“弗兰克充当向导，带他们进山。他们同狩猎监察员发生了口角。我想这个监察员你是见过的。他是个印第安人，名叫托尼·卡利科，一个朝鲜战争中的老兵。原来猎手中的一名有犯罪记录。你知道，可怜的弗兰克是个不怎么循规蹈矩的人，但这一次他却不然。不过也沾了点边。后来，在越野吉普车里发生了枪击。我不想在这里描写细节，那太令人痛心了。弗兰克没有开枪，但他是惟一中弹的人。在托尼送他到医院之前，他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这件事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查理，”她接着写道。“你知道，我俩结婚已经十二个年头了。反正这些也用不着赘述了。葬礼十分隆重。三个州的四分之一英里赛马选手都来吊唁他。拉斯维加斯和里诺[321]的商界同人也赶来了。他人缘很好。”

我知道蒂格勒过去是个马术竞技中的骑手，也是个驯马师，他得过不少奖，在马术界享有盛名。不过我很怀疑，除了凯瑟琳和他的老母亲以外，是否还有什么人对他感到亲近。旅游牧场也不过如此。他把牧场的收入也全花在他四分之一英里的赛马上去了。他那里有些跑马的登记证是伪造的。这是因为它们的种公马由于服过兴奋剂或经过阉割不许参加比赛。而这种代代延续剥夺比赛权的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因此，蒂格勒一定得伪造证件，才能掩人耳目。这样一来，他不得不成天奔波于赛马道上，只留下凯瑟琳去经营生意。其实也没有多少生意好经营的。他把收入都挤到购买草料和马匹运送车上去了。客房倾斜的倾斜了，倒的倒了。那种情景使我联想到洪堡破落的养鸡场。凯瑟琳在内华达完全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命运——内在的命运对她太冷酷了。蒂格勒叫她经营旅游牧场，叮咛她除了养马必不可少的开支外，什么费用都不能花，而那些开支也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付出。

我有许多自己的烦恼，但是我对凯瑟琳的两次孤寂生活——起初在新泽西，随后在西部——却是十分同情的。我靠在县政大楼便室的隔板上，想借从上方透来的光线看清她的信。因为信是用色带褪了色的打字机打的。“我知道你是喜欢蒂格勒的，查理。你们曾经一起钓鳟鱼，打扑克，相处得十分融洽，以致你乐而忘忧。”

的确是这样，尽管当我钓到第一条鳟鱼时他相当嫉恨。我们在他的船上用拖网捕鱼，我用的又是他的鱼饵，所以他说捕到的鳟鱼属于他。他为此当着大家的面闹个不休，于是我把鱼扔到他的怀里。周围环境是可怕的，那不是捕鱼的场合，只是光秃秃的山岩；没有树木，有的只是一些刺鼻的艾蒿。卡车开过就会扬起漫天的灰土。

然而，凯瑟琳写信给我，并不是为了商讨有关蒂格勒的事。她给我写信的原因是奥兰多·哈金斯要找我。洪堡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哈金斯是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哈金斯，那个老左派，花花公子，其实倒是个正经人，本质还是高尚的。他也十分敬重洪堡。自从我被指斥为洪堡的假结拜兄弟之后，哈金斯便被请去清理洪堡的事务。于是他贸然行动起来。后来洪堡指责他行径有诈，并威胁要控告他。不过到临了，洪堡的脑子还是显得十分清楚。他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朋友，指定哈金斯为他的遗产管理人。遗嘱对我和凯瑟琳都提到了。她没有说她得到了些什么，不过他的确也没有多少可给的，但凯瑟琳提到哈金斯转交给她一份洪堡的遗书。“他谈到了爱，也谈到了他所失去的凡人皆有的机会，”他写道。“他提到了老朋友黛米和你，以及在格林尼治村和在乡间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我不知道那些日子何以如此美好。说不定洪堡在他的一生中连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也许在动荡不安和阵阵躁郁之间他偶然有过一阵阵的安宁。说不定连延续两个小时的宁静都没有。不过洪堡和凯瑟琳的确也曾相当要好。至于他们采用什么方法，二十五年前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了解他们的程度。她是个高大结实的女人。她的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很少被人察觉。她的态度是那样温顺。至于洪堡，则有一种轩昂的气宇，即使在他发疯的时候也是如此，对一些重大事情仍然表现得坚定不移。我至今还记得，当他压低声音念到一个企图谋杀人的人所说的“重新点燃”这几个字时，当他朗读克丽奥佩特拉那句“我身上有着不朽的渴望”[322]的话时，他的眼睛是怎样射出熠熠的闪光。此人深深地热爱着艺术，为此我们也热爱着他。即使在腐败的氛围之中，洪堡仍然能够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不过我想，当他进入一位诗人所需要的境界时，他也需要凯瑟琳来保护他。那种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国的高射炮击毁、撕碎的高远梦境，便是他需要由凯瑟琳为他保存下来的东西。魅力。她以她最大的努力增强他的魅力，然而他始终未能以足够的魅力或者梦幻的材料把自己覆盖起来。那是覆盖不住的，但是我却看到凯瑟琳为此而用心良苦，从而引起我对她的钦佩。

信继续写下去。她提到我们在蒂格勒牧场树下的长谈。我想我同她一直在谈关于丹妮丝的事，忙于为自己辩护。我还能记得她提到的树。那是几株北美枫树和三角叶杨。蒂格勒四处登广告宣传他的游乐场是多么多么舒适，但那里发白的木板已经朽烂断裂，马上要从木板房子上掉下来了；游泳池到处是裂缝并被树叶和浮渣覆盖着；篱笆也倒了。蒂格勒的牝马四处闲荡，就像那些赤身裸体的漂亮的主妇们。凯瑟琳穿着粗布工作服，她那方格花布衬衫已经洗到外胚层质的程度了。我还记得蒂格勒蹲在那里油漆他的野鸭囮子。那时候他不能说话，原因是有人因为饲料账单的问题发了火，把他的下巴骨打碎了，正用铁丝箍着。在那一星期之内，整个供应都被卡断了，客人们处于挨冻断水的困境。蒂格勒说这就是城里人真正喜欢的西部。他们不是到这里养尊处优来的。他们向往的就是这种粗犷而充实的生活，但是凯瑟琳却对我说：“这种局面我最多只能应付一两天。”

幸运的是一家电影公司到这里来拍摄一部关于蒙古游牧民族的电影，蒂格勒被雇为马术专家。于是他招收了一些印第安人，穿上亚洲人的棉衣，呼啸着骑马驰骋，在马鞍上表演各种技艺。这是火山湖的大事，这次意外的收获是要归功于埃德蒙神父的。他是主教派教会的牧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无声电影的明星，人长得挺标致。一上讲坛，他便穿起奇异的旧式便服。那些印第安人都是电影迷。他们私下流传，说什么他的服装是玛丽恩·戴维斯[323]或者格洛丽雅·斯旺森[324]所赠。埃德蒙神父宣称，是他和他在好莱坞的老交情劝导那家电影公司到火山湖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结识了一些影界人士。我为何联想到这件事呢？那是因为她在信中提到，牧场被卖掉，蒂格勒妈妈被打发去跟钨矿城的人一起搭伙住宿，而她自己在电影界找了个工作。过渡时期的人往往养成一种对电影的爱好，要不就是谈论回学校去求取学位。梦想返回大学的就有两千万美国人，甚至莱娜达也一直想进德·保罗大学。我回到审判室，拿起我那件显得放荡而年轻的格子呢大衣，心里在盘算，万一厄巴诺维奇要让我交保证金，钱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克罗地亚出生的这个美国秃法官真是个杂种。他不同情孩子，不同情丹妮丝，也不理解我。他有什么权利拿走我用这副特殊的脑袋呕心沥血赚得的钱呢！啊，是的，我也懂得在金钱面前要超脱一些。那么，好吧，让他们统统拿走吧！我可以跟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一起填一张心理调查表，可以肯定，我会因宽宏大量而被列入那百分之十的尖子人物。可是洪堡——我今天尽想着洪堡——经常责备我把一生消磨在好高骛远的高超的意识上去了。洪堡教导我说，高超的意识“天真无邪，意识不到本身的邪恶”。当你企图完全生活在高超的意识之中，由于变得极其理智，那你就只会看到别人身上的丑恶，而从来无视于自身。从这一点出发，洪堡一贯坚持说，在无意识之中，在物质的无理性的核心中，金钱就像血或浸润着脑组织的液体，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既然他对金钱的这种高深的意义如此认真，那么，他该已经在他的遗嘱中归还我的六千七百六十多块钱了吧？然而他没有。他怎么会呢？他一文不名，死在一家下等旅馆里。不过，现在看来，六千块钱的效力并不大。仅萨斯马欠我的就比这还要多。我曾借钱给萨斯马买一套公寓房子。随后又是萨克斯特。萨克斯特由于拖欠债务，损失了我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股份总额的五十股作为担保的股票。在发出不少警告信后，银行便带着合乎职业道德的姿态和遗憾的心情，看见我被一个共事的朋友骗得如此之惨，几乎都哭着夺去了我的股份。萨克斯特指出这是一项可以减免的损失。他和萨斯马常常用这种办法来安慰我。同时，也采取了求助于尊严和绝对价值的办法。（我自己难道不想宽宏大量？难道友谊不比金钱更为重要？）然而，人们却要使我破产。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大约欠出版商七万来元，这都是为一些书预支的版税，而由于现在过分麻痹，写不出来了。我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已丧失殆尽。我宁肯卖掉我的东方地毯。我对莱娜达说过，我对地毯已经腻烦了。她认识一个亚美尼亚商人。他愿意受托处理。现在因为外币飞涨，靠石油发财的波斯人再也不想在织布机旁干活了。德国的、日本的甚至阿拉伯的买主，正在中西部四处搜罗，把地毯带走。至于那辆梅赛德斯，也许甩掉它更好。每当我被迫为钱发愁时，我总要受到极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像个吊挂着的机身装配员，又像个悬荡着的窗户洗刷工，安全带扎在腋下。我的胸部被紧紧地捆住，仿佛被抽尽了氧气。有时我想弄一瓶氧气储备在衣橱里，以备那种烦恼发作时用。诚然，我应当在瑞士银行立个编号户头。我已经在芝加哥活了大半辈子，却未曾想到为自己配备一名窝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有什么可变卖的？萨克斯特正在压住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肯尼迪时期的华盛顿特区回忆录（现在对我们来说，落后得就像方济各会[325]的创立一样了），另一篇则是从那组未完成的“现代世界之莫大厌烦”中选出的文章。不过这里头没有钱。文章尽管精彩，但是有谁愿意出版一种对厌烦加以认真研究的作品呢？

现在我甚至情愿考虑乔治·斯威贝尔在非洲开采铍矿的计划了。在乔治刚刚提出那个计划时，我是加以嘲笑的，不过那些不切实际的主意听起来商业味甚浓。谁也不知道他那狄克·惠廷顿[326]的猫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一个名叫伊齐基尔·卡木图的人，两年前乔治到奥杜瓦伊峡谷去时此人充当向导，他声称他拥有一座蕴藏着铍和次等宝石的山。此刻乔治的床底下放着一条外国的麻袋，里面装满了奇异的矿石。乔治曾经给我用一只运动袜装上一些，要我拿到菲尔德博物馆，请本·伊斯沃尔斯基加以鉴定。本·伊斯沃尔斯基是我们的同学，现在已成为地质学家。冷静的本说，那些是真货色。紧接着他便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开始同我说起商业经营问题。我们能在稳定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的数量，开采这些矿石吗？用什么样的机器，怎样出入丛林，这个卡木图是何许人也？乔治说卡木图也可为他卖命。他邀请乔治同他家结姻。他想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乔治。“可是，”我对本说，“你要知道，乔治有拉拉扯扯的毛病。他跟当地人喝上几杯酒，他们就认为他是多么真诚。他的心比密西西比河还大。这倒是真的。但我们怎么能肯定这个卡木图不是个骗子呢？也许那些铍矿样品是他偷的。也许他是个疯子。这种事世界上并不稀罕。”

当我知道伊斯沃尔斯基的家庭烦恼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梦想借矿石突然赚一大笔钱。他告诉我：“只要离开温耐特卡一阵子就行。”接着又说，“好吧，查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到这里来看我，就是想看看这些鸟。”他指的是博物馆对鸟类的大量的收藏。它们被珍藏了数十年，存放在分门别类的屉斗里。不公开的巨大的工作室、实验室、棚屋、库房和洞穴比博物馆公开的展品要迷人得多。保存的鸟都干瘪了，腿上挂着标签。蜂鸟要数我最欣赏的了。成千上万的小尸体堆在那里，有的还比不上我的指头尖大。真是种类无穷，名目繁多，巧妙地组成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就像卢浮宫一般，因此，本又带着我进行了一次参观。他脸庞丰满，鬈发蓬松，皮肤粗糙，但表情还是惹人喜欢的。博物馆的珍奇倒使他感到厌烦。他说：“那个卡木图如果真的有一座铍矿山，那我们就应当毫不迟疑地把它抓到手。”

“我马上就要到欧洲去了。”我说。

“太理想了。乔治和我可以在那儿接上你，我们好一同飞往内罗毕。”

关于铍和东方地毯的想法说明我是多么的神经质，多么的不切实际。当我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那就是我那务实的哥哥朱利叶斯。他是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我爱我那粗壮的、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哥哥。也许他也是爱我的。在原则上，他并不赞成强有力的家庭羁绊。也许在他看来，手足之情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的门路，但我对他的感情却是强烈的，几乎迫切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即使他拒绝这种感情，我也不能责怪他。他希望成为一个注重当前的、现实的人，他已经忘记，或者正在力图忘记过去。他说，没有别人帮助，他什么也不记得，而我呢，什么也忘不掉。他常常对我说：“你继承了老爹绝好的记忆力。在他之前还有他的老爹。我们的祖父是犹太居民区能背下巴比伦塔木德[327]的十个人中的一个，那可大有好处，我连它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不过你的记忆力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钦佩并不那么单纯。我认为，他并不会仅仅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感激我。但我也相信，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如果没有记忆力，存在也就遭到损伤。我无法想像我的亲哥哥、谁也代替不了的朱利叶斯有跟我不同的形而上学的设想，因此，往往当我和他谈起过去时，他却说：“是这样吗？这是事实吗？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连妈妈的长相也记不住，尽管我是她最宠爱的儿子。”

“你一定记得她的模样。你怎么会把她忘掉呢？我就不信，”我说。我的家庭感情有时折磨着我那胖哥哥。他认为我是一种白痴。而他自己呢，则是个有钱的术士，建造购物中心、公寓、汽车旅馆，对于得克萨斯他那一带的改造贡献颇大。他不会不帮我的忙的。但这毕竟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虽然帮助的想法一直悬在我们之间，我却从未有求于他。实际上，那种要求，我是绝对张不开口的。我仅仅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执著于提出这种要求的需要。

当我拿起外套的时候，厄巴诺维奇的法警向我走来，从他的羊毛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那老头儿说道：“托姆切克办事处打来电话，留下了这些话。他说有个用外国名字的家伙，好像是皮埃尔吧？”

“皮埃尔·萨克斯特吗？”

“他们说的我都记下来了，他要你三点钟在美术馆见他。还有一对夫妇找过你。男的留着小胡子，女的红头发，超短裙。”

“坎特拜尔。”我说。

“他没有留下姓名。”

现在是两点半。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不少情况。我到“留步光顾”食品店买了鲟鱼和新鲜卷饼，还买了特文宁牌早点茶和库柏牌高级果酱。如果萨克斯特要过夜，我得给他提供他所习惯的早点。他总是让我吃得很好。他以他的饭菜而自豪，而且用法语告诉我，吃的是什么东西。我吃的不光是番茄，而是salad de tomates[328]，不是黄油面包而是tartines[329]，同样还有什么bouilli, brûlé，farci, fumé[330]和上等酒。他跟最上等的生意人交往，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吃喝没有不合意的。

我确实期待着萨克斯特的来访。我总是很乐意见到他。我甚至于抱有这样的幻想：我可以把自己压抑的心情向他倾诉，尽管我知道并不一定会这样。他会像一阵风从加利福尼亚吹来，蓄着长发，像个斯图亚特王朝[331]的朝臣，在卡宾枪手斗篷下穿着从国王路[332]买来的迷人的蓝天鹅绒的休闲装。他的宽边帽是从时髦黑人用品商店买的。他脖子上会戴一些显然十分贵重的项链，还有一条打结的、肮脏的、但颜色又那么独特的丝带。他的浅棕黄色的齐踝浅统靴用帆布精巧地镶了边。在每条帆布边上有一个精致的皮制的百合花徽。他的鼻子歪得厉害，脸黑得发亮；只要一看见他那双豹子眼，我就会暗中惊叹不已。当法警告诉我萨克斯特在城里以后，我立即花了五块钱买鲟鱼，这是有原因的。我特别喜欢萨克斯特。目下最大的问题，是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言以蔽之，他是不是个骗子？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我却回答不了。莱娜达——她尊敬我就像我是她未来的丈夫一样——经常这样说：“别再把钱往萨克斯特身上扔了。迷人吗？十分迷人；聪明吗？的确聪明。不过是个冒牌货。”

“他的确不是。”

“什么？你得稍微自尊一点，查理，不要轻信。难道你相信那种‘社会名人录’之类的货色吗？”

“啊，这个！不过人们总得吹嘘吹嘘。如果谁不为自己说好，那他不成死人了？好处必须得说。要有一点同情心。”

“好吧，看看他那一套与众不同的服装，看看他那与众不同的伞。最名贵的伞就是有天然钩的伞，你不要买那种带加工出来的蒸汽弯钩的伞。老天，它得天然长成那个样子。再看看他与众不同的酒窖，他与众不同的公文包，你只能从伦敦的一家商店才能买到。还有那与众不同的充水床，上面铺着与众不同的缎子被单。在帕洛阿尔托，他就跟他那与众不同的宝贝女朋友躺在那上边。他们在与众不同的彩色电视上看戴维斯杯网球赛。再别提还有个事事出钱的名叫查理·西特林的与众不同的鸟了，那家伙想必是神经错乱了吧。”

当萨克斯特打电话来，说他打算去纽约乘“法兰西号”船，中途将在芝加哥作短暂停留以商讨《方舟》的时候，便产生了上述谈话。

“他去欧洲干什么？”莱娜达问。

“嘿，你知道，他是个摇唇鼓舌的记者。”

“做一个那样的记者得坐‘法兰西号’的头等舱走海路？那得五天时间。难道他有那么多时间要消磨吗？”

“是的，他一定有些时间的。”

“而我们坐飞机却要经济舱。”莱娜达说。

“是的。不过他有一个亲戚，是法国航运公司的董事。他母亲的亲戚。他们从来都不付钱。那位老太太认识世界上所有的财阀。她把他们初出茅庐的女儿们带进了社交界。”

“我想，他不会粘住那些财阀要求硬分五十股的。有钱人知道会赖他们账的人。你怎么会干那种傻事呢？”

“真的，银行本来可以再等几天的。他的支票正在由米兰安布罗西亚诺班科寄来。”

“意大利人怎么会插手呢？他不是告诉你，他的家庭存款是在布鲁塞尔吗？”

“不。是在法国。你知道，他姑母财产中属于他的一份是在里昂信贷银行里。”

“他首先骗你，然后用一大堆无用的解释搪塞你。你还四处奔走相告。那些欧洲人的高级关系都直接来自老希区柯克[333]的电影。好了，他现在就要到芝加哥来了。他干什么呢？他叫他办公室的小姐挂个电话给你。他还不屑于亲自拨号打电话或接电话，可是你却得亲自接。那小妞儿说：‘等会儿，萨克斯特先生就要来了。’于是你就得把话筒按在耳朵上站着等。而整个事情，请留心，全都记在你的账上，随后他告诉你他要来了，不过时间以后才会让你知道。”

这些话就其本身而言，都是真的。我决不会把萨克斯特的每件事情都告诉莱娜达。在乡村俱乐部也有鬼事丑闻，也有关于偷窃控告的流言蜚语。我的朋友对于烦琐事务的兴趣已经过时了。再不会有虚张声势的莽汉了，除非出于纯粹的恋旧，像萨克斯特之辈才会复活那种类型。然而我也感到有什么深沉的东西在活动，感到萨克斯特的乖戾最终会揭示出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向。我知道提供担保是要担风险的，因为我已经见他骗过人。不过不是我，我想。一定会有一个例外。这样，我遂起幸免之心，然而我输了。他是我亲爱的朋友。我爱萨克斯特。我也知道我是世界上他最不想伤害的一个人。不过只有最后才能发展到那种地步。他已经把可以伤害的人都轮到了，由于再没有剩下别的人了，所以现在的局面，便是他以自己的人生哲学来对付友谊了。何况我现在仅仅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萨克斯特艺术形式的赞助人。干那种事就得付出代价。

他刚刚失去在海湾区的房子。那幢房子附设有游泳池、网球场、他已经培植起来的橘园、正式的花园、MG牌高级汽车、旅行车和酒窖。

今年九月，我飞往加利福尼亚，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方舟》为什么还不出刊。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热烈的访问。我们出去参观他那沐浴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之下的田庄。那时候，我开始对太阳产生了一种新的宇宙学的感情，感到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们的造物主；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上也有一条太阳带，光从我们心中升起，射向前方，与阳光相接；感到这种阳光不仅仅是照亮我们黑暗的知觉的外界光辉；感到思想对于头脑，正如光线对于眼睛一样。我们总算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快乐而幸运的日子。天空充满着神奇温和颤动蓝色的光热。橘子在我们周围悬挂着。萨克斯特穿着他心爱的户外服装，黑色的斗篷，赤着脚。脚趾挤在一起，就像士麦那[334]的无花果。这时他正在种植玫瑰，并要我别和那个乌克兰园丁说话。“他是个集中营的卫兵，现在仍然是个疯狂的反犹太分子，我不想让他胡言乱语。”于是，我感到，在这个美丽的地方，邪恶的本性、愚蠢的本性和爱的本性混合在一起了。萨克斯特的几个最小的孩子是那样天真可爱，他们却玩着危险的刀子和有毒的玫瑰花粉容器，不过没有遭到什么不幸。午餐非常丰盛，摆在波光粼粼的游泳池旁。他带着阴沉的威严和认真的行家的风度亲自斟了两杯酒。他披着斗篷，抽着曲形烟斗，光脚趾头不住地扭动着。他那黑皮肤的年轻美貌的妻子愉快地张罗着各种宴前的准备，实际上也操持着后边的一切。她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不过没有钱，绝对没有。拐角上的加油站拒绝收他五块钱的支票。我只好用我的信用卡交款。在幕后，这个年轻的女人一直在阻拦建网球场的人、造游泳池的人、卖酒的人、卖车的人、卖大钢琴的人和银行里的人。

《方舟》准备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新装备出版，不雇用花钱很多的排字工人。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给过它的人民这么多的玩具，或者把那么才华出众的人物送到懒散而遥远的角落，使其尽可能地接近痛苦的边缘。萨克斯特正在建一间厢房，以安排《方舟》的着落。我们的刊物得有自己的房子，以免干扰他的私生活。他按照汤姆·索亚[335]的办法，招募来一些大学生开挖地基，而他自己则开着他那MG车四出走访建筑工地，一方面从建筑工人那里拾点牙慧，一方面顺手牵羊偷几块胶合板来。这是件我不愿给以资助的过头事。“我预言，你这房子必将滑到这个窟窿里去，”我说。“你敢保证你在按照建筑规则办事吗？”然而萨克斯特却有那种造就陆军元帅和独裁者的百试不倦的愿望。“我们要把两万人投入这个防区里去。如果我们损兵一半，我们方能改变方针。”

在《方舟》上，我们打算发表一些精彩的杰作。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种精彩呢？我们断定必然会有的。要说没有，那将是对一个文明的国度、对全人类的一种侮辱。得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恢复艺术的信誉和权威，恢复思想的严肃、文化的诚实和风尚的尊严。莱娜达一定未经许可就看了我的银行结单，所以她显然知道，作为一个赞助人，我花了多少钱。“谁需要你这份《方舟》，查理？你们打算救的那些动物是谁？其实你并不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你充满了敌意，想在你这份自办的刊物上攻击好多人，随便侮辱人。萨克斯特的傲慢比上你算不得什么。你使他认为他在逍遥法外。实际上，肯定会因为你而大大助长他的傲慢。”

“反正我的钱就要花光了。我宁肯把它花在这上头——”

“不是花，而是浪费，”她说。“你为什么要为这个加利福尼亚的机构提供资金？”

“总比给了律师、给了政府要强些。”

“你一谈起《方舟》，就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就这一次，简单告诉我——是什么？为什么？”

对这一挑战，我真是十分感激。为了有助于集中精神，我闭上眼睛回答。我说：“近几个世纪的思想被耗尽了。”

“谁说的！看看我说的傲慢是什么意思。”莱娜达打断了我的话。

“帮帮忙吧，思想的确都已耗尽了，包括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可怜的洪堡！），性思想，我想甚至于还有科学思想。”

“所有这些东西，你知道些什么呢，查理？你的脑子发热了。”

“当芸芸众生了解到意识的要领时，他们便把这些已经消耗殆尽的思想误认为新的思想。不过他们应当如何去了解呢？可惜人们的客厅里都用这种推测糊严了。”

“对这种绕口令般的东西你也未免太认真了。”

“我就是认真。最壮观的事物，生活最需要的事物，已经退缩了，隐没了。人们对目前的生活的确烦得要命。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属于个人的生活。千千万万的灵魂正在枯萎。大家都可以理解，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由于饥饿和警察专制而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但在这儿，在自由世界里，我们有什么借口呢？在社会危机的压力下，个人的领域正在被迫放弃。我承认，这种个人领域已经变得如此令人讨厌从而乐于离开它。然而我们接受了归咎于它的耻辱，人们已经用所谓的‘社会问题’充斥了他们的生活。当这些社会问题诉诸讨论时，我们听到了什么呢？不过是三个世纪失败的思想而已。总之，人人嘲弄的、憎恶的个人的终结，将会使我们的毁灭，我们的超级炸弹成为多此一举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愚蠢的头脑和没有头脑的肉体，那就没有真正值得消灭的对象了。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于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几乎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人类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不再接受那些对灵魂的侮辱。得立即去做。不然的话，哼！正是由于忠于失败了的思想，像洪堡那样一个人，就失去了他的诗才，失去了他的机会。”

“可是他疯了。可你不能全怪他。我从来不认识这家伙，不过我有时觉得你攻击他未免有点过火。我知道，”她说，“你认为，他是以中产阶级所期望所赞同的那种方式，度过了他那可怕的诗人生活。但是，又有谁能同你一道飞黄腾达呢？至于萨克斯特，他只不过是你的私人宠物。他当然是不会成功的。”

诚然，她说得不错。萨克斯特往往这样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份重要声明。”似乎他总是疑心一份重要声明就在我的袖筒里。

我告诉他：“你是指对生活的虔诚，或是‘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336]之类的东西吧。你是很喜爱那些可恶的货色的。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当一个马尔罗[337]，愿意谈谈西部。这与你和你的创新的主张有什么联系呢？重要声明无非是一纸空文，混乱却照样在这里存在着。”情形就是这样——有钱的有钱，迷离的迷离，痛苦的痛苦，一切都在这样杂然相陈。为了独树一帜，各自又都是那样奇特。

皮埃尔·萨克斯特狂热地迷恋着文化。他是一个古典学者，曾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受到僧侣的严格训练。他的法文是从一个家庭女教师那里学的，同时也在大学里深造过。他还自学阿拉伯文，经常阅读秘传书籍，并企望能够在芬兰或土耳其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好一鸣惊人。他怀着特殊的敬仰心情谈论巴诺夫斯基[338]或莫米里阿诺[339]。他以阿拉伯的伯顿[340]及T.E.劳伦斯[341]自诩。有时候，他又以考沃男爵[342]那样华而不实的天才的作风出现，在威尼斯悲惨地破了产，写一些古怪离奇而又才力出众的东西。他不忍漏掉任何东西。在钢琴上，他能演奏斯特拉文斯基[343]。对俄国芭蕾舞，他也颇有研究。要评论一下马蒂斯[344]和莫奈[345]吗，那他简直堪称权威。至于巴比伦的塔庙和勒科尔比西埃[346]方面的学问，他更自有一套见解。他可以告诉你——而且经常如此——买些什么样的东西，到哪里去买。这就是莱娜达正在议论的事情。譬如说，没有一个高级公文包扣子是在顶上的，扣子一定都是在侧面。他对公文包和雨伞真是着了迷。摩洛哥有许多种植园，那里会生长出天然的伞柄。除这些外，萨克斯特还把自己打扮成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如果你逼他一下，他又会说他是个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声称他崇尚的是心灵的单纯和洁身自好。惟其如此，我当然喜欢萨克斯特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使他可怜的头脑备受折磨的那股癫狂的热情，又使他成了一位理想的编辑。看吧，他的兴趣是何等的广泛，他的文化知识简直无所不包，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这些都是人所公认的。他曾经为不少有名的杂志工作过，但又被一一解雇。他所需要的是一位能够给他分配恰如其分的工作，而又足智多谋的耐心的主编。

他在美术馆前的狮子中间等着我。正如所料，他穿着那件斗篷，也穿着那套蓝天鹅绒西服以及那双帆布镶边的靴子。惟一的变化是他的头发现在理成了法国五人督政时期[347]所流行的那种式样，发梢垂在前额上。由于天气寒冷，他的脸呈现出深红色。他有一张深紫色的大嘴，个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长着疣，畸形的鼻子，以及一双豹眼。我们每次见面都挺亲热，互相拥抱。“老兄，还好吧。今天是你们芝加哥的一个好日子。我在加利福尼亚倒是向往寒冷的气候呢。好极了，是吧！好，我们还是先从莫奈那几幅精彩的画看起吧。”于是我们把公文包、雨伞、鲟鱼、卷饼和果酱存放在物品寄存处。我花了两块钱买了门票。我们登上了印象派藏画展览室。那里有一幅莫奈的挪威冬景，我们总是一去就要先看它：一幢房子，一座桥，雪正在下着。银装素裹的雪景中那幢粉红色的房子显得十分醒目。多么美妙的严寒。冬雪的压抑被色彩光泽惊人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消解了。当凝视着这纯洁无瑕的大雪之中那玫瑰色的幽光的时候，萨克斯特把夹鼻眼镜戴在他那劲挺而畸形的鼻梁上，镜片和银边忽闪一下，脸上的颜色显得更加深了。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先从这幅画开始欣赏是十分恰当的。由于非常熟悉他思想的深广，我肯定他在盘算着如何把这样一件杰作从展览馆里偷出来。我肯定他的脑子会很快地想到从都柏林到丹佛[348]所发生的那二十起令人触目惊心的艺术品盗窃案，并且，最后还想到了逃跑时所坐的汽车以及买卖赃物的人。甚至于他也许凭空虚构出某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莫奈画的入迷者，在混凝土掩体里建了一个秘密的神龛，他甘愿花天价购买这幅风景画。机会正是萨克斯特求之不得的（我呢？就此事而言，也是一样）。对于我来说，他仍然是一团疑云。要么他是一个仁慈的人，要么他是一个残忍的人，但要确定是哪种人，着实使人头痛。不过他此刻又把那副夹不住的夹鼻眼镜收拾起来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他的面孔黑红黑红的。他那大猫般的目光比以前更加深沉了，变得忧郁了，甚或还带点斜视的味道。

“商店关门以前，”他说，“我还要在市中心办点事。咱们出去吧。看过这幅画后，我再也无心欣赏别的了。”于是我们取回了我们的东西，通过了转门。在马勒斯大厦有一个名叫巴特尔斯坦的商人，出售古旧的鱼刀鱼叉。萨克斯特想弄一套。“对于银器有过一场争论，”他果断地说。“说什么鱼一碰到银器就会产生一种难闻的味道。不过我还是相信银器的。”

为什么要鱼刀呢？干什么用？给谁的？银行要把他从帕洛阿尔托的房子里赶出来，他还没有把钱花完。他偶尔说到他拥有的别的房子，一座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一座在布列塔尼[349]。

“马勒斯大厦？”我问。

“这个巴特尔斯坦闻名全世界，我母亲认识他。她需要一些刀子给她‘社会名人录’中的一个人物。”

就在这时，坎特拜尔和波莉向我们走来。两人都呵出十二月的雾气。我看见那白色的雷鸟车停在路边，引擎在空转，门开着，看得见那血红色座套。坎特拜尔微笑着，可是笑得并不是那么自然，欢乐的表情比别的表情更少。也许这是由于看见了萨克斯特的斗篷、帽子和那奇特的靴子以及发亮的面孔所引起的反应。我也觉得脸上红红的。坎特拜尔则相反，脸色苍白得有些出奇。他呼吸空气的那副样子似乎在偷空气。他的神色急切而愠怒。喷着气的雷鸟车已经阻塞了其他车辆的通行。由于我曾经泡在洪堡所生活的那些岁月里，而洪堡又对T.S.艾略特非常迷恋，所以不禁使我想到，当人的引擎像一辆出租汽车那样，在那紫罗兰色的黄昏里颤动着、等待着的时候[350]，洪堡也许会干的事情来。然而我立即切断了这条思路。此刻需要我来应付场面。我迅速地向双方作了介绍：“帕洛米诺太太，萨克斯特先生——坎特拜尔。”

“赶快，赶快，跳进来，”坎特拜尔说。他是个要人家服从他的人。我却不吃他这一套。“不行，”我说。“我们有很多事要商量。我们得马上走过两个街区到马勒斯大厦去，不想跟你一起被阻塞在车辆中间。”

“看在基督面上，进车来吧。”他本来一直向我欠着身子，这时却大喊一声，身子猛然一挺。

波莉扬起她那得意的脸庞。她对这些都颇感高兴。她平直的头发结构就像日本人那样，但非常之红，剪得有如一道瀑布，在她那厚实的绿外套的衬托下，显得浓密而又平滑。她那愉快的脸蛋儿似乎在向你暗示：任何一个人都会从她波莉那里得到性的快感。那一定会令人心满意足，一定是件美事。为什么有些男人知道怎样寻找既容易满足别人又得到自我满足的女人？从她们的脸蛋上，从她们的微笑里，就连我也能识别出来——不过要在她们被找到以后。这时，雪片从笼罩着摩天大楼的灰色的幽暗中飘落下来，我们身后传来了隐隐的雷鸣似的声音。那也许是声震，也许是喷气式飞机掠过湖面的噪声，因为雷声意味着温暖，而此刻寒气正刺着我们发红的面庞。在这越来越浓重的暗灰色里，湖面就像闪动着无数的珍珠。今年冬天湖边一早就结冰了，白色——肮脏的白色。就自然美而论，芝加哥有着它特有的风光，尽管它的整个历史命运使它在物质方面显得粗俗不堪，甚至连空气、土壤也是那样低劣。不过，更加可恼的是，对面这珍珠似的湖水，结冰的湖岸，灰色天空的飞雪，却无法欣赏它们。因为坎特拜尔那家伙打着哈哈，把我推向他的雷鸟车，并且挥动着他那戴着高级猎狐者手套的手。不过，一个人也可以到音乐会去，面对着室内音乐的优美氛围而思考。一个人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坎特拜尔。一个多年来闭门思过，从而认定人类的未来依赖于自己的精神探索的人，在他与当代知识界代表人物试图达成谅解而始终碰壁，而且决意顺着他业已在自己内心发现的精神线索走下去，看看它们最终通向何处的情况下，在坎特拜尔这样一个家伙身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刺激。

“咱们走吧！”他对我吆喝着。

“不，萨克斯特先生同我有自己的事要商量。”

“哦，有的是时间，时间多的是。”萨克斯特说。

“那鱼刀怎么办呢？你怎么忽然对鱼刀又不那么热心了？”我对萨克斯特说。

坎特拜尔的声音终于因愤怒而高亢粗犷起来。“我想给你办点好事，查理！只用你十五分钟时间就行，回头我送你到马勒斯大厦去买那些该死的刀子。你在法庭上怎么样，老兄？我知道你的情况！他们弄了一箱子干干净净的瓶子正等着你的血。看样子你已经被榨干了。看你他妈的这副孽障相。午饭后你老了十岁！不过我已经为你找到了答案，而且我还要证明它。查理，今天一万块到星期四就成一万五了——如若不会，我让你敲我的脑袋，就用我砸你梅赛德斯车的垒球棒。我叫斯特朗森等着。他急需现款。”

“我不想参与此事。我不是个放高利贷的。”我说。

“别傻了，得快点行动。”

我瞥了波莉一眼。她曾提醒我防备坎特拜尔和斯特朗森。我默默地探询她的意思。她用微笑进一步肯定了她原先给我的警告。不过她对坎特拜尔执意把我们赶进雷鸟车，又把我们塞进那颤动着的敞篷车的红色皮坐垫的那种执拗劲儿感到很有趣。他把事情弄得像绑架一样。我们站在美术馆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犯罪传奇的爱好者会告诉你，就在我们站的这块地方，鼎鼎大名的戴恩·奥班尼昂经常开着他的巴加蒂车，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飞驰而过，行人见之便纷纷逃散。事实上我已向萨克斯特提到过这一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萨克斯特都想有一些奇特的经历。由于抓住了芝加哥的实质，他高兴了，咧着嘴笑着，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到巴特尔斯坦那里去，那就等明天一早去飞机场路过时在那儿停一下。”

“波尔，”坎特拜尔说，“坐到驾驶盘后边。我看见警备车了。”公共汽车正在设法绕过停着的雷鸟车。交通阻塞了。警备车已经在凡布伦街转动着蓝灯疾驰而来。萨克斯特跟着波莉上了车。我对坎特拜尔说：“里纳尔多，走吧，别管我。”

他投给我一瞥公开而又可怕的揭露性的目光。我仿佛看见一个灵魂在另一个遥远的地区的纠纷中争斗，那种纠纷同我所遇到的一样杂乱。“我不想对你突然提这件事，”他说，“但是你逼得我非扭住你的胳膊不可了。”他那戴着绷紧的骑师手套的手指抓住我的袖子。“你那终生不渝的朋友亚历克·萨斯马陷入困境中了，或者即将陷入困境，这就全看你了。”

“这是为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就告诉你。就是某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的丈夫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她是一个盗窃狂。她在菲尔德百货公司偷一件开司米羊毛衫的时候被捉住了。萨斯马是她的律师。明白吗？推荐萨斯马的正是我。他去法庭要求法官不要把她送进监狱，她需要治疗精神病，而且他要保证她得到救治。于是法庭释放了她，托付他进行监护。事后，萨斯马便直接把那妞儿带到汽车旅馆，脱光了她的衣服，但是还没来得及干上，她就逃之夭夭了。当她跑出去时，只用人们铺在马桶座上的一片纸头掩着下身，别处一丝不挂。当时有不少人在场。不过这个女人现在倒是改邪归正了。她不愿意失身于汽车旅馆，而惟一的嗜好便是偷。看在你的面上，我在约束她的丈夫。”

“你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坎特拜尔，越说越不像话了。萨斯马行为是有些古怪，但他还不至于是个妖魔。”

“好吧，那我就不管她丈夫了。你以为你那朋友不会被剥夺律师资格？他是会被剥夺的，毫无疑问。”

“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鬼名堂，你编造了这一套，”我说。“如果你抓住了萨斯马的什么把柄，你现在就可以敲打敲打他。”

“那就各行其是，用不着合作了。我要宰了那狗娘养的。”

“我才不管哩。”

“你用不着跟我讲这话，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吗？你是个孤家寡人，正是这样。别人干什么，你连知道都不想知道。”

人人总是在挑剔我的毛病之所在，而我却大睁如饥似渴的眼睛站在那里，既相信一切，又憎恨一切。没有玄学上的坚定性，像我这样一个人便成了批评者的圣塞巴斯蒂安[351]了。奇怪的是对此我一直保持着缄默，就像此刻我的方格外套的袖子被坎特拜尔扯住，而他又从他那白鼻子的鼻孔里对我喷出种种诡计和指责时的情形一样。对我来说，不是种种机会如何暴露我，而是我如何利用机会去引出隐藏了的事情的真相。最近的消息似乎是说，按倾向，我是一个需要微观世界—宏观世界观念那种类型的人，或者是相信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的那种人。就是这种信念，温暖了我的环境，长出了园林中鲜嫩光洁的树叶，累累下垂的橘子。在那里，未被玷污的自我有如纯贞的处女，它正满怀感激之情地同它的造物主亲密交谈。这是我可能达到的真正自我的惟一途径。然而在现实里，我们却正置身于宽阔严寒的车道，密执安林荫大道，身后是美术馆，面前是五彩缤纷的圣诞节车辆的彩灯，以及人民煤气公司和其他公司的白色门面。

“不管我是什么东西，坎特拜尔，我和我的朋友还是不能跟着你去。”我急忙走向雷鸟，想拦住萨克斯特。这时他已经上了车，把斗篷拉进去裹住身子，陷进松软的车座里去了。看来他非常高兴。我伸进头去说：“出来，我们步行！”

然而坎特拜尔猛地一把也将我搡进车子，按在萨克斯特身旁。他是用双手托起我的屁股把我扔进去的。旋即他又用前座的靠背把我抵住。接着他砰的一声拉上了车门，说道：“上路，波莉。”波莉照办了。

“你把我推进来困在这儿到底想干什么？”我说。

“交通警察就在我们车子跟前，我没有时间和你争辩。”坎特拜尔说。

“哼，这纯粹是绑架！”我瞪着坎特拜尔。“绑架”一词刚刚脱口，我的心里便涌起一股被伤害了的孩子般的感伤。萨克斯特笑了。他咧着大嘴咯咯笑着，皱起的眼睛里闪着光。他说：“嘻嘻，不要太认真了，查理。这是非常有趣的时刻，不妨领略领略。”

萨克斯特已经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他在享受着一种真正芝加哥的赏赐。对于他，这个城市没有辜负它的名声。观察到这一点，我便有些冷静了。我想，我确实乐于款待我的朋友。当法警告诉我萨克斯特在城里时，我不就买了鲟鱼、鲜卷饼和果酱吗？我手上这不还拿着“留步光顾”店的包装袋吗？

交通是拥挤的，但波莉开车的本事也非同一般。她不用碰刹车，颠也没有颠一下，就把白色的雷鸟开进了左面的巷子。她镇定自若，操纵灵活，真是一名出类拔萃的驾驶员。

忐忑不安的坎特拜尔扭过屁股，面朝着我们。他对我说：“看看我带的东西。这是明天早报的一份清样，是我从印刷厂的一个家伙那里买的，花了我不少钱。你想从中知道点什么吗？你我都成了迈克·施奈德曼专栏里的人物了。听着——‘查理·西特林，法国军团的疾驶[352]，芝加哥的文人，他著者电影《冯·特伦克》，却向花花公子俱乐部那些三教九流人物还牌局债款。最好还是去上大学里的扑克研究班吧，查尔斯。’——怎么样，查理？可惜迈克还不知道你的车，上摩天楼，还有别的一些事情的实况。此刻你又作何感想？”

“作何感想？把‘著者’当动词用我不敢苟同。此外我还想在瓦巴什路下车。”

假使你不看报，芝加哥还能使人受得了。我们朝西拐进了麦迪逊街，在高架铁的黑色支架下行驶。“别停，波莉，”坎特拜尔说。我们继续朝着州街圣诞节装饰物往前开，直向圣诞老人和驯鹿开去。此时此刻惟一的稳定因素存在于波莉惊人的驾驶技术之中。

“给我讲讲梅赛德斯的事，”萨克斯特说。“那是怎么回事？摩天大楼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坎特拜尔先生？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三教九流人物是不是指的你？”

“那些知道内情的人是会理解的，”坎特拜尔说。“查理，他们收你多少修车费？你是不是要回来交给汽车商了？我希望你别跟那些骗钱专家打交道。一个修车的油猴子一天就弄四百块，简直是抢劫。我倒知道有一家挺便宜的铺子。”

“谢谢你的好心。”我说。

“别对我冷嘲热讽了。我无非是想帮你节省点钱。”

我没理睬。我的心里总是在推敲着一个主题：我迫切希望到别处去，我就是不想待在这里，这真是活受罪。现在不是背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的时候，然而我还是背诵着。这些话大概是这样的：当我们大多数人奉命从事猥琐不堪之事时，则高尚心灵之使命——云云，云云，云云。其惟一价值乃在于从事此类事物之精神。此外，毫无可与之相提并论之价值。伟大的穆勒说，如果这些durum genus hominum[353]之使命当由超造化之力量所实施，则智慧道德之类皆可休矣。然则人类尚有何物可称道哉？——这正是美国给自己提出的问题。雷鸟车会作为超造化的力量而工作。人还会珍视其他什么呢？波莉正在运送着我们。在她那团红色的头发下，当然长着一个懂得珍视什么的脑子，如果有人要问的话。但是没人会问，不过她开这辆车也用不着费多少脑子。

现在我们经过第一国家银行那座曲斜而上、高耸入云的楼房，楼内每一层都透出金色的灯光。“这座漂亮的大楼是什么地方？”萨克斯特问。没有人回答。我们冲向麦迪逊街。如果以这个速度一直朝西开，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就会到达市郊的瓦尔德海姆公墓。在那里，我的父母就躺在雪花扑打的野草和墓石之下。当然，我们是不会朝公墓驶去的。我们转向拉萨尔街。在这儿，我们被出租汽车、运报卡车、贾古亚车、林肯车、劳斯莱斯车挡住了。这些车的主人，有的是证券经纪人，有的是公司法律顾问——居心叵测的盗贼，目空一切的政客，以及美国实业界的精英。这些凌空飞翔的鹰隼，远远超越了人们每天每时每刻的命运。

“糟糕，我们要错过斯特朗森了。那个龟儿矮胖子一锁上办公室就坐上他那阿斯顿—马丁车溜了。”坎特拜尔说。

但是波莉仍然一言不发，默默地掌握着方向盘。交通还是阻塞不畅。萨克斯特终于引起了坎特拜尔的注意。我叹了口气，自在地注视着别处。就像昨天的情况那样，我是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进入俄国澡堂那臭气熏天的便室的。此刻我想的是：在这锃亮的、抖动的、上了漆的汽车的温暖的暗影之中，那三个人的思想肯定跟我一样奇特，然而他们显然没有像我一样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而我所意识到的是什么呢？我意识到我惯于弄清楚自己置身于何处（把宇宙当做参照构架），然而我错了。不过，我至少可以这样说：我在精神上有足够的能力而不至于被无知压垮。此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因此，我既没有生动的真实感，也没有象征的明确感，此时此刻我只有完全置身于乌有乡。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跟谢尔特教授——朵丽丝的父亲——就一些极为深奥的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神秘交谈。他推荐给我一些书读。那上面讲的都是关于以太和魂灵，知识灵魂和意识灵魂，以及看不见的存在。这种存在之火，智慧和爱，创造并引导了这个宇宙。谢尔特博士的谈话远比我跟他女儿的风流韵事更加使我心旷神怡。她的确是个好孩子。她迷人，活泼，是个面目白皙、棱角分明、娇小年轻的女郎。诚然，她也不停地做一些“惠灵顿牛肉”那样的花式食品，糕点皮总是烘不透，肉也是这样，但这毕竟无伤大雅。我之所以跟她亲热起来，那是因为莱娜达和她母亲把我撵了出来，而让弗朗萨里取代了我。朵丽丝给莱娜达提鞋都不配。莱娜达？啊，莱娜达不用点火钥匙就能把车发动起来。她在车盖上吻一下车就会走起来，车就会为她而轰鸣。不仅如此，谢尔特小姐还有点社会野心。在芝加哥，具有高尚情操的丈夫是得之不易的。显而易见，朵丽丝想当西特林骑士夫人。她父亲曾经是老装甲兵学院的物理学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名董事，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的一名顾问。他改进了宇宙飞船中用的金属。不过他也是一位人智学家。他不希望把这称之为神秘主义。他确认斯坦纳是一位灵界科学家。不过，朵丽丝勉强称她父亲是个怪人。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是“蔷薇十字会”会员[354]，诺斯替教[355]徒，常常大声向死者诵读。一个时期以来，好像必须要让女孩子搞些诱发性欲的事儿，不管她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本事，最近的趋势就是这样。朵丽丝十分勇敢地跟我干了起来，可是全错了。我跟她在一起就是没有快感。在最为不适当的时刻我却喊起来：“莱娜达！哦，莱娜达！”过后，我躺在那儿，心里感到震惊和屈辱，然而朵丽丝根本不把我的喊声当一回事，她是完全能够谅解的。这就是她的主要力量。当我同教授的谈话开始时，她也对那抱宽容态度，以为我是绝不会跟我师傅的女儿睡觉的。

坐在教授清洁的客厅里——我很少在这样一尘不染的房间里坐过。轻材镶木地板蜡光锃亮，东方小巧的毛毯干净得有如松软的棉绒；在下边的园林里，谢尔曼[356]将军的雕像在清新的空气中跃马而立——我感到无比的舒畅。我敬重谢尔特博士。他谈的奇怪的事情至少也是深刻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已经不再说那种事了。他完全是从另一个时代里来的。从穿着上看，他就像个二十年代乡村俱乐部的成员。我曾经为这种人拿过球棒。在温耐特卡的日落岭高尔夫球俱乐部，经常雇我背球棒的人员之中，有位马森先生，他就是谢尔特教授的形象。我假定马森先生早已加入了死者的行列，那么，全宇宙间现在就只有我还记得他从沙子陷阱里爬出来时的表情。

“谢尔特博士……”阳光明媚。那边的湖水平静得有如我求之不得的内心的平静，泛起的涟漪又像是我内心的困惑。湖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它起伏的波浪，就像是由水构成的健壮的肌肉。客厅里一只晶莹的玻璃盏里开满了银莲花。这些花卉除了标榜雅致而外，没有别的能耐可言。它们染上了一种不可言喻的、造化之火的色彩。“谢尔特博士，”我说。我在向他专注而平庸的脸说话。这张脸平静得像一头公牛的脸。我试着测定他的聪明才智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是实在的呢，还是虚幻的。“让我看看我是不是完全明白了这些事情——我脑子里的思想也是外部世界的思想。意识在自我之中创造了客体与主体之间虚假的差异。我说得对吗？”

“我认为是对的，先生。”强壮的老头子说。

“为我解渴，这并不是从我的嘴里开始的事情，而是从水开始的；而水又在外面，存在于外部世界。真理也是如此。真理是我们大家分享的东西。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别人，二加二都是一样的，它与我的自我毫不相干。这点我懂。还有对斯宾诺莎的答辩：如果抛出的石头有意识的话，它就会这样想：‘我在飞穿空气，’仿佛它是在随心所欲地这么做。然而，如果它真有意识的话，那它就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了，它也能产生运动。意识、思想和觉悟的力量是自由的源泉。只有思想才会清楚地表明灵魂的存在，肉体不过是灵魂的表象和镜子，引擎和反映，是灵魂为自己做的备忘录。灵魂从我的肉体上看见自己，就像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一样。我的神经感触到了这一点。大地确实是一面思想的镜子，万事万物就是具体化了的思想，而死则是这面镜子所需要的黑暗的底衬，如果我们能看见什么东西的话。每一个感知都在我们身上造成了一定量的死亡，而这种变暗是一种必要性。有洞察力的人在他学会掌握内在观点的时候实际上能看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脱离自身，站得远远的。”

“这些都是书本里的，”谢尔特博士说，“我不敢肯定你是否全都吃透了，不过你说得还是挺准确的。”

“哦，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我想。当我们的理解力需要的时候，神圣的智慧就会向我们涌来。”

接着，谢尔特博士开始谈论原文：我是世界之光。对他来说，光也同太阳本身一样是不讲自明的。随后，他又把“约翰福音”说成招来充满智慧的知识天使，而“路加福音”却招来了火热的爱，即爱情天使——知识天使、爱情天使、王权天使是精灵界的三个最高等级。我丝毫不能判断我是否听懂了。“对这种高深的学问。我一点也没有涉猎过，谢尔特博士。不过，听听你讲这些，我也颇有美好与宽慰之感。我对自己的目标一无所知。往后，如果我有清静一些的时候，我要好好地探讨这种训练课程，认真加以钻研。”

“什么时候生活才能清静一些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在此之前，人们已经跟你讲过：经过这样一种谈话，灵魂会感到多么坚强。”

“你不应该坐等清静的日子。你必须下决心安排一下，使日子清静一些。”

他看得出我仍然十分疑虑。我无法坦然接受这类观念，诸如“月亮进化”、火精、“生命之子”、大西洋神岛、精灵概念的荷花蕊，或者亚伯拉罕和查拉图斯特拉[357]的奇怪混合，或者耶稣和释迦的合流。这些对我都太高深了。不过，不论什么时候，当依据这种学说探讨起我所怀疑或我所希望或了解到关于自我、关于睡眠或关于死亡的问题时，听起来总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还有死者要考虑。除非我对他们完全失去了兴趣，除非我对我的父母，或黛米·冯格尔，或冯·洪堡·弗莱谢尔，仅仅满足于寄托一种世俗的伤感，否则我有义务去调查，有义务对“死亡即终结、死者已逝”这种观点充分加以体会。要么，我该退一步承认死亡的终结性，不再做进一步的提示，并谴责自己幼稚的滥情和渴望，要么就进行适当充分的调查。因为我简直看不出我怎么能拒绝调查。是的，我可以迫使自己把这一切都想成水手们无法挽回地葬送于贪婪的独眼巨人。我可以把人世间想成战场。阵亡者被撂进地洞或被烧成灰。此后，你就不应当再问起给你生命的那个男人的情况，不应当再问起生你的那个女人的情况，也不应当再问起黛米的情况，你最后一次看见她在艾德尔怀特机场上了飞机，迈着健壮白皙的腿，浓妆艳抹，戴着耳环；也不应当再问起那位谈笑风生的黄金般的会话大师冯·洪堡·弗莱谢尔，你最后一次看见他在西四十路啃着椒盐卷饼。你只能认定他们被永远消灭了，正如同你终归也有同样的结局一样。因此，如果报纸上报道大街上发生了凶杀案，而且有成群漠然处之的目击证人在场时，那种漠然的态度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按照形而上学的假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显然必有一死，他们不是被死亡抓住抢走，便是被掐死，被闷死。这种恐怖和凶杀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样的结论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在政治、教育、金融、司法诸方面。确信了这一点，我就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去找谢尔特博士，同他谈论爱情天使，知识天使，王权天使，统治天使，伊苏西艾、亚开，小天使和精灵。

在最近的一次会晤中，我对谢尔特博士说：“先生，我研习过一本叫《世界历史中精神力量的推动力》的小册子。它对睡眠有一段绝妙的描述，似乎说人类再也不懂得如何睡觉了。它说睡眠中应该发生的事却压根儿没有发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醒来时便感到疲乏，似乎并不曾安眠，感到趣味索然，忧心忡忡，云云。因此让我看看我理解得是否正确。肉体在睡眠，以太体在睡眠，然而灵魂却离开了。”

“对了，”谢尔特教授说。“当你入睡以后，灵魂便进入了超越感知的世界，或者起码是它的一个领域。简言之，它进入了与自己相应的境地。”

“我想考虑考虑。”

“你怎么不该考虑考虑呢？”

“嘿，我只是愿意想想，看我是否弄明白了。在超越感知的世界里，灵魂会遇到看不见的力量。那种力量，在古代世界里，新入会的人在他们的秘密仪式中有所感触。并不是所有天使辈都是容易接近活人的，只有其中一些，不过这一些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那本小册子上所说的，当我们睡觉时，成天所说的话便在我们周围颤动，回响。”

“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谢尔特博士更正说。

“对，而是它的感情气韵，欢乐或痛苦，语言的目的。通过我们所想到的、所感到的和所提及的东西的颤动和回响，我们在睡眠中同天使辈沟通。可是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已经恶作剧到这步田地，我们全神贯注的事物竟是如此低级，语言竟然变得如此粗俗，文字也是这样迟钝乏味。我们已经讲过那些愚蠢、沉闷的事情，高级天使只能听见喋喋不休的唠叨，含混不清的胡话和电视广告——诸如此类低劣不堪的事物。这对高级天使说明不了任何东西。那些高级天使能从这种缺乏高尚思想和诗情的实利主义中得到什么乐趣呢？在睡眠中，我们终归只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响声，搓搓洗洗的声音，花木枝叶的飒飒声和空调器的骚扰声，所以，我们使得高级天使莫名其妙。他们无法影响我们，而他们自身却要备尝相应的困苦。我理解得对不对？”

“大体上是对的。”

“这使我对一位亡友感到纳闷，因为他经常抱怨说有失眠症。他是个诗人。现在我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睡眠有那种问题。也许是他出于羞愧，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合适的话语带进睡眠。也许，他宁肯每夜失眠，也不愿承受那种夜里的羞愧和灾难。”

现在，雷鸟车在拉萨尔街的鲁克里大楼旁停下来了。坎特拜尔跳下了车。当他为萨克斯特拉开车门时，我对波莉说：“讲点有助于我的话吧，波莉。”

“斯特朗森这家伙正在面临着大麻烦，”她说，“很大，很大，很大的麻烦！等着看明天的报纸吧。”

我们穿过铺着瓷砖和设有回栏的鲁克里大楼的门厅，乘上快速电梯。坎特拜尔好像要催眠我似的一个劲儿重复着：“今天的一万，到星期四就是一万五，三天就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我们走出电梯，步入一道白色的走廊，来到两扇堂皇的雪松木门前。门上写着“西半球投资公司”。坎特拜尔在门上用暗号敲着：三下，停顿，再一下，接着是最后一下。真奇怪，竟然需要来这一套。不过一个能提供那样一笔利润的人必须竭力避免投资者。一位漂亮的接待员招呼我们进去。接待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他就在这里，”坎特拜尔说。“伙计们，稍等片刻。”

萨克斯特在一张橘红色的类似双人沙发的矮椅上坐下。一个穿灰色清洁工夹克的人在我们周围用真空吸尘机喧闹着清扫。萨克斯特摘下他那宽大而讲究的帽子，把他法国督政期式的发尖抚平在那不怎么周正的前额上。他把那支弯曲的烟斗柄放进两片笔直的嘴唇里，说道：“坐下。”我便把鲟鱼和果酱递给他拿着，去追已经走到斯特朗森私人办公室门口的坎特拜尔。我从他腋下抽出明天的报纸。他一把抓住，我们俩都扯住不放。他的外套敞开了。我看见腰带下别着那支手枪。不过它再也吓不住我了。“你要干什么？”他说。

“我无非是想看看施奈德曼的专栏文章。”

“在这儿。我撕给你好了。”

“你这么做，我就马上离开。”

他猛地把报纸推给我，就进了斯特朗森的办公室。我很快翻了一下，在金融栏发现一篇文章，是写斯特朗森先生和西半球投资公司的拮据情形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对他提出控告，他被控违犯了联邦证券条例。说他利用邮件进行欺诈，经营未经登记的证券。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一份辩解宣誓书断言，圭多·斯特朗森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他并不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仅仅是新泽西州一所中学的退学生，是个汽车加油站的工人。只是在最近，他才担任了普兰菲尔德[358]一家票证托收公司的小职员。他遗弃了妻子和四个孩子。他们现在在东部靠福利救济为生。来到芝加哥后，圭多·斯特朗森在拉萨尔街开了一个大营业所，出示了许多堂而皇之的证书，包括哈佛商业研究院的学位，并吹嘘他在哈特福德[359]当保险公司经理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还说不久他的投资公司便吸引了大批顾客，委托猪肚、可可和金矿交易，并在北岸区买下了一所宅子，还要从事猎狐事业。上述种种联邦调查是因为顾客提出的控诉引起的。这篇报道最后还指出，拉萨尔街正在谣传斯特朗森有许多黑手党人顾客。他显然使这些顾客损失了几百万元。

到今晚，大芝加哥将会获悉事情的真相；明天，那个营业所就会遭到受骗的投资者的骚扰，届时斯特朗森就需要得到警察的保护了，可是，到了后天，谁再会保护他不受黑手党人的袭击呢？我端详着此人的照片。报纸尤其会使人容貌变形——我从个人的经验了解这一点，但是，这张照片如果说对待斯特朗森还算公道的话，它却丝毫引不起人们的同情。有些脸倒是由于歪曲了形象反而占了便宜。

此刻，坎特拜尔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呢？虽然他答应给我以实惠，但我对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事还是了解的。我的意思是，我能够在城市化的美国的神秘的巨著中读到一点东西。虽然我因过于吹毛求疵、三心二意，无法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我已经利用这种生活状态测验过我的免疫力。至高无上的意识训练就可以使自己避开那些现象并对其影响产生免疫力。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多少知道斯特朗森这类骗子是如何行动的。他们往往把偷来的大笔钱隐藏起来。甘愿被判处八年或十年徒刑，一旦出狱，便安安静静地退隐到西印度群岛或亚速尔群岛去。也许，现在坎特拜尔就是想插手斯特朗森隐藏起来的一笔钱——也许在哥斯达黎加。或许，如果他就要丧失两万块（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坎特拜尔家里的钱），他打算大闹一场，想把我也卷进去。他喜欢我亲临现场。正因为我的缘故，他才上了迈克·施奈德曼的专栏。他肯定一直在酝酿一些更为精彩、更为惊人、更为标新立异的事。他需要我。为什么我总是被卷进那些事情中去呢？萨斯马对我也是如法炮制；乔治·斯威贝尔办过一次扑克晚会，不外乎也是要让我见见世面；今天下午，为了我的缘故，连厄巴诺维奇法官也在议事室里闹腾了一番。在芝加哥，我一定是同艺术及有意义的东西紧紧地结合起来了，同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紧紧地结合起来了。难道我不是电影《冯·特伦克》的作者吗？难道我未曾获得过法国政府和Z字俱乐部的勋章吗？在我的皮包里，我仍然带着那条又薄又皱拴扣眼的丝带。哦，我们这些可怜的灵魂啊，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恍恍惚惚，愚昧无知，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一夜的好觉都睡不成。夜里，仁慈的新生的天使用他们的温暖、爱和智慧来使我们坚强起来，可是我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啊，我们是可怜的灵魂，我们的行为是何等的拙劣。我是多么希望发生变化，弃旧图新，干一点儿事啊！

坎特拜尔把自己关在里边同斯特朗森先生协商。从报纸上的照片看来，此公面目臃肿而狰狞，留着齐肩内卷的发型。也许他是个粗暴的人。也许坎特拜尔正在同他搞交易——一笔又一笔的交易——劝他如何同他那些怒不可遏的黑手党顾客妥协。

萨克斯特抬起腿，让清洁工用真空吸尘器打扫脚下。

“我想我们还是走的好。”我说。

“现在就离开？”

“我想我们应当离开这里。”

“哦，得啦，查理，不要叫我离开。我想看个究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坎特拜尔是个十足的莽汉，挺有趣的。”

“你既没有事先问我，我还是希望你别冲进他的雷鸟车。你已经被强盗世界芝加哥弄得神魂颠倒了，急不可待了。我想，你是希望用这次经历写点什么投给《读者文摘》一类毫无意义的玩意上去——你我还有各种各样的事要讨论。”

“那些事都可以暂时搁一下，查尔斯。你知道，你给我留下了一种印象。你老是抱怨你孤独，于是我来到芝加哥，这才发现你在这儿忙得不可开交。”他在恭维我。他知道我喜欢被人认为是个芝加哥通。“坎特拜尔是你们俱乐部的球队成员吗？”

“我不认为兰戈巴迪会让他参加。他容不得那些小瘪三。”

“难道坎特拜尔就是这种人吗？”

“我也不晓得他究竟是哪种人。他的举动倒像个黑手党头目，实际上是个笨蛋。他有个快拿到博士学位的老婆。”

“你说的是那个出色的红头发穿厚底鞋的？”

“不是她。”

“他怎么用暗号敲门，然后漂亮的接待员就来开门，不是很妙吗？瞧，这些装饰着哥伦布以前的艺术的玻璃橱柜，还有这收藏的日本扇子。我告诉你，查理，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美国的主要发言人坏透了。他们无所事事，无非互相寒暄而已。你呀，是的，你！查尔斯，应当写一写，逐日描摹你的生活，并把你的一些思想贯穿其中。”

“萨克斯特，我曾对你讲过我带着我那小女儿去科罗拉多看河狸的情形。那里，森林管理局在湖周围贴满了自然史招贴画，标明了河狸的生活周期。河狸对此却毫无意识。它们只管在那里一个劲地啃嚼，游泳，仍然还是做着河狸。但是我们这些人形的河狸却被我们自己的说明所震惊。我们为我们的所见所闻而感慨万千。从金赛[360]或马斯特斯[361]或埃里克森[362]的著作中，我们读到有关身份危机、异化等等问题的论述，这一切对我们无不产生影响。”

“你不愿意用新的投入来损害你的同胞吗？天哪，我是多么讨厌‘投入’这个字眼呀！但是你却不断地进行着高水平的分析。你寄给我的那篇写给《方舟》的文章怎么样——我想它就在我的公文包里——在这篇文章里，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人的怪癖进行了解释。咱们不妨看看，我肯定带在身边。你争辩说，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特殊阶段，在投资机会的减少和对新的作用或者人格投资的追求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联系。你甚至引用了熊彼特的话，查理。对，文章就在这儿。‘这些戏剧也许看起来是纯属内在的，但它们也许受到经济上的制约……当人们认为他们具有如此敏锐的创造力时，他们仅仅反映了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一般需要。’”

“把这种东西收拾起来，”我说。“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对我引用我的大道理。如果今天有什么使我难以忍受的事，那就莫过于此了。”

对我来说，产生这类重大的思想倒很容易。萨克斯特对我油嘴滑舌的毛病不但不感到难受，反而十分羡慕。他渴望成为知识界的一员，有显赫的地位，像艾伯特·施伟泽[363]，或者像阿瑟·凯斯特勒[364]，或者像萨特，或者像维特根斯坦[365]，像他们那样发表重要声明。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不相信这一套。我太傲慢，太势利，甚至于他说过于愤世嫉俗了。但是有一点，我就是不愿意当世界知识分子的领袖。洪堡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这个地位。他相信乐观的分析，他喜欢“观念”胜过诗。为了更高的文化价值的地下世界，他准备放弃这个宇宙本身。

“无论如何，”萨克斯特说，“你应该在芝加哥到处走走，就像雷斯迪夫·德·拉·布雷顿[366]遍访巴黎所有的街道那样，写一部编年史，那一定会轰动的。”

“萨克斯特，我想同你谈谈《方舟》。你我要给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一种新的刺激。一定要超过《美国信使》和《日晷》，或者《西方杂志》这类刊物。我们已经酝酿多年了。我在这上头花了一大笔钱。我已经付了两年半的账款。而现在《方舟》又在哪里呢？我认为你是一位大编辑，一位天生的编辑，我信任你。我们已经登了预告，人们也寄来了稿件，而那些稿件一直被我们积压了多年。我接到了抗议信，甚至于受到威胁。你已经使我当了替罪羊。他们都在引用你的话来责备我，而你却俨然以西特林专家自居，四处对我加以评介——我是怎么样起作用的呀，我如何不理解女人呀，把我的性格说得一无是处。然而我对这些并不介意。要是你能够对我评介得少一点，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你硬说我说过某某是个白痴、某某是个低能儿这样一些话。其实，我对他们都没有褒贬，说出来使他们难堪的恰恰是你。”

“坦白地说，查尔斯，我们的创刊号之所以一直不能问世，原因就在于你给我寄来那么多人智学方面的稿子。当然你绝不是傻瓜，讲人智学也不无道理。不过，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可不能完全弄这样一些讨论灵魂的货色出来。”

“为什么不能？人们都在谈论精神，为什么就不可以谈论谈论灵魂？”

“精神是科学的，”萨克斯特说。“你必须使他们逐步习惯你的术语。”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纸张？”

“我打算连续出版五期，这就用不着再为纸张供应犯愁了。何况我们搞了一笔很合算的买卖。”

“那些数以吨计的纸现在在哪里？”

“在仓库里。不过我认为使你心烦的并不是《方舟》，而是丹妮丝在使你吃苦头，诉讼，钱财，忧愁加上折磨。”

“不，情况并不是这样，”我说。“有时我倒是很感激丹妮丝。你不是认为我应当像雷斯迪夫·德·拉·布雷顿那样去逛大街吗？唉，如果丹妮丝不控告我，那我还永远出不了房门呢。由于她，我不得不去闹市区。这就使我接触到了生活的真相。这真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何以见得？”

“啊，这才使我认识到伤害同胞的欲望是多么普遍啊。我认为这在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权并没有什么两样。惟独这里，法律和律师的政府竖起了一堵栅栏。他们能够肆意地加害于你，使你处于十分可怕的生活境地，但是，实际上他们又无法把你干掉。”

“你对教育的热爱确实为你增添了荣誉，查尔斯。这不是开玩笑。凭着二十多年的老交情，我可以告诉你，”萨克斯特说。“你的性格非常奇特，不过也显示出某种——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才好——尊严。这是只有你才真正具有的。你可以称之为灵魂，我却称之为精神，不过你也许有你的道理。也许你真的有个灵魂，查尔斯。这是件对于任何人都非常吃惊的事实。”

“你自己也有一个灵魂。反正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放弃出版《方舟》的计划，把剩余的资产清算一下，如果还有的话。”

“查尔斯，不必那么急。这桩生意我们很容易就会理出个头绪来的。我们差不多快要成功了。”

“我再也不能投资了。我的经济状况并不怎么好。”

“你不能拿我的情况跟你相比，”萨克斯特说。“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完蛋了。”

“那边情况有多严重？”

“唉，我把你的负担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你答应给布洛塞姆付薪水。你不记得布洛塞姆了吗，那个秘书？你在九月份可见过她？”

“我的负担？九月份我们说好辞掉她。”

“啊，不过她是惟一精通如何操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器的人。”

“可是机器从来没有用过。”

“这并不是她的过错。我们是有准备的。我随时都准备走。”

“言下之意，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一套班子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要有点良心，查尔斯。你刚一离开，她的丈夫就碰上车祸丧了命。你总不至于要我在那种时候把她辞掉吧？不管怎么样，你的心肠我还是了解的，查尔斯。因此，我承担责任，表明了你的态度，才不过一千五百块钱。还有，我得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我们着手建造厢房的木料账单。”

“我没有叫你建造厢房。我是死命反对的。”

“怎么？我们当初不是说好要有一间分开的办公室吗？你总不会希望我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案头活计都带到我的房间去吧？”

“我明确讲过，这与我不相干。我甚至于警告过你，如果在你房子隔壁挖个大洞就会损坏地基的。”

“嗯，事情倒不严重，”萨克斯特说。“木材公司可以把它拆除，拿回他们的木料。至于银行之间的疏忽，我实在甚为抱歉，可是那并不怪我。米兰安布罗西亚诺班科支付的款项延误了。该死的官僚制度哇！何况，意大利当前处于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反正你还有我的支票……”

“我没有。”

“你没有？那一定还在邮递过程中。邮政部门真是岂有此理！那是我付给帕洛阿尔托信托公司的最后一期款项，一千二百块。他们已经跟我清账了。他们欠你一千二百块。”

“有可能他们始终没有收到吗？也许那是由海豚从意大利送出去的。”

他没有笑。这是严肃的时刻，毕竟我们谈论的是他的钱。“那些加利福尼亚的下作鬼应当重新寄出，把他们的银行本票给你。”

“也许安布罗西亚诺班科的支票还没有兑现呢。”我说。

“那好，”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标准拍纸簿。“我已经定了一个偿还你所损失的钱的计划。你一定有股份的原始成本。我绝对认定。我相信你当初是用四百块买的。你的买价过高了。你知道，现在已经跌了。不过那不是你的错。就算当你转账给我时值一万八。我不会忘记红利的。”

“你用不着算红利，萨克斯特。”

“不，我一定要算。要查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付哪一种红利是轻而易举的。你给我一个数字，我会把支票给你。”

“五年来，这笔贷款你才付了不到一千块。你只是勉强支付了利息，再就没有多少了。”

“利率高得要命。”

“五年来你把本金逐年减少二百元。”

“确切的数字现在记不得了，”萨克斯特说。“可是，我知道银行卖掉所有的股份后还要欠你的。”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每股不到两百块。银行也要损失。这并不是说我为银行的后果担心。”

现在，萨克斯特在竭力说明如何在五年内按期还清本息。他那葡萄绿的细长的眼睛里裂开的黑色瞳孔，在绕着那些数目字旋转。他打算把整个事情处理得大大方方，尊贵而又充满诚意，决不逃避对于朋友的信义。我看得出来，他倒是真有诚心，说话也是算数的。但是我也知道，他这种向我尽一番情谊的计划，在他心目中也只是等于尽尽情谊而已。从那标准拍纸簿上取下来的黄黄的长纸条上，填满了数字。其中有偿付的慷慨的条款，有对细目的详尽规定，有对友谊的表白，把我们的事务安排得那样彻底。这简直是借助于某种魔法安排的。

“把这些小小的交易跟你仔仔细细地交代一下倒是个好办法。对你来说，小数目比大数目更为要紧。往往使我惊讶的是你我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兜圈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赚钱。你无法估量你的财源。这不是挺奇怪吗？你只消转个念头，钱就掉到你的怀里来了。”

“什么念头？”

“你可以去找个出版商，谈谈你的计划，提出你的预支稿费。”

“我已经预支了大笔大笔的稿费。”

“那都是微不足道的。你还可以捞更多更多的。我自己就有些念头。一开头，我们可以搞文化导游手册。这是我一直向你唠叨的，是一种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用的旅欧指南。他们对于购买佛罗伦萨的皮货或爱尔兰的麻料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混在成群结队的普通游客中问，跟在向导的屁股后头瞎逛腻味透了。比方说，那些有教养的美国人要去维也纳吗？在我们的手册里，他们就会找到值得参观的研究所的一览表，小型图书馆呀，私人珍藏品呀，室内乐团呀，能碰到数学家或提琴师的咖啡馆和餐厅的名称呀；还可以列上诗人、画家、心理学家等社会名流的住址，以便拜访他们的工作室和研究室，同他们交谈。”

“如果你把这些情报交到那些贪得无厌的文化游客手里，那就无异于带来一支行刑队把所有的诗人统统枪毙了。”

“欧洲没有一个旅游部对此不感兴趣的。它们会密切合作的。它们甚至会资助我们。查理，我们可以对欧洲的所有国家、所有的首都和主要城市都如法炮制。这个主意在咱们来说能值一百万元。我负责组织和研究。我可以承担大部分工作。你只是造造气氛，出出点子。我们还得有个班子搞具体工作。我们可以从伦敦开始，逐一推及巴黎、维也纳和罗马。你只要点头，我就去找一家大出版社。在你的名义下就可以领到二十五万的预支稿费。我们二一添作五。这样，你的烦恼就解除了。”

“巴黎和维也纳！为什么不是蒙得维地亚和波哥大呢？那里照样也有文化。你干吗坐船到欧洲去而不坐飞机呢？”

“我喜欢用这种办法旅行，那是非常清静的。我的老母亲现在仅有的生活乐趣，也不外乎是替她的独子安排这样的旅行。这一次她更周到。巴西足球冠军队正在欧洲旅游。她知道我喜欢足球。我指的是高水准的。因此她千方百计给我弄了四场比赛的球票。此外，我还有商务方面的原因需要去。我还想看看我的几个孩子。”

我按捺着自己，没有问他为什么彻底破产了还能坐“法兰西号”的一等舱去旅行。问也白搭，我向来无法理解他的解释。不过我倒是记得他曾说过，天鹅绒西装，再配上用罗纳德·科尔曼[367]的式样打结的蓝色丝领带，就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夜礼服，连系黑领带的百万富翁也会自叹弗如。女人们是崇拜萨克斯特的。在他上次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有一天傍晚，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老太太——如果你相信他的话——把满满一羚羊皮袋宝石从桌布底下悄悄地撂在他的腿上，但他矜持地还给了她。他说，他无意为那些有钱的得克萨斯老古董卖力，就是那些打扮成东方式或文艺复兴式的高贵女人也不行。因为，他说，这毕竟是一个大洋和大人物所应有的姿态。然而，他是非常有尊严而有道德的，对自己的妻子是极为忠诚的——对他所有的妻子。他对他那到处繁衍的家室——几个女人为他生育的许许多多的子女也都十分疼爱。如果他没有发表重要声明，起码他会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留下他的遗传标记。

“如果我没有现款，我就叫我妈把我安顿在统舱里。你在勒阿弗尔[368]下‘法兰西号’时给多少小费？”我问他。

“我给乘务长五块钱。”

“你能活着下船算你运气。”

“这就足够了，”萨克斯特说。“他们欺侮美国的有钱人，鄙视他们，说他们胆小无知。”

他现在告诉我：“我在国外的事业是和一个国际出版财团有联系的。我正在为那些出版商出一个点子。本来这个点子还是从你那儿来的，查理，不过你记不得了。你说过，如果能周游世界，会见形形色色的二流、三流、四流的独裁者，如像阿明将军、卡扎菲家族之辈，倒是很有趣的。”

“如果他们知道你认为他们是第三流的，那就一定会把你淹死在鱼池里的。”

“别傻了，我绝不会干那种事。他们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不过这的确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题材。几年前，他们还都是寄身别国的穷学生，未来的小讹诈分子，但现在竟然威胁着大国，或者原来的大国，扬言要毁灭它们；堂堂世界领袖还免不了得拍他们的马屁哩。”

“何以见得他们会跟你交谈？”我问。

“他们巴不得接见像我这样的人呢。他们极希望接触高层人士，而我又有这种不容置疑的身份。他们都喜欢听听牛津、剑桥、纽约和伦敦的社交旺季的情形，讨论讨论马克思和萨特。如果他们乐意打打高尔夫球，或者网球，或者乒乓球，那我都可以奉陪。为了准备写这些文章，我一直在阅读一些好东西，以便与之对答应和——马克思论路易·拿破仑精彩极了。我还浏览了苏埃托尼乌斯[369]、圣西门和普鲁斯特。碰巧台湾要举行国际诗人代表大会，我也可以报道一番。你就拭目以待吧。”

“每当我拭目以待时，总是弄得两眼昏花。”我说。

“谁知道呢，在蒋介石蹬腿以前，我也许还要采访采访他。”

“我难以想像他会跟你讲些什么。”

“啊，这个我自有主意。”萨克斯特说。

“我们离开这个办公室好吗？”我说。

“就这么一次，你为什么不陪陪我，依着我呢？不要过分保守，让有趣的事情发生吧。充其量会坏到哪里去呢？我们在这里谈，还不是跟别处一样。跟我谈谈你个人的事如何？”

每当我和萨克斯特见面，我们至少会有一次亲密的谈话。我对他可以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尽管我们各自都在乱扯一气，我们之间却仍然有一种联系的纽带。我以对萨克斯特一吐为快。有时候我这样自忖道：对我来说，跟他倾诉无异于作自我心理分析。多年来代价大致一样。萨克斯特能够引诱我吐露真心话。像理查德·邓沃德那样更为严肃深沉的朋友，当我讨论起鲁道夫·斯坦纳的观念时，就不肯听下去。“瞎扯！”他说。“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已经研究过了。”人智学在知识界并没有受到尊重。邓沃德根本不考虑这样的话题，因为他希望维护他对我的尊敬。但是萨克斯特却这样说：“这个意识灵魂是怎么回事？你又如何解释关于我们的骨骼是从宇宙本身定形出来的这一理论呢？”

“我很高兴你这样问我，”我说。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说明，便看见坎特拜尔来了。不，他不是走过来的。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仿佛没有踏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而是像找到了别种物质基础。

“这个借我用一下，”他一边说，一边抓起那顶弧形边的讲究的黑帽子。“好吧，”他用高亢而急切的声音说。“起来，查理，咱们去看那个人。”他粗暴地一把将我的身子提起来。萨克斯特也从那橘红色双人沙发上起来，但坎特拜尔却又推他坐下，说道：“不是你。一次一个。”他领我走到主门前，又停下来了，他说：“听着，你让我讲话，这是特殊情况。”

“这又是你独出心裁的一套把戏，我明白。不过这次却没有钱转手了。”

“哦，我真不该那样对待你。除了有大麻烦的人，谁会为了两个而给你三个呢？你见到报纸上那条消息了吧？”

“当然见到了，”我说。“要是没有又怎么样呢？”

“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你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我们是朋友了。无论如何要见见这家伙。我认为你有责任把从白宫到陋巷的美国社会都审视一下。此刻我要你做的，只是在我说话时你乖乖地站着。昨天你是个顶顶可靠的人。没有什么害处吧，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紧紧勒住我的外套，并把萨克斯特的帽子给我戴上。还没等我脱身，斯特朗森办公室的门开了。

那位金融家站在写字台旁。那是一张墨索里尼式的深长的经理桌。报纸上的那张照片只有一点给人错觉——我还以为他是个大个头呢。斯特朗森是个胖家伙，淡褐色的头发，青黄色的脸膛，块头就像比利·斯罗尔一样。褐色的鬈发覆盖着他粗短的脖子。他给人的印象并不愉快。他的腮帮子有点像屁股。他穿一件高领衫。胸前晃晃荡荡地挂着装饰品：项链、护符；齐肩内卷的发型形成的形象，就像一头戴着假发的猪。厚底鞋增加了他的身高。

坎特拜尔把我带到这里来，是想威胁这个人的。“仔细看看我的伙伴，斯特朗森，”他说。“他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人，仔细看看吧。你会再次见到他的。他会追随你的，无论在餐厅、汽车房、电影院，还是在电梯里。”他又对我说道：“好啦，到外边去等着吧。”他把我的身子一转，让我面朝着门。

我变得像冰块一般。那时我十分恐怖，即使当个扮演凶手的傀儡也是可怕的。可是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义正词严地加以否认，还没有摘掉帽子，阻止坎特拜尔的讹诈，斯特朗森的接待员的声音已经从写字台的带孔的送话器里传出来了，放得很大，充满了整个房间。“现在吗？”她说。

斯特朗森答道：“现在！”

随即，穿着灰夹克的清洁工进了办公室，把萨克斯特推到他前面，手上摊开身份证。他说：“警察，杀人犯！”他把我们三个推向墙壁。

“等等。让我看看身份证。你这是什么意思，杀人犯？”坎特拜尔说。

“你以为呢？难道要我听凭你的讹诈威胁而无动于衷不成？你说你要怎样收拾我，于是我就去找州检察官，拿到一张逮捕证，”斯特朗森说。“两张逮捕证。一张是给打手，你那个朋友的。”

“你被认为是谋杀集团的成员吗？”萨克斯特对我说。萨克斯特很少放声大笑。他最深沉的快乐，只不过是稍微打破一下沉默而已，然而，此刻他的快乐却深沉得出奇。

“谁是打手？我吗？”我强装出一副笑脸，问道。

没有人回答。

“谁想威胁你啦，斯特朗森？”坎特拜尔说。他褐色的眼睛里射出挑衅的目光，充满着湿气，而他的脸色变得干枯而苍白。“你为‘三驾马车’社的伙计们损失了一百多万块钱，你完蛋啦，小子，你死定了！干吗还要别人插手？你的运气还不如茅坑里的老鼠。警官，这人是个冒充的。你需要看看明天报纸上的报道。西半球投资公司垮台了。斯特朗森想拖几个人跟他一起下水。查理，去把报纸拿来让他瞧瞧。”

“查理哪里也不能去。统统都靠墙站着。我听说你带着枪，你叫坎特拜尔。转过身去，宝贝——这就对了。”我们都照办了。他自己的枪别在腋下。他的行头吱嘎作响。他把坎特拜尔的手枪从那华贵的皮带上取下来。“不是普通的零点三八小口径低价枪，而是支马格南左轮手枪。用这个你都能杀死一头大象。”

“这就对了，我正是对你这样讲的。他就用这支枪指着我的鼻子。”斯特朗森说。

“看来耍弄枪支已经是坎特拜尔家的传统了。糟蹋了两个小孩性命的就是你的齐穆大叔，对吗？绝不是正派人。蠢货。现在我们要看看你身上是不是还带着大麻。如果同时你还有触犯假释法的玩意儿，那就更有好戏瞧了。我们要好好伺候伺候你，傻小子。一伙该死的杀人凶手。”

此刻，萨克斯特在斗篷下欣喜万状。他的大嘴咧着，鼻子歪得很厉害，欢乐的光彩直冲鼻梁。这是他芝加哥奇遇的欢乐。我对坎特拜尔十分生气。我怒不可遏。侦探上上下下搜我的身，腋下，腿裆，然后说道：“你们两位先生可以转过身来。你们倒真是一对穿着讲究的人。你从哪儿弄的这双帆布镶边鞋？”他问萨克斯特。“是从意大利吗？”

“从国王路。”萨克斯特和颜悦色地说。

侦探脱掉灰色的清洁工夹克——上面穿了件高领红衬衫——把坎特拜尔的鸵鸟皮长形黑皮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哪个是打手？穿斗篷的埃罗尔·弗林[370]，还是穿格子外套的？”

“格子外套的。”斯特朗森说。

“我应当让你做个傻瓜，把他逮捕，”坎特拜尔说，仍然面对着墙。“干吧，别管其余的人。”

“怎么，他是个名角？”警察说。“是位要人吗？”

“说对了，”坎特拜尔说。“他可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一见明天的报纸，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登在施奈德曼的专栏里——查尔斯·西特林。他的确是芝加哥的头面人物。”

“那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成打成打地把这号头面人物送进了监狱，连克纳州长也没本领弄一个聪明的窝主。”侦探在自鸣得意。他长着一张平常的满是皱纹的脸，显得很快活。那是一张十足的饱经磨炼的警察的脸。红衬衫底下是肥大的胸脯，死板的假发同活人健康的肤色很不协调，而且缺乏那种有机的对称。假发偏离了头的适当的位置。在闹市俱乐部衣帽间滑稽可笑、花里胡哨的座位上，你即可看到这种假发——一团一团的假发像长毛短腿狗一样等待着它们的主人。

“坎特拜尔今天来找我，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斯特朗森说。“我告诉他，办不到，于是他以死来威胁我，并且亮出了手枪。他真的发疯了，然后他扬言要带打手回来，要如此这般对付我。这个打手要追踪我几个星期，然后就用枪打掉我的半个脸，要打得像个烂菠萝一样，让粉碎的头骨、脑浆和血从鼻子里流出来。他甚至告诉我将怎样消灭罪证，毁掉凶器——凶手如何用电锯把凶器锯成小段，再如何用头砸成碎片，分别扔在郊区各个阴沟洞里。一切细枝末节都讲到了。”

“反正你活不了，肥猪，”坎特拜尔说。“几个月后他们会从阴沟里找到你，还得刮掉你脸上的屎，才好认出到底是谁。”

“没有枪支执照，好极了！”

“现在把这几个家伙带走。”斯特朗森说。

“你要把他们统统控告吗？你只有两张逮捕证。”

“我要控告他们每一个人。”

我说：“坎特拜尔先生刚才讲过，我和这件事毫不相干。我和我的朋友萨克斯特正好从美术馆出来，坎特拜尔就逼我们到这里来，说是要商量一桩投资。我倒很同情斯特朗森先生，他给吓坏了。坎特拜尔出于某种虚荣心而精神不正常了，变得肆无忌惮，咋呼。这只不过是他独出心裁的骗局之一。也许警官可以告诉你，斯特朗森先生，我并非莱普克[371]式的雇佣凶手。那种人我相信他肯定见过一些。”

“这个人从来没有杀过人。”警察说。

“我得去欧洲。我有许许多多事情等着办。”

这最后一点是主要的。这种情况中最糟的是干扰了我的急事，我的复杂的主观。局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

作为一个狂热的读者，被书籍的高墙所包围，只习惯于从他那高高的窗口里观察警车、救火车、救护车；作为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从成千上万的秘密经典中吸取材料，进行工作，我发现T.E.劳伦斯为参加英国皇家空军所作的解释十分恰当：“鲁莽地投入鲁莽的人群，亲自探索……”下文怎么说来着？“……为了我壮年时期剩余的几年光阴。”胡闹，格斗，营房的淫秽，垃圾的芜杂。是的，许许多多的人——劳伦斯说——愿意毫无怨言地接受死刑的宣判，以逃避命运掌握在另一只手里的无期徒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是时候了，有人——为什么不是我这样的人呢？——带着这个令人迷惑与绝望的问题，干出了比另外一些有创见的、令人钦佩的人们所干的还要多的事。在这个荒唐的时刻，最糟糕的是我的步伐被打乱了。我约好七点钟回去吃晚饭。莱娜达会感到不安的。失约会使莱娜达大发雷霆。她有脾气。她的脾气总要采取什么方式发作的；而且，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弗朗萨里一直离得不远。人们的心里总是想着会有替身，甚至连那些最规矩的人，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也有他秘密选好的替补者，况且莱娜达还不是那种最规矩的人。她经常不假思索就哼出一些押韵的话语。有一次她信口说了这么几句，使我大为惊讶：

亲爱的人儿

一旦不在

就会另有一些

在附近等待。

我怀疑有谁会比我更佩服莱娜达的机智。她的机智往往在于直截了当的坦率，然而洪堡和我早就同意，我可以接受任何动听的东西。那倒是真的。莱娜达使我发笑，后来，我倒挺喜欢应付她那隐藏在言辞中的恐惧。她的观点会毫不掩饰地突然暴露出来。譬如，她还对我这样说过：“虽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是自由的，但是你不能对生活中最美好的事自由放任。”

是一个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夫给了莱娜达那种只有第一流的荡妇才能得到的放荡的机会。由于我有一种使那些平常的想法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习惯，因此，我便想到无意识的非法性及其对于行为准则的独立性。这是谁也不以为奇的，然而，它只不过是自相矛盾，并不是什么自由。按照斯坦纳的说法，真正的自由寓于纯粹的意识之中。一切微观世界都是从宏观世界分离出来的。在主观与客观的武断的分野中，世界已经消失了。零本身在寻求转移。它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这就是我在解释的意识灵魂的状态。然而，现在我的心头掠过了一阵对鲁道夫·斯坦纳本人的不满。这是我的朋友邓沃德指点给我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一段令人不安的文字所引起的。邓沃德认为，我仍然有能力从事严肃的知识性工作。他想把我从人智学中解救出来。卡夫卡也曾受斯坦纳幻象的吸引，发现他描述的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跟自己的一样，感到自己置身于人类以外的境界里。他跟斯坦纳在青年街的维多利亚饭店有过一次约会。据《日记》记载，斯坦纳穿一件满是灰尘和污迹的礼服大衣，患着重感冒。他流着鼻涕，不住地用指头把手绢深深地塞进鼻孔。那时，卡夫卡恶心地观察着那种情状，告诉斯坦纳自己是个从事保险生意的艺术家。他说，健康和个性使他无法搞文学事业。如果他把神智学掺杂到文学和保险事业中去，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斯坦纳的回答没有记下来。

卡夫卡的脑海里当然也塞满了同样令人绝望的吹毛求疵的嘲弄人的意识灵魂。这个可怜的家伙表白自己的方式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荣誉。这位天才竟然落入了保险生意的圈套？庸人自扰实在不比头疼感冒更好受。洪堡本会同意的。我们经常谈论卡夫卡。我是了解他的看法的。然而，现在卡夫卡、斯坦纳、洪堡都已不在人世了；不过，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些此刻还在斯特朗森办公室的人，也要跟他们去聚会；也许，在几个世纪以后，又会在一个更加灿烂的世界里再现。那个世界要比这个世界光明一些，但想必也光明不了多少。的确，卡夫卡对于斯坦纳的描述使我不安。

正当我缅怀着往事时，萨克斯特插进来了。他对谁也不怀恶意。他想和风细雨地扭转局面，对任何人也不过分偏袒。“我真不相信你会凭这张逮捕证把西特林先生带走。”他说着，露出严肃的微笑。

“为什么？”警察说。坎特拜尔那支镀镍的手枪别在他的皮带里。

“西特林先生不像个杀人凶手，这你也同意。”

“他疲惫不堪，脸色这样苍白，应当让他到阿卡普尔科去过一个礼拜。”

“像这样的骗局，未免太荒谬了。”萨克斯特说。他在向我显示他那循循善诱的高超本领，同时也在向我显示他对他的美国同胞了解得多么深刻，相处得多么和谐。然而，在我看来，警察已经从萨克斯特的优雅和他彼得·温赛[372]式的派头上，发现他是多么富有异国情调。“西特林先生是国际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确荣获过法国政府的勋章。”

“你可以证明吗？”警察说。“你该不会碰巧把勋章带在身上吧？”

“人们不会把勋章随身带着的。”我说。

“那么，你有何证据？”

“我的证据就是这一点绶带。我有权把它戴在扣眼上。”

“让我们看看。”他说。

我掏出点揉成一团的褪了色的一钱不值的酸橙绿丝带。

“就这个？”警察说。“拿它去绑鸡腿我还嫌寒碜呢。”

我完全同意警察的话。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从内心里跟他一起嘲弄着这些虚假的外国荣誉。我是“躯士”，因自嘲而脸上火辣辣的。那些法国人也活该，这并不是他们鼎盛的时代。他们干什么事都不得体。他们拿出那些鸡零狗碎的皱巴巴的绿带子用意何在呢？在巴黎，因为莱娜达硬要我把它戴在纽扣眼上，我们曾经受到过那个真正的骑士的侮辱。我和莱娜达是在吃饭的时候碰见他的。他是个佩着红蔷薇徽章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硬科学家”。他有意奚落我的生活。“美国俚语是有缺陷的，不存在的，”他说。“在法文里，‘靴子’这个概念就有二十个不同的词汇。”他瞧不起“行为科学”——他把我看成是个行为科学家——他对我的绿绶带十分不敬。“我相信你写过一些值得推崇的书，不过这是发给那些改进poubelles[373]的人的一种奖章。”我接受法国人授予的勋章，给我带来的只不过是伤心而已。唉，这一定会过去的。在人类历史和宇宙发展的这种危机时刻的惟一真正的特征，跟勋章和绶带是毫不相干的。不睡觉是高尚的。别的一切无非是爆米花而已。

坎特拜尔仍然面对着墙。我高兴地注意到，警察对他怀有仇恨。“你乖乖地待在那儿。”他说。待在办公室里，我觉得我们就像待在一个巨大的透明波浪似的东西下面。这个巨大的、透明的东西静静地竖立在我们上面，像水晶似的闪烁着，把我们全部罩在当中。如果它一旦炸裂，我们将会被抛落在数英里之外的白色湖滩上。我巴不得把坎特拜尔的脖子给折断。啊，不，一旦事情发生，我将会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被安然无恙地抛起来，而后散落在光秃秃的白色的珍珠似的湖岸上。

所有的人依然如故——斯特朗森被坎特拜尔那句说他的尸首将从阴沟里捞上来的话所刺痛，便用猪叫般的女高音嚷道：“反正我会看到你的好下场！”萨克斯特的声音被压住了，但却在竭力显示自己的说服力——不过，对这些我都听而不闻，还是集中精力思考我的一个理论。有的人带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自己的天赋；有的人却对自己的天赋并不利用，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克服自己的缺陷。他们只对自己的缺陷和挑战有兴趣，这样，那些憎恨人的人势必就要竭力找他们作伴。厌世者们往往是精神病的体现者；羞怯的人又往往成为实干家；天生的贼，则总要寻求信任的地位；而惊恐之中的人，却会采取勇敢的行动。就拿斯特朗森的情况来说吧，他是一个用孤注一掷的策略讹诈暴徒的人。再拿我来说吧，却是个坚持生活在芝加哥的美的爱好者。而冯·洪堡·弗莱谢尔呢，又是个具有巨大的社会活动能力而又避居穷乡僻壤的隐逸者。

斯特朗森没有能力渡过难关。瞧吧，他是多么丑陋臃肿而又要附庸风雅：他粗短的双腿站在厚底鞋上；他一味嘶叫，却显然又在刻意压低嗓门。我为他感到遗憾，啊，深深的遗憾！我感到他的本性在迅速地开导他。难道今天早上他忘了刮脸？要么恐惧使他的胡子突然长了出来？总之，又长又怕人的胡碴儿转眼窜出了他的领口，他的脸上显出了土拨鼠似的神色，内卷齐肩的发型因出汗而变得平直了。“我要叫这些家伙都戴上手铐！”他对便衣说。

“什么，用一副手铐？”

“给坎特拜尔戴上好了，去，给他戴上。”

这完全符合我的心愿，我暗自庆幸。是的，是要给这王八蛋戴上手铐。得把胳膊给他拧到脊背上，把铐子卡进肉里才是。然而，既然我已经在心里说了这些野蛮话，也就不一定实际上非得这样做不可了。

萨克斯特把警察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几句话。我后来怀疑他是不是同他对了中央情报局的暗号。你根本无法判断萨克斯特。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办法断定他是不是一个特务。几年前，他曾邀我到尤卡坦[374]做客。我换了三次飞机才到达那里，于是在一条土跑道上，我受到了一个穿着凉鞋的侍役的迎接。他用一辆新凯迪拉克车把我送到萨克斯特的别墅。那里配备的全部是印第安仆人。有不少轿车和吉普。一个老婆，几个小孩。萨克斯特已经掌握了本地方言。他到处在发号施令。作为一个语言学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几种新的语言，但他同时也很快同梅里达一家银行发生了纠葛。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什么，恰巧只有一个乡村俱乐部，所以，他也很快在那里欠下了一大笔账。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他正在结束他那一成不变的局面。第二天他就告诉我，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们打点好他的浅皮箱，里面装着皮衣、网球器材、神殿珍宝和电气用具。在我们驱车离开时，我膝头还抱着他的一个婴儿。

警察把我们带出斯特朗森的办公室。斯特朗森在我们身后大叫：“有你们这些狗杂种吃不了兜着走的！我敢赌咒，不管我怎么样，你们都逃不了！尤其是你，坎特拜尔！”

明天再看他自己的下场吧。

在我们等电梯的时候，萨克斯特才有空同我交谈。“不，我不会被拘留，”萨克斯特说。“为此我倒感到有点儿遗憾。说真的，我倒情愿跟你们一起去。”

“我希望你赶紧些，”我说。“我觉得坎特拜尔想干什么勾当。莱娜达会十分不安的。这是最糟糕的事。现在可不要丢掉我不管，萨克斯特。”

“别傻了，查尔斯。我要找律师过问这件事。把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我。”

“首先得通知莱娜达。把萨斯马的电话号码也记下，还有托姆切克和斯罗尔的。”

萨克斯特把这些都记在一个美国捷运公司收据表格上了。难道他仍然持有信用卡吗？

“你会把那薄纸片弄丢的。”我说。

萨克斯特一本正经地对我谈这件事。“当心，查理，”他说。“你成了个胆小鬼，这肯定是一个考验的关头，你的确得更加当心一点才是。A plus forte raison[375]。”

你知道，萨克斯特一说法语就非常认真。斯威贝尔总是嚷嚷要我保重身体，而萨克斯特则一直对我的焦虑提出告诫。现在，就有一个神经坚强得足以保证他过自己选择的那种生活的人。尽管他好用法文词语，在这一点上，萨克斯特确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正如沃尔特·惠特曼一样，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原型——“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376]——此时此刻，这却不会有多大的效力。我被捕了。我对于萨克斯特怀着这样一个人所怀有的感情：他拿着一串串钥匙，想找到开门的那一把，却被一只家猫缠住。然而，实际情况是，我所求助的那些人并不是我的知己。对萨克斯特不能寄托任何希望。我甚至怀疑他的帮助居心叵测。假如我喊救命，我快要淹死了，他会跑过来丢给我一个水泥做的实心救生圈。如果畸形的脚需要畸形的鞋，那么，奇特的灵魂也有奇特的需要，而爱也就会以奇特的样式应运而生。一个渴求帮助的人对于无济于事的人也是喜爱的。

我猜，是接待员叫来了那辆蓝白相间的警车，在等待着我们。她是一个年轻而又十分美貌的女子。当我们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我注视着她，并且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郎，有教养，很动人，看见别人被捕她就伤心得眼泪汪汪的。

“你坐在前座上，”便衣对坎特拜尔说。坎特拜尔戴着他那很紧的帽子，脸色苍白，头发从帽子两旁挤出来，上了车。这当儿，他的头发散乱了，头一遭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意大利人。

“主要的是莱娜达，得同莱娜达取得联系，”走进汽车后座时，我对萨克斯特说，“如果你不这么办的话，我就会遇到麻烦，麻烦呀！”

“别担心，人们不会永远让你消失掉的。”萨克斯特说。

他这种安慰话使我首先感到的是更为严重的焦虑。

他确实设法同莱娜达、同萨斯马进行接触。然而莱娜达正跟她的顾主在商场大楼里挑选布料，而萨斯马的事务所已经关了门。我还讲过关于托姆切克和斯罗尔，萨克斯特却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消磨时间，他便跑到伦道夫街去看了场“黑功夫”电影。看完电影，他到家里找到了莱娜达。他说，既然莱娜达跟萨马斯很熟，那么，他认为把事情完全托付给她就行了。他毕竟是本城的生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正与芝加哥公牛队比赛。萨克斯特从球票投机商那里弄到了一张观看篮球比赛的票。去运动场的途中，汽车在齐默曼商店旁停了一下。他买了一瓶皮斯波特啤酒。他无法使它变为冷饮，但就鲟鱼三明治倒是挺可口的。

在警车的前座上，坎特拜尔黑色的身影在我的面前不断晃动。我的思路转向了他。坎特拜尔这样的人利用了我关于邪恶的很不完善的理论。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他用他的招摇撞骗戏剧性地补充了我的理论中所有的漏洞。要不，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还会有一套关于邪恶的理论吗？很难说会有。是他带着他的观念和奇想，从我那显得薄弱的、平庸的、没有戒备的一边闯入了我的场地。这个害人虫似乎反倒很讨女人的欢心。他显然取悦于波莉以及他那研究生老婆。我猜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色鬼。对女人来说，最顶事的毕竟还是想象力。所以，他戴着精致的骑师手套，穿着牛犊皮靴子，花呢衣服上的绒毛闪着亮光，腰带上别着马格南手枪，随心所欲地生活着，用死威胁着每一个人。他最拿手的一招莫过于威胁。他曾在夜里打电话对我进行过威胁。昨天，在狄维仁街，威胁又影响到他的大便。今天早上他又去威胁斯特朗森。下午，他提出，也可以说是威胁着要干掉丹妮丝。是的，他是一个怪物，苍白的脸，长长的教士式的蜡白鼻子，黑洞洞的鼻孔。在前座上他如坐针毡。他似乎想瞧我一眼。他柔软得几乎可能扭过头来理理他脊背上的羽毛了。他企图让人相信我是杀人凶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在我身上发现了杀人凶手的蛛丝马迹？要么他是企图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我带出来，见见世面，然而这正是我幻想逃避的世面。按照芝加哥判断问题的标准，我把他打发走，就像准备到疯人院一样。唔，他当然准备进疯人院的。我也并非不谙世事。我意识到，他提出的我们俩跟波莉搞的那种名堂，其中就有点儿同性恋的味道，不过那倒不十分严重。我希望他们把他送进监狱，可是我又意识到他在为我干些什么事。在他那闪着亮光的花呢绒毛中——那绒毛非常刺目，使人联系到荨麻——他在我的道路上显形了。他苍白而疯狂，蓄着貂皮似的小胡子，似乎有一种精神上的天职要行使。他的出现是为了把我从死亡的中心拉开。因为我来自芝加哥，没有正常和明智的人为我干这号事。跟正常明智的人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大自在。不妨看看我同理查德·邓沃德的关系。尽管我对他非常崇敬，但是跟他在一起我精神上总是感到不安。而跟人智学家谢尔特博士在一起就稍微好一些。不过，我还是有我的苦恼，这就是芝加哥人固有的苦恼了。当他跟我谈及玄奥的神秘时，我想对他说：“别给我讲这种精神上的废话，朋友！”但我同谢尔特博士的关系毕竟是最为重要的。我和他一起提出的问题再严肃也没有了。

这一切一起来到我的脑际，或者说向我的脑际涌来。我回忆起洪堡在普林斯顿对我引用过的、列宁在斯莫尔尼学院讲过的一句话：“Es schwindelt.”现在，事情也正在schwinding[377]。难道因为我现在就像列宁一样，将要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吗？那是从感受、洞察和观念的流动或泛滥而来的。

当然，那个警察说得对。严格说来，我不是杀人犯。不过，的确是由于我把他人合并到我自己的身上而毁了他们。当他们死去时，我内心是极为伤痛的。我说我立志继承他们的事业延续他们的生命，然而，我是把他们的力量跟自己的加到一起，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当他们精力充沛、名声大振之时，难道我不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而且还注意他们的女人吗？当我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我已经可以看到它在炼狱的任务轮廓了。

“当心，查理。”萨克斯特已经这样告诫过我。他穿着斗篷，带着称心的公文包和天然曲柄的伞，以及鲟鱼夹心面包。我在当心。A plus forte raison，我在当心。正因为当着心，所以我意识到自己在警车里步着洪堡的后尘。二十年前，在法律的手里，他曾经跟警察搏斗过。他们逼着他穿上拘束衣。当他们把他火速送往贝莱坞精神病院时，他的稀屎拉到警车上。他们想方设法地对付着一位诗人。纽约警察对诗人有什么了解呢？他们只晓得酗酒犯和行凶劫持者。他们只晓得强奸犯。他们只晓得生孩子的妇女和吸毒鬼。可是，他们对诗人却一无所知。后来，他从医院的电话间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是在贝拉斯科剧院那闷热、肮脏而又昏暗的化妆室接的电话。他嚷道：“这是生活，查理，不是文学！”哦，我不认为权力天使、王权天使、统治天使、亚开、天使长和天使们会去读诗。他们为什么要读诗呢？他们在创造宇宙，他们太忙了。不过，洪堡喊出“生活”二字，并不是指王权天使、伊苏西艾和天使们而言。他指的是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就像艺术掩盖了真理，只有狂人的痛苦才暴露了它。这就是贫乏的想像吗？

我们到了。我和坎特拜尔被分开了。他们叫他站在写字台前，却要我到里边去。

我等待着为自己在炼狱中规定的工作。我觉得不必把坐牢看得过于严重。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是一片喧闹，一群专门费尽心机使你吃苦头的人罢了。他们从侧面，从正面给我拍了照。挺好。拍过这些嫌疑犯照片后，我还按了指印，也挺不错。随后，我等着进拘留所，一个胖墩墩的家仆模样的警察等着把我带进班房。室内工作使这些警察过于肥胖。他待在那里，就像个主妇似的，穿一件毛线外套，拖着拖鞋，挺着肚皮，带着枪，噘着厚厚的嘴唇，脑后的肥肉壅起来形成一条条犁沟。他刚要把我领走，这时却有人说：“你，查尔斯·西特林！待在外边！”我又回到走廊里。我惊奇萨斯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这里。然而等我的却不是萨斯马，而是斯特朗森的年轻的接待员。这位漂亮的姑娘说，她的雇主已经撤销了对我的控诉，而要全力以赴地对付坎特拜尔。

“是斯特朗森打发你来的吗？”

她解释说：“嗯，不过我也的确想来。我知道你是谁。一听见你的名字，我就明白了。于是我便向老板说情。他这些天一直像中了风。是有人来告诉他会被谋杀，这你可不能怪斯特朗森先生。好在我已经使他清楚你的确是一位名流而不是打手。”

“哦，原来如此。你不但是个漂亮的姑娘，而且这样体贴人。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你才是。在他跟前说情可真不容易。”

“他真是吓坏了。现在他十分沮丧。你的手干吗这么脏呢？”她说。

“按指印弄的。他们用的是墨水。”

她惊呆了。“我的天！不可想像啊，怎能让你这样一个人按指印！”于是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些绵纸弄湿，擦我墨迹斑斑的手指。

“不用了，谢谢你。不，不，不要这样。”我推让着。那种关切往往使我难堪。好久以来已经没有人对我这样体贴入微了。一些时候以来，我想上理发馆去，并不是为了理发（没有多少发好理），而仅仅是为了叫人摸摸。

“为什么不？”姑娘说。“我觉得早就认识你了。”

“从书上？”

“不是。也许我从来没读过你的书呢。我知道那都是些历史书，我跟历史从来无缘。不是的，西特林先生。我是从母亲那里知道的。”

“我认识你母亲吗？”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说你是她学生时代的恋人。”

“你的母亲该不是内奥米·卢茨吧！”

“正是的。我无法表达她和大夫在闹市区酒吧间碰见你时是多么的激动。”

“对了，大夫是跟她在一起。”

“大夫去世后，母亲想打电话给你。她说你是惟一可以同她共叙往事的人。有许多事情她想回忆回忆，但就是记不起来。那天，她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叔叔阿谢尔居住的城镇的名字来了。”

“她的阿谢尔叔叔住在肯塔基州的帕杜卡，我当然会打电话告诉她的。我爱你的母亲。你叫——”

“玛吉。”她说。

“玛吉。你的腰身以下继承了她的曲线美。直到目前，恰恰是在监狱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才看到了如此柔美的背部线条。你也有她那样的齿龈和牙。只是牙稍微短了点。你的笑容也是那样的。你母亲过去很美。恕我冒昧，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总是这么想，要是四十年来我夜夜搂着你母亲，做她的丈夫，我的生活那就十全十美了——绝不会是这个样子。你多大了，玛吉？”

“二十五岁。”

“啊，主啊！”我说。她在用冰凉的饮用水洗我的手指。我的手对女性的接触非常敏感，在手心里吻一下就会使我神魂颠倒。

她用她的大众牌轿车送我回家。她一边开车，一边啜泣。她也许在想她母亲和我失去的幸福。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超脱这充满巧遇的、充满假象的、浑浑噩噩的人生，取得进入更高尚的境界的资格。

在离城前，我拜访了内奥米。她的夫姓是沃尔珀。

然而我并没有立即去看她，因为我还有一大堆事务必须赶快处理。

在芝加哥的最后几天里，日程排得满满的。似乎是要捞回坎特拜尔的恶作剧所花去的时间，我得按一个紧迫的日程表办事。我的会计师默拉为我腾出整整一个钟头。在他那间经过著名的理查·希梅尔装饰的、俯瞰着最为浅淡的那一部分绿色的芝加哥河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他无法让国内收入署相信它对我的控告是无理的。他自己开的账单相当高。我一件事都没办成就欠了他一千五百元。当我离开他的办公楼时，我才发现自己置身于瓦克快车道附近电灯铺前面密执安路的阴影之中。形形色色的灯泡和灯管以及那些奇妙新颖的装置往往把我吸引到这个地方来。我买了一只三百瓦的泛光反射器。我并不需要这种玩意。我要走了。我买它究竟干什么用呢？这样买东西只不过表现了我的心境。我仍然在装点我的隐居地，装点我的避难所——我那地处印第安人（实利主义的）领土深处的迪尔伯恩堡，我也被离愁别绪紧紧地纠缠着。喷气式飞机将会以二千英里的时速把我从地面上牵走，然而我向何处去呢？我的目的何在呢？这种渴求惊人速度的原因仍然不甚明了。

不，买一只灯泡终归于事无补。给我带来安慰的却是同谢尔特博士的交谈。我问他有关形态精灵（在犹太古籍中又称为伊苏西艾）的问题。这些命运的制造者早该把他们的作用和威力交给亚开——人格精灵了。他在宇宙的天使辈中属于更接近人的一级；然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伊苏西艾，由于在世界历史上起着开倒车的作用，多少世纪以来拒绝让亚开接手。他们阻碍着现代意识的发展。属于人类进化初期的倔强的伊苏西艾，应该对部落制和农民的固执或乡土观念负责，对憎恶西方和新生事物负责。他们怀有返祖之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九一七年俄国怎样戴着革命的假面具来遮掩反动的真相；我不知道这两种相同的力量的斗争是否隐藏在希特勒崛起的背后。纳粹也采用了现代的伪装。但你也不能全怪那些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亚洲人。那种对自由和现代化的畏惧是可怕的，而这就是使美国在世界的眼睛里显得如此轻浮而怪异的原因。它也使某些国家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显得那样令人绝望的沉闷。为保存自己的惰性而斗争，俄国人已经建立了他们无与伦比的令人厌恶和恐惧的社会。而美国在亚开或人格精灵的管辖之下，造就了具有自由人的轻浮和绝望的现代个人。他们染上了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不曾有过的种种病症。

跟谢尔特博士叙谈过之后，我才得以领上我的小女儿丽希和玛丽去看圣诞节公演。丹妮丝用计策挫败了我，是她叫女儿哭哭啼啼地给我打电话的。不料公演是那么动人心弦。我倒挺喜欢看戏。这种戏，声嗓突变，提示乱了套，服装又很朴拙。所有雅致的服装都由观众穿着。几百个兴奋的孩子由她们的妈妈带着，其中难免有许多妈妈都是最出色的母老虎。瞧，她们的穿着、打扮，她们洒的香水，都已达到何等水平呀！《瑞普·凡·温克尔》作为开场小戏先行演出。对我来说，这是十分恰切的。怪那几个矮子把瑞普灌醉固然不错，但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失去知觉。这个感官世界的重压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是太重了，而且一直越来越加沉重。他睡了二十年觉，让我告诉你，实在叫我伤心。今天，我的心十分敏感——忧虑、期待和懊悔使它更加脆弱。一个痴迷的老色鬼，要撇下两个孩子，跟着一个一目了然的敛财女郎到堕落的欧洲去。观众之中有少数父亲，作为其中之一的我，已经感到了这件事是多么的错误。我被女性的裁判搞得进退维谷。所有这些女人都正确无误地表达了她们的观点。譬如说，我看见母亲们对凡·温克尔太太的形象极为愤慨，她显然成了早年间所谓的那种“美国母狗”。而我自己呢，我厌弃一切关于“美国母狗”的概念。然而这些母亲们都非常气愤。她们尽管在笑，可是都怀着敌意。不过孩子们却都是天真无邪的。当瑞普得知他老婆由于狂怒引起中风一命呜呼时，孩子们无不拍手叫好。

我自然而然地思索起这些事情更为深刻的意义。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那些矮子没有使瑞普进入睡眠状态，那他的日子该怎么打发呢？不消说他有着一个普通的有人性的美国人的权利，他可以去打猎，去钓鱼，带着狗去森林里游荡——颇像前往印江地区的哈克贝利·费恩[378]。接着而来的问题则更为切身，也更为令人伤脑筋：如果我在那么长的时期里，精神得不到睡眠，那么我又该怎么办呢？周围的孩子们在雀跃，尖叫，拍手，扭动。他们的面孔是那样的纯真，他们的气息又是那样的芬香（孩子们挤在一起难免要放屁，但如果你用父母的精神把它吸进去，也感到是愉快的），他们是那样有希望。我强制自己停下来进行回答——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你相信谢尔特博士给我读的那本小册子，这种睡眠就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了。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摆脱睡眠状态，正是希望逃避即将来临的启示的结果。某些精灵必须借助人来取得自身的发展，而我们却用这种缺席的方法，这种惯于睡午觉的方式背叛并遗弃了他们。我们的责任，据一本蛊惑人心的小册子说，就是与天使们合作。他们在我们心中现身说法（就像被称为“玛基德”的精灵在伟大的约瑟夫·卡洛[379]拉比身上显示一样），由形态精灵指引，天使在我们身上播下未来的种子。他们把某些图像反复地灌输给我们，而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却毫无觉察。除了别的，他们还希望使我们看到别人的隐藏着的神力。他们使人看到，如何才能借助于思想去跨越把人同精灵分开的鸿沟。他们给灵魂以自由，给肉体以爱抚。这些事实必须由醒着的意识来把握。因为当一个人睡着以后，睡眠者睡着了，而世界大事便从他的身旁溜过。没有什么事能够重大到足以惊醒他。数十年的日历一页页落到他的身上，正如树木的枝叶落到瑞普身上一样。再说，天使们本身是很脆弱的。他们的目的只能在尘世的人生中得以实现。他们赋予我们的手足之情已经堕落为性的兽欲了。我们在床上干些什么呢？爱被很不体面地歪曲了。于是天使们也送给我们充沛的活力，而我们却由于自己的贪睡，使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在政治领域内，虽然我们处于半睡半醒的意识之中，却依然可以听见世界上那些伟大的猪猡帝国的呼噜声。这些猪猡统治的臭气弥漫云表，竟至弄得天昏地暗。所以，我们得快把睡眠请来，封闭起我们的精灵，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而且，那本小册子还说，当醒着的时候，被我们的睡眠所阻挠的天使们，必然要做在夜里才能做的事。可是这时他们的努力却不能触动我们的感情或思想了。因为思想或感情在睡眠时已归消失，而躺在床上的只不过是毫无意识的肉体及其维持生命的元质——以太体。伟大的感情和思想都不存在了。所以，白天也同样是在梦游。如果我们不愿意醒来，如果精神灵魂无法被带来参加天使们的工作，那我们便要沉沦。对我来说，确凿的证据就是高尚的爱情冲动变成了淫荡的性欲。这总算说穿了真谛。也许我有更为根本和绝对的理由同莱娜达一起离开这里，把两个小姑娘撇在危险的芝加哥，而毫不感到这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许，我只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不过，《天路历程》[380]中的基督徒，为了求得灵魂的拯救，毕竟也扔下了家室。在我能为孩子们真正办点好事之前，我必须醒过来。这种昏迷及无法集中精力的状况是非常痛苦的。我可以看见自己，像我三十年前一样的自己。我无需翻照片簿。那该死的照片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站在树荫下，跟一位漂亮的姑娘手挽着手。但我也可以穿着法兰绒睡衣裤，就像穿着那摆动的双排扣西装一样——那是我哥哥朱利叶斯的礼物——正当我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之时，我却完全失去了知觉。

坐在剧院里，我由着自己这样想像：精灵们就在我的周围，他们想接触我们，他们的呼吸使孩子们的小衣服的红色显得格外艳丽动人，就像氧气使火焰显得格外明亮一样。

后来孩子们尖叫起来。瑞普从一堆落在他身上的树叶中摇摇摆摆地站起来了。弄清他的处境后，我呻吟起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醒着。

幕间休息时，我碰到从闹市俱乐部来的克罗斯特曼医生。他就是那位在蒸汽澡堂里怂恿我去做整容外科手术以去掉眼袋的人。这小小的手术就可以使我年轻好几岁。当他领着他的孩子走过来时，我只是向他冷冷地点了点头。他说：“最近一直没有见到你。”

唔，近来我的确没有四处走动。不过就在昨晚，我在莱娜达怀里又迷迷糊糊梦见自己像个壁球冠军一样在打壁球。梦中，我的反手球掠过球场左侧的墙飞速旋转着，落在墙角。我打败了那个希腊按摩医生、俱乐部常胜将军斯科蒂。他是个瘦骨嶙峋的运动员，毛发发达，脚是内八字；然而他锐不可当。在现实生活中，我连一分也赢不了，但在梦中的球场上，我却是头老虎。因而，在清醒而奋力进取的梦中，我克服了自己的惰性，以及我的懒散和糊涂。在梦中，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甘拜下风的。

当我在门厅里想着这些事情时，丽希想起了她妈妈带给我的一个条子。我打开信封一看：“查尔斯，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坎特拜尔总是闹个没完。在密执安大道上绑架我和萨克斯特之前，也许正好就是我们欣赏莫内的桑德维卡冬景画的当儿，坎特拜尔已在跟丹妮丝打电话，干他最爱干的事儿：进行威胁。

有一次，当乔治·斯威贝尔谈到丹妮丝时，他向我解释（纵使知道了他的“自然规律”，我自己也会作这种解释的）：“丹妮丝同你的争斗就是她全部的性生活。别跟她争论，别跟她说话，除非你仍然想给她快感。”无疑，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坎特拜尔的威胁。“这就是那杂种发疯的原因。”但是很可能坎特拜尔同死亡较量的邪念，他那作为死神的全权代表的想像中的角色，是有意要惊醒我——“布鲁塔斯，你睡着了。”[381]等等。这件事我在警车上就想到过。

然而他现在真的做了。“你妈妈要不要我回话？”我问孩子。

丽希用那双跟她母亲一样的眼睛，那种紫晶色的圆圆的眼睛瞧着我：“她没有说，爹。”

丹妮丝肯定已经向厄巴诺维奇报告过有一个谋害她的阴谋，而这件事又会拖住法官的手脚。反正他不信任我，也不喜欢我，他会没收我的钱财。我可以忘掉那些钱，那早已完了。现在怎么样呢？我又开始像往常一样匆忙而马虎地粗估着我的动产，这儿一千二，那儿一千八，卖掉我漂亮的地毯，再卖掉我那梅赛德斯。要知道，车损坏以后出售是很吃亏的。据我所知，坎特拜尔被关在第二十六号街和加利福尼亚路之间。我希望他受到严厉惩处。许多人都死在监狱里了。也许有人会把他干掉。不过，我不相信他会在铁窗后待很久。现在出狱非常容易。他也许会弄个缓刑。法庭上现在放人就像救世军发放炸面包圈一样随便。唔，其实这并没有关系，我该动身去米兰了。

于是，正如我所说的，我对内奥米·卢茨（现在姓沃尔珀）进行了一次伤感的访问。我从车辆出租行雇了一辆大轿车载我去马克特公园——现在何必亏待自己呢？天气寒冷潮湿，雨雪纷纷。这是最适合学生娃娃们背着书包，战风雪，斗严寒，以显示其勇敢的时机。内奥米正在当班。她挡住了车辆。孩子们有的小跑着，有的掉了队，有的拖着他们的雨衣，有的从小水坑里跺着脚蹚过去。她在警察制服下面穿了好几层毛线衣，头上戴一顶军帽，胸前打着武装带。此外，还穿戴着羊毛皮靴、连指手套；军帽上橘红色的遮阳布耷拉在脖子上。这样，她美好的体形就看得不太明显了。她挥舞着因衣服太厚而活动不灵又被雨雪淋得湿漉漉的臂膀，把孩子们招呼到身边来，拦住车辆，然后领着孩子们转过身去，拖着厚底鞋慢慢地走到路边。这就是我在她身上曾经体验过美满爱情的女人。她就是我本该以最惬意的姿势（让她偎依在我的怀里，我用双手抚弄着她的乳房）与之同床共枕四十年的人。在芝加哥这座粗鲁的城市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那样亲昵、那样幽情的舒适感还能活下去吗？当我向她走去时，我从这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她年轻时候的风韵，从她那整洁密细的牙齿上，从她动人的齿龈上，从她左颊的酒窝上，看到了那个年轻的她。我想，我仍然可以闻到她青春的气息，是那样湿润而浓郁；我仍然可以听见她说话时的滑音和拖长音，那是一种娇嗔之态。我们俩曾一度感受着这种无限的妩媚，甚至至今我还认为依然如故。为什么不会呢？在我看来，七十年代的雨就像三十年代的潮气。那时候，我们青春期的云雨之情把小小的水珠带出来，留在一个小袋子里。一条威尼斯式的面具从她的面庞中间横过。然而我对她太熟悉了，所以不必接触她，不必脱去她的警察服、毛线衫、连衣裙和内衣。她也不愿意我看见她的大腿和乳房有什么变化。这对她的朋友汉克倒没有什么——汉克和内奥米是一起长老的——但对我来说却不一样。我只知道她过去是什么样的。这就没有指望了。既没有被表明，又没有被暗示，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

我们在她的厨房里喝咖啡。她已经请我用过煎鸡蛋、熏鲑鱼、果仁面包和蜂蜜。当我看到她那昔日的铁器皿和手织的壶套时，就感到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房子是沃尔珀留给她的惟一的遗产。她说：“我看他那么快就把钱输在赛马上头，便坚持他把所有权转让过来。”

“聪明的想法。”

“过了不久，我丈夫的鼻子和脚踝被歹徒打断了，还说这仅仅是警告。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沃尔珀在给暴徒们付钱。从医院回到家里时，他面色发紫，裹着绷带。他说我不应该卖房子救他的命。他哭着数说自己的不是，决定一走了之。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会问我为什么住在捷克人街区内。不过我的公公倒是个精明的老犹太人，他在这友好安全的波洪克区买下了投资地产，因此，这就成了我们定居的地方了。唉，沃尔珀他是个快活人。他不会像你那样给我带来麻烦。他给我的结婚礼物是一辆敞篷车和菲尔德百货公司的赊购账户。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

“我一直认为，要是跟你结婚，就会给我力量，内奥米。”

“不要想得那样美。过去你是个粗暴的小伙子。就因我跟一个篮球运动员跳过一次舞，你差点把我掐死。有一次，在汽车房，你脖子里拴了绳子威胁着要上吊，如果我不答应你那要求的话。你还记得吗？”

“对，好像还记得，那时，一种极其强烈的需要在我的身体内汹涌。”

“沃尔珀现在又结婚了，并且在新墨西哥州开了一家自行车铺。他也许觉得在边境上比较安全。不错，你的确挺够味儿，但你对你的史文朋，还有你的波德莱尔和奥斯卡·王尔德[382]以及卡尔·马克思的那种兴趣，我是从来不理解的。当然喽，你有一股犟脾气。”

“那些书的确令人陶醉。我处在美的中心，简直对正义、思想、诗歌与爱情迷得着了魔，难道那不是青春期？”

她对我笑了笑，说：“我可并不这样认为。大夫给妈讲过，你全家子都是些黄口小儿和外邦人，太多情了。你们一帮人都是这样。大夫去年死了。”

“你女儿给我说过了。”

“是的，他终于撒腿走了。当老人家把两只袜子穿在一只脚上，向浴盆里撒尿时，我想他就要活到头了。”

“我也这样想。我认为，大夫把‘杨基小调’[383]那套东西搞过头了。当一个巴比特[384]的愿望鼓舞着他，就好像史文朋鼓舞着我一样。他恨不能立即向犹太人和封建主义告别……”

“行行好吧——你把封建主义这类字眼用到我身上，我还是感到茫然，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麻烦。那次你从麦迪逊来，嘴里不住地嚷嚷那个什么叫洪堡公园[385]的诗人，借了我的积蓄乘灰狗公共汽车上了纽约。我真心实意地爱你，查理，可是自从你坐车去看你那位上帝，我便回到家里，染了指甲，打开收音机。我告诉你父亲你在曼哈顿当了福勒刷子的推销员，他大发脾气。他多需要你帮他做木材生意。”

“胡扯，他还有朱利叶斯嘛。”

“天哪，你父亲可潇洒啦，看上去就像姑娘们通常说的‘毁了我一生的西班牙人’。[386]朱利叶斯在干什么呢？”

“朱利叶斯正在搞购物中心和寓所来糟蹋南得克萨斯州哩。”

“但你们这些人互相都很关爱。你们就像真正的原始人那样，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才管你们叫黄口小儿。”

“唔，内奥米，我父亲也变成美国人了，朱利叶斯也是。他们已经都没有那种移民的爱好了，只有我还用自己幼稚的方式坚持着。我的一笔感情账总是透支。我永远忘不了那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时我母亲尖叫的情景，也忘不了她用一把刀的刀口按在我头上的那个肿包上。那是把怎样的刀呢？——那是她的俄国银器，柄像根警棍。所以你看，不管是我头上的肿包，还是朱利叶斯的几何，还是爸爸筹集房租，还是可怜的妈妈的牙疼，如此等等，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天底下的头等大事。我一直没有失去这种极端关切的态度——不，不是这样，恐怕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对了，我肯定是失去了。不过，我仍然需要它。这的确事关紧要。我需要它，而且显然我也许诺过。我的意思是对于女人。对于女人表现出这种乌托邦式的多情的味道，就会使她们觉得我是个一往情深的男子。的确，我对她们是一往情深的。我对她们的爱恋，正是采取了她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方式。”

“可是那是假的，”内奥米说。“你已经失去了它，你并没有深情。”

“我是失去了它。但有些激情也许还大量地保留在什么地方。”

“查理，你作弄过不少女孩子。你一定使她们倒霉透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就那么特别的多情。那是不真实的，当然也是反常的。不过它也是美国式的，不是吗？我这里说的美国式的，指的就是没有被人类痛苦的严重经历所纠正的。”

内奥米一边听我讲，一边叹息，然后她说：“啊，查理，我永远不懂得你是怎么得出你的结论的，也不懂得为什么得出那样的结论。从前，你每每对我进行说教时，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可是，你的戏在百老汇上演时，我却听说你爱上了一个姑娘。她怎么样了？”

“黛米·冯格尔。对了，她也是个真正的人儿。她和她父亲在南美遇难了。他是个从德拉华州来的百万富翁。他们乘一架DC-3型客机从加拉加斯起飞，在丛林里坠毁了。”

“啊，多悲惨，多可怕呀。”

“我到委内瑞拉去找过她。”

“你那样做我很高兴。我正想问你呢。”

“我搭同一航班离开加拉加斯。那些都是修修补补的老飞机。印第安人带着他们的鸡呀羊呀坐着它，到处飞行。驾驶员请我坐到座舱里，挡风玻璃上有一条大裂缝，风直往里灌。飞越群山的时候，我担心我们也飞不过去。我想，主啊，让我也碰上黛米的遭遇吧。瞧着那些崇山峻岭，坦白地说，我并不大喜欢世界构成的那种方式，内奥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跟大自然疏远了，包括它所有的奇迹和辉煌的造化，包括从逊原子到银河系的一切。万物在过分粗野地折磨着人类。它们太放肆了。它们甚至会钉入你的血管。我们从群山上空飞过的时候，我看到了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在拍岸，我想，去你的吧。你不会老喜欢世界的这种构成方式。有时候我还这样想：谁愿意当永恒的精灵，具有更多的生命呢！操蛋！我还是给你讲讲我那次飞行吧。上上下下折腾了十来次。我们在荒凉的田野上着陆了。咖啡种植园里有一条条的红土带。在树底下，光屁股的小孩向我们招手。他们鼓着棕色的肚皮，小鸡鸡弯曲地吊着。”

“你一直什么也没有找到？你没有到丛林里搜寻？”

“我当然搜寻了。我们甚至找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不过不是失踪的DC-3。那是一架载运一些日本采矿工程人员坠落了的赛斯纳小飞机。他们的遗骨上满是藤蔓和野花。天知道蜘蛛什么的在他们的骷髅里自由自在地干什么。我不愿意看到黛米也是这种情况。”

“你不大喜欢丛林。”

“是的。我喝了不少杜松子酒。我逐渐对纯杜松子酒上了瘾，就像我的朋友冯·洪堡·弗莱谢尔那样。”

“那个诗人！他怎么样了？”

“他也死了，内奥米。”

“死了这么多，真可怕，查理！”

“一切都在分化瓦解，重新组合。你必须弄清是同一种性质呢，还是许许多多各自不同的性质。”

“我想，最后你还是接触到那个慈善机构了。”内奥米说。

“是的。那里有许许多多的黛米。大约有二十个冯格尔家的人。他们都是堂兄弟堂姐妹，都长着同样的长头金发和内翻膝以及朝天鼻子，说起话来一个样的咕咕哝哝。当我表明我是黛米的未婚夫，从纽约来的，他们都以为我是疯子。我不得不参加礼拜，唱圣歌，因为印第安人不明白一个白人来访者怎么会不是基督徒呢。”

“这么说，在你心都要碎了的时刻，你还唱了圣歌？”

“我倒乐意唱唱圣歌。蒂姆·冯格尔医生给我一桶龙胆紫让我坐进去。他说我的tinia crura[387]病状很严重。于是我就待在那些吃人生番中间，希望黛米会出现。”

“他们是吃人生番？”

“他们曾经把第一批到那里去的传教士吃掉了。当你在教堂里唱圣歌，看见某人的磨光的牙齿的时候，说不定他已经吃掉了你的兄弟——蒂莫西医生的弟弟就是被吃掉的。他还认识那些干这种勾当的家伙呢——哈，内奥米，人身上真有许多奇妙的优点。如果我在丛林里的经历会使我具备原谅一切的胸怀，我也不奇怪。”

“有谁需要原谅呢？”内奥米说。

“就是我那位朋友，冯·洪堡·弗莱谢尔。正当我在丛林里为寻找黛米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在我的户头上提取了一张支票。”

“他伪造了你的签名？”

“我给过他一张空白支票，可他一下子把六千多块钱取光了。”

“不会吧！想必你没有料到一个诗人会对钱这样子行事吧！原谅我感到好笑。不过，你总是用劝勉人们行善的方法诱导人们对你采取那种卑鄙的手段。我为你在丛林里失去那位姑娘感到十分难过。听起来她跟你很是情投意合。她很像你，是吗？你们俩本应快快活活地一起离开丛林。”

“我明白你的意思，内奥米。我不懂得人性更为深奥的地方。直到最近，我才有勇气去考虑这个问题。”

“只有你才跟那个威胁斯特朗森的疯子厮混。玛吉已经对我说过那个意大利人了。”

“也许你说得对，”我说。“我有必要分析分析老跟坎特拜尔之流泡在一起的动机，但是想想吧，当你的孩子——那个美丽的姑娘——前来把我营救出狱的时候，我是作何感想的呢？那是我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女儿啊！”

“不必动感情，查理。”她说。

“我必须告诉你，内奥米，我爱过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你是惟一能与我合为一体的人。你的分子就是我的分子。你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你的女儿使我想到你——同样的牙齿，同样的笑容，说不定一切都一模一样。”

“别脑子发热了。你想娶她，是不是？你这老色迷！你是不是想考验一下我，看我能不能答应？因为她像我，你才准备娶她，这未免太恭维了。是的，她是个好孩子，但你所需要的却是那种心大得就像洗衣机一样的女人。我女儿可不是那样的人。反正你还跟我在酒吧间看见的那妞儿泡在一起——东方式的妖冶，个头像跳肚皮舞的演员，乌黑的大眼睛。对不对？”

“对。她是妖艳动人的，不过我仍然是她的男朋友。”

“男朋友！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一个堂堂的精明的大人物，迫不及待地跟在一个又一个女人屁股后边转，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哼，女人给过你什么好处！难道你以为她们真的会给你所寻求的那种帮助和安慰吗？事情就像她们吹的那样吗？”

“嗯。难道是吹的吗？”

“这似乎是女人的本能，”她说。“你告诉她们你需要什么，她们马上就会告诉你她们正好有什么，尽管她们从来听都没听说过。她们甚至于会说得煞有介事。她们有一种本能，那就是觉得反正她们能提供男人们所寻求的一切。她们乐于接受不论大小、不论形体、不论类型的任何一个男人，这就是她们的本性。因此，你四处在搜寻像你一样的女人。事实上是没有那种动物的，就连那个黛米也不是。但是女人们往往却会这样对你说：‘你已经找到头了，就此罢手吧，我就是你所要的。’于是你们就订了盟约。当然谁也不会保证履行，所以每个人都很烦恼。唔，玛吉并不是你这个类型的。你干吗不给我讲讲你的夫人？”

“不必诱导我，再给我一杯咖啡。”

“诱导什么？”

“诱导吗，就是诱导我抱怨。我可以告诉你丹妮丝对孩子多坏，她是怎样把她们抛弃的，法庭又怎样捆住我的手脚，律师又怎样把我剥光，一言难尽啊！这就是例证，内奥米。这个例证已经足以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个人悲惨生活的美妙写照。诗人洪堡曾经是全纽约的一个例证，但这种例证从来都是蹩脚的艺术。当灵魂已经飞出去进入宇宙，而且在回顾人间苦难的全部情景时，这些抱怨像什么呢？”

“你只是身体上起了变化，”内奥米说。“这不过是你的老生常谈。你说‘灵魂飞出去进入宇宙’是什么意思？……当我还是个单纯的姑娘爱着你时，你就在我身上试验过你的设想。”

“在我为了填饱肚子替别人写作个人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发现没有一个成功的美国人犯过真正的错误，没有作过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也没有说谎的人。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不外是用荣誉来担保，作为对表里不一的公正掩盖。作家得受雇用他的人的训练，直到他相信一切为止。读读任何一部美国伟人的自传吧，譬如说林顿·约翰逊的，你就会明白，他那洗过脑筋的作家们是如何忠诚地再造他的例证，许许多多的美国人……”

“别管那许多美国人了。”内奥米说。胖胖的双臂交叉在胸前，趿着拖鞋，站在厨房里微笑。她那表情多么叫人开心。我一个劲地反复表白，如果能和她同床共枕四十年，那该是多么的幸福，甚至会战胜死亡，等等，可是我真会承受这种福气吗？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了。因此，现在我必须从道义上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真的会拥抱这个年老色衰的内奥米，爱她爱到底吗？她看上去的确已经不怎么好看了。她的周身已经被生物学上的暴风雨吹打过（无机的肉体已被不断发展的精神损耗了），然而这正是我本应遭到的挑战。是的，我本应这样做的。是的，这种挑战本应会起作用的。就每一个分子而言，她仍然是内奥米。那一对壮实的臂膀上的细胞仍然是内奥米的细胞。那些细密的牙齿的魅力仍然使我动心。她那慢悠悠的话语还像以往那样令人神往。人格精灵的确对她特别厚爱。对我来说，C.G.荣格所谓的“阿尼马”[388]仍在那里。那相对应的灵魂，那阿里斯托芬[389]在《会饮篇》中所描述的失去一半的灵魂，仍在那里。

“这么说，你打算跟那年轻的妞儿上欧洲去了？”她说。

我大吃一惊。“谁告诉你的？”

“我碰见乔治·斯威贝尔了。”

“我真希望乔治不要把我的计划告诉每个人。”

“得了，我们一辈子都是互相了解的。”

“这些事情会传到丹妮丝那里去的。”

“你以为你能瞒过那个女人？她可以窥透一堵铜墙铁壁，况且你还不是什么铜墙铁壁。反正她也用不着揣摸你，她只要猜出那位小姐想让你干什么。你为什么一年两次陪这个娘们儿去欧洲呢？”

“她决心要找到她的父亲。她母亲搞不清那两个男人中间哪一个……刚好今年春天我也到伦敦去办事，这样我们便在巴黎待了一下。”

“在那里，你一定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法国人封你为骑士。我把剪报都保存着。”

“我是下等骑士中最不吃香的一种。”

“带着一个了不起的美丽的大块头玩偶去旅行，是不是会使你扬扬得意？她怎么应付你那些尊贵的欧洲朋友？”

“你知道伍德罗·威尔逊在蜜月旅行的火车上，跟伊迪丝·博琳也唱过‘啊，你美丽的玩偶’吗？普尔门式火车卧铺的服务员看见他早上出来时又跳又唱。”

“你就乐意知道这些事。”

“而他差不多要算是我们最尊贵的总统呢，”我接着说。“不，莱娜达并不会在外国女人中引起轰动。我带她去参加伦敦上层人士的宴会，女主人认为她太俗气了。倒不是由于那件米色装饰图案的透明礼服，甚至也不是为她过分妖艳的外表，以及她身材的大小和她焕发的活力。她只不过是截瘫病人中间的甜甜雷·罗宾逊。她使财政大臣异常兴奋，把她比做普拉多博物馆中一位西班牙大画家画面上的一个女人，然而女士们并不买她的账。因此，她后来哭了一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结婚的缘故。”

“所以你第二天就给她买了价值几千元的高级服装，我敢打赌。不过，随你的便吧，能见到你我就满高兴了。你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次你能来看我，这对一个可怜的普通老婆子来说，已经够意思的了。你能不能在一件事情上再迁就迁就我？”

“当然，内奥米，只要我能办得到。”

“我曾经爱过你，可是我却嫁给了一个地道的芝加哥人，那是因为我一直不懂得你在谈论些什么。不过，那时我才十八岁。我常常扪心自问，既然我现在已经五十三岁了，那么，你是不是还能对我讲那些更有意义的话呢？你愿不愿意用对你那些聪明的朋友讲话的方式也跟我谈谈呢——如果用你跟自己谈话的方式，那就更好了。比方说，昨天你有过重要的想法吗？”

“我想到懒散。我为什么总是这样懒散呀！”

“可笑。你一直工作得很努力，这我是知道的，查理。”

“这实际上并不矛盾。懒散的人工作最努力。”

“那就讲给我听。记着，查理，你不要变调，跟我说话，就像跟你自己说话一样。”

“有人认为懒散——这是主要罪过之一——就是普通的懒惰，”我开始讲了，“滞怠不前，玩忽职守，然而懒散还包括大量的绝望。懒散是一种活动过度的、忙忙碌碌的状态。这种活动驱走了美妙的休息或平衡。而没有这种休息或平衡，也就没有诗，没有艺术或思想——没有人类最高的功能。正如某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些懒散的罪人不能默许自己的存在。他们劳作着，因为休息使他们恐惧。古老的哲学把人为获得的知识（ratio[390]）同倾听灵魂所接受的知识（intellectus[391]）加以区别。倾听灵魂可以获悉事物的本质，从而逐渐理解种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不过这需要灵魂的非凡力量。既然社会越来越需要你内在的自我，并且用它的骚动来影响你，那就更需要这样了。社会培养你涣散，占有你的意识迅速得就像意识发展的速度一样。真正的静谧，即沉思或神往的静谧，却处于睡眠和梦幻的边缘。内奥米，我伸展着身体躺在美国，决心抵制它的物质利益，希望通过艺术来赎救，结果却落入了一场持续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沉沉空梦。显然，我没有它所取得的东西，它所取得的是更大的力量，更大的勇气，更加超然的高度。当然，美国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现象。不过，那实在不是借口，幸好我仍然活着，也许还可以活上一段时间。”

“难道这真的是你心理活动过程的一宗样品吗？”内奥米问道。

“是的。”我说。我还不敢对她提及伊苏西艾、亚开和天使们。

“啊，基督！查理。”内奥米说。她在为我感到难过。她真心怜悯我，把手伸过来，和蔼的气息吹到我脸上，轻轻地拍着我的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你会变得更怪。现在我才看到，我们俩幸好没有生活在一起。要不，我们除了别扭和冲突外，什么也不会有。你必须把这一套高谈阔论讲给自己听，而对着我却要唠叨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常话。此外，也许我还会有一些事惹得你变得更加不可理解。反正你已经和你的情人去欧洲旅行过一次了，也没有找到她爹。可你走了以后，却有另外两个小姑娘失去了父亲。”

“可不是嘛。”

“乔治说小的一个是你的宝贝蛋。”

“是的，丽希很像丹妮丝。不过我更喜欢玛丽，但我在尽量克服偏见。”

“如果你不是那样发疯似的爱孩子，我倒会感到惊奇。像每个人一样，我也为自己的孩子担心。”

“不是担心玛吉吧？”

“不是。我不喜欢她跟斯特朗森一起干的工作。不过，他现在既然收拾摊子了，她就会另找个工作。这倒也不难。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儿子。你有没有抽空看过他在街坊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戒毒的文章？我不是还把它们寄给你征求过意见来着？”

“我没有读过。”

“我再给你一叠剪报。我希望你告诉我，他有没有天分。你愿意为我劳点神吗？”

“我做梦也没想到拒绝。”

“你应当常常做梦想到。人们求你的事太多了。我知道我不应当这样做。你就要走了，一定有许多事等着办。可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那小伙子像他姐姐吗？”

“不，不像。他更像他爹。你得帮助帮助他。作为一个有古怪经历的好心人，你会对他产生影响。他已经走上古怪的道路了。”

“因此，所缺少的就是你所谓的好心眼儿。”

“唔，你是个怪人，可是你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灵魂。这孩子没有爹看着他长大，”内奥米说着，泪水夺眶而出。“不要你费多少事，只要让他认识你就行了。把他带到非洲去。”

“是不是乔治又乱吹铍矿的事了？”

除了别的事业和义务，除了丹妮丝和厄巴诺维奇，除了寻找莱娜达的父亲和进行人智学的考察研究，除了萨克斯特和《方舟》，我惟一需要增添的事务，就是在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寻找有价值的矿藏。就是这件事！我说：“那桩铍矿买卖实际是空的，内奥米。”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对路易来说，要是能跟着你到东非旅行旅行，那该多好啊。我并不是要买‘所罗门王的宝矿’[392]什么的。在你走之前，让我提点建议，查理。不要为了向那些个巨人似的婊子证明什么而糟蹋了自己的身子。记住，你那伟大的爱情曾经是为我而发的，而我只有五英尺高。”

我们由那位郁郁不乐的Señora陪着上奥黑尔机场去。在出租车里，她不住地咬着莱娜达的耳朵出点子，而且在我们办理登机手续通过防劫机检查时也跟着我们。我们终于起飞了。在飞机上，莱娜达劝慰我不要为离开芝加哥而忧心忡忡。“你终于在为自己做点事情了，”她说。“你真可笑。你是专注于自己的，可你连起码的自私都不懂。你这样子想吧：要是没有我，那你和我们都没法活。”莱娜达是个说顺口溜的能手。她给芝加哥作的对句是：“没有奥黑尔机场，日子就过得窝囊。”当有一次我问到她对另一个迷人的女人的看法时，她说：“难道听帕格尼尼[393]表演，还得帕格尼尼掏钱？”我常常希望那个认为莱娜达粗俗笨拙的伦敦女主人也能听听这些话。当我们达到起飞的方位时，飞机突然全速前进，随即用撕裂橡皮膏的那种声音脱离跑道。她说：“再见，芝加哥。查理，你曾经想为这座城市办点好事。哼，那帮贱杂种，他们不配得到像你这样的人。他们对地位一清二楚。那群不学无术的骗子都上了报，好人反而受到冷遇。我只希望你写关于厌烦问题的论文时，把这个城市好好教训教训。”

727飞机爬升的时候，我们的身子后仰着，同时听见回收起落架的喀嚓声。黑沉沉的羊毛般的云雾把我们同房屋、工厂、车流和公园隔开了。密执安湖闪现了一下也看不见了。我对她说：“莱娜达，能得到你的支持真是不错。其实，我对美国——芝加哥正就是美国——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一直在寻求某种文化保护。在我娶了丹妮丝后，我觉得自己才有了一个盟友。”

“我想，那是因为她有大学学位。”

“原来她却是个第五纵队的头头。不过，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是这样。她本来是个美丽苗条的女子。”

“美丽？”莱娜达说。“看起来就像个巫婆似的。”

“就是那个美丽苗条有抱负的好斗的书生气十足的年轻女人。她告诉我，有一次她母亲看见她在浴盆里洗澡，忽然惊叫起来：‘你是个金娃娃！’于是她母亲无端地哭了。”

“我理解那种女人的失望，”莱娜达说。“那是芝加哥上层中产阶级常有的情形。有些母亲总想推着女儿高攀；而女儿们又能攀到什么程度呢？她们总不能都嫁给杰克·肯尼迪，嫁给拿破仑，嫁给基辛格或那些有伟大著作或能在挂着紫色幕布的卡内基大厅里穿着金丝长礼服演奏拨弦古钢琴的人。”

“所以丹妮丝常常半夜从床上惊起来，一面啜泣，一面说自己一文不值。”

“难道你还想把她塑造成个什么出色人物吗？”

“可惜有些成分失去了。”

“你就从来也没有找到。”莱娜达说。

“是的，她又恢复了她的祖先们的信念。”

“谁是她的祖先？”

“一帮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小政客和莽汉。不过，我必须说明，我用不着当那种含羞草。芝加哥毕竟是我的天地。我本该有能力占领它。”

“她半夜起来哭诉她如何浪费了青春什么的，你还得睡你的觉。你从来不会容忍一个打搅得你睡不成觉的女人。”

“我在考虑商品化的美国的含羞草。因为我们正在前往纽约，去查明洪堡的遗嘱。”

“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市侩作风真是那样害人匪浅吗？”

“我跟你谈话，你却在给我讲道理。那我们在米兰的所有安排都得更改了。就为这事！他没有给你留下任何东西。他疯疯癫癫地死在一家鸡毛店里。”

“他临死之前神志又清楚了。我是从凯瑟琳那里知道这事的。要立得端，行得正。”

“我是你认识的人里头立得最端、行得最正的。是你用那个把你拖到法庭上去的糟糕的母狗把我给搞糊涂了。”

“言归正传吧。美国人还有一个空旷的大陆需要征服，你不能指望他们专攻哲学和艺术。那个卢茨老大夫，就是因为我念诗给他的女儿听，便说我是该死的外国人。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事务所，剥包谷倒成了美国人的职业。”

“请把我的外套叠好放在架子上，但愿空姐们不要聊天了，给我们供应饮料。”

“那还用说，宝贝。不过还是让我把洪堡的事谈完。我知道你嫌我说得太多了，不过我正在兴头上。另外，我又为孩子们感到懊恼。”

“这正是丹妮丝所希望的，”莱娜达说。“当你要出远门而又连个转信地址也不留的时候，她就会说：‘好啦，如果孩子们有个三长两短，你只能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可是千万不要把事情弄到凄凄惨惨的地步。孩子们仍然会欢欢乐乐地度过圣诞节。我相信罗杰将会在米尔沃基[394]他爷爷奶奶那里玩得特别痛快。孩子们多么喜欢那种传统的家庭生活。”

“但愿他过得愉快，”我说。“我非常喜欢罗杰。他是个可爱的孩子。”

“他也喜欢你，查理。”

“还是回过头来讲洪堡吧。”

莱娜达的脸上摆出一副“要我直截了当一点”的神气，说：“查理，那份遗嘱只不过是从坟墓里来的鬼话。有一次你自己也说过，那只是人死后的恶作剧。那家伙是发了疯死的。”

“莱娜达，我读过一些教科书，知道临床心理学家对躁郁症患者是怎么说的，但他们不了解洪堡。洪堡毕竟是位诗人。他有高尚的人格，而临床心理学对艺术和真理知道些什么呢？”

不知什么缘故，这话惹恼了莱娜达。她气冲冲地说：“要是他活着，你就不会认为他有什么能耐了。这完全是因为他死了你才这样说。科夫里兹专门经营陵墓，所以他要从生意的角度出发，大讲死亡的牵挂。可你呢？”

我在心里这样回答她：“那你又怎么样呢？你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已经是、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经营陵墓的科夫里兹、办殡仪的弗朗萨里和郁郁寡欢的西特林。”不过我咬住舌头还是没说出来。

“你所做的事，”她说，“就是编造同死者的关系。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你跟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你编造了一些他们生前不允许的或者你过去无法建立的联系。我曾经听你说过，死亡对有些人来说是好事，言下之意是你从死亡中得到了什么。”

这话使我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倒也想到过这一点。如果我们愿意让死者活着，他们就活在我们心中。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爱洪堡·弗莱谢尔，他那些歌谣使我深受感动。”

“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她说。“那正是人生的光辉时代，他只不过写了十首或是十五首诗。”

“他写得不多，那倒是事实，但那些诗美极了，真是一首顶好多首。这一点你应该是知道的。他的失败是发人深思的问题。有人说，在美国失败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且那些‘成功’的人都未能活在他的同胞的心中。这里把重点放在同胞身上。也许这就是洪堡的大错。”

“考虑他的同胞？”莱娜达说。“她们什么时候才能把饮料送来？”

“耐心点。在她们来之前我招待你。还有关于洪堡的几件事，我讲完才会舒服。为什么洪堡要把自己弄成那般德性？诗人就是他内在的本色。格特鲁德·斯坦因通常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实体’，另一类却是‘本体’。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一个‘实体’，而‘本体’则是人们在社会中给予你的东西。你的小狗认识你，说明你有‘本体’。对比之下，实体——一种非人的力量，能成为一种骇人的东西。那就像T.S.艾略特谈到的威廉·布莱克。像丁尼生[395]这样的人，会渐渐消失在他的周围环境中，或者被寄生的见解包上一层外壳，而布莱克则是赤裸裸的。而且，从他水晶球的中心向外看，他看见人们也是赤裸裸的。在他身上，没有什么‘高级人士’的东西，而这就使他十分可怕，这就是一种实体。就自身而言，本体则简单得多。本体只是倒一杯酒，点一支烟，寻求它的人生乐趣，回避严酷的境遇。要躺下来的诱惑力特别之大。洪堡是一个变得软弱了的实体。诗人们必须进行梦幻，而梦幻在美国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约伯记》上说，上帝‘在夜间赋与歌声’。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是费了不少心思的。我曾对人所共知的洪堡的失眠症苦心地思索过。不过我认为，洪堡的失眠症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世界的力量，人类世界及其所有的杰作。这个世界很有趣，的确很有趣。这个世界有钱，有科学，有战争，有政治，有忧虑，有疾病，有困惑。它具有全部的电压。一旦你拾起了那根高压线，成了什么人物，出了名，那你就无法脱离电流了，你就会被电打麻。好啦，莱娜达，总之，世界是有力量的，而兴趣是随力量而来的。那么，诗人的力量与兴趣从何而来呢？它们来自梦幻的国度。这些东西之所以会来，正是因为诗人就是他内在的本色，因为一个声音在他的灵魂中鸣响。这灵魂，具有同社会的、国家的、政权的力量相等的力量。你不要通过疯狂、怪癖等等东西使自己变得有趣，除非因为你具有将世界的错乱、蠢动、喧嚣一笔勾销的力量，可以听到事物的本质。我真没法子告诉你，我上次见他时他的面目是多么的可怕。”

“你给我讲过了。”

“我无法忘记。你知道那些流经城市的江河——东河、泰晤士河、塞纳河——的颜色吗？他就是那种灰色。”

对此莱娜达无话可说。她的感想照例使她极为满意。她在以我的谈话为背景想着自己的心思。这些心思，据我所知，与她想成为查尔斯·西特林太太，成为获得普利策奖金的“骑士”夫人的愿望有关。我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她的心思作为我的思想的背景。波音飞机撕破披巾似的从云层穿越过去。危及生命的猛冲，在音乐般的“砰”的一声巨响中结束了。我们飞到云层上面。那里是一片静谧与光明。我把头部靠在座位中间的护布上。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端来了。我把它从参差不齐的、颜色各异的牙齿缝间呷进去，同时把食指蜷在杯顶上，挡回那些穿孔的大冰块——她们总是放得太多。威士忌的细流在咽喉里愉快地燃烧着。接着，我的胃就像外边的太阳一样，开始发光发热；自由的快乐也开始向我的全身扩散。莱娜达说得对，我终于离开了！我曾一度被完全惊醒。我拐过一角，看见了海洋。我的心在雀跃——它感到如此自由！于是我想到——就像看到一样清晰：我也会被从远处望见，望见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物体，而是同其他的合并在一起，同漫无边际的宝石蓝和紫蓝的颜色融合在一起。在你八英寸直径的脑壳里，这海洋，这大气，在干什么呢？（我没有说也在那里的太阳和星系。）在瞭望者的心中，必定有容得下整个天体的空间，但这个无有的空间并不是空无一物的，而是贮存万物的无有。你能够扑朔迷离地感受到这种无有—全有的能力。在喷气式飞机里，我实际感受到的，正是这个。呷着威士忌，感到辐射热在体内挥发。我体会到一种幸福。我一清二楚，这不是发狂。他们还没有从背后毁掉我呢。我已经摆脱了托姆切克、平斯克、丹妮丝、厄巴诺维奇他们。我也说不上我真正明白我在干什么，不过那有多大关系呢？但我脑子里觉得十分清楚。我找不到丝毫的痴心妄想，没有懊悔，也没有忧虑。我跟一个美丽的荡妇在一起。她诡计多端，居心叵测，就像拜占庭的法庭。难道事情就这么糟吗？我是年老糊涂的追逐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离开芝加哥之前，我同乔治·威斯贝尔就莱娜达的事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恰好同岁，身体状况也差不多。乔治实在是个好心人。他说：“你得出去跑一跑了。出城去吧。琐碎事情由我替你关照。你只消坐上飞机，脱掉鞋子，点一杯酒，他妈的一飞了之。你会一路顺风的。别担心。”他把梅赛德斯车卖了四千元。他负责处理那些波斯地毯，给我又预支了四千。它们肯定要值一万五，因为保险公司曾经估过一万。虽然乔治搞的是房屋修缮行当，他却绝对正直。你从他心里找不出一丝儿欺骗的纤维来。

我们一起喝了一瓶威士忌。他就莱娜达给我作了一篇告别演说，里面充满了他“自然—哲学”的那套东西。他说：“好吧，朋友，你就要跟那妖艳的妞儿走了。她属于新的逍遥的一代。尽管她发育得如此成熟，但她还是没有成人。查理，她连鸡巴和冰棍都分不清楚。她母亲倒是一个阴险的老妖精，地地道道的钓鱼老手。她那个母亲压根儿就不是我这种人。她以为你是个老淫棍。你以前曾经是个声名赫赫的胜利者，现在你有点儿摇摇欲坠了。所以，有人就要乘机同你结婚，趁丹妮丝还没有把你扒光，赶紧捞一大把，甚至要把你再造成个名利皆可一图的人物。对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来说，你有点儿神秘，因为你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目前，莱娜达是她母亲拿到华盛顿州展销会上来的一颗硕大的得奖苹果，一颗完美无缺的韦纳齐苹果，一颗在科学的条件下培育成的苹果，所以她会趁花枝招展之时，拼命捞回大钱。”

乔治说着说着激动起来，站了起来。他是个魁梧健壮的男子，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弯弯的鼻子，就像印第安人的一样；稀稀拉拉的头发集中在头顶上，就像印第安人光头上的一撮头发。和往常一样，当他阐明他“自然—哲学”那一套时，就开始嚷起来。“那不是一个平常的屄。她值得叫人冒风险试试。这就好啦，也许你会被羞辱，也许会惹一身骚，也许会被扒光，也许会病倒在床上无人过问，要么是冠心病，要么断了一条腿，可是你仍然活着，算得一个有血有肉勇敢奋发的人。你有种。我站在你这一边。无论你到哪里，发个电报我就到。你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喜欢你，但不是现在我爱护你的这种方式。年轻的时候，你野心勃勃。也许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你对事业非常精明。可是现在，谢天谢地，你却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梦境，陷入对那个青年女子的狂热之中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自己忘乎所以。这正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你把事情说得太浪漫了，乔治。”

“没有关系，”他说。“至于莱娜达的‘生父’问题，那是无稽之谈。咱们可以一起琢磨琢磨。像她那样一个荡妇，要生父干什么？她有那个老鸨母亲就够了。莱娜达不知道要父亲干什么，她只知道她需要老情人，一个只为满足性欲的情人。不，为了到欧洲逛逛，什么都可以勉强凑合在一起。不过这只是其中最妙的部分。去吧，去把你的钱一股脑儿挥霍掉吧，破产去吧，叫法庭上那帮子人滚他的蛋。以前你给我讲过四月份你跟莱娜达在巴黎的事，再给我简要说一遍。”

“是这么回事，”我说。“直到十二岁时，莱娜达还以为她父亲是米兰拿破仑山道做高级皮货生意的某位比弗诺先生。那是一条专卖奢侈品的大街。可是到了十三岁光景，那个老婆子告诉她比弗诺也许不是那个人。Señora曾经同比弗诺在科蒂纳[396]滑雪的时候，摔折了踝骨，脚踝上了石膏。她和比弗诺吵了一架，他便回家去找老婆孩子去了。于是她找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对他进行报复。莱娜达十岁时，她母亲带她到米兰去找过比弗诺。她们精心打扮一番，在拿破仑山道当众闹了一场。”

“那老妖婆是个有名的是非精。”

“结果真正的比弗诺太太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回到了芝加哥很久以后，莱娜达的母亲却说‘比弗诺也许根本不是你的父亲’。”

“所以你们又到法国去看那个年轻的法国人？他现在该是一个年老的法国人了吧？一个当妈的在女儿进入青春期时告诉她这些事可真要命。”

“反正我非去伦敦不可。当时我们住在里茨饭店。于是，莱娜达说她一定要到巴黎去找可能是他父亲的那个人，而且她只想一个人去。打算三天以后回来。这样，我便带她到希思罗机场。她提着一只大旅行袋，敞着口，就在最上面放着一个有镜粉盒似的东西，那就是她装子宫帽的盒子。”

“她干吗要节制生育呢？”

“你永远也说不上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什么时候才出现。”

“花招。查理，愚蠢的花招。让你去瞎猜，她会以此把你弄得神魂颠倒。我认为她倒没有什么，只不过干一些蠢事罢了。有一点我可得谈谈，查理。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怎么样，不过可别让她把你吹了泡泡。要不，用不了一年你就会一命呜呼。现在你给我讲讲巴黎的其他事情。”

“唔，那人是个同性恋者，上年纪了，又无聊，又饶舌。她第四天还没返回伦敦，我就去莫里斯饭店找她。她说她还没有勇气去见他。于是她就一直在那里逛逛商店，逛逛卢浮宫，看看瑞典电影——《我胆怯得出奇》之类。那老家伙还记得她的母亲，想着自己可能有那么一个女儿，也感到很高兴。可他十分狡猾，说要法律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的家庭会剥夺他的继承权。不过他并不是那个男人。莱娜达说，一点也不像。我自己也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觉得莱娜达说得对。当然，自然如何制造它的产品，这是没有法子了解的。一个脚踝上了石膏的愤怒女人，弄到了一个搞同性恋的滑雪者，仅仅是那么一次例外，便生下了这样一个细皮肤、黑眼睛、浓眉毛的漂亮女儿。想想埃尔·格列科[397]画中美人扬眉望天的情景吧。只要把天换成性，那就是莱娜达的虔诚的形象。”

“嗯，我知道你爱她，”乔治说。“当她另有所欢，她就拒你于门外，你便跑到我这儿来哭诉——你还记得我说什么来着？像你这把年纪，还为一个女人掉泪，真令人钦佩之至。再说你的精力还很充沛。”

“我本该如此。我还从来没有使用过呢。”

“得啦，你是把力气省下啦。你就要到最后冲刺的阶段，是力争前茅的时候了。也许你该娶莱娜达，只是不要在领结婚证的路上昏倒。干什么事都要像个男子汉，要不她永远也不会放过你，要不她就会把你当做跑腿的老伙计使唤。可怜的老查理就要眼泪汪汪地出去给他的情妇买雪茄了。”

飞机掠过一片黄昏时分铁青的水面，沐浴着落日黄褐色的余晖，我们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然后前往广场饭店。我们困在一辆纽约捕狗车一样的出租汽车那低矮的座位上。这种座位给人的感觉是，你把什么人咬了，现在被遣送到牲畜栏去，只许你服服帖帖，而你却因患狂犬病嘴里直冒白沫。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莱娜达。她似乎觉得我是在想方设法扫她的兴，而这种兴致已经由于我们作为一对未领结婚证的夫妇旅行，有些受损了。到了广场饭店门口，门役扶她下车。她穿着长筒靴，跨着大步，从装有荧光橘红色柱子的热烘烘的大门罩下走进去。在超短裙上面，她套着一件羔皮衬里的波兰式小山羊皮长大衣。这是我在塞波利亚波兰物品店替她买的。她那顶受十八世纪荷兰肖像画家的启发制成的美丽的软天鹅绒帽子从前额上推开。她的脸蛋洁白而匀称，下巴部位稍宽。这种葫芦形的丰满，是她惟一的美中不足之处。她的喉头部位，被某种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沉积物轻轻地加上了环，或者说使之微微突起。这种微妙的隆起也出现在臀部和大腿内侧。她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同样显示出肉感过剩的迹象。我穿着那件方格子外套，一边跟在后边欣赏她，一边思索。坎特拜尔和斯特朗森共同认为，这件外套使我的模样像个杀人凶手，但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像杀人凶手。我的头发被吹得离开了适当的位置，所以我光秃秃的头顶立即感受到大门罩的辐射热。冬天的寒气向我的面部扑来，鼻子都给冻红了。眼睛下方的肿泡很沉。棕榈厅里，吃茶点时助兴的乐师演奏着使人头晕目眩的谄媚肉麻的音乐。我用了一个芝加哥的假地址，登记了西特林夫妇后，我们便同一群来度假的迷人的女大学生一起登上了电梯。她们浑身上下仿佛散发出一股未成熟的奇异芳香，一股青香蕉气息。

“你一定在那些宝贝姑娘身上大饱了一下眼福。”莱娜达说着，又劲头十足了——我们在一条望不到头的、铺着金色地毯的走廊里，走过地毯上黑色的旋涡饰和花饰，又是花饰和旋涡饰，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我观察人的方式使她很开心。“看你那直勾勾地盯人的样子。”她说。

是的。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留神我盯人的固有的样子。那是我个人的习惯。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中断它。谁在乎呢？

“这是什么？”旅馆服务员开门的时候，莱娜达说，“他们给我们哪一种房间？”

“这些是带有复折屋顶窗的房间，在广场饭店的最高层，是全旅馆视野最开阔的房间。”我说。

“上次我们住的是高级房子。这回住这阁楼干什么？我们的套房在什么地方？”

“得啦，得啦，我的宝贝，这有什么区别？你说起话来就像我哥哥朱利叶斯一样。当旅馆不给他最好的房间住时，他就成那个样子——又傲慢，又恼火。”

“查尔斯，你又要当铁公鸡了是不是？别忘了，有一次在火车的游览车厢，你跟我说过什么来着。”

此刻我真后悔。是我使她熟悉了吉恩·福勒[398]的格言：钱是扔到火车后头的东西。那是记者笔下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二十年代——灯红酒绿的夜总会的豪华场面，挥金如土的情景。“他们没有错，莱娜达。这是全旅馆瞭望五马路景色最好的地方。”

的确，景色——如果你留心景色的话——真不错。为了使自己清静，我是有设法让别人欣赏景色的本领的。下面，五马路圣诞节的装饰和拥挤不堪的车辆的前灯交相辉映。在七十号街区和三十号街区之间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商店的万家灯火，有如色彩斑斓的水晶，又像显微镜下毛细管里的细胞，千姿百态，碰撞着，跳动着，变幻无穷。这一切我在瞬间便一目了然。我就像个玩滚球戏法的灵巧姑娘，在球弹回之前，把所有的小白球都抓住了。正如今年春天我和莱娜达坐火车去夏尔特尔[399]一样。“外边不是挺美吗？”她说。我一看，是啊，的确美极了。只望一眼就够了。这样你就可以省下不少时间。问题是你省下这些时间干什么。这一点，我可以说都得归因于斯坦纳描写的意识灵魂的作用。

厄巴诺维奇要作出没收我的钱财的裁决，这是莱娜达不知道的。然而，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心中正在盘算着钱。她的眉毛经常为了表示爱情而往上翘，但一种强烈的务实的目光也不时地掠过她的面庞。不过这一点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可是她此刻猛地把头一抬说：“只要你在纽约，你就可以找几个编辑，兜售你的文章。萨克斯特把文章还给你了吗？”

“勉强给了。他还想着出版《方舟》呢。”

“当然。他是个十足的畜生。”

“他昨天打电话给我，请我们到‘法兰西号’上去饯行。”

“他那上了年纪的母亲为他举行晚会？她一定是个老太太了。”

“她了解时尚。她已经把好几代的青年女子都安插到社交界去了。她跟有钱人拉得很紧，她总是了解哪里有空着的农舍，好让孩子去度假，或者哪里有猎人临时住的窝棚，或者哪里有游艇。如果他感到健康不佳，她便送他到巴哈马和爱琴海去。你应当见见她。她清瘦聪慧干练。她对我冷眼相待，因为我不过是个皮埃尔的低级伙伴，而她恭维的是有钱人家，捍卫的是他们醉生梦死的权利，捍卫的是他们自古以来毫无价值的特权。”

莱娜达笑着说：“可别让我参加他们的晚会。咱们把你那洪堡的事办完，就上米兰去。我实在是迫不及待了。”

“你以为那个比弗诺真的是你的父亲吗？也许他比那个古怪的亨利要好些。”

“说老实话，如果我们结了婚，我才不管什么父亲不父亲呢。我的不可靠的地位迫使我寻求坚实的根基。你会说我已经结过婚了，但科夫里兹的根基实在靠不住。现在我对罗杰还得负责。对了，我们得到F.A.O.施瓦兹玩具店弄些玩具给孩子们送去，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科夫里兹六个月后才付我钱。他说我有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我可不想把他拖到法庭上去，更不想把他投入监狱。至于你，你养活着那么多吃闲饭的，我可不想算到他们一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至少在关心你，在对你好。要是你落到那个人智学家的女儿、那个金发小狐狸精的手里，你很快就会发现情形不一样。她是个刁货。”

“扯上朵丽丝·谢尔特干吗？”

“干吗？我们离开芝加哥前夕你还写给她一个条子呢。我在便笺簿上看见你印下去的字迹来着。不要装得那么诚实了，查理，你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我真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备用的情妇。”

我倒不因为她暗中监视我而生气。我不再大吵大闹了，尽管吵闹也挺得劲。不过，我们的欧洲之行毕竟使我离开了谢尔特小姐。莱娜达一直把她看成眼中钉，就连Señora也要因她而责备我。

“可是，Señora，”我回答道，“在弗朗萨里那次事变之前，谢尔特小姐就沾不上边。”

“查尔斯，别提弗朗萨里先生的事了吧。你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粗人，而是一个文人。”那位西班牙老太太说，“弗朗萨里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莱娜达对痛苦十分敏感。当那个人陷入痛苦之中的时候，你希望她怎么办呢？他在那里时，她整整哭了一夜。他搞的是粗俗的买卖，跟你没法子比。她只是觉得她欠了他一份情。既然你是个homme de lettres[400]，而他是个办丧事的人，那么，地位高的就得让着点。”

我无法跟Señora争辩。有一天早晨，在她化妆之前，我看见了她。她匆匆向浴室走去，没有丝毫姿色可言，松弛的黄香蕉似的皮肤，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实际上连嘴唇也没有。那个可悲的形象使我难以忘怀。我再也不想从她身上占什么便宜了。就是跟她玩十五子棋的时候，我也情愿故意输给她。

“关于谢尔特小姐的主要问题，”在广场饭店我告诉莱娜达，“是她的父亲。我不能和一个给我那么多教益的人的女儿谈情说爱。”

“他是用废物填充你的脑袋。”她说。

“莱娜达，我给你引用一段经文吧：‘虽说你活着，你却已经死了。醒来吧，在遗留下来的东西中赋予力量吧，否则它也得死去。’这或多或少是从《圣约翰启示录》上摘下来的。”

莱娜达宽容地笑着站起来，拉拉她的超短裙，说道：“你将会赤着脚，扛着‘你在何处过永恒’的牌子在市中心完结。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洪堡的遗产执行人哈金斯打个电话吧。至于吃饭，别想再把我带到隆佩尔美尔餐厅去了。”

哈金斯正要去参加库兹画廊的开幕式。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要我在那儿跟他会面。

“这里头还有些什么东西？那件遗物究竟是什么？”我问。

“是有一点东西。”哈金斯说。

四十年代末，哈金斯是格林尼治村的名流。在他家里讨论政治、文学和哲学的那群人中间，我只是个无名小卒。那里有夏拉蒙特、拉夫、阿贝尔、保罗·古德曼[401]和冯·洪堡·弗莱谢尔等辈。哈金斯和我的共同之点，就是我们都爱戴洪堡，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在很多方面，我们彼此合不来。几年前，在大西洋城——那个老游乐场——的民主党大会上，我们看到休伯特·汉弗莱当约翰逊眩惑他时，跟他的代表团一起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而一点小小的无聊的事，即假日行乐的乱七八糟的事，却惹得哈金斯反对我。我们出去在木板路上散步。我们面前是可怕的大西洋，到了这里却十分驯顺，变成了咸涩的海水的乳脂糖和被清道夫的刷子所推赶的泡沫似的爆米花。我觉得哈金斯变得令人讨厌起来。哈金斯翘着他那白山羊胡子，放肆地把谈锋引向要害。他对我那年春天出版的一本关于哈里·霍普金斯的书发表了充满敌意的评论。哈金斯是为《女装日报》来采访大会实况的。他当记者要比我强，而且是个放荡不羁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革命家。我为什么对新政如此赞赏，同时又在霍普金斯身上看到了那么多可取之处呢？我一向在著述中暗暗地赞美美国的政治制度。我是一个辩护士，一个在前台表演的傀儡，实际上就是那个安德列·维辛斯基[402]。他在大西洋城跟别处一样，不修边幅，穿着华人洗的裤子和网球鞋，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留着胡子，口齿讷讷却出言好辩。

当我在木板路上端详他的时候，实际上我看见的是我自己。在我的眼睛里，那全是些绿色的、琥珀色的斑点。在那些斑点中，也许他会看见万古不变的睡与醒。如果他认为我不喜欢他，那他就错了。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他。他现在已经相当老了。人的流体静力学的无情的力量，已开始把他的脸弄成一个瘪瘪皱皱的囊。不过他的气色仍然不错。他仍然是约翰·里德[403]式的哈佛激进派，一位青春不衰肢体轻捷意气风发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仍然忠于他的马克思或巴枯宁，忠于伊萨多拉[404]和伦道夫·鲍恩[405]，列宁和托洛茨基，马克斯·伊斯门[406]，科克多[407]，安德烈·纪德，俄国芭蕾舞，爱森斯坦[408]——忠于这些昔日美妙的标新立异的众神。他宁可放弃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债券，也不肯放弃他那可爱的意识形态的资本。

在库兹拥挤的画廊里，他正在同几个人交谈。他懂得怎样在嘈杂的鸡尾酒会上进行谈话。喧哗与酒兴同时刺激着他。尽管他的脑瓜不太清醒，但他实际的脑瓜本身却总是那样令人羡慕。他的脑瓜又长又高，银发整整齐齐地梳在两边。一绺绺参差不齐的发梢贴在后脑勺上，给人一种大钉子似的印象。在他这个高个子人的肚子上，披着一件快乐山牌条子布衬衫，大红色和恶紫色相间，活像狂欢者五朔节花柱上的丝带。这不由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岛蒙托克[409]参加一次海滩野宴的情景：哈金斯光着身子坐在一根木头的一端，跟对面叉着腿坐着的一个光身子女士谈论陆军麦锡卡听证会的情况。哈金斯说话时牙齿咬着一个烟嘴，他的生殖器挺在他面前那根水一样光滑的木头上，充分表现出他兴趣的高涨和低落。当他喷烟吐雾、像马嘶一样结结巴巴地阐述他的观点时，他的性器就像长号一样来回滑动。对于这样一位使你永远难以忘怀的人物，你决不会感到不友好的。

在画廊里见到我，他很不畅快。他意识到我的眼力与平日不同，但我也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再说，我比他所希望的还要热情友好。要说他脑瓜不太清醒的话，那我也一样。我满脑子控制不住的提示和转换不定的念头，连一个也判断不出来。其实我是在同我鲁莽时期的判断进行斗争。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见到他而且他看上去身体很好。这决不是谎话，他的气色很好。尽管他的鼻子变粗，年事已高，体态走了样，嘴唇也像蜂螫一样肿了起来，但我还是喜欢他的模样。他本可以不留那撮乡下总管式的下巴胡。

“啊，西特林，他们把你放出芝加哥了？要上什么地方去吧？”

“出国。”我说。

“年轻美貌的女郎陪着你。迷——迷人极了。”哈金斯不再苦于他的口吃，说话流利多了。山间溪流里的漂砾可以使你看到流水飞奔得多快。“看来你想拿你的遗——遗……？”

“是的。不过我想先请教请教你何以如此冷淡，我们已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

“唔，除了你的政治观点——”

“大部分政治观点就像旧报纸一样被马蜂嚼碎了——消失了的陈词滥调和嗡嗡嘤嘤。”

哈金斯说：“有些人倒挺关心人类的未来，况且，在你那样败坏我的时候，你也不能指望我热——热——热……你说我是左派的托米·曼维尔[410]，还诬蔑我就像他同婊子结——结婚一样信奉某种事—事业。几年—年前，在麦迪逊路，因为我戴着抗议徽章，你——你侮辱过我。你说我过去有思——思想，而现在却只有徽章。”他面红耳赤，愤愤不平，和我一样厚着脸皮同我对峙着，等着看我能替自己说些什么。

“我很遗憾你如此正确地引用我的原话。我承认这一卑劣行径。在小地方，离开了东部的环境，我就会想出一些恶言恶语来讲。在四十年代，洪堡到处引荐我，但我从来没有入你们的伙。当大家都在谈伯纳姆[411]或凯斯特勒时，我却想着别的。对《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也是同样的情形。还有托洛茨基的‘联合发展规律’，或夏拉蒙特关于柏拉图的观点，或莱昂纳·阿贝尔的戏剧理论，或保罗·古德曼论普鲁东，或几乎所有的人对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的评价，都是这样。就像可怜的老洪堡抱怨女子一样，他老想对她们好，可是她们全不买他的账。我也不买账。相反，我不但不感激有机会参加格林尼治村最兴盛时的文化生活——”

“你太矜持了，”哈金斯说。“可是你干吗要矜——矜——矜持呢？你的态度就像星星似的，可是哪里有闪——闪——闪光的……”

“矜持是个恰当的字眼，”我说。“如果别人有满腹草包，我却有超然的空无。我的过错就是我私下认为我比你们这些热衷于一七八九年、一八四八年、一八七〇年、一九一七年的人们都高明。不过，你们也以你们能够举行那样的晚会和彻夜长谈而过得十分惬意，而我，只有自作聪明的主观、焦躁不安的乐趣。”

“你还这么认为吗？”哈金斯说。

“不，现在不了。我已经放弃了。”

“唔，到了芝加哥，你就认为地球是平的了，月亮是绿奶酪做的了，你回到自己精神的故土了。”他说。

“随你怎么说吧。我却不是为这事来看你的。无论如何我们之间有着一条共同的纽带，那就是你我都景仰洪堡。也许我们还有别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老骚狗，我们谁也不必对谁那么认真。不过女人好像仍然挺认真。好了，遗赠的事怎么说？”

“不知是什么，只是一个写着‘西特林’的信封。我没有看内容，因为洪堡的舅舅老沃尔——沃尔德马把它抢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成了遗嘱执行人。”

“洪堡把你也指责了一番，是不是？你在贝莱坞入伙以后，他还说我偷了他的钱。在他拦截我的时候，也许你也在贝拉斯科剧院。”

“没有。不过这件事倒有一定的魅——魅力。”

哈斯金笑着吹他的烟嘴。当初，在三十年代或罗斯福时代或小约翰·海尔德时代，使这种烟嘴风行一时的，不正是那个老俄国女演员欧斯宾斯卡娅吗？那时，就像洪堡和我一样，哈金斯也是个老影迷。洪堡的拦截和他自己在白宫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出自雷纳·克莱尔[412]的场景。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偷他的钱，”哈金斯说。“我倒听说他弄了你千把块钱。是不是他伪造了一张支票？”

“没有。只是出于义气，我们曾经交换了空白支票。他用的是他的，”我说，“不是千把块，近乎七千哩。”

“我为他理财。我要凯瑟琳放弃权——权——权利，可是他反诬我拿了回扣，为此火冒三丈。所以我再也没见他，那可怜的洪堡。他责骂旅馆里一个电——电话总机上的老婆婆，骂她用《花花公子》杂志中——中页上的女人像盖了他的床，抓起榔头就要揍她，幸好被拉开了。越来越多的电——电休克疗法。当你一想到他曾经是那——那么生——生——生龙活虎，那么风——风度潇洒，写了那样的杰——杰作，那么才华出众，你就会为此痛哭一场。啊，有多少事该由这个社会负——负责呀！”

“是的，他的确了不起，襟怀坦白。我爱他。他是个好人。”这些话，在一个闹哄哄的鸡尾酒会上却近乎奇谈怪论。“他一心想给我们一些精致的东西。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可是你说他那个赌赛马的舅舅把他的大部分文稿拿走了？”

“还有衣物和贵重东西。”

“他失去了外甥，受到的打击一定很大，也许还感到恐惧。”

“他从科尼岛赶——赶来，洪堡把他送进一家疗养所。这个老赛马赌棍肯定认——认为，一个在《时报》上登了那么长的讣告的人，他的文——文稿必然很值钱。”

“洪堡给他留下钱了没有？”

“有一笔保险金。要是他没有统统扔在赛马场上的话，还是够他花的了。”

“洪堡临死时神志很清楚，这我没有弄错吧？”

“他给我写了一封很棒——棒的信，还用很好的纸给我抄了几首诗，其中一句是关于他匈牙利籍的爸爸的，写他如何随同潘辛的骑兵去追捕潘乔。”

“露着牙齿的马，响尾蛇的响板，仙人掌的刺，以及那砰砰的枪声……”

“你引用得不怎么准确。”哈金斯说。

“是你把洪堡的遗物交给凯瑟琳的吗？”

“是的。她现在正在纽约。”

“是吗？她住哪里？我很想见见她。”

“像你一样，她正在去欧洲的途中。我不知道她住——住在什么地—地方。”

“我一定得找到。不过，我首先得跟科尼岛上的沃尔德马舅舅进行联系。”

“他也许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哈金斯说。“他脾——脾气很不好，我给他写过信，打过电话，都无济于事。”

“也许打电话还不够。他总是要人家登门拜访。如果没人来，你也不能因此怪他。洪堡的母亲是不是他最小的姐姐？他希望有人到科尼岛去，他在用洪堡的文稿做诱饵。也许他会给我的。”

“我相信你是不可——不可，你是不可抗拒的。”哈金斯说。

当我向莱娜达提出她必须陪我走一趟科尼岛时，她大为恼火。

“什么？到一个疗养所去？乘地铁？别想把我拖到那里头去了，要去你去！”

“你一定得去。我需要你，莱娜达。”

“你会糟蹋我一天的时光。我还有专门的事情要办，那是生意。养老院会使我心情消沉的。上次我去过一家养老院，一到那里就变得歇斯底里。起码得饶了我，不要坐地铁。”

“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叫老沃尔德马走一次运吧，他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而且他是个赌徒。”

“少来这一套甜言蜜语。当总机小姐叫我西特林太太时，我却没听到这一类话，你的嘴夹得紧紧的。”

后来，我们在木板路上走着，她的怨气还没有消，大步大步地走在我前面。地铁一贯是那样可怕，到处是肮脏的东西，喷漆乱涂的东西，简直叫人想像不到。她向前走着，每一步都要踢开长大衣的下摆。下垂的皮毛在前面飘动，高顶的荷兰式女帽推到脑后。Señora在巴黎的老朋友亨利——此人显然不是莱娜达的父亲——对她的前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Un beau front！”[413]他不止一次地这么说。“Ah, ce beau front！”[414]前额诚然美丽，但前额后面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看不到。她气冲冲地跨着大步走去。她要给我点颜色看。不过说实在的，我不忍叫莱娜达失望，甚至在她发脾气的时候我也是那么喜欢她。沿路的人都目送着她。我走在她后面，欣赏着她臀部的动作。我也许不想知道在她那beau front后面究竟是怎么想的；她的梦也许会使我震惊，然而，她芬芳的气息在夜里毕竟对我是莫大的慰藉。与她共枕远远超过了一般同床的乐趣。躺在她的身旁，即使失去知觉，也是件不同一般的事情。至于洪堡所抱怨的失眠，她也会使其化为愉快。夜里，能量感应就会从她的乳房通到我的手上。我让自己这么想像：那种感应就像一股白色的电流，进入了我的手指骨，一直通向我的齿根。

十二月惨淡的苍穹笼罩着大西洋的阴霾。大自然似乎在这样启迪人们：环境是极为严酷的，世事是极为艰难的，人应当彼此安慰。就这一点来说，莱娜达认为我没有尽到自己的天职。因为当广场饭店的电话员称呼她西特林太太的时候，莱娜达便放下电话转过身来，脸上焕发着光彩，说：“她叫我西特林太太！”我不好回答。看来，人们的确要比我们通常想的还要天真单纯；要使他们兴高采烈并非难事。我自己就是这样。当你眼看着人家将要兴高采烈的时候何必要吝惜你的好意呢？为了满足莱娜达，使她快乐，我本来可以这么说：“当然喽，宝贝，你会做一个了不起的西特林夫人的。为什么不呢？”这样说又会费我什么事呢……除了自由，什么也不花费。然而我到底没有用这宝贵的自由去做多少事情。我想，往后我还有足够的世界和时间用它做一些事呢。哪一样更为重要呢？是这一潭尚未动用的自由，还是夜里躺在莱娜达身旁的幸福？——这种幸福甚至于会使失去知觉的状态也不同一般，就像一条将要走上的令人愉快的道路。当那该死的电话员称她“太太”时，我的沉默似乎是无声的谴责：她只不过是个妓女，决不是什么太太！这怎么能不使她恼火？对理想的追求使莱娜达变得极为敏感。然而我也在追求理想——自由，爱情。我只希望被爱的只有我自己。可以说这是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这是一种美国人的要求或期望。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普尔顿人，一个芝加哥大街上的小伙子，这一类的要求和期望太多了。使我万分苦恼的是，也许就在我自己被爱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啊，想不到这么快情况就恶化了！

我已经告诉过莱娜达，结婚得等我和丹妮丝的案子了结以后再说。

“得了吧，除非等你进了瓦尔德海姆公墓，同你爸和你妈躺在一起，她才不会再告你。同她一起共度晚年还是不错的，”莱娜达说。“你说呢？”

“当然，孤独的晚年是可怕的，”我说。接着我又大着胆子加了一句：“可是你保准会推我的轮椅吗？”

“你不了解真正的女人，”莱娜达说。“丹妮丝想把你彻底打垮，因为我，她才没有得逞；并不是因为模仿玛丽·璧克馥的款式打扮起来的那个苍白的小狐狸朵丽丝。全凭了我——是我维持住了你的性功能。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娶了我，八十岁时你还会对我骚情的。就是到了九十岁，你干不成了，我也是爱你的。”

就这样，我们在科尼岛的木板路上走着。就像我孩提时期把木棒在围篱上弄得格格作响那样，当莱娜达走过爆米花、卖糖粒、卖小红肠的摊贩时，她惹得人人侧目。我尾随着她，年老而健壮，愁得满脸皱纹，但还是笑眯眯的。其实，我打心眼里感到得意。我丝毫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容光焕发。那不会仅仅是由于我身体好，跟莱娜达睡觉以及良好的化学反应所致，要么是困难暂时减轻的结果。而按照某些无情的专家的说法，困难暂时减轻是人们感到幸福所必需的东西，实际上是幸福的惟一源泉。不，我倒认为当我生机勃勃地走在莱娜达后面时，我才改变了我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开始准备考虑其他可供选择的对象。这事儿本身就足以使我飘飘然了。然而，更使人得意的是，也许还有某个可以飘然飞进去的地方，一个没有被占用的尚未发现的空间。整体最广大的部分一直在不断丧失。难怪人要发疯。假设我们——因为我们就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是生物中最高级的，假使生物系列到我们就到了顶点，没有再超过我们的——按照这个假定，那么，谁能由于我们发惊厥而责怪我们呢？假设一个宇宙，然而，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它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局面。

后来，莱娜达回过头来说：“你有把握那老朽知道你要来吗？”

“有把握。他在等着我们呢。我给他打过电话。”我说。

我们走进一条胡同似的街道。服装工人通常在那里消夏。我们找到了地址。一幢砖砌的旧楼房。木板台阶上放着偏瘫病人所用的轮椅和拐杖。

如果是在别的时间和地点，也许我会被随后发生的事情惊呆，而现在世界在重新结构。老的结构，死亡和一切，还不比一只日本灯笼结实。人类的问题以其最大的生动性、自然性，甚至带着欢乐——我切不可把欢乐撇开——到我这里来了。最悲惨的情景，也许其中也会有快乐。无论如何，有人期待着我们。一个拄着手杖的人，站在疗养所大门和外重门中间等候着我们。我们一到楼梯口，他马上走出来喊道：“查理，查理！”

我对这人说：“你该不是沃尔德马·沃尔德吧？”

“不是。沃尔德马是住在这里，不过我不是沃尔德马，查理。先瞧瞧我，听听我的声音。”他便用那种老鸦似的男高音唱起了什么。他拉着我的手，用卡鲁索[415]的腔调唱道：“La donnaèmobile。”[416]然而很凄楚。可怜的老顽童。我把他扶进去，端详着他的头发，他那曾经是红色的鬈发，那烂糟糟的鼻子和急切煽动的鼻孔，下巴的垂肉，喉头以及瘦削佝偻的身材。端详了一阵之后我说：“啊！对了，你是孟纳沙！孟纳沙·克林格！一九二七年，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对了，”这对他来说是崇高的。“就是我。你还认识我！”

“老天爷，这叫人太高兴了！我发誓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拖延寻找洪堡的舅舅的过程中，我简直好像在回避好运气，回避奇迹似的。此刻我又遇见了这个我过去所喜欢的人。“就像做梦一样。”我说。

“不，”孟纳沙说。“对一般人来说，也许像梦，但当你变成了要人，查理，就不单纯是你认为的巧遇了。各地一定都有像我这样的朋友和相识。他们都认识你，但又不好意思去接近你，提醒你。如果不是你来看我的同伴沃尔德马的话，我也同样不好意思。”孟纳沙又转向莱娜达。“这位就是西特林太太？”他说。

“是的，”我盯着她的脸，说，“西特林太太。”

“我从小就认识你的丈夫，还是在我从密执安州的伊普西兰蒂到西电公司当冲床工人的时候，就在他家搭伙寄宿。不过我来的真正目的是学唱歌。查理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查理是全西北区心肠最好的孩子。他还不到十岁我就跟他谈得来，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每逢星期六，我就要领他到闹市里跟我一块上音乐课。”

“你的老师，”我说，“是伏塞维洛德·科罗尼，住在美术楼八一六号房间。他是彼得堡帝国歌剧院的深沉男低音歌手，秃头，四英尺十英寸高，穿着紧身胸衣和古巴半高跟鞋。”

“他也记得我。”孟纳沙说着，乐不可支。

“你是个戏剧男高音。”我说。我这样说，是想看他怎样踮起脚尖，合上那双在冲床上磨起老茧的手掌，唱“In questa tomba oscura”[417]，深情的泪水又如何充满双眼。他的声音像公鸡打鸣般的激越亢奋，饱含着呼唤、愤怒和希望——就是不成调子。纵然还是个小孩子，我就断定他永远成不了歌星。然而我也相信，要不是在伊普西兰蒂基督教青年会拳击队里有人击中了他的鼻子，毁了他从事艺术的条件，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歌手。从他那坏了的鼻子里唱出来的歌，怎么也不对劲。

“给我讲讲，老弟，你还记得些什么。”

“我还记得蒂托·西巴[418]、蒂塔·鲁福[419]、威伦拉特[420]、麦考马克[421]、舒曼—海因克[422]、阿美里塔·加里—克尔西[423]、威尔第和波依托。[424]只要你一听卡鲁索唱《巴格里亚奇》，你的生活就大变样了。对吧？”

“对！对！”

爱使得这些事难以忘怀。五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们曾经坐着双层无顶公共汽车，到杰克逊大道的市中心去。一路上，孟纳沙向我讲解什么是美声唱法。他神采奕奕地给我讲《阿依达》，设想自己如何穿上花缎袍演祭司或武士。上完声乐课，他便带我去克兰茨餐厅吃巧克力软糖、冰淇淋。我们一起听过保罗·艾什的咝声乐团；我们也听过歌舞杂技团所演奏的《扬基小调》，不过那是海豹咬着汽车喇叭的按钮表演的。我们在克拉伦敦滩游泳，那儿人人都在水里撒尿。晚上他教我天文学。他还向我讲过达尔文学说。他娶了从伊普西兰蒂来的中学时代的情人。她的名字叫玛莎。她长得很胖。她非常想家。一想家就躺在床上哭起来。有一次，我看她坐在浴盆里想法子洗头发。她双手掬上水，可胳膊太胖了，无法够着头。后来，这位可爱的女子死了。孟纳沙大半辈子在布鲁克林当电工。他的戏剧男高音已经荡然无存，所剩的仅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老人的干嚎。他原先那一头直挺的红头发，已经成了橘白色的茸毛了。“西特林一家人真好。也许只有朱利叶斯是个例外。他太粗鲁了。朱利叶斯还是当年的朱利叶斯吗？你母亲对玛莎帮助太大了。你那慈祥可怜的母亲啊……不过，咱们还是去看沃尔德马吧。我只是欢迎委员会，他还在候驾呢。他们把他弄到厨房旁边的后屋去了。”

我们发现沃尔德马坐在床边上，是个宽肩膀的人。他的头发洗刷过，很像洪堡的；同样，脸庞也很宽，灰眼睛离得也很远。离科尼岛不出十英里，也许有那么一头鲸鱼，它吸收、过滤了成吨成吨的水，从头上喷出水气，眼睛的位置长得恐怕就像他的。

“原来你是我外甥的朋友。”那个老赌棍说。

“这位是查理·西特林，”孟纳沙说。“要知道，沃尔德马，这孩子完全把我认出来了。哎呀，查理，你要知道你这是应该的。我把那么多钱花在汽水和请客上，总得有一点天理良心嘛。”

当然，我是通过洪堡知道沃尔德马舅舅的。他是个独子，有四个姐姐和一个溺爱他的母亲。他娇生惯养，游手好闲，是个赛马赌注登记处的瘪三，中途辍了学，硬赖在姐姐那里过日子，还从姐姐们的钱包里偷钱。到头来，他又把洪堡长者似的尊起来，变成了兄弟而不像舅舅。孩子的角色是他惟一懂得的角色。

我在想，人生要比我所认识到的丰富得多。它涌向我们，使得我们的感触和判断应接不暇。一个有着恋爱纠葛、歌剧式的雄心、金钱、赛马、结婚的抱负和养老院等等生活经历的人生，只不过是这无比丰富之中的一铁勺而已。人生也从内心里涌出。就拿沃尔德马舅舅这样的房间来说吧，煮着午饭用的猪牛肉混合香肠的气味弥漫着，沃尔德马蹲在床边上。为了待客，他穿戴得整整齐齐的；脸和头模模糊糊的跟洪堡的一样，但又给人一种盛开的蒲公英的印象。所有的黄色都变成灰色了。再看这位老人家的绿衬衫，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再看看墙角铁丝挂钩上那套还算不错的西服（他会有一个穿戴挺括的葬礼）；再看看他床下的小背包、钉在墙上的赛马照片、职业拳击家照片以及洪堡已经形容枯槁了的书籍护封像。如果真的这就是人生的全部，那么，莱娜达关于芝加哥的韵语“没有奥黑尔机场，日子就过得窝囊”，那竟然是对的了。不过奥黑尔机场的作用，无非是为你换换环境，把你从一场苦闷带入另一场苦闷，从一种厌烦带入另一种厌烦。然而，在我开始当着孟纳沙和莱娜达的面会见沃尔德马舅舅时，一种晕眩的感觉向我袭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经验、联系或关系来说，有着比普通的意识、自我的日常生活所能掌握的更多的东西。是的。看吧，灵魂属于一个更加伟大的、无所不包的外在生命。它必然是这样。由于学会了把我的这一存在仅仅看成为暂时的存在——一系列存在中的一个——所以我对遇见孟纳沙·克林格实在不感到惊讶。他和我显然都是某种更为宽广的人类社会中的永久成员。他那要穿着锦缎站在那里演唱《阿依达》中拉达姆斯的愿望，就像我要远远超越我那些失去想像灵魂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望一样。啊，我真崇拜那些不受局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名家，诸如天体物理学家、纯数学家之类的人。可是主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谓主要问题，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所说的死亡问题。音乐把我引向孟纳沙。借助于音乐，人便能证实这样一点，即逻辑上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回答。没有明确意义的声音越来越变得精确入微；不消说音乐更其伟大。这就是那样一个人的课题。我，尽管嗜眠和衰弱，但为了一个重大的理由到了这里。至于这理由究竟是什么，我将留待以后在我回顾我在二十世纪的生活的时候加以考虑。在精神的凝视下，时间将会消散。但是，有个十二月的位置却会被留下。在这个月份里，乘了一次地铁，坐在被青年暴徒损坏了外形的车厢里，我跟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木板路上走着，听着打靶场的噼啪声，闻着爆米花和小红肠的气味，想着她的身子的性感，想着她的服装的用户第一主义，以及促使我来科尼岛的我同冯·洪堡·弗莱谢尔之间的友谊。在我的反省的炼狱里，我会从不同的透视角度来看清这一切，而且也许会了解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怎样凑合在一起的——知道为什么一看见沃尔德马·沃尔德，一种感情的水坝就决了口。

这时，沃尔德马说：“好久好久都没人来看我了。我已经被人忘了。洪堡决不会把我塞在这样一个垃圾堆里。本来这是暂时的。伙食糟透了，服务很不像话。他们说：‘住嘴，你这老糊涂。’他们都是加勒比海人，还有一些德国佬。孟纳沙和我其实是仅有的美国人。有一次洪堡开玩笑说：‘两个做伴很要好，三个就成多国佬！’[425]”

“可他还是把你丢在这里了。”莱娜达说。

“只要他把一些问题解决了，他就会把我弄出去。他临死前，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成天为我们俩找寓所。有一阵子，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那些日子可真像天堂一样。早上一起床，就像真正的一家人，有咸肉，有鸡蛋，然后我们便谈论棒球。我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球迷。你知不知道？五十年前我给他买过一只一垒手手套。我教他怎样接滚地球，怎样封杀出界。还有橄榄球，我给他示范空中前传球。我母亲那套火车车厢式的公寓，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就在走廊里玩球。他爹一去黄泉，一家子全成了女人，就靠我把他调教成了一个美国孩子。那些女人害人匪浅。看看她们给我们取的名字——沃尔德马！小孩子管我叫哇哩一哇啦，而他的也好不了多少，洪堡！我那糊涂的姐姐用中央公园里一座雕像的名字来叫他。”

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因为我读过洪堡迷人的诗篇《滑稽舅舅》。滑稽的沃尔德马过去住在西端路。他挣工钱的姐姐们上工去以后，他十一点钟才起床，接着洗一个钟头的澡，用崭新的吉列刀片刮了脸，然后就吃午饭。他母亲坐在旁边，给他的面包上涂黄油，给他的清蒸鱼剥皮剔骨头，替他倒咖啡，而他却在那里看报，然后他要上几块钱出去。他在吃正餐的时候大谈吉米·沃克[426]和艾尔·史密斯[427]。在洪堡的心目中，他，就是他家惟一的美国人。这就是他在妇女们和外甥中间的地位。当全国大会实况在收音机里广播时，他可以同播音员一起唱各州州名——“爱达荷，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衣阿华”——爱国的泪水便充满了他的双眼。

“沃尔德先生，我来看你，这跟洪堡留下的文稿有关。我在电话上给你说过了。我有奥兰多·哈金斯写的条子。”

“对，我认识哈金斯，那个大高个儿。我倒要问问你关于文稿的事儿。这些玩意值钱不值钱？”

“我偶尔在《时报》上看到，”孟纳沙说，“一封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信就卖八百块。至于埃特加·爱伦·坡，那就更不要说了。”

“那些文稿里究竟是些什么，沃尔德先生？”莱娜达问。

“嗯，我得告诉你，”沃尔德马说。“我从来也不懂他的那些玩意儿。我阅读能力不大行。他写的东西我一窍不通。洪堡打起棒球来可真有两下子。他那两条臂膀，啧啧，想想看他挥舞时能使出多大劲儿来！要照我的想法，他学完主课就算了。可是他却开始整天在四十二号街的图书馆里胡混，在大门口的台阶上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瞎扯。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刊物上发表什么高级趣味的诗。我说的是那种没有画儿的刊物。”

“得啦，”孟纳沙说着，激动得挺起胸膛，声音越来越高。“我从小就认识查理。我要告诉你，查理这人信得过。很早以前，我一见他，就对自己说：这小子的心从脸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他也上了年纪，虽然比起我们来他还是个壮小伙子。沃尔德马，你干吗不把心里的话竹筒倒豆子，一起讲给他听呢？”

“洪堡的文稿就像一般文稿一样，也许值不了多少钱，”我说。“你可以想办法把它卖给收藏家。也许他留下的东西里有一些可以出版的东西。”

“这大半是那种多愁善感，”莱娜达说。“就像一个阴间老朋友的信息一样。”

沃尔德马看了看她，仍然非常固执。“假如那真的值钱，干吗要勒索我呢？难道我没有资格从中捞一点油水吗？我是说，我何必一定要死盯在这个穷酸地方呢？当我一看到《时报》上洪堡的讣告——天哪，想想那对我是什么滋味！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是全家的命根儿，我的亲骨肉。我便马上坐布鲁克林—曼哈顿地铁到他的住处去了。他的东西已经一半不见了。警察和旅馆里的管理人员正在争着抢。现款呀，表呀，自来水笔呀，打字机呀，统统不见影儿了。”

“你死守住那些东西有啥用？还想大捞一把？”孟纳沙说，“还是交给识货的人吧。”

“不要出卖我，”沃尔德马对孟纳沙说。“我们一块儿在这里。这我倒挺乐意——我对你真心相待，西特林先生。我本来早就会把那玩意儿卖掉的。如果你向我要，这里头肯定值不少钱呢。”

“这么说，你是都看过了？”我说。

“那还用说。我还有什么屁事好干？我对那东西连倒顺都分不清。”

“我做梦也没想从你这儿骗取什么，”我说。“如果它有什么价值的话，我会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们干吗不请一个律师来签署一份合法文件呢？”沃尔德马说。

他不愧是洪堡的舅舅。我变得很有说服力。当我急需什么的时候，还从来没有这么讲理过。我应当占有，我也能够把这件事弄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我们可以按你的意思，把事情办得完全合理合法。”我说。“可是，难道我就不该过一下目吗？没有鉴定，我怎么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呢？”

“那就在这里看吧。”沃尔德马说。

孟纳沙说：“你从来是个讲比赛道德的人，查理。赌一次吧。”

“这一路事情我干得并不出色。”沃尔德马说。我以为他要哭了。他的声音发颤，他同死亡之间没有多大距离了。在那脱毛又绽线的地毯的光秃刺目的红颜色上面，一股十二月的微弱的温气说道：“别哭，老头儿。”无声的光的风暴，从九千三百万英里之外，通过疗养所肮脏的窗户，借助于一条脱光了毛、露出了线的阿克斯明斯特地毯——一块人工制品，送来了这条信息。我的心也为之激烈震荡。我也想表达一些重要的心事。我想告诉他，我们必须穿过死亡的痛苦大门，把这些借以构成我们生命的无机物归还原主；不过，我又想告诉你，沃尔德马兄弟，我并不大相信事情到了这一步便归于了结。往后，对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的回顾，就像现在对死亡的瞩望一样，使我们痛苦万分。

唉，我总算用自己的道理和诚恳说服了他。于是，我们都跪下来，开始从他的床底下把所有的东西往外拖——拖鞋啦，旧保龄球啦，棒球玩具啦，扑克牌啦，不成对的骰子啦，纸箱啦，背包啦，最后是我认得出来的遗物——洪堡的公文包。是洪堡那个磨破了带子的旧包。经常塞满了书籍和药瓶，总是放在他的别克车后座上。

“等等，那里面有我的文件，”沃尔德马故弄玄虚地说。“你们会弄乱的，我来取。”

莱娜达和我们大家一起跪在地上，用绵纸擦灰。她不时说着“这里有绵纸巾”便把绵纸拿出来。沃尔德马先拿出几张保险单，又拿出一叠计算机打孔的社会保险卡，然后又拿出一些赛马照片（他认为这几乎是全套的肯塔基大赛马获胜者的照片）。最后，他便像个瞎眼邮差一样，乱翻无数的信封。我只想说声：“快一点！”

“就是这一封。”他说。

上面洪堡用他那紧凑潦草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

“里面是什么？让我看看。”莱娜达说。

我从他手里接过来，那是一个很大的、沉重的、马尼拉纸的信封。

“你得给我出具一张收条。”沃尔德马说。

“那是自然的。莱娜达，请你拟个字据好吗？就这样写：今收到，沃尔德马·沃尔德先生转来冯·洪堡·弗莱谢尔留与本人文稿一份。我来签字。”

“哪一类文稿？里面到底是什么？”

“里头有些啥？”沃尔德马说。“一件是给西特林先生的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另外还有几个封着的信封，我从来没有打开过，因为上头明明写着：如果你一打开，版权就会出问题。反正那都是些抄本，或者是抄本的抄本。我也说不上。大都对我没多少意义，对你也许就事关重要了。反正，全家就剩我一个了，如果要我说出我的心事的话，那就是，我家的人埋得太零散了，一座坟在这里，另一座又远在天边。我姐姐埋在他们叫做瓦拉拉的、埋德国犹太人的一个破烂地方，我的外甥又在义冢里。我真想把全家人收拾到一块。”

孟纳沙说：“洪堡埋在一个很不像话的地方，这事叫沃尔德马心里难过。老远老远的，在一块没主的地里。”

“如果这份遗产还值几个钱的话，首先要拿出一笔钱把这孩子挖出来迁葬一下。不过不一定葬在那个瓦拉拉的地方。我姐姐是跟琼斯一家人埋在那里的，因为她对他们德国犹太人有点牵肠挂肚，可是我想把我们大家都葬在一起，把我那些去世的亲人们集合起来。”那个老赛马迷说。

这种庄严劲儿是前所未料的。我和莱娜达为此面面相觑，一时竟无言以对。

“等着，查理一定会妥善处置的。”孟纳沙说。

“我将把我在这些文稿中发现的东西写信告诉你，”我说。“我们从欧洲回来就告诉你，我答应你样样照办。你现在就可以同一个公墓联系一下。即使这些文稿没有经济价值，我也完全情愿负担安葬费用。”

“我不是说过吗，”孟纳沙对沃尔德马说。“像这样的孩子肯定会长成一位正人君子的。”

我们出去了。我两手各挽着一条老头儿精瘦的胳膊，挽在它们桡骨与尽骨会合处粗大的肘关节上。我答应同他们保持联系。莱娜达在我们后边慢腾腾地走着。她面容白皙，帽子很大，身体矫健得我们难以相比。突然她冒出一句：“查理说得出，就能做得到。我们要走了。他会想着你们的。”

在门廊冰冷的角落里，轻便光洁的、用不锈钢管做成的、带着蝙蝠似的折架的轮椅立在那里。“假使我坐上一张轮椅，不知道有没有人反对。”我说。

我上了其中一个，对莱娜达说：“把我推一段。”

那些老人不大明白为什么我要叫一个高大的、笑呵呵的、长着一嘴漂亮牙齿的艳丽的女人在门廊上推来推去。“不要像傻瓜一样胡闹。你会惹他们生气的，莱娜达，”我说。“只是往前推。”

“这些该死的把手冰得要命。”她说。

我得说，她戴上了长手套时体态迷人极了。

在哀鸣着飞速前进的地铁上，我开始阅读这封长信——洪堡的礼物的序言。我把葱皮纸一页页递给莱娜达。她浏览了几页后便失去了好奇心，说道：“等你了解内情之后再告诉我。我不懂哲学。”我不想责备她。他并不是她的已经隐入漫漫无期的死亡的暗夜里的知己。没有理由要她像我一样感动。她并不用心体谅我的感情，我也无意叫她这么做。

“近挨的驱士[428]，”洪堡写道。“我景况不佳，然而身体愈虚弱神志却愈清楚。由于一种奇特的造化，狂人的精力总是燃烧得很旺盛。如果老威廉·詹姆斯[429]说得对，那么，幸福必当寓于精力旺盛的顶端，而我们就是在这里追求着幸福。疯狂必当是纯粹的福祉，也有至高的政治约束力。”这些正是莱娜达反感的东西。我同意这并不是一种安宁的心理习惯。“我住在一个很糟的地方，”他接着写道。“吃得也极差，已经一连六七十顿把现成的熟食当饭吃。你不能靠这种食物得到崇高的艺术。另一方面，五香熏牛肉和胡椒土豆色拉似乎在滋养着平静的判断力。我不出去吃饭。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晚饭后到就寝，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我便坐在拉上的窗帘跟前（谁能一天向外望十八个小时呢？）对过去的过错进行反省。有时，我突然想，我为何不请求死亡不要降临，因为我正埋头于杰出的创作。我能否像在性行为中一样，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保持优势呢？在性行为中，我尽可以百般周旋，纹丝不动，奋力坚持，哪怕你咬我的耳朵，哪怕你用指甲抓破我的脊背，只要不碰我的睾丸，别的都不在话下，然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却是个热情的人物。”

“可怜的家伙，我现在才看清他了。我了解他这号人。”莱娜达说。

“所以，查理，当这种虚弱而清醒的景况反复出现而又愈加严重时，我总是要想到你，而且是在回光返照中想的。我冤枉了你，这是真的。我知道，即使在我那样处心积虑地恶毒中伤你的时候，你在芝加哥仍然替我办好事，背着我给我找工作。我曾经骂过你背信弃义，是犹大、告密者、马屁精、小爬虫、伪君子。我起初对你怀恨在心，后来又发展到怒形于色，两种情况都非常放肆。事实是我为那张结拜兄弟的支票而悔恨。我知道你在为黛米·冯格尔的死哀伤，而我却因狡诈气都透不过来，于是就把你作弄了一次。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你还嫌不足，想当一个出类拔萃的道德家，那么，见鬼去吧，你就要损失几千块。那是一个圈套。我要给你一个原谅我的机会。在原谅中你就会极力撒谎，而这一愚蠢的慈悲则会打消你的现实感。一旦打消了现实感，你便会受我受过的苦难。当然，这种疯狂的纠缠是不必要的。反正你要受苦的，因为你已经被金钱和荣耀所击中。你得意忘形地飞上了成功的美妙的天穹。但是，且慢！你那固有的真实感，如果不是别的，将会使你呕吐，而我的无穷无尽的‘推理’公式，就像大学黑板上的化学公式那样，却使我乐得神魂颠倒。我疯了。脑子不清楚，我在信口开河。我沮丧沉默了好久好久。我躺在笼子里，那是大猩猩阴惨的日子。

“我自己问自己，你为什么如此突出地出现在我的执着冥顽之中？你也许是一个足以唤起家庭感情的人。你是孝悌于父兄的那种人。不过请注意，你虽然想唤起感情，但并不一定归还它。问题在于潮流应当跟着你走。你激发了结拜兄弟的誓言。我当然是发野了，但是我是照你的建议行事。然而用那个低吟浅唱者的话来说，‘虽说都是你的错，我爱你仍像着了魔。’[430]你不过是个宽宏大量的疯子，如此而已。

“让我就钱的问题说几句吧。当我用了你那张结拜兄弟的支票时，我并不指望银行付清。是我在盛怒之下把它统统提出来了，原因是你没有到贝莱坞来看我。我在受苦，你却躲得老远老远，这不是一个好朋友应当做的。我决定惩罚你，伤害你，罚你的款。你接受了处罚，因而也接受了罪愆。你借助于我的精神塑造了特伦克的形象。我的阴魂成了百老汇的名角。所有这些白日梦都是何等疯癫、腐败而龌龊！我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是你那死在丛林里的女友不让你来贝莱坞——我已经查明原因了。啊，钱的神通，艺术和它纠合在一起——把金钱作为灵魂的丈夫，这是一种没有人会以好奇心去探讨的婚姻。

“你知道不知道我用那六千块钱干了什么？我用其中一部分买了一辆奥尔兹摩比尔车。我买这么一部大马力的车，想在格林尼治街干什么用，这我不能告诉你。只把它存放在车库里就花了我不少钱，比我无电梯楼房的五楼房间的租金还贵。这辆汽车后来怎么样了？那时我不得不住院，出院后又经过一个疗程的电休克治疗，我记不得把它放在哪里了。我也找不到发票和注册证，我只好把它忘掉。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的车开得糟透了。我渐渐察觉出自己身上的一些症状。由于狂躁的失眠症，我的眼皮变成深紫色了。深夜，我载着几位朋友驱车经过贝拉斯科剧院，我说：‘这就是给这辆大马力车挣钱的轰动戏。’我公开声称我对你怀恨在心是由于你认为我要当本世纪伟大的美国诗人。你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来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我并不是！多少人都在等待那位诗人呀！多少灵魂都在希望那梦呓的力量和甜蜜来涤净意识上的陈垢，从一个诗人身上学到显然消失了四分之三的生命的遭遇！然而近年来不要说写诗，甚至连读也读不成了。几个月前，打开柏拉图的《费德罗篇》，就是看不下去。我垮了。我的齿轮上的齿统统断了。我的衬垫也迸出去了。一切都坏了。我没有力量去承受柏拉图美丽的诗句，于是我哭了起来。那原始的清新的自我已不复存在了。不过后来我又想，也许我会复原的，如果我放聪明一点的话。放聪明一点就是意味着某种更简单的享受。布莱克说过，享受乃是才智的食物。他说得好。如果才智消化不了肉（《费德罗篇》），那么你就用烤面包片就着热牛奶吃。”

当我读到他关于原始清新的自我这些话时，我自己也哭了起来。高大宽厚的莱娜达看到这种情景，摇了摇头，好像在说：“这些个男人！”又好像在说：“这些可怜神秘的怪物！莫非你们走进了迷宫，碰到了牛身人面兽，竟然为了一封信而心碎。”然而我却仿佛看见了青年时代的洪堡。他满身披着彩虹，嘴里是充满灵感的词句，是何等的热情聪慧呵！那时候，他的恶仅仅是变形虫似的一个小小的黑点。提起烤面包片，不禁又使我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大热天，他在马路边上啃着那块椒盐卷饼的情景。那天我表现得的确不像话，我的举动非常糟糕。我应该走上前去，我应当和他握手，我应当亲他的脸。不过，即使那样做了又有什么用呢？他实在可怕。他的头成了灰色的厚带子，如同遭了虫害的灌木丛。他眼睛发红，庞大的身躯在灰色的外套里挣扎。看上去他就像一只用两条后腿站立着的老公牛，然而我溜掉了。也许就在这一天，他给我写了这封精彩的信。“好啦，孩子，”莱娜达和蔼地说。“把眼泪擦干吧。”她递给我一块喷香的手帕。这手帕的香气好生奇怪，好像她不是把它放在手袋里，而是夹在两腿间。我用它去擦脸，说也奇怪，它居然有效，给了我些许安慰。这位小娘们儿对某些基本原理还是有很好的理解的。

“今天早晨，”洪堡接着写道，“阳光明媚。对某些生物来说，真是个大好天。虽然已有几夜没有睡觉，但我仍然知道洗澡、刮脸、吃早点、出去谋生是怎么回事。柔和的柠檬色光线涤荡着街道。（对这个称为美国的粗野的联合的人的投机买卖，还有什么希望吗？）我想，我要溜达到布伦塔诺书店去，翻阅一下济慈的《书简》。夜里我想到了济慈说过的关于罗伯特·彭斯的话。丰富的想像是怎样在庸俗和有利可图的事物中磨光了它的锐气的。起初美国人被密林包围着，后来就被有利可图的事物包围起来了，而这些事物也是同样的浓密。于是发生了信仰问题，对想象力的平等主权的信仰。我站在布伦塔诺书店，想把这个句子抄下来，可是一个店员走过来把济慈的《书简》拿走了。他以为我是从鲍里街来的。于是我只好出去，这美好的一天也就到头了。我感到自己就像埃米尔·詹宁斯[431]在他的一部电影里的情况一样。那位被酒色毁掉的昔日的大亨，终于成了一条老懒虫。他回家后向自己的窗户里窥视着，他女儿正在那里举行婚礼。警察叫他走开，他只好蹒蹒跚跚地离去。这时候，大提琴正在演奏马斯内[432]的‘挽歌’。

“查理，现在我已经落到了吃烤面包片和热牛奶的地步。显然干大事业我已无能为力了。但说来也有点奇怪，我的机智还未受到损害。我就是用这种机智慢慢地克服着自己生活中的耻辱。不管是真是假，这些天来它却一直好像是我的伴侣。它和我站在一起，我们相处得很好。总之，我的幽默感并没有消失。虽则豪情壮志已经消失殆尽，那幽默感却来到我面前，鞠了一个旧式的莫里哀戏剧中那样的躬。一种关系已经发展了。

“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在普林斯顿怎样用一个电影剧本自娱的事？那本子写的是阿蒙森、诺比尔和食人者考多夫雷多。我一直认为它会成为不朽之作。我把它交给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里一个名叫奥托·克林斯基的人。他答应交给劳伦斯·奥利维[433]爵士的理发师的表妹，因为她是《时代》和《生活》杂志社一个女清洁工的妹妹，而这清洁工又是为克林斯基太太修饰头发的一位美容师的母亲。在这些渠道中，我们的本子不知道遗落在什么地方了，但我仍然留着一份副本。你会在这些文稿中找到的。”我的确找到了。我很想重读一遍。“但这并不是我给你的礼物。它毕竟是我们合作的。把它称做一件礼物，那未免显得我太卑鄙了。不，我已经虚构了另外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能值一大笔钱。这个小作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别的以外，在某些夜里它曾给了我数小时理智上的快乐，把我从灭亡的思绪中解脱出来，结合各个方面的东西，给了我一种错综复杂的喜悦，一种快乐疗法。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已经有些古怪的美国身体正适于穿起艺术的外衣。魅力没有足够的面纱料去遮掩那怪异庞大的肌肉，去遮掩那粗壮的胳膊和腿。不过这篇序言太长了。下一页我将开始我的‘情节提纲’了。我曾想把它卖掉，我把它交给一些人，但他们却不感兴趣。我没有力量坚持到底了。人们不情愿见我。我是怎样去见朗斯达夫的，这你还记得吗？再也不行了。接待员把我打发开了。我想，我看上去就像那罗马大街上吱吱乱叫的裹着入殓衣的死人[434]。查理，现在你仍在人生的中途，交游甚广。人们对‘驱士’，对《特伦克》的作者，对伍德罗·威尔逊和哈里·霍普金斯传记的作者，是会另眼相看的。除非我咽了气，这件东西是不会到你手里的。但到了那时候，它将会成为一份巨大的遗产，我要你接受它。因为你虽然实在无甚长处，但还是个可爱的人物。

“亨利·亚当斯[435]夫人曾经说过，老亨利·詹姆斯这个人咀嚼得多，咽掉的少。詹姆斯告诉我们，创造性的心灵喜欢含蓄胜于喜欢广博的知识。我从来没有为知识障碍所苦。这份情节提纲的donnée[436]，来自闲话专栏。我总是在认真阅读这类东西的。Verbum sapientiae[437]——我想那是与格吧[438]。原始材料显然是真实的。

情节提纲

一、

有个名叫科科伦的人，是个成功的作家，已经荒疏多年了。他想写以潜游和跳伞为题材的作品，但是没有结果。科科伦娶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像她那样的女人，满可以当贝多芬的悍妇，但贝多芬却没有这样的老婆。为了扮演科科伦这个角色，我想要起用马斯特洛雅尼[439]那样的演员。

二、

科科伦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坠入了情网。要是可怜的玛丽莲·梦露还活着，由她扮演这个角色再合适没有了。多年来科科伦第一次尝到了幸福的滋味。于是，他便出谋划策，鼓足勇气，突然与她逃到远方去了。他那讨厌的妻子正在看护她生病的父亲，他便趁此机会同那个姑娘跑了。我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到波利尼西亚、新几内亚、阿比西尼亚，带着扬琴远走高飞了。那地方仍然保持着它纯朴的美；接着是令人入迷的几个星期。酋长接见了科科伦和他的女郎。他们去打猎，还为他们举行了歌舞演出和宴会。那姑娘真是个天使。他们在池塘里一起洗澡。他们在栀子花和木槿花丛中漂游。夜里，天上的群星临近了。传感器打开了。生命更新了。渣滓与污垢被荡涤了。

三、

归来之后，科科伦写了一本精彩的书——一本那样神奇美妙的书，必将使世人爱不释手。但是

四、

他不能出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伤害他的妻子，毁了他的婚姻。他有一个母亲。很少有人敢于破除关于母子之间新的迷信。没有那泼妇的折磨，他就不会有个性，他甚至于不会成为一个美国人。同时，如果科科伦不是一个作家，他也就不会写出一本关于这段奇遇的书来玷污那位天使般的姑娘的心。不幸，他正是这种骚人墨客。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出版就等于毁了他。他怕老婆怕得好笑。那个老婆应当显得庄重、愉快、直率，甚至于有点儿凶悍，但又不完全令人望而生畏。她的个性倒颇有魅力。一个好女人，一个霸道十足的美国女人。我想她应当是个喝“老虎奶”、吃“蜂王浆”[440]的追求食物时尚的人。在这类细节中，你也许能够搞出点名堂来。

五、

科科伦带着他的书稿去见经纪人。那是一个希腊裔的美国人，名叫赞恩·比古里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应当由齐罗·莫斯太尔[441]来扮演。他是个天才的喜剧演员。但是如果他不收敛一点，就会使每件事失去限度。无论如何，我一心想让他担任这个角色。赞恩读了书稿拍案叫绝。“可是我不能出版它。它会结束我的婚姻。”查理，我的婚姻！婚姻已经变成一种“部落偶像”（弗兰西斯·培根[442]语）了。这种喜剧的渊源就是低级的严肃。它是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的高级严肃性的。科科伦有足够的想象力去写一本精彩的书，但是他却做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就像恶人在无人追赶时也逃跑一样，在无人竞争的时候，中产阶级还要角斗[443]。他们为自由而大声疾呼，但自由的洪水却把他们淹没了。除了几片心理治疗的浮木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该怎么办？”科科伦喊道。他们在商议，然后比古里斯说：“你所能做的事，就是同赫普西巴[444]做一次与拉维恩[445]同样的旅行。完全一模一样，忠实于书上的描写，在同样的季节里去。完成这次旅行后，你就可以出版这本书了。”

六、

“我不让更动一个字的，”科科伦说。“我决不玷污和背叛经验。”“这件事让我去办吧，”比古里斯说，“我会带着晶体管收音机、连袜裤、袖珍电子计算机等等给你们打前站，贿赂各个酋长。我让他们同样地打猎，举行同样的宴会，重复同样的歌舞。当你的出版商看到这份书稿后，他会欣然承担费用的。”“跟赫普西巴一起经历这些事，真是个可怕的主意。我不得不对拉维恩撒谎。对那次在岛上过的奇妙的一个月，她同我有一样的感受。那里面有些神圣的东西。”但是查理，正如《红字》[446]里所表现的那样，在这个国家里，爱情与谎言总是携手并行的。真话实际上是会致人死命的。狄姆斯台尔讲了真话就死了。但是比古里斯争辩说：“你想让这本书出版吗？你既不想让赫普西巴离开，又想抓住拉维恩不放？从一个男性的观点来看，整个事情都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我们到那个岛上去吧。事情我会替你张罗。如果你埋没了那本书，光回扣我就会损失一万块，加上电影的版权，那损失就更大了。”

我知道，查理，我把地点放在岛上，想想《暴风雨》[447]吧。普洛士丕罗就是通过艺术进行报复的哈姆雷特。

七、

这样，科科伦便带着赫普西巴，照他同拉维恩那次旅行的原样重复了一遍，然而这中间的差别该有多大呀！现在的一切都成了拙劣的模仿，亵渎，尖刻的笑料。不过，还得忍受。二十世纪又为那些神圣的殉难加上了滑稽的殉难者。瞧吧，这就是艺术家。为了想在人类命运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也就变成了无赖和小丑。作为意义和美的自封的代表，他遭到了双重的惩罚。当艺术家在磨难之中学会了如何忍受沉沦和毁灭，如何去拥抱失败，如何保持虚无和克制自己的意志，并接受了进入现代真理的地狱的任务的时候，也许他的俄耳甫斯的神力又恢复了。这样，在他演奏时，顽石又会起舞。天地将会合为一体。经过长久的分离，双方是何等快乐啊，查理！何等快乐！

但是这在我们的影片中没有地位。电影上有的，是科科伦和他的老婆在木槿花掩映下的池塘里洗澡。她高兴极了。他在竭力摆脱自己的沮丧，祈求着扮演这个角色的力量。与此同时，比古里斯又到前边去预先安排，贿赂酋长呀，雇佣乐师呀，物色跳舞的人呀。他从自己出发，他也在这个岛上看到了终生难遇的投资机会。他已经在谋算如何在这里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晚上，他坐在帐篷里，拿着一张地图设计着一个乐园，让本地的土著当侍者、厨师、脚夫和高尔夫球场上的球童。

八、

这次可怕的旅行终于结束了。科科伦回到了纽约，出版了他的书。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老婆离开了他，提出离婚。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温柔乡中的女主人公。拉维恩发现他带着赫普西巴重复了那次对她来说非常神圣的旅行，便火冒三丈。她说她决不能爱这种背信弃义的男人。在月光下，花丛中，居然和另一个女人做爱！她早知道他是个有妇之夫。这一点她倒是愿意迁就的，但是对背信弃义万万不能容忍。她再也不想见他了。

这样，他便成了孑然一身，尽管他有了成功，而且成功是巨大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查尔斯，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这比我兑取的你的支票要值钱百倍。这样一部电影将会捞来几百万，三号马路上将在整整一年之内挤满排队的人群。一定要坚持票房利润。

“你可以按照这个提纲写出一个剧本，如果你能记住我，就像我在拟订这个提纲时记着你一样的话。你拿走了我的人格，在写《特伦克》时利用了它。我也借助于你创造出这个科科伦来。不要让漫画手法从你手上溜掉。让我提请你注意布莱克关于这种题材的意见。‘我是喜爱玩笑的，’他说，‘但是过分的玩笑却是最讨厌不过的。欢笑比玩笑要好，而欢乐更胜于欢笑。我感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欢乐的。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想像与梦幻的世界……使一些人感动得流下欢乐的眼泪的树，在另一些人的眼睛里只不过是立在路边的绿色物体而已。有人认为自然界全都是无稽与丑恶。对于这些人我无法调整我的比例。’”

洪堡又加上了几句话：“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情节提纲，我已经解释过了。我的确不够坚强，无法肩负这样一副重担。这里我也搞得不成功，查理。不要因尝到最后失败的滋味而内疚。我宁愿避免分量很重的宣言。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的一条腿已经跨过最后的门槛了。我回头瞭望，看见你仍然在那老远的荒谬的田野里苦苦劳作。

“请你尽力而为，帮助我舅舅沃尔德马。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肯定会报答你的。在你坐下来写这个电影剧本之前，应该先在唱机上放几遍《魔笛》[448]，或者读读《暴风雨》，或者E.T.A.霍夫曼[449]。你懒惰，无耻，比你自己所想的更顽固，但还不至于不可救药。在某些方面，你倒是富于人性的。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同类做一点事情。不要老是财迷心窍。克服你的贪婪。祝你交桃花运。最后——记住：我们不是自然的生物，而是超自然的生物。

你亲爱的洪堡”

“现在我才想起我们耽误了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莱娜达说，“我们有今晚的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450]，多精彩动人的演出呀——一次成为欧洲最伟大的音乐的欣赏者的机会，我们把它给牺牲了。为的是什么？去科尼岛。带回来的又是什么？一个拙劣的提纲。真好笑。”她说。事实上她就是在笑。她兴致很好，显得更加美丽。乌黑的头发拢起来盘在头顶上，给人一种感觉，唔，一种援救的感觉，像游丝般的神奇。黑里配红最适合莱娜达了。“错过了斯卡拉的演出你倒无所谓。看来尽管你有一大堆证书，其实你并不注重文化。从骨子里来说，你毕竟是芝加哥来的。”

“让我补偿你好了。大都会歌剧院今晚演什么？”

“不成。是瓦格纳那出《爱之死》，讨厌死了。这样吧，既然大家都在纷纷议论，可以的话，咱们也进去看看《深喉》[451]。对了，我看你在准备评论性电影了。可别这样。让我把你的观点挑明——干起来有趣，看起来龌龊，而且别忘了你那些俏皮话对我也太不尊重了。我先替你办事，然后我就成了不干不净的女人。”

她的心情仍然很好，口里滔滔不绝，心花怒放。我们在橡树餐厅吃午饭，跟疗养所的豆子、猪牛肉混合香肠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应当把那两位老头子领出来，请他们也吃一顿。吃午饭的时候，孟纳沙也许会谈好多关于我母亲的事。她死的时候我年纪尚小，很想听听有心机的人讲讲她的事。也许孟纳沙就是那样的人。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圣人。朱利叶斯总是说他根本不记得她了。他完全怀疑我的记忆力。干吗对过去那样眷恋呢（简直达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了）？从临床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眷恋本身就是歇斯底里。从哲学方面而言，我理解得更好。柏拉图把怀念同爱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不能让莱娜达同那两个老头子一起磨蹭，到木板路上的某个海味店去，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替他们念菜单，剥蛤蜊，擦他们裤子上的黄油。在他们突然取出那可以卸掉的假牙上的齿桥时，赶忙把目光避开，即使这样，我也能继续谈论我的母亲。但在莱娜达看来，像我这样一个老家伙，居然如此热心听关于母亲的回忆，那就未免太罕见了。在那些更老的家伙的对比之下，我也许会显得年轻一点。不过，在她一怒之下，仍然有可能把我们统统捏做一团。鉴于以上原因，孟纳沙和沃尔德马也就不会有口福了。

在橡树餐厅里，她点了贝卢加鱼子酱。她说这是她乘地铁应得的报酬。“随后，”她对侍者说，“来份龙虾色拉。饭后甜食要profiterole[452]。西特林先生要omelette fines-herbes[453]。我将让他点酒。”已经知道她要什么，我便点了一瓶普利—菲塞酒。侍者走后莱娜达说：“我发现你看菜单时眼睛从右看到左，何必那么小家子气的。你毕竟能赚钱，一赚就是一大笔。尤其是只要你同我合作，我担保我们将会是西特林勋爵和夫人。我知道科尼岛之行叫你心情不好，所以我给你一个特别的待遇，你可以在餐厅里东张西望，瞅瞅女人——看看显要的掮客、公司经理、有名的律师都缠着什么样的骚狗，然后比较比较。”

“你说得不错。看见这些人，我的心都要碎了。”

送酒的侍者来了，做了那些习惯性的虚假动作，亮了亮商标，突然拿着开塞锥躬下身子，然后斟点酒让我尝尝，用必须领情的敷衍的殷勤来折磨我。

“来纽约还是对的，我现在也同意了，”她说。“你在此地的任务完成了，好事办完了，现在该是你的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了。你清除了大量的垃圾。你的多愁善感也许会给你带来光荣。可是你像个曼陀林琴师，你会把每个音符弹上十次。灵活倒挺灵活的，就是有点过分。你打算说什么吗？”

“是的，这个世界上生命的生疏感实在使人感触良深。”

“你老是说‘这个世界上’，这叫人起鸡皮疙瘩。那个谢尔特老教授，你那小猫咪朵丽丝的父亲，塞了你满脑子的深奥的高超世界。当你跟我谈这些事时，我觉得我们俩都要发疯了——什么不需要脑子的知识呀，不要真正的耳朵的听觉呀，不要眼睛的视觉呀，死者同我们在一起呀，我们睡着以后灵魂就出了窍呀。这些货色你全相信吗？”

“我验证起来非常认真。至于睡觉以后灵魂出窍的事，我母亲是深信不疑的。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这样给我讲。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我脑子里的文化反对它。我觉得母亲的话总是对的。这并不能使我更古怪，因为我已经够古怪的了。像我一样有天分的人，像我一样有很大抱负的人，甚至于比我还要高明得多的人，都死了。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是nessuno sa[454]。然而，正是对死的无知在毁灭着我们。这就是洪堡心目中的我们仍然在耕耘的荒谬的原野。没有一个显贵的人会拒绝对这问题中的问题付出他的思想，花费他的时间，献出他的心血。现在，科学、哲学、宗教、艺术都还没有向死亡提出严重的挑战……”

“所以你认为古怪的理论才是最好的赌注？”

我讷讷不语，因为她以前已经听到过塞缪尔·丹尼尔[455]的这样一条语录了，而她讲的弹曼陀林的比喻阻止我大声重复。这条语录是：“当胆小的知识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大胆的无知已经采取行动了。”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生实际上同别的事物一样，只要我们懂得了如何理解它。然而，如果我们不懂得，那我们就会被逼到心碎的地步。我的心一直在碎裂，我已经烦透了。

莱娜达说：“真的，我所关心的，就像你所崇拜的一样，是美国式的、最基本的东西。就像正当你一睁开眼睛，眼睛里就有一种阴狂的闪光。阴狂，这是一个生造的词。对了，洪堡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我喜欢这个词。我就是爱这个词。”

至于我，倒很喜欢莱娜达的乐观。她的粗鲁和直率比她的多情不知要好多少。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一点——从来没有。然而当她把鱼子酱、切碎的鸡蛋和洋葱给我放到梅尔巴烤面包片上的时候，她的乐观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只不过，”她继续说，“你再别像个十岁的小姑娘一样嘁嘁喳喳了。现在咱们专谈洪堡这件事。他认为他给你留下了一份值钱的财产。可怜的人儿。真是吹牛！谁会买那样的故事？能捞个啥呀！你还得把每一样事情做两遍，头一遍跟那个姑娘，第二遍跟老婆。那还不把观众搞疯了？制片人正指望超过《邦尼与克莱德》、《法国联络站》，还有《教父》。高架铁上的凶杀。裸体的情人，当机关枪的子弹射进身体时，他们还在蹦蹦跳跳。按摩台上的纨袴子弟用子弹一下子射穿了自己的眼睛。”没有心肝的、脾气温顺的莱娜达，呷着普利—菲塞酒，大声地笑着。她察觉到我在欣赏她的喉头及喉头上女性细腻的白圈（在这里，虚幻境界的面纱像往常一样鲜艳）。“是不是这样呢，查理？洪堡怎样竞争呢？他梦想对他的观众产生魔力。你也不行。没有你的导演，《特伦克》的票房价值也不会那么高。是你自己这样对我讲的。你从电影《特伦克》的制片权中得到了什么呢？”

“三十万。制片人拿了一半，经纪人拿了百分之十，政府拿走了剩下的百分之六十，我用五万买了肯伍德那所宅子，现在归了丹妮丝……”当我背诵着这些数字和百分比的时候，莱娜达的脸异常的冷静。“这样一来，我在经济上的收益便荡然无存了，”我说。“而且我应该承认，我从来也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全凭着哈罗德·普兰顿和克米特·布卢姆加登。至于洪堡，他并不是像斯威夫特所说的那样，试图把世俗的收益同诗的清高结合起来，反而成为被诗的烈焰毁灭的第一个人，到头来弄得同教会、法律、国家都格格不入。不过，他一直在记着我呢，莱娜达。他的电影剧本表现了他对我的看法——愚蠢，错乱，无济于事的狡猾，多愁善感的心地，歪才加上某种高雅的构思。他的遗产也体现了他对我饱含感情的看法。他的确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这是一种爱的行动——”

“查理，瞧，他们把电话给你递过来了，”莱娜达说。“妙极了！”

“你是西特林先生吗？”侍者说。

“是的。”

他把电话插上，于是我便和芝加哥通话。是亚历克·萨斯马打来的。“查理，你在橡树厅吗？”他说。

“是的。”

他兴奋地笑了起来。小时候，我们曾经戴着拳击手套，在胡同里互相朝脸对打，直到上气不接下气、头晕眼花方肯罢休。而今我们都成大人，飞黄腾达了。我文质彬彬地在纽约吃午饭；他从拉萨尔街的嵌板事务所向我打电话。不幸的是，他给我的消息同这舒适的环境并不相称。说不定反倒是相称的？“厄巴诺维奇附和着丹妮丝和平斯克。法庭说你一定得交一笔保证金。数目是二十万。这是你不听我的劝告的下场。我早就叫你把一些钱藏在瑞士，你偏要显得光明磊落，好像自己从不干卑鄙的勾当。把你搞垮的就是这种势利行径。你要紧缩开支？今天比昨天你就紧了二十万。”

一种轻微的回声，可见他用了扩音器。我的回答在事务所的扬声器里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说，他的秘书图丽普在听电话。出于那种缠绵的情意，那个女人在注意着我的行动。萨斯马总是善于搞点戏剧性的安排。我们谈话时，有时请她来听。她是个不错的女人，有点儿苍白臃肿，举止带着老西区那种忧郁清高的风度。她对萨斯马忠心耿耿。她了解，也原谅他的弱点。只有萨斯马认为自己是十全十美的。“钱的事情怎么办，查理？”

首先要做的是如何瞒着莱娜达。

“一时还不急。我在你那儿还有一点结余，是不是？”

“我们说好我要在五年内偿付公寓的欠款，今年的你已经付了。我想这几十年我给你的免费法律咨询算不了一回事。”

“你还把我推荐给托姆切克和斯罗尔。”

“芝加哥最好的家庭关系专家。他们不会跟你一起干的。没有人会。”

莱娜达又递给我一片放了鱼子酱、碎鸡蛋、洋葱和酸奶酪的梅尔巴烤面包片。

“第一号消息我已经给你讲了，”萨斯马说。“第二号消息是给你得克萨斯州的哥哥打电话。他妻子正在设法找你。没有发生什么事，别慌。朱利叶斯准备做开心手术。据你嫂子说，是因为心绞痛要移植几条动脉。她认为，他惟一的弟弟应该知道这事。他们准备去休斯顿做手术。”

“你的脸色完全变了，怎么回事？”我把电话放下时莱娜达说。

“我哥哥要做开心手术。”

“噢——噢！”她说。

“是的，我必须去一趟。”

“你该不会再叫我延误这次旅行吧？”

“我们很容易就从得克萨斯起飞。”

“你一定要去？”

“当然一定要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哥哥，但是我知道他是个粗人。他不会放弃他在你身上打的主意的。”

“莱娜达，我就这一个哥哥。那可是危险的手术。据我所知，他们要打开胸腔，把心脏拿掉，放在毛巾或什么东西上面。这当儿，就要借助机器使血液循环。这是一种恶魔般的现代技术。可怜的人类啊，而今我们都被投进了客观世界……”

“呸！”莱娜达说，“但愿他们永远不要把我弄成那种拼板玩具。”

“亲爱的莱娜达，在你这种情况下，这样想是亵渎神明的。”莱娜达的乳房，在没有衣物撑持的情况下，就会轻轻地左右摇晃。这是由于每个底部都是那样迷人的丰满，也许还由于它们同地球的磁极保持着某种联系。自然，你不会想到莱娜达的胸脯和常人的一样，更不会像我哥哥那样的常人，满是灰毛和肥肉。

“你要我陪你去得克萨斯，是吗？”她说。

“这对我的意义太大了。”

“对我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是夫妻的话。如果你需要帮忙，我会一星期去两趟，但是别想把我拖上，别想把我当做你的姘头去向一个脏老头子炫耀。不要把我当成单身女人来断定我的行为。”

这后边的一句话指的是，她把我锁在门外，躺在丧事大王弗朗萨里身旁的那个夜晚。听她说她一直在哭泣，而我发狂似的打电话。“跟我结婚吧，”此刻她对我说。“改变一下我的地位吧。我需要的是这个。我会给你当个呱呱叫的妻子。”

“我应当娶你。你是一个挺了不起的女人。我干吗要跟你争论呢？”

“没有什么可争的。明天我要去意大利，我们在米兰见。不过，我还得以一种脆弱的身份走到比弗诺的皮货店里去。作为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跟一个情夫四处飘荡，我看我父亲是不会热情相待的。而且说实际一点，他要对我发泄感情比我是一个无邪的姑娘更难。至于我，我仍然记得母亲和我怎样被抛弃在大街上，那正是拿破仑山道，我又怎样站在摆满美丽的皮货的橱窗前哭鼻子。直到今天，当我一走进古奇商店，一看到那些豪华的箱子和提包，就会勾起我被抛弃的伤感，而几乎昏厥过去。”

有些话只是说说而已，有些话则要引起反响。“作为单身女人的行为”这话在继续回响着。因为那是她的策略性的意图。然而，仅仅为了使她在米兰对我保持几天的忠实而跟她结婚，那将是不可能的。

我上了阁楼，让话务员为我接通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我哥哥。

“尤利克吗？”我用小名称呼他。

“是的，查基。”

“明天我上得克萨斯来。”

“啊，他们告诉你了，”他说。“他们要在星期三开剖我。好啊，来吧，如果你没有别的事要干的话。我记得有人说你要到欧洲去。”

“我可以从休斯顿出国。”

我去他当然高兴，但是他生性多疑，思忖我是否要捞什么油水。朱利叶斯实际上是很爱我的，但他却宣称，甚至相信他并不爱。我深厚的手足之情使他高兴，可是他头脑太清醒了，从来不自欺。他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要说他在我的感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感情又是那么复杂和敏锐，其原因也许是我出奇地不成熟，甚或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已经上当了。在尤利克的心目中到处都是骗局。他体格魁梧，面部轮廓分明，漂亮，大眼睛炯炯有神。那种已故的国务卿艾奇逊式的小胡子掩饰了他嘴上贪婪的表情。他是个神气活现的大块头，是个风雅而又贪婪的人。不论他穿格子布还是条子布，都会显得华贵而又不失潇洒。在芝加哥，他周旋于政治与商业之间，从中巧妙地发了财。他跟黑社会有联系却不是其中的成员。然而他坠入了情网，撇下了自己的老婆，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在离婚时，他被扒光了，丢了芝加哥的财产，然而在得克萨斯他又重新发了财，重新成了家。如果不是他的财富，人们不会想到他。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在钱里打滚，有几十套西装，几百双鞋，不计其数的衬衫，链扣，小指上的戒指，宽敞的房子，豪华的汽车，以及被他像魔鬼般统治着的大公爵似的住宅。这就是朱利叶斯，我所爱戴的大哥尤利克。

“要了我的命，”莱娜达说，“我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你这位哥哥如此迷恋。他越贬低你，你反而越甘拜下风。让我回忆几件你曾讲过的事。小的时候，你在地板上玩玩具，他就踩你的手指头。他用胡椒擦你的眼睛。他用垒球棒打你的头。你成了小青年时，他烧掉了你收藏的马列的小册子。他跟每个人斗拳，甚至跟个黑人女用人斗。”

“对了，那是巴玛。她有六英尺高。她朝他耳朵上狠狠揍了一拳，真活该。”

“他卷入了几百起丑闻和官司。十年前，有辆车子用他的车道倒了一下车，他就开了枪。”

“他只是想打穿车胎。”

“是啊，可他打中了窗子，于是他被控告用凶器进行袭击。难道你没有告诉过我？听起来他就像一头同你的生活纠缠在一起的发疯的畜生。要不就是全然相反？”

“奇怪的是他并不是个畜生，他非常迷人，是个君子。不过，主要的还是他是我的哥哥尤利克。有些人如此讲究实际，以至于剥夺了我的批评能力。一旦他们在那里——无可辩驳——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现实比我的实惠更重要。超越了生动的某一点，我就变得热情地依恋。”

显然，莱娜达自己就属于这个范畴。我热情地依恋她，就因为她是莱娜达。她也另有一种价值——她很了解我。我在她身上有一种既得利益，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许多事情都告诉她了。她在西特林的生活和观点中受到熏陶。你在莱娜达的生活中却用不着那种熏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看她。我必须赢得她的体贴，如此而已。我投给她的越多，我就越需要她；我越需要她，她的身价就越高。在来世的生活中，没有那种女色或性爱的羁绊。当你解说你的情况、你的打算、你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时，你不必贿赂另一个灵魂来倾听（虽然会自然引起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应当无偿地听那一套呢？）。精神学认为，在来世的生活中，道德律有优先权。在那里，它们就像自然规律在物质世界里一样有力。当然，在神智学的幼儿园里，我仅仅是个初学者。

但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我打算来一次出乎常规的飞跃，冲进真理之中去，因为我采用最现代的哲学探讨方式吃尽了苦头。我想最终发现在不断落在我身上的不朽的频繁的暗示后面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况且这是一个人所能够从事的最伟大、最革命的事业，具有最重大的价值。在社会上，心理上，政治上，人类制度的精华我就是从我们所假定的有关死亡的东西上提炼出来的。莱娜达说我对知识分子仇恨傲慢，报复心强。我老是说他们在浪费他们和我们的时间，我想把他们踩在脚下，狠狠地揍一顿。可能是这样，虽然她夸大了我的狂暴。我常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感到自然本身并不在外面，并不是一个永远跟主观世界分离的客观世界。但是所有外在的事物同内在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领域是同一的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自然就是我自己无意识的存在。这些只有通过脑力劳动、科学研究、苦思冥想才能了解。自然界的每一样事物都是我的灵魂的标志。此刻，在这广场饭店，我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一次迅速的反省。我有一种缥缈的外层空间的感觉，参照构架是脆弱的，而且在我四周哆嗦。因此我有必要坚定不移，用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把形而上学和人生的行为结合起来。

假设在轰轰烈烈的活力和无以名状的光荣之后，遗忘就是我们期待的一切，是一片死亡的大空白，那么，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其一是训练自己逐渐进入遗忘状态，以便当你死去的时候不致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其二是增加人生的痛苦，这样死亡便会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解脱（在这一方面，其他人都会充分地协作的）；其三，这一种就很少有人选择了。这就是让你身上的最神秘的元素揭示出它们最神秘的信息。如果等待我们的除了乌有和遗忘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么，盛行的信仰就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如此而已。这一选择使我惊讶，因为盛行的信仰很少满足我对真理的渴望。不过可能性仍然允许存在。假如遗忘并不是实际情况，那么六十年来我一直在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从来也不相信遗忘就是实情，通过五十五年的歪曲和谬误，我已经对遗忘观的所谓的理性和终结性进行了挑战和批驳。

在广场饭店的顶楼上，这些就是盘旋在我脑海里的思想。莱娜达还在批评这复折屋顶的顶层房间。在纽约，我总是让她玩得开心，花得痛快，像克朗代克[456]的矿工一样挥霍我的钱。厄巴诺维奇对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我是个放荡不羁的老头子，把钱乱花掉是为了不致落入我的冤家之手。他在竭力制止我。可那终归不是他的钱，是吗？不过事情非常奇怪，同我几乎不相识的各色人等都想来沾一份。比方说，丹妮丝的律师平斯克，那个结着奶酪—煎蛋卷领带的、毛发发达的人。我甚至不认识他。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他怎么也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来了？

“我们到底打算怎么安排？”莱娜达说。

“给你嘛，在意大利？一个星期一千块够吗？”

“在芝加哥，人们在说你最恶毒的话呢，查理。你应当听听你的名声怎么样。当然，丹妮丝是要负责的。她甚至于在孩子身上下工夫。她们现在也四处散布她的看法。你被认为是个难以忍受的人。母亲到处都听见这种说法。可是当一个人认识你以后，觉得你原来这样可爱——就像我所感受到的一样可爱。我们亲热亲热吧，怎么样？我们用不着脱掉所有的衣服。我知道你有时候喜欢穿一半衣服干。”于是，她脱掉了下身的衣服，为了易于接近，又解下了乳罩，躺在床角上，袒露出她丰腴、光洁、美丽的下半身。她的脸蛋儿白白的，柔顺地扬起了眉梢。我穿着衬衣面对着她。她说：“咱们为分别贮存点儿安慰吧！”

这时，在我们身后的床头柜上电话的小灯开始无声地跳动，有节奏地冲动。有人想和我通话。问题是看谁先冲动起来。

莱娜达大笑起来。“你尽认识些最精明的捣蛋鬼，”她说。“他们老是知道什么时候打扰你，嗯？接电话吧，反正这场美事被破坏了。看起来你心神不定，也许是想孩子了。”

来电话的是萨克斯特。他说：“我在楼下，你忙不忙？你能到棕榈厅来一趟吗？我有重要消息。”

“以后再来吧。”莱娜达欢天喜地地说。我们便穿起衣服，下楼去找萨克斯特。起先我还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穿着一身新衣服，戴着一顶西部帽，天鹅绒的裤脚塞在牛仔靴里。

“什么事？”我问。

“好消息。我刚为那本关于变化无常的独裁者的书订了合同，”他说。“卡扎菲、阿明，还有其他类型的人。另外，查理，我们还可以再订一个合同。今天。今天晚上，只要你愿意。我认为我们应当订。对你来说那真是一笔好买卖。噢，对了，我刚刚接到一个内线电话，有一位女士也在打听你。我相信她是诗人弗莱谢尔的遗孀，要么是他的前妻。”

“凯瑟琳？她到哪儿去了？她在哪里？”我问。

“我告诉她我们有要事，她说她反正要买点东西，你可以在一小时后在棕榈厅同她见面。”

“你把她打发走了？”

“趁你还没有发火，记住，我打算在‘法兰西号’上举行一次鸡尾酒会。我时间有点儿紧迫。”

“这一身西部打扮是为啥？”莱娜达说。

“哦，我认为这样一来更美国化一点，像是从腹地来的人，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以为，我应当表现出我跟自由派的新闻媒体和东部权力集团没有关系。”

“你假装对第三世界那些家伙更推崇，”我说，“然后你又把他们写成庸人、低能儿、讹诈分子、杀人犯。”

“不。其中也有严肃的一面，”萨克斯特说。“我计划避免彻头彻尾的讽刺。这个问题有它严肃的一面。我要鉴定他们。他们不仅是军人政客，拙劣的小丑，而且也是蔑视西方的领袖。我想谈谈他们的怨恨，因为文明只限于在世界上搞搞技术，办办银行。我打算研究价值危机——”

“别瞎胡弄那些东西。萨克斯特，于价值何干！最好还是听听我的忠告。首先，别出风头，别闯进那些会见中去，问长问短。其次，别跟那些独裁者搅在一起，避开比赛性的活动。如果你同他们玩十五子棋，打乒乓球，或者打桥牌，你就会失去自制力，你就会越陷越深。你不了解萨克斯特，”我对莱娜达说，“除非你看见他手里拿着弹子棒，或者壁球，或者壁球拍，或者高尔夫球杆。他很恶劣。他跳呀，赖呀，面红耳赤。他会不留情面地呵斥任何一个人，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你要预支一大笔钱吗？”

对这种问题他当然早有准备。

“不错，在考虑呢。不过在加利福尼亚有许多人对我的财产享有扣押权，所以我的律师劝我按月分期取款，数目不大，所以我一月取五百。”

棕榈厅一片沉寂，乐师们正在休息。莱娜达的手从桌子下面伸过来，开始摸我的腿。她把我的一只脚放到大腿上，脱掉便鞋，抚弄我的脚底，揉搓我的脚背。一会儿，她又用我的脚顶顶她，以持续的肉感秘密向我调情——也可以说用我向她调情。这样的事情以前就有过，往往是宴会上同伴们使她无聊乏味的时候。她戴着那顶仿照名画《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官员》里的样式做的漂亮的绒皮帽；帽子下边那下巴部位异常丰满的幽情迷离的白脸，表现着它的情趣，它的爱，它对我和萨克斯特的关系的态度，以及它的隐秘的欢欣。善良，邪恶，淫欲，这一切她都表现得那么自然，从容而又得体。我实在羡慕她的做法。同时我又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从容和得体。我怀疑——不，其实我了解得更清楚。

“所以，如果你想到报酬的话，我无论如何还没有什么给你的，”萨克斯特说。“不过，我会更对得起你的。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实际的建议。你我应当搞那个欧洲文化导游手册。那是个真正会使我的编辑喜出望外的主意。斯图尔特真喜欢它。坦白地说，在这样的交易中，你的名字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通盘的计划由我组织。你知道我是有这方面的特长的。你一点用不着操心。我决心当你的下手。一签字你就先拿五万。你所要做的只是把你的大名挂上。”

莱娜达似乎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她完全疏忽了那五万元的事情，可以说此刻她已经离开了我们，而跟我一个人越贴越紧。她的需要强烈极了。她鄙俗、伶俐而又可爱。如果她受了愚弄，她知道采取什么措施来补偿自己。正因为这样我才爱她。谈话在继续进行。我高兴地得知我仍然可以要求预支一大笔稿费。

萨克斯特不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丝毫没有体察到莱娜达的行迹。她两眼直勾勾的。她语意双关的引逗消融在生理上的严肃性中去了。从引逗到兴奋，再到享受，最后达到了高潮。她的身体直挺挺地坐在棕榈厅朴素的法国椅子上，一阵久久的抽搐差点使她昏厥过去，娇气得几乎像鱼一样。后来，她摸着我的脚，朝我送着秋波，显得那样温柔而平静。

与此同时，萨克斯特说：“当然你会担心与我共事。当然你怕我得到我的一份稿费后跑掉，这样一来，难免你要么归还你的一份，要么单独搞这本书。对你这种忧心忡忡的人，这自然无异于一场噩梦。”

“我会花那笔钱，”我说，“但不要叫我自杀。如果我责任在身，你又溜了，那我只好单独干。这样我的脑袋就会像炸弹一样炸掉。”

“唔，那你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险。你可以在契约上保护你自己。契约上明文写上你惟一的义务就是写有关每个国家的主要文章。将是六个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连载的版权完全是你的。光这些，只要你安排得当，也许就会有五万。因此，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查理，我们从西班牙这个最纯朴的国家开始，再看怎么走法。听着，斯图尔特说，他将资助你在马德里的里茨饭店住一个月。书写出来后再作最后决定。没有比这更公平的事了。你们两厢情愿。普拉多博物馆就在拐角上。《米其林旅游指南》只列了很少几个像艾斯库阿伦这样的头等餐厅。我会安排所有的会见。将有画家、诗人、批评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家、音乐家和地下组织的头目接踵到里茨饭店去看你。你可以整天坐在那里同高级人士交谈，大吃大喝，同时大捞一把。只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你就可以写出一篇题为《当代西班牙，文化概观》或者类似的东西。”

此刻，莱娜达已经恢复了神志，正在津津有味地听着萨克斯特的言谈。“那个出版商真会付账吗？听起来马德里的确有宗好生意。”她说。

“你知道那些大联合企业是怎么回事，”萨克斯特说。“对斯图尔特来说几千块钱算个什么？”

“我要考虑考虑。”

“查理说他考虑考虑，一般来说就意味着‘不行’。”

萨克斯特戴着他的斯代真帽[457]向我欠欠身子。“我能够追踪你的思路，”他说。“你在想我最好先一个人搞我的关于独裁者的书。萨克斯特，avec tout ce qu’il asur son assiette？[458]同时要办的事太多了。反正就这么回事。要是别人会感到棘手的，可我呢，事越多我做起来就越好。我可以在三个月内把五个独裁者都写完。”萨克斯特断言。

“马德里听起来挺迷人。”莱娜达说。

“那是你母亲的祖国，对吗？”我说。

“听我给你讲讲国际里茨饭店的发展概况，”萨克斯特说。“伦敦的里茨饭店被淘汰了——又脏又破。巴黎里茨饭店属于阿拉伯石油大王，奥纳西斯[459]一类人和得克萨斯巨富。那里的侍者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目前葡萄牙不平静，里斯本里茨饭店不是安身之地。但西班牙仍然很安定，很封建，能提供真正传统的里茨招待。”

萨克斯特和莱娜达都以欧洲人自居，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之处。莱娜达以欧洲人自居的原因是由于同Señora的关系；萨克斯特则因为有法国家庭女教师，在国外有亲属，况且他还是密执安州奥利韦学院的法文文学士呢。

除了钱，莱娜达在我身上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生活希望，而萨克斯特发现的则可能是导致“重要声明”的那种更高超的生活的希望。我们品尝着茶和雪利酒，吃着涂了各种颜色的糖霜的糕点，等待着凯瑟琳的到来。

“为了迎合你的趣味，”萨克斯特说，“我一直在读你那个鲁道夫·斯坦纳。他有意思极了。我盼着某种勃拉瓦茨基夫人[460]那样的东西，可他原来却是个很有理性的神秘主义者。他是从什么角度谈歌德的呢？”

“别把话题朝这上头引，萨克斯特。”莱娜达说。

可是我却需要谈正经事。我正求之不得呢。“那不是神秘主义。”我说。“歌德只是不愿意停留在归纳法所划定的界线上。他要让自己的想像进入客体。艺术家有时企图看到自己离一条河和一颗星的距离有多近，假设变成这个，变成那个——进入了自己所描绘的现象的各种形态中。有人甚至于写一个天文学家，把群星当做自己心灵里的牛羊，放牧在空间的草地上。想像的灵魂这样驰骋，诗又为什么要拒绝成为知识？对于雪莱说来，死了的阿童尼[461]变成了他使之更加可爱的爱的一部分。所以，在歌德看来，天空的蔚蓝就是理论。在蓝色中有一种思想。当人的视觉接受以后，蓝色才成其为蓝色。像我的亡友洪堡那样一位杰出的人，就是因为慑于理性的正统观念，而且因为他是个诗人，所以就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当一个可怜的裸体的叉状的生物而不当可怜的裸体的叉状的精灵，难道还不满足吗？难道一定要想像放弃它跟宇宙——歌德所说的宇宙——的完善自由的联系吗？作为上帝的化身的宇宙？今天，我才真正发现洪堡的确相信人类是超自然的生物。他也不例外！”

“他又来了，”莱娜达说。“你引他这么滔滔不绝的干什么？”

“思想是存在的真正要素。”我还想继续说下去。

“查理！现在别讲了。”莱娜达说。

平素对莱娜达很有礼貌的萨克斯特，当她对这种高超的谈话打岔的时候，不免对她也生硬起来了。他说：“我对查理的思想方法很感兴趣。”他抽着烟斗；那西部式大边帽下的嘴巴，又大又黑。

“那就跟它同居去吧，”莱娜达说。“查理的歪理论把谁也想不来的事情胡拉八扯连在一块儿，就像美国国会办事的方法一样，把伊曼缪尔·康德、俄国的古拉格集中营、集邮、印度的饥荒、爱情、睡觉、死亡和诗，统统拉扯到一起了。越是少说他的思想方法越好。可是你如果非当个圣哲不可，查理，那就该一不做，二不休——穿上一件丝袍，包上一条头巾，留一把大胡子。你留上大胡子，长着佩兹利涡旋纹花呢似的鼻孔，就成了一个十足的潇洒的精神领袖。我得打扮得和你配称，我们就会轰动一时。你那样子搞下去，又不要钱！我有时候得掐自己一把。我想，我已经服了五十粒安眠药，居然还能听见。”

“真正的智者从来不大肯定是否一切全是一场梦。”

“嗯。不过那种不晓得自己是醒着还是在梦中的人却不一定都是真正的智者，”莱娜达回答道。“我以为你在用人智学来折腾我。你懂得我的意思。自从那个金发妞儿把你介绍给了她爹，一切都见了鬼。”

“我希望你把刚才说的事说完。”萨克斯特又对着我说。

“情形是这样的：个人无法证实自己心中的东西——我是说爱情，对外在世界的渴求，对无法用适当的知识的词语加以表达的美的激情。真正的知识应当是科学的世界观的垄断。可是人类有各式各样的知识。他们用不着申请爱这个世界的权利。但是看看这方面发生的事情，就拿冯·洪堡·弗莱谢尔这样一个人的事业来说……”

“啊，又是那个家伙。”莱娜达说。

“难道在重要的知识发展时，诗真会落在后面吗？难道思想的想像形式真的属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吗？一个像洪堡那样的人，充满了激情和想像，过着一种以美好的天边为界的、似有魔法保护的生活，到公共图书馆去，阅读对于人生极有价值的经典著作，满脑子的莎士比亚。在那里，每个人周围充满着有意义的空间。在那里，说话算数，就连表情和姿势也是有意义的。啊，多么和谐，多么甜蜜，那是什么样的艺术啊！但是统统完了。有意义的空间缩小了，消失了。这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学会了尘世间害人的卑鄙伎俩，魔力完结了。然而这就是那消除了魔力的世界吗？”

“不，”莱娜达说。“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是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自己相信：并不是想象力把每个人同创造单独地联系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也许萨克斯特穿着他那“猎区之家”的服装去过教堂，而我的行为就像是他的牧师。今天并非礼拜日，但我却在棕榈厅的讲坛上说教。至于莱娜达，她笑吟吟的——黑黑的眼珠，红红的嘴唇，白白的牙齿，清脆的喉咙——虽说在我说教时不断地打岔，诘难，但她却从我说教的方式中得到了乐趣，我对她的理论一清二楚。不论说什么，做什么，无非都是增加或减少肉欲的满足，这就是她对任何思想的实际的考验。它是不是产生了更大的快感？“我们今晚本该去斯卡拉歌剧院的，”她说，“去给罗西尼的歌剧当聪明的观众。可你知道今天我们干什么来着，萨克斯特？我们到科尼岛去了。这样，查理就可以从他死去的亲爱的老朋友洪堡·弗莱谢尔那里搜罗他的遗产。老是洪堡，洪堡，洪堡，就像‘费加罗，费加罗’[462]似的。洪堡八十岁的舅舅给了查理一捆文稿，查理看过后哭了。一个多月来，别的什么我都没有听到，只是一个劲地洪堡呀，死亡呀，睡眠呀，形而上学呀，还有什么诗人是万事万物的仲裁呀，以及什么瓦尔特·惠特曼呀，爱默生呀，柏拉图呀，‘世界历史个人’呀。查理就像‘文身女郎莉迪亚’一样，浑身都是新闻。你记不记得‘你可以从莉迪亚身上学到不少’[463]那支歌？”

“我可不可以看看那些文稿？”萨克斯特说。

“明天跟我上意大利去。”莱娜达对我说。

“宝贝，过几天我们在那儿见面吧。”

棕榈厅的三重奏乐团回来了，开始演奏西格蒙德·龙堡[464]的曲子。莱娜达说：“哟，四点了。我不想错过《深喉》，它四点二十分就开演。”

“对了，我还得到码头去，”萨克斯特说。“你去不去，查理？”

“我希望去。不过我非在这里等凯瑟琳不可。”

“我已经制定了写那几个独裁者的旅行计划，”萨克斯特说，“所以如果你有心到马德里去实施我们的计划的话，你可以联系。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开始组织。我知道人们在芝加哥给你找麻烦。我肯定你是需要不少钱的……”他瞥了莱娜达一眼。她正在收拾要走。“我的建议里真的有钱。”

“我得赶快走，”莱娜达说。“回头见。”她把皮包往肩上一甩，从萨克斯特面前走过又大又华贵的地毯——那是圣诞节炫耀的一部分，镶嵌在浓密的绿色之中的一片金色——穿过转门。

莱娜达把我的一只鞋装在她的大皮包里带走了。这是我在桌子下边寻找时才发现的。完了！她已经带走了。她就是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告诉我，她一个人去看电影是什么滋味，而我却伤感地去同一个老朋友叙谈。她近来在守寡，而且可能对我有用。我现在不能上楼。凯瑟琳随时会来，因此我只好坐着等待。我觉得一只脚冰凉。音乐还在演奏。兴致勃勃的莱娜达偷走了我的便鞋，这是富有象征性的，因为我是她的。而她相应地是我的吗？当我成为她的专利品的时候，我感到不安。我觉得，一旦她对一个男人有了把握，就会放任地谋算再去跟另一个一起过。而我呢？显然是哪个女人对我威胁最大，我就最渴望占有她。

“啊，凯瑟琳，我真高兴见到你，”凯瑟琳来时我说道。我站起来。我特殊的脚失去了它特殊的鞋。她吻了吻我——一个老朋友热烈的吻落在我的面颊上，内华达的阳光并没有赋予她那种村野的肤色。她金色的头发由于掺杂了灰色变得更淡了。她没有发胖，但身上的肉显然多了一点。一个高大的女人，数十年时间的必然后果，是面颊变得松弛而暗淡，使人感到一种迷人的忧郁或空洞。她的雀斑曾经是很轻淡的，而现在脸上却有了较大的斑点。她的上臂更为笨拙了，腿更粗了，背更宽了，头发更淡了。她的衣服是黑薄绸的，领口用金线细细地绣着边。

“见到你真好。”我说，的确是这样。

“见到你也一样，查理。”

她坐下了，而我却仍然站着。我说：“为了图舒服把一只鞋脱掉了，那东西这会儿竟然不见了。”

“真奇怪。也许是侍应生顺手拿走了。你怎么不到失物招领处去看看？”为了表面上应付应付，我叫来了侍者，装模作样地询问了一番，然后说：“我得上去另换一双。”

凯瑟琳想陪我上去，但我思忖，地板上到处都扔着莱娜达的内衣，床上的某个地方又未加清理，那种情景是会把事情暴露无遗的，所以我只好说：“不，不，你何不等着我呢。这种尖声厉气的讨厌的乒乒乓乓的音乐真要把人吵疯。我马上就下来。我们出去喝一杯。反正我要去穿外衣。”

于是在豪华的电梯里我又上了楼。我想，莱娜达是多么大胆而又独出心裁呀，她是在怎样不间断地同消极的威胁——也是普遍的威胁作斗争呀。如果我想着这件事，它就一定带有普遍性。这些天我没有瞎胡闹。正当我穿上另外一双鞋的时候，我怀疑这种普遍性正变成我的狂热。这是从哈罗兹商店买的轻巧的红鞋。鞋尖略短些，但是它的轻巧和款式却受到了闹市俱乐部擦皮鞋的黑人的赏识。这双鞋穿上有点紧，但很美观。我又下了楼。

这一天是属于洪堡的，充满了洪堡的精神。我体会到，在这种影响下，我变得多么富于感情。当我要把帽子戴好时，我感到双臂有一种难以控制的颤栗。当我回到凯瑟琳身边时，半边脸也在抽搐，我想，莫非是老伽伐尼[465]博士触动了我？我看见两个都是作为丈夫的男人在他们的坟墓里腐烂。这位美丽的女人的爱并没有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洪堡的身影随之有如深灰色的阴云进入了我的脑海。肥胖的两腮，浓密的头发堆在头上。那三重奏乐队演奏莱娜达所说的“褶边纸杯形糕饼音乐”。我向凯瑟琳走去。此刻他们已经降低调门，奏起了歌剧《卡门》。我说：“咱们找一家暗一点的安静的酒吧间。最要紧的是安静。”我在侍者的数目惊人的账单上签了字。我和凯瑟琳在冷清清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终于在西五十六号街找到了一个宜人的地方。这里暗得可以适合任何胃口，就是不大有圣诞节的气氛。

我们有许多事要谈。首先我们得谈谈可怜的蒂格勒。我不能勉强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因为他一点也不好。这个老牛仔在遭到反对的时候就像隆佩尔斯梯尔茨金[466]一样暴跳如雷。他以讹诈别人为自得。如果别人敢怒而不敢言，那他就更加蔑视他们。他的游客，包括我在内，得不到热水。灯熄了，大家就摸黑坐着。如果他们到凯瑟琳那儿去抱怨，离开时就会发悲天悯人之心，恨蒂格勒，爱凯瑟琳。然而她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相形之下的较强者。她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四肢发达的苍白的多雀斑的文静女人呀。她的文静是最重要的。当洪堡摆出一副狂怒的土耳其人的架势的时候，她就是他的基督徒俘虏，待在荒僻的、适宜养鸡的农村里堆满书籍的小屋中读书。红彤彤的太阳尽量把光彩射入那肮脏的框子很小的窗户，然后洪堡命令她穿上毛线衣到外边去。他们像两个金发的新手一样追着橄榄球。他用笨拙的脚跟踉踉跄跄往后退，把球传过晒衣绳，穿过秋天的枫树林。这一情景给我留下了完整的印象——凯瑟琳是怎样跑过去接球，怎样高叫着摊开两臂把晃动的球用前胸接住；她和洪堡又是怎样坐在卡斯特罗沙发上共饮啤酒。这一切我都记得那么清晰，甚至连站在窗沿上的那些猫——其中一只还长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这样一些情景我记得一清二楚。我听见了我自己的声音。有两次她成为中了恶魔般恋人的魔法的睡姑娘[467]。“你知道我那些乡下邻居是怎么说的？”洪堡告诉我，“他们说叫他们只穿袜子不穿鞋算了。有时候，”他说，“我想到厄洛斯和普赛克[468]。”他在标榜自己了。厄洛斯长得英俊，举止始终是那样尊严，而洪堡的尊严在哪里呢？他没收了凯瑟琳的驾驶执照，又藏起了汽车钥匙。他不允许她有一个花园。他说，这是因为城里人一旦在乡下买下了一所理想的房子，搞园艺就表现出他们市侩式的扩张冲动。厨房门口长着几株番茄，不过那是浣熊碰翻垃圾桶后它们自己发芽生长出来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凯瑟琳和我都有精神工作要做；况且，如果我们养花栽果，在这里就会很显眼。”他怕那些夜间蒙面骑马的恐怖分子在他院子里烧十字架。

我非常同情凯瑟琳，因为她是个沉睡的人。我不知道她做的是什么梦。难道她生来就要被关在黑暗中吗？不触及意识，这是普赛克的极乐世界的一种状况。也许还有更省事的解释。蒂格勒窄小的工装裤前方，露出巨大的性器的隆起，而洪堡，当他在脚下的那群德国种小猎狗包围下把黛米的朋友追进她的房间时，却嚷道：“我是个诗人，我有个大鸡巴！”但是我想洪堡有着要女人百依百顺的暴君的性格，他亲昵起来就是狂暴的独裁统治。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甚至就是这种解释的明证。然而对一个人怎么会完全看透呢？一个没有秘密的女人根本就算不上女人。凯瑟琳之所以嫁给蒂格勒，也许仅仅就是因为内华达的生活太寂寞了。这种巧妙的分析已经够了。

我已经养成了顺情说好话的习惯，因此我对凯瑟琳说：“西部对你很适宜。”不过这话或多或少是真的。

“你看上去挺好，就是皱纹多了点，查理。”

“生活太叫人伤脑筋了。也许我该到西部试试。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真喜欢整天躺在你牧场的接骨木树下，眺望群山。哈金斯说你在电影界找到事儿，正在去欧洲的途中。”

“是的。公司到火山湖来拍关于外蒙古的片子的时候你还在那儿，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雇来骑马。”

“而蒂格勒是技术顾问。”

“埃德蒙神父——你还记得他吧，那位无声电影明星，主教派教会的神父——激动极了。可怜的埃德蒙神父从未授过圣职。他雇了个人代他答神学试卷，被抓住了。糟糕的是，印第安人喜欢他，因为他的长袍是那些电影明星的睡衣，所以他们感到很自豪。对了，我要去南斯拉夫，然后去西班牙。那里都是近来拍电影最热门的地方。你可以雇用整团整团的西班牙士兵。对西部电影来说，安达卢西亚[469]再好也不过了。”

“奇妙的是你竟然提到西班牙。我自己也想到那里去。”

“是吗？从三月一号起，我就住进阿尔梅里亚[470]大饭店。在那里见面不是挺美吗？”

“这对你是个很好的转变。”我说。

“你总是希望我好，查理。这我是知道的。”凯瑟琳说。

“今天是洪堡的好日子，重要的日子。从早上起，我的心情就像加速螺旋似的上升，非常激动。使我更为兴奋的是，在沃尔德马舅舅的疗养所我遇见了小时候就认识的人。现在又遇见了你。我真是激动透了。”

“我听哈金斯说你要去科尼岛。你知道，查理，在内华达时我总是觉得你过分依恋洪堡了。”

“很可能。我已经在设法克制。我常问自己，哪来那么多热情呢？作为一个诗人或思想家，他的成就也不都是那么令人难忘的。我并不留恋过去的好日子。在美国，是不是因为对艺术和思想十分严肃的人太少了，所以连那种不合格的人也令人难以忘怀？”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更接近真正的话题了。我有意评论他的功过，阐述他的毁灭，解说他生活的悲惨，探索那种天赋何以产生默默无闻的结果，等等。甚至于在我心潮高涨、对凯瑟琳满怀热情、同时充满了奇妙的痛苦时，这些都是很难讨论的目标。“对我来说，他有魅力，他有那种老法术。”我说。

“我想你很爱他，”她说。“当然我是迷上他了。我们去新泽西——即便不为他时不时的癫狂所扰，那地方也是地狱。现在说来，那间小屋子似乎就是一个可怕的阴谋的一部分。然而，就是跟他去北极，我也是心甘情愿的。那个女大学生对从事文学生涯的激动仅仅是她全部活动的一小部分。我才不理会他那些搞文学的朋友呢。他们来看洪堡的表演和日常工作。在他们走后，他总是那么冲动，总要把我追逐一番。他是个好交际的人。他经常说，他多么想搬进那卓越的圈子里去，成为文学界的一员。”

“正是那么回事。从来就没有那么一个文学界，”我说。“十九世纪只有那么几个独来独往的高级天才——一个麦尔维尔[471]或一个坡，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文学生活。他们拥有的只不过是海关和酒吧。在俄国，列宁和斯大林毁掉了文学界，而今俄国的局面跟我们很相似——尽管诗人遭到了种种反对，但不知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惠特曼是怎么产生的？他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他所拥有的东西？只有瓦·惠特曼，那个压抑不住的人，才有了东西，有了作为。”

“唔，如果有一个群芳荟萃的文学生活的话，如果他能同伊迪丝·华顿一起喝茶，一周见两次罗伯特·弗罗斯特和T.S.艾略特的话，可怜的洪堡就会感到他的才能有人支持，有人赏识，而且得到了报酬。他只是感到无法填满他周围的空虚，”凯瑟琳说。“当然，他是个奇才。他使我感到如此愚钝，愚钝，愚钝！他发明一些最巧妙的东西来谴责我。所有那些发明倒是应当放进他的诗里。洪堡有着太多的私人安排，把太多的才华用到那些安排里去了。身为他的妻子，我必然要忍受其后果。不过咱们再不必谈这些了。我要问你……你们俩曾经合写过一个电影剧本……？”

“那只是在普林斯顿为了消遣胡诌了一通。你给那个年轻女人，坎特拜尔太太提过这事。坎特拜尔太太长得怎么样？”

“挺漂亮，又有礼貌。还是老式的艾米莉·波斯特[472]的那一套，送张客套便笺来表示你对她的盛情款待的谢忱，但是她又把指甲染得鲜亮夺目，穿着奇装异服，声音很是刺耳。她跟你聊天时，总是在尖声厉气地嚷叫。她讲起话来活像个歹徒的情妇，所问的却是研究生的问题。反正我要搞电影工作了。我对你同洪堡合作的东西感到好奇。那部成功的影片毕竟是由你的剧本改编成的。”

“哦，我们的电影剧本永远也不会拍成电影的。我们的角色包括墨索里尼、教皇、斯大林、卡尔文·柯立芝、阿蒙森和诺比尔。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吃人肉的人。里面有一艘飞船，一个西西里村庄。也许W.C.菲尔兹[473]是喜欢的，但是只有发了疯的制片人才会投资一个子儿。当然，谁也不了解这些事儿。在一九一三年，谁会两次去看预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剧本？如果在我出生以前，你已经编好了我一生的故事，交给我请我按照那样子生活，难道我还能不断然拒绝你吗？”

“可你那轰动一时的剧本是怎么回事呢？”

“凯瑟琳，相信我，我仅仅是个吐丝的蚕，而别人却用来制作了百老汇的衣裳。你倒给我说说看，洪堡给你留了些什么？”

“唔，首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给我也写了，而且是一封思路十分清楚的信。”

“给我的就条理不清了。和个人关系太紧了，不好拿出来，就是现在也不行。他罗织了据说是我所犯的一大堆罪状。他的目的是要宽恕我，不论我做了什么事。可是他把所要宽恕的事写得太详尽了。他还在谈什么洛克菲勒家族。不过有些段落还是十分清醒，实在又动人，又真切。”

“难道你得到的只是这件东西？”

“不，查理，还给了我别的。一份文稿。关于另外一个电影的构思。所以我才问起你们俩在普林斯顿写的东西。告诉我，除了信之外，他还给了你什么？”

“奇怪极了！”我说。

“有什么好奇怪的？”

“洪堡干的事。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仍然是那么有心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告诉我，凯瑟琳，那份文稿，那个电影的构思是不是有关一个作家的？是不是那个作家有个凶悍的老婆？他是不是还有个年轻漂亮的情妇？他们是不是去旅行了？然后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

“啊，对了，查理，我明白了。当然。原来是这么回事，查理。”

“真是个狗娘养的。真不可思议！每样东西他都复制了。跟那个老婆的旅行一样。给我们两个的文稿相同。”

她默默地打量着我。她的嘴在动。她微笑了。“你何以见得他把同样的礼物给了我们两个？”

“难道你完全相信我们两个是他惟一的继承人吗？哈哈，哦，为他的疯狂的记忆干一杯！他是个可爱的人。”

“是的，他是个可爱的人，而且我多么希望——你认为一切都是按计划做的吗？”凯瑟琳说。

“那是亚历山大·蒲伯还是谁来着，要是没有一条妙计，连一杯茶都没法喝？洪堡也是这样。直到临终，他还在梦想着神通广大的钱财，他临死还想着如何使我们俩发财致富。不管怎么着，直到最后一口气，他还保持着他的幽默感，即或是一些残余，那也是惊人的。尽管他发疯了，至少还写了两封神志清楚的信。我要来一个奇怪的比方，洪堡一定是冲出他那麻木的疯狂病态来做这件事的。你可以说他早就迁移到那疯狂中去了，而且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也许是为了我们，他才设法又访问了一次‘故国’。要再见见他的朋友吗？对他来说，这样做也许和对别人——比方说我吧——从这个世界进入精神世界一样难。或者再做一个奇怪的比方，他像胡迪尼一样逃脱了偏执狂或者躁郁症或者别的什么固定的框架。睡眠者居然醒过来了。流放者和移居者居然回来了。垂死的天才是会复活的。‘回光返照’，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不认为他临死时还有力量为我们俩分别准备礼物，每人一份。”她说。

“也许可以这么看吧，”我说。“他给我们显示了他最拿手的东西——诡计、阴谋和妄想。他用这一套手法做的事不比别的任何人少。你不记得那有名的朗斯达夫诡计了吧？”

“你认为他心里还会想别的事吗？”凯瑟琳说。

“难道就一件事？”我说。

“一种死后的人格考验。”她说。

“我的人格之不可救药这一点他是绝对有把握的。也许你的人格也是。哦，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快活的时刻。我们在这儿笑呀，赞扬呀，多么可悲啊。我非常受感动。我们俩都是。”

文静高大的凯瑟琳谦和地笑着，然而她那双大眼睛的颜色突然变了，泪水夺眶而出。她仍然消沉地坐着，这就是凯瑟琳。提到这件事并不恰当，不过，也许洪堡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撮合到一起。不一定成为夫妻，但也许是要把我们对他的感情结合起来，创造一种联合纪念仪式。因为在他死后，我们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活跃在这个荒唐的人生舞台上；也许他想到，我们还在忙着搞他的事业，这就会使他欣慰，结束九泉之下的厌烦。因为，当柏拉图，或者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朽”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洪堡，上述这些人的一个热烈崇拜者，并不会这样说：“他们是天才，可是我们不必把他们的观点看得太认真了。”然而他自己对“不朽”认真吗？他没有说。他只说过我们是超自然的，不是自然的。无论如何我要发现他的用意所在。

“这些电影剧本或者情节提纲很难取得版权，”凯瑟琳解释说。“而洪堡一定得到了关于法律保护的专门忠告……他把手稿封在信封内到邮局去挂号，又通过挂号邮件交给他自己。因此它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们读到的是副本。”

“对了，我有两个那样封着的信封。”

“两个？”

“是的，”我说。“另一个是我们在普林斯顿构思的。现在我才明白洪堡是怎样在一个破败的旅馆里自娱的情景了。他把时间花在构思细节上，而且拘泥于老套。那正合他的胃口。”

“听我说，查尔斯，我们必须二一添作五。”凯瑟琳说。

“看你说的，这东西的经济价值等于零。”我告诉她。

“恰恰相反。”凯瑟琳坚定地说。听到这话我又看了看她。因为这对向来缺乏自信的凯瑟琳来说是很不相称的，简直完全矛盾。“我把这东西交给业内人士看过，我实际上已经签了个合同，拿到了三千元的预选费，其中一半该归你。”

“照你这么说，居然有人肯为这个出钱？”

“有两家出价备用。我接受了斯坦哈尔斯制片公司的。我把支票寄到哪儿？”

“目前我行踪不定。我在过渡中。可是，凯瑟琳，我不能拿这笔钱。”我思忖着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莱娜达。她已经把洪堡的礼物尖刻地嘲讽了一番。为了我们的——洪堡的和我的——行将消失的一代，我感到痛心。“难道剧本已经在写吗？”

“正在作周密的考虑。”凯瑟琳说。她的声音偶然也升到女孩子似的最高音，突然又发生了变化。

“多么有趣，多么糊涂，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虽然我一直为自己的怪诞有点儿沾沾自喜，不过现在我开始怀疑，那只不过是千百种别的什么地方的、真正的而且强大得多的怪诞的几种微弱的形象——这种怪诞也许根本与个人无关，也许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洪堡的爱情、野心和别的一切胡闹的滑稽剧使那些生意人听起来似有道理。”

“我有牢靠的法律忠告。我同斯坦哈尔斯的合同至少要得到三万，如果被采用的话。我们还可以超过七万，那就要看预算的情况了。两个月左右我们就能见分晓。二月底。查理，现在我觉得，作为有共同所有权的物主，你我之间还应当签一份独立的合同。”

“凯瑟琳，咱们还是别再增加事情的不现实性，用不着签什么合同了，而且我不需要这笔钱。”

“今天以前我也会这么认为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你的百万家产。在棕榈厅签账单之前，你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加了两次。你脸上失去了血色，然后我看见你十分勉强地决定付多少小费。现在不必难为情，查尔斯。”

“不，不，凯瑟琳，我还很有钱，那只不过是我的抑郁症在作祟。再说，那简直是宰人，会引起老人们的公愤的。”

“可是我知道你吃官司了。我知道法官和律师进攻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没有白白经营一场内华达的旅游牧场。”

“当然，抓钱是件苦差，就像抓冰块一样。你不会光赚钱，然后就舒舒服服地去过日子。没有那种事。也许这就是洪堡不理解的地方。钱会造成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想过没有？看来他是不理解的。你有了钱，你就会变。你必须同内外夹攻的可怕的力量进行斗争。在成功中几乎没有人的因素。成功总是钱本身的成功。”

“你只是想改变话题。你向来是一位伟大的观察家。多年来，我已经注意到，你是在机敏地观察人们，好像只有你能看见他们而他们看不见你似的。可是，现在，查理，你已经不是独一无二的观察家了。”

“如果我真的破产了，那我还能住在广场饭店吗？”

“和一位年轻的女郎一起的话，你就能。”

这个高大的、变了样而风韵犹存的女人，声音偶尔还是那么高亢尖利，但她的面颊却带着迷人的忧郁凹陷下去了。她一直在凝视着我。她的目光躲躲闪闪的。她长期养成的矜持的习性虽然有所改变，却仍然是那么温柔，慈祥。当人们有意地注意到我的处境时，我很快就会被深深地感动。

“我知道你跟这位女士正在前往欧洲。这是哈金斯告诉我的。”

“真的，”我说，“完全对。”

“到——？”

“到哪里去？”我说，“只有天知道。”本来我可以给她多讲一点。也许我得承认，对许多严肃的人们以严肃的态度加以对待的问题，对那些被错误地阐述过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不会再去严肃地对待了。我竟然怀着明确而实在的动机，带着一个美丽的动物飞往意大利，这有没有什么理由呢？我在追求着一种特殊的温存；我在从合乎三十年前的心境出发追求着爱和满足。在花甲之年还去追求二十岁时渴望的东西，这会成什么样子呢？即使得到了又如之奈何呢？我只是半心半意地向这个好女人倾诉衷肠。我相信，我也看到了她正在从精神睡眠状态中醒过来的迹象。我们本来可以谈论许多引人入胜的话题，譬如说，为什么沉睡封闭了人们的灵魂，为什么醒过来是如此激动；她是不是认为灵魂可以独立于肉体而行动，她是不是感到有一种意识不需要生理基础？我很想告诉她，我本人就有某种对死采取行动的念头。我考虑，是不是得同她认真地讨论一下瓦尔特·惠特曼为作家所规定的任务。他坚信民主将会失败，除非诗人给它写出关于死亡的伟大诗章。我感到凯瑟琳同我谈起话来还是挺投机。不过处境却很尴尬。一个情场老手被一个漂亮的敛财娘搞得晕头转向。一个想要实现他青春之梦的空想家突然又想讨论什么虚无缥缈的意识以及民主之死的伟大诗篇！得啦，查理，我们还是别把世界弄得比现在的更荒唐。正因为凯瑟琳是个与我心照不宣的女人，所以我才应当保持缄默。这是出于尊重。我想，我将等到把所有这些问题考虑得更为成熟的时候，等到我懂得更多的时候再说。

她说：“下星期我将住在贝尔格莱德的大都会饭店。咱们继续保持联系。我要草拟一个合同，签好后寄给你。”

“不，不，不用麻烦了。”

“怎么？因为我是个寡妇，你就不愿意从我这里接受你自己的钱？可我也不能要你的一份。这样想问题吧。”

她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看出了事情的症结——我在莱娜达身上花着一笔大钱，我很快就要破产了。

“亲爱的，你怎么把我的鞋偷走了？”

“我由不得自己，”神通广大的莱娜达说。“穿着一只鞋你是怎么拐到楼上去的？你的朋友看了作何感想？我断定又是胡闹了一场。查理，幽默是我们的纽带，我看这是事实。”

在这样的关系中，幽默胜于爱情。我的性格和我的为人之道使莱娜达非常快活。这种快活又是如此广泛，我认为它会逐渐同爱情融为一体。因为，如若没有爱情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打算行动的。

“在巴黎的时候，你也在桌子下面脱掉过我的靴子。”

“是啊，就是那个晚上，那个讨厌鬼咋呼说你的军团绶带一文不值，还把你同垃圾工、猪倌相提并论。那样子就像是报复，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发牢骚，一股脑儿都来了，”莱娜达说。“你记得后来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认为真好笑！”

“是的。我记得。”

“我说什么了，查理？”

“你说炫耀的是人。”

“炫耀的是人，揭露的是神。”她打扮停当，头发乌亮乌亮的，穿着深红色的旅行装，大声地笑了。“啊，查理，放弃到得克萨斯去的窝囊的旅行吧。我在米兰需要你。同比弗诺在一起，我该是多不自在。你哥哥并不盼着你去，你又不欠他任何东西。你爱他，可他老是欺负你，而你又抵挡不了他的欺负。你伤心地去见他们，可他们总是在你屁股上踢一脚。你我都清楚他会怎么想。他一定是这样想的：你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不请自来，想必是要骗他把你安插在他那桩兴隆的生意里。让我问问你，查理，他要是这样想，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我不想探问你的处境，可是我怀疑，你也许需要尽快在财务上交个红运。还有一层，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在谁有资格作为主丧人的问题上，势必你要和他老婆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所以，正当他要挨刀的时候，何必还要让他面对两个主丧人呢？总之，你到那里去纯属浪费时间。跟我一起走吧。我梦想跟你在米兰结婚，用我真正的娘家的姓——比弗诺，而且会由我的亲父亲把我交给新郎。”

我想迁就迁就莱娜达，她应当事事如愿。我们此刻在肯尼迪机场，她戴着她那顶世所罕见的帽子，穿着她那羔皮长大衣，围着埃尔美围巾，脚上是雅致精巧的皮靴。就像比萨斜塔一样，她再也不会为谁私有了。然而她却仍然在谋求着自己的私有权利，解决身份问题的权利，要有个父亲，有个丈夫的权利。多么愚蠢而又多么不幸呀！然而，从下一个等级上看，在一个暗藏的观察家看来，我也许同样谋求得到秩序、理性、谨慎和其他中产阶级的东西。

“咱们到贵宾休息室去喝一杯吧。我不想在吵吵闹闹的、杯子黏糊糊的地方喝酒。”

“可是我已经不够格了。”

“查尔斯，”她说，“有个名叫齐特布卢姆的——就是一年前替你周旋减免税款、结果却把你的两万块钱扔到油井投资上的那个家伙，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安排一下。去年他还夸口：‘查理，任何时候都愿效犬马之劳。’”

“你使我感到有如《格林童话》里的那个渔夫。他老婆打发他到海边去向魔鱼恳求给他一座宫殿。”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又不是多嘴婆，”她说。“这最后一次酒，我们有权喝得体面一些，不要被一群讨厌鬼推来搡去的。”

于是我给齐特布卢姆打电话。他的秘书轻而易举地安排了这件事。这不禁使我设想，如果全力以赴的话，一个人会在多大程度上从失败和损失中得以自拔。我处于阴郁的离愁别绪之中，一边呷着血腥玛丽鸡尾酒，一边在想：为了哥哥，我在冒多大的风险啊，可是他并不大领情。我对莱娜达必须要有信心。理想的男子气需要这种信心，而实际的判断必须符合理想的男子气的要求。但是我不希望有人当下要我预言事情将会怎样发生，因为如果必须预言的话，我就会说：一切将消失在一股旋风之中。“买一瓶免税的‘马格里夫’香水好吗？”她说。我给她买了一瓶大号的，说道：“他们在飞机上才交货，可惜我却不能到那里去闻了。”

“你放心，我们要把一切省下来准备团聚。可别让你哥哥在得克萨斯用女人把你缠住。”

“那可是他压根儿不愿干的事。可你呢，莱娜达，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跟弗朗萨里说话的？”

“你还是别提弗朗萨里。我们彻底决裂了。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我就是受不了那办丧事的行当。”

“他非常有钱。”我说。

“他的钱就等于送给鬼魂的花圈。”她说，用的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语气。“他当了总经理后，用不着再去亲自处理尸体了，可我还是不由得时时想起他用香油涂尸的经历。当然，对弗洛姆[474]那家伙所说的‘恋尸之情如何爬上了文明’的话，我更是无法容忍。说正经的，查理，像我这种体格，如不严格保持正常，我到哪里去呢？”

我十分伤心，不知道她给我讲的哪一些是真心话，甚至于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再见面。不过，尽管我感到压力沉重，但还是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取得了进展。在最好的情况下，离别也会使我丧失勇气。现在，我虽然万分焦躁，但内心里却觉得有某种可靠的东西。

“好吧，再见了，亲爱的。明天我从米兰给你向得克萨斯打电话。”莱娜达说。我们吻了好多次。她看起来要哭，但没有眼泪。

我穿过环球航空公司的地道，像穿过一条没有尽头的拱形峡谷，又像表现派电影中的走廊，然后受到搜查，看我是否携带武器，接着就上了飞往休斯顿的飞机。一路上我读着神秘书籍。里头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段落，这个回头我还要讲的。下午，我抵达科珀斯克里斯蒂，住进一家汽车旅馆，然后我上朱利叶斯家去。房子又大又新，掩映在棕榈、兰花楹、枇杷和柠檬树的花木之中。草坪看上去是人工的，像绿色的细刨花或填料。车道上停放着名贵的汽车。我一按门铃，便响起一种鸣锣鸣钟的响声，狗在里边吠了起来。安全设施是煞费苦心的。重锁打开后，我嫂子霍顿丝又打开了满是波利尼西亚雕刻的宽门。她对狗吆喝着，但心底间却充满了娇宠。之后她才转向了我。她是个迟钝而正派的人，蓝眼睛，厚嘴唇。从她的烟卷上冒出来的烟刺得她眼睛半眯着，因为烟卷还在嘴里叼着。她说：“查尔斯！你是怎么来的？”

“从阿维斯汽车出租公司租了一辆车。你好，霍顿丝？”

“朱利叶斯正等着你呢。他在穿衣服。进去吧。”

这里的狗比马小不了多少。她拦住狗，我朝大卧室走去，并向孩子们——我的侄子们打招呼，但他们却毫无反应。他们是不是把我看做这个家庭的一员，对这一点我没有充分的把握。进去以后，我看见了我的哥哥尤利克。他穿着齐膝的条子花拳击师短裤。“我想着一定是你，查基。”他说。

“呵，尤利克，我们总算又到一起了。”我说。看来他身体的确不太好。他的肚子很大，乳头突出。心窝处长满茂密的灰丝。然而，像平日一样，他还在充分地控制着局面。他端直的鼻子、油光的白发、威严的小胡子以及炯炯有神的袋形的眼睛，使他的长头显得派头十足。他总是穿着宽大的短裤，他就是喜欢这个样子，而我的则照例比较窄小一些。他低垂着目光扫了我一眼。有生以来我们都是相互了解的。就我来说，感情始终是一贯的，但尤利克却是那种反反复复讨价还价的人。没有一件事是永远会符合事前的设想的。我带来的手足之情使他困惑和窘迫，既使他高兴，又使他疑虑重重。我是个好人吗？我真是天真无邪的吗？从我身上真的会得到好处吗？尤利克对我是难以下最后的断语的，正像我对萨克斯特一样。

“假如你非来不可，你可以直接到休斯顿，”他说。“明天我们就要上那儿去。”我察觉到他正在抑制自己的手足之情。这种感情仍然很深。尤利克决没有把它全部摒除。

“啊，多跑点路没有什么关系。我在纽约又没有特别的事情。”

“喔，今天下午我还得去看一份产业。你想跟我一道去，还是想在池子里游泳？水都晒热了。”上一回我溜进了他的游泳池，叫他那只大狗咬住了我的脚踝骨，流了不少血；况且我也不是跑到这里洗澡来的，他并不是不知道。他说：“呃，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他把他那坚毅的脸转过去，盯着别的地方，而他经过严格训练的脑子却正在计算着他的机会。“这次手术要糟蹋掉孩子们的圣诞节了，”他说，“你也不能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过。”

“我从F.A.O.施瓦茨玩具店买了一大堆玩具送给孩子们了。抱歉的是我没有想起给你的孩子带礼物。”

“你能给他们什么？他们什么都有。要给他们买一件玩具，倒比猜谜还要伤脑筋。我决定做手术。在休斯顿，他们让我待在床上进行所有的化验，为了纪念爸爸、妈妈，我捐给那里两万元。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体重超了几磅。查克，他们要把人剖开。我甚至于想到，那些杂种会把心脏从人的胸腔里扒出来。那一帮人搞这种心脏手术总有几千次了。我盼着在二月一号回到我的办公室去。你手头方便吗？你有没有五万来块钱？我也许能给你投资到什么事情上去。”

尤利克经常从得克萨斯打电话给我，说：“寄给我一张三万块钱的支票，不，四万五好了。”于是我就签了支票寄给他。从来都不打收据。过了半年，偶尔来了一纸合同。我的钱数总是翻了一番。他始终很乐意替我办这类事。虽然由于我不懂那些交易的底细，又不赏识他做生意的手腕的高明，所以使他也非常生气。至于我所得的利润，一度交由齐特布卢姆经办，用以支付丹妮丝，资助萨克斯特，让国内收入署抽走，让莱娜达住湖尖塔公寓，还要付给托姆切克和斯罗尔。

“你在打什么主意？”我问。

“有几件事，”他说。“银行规定的贴现率是多少，这你是知道的。过不了多久，它要不涨到一分八才怪呢。”三台不同的电视机打开了，房间里平添了不少流动色彩。壁纸是金色凹凸纸。地毯却像是屋外耀眼的草坪的延伸。室内室外通过一扇落地窗连在一起，花园和寝室浑然一体。有一辆蓝色的固定脚踏车。书架上放着几个奖杯，因为霍顿丝是个高尔夫球名将。一个特制的巨型衣柜里，密密实实地堆着衣服；几十双鞋子安置在衣柜一个个长方形的物架上；里面还有几百条领带和一大堆帽盒。他喜欢炫耀。他为自己的富有而扬扬自得。就趣味而言，他是个挑剔的批评家。他审视着我的仪表，就好像他是服装方面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475]。“过去你是个邋遢包，查基，现在你虽然肯花钱买衣服，找裁缝，可是你仍然是个邋遢包。这双该死的鞋是谁卖给你的？还有那件盖马毡似的大衣？五十年前骗子们卖给呆子们的就是你这种鞋。他们用一只纽扣钩也要捞一大笔外快。把这件外衣拿去。”他把一件窄天鹅绒领、黑骆马绒的外套扔到我怀里。“这里很暖和，没有多大用处，就送给你吧。孩子们会把你的大衣拿到马厩里去，那才是它的去处。把身上的脱掉，穿上这件。”我照办了。这就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如果有必要抗拒尤利克时，我也只是无声地抵抗。他穿上一条双线织的宽绰的裤子。那裤子剪裁得很合身，喇叭口，但是无法系在肚子上。他向隔壁的霍顿丝大吼着说洗衣工让它缩水了。

“是啊，它缩水了。”她回答说。

这就是这屋子里的风习。没有你们名牌大学学生轻声细气的声明。

他还给了我一双鞋。我们的脚一模一样。突出的大眼睛和高鼻梁也如出一辙。我不甚明了这种脸型对我有多大意义，但他的确给了他自己一种专横跋扈的容貌。此刻我开始把每一个尘世的生命想成一连串生命之中的一个。我对尤利克的精神生涯迷惑不解。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烦乱的六十五年里，生物进化和西方历史绝不会造就出一个像尤利克这样的人。他身上具有更深沉的品质。不管他前世是什么样的，我相信，今生的他，作为一个富有而鲁莽的美国人，已经有些衰退了。美国对人类精神是个严酷的考验。如果它使每一个人都受到挫折，我倒不惊讶。某种更高的权力似乎仍在渺溟之天，灵魂的有知觉的部分依恃其物质便利在一意孤行。啊，畜生的享受，动物的诱惑呀！记得有个记者写道，在这么一些国家里，我们的垃圾都会成为熟食。

“这么说你要到欧洲去了？有什么特殊原因吗？是去办事，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出去逛逛？你从来是不会一个人去的，总有一个娘们儿陪着，这回又是什么样的骚货勾你去呢？……我可以硬绷着穿上这件裤子，但我们还要开好长时间的车，那该多不舒服。”他怒气冲冲地把裤子脱掉，扔到床上。“我得告诉你我们到哪里去。有块很棒的地产，它有四五十英亩，坐落在一个墨西哥湾的半岛上，属于一些古巴人。好多年以前被一个将军强占了。他是巴蒂斯塔[476]以前的古巴独裁者。我还要告诉你他采取的是什么伎俩。当通货疲软以后，旧钞票就被集中在哈瓦那的银行里，用卡车运去销毁。可是那宗钞票并没有烧毁。没有，先生，它被用船运到国外，都存到这位老将军的户头上了。他就是用这笔钱在美国购置地产的。现在，他的子孙后代就住在那块地上。他们都不是好东西，是一伙浪荡公子。女儿和儿媳妇也学着那些公子哥儿的样子，像男人一样在那里胡闹。他们打发日子的办法不外乎航海，喝酒，睡觉，嫖女人，玩马球，还有吸毒，兜风，玩飞机——那种情景你是知道的。女人们想找个开发商估估那块地产的大小，投标出售。那可是整整一个半岛，查理，值好几百万呢。我自己也有一些古巴人，他们都是些流亡分子，早在国内时就跟那些继承人认识的。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大好时机。对了，我从丹妮丝的律师那里接到过一封关于你的信。你在我的牡丹公寓占有一份，他们想知道价值多少。难道你非得把一切告诉他们不可？那个叫平斯克的家伙是什么人？”

“我也是无可奈何。他们用传票取走了我的税款申报书。”

“啊，你这可怜的傻瓜，十足的书呆子。你出身于好家道，生得又不笨，全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如果你非当知识分子不行，那么为什么不当个有骨气的，当个赫尔曼·卡恩[477]，当个米尔顿·弗里德曼[478]，当个你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那种雄心勃勃的人呢？你就是跟你那些伍德罗·威尔逊一类死人泡在一起。你写的那一套废话我就没法子看，看上两句就打起呵欠了。爸应该像对待我那样也给你几个耳光，这才会把你打醒。叫他宠着一点也没有好处。后来你出名了，却娶了个刁婆子。她跟共生军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倒挺配搭。我一见她那口利牙，一见她那种把头发盘在两鬓角的样子，就知道你肯定会落得个两手空空。你生下来为的就是证明今世的生活是行不通的。好啦，你实际上已经到头了。老天，我真希望有你这样的身体条件。你还跟兰戈巴迪打球吗？天哪，据说他现在成了绅士了。告诉我，你的官司打得怎么样？”

“糟透了。法庭强迫我交一笔保证金，二十万。”

这个数目使他面色顿然发白。“他们已经冻结了你的钱，你再也见不着了，谁是你的律师？仍然是那个你小时候的朋友大屁股斯马吗？”

“不。是福雷斯特·托姆切克。”

“我在法学院就认识托姆切克。真是法律政客式的恶棍。他比阴道栓剂还要滑。只是他们的阴道栓剂里和着甘油炸药。法官是谁？”

“一个名叫厄巴诺维奇的人。”

“这个人我不认识，可是他一直在作不利于你的判决。这些我都一清二楚。他们买通了他。真是十字路口的黑市。他在利用你捞钱。他欠别人一些人情，就用你的钱来还账。我马上就替你查究。你认识芝加哥一个叫弗兰科的人吗？”

“索洛蒙·弗兰科吗？他是罪犯集团的律师。”

“他会知道的。”尤利克迅速地、狠狠地击打着电话号码。“弗兰科，”电话接通后他说，“我是得克萨斯的朱利叶斯·西特林。民事法庭有个叫厄巴诺维奇的家伙，他有没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他仔细地听着。他说：“谢谢，弗兰科，日后再去看你。”挂上电话后，他挑了一件运动衫。他说：“没有，看来厄巴诺维奇没有干营私舞弊的勾当。他想在法官任内留个好名声。他老于权谋，铁石心肠。要是他追究你，那你和你那笔钱就会像蛋白和蛋黄一样分开。好啦，拉倒算啦，我们给你赚更多的。你没有存起一些吗？”

“没有。”

“没有存在保险柜里？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立编号户头？也没有人代为保管？”

“没有。”

他严厉地盯着我。看来，他那因年迈、操劳和表情冷酷而布满皱纹的脸重新变得温和了，一丝笑意藏在他那艾奇逊式的短髭下面。“我们毕竟还是兄弟，”他说。“这完全是一首诗的题材。你应该把它提供给你的好友冯·洪堡·弗莱谢尔。对啦，你那位诗人老兄到底怎么样了？五十年代，有那么一回，还是我坐一辆出租汽车接你们去纽约夜总会玩的。我们在科帕卡巴纳夜总会玩得多痛快啊。你还记得吧？”

“在城里寻欢作乐的那个晚上真过瘾，洪堡也很高兴，不过他已经死了。”我说。

尤利克穿上一件亮蓝的意大利丝质衬衫。那是件很漂亮的衣服，它似乎在等待着有个理想的身体来穿它，而他却把它硬扯到胸膛上。上次来看尤利克的时候，他还是个细高个儿，穿一条华丽的瓜纹浅腰紧臀裤，裤缝上缀着墨西哥银币。他是用急骤节食的办法求得了那样的新体型。即使在那时候，他的凯迪拉克车板上也撒满了花生皮。现在他又胖起来了。我一看见他那又老又胖的身体——其实不看也了如指掌——肚子，未经锻炼的上臂上的斑点，以及那双细嫩的手。从他的身上，我仍然能够看见那个胖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孩，那个眼里射出一股倔强的目光的、贪婪骄纵的小子的身影来。我对他了解得再透彻不过了，连他身体的每个部分我也一清二楚。我还记得，五十年前，在威斯康星的一条小溪中，一个破瓶子划破了他的大腿。我眼睁睁地看着那黄澄澄的、一层层的肥肉，血从里面冒出来。我熟悉他手腕背面的痣，熟悉他断了又接上的鼻子，熟悉他那一副凶恶而虚假的天真相，以及他的鼻息声，他的气味。有一回，他穿件橘黄色的足球运动衫，用嘴呼吸着（在我们能给鼻子做手术以前），把我托在他的肩膀上，让我在密执安大道上看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游行。那一定是一九二三年的事。他抓着我的腿。他的腿特别粗壮，穿着黑色罗纹长袜，还穿着抖动的、好像是女式的高尔夫球手灯笼裤。后来，在公共图书馆的男厕所里，高高的黄色的便池像打开的石棺一样；他站在我身子后面，帮我把我那小孩子的玩意儿从复杂的内衣裤里掏出来。一九二八年，他在美国捷运公司当行李员。后来他又在公共汽车总站换轮胎。他出去同街溜子们殴斗，他自己也是个街溜子。他想方设法上完路易学院的夜校，又上完了法律学校。他发财又蚀本。五十年代初，他带着自己的帕卡德车到欧洲去，并且从巴黎空运到罗马，因为开着车翻山越岭使他厌烦透了。每年他花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的钱就有六七万。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永生难忘。他对这一点非常满意，但他也为此难过。如果我费那么多的心思去记这些事，那这又证明了什么呢？证明我爱尤利克吗？有些临床专家却认为，这种记忆的完整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尤利克自己说，除了生意上的事务以外，他没有别的记忆。

“原来你那疯疯癫癫的朋友冯·洪堡死啦！他讲起话来佶屈聱牙，啰啰唆唆，使人不得要领；穿得比你还邋遢。不过我还是挺喜欢他。他真能喝酒。他怎么死的？”

“脑溢血。”我只好撒个有益的谎。因为心脏病今天成为忌讳了。“他还留给我一份遗产。”

“怎么，他有钱？”

“不，是一些文稿。可是，我到疗养所从他老舅舅那儿拿东西的时候，偏偏碰上了孟纳沙·克林格。”

“孟纳沙——不会吧！就是那个戏剧男高音，红头发？那个从伊普西兰蒂到芝加哥来，在我们家寄膳宿的家伙？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糊涂而又疯狂的杂种。他连调门都拿不准，却把做工挣来的工资全花在学唱歌和音乐会的门票上了。有一次，他想唱好点，就吃了一剂药。于是，那个淋病医生就和音乐教师搭伙平分了他的工资。他已经老到进疗养所的年龄了吗？哦，我今年六十五，他大概比我大八岁。你猜有一天我发现了什么？关于咱家在瓦尔德海姆坟地的契约，还剩下两个墓坑。你恐怕不愿意给我买坑儿吧？我不想躺在那儿。我要火化掉，我需要行动。我宁肯飘到大气里去。在天气报告里找我去吧。”

他对坟墓也有一套想法。在爸爸出丧的那天，他对我说：“他妈的天气太暖和了，糟糕透了，你见过这样好的下午吗？”地毯似的人工草坪被掘墓人卷起来。草坪下面，在棕褐色的沙地上有一个可爱而阴凉的大穴。上面，在宜人的五月的云天之外，立着一座像煤壁似的东西；感到那煤壁似的东西将要压到鲜花盛开的墓地上——丁香怒放的季节！——我于是冒出一身冷汗。开始，一架小机器把灵柩降落到平稳运行的帆布传送带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西特林老爹那样不愿下去，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宜于静静地躺下，但到头来他还是通过了那痛苦的大门。爸爸，那个了不起的短跑能手，橄榄球场上横冲直撞的健将，现在却被死亡有力的工具绊倒了。

尤利克说，他想让我看看霍顿丝重新布置的孩子们的房间怎么样。我知道他是在找糖，但厨房里的食橱是锁着的；电冰箱也不许伸手。“她做得完全对，”他说，“我决不能乱吃了。我知道你一直在说我的胃口不对劲。当我觉得肚子饿了的时候，你劝我用指头抠着喉咙想法子呕吐。那样子做是要把隔膜肌肉翻起来，还是要干什么？你一直是个意志坚强的家伙，一个运动员。引体向上，使拳弄棒，举哑铃，在小房子里击沙袋，在街上跑步，像人猿泰山[479]一样吊在树上。当你把自己锁在盥洗室里时，你一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你是个小淫棍，从来也不在乎过去的精神生活。那些统统是操蛋的艺术！我从来就不懂你写的戏。看到第二幕我就走了。电影好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很乏味。我的老朋友埃夫·德克森[480]也搞过一个阶段的文学。你认识那个给恭贺片写诗的参议员吗？不过他是个狡猾的老骗子——他是个真正的人，最为玩世不恭。他甚至对自己的废话也要加以嘲弄。听我说，我想一旦开始拿艺术大发横财，那这个国家一定就要倒霉了。”

“这一点我还不清楚，”我说。“艺术家里出资本家倒是个意味深长的幽默想法。美国决定用金钱来测定美学上的矫饰程度。也许你读过尼克松录音的记录。在那里，他说他跟那种狗屁不通的文学艺术不沾边。那是因为同他的口径不一致的缘故。他跟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失去了联系，完全曲解了它。”

“得啦，得啦，别给我上大课啦。你总是好在餐桌上向我们哇哩哇啦地发表议论——什么马克思呀，达尔文呀，叔本华呀，奥斯卡·王尔德呀。不说这个一钱不值的东西，就说那个。在那个街区，你是收藏《现代文库》最多的一个。可以满有把握地打赌，如今你的屁股已经深深地陷进那无稽之谈中去了，没有它你就活不成。咱们走吧。我们还得去接那两个古巴人和要一起来的那个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对艺术这玩意儿嘛，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对吗？”

“你还曾经想当摄影师呢。”我说。

“我？多会儿的事？”

“他们在俄国东正教教堂里举行葬礼的时候——就是那个里维特街上的、哈顿街拐角上的、有个洋葱形圆顶的灰泥教堂，你记得吧？——他们在前阶把棺材打开，让家人同死者一起拍照。你试探着同神父交涉，想担任官方摄影师。”

“是吗？还真不错呢！”尤利克听到这事非常高兴。不知怎的，他淡淡地微笑着，文质彬彬地仔细掂量着自己。他摸了摸松弛的腮帮，说今天刮脸刮得太狠了，他的皮肤很嫩，一定是出自肺腑的痛楚使得他的面部经不起刺激了。我这次来访，说不定会成为永诀，这一层使他不快。他承认我来是对的，但同时他也为此而讨厌我。我理解他的苦衷。我何苦像个瘟神似的怀着眷恋来把他拍拍打打呢？我真是左右为难。如果我不来，那他也会借口来说我的不是，应当叫他吃点苦头。他满腔怒火，把账都记下了。

五十年来，作为一种礼仪，他一直重复着一些笑话，同时又因为这些笑话过于幼稚和乏味而加以嘲讽。“你知道什么人住在医院里？病人。”还有，“有一回我得了历史的头奖，可是他们看着我得奖又叫我把奖品交回去。”在那惯于同他争论的日子里，我常常这样说：“你是个真正的民粹派，不可知论者。出于爱国之心，你把俄国犹太人的思想都放弃了。你是个白手起家的笨蛋，真正的美国人。”但是，而今我早就不说这样的话了。我知道，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拿着一盒白葡萄干，一边嚼着，一边读着阿诺德·汤恩比和R.H.托尼[481]，或者赛西尔·罗斯及萨洛·巴伦[482]论述犹太历史的书。他在谈话中提到他读过的这些东西时，肯定会念错关键的词语。

在耀眼的阳光下，他开着他的凯迪拉克飞驰。也许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投来了他们的影子，所以车上的光彩使人眼花缭乱。他是个美国建筑商，百万富翁。亿万人的灵魂像幽灵似的从他那闪光的黑色大车盖上忽闪而过。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被痢疾折磨得头晕眼花、奄奄一息的人，当他们蹲在茅坑里的时候，便翻开旅游者扔下的《商业周刊》，从中看到他的尊容或许多像他一样的面孔。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很少有人同他的面孔一样。那凶暴的面影不禁使人想起拉丁词rapax[483]或者罗奥[484]画笔下疯狂的、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暴君。我们经过他的产业：牡丹公寓，特朗布尔·阿尔姆斯公寓。我们琢磨了他的许多建筑计划。“牡丹公寓差点把我搞垮了。建筑师劝我把游泳池设在房顶上，可水泥预算少了好多好多吨，况且我们的地基超过了整整一英尺。人不知鬼不觉我就了结了这件倒霉的事。我只好拿一大堆纸片儿了。”他指的是一大笔二次抵押款。“听我说，查克，我知道你需要收入。那个刁婆子不把你的肝子搁进冷藏箱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竟然连一点钱也没存下，我的确感到十分吃惊。你一定是发疯了。人们一定从你身上捞走了不少。你跟纽约的齐特布卢姆那家伙一起投资了不少。他答应庇护你，使你的收入不致被山姆大叔拿走，可他把你给敲诈光了。你永远不会从他手里拿到一个子儿。可是别人一定欠你几千块。跟他们磋商一下吧，收回一半，但是要现钱。我教给你如何把钱隐蔽起来的办法，我们能够做得丝毫不露痕迹。然后你到欧洲去，就在那儿待着。你待在芝加哥到底为的啥？那个晦气地方你还没有待够？对我来说，芝加哥并不叫人厌烦，因为我走到哪里也少不了战斗。可是你呢？早上起床，往外一看，灰蒙蒙的，于是你就会放下窗帘，拿起一本书。城市在喧嚣，可你却充耳不闻。如果它还没有把你他妈的心弄碎，那你一定就是个铁人，那你就这样子去过活。听着，我倒有个主意。我们合伙在地中海买一幢房子。我的孩子们应当学学外语，有点儿文化。你可以教他们。听着，查克，如果你能搜刮到五万块，我保证给你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你就可以靠这笔钱住在国外了。”

他就这样讲着，而我却一直在思考着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可我不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这是不能告诉的。那么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用处呢？它们的奇异和荒诞就是一种流露。思想应当是真实的。话应当有其确定的意义。人应当相信自己的话。当哈姆雷特说“空话，空话，空话”的时候，那就是他对波洛纽斯的抱怨。不过这些话不是我的话，这些思想也不是我的思想。有思想真了不起。人的思想涉及群星灿烂的天空，也可以涉及道德的条律，有的崇高，有的辉煌。尤利克并不是惟一获得一大堆纸片儿的人。我们都在获取，得到的真不少。但在此时此刻，我却不打算把任何一张纸片儿交给尤利克。这些是我刚刚打定的主意，是的，更加中肯。不过我不准备向他说出这些主意。我原来是打算说出来的。过去，由于思想过于真实，以致不能像股票、债券那样放在公文夹里保存住。现在我们却有了精神财富。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晚上就可以出现五种不同的认识论。随你挑选，包君满意。不过没有一种能够束缚你，没有一种是必不可少的，也没有一种具有真正的力量，更没有一种是可以向灵魂倾诉的。就是这种获取纸片儿的行为，这种高品位的通货的流转，终于使我挺起腰杆来。但我的腰杆挺得很慢，而且很勉强。所以，此刻我不准备告诉尤利克任何具有实际价值的事。我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哥哥的东西，使他下死的决心。他不懂得如何去对待死，只是又愤懑，又恐惧。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弟弟，我有责任开导他。事实上，当他面临末日的时候，我是有重要的暗示要传达的。不过暗示没有多大用场。我还没有做准备工作哩。他会这样说：“你是什么意思？精神？不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我还没有准备好怎样解释。我只想自个儿先认真琢磨一下。也许我和莱娜达会乘火车去道尔米纳[485]。在那里，我可以坐在一个花园里聚精会神地想这个问题。

我们旧世界堂堂正正的父母可真是生下了一对美国小丑——一个是恶魔似的百万富翁小丑，一个却是高超思想的小丑。过去尤利克曾经是我所崇拜的一个胖孩子，而现在他是我所珍爱的老头儿。此刻，生命所要到达的彼岸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还带着病容坐在驾驶盘后面。我想说，这个光芒四射的具有破坏性的甜蜜而又痛苦的东西（我指的是生命）结束时，它仅仅结束了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而未知的东西并没有结束。我估计更进一步的东西将会相继而来。但对于这个精明干练而又讲究实际的哥哥，我却不能证明这件事，他被正在临近的乌有吓住了，被那鲜花盛开的欢乐的五月天里的结局以及后面的煤崖、地上的阴凉宜人的洞穴吓住了。所以，如果我要说的话，真正能说的只有下面这段话：“听着，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从阿普尔顿迁到芝加哥时，住在赖斯街黑房子里的那些日子？记不记得那时你是个小胖子，我是个瘦小子？记不记得爸爸因为你把面包泡在可可里而大发雷霆，把你打得鼻青脸肿，而妈妈又是那样疼你？在爸爸脱逃出去做木材生意之前，他在面包店做牛做马，那是他惟一能找到的工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却要在夜里去当苦工。回到家里，他就把白工作服往浴室门后一挂，所以厕所里的味道总是像面包店的一样。面粉的硬片像鱼鳞似的从工作服上掉下来。他的睡态又风雅又愤怒，整天侧身睡着，一只手压在脸下面，另一只夹在蜷起的两膝之间。这一切你都记得吗？还有，当妈妈在煤炉上煮着要洗的东西时，你和我却乖乖地溜去上学了。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些事——基于美学上的种种理由，这种事是不该从记忆中永远抹煞掉的。但没有人会对注定要被忘却的、淡薄了的东西倾注这么多的心血，或这么多的爱。爱只是对存在的感激。这种爱将成为恨，尤利克，如果整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的话。”不过，对于得克萨斯东南部最大的建筑商来说，这样一篇演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沟通在现行的精神文明的规定里是被禁止的。文明已经以它所创造的无数实用的奇迹证明了它有权推行这种规定，例如，在四个小时之内就把我从纽约带到得克萨斯，或者锯开他的胸骨，把另外的血管移植到他的心脏上去。然而，接受死亡的结局却是它一揽子生意的一部分。我们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地上的几个洞穴，只有曾经潜伏在这里而现在已经绝种了的动物拱起来的鼹鼠窝似的一堆松土。

在此期间，尤利克说他要帮助我。给五万元，他将从已经竣工的计划中卖给我两个项目。“那应该赚得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那么，如果你有一万五的收入，再加上你乱写东西的外快，你就可以在南斯拉夫、土耳其那些生活费用较低的国家舒舒服服过日子了，叫那些芝加哥行帮自己操蛋去好了。”

“那么借我五万好了，”我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内筹够数目再还给你。”

“我得亲自到银行去提款，”他说。但我毕竟也是个西特林，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同样的血。他岂能指望我相信这样一个明摆着的谎言。所以，他接着说：“查理，还是别让我干这种不像生意人干的蠢事吧。”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把钱预支给我，而又在我身上捞不到一点好处，你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损害？”

“你有一语道破的本事。而我又能写什么呢？”他说，“尽管我知道的事要比你多一千倍。当然我得讨点便宜。我毕竟是把事情统统撮合在一起的人。这将是最起码的。另一方面，如果你厌倦了你的生活方式，你肯定会厌倦的，你就可以在得克萨斯定居下来，你也会变成一个大富翁。这块地方发展的余地可真不小哩，查理。”

虽然他提到发展的余地不小，但这仍然激不起我对生意的野心，倒是使我想起了在飞机上读过的那篇出自一位富有洞察力的人之手的激动人心的讲稿。既然它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就得尽量领会它。那两个古巴人和那个波士顿来的人，上车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后，便抽起雪茄，因此我晕起车来了，想着洞察力也像某些事一样难能可贵。车子冲出城去，沿着海滨奔驰。“这附近有个卖海味的地方，”尤利克说。“我想停一下车，给霍顿丝买点熏虾和熏马林鱼。”我们停下车买了一些。由于饿的缘故，没等鱼从秤上取下来，尤利克就吃了几片马林鱼。在包好之前，他已经把尾巴都撕下来了。

“别狼吞虎咽的。”我说。

他并不在乎，他就是那个样子。他还在大咬大嚼。他的古巴老朋友加斯帕把驾驶盘接过去，尤利克捧着鱼坐到后面。他又把鱼放在车座底下。“我想把这些省下给霍顿丝吃。她最喜欢吃了。”他说。其实给霍顿丝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没有什么法术清除他那一辈子养成的贪得无厌的德性，只好随他去。但是我还得进几句忠告，怜悯怜悯他。在动剖心手术前夕，当你用熏鱼塞满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你也需要从家人身上得到一点怜悯。

同时，我又在专心致志地考虑着那个富有洞察力的人描写得那么细致入微的幻景。就像灵魂和精神离开了安眠的肉体一样，为了观察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充分有意识的状态下，它们也可以被从肉体里移开。这种有意识的移开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学得了初步知识的人，不会像我们在正常情况下运用感官和智力那样看到外在世界，而是能从外部看到受约束的自我。灵魂和精神被倾注到我们一般从内心里能够察觉的世界上：群山云彩森林海洋。这一外在世界我们不再看见了，因为我们就是它。这样，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就合二而一了。富有洞察力的人啊，你也就在你当初所凝视的空间里。你从那个新的圆周线上回顾圆心，而圆心就是你的自我。那个自我，你的自我，此刻便是外在世界。亲爱的上帝，在那里，你看见了人的形态，你自己的形态。你看见了你的皮肤和体内的血液，你看见这些就像你看见外界的物体一样。那是什么样的物体呀！你的眼睛现在就是两个光辉灿烂的太阳。你的眼睛被这种光辉所确认了。你的耳朵被声音确认了。皮肤产生了光辉。人的形体放射出光线、声音和波动的电流。这就是精神注视下的物质存在。在这种光辉中，连思想的生命甚至于也是看得见的。可以看见你的思想有如黑暗的波浪穿过光的躯体。这是那位富有洞察力的人说的。与这种光辉俱来的，是一种对于星星的知识。星辰存在于我们当初以为我们自己并不移动的空间，然而，我们并不是没有移动，而是随着星辰一起转动。我们内心里有一个星辰世界，当精神在肉体以外占领了一个新的优越的地位时，这个世界则是可以看得见的。至于肌肉组织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沉淀物，宇宙的标志就在其中。无论生与死，这宇宙的标志都在我们心中。

这时，我们的车子开过一片泥泞遍地乱石狼藉的地方。这里长着红树。沿岸是波光潋滟的墨西哥湾。这里乱七八糟，因为这个半岛就是堆放垃圾和破车的。下午的天气异常酷热。黑色的大凯迪拉克车门开了，我们下了车。他们几个人非常兴奋，东奔西跑地踏勘着这块地，观察着地形，已经在为未来的修建问题紧张地周旋了。富丽堂皇的宫殿，令人晕眩的高塔，露珠像水晶一样令人心醉的花园，都在他们那热烈的脑海里产生出来。

“坚硬的岩石。”那个波士顿爱尔兰人一边用他的白牛犊皮鞋刮着地，一边说。

他已经向我透露，他根本不是爱尔兰人而是波兰人。他的名字凯西是凯西米尔茨的缩写。由于我是尤利克的弟弟，他把我当成了生意人。有了西特林这样一个姓，别人还会把我当成什么人呢？“这家伙是个真正有创见的企业家。你哥哥朱利叶斯很有想象力——是个天才的建筑商。”凯西说。说话的时候，他那满是雀斑的扁平的脸对我假惺惺地微笑着。大约十五年前这种笑风行全国。要做出这种笑容，你只消迷人地盯着跟你说话的人，把上唇张开，露出牙就行了。亚历克·萨斯马做得比谁都好。凯西是个高大的、简直像块纪念碑似的面形凹陷的人，颇有点芝加哥便衣警察的派头——同一种类型。耳朵卷曲得惊人，就像白菜一样。他说起话来却文绉绉的，好像学过孟买的函授课程。这一点我倒是蛮喜欢的。我看他是要我在尤利克面前美言几句。我理解他的需要。凯西退休了，是个半残废军人。他在想方设法保护他的财产不致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他也在采取行动。不行动毋宁死。钱不会原地踏步。既然我致力于精神调查，那么许多事情就会把它们的特点更加突出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譬如说，我看见尤利克在掩饰火山般的激情。他站在一堆砾石上，吃着装在纸袋里的熏虾，装出一副对把这个半岛作为发展基地持冷静态度的样子。“有前途，”他说。“有可能，但也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你先得从爆破开始，还有水的问题不好办，还有垃圾问题。连这地方怎么规划我都不大清楚。”

“嘿，你可以造一幢高级宾馆，”凯西说。“两边是寓所，正面是海洋、沙滩、游艇港、网球场。”

“说得倒容易，”尤利克说。啊，狡猾的尤利克，我亲爱的哥哥呀！我可以看出他已经财迷心窍了。这是个能值好几亿的黄金宝地呀，他倾心于这块地方，就像外科医师倾心于他的心脏一样。正当他的灵魂遇见这个前途似锦的机会的时候，那颗肥大梗塞发生病变的心脏却威胁着要把他送进坟墓。可以肯定，当你做起最为美妙的梦时，有人便开始砸你的门——从波洛克来的有名的屠户少年[486]。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小子名字就叫死亡。我了解尤利克和他的激情。为什么不了解呢？我是一个尤利克终身的赞助者。所以我知道他在这个垃圾场中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乐园：海雾里的高塔，进口的草坪上像宝玉般晶莹的露珠；栀子花掩映着的游泳池畔，女人们在晒着她们美丽的身子；黑黝黝的墨西哥男仆，穿着镶边的衬衫，低声细气地说着“Si, Señor”[487]。有不少偷渡客潜越国界。

我也知道尤利克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样子。那表读起来就像查普曼[488]译的《荷马史诗》一样，灿烂的纸页，黄金的国度。要是规划条例有碍于这次机会，他准备拿出一百万进行贿赂。我从他的表情上就看得出来。他是个积极主动的罪人，而我则是个消极被动的罪人。他可能穿戴着狂暴的帝王的华衮，而我则被扣进丹顿博士公司出品的儿童睡衣裤里。当然，有件大事我还得有所警觉，一次非常重大的挑战。现在我仅仅是处于将沸未沸的状态中，有必要在最后完全沸腾起来。我代表着全人类的使命——不只是完成自己命运赋予的重任，而且要继承像冯·洪堡·弗莱谢尔那样一些失败了的朋友的未竟之业。他们始终未能奋斗着进入高度的清醒状态。我的手指尖在练习如何按那想像中的喇叭的键，等我准备好了最后去吹它。那铜管乐器洪亮的声音将震荡大地，直冲整个宇宙空间。当那救世主的想象力被激起时，我们也终会睁开眼睛观察这闪耀的大地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尤利克们（还有坎特拜尔们）能够那样子摆弄我，就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也许不高，但是却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追求着。梭罗[489]在瓦尔登看见过一只土拨鼠，它的眼睛比任何一个农夫的眼睛都清醒。当然，那只土拨鼠正在糟蹋某个辛勤的农夫的庄稼。梭罗赞美土拨鼠而贬抑农夫，这倒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整个社会是一群道德败类，那农民就有昏睡的理由了。要不就看看目前的情形吧。尤利克对金钱是非常清醒的；而我呢，一股行善的渴望却在心头激荡，因为我意识到，美国童年的美满无恙的睡眠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了。即使是现在，我到这里来也是为了从尤利克跟前得到点什么东西——我在重温幼年的情景，在那种情景中，我的心曾经被激动过。一缕缕持续的时间的幽香，那种善良的早年的甜蜜的梦境，仍然依附在他身上。当他的脸正在转向（也许是）他最后的太阳的时候，我仍然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什么东西。

尤利克对那两个古巴人十分谦恭，就像波兰人凯西对待他一样。那两个人是他必不可少的谈判者，他们曾经和这块地的业主们一起上过学。他们有时候还暗示他们都是表兄弟。在我看来，他们好像都是加勒比海的花花公子，特征非常明显——粗壮的身体，圆阔的脸膛，蓝色的不大友好的眼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滑水，骑马，玩马球，开赛车，驾双引擎飞机。他们对里维埃拉[490]、阿尔卑斯山、巴黎和纽约，就像对西印度群岛的夜总会和赌场那样熟悉。我对尤利克说：“他们都是些精明的家伙，流放并没有使他们变迟钝。”

“我知道他们很精明，”尤利克说。“我得设法让他们参与这桩生意，这可不是小心眼儿的时候。——我的上帝，查克，这一次每个人都会捞到不少的。”他悄悄地对我说。

在这次谈话之前，我们已经停了两次车了。从半岛回来的时候，尤利克说他想在一家他熟悉的热带果园停一下。他答应过霍顿丝要带些柿子回家。鱼已经吃完了。我们同他一起坐在树下吮吸那乳房大的火焰色的果实。黏汁喷到他的运动衫上；反正运动衫非送去洗不可，所以他索性就在上面擦手。他的眼珠已经萎缩了，嵌在脑袋的深处滴溜溜地转来转去。此刻他的心不在我们这儿。那两个古巴人把霍顿丝的高尔夫球囊从汽车的行李箱里取出来，便在地上赶球开心。尽管他们的屁股显得很沉重，瞄球时下巴底下堆起一道道的松肉，但他们仍然不愧是高尔夫球健将。他们轮换着玩，用富有弹性的力量猛击富有弹性的球。嘎啦——球不知去向了。我看得津津有味。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发现打火的钥匙锁在行李箱里了。那两个古巴人便从柿农那里借来工具，花了半个小时才把锁敲掉。不言而喻，他们把崭新的凯迪拉克车的漆弄坏了。不过这算不得什么。“没事，没事！”尤利克说。尽管他怒火中烧，但眼下对这两个冈萨雷斯家的表兄弟却万万不可轻易得罪。尤利克说：“那算什么，无非是铁器砸坏了一点漆皮。”他十分沉重地站起来，说道，“咱们把车停下来，吃点喝点什么吧！”

我们进了一家墨西哥餐馆。他就着莫莱酱（一种苦味巧克力肉汁）吞下了一份鸡胸。我的一份没有吃完，他便把我的盘子拉过去了；同时还点了风行的山核桃饼，接着又点了一杯墨西哥巧克力。

回到家里以后，我说我要到汽车旅馆去躺躺，我非常疲倦。我们一起在他的花园里站了一会儿。

“你对我那个半岛的情况是不是有所了解？”他说。“有了这块地，我就可以做出这一生中最为光辉的事业来。那两个自作聪明的古巴人也只得乖乖听话。身边那些杂种得叫他们统统滚蛋。我已经做了一个计划——在我开完刀等着恢复的时间内，我要把测量搞完，绘制出一张平面图；在我向那些懒惰的西班牙富翁环球游览团的杂种们进行宣传的时间内，我就要把建筑模型和财务问题准备停当。你知道，我是说如果。你要不要来点枇杷？”他闷闷不乐地把手伸到一棵树上，摘下一把水果来。

“由于吃了好多东西，”我说，“这会儿我肝气不和。”

他站在那里边摘边吃，边把果核果皮吐掉，但眼光一直紧紧地望着我的身后，不时地抹着他那艾奇逊式的小胡子。他傲慢而憔悴，心里充满了不可言传的思想。这些思想已经密密麻麻地写在了他的心扉之上。“手术之前我不能在休斯顿见到你了，查理，”他说。“因为霍顿丝反对。她说你会使我感情激动的。她是个固执己见的女人。这就是现在我要对你讲的，查理。万一我死了，你就娶了霍顿丝吧。她比你找到的女人都好。她耿直极了，我百分之百地信任她。这话的意思你是明白的。虽然她举止有点粗，但她过日子很不错。你决不会再碰到经济问题的，我可以给你这样讲。”

“这个你跟霍顿丝谈过吗？”

“没有。在一封遗嘱里写了，也许她也猜到了。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我就会要她嫁给西特林家的人，”他狠狠地盯着我说。“她会按我的嘱咐做的。你也会的。”

午后的骄阳有如一堵金墙立在那里，一团爱的气氛弥漫在我们中间，不论是尤利克还是我都茫然不知所措。“嗯，好啦，再见。”他转过身去。我坐上租来的汽车离开了。

霍顿丝在电话里说：“喂，他的手术成功了！他们把他腿里的血管取来，移植到心上。现在他会比以前更强壮。”

“感谢上帝。他脱险了吗？”

“那还用说。你明天就可以来看他。”

手术期间，霍顿丝没有让我去陪伴。我原先把这归因于妻子和小叔子之间的竞争，可是后来我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在我的感情里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或歇斯底里的情愫，如果处在她的位置，我也是会设法回避的。但是，在电话里我却听出她的声调与平时迥然不同。霍顿丝养着一些奇花异草，可对狗对人都是吆三喝四的——这是她的一贯做法。然而这一次我却分享了她平日对花卉才有的那种感情，因此我对她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洪堡常常对我说——他本人是个性格的严厉裁判者——我远远谈不上温存，言下之意是太粗鲁了。我的变化（如果说得上的话）一定会使他高兴的。在这批判的年代里，由于追求科学（实则是幻想科学），人们认为他们之间彼此“不抱幻想”。吝啬的法则使得诋毁更为现实，所以我向来对霍顿丝持保留态度，但现在我却认为她是一个贤惠的女人。我一直躺在汽车旅馆的特号床上，读着洪堡的文稿和鲁道夫·斯坦纳及其门徒们的著作。我非常兴奋。

我不知道当我走进尤利克的房间时会看到什么——或许是血迹，或许是电锯上掉下来的骨屑，因为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撬开了骨架，取出了他的心脏，把它像一个小马达似的关掉，搁在一边，等收拾妥当后，又重新发动了起来。我无法承受这种做法的煎熬。然而我走进的却是一间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房间。尤利克头部上方有一个小铜片，刻着爸爸妈妈的名字。他的脸色绿黄，鼻梁高翘；鼻梁下面白胡子长得很粗糙，然而他的表情还是愉快的。他的凶猛依然存在。我高兴看到这一点。他满口生意经，不过很虚弱。如果我说他看起来有些来世的神色，他就会鄙夷不屑地听着。这里是擦得明光闪亮的窗户，这里有鲜艳的玫瑰和大丽花，这里有朱利叶斯·西特林太太穿着编织套装，她的腿很丰满，低垂到地上。她是一个娇小壮实的女人。生命在延续。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呢？不过眼下不是搞玄学的时候。我非常热切，非常愉快，然而我也守口如瓶。

“唔，孩子，”他说，声音仍然很微弱，“你很高兴，是吗？”

“是的，尤利克。”

“心脏也能像鞋一样修理，给换个鞋底，甚至于还可以换个新鞋帮，就像奥古斯塔街上的诺文森……”

我想，我理应在尤利克怀念故旧时作为他的提醒人。他自己记不得的事，他喜欢从我这里得到启发。非洲的部落酋长们身边是有提示官的，我就是尤利克的提示人。“诺文森把一九一七年从战壕里捡到的纪念品挂在窗口上，”我说。“他那里有铜弹壳，还有个弹孔累累的钢盔。他的板凳上方有一幅彩色漫画，那是他儿子伊西画的，画的是一个脸上喷湿的顾客跳到空中大喊‘求（救）命！’寓意是‘不要为修鞋而被人敲了竹杠’。”

尤利克对霍顿丝说：“你只要刺激他一下就行了。”

她交叉着腿坐在软垫椅上，微笑着。她那针织的套装颜色是旧玫瑰红，也可以说是新砖那样的红色。她的脸白得像擦了粉的歌舞伎演员，因为尽管她的眼珠颜色较淡，但她的脸型还是日本人的——高颧骨，厚嘴唇涂得血红，这都是日本人的脸谱。

“嗯，尤利克，既然你已经脱险了，那我就要走了。”

“听着，查克，我有些一直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在欧洲替我买上。要一幅美丽的海景画，我总是喜欢海洋的油画，除了海洋什么都不要。我不想看见岩石、小船，或者人。只要晴朗天空之下的海洋中心。水呀，水呀，到处是水[491]。给我弄一幅来，查基，我出五千八千都行。要是碰上这样的东西就给我打电话来，我好把钱电汇去。”

这就意味着我接受了一项使命——当然是非官方的。如果我不从中捞一点就不大合乎情理了。这往往是他慷慨的表现。我深受感动。

“我会去画廊看看的。”我说。

“好。那五万块咋办——你想过我的提议了吗？”

“啊，我当然乐于接受你的意见。我极需要收入。我已经向我的朋友萨克斯特发过电报了。他正乘‘法兰西号’在去欧洲的途中。我告诉他我愿意到马德里去着手一项他梦寐以求的计划，一种文化导游手册……所以我现在就要去马德里了。”

“好啊。你需要计划，回到工作中去吧，我了解你。你一停止工作就会出麻烦。芝加哥的那个娼妇和她的律师耽误了你的工作。她知道不工作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恶果——霍顿丝，现在我们得把查理照看着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霍顿丝说。一转眼工夫我更加佩服喜爱霍顿丝了。她是个多会体谅人的好女人呀，真的，没想到歌舞伎的假面具却隐藏着这么丰富复杂的感情。尽管她的粗俗引起过我的反感，但在她的粗俗后面却是什么样的善意、什么样的玫瑰园呀！“为什么不再努力努力，跟丹妮丝取得谅解呢？”她说。

“是她不想取得谅解，”尤利克说。“她恨不能把他的胃割下来盛在壁炉台上的杯子里。他给她的钱越多，她下的赌注就越大。没法子。这家伙在芝加哥就像迎风撒尿。他需要女人，但他捡来的净是一些作践他的贱货，所以，还是回去干正经事吧。查克，着手把你那玩意儿搞出来。如果你默默无闻，人们就会以为你一命呜呼了，还在那里等待你的讣告呢。你从这本文化导游手册上能捞到多少？五万？坚持要十万。别忘了税款。你是不是也套在股票市场上了？一定是的。你是个美国问题专家。你得体验体验全国都在体验着的东西。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我要买旧铁路债券。有人把一元的债券以四角抛出。只有铁路才能运煤。能源危机使煤炭业又东山再起。我们也应该搞到一些煤田。在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整个中西部都是坚硬的煤层结构。可以把煤粉碎，加上水，从管道里抽出来。不过这还不太经济。现在连水都是稀有的商品，”尤利克又唱起了他的资本主义赋格曲。一提起煤，他就成了一位浪漫派诗人，成了那个讲地球神秘的诺瓦利斯[492]。“你把钱凑起来，寄给我，我替你投资。”“谢谢你，尤利克，”我说。

“好啦，不啰唆了，你走吧。在欧洲待着。回来有什么可干的呢？给我买一幅海景画好了。”

他和霍顿丝调头又去忙开发那个古巴人的半岛的计划。他把全部天才狂热地倾注在他那些地形图和设计图上；霍顿丝也忙着替他给银行家打电话。我吻过我的哥哥和他的老婆，便开着从阿维斯公司租来的车去飞机场了。

虽然我满怀喜悦，但也预计到米兰的情形不会那么顺当。莱娜达扰乱了我的心，我不知道她居心何在。昨天夜里，我就在汽车旅馆给她挂过电话，问她情况怎么样。她说：“我不想在越洋电话上讲这些事，查理，电话费太贵了。”但是她接着在电话里哭了整整两分钟。即使莱娜达隔着大洋啜泣，也要比近在咫尺的哪位女人动人得多。后来她又破涕为笑了，说道：“一滴眼泪起码得花两毛五。好啦，我在马德里接你。你相信我会的。”

“比弗诺先生到底是不是你的父亲？”我问。

“好像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会没命似的，想想这对我的作用吧。是的，我认为比弗诺就是我爹。我觉得他是。”

“那么他觉得怎么样呢？他肯定是个英俊的男子了。窝囊废绝不会生你这样一个女人，莱娜达。”

“可他又老又瘪。看上去他就像个被人忘记从阿尔卡特拉兹[493]转移走的什么人，而且他还没有同我接触呢，他不肯。”

“为什么？”

“我走之前，母亲并没有说她打算控告父亲，可就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她的状子却送到了他手里，涉及到他的身份，子女的抚养，还有别的损失。”

“子女的抚养？你都快三十岁了。Señora的确没有对你说过她在谋划这件事吗？”我说。

“你一表示出怀疑的口气，你一用上不相信的语调，我就知道你发火了。你心疼这一趟路费。”

“莱娜达，为什么Señora偏偏要在你即将解开你出生之谜的当儿，用传票给比弗诺一顿闷棍呢？——再说，这些问题她应该是清楚的。你专程去解决你的心事，弄清你的身份，多少个星期以来你都在为你的身份危机焦躁不安，可是到头来你自己的母亲却又把问题闹僵了。你不该怪我莫名其妙。真荒唐。这老太太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征服计划呢！全是开火—轰炸，胜利，无条件投降。”

“女人告男人你就想不通啦。你就不知道我欠母亲多少。养大像我这样一个姑娘可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至于说她骗了我，想想别人是怎样骗你的你就明白了。那个坎特拜尔，但愿他在地狱里烂掉，还有萨斯马，还有萨克斯特。对这个萨克斯特可得当心呢。在里茨饭店住上一个月，但不要签任何合同之类的东西。萨克斯特会把他的钱抽走，要用全部工作把你拖住。”

“不会的，莱娜达，他虽然有点怪，但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再见，亲爱的，”她说。“我都把你想疯了。还记得你说过的关于英国狮子用爪子抓住地球站起来的那些话吗？你说过，当你用你的爪子抓住我这个‘球’时，比一个帝国还得劲。太阳永远照耀着莱娜达！我在马德里等你。”

“好像你在米兰已经没什么事了。”我说。

她却像尤利克一样，劝告我必须立即开始工作，并这样告诫我：“只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写最近你讲给我的那种迂腐的东西。”

这时，整个大西洋一定在我们之间汹涌起来；要么通讯卫星在外层空间遭到发光的微粒的轰击，总之，我们的通话受到了干扰，中止了。

但是，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感到格外的自在，如释重负，747飞机弓形鹰腿上的脚轮滚动出去，靠巨大的翅膀腾空而起，越飞越高，大气层也越来越明朗。我像个骑师一样把公文包夹在两脚之间，头靠在机座背上。总的来说，Señora恶毒而愚蠢的诉讼改善了我的处境，她使自己信誉扫地了。而我的宽厚，我的耐心，我的理智，以及我的卓越必将赢得莱娜达的好感。现在我只消紧闭起嘴巴，稳稳地坐着。一些关系到她的思想油然而生：纷纭万状的事物，把比“美丽的女郎为资本主义民主展开的命运作何贡献”这一问题深远得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澄清其中的一个。像现在许多人一样，莱娜达很快就会意识到她是“在过一种历史中的生活”。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高贵的美人，莱娜达现在仍处于虚假的范畴——她像戈雅[494]笔下的“小家碧玉”，只是她叼着雪茄；或是沃利斯·斯蒂文斯笔下嗤之以鼻的“烦躁的姘头”。一般的看法，都会把莱娜达划归这一类，然而她自己却企图蔑视并胜过这一类。不过她也同这一类人合作。如果我们有个历史任务的话，那就是同这种虚假的类型一刀两断，揭去这种伪装的外表。有一次我向她提出：“像你这样一个女人，只有在存在和知识截然分离的情况下，才会被称为蠢妇。但是如果存在也算知识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一个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成就了……”

“我毕竟不是一个蠢妇，也不会是；如果我是这样漂亮的话。好极了，你总是对我很好，查理。”

“因为我的确爱你，宝贝儿。”

于是她流出了一点眼泪，因为，在性欲方面，她并不是自己标榜的那个样子。她有她的苦楚。有时候她放肆地谴责自己，哭诉道：“真的啊！我是个骗子，我宁愿偷鸡摸狗。”我劝她不要言过其实。我向她解释，自我已经把自己从太阳解放出来，而它也必须经受这种解放的痛苦（斯坦纳语）。现代的性思想永远也排斥不了这一点。无羁绊的天然的喜悦的纲领永远不会把我们从自我的普遍暴虐下解放出来。血肉之躯永远不能实践那种宣告。等等。

总之，我们坐在巨大的747里，冲上了离地面六英里的高度。这里是一个亮堂堂的酒馆，一个剧场，一个自助食堂；向下俯视，大西洋在苍白的日光下汹涌澎湃。据驾驶员说，船只正在那里的暴风雨中备受惩罚。但是从这个高度望去，在你的眼里，海洋的波纹还比不上你的舌头所能触到的颚脊高。空姐端来威士忌和夏威夷坚果。我们在不断地穿越着这个星球的经线。这样一个幽远的地方，我是把它作为灵魂的大学校，作为精神的物质座位，加以初步考察的。我比以往更加相信，灵魂凭着偶然的善的闪光是无法仅仅在一生中做到有所作为的。柏拉图关于不朽的理论并不像某些学者试图阐述的那样，是一种比喻。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意思。短暂的一生只能使美德处于危机之中。只有傻瓜才试图使善同短暂的必死性调和起来，或者像亲爱的女郎莱娜达可能会说的那样，“宁无毋独”。

总之，我在让自己随意思考，让思想自由驰骋。不过我觉得我和飞机都正在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马德里选得妙极了。我可以在西班牙弃旧图新。莱娜达和我将享受宁静的一个月。我联想到木匠的水准仪，便对自己说，也许我们各自的水泡将逐渐摆回中心位置，然后真正满意的事自然而然地满意了，一切感情和思想都会被领略一番。如果有人谈到真与善时感到像在搞骗术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水泡”还没有摆到正确的位置上，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遵循科学思想的规矩，而他们对此又一窍不通。不过我也没有资格玩火，或者去嘲弄那些仅剩的革命思想。用保险统计员的话来说，现在我只剩下十年光景去弥补我错度了大部分的一生。甚至于没有时间浪费到追悔上头去了。我也感到死去的洪堡亟待我的帮助。死人和活人仍然形成了一个社会，而这个星球仍然是活动的场所。这里有洪堡贻误了的一生，也有我贻误了的一生。现在，就要靠我做一点事情，最后把车轮向有利的方向一转，把从人世取得的道德观传达给来世。人世是你能够得到这种道德的地方，而来世则是需要它的地方。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死者，不仅仅是洪堡一个。对愚蠢的行为我也充满着怀疑。可是为什么我的接受能力不如怀疑能力呢？恰恰相反。诸如此类，就不一而足了。总而言之，我们是会看见我们要看见的东西的。我们飞行在没有阴影的高空。借着高空纯净的光，我看见了我杯子里美丽的褐色的酒含有无数透明的微粒和发热的冷液的热线。我就这样自我陶醉着消磨时间。我们在里斯本停留了好大一会儿，晚点几个小时到达马德里。

747飞机打开它那鲸鱼前峰似的机舱，旅客们蜂拥而出。急切的查理·西特林就混杂在其中。我从航空公司的杂志上得知，今年的游客人数比西班牙全部人口还多一千万。什么样的美国人会相信他来到旧世界不是件特别的事？在这样的天空下活动比在芝加哥意义更大，那是肯定的。这里有意义重大的空间，我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况且，被这意义重大的空间所包围的莱娜达，正在里茨饭店等候。这时，和我同乘一架包机的同胞，一帮从维奇塔福尔斯[495]来的老人，就像医院里可以下床走动的病人一样，拖着脚步，疲惫不堪地在长长的走廊里走着。我闪电般地越过他们，第一个走到护照检查处，又最先走到行李输送机旁。可是，我的包裹却等到最后才到手。那些维奇塔福尔斯人都走了。于是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包里有雅致的服装，有埃尔美领带，还有老色迷的紧身短上衣，还有……看来都要丢了。就在这时，我却看见它摇摇摆摆地、孤零零地出现在滚轴运送机长长的输送带上。它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像一位没穿紧身胸衣的女人在鹅卵石上溜达。

后来，坐在去饭店的出租汽车里，我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认为，在这一路寂寥的深夜到达，是恰到好处的，一点也没有纷扰，所以出租汽车一路发狂似的奔驰而去。我可以马上到莱娜达的房间，脱掉衣服，同床共枕了。不是出于淫欲，而是出于渴望。我充满了给予安逸和享受安逸的无限需要。我真是无法形容我多么赞成迈斯特尔·埃克哈特[496]关于灵魂青春常在的观点。他说，灵魂自始至终保持不变，永远停留在一个年龄上，然而我们的其他部分则不是如此稳定的。因此，如果无视这种矛盾，否认衰退，一味追求生命的更新，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这会儿，我又要同莱娜达试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到处发誓的那样，我会更加温柔，她会更加忠实和慈悲。那当然没有意义。但是，绝不要忘记，四十岁以前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四十岁以后还是个半白痴。我总是有些痴劲儿。不过我仍然感到还有希望。我坐着车子向莱娜达奔去。我已经进入了属于死亡的最后领地。我只是期望在这里，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就在这里的一间寝室里，所有一切合乎人性的事情都将——最终！——发生。

里茨饭店圆形接待厅有气派的侍者替我拿着旅行包和公文包。我穿过转门就找莱娜达。她当然不会坐在那堂皇的椅子上等我。一个皇后般的女人是不会在凌晨三点钟还跟值夜班的一起坐在门厅里的。不，她一定醒着躺在床上，优美、湿润、均匀地呼吸着，等待着她非凡的独一无二的西特林。虽然还会有更适当、更年轻、更漂亮、更雄健的人，但是人世间西特林却只有一个。我相信莱娜达对这一点是明白的。

是出于自尊心的缘故吧，她在电话上拒绝与我同住一套房子。“在纽约那倒没关系，但在马德里，我们护照上的姓又不一样，这未免太像个妓女了。我知道不住一起得花双份钱，可也只好这么办。”

我请电话员接科夫里兹太太。

他的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科夫里兹太太。”

“那么西特林太太呢？”我说。

也没有西特林太太。一种邪恶的失望。我走过拱顶下的环形地毯，到门房那里去。他递给我一份米兰来的电报：“略有延迟。比弗诺有进展。明日来电话。我爱你。”

我被领到自己的房间里，但是我毫无心思欣赏它的陈设；浓厚的西班牙色彩，雕花的橱柜，厚厚的窗帷，土耳其地毯，安乐椅，大理石浴室，老式的电气装置，一派堂皇的老式铁路卧厢里的风味。床立在一个挂着帷幔的凹室里，用波纹绸盖着。当我光着身子爬进去，把头放在长枕头上的时候，心里真不是味儿。萨克斯特也没有信息，他现在该到巴黎了。我还得同他取得联系。萨克斯特得通知纽约的斯图尔特，说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作为他的客人在马德里待一个月。这事十分重要。我现在身上只剩下四千元，负担不起里茨饭店的两套房间。何况美元正在跌价，比塞塔[497]涨到了不现实的高度，而且我不相信比弗诺有什么进展。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压抑着那本该发出的心声。我诅咒着我的心境。它颓唐，颓唐，还是颓唐。在离得克萨斯我上次睡觉的床数千英里的地方，我僵直地躺着，愁绪万端。我的体温至少比平常低三度。我生性自暴自弃。那是我为了求得奋发上进和体魄的雄健所进行的美国式修养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人，一个得过两次普利策奖和Z字奖章以及一大笔钱（被衡平法法院剥夺去了）的人，现在我又使自己取得了一项无以复加的更大的成就，即一种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学的修正，一种思考死亡问题的更正确的方法！此刻我想起了洪堡在他遗留给我的那份文稿里所引用的柯尔律治关于古怪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一条语录。它是怎样说的呢？在痛苦的时刻，古怪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只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小孩床边的玩物。于是，我爬起来，在公文包里翻寻那句确切的引语。忽然我又住了手，我认识到，害怕莱娜达会抛弃我，这绝非不治之症。更何况，真正应该诅咒的正是她。她为什么要给我带来这个痛苦的时刻呢？而且让我光着身子弯着腰，借着这个老式卧厢的灯光，拿出一个死人的文稿翻寻呢？我肯定我是疲劳过度又得了时差综合征。

我从洪堡和柯尔律治又转向了乔治·斯威贝尔的理论。我干着乔治本来会干的事。我泡了一个热水澡。在浴盆就要放满水的时候，还来了个头手倒立。接着做了一个跤手桥，用足跟和后脑壳支持全身的重量，然后又做了一些由消遣和睡眠问题专家、著名的雅各布森博士所推荐提倡的体操。我曾经研习过他写的手册。你应当一个一个脚趾、一个一个手指地消解你的紧张。这个办法不一定就好，因为这使我回想起莱娜达在撩拨幽情之时是怎样运用脚趾和手指的事来（在莱娜达向我示范之前，我对脚趾的用场几乎是一无所知）。在这一切做完之后，我只好上得床来，祈求我不安的灵魂暂时离开，好让我可怜的肉体得以休息。我捡起她的电报，直勾勾地看着“我爱你”三个字，琢磨着这三个字，最后决定相信她是在说真心话。当我完成这一信仰活动后，便进入了梦乡。在挂着帷幔的凹室里，我失去了知觉好几个钟头。

后来，我的电话铃响了。在窗帘和帷幔隔住的黑暗中，我去摸索开关，但没有摸着。我便拿起电话问电话员：“是什么时候了？”

“十一点二十。一位女士上你房间来了。”电话接转台告诉我。

一位女士！莱娜达来了。我拉开窗帘，跑去刷牙洗脸。我胡乱抓了一件浴衣披在身上，把头发捋了捋，盖住秃顶，正在用一条粗厚舒适的毛巾把脸擦干的当儿，门环丁当丁当响了好几下，就像电报员按电键的响声，只是更为清脆而富于暗示力。我叫了声“宝贝”便急忙把门打开，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莱娜达的老母亲。她穿一身黑色的旅行装束，其中有许多是她特有的装饰，包括帽子和面纱。“Señora！”我说。

她穿着她那身中世纪服装走进来。刚进门槛，她又把那只戴手套的手伸到身后，领进来了莱娜达的小男孩罗杰。“罗杰！”我说，“罗杰为什么上马德里来？你要在这里干什么，Señora？”

“这可怜的孩子在飞机上睡着了，我只好请人把他抱下来。”

“他不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密尔沃基过圣诞节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爷爷中风了，也许要死了。至于他父亲嘛，我们又找不着。可我又不能叫罗杰跟我住，我的住所太小了。”

“莱娜达的住所怎么样？”

“不，她有她的affaires de coeur[498]，无暇照料一个小孩子。我曾经见过她的几个男士朋友。不把这孩子亮在他们面前倒是挺明智的。我照例没有去想她的风流韵事。”

“莱娜达知道不知道？”

“她当然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在电话上谈过这事。请给我们叫早餐，查尔斯。你吃一些糖霜饼好吗，罗杰乖乖？至于我，热巧克力加几块羊角面包，再来一杯白兰地就行了。”

孩子坐着，身子躬在高高的西班牙式椅子的一个扶手上。

“过来，孩子，”我说，“在我床上躺着去。”于是我脱掉他的小鞋，让他钻进凹室。当我把他盖上、拉下帷幔的时候，Señora在那里瞅着。“这么说，是莱娜达叫你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当然啦，大概你会在这里待几个月。只好这么办了。”

“莱娜达什么时候到？”

“明天就是圣诞节。”Señora说。

“妙极了。你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要在这里过圣诞节，还是该和她的父亲在米兰共度佳节呢？她有进展吗？要是你对比弗诺先生起诉，那她怎么会有进展呢？”

“我们在空中待了十多个小时，查尔斯。我没有气力回答你的问题。请叫早餐吧。我也希望你刮刮脸，要是桌子对面有一张男人不刮胡子的脸，那我实在难受。”

这使我仔细打量了一下Señora自己的脸。她有无比的尊严。她戴着头巾坐在那里，俨然一副伊迪丝·西特韦尔[499]的派头。她对于女儿的威力是巨大的，而我对她的女儿又需要得不得了。她的眼睛周围有一种蛇眼似的干气。是的，Señora的脑子有点不清楚，然而她的泰然自若加上她的冥顽不灵以及蛮不讲理，就使你对她无可奈何。

“在你等可可的时候我再去刮脸，Señora。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迟不早，偏要在那样一个时间去告比弗诺先生呢？”

“难道这不是我自己的事吗？”

“难道不也牵扯到莱娜达吗？”

“你这口气像是莱娜达的丈夫似的，”她说。“莱娜达到米兰去，是给那个人一个认他的女儿的机会，但这里还有一个母亲的问题呢。是谁把这姑娘抚育成她那样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的？又是谁教给她那一切重要的为妇之道的？一切不平都应当处理处理。那个男人有三个丑陋平庸的女儿。如果他要我生的这个出众的孩子，他就得把账还清。别想在这类事情上教训一个拉丁女人，查尔斯。”

我穿着我那不十分干净的米色丝袍坐着。腰带太长，穗子多年来一直这么拖在地上。侍者来了，盘子也没有用花饰罩住。我们吃起了早餐。在Señora用鼻子闻她的法国白兰地的时候，我仔细观察着她皮肤上细微的颗粒、嘴唇上淡淡的汗毛和她那具有适合于唱歌剧的鼻孔的弯鼻子以及眼珠的奇怪而胆怯的光泽。“我从你的旅游代办人那里弄了两张环球航空公司的票。就是那个戴佩兹利涡旋纹花呢头巾的葡萄牙女人达·辛特拉太太。是莱娜达叫我赊购的。我一个子儿也没有。”在这方面，Señora同萨克斯特很相像。他们都是那种能扬扬自得地告诉你他们是怎样破产的人。“我在这儿给罗杰和我租了一个房间。我做事的那个学院这星期关门了，我倒想趁此机会消闲消闲。”

提起学院，不禁使我想起疯人院。啊，不，她说的是一所秘书学校，她在那里教商用西班牙语。我总是疑心她实际上是个马扎尔人[500]。如果是这样的话，学生们该更喜欢她。要是学校里没有几个荒诞不经的人物，那这个学校就没有上头。不过她很快就要退休了。那么谁来推她的轮椅呢？可能她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也许这个老太婆像洪堡一样，梦想在官司上发财。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也许在米兰有个法官就像我的厄巴诺维奇一样。

“这么说来，我们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啦。”Señora说。

“孩子的脸色那么苍白，是不是病了？”

“只是累的。”Señora说。

然而，罗杰确实是患了流感，病倒了。饭店派来一位高明的西班牙医生，他毕业于西北大学。尽管他也同我叙起芝加哥的旧情，但最终还是抓了我的大头。我还是照美国的规矩付给他钱。我给了Señora买圣诞节礼物的钱，她买来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圣诞节这一天，由于思念自己的女儿，我怏怏不快，好在罗杰在这里，跟他做伴，我才有些许欣慰。我给他念童话，剪西班牙报纸粘彩带玩。由于房子里有湿润器，这就加重了糨糊和纸的气味。莱娜达没有来电话。

记得一九二四年的圣诞节我是在肺结核疗养院里过的。护士给了我一根粗条纹的薄荷糖棒和一只透孔的红色圣诞节长袜，里面装满了金纸包着的做成硬币模样的巧克力，然而那是使人沮丧的欢乐。我思念着爸爸、妈妈，甚至于我那坏心的胖哥哥朱利叶斯。虽然我早已从那种战战兢兢的沮丧的生活里挣扎过来了，而今却成了一个老逃亡者，衡平法的牺牲品，坐在马德里，叹息着剪剪贴贴。孩子在发烧，面色苍白，鼻息里带有巧克力和糨糊的气味。不过，显然他是被那条在房子里绕了个来回而又穿过枝形吊灯的彩纸链子迷住了。我强打精神，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但我的感情还是不时地起伏撞击（啊，多么可憎的感情），就像一只渡船周围的水，在宽横梁小船开进来时，后倒引擎搅起了沉渣和淹没了的橘子皮。每当我失去自制能力的时候，这种感情就出现了。我想像着莱娜达在米兰的情形，她住的房子，跟她在一起的男人，他们的姿势，以及那个家伙的脚趾。我下定决心，不，我不能甘心情愿地去当被勒索被遗弃而又糊里糊涂沉沦下去的遇难者。我设法针对着自己引用了一句莎士比亚的话，大意是恺撒和危险是同一天生下的两只狮子，而恺撒更大也更凶[501]。但是，希望过高反而求之不得。另外，二十世纪哪会被这种性质的痛苦所感动。它已经见过了一切。在种种大屠杀之后，你再也不能怪它缺乏对这一类个人困苦的兴趣。我就可以背得出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的简要清单——石油禁运，不列颠的衰落，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民主的未来，人类的命运。这些所起的作用，并不比裘力斯·恺撒起的作用好。我仍旧心灰意懒。

直到我坐在里茨饭店幽僻的十八世纪的理发室里的法国锦缎扶手椅上——我到这儿来往往不是为了理发，而只是因为我渴望着人的接触——我才对莱娜达和Señora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念。比方说，科夫里兹爷爷一患中风，落得个半身不遂，罗杰却准备好就走，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老婆子怎么这么快就给他弄到一张护照呢？底细原是这样的：我上楼悄悄地一看，才证实那护照早在十月份就签好了。这些女人的确够得上深谋远虑了。只有我不会瞻前顾后，因此我认为现在该采取主动了。

在莱娜达发现我破产之前与她结婚，看来倒是个上策。这样做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击。不，尽管她诡计多端，我还是迷上了她。出于爱她，我宁愿忽略那些细枝末节。有天晚上，她把我拒之于门外。还有，今年四月份，我们要暂时分别三天；就在希思罗机场上，在她打开的旅行袋里，亮着她的避孕用具。这两件事使我恼羞成怒。不过，话说回来，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呢？难道这比一个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碰上一个有趣的人更有意义？问题在于我，满脑子的主意，或者就因为这些主意——是否能够搞清楚莱娜达究竟是哪一种女人。我不像洪堡；他全被嫉妒抓住了。我还记得他在康涅狄格州我那地处海滨的院子里给我引用里昂提斯王[502]的话的情景。“我的心在发抖，我的心在狂跳，不是由于欢乐，不是欢乐。”那种心的狂跳是古典式的嫉妒。我可不会受古典式嫉妒的折磨。可以肯定，莱娜达做了下流事。不过，也许那是一些斗争策略。她要为得到我而苦斗。在我们成为夫妻之后，想必她就不再会是那个样子了。无疑，她是个危险的女人，但我对无力损害他人的女人，对不以利害威胁我的女人，倒是从来不那么感兴趣的。我的心本来就属于那种必须排除忧郁并且从令人沮丧的重压下求得解脱的类型。西班牙的环境正适合这种心。莱娜达的所作所为就像卡门。弗朗萨里，也许就因为弗朗萨里正在当斗牛士埃斯卡米洛，而我，虽然比这个角色年长一倍半，却仍然扮演的是唐何塞[503]。

我很快地勾画了一下不远的将来。不采用宗教仪式的世俗的婚礼，在这个天主教国家也许是行不通的。这个“结”也许可以在美国大使馆由武官来打，或者甚至于由公证人来打，也未可知。我得上古董店（我喜欢马德里的古董店）搞两枚结婚戒指，还可以在里茨饭店举行香槟酒晚宴。至于米兰的事，可以置之度外。等到把Señora送回芝加哥以后，我们三个就可以迁居到我所熟悉的城市塞哥维亚[504]去。黛米死后，我游历过好多地方，因此老早就到过塞哥维亚。我对罗马的古渡槽无比神往。我记得我真的爱上了那高大的结构复杂的石拱——跌落或下沉本来是石头的性质，但那里的石头却轻轻地悬在空中。那是一项引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对我来说，也可以说是自身的儆戒。就是为了苦思冥想，塞哥维亚也不会磨灭。我们可以“合家”安居在那条古老的后街上。在那里，当我试图去感受我是否真的要从心理意识转移到更纯洁的精神意识的同时，也许莱娜达就可以跑遍全城，搜罗她能卖给芝加哥的装饰家的古玩，并以此为乐。也许她还可以赚一笔钱。罗杰可以上幼儿园。将来我的小闺女也可以同我们团聚。因为当丹妮丝打赢官司，把钱捞到手之后，就会马上把孩子踢开。我刚好还剩有足以在塞哥维亚定居并为莱娜达开张营业的一笔现款。也许我还可以撰写萨克斯特建议过的关于当代西班牙文化的论文，如果这事不用多少弄虚作假的手段就可以干的话。莱娜达怎么会受我的骗呢？她会把这当成一出绝妙的喜剧。这是她在世界上最看重的东西。要是我告诉她，结婚以后我们只剩最后的几千块钱了，那时她必然会放声大笑，笑个不亦乐乎，并会这么说：“嗯，总会时来运转的。”我是会逗得莱娜达捧腹大笑的，因为我实际上正在经受着终生苦恼中重大的打击，如饥似渴的欲望，澎湃的心潮，被遗弃的痛楚，莫名的需要和茫然。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从童年延续到老之将至。我想，管它呢，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吧。于是，由于不想跟里茨饭店好事的服务员纠缠，我便上马德里中央邮局去。那里有回声荡漾的大厅，有蝙蝠模样的尖塔（西班牙官僚式的哥特建筑物）。我向米兰发了一份电报：“亲爱的莱娜达，有个妙主意：明日嫁给我。你诚挚钟情忠实的查理。”

其后，我躺了一夜未曾合眼，因为我用了“忠实”二字。也许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谴责、暗示和宽容的意味使全部交易都煞了风景，但我确实并无恶意。我的确是进退维谷了。我是说，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伪君子，那我就永远不会承认自己言不由衷。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个真正心地单纯、天真无邪的人，那我也不会为莱娜达在米兰的行为或怕她会误解我的电报而整夜如卧针毡，然而，我居然白白地失眠了一夜。看来通讯的措词倒无碍于事。她根本没有回电。

因此，那天夜里，在充满浪漫色彩的里茨饭店的餐厅里——在这儿每咬一口都要值不少钱——我对Señora说：“你绝猜不到我今天心里想着谁。”不等她回答我就说出了这个名字：“弗朗萨里！”作为对她的防御的突然袭击，但是，Señora是用特硬的材料制成的，她对此似乎并未介意。我重复这个名字：“弗朗萨里！弗朗萨里！弗朗萨里！”

“喊这么响干什么？怎么回事，查尔斯？”

“也许你该告诉我怎么回事才好。弗朗萨里先生在哪里？”

“他的行踪与我何干？请你唤camarero[505]过来斟酒好吗？”并不是因为她是闺秀我是绅士的缘故Señora才要叫我唤侍者。那是因为她的西班牙语虽则说得很流利，但本腔却纯粹是匈牙利的，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毫无疑问了。我从Señora身上还领教了一两件事。譬如说，难道事情就像我认为的那样，要结束生命的人都会狂热地屈从于自己的灵魂吗？在我脱口说出弗朗萨里的名字之前，我已经饱尝了预备的苦恼，而她听到后却要起更多的酒来。然而，策划把罗杰带到这里来的恰恰就是她。正是她决心要把我死死地钉在这里，以防我跑到米兰去，扑向莱娜达。因为弗朗萨里确实跟她在那儿。他是迷上她了；我也不责怪他。对于这样一个人——他在停尸板上见的人比在社会上见的人还多——头脑发昏是不足为怪的。何况像莱娜达那样的身体在活人里头又是那样稀罕。至于莱娜达方面，或许她也会抱怨在他的倾慕之中包含着可怕的因素，然而，难道我能肯定这种因素不正是他的吸引力之所在吗？我什么都拿不准。我坐着，想喝一杯酸酒把自己灌醉，然后我这苦涩的清醒却毫无敛意。不，我真不理解。

高级意识的活动并不一定能改进理解能力。那种理解的希望要求，被我那《高超世界的知识及其获得》的手册唤起并赋予了特定的指示。其中提出的一个练习，就是试图在规定的场合进入另一个人的渴望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除一切私心杂念，一切干预性的成见；既不能同情也不能反对那种渴望。只有这样，一个人也许就会逐渐体验到另一个灵魂正在体验着的东西。我曾用自己的女儿玛丽做过这种实验。上一次她过生日的时候，渴望得到一辆十速自行车。我确信她还不到骑这种自行车的年龄。当我们走进商店的时候，我会不会买它，还没有绝对的把握。而这时她的渴望是什么样子？她的感受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而且试图用推心置腹的办法像她一样渴望。这是我的孩子，我非常爱她。不过，起码还得体察出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在激奋地渴望着什么，然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急得满头大汗，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羞耻。连这样一个孩子的渴望我都无法了解，那还谈得上了解什么人吗？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我都试验过了。结果呢？一一皆告失败。我扪心自问，我究竟身居何处？我究竟对人了解些什么？我所惟一了解的，还是我自己的渴望；除此以外，还有像麦克白和普洛士丕罗那样一些不存在的人的渴望。我之所以了解他们，那是因为天才的洞察力和语言使得他们的心曲昭然若揭。我终于给玛丽买了一辆自行车，并对她喊道：“看在基督面上，别骑到马路边去，你会把轮子弄坏的。”这是我因为没有了解到孩子的心而大失所望的心情发泄。不过我打算还要了解。我计划好了，要在最绚丽的色彩中，带着最深切的感情，在最纯净的光明中去了解。我是一头牲口，驮着许多我不会使用的精巧驮包。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反复探究这个问题，再把曼陀林的每个音符都拨十次，正如我那亲爱的朋友所指责的那样。这样做，会永久地从意识的致命的自足中冲出来，将我所剩下的力量倾注于想像的灵魂，就像洪堡本应做的一样。

在这里茨饭店里，我不知道别的绅士正在跟什么样的人一起进餐。此刻，人世对我来说太意味深长，太不可捉摸了。我只能说，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桌子对面那个可鄙的老母狗的目标只不过是一个平庸无奇的目标。如果她在追逐我的灵魂，那我只好泯灭，只好荡然无存。她惟一的念头就是趁她女儿风华正茂之时把她卖掉。我完了吗？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吗？近几年来，我的确跟莱娜达好好享受了一番——那香槟鸡尾酒，那餐桌上摆的兰花，那个多情的美人儿戴着羽饰，只挂着一丝遮羞带服侍着我，而我又吃又喝又笑，直到被她色情的撩拨弄得咳嗽起来；她那撩拨是对多情而伟大的英雄和国王的讽刺。啊！再见吧往事，那些痛快淋漓、美不可支的事儿！我的这些事儿至少是真实的。如果她的不是这样的话，起码她也是个真正理解别人的伴侣。那是在高级密织棉布的床上。那是在高垒的枕头的天堂里。这些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在里茨饭店，除了当一个道貌岸然的食客，你还能当个什么呢？你会受到侍从、厨师长、侍应部领班、男仆、侍者和小听差的招待。后者打扮得像个美国旅馆的侍者，把清澈冰凉的水倒进杯子，并用一把很宽的银刀从亚麻台布上刮去面包屑，而今，他已经成为我最喜爱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想哭鼻子，但我又不能这样做。这是我伤心欲绝的时刻。我没有钱。这一点老太婆明明是知道的。这个被囊类动物般的干瘪老太婆Señora对我的财情了如指掌。只有跟尸体打交道的弗朗萨里是永远不会缺钱的，因为自然进程总是离不开他。癌症和动脉瘤，冠心病和脑溢血，这些就是他财富的后盾，管保他洪福齐天。所有那些死者，就像在耶路撒冷壮丽的宫廷里一样，唱着“万寿无疆，所罗门弗朗萨里！”所以当我把片刻时光让给痛苦的自怜，发现自己老态龙钟地、茫然地站在某个公寓的厕所里时，也许弗朗萨里正在触动莱娜达的感情。也许我将会像卢茨老大夫一样，把两只袜子都穿在一只脚上，在浴盆里撒尿。内奥米说，这就活到头了。好在瓦尔德海姆公墓里那些坟地的所有权凭证在朱利叶斯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我也许会过早地需要它们。明天，我将心情沉重地到普拉多博物馆去寻找贝拉斯克斯的画，或者酷似莱娜达的那位穆里略[506]的画——曾被财政大臣在唐宁街提到过的那一幅。就这样，我坐在银制餐具和白兰地以及火锅的极好色彩的相互辉映之中。

“我昨天打电报给莱娜达，向她求婚了。”我说。

“是吗？太好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铁石心肠的Señora说。“你不能那样子对待一个高傲的女人。不过有你这样一个出众的女婿我也高兴。罗杰爱你就像爱他的亲爹一样。”

“可是她没有回电。”

“邮电系统没有上班嘛。难道你没听说意大利快要垮台了吗？”她说。“你打电话了没有？”

“我试过，Señora。可是半夜里打电话我总是感到犹豫不决。反正又没人接。”

“也许是她同她父亲一道去度假了。也许比弗诺现在还占着他在多洛迈茨山[507]的房子。”

“你为什么不替我施加点影响呢，Señora？”我说。但我这一妥协是个错误。求助于某种特殊的力量，那是再糟糕也没有的事情。因为，对于那种铁石心肠，当你向他乞怜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更为冷酷。“你知道我想在西班牙写一本新式的导游手册。如果我和莱娜达结了婚，那么，我们在马德里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去维也纳、罗马和巴黎。我打算买一辆新的梅赛德斯—奔驰。我们可以为孩子雇一位家庭女教师。编写手册可以赚不少钱。”于是，我罗列一大堆名人学士的名字，并吹嘘了一番自己在欧洲各个首都的交往。我喋喋不休地说着，她却越听越显得索然无味。也许萨斯马已经跟她通过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萨斯马总是喜欢泄露我的天机。后来我说：“Señora，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到处登满广告的叫不出名堂的弗拉曼柯歌舞餐厅去呢？我实在喜欢听坚强有力的声音，看看脚跟蹬地的动作。我们可以临时请个人照看罗杰。”

“哦，很好。”她说。

于是，我们跟吉卜赛人一起度过了这个夜晚。我像一个富翁一样炫耀卖弄了一番。每当吉他音乐和鼓掌声一停，我就跟那发疯的老太婆大谈其戒指呀、结婚礼物呀，如此这般。

“你在马德里来来往往，看到什么东西最合莱娜达的意？”我问她。

“哦，想必是最讲究的皮货和山羊羔皮，外衣和手套，提包和鞋，”她说。“我在一条街上发现有卖的十分精美的斗篷。我跟国际斗篷社社长洛斯阿米戈斯·德拉卡帕谈过，他也给我瞧了瞧，有的带风帽，有的不带风帽，最漂亮的一种是墨绿色天鹅绒的。”

“明天的头一件事，就是替她去买一件。”我说。

如果Señora对此表示即使是最轻微的推辞，我也会明白我的处境如何。可是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瞅了我一眼，在桌子对面眨巴了一下。那眼光仿佛是从她向上翻的眼底发出来的，好像瞬膜一样。我的印象是在一个寂寥的森林里，在一个干燥的金色的秋天的下午，到处弥漫着树叶沃土的清香，我刚到这里，一条大蛇倏尔远逝。我提到这事，也许是为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任何价值。然而，每当我一有空闲，就要绕过里茨饭店的拐角，到普多拉博物馆去徘徊，观赏那些奇怪的画，尤其是戈雅滑稽的印象和希罗尼莫斯·波斯[508]的画。因此，我的思想早已准备着寻求意象甚至幻觉。

“我祝贺你终于通情达理了，”老太婆说。注意，她是说我通情达理得太晚了。她说：“我把莱娜达养大，就是为了给一个认真的男人当个完美的妻子。”

我是一个天生容易上当的人。从这句话里我推断出她所说的认真的男人就是对我而言，不过这些个女人还没有作出不留余地的决定。我开怀畅饮着莱邦托白兰地，以此来表示庆幸。这样一来，我便睡得酣畅。醒来以后，疲劳居然消除了。早晨，我打开高高的窗户，欣赏着阳光下川流不息的车辆。远方，白色的皇家饭店耸立在肃穆的广场上。可口的面包卷和咖啡以及雕饰得很考究的黄油和英雄牌果酱一起送来了。十年来，我的生活颇为阔绰。精工剪裁的衣服，定做的衬衫，开司米长袜，还有那丝质的领带，从美学的观点来看，都是令人十分满意的，然而这种愚蠢的奢华就要结束了。好在经过大萧条时期，我对简朴的生活也是十分习惯的。我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的。痛苦并不在于住在寄宿宿舍里，而在于变成了与从前判若两人的一个老腐败，从此再也不能打动那些有意于老夫少妻的美貌女郎的心怀，也无法激起像查理·卓别林夫人那种立志当一座城堡的女主人，并同形象高大而年近迟暮的丈夫生十个孩子的幻想了。我能够忍受这种与女人无干的生活吗？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莱娜达实在爱我，也许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清苦。如果我投资五万，朱利叶斯答应给我一万五的收入，就凭这笔钱，我也可以在塞哥维亚过个安乐日子。我甚至可以容忍Señora，供养她颐享天年。我希望她未来的日子不会很长，可以不伤和气，然而，不言而喻，她早点离开人间则更好。

我设法跟巴黎的萨克斯特取得联系——他那里的地址是皇桥饭店。我也给纽约的卡尔·斯图尔特挂了个电话，我想亲自同萨克斯特的出版商接洽一下文化导游手册的有关事宜。我也想确定他能否为我付里茨饭店的账，但是萨克斯特并没有住在皇桥饭店。也许他待在他母亲的朋友波旁第六公主家。我也用不着紧张。我已经同总机叮嘱过我的纽约电话的细节。我在窗口静静地待了十来分钟，领受着冬日的清冽和太阳。我试图把太阳作为一个存在体，一个有生命的、有它自己的意义的实体来领略，而不把它当做一团炽烈的热核气体及裂变——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多亏了盘尼西林，罗杰的病好了，可以跟他姥姥一起上幽居公园了，因此今天早上我可以不管他了。我做了三十次俯卧撑，头手倒立。然后我修面换衣，出去溜达。我离开了大道，摸到旧城的后街上去。我的目的是替莱娜达买一件漂亮的斗篷。记得朱利叶斯还要我买一幅海景画。既然我有的是时间，不妨上古董店和画廊去瞧瞧。但是一看，虽然有的是蓝色和碧绿，浪花和太阳，风平浪静和暴风骤雨各种不同的海景，但画面上总是少不了一块岩石，一点帆影，一个烟囱，而凡此种种朱利叶斯都是一概不要的。没有人乐于画一种单纯的元素，画没有人间气息的水，画大洋的中心区域，画无边无际的深渊，画覆盖整个人世的大海。我每每想起欧根尼安山中的雪莱。他写道：

无数苍翠葱茏的岛屿，

必然在无边的苦海中屹立……

但是朱利叶斯却不懂得为什么在任何海里都必然会有一些别的东西。他像一个刚好跟挪亚[509]背道而驰的人，把他的弟弟当做自己的“鸽子”，放出去只管找水；而他的弟弟虽则衣冠楚楚，却正在为莱娜达恼恨揪心。店员都是姑娘，全都穿着黑色的工作服。她们从地下室里把古海景画拿上来，因为我是个口袋里随时装着旅游支票的美国人。在西班牙人中间，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他们很像我的父母和我那些移居美国的姑表叔侄们。我们是一四九二[510]年犹太人被驱逐时离别的。除非你特别珍惜时间，否则这并不算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不知我哥哥尤利克究竟是怎样美国化的。首先他认为美国是物质上成功的乐土，不必为它的意识形态忧心忡忡。他已经放弃了那些斯文的人们所应恪守的文明及其理想和愿望。现在，著名的桑塔耶纳在某一方面倒是同意尤利克的观点。斯文的人们是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的，他们只会郁郁不乐。斯文的美国只会落得精神贫乏、气质衰微、才学荒疏。尤利克青春时代的新美国，风气所及，只是追求安逸、速度、欢乐、健康、刺激、橄榄球比赛、政治运动、户外活动、欢乐的葬礼。然而，这个新美国现在却表露了另外的癖好，新的弊端。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以及实用的艺术和技术严格为物质生活服务的时期也即将告终。为什么朱利叶斯想买一幅海景画，用以庆贺通过奇迹般的医疗技术把另外的血管移植到他的心脏上的成功呢？因为连他本人现在也不全是商业气息了。他现在也感到了形而上学的冲动。也许他那一向机警现实的美国人心灵已经吃够了苦头。六十年来，他已经识破了所有的骗局，感到了所有的问题。他厌倦于当内在自我的绝对的病态的主宰。一幅无边无际的海景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不是想表明自然力的自由，并想从陈规积习和对紧张的厌恶中解脱出来吗？啊，上帝，自由啊！

我知道，如果我到普拉多博物馆去，到处打听，还是可以找到一位画家为我画一幅海景画的。如果他要我两千，我会从朱利叶斯那里得到五千，但我不想从自己的哥哥身上捞这笔钱。我和他是用神秘的缎带维系在一起的。我在马德里的这个角落里浏览了所有的海景画以后，便到了斗篷店。

在那里，我跟国际社的社长洛斯阿米戈斯·德拉卡帕谈生意。他长得黝黑矮小，斜着身子站着，像一个合上的手风琴。他的牙有问题，口很臭。他那黑脸上有美国梧桐似的白斑。由于美国人忍受不了自己身上的缺憾，所以我感到自己倒是在旧世界里。商店里有一种破损了的木头地板。斗篷从天花板上一件件地挂下来。女人们用长竿挑下那些天鹅绒里子、锦缎面子的美丽的衣服，然后作为模特儿向我展示。相形之下，萨克斯特那件卡宾枪衣服便黯然失色了。我买了一件红衬里的黑斗篷（黑配红——这是与莱娜达最相称的颜色）。我用美国捷运公司的支票支付了两百多元，然后互道了许多谢意和客套，和大家一一握过手，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包赶回里茨饭店，去给Señora看。

不料Señora却不在那里。我发现罗杰躺在我房间的沙发椅上，脚搭在他那装好的包上。一位侍女照看着他。“姥姥在哪儿？”我问。侍女告诉我，两小时之前，Señora被紧急电话叫去了。我打电话问出纳员，他说我的客人，482号房间的太太，已经结了账，费用都转到我的账上了。于是我又把电话拨到门房。啊，对了，他说一辆轿车把那位太太送到飞机场去了。不，太太的去向不明。她没有请他们安排飞机票。

“查理，你有巧克力吗？”罗杰说。

“有的，孩子，我给你带来了些。”他需要他能弄到的各种糖果。我把一条巧克力都给了他。总算有这么一个人的渴望被我理解了。他在盼望着他的妈妈。我们都在盼望同一个人。多么可怜的小家伙啊！——当他剥掉锡箔把巧克力塞进嘴里的时候，我这样想。我实在同情他。他处于惨淡的童年的狂热而美好的境地，而我们的脉搏都在狂跳——只不过是一颗热切无助而贪婪的心罢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侍女发现我懂一点西班牙文，就问我罗赫略[511]是不是我的孙子。“不是！”我说。他被塞到我手里已经是够糟糕的了，难道还一定要我当个爷爷吗？莱娜达在跟弗朗萨里度蜜月。由于Señora本人从来没有结过婚，所以她急于为自己的女儿赢得体面。而莱娜达，尽管情欲上很成熟，却是个顺从的孩子。也许Señora在为自己的女儿张罗的时候，也会感到自己更富于青春的活力。因此，对我进行愚弄会使她年轻几十岁。至于我呢？现在我才看出了永恒的青春和愚昧之间的联系。如果我还没有老得追不成莱娜达的话，那我就年轻得足以忍耐青春期的苦恼。

于是我告诉侍女，我和罗赫略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尽管从年龄上看我够得上当他的abuelo[512]。我给了她一百个比塞塔，请她再照看一个小时，虽说我已经接近破产，但我仍然有钱应付一些门面。我可以打肿脸充胖子。目下我再也无法面对这个孩子了。我急于上幽居公园去。在那里，我可以尽情地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我刚要出门，电话铃响了。我连忙抓起听筒，希望听到莱娜达的声音。然而电话却是纽约来的。

“西特林先生吗？我是纽约的斯图尔特。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我是知道你的。”

“是的，我想问问你。你要出版一本皮埃尔·萨克斯特的论独裁者的书吗？”

“我们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他说。

“现在萨克斯特在哪里？在不在巴黎？”

“他在最后一刻变了卦，飞到南美去了。据我所知，他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采访庇隆的遗孀。真令人兴奋。那个国家正在四分五裂。”

“我想，你知道，”我说，“我正在马德里探索编写一本欧洲文化导游手册的可能性。”

“是这样吗？”他说。

“萨克斯特没有告诉你吗？我以为我们已经征得了你的同意。”

“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可以肯定吗？你一点也记不得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西特林先生？”

“开门见山说吧，”我说。“问题是，在马德里我是不是你的客人？”

“我越来越糊涂了。”

“iAy, que lio！”[513]

“什么，先生？”

挂着帷幔的凹室突然冷了起来。我抱着电话趴在床上，说道：“这是一个西班牙的说法，就像malenfendu[514]或者‘乱扯’或者‘胡诌’一类的话。原谅我说得太过分了。因为我很紧张。”

“你不妨来信作个说明，”斯图尔特先生说。“你在写一本书吗？你知道，对此我们总是感兴趣的。”

“没有的事。”我说。

“如果你着手……”

“我会写信给你。”我说。

我还得付这次电话费。

这时我非常恼火，请电话员再试着接一下莱娜达。我想，有一两样事情我还得告诉那母狗。可是当电话接通以后，米兰方面说她已经走了，没有留下地址。等我来到幽居公园的时候，本来打算要发泄的感情这时却无从发泄了。我沉思着散步。我得出了同在厄巴诺维奇法官议事室里得出的一样的结论：责备莱娜达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呢？激越的言辞，合理的推论，准确的判断，以及慷慨激昂的诗情，这一切对莎士比亚说来是难能可贵的，对我来说却没有一丁点儿好处。发泄的欲望仍然存在，但是却没人接受我激烈的言辞。因为莱娜达是不想听的；她心里还有别的事。嗯，至少她还把罗赫略托付在我这里，在她方便的时候就会打发人来领他。她这样毫无心肝地甩掉我，也许反而对我有帮助。起码她是这样看的。我早就该跟她结婚了，然而我是个言而无信的人，而我的犹豫不决是有侮辱性的。我活该留下来照看她的孩子，这倒是适得其所。另外，我想那两个女人以为这样一来罗赫略就会把我缠住，使我无法追踪而去。不过我并没有追踪而去的打算。而今，我更是拿不出钱干这号事了。首先，里茨饭店的账款大得惊人。Señora已经多次给芝加哥打电话，跟某个专门修理电视机的年轻人保持联系，那是他目前的affaire de coeur。还有，在马德里过圣诞节，给罗杰看病、买礼物，讲究的饮食，莱娜达的斗篷，这些已经花去了我全部资产的近三分之一。多年以来，从《冯·特伦克》成功之日或黛米·冯格尔去世前后算起，我一直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又回到老寄宿宿舍水平的生活里去了。要是在里茨饭店待下去，我还得雇个保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就要破产了。我最好的选择就是搬到膳宿公寓里去。

无论如何我得把这孩子的情况讲明白。如果我把自己说成是他的叔叔，那就会引起怀疑；如果我以他的祖父自居，那我也得有个当祖父的样子。当一个鳏夫是再好不过的了。罗赫略叫我查理，但这在美国儿童里是不稀罕的。况且，在某种意义上，这孩子的确也是个孤儿；而我呢，毫不夸张地说，是个失去亲人的人。我出去给我自己买了几条居丧者的手绢和几条非常好的黑色丝领带，还为罗赫略买了一套黑衣服。我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丢失护照的言之成理的说明。幸好主管这类事务的那个青年知道我关于伍德罗·威尔逊和哈里·霍普金斯的书。他曾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历史。有一次我在全美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论文时，他也在座。我告诉他，我老婆死于白血病，我的皮包在马德里的公共汽车上被偷走了。那位小伙子告诉我，这个城市以扒手著称于世。“教士的口袋在法衣下面都被掏了，他们真是利落得很。许多西班牙人吹嘘，马德里是全世界扒窃活动的中心。话说回来，你也许愿意给美国新闻署作报告。”

“我心境太沉重了，”我说。“再说，我到这里来是搞研究工作的。我在准备写一本关于西美战争的书。”

“我家里也有白血病病例，”他说。“这种慢性死亡真会把人熬干。”

在拉罗加膳宿公寓里，我却对老板娘说，罗杰的母亲是在巴塞罗那由于离开人行道而死于车祸的。

“啊，多么可怕呀！”

“是呀，”我说。我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查过西班牙文字典。我非常流利地接着说：“我可怜的老婆，她的胸部被轧碎了，脸也撞坏了，肺被戳穿了。她是在极端痛苦的状态中死去的。”

我觉得白血病对莱娜达来说未免太好了。

膳宿公寓里有许多和蔼可亲的人物。有的讲英语，有的讲法语，交往是可能的。这里住着一个陆军上尉和他的老婆，还有几个丹麦大使馆来的女士。其中有一位五十左右的瘸腿金发女子，是最为出众的。偶尔，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一嘴龅牙也会显得赏心悦目，她是个看上去很顺眼的人，虽然布满两鬓的细微的血管像丝网一样，而且还有点儿驼背。她是个善于发号施令的那类人物。这种人，之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中能够左右局面，并不是由于健谈，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发挥他们卓越才能的秘密。至于那些服务员，那些兼做招待员的侍女们，则更是谦和之状可掬。在基督新教盛行的北方，穿黑色衣服的意义就显得小多了。在西班牙，哀悼仍然是很隆重的。小罗赫略的黑衣服比我加黑边的手绢和臂纱的效果就好得多。我给他喂饭时，我们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的热烈反响。对我来说，给孩子切肉其实并不是件稀罕的事。在芝加哥，我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但不知怎的，美国男人这种惯于做母亲的习性一旦表露在膳宿公寓这没有窗户的小饭厅里，却居然会使满座哗然。我对罗杰无微不至的体贴，在他们看来一定是难以忍受的可悲的事。于是，女人们开始帮我的忙了。我要付empleadas del hogar[515]薪金。过几天，他就要讲西班牙语了。早晨，罗杰上托儿所；午后由一个女佣带他上公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随便在马德里溜达，或躺在床上沉思。我的生活从而平静一些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如此悠然自得，倒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不过，这可不是我在747飞机的长毛绒小座位上，飞越汹涌的大西洋时所展望的生活。木匠水平仪上的水泡可以逐渐摆动到中心，这是以前我对自己所说的。不过，现在看来，自己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水泡”。况且这是欧洲。对于有知识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日子欧洲也没有多少好处。在任何方面，它都不居于世界的前茅。你必须作为一种落后的人（一个粗俗的女人，一个莱娜达——不用旁敲侧击）怀着对文明的虔诚倾慕来到这里。这是在妇女时装杂志上屡见不鲜的东西。必须承认，这次我也是怀着这种虔诚的理想或者它的残余来的。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人们已经在这里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这里仍然有神圣和艺术的遗迹。在芝加哥的二十六号街和加利福尼亚路，或者花花公子俱乐部，你是找不到圣伊格纳修[516]，找不到圣特雷莎[517]，也找不到十字架约翰、埃尔·格列科和埃斯科里亚尔[518]建筑群的。然而，在塞哥维亚也没有这样一个西特林的小家庭——爹爹想求得意识同它的生物基础的分离，而性感的勾魂摄魄的娘却潜心于古董生意。不，莱娜达还叫我吃了苦头，而且施展了那样一种伎俩，使我的尊严备受损伤。好在我穿的丧服帮我恢复了一点。黑色的服装使我跟这些西班牙人相处得彬彬有礼。一个受苦的鳏夫和一个苍白的外国孤儿感动了店员，特别是女店员。在膳宿公寓，丹麦使馆的那位秘书对我们尤其感兴趣。她面色十分苍白。不过她苍白的根源和罗杰的大不相同。她的神色恍如患着干热病似的，白得吓人，以致使口红显得过分恣肆。那是她饭后用一种极为强烈的效果搽上去的，不过她的用意却不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领我散了一会儿步，那时我不怎么得意。她戴着一顶像钟又像桶的女帽。由于她的胯部有毛病，我们慢慢地走着。当我们同度假的人们一道走去时，她给我讲起悲哀的事来。

“你妻子漂亮吗？”

“啊，她非常漂亮。”

“你们美国人往往哀伤过度。她去世多久了？”

“六个星期。”

“上星期你说是三个星期。”

“你说多久就多久吧，我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

“你必须振作起来，以免过分伤神损气了。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超然物外嘛。我房间有些好白兰地，等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来喝一杯。你和他共睡一张双人床，是不是？”

“他们在想法子给我们弄两张单人床。”

“是不是他睡觉不安分？孩子们蹬起来可厉害呢。”

“他睡觉倒挺安稳，我反而睡不着。我就躺在床上看书。”

“晚上我们给你找点好事情，”她说。“闷着头苦思冥想有什么用呢？她已经不在了。”

她当然是不在了。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从西西里写给我一封信。星期六，也就是昨天，我到里茨饭店去拿邮件，得到了她的信，所以星期天我心境不佳。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逐字逐句推敲着莱娜达的信。如果我未能很亲切地陪伴丽贝卡·沃尔斯苔小姐——这位白得可怕的瘸腿女人——那是因为我心里难过的缘故。我几乎希望罗杰不是那样一个乖孩子。他睡着时连被子也不踢。他没有使我伤过一点脑筋。他是个可爱的孩子。

莱娜达和弗朗萨里在米兰结婚了，现在正在西西里度蜜月。我想他们会去道尔米纳。她没有详细说明。她写道：“把罗杰托付给你再好也没有了。你常常表明，你爱他就是爱他本人，并没有利用他来讨我欢心的意思。母亲忙得无法照顾他。尽管你现在没有这么想，但你终究会这样想的，我们仍然可以作为好朋友。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骂我是个诡计多端的臭屄——这是你发火时的口头禅。但你的心是公正的，查尔斯。你欠了我的情，这你是知道的。你有的是正确待我的机会，可你竟都错过了！啊，是你错过的！我没法使你改正。”莱娜达突然伤心起来，毫无疑问，我把事情搞糟了。“你让我扮演了一个蠢货的角色。我不过是你绝妙的纵欲小丑。你又要我戴着大礼帽做饭，又要我光着屁股。”不是这样，绝不是这样。这只是她的想法。“我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玩物，逗你开心。我也自得其乐。我对你什么都没拒绝过，你却拒绝了我不少事。你忘了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你把我作为从芝加哥——那个‘蹒跚学步’的城市——带来的下作婊子，在伦敦招摇过市，以致叫那个财务大臣狗杂种那样偷鸡摸狗。念其不列颠昔日的伟大，我让它过去算了。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他就不敢那么干。是你把我放在娼妓的位置上了。我不认为你一定要当个把心和屁股联系在一起的解剖学教授。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把我看做一个胸膛里有颗心的人，正如尊贵的西特林骑士阁下一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成功了。啊，查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怎样从蒙特利尔给我走私带了古巴雪茄，那上面是你贴的‘居鲁士大帝’商标。你善良而又有趣。你说过，怪脚就需要怪鞋。我相信你的话，觉得我们彼此就是脚和鞋。脚和鞋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唉，只要你想想这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个在旅馆门厅里长大的孩子，她妈从来没有结过婚，’你就会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市政厅或教堂同我结婚，最终给我一些保护。你用来把我逼得几乎发疯的那个鲁道夫·斯坦纳说过，如果这次你是个男人，下一次你就会托生成个女人。那个以太体（并不是说我明白以太体是什么；是不是使得肉体活动的生机部分？）总是来自异性。如果你下一辈子要做一个女人的话，那么，这其间是有许多东西得好好见识见识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不少女人都承认——如果她是个诚实的人——她真正爱慕的是一个由许多男子合成的情人或丈夫。她爱甲的这一点，乙的那一点，丙的另外一点，这样一来，就成其为一个迷人的、使人感到愉快而动心的、令人乐于相处的人了。你可以是我的甲，我的一部分乙，而你在丙的那一部分却是彻头彻尾的不中用。

“此刻我很想念你。弗朗萨里也察觉到这一点，但他经营的那种生意的好处却使得他能够正视现实。你曾经对我说过，弗朗萨里的观点一定是阴曹地府式的——这怎么讲都可以。虽说他的营生很阴沉，但他的心胸却很宽广。我对你的爱他并不坚决反对。别忘了我并不是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私奔。我是回到他身边来了。当我们在伊德尔怀尔德机场分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去干这件事，可是我对你已经失去耐心了。在你的性格里，曲折隐晦的成分太多了，而我们彼此却都需要更加慎重的安排。”

且慢。她说来说去是不是就因为我要破产才甩掉我的呢？当然，弗朗萨里决不会有破产的问题。也许莱娜达已经意识到我将过一种更加清贫的生活。我还没有为了原则而舍弃金钱。问题倒不在厄巴诺维奇把我的钱弄走了。不过我却开始看到美国金钱在争夺着什么。它已经等同于宇宙力的大小。它在我们与真正的力量之间巍然屹立。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明白莱娜达抛弃我的理由了——她抛弃我就是因为我进行着这样的思考。她是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作这样的表白的。

“现在你可以去做你那关于厌烦问题的大文章了，人类也许会为此而感激的。厌烦在折磨着人们，想必你能给以解救的。你能呕心沥血地研究这种深奥的问题真是太好了。不过，在你做这类事时，我却不愿意守在你身边。我承认你是聪明的。但对我来说，这倒无关紧要。你应该像我宽待知识分子一样宽待一个承办丧事的人。至于对待男人，我是完全出于女性的立场加以判别的，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教派，或者他过去的地位如何低下，正如林肯说的那样。我为你有如此惊人的智慧而感到欣慰。我仍然十分赞同你的老情人内奥米·卢茨的话。我无意和什么精神呀、智慧呀、宇宙呀这些东西搅在一起。作为一个漂亮的女人，趁现在还年轻，我宁愿像尘世上的芸芸众生一样打发日子。你可以自食其力；你可以当个瘸子同别人亲吻，生男育女；你也可以活到八十岁，活得讨人厌了，要么去上吊，要么去投河，然而却万万不要浪费时光去异想天开地在人类的现状中另辟蹊径。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令人厌烦的。”不错，从她的这些话语里，我看到天才的思想家们扔到广大群众头上的，的确是一团信念和目的的乱麻。我看到他们在用幻想、纲领和憧憬世界折磨全人类，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本身是无辜的。人类有难以置信的劳作、感受和信仰的才能，而那些以先知和先觉自诩并想方设法辱没人类的人，则要求人类时而把这种才能引导到这儿，时而又引导到那儿。“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她继续写道，“但我还是有自己的信仰的。我相信我生活在自然界中。我认为，人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这也是弗朗萨里的主张。死了就是死了，此人的职业就是同尸体打交道，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了。弗朗萨里为社会做着一种实用的服务，据他所说，就如管道工、排污所、垃圾清理工一样。可是，尽管你与人为善，他们却反转过来歧视你。这就和我自己的处境一样。弗朗萨里忍受着职业上的耻辱，但这并不要付出多少代价，反而增加了他的收入。你的某些思想较他的那种营生还要阴森可怖。他把那东西收敛在各自的隔室里，以免这具跟那具混淆起来。”

在这里，她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这个艳丽动人的莱娜达真了不起。因为，从《圣经》的意义上讲，她是不干净的，是她用离经叛道的刺激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如果因为弗朗萨里被死者所玷污，所以她才觉得比较神往，那么她为什么不直说呢——我认为它就是丙身上的成分，而莱娜达却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是什么。他的一切特点我全不具备。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我，使得我的心发痛。用一句老话来说，她正中了我的要害。但是，关于弗朗萨里从死人的亲属身上揩油是合理的，她满可以略去不讲。我了解芝加哥的商业思想家。我听过许多有钱的芝加哥人大讲哲理。我也知道所有那些萧伯纳式的锦言妙语，这是你可以在湖滨大道餐桌上听到的：他们想把弗朗萨里——一个食腐尸的动物弄成一个碰不得的贱种，但他将把他们的金子随身带到阴间去，在那儿当一个王子——那一类事我没有也行。然而莱娜达仍然是了不起的。自然她想给我讲一些重要的事，让我看她干得多么出色。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为莱娜达而难过。她竟然穿着靴子，戴着羽饰，扬长而去，撇下我在痛苦中思索，思索着丙是怎样一种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该怎么办。

“你总是说你的生活方式如何与众不同，因此不能判断别人的渴望。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的确不理解人们的心理，不懂得他们的需要，就像你不懂我希求稳定一样——也许你永远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你是流露过的。你曾告诉过我，你试图体验一下小玛丽渴望一辆十速自行车的心情，但你却始终未能如愿。那好，现在我就把罗杰寄托给你，好让你一边照顾他，一边研究他的心理和渴望，直到我打发人来接他为止。你现在需要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和弗朗萨里要去北非。西西里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温暖。我向你提一个建议，一旦你的感情基本恢复了常态，你就该想想你的朋友萨斯马、斯威贝尔、萨克斯特他们。你对冯·洪堡·弗莱谢尔的迷恋加速了我们关系的瓦解。”

她没有说什么时候才打发人来接孩子。

“如果你认为你活在世上就是为那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那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死抱住跟一个女人过幸福生活或美满的家庭生活的老主意不放呢？这不是天真无知，就是乖僻到了极点。你自己已经够特别了，却还要跟另一个自有一套特别方式的人相处。后来，你不得不对自己讲，你所需要的，仅仅是单纯的卿卿我我的关系。嗯，你的热情和魅力使我认为，你需要我。永远是你亲爱的朋友。”这张纸已经写满了，信也就此结束。

读到这里，我不禁老泪纵横。莱娜达把我关在门外的那天晚上，乔治·斯威贝尔曾经对我说，在我这样年纪还能忍受爱情的熬煎，为此他对我十分敬重，并脱帽向我致敬。但这不过只是那位活力论者的风流姿态罢了。我一直在读一位马德里作家奥尔特加[519]的东西。他在《现代的主题》里贬斥了这种姿态。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然而，在这三等膳宿公寓后面的宿舍里，我只不过是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老丑，我的头顶越来越秃了，皱纹比以往更多了。眉毛里头开始长出又长又粗的白毛。此刻，我已经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孤家寡人，而且由于受到一个漂亮荡妇的奚落而愧恨交集，泣不成声。我忘记了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勉强算得上），也忘记了我应当散布一代理性的胡言乱语，或者设法帮助人类精神从它心灵的棺材里迸出来，然而她却似乎并未怎么考虑我的这些抱负。如果你把她同那个跟尸体打交道的弗朗萨里的私奔看成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的话，这一点便不言自明了。即使在我哭泣的时候，我也意识到罗杰再过一刻钟就要散步回来了，不由得时时瞅瞅钟。到时候我们该玩多米诺骨牌了，突然生命返老还童了。你又在小学一年级了。尽管年近六十，你还得从头开始，看看你是否能懂得别人的渴望。而你所爱的那个女人却在人生的旅途迈向了成熟，正在马拉喀什[520]或别的什么地方独立地前进。她不需要一条樱花草的小径。凡是她的脚踩过的地方，樱花草就会随之萌发生长。

当然她是对的。我跟她耳鬓厮磨无异于自寻烦恼。为什么呢？也许这种烦恼最终将导致我陷入更加荒诞的然而又是必要的思想领域。现在，我产生了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思想，即：像莱娜达这样一个女人的美，并非恰如其分。那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她形体的美是那种古希腊式的，或者文艺复兴式的。而这种美为什么又不合时宜呢？啊，这就得追溯到人类精神刚刚开始脱离自然的那个时代。在那以前，人还不曾想到要独立地考虑自己，人还没有把自身的存在同自然的存在区分开来，而是把自己当做自然的一部分。然而，当智慧觉醒之后，人就跟自然分开了。作为个体的人，便体察到了外在世界的美，其中也包括人的美。这是历史的神圣时刻——黄金时代。许多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又企图恢复美的这种原始意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智慧与精神已经继续前进了，一种与之不同的、更加内在的美已经出现了。这种内在的美体现在浪漫艺术和诗歌中，它是人类精神和自然精神自由结合的产物。所以，莱娜达其实是个古怪的幽灵。我对她的热情则是赏识古玩的热情。这一点她自己似乎也有所觉察。瞧她那搔首弄姿的样子。可惜雅典式或波蒂西里[521]式的美人是不抽雪茄的。那种美人也不会站在浴缸里干下流事情，更不会在画廊里站住说：“那是一个长球蛋的画家。”绝不会的。然而遗憾得很，我多么想念她啊！那个骗子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尽管她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就有新式的内在的美。我是个老丑，然而我听说过这种美，而且看到了它的预示！对于这种新式的美，我打算怎么办呢？我还不甚了了。此刻我在等待罗杰。他急于玩多米诺骨牌。而且当我拿着有花点的骨牌坐在对面时，又急于从他的脸上瞥见他母亲的影子。

那个苍白憔悴的丹麦女士丽贝卡·沃尔斯苔来跟我在幽居公园散步。我慢慢地走着。她一拐一瘸地走在身旁。她的钟形帽耷拉在脸上。她那充满苦涩的脸像电光一样苍白。她非常仔细地问长问短。她问我为什么老待在房子里。她感到受了我的冷遇，但这并不是指礼节方面。我的确是以礼相待的。我只是冷淡了她，嗯，在最根本的一点上。她言下之意似乎是这样：如果在床上跟她热烈地来几个回合，不管胯部是好是坏，她都能治好我的病。然而经验已经告诉我，这肯定会适得其反。如果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我所得到的，只能是又一个（而且可能是发狂的）要我养活的人。

“你成天待在屋里干什么？”

“我得抓紧时间写回信。”

“我想你一定是在向人们通知你夫人的死讯。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害了破伤风。”

“你知道，西特林先生，我好不容易在《美国名人录》里把你查出来了。”

“你何必干那种事呢？”

“啊，说不上，”她说。“一种预感。比方说，虽然你有美国护照，但你的举止并不像真正的美国人。我感到你一定有些不寻常。”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出生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就像那个有脱身法的伟大的犹太人哈里·胡迪尼一样——我奇怪为什么他和我都要选择在阿普尔顿出生。”

“这难道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丽贝卡说。她戴着钟形帽，灰烬一样苍白，在这个西班牙公园里瘸着腿走在我身旁。她在伸张理性。我们说话时，我有意为她放慢脚步。

我说：“当然，科学在你那边。不过，你知道，事情仍然很奇怪。出世才十年的人突然就能下笔如神作起赋格曲来，并且能够证明数学上相当微妙的定理。也许我们随身带来许多天赋，沃尔斯苔小姐。据史料记载，拿破仑出世之前他母亲就喜欢凭吊战场遗迹。那小子出世前几年就已经找到了一个爱好厮杀的母体，这有可能吗？巴赫家、莫扎特家和贝尔努里[522]家概莫能外。那种家族也许吸引着音乐和数学的灵魂。正如我在一篇论述胡迪尼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魔术师的父亲威斯拉比是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十足的正统犹太人，但是他必须背井离乡，因为他用长剑进行了一次决斗，可见他也是个奇人。此外，胡迪尼和我不但都出生在同一个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而且也都与死亡问题周旋不已，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胡迪尼也是这样做的吗？”

“是的。那个胡迪尼公然反抗一切形式的约束和羁绊，其中也包括坟墓。他冲破了一切。人们把他埋了，他逃脱了；人们把他装在箱子里沉入水中，他又逃脱了。于是，人们给他穿上拘束衣，戴上手铐，绑住一只脚，倒挂在纽约弗拉蒂朗大厦的旗杆上。萨拉·伯恩哈特[523]前来观光，坐在五马路上的轿车里看着，而胡迪尼却又一次脱了身安然无恙地爬了下来。我的一位朋友，一位诗人为此写了一首歌谣，题为《滑稽的哈里》。伯恩哈特当时已经很老了，一条腿截掉了。当他们驱车离开时，她啜泣着搂住哈里的脖子，恳求他把她截掉的腿再变回来。他无所不能！沙俄的秘密警察把他剥得精光，关在一辆放逐犯人到西伯利亚时用的铁车里，锁了起来，但他还是逃之夭夭了。他逃出过世界上最牢固的监狱。每当他凯旋的时候，总要径直跑到墓地去，趴在他母亲的坟上，通过野草低声向母亲诉说他的旅途见闻，到过什么地方，有哪些活动。后来，他费了几年工夫去揭穿那些招魂术。他揭穿了巫师们所有的鬼名堂。从一篇文章里，我曾经推测，他是否有过如何在一场浩劫里设法逃出集中营的暗示。啊，如果欧洲的犹太人也学到他的本领该多好。可是到了后来，有个医科学生为了做试验，打击他的腹部，致使他患了腹膜炎死去了。所以，你看，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物质世界的结局。炫目的哲理，闪光的意识，超绝的技艺——这一切对于死亡都无能为力。胡迪尼最终找到了一条探究的线索。最近你向打开的坟墓望过吗，沃尔斯苔小姐？”

“你处在生活的这种关头，被那样一些病态的思绪缠住是可以理解的，”她说。她抬起头看我的时候，脸上闪耀着白光。“只有一桩事可做。这是显而易见的。”

“显而易见？”

“别装正经了，”她说。“你知道答案，你我在一起会做得很好。有了我，你还可以自由自在——我不会碍手绊脚的。你可以无拘无束。这不是在美国。话说回来，你到底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干什么呢？《名人录》上说你在传记和历史学方面得过奖。”

“我正准备写一部关于西—美战争的书，”我说。“目下我在赶着写信。其实我这封信就要寄出去……”

我已经写信给贝尔格莱德的凯瑟琳。我没有提钱的事，但是我希望她不要忘了洪堡电影剧本中有我的那份预选费。她说过一千五百元，现在我很快就要用得着了。芝加哥有人正向我逼债，萨斯马在转递我的邮件：原来Señora又乘头等舱飞到马德里。旅游局也在催我马上汇款。我已写信给乔治·斯威贝尔，询问他变卖我那柯曼地毯的钱是否已经付了，可是乔治不是那种见信即复的人。我知道托姆切克和斯罗尔还要由于我输了官司收一笔数目惊人的费用，而厄巴诺维奇法官更要让吃人的平斯克帮他从那笔被没收的款项中捞一把。

“你似乎在自己的房间里嘟囔着什么。”丽贝卡·沃尔斯苔说。

“我相信你是不会在门口偷听的。”我说。

她脸红了——也就是说，她脸色更加苍白了——回答道：“皮拉尔告诉我你在那里自言自语呢。”

“我是给罗杰念童话。”

“他上学时你可用不着念。也许是你在模仿大恶狼……”

我嘟囔些什么？我不能给马德里丹麦大使馆的丽贝卡·沃尔斯苔讲我在做一些秘传的实验，讲我在给死去的人读书。我似乎已经够荒唐的了。据称我是个来自中西部的鳏夫，一个小男孩的父亲，但按照《名人录》上的说法，却原来是个获奖的传记作家、剧作家、荣誉军团骑士。这位骑士鳏夫租了膳宿公寓最差的房间（横过厨房的通风井）。他褐色的眼睛都哭红了。虽然他的衣着还挺考究，但终因厨房的熏染使他的衣服显然有股子陈油味。他带着固执的虚荣心把那稀疏的灰发梳到秃顶上，但就着灯光，还是看得见头皮亮晶晶的。这往往使他扫兴。他长着约翰·巴里莫尔[524]那样的高鼻梁，但可惜只有这一点与之相似。他是个体力行将耗尽的人。他的下巴底下，耳朵旁边，忧伤而热情的眼睛下方，已经开始生出一条条的皱纹。他的目光敏锐地凝视着错误的方向。我总是从增进健康的角度出发，指望同莱娜达进行有规律的性交。我毫不含糊地赞同乔治·斯威贝尔的观点：如果你忽视了正常的性关系，你就会倒霉的。在所有文明的国度里，这是根本的信条。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论调——我总是可以拿出相反的论调来的。这种论调来自尼采。它持一种很有趣的观点：禁欲可以大大增强精神力量，因为精子会被身体重新吸收。对于智力没有更好的办法。尽管如此，我还是逐渐感觉到我在出现痉挛。我怀念我在闹市俱乐部的壁球比赛——坦白地说，对于我那些球友的言谈，我是一点也不怀念的。我对他们从不讲心里话，他们也从来不讲他们的想法。其实那些想法还是可以讲的，而我的心思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越来越不可理解。

凯瑟琳把支票寄来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但同时我还得精打细算过日子。萨斯马通告我，国内收入署已经重新审议我一九七〇年的申报表。我回信说现在这已是厄巴诺维奇的问题了。

每天早晨，我都被浓烈的咖啡味熏醒，然后就是煎鱼的阿摩尼亚味，以及白菜大蒜番红花味和豌豆汤炖火腿骨的味儿。拉罗加膳宿公寓历来使用的是一种呛人的橄榄油，这已经使一些人习以为常了，而我一闻见就够了。大厅里的厕所又高又冷，有一条长长的绿色铜拉链。上厕所的时候，我总是把给莱娜达买的那件斗篷搭在胳膊上，蹲下时就披在肩头。坐在那冰冷的马桶板上，倒可以领略领略圣塞巴斯蒂安的经历。回到房间以后，我还要做五十个俯卧撑，然后是头手倒立。罗杰上幼儿园以后，我便去后街散步，或者上普拉多博物馆，要么就去坐咖啡馆。我长时间地沉溺于斯坦纳的苦思冥想，尽可能努力去接近死者。对此是情之所至，而且再也不想忽视跟他们沟通的可能性了。一般的招魂术我是不屑一顾的。我的假定是，在每个人体之中，有一个永恒的内核。如果它属于心理或逻辑，那么我就从逻辑上来对待，然而它并不是那回事，我要对待的却是一个终生的提示。这个提示要么是一种冥顽的幻象，要么是一个隐藏的真谛。知识界人士好高骛远的心理是我向来所鄙视的东西。我得承认，每当玄妙的经典使我六神无主的时候，支持着我的就是这种鄙视。因为在斯坦纳的著作中，有些段落实在使人牙碜。我只好对自己说，这是神经错乱。随即我又说，这是诗，一个伟大的幻象。这样，我便继续读了下去，让他把我们死后的灵魂如何活动的情景统统描述出来。那么，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此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年事的高迈，心境的沮丧，在厨房的气味中沉思，披着莱娜达的斗篷解手，一个人这样处置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吗？这种生命的陌生感，你越是抗拒它，它对你的冲击就越猛烈。心灵越反抗陌生感，它就产生越来越多的歪曲。如果人最终向它屈服，那又会怎么样呢？我还相信，在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人的更加微妙的欲望和感觉。我同意普鲁斯特小说里那个垂死的贝戈特的意见。在共同的经验里，没有真、善、美的基础。我太狂妄了，我不相信灌输给我的那种振振有词的经验论，但是，却有那么多傻瓜居然赞同这一学说，甚至当你给人们讲说灵魂和精神的时候，他们也并不感到惊讶。多奇怪！没有人感到惊讶。惟一表示惊讶的人是世故的人。也许，当我学会如何回避自己性格中的脆弱与荒唐的时候，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我已经部分地死了。这种分离是一种令人清醒的经验。有时我这么想，在通过那冷酷的大门的时候，它必须让死者清醒到何种程度呢？不再吃喝，不再流血，不再呼吸。在没有肉体存在的骄傲的情况下，被震慑的灵魂肯定会变得更加明智清醒。

我的领会是，没有教养的死者必将在愚昧中摔打受苦。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灵魂还执著地依附在它沾满泥土的肉体上。因为它突然被分开，便感到茫然若失，就像截了肢的人对他那失去的腿的感觉一样。刚刚死去的人还得回首往事，把整个可悲的一生从头到尾地回顾一次。他们将不堪回首。孩子们，尤其是夭折的孩子，特别不愿意离开活着的人，他们的魂儿仍然会跟在那些爱他们、哭他们的人们的身旁。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孩子们举行祭礼——看在上帝面上，为孩子们了却一番心事！年长的死者死前较有准备，去留之间那就比较明智了。去世的人们活动在每个活着的灵魂的无意识的部分里。我们一些最高的计谋很可能就是由他们灌输的。《旧约全书》要我们不要同死者打交道。教义说，这是因为，在死后的最初阶段，灵魂进入了一种感情的炽烈状态，进入了某种类似血与神经的状态，低级的冲动就会因这种最初阶段跟死者的联系激发起来。譬如说，我当初一想到黛米·冯格尔，就会感受到强烈的印象。我总是看见她端庄可爱，赤身裸体，还和过去一样，神情恍如情欲达到高潮的阶段。那种高潮总是一连串的痉挛，她的脸总是那样绯红。在黛米干那种事的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一种犯罪的因素，而我身上也总是有一种狼狈为奸的成分。此刻，我的性的联想又恣肆起来了。拿莱娜达来说，她没有一点暴烈的行为。她总是笑眯眯的，摆出一副名妓的模样。再拿朵丽丝·谢尔特小姐来说，她是个小姑娘，简直是个金发的小孩子，虽然她的外表似乎显示出在她身上隐藏着一个萨沃纳洛拉[525]，她将变成一个专横的少妇。谢尔特小姐最迷人的一点就是每当房事结束时她那开心的大笑。最使人讨厌的是她唯恐怀孕。当夜里我搂着她精光的身子时，她却担心着会有一个游离的精子毁掉她的一生。看来，没有一个人不具备各自的特点。所以，我盼望结识死者的灵魂。她们应当更加稳定一点。

当我还处于准备阶段，尚未进入那个大门的时候，我不能指望接触我的死者。不过我认为我得试试看，就像他们生前的痛苦经历势必会使有些人在精神发展中前进得更快一样。于是，借助于一定的联系，我设法使自己处于适当的状态，尤其是全神贯注于我们父母、黛米和冯·洪堡·弗莱谢尔身上。经典上说，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求得实际上的沟通，虽为不易，但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需要训练、机警和一种敏锐的意识：也许最低级的冲动会突然爆发，同你纠缠一番，那就必须用一种纯净的意念去约束情欲。据我所知，我的意念是纯净的。死者的灵魂渴望着真理，渴望他们洗清罪孽。我，住在拉罗加膳宿公寓里，怀着满腔热忱，把最虔诚的思想寄托给了他们。我对自己说，除非你设想死亡是支剽悍的游击队和要抢走你所心爱的人的绑架分子，如果你不是胆小鬼，不像文明人那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恐怖所震慑，那么，你必须追求、询问、探索每一个可能性，处处寻觅，事事尝试。对死者提出的真正问题必须充满真实的感情。概念自身是不会传递的，必须通过感情才能传给对方。向死者提出问题的时间，最好是在入睡前醒着的最后一刹那。至于死者，当我们醒着的时候，则最容易接近我们。在灵魂的计时中，这些是无数连续的瞬间。介乎其间的上床睡觉的八个小时，仅仅是生物方面的。我不习惯的一个奥秘的特点是，我们所问的问题不是由我们提出，而是由听讲的死者发出。当死者回答时，其实正是你的灵魂在说话。这种投影式的反向是很难掌握的。我下了很大工夫在思索这个问题。

就这样，我在马德里度过了元月和二月。每日给离世者低声地诵读一些有用的经典，设法跟他们接近。也许你会认为，如果这种接近死者的期望不是出于精神衰弱的话，那它就会削弱我的思想。不。虽然我这样讲只有我自己相信，但我的思想的确变得更坚定了。首先，我仿佛正在同造化——整个存在的演进——恢复一种独立的、个人的联系。据说一个文明而理智的人的灵魂是自由的，可是实际上束缚得很严实。虽然他表面上相信无论在什么地方自己与完全的自由并存，因之自以为得计，但事实上他感到的却是自己的渺小。但是，不管多么离奇，假设灵魂的不朽就是解脱每个人心头关于死亡的重负，就像消除任何一种困扰（如金钱的困扰，或者性的困扰）一样，那只不过是展示了一种大好的机会。那么，如果一个人并不像那些明智的人一样以他们超然的现实主义态度来考虑死亡呢？其第一个结果，就是带来一种剩余，一种从善的泛滥。然而，对死亡的恐怖束缚了这种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一旦被释放出来，那一个人就必将试图行善，而不会感到那种不合历史的、不合逻辑的、受虐狂式的被动和思想上的软弱和窘迫。善，绝不是某些美国人（你会知道我指的是谁）的殉难。尽管它在中学里用诗歌加以宣扬，而后又用自杀这种唯独诗人才有的高超风度来证明他们的（证明不了的、不真实的）善的光荣。

纵然在外国濒临破产，我仍然感到不足为虑，或者没有一点儿忧虑。金钱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我是一个冒充的鳏夫；公寓里的女士们照料小罗赫略，我欠了她们的情。这两桩事才使我于心难安。丽贝卡·沃尔斯苔那惨白的脸贴在我的脖子下呼吸。她想跟我睡觉。但我只是进行着我的练习。有的时候我这样想，啊，难道那个愚蠢的莱娜达竟然弄不清一个处置尸体的人和一个未来的先知的区别吗？我用莱娜达的斗篷裹着身子（那是件比朱利叶斯给我的骆马绒外套更暖和的衣服），然后走出去。我一接触到露天的空气，马德里呈现在我面前的就好像全是珠光宝气和艺术珍品。空气沁人心脾，景色清新宜人，人们的面孔是那样令人神往。公园的冬天满目肃爽，一片苍翠。到处是越冬树木笔直的躯干。人和动物嘴里呵出的雾气在街道上下浮动。莱娜达的小男孩和我手牵着手在散步。他是个相当沉静、漂亮的孩子。我们在幽居公园散步时，那里的草地全是一种深沉的冷清的大西洋般的绿色。这个小罗杰几乎使我相信，从某一点上来说，灵魂就是塑造自己的肉体的艺术家。我想，我可以感觉到他在自身之内活动。你几乎会时时感到，你在跟一个在肉体孕育之前就被神奇的方式孕育着的人在一起。在童年时代，那种在无形之中孕育着精神的工作仍然在继续。不久以后，小罗杰自身的主体建设便停止了。这个不平凡的动物便开始以最平凡的形态出现，要么呆头呆脑，要么阴险恶毒，就像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一样。在牢房的阴影降落之前，洪堡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他所谓的“故土”，念叨着华兹华斯式的或柏拉图式的陈词滥调。这种情形很可能就是厌烦开始来临的起点。洪堡披着上层人士的外衣，带着高级文化的风度和所有与他相称的概念，变得令人厌烦起来。而今，千千万万的人们又穿起了这种高级的可悲的服装。一种可怕的种类，有教养的饭桶，最有能耐的精神厌烦。世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同类。可怜的洪堡！多么重大的错误呀！唔，也许他还会死灰复燃。那又在何时？再过几百年他的灵魂也许会回来的。到了那时，我仍然会记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宽宏大量，有颗黄金似的心。我不时地翻阅着他留给我的文稿。他确信这些东西的价值。而我却感到阵阵凄凉，惶惑地叹息了一声，把它们放回公文包。

这个世界还偶尔触及一下我，消息从全球各地汇集到这里。我最盼望的当然还是莱娜达的信。我渴望她向我道歉，向我表示对弗朗萨里感到厌烦，对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厌恶，说他有办丧事的人的恶习。我在自己的脑海里虚构着将她重新夺回来的那宽宏大量的时刻。在心境不怎么好的时刻，我就索性给一个月时间让那母狗和涂尸的百万富翁去过。在焦躁沮丧的时刻，我想毕竟冷酷和金钱是紧密相连的，这一点自古以来为人所共知；加上死亡，这种世界上最有效的固定剂，你就有一些相当持久的东西。我估计，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马拉喀什，正在印度洋度蜜月哩。莱娜达一直说，她想到塞舌尔群岛去过冬。我暗自相信，我是会治愈莱娜达的烦恼的。于是，我又把回忆的思绪抛向我自己。我想到，洪堡老是向女人们邀宠，但她们总是不领情。关于黛米的朋友吉妮，他有一次在乡下是怎样说呢，“冰箱里的蜂蜜……冷糖不粘。”不。莱娜达没有写信来。她正陶醉于新的关系之中；况且罗杰有我照料，她更是不必分心。我从里茨饭店拿到几张寄给孩子的美术明信片，我猜得不错，摩洛哥并非这对新婚夫妇的久留之地。她寄来的明信片上盖着的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便是坦桑尼亚的邮戳。罗杰从他父亲那里也收到几张。他现在正在阿斯彭和维尔滑雪[526]。科夫里兹知道孩子在哪里。

凯瑟琳从贝尔格莱德来信说，收到我的信她是多么高兴啊。一切都如愿以偿。在纽约能见到我真是太好了。她很想不久去阿尔梅里亚拍电影路过马德里时跟我谈谈。她希望告诉我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她的信里没有附支票。显然她没有想到我急需用钱。这些年来我很优裕，谁也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到了二月中旬，乔治·斯威贝尔终于来了一封信。乔治对我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但他对钱的问题也一字不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信发自内罗毕，想必他没有收到我的求援信，不曾知道我所提及的拍卖东方地毯的事。他到肯尼亚的丛林里探寻铍矿已经一个月了。或者只是矿脉？我倒宁愿认为是矿山。如果乔治发现了一个矿山，那么，我作为一个正式合伙人，必将永远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当然，除非法庭又处心积虑再一次从我手里把这笔钱刮走。不知什么缘故，厄巴诺维奇法官反倒心甘情愿做我的死对头。他一心要把我剥得精光。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事实就是如此。

乔治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们那位菲尔德博物馆的同伴未能和我同行。本[527]干脆办不成事。郊区不让他脱身。星期天他请我吃饭，借此机会我顺便看了看他的日子过得到底如何。在我看来并不十分令人吃惊，他老婆挺壮实，看上去脾气还好；有一个挺乖的孩子，一个标准的丈母娘，还养了一只英国斗牛狗和一只鹦鹉。他说他的丈母娘只靠杏仁饼和可可过活。她一定是在晚上吃东西。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咬过一口食物。嗯，我认为他一定有很多苦要诉。他那个十二岁的男孩是个南北战争迷。他和他爹、鹦鹉、斗牛狗组成了一个俱乐部。此外，本有个看管化石的好职业。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孩子们乘上野营车去旅行，顺便把更多的岩石带回家来。这样的光景还有什么抱怨的呢？看在老交情的分上，我同意他入伙，可是他并不是那种我可以带上去东非的人。

“说老实话，我是不想一个人作长途旅行的。后来内奥米·卢茨请我吃饭，以便见一见她的儿子，就是在南区报纸上写文章介绍他如何戒掉毒瘾的那个。我读了那些文章，对这孩子还真的产生了兴趣哩。内奥米说，为什么不让他跟你一起去呢？我这才想到他会是一个好伙伴。”看到这里，我不禁寻思道，乔治·斯威贝尔不是自称有一套跟青年人打交道的本领吗？他们从来不把他看成个可笑的老家伙。他以善于应付而自豪。他有许多特殊关系。青年人，黑人，吉卜赛人，砌砖工，沙漠里的阿拉伯人，还有那些他所到过的遥远地区的部落成员，都跟他合得来。跟异国人打交道，他真算得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可以不费周折就跟他们拉上关系，被邀请到他们的帐篷里、地窖里和最隐秘的圈子里。就像瓦尔特·惠特曼结识马车夫、捞蛤蜊的人和粗人，海明威结识意大利步兵、西班牙斗牛士一样，乔治在东南亚、撒哈拉、拉丁美洲，凡是他所到之处，也无不如此。只要他能安排上，他就作这种旅行。当地的土著总是同他兄弟相待，而且会狂热地迷上他。

他继续写道：“内奥米真想让孩子跟你在一起。还记得我们约定在罗马见面吗？但是直到我准备出国的时候，萨斯马还没有收到你的信，而我在内罗毕的合同又在等着我去办。当内奥米提出要求叫我带上她的儿子路易的时候，我是非常同情的。因为他需要成年男子的影响，而她陪着喝啤酒、看冰球比赛的那个男朋友却不但于事无补，事实上还成了那孩子的问题的一部分。我想，反正我要了解吸毒的情况。不过，这孩子一定有某种性格，否则，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他怎么会把猴子从背上扯下来呢（正如我们过去通常说的那样）？内奥米张罗得非常丰盛，有好多食品饮料。我已经有几分醉意。我对留着胡子的路易说：‘好吧，孩子，我们在奥黑尔机场见面。搭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就这样。星期四，五点半。’我告诉内奥米在返回途中我把他留给你。她是个好婆娘。我想，三十年前你理应娶她。她和我们是一路人。她给了我一个感谢的拥抱，哭得老泪纵横。就这样，星期四飞机起飞的时候，那个留着胡子的瘦小子在大门口徘徊着，只穿着球鞋和衬衫，却没有穿外衣。我问他：‘你的外衣呢？’他说：‘去非洲要外衣干吗？’‘那么你的行李呢？’我说。他说他喜欢轻装旅行。内奥米只给他买了一张飞机票，别的什么也没有。我便用自己行李袋里的东西来装备他。在伦敦，他需要一件风衣。我领他洗了个蒸汽浴，让他暖和暖和；又请他在东区吃了一顿犹太饭。迄今为止，这孩子始终是个投机的伙伴，给我讲了整个吸毒的情况，真有意思。随后我们又飞往罗马，从罗马到喀土穆，又从喀土穆到内罗毕。我的朋友伊齐基尔理应在那儿接我，可是他却没有露面。他是到丛林里采集铍矿石去了。不过，他的堂兄弟西奥来接我们了。这个像只杂种赛跑狗一样粗壮高大的黑人，非常非常黑，黑得亮晃晃的。路易说：‘我喜欢这个西奥。我要学斯瓦希里语，跟他说粗话。’行，这很好嘛。第二天，我们租了一辆大众牌小型客车，是从德国旅游局租的，伊齐基尔太太以前曾在那里干过事；四年前我同她丈夫的那次旅行就是她安排的。然后我们买了进林穿的衣服，还给路易买了一双沙漠里穿的羔皮靴子，以及铁路帽、墨镜，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动身进丛林了。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该朝什么方向走，但幸运的是我很快就跟西奥建立了一种关系。说老实话，我很高兴，你知道，我始终认为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在我上次参观奥杜瓦伊峡谷路上遇到利基[528]教授时，我就产生了这种观念。他要我绝对相信这里就是人的起源地。凭着直觉，我好像有一种返回故里的感觉，好像非洲就是我的生身之所；即便不是，在任何时候也要比南芝加哥好。我宁愿碰上狮子，也不愿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我离开芝加哥的那个周末，就报道了二十五起凶杀案。我真不愿意去想真正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上一次我乘杰克逊公园的高架铁，有两个黑人流氓在那里用刮脸刀片割一个家伙的裤兜，而他却装作睡着了。二十个人都眼睁睁地瞅着，我也是其中之一，却奈何不得。

“在离开内罗毕前，我们参观了猎物公园，在那里看见一只母狮扑向几只野猪。整个场面实在堪称奇观。然后我们便驱车离去，不久就在那偏僻的道路上很厚的红土中颠簸起来。车子行进在巨树的浓阴之下。那些树高大得就像倒扎在云空。由于所有的黑人都穿着睡袍睡衣似的服装，所以看上去都像在梦境里游荡。我们进了一个村庄，那里很多的土著在露天踏着有踏板的老式辛格牌缝纫机。出村后，又来到满山遍野的奶头似的巨大蚁冢中间。你知道，我多么喜爱友好热烈的场面。我跟那个壮实的黑人西奥过得愉快极了，没有多久我们就亲密无间了。麻烦在路易身上。在城里还可以凑合，可一进丛林他就变了。我不明白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是体弱生病，还是怎么样了？六十年代这代人，现在才二十八九岁，就已经带了病态，成草包了；整天躺在那里，恍恍惚惚的。我们坐小型客车到了一个村庄，累得要死。两个钟头一直不断撒尿、呻吟的小伙子居然喊着要牛奶。是呀，就是这样。瓶装的美国均脂牛奶。他从来没有断过牛奶，要是没有就会发病。戒海洛因容易，断牛奶难啊，真是叫人哭笑不得。为什么一个从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来的孩子不该要那该死的牛奶呢？但是，我告诉你，查理，离开内罗毕两天以后，事情简直发展到难以应付的地步。他向西奥学会用斯瓦希里语讲牛奶了。当我们的车子一开进茅屋群，从那坎坷的车辙上颠簸而过时，他就把头伸出车窗，喊将起来，‘Mizuah！Mizuah！Mizuah！Mizuah！’声嘶力竭地喊个不停。你可以想像，为了得到他的麻醉剂，他是多么的痛苦啊！而当地人却怎知道他那要命的Mizuah竟属何物？他们仅保存着几听英国人用来冲茶喝的炼乳，根本不懂得他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鲜牛奶。他们倾其所有，弄来了一点儿炼乳。说老实话，我却为此感到羞辱。这绝不是在荒野里旅行的办法。几天以后，这个瘦小子连同他的头发、胡子、尖鼻子和那个全然蛮不讲理的眼睛，都叫人感到格格不入了。我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我开始感到腹侧疼痛，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整个腰身火辣辣地疼。糟糕透了！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原始古朴的生活，以及那些野生的珍禽异兽，这才是我的幸福之所在。而这种幸福却像路上的热浪，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全怪我为了做好事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事情越来越糟。伊齐基尔沿途都留有记号，西奥说，过不了几天就可以追上他，可我还没有看到铍矿的影子呢。大概伊齐基尔要把整个铍矿区踏勘一遍。我们坐着小型客车是到不了那些地方的。要去就得有一辆越野车或小吉普，伊齐基尔开的是吉普，所以我们只得这样赶路。偶尔碰到一家旅店，一到那里路易就喊着要Mizuah，有好东西就先抢着吃。如果遇着夹心面包，他就把里面的肉吞掉，只把奶酪和午餐肉留给我。如果有点热水，他也当仁不让抢先洗起来，剩给我的只有污垢。他用毛巾擦澡的时候，看见他那皮包骨头的屁股，不由人怒火中烧，不是想上去用木板揍他的屁股，就想狠狠地给他一脚。

“绝就绝在他央求西奥教他斯瓦希里语的当儿，他要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操你娘的’。查理，斯瓦希里语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而路易却怎么也不相信在非洲腹地竟会没有这种说法。他对我说：‘老兄，这毕竟是非洲。这个西奥一定在开玩笑。他们不愿意告诉白人，这难道还是秘密吗？’他发誓学不会这句话就不回美国。其实西奥连意思还没搞清，头半句他没问题是懂得的，是指性行为；当然他也懂得后半部分：娘。可是前后连起来他就无法理解了。好几天来，路易都在设法诱导他。于是，在一个晚上，西奥终于恍然大悟了。他把二者联结起来了。一经弄清概念，他便跳将起来，从车上抓起千斤顶，照路易的脑袋甩了过去，结果打在肩头上，一下子把他打残了。我虽然有点幸灾乐祸，可也不得不把他们拉开。我只好把西奥拖到地上，用膝盖压住他的一条胳膊，抓住他的头，给他晓以大义。我说这是误会，但西奥还是气得浑身打颤。自从这件亵渎母性的事败露之后，他再也不理睬路易了。至于路易，也只管抱着肩头在那里抱怨。我无法再追赶伊齐基尔了。我决定大家折回城里等他。其实我们只是绕了个大圈子，离内罗毕不过五六十英里。这里根本不像是有铍矿的样子，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伊齐基尔肯定是从什么地方捡来了甚或偷来了几块铍矿石。在内罗毕，我们给那小子照了X光。骨头虽然没有断，可是医生还是把他的胳膊用悬带吊了起来。带他上飞机前，我们在露天咖啡馆小坐片刻，他喝了好几瓶牛奶。他在非洲已经被折腾够了。在文明的影响下，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如此虚伪，完全抛弃了它的传统。他说：‘我受不了啦。我要马上回家。’我把给他买的以备丛林里不时之需的全套服装要回来，给了西奥。后来，路易提出要给内奥米带点非洲的纪念品。于是我们到旅游商店去，给他母亲买了一支很难看的马萨伊人[529]长矛。他定于凌晨三点到达芝加哥。我知道他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你怎么从奥黑尔机场回家呢？’我说。‘当然是给母亲打电话了。’‘别叫醒你母亲。叫辆出租车。你拿着这该死的长矛是不能在曼海姆路上免费搭别人的车的。’我给他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开车送他上机场。看着他只穿着那件衬衫，吊着悬带，扛着给母亲的木柄长矛登上舷梯，走进机舱。我感到一个月来的第一次宽慰，接着飞机起飞了，他以一千英里的时速开始飞往芝加哥。

“至于铍矿，伊齐基尔还是向我展示了一桶。我们到一位英国律师那里去设法订约。那律师的名字是我从亚历克·萨斯马那里知道的。伊齐基尔需要五千元左右搞设备，包括一辆越野车，一辆卡车，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好，’我说。‘我们算是合股经营了。我把这张支票留给公证人，只要你给他矿山所有权凭证，他就给你钱。’但是，后来并没有见着什么凭证，也无法证明那些次宝石是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我准备到海岸去访问那些古老的贩卖奴隶的城镇，设法摆脱内奥米的儿子和铍矿生意所造成的双重苦恼。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某种非洲的骗局正在形成，而伊齐基尔和西奥说不定是在耍花招。萨斯马通过他内罗毕的同事向我转告了你的地址。内罗毕比以前更花哨了。市中心看上去更像斯堪的纳维亚，而不像东非。我准备乘夜里的火车去蒙巴萨[530]，经亚的斯亚贝巴回国，也许还路过马德里。你忠实的朋友。”

我正专心致志地为罗杰剔一片鳕鱼的骨刺，皮拉尔走进食堂，把她那高高地围着围裙的胸脯挨近我的身子，低声说有位美国绅士在找我。我喜出望外，也很激动。这以前没有任何人看过我，十个礼拜都没人来过了。会是乔治吗？要么是科夫里兹来领罗杰？皮拉尔围着冷冰冰的围裙，长着热乎乎的白脸，褐色的大眼睛，散发出一股脂粉的香气，向我挨近着，然而又显示出格外的谨慎。难道她从来没有轻信我这个鳏夫的故事？难道她已经知道我有着难于言传的隐痛以及为什么要穿黑衣服的来由吗？“我要不要请那位先生到食堂来喝咖啡？”皮拉尔说着，瞅瞅我，又瞅瞅孩子，再瞅瞅我。我说，如果她愿意代劳，帮这个孤儿吃鱼的话，我倒想陪我的客人在大厅里谈话。

于是我到大厅里去了。这是一间平素很少使用的房子，堆满了生了毛似的满是灰尘的破烂东西；很暗，像座小教堂。我不曾看到有阳光照进去过。此刻，阳光顿然泻入，才使这壁板上的许多宗教画和珍贵小摆设显现出来。脚下是像垃圾一样磕磕绊绊的小块地毯。这一切给人一种重温某一时代的印象，而那个时代早已随同人们对它所产生的感情及其钟情者一起消逝了。我的客人站在窗口。充满尘埃的阳光直射到我的眼睛上，使我看不清他的面孔。灰尘四处飞扬。我被尘埃密密匝匝地包围着，就像鱼缸里的鱼被水泡包围着一样。我的客人还在那里拉动窗帘，以便放进来更多的阳光，然而他却把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抖落下来。

“是你？”我说。

“是的，”里纳尔多·坎特拜尔说，“就是我。你以为我还在坐班房吧？”

“不但以为，还打心眼里盼着。你怎么到这里来跟踪我？你要干什么？”

“你还在跟我怄气？好啦，我承认那个局面太糟糕了，我是来向你作出补偿的。”

“这就是你来此地的目的？你给我滚开！这才是我最高兴的。”

“老实说，我是来替你办好事的。你知道，”他说，“我小时候，我的祖母就是在泰勒街一间这样的客厅里停尸，周围全是花。哇，我从来没想到会再一次看到这样破烂的房子。不过，还是留给查理·西特林吧。看着这些五十年前的棕树主日[531]的棕榈枝吧，楼梯上又臭不可闻，而你又是个爱挑剔的家伙。不过这些跟你也恰好相称。看上去你挺不错，实际上更好了一些。在芝加哥时你眼睛下面有青圈儿，来这里反倒没有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那种壁球运动你吃不消。你一个人在这里？”

“不，我领着莱娜达的小男孩。”

“那个男孩？她在哪里？”我没回答。“她把你给甩了。我明白了。你破产了。她岂能是住这号寒伧寄宿房子的那种人，她跟别人亲热去了，留下你看孩子。你就是英国佬所谓的保姆。真有意思，臂上的黑纱是干什么的？”

“我在这儿是以鳏夫的身份出现的。”

“你这个骗子，”坎特拜尔说。“我倒喜欢你这样。”

“我也是出于无奈。”

“我不会揭你的底。不过，太可怕了，我真没想到你会落得这步田地。你是个聪明绝顶的高级人物，诗人们的朋友，而你本身也算得上一个诗人。在这样一个垃圾堆里当鳏夫，我量你至多冒充上两天，不料你居然待了两个月，真是不可思议。你原是个生龙活虎的人，还记得你我在摩天大楼六十层的高处，冒着大风，在狭窄的脚手架上踮起脚尖走过的时候，不是挺得意的吗？老实说，我倒怕你没有那种胆量呢。”

“那是我不得已而为之。”

“你钻到事物的精髓里去了。不过我得告诉你一些更重要的事——你和那个诗人弗莱谢尔真是老天撮合的一对儿。”

“你什么时候出狱的？”

“你这是开玩笑不成？我什么时候入狱来着？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的城市。那些波兰小姑娘行坚信礼[532]的当儿懂得的也要比你多。亏你还著书立说得奖呢。”

“你有一个精明的律师。”

“惩罚就要过时了。法庭也不相信惩罚的作用了。法官都已懂得，如若没有庇护，就不会有头脑清醒的人在芝加哥到处活动了。”

他果然在这里出现了。他像一股浊流似的来了，仿佛那驱赶他的喷气式飞机的气浪钻进了他的身体。他得意忘形地卖弄着自己。他表现出那种放荡不羁而又危机四伏的心理状态——我把这称为不确定性。“我刚刚从巴黎飞来，”他说。脸是那样苍白，头发是那样油黑，神采是那样飞扬，机警的眼睛在剑柄似的眉毛下闪闪发光，肥大的鼻头又是那样白皙。“你对领带是有研究的。这条是我从里沃利路[533]买的，你觉得如何？”他的穿着鲜艳而雅致。衣服是双线织的鞭绳图案。脚上是黑色的蜥蜴皮鞋。他在笑。神经在他的两颊和鬓间跳动。他只有两种表情，现在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讹诈。

“你是通过萨斯马来跟踪我的？”

“要是萨斯马能把你装进手推车，他就会切成片儿在马克斯威尔街[534]把你卖掉。”

“萨斯马有他自己的一套，还是个挺不错的人。虽然我有时很不客气地提到他，但我还是打心眼里喜欢他的，这你知道。是你编造了关于那个偷盗成癖的女人的故事。”

“是倒是，不过那又怎么样呢？那很可能是真的。不，我没有从他那儿弄到你的地址；是露西从洪堡的遗孀那儿了解到的。她向在贝尔格莱德的凯瑟琳打电话核对过一些事实。她的论文快写完了。”

“她倒很有毅力。”

“你该看看她的论文。”

“永远不看。”我说。

“为什么？”他生气了。“她挺聪明；也许你还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呢。”

“也许吧。”

“你不想听到关于你的朋友的任何情况，是吧？”

“大概是的。”

“哎，是因为他吹了牛？他胡闹？那是个多有意思的家伙哟，真是太屈才了，恰恰成了个倒霉鬼，疯疯癫癫一个大饭桶。难道这就够了吗？”

我不想回答。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跟坎特拜尔讨论这些事。

“如果我要说你的朋友洪堡从坟墓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作何感想呢？我亲自跟那个女人凯瑟琳谈过。有些观点我非得同她琢磨琢磨不可，我想她也许有一些解答，顺便说一句，她非常喜爱你，你在那里有个朋友了。”

“坟墓里的成功是怎么回事？你跟她谈什么来着？”

“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圣诞节前在你的寓所里对我和波莉讲过的那个。”

“北极？阿蒙森、诺比尔和考多夫雷多？”

“我指的正是考多夫雷多。是考多夫雷多。是你写的？还是洪堡写的？还是你俩合写的？”

“我们合写的。那是胡诌。我们经常出于一种幽默感，像孩子那样闹着玩儿。”

“查理，听着，你我需要达成一个初步协定。我们需要达成谅解。我已经尽了相当一部分义务了，出了钱，卖了力，作了安排。我至少应当得到百分之十。”

“待会儿我再向你问个究竟。先给我讲讲斯特朗森。他情况如何？”

“别提斯特朗森了。把斯特朗森忘掉吧，”坎特拜尔接着嚷道，“操他妈的斯特朗森！”这一声全公寓的人一定都听见了，然后他摇摇头，仿佛有点犹豫，又像在按捺自己，结果他总算使自己镇静了下来，把衬衣袖口从外衣袖子里扯出来，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说道：“啊，斯特朗森，嗯，受了骗的人们在他办公室里闹了个天翻地覆，可是他不在那儿。他的后顾之忧你应该很清楚。他把黑手党的不少钱丢了。他们掌握了他。他只得唯命是从。所以，大约一个月以前，他们收回了合同。你读到过芝加哥弗拉克索盗窃案吗？没有？哼，那才是一起耸人听闻的抢劫。以后谁还再敢用旅行袋和皮包装满钱，飞到哥斯达黎加去隐匿呢？”

“斯特朗森被抓住了没有？”

“哥斯达黎加官员把他关进监狱了。现在他在坐牢。查理，你能不能确切地证实你真的和冯·洪堡·弗莱谢尔合写了这个关于考多夫雷多的东西？我跟凯瑟琳谈的正是这件事。你能拿出证据吗？”

“我想是有的。”

“想必你要问问事情的原委。这原委嘛，就是有点奇怪。查理，你简直不会相信。不过，在我说明之前，我们必须达成某种谅解。事情很复杂。我已经插了手。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叫一些人作了个准备。之所以这样做，多半是出于朋友之道。现在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拟好的一个文件，你得签个字。”他把一份文件摊在我面前。“别着急。”他说。

“这是一份正式的合同。我一读这些东西就头痛。你到底要干什么，坎特拜尔？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从头到尾地看过一份合同。”

“但你却签过合同。不是吗？而且我敢打赌你已经签过几百次了，所以不妨把这份也签了吧。”

“天哪！坎特拜尔，你又回来折磨我来了。你看我在马德里刚有点景气，安静了点，健康了点，不料你又来了。”

“你一旦进入激动状态，查理，你就失去控制，还是尽量克制克制。在这里，我实在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想助你一臂之力。你不信任我吗？”

“冯·洪堡·弗莱谢尔也曾这样问过我。我的回答是：‘难道要我去信任墨西哥湾流？信任南磁极，还有月亮的轨道吗？’”

“查尔斯，”（为了使我平静下来，他这样郑重地称呼我）“干吗要这么激动呢？首先，这是件一锤子买卖。对于我，只不过是拿一点一般经纪人应得的费用——你的五万总数的百分之十，另外两万五的百分之十五，结余的百分之二十，以最高额作十五万计。所以，无论如何我从这笔钱里最多拿不到两万，你看着吧。难道这就发笔横财了吗？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图个新鲜。你这可怜的傻瓜，过去丢了那么多，现在却在西班牙寄宿舍当起他妈的保姆来了。”

最近几个礼拜，我远离了尘世，站在相当的高度上，十分陌生地冷对着人寰。而今，这个白鼻子的、极端神经质的、手伸得老长的、狂风似的坎特拜尔，却又把我百分之百地拉回来了。我说：“刚才的一瞬间，我几乎高兴见到你了，里纳尔多。我总是喜欢那些似乎知道自己的愿望并且大胆行动的人，但是现在我得高高兴兴地告诉你，任何文件我都不签。”

“看一下都不肯？”

“绝对不行。”

“如果我是个心怀恶意的人，我就会马上走开，好让你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你这背时鬼。呃，要不咱们立个君子协定。我提请你注意，十万块钱，整个交易由我经办，你答应给我百分之十。”

“哪里来的百分之十？”

“看来，除非在等着钻牙的时候，你是从来不看《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一部轰动的电影出来了，它是今年最成功的片子。三号路上买票的队排得足有三个街段长。伦敦、巴黎也不例外。你知道片子的名字吗？就叫《考多夫雷多》，就是根据你和洪堡写的电影剧本拍的。它一定会卖几百万。”

“就是我们那个？你能肯定？”

“我和波莉一起到纽约看的。我们俩都记得你在芝加哥给我们讲过的情节。你要不信，自己去看好了。”

“马德里也上映吗？”

“没有。你得跟我飞到巴黎去。”

“嗯，考多夫雷多正是我们给主人公起的名字。他是不是昂伯托·诺比尔的飞艇在北极坠毁后的幸存者之一？”

“还有吃人肉！被俄国人当作吃人的人来揭露的！又回到他的西西里的农村！一个卖冰淇淋的人！全城的孩子都爱他。”

“你是说有人真的用那个东拉西扯的东西搞出名堂来了？”

坎特拜尔喊道：“他们是骗子！骗子！骗子！那些嫖客把你的东西悄悄偷走了，用你的构思拍了部电影。他们是怎么搞到手的呢？”

“哦，”我说，“我只记得洪堡是把提纲交给一个住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里的，名叫奥托·克林斯基的人的。他有个想法，觉得此人可以通过一个女清洁工的亲戚接近劳伦斯·奥利维爵士的理发师，而那个女清洁工就是克林斯基太太的一个朋友的母亲。难道他们真的找到了奥利维？是他扮演那个主角的吗？”

“不是。是另外一个英国人，好像是查尔斯·劳顿[535]或乌斯蒂诺夫[536]那种人。查理，这真是一部绝妙的好片子。查理，如果我们能证明你是原作者，那我们可真是把那些家伙给逮住了。我警告过他们，你知道，我是会宰了他们的。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睾丸扔到绞肉机里去。”

“比咋呼，谁也不是你的对手。”我说。

“哼，要是我不高兴跟他们在法庭上蘑菇，我就要采取强硬措施了。我们得想法子尽快解决。你能拿出什么证据？”

“洪堡所采取的办法是，”我解释说，“他自己挂号给自己寄了一本电影剧本，可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

“你弄到手了？”

“是的。我是在他留给我的文稿中找到的。他还附了一张条子，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他自己不保留版权？”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不过这种方式是完全合法的。洪堡是知道的。他的律师比白宫的还要多。”

“那些影痞们根本不把我当做一回事。现在我们就要搞他个天下大白。我们下一步就是先飞到巴黎……”

“我们？”

“花费我先垫上。”

“可是我不想去。现在我甚至于在这儿也不该待了。午饭后我一般都要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为什么？只是坐在那里？”

“我要单独坐在那里出神入化。”

“尽干些妄自尊大的事情。”他说。

“恰恰相反。我要在排除一切内心的静电干扰的情况下，以视听感知外部世界。我的内心是一个空荡荡的容器，可以说是万念俱寂。”

“那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哦，正如我的手册上说的那样，如果你虚怀清气地静坐在那里，外部世界的一切，诸如每一朵花，每一个动物，每一种动作，终将显示出你所梦想不到的秘密——我这又在旁征博引了。”

他那挑战似的眼睛在匕首般的眉毛下逼视着我。他说：“你该没有变成一个超脱尘世的怪物吧？你一向不喜欢呆坐在那里的。”

“我非常喜欢。”

“和我一起去巴黎。”

“里纳尔多，我实在不想去。”

“你该顶牛的地方不顶牛，该顺从的地方不顺从。你把什么事都搞得乌七八糟。到巴黎走一趟，去看看那部电影。只用一两天时间。你可以住在乔治五世饭店或是莫里斯饭店。这样有助于我们的事情。我雇了两个好律师，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证人面前发誓，打开那个密封的信封。要么我们还可以在美国大使馆办这件事，请商务专员和武官在场。所以，来收拾行李吧，查理。两小时内就有班机。”

“不，我不想去。我没有钱了，这倒是真的；但我没有钱比有钱反而过得更好。我不忍丢下孩子。”

“对孩子别像个老奶奶似的。”

“反正我不喜欢巴黎。”

“你不喜欢巴黎？你怎么对巴黎也反感起来了？”

“仅仅是偏见而已。对我来讲，巴黎是个鬼城。”

“你的神经该没错乱吧？你应该去香榭丽舍大街看看那些亟待观看《考多夫雷多》而排的长队。那是你的成就。那种场面将会使你产生一种秘密权力的感觉——一种极度的快感。我知道你在生气，因为法国人给你封了个假骑士，你认为这是侮辱了你。要么你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而恨他们，或者是因为上次战争中他们的种种劣迹。”

“别胡拉八扯。”

“为了猜出你在想什么，我只好胡拉八扯。否则，要猜出巴黎为什么对你来说是个鬼城，就得花我一百万年。难道芝加哥的老政客还能退居到一个鬼城去花他们的不义之财吗？走吧，查理，我们今晚到银塔餐厅吃板鸭去。”

“不，那种食物叫我恶心。”

“那么，把那东西给我，让我带去——就是洪堡寄给他自己的那个信封。”

“不行，坎特拜尔，我也不愿意这么干。”

“到底为什么不？”

“因为你不可靠。我有一个副本你可以拿走。我愿意写封信，写封以公证人资格作证的信。”

“那不行。”

“如果你的朋友想看原件，他们可以到马德里来见我。”

“你把我的屎都急出来了，”坎特拜尔说。“我简直要气炸了。”他愤怒地瞪着我，继而又竭力作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洪堡是有亲属的，对吧？我问过凯瑟琳。科尼岛上还有个他的老舅呢。”

我已经把沃尔德·沃尔德马忘了。可怜的老头子。他也住在一间充满锅灶味儿的后屋里。诚然，需要把他从疗养所里搭救出来。“你说得对，是有一个舅舅。”我说。

“那么，难道因为你对巴黎有思想偏见，就可以不顾他的利益吗？你可以雇一个女佣来照料孩子嘛。那可是一桩大生意，查理。”

“嗯，照这样说我可该去了。”我说。

“正是这样。”

“那我就收拾行李。”

就这样，我们飞往巴黎。当天晚上，在香榭丽舍大街，我和坎特拜尔拿着票等候进入马尔伯夫路附近的一家大电影院。就是拿巴黎的标准来衡量，天气也是够坏的了。雨雪纷纷。我感到衣衫单薄，而且也意识到鞋底已经磨透了，脚也湿了。队排得密密实实。人群中的年轻人情绪高涨得很，而我和坎特拜尔却很扫兴。那封洪堡密封的信封锁在旅馆的保险柜里，我拿着寄放牌。为了作为证件的这块铜牌该由谁保存的问题，里纳尔多跟我吵了一架。他要把它装在他的口袋里，用以标明他是我真正的代理人。

“给我。”他说。

“不给。为什么该给你呢？”

“因为我保管它是名正言顺的。这类事就应该由我来管。”

“我自己会管。”

“你会在掏手帕的时候把牌子带出来搞丢的，”他说。“你会忘乎所以，操不好这份心。”

“我会保存好的。”

“你连合同看都不肯看一遍，就跟我吵了一通。”他说。

霰雪打在我的帽子和肩膀上。我对法国香烟的烟味讨厌透了。灯光照耀着悬挂在我们头顶的巨幅招贴画。那上面是扮演考多夫雷多的奥特韦和意大利女演员西尔维亚·索托图蒂什么的。她扮演的角色是女儿。坎特拜尔在某些方面说得还是对的。把这群乌合之众一下子吸引了来的发起者，就默默无闻地站在雨雪之中，这倒真的有些奇趣——使人觉得恍如一个幽灵出现在这里。在马德里实际上退隐了两个月之后，现在又来到霰雪交加的香榭丽舍大街的雾气和灯光之中，就好像生活又倒退回去了。我在马德里机场搞到一本波德莱尔的《私人日记》，想在飞机上读读，也好以此杜绝坎特拜尔的胡言乱语。在波德莱尔的那本书里，我发现了这样一段珍贵的忠告：无论什么时候收到债主的来信，只要你就某种地球以外的题材写上五十行，你就会得救。这句话的意思是vie quotidienne[537]把你从这个球体上驱逐出去。但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现实生活在此地与彼地之间流转。现实生活就是此地与彼地之间的一种关系。坎特拜尔，百分之一千的此地人，就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捣蛋。他为了那个铜牌跟我发火。他跟那位领我们就坐的ouvreuse[538]也吵了一架。她为坎特拜尔给她的那一点可怜的小费而恼怒。她抓起坎特拜尔的手，把那一枚小钱啪的一下打在他的手心里。

“你这骚货！”他大声叫骂，还想到走道上去追她。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冷静点。”

在法国的大庭广众之中，我又成为他们的一员了。去年四月，我和莱娜达就到这家戏院来过。其实，当一九五五年我还住在巴黎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此地并非我久留之所。我需要从人们那里得到更多一点慰藉，而绝非一个外国人在这里可能得到的那么一点菲薄的待遇，因为那时我正因黛米的死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现在没有时间缅怀那些事情。电影就要开始了。坎特拜尔说：“摸摸你的口袋，看看寄放牌还在吗？要是万一丢了，那我们就倒霉了。”

“在。放心，小子。”我说。

“交给我，好让我专心看电影。”他说。我没有答理。

然后，电影在一阵猛烈的音乐声中开始了。开头是用过去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手法拍的二十年代的一些镜头——阿蒙森和昂伯托·诺比尔首次征服北极。他们乘一只飞艇从斯堪的纳维亚飞往阿拉斯加。这段是由优秀的喜剧演员演的，使表达主题的场景高度风格化了。我高兴极了。他们表演得真够味儿。我们看到教皇在为这支探险队祝福，墨索里尼在他的阳台上振振有词地发表演说。阿蒙森和诺比尔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敌对的情绪。当一个小姑娘给阿蒙森献花时，诺比尔一把把它夺了过去；阿蒙森下令前进，诺比尔却执意撤回。挪威人和意大利人在飞艇上互相攻讦。透过这些新闻纪录片式的事件，我们逐渐意识到，考多夫雷多老先生在他古老的西西里村庄出现了。这些回叙的跳跃的镜头，都叠印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绅士，这位深受孩子们爱戴的冰淇淋小贩，西维尔亚·索托图蒂的慈父的日常生活上。青年时代的考多夫雷多曾经服侍诺比尔作过两次飞越北极的飞行。第三次，在诺比尔单独指挥下，却以一场灾难而告终。飞艇坠落在北极海上。全体乘员散落在浮冰上。收到幸存者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后，俄国破冰船“克拉辛号”赶来营救。正当阿蒙森在一个宴会上开怀畅饮的时候，有人交给他一份报告这场灾难的电报——按照对一切都有私人情报的洪堡的说法，阿蒙森喝起酒来就如鱼之得水——他马上宣布他要组织一支探险队去营救诺比尔。这一切都是我们很多年以前在普林斯顿设计的。他包租了一架飞机。他跟他的法国飞行员吵得很厉害，因为飞行员警告他飞机超载，十分危险，但他坚持起飞，结果他们一头栽进海里。我看到这场灾难的讽刺效果太好了，我大为惊讶。此时我又想起，在这一点上，洪堡和我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坚持说这样一来会十分有趣。果然如此。飞机沉没了，却引起成千观众的哄堂大笑。如果他看到这种情景，不知该有多么高兴。

影片的第二部分完全是我的，是我做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了得救的考多夫雷多在“克拉辛号”甲板上狂奔乱跑的一幕。吃人肉的罪恶使他无法容忍。他暴跳如雷，胡言乱语，惊呆了俄国船员。他用一把刀乱砍桌子，想去喝滚烫的水，用身子撞舱壁。水手们把他摔倒在地上。心生疑惑的随船医生抽空了他的胃，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人体组织。我也一手写了这样一个大场面：斯大林指示把考多夫雷多胃里的东西装进瓶子里在红场展览；打出的旗号是：谴责吃人的资本主义。我也插叙了墨索里尼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怒和白宫的卡尔文·柯立芝准备上床午睡时的平静。我洋洋自得地看着这一切。我的！这一切都是二十年前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从我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在浩茫的宇宙里引不起任何反响，对野蛮和不人道触动不了一根毫毛；既不能明辨是非，也不能阻止恶行。当然，它也有可取之处，那便是逗笑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不消说是经过精心导演的。扮演考多夫雷多的乔治·奥特韦表演非常出色。这个奥特韦，是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很像洪堡。他猛撞舱壁的样子，使我联想起疯狂的猴子在猴笼里用揪心的鲁莽冲撞隔板的举动；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刺疼了我：洪堡被送到贝莱坞去时，他是怎样跟警察搏斗的。啊，可怜的人啊，可怜的搏斗的狂怒的哭嚎的洪堡啊！他的花没有开放就凋零了。光彩从未显露就在他胸中腐败了。船舱中的奥特韦和洪堡是那样奇妙地相像，我不由得为此哭了起来。整个影院欢声鼎沸，我却在大声啜泣。坎特拜尔凑近我的耳朵说：“多好的片子啊。哼？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就连你也笑破了肚皮。”

是的，现在洪堡在这里或那里被宣扬着，而他的灵魂却在创作的另外一部分里，在某个地方，灵魂等待着给养；只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才能像把粮食送给孟加拉一样，给他送去。呜呼，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啤酒的泡沫一般成千累万地生了下来。我对生者和死者，不管他们是面对银幕上人吃人的喜剧画面笑得前仰后合的人们，还是消逝在死亡的巨浪、熊熊的烈焰、战斗的痛苦以及饥饿的大陆上的人们，投下了包容世界的令人目眩的一瞥。然后我又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幻觉，好像茫然飞越无边的黑暗，重新在一个大都会的上空，从一道缝隙里飞了回来。而那个大都会又是那样的遥远，就像冰滴般在地面上闪光。我想断定我们是在着陆呢，还是在继续飞行。我们在继续飞行。

“他们是不是以你的大纲为依据？他们用了没有？”坎特拜尔说。

“是的。他们搞得很不错。他们还加了不少自己的想法。”我说。

“别显得这样大方。明天我就要让你处于一种战斗状态。”

我告诉坎特拜尔：“按那位医生的说法，俄国人拿到的证据，不仅仅是从胃里抽出来的东西，而且还化验了他的粪便。挨饿的人的大便是又干又硬的。尽管那人矢口否认他吃过什么，但显而易见他在浮冰上并没有少吃多少。”

“他们本来把粪便也可以装进去，斯大林会毫不犹豫地在红场上搁一罐子屎的。现在你在一部电影里是可以这么做的。”

场景又换成西西里考多夫雷多住的小镇。那里的人们不知道他的罪行。在那里，他仅仅是个卖冰淇淋而且经常在乡村乐队里吹吹打打的快活的老头儿。当我听他嘟嘟地吹着管乐的时候，我感到在他的小琶音和他那可怕的身世的现代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个只是吹了吹轻快的乐曲之后而不再作声的人真可谓幸运。别处还有那样的人吗？当奥特韦吹喇叭时，他的神态多像洪堡；这使人如此难堪。既然洪堡已经上了电影，那么，我也该从中寻找自己。我想，我天性中的一些成分可以在西尔维亚·索托图蒂扮演的考多夫雷多女儿的身上看出来。她的性格中表现出一种痛苦的情愿或欢乐的忧虑，我认为这都是我所有的。我不大喜欢扮演她的未婚夫的那个人。他的两条腿又短又粗，下巴又宽又方，扁平的脸，低低的额，让我把他视为弗朗萨里还差不多。那个曾经在一个家具展销会上尾随过我们的人肯定就是弗朗萨里。他和莱娜达曾经交换过暗号……顺便说一句，我猜，作为弗朗萨里太太，莱娜达在芝加哥的社交生活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在宴会上，办丧事的人不会是很受尊敬的来宾，除非跟别的同行在一起。为了摆脱这种职业带来的晦气，她一定会跟他经常出外旅行，以致进行一次加勒比海巡游。在船长的餐桌旁，他们一定希望并祈求不要突然碰到从家乡来的熟人这样劈头问道：“你该不会是弗朗萨里殡仪馆的弗朗萨里吧？”那样一来，就会使莱娜达美满的幸福遭到损害，就像对考多夫雷多而言，西西里天空的壮丽被他在北极的劣迹所玷污了一样。甚至于在他的喇叭声里，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我想，在他喇叭上有一个键，按下去的时候就像扣住他的心弦。

现在银幕上出现了那位斯堪的纳维亚记者。他到镇上来了，就一本关于阿蒙森和诺比尔的书做研究工作。他查访到了可怜的考多夫雷多，开始盘问他。那老家伙说：“你找错人了。根本不是我。”“不，你就是那个人。”记者说。他是个从北欧来的思想放达的人。这种人已经从人的心胸里驱逐了耻辱和阴暗。他真是一块好料。他们两个就在山坡上交谈着。考多夫雷多恳求他赶快走开，好让他平静些。当记者拒绝以后，他便像当初在“克拉辛号”上那样发作起来。但这已经是四十年以后一个老朽的疯劲儿了，但其中蕴含的灵魂的力量和邪恶大大超越了他的肉体的限度。在这阵恳求和愤懑、虚弱和绝望的表演中，奥特韦简直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造诣。

“你的电影剧本里就是这个样子吗？”坎特拜尔说。

“大致差不离。”

“把寄放牌给我。”他说着便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我意识到这是他被考多夫雷多的疯劲儿所感染。他兴奋得头脑发胀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与其说是为了保护那个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卫。“把手从我口袋里拿出去，坎特拜尔。”

“我得保管它。你不负责任。你是一个被骚货缠住的人，头脑不清楚。”

我们公然吵了起来。于是，我看不见银幕上的疯子了，因为这另外一个疯子正在纠缠着我。正如我的一个权威所说的那样，“命令”和“使信服”这两个词的区别就等于独裁和民主之间的区别。这里有一个人在发疯，因为他从来没有使自己逆来顺受过。我马上想，意识到这一点，就像要制服坎特拜尔一样使人失望。这种想法使我呆若木鸡。当坎特拜尔用垒球棒威胁我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洛伦茨的狼或刺鱼；当他把我逼到厕所的马桶间的时候，我想到的又是……所有的场合都产生了思想，而思想又暴露了我。我必将死于这种知识分子的恶习。人们开始在我们后面喊起来。“Dispute！Bagarre！Emmerdeurs！[539]”他们吼道：“Dehors！”或者“Flanquez lesála porte！[540]”

“他们要叫保安了，你这笨蛋！”我这么一说，坎特拜尔才从我口袋里把手抽走。于是，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银幕上了，看见的刚好是被考多夫雷多撬起的一块巨石飞下山坡向记者所坐的那辆沃尔沃车打去的镜头，而老头子呢，也被自己的行为所吓呆，大声喊叫“当心”；一看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并未被击中时，他便跪下来感谢圣母。此后，害人未遂的凶手考多夫雷多便在镇里的广场上当众忏悔。最后，在一个西西里山坡上的希腊剧院的遗址中，由镇民陪审团听他申诉，而以宽恕和和解的合唱场面告终。这样的结局，正是念念不忘《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洪堡所向往的。

灯亮了。坎特拜尔转向附近的一条走道，而我却从较远的一条走道出场。他在香榭丽舍大街追上我，说道：“别生气，查理，我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寄放牌那种东西，生就的看家狗本性。万一你被抢被盗怎么办？那么谁知道那个信封放在哪个保险柜里？明天早上有五个人要来核实证据。好吧，我真是个二杆子。我只是想让百事如意。你被那个婊子害得好苦，比在芝加哥的时候还要伤感百倍。这就是我说的被骚货缠住的意思。现在我们为何不找两个法国娘们儿？我来请客。你也该恢复恢复你的元气了。”

“我要去睡觉。”

“我只是想弥补弥补。我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跟我这号疯子平起平坐是很委屈的。哎，还是去喝一杯，我看你又生气又烦恼。”

其实我并不烦恼。这一天真是碌碌无为。在为所不为中，我满足了自己的良心。在旅馆的酒吧喝了四杯陈年苹果白兰地以后，我便上了床，酣睡了。

早上，我们同菲雷律师及那位美国律师见了面。后者名字叫巴巴什，是个好胜之心强得可怕的人，这正符合坎特拜尔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坎特拜尔兴高采烈，他已经答应人家提供我和物证，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对那个寄放牌念念不忘了——一切都按事先的安排进行，非常协调。《考多夫雷多》的制片人知道有个查尔斯·西特林，是百老汇上演的《冯·特伦克》一剧的作者，该剧后来又改编为一部成功的电影。他声称他们那部轰动世界的《考多夫雷多》就是根据他的原作拍摄的。他们打发了两个哈佛商学院学生模样的人来会见我们。可怜的斯特朗森现在正在迈阿密坐牢，他的面目跟这两个人相差万里。这两个衣着干净、谈吐风雅、满腹经纶、举止稳健、脑袋光秃、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正在巴巴什事务所等候。

“你们二位有全权来办交涉吗？”巴巴什对他们说。

“最后还得我们的上司点头。”

“那就叫上司来好了。叫说话算数的人来。你们为何要白费工夫呢？”坎特拜尔说。

“别着急，慢慢来嘛。”巴巴什说。

“西特林怎么着也比你们那他娘的上司强，”坎特拜尔对他们喊道。“他是这一行的最高权威，得过普利策奖，是荣誉军团骑士，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和已故的肯尼迪参议员都是他的朋友；已故的诗人冯·洪堡·弗莱谢尔就是他的至交和合作者。不要在这儿给我们拉屎！他还忙着在马德里搞重大研究。如果他能抽出时间到这里来，你们那些下贱货上司也可以来。他不会滥用权威的。我在这里是替他出面。这事善罢甘休那就算了，如其不然，咱们在法庭上见面。”

说了这么一通威胁的话，使他如释重负。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们早闻西特林先生的大名了。”这时，他那并不是常常沉默的嘴唇被一丝淡淡的微笑拉长了。

巴巴什先生这才控制了谈话的进程。他的问题当然是如何安抚坎特拜尔。“这里得摆摆事实。西特林先生和他的朋友弗莱谢尔先生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写了这部电影的提纲。对于这一点，我们打算加以证实。一九六〇年元月，弗莱谢尔先生把这个电影剧本的一个副本邮寄给自己。这件物证就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上面有邮戳，也有收讫的签注。”

“咱们一起到美国大使馆去，当着证人的面把它拆开，”坎特拜尔说。“让你们的上司火速赶到协和广场。”

“你看过《考多夫雷多》那部电影吗？”巴巴什问我。

“我昨晚看了。奥特韦先生演得真出色。”

“它的情节同你和弗莱谢尔先生原来写的雷同吗？”

这时我看见速记员坐在墙角她那三脚桌前记录着这次谈话。这跟在厄巴诺维奇法庭里的情景何其相似！我现在又成为证人西特林。“它不会有别的来源。”我说。

“那么这些家伙是怎么弄到手的？毫无疑问是偷来的，”坎特拜尔说。“他们也许还犯了剽窃罪。”

当那个信封被传来传去加以鉴定的时候，一阵剧痛穿过我的肚子。万一那个疯疯癫癫的洪堡在信封里塞着的是一些信件、旧账单和关于尘世以外的五十行杂记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各位已经确认，”菲雷律师说，“这是没有打开过的原件了吧？这样，就可以宣布认可。”

那两个哈佛商业研究院模样的人承认是可信的。于是信封被拆开了——里面果真是一份手稿，标题是“电影情节提纲原稿，查尔斯·西特林、冯·洪堡·弗莱谢尔合著”。当传阅稿子的时候，我才舒了一口气。这个案子被证实了。这份稿子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整个片子果真是按我们的提纲拍的。巴巴什作了详尽的说明，作为证据记录在案。他已经弄到一本分镜头剧本，几乎和我们的情节没有出入。

洪堡——愿上帝保佑他——这一次可把事情做对了。

“这是完全合法的，”巴巴什说。“无须争辩的真实。我想，你们是对所有权保过险的吧？”

“我们管那个干啥！”坎特拜尔说。

当然有一份保险单。

“我认为我们的编剧从来没有提到什么原作的话。”一个年轻人说。

只有坎特拜尔在吵吵闹闹。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件事而激动。但在生意人的心目中，这事早已习以为常了。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冷静和礼貌，菲雷、巴巴什二位先生和那两个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一致同意应当避免那种既花时间又费钱的官司。

“西特林先生的合作者的情况怎么样呢？”

冯·洪堡·弗莱谢尔这个名字，在我们一个名牌大学出来的商业管理硕士的心目中居然陌生到了这等程度！

“死了！”我说。这个字眼只有对我才充满着肠回九转的感情。

“有继承人吗？”

“据我所知有一个。”

“我们将把这件事提交我们的上司。请问二位先生的心里盘算着多大的数目？”

“数目很大，”坎特拜尔说。“你们总收入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有权索取一份收入报表。”巴巴什争辩道。

“咱们还是再现实一点为好。这件事大体上会被看成一种小小的侵权行为。”

“你说的‘小小的侵权’是什么意思？整整一部电影呢，”坎特拜尔喊道。“我们可以宰了你们这一帮人！”

“请冷静一点，坎特拜尔先生。我们这里提出一项严正的要求，”巴巴什说。“我们倒想听听你们郑重考虑过后的意见。”

“对同一来源的另外一个电影构思还有没有兴趣？”我说。

“还有一个吗？”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之一说。他对答得很老练，丝毫没有惊讶的表示。他这种有素养的做派倒使我暗自佩服。这种人真是无懈可击。

“还有？你不是刚刚听到了嘛。我们这不正在跟你说吗？”坎特拜尔说。

“我这里还有第二个信封，”我说。“里面是另外一份电影剧本的初步设想。顺便说一句，这跟坎特拜尔先生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这件东西，他连听也没听说过呢。他所参与的只限于《考多夫雷多》。”

“我们希望你检点检点。”里纳尔多非常生气地说。

这一次我却镇定自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要请巴巴什先生和菲雷律师替我说话。”

“我们！”坎特拜尔说。

“我！”我重复了一遍。

“当然是你了。”巴巴什先生立即说。

我总算没有白丢那么多钱。至少我掌握了商业行话。正如朱利叶斯所洞悉的那样，我生就是个西特林家的人。“这第二个密封的信封里装着的，是从构思《考多夫雷多》的同一个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情节。你们二位为何不问问你们所代表的上司，他们想不想看看呢？至于钱嘛，看一看——注意，仅仅是看一看——就得五千元。”

“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坎特拜尔说。

然而没有人理睬他，我感到自己很会控制局面，想必这就是生财之道。诚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朱利叶斯总是鼓励我通晓他经常所谓的“商业传奇”。莫非这就是那著名的“商业传奇”吗？嘿，这有什么奥妙？无非是招摇撞骗，当机立断，再加上寡廉鲜耻。即使你动静自如，你得到的感受也是肤浅的，这跟对花朵或其他真正严肃的事物的沉思中得到的满足相比——譬如设法跟死者的接触——实在算不得什么，根本不值一提。

当我和坎特拜尔在塞纳河畔散步的时候，巴黎的风光并不是最吸引人的。河滨现在成了高速公路。河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药水一样。

“喂，我可替你捞了一把，不是吗？我曾经答应要为你赚钱的。现在看来你那梅赛德斯算什么？屁都不值。我要拿百分之二十。”

“我们说好是百分之十。”

“要是另外那个剧本也有我一份的话，百分之十也行。你是不是想克扣我？”

“我要写信告诉巴巴什，我只想让你在《考多夫雷多》上得百分之十。”

他说：“你真是忘恩负义。你这笨蛋从不看报，要不是我，就让人家浑水摸鱼了，就像萨克斯特那桩生意一样。”

“萨克斯特的什么生意？”

“你看！你真是孤陋寡闻。在谈判之前，我怕你乱套，所以没有给你谈萨克斯特的事。你真的不知道他出了事？他在阿根廷被绑架了。”

“不会吧！谁绑架的？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为什么要绑架萨克斯特？他们伤害了他没有？”

“美国真应当为它的匪徒们感谢上帝呢。黑手党起码还有点理智，可那些政客不知道他们究竟搞些什么名堂。他们在南美无缘无故地乱抢乱杀。我怎么晓得他们为什么看中了他，一定是他摆出了一副大人物的架势。他们让他发出一封信。他在信里提及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已经在全世界见报了，你还蒙在鼓里。”

“他说什么来着？”

“他向誉满全球的历史学家和剧作家查尔斯·西特林求救。他说你可以为他担保。”

“那些家伙实在忘乎所以了，但愿他们没有伤害萨克斯特。”

“他们一旦发现他是个骗子，那他妈的一定气坏了。”

“我不明白。是他冒充了什么人，还是他们把他误认成谁了？”

“在那些国家里，谁都是糊里糊涂的。”坎特拜尔说。

“啊，也许我的老朋友邓沃德教授说对了。他说，把西半球从地峡部位斩断，让南边的一部分漂走该多好啊。然而，遗憾的是地球上的好多部分至今仍然有用。”

“查尔斯，你给我的回扣越多，留给恐怖主义分子的就越少。”

“我？为什么偏偏会遇上我呢？”

“哦，恰恰会是你！”坎特拜尔说。

一听到萨克斯特被恐怖分子抓去的消息，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此时他被关在地牢里，那里有老鼠，刑讯又是那样可怕，想到这些我心里的确难受极了。他毕竟是个无辜的人。是的，他不见得十分正派，但他的错误纯属神志不清所致。他总是想入非非，盲目蛮干，现在却被抛到一群真正狂妄凶恶的人中间去了。这些人，割人家的耳朵，在邮箱里安置炸弹，劫持飞机，杀害乘客，真是无恶不作。我上回费神读一份报纸的时候，看到一家石油公司付出了一千万元的赎金，仍然未能使它的总经理从阿根廷的绑架分子那里获释。

那天下午，我在旅馆里给萨克斯特的出版商卡尔·斯图尔特写了一封信。我说：“惊悉皮埃尔已被劫持，并指名要我出面营救。我当然将全力以赴搭救他免遭不幸。从他处事为人的整个方式而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深得我的喜爱；二十年来我们始终是莫逆之交。想必你与国务院及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交涉过了。尽管我写过政治方面的书，但我却不是一个染指政治的人。可以这样说，四十年来，在文明陷入极度危机的每个关头，我都是关注着时事的，但是这种关注既于事无补，也无妨大局。于是，我渐渐地连报也不看了。然而，我觉得——从一个并不热衷的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在炮舰外交的这个极端和向海盗行径卑躬屈膝的那个极端之间，对一个大国来说，理应还有个中间地带。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软弱实在令人灰心。难道现在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才值得我们吸取吗？我们从萨拉热窝事件[541]中懂得了如何防止恐怖分子的行动引起战争的爆发；从伍德罗·威尔逊那里懂得了大国必须尊重小国应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仅仅懂得这些，那就完了。我们老以六十年前的陈事为戒，任人欺负，这就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可悲的榜样。

“回过头来再谈萨克斯特。我实在为他担心。如果是三个月前，我尚有拿出二十五万元的一笔赎金的能力，但是那笔钱被一场可恨的官司弄得荡然无存。眼下有希望又得到一些钱。不久我就可以拿出一万甚至两万。这个数目我是要拿出来的。不过，怎么也超不过两万五。你得先垫支一下。我会给你立个字据。这些钱，也许将来会从皮埃尔的版税中偿还。因为，一旦那些南美匪徒放了他，他就可以拿他的经历写一部巨著。这就是事物的转化。从前，一个人的苦难生涯只能使他本人的心变得丰厚坚实，或者仅仅具有精神上的价值；而现在，只要是一次历险，就可以变成一座金矿。我敢说，一旦可怜的萨克斯特得救，一旦他们放了他，那他肯定可以写一本书大发其财。此刻对他尚或漠然置之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到那时，必将被他的磨难所感化，因灵魂受到痛苦的熬煎而泣不成声。这确实是极端重要的。我的意思是，现在怜悯的力量正在被大量实现不了的要求所抵消。不过我们也不必纠缠于这些。只要你能通通气，我就感激不尽了。你可以把我这封信视为由我来承担营救萨克斯特的经费的义务约束。他一定是戴着他那斯代真宽檐高顶呢帽，穿着西部靴子，在那里故弄玄虚，直到被那些拉丁毛派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加以注意。哦，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那种‘世界历史’事件之一吧。”

把这封信寄往纽约后，我便飞回西班牙。坎特拜尔把我用出租汽车送到奥利机场。一路上同我争执要把回扣改为百分之十五。他又开始对我进行威胁。

我一到拉罗加膳宿公寓，就收到一纸用里茨饭店的信笺写的便条。是Señora写的。她写道：“请于明晨十点半在门厅里将罗杰交给我。我们即回芝加哥。”我明白她为什么要约定在门厅见面。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中我是不会对她下毒手的；如果在她的房间里，我就会掐住她的脖子，要么把她淹死在马桶里。于是，在第二天早上，我便领了孩子去见老太婆，那个集放肆与偏见之大成的女人。在里茨饭店拱顶下面的环形大门厅里，我把孩子交给了她。我说：“再见，罗杰乖乖，你要回家了。”

孩子哭了起来。Señora怎么也哄不住他，就怪怨我用巧克力把他收买了，致使他这样留恋我。“是你用糖果拉拢了孩子。”

“我希望莱娜达在新的情况下美满幸福。”我说。

“那是当然喽。弗朗萨里是个不凡的人，他的智商是没有人比得上的。会写书并不见得就聪明。”

“哦，这倒是真话，”我说。“丧葬毕竟来了个大跃进。维科[542]说过，从前是把尸体放在地上，任其腐烂，任野狗、老鼠、鹰隼什么的啃吃你的亲人。虽然林肯的一名内阁成员斯坦顿[543]把他的亡妻保存了近一年，但总不能把死人放得到处都是。”

“看来你很疲乏。操的心太多了。”她说。

这是紧张造成的。明明人家说得不错，但我听着又很不顺耳。颓唐绝望的情绪又升起来了。

“Adiós[544]，罗杰。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你。不久我就会到芝加哥去看你。跟姥姥乖乖坐飞机去吧。别哭了，孩子。”我说着自己也差点哭了。离开门厅，我便朝着公园走去，密密麻麻的汽车从四面八方疾驰而来。鉴于有被飞车撞倒的危险，我便忍住没有再哭下去。

在膳宿公寓里，直到我重新定下神来之后，我才告诉他们我已经把罗杰送回家去见爷爷奶奶了。那位大使馆的丹麦女士沃尔斯苔小姐，照例作好准备和我干那种合乎人情的事。我由于罗杰的离开而情绪低落，甚至于几乎堕落到了接纳她的地步。

坎特拜尔每天都从巴黎打来电话。对他来说，首要一件就是必须在这些交易中出头露面。我本该想到，在那个会给坎特拜尔这样的人提供许多机会的巴黎，势必使他忘掉做生意，其实不然。他满脑子的生意经。他一直跟菲雷律师和巴巴什周旋。因为他总想超越法规私自进行谈判，所以巴巴什对他十分恼火。巴巴什从巴黎来电话表示不满，坎特拜尔则告诉我，制片人现在愿意出两万元息事宁人。“他们真该为自己感到丢脸。不知巴巴什给他们露了什么底，他们竟会拿出此等侮辱人格的可怜数目！他不是个好东西！我们的数目是二十万。”第二天他又汇报：“现在他们提到三万了，我又变了卦。这个巴巴什真粗鲁。我想他是对我恼火，却拿他们出气。他们的票房收入那么好，二十万算得什么？屁股上一个丘疹罢了。有一件事——我们得考虑税款问题，还有我们该不该接受外币。我了解，如果收里拉的话，我们就会得的更多。《考多夫雷多》正在米兰和罗马赚大钱呢。傻瓜们的队排成十行。我不明白，为什么吃人肉的行为对靠吃面条长大的意大利人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反正，如果你收里拉的话，拿的钱会多得多。当然喽，意大利在四分五裂。”

“我还是要美元。我有个哥哥在得克萨斯，他会为我投资到好买卖里去的。”

“你真走运，你有个顶事的哥哥。在西班牙那鬼地方你有没有局促不安的感觉？”

“丝毫没有。我非常自在。我在读人智学，在静气宁思，同时还在循序渐进地参观普拉多博物馆。第二个电影剧本的事怎么样了？”

“既然我与那事无关，何必要问我呢？”

我说：“不错，是与你无关。”

“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我给你讲什么。不过，出于好意，我还是告诉你好了。他们还是感兴趣的。操他娘，真的感兴趣。他们给了巴巴什三千块，取得了三个星期的选择权。他们说需要时间让奥特韦看看。”

“奥特韦长得很像洪堡。这种相像也许就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某种隐秘的关联。我深信奥特韦会被洪堡的故事所吸引的。”

第二天下午，凯瑟琳·蒂格勒来到马德里。她是去阿尔梅里亚拍新片路过这里的。“我遗憾地告诉你，”她说，“我把洪堡电影剧本的选择权卖给了一些人，可是他们决定不要了。”

“什么？”

“你还记得洪堡留给我俩的那个大纲吗？”

“当然记得。”

“我本该把那三千元里头归你的一份寄给你。这次我到马德里来，原因之一就是想跟你谈谈这件事，订个合同，把事情办妥。想必你是把事情丢在脑后了。”

“没有，我没有忘，”我说。“不过，我这才想起来，我也正在设法把同一个东西卖给另一些人。”

“原来是这样，”她说。“把同一件东西卖给两家买主，这该叫人多难堪呀。”

瞧，在这整个一段时间里，交易在各自进行。生意，有它自身特殊的权威，它在独立地行动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以它的思想为思想，以它的语言为语言。那么，我在恋爱中遭受挫折，或者拒绝急不可耐的丽贝卡·沃尔斯苔，我研习人智学的教义，这一切又跟生意何干呢？其实，生意对它超凡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它通过实践给我们大家阐明了生活的意义。就以目下的事情来说，凯瑟琳和我虽然都有许多私事需要考虑，甚或这些都是人生最大的事，然而我们却在讨论合同和选择权以及制片人和钱的数目。

“当然，”她说，“在法律上，你是不受我签订的合同的约束的。”

“我们在纽约见面时，曾经谈到过洪堡和我在普林斯顿编写的一个电影梗概——”

“就是露西·坎特拜尔向我打听的那个吗？她丈夫把电话打到贝尔格莱德找我，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问题纠缠个没完。”

“——当时我们完全是为了消遣；洪堡正计划着在大学里开诗歌讲座。”

“你告诉我说那全是无稽之谈，所以我就再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那东西埋没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居然剽窃了我们原来的故事情节，拍成了一部电影，名叫《考多夫雷多》。”

“不会吧！难道《考多夫雷多》就是这么来的？你和洪堡写的？”

“你看过没有？”

“那还用说。奥特韦不可一世的火爆影片原来是出自你们二位的手笔？简直不可思议。”

“不错，毫不含糊。我刚从巴黎谈判回来。在那里，我向制片人证实了我们的著作权。”

“他们愿意跟你解决这个问题吗？他们理应是会解决的。你得到的判决肯定于他们不利，是不是？”

“一提到打官司我就不想活了。难道还得到法庭去再吵十年不成？真要这样的话，我的律师费也得花上四五十万。这对于我这个已经年近六十、还想活到七十的人来说，就剩不下几个子儿了。与其这样，倒不如现在拿上四五万就行了。”

“好像是单纯的侵权行为？”凯瑟琳愤然地说。

“不。倒像是一个人交了好运，使他的高尚情操得到了几年的津贴。不言而喻，我会把这一笔钱同沃尔德马舅舅分掉。凯瑟琳，当我得知洪堡的遗嘱的时候，我想，这只是他死后继续干他那种令人怜悯的蠢事的方式。不过，从法律上来讲，他采取的措施都是很牢靠的。他妈的，他对他的文稿的估价还是正确的，但他一直在盼望着有朝一日一鸣惊人。你以为如何呢？他的目的居然达到了！全世界现在已经公认，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他那些严谨的作品，相反，恰恰是这些漫不经心的戏作。”

“也是你的戏作，”凯瑟琳说。她微笑的时候，皮肤上出现了不少细小的皱纹。每当我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这种逐渐年老色衰的迹象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她韶华之年的美丽容貌宛在眼前。不过，你若对这种迹象抱着正确态度的话，那也就会坦然处之。因为，这些皱纹毕竟是许多许多年受到宠爱的结果，是一件美好的事物付出的极大的代价。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顺应这种变化。“但是，认真来讲，你认为洪堡本应做些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凯瑟琳？他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他生前和死后都要比大多数人值得夸耀。发疯则是他由于失望而玩世不恭的结果。他的确失望透了，这种人孜孜以求的无非是得以呕心沥血地干出一番高尚的事业。像洪堡一类人物——他们是在利用时代赋予他们的机会，揭示人生的意义，表达他们对时代的感受，或者发现了意义，或者找到了自然的真理。当这种机会很大的时候，在同行中才会产生爱情和友谊，就像你在海顿[545]对莫扎特的赞词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机会较小的时候，就只有怨恨、愤怒，以至癫狂。我追随洪堡近四十年。那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关系，孕育诗歌的希望，一种对诗的境界的创造者有所了解的欢乐。你可知道，尚有最高超的闻所未闻的诗，就在美国埋藏着，而没有一种见诸文化的传统手段能够着手采掘它。即使是全世界，总的来说，也概莫能外。用老一套从事艺术事业，那是何等的痛苦和混乱啊！现在我才明白，当托尔斯泰呼吁人类停止这种虚伪不必要的历史喜剧而代之以纯朴无华的生活时，是什么意思。在洪堡的潦倒和疯狂中，我对于这个意思是体会得越来越清楚了。那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都表演了。这种表演是终结性的。非常清楚，这种表演再也不会继续下去了。现在我们必须从上帝那里谛听真理的声音。”

“而这就是你要用《考多夫雷多》得到的钱所补贴的所谓的高尚的事业……原来是这样的。”凯瑟琳说。

“照一般的假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事只能是荒唐的。信仰也被视为荒唐。而现在，信仰也许将会移动常识性荒唐的群山了。”

“我原来想建议你离开马德里到阿尔梅里亚去。”

“我明白，你在为我担心，我气色不大好是吧？”

“倒也罢了。不过可以说你是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现在地中海正是天气宜人的时候。”

“地中海，那倒是的。诚然，我多想安安静静过一个月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破产了？我还以为你过得挺优裕呢。”

“我早就没钱了。”

“我真糟糕，没有把那一千五百元寄给你，我还以为这一点钱你不看在眼里。”

“嗯，几个月前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你在阿尔梅里亚能给我找点事干吗？”

“你不会干那种事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

“在一部电影——《骑士回忆录》里找个差事。那是根据笛福的小说改编的。有攻城之类的场面。”

“你要我粉墨登场？”

“那不是你的营生，查理。”

“为什么？听着，凯瑟琳，如果我可以说一口好英语，哪怕就说一会儿……”

“做我的客人吧。”

“为了挽回五十年来的过失，或者弥补五十年来的缺陷，而今我打算什么都试一试。我并没有高贵得不屑去演电影，能在这部历史故事片里当个临时演员，你不知道这会使我多么高兴。我可以穿靴子和灯笼裤吗？戴头盔还是插羽毛的帽子？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

“这样不是太劳神了吗？你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如果我必须去做的事无法绕过那些荒唐的群山，那它们就没有希望了。你知道，我不是没有难言的苦衷。我为自己的女儿牵肠挂肚，又为我的朋友萨克斯特担惊受怕。他被阿根廷恐怖分子绑架了。”

“不知他是怎么搞的，”凯瑟琳说，“我是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就是我在广场饭店碰到的那个萨克斯特吗？他戴一顶宽檐大帽，要我过一会儿再去。你的名字在那篇报道中也提到了。他向你求救。”

“我对此事非常不安。可怜的萨克斯特。如果那两个电影脚本真能赚点钱来的话，恐怕我还得用来赎他。这个我倒无所谓。不过我跟钱财的缘分已经完了。现在我只打算做点不太费钱的事。”

“你知道，查尔斯，洪堡常说一些很高深的话，是你提醒了我。蒂格勒也挺有趣，他是个又活跃又惹人喜欢的人。我们经常出去打猎、钓鱼什么的，但他就是有点沉默寡言。所以，已经好长、好长时间没有人跟我这样交谈了。我什么都听不到了。你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见地，我是非常欢迎的，只是我还不太明白就是了。”

“我并不觉得惊讶，凯瑟琳。这是我的过失。我给自己讲得太多了。不过，人类的确在那种虚伪、不必要的历史喜剧中陷得不可自拔了——不论是在事变中，在发展中，还是在政治中，普遍的危机已经成为现实。读读报纸吧——犯罪，丑行，凶杀，失常，恐怖，比比皆是，而我们还把这些誉为人性，人的特征。”

“可是还有什么呢？”

“恰恰是另一种特征。我知道瓦尔特·惠特曼曾经把我们不适当地比做动物，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怨言。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经常花许多时间去观察麻雀。我一直很崇敬麻雀，至今还是这样。有时我在花园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观察它们，看它们跳来跳去，在灰土里翻腾。不过，我知道它们的精神生活要比猿猴的少。猩猩也非常逗人。要是有一只猩猩和我做朋友，跟我住在一起，那我是非常高兴的。不过，我知道它不如洪堡那样善于理解。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假设这一系列的东西会跟我们同归于尽呢？其实我怀疑，我们在远远超越我们的特权阶层内占有一席之地。通行的假设否认这一点。我们感到窒息，却不明白为什么，在通行的假设下，尽管灵魂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有灵魂的存在似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他们是从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生活里来的。他们具有的冲动，具有的欲望，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不是用我们通行的假设所能说明的。按照通行的假设，人类的命运就是一项最灵巧不过的体育运动。当它尚未变得令人厌烦的时候，它是那样的迷人。然而，厌烦的幽灵却在这种历史的体育概念中出没。”

凯瑟琳又一次说，自从她跟蒂格勒——那个骑马牧人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谈话。她当然希望我到阿尔梅里亚去扮演荷戟的士兵。“那是一个舒适的城镇。”

“我也乐意离开这个膳宿公寓。这里的人们实在有点咄咄逼人。不过我最好还是留在马德里，这样我好随时掌握各种事态：萨克斯特、巴黎，甚至我还得回法国一趟。我在那里有两个律师，那是双重的麻烦。”

“看来你对律师不太信任。”

“呃，亚伯拉罕·林肯就是一位律师，我对他却一直是崇拜的。不过他的名字现在仅仅成了伊利诺伊州的一种汽车商标了。”

然而没有必要去巴黎。从出版商斯图尔特那里来了一封信。

他写道：“看来你好长时间没有看报了。皮埃尔·萨克斯特在阿根廷已被劫持，真有其事。至于事情的原因、经过以及人是否还在他们手里，我却无可奉告。不过，既然你是他的老朋友，我就不妨谈谈个人的看法。这件事使我迷惑不解，而且有时我甚至于怀疑其间是否真的没有花招。请注意，我并不想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假绑架。我倒愿意相信，从人行道上抓走萨克斯特的那些人确信他是个重要人物。虽然现在还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这是一件事先安排好的、就像共生军劫持赫斯特小姐[546]那样的劫持，不过，我还得寄上这篇《纽约时报》杂文专页上我们的朋友萨克斯特写的文章，请你过目。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从他们关他的秘密地点或地牢里送出来的。我倒要问你，他怎么能够撰写这篇关于绑架的文章并把它寄给《时报》呢？也许你像我一样，也会注意到，他甚至于只是在为赎金进行呼吁。据说一些菩萨心肠的读者已经把支票寄给阿根廷的美国大使馆，以成全他和他的九个孩子团聚。他不但远远没有受到伤害，而且突然之间成了个大红人；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一经历甚至磨利了他的笔锋。这是一种无价的宣传。你预言他将掉进金矿，这话不假。倘若他的脖子不被扭断的话，他肯定会名利双收。”

萨克斯特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当我正要离开一家餐馆的时候，有三个人拿枪对准了我的脑袋。在那三支枪口里，我看出了我以往所抱的战胜暴力的所有精神战略，不过是不堪一击的泡影。直到此刻，我才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人，虽然无时无刻不期待着这样的严峻关头，但果真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也许就要开花的脑袋却充满了活命之计。上了那辆等待着的汽车时，我想我马上就要完了，然而我却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事情很快就明白了：我落在了一些老谋深算的人手里。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很激进，完全献身于他们所标榜的那些自由和正义的原则。抓我的人相信他们得到了一个可以呈献给文明见解的见证。他们选中了我来替他们陈述，因为他们肯定，作为一个小品文作家和新闻记者，我享有很大的声誉，这样才足以引起反响。”（甚至于现在他还要自吹自擂）“作为游击队和恐怖分子，他们愿意让人们知道他们并不是一群冷酷无情的、不负责任的、想入非非的人，而是有着他们自己的高尚传统的。他们乞灵于他们的先驱列宁和托洛茨基，因为他们发现暴力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从十九世纪的俄国和二十世纪的法国学到了这种传统的楷模。我被从地牢里带出来参加关于索黑尔[547]和让—保罗·萨特的讨论会。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有高度的原则性，也是十分严肃的。此外，他们还具有那种被加西亚·洛尔伽[548]称为Duende[549]的品质，那种像粉状玻璃一样能点燃满腔热血的内在力量，那种不容回旋的专横武断的精神强度。”

我和凯瑟琳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给她看了这份剪报，还看了更多同样调门的东西。我说：“萨克斯特就是有这种动不动就发表重要声明的爱好。我想，我宁肯让三支枪抵在脑后，扣响扳机，也不愿意捺住性子去听他们的讨论。”

“别过分苛求于他了，他是在保命啊，”她说。“这也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何以见得他在为赎金进行呼吁？”

“瞧：‘……索价五万。我被允许借此机会吁请我的朋友和家人进行募捐，但愿能再见到我那幼小的子女。’如此云云。《时报》真不惜用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满足它的读者。可是，注意到这篇杂文专页的却是一群真正姑息坏了的公众。”

“我不认为恐怖分子在让他向世界舆论写了悔过书之后，又会把他干掉。”她说。

“呃，这话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可靠。谁知道那些家伙会怎么样？不过这话也算宽了一下我的心。我想他会平安无事的。”

凯瑟琳又盘问了我好些问题。她问我，如果萨克斯特脱了险，如果生活更平静更安定，我将怎么办。我说，我也许要在巴塞尔[550]附近的多纳什去过一个月，那里有瑞士斯坦纳中心“歌德佳境”。也许我会在那里租一座房子，让玛丽和丽希跟我一起避暑。

“你应该从拍《考多夫雷多》片子的人们那里弄到不少钱，”她说。“即使萨克斯特真的进去了，似乎他也是会慢慢脱身的；甚或他现在已经自由了也未可知。”

“那倒是对的。我仍然打算跟沃尔德马舅舅分钱，把洪堡的那一份全给他。”

“你估计最后能拿多少？”

“啊，三万，”我说，“最多四万。”

但是，这一估计太保守了。巴巴什最后叫制片人把价提到了八万。他们又付了五千来读洪堡的电影脚本，最后还买下了选择权。“他们实在不想轻易地放过，”巴巴什在电话里对我说。坎特拜尔当时正在律师事务所里，从电话里也能听到他又高又急的谈话声。“不错，他就在我这里，”巴巴什说。“他是我打过交道的人中最难缠的杂种。他爬到我的头上吵个没完，最近居然还威胁起我来了。他真是个屁股上的疔疮。他要不是你的全权代表，西特林先生，我早就把他撵走了。让我付给他百分之十，省得他再来纠缠。”

“巴巴什先生，我答应你马上把那八千块给了他，”我说。“那么，第二个剧本条件讲得怎么样了？”

“他们开头出五万，但是我强调说，已故弗莱谢尔的本子里显然有一些符合时尚的热门货。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正是目前公众如饥似渴地想看的东西。你自己也有这种东西，西特林先生。如果我这样说你不介意的话，我相信你是不会就此搁笔的。要是你愿意为这种新的表现手法写个电影剧本，我保准可以给你拉一桩好生意。一星期两千你干吗？”

“对此我恐怕未必感兴趣，巴巴什先生。我有别的打算。”

“多可惜。难道你不愿重新考虑一下吗？他们问过好多次了。”

“不，谢谢。不必了。我正忙着进行一项完全不同的活动。”我说。

“当个顾问怎么样？”巴巴什先生说。“那些人除了钱什么也不懂。他们乐意出两万，就因为你了解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思想。《考多夫雷多》真有席卷全球之势。”

“不要对什么事都一口拒绝。”坎特拜尔接过了电话，“听着，西特林，另外那件事也该有我的一份，因为如果不是我，这种事就根本无从谈起；再说，你还欠我飞机票钱、出租汽车费、旅馆费，还有伙食费。”

“巴巴什先生会给你结账的，”我说。“现在走开，坎特拜尔，我们的交情到此为止了。让我们再次变成陌路人。”

“啊，你这忘恩负义的混账王八蛋知识分子。”他说。

巴巴什重新接过电话。“我们在哪儿联络？你在马德里还要住些日子吗？”

“也许我得坐飞机到阿尔梅里亚去一个星期左右，然后返回美国，”我说。“我在芝加哥有一屋子的事等着处理。孩子得去看看，还得跟弗莱谢尔先生的舅舅谈谈。等我把必要的事情办完了，再把几件松开的事头扎一扎，然后再回欧洲来，过另一种生活。”我接上话说。

只要问我一点，我就毫无保留。我还是要向那些爱打听的人充分表白自己。

就这样，在温暖的四月里，沃尔德·沃尔德马，我，还有孟纳沙·克林格一起，把洪堡和他的母亲并排安葬在瓦哈拉公墓的两个新坟里。正因为这件事办得这样完满而得体，所以悲哀中我又有些许欣慰。洪堡没有埋在义冢地，而是埋在远远的新泽西州的“死者之城”里。那是一片新开辟的宽广的墓地。事情正如莱娜达的第一个丈夫科夫里兹向老迈伦·斯威贝尔在狄维仁街浴室的蒸汽澡堂里所说的那样。“他们真拿人不当人，”他针对那种地方说道，“他们抠抠掐掐，不按法定的尺码办，你躺在那里还得蜷起腿来，就像被单太短一样。难道死了还不配挺直身子吗？”

经过调查，我才知道以前洪堡的葬礼是由贝利莎基金会的什么人主办的。那里的某个敏感的人是朗斯达夫的下属，念及洪堡曾经也是那里的雇员，就把他从停尸室里领了出来，在河滨小教堂给他举行了个抬埋仪式。

于是洪堡被挖了出来，装殓在另外一具棺材里，运过了乔治·华盛顿桥。我曾经看过那两个老人，他们新近在上西区租了一套公寓。一个女人替他们做饭，搞卫生，安顿得挺不错。把那么大一笔钱交给了沃尔德马舅舅，这件事使我不放心。我给他也这么讲了。他回答：“查理，我的孩子，听着——我知道的那些马多少年前就变成鬼了；如何跟赌场经纪人联系，我也搞不清楚了。现在那一带全是波多黎各人。无论如何，孟纳沙一直照看着我。我想告诉你，孩子，没有几个年轻人会像你一样肯把钱对半分给我。要是临了还剩下什么的话，你可以拿回去。”

我们坐在一辆雇来的轿车里，等候在缆桥靠纽约的一头。哈得孙河就在眼前。要等灵车过了桥，我们就跟上到公墓去。即使是狂风大作的天气，或许也要比这沉重郁闷波纹绸似的蔚蓝的天空更使人好受些。到了公墓，我们在黑压压的树木间绕道前进。这些树木本来应该有阴凉的，可是它们仍然孤单地按照图式兀立在坟堆中间。我们为洪堡的母亲也弄来了一具新棺材，已经安置停当，准备下葬了。当我们慢慢地绕到背后时，两个助手打开了灵车的门。沃尔德马穿着能在他那赌徒的衣柜里找到的所有丧服。帽子、裤子、鞋子都是黑的。但他的运动衫上却有又大又红的狗牙式的格子，上面的绒毛在姗姗来迟、过分温暖的春天的阳光下闪烁。深感悲戚的孟纳沙，戴着黑糊糊的眼镜，苦笑着在草地和砾石上摸索着前进。他跨步小心翼翼，因为在仰望着树木。但是他并没有看见多少东西，只有一些美国梧桐、榆树、小鸟以及来去倏忽的松鼠。这是心情沉重的时刻。有一种巨大的停顿在迫近，好像一场抗拒自然力的大罢工即将开始。万一血液不再循环，食物不能消化，呼吸不能行进，树液不能防止树木的衰退，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就会像这么多的杀戮一样，像凶杀一样——刺进肚皮、脊背、胸膛和心脏。这是我难以忍受的时刻。就要移动洪堡的棺材了。“抬棺材的人呢？”一个葬礼主持人说。他把我们三个打量了一番。人力不足。两个老朽；一个年轻不了多少，而且是个神经错乱的家伙。我们顺着棺材，站好位置表示敬意。我抓住把手——这是我与洪堡的第一次接触。里头没有多少重量。当然，我不再相信人的命运是同那种遗骸联系在一起的。骨头很可能是精神力量的标志，是宇宙以某种钙质结构的表现形式。也许连那些雅致的白色形体——大腿骨、肋骨、指关节、颅骨也没有了。在挖掘的时候，那些掘墓人可能把一些人身上的破布和油烟团铲在一起，而洪堡当初的魔力、神韵以及热情的发明和招致灾难的疯狂早已不复存在了。洪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外甥和兄弟，他热爱善与美，他的一件小小的发明正在三马路和香榭丽舍大街娱乐公众，同时也正在为大家囊括巨金。

工人从我们手里接过洪堡的棺材，把它放在电动降落器的帆布带上。两位死者并排躺在他们的大棺材里。

“你认识贝丝吗？”沃尔德马说。

“有次我在西区路见过她。”我说。

也许他在想很久以前他是怎样从她皮包里取了钱又在赌马中输得精光，在想那些吵架、咒骂以及诸如此类可恶的情景。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参加过葬礼了。在这些年里，机械方面有了许多改进。那儿放着一台矮矮的黄色小机器，显然是用来挖土推土的。它也可以改装成一台起重机。看着它，我又不禁感慨系之。这是洪堡曾经对我长期训练的结果。这架机器的每一平方英寸金属，都来自工程师和工匠的合作。基于许多伟大的头脑的发现之上的体制，总比开动任何一个头脑所产生的体制强有力得多。一个头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塞缪尔·约翰逊老博士就是这样说的。同时，他还在同一篇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法国作家太浅薄了，因为他们不是学者，仅仅凭着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哦，洪堡却对那些法国作家推崇备至，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他也是单靠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后来他才开始对集体的现象关注起来。作为他自己的自我，他曾经出口成章地吟诵过一些快乐的诗句，可是后来他却失去了勇气。啊，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葬礼主持人说：“有人做祈祷吗？”

好像没有人要做，要么是不记得祈祷词了，可是孟纳沙说他倒想唱点什么。于是，他真的唱了起来。他的腔调依然未变。

他宣布：“我要唱《阿依达》里的选曲‘In questa tomba oscura’。”[551]老态龙钟的孟纳沙开始准备。他仰起脸来。那露出的喉头已不是当年在芝加哥工厂里开冲床时的小伙子的喉头了，然而它毕竟还在那儿。昔日的激情也还在。他合上手掌，踮起脚尖，就像当年在赖斯街我家的厨房里一样感情充沛。不过，声音却更微弱了，而且照例走了调。他唱得虽然像公鸡打鸣似的，但感情极深，深极了。他唱着他的咏叹调，然而这仅仅只是序曲。接着他便宣布他要唱一首古老的美国黑人的灵歌“回家”——曾被德沃夏克[552]糅进他的《新世界交响曲》里，而且还改头换面弄成了一曲标题音乐。然后，哦，主啊！我记得，他曾经思念着伊普西兰蒂的家乡，思念着他二十年代的情人，思念着他的女友，也就唱着“回家，回家，我要回家”，直到我母亲说“看在老天的面上，回去吧”为止。后来他便带着他那位肥胖、温柔、啜泣不已的新娘回来了。那位女郎坐在浴盆里，两臂胖得没法把水掬到头一样高。于是妈妈便走进浴室，替她洗头，然后用毛巾擦干。

此刻，除了我们自己，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

瞅着打开的墓穴，这历来不是什么令人欢快的事情。褐色的土块和卵石——为何一切都是那样沉重。太沉重了，啊，重得难以承受。然而，好在我观察到了埋葬中的另一种革新。墓穴里是一个敞着的水泥箱子。棺材放下去后，那台黄色的机器便向前开动，小小的起重机沙哑地呼呼一转，吊起一块水泥板，盖在了水泥箱上。这样，棺材就被封上了，不致让泥土直接落到棺木上。可是，这样一来，人又怎么出来呢？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你待着吧，待着吧！当盖子与棺材接触的时候，发出一种干巴巴的轻微的摩擦声，就像装糖的陶罐接触时的声音似的。于是，那集体的智慧和联合的技巧所凝聚成的物体，把它那缆绳无声地绞起来，把那单个的诗人处理了。回头又如法炮制，处理了诗人的母亲。她也被一块灰色的盖子盖上了。接着，沃尔德马拿起铲子，有气无力地铲起土块，向每个墓坑扔了一铲。这时，那个老赌棍哭了起来。我们背过身去，好让他哭个痛快。他在坟前站着。推土机开始工作了。

孟纳沙和我向轿车走去。他用脚帮趿开一些去年秋天的落叶，眼睛从风镜里向外望着，问道：“这是什么，查理？一朵春天的花吗？”

“是的。我想这终归会发生的。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万物看起来却更是十倍的死气沉沉。”

“原来这是一朵小花，”孟纳沙说。“他们常说，有个小孩跟他粗暴的爸爸在公园里散步时，孩子问：‘爸爸，这朵花叫什么名字？’那老家伙非常暴躁，嚷道：‘我怎么会知道？难道我是做女人首饰生意的吗？’这里又是一朵。你想它们叫什么名堂呢，查尔斯？”

“我可不知道，”我说。“我是自小在城里长大的。那一定是番红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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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年表

1915年　七月十日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市郊拉辛镇，他是贝娄家的第四个孩子，父亲亚伯拉罕和母亲丽莎是一九一三年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

1919年　开始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选读，背诵其中的重要章节。

1923年　因患肺结核在蒙特利尔市维多利亚医院儿童病房住院治疗近半年。

1924年　随全家迁居美国芝加哥，居住在洪堡公园附近的贫民区；贝娄相继就读于拉斐特小学、哥伦布小学以及萨宾中学和图莱中学。

1932年　母亲丽莎·贝娄去世。

1933年　自芝加哥西北区的图莱中学毕业，考入芝加哥大学。

1935年　转入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

1937年　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进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年底离校。

1938年　和安妮塔·戈希金结婚；返回芝加哥，在公共事业振兴署从事执行联邦作家计划的工作。

1939年　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学院任教，兼做《经典名著丛书》的注释工作。

1940年　加入位于长岛羊头湾的国家商船船员训练营受训。

1941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

1942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墨西哥人》。

1943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的札记》为题，发表《晃来晃去的人》的部分章节。

1944年　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出版；在国家商船队服役；长子格雷戈里出世。

1945年　二战后，住纽约布鲁克林区，审读新出版的企鹅丛书并为之撰写书评；创作《受害者》。

1946年　去明尼阿波利斯，受聘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1947年　长篇小说《受害者》出版。

1948年　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资助，去欧洲游历，定居巴黎从事写作；开始创作《奥吉·马奇历险记》。

1949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奥吉·马奇的生活》为题发表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部分章节，以后还相继在《纽约客》等数家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部分章节。

1950年　从欧洲返回美国，此后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受聘在纽约大学的夜大学任教；继续创作小说及撰写评论。

1951年　发表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

1952年　获国家文学艺术院奖；受聘任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研究员。

1953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受聘任巴德学院英国文学教授；将艾萨克·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从意第绪语译成英文发表。

1954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1955年　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来日的父亲》。

1956年　出版中篇小说《抓住时机》，发表短篇小说《贡萨加的手稿》；和安妮塔·戈希金离婚，和亚历山德拉·查恰克巴索夫结婚。

1957年　次子亚当出世。

1958年　发表短篇小说《离别黄屋》；获得福特基金资助；创作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并在《赫德森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部分章节。1959年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出版；和第二个妻子离婚；离开明尼苏达大学，赴波兰和西德讲学。

1960年　参与编辑纽约出版的《高尚的原始人》杂志；获文学之友奖。

1961年　应聘任波多黎各大学客座教授；和第三任妻子苏珊·格拉斯曼结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赫索格》，此后数年曾在《评论》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该书有关章节。

1962年　应聘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委员；获西北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第三个儿子丹尼尔出世。

1963年　编选出版《犹太杰出短篇小说选》；获巴德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木院院士。

1964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出版；获詹姆斯·L.道奖；剧本《最后的分析》在百老汇上演。

1965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福门托尔国际文学奖；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剧本《最后的分析》出版。

1967年　为《新闻日报》去中东采访报道“六日战争”。

1968年　发表短篇小说《莫斯比的回忆》《如烟往事》；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出版；获犹太传统奖及法国颁发的文艺骑士十字勋章；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69年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出版。

1971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

1974年　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部分章节；发表短篇小说《泽特兰：人格见证》。

1975年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出版；去以色列旅行；和苏珊·格拉斯曼离婚，和第四个妻子亚历山德拉·尤内斯库·图尔恰结婚。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散文游记集《耶路撒冷去来》出版；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受奖演说。

1977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金质奖章。

1978年　发表短篇小说《银碟》。

1982年　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出版；发表短篇小说《嘴没遮拦的人》。

1984年　发表短篇小说《堂表亲戚们》《今天过得怎么样？》；短篇小说集《嘴没遮拦的人》出版。

1986年　和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离婚。

1987年　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出版。

1989年　中篇小说《偷窃》《贝拉罗莎暗道》出版。和第五个妻子珍妮斯·弗里德曼结婚。

1990年　发表短篇小说《记住我这件事》。全国图书基金会向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

1991年　中短篇小说集《记住我这件事》出版。

1993年　秋季由芝加哥大学转波士顿大学任教。

1994年　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出版。

1995年　发表短篇小说《在圣劳伦斯河畔》。

1997年　中篇小说《真情》出版，获犹太图书奖。

1999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小女儿内奥米·罗丝出生。

2000年　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出版。

2002年　出版《小说集》。

2005年　四月五日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宋兆霖　编

[1]卡利古拉是罗马帝国一位荒淫、残暴的皇帝的名字。

[2]原文是：I am an American, Chicago born。

[3]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城市。

[4]纽约市文艺界人士聚居的地区。

[5]20世纪20年代末纽约著名饭店，文人聚会的场所。

[6]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7]伦敦市内大英博物馆所在地，20世纪初曾为文化艺术中心，以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凯恩斯等经常于此定期聚会而闻名。

[8]此句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长诗《阿童尼》第五十二节的两行。原诗为：“生活，就像五彩玻璃的圆顶，玷污着永恒的白光……”

[9]苏蒂恩（1894—1943），旅居法国的立陶宛画家。

[10]艾维琳·内斯比特（1884—1967），美国女演员。1906年由于她丈夫哈里·骚枪杀一名建筑师而弄得全国轰动，声名狼藉。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构成了1927年轰动的离婚案。

[11]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爵士时代”（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开始流行）青年人的幻灭感，多半描写有钱人的生活。

[12]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和批评家。长期居住英国，并于1915年入英国籍，现代心理小说创始人。他的小说《华盛顿广场》先后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名为《女继承人》。

[13]桑巴特（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

[14]汤恩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15]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俄国—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16]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

[17]施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

[18]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曾发动特洛伊战争，为希腊联军统帅。

[19]潘辛将军（1860—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驻法美军统帅，曾于1916—1917年率军到墨西哥追捕墨西哥革命家潘乔·比利亚（1877—1923）。

[20]墨西哥北部城市。

[21]小约翰·海尔德（1889—1958），美国作家、画家。

[22]威斯康星州城市。

[23]纽约市的一条街。那一带以廉价旅馆和酒吧出名。

[24]本书提到的《时报》均为《纽约时报》的简称。

[25]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旅游胜地。

[26]波塔什和珀尔马特是美国作家格拉斯（1877—1934）系列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用方言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非常有趣。

[27]康拉德·艾肯（1889—1973），美国诗人。

[28]T.S.艾略特（1888—1965），美国现代派诗人，于1927年加入英国籍。

[29]沃·温特斯（1900—1968），美国诗人。

[30]新泽西州的一个港口，隔哈得孙河和纽约市相望。

[31]桑塔亚纳（1863—1952），美国哲学家、诗人、批评家和小说家。

[32]宝贝鲁思（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

[33]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

[34]莱昂纳·阿贝尔（1911—2001），美国文学评论家。

[35]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36]贝拉·库恩（1886—1937），匈共创建者之一。

[37]苏联地名。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曾蓄谋闹事。

[38]西尼·胡克（1902—1989），美国哲学家。

[39]德文动词schwindeln有两个意思：眩晕和欺骗。这里的schwindling借用第二种词义，却用的是英语的词形变化。

[40]指病态的自疑患病。

[41]比尔·希科克（1837—1876），美国边疆保安官、神枪手。

[42]林·拉德纳（1855—1938），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

[43]史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以抒情奔放见长，反对当时维多利亚王朝的伪善拘谨，因而多为一般正统批评家所攻击。

[44]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1509—1564）所创立的一派，他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经商赢利、放债取息等，同担任教士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的神圣职责。

[45]亨利·亚当斯（1838—1913），美国历史学家。

[46]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社会学家、作家。

[47]霍拉旭·阿杰（1834—1899），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艰苦创业的精神。

[48]美国作家哈里·利昂·威尔逊（1867—1939）的一本同名滑稽小说中的主人公。该小说后来被改编为剧本和电影。

[49]梅·默里（1890—1965），美国女演员。

[50]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51]莫里斯·R.科恩（1880—1947），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52]纽约市一小岛，游乐地。

[53]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著名的进步诗人和版画家。曾在费尔彭（今苏塞克斯）居住并同那里的一个园丁之女结婚，因将一士兵驱逐出花园而被控反叛罪。

[54]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他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有一部分描写主人公追忆他在贡布雷他姑婆家的生活情景。

[55]维吉尔（前70—前19），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农事诗》、《伊尼德》等。

[56]马维尔（1621—1678），英国诗人，诗作多吟咏花园及田野生活。

[57]沃利斯·斯蒂文斯（1879—1955），美国诗人兼实业家，他有许多诗描写加勒比海景物。

[58]《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59]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主人公。

[60]哈里·胡迪尼（1874—1926），美国著名魔术师。

[61]为已受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作进入社交准备的一种学校，讲授音乐等课程。

[62]教堂等机构设立的学校，于星期日为儿童教授宗教课程。

[63]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一种神学思潮，主要流行于美国，信仰圣经的传统信条，反对较为近代的教义。

[64]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地区，是战略要地，所以成为许多战争的主要战场。

[65]马拉美（1842—1894），法国象征派诗人。

[66]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弹竖琴，传说他奏的音乐能感动鸟兽木石。

[67]特里斯坦·科比埃（1845—1875），法国象征派诗人。

[68]语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一幕第六场。

[69]伊迪丝·华顿（1862—1937），美国女作家。

[70]尼任斯基（1890—1950），苏联著名的男芭蕾舞演员。

[71]位于上纽约湾。从前的移民检查站设在此岛。

[72]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的恋人。

[73]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

[74]语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二幕第三场。

[75]语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三幕第二场。

[76]李（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南部盟军的将领。

[77]修昔底德（前471—前400），希腊历史学家。

[78]德国大诗人歌德于1755年深秋，应魏玛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公国，先后任枢密顾问和首相等职，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图使魏玛公国成为模范国家。

[79]贝拉·卢戈西（1884—1956），美国电影演员。生于匈牙利。

[80]郎陈利（1883—1930），著名杂技演员。

[81]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

[82]赞恩·格雷（1875—1939），美国小说家，他的作品经常把颓废的东部和品德高尚的优越的西部相比较。

[83]希杰那斯（？—公元31），罗马皇帝泰比留的宠臣，禁卫军司令，阴谋家。

[84]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是一个傲慢的同性恋者。

[85]惠勒—贝内特，英国军事史家，著有《木制巨人兴登堡》等。

[86]切斯特·威尔莫特，英国军事史家，作品有《争夺欧洲的斗争》等。

[87]科德尔·哈特（1895—1970），英国军事科学家。

[88]沃尔特·温切尔（1879—1972），美国戏剧评论家，专栏作家。

[89]厄尔·威尔逊（1907—1987），专栏作家。

[90]伦纳德·莱昂斯，纽约闲话专栏作家。

[91]赤色·史密斯（1905—1982），体育消息和专栏作家。

[92]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诗人，深受艾略特的推崇。

[93]扎·扎·加博尔（1918—），美国女演员，出生于匈牙利。

[94]波士顿市的一个游览区。

[95]罗得岛东南部一海港，避暑胜地。

[96]位于纽约市。

[97]十字架圣约翰（1542—1591），西班牙僧侣、诗人、神秘主义者。

[98]玛丽莲·梦露（1926—1962），美国著名女演员。

[99]乔·狄马吉奥（1914—1999），美国著名的棒球运动员。

[100]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女作家。爱丽丝（Alice）是她终身的女友和助手。

[101]弗伦茨（1873—1933），美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亲近的助手。

[102]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戏剧家。

[103]新泽西州行政中心。

[104]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小说家。作品有《格列佛游记》等。

[105]威·坦普尔爵士（1628—1699），英国政治家、作家。

[106]这是一句俏皮话。原文是Sheik of Apathy与一首歌曲名Sheik of Araby（阿拉伯酋长）谐音。

[107]土耳其城市名。基督教早期领袖之一——保罗的出生地。圣经故事称，他起初迫害耶稣门徒，后来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得一幻象，醒悟过来，开始相信耶稣，并把名字扫罗改为保罗。

[108]安东尼（公元前82—前30），古罗马统帅，恺撒的部将。公元前43年与屋大维、李必达结成三头政治，共同打败刺杀恺撒的元老派贵族，出治东部行省，与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公元前86—前30）结婚，并宣称将罗马一部分领土赠与她的儿子，引起罗马人的不满。元老院和屋大维借机兴兵。二人兵败后逃回埃及，相继自杀。莎士比亚著有《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让罗马融化在台伯河里吧！”见该剧第一幕第一场。

[109]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110]意第绪语：高尚的，有教养的，平静的。

[111]大比尔·汤普森（1869—1944），美国政治家，曾任芝加哥三届市长。

[112]法语：低级的怀乡病。

[113]美国小说家沃利斯（1827—1905）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14]此句套用美国史密斯牧师（1808—1895）所写的爱国歌曲的歌词《美国》中的一行，原句没有“犹太”二字。

[115]这里套用英国国教《祈祷书·赞美诗》第一一四首第五行：“他们有嘴说不出，有眼看不见。”

[116]明尼苏达州一城市。

[117]奥地利大音乐家舒伯特的乐曲。

[118]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119]英国数学家兼儿童文学家刘易斯·卡罗尔的一首同名诗中写威廉老爹经常练习倒立。

[120]此句套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恺撒的物原归恺撒，上帝的物原归上帝。

[121]拉丁语：万恶之源在于贪欲。

[122]此处作者在玩弄字眼。前面用一个法文词chevalier（骑士），然后将英文词shoveller（用铲者）改成shovelleer以与chevalier读音相近。翻译时为了与“骑士”谐音，姑且译为“驱士”。接着作者又把《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中的一句话My name is Legion：for we are many.（我名叫军团：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改为Your name is now lision！（现在你的名字叫损伤！）Legion与lesion发音近似。姑译lesion为“痉团”，与“军团”谐音。

[123]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把人的意识、儿童心灵的原始状态称作“白板”（tabula rasa）。

[124]1799年在尼罗河口罗塞达城郊出土的埃及古碑。上刻埃及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该碑的发现为解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钥匙。

[125]黎塞留（1585—1643），法国政治家及红衣主教。法兰西学院的创建人。

[126]甜甜雷·罗宾逊（1920—1989），美国拳击手。

[127]魏尔伦（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128]芝加哥的犹太人贫民区。

[129]猪湾位于古巴南部。l961年4月，在美国秘密支持下的反卡斯特罗流亡分子在此入侵遭到失败。

[130]恰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员，于l927年第一次单独飞越大西洋。

[131]艾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文学家及社会批评家。

[132]泰特（1899—1979），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133]孔德（1789—1857），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134]杜尔克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

[135]滕尼斯（1859—1936），德国社会学家。

[136]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

[137]狄克·卡威特（1936—），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

[138]罗伯特·阿德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139]坦桑尼亚地名，这里曾发现过古人猿遗迹。

[140]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德国生理学家。

[141]卡蓬（1899—1947），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黑帮头子。

[142]科莱里（1653—1713），意大利作曲家。

[143]帕莱斯特里那（1526？—1594），意大利作曲家。

[144]怀特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145]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哲学家、批评家。

[146]即莱昂纳多·达·芬奇。

[147]法语：这个漂亮的男子爱慕我胜过我自己对自己的爱慕。

[148]法语：未求先知。

[149]班科为意大利文“银行”的英文译音。

[150]西班牙语：肉铺。

[151]西班牙语：今天。搬迁。教堂。

[152]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后半生在英国西北部山区的湖畔，即所谓“湖区”度过，许多诗也是描写湖区景物的，故有“湖畔派诗人”之称。

[153]福楼拜的一篇小说。

[154]《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八节写道：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

[155]科勒（1887—1967），德国心理学家。

[156]约克斯（1876—1956），美国比较心理学家。

[157]儒克曼（1904—1993），美国动物学家。

[158]亚述巴尼帕（？—前633），亚述国王。他在尼尼微建立了有名的图书馆和宫殿。

[159]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

[160]麦考密克（1880—1955），美国报纸编辑、出版家。主办《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

[161]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小说第四部分描写他到一个岛上，那里的一部分居民是有智慧、会说话的马。

[162]关于厄尔的神话：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五卷第十章中记载苏格拉底为克拉根讲一有关厄尔的故事。英雄厄尔死于战争中，死后十二日复活，为其家人讲十二日中之见闻。凡在人世间作恶者，死后十倍受罚；为善者，十倍得偿；罪大恶极者置身荆棘中游街示众。此处借喻轮回之意。

[163]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的一座城市，旅游胜地。

[164]莫根索（1904—1980），政治学家。生于德国，为逃避纳粹迫害，于1937年赴美，1943年入美国籍，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165]克纳：曾任伊利诺伊州州长。

[166]阿瑟·艾丁顿（1882—1949），英国天文学家。

[167]提比略（前42—37），古罗马皇帝。26年后隐居于卡普里岛。

[168]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

[169]尤利西斯·S.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170]德语：游民，游民无产者。

[171]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牧师。

[172]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17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社会和政治改革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174]杜尔克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

[175]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176]波特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

[177]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故事名及其主人公。瑞普上山打猎，尝了仙酒，躺下去一觉竟睡了二十年。

[178]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德国哲学家、神秘学家。他于1913年创立了一个独立的秘教运动，取名“人智学”。

[179]法语：未求先知。

[180]莉莲·吉什（1896—1993）和玛丽·璧克馥（1893—1979）均为美国著名女电影演员。

[181]拉丁文：不要碰我。

[182]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5），美国律师及政治家。他的保守观点曾遭到孟肯的猛烈攻击。

[183]H.L.孟肯（1880—1956），美国作家。

[184]罗伯特的眤称。

[185]圭亚那首都。

[186]语出《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

[187]原文Rebukah一语双关：词形与读音与女子名Rebekah（通译“丽蓓卡”）及普通词汇rebuke（斥责）相似，故勉强译为“厉倍加”。

[188]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修道士圣·于连的传说》中的主人公。他无法逃避公鹿的预言而误杀父母，后忏悔行善，被主宽恕。

[189]艾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190]哈特·克莱恩（1899—1932），美国诗人。

[191]贾雷尔（1914—1965），美国诗人。

[192]约翰·贝里曼（1914—1972），美国诗人，批评家。

[193]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

[194]萨尔诺夫（1891—1971），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先驱。

[195]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美国金融家、政治家。他善于表达普通美国人的思想，充当零散的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因此有“公园长凳政治家”之称。

[196]约翰逊博士（1709—1785），英国作家、辞典编纂家。

[197]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作家，立体未来派的代表。

[198]位于纽约市东部。

[199]位于希腊东部。

[200]野牛比尔（1846—1917），美国著名猎野牛者，曾任军队中侦察员，晚年组织并领导一马戏团。

[201]拉斯普廷（1871—1916），俄国西伯利亚农民僧侣，冒充预言家和神医，在当时沙皇政府有很大影响，后为保皇党所杀。

[202]基特里奇（1860—1941），美国学者，莎士比亚和乔叟专家。

[203]法国著名诗剧《阿克塞尔》中的主人公，是个背弃世俗生活的人物。美国一些文学批评家后来把他当做象征主义遗世独立倾向的代表。

[204]语出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1822—1888）的诗《莎士比亚》。

[205]T.S.艾略特的诗《阿尔弗瑞德·普鲁夫洛克的情歌》中的人物。

[206]古以色列国大卫王之子，以智慧著称。

[207]《圣经》中的人物，雅各的儿子。因示剑族族长的儿子玷辱了他的妹妹，使计杀了该族的全部男丁，掳掠了该族的财物、孩子和妇女。

[208]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一部小说。

[209]哈密尔顿·赖特·梅比（1845—1916），美国编辑、评论家。

[210]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的联合组织。

[211]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

[212]巴诺夫斯基（1892—1968），美国美术史家，生于德国。

[213]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诗人。

[214]《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领袖。犹太教的教义、法典多出自其手。

[215]华尔蒲尔（1676—1745），英国政治家。后文提到的荷拉斯·华尔蒲尔（1717—1797）是其子，著名小说家。

[216]英国剧作家本·琼生（1573—1637）的喜剧《福尔蓬奈》中的贪心汉。

[217]狄斯雷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

[218]以西结，公元前6世纪犹太预言家。

[219]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一首诗。

[220]屈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批评家。

[221]柯尔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批评家。下文提到的《古舟子咏》是他的一首长诗。

[222]即爱伦·坡。

[223]费尔斯通（1868—1938），美国工业家、橡胶大王。

[224]新泽西州一城市。

[225]鹅妈妈是一首儿歌中的人物，下句就是从中引出来的。

[226]卡内基（1835—1919），美国钢铁大王。

[227]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228]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229]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

[230]依克斯（1873—1952），美国作家、律师，1933年至1946年间曾在美国政府任职。

[231]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一个野性而丑怪的奴隶。

[232]维克托·麦克拉格伦（1886—1959），演员，专演凶暴的角色。

[233]奥森·韦尔斯（1915—1985），演员、导演、编剧。

[234]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中的罪魁。

[235]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

[236]马里奥·普拉斯（1896—1982），意大利学者、作家。

[237]鲁迪·瓦里（1901—1986），美国歌手。

[238]费城上层人物居住的一个区。

[239]普劳图斯（前254—前184），古罗马喜剧作家。

[240]凡·德·韦登（1400？—1464），佛兰德斯画家。

[241]齐格菲尔德（1869—1932），美国戏剧演出人。他演的活报剧经常有一队年轻美貌的女郎伴唱，被誉为“齐格菲尔德女郎”。

[242]卢克莱修（前96？—前55），古罗马哲学家及诗人。

[243]美国的劳动节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244]法国诗人魏尔伦曾用枪打伤了年轻诗人兰波的臂膀。

[245]阿蒙森（1872—1928），挪威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南极。

[246]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一次战役。北方的联邦军在此遭到惨败。

[247]乔叟（1340？—1400），英国文学家。《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他的代表作。这里提到的赦罪僧是该书中的人物。

[248]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哈姆雷特的叔父，是一个杀兄、娶嫂、篡夺王位的人。

[249]语出《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

[250]雅各布·伯麦（1575—1624），德国神学家，神秘主义者。

[251]见柏拉图《会饮篇》。

[252]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群众流行的称呼。原为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因平民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

[253]纽约一家专供戏剧界人士就餐的餐厅。

[254]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爵士乐歌手、小号手。

[255]《圣经》中的人物，他死后在坟墓里躺了四天，耶稣又使他复活。

[256]在委内瑞拉境内。

[257]一种形体似鹤，趾间有蹼，有粉红色、深红色和黑色羽毛的涉禽。

[258]美国将领亨利·迪尔伯恩于1803年所建，后来发展成芝加哥城。这里所说的迪尔伯恩堡的局面，即谓非常孤立，处于印第安人的包围之中。

[259]索黑尔（1847—1922），法国工团主义哲学家。主张暴力斗争。

[260]熊彼特（1883—1950），奥地利经济学家，1932年后在美国任教。

[261]拉摩（1683—1764），法国作曲家。他的侄子过着流浪生活，以教唱为生。法国大作家狄德罗以此为原型写了《拉摩的侄子》，刻画了一个既高尚又卑鄙的形象。

[262]让·热奈（1910—1986），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小说家。原是弃儿，后因行窃多次入狱。

[263]奥里根（185？—254？），亚历山大作家、神学家。

[264]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

[265]这两个希腊词都有“爱”的含义。

[266]蒂利奇（1886—1965），美国哲学家、神学家。因为有一连环漫画题名为“辛劳者蒂利奇”，所以作者在此以诙谐出之。

[267]西班牙语：太太、夫人。此人并非西班牙人，但以西班牙人自居以示高贵。作者使用这个词，意在讽刺。

[268]一首英国古歌。描写帕特里克·斯彭斯爵士受命为国王在冬天出海完成一项使命，他预感到凶多吉少，果然遭到灭顶之灾。

[269]斯科特（1868—1912），英国海军军官和探险家。

[270]此句套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九节。原句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271]普雷斯顿·斯特奇斯（1898—1959），美国电影导演，随后提到的是他导演的电影片名及其演员。

[272]布赖恩·唐莱维（1899—1972），爱尔兰裔美国演员，以扮演心地善良的硬汉出名。

[273]艾金·塔米洛夫，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俄国，1972年逝世。

[274]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抒发作者对故土的热爱和对无意中犯罪的正直之人的同情。

[275]维斯科（1935—），美国金融界人士。因从事诈骗等违法的金融活动遭到指控，便逃往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

[276]弗兰斯·哈尔斯（1581？—1666），荷兰画家。

[277]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278]印度的一本关于性的书。

[279]罗丹（1840—1917），著名法国雕塑家。

[280]法语：恋爱事件。

[281]斯泰根（1879—1973），美国摄影家。

[282]卡萨尔斯（1876—1973），西班牙作曲家、乐队指挥。

[283]拉丁文：别碰我。

[284]沃特·迪斯尼（1901—1966），美国著名动画电影制片人。

[285]古代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种族。

[286]贝尔尼尼（1598—1680），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师、画家，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代表人物。

[287]路易斯·沙利文（1856—1924），美国建筑师。

[288]英国作家司各特的著名历史小说。

[289]比内（1867—1911），法国心理学家。

[290]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

[291]1648年至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旧制度指1789年前的王朝。

[292]法国作家普雷沃的小说《曼侬·列斯戈》中的男女主人公。

[293]米拉波（1749—179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斐扬派领袖之一。

[294]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军人和性反常者，作家、哲学家。一生大都囚禁于监狱。

[295]季拉斯（1911—1995），南斯拉夫政治领导人，作家。

[296]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297]哈里·霍普金斯（1890—1946），美国行政官员，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

[298]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戏剧家。

[299]巴尔扎克小说《贝姨》中的人物。

[300]霍姆斯（1841—1935），美国法学家。勒尼德·汉德（1872—1961），美国法学家。任期最长的联邦法官。

[301]加利福尼亚一城市。

[302]克拉丽莎，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中的女主人公。罗夫拉斯是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303]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9年他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提出一些和平方案，未受到与会各国的响应。

[304]拉丁文：手中一只鸟胜过手外四只鸟。

[305]拉丁文：灵魂。

[306]罗斯科（1903—1970），美国画家。

[307]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308]古波斯拜火教中的恶鬼。

[309]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一篇小说。取材于《圣经》故事。

[310]柯立芝（1872—1933），美国第三十任总统（1923—1929）。

[311]胡佛（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1929—1933）。

[312]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在雕塑中常以身生双翼携带橄榄枝的形象出现。

[313]美国的一个州，以出产糖浆著称。

[314]意大利语：没人知道。

[315]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大作曲家。

[316]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1756—1791）所著歌剧名，歌词“dove sia？dove sia？Nessu-no sa！”意为：“她在哪里？她在哪里？没人知道。”

[317]莎士比亚所著喜剧。

[318]温布尔登是伦敦郊区的一个地名，英国网球锦标赛在此举行。

[319]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和社会改革家。

[320]李尔王和夏洛克，分别是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和《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商人。

[321]内华达州的两个城市。前者号称“世界最大的赌城”；后者有“离婚城”之称。内华达州政府规定：外地人只要到内华达住上六个礼拜，就可办理离婚手续。因此凯瑟琳和西特林都到该州办理离婚手续。

[322]语出莎士比亚剧本《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第五幕第二场。

[323]玛丽恩·戴维斯（1897—1961），美国女演员。

[324]格洛丽雅·斯旺森（1899—1983），美国女演员。

[325]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13世纪初意大利人方济各（约1182—1226）所创。

[326]狄克·惠廷顿（1358—1423），英国商人，曾三次任伦敦市长，传说原为贫苦孤儿，因摩洛哥鼠害甚烈，国王高价买了他的猫而使他成为巨富。

[327]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两种版本之一。巴比伦犹太教学者编辑。成书于三—五世纪。今犹太教学校采用为标准本。

[328]法语：番茄色拉。

[329]法语：黄油面包片。

[330]法语：白烧肉，焦味食物，肉馅饼，熏肉。

[331]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1603—1649，1660—1714）。

[332]伦敦的一条街，商业中心。

[333]希区柯克（1899—1980），著名电影导演，以善于用幽默手法制造悬念著称。

[334]土耳其港市，又名伊兹密尔。

[335]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主人公。该书有一段汤姆·索亚利用他的一些小伙伴替他干杂活的描写。

[336]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凯斯特勒（1905—1983）同名著作中的用语。

[337]马尔罗（1901—1971），法国作家。

[338]巴诺夫斯基（1892—1968），美国艺术史家。

[339]莫米里阿诺（1908—1987），意大利历史学家。

[340]伯顿（1821—1890），英国探险家，东方学家。l953年完成了遍游阿拉伯半岛的旅行，是最早到麦加和麦地那的英国人。

[341]T.E.劳伦斯（1888—1936），英国考古学家、作家、军人。

[342]考沃男爵（1860—1913），英国作家。

[343]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裔美国作曲家。

[344]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

[345]莫奈（1840—1926），法国画家。

[346]勒科尔比西埃（1887—1965），居住法国的瑞士建筑学家。

[347]指l795年至1799年法国革命政府执政内阁。

[348]科罗拉多州行政中心。

[349]法国西部的一个省。

[350]此处套用艾略特的《荒原》第215行至217行中的词句。

[351]圣塞巴斯蒂安（？—288），罗马军官，早期基督教徒，引导许多士兵信奉基督教，事发后皇帝命令以乱箭射之，侥幸不死，后被乱棒打死。

[352]这里是玩弄字眼。作者用一个普通的汽车名Chevrolet代替与其发音相似的法文词chevalier（骑士），故译为“疾驶”，与“骑士”谐音。

[353]拉丁文：强悍的人。

[354]17世纪一种信奉神秘原则的宗教组织成员。该组织至今仍在美国流行。

[355]用波斯、希腊的宗教哲学说明基督教教理的古代宗教哲学的一个学派。

[356]谢尔曼（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将领。

[357]亚伯拉罕，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犹太人的始祖。查拉图斯特拉，古代波斯的国教袄教的始祖。

[358]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城市。

[359]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

[360]金赛（1894—1956），美国动物学家，以研究人类的性行为而出名。

[361]马斯特斯（1915—2001），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以研究性问题见长。

[362]埃里克森（1902—1994），美国作家、精神分析学家。

[363]艾伯特·施伟泽（1875—1965），德国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家、传教医师。

[364]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原籍匈牙利的英国作家。

[365]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

[366]雷斯迪夫·德·拉·布雷顿（1734—1806），法国小说家、散文作家。

[367]罗纳德·科尔曼（1891—1958），美国电影明星。

[368]法国港市。

[369]苏埃托尼乌斯（69—104），罗马传记作家。

[370]埃罗尔·弗林（1909—1959），美国电影演员。

[371]美国黑社会谋杀集团的头目。

[372]英国作家赛耶斯（1893—1957）侦探小说中的人物。

[373]法语：家用垃圾箱。

[374]墨西哥的一个半岛。下文提到的梅里达是这里的一个城市。

[375]法文：尤其，更何况，进一步说。

[376]见惠特曼《草叶集·自己之歌》。

[377]见第13页注⑦。

[378]马克·吐温著名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379]约瑟夫·卡洛（1488—1575），犹太教法典的最重要的编订者之一。

[380]英国小说家班扬（1628—1688）的小说。

[381]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第二幕第一场。

[382]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383]美国独立战争中一首关于打击英军的民歌，充满爱国热情。

[384]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后来代表典型的美国资产阶级实业家或市侩。

[385]这是一句玩笑，因为芝加哥有一座“洪堡公园”。

[386]美国的一支歌曲名。

[387]正确的拼法应当是tinea cruris（股癣）。这里有意拼错，说明这位医生不学无术。

[388]阿尼马：灵魂、意识等义。

[389]阿里斯托芬（约前446—约前385），古希腊喜剧作家。他关于把人截成两半的议论在柏拉图的《会饮篇》有所记述。

[390]拉丁文：理性。

[391]拉丁文：知性。

[392]此处借用英国小说家里德·哈格德（1856—1925）的一本小说名。

[393]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

[394]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城市。

[395]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

[396]意大利地名。

[397]埃尔·格列科（1544—1614），西班牙画家。

[398]吉恩·福勒（1890—1960），美国记者、剧作家。

[399]法国地名。

[400]法语：文人。

[401]保罗·古德曼（1911—1972），美国心理分析学家、作家。

[402]安德列·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外交家，于1949年至1953年任外长。

[403]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记者，社会主义者。1917年目睹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

[404]即伊萨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舞蹈演员，现代舞蹈的先驱。

[405]伦道夫·鲍恩（1886—1918），美国激进派政治家。

[406]马克斯·伊斯门（1883—1969），美国作家，左翼舆论界的领导人物。

[407]科克多（1889—1963），法国作家、戏剧家。

[408]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

[409]在纽约东南部长岛的东头。

[410]托米·曼维尔，美国百万富翁，据说先后同十六个女人结过婚。

[411]伯纳姆，美国学者。他的《经济管理的革命》一书在20世纪40年代影响很大。

[412]雷纳·克莱尔（1898—1981），法国电影导演、作家。

[413]法语：一个美丽的前额！

[414]法语：啊，这美丽的前额！

[415]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剧演员。

[416]意大利语：女人是那样难以捉摸。

[417]意大利语：在这个阴暗的坟墓里。系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中的一句唱词。

[418]蒂托·西巴（1890—1965），意大利歌唱家。l914年到美国。

[419]蒂塔·鲁福（1878—1953），意大利男中音歌剧演员。

[420]威伦拉特（1883—1953），美国歌唱家、歌剧演员。

[421]麦考马克（1884—1945），美国男高音歌手。

[422]舒曼—海因克（1861—1936），美国女低音歌手。

[423]阿美里塔·加里—克尔西（1889—1964），居住美国的意大利女高音歌手。

[424]波依托（1842—1918），意大利歌剧作家、诗人。

[425]英文有“两人成伴，三人不欢”的谚语。此处是开玩笑，取Kraut（德国佬）和crowd（人群）的谐音。

[426]吉米·沃克（1881—1946），美国政治家，1925—1937年任纽约市市长。

[427]艾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政治家。

[428]原文为Deer Shoveleer，是一句俏皮话，与Dear, Chevalier（亲爱的骑士）谐音。

[429]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430]系英国作家巴特勒（1835—1902）的两句诗。

[431]埃米尔·詹宁斯（1887—1950），德国电影演员。

[432]马斯内（1842—1912），法国作曲家。

[433]劳伦斯·奥利维爵士（1907—1989），英国著名电影演员。

[434]典出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

[435]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

[436]法语：主题。

[437]拉丁文：智慧的语句。

[438]与格是某些印欧语系语言的一种语法格，标明行为的接受者，并和介词或其他功能词连用。

[439]马斯特洛雅尼（1923—），意大利电影演员。

[440]老虎奶、蜂王浆均属滋补食品。

[441]齐罗·莫斯太尔（1915—1977），美国电影演员。

[442]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

[443]这里套用《圣经·旧约·箴言》中的一句话：“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444]即上文提到的妻子。

[445]即上文提到的情人。

[446]美国小说家霍桑（1804—1864）的著名小说。下面提到的狄姆斯台尔是该小说中的一个教长。他曾使女主人公失足，最后袒露了自己的罪责，随即死亡。

[447]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普洛士丕罗是该剧中的主人公。

[448]奥地利大作曲家莫扎特写的歌剧。

[449]E.T.A.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插图画家。

[450]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歌剧。

[451]一部关于性的电影。

[452]法语：夹心巧克力酥球。

[453]法语：香辛蔬菜蛋卷。

[454]意大利文：无人知道。

[455]塞缪尔·丹尼尔（1562—1616），英国诗人、历史学家。

[456]加拿大西北部一地区。1897年至1898年这里掀起了淘金热。

[457]一种宽边高顶呢帽，跟牛仔服配套。斯代真是商标名。

[458]法语：用他盘子上的全部东西。意思指有关的材料太多了。

[459]奥纳西斯（1906—1975），希腊大船主。

[460]勃拉瓦茨基夫人（1831—1891），俄国接神论者。

[461]据希腊神话，阿童尼是库克罗普斯王的儿子，为美神阿佛洛狄忒所爱，但被野猪咬伤身死。雪莱写过一篇挽歌《阿童尼》用以悼念济慈的逝世。

[462]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唱词。

[463]一首美国流行歌曲。

[464]西格蒙德·龙堡（1887—1951），旅居美国的匈牙利轻歌剧作曲家。

[465]伽伐尼（1737—1798），意大利生理学家。他在动物身上的实验使他相信神经和肌肉产生电，电又导致肌肉的运动。

[466]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侏儒。他替女孩子把亚麻纺成金线，条件是把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给他，要不就要猜出他的名字。

[467]据欧洲民间传说，睡姑娘在沉睡时，只有真正的恋人来才能唤醒。这里是说凯瑟琳前后两个丈夫都像恶魔一样。

[468]在希腊神话里，普赛克是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

[469]西班牙南部地区名。

[470]西班牙南部地中海岸上的港口。

[471]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白鲸》为其代表作。曾任海关稽查员多年。

[472]艾米莉·波斯特（1873—1960），美国社交礼仪作家。

[473]W.C.菲尔兹（1880—1964），美国喜剧演员。

[474]弗洛姆（1900—1980），美国精神分析学家，生于德国。

[475]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将军。

[476]巴蒂斯塔（1901—1973），1934年至1940年为古巴独裁者；l940年至1944年、l952年至1959年期间任古巴总统。

[477]赫尔曼·卡恩（1907—1975），美国政论家。

[478]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美国保守的经济学家。

[479]美国小说家巴勒斯（1875—1950）小说《人猿泰山》中的主人公，后来以此为题材拍成几部电影。

[480]德克森（1896—1969），美国政治家，伊利诺伊州人。

[481]R.H.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

[482]萨洛·巴伦（1895—1989），美国学者，20世纪杰出的犹太历史家。生于奥地利。

[483]拉丁文：愤怒的、暴烈的。

[484]罗奥（1871—1958），法国画家。

[485]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的一个游览胜地，位于埃特拉火山脚下。

[486]英国诗人柯尔律治说，他的《忽必烈汗》这首不完整的诗是得之于梦境的。醒来后他立即加以追记，不料被一个不速之客——波洛克来的年轻人打断了，以后再也没有记全。

[487]西班牙语：是，先生。

[488]查普曼（1559—1634），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英国诗人济慈写有《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一诗，开头一句就是“我游历了很多黄金的国度……”

[489]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为其代表作。

[490]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假日游憩胜地。

[491]语出柯尔律治长诗《古舟子咏》。

[492]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诗人。

[49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里的一个岛，原联邦监狱所在地。

[494]戈雅（1746—1828），西班牙大画家。

[495]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一城市。

[496]迈斯特尔·埃克哈特（1260—1327），天主教多明我会神学家和修道士，德国神秘主义的鼻祖。

[497]西班牙货币名称。

[498]法语：恋爱事件。

[499]伊迪丝·西特韦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批评家。

[500]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501]见《裘力斯·恺撒》第二幕第二场。

[502]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中的西西里王。引文出自第一幕第二场。

[503]《卡门》：法国作曲家比才（1838—1875）根据法国小说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歌剧。女主人公卡门是个灵敏泼辣的吉卜赛女郎，男主人公何塞想叫卡门按自己的愿望跟他去生活，并以死相逼。卡门宁死不屈，终于被杀。埃斯卡米洛是个斗牛士，与卡门相爱。

[504]西班牙中部的城市。

[505]西班牙语：侍者。

[506]贝拉斯克斯、穆里略均为西班牙画家。

[507]意大利北部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

[508]希罗尼莫斯·波斯（1450—1516），荷兰画家。

[509]《圣经》中希伯来人的族长。在大洪水时，由于上帝的启示，乘方舟得以幸免于难。他曾从方舟上三次放出鸽子，了解洪水是否退去。

[510]这是犹太人被天主教统治者驱逐出西班牙的一年。

[511]罗赫略为罗杰的西班牙文叫法。

[512]西班牙语：祖父。

[513]西班牙语：啊呀！骗人！

[514]法语：误会。

[515]西班牙语：家庭职员。

[516]圣伊格纳修（约40—107），古叙利亚旧都安提阿克大主教。

[517]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女，神秘主义者，作家。

[518]一座位于马德里西北部的古建筑群，包括修道院、宫殿、教堂和西班牙王室的陵墓，建于1563年至1584年。

[519]奥尔特加（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520]摩洛哥一城市。

[521]波蒂西里（1444—1510），意大利画家。

[522]贝尔努里（1710—1782），瑞士物理学家、数学家。他的父亲是数学家，伯父也是瑞士数学家、物理学家。

[523]萨拉·伯恩哈特（1845—1923），法国女演员。

[524]约翰·巴里莫尔（1882—1942），美国演员。

[525]萨沃纳洛拉（1452—1498），意大利僧侣、改革家、殉道者。

[526]美国科罗拉多州中部的村庄，滑雪胜地。

[527]人名。

[528]利基（1903—1972），英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529]东非坦桑尼亚坦噶尼喀地区北部和肯尼亚南部的居民。

[530]肯尼亚一港市。

[531]复活节前的礼拜日，欢迎基督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

[532]犹太人的一种庄严的仪式。十四至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在修完犹太课程后，便举行此种仪式，从此被正式承认为成人。

[533]巴黎的一条大街，财政部所在地。

[534]芝加哥的一条街，原为犹太人聚居区。

[535]查尔斯·劳顿（1899—1962），英国电影演员。

[536]乌斯蒂诺夫，英国演员、导演、剧作家。

[537]法语：日常生活。

[538]法语：女引座员。

[539]法语：吵！闹！讨厌鬼。

[540]法语：出去……！把他们赶出去！

[541]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爵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542]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法理学家。

[543]斯坦顿（1814—1869），美国政治家，1862—1867年期间任作战部部长。

[544]西班牙语：再见。

[545]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546]1974年2月4日，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孙女帕特里夏·赫斯特被共生军绑架。不久她自己入了伙，并参加抢劫活动。

[547]索黑尔（1847—1922），法国工团主义哲学家。

[548]加西亚·洛尔伽（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549]西班牙语：恶鬼。

[550]瑞士城市名。

[551]意大利语：在这阴暗的坟墓里。

[552]德沃夏克（1841—1904），捷克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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