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拼图版

[法] 乔治·佩雷克 著

丁雪英 连燕堂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在楼道里1

第二章 德博蒙1

第三章 四楼右侧1

第四章 马尔基佐1

第五章 富勒罗1

第六章 用人房间1 布雷台尔

第七章 用人房间2 莫尔莱

第八章 温克勒1

第九章 用人房间3 尼埃多和罗杰斯

第十章 用人房间4 简·萨顿

第十一章 于汀的画室1

第十二章 雷奥尔1

第十三章 罗尔沙斯1

第十四章 丹特维尔1

第十五章 用人房间5 斯莫特夫

第十六章 用人房间6 克雷斯比小姐

第十七章 在楼道里2

第十八章 罗尔沙斯2

第十九章 阿尔塔蒙1

第二十章 莫罗1

第二十一章 在锅炉房里1

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门厅1

第二十三章 莫罗2

第二十四章 马西亚1

第二十五章 阿尔塔蒙2

第二十六章 巴特尔布思1

第二十七章 罗尔沙斯3

第二十八章 在楼道里3

第二十九章 四楼右侧2

第三十章 马尔基佐2

第三十一章 德博蒙2

第三十二章 马西亚2

第三十三章 地下室1

第三十四章 在楼道里4

第三十五章 门房

第三十六章 在楼道里5

第三十七章 卢韦1

第三十八章 电梯（机械装置）1

第三十九章 马西亚3

第四十章 德博蒙4

第四十一章 马尔基佐3

第四十二章 在楼道里6

第四十三章 富勒罗2

第四十四章 温克勒2

第四十五章 普拉沙埃1

第三部分

第四十六章 用人房间7 热罗姆先生

第四十七章 丹特维尔2

第四十八章 用人房间8 阿尔班太太

第四十九章 在楼道里7

第五十章 富勒罗3

第五十一章 用人房间9 瓦莱纳

第五十二章 普拉沙埃2

第五十三章 温克勒3

第五十四章 普拉沙埃3

第五十五章 用人房间10 弗雷斯纳尔

第五十六章 在楼道里8

第五十七章 用人房间11 奥尔洛弗斯卡太太

第五十八章 格拉蒂奥莱1

第五十九章 于汀2

第六十章 西诺1

第六十一章 贝尔热1

第六十二章 阿尔塔蒙3

第六十三章 后门

第六十四章 在锅炉房里2

第四部分

第六十五章 莫罗3

第六十六章 马西亚4

第六十七章 地下室2

第六十八章 在楼道里9

第六十九章 阿尔塔蒙4

第七十章 巴特尔布思2

第七十一章 莫罗4

第七十二章 地下室3

第七十三章 马西亚5

第七十四章 电梯（机械装置）2

第七十五章 马西亚6

第七十六章 地下室4

第七十七章 卢韦2

第七十八章 在楼道里10

第七十九章 在楼道里11

第八十章 巴特尔布思3

第八十一章 罗尔沙斯4

第八十二章 格拉蒂奥莱2

第八十三章 于汀3

第五部分

第八十四章 西诺2

第八十五章 贝尔热2

第八十六章 罗尔沙斯5

第八十七章 巴特尔布思4

第八十八章 阿尔塔蒙5

第八十九章 莫罗5

第九十章 门厅2

第九十一章 地下室5

第九十二章 卢韦3

第六部分

第九十三章 四楼右侧3

第九十四章 在楼道里12

第九十五章 罗尔沙斯6

第九十六章 丹特维尔3

第九十七章 于汀4

第九十八章 雷奥尔2

第九十九章 巴特尔布思5

结束语

附件

公寓大楼剖面图

年表

故事提示

补充说明

作者简介

译后记

纪念雷蒙·格诺

友谊、历史和文学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若干人物。如果与某些在世者，以及或真实或虚构存在过的人物有任何相似之处，则纯属偶然。

睁大你的双眼，

看，看吧！

儒勒·凡尔纳

《沙皇的信使》

前言

眼睛注视着作品中为它开辟的道路

——保罗·克利 [1] ，《教学笔记》

乍看起来，拼图艺术似乎是一种瞬间艺术，一种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其全部内容都寓于格式塔心理学理论 [2] 的枯燥说教之中：人们看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一种感觉行为，一次学习，一个生理系统，或是大家所关心的一副木制拼图板 [3] ——都不是一些必须首先分解的部分的总和，而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形式，一个结构；其单个组成部分并不先于整体而存在，并不更早也不更晚，不是由组成部分来确定整体，而是由整体确定其组成部分——不可能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分割认识，来推演得到对整体及其结构和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你可能花三天时间看一副拼图板的一个板块，自以为完全掌握了这个板块的形状和颜色，然而对整个拼图游戏来说，却没有任何作用——只有把这块拼图板块与其他板块拼接起来，才是有效的。从这一点看来，拼图游戏艺术与围棋艺术有相通之处：只有把所有的拼图板块拼成一个明显的图案，它们才有意义；单个板块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种难以理解的挑战；然而，只需几分钟，通过摸索、碰壁、修正，或是半秒钟之内灵机一动，就可能成功地把一块拼图板块与邻近的板块拼接起来，此时这个单个板块便消失了，作为个体板块的它已不复存在。板块拼接起来之后，此前的那种恼人的困惑，以及“拼图游戏”（Puzzle）字意本身——英语准确地解释为“谜”——都理所当然地不复存在了，而且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如此一目了然。两个板块再也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奇妙地接合为一个整体。从此刻起，又要开始新的碰壁、犹豫、失望和等待。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很难说清楚制作拼图游戏工匠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所有的纸制拼图游戏——拼图板块都是机械生产的，切割是身不由己的。一架切割机按照一个一成不变的图样，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切割硬纸板。真正的拼图游戏爱好者不喜欢这类拼图板，不仅是因为它是纸制的而不是木制的，也不是因为此类拼图游戏的原图已经印在包装盒的盒盖上，而是因为这种切割方式使得拼图游戏失去了特性。此外，与一般公众脑中固有的想法相反，拼图游戏的原图难易程度并不重要，无论原图是容易（例如维米尔 [4] 的画，或一张奥地利城堡的彩照）还是有难度的画（例如杰克逊·波洛克 [5] 、毕沙罗 [6] ，或者——特别荒谬——一套白色的拼图游戏）。拼图游戏的难度不在于图画的主题和画家的技艺，而在于微妙的切割技术，任意切割的方法必然使得拼图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周边、细部、光点、轮廓明显的物品以及线条和过渡性板块的拼接非常容易，然而有些部分就要大伤脑筋，例如无云的天空、黄沙、草原、田野、阴影区等。

上述类型拼图游戏的板块可分为几大类，最常见的类型如下：

老好人

洛林十字架

普通十字架

而一旦周边、细节拼接完毕——铺着浅黄流苏的红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有一本打开的书的托书架，豪华的镜框，诗琴，女人的红色连衣裙——按照灰色的、棕色的、白色的或天蓝色的色调，把大量的背景拼图板块分成几堆，只要轮流进行一切有可能的组合排列，就可获得拼图游戏的成功。

拼图游戏的艺术始于手工木制拼图板。制作拼图板的工匠设想各种难题，让拼图者解决。他不是用随意性来扰乱线索，而是以狡猾、陷阱、幻觉来取代随意性。所有画面上要拼接的成分——例如金色锦缎椅、插着一根黑羽毛的三角形黑帽子、镶银饰带的浅黄色号衣——都是预先设计好以迷惑拼图者的。画中有组织的、协调的、有结构的、有意义的部分不仅都将被分割为无生命的、无个性的、缺乏信息的、没有意义的部分，而且还是伪装的、带有错误信息的部分：两块柱顶盘的上楣形拼图板块拼接在一起很合适，但实际上这两个板块的正确位置是天花板中相隔很远的两处；形如制服皮带上的环形扣，最后却是一个金属火炬架的板块；几乎是同样方式切割的几块拼图板块，有的可能属于放在壁炉上的盆栽橘树，有的则可能属于橘树在镜子里的模糊影子。上述情况就是拼图游戏爱好者所遇到的陷阱的常见实例。

本书将得出的结论无疑也是拼图游戏的最终真谛：排除其表面现象，拼图游戏不是一个单人玩的游戏；拼图者的每一个手势，制作者在他之前就已经完成过；拼图者拿取和重取、检查、抚摩的每一块拼图板块，他试验的每一种组合，每一次摸索，每一次灵感，每一个希望，每一次失望，这一切都是由制作者决定、设计和研究出来的。

[1] Paul Klee（1879－1940），德裔瑞士籍现代派艺术家。《教学笔记》 （Pädagogisches Skizzenbuch ）是根据其讲座整理的艺术理论著作。

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的以外均为译者注。

[2] 一种心理学方法，主要信条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对各个个别部分的分析来认识整体。

[3] 本书书名直译为“人生说明书”，译者结合本书内容将书名译为“人生拼图版”。书名使用“拼图版”一词是为了突出全书抽象的、哲学的含义，小说中出现的“拼图板”则是指具体的拼图游戏。

[4] Vermeer(1632－1675)，荷兰画家。

[5] 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6] Pissarro（1830－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在楼道里1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就这样以一种笨拙而舒缓的方式开始。这里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大家的中性场所，人们每日在这儿擦肩而过，却相互视而不见。在这儿，全楼房客冷漠而有规律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每个套间笨重的房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人们通常只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一鳞半爪、片言只语、零星碎片，而那些发生在人们称为“公共场所”的无名争端、奇闻异事，那些低沉的窃窃私语则会消失在陈旧的红色羊毛地毯中，全楼最起码的一点点共同生活总是局限在楼道中。同一座楼里的住户，分别生活在各楼层大体相似的空间里，彼此只有一墙之隔，可谓近在咫尺。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刻进行着同样的活动：拧水龙头，拉抽水马桶水箱，开灯，摆桌子。每层楼各家各户的生活同时重复地进行着，每幢楼乃至每条街上的居民也莫不如此。他们躲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希望什么也不要从那儿泄露出去，如果泄露那么一丁点儿，例如打发孩子出去买面包，牵着狗进进出出，那也是从楼梯那里进行。一切出去的从楼梯而过，一切进来的也从楼梯而过，比如信件、请帖、搬运工、搬来或搬走的家具、急症请来的医生、远游归来的房客。正因为如此，楼道便成了一个无特征的、冷冰冰的，几乎是含有敌意的场所。在老式房子里，有一种石砌楼梯，配以铸铁扶栏，楼道里装有壁雕、壁灯，楼层之间有时还摆上一条长凳，供老年人上楼时稍做休憩之用。在新式公寓里，有四壁涂满下流漫画的电梯，还有又粗糙又肮脏的水泥“安全”楼梯，走在上面噔噔响。在本书的这幢公寓大楼里，有一部旧电梯，总是出故障，几乎不能运行，而楼梯也十分破旧肮脏，而且一层比一层差，随着各层住户的身份不同而变化：一至四层铺着双层地毯，往上就是单层，最后两层楼则空空如也，什么也不铺。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十一号一座公寓楼的四层楼与五层楼中间。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士正在上楼。她穿着一件人造革长风衣，头上戴着一顶甜面包形的红灰色格子毡帽，就像淘气的小妖精戴的那一种。她右肩挎着一个深褐色帆布大旅行包，也就是俗称“在城里过夜的人”装梳洗用品的那种包。一块细麻布小手帕系在旅行包背带的金属环上。包上印着循环往复的三种图案：一个带摆的大钟，一块中间切开的农家面包，一只类似没有把手的铜制容器。

她正看着左手拿的一幅平面图。这是一张普通的折痕极为明显的图纸，看得出一折为四的痕迹，用曲别针别在一本厚厚的用多种文字书写的簿册上。簿册内容是她将参观的这座公寓的共同所有者的规章条例。其实这张图纸上不只是一幅图，而是三幅。右上方第一幅图是这座楼的方位图：公寓大楼位于西蒙-克鲁贝利埃街的中部，而这条街则位于巴黎十七区蒙索平原，正好在梅德里克街、雅丹街、德夏泽勒街和莱昂·若斯特街组成的四边形的对角线上。左上方第二幅图是大楼的剖面图，简略地标出各套间的位置以及几家房客的姓名：门房诺谢尔太太；三楼右侧套间是德博蒙夫人；四楼左侧是巴特尔布思；五楼左侧是电视节目制作人雷米·罗尔沙斯；七楼左侧是丹特维尔大夫，右侧住着手工艺人加斯巴尔·温克勒——他已去世了，套间现在空着。下半部第三幅图正是温克勒生前住的那个套间的平面图：三个临街的房间，厨房和厕所朝向院子，还有一个没有窗户的杂物间。

这位女士右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当然是她白天参观过的那些房间的钥匙。好几把钥匙上都拴着奇形怪状的钥匙链：一只小巧的玛丽·布里扎尔酒瓶，一个高尔夫球球座和一只胡蜂，一张六骨牌，一块八边形塑料筹码，里面镶着一朵晚香玉花。

加斯巴尔·温克勒去世已快两年了。他没有子女。谁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亲属。巴特尔布思委托一位公证人寻找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的人。他只有一个妹妹，安娜·伏尔第芒太太，她于1942年就去世了。他的外甥格雷瓜尔·伏尔第芒于1944年在突破居斯塔夫防线时在加里格利亚诺河阵亡。公证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找到了温克勒的一位远房侄子——安托尼·拉莫。他在一家折叠沙发厂工作。继承遗产税加上办理继承遗产过户的手续费，数目高得吓人，以至于他不得不把继承来的一切都拍卖了。几个月前，家具已经散落在拍卖所，几个星期前，这个套间也卖给一家房产经营所了。

上楼的这位女士不是经营所主任，而是主任助理。她不主管业务，也不负责与顾客打交道，她只主管技术问题。从房地产经营的角度看，这桩买卖很合算，因为大楼所处地段适中，石库门面，尽管电梯陈旧，楼梯还算正常。现在，她正要亲临现场，周密观察，绘制一张更精确的平面图，比如用粗线标出隔墙，用带箭头的半圆形表示开门的方向。同时她还要做好整修工程的准备工作，创建出第一份具体的预算表：把厕所和杂物间之间的隔墙拆掉，修一间带小浴缸和厕所的盥洗室；更换厨房的瓷砖；安装暖气、热水两用的壁式城市煤气锅炉，取代老式的用煤锅炉；拆除三间房间里的席纹地板，铺上一层水泥，然后垫上牛毛毡毯，再铺上割绒地毯。

加斯巴尔·温克勒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现在这三个小房间里已经没剩下什么东西了。他的几件家具，一张小工作台，一架机动镂锯，还有一些细巧的锉刀都不在了。靠窗放着他的床，床对面墙上原来挂着一幅他心爱的正方形油画，现在已经不见了。那幅画上画着一间候见室，室内有三个人：两个站着的，穿着礼服，脸色苍白，身材肥硕，各戴着一顶大礼帽，像是硬安在脑袋上一样；第三个人也穿着一身黑礼服，坐在门边，像是在等什么人，气定神闲，正把一副新手套戴在手上，指套紧裹着手指。

那位女士在上楼。用不了多久，这个旧套间就会变成一处漂亮的住所：双起居室加卧室，窗明几净，舒适安逸。加斯巴尔·温克勒已经去世，但他多年来耐心而周密策划的报复计划尚未全部实现。

第二章

德博蒙1

德博蒙夫人的客厅几乎被一架演奏大钢琴占满了。琴架上摆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乐谱，是阿瑟·斯坦利·杰斐逊 [1] 的一首著名美国歌曲《怀俄明州的格特鲁德》。一位头上包着橘黄色尼龙头巾的老师傅坐在钢琴前，正准备调琴。

客厅的右角有一把式样时新的座椅，上部是一个用钢圈固定的有机玻璃制成的巨大的半球形，下面安着电镀金属底座。座椅旁放着一个八角形的大理石块，当小桌子用；桌上摆着一只钢制小猎犬和一个圆筒形花盆；花盆里长着一株畸形的矮栎树，这是一种日本盆景。由于人为的控制和修剪，植株生长缓慢，几乎永远长不大，但已经具有成熟的特征，甚至显出老态。制作盆景的人认为，盆景的善美不完全取决于具体细致的照料，更重要的是匠人花在它们身上的殚精竭虑的思考。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座椅前面不远处有一副木制拼图，直接放在浅色的木头地板上。拼图的四周边框已经拼好了，右下方也用几块拼板拼出一幅图案。这是一个沉睡少女的椭圆形的脸：金黄色的头发上系着一条双层编织发带，卷成螺旋形盘在前额上；右手蜷曲托着香腮，好像在沉思，又似在聆听。

在拼图的左边，有一个绘有装饰图案的托盘，上面放着一把直柄咖啡壶，一个带茶碟的杯子，还有一个英式金属糖罐。托盘上的图案被这几件茶具挡住了一部分，但是人们还能明显地看到两个细部：右边画着一个穿着绣花裤子的小男孩，在河岸上俯身下视；中间画着一条被钓出水面的鲤鱼，在鱼线上挣扎。那个钓鱼人和其他人物则不可窥见了。

在拼图和托盘前面的地板上，堆着一些书籍、簿册和文件夹。可以看到其中一本书的书名：《矿山和采石场安全条例》。一个文件夹打开着，一张纸上用密密麻麻的蝇头细字写满了数学方程式：

客厅的墙壁漆成白色。墙上挂着几幅镶了框的广告画，其中有一幅画着四个僧侣，全是一副饕餮相，围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一块卡芒贝尔干酪，干酪的商标上也画着四个馋相毕露的僧侣围桌而坐，桌上放着卡芒贝尔干酪。同样的场面一直清楚地重复了四次。

德博蒙夫人的丈夫费尔南·德博蒙，是一位考古学家。他的雄心壮志可与谢里曼 [2] 相比。他试图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城市的遗址，即阿拉伯人称为“勒勃第特”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征服西班牙时期 [3] 的首都。没有人否认这座城市的存在，但是大多数专家，无论是研究西班牙的专家还是研究穆斯林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这座城市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非洲休达，或者位于马希纳峰脚下安达卢西亚 [4] 的哈恩。德博蒙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休达和哈恩的实地挖掘，没有一件物品能够证明传说中的“勒勃第特”遗址的显著特征。传说中特别提到一座古堡，古堡“有一座双扉门，这座门不是用来让人进出，只是用来关着。每当一个国王去世，另一个国王继承他尊严的王位时，都要亲手在门上加一把新锁，最后门上共有二十四把锁，每个国王拥有一把”。古堡有七个大厅。第七个大厅“很长，最灵巧的神箭手也不能从这一头把箭射到厅的那一头的墙上”。在第一个大厅里有一些“优美的壁画”，画的是一群阿拉伯人，“骑着快速奔驰的骏马或骆驼，头巾飘拂在肩头，皮带上挂着弯刀，右手擎着作势欲掷的标枪”。

德博蒙属于中世纪学派。这个学派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的研究方法趋于烦琐考证。比如一位宗教史教授仔细查阅了教皇办公室所有的账簿，仅仅是为了证明在12世纪上半叶，羊皮纸、铅和盖印章的绶带的使用量——即使把可能的损耗和浪费计算在内——大大超过了公开宣布和记录在案的教皇谕旨总数，并可由此推断，相当一部分谕旨（确实是谕旨而不是敕书，因为只有谕旨才用铅封，而敕书是用蜡封的）是秘密的，至少是没有公开发布的。以此为据，他撰写了曾经名噪一时的论文——《关于秘密谕旨和反教皇问题》，进一步弄清了英诺森二世 [5] 、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和维克托四世之间的关系。

德博蒙几乎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不取1798年由苏丹谢里姆三世确定的射箭最高世界纪录888米为参照数据，而是以英国射手在克雷西创造的不止一次的最好成绩为依据，并且把射程的斜度计算在内，证明第七厅的长度至少有200米，高度不低于30米。但是在休达、哈恩和其他任何地方的考古挖掘中，都没有发现具有相似规模的大厅，于是德博蒙认为：“如果这个传说中的城市跟这个可能存在的古堡有关，那就绝对不会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古代遗址中的任何一个。”

除了这个绝对否定的论据以外，“勒勃第特”传说中的另一个细节似乎也为德博蒙提供了这个城市遗址的线索。据说在那间神箭手射不到头的大厅的墙上，刻着一则铭文：“如果某个国王一旦打开了城堡大门，他的士兵就会像第一个大厅的士兵一样变成石像，敌军将蹂躏他的国家。”德博蒙认为：这个暗示反映了哈里发国家的分裂和“列康吉斯达” [6] 运动的兴起。在他看来，更确切地说，关于“勒勃第特”的传说，反映了他所谓的“摩尔人在坎塔布连山脉的溃退”，也就是光复之战 [7] ，佩拉约向阿尔卡马哈酋长挑战，然后在战场上加冕，自封为阿斯图里亚斯 [8] 王。因此，德博蒙决心到阿斯图里亚斯中部的奥维耶多去寻找传说中的城堡遗迹。他的这种热情甚至得到他的反对派的赞赏。

关于奥维耶多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两位僧侣为躲避摩尔人而建造的一所修道院；有人认为是一座西哥特人的城堡；有人认为是一座西班牙古罗马城堡，有时被称作吕古斯·阿斯多罗姆，有时被称作奥维托姆；也有人认为是佩拉约亲手所建，西班牙人称佩拉约为“唐佩拉约”，认为他是罗德里克国王 [9] 在赫雷斯的长枪手，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贝莱·鲁米，认为他可能是罗马人的后裔。这些互相矛盾的假设使德博蒙对自己的观点更有信心了。他认为奥维耶多就是传说中的“勒勃第特”，是摩尔人在西班牙最北部的要塞，也是摩尔人对整个半岛施行统治的象征。它的失陷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西欧霸权的结束，战胜者佩拉约驻扎在这里，宣告了摩尔人统治的彻底垮台。

德博蒙自1930年起开始在这里发掘，一直进行了五年多。最后一年，巴特尔布思到离此不远的希洪（这儿也是阿斯图里亚斯王朝的故都）来画他生平第一幅海景画，顺便去看望他。

几个月以后，德博蒙回到法国。他写了一份78页的有关组织发掘工作的技术报告，为了扩大发掘成果，他特别建议采用层层递进的剥笋法，这是一种建立在通用的十位分类法基础上的行之有效的典型方法。后来，1935年11月12日，他自杀了。

[1] Arthur Stanley Jefferson（1890－1965），美国喜剧演员，艺名斯坦·劳莱（Stan Laurel）。

[2]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以毕生精力探索特洛伊城址所在。

[3]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该帝国治下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西部摩尔人于8世纪占领西班牙。

[4] Andalousie，位于西班牙最南端，得名于阿拉伯语对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安达卢斯”（Al-Andaluz）。

[5] InnoncentⅡ（？－1143），意大利籍教皇（1130－1143在位）。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cletⅡ，？－1138）与维克托四世（VictorⅣ，1095－1164）曾先后与英诺森二世展开教皇之位的争夺，通常被后世称为“对立教皇”（指通过有争议的选举得到教皇名誉的人）。

[6] Reconquista，西班牙人收复故土的斗争，意为“再征服”。

[7] 又称“科瓦东加（Covadonga）战役”。

[8] Asturies，718－910年间唯一独立的基督教王国，逃亡的西哥特贵族推举佩拉约为首，发起收复失地运动，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9世纪迁都奥维耶多。

[9] roi Rodrigue，西哥特国王。

第三章

四楼右侧1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家具摆设的房间，地上铺着英式地板，墙上贴着金属箔壁纸，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客厅。

房间中央坐着四个人：双膝分得很开，双肘支在膝盖上，屁股实际是坐在脚后跟上，两个手掌相合，中指相交，其余手指伸直。三人呈一行面向第四个人。他们都上身赤裸，没有穿鞋袜，只穿着一条印着大象图案的黑绸长裤。右手小指戴着一只镶嵌了环形黑曜岩的金属戒指。

房间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路易三世式椅子：螺旋形的椅腿，扶手和椅背是镶钉皮面，一个扶手上挂着一只黑长筒袜。

三个人面向的那个人是日本人。他叫足利吉满。1960年，一个海洋捕鱼者、一个邮局职员和一个肉铺雇员在马尼拉组成一个教派。这个教派的日文名称为“白浪”，英文名称为“三个自由人”。他就是这个教派的成员之一。

这个教派成立后三年间，每个成员各自发展三名信徒。第二代九个成员在之后三年中又发展了二十七名信徒。1975年，“三个自由人”教派已发展到第六代，一共有七百二十九名成员，足利吉满就是其中一员，他和其他几位信徒负责到西方来传播新的信仰。加入“三个自由人”教派要经历长时间的考验，十分困难，而且花费昂贵。可是足利吉满看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展了三名信徒，他们还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来参加教派活动。

三位信徒刚入门，还要经历种种初步考验：必须学会全神贯注地观察一个极普通的物品——具体的或想象的——直到忘掉一切感觉，哪怕是最最疼痛的感觉。为此，他们的脚后跟不直接着地，而是放在棱边极尖锐的金属大骰子上，骰子的一条棱边着地，相对应的那条棱边托着脚后跟，骰子必须以此位置保持平衡。脚后跟稍稍抬起就会造成骰子滚落。这种情况下，不仅是犯错误的信徒，另外两个信徒也将一起被永久性地开除出教。如果脚后跟稍稍下落，骰子的棱边就会刺入肌肉，疼痛无比。三个人必须保持这种难受的姿势六小时，每隔四十五分钟可以起来休息两分钟，然而六小时内休息超过三次就算表现不好。

三个人观察的物品各不相同。第一个信徒是瑞典悬挂式车座靠背工厂在法国的唯一代理人。他必须解开一个谜，一张白色卡片上用紫墨水写着：

哪一种薄荷可以做成椴花茶？

谜题上画着一个美术字6。

第二个信徒是位德国人，斯图加特婴儿服装厂老板。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正方形的钢块，上面有一块形如人参的悬浮的木块。

第三个信徒是一位法国歌星，他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菜谱，一般过圣诞节经常看到出售的那类书。书放在乐谱架上，打开的一页上有一幅画，画的是1890年拉德诺尔勋爵在朗福德 [1] 城堡客厅摆宴的场面。左边那页上有一份菜谱，四周框着装饰花边：

掼奶油草莓

备三百克欧洲草莓或四季草莓。用威尼斯筛过滤。加入二百克糖霜搅拌。容器内放入半升奶油使劲掼拌。把掼奶油全部注入一些小圆纸盒内，放入有冰块的罐里，稍稍系紧，冰镇两小时。吃的时候，在每盒掼奶油上放一个大草莓。

吉满自己也坐在脚后跟上，但是脚下没有放骰子。他合掌夹着一瓶橘子水，瓶里插着用几根软吸管连接起来的吸管，直接通到他嘴里。

斯莫特夫计算过，到1978年，“三个自由人”教派将有二千一百八十七名新成员。假设老信徒无一人死亡，加起来总计三千二百七十七名。再往后发展速度更快：2017年，第十九代信徒将超过十亿人；2020年，全球居民可能将全部都是这个教派的信徒，甚至还远远不够数。

四楼右侧这套房间目前没有人居住。房主是一位叫富罗的先生，他好像住在位于冈城和法莱士之间的夏维涅尔，拥有一座所谓的城堡和一个面积三十八公顷的庄园。几年前，电视剧《这个立方体的第十六条边》就是在那儿拍摄的。雷米·罗尔沙斯参加了拍摄，可是没有见到这位庄园主。

似乎谁也没有见过富罗先生。他的套间的门上没有标上姓名，门房那儿的玻璃门上的房客姓名表上也没有他的大名。套间的百叶窗总是关着。

[1] Longford，爱尔兰朗福德郡首府，以17世纪城堡而闻名。

第四章

马尔基佐1

五楼右侧有一间空会客厅。

客厅的地面上铺着星形图案的剑麻编织地毯。

墙壁裱着仿茹伊 [1] 印花布的墙纸，墙纸上印着葡萄牙式四桅大帆船，船上架着大炮和轻型长炮。船正向着港口驶去，大三角帆和后桅帆被风吹得鼓鼓的。水手们爬在绳梯上正在收落船上其他的帆。

墙上挂着四幅画。

第一幅是静物写生画，虽是现代派表现手法，仍显示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全欧特别流行的结构，即以五种感官为中心的十分有条理的结构：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放着一支点燃的哈瓦那雪茄；一本小说——《没有结束的交响乐》，看不到作者署名；一瓶朗姆酒；一个不倒翁；还有一只放满核桃、杏仁、杏脯、李子干等干果的果盘。

第二幅画的内容是四周空旷的郊区一条街的夜景。街的右边有一个金属灯柱，横梁两端交叉点上各挂着一盏闪光的大电灯泡。街的左边正好是灯柱的倒影（底座朝天，尖顶朝地）。浅蓝色天空中布满了深蓝色闪点，如同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一样。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第三幅画上画的是一头被称作“塔郎德”的传说中的神奇怪兽。关于这种怪兽，萨尔马特人 [2] 革隆曾第一次对它做过如下描述：

“塔郎德”这种动物，大如小公牛，头似鹿，稍大，有明显分叉的角。蹄裂如牛，毛长似熊，皮硬稍逊于盔甲。一般在西徐亚 [3] 一带可以找到此兽。它们随出没场所的变化而变色，时呈青草、树木、灌木丛、花丛、房舍、牧场、岩石等不同的颜色，总之，它可以变成它所接近的一切物体的颜色。在这一点上，它酷似海洋里的章鱼，又像多埃兹 [4] 、南非猎狗和变色龙。这是一种蜥蜴类动物，德谟克利特 [5] 很欣赏它，以至为它著书立说，全面阐述其形貌、体态，以及用于施魔法时的用途和特征。我曾见过这种动物变色，不仅是因为接近有色物体，而且还会因为恐惧、激动等情绪变化而自行变色。那是在一块纯绿色地毯上，我亲眼见它像印度公鸡的鸡冠一样，由于情绪的支配，不一会儿就从绿变为黄、蓝、棕、紫等颜色。特别是我们发现这头可爱的“塔郎德”不仅面部、皮肤变色，甚至毛色也能变得同周围物体一模一样。

第四幅是福布斯 [6] 的油画《罩帘后的一只老鼠》的黑白复制品。这是画家根据1858年冬天发生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的：

福瑟赖特老夫人以她的钟表和机械玩具的收藏品而自豪。她最珍贵的一件收藏品是镶嵌在一只晶莹雪白的薄薄的大理石蛋壳里的一座微型钟。她委派了她最老的仆人专职看管她的收藏品。这位老仆是一位侍奉她六十多年的马车夫。自从他第一次有幸为她驾车之日起，这位马车夫就坠入情网爱上了女主人。他把对她的恋情暗暗地转移到她的收藏品上。他是一位十指灵巧的人，尽心尽力地细心照看着每件收藏品，夜以继日地给精巧的机械玩具上弦。有些收藏品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珍品。

最珍贵的收藏品专门放在一间“藏宝室”。部分珍品放在玻璃柜里，大部分珍品挂在墙上，用薄薄的平纹细布罩帘覆盖上挡灰。老仆就睡在隔壁房间里。

不久前，有一位单身学者搬到了城堡附近，他和马丁·马格龙、蒂里诺伊·韦拉一样，在实验室用老鼠来试验马钱子碱和箭毒的相反作用。福瑟赖特老夫人和她的老仆都以为他是一个强盗，迁住附近的主要目的是她的收藏品。他正在策划一个可怕的计划，准备盗窃她的珍奇瑰品。

一天深夜，老仆被隔壁“藏宝室”传来的窸窣声惊醒，他以为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学者驯服了一只老鼠前来偷盗钟表。他立即起床，从他从不离身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铁锤，他走进“藏宝室”，极为轻捷地走近罩帘，用铁锤向他认为发出声音的部位使劲一敲。可惜，并不是老鼠作怪，而是镶嵌在蛋壳里的华丽的微型钟的机械零件出了一点儿小毛病，发出了几乎听不见的摩擦声。福瑟赖特老夫人被铁锤的声音吓了一跳，她立即赶到现场，老仆失魂落魄地张大嘴，站在原处，一手拿着小铁锤，另一只手拿着被砸碎的钟。女主人不容他分辩，马上叫来其他仆人，把老仆当作一个可怕的疯子囚禁起来。两年后，老夫人去世。老仆获悉其死讯后，从遥远的囚禁处潜逃出来，回到城堡。他在发生这场灾难性事故的现场“藏宝室”里上吊自尽了。

这幅油画是福布斯青年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博纳 [7] 的影响。他根据这条社会新闻，自由发挥创作了这幅画。他画了墙上挂满钟表的“藏宝室”，老仆穿着一身白色皮制服，站在一把中国式红漆太师椅上面，正把一条长绸巾系到屋顶横梁上。福瑟赖特老夫人站在门口，右手拎着一条挂着晶莹雪白大理石蛋壳残片的小银链，极其愤怒地看着她的仆人。

公寓大楼里住着好几位收藏家，往往比这幅油画中的人物更为怪异。瓦莱纳本人长期保存着斯莫特夫从外出旅行抵达的各处寄给他的明信片。他正好有一张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明信片，还有一张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港的明信片。

[1] Jouy，即茹伊昂若萨（Jouy-en-Josas），法国法兰西岛大区（Île-de-France）伊夫林省（Yvelines）的市镇，位于巴黎西南，当地生产的印花棉布通常呈现整幅的历史人物或风景画作品，极具特色。

[2] Sarmate，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生活在俄国（欧洲部分）南部地区至巴尔干东部地区一带的民族。

[3] Scytie，指从俄国的欧洲部分一直到中国境内鄂尔多斯沙漠的中亚地区。

[4] Thoës，作者虚构出的动物。

[5] Democritus（约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

[6] Stanhope Alexander Forbes（1857－1947），爱尔兰裔英籍画家。

第五章

富勒罗1

六楼右侧套间最里边的那个房间正好位于温克勒工场的下面。瓦莱纳还记得，温克勒在二十年期间每隔半个月收到一个邮包，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年月，邮包也准时寄到，当然使用的邮票并不相同。门房克拉沃太太总是为她的儿子米歇尔向他索要邮票。那时诺谢尔太太还没来。所有的邮包除了邮票不同之外，一律用牛皮纸包装，用同样的绳子捆扎，使用同样的蜡封，同样的标签，完全一模一样。好像巴特尔布思离家之前关照斯莫特夫订购了大批棉纸、牛皮纸、绳子、封口的蜡，足足可以邮寄五百个邮包！其实斯莫特夫不用吩咐，他就知道自己该做这些准备工作，他们不在乎多带一个大箱子。

六楼右侧的房间是空的。这是一间有着暗橘黄色墙的浴室。浴缸沿上有一个珠母大贝壳皂盒，内装一块肥皂和一块浮石。盥洗盆上方有一面十边形纹理大理石框架的镜子。在浴缸和盥洗盆中间有一把折椅，椅子上面扔着一件英格兰山羊绒长袖羊毛衫和一条背带裙。

朝向长长的走廊的那扇门开着。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姑娘正向浴室走去。她全身赤裸，右手拿着用来洗发的一只鸡蛋，左手拿着一本第四十期的《新文学杂志》（1956年7－8月）。这期杂志刊登了雅克·勒德雷关于保尔·朱利的著作《一位教士的日记》（伽利玛出版社）的按语，此外还刊登了皮兰德娄 [1] 于191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深渊中》，该作品叙述了罗密欧·达蒂是如何发疯的。

[1]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作家。

第六章

用人房间1 布雷台尔

第八层楼走廊尽头，老画家瓦莱纳的房间左边原是一间用人住房。眼下这间下房归住在三楼右侧大套间里的德博蒙夫人所有，作为考古学家费尔南·德博蒙的遗孀，她同两个外孙女安娜·布雷台尔和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住在一起。贝阿特丽丝年龄最小，才十七岁，是一个天资聪颖、才华出众的学生，正准备投考巴黎赛夫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得到严厉的外祖母的允许，可以到这个自成天地的小房间里用功学习，但是不能在这儿住宿。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房间的地面铺着红色地砖，墙上贴着绘有各种小灌木的墙纸。尽管房间狭小，贝阿特丽丝还是邀请了班上的五位同学。她自己坐在写字台边一把四条腿雕成羊骨形的高背椅上，身上穿着一条背带裙、一件红衬衫，衬衫的袖子稍稍膨起，右手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一支香烟，她看着香烟慢慢地燃烧。

一位女同学穿着一件白色亚麻布长袍，倚门而立，像是在仔细端详一幅巴黎地铁图。另外四个姑娘都穿着牛仔裤和条纹衬衫，围着一套放在托盘里的茶具席地而坐。托盘放在一盏台灯旁边，台灯底座是用一只小酒桶做的，就像圣伯纳犬 [1] 脖子上挂的那种小酒桶。一位姑娘在倒茶。另一位打开盛着小方块奶酪的盒子。第三位在看一本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小说的封面上印着一个虬须汉子坐在河中间的一条小船上钓鱼，河岸上站着一位顶盔掼甲的骑士，像是在呼唤他。第四位同学心不在焉地观看一幅版画，画面上一位主教正俯视着一张桌子上摆的滚球游戏 [2] 。滚球盘是用一块状如网球拍夹子的梯形木板做的，上面刻有二十五条排列成菱形的滚道。滚球是一些大颗的珍珠，放在右首的一个黑绸垫子上。这幅版画明显地模仿保存在圣日耳曼昂莱市博物馆里的博斯 [3] 名画《魔术师》，不过标题饶有趣味——尽管令人难以理解——以哥特字体写着：

喝汤时喝酒，

临死滴酒难入口。

费尔南·德博蒙自杀以后，留下他妻子维拉独自一人带着六岁的小女儿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从来没有见过她父亲，因为父亲远离巴黎去坎塔布连山考古，她很少见到母亲。母亲维拉是一位在欧美巡回演出的歌剧演员，并没有因为与考古学家的短暂婚姻而中断其舞台生涯。

维拉·奥尔洛娃——这是她成名的艺名——于20世纪初出生在俄国，十八岁时离家出走，先在维也纳定居，并在私人音乐演出联合协会师从勋伯格 [4] 学习音乐。后来她跟随老师到了阿姆斯特丹，勋伯格返回柏林后他们分手了。她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在艾拉厅演出了好几场独唱音乐会。观众对带朗诵的演唱技巧很不习惯，并为此对她进行各种恶意嘲讽和起哄，只有少数狂热的崇拜者支持她。尽管如此，她还是成功地在以舒曼 [5] 、胡戈·沃尔夫 [6] 的歌剧和浪漫曲以及穆索尔斯基 [7] 的抒情歌曲为主的节目中，加进了几段维也纳学派的声乐剧，向巴黎市民做展示。在奥尔法尼克伯爵举办的一个宴会上，她应邀演唱了阿尔科纳蒂的歌剧《奥兰多》最后一场安杰莉卡唱的一段歌曲：

我爱你，我的心在颤抖，我要死去了……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她遇见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但是由于她越来越受欢迎，被多方邀请，整天沉浸在成功的巡回演出之中，有时全年在外，因而同费尔南·德博蒙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极短，而他除了去现场考证他那些奇妙的推测以外，也是整天待在工作室里。

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于1929年，由其祖母老德博蒙伯爵夫人抚养，只有当歌唱家母亲为了躲避演出经纪人越来越多的要求，而有意到德博蒙家族在莱迪尼昂的城堡短期休息的时候，伊丽莎白才能见到她的母亲，这样的机会一年里只有几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伊丽莎白十五岁了，维拉才放弃了音乐会和巡回演出而从事声乐教学，把女儿接到身边，在巴黎定居下来。但是维拉离开了五光十色的剧场、宴会，再也见不到演出后人们向她抛撒玫瑰花的场面了，她的脾气因此变得暴躁而专横。很快，年轻的女儿就对她的管束表示出了不满，一年后离家出走。从此，维拉再也没有见到她的女儿。尽管千方百计地寻找，但都毫无结果。直到1959年9月，维拉·奥尔洛娃才收到女儿的消息，同时也获知了她的死讯。伊丽莎白两年前同一个比利时的泥瓦匠弗朗索瓦·布雷台尔结婚，住在阿登省的肖蒙-波尔西安。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安娜一岁，老二贝阿特丽丝刚出生。9月14日星期一，一位女邻居听到屋子里孩子的哭声，想进屋去看看，可门是锁着的，她进不去，只好求助于守林员。他们在外面大声呼叫，可里面除了孩子越来越响的哭声以外，毫无反应。后来在村里其他居民的帮助下，他们撬开了厨房门，冲进卧室，只见夫妇俩赤身裸体地躺在血泊中，喉管已经被人割断了。

维拉·德博蒙当晚就接到通知。她呼天抢地，全楼都能听到她的哭叫声。巴特尔布思从门房那里听到消息，立即提出帮忙，派自己的司机克莱贝尔连夜送她到出事地点，次日清晨她赶到肖蒙-波尔西安，将两个小女孩带回了巴黎。

[1] saint-bernard，原产于瑞士的大型雪地救护犬，其祖先生活于阿尔卑斯山上，并因该山的圣伯纳修道院而得名，也称阿尔卑斯獒犬。

[2] 滚球游戏是一种设法使盒中的圆球或圆柱分别滚动嵌入小孔的游戏。

[3] 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

[4] Schö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

[5] Schumann（1810－1856），德国作曲家。

[6] Hugo Wolf（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

[7] Moussorgsky（1839－1881），俄国作曲家。

第七章

用人房间2 莫尔莱

莫尔莱的房间在九层顶楼。房门上还看得见绿漆号码17。

三百六十行，他几乎什么都干过，因此很乐意像说绕口令一样摆一摆他干过的行当：钳工、自编自唱的艺人、运煤工、海员、马术教员、综艺演员、乐队指挥、火腿清洁工、小丑，当过五分钟大兵，干过唯灵论教堂的教堂执事，甚至在劳莱 [1] 与哈台 [2] 拍摄的最早期的短片中当过群众演员；他在二十九岁时，当了高等工艺学校的化学课教学辅助人员，如果在他生活中没有出现巴特尔布思这个人，他可能就和大多数教辅人员一样，一直工作到退休。

1954年，巴特尔布思旅行回来以后，打算寻找一种方法，能把他拼好的拼图板复原为原先的海景图。这样做首先要把拼板粘起来，再设法把所有锯子切割的痕迹去掉，使画纸恢复原来的结构。然后再用小锉刀把纸和木板分开来，于是又能重新获得原先完整的水彩海景画，就如同二十年前，巴特尔布思作画那天的作品一样。要找到这种方法是很难的，当时市场上有些玩具商为了在橱窗里展出拼图板模型，使用各种化学树脂和涂料，但是在拼图板上都明显地留有切割的痕迹。

巴特尔布思按照自己的习惯，希望与他合作试验的人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或者住得越近越好。他忠诚的仆人斯莫特夫和莫尔莱住在同一层，通过他的介绍，巴特尔布思和莫尔莱见面了。莫尔莱对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一点儿理论知识，但是他把巴特尔布思介绍给他的指导老师，一位德籍化学家库赛尔。库赛尔自称是一位作曲家的后裔。关于这位作曲家，有记载说：

库赛尔或考赛尔（约翰·西格斯蒙德），匈裔德籍作曲家（1660年出生于波若尼 [3] ，1727年逝世于都柏林）。他在法国生活期间（1674－1682）曾与吕里合作过。他曾是好几任德国亲王宫廷唱诗班的指挥，后任汉堡乐队指挥，指挥演出过歌剧《艾兰朵》（1693）、《波罗斯》（1694）、《比拉姆与蒂斯贝》（1694）、《非洲人西庇翁》（1695）、《杰逊》（1697）。1710年担任都柏林大教堂唱经班指挥，直到去世。他曾引进法国歌剧序曲，成为汉堡歌剧创始人之一。在清歌剧领域中，他是亨德尔的先驱。这位艺术家有六首歌剧序曲和不少其他作品传世。

库赛尔在所有动物或植物制造的胶水以及各种合成丙烯的基础上进行了试验，但毫无成效。他开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试验。他知道必须获得一种物质，既要能凝结纸张的纤维，又不能损坏纸张上颜料的色素。他想起了年轻时看到意大利奖章制模工使用的技术：在模具的四角放一层非常薄的石膏粉，每次制模成品都非常成功，十分光滑，不需要任何修整。库赛尔于是就按照这方面的研究思路进行试验，最终找到了一种合成石膏。他把石膏磨成极细的粉末，和胶水混合在一起，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再施加高压。然后，再用极细的喷射器把混合物喷射到温克勒切割拼图板的原先复杂的接缝上，可以做到完全吻合，天衣无缝。石膏细粉把纸的纤维重新黏合在一起，恢复了原先的结构。石膏细粉冷却后就变得完全透明，在水彩画的颜色上不留下任何痕迹。

库赛尔的技术程序很简单，只要求耐心和细心。莫尔莱在他的房间里安装了特制的有关仪器。巴特尔布思给他丰厚的报酬，莫尔莱越来越忽视他在高等工艺学校的工作，一心一意为这位富翁效劳。

实际上，莫尔莱没有多少事要干。每隔半个月，斯莫特夫把巴特尔布思又一次艰难完成的拼图板送来。莫尔莱把拼图板插入一个铁柜内，放到一个专门的印刷机上，印下切割接缝的印迹。根据这张印迹，他用电解方法制成一块镂空框架，也就是一张坚硬而奇妙的金属网，它忠实地复现出拼图板块所有的轮廓线，并将其严丝合缝地安置在原来的拼图板上。莫尔莱把石膏的悬胶体按照要求加热，装进极细的喷射器内，把喷射器固定在一个摇把上，只有几微米的喷针的尖端，正好对着镂空框架的空眼。下一道工序就自动化了，喷射器的移动都由X-Y工作台上的电动装置控制操作，喷射石膏细粉既缓慢又均匀。

最后一道工序不属于莫尔莱的工作范围：拼图板重新黏合起来，又变成了一张贴在一块薄薄的杨木板上的水彩画，这时就把它送到修复艺术品专家居约马德那儿，他用锉刀把瓦特曼画纸揭下来，去掉反面所有的胶水痕迹。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是对于那位专家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曾把覆盖在壁画上的石灰和油漆清除，把汉斯·贝尔默 [4] 正反面都画过画的那张纸一剖为二，并因此而一举成名。

总之，莫尔莱只不过是每半个月做一次准备工作，监视一部分工序，从清洗到最后归置整理好一共不到一天时间。

他不由自主地处于这种闲散的状态，这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在经济上无忧无虑，就开始疯狂地搞发明，他利用空余时间在家里搞物理、化学试验。长期以来他只是一个教辅人员，总感到一种屈辱。他在本区所有的咖啡馆散发名片，自称是“高等工艺学校实验室主任”。他慷慨地为别人服务，收到无数订购信，要求订购特效生发水或特效割绒地毯清洁剂、去污剂、节能器、香烟的过滤嘴、421马颌缰、止咳药茶以及其他神奇的发明。

1960年2月一个晚上，他用高压锅加热一种松香和碳氢化合物混合物，制造一种有柠檬味的肥皂膏，高压锅爆炸了。莫尔莱的左手受伤，失去了三个指头。

这次事故后他丢掉了工作——准备金属镂空框架的工作要求有一双十分灵巧的手——他的生活来源就只是高等工艺学校给的一点儿可怜的退休金和巴特尔布思给他的一点儿补贴了。可是他并不灰心，反而更加热心于发明。斯莫特夫、温克勒、瓦莱纳都严厉地教训过他，但他置之不理，仍搞试验。他的试验大部分无效，当然也没有什么害处，除了有一次他专门为斯万太太特制的染发水，她用了以后头发全部掉光。然而有两三次，他的试验引起了爆炸，十分危险，也引起过火灾，但都及时扑灭了。

他的右邻普拉沙埃夫妇却对这几次事故幸灾乐祸。这是一对年轻的印花棉织品商人，已经把三间用人房间改装为很不错的“落脚处”（因为这不过是顶层的房间），他们打算占领莫尔莱的房间进一步扩大地盘。每次发生爆炸事故，他们就提出控告，在全楼发起签名，要求把他驱逐出去。这间房间属于公寓管理员，大楼转让为几家房东合产时，他以个人名义买下了顶楼两层所有房间。在这几年中，管理员有点犹豫不决，不敢驱逐一位老住户。因为莫尔莱在公寓里有不少朋友，以诺谢尔太太为首，她就认为莫尔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掌握秘诀的人。她本人从这些时而发生的、惊动顶层的、不大不小的事故中也获得了一点儿好处，并不是因此而得到小费，而是可以在全区去讲述这些事故动人而神秘的过程。

几个月前，在同一星期内发生了两次事故：第一次事故引起全楼停电几分钟，第二次事故打破了六块玻璃。普拉沙埃夫妇终于打赢了官司，莫尔莱被关押起来。

我们看到了这个房间现在的模样。印花棉织品商人已向管理员买下这间房间，并开始了改装工程。墙上的浅棕色油漆黯然无光，破旧不堪，地面上铺的地毯已全部磨损。普拉沙埃已经放进来两件家具：一张茶色玻璃矮桌，底座是一个六边形立柱；一只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柜子。矮桌上放了一盒蒙斯特干酪，盒盖上印着一只独角兽，一袋几乎是空的枯茗，还有一把刀。

三个工人正从房间里走出来。他们已经开始了两套房间合并的基础工程。在里边房间门旁边的墙上贴了一张平面施工蓝图，上面标明了暖气片、管道、电线的位置，以及将要拆除的隔墙部分。

其中一位工人戴着一副电工大手套，第二个工人穿着一件露出毛边的鹿皮绣花背心，第三个工人正在看信。

[1] Stan Laurel（1890－1965），美国喜剧演员，原名阿瑟·斯坦利·杰斐逊。

[2] Oliver Norvell Hardy（1892－1957），美国喜剧演员。与劳莱两人一胖一瘦，长期搭档演出滑稽剧。

[3] Pozsony，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匈牙利语名称。

[4] Hans Bellmer（1902－1975），德国画家、雕塑家、摄影家。

第八章

温克勒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温克勒称之为客厅的房间。这是他套间中离楼道最近的那间，从我们的目光看去，靠最左侧的一间。

这间客厅比较小，几乎是正方形的，房门直接朝着楼道。墙上贴的麻布护墙纸，现在已分不清什么颜色了，只有几处被油画和家具挡住阳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原来的蓝色。

客厅里原来就没有几件家具。温克勒一般不来这儿，他整天都在他改为工场的第三个房间里工作。他从来没有学会做饭，并且讨厌做饭，因此他自己不开伙。从1943年起，他连早饭也宁可到里里咖啡馆去吃，就是那家在雅丹街和德夏泽勒街拐角处的小店。他只在客厅里接待一些不太熟悉的客人。客厅里有一张可以拉开加长的圆桌，只是很少有机会使用，还有六张草垫椅子和一个雕花碗橱。这个碗橱是他自己雕刻的，雕花的图案是《神秘岛》的主要场面：从里士满逃走时乘坐的气球下坠，神奇地找到赛勒斯·史密斯，从吉丁·史佩莱背心的一个口袋里找到最后一根火柴，发现一只大箱子，艾尔通和尼莫令人心碎的忏悔，等等。温克勒还把这些冒险动作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海底两万里》的情节巧妙地联系起来 [1] 。要花很长时间观察这个碗橱，才能真正地欣赏它。从远处看，碗橱像亨利二世布列塔尼乡村式样，只有走近以后，一直到用手指摸到上面的雕花，才会发现这些精巧雕刻的内容，从而才能体会到雕刻这个碗橱所需的耐心、灵巧和天才。瓦莱纳从1932年就认识温克勒，但直到60年代初才发现这个碗橱与众不同，值得他仔细欣赏。那时，温克勒刚开始制作戒指，瓦莱纳给他带来了龙热尔街小香水店的老板娘，她想在圣诞节期间增设一个小摆设柜台。他们三人围坐在圆桌旁，温克勒把大约三十来只戒指全都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黑缎陈列盒里。他感到很抱歉，天花板上的吊灯光线太弱了。他打开碗橱，拿出三个小酒杯和一瓶1938年产的白兰地酒。平时他很少喝酒，但每年巴特尔布思都派人给他寄来几瓶标有制造年份的好酒。温克勒很大方地把它们送给同楼的房客，或同一区里的熟人，只给自己留下一两瓶。香水店老板娘在拘谨地一个一个看戒指。瓦莱纳坐在碗橱旁边，一边喝白兰地酒，一边观看碗橱上的雕刻。以前他以为上面刻的也就是些鹿头、花饰、枝叶或胖胖的小天使之类，当他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的微型人物、大海、地平线和完整的岛屿——就是当时还没有命名为“林肯岛” [2] 的那个岛屿时，不禁大吃一惊，如同当初那些遭遇空难者在最高处发现这个岛屿一样，怀着一种惊愕和挑战的心情。他问温克勒，这个碗橱是不是他自己雕刻的。温克勒做了肯定的回答，但只是说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干的，此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现在这些家具都搬走了：碗橱、椅子、圆桌、天花板上的吊灯，还有三个带镜框的复制品版画。瓦莱纳只记得其中一幅版画的细节：骑兵节大游行。这是温克勒从《画报》杂志圣诞节专号上剪下来的。几年以后，也就是直到几个月以前，瓦莱纳在翻阅《小罗伯尔词典》时才知道这幅画是伊斯拉埃尔·西尔韦斯特的作品。

就这样，旦夕之间，家具都运走了，搬运工来了，温克勒的远房侄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到了拍卖行，不是在德鲁奥 [3] ，而是在勒瓦卢瓦 [4] 。当瓦莱纳、斯莫特夫和莫尔莱得知时已经晚了一步，否则他们会阻拦的，可能他们会买下一两件温克勒最喜爱的物品：当然不是碗橱，他们的房间里没有地方搁，而是要买下这张版画，或是挂在卧室里的那幅画着三个穿礼服的人的油画，或者是他使用过的工具和画册。他们三个人私下议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拍卖场。他们认为只有巴特尔布思最应该去那儿买下一两件东西，可是三个人谁都不敢冒昧地向他说出这一点。

现在，小客厅搬空了，只剩下一个搬空的房间所能剩下的东西：嗡嗡乱飞的苍蝇；学生们从门底下塞进来的广告宣传品；几本《法国玩具》杂志——温克勒生前一直订阅这种杂志，他死后几个月还寄来了几期；散落在地板上或壁橱角落里的一些破烂——三朵干枯的野花，几根软塌塌的枝条，两头绕着好像烧过的细线，一个可口可乐空瓶，一只开着口的糕点盒子，上面印着“1742年开业老字号，路易十五宫廷糕点”的字样，四周围着一圈椭圆形花饰，花饰上有四个胖胖的小天使——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放在那里的，又为什么一直放着不动；在靠楼道的门后边还有一个铁制挂衣架，上面有一个破裂的三面镜，镜子三面大小不等，组成Y字形，镜框缝里插着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一个手擎火炬的日本年轻田径运动员。

二十年前——1955年——温克勒按计划完成了巴特尔布思要他做的最后一副拼图板。谁都能猜得到，他同巴特尔布思签订的合同中一定包括一项明确的条文：他不能再制造其他的拼图板。其实，即使没有这条协议，他自己也没有再做拼图板的兴趣了。

于是他开始制作简单的木头玩具、儿童积木，照着埃皮纳勒 [5] 画册上的样子把玩具做出来，然后涂上各种颜色。

过了不久，他又开始制作起戒指：把玉石、玛瑙、光玉髓、普梯克斯玉石、莱茵石、砂金石等镶嵌在用银丝精工编成的细巧指环上。有一天，他向瓦莱纳解释说，这也是一种拼图游戏，而且是最难的一种拼图游戏。土耳其人管这种戒指叫“魔鬼的戒指”。他们把七个、十一个或十七个金环或银环互相串联起来，使之交互重叠，形成一个封闭的紧密的螺旋形，十分完美匀称。在安卡拉的咖啡馆里，商贩们把这种戒指拿给外国旅行者看，然后一下子把戒指打开，成了一串连在一起的环。他们用的一般是最简单的一种，只有五个环。他们用令人捉摸不透的动作把几个环重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解开，而外国人花很长时间也做不成。这时，一个配角出场了，往往是咖啡馆里的侍者，他不费劲地就把几个环串联成一个戒指，甚至大方地告诉客人个中秘诀：先把这个环放在上面，再把那个环放在下面，等只剩下一个环时，再把串在一起的四个环都翻过来。

温克勒制作的戒指最令人欣赏之处，就是那些环一经串联起来仍不失其绝妙匀称的样子。他把假宝石嵌进一个细巧的圆孔中，然后用小钳子夹紧，这样也就把那些重合在一起的环固定住了。有一天，他对瓦莱纳说：“不仅我个人认为这些戒指具有魔鬼般的魅力，就是巴特尔布思见了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这是瓦莱纳唯一一次听到温克勒提到这个英国人的名字。

他用十多年时间制作了一百多个戒指，每个戒指都要花上几个星期。开始时他向本区的首饰商推销，后来便觉得无所谓，他在小香水店里存放了一部分，在大楼底层房客、古玩店老板娘马西亚太太那儿也存放了一部分。再后来，他就把一些戒指送人了。他送给里里太太和她的女儿们，送给诺谢尔太太、玛尔蒂娜，送给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和她的两个女邻居，送给两位布雷台尔小姐、卡洛丽娜·埃沙尔、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韦洛尼克·阿尔塔蒙。最后他送给了一些不住在这座公寓楼里的人，甚至是陌生人。

过了一段时间，温克勒在圣旺跳蚤市场买到一堆小凸面镜，于是他开始制作所谓的“巫婆镜”，即把凸面镜镶嵌在他精心加工的木头镜柜里。他的手灵巧万分，直到临死之前，他干活的动作还很准确麻利，目光敏锐，不过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干活了。他整天精雕细琢地做着每个镜框，先是裁切、锯开，然后不停地雕花、镂空，把镜框做得像花边一样，镶在中间的小小的磨光镜子看起来像一只睁得大大的眼睛，闪着冷冰冰的金属光泽，充满了讽刺和恶意。镜框如同一个虚无缥缈的桂冠，精工细作的耀眼的彩色和镜子本身严峻的灰色光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他好像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都集中到一点上，使镜框和镜子无论在质量或大小上都极不相称，更加突出了凸面镜的不吉祥。别人都不喜欢他做的镜子：他们拿起镜子，转上两三次，欣赏一下镜框，马上就放下了，神情很尴尬。人们很想问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做这种镜子：他从来不准备出售，也不送人，更不挂在家里；他做好一个就放进柜子里，然后开始做下一个。

制作“巫婆镜”几乎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项活计。当贮存的凸面镜用完以后，他又做了几件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这是诺谢尔太太求他为她数不清的小侄孙，或是本楼、本区得了百日咳、麻疹或腮腺炎而不能上幼儿园的孩子制作的一些小玩具。他开始总是推诿，最终还是答应下来，用木头做个一只耳朵会动的小兔子，用纸板做个小人，用破布做个娃娃，或是做一幅可以活动的风景画，只要牵动一下机关，就能看到徐徐前进的一只小舢板，一只小帆船，以及一只像天鹅一样的小游艇，后面拉着一个表演水橇的人。

四年前，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他开始什么也不干了，他仔细地把工具收拾好，把工作台也拆了。

起初他还愿意到外面散散步。到蒙索公园去，或沿着古尔塞尔街、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走走，一直走到香榭丽舍大道的马里尼公园。然后双脚并拢，坐在一条长凳上，双手紧紧抓住手杖，下巴倚在手杖柄的圆头上，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前面的孩子们玩沙子，或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艺场的橙黄和蓝色相间的旧帐篷，以及里面那些鬃毛勾画逼真的木马、两只画着红太阳的小船，还有秋千和小木偶剧场。

后来他连出去散步也很少了。有一次他问瓦莱纳能不能陪他去看电影。一天下午，他们一起去夏乐宫电影资料馆看《绿色的牧场》。这部片子模仿《汤姆叔叔的小屋》，但矫揉造作，质量低劣。从电影院出来以后，瓦莱纳问他为什么要来看这部电影，他回答说，只是为了这部影片的名字，为了“牧场”这个词，如果知道影片这么糟糕，他是决不会来看的。

后来他再下楼就只是为了去里里咖啡馆用餐。他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到那儿，坐在柜台和露天座之间的一张小圆桌旁。里里太太或她的一个女儿给他送上一大杯可可和两片涂黄油的面包。这可不是早餐，而是午饭。这是他最喜爱的、唯一真心喜欢吃的食品。吃完后，他就看报，看里里订的所有报刊——《阿尔维尔纳信使报》《里蒙第埃回声报》，以及所有早上顾客丢下的报纸——《震旦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偶尔也有《费加罗报》《人道报》或《解放报》。

他不是随意浏览，而是认真地阅读，一行一行地看，不带感情色彩地评论，既不敏锐，也不愤怒，而是舒缓地、平静地，眼皮也不抬一下，毫不理会中午的阳光已经照满了店堂，也不在意吃角子老虎机、自动电唱机、杯子、盘子、椅子发出的种种嘈杂声。到两点钟时，中午饭的所有喧哗都消失了，里里太太上楼休息，两个姑娘在店堂后面的小间里洗盘子，里里先生在柜台后打盹，他还坐在那儿，仔细地看报上的体育新闻和旧汽车拍卖行情。有时他整个下午都坐在那儿，一般是三点钟回家，六点钟再下楼：这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和莫尔莱一起玩掷骰子跳棋。他俩玩得十分狂热，大喊大叫，赌咒骂人，发脾气。莫尔莱有这种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温克勒如此激动却令人费解：他生性平静至极，几乎成了惰性，为人十分有耐心，十分温和，对任何考验都能忍受，从来没人见过他生气。可是当莫尔莱走了一步，掷骰子得了双五，这样就可以一下子收进“马车夫”（他固执地管“马师”叫“马车夫”，说是根据《凡尔摩年历》或《读者文摘》“丰富您的词汇”栏的介绍），温克勒居然会双手抄起棋盘向莫尔莱身上扔去，骂他是骗子，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咖啡馆里的顾客们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他们劝开。大多数情况下，争吵能较快地平息下来，重新来一盘，他们又和好如初，一起吃里里太太特地为他们做的牛排通心粉或鹅肝酱。但有好几次，莫尔莱或温克勒摔门而去，不再下棋，也不吃晚饭了。

最后一年，他完全不出门，一直是斯莫特夫一天两次给他送饭、收拾房间和洗衣服，莫尔莱、瓦莱纳或诺谢尔太太帮他买些零碎物品。他整天穿着一条睡裤，一件红色无袖棉织品上衣，冷的时候再套一件莫列顿双面起绒呢起居服，围一条点子花纹围巾。有几次瓦莱纳下午去看他，见他正坐在桌子边看一堆标签，这是斯莫特夫专门为他收集的，上面写着斯莫特夫当初给他寄水彩画的每个旅馆的名字（从略）。他解释说，他想把这些标签分分类，可是很困难。最明显的是按时间先后排列，但他觉得这样做并不高明，那样的话，还不如按字母顺序排列。他试图按洲别、国别排列，结果也不满意。他曾想使排好的每个标签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每次依据的理由都不相同。比如它们可能有某个共同的特征：位于同一条山脉、同一座火山或同一个不夜湾，都有某一特殊品种的花卉，用同样的红色和金色店招，都有一位青年侍者在门口笑脸相迎，有两条相近的标语（“海洋的明珠”“海岸的钻石”）。有时则用相反的特征，或用勉强的、近乎武断的方法使它们联系起来：意大利湖畔的一个小旅游村标签，后面跟一张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滑雪场跟一张游泳池，焰火晚会配烛光晚会，铁路对飞机，一张赌牌桌对铁路，等等。温克勒最后说这样排起来不仅很困难，而且毫无用处。把这些标签打乱，随便从中挑出两个，你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把这些标签都收进一个鞋盒里，排得整整齐齐，再把鞋盒放到柜子最里边。从此他就再也不干什么事了，整天待在卧室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看着大街，或者什么也不看，只是看着空间。在床头柜上有一台收音机，一直开着，音量很低，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听得见，不过有一天诺谢尔太太想帮他关上收音机，他阻止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流行歌曲。

瓦莱纳的房间正好在温克勒的小工场上面，近四十年来，他每天都能听到温克勒的小锉刀轻轻的摩擦声，机动镂花锯微微的转动声，噼啪的木板断裂声，哗哗的开水滚动声——他烧开水不是用来沏茶，而是用来调制做拼图板需要的胶或涂料。自从拆掉工作台，收起工具之后，温克勒再也没有进过这个房间。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他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白天和黑夜的，人们只知道他几乎不睡觉。当瓦莱纳来看他，他便在卧室接待他，让他坐在靠窗的那张椅子上，他自己坐到床边。他们不说多少话。有一次，他告诉瓦莱纳，他出生在乌尔克运河畔的拉菲尔泰-米龙。又有一次，他突然很热情，向瓦莱纳讲起他的师傅。

他的师傅叫古特曼，制作一些敬神用品：十字架、像章、各种大小的念珠、祈祷室的枝型大烛台、活动神坛、用金属箔做的假花、蓝纸板做的圣心、红胡子约瑟夫神像、耶稣受难瓷像等等，然后自己拿去卖给教堂或教士。温克勒被古特曼收作徒弟时才十二岁。古特曼住在默兹省夏尔尼附近的一所小破屋里，温克勒就被安置在他当工作室的小间。古特曼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巧匠，脾气很坏，但对温克勒却十分耐心，教了他好几年，把自己的技艺都传给了他。古特曼智慧无穷，技艺出众，却不善经营。他把存货卖完就进城，只两三天工夫就把钱花得分文不剩。于是又回家重新雕刻，编织，穿线，绣花，缝纫，成型，着色，上釉，切割，黏合，直到又做出一批货，然后再上路去卖。有一次他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温克勒后来打听到师傅冻死在伊斯莱特和克莱蒙之间，阿尔戈纳森林边的大路上。

那一天，瓦莱纳问他是怎么来到巴黎，怎么认识巴特尔布思的。他只是简单地回答：因为那时还年轻。

[1]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是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被称为“凡尔纳三部曲”或“海洋三部曲”。

[2] Lincoln，即《神秘岛》故事的发生地。

[3] Drouot，著名的拍卖行，位于巴黎九区德鲁奥街。

[4] Levallois，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Hauts-de-Seine）的城镇，位于巴黎西北部市郊，是法国乃至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5] Epinal，法国东北部城市，洛林大区（Lorraine）孚日省（Vosges）首府，著名的版画产地，出产的版画具有鲜明特色。

第九章

用人房间3 尼埃多和罗杰斯

这是画家于汀安置他的两个仆人的房间。

约瑟夫·尼埃多是司机兼打杂。他是巴拉圭人，四十多岁，原先当过海运商船上的后勤人员。

爱黛尔·罗杰斯是荷兰人，二十六岁，她兼任厨娘和洗衣女工。

他们的房间里放上一张帝国时代式大床就挤得满满的，再也没什么空间了。大床四根栏杆柱顶是擦得闪亮的铜球。爱黛尔正在花卉图案的糯米纸屏风后面梳洗，一条开司米印花大围巾搭在屏风上。尼埃多穿着一件绣花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腰上系着一条宽皮带。他躺在床上看左手拿着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一张有西蒙·玻利瓦尔头像的菱形邮票。他右手中指戴着——枚刻着姓氏首字母的粗大戒指，手里拿着一个点燃的打火机，似乎打算把刚收到的这封信烧掉。

在房门和大床之间放着一个果木小柜，柜上放着一瓶威士忌，从商标上的两只狗就可认出酒的牌子——黑白牌，旁边放着一只盛咸饼干的盘子。

房间四壁用浅绿色油漆刷过，地面铺着一张黄色和玫瑰红色相间的方格地毯。房内还有一张梳妆台，唯一的一张椅子是草垫椅，椅子上放着一本破书：《中级法语课本 二年级》。

大床上方，用曲别针别着一张《阿尔米纽斯 [1] 与西奇梅尔》的复制品：两个巨人穿着灰色盔甲，公牛般粗的脖子，大力士般的肱二头肌，红润的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

门上用大头针钉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的是于汀的一件大型雕塑作品——《黑夜里的野兽》，这是他为蓬塔利耶 [2] 的省政府大院制作的装饰品。这座雕塑用大块炉渣交错砌成，形似史前动物。

威士忌和咸饼干都是赠品，更确切地说，是预付的小费——阿尔塔蒙夫人让他们端上来的。于汀和阿尔塔蒙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今晚阿尔塔蒙夫妇举行一年一度的宴会，画家把自己的仆人借给他们充当宴会的临时侍者。阿尔塔蒙一家住在三楼左侧，巴特尔布思的楼下，宴会就在他们自己的套间内举行，年年如此。当画家于汀在他的画室举行盛大宴会时，阿尔塔蒙夫妇同样也帮他的忙。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可阅读下列参考书：

J.波索尔：《弗朗斯·于汀的雕塑》，巴黎，马耶尔画廊，1965年。

B.雅克：《于汀或焦虑》，载《论坛》，1967年第7期。

F.于汀：《矿石艺术宣言》，布鲁塞尔，9+3画廊，1968年。

F.于汀：《论石头与人》，厄巴纳美术馆，1970年。

E.内厄姆：《全球意识趋向：格里纳、萩原、于汀》，载《新艺术创作文集》 （S.戈戈拉克主编），洛杉矶，马卡姆与库利奇出版社，1974年。

E.内厄姆：《现在分词——系词“是”——的朦胧：试论于汀的绘画》，巴黎，XYZ出版社，1974年。

A.德赛尔蒂尼：《肖像画家于汀》，载《新艺术评论》，蒙特利尔，1975年第3期。

[1] Arminius（约前18－21），日耳曼民族英雄，曾率军战胜罗马人。西奇梅尔（Sigimer）是其父。

[2] Pontarlier，法国东部弗朗什孔泰大区（Franche-Comté）杜省（Doubs）的市镇，是该省副行政中心。

第十章

用人房间4 简·萨顿

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住着一位十六岁的英国少女简·萨顿，她在罗尔沙斯家当寄宿女仆。

她此时正站在窗边，神采奕奕地看着一封信——也许她反复看了不止二十遍了，一边看信一边啃着一块面包。窗上挂着一个鸟笼，笼里关着一只灰色羽毛的小鸟，左爪用金属环系着。

她的床很窄，实际上就是一个泡沫床垫放在三个同时当抽屉用的立方木箱上搭的铺，上面覆盖着一条杂色方格布片缝缀的鸭绒压脚被。床头墙上钉着一块长六十厘米、宽一百厘米的软木木板，木板上用大头钉钉了几张纸：一张自动面包片烤炉的使用说明书，一张洗衣店发票，一张年历，一张法国文化协会的课程表，以及三张照片——她十三四岁时在格林希尔 [1] 演出校园剧的剧照。格林希尔附近就是哈罗。拜伦、罗伯特·皮尔 [2] 爵士、谢里丹 [3] 、斯宾塞 [4] 、约翰·珀西瓦尔 [5] 、巴麦尊勋爵 [6] ，还有几十位杰出人士，都在哈罗受过教育。约六十五年前，巴特尔布思追寻着他们的脚步，也在哈罗读书。

简·萨顿在第一张照片中扮演侍童，穿着金饰边红锦缎短裤、粉红色长袜、白衬衫和一件带着黄色流苏的红色无领蓬袖紧身短上衣。

她在第二张照片中扮演贝利尔公主。她跪在祖父乌代尔庞德拉贡国王床头前（“当乌代尔庞德拉贡国王感到自己不久人世时，派人把公主传到身边……”）。

第三张照片是四位姑娘排成一行，简·萨顿是从左数，排在第四位的那个（她的头部上方打了一个×号，否则很难认出她）。这张照片是约里克的《格莱兴伯爵》最后一幕的剧照：

格莱兴伯爵在与撒拉逊人 [7] 作战时被俘，沦为奴隶。他被派到后宫花园里干活。国王的女儿注意到他，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爱上了他。她主动提出帮他逃走，但条件是他必须娶她为妻。他回答说他已结婚，可是苏丹公主对一夫多妻习以为常，仍然毫无顾忌地要嫁给他。于是，他们达成一致，一起逃到威尼斯。伯爵专程去罗马，向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叙述了他的奇遇。他向教皇许诺让这位撒拉逊女人改变宗教信仰，因此教皇特许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

伯爵的原配妻室看到丈夫喜悦万分，不管他是在什么条件下重返家园，她都能接受一切。她对他的女恩人也表现了极大的感激之情。撒拉逊女人没有生育，她对情敌长房的孩子报以慈祥的母爱。但也为没能生育一个像自己的孩子而感到万分遗憾！

在格莱兴城堡里陈列着伯爵与他的两房妻室共有的同眠之床。这三位与众不同的男女死后共葬在彼得堡修道院的墓穴中。伯爵比她们晚死，他让人在她们的墓碑，后来也就是他自己的墓碑上刻上他自己写的铭文：“此处安息着两位情同手足的情敌，她们都同样地爱我。一位放弃了真主穆罕默德，追随她的夫君。另一位和交还她丈夫的情敌拥抱。我们被爱情和婚姻所联结，终生只有一张婚床，死后同穴。”他们的墓边按惯例种了一棵橡树和两棵椴树。

除此之外，简·萨顿的房间里还有唯一的一件家具——一张单薄的矮桌子。桌子放在床与窗之间不大的空地上。桌上放着一台电唱机——一个非常小的便携式唱片机，还有一瓶喝剩下四分之一的百事可乐、一副扑克牌和一盆仙人掌——仙人掌盆里放了一些彩砾石、一座塑料小桥和一把微型伞。

矮桌上还堆放了一些唱片。其中有一张唱片从套子里拿出来倚着床边竖放，这是一张爵士音乐唱片——《格里·马利根 [8] 的远东之行》，唱片套子上印着晨雾中的吴哥窟。

门上衣钩上挂着一件雨衣和一条开司米长围巾。

房间里的第四张照片是正方形大照片，用大头针固定在右侧墙上，离少女现在站的地方不远。这张照片是凡尔赛宫的一个大客厅，客厅的地面铺了地板，厅内空空的，只放着一张拿破仑三世时代式样的雕花大椅子，椅子右边站着一个化装成剑客的个子特别矮小的男人，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胯骨上，抬着下巴仰着头。

[1] Greenhill，位于英国首都伦敦所属的哈罗（Harrow）自治市北部。

[2] Robert Peel（1803－1876），英国政治家。

[3] Sheridan（1751－1816），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作家、诗人。

[4]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际上仅从其叔父接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

[5] John Percival（1683－1748），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

[6] Lord Palmerston（1784－1864），英国政治家。

[7] Sarrasins，古罗马帝国对西奈半岛上的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称呼。

[8] Gerry Mulligan（1927－1996），美国萨克斯演奏家。

第十一章

于汀的画室1

画家于汀把公寓大楼的最高两层最左侧的八间用人房间、一段走廊和两个对称的假阁楼合在一起，改建成一间大画室，一条宽敞的环绕画室三侧的凉廊通向各个单间。与凉廊相接的螺旋形楼梯的周围，于汀布置得如同一间小客厅，他在两次作画间歇时，很喜欢坐在这儿休息。白天还可以接待顾客和朋友。小客厅与画室之间用L形家具隔开，这是一种没有背封板的书架，类似中国式的多宝架，髹以黑漆，用仿贝雕和细铜件作装饰，又高又宽又长，最长处有两米多，最短处也有一米五。书架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些模塑品，一尊陈旧的马丽亚娜塑像，几个大花瓶，三块漂亮的大理石角锥体。书架的五层搁板上堆放着一大堆小摆设、纪念品和新奇小玩意儿：一些来自20世纪30年代莱比纳 [1] 大赛上的粗拙物件——一个土豆切削器，一个带漏斗的蛋黄酱搅拌器，一个蛋类切片器，一个贝壳状黄油制作器，一个特别复杂类似曲柄手摇钻的高级开瓶器；一些超现实主义或波普艺术的实物——一只全部镀银的长面包盘，一个七点 [2] 牌盒；一些干花置于玻璃板下，衬以用彩纸和布料制作的带有浪漫情调的或洛可可式的小布景，可爱、逼真，每个细节都能精巧地表现出来，比如，有一块放在两厘米高独脚小桌上的勾花小桌布，同用每块不到两三毫米长的木条断续拼接的镶木地板一样精细；一套20世纪初出版的古老明信片，上面印着庞贝城 [3] 的景物，有尼禄凯旋门（用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写着“尼禄的拱门”）、维蒂之家（“罗马式别墅的最佳典范之一，内柱廊式庭院，四周花木环绕，漂亮的壁画和大理石装潢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卡维奥·禄福之家、卢帕纳尔 [4] 巷等等。这些收藏品中最漂亮的是几个精巧的音乐盒：其中一个堪称古老的是一座小教堂，当你轻轻地掀起钟楼的时候，教堂排钟就奏起著名的《所有的音乐都令我焦虑不安》；另一个音乐盒是一个珍贵的小摆钟，钟摆摇摆时，一只穿着芭蕾舞短裙的小老鼠也随之转动。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L形家具的两端各有一个开口，用皮门帘挡住，在它围成的三角形地段中，于汀放了一只矮沙发、几个墩状软座和一个活动小吧台，吧台内摆满酒瓶、杯子和一个来自贝鲁特著名夜总会“星”的冰桶：冰桶状如一个又矮又胖的僧侣，右手拿着一个大口杯，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系着一根束腰绳，套在头部和肩膀上的一顶黑色风帽正好成为桶盖。

L形家具最长的一端对着左侧墙壁，墙上糊着软木纸。在离地面两米半高处安装了一条轨道，上面有几个可以滑动的金属三脚架，三脚架上挂着二十多幅这位画家自己的作品，大都规格较小，几乎全是用他早期的绘画技法创作的，他自己称这一时期为“迷雾阶段”，然而正是这种技法令他成名。一般说来，他的作品都是一些名画的精细复制，比如《蒙娜丽莎》《晚祷》《撤出俄国》《草地上的午餐》《解剖课》等等，他在这些画上再涂上一层或浅或深的雾色，达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灰色浮雕的效果，名画原来的影像反而若隐若现。1960年5月，在二十二号画廊举办的巴黎画展开幕式上，到处弥漫着人工雾，大批来宾抽雪茄烟和香烟更加重了这种雾色，一些社会新闻栏编辑感到非常高兴，画展大获成功。只有两三位评论家风言风语，比如瑞士评论家贝桑德尔写道：“于汀的灰色不是令人想到马列维奇 [5] 的《白上之白》，而是令人想到彼埃尔·达克和韦尔莫将军看重的黑人在隧道里的战斗。”然而大部分评论家都热烈吹捧，其中一位称于汀的画为“气象抒情”，并且评论说：这种“气象抒情”使于汀和纽约的“布鲁塔艺术” [6] 先驱赫芬一样出名，甚至可以平起平坐。经人指点，于汀保留了大约一半的作品不肯脱手，如今只有出高价才能买到他的画。

今天，小客厅中有三个人。一位是四十来岁的女士，她正从凉廊相连接的螺旋楼梯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黑色皮连衣裙，用麂皮擦着手里一把做工精细的东方匕首。据传说，这把匕首就是狂热分子苏莱曼·哈雷比于1800年6月14日在开罗用来刺杀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将军时用的那一把。当时，埃及征战胜负各半，拿破仑便把这位战略指挥家克莱贝尔将军留在埃及。那天，他刚刚以赫利奥波利斯战役的胜利来答复基思 [7] 海军上将的最后通牒。

另外两位坐在墩式软座上。这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妻子穿着一条齐膝拼布工艺短裙和网眼很大的黑色丝袜，她把沾着红色唇膏的香烟压灭在一个形如海星的水晶玻璃烟灰缸里。丈夫穿一套细红条纹深色西服和浅蓝衬衣，系着红斜条蓝领带，配一条小手绢。花白头发平顶头，鼻梁上架一副玳瑁框眼镜。他的膝上放着一本题为《税法》的红色封面的小册子。

穿着皮连衣裙的年轻女士是于汀的女秘书。那对男女是奥地利顾客。他们特地从萨尔茨堡赶来与于汀商谈购买一幅他最著名的“雾化技法”画。这是他的处女作，画面与《土耳其浴》分毫不差，只是经他再加工，增添了过量的水蒸气。从远处看，这幅画酷似特纳 [8] 的水彩画《廷塔杰尔附近的海港》。当瓦莱纳给巴特尔布思上绘画课时，曾多次以特纳这幅画为水彩画最完美的典范教授后者。因此，巴特尔布思亲自到科努瓦耶去实地写生了一幅完全一样的水彩画。

于汀很少住在巴黎的这处寓所，他在纽约有一栋“LOFT” [9] ，在多尔多涅有一座城堡，在尼斯附近有一所农舍，他经常来往于四者之间。这次专程回巴黎，是为了参加阿尔塔蒙夫妇的招待会。现在他正在顶层的一个房间里工作，自然是闲人莫入，严禁打扰。

[1] Lépine（1846－1933），法国发明家，自1902年起创办了由法国创造发明家与制造商学院组织的一年一次的展览会，即“莱比纳大赛”。

[2] 七点成局的一种纸牌游戏。

[3] Pompéi，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古城，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79年8月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自18世纪中叶起，考古学家断续地发掘其遗址。

[4] Lupanare，意大利语，意为“妓院”。

[5] Kazimir Serevinovitch Malevich（1878－1935），苏联画家，抽象派的至上画派创始人。

[6] L'Arte brutta，作者戏仿法国现代艺术家迪比费（Jean Philippe Arthur Dubuffet，1901－1985）提出的“原生艺术”（Art brut，又译为“素人艺术”）概念虚构的艺术流派。迪比费的“原生艺术”关注点通常在传统艺术界之外，多为精神病患者或儿童的涂鸦之作。

[7] George Elphinstone Keith（1746－1823），英国海军将领。

[8]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画家。

[9] 一种由废弃工厂厂房或仓库改造而成的建筑，20世纪40年代最早出现于纽约。

第十二章

雷奥尔1

六楼左边的那套两居室的老房客是乌卡德太太，她长年孤身住在那儿。战前她在纸盒厂做工。纸盒厂主要生产包装艺术书籍的硬纸壳，外层是绸面、皮革面或仿麂皮织物，上面有冷压书名，还生产文件夹、广告陈列盒、办公室装饰品、帝国时代式样深红色或绿色烫金细线的帆布文件架、各种花式盒子——手套盒、烟盒、巧克力盒、水果点心盒——盒子上印有装饰图案。1934年，巴特尔布思出国旅行之前，向她订购了五百个完全一样规格的黑色纸盒：长二十厘米，宽十二厘米，高八厘米，用来放置温克勒制作的拼图板。每次温克勒放进拼图板后系上一根深色绸带，再用蜡封好，附带一个印着缩写字母P.B.和编号的椭圆形标签。

战争期间，纸盒厂缺少质量合格的原材料，不得不停产关门。乌卡德太太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在泰尔纳大街一家大五金行找到了工作。她似乎很喜欢这份工作，一直干到1945年法国解放。纸盒厂重新开工后请她再回厂复工，可是她没有回去。

70年代初，她退休了，搬到了在蒙塔基附近买下的那座小屋里，过着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每年给来信问候的克雷斯比小姐回一次信。

随后搬到这套两居室的房客是雷奥尔夫妇。当时他们还很年轻，有一个三岁的男孩。他们在搬来几个月后，在门房的玻璃门上贴了一张结婚启事。诺谢尔太太在全公寓楼里搞了一次凑份子活动，准备为他们买一件礼物，可是她只收到了四十一法郎。

雷奥尔一家都在他们的餐厅里，刚刚吃完晚饭。桌上有一瓶巴氏杀菌啤酒，一块吃剩的萨瓦蛋糕，上面还插着一把刀，一只雕花水晶高脚盘，里面装着经过搭配的李子干、杏仁、榛子、葡萄干、无花果干和椰枣。

年轻女子——雷奥尔的妻子站在路易十三式碗柜旁，正踮着脚拿放在上层的一只彩陶盘，盘子上有浪漫风格的风景画：一大片草原，周边有木栅围住，草地中央有一片深色杉树林，盈盈小溪汇成湖泊；从远处望去有一座带阳台的小楼，平截的屋顶上停着一只鹳。

年轻男子——雷奥尔穿着一件花点子毛衣。他一面看着左手拿的挂表，一面给美国厄尔利式大摆钟上弦。钟上有一组黑人乐队雕像：十几名乐师戴着礼帽，穿着礼服，系着蝴蝶结领带，正在演奏各种管乐器、班卓琴，还有玩沙狐球。

墙上裱的是黄麻布墙纸。没有挂油画，连复制品也没有，甚至没有一幅邮局送的挂历。男孩——现在已经八岁——趴在细草编织的地毯上。他戴着一顶红色鸭舌皮帽，在玩一只嗡嗡响的小陀螺。陀螺上画着小鸟，陀螺旋转时这些鸟就像在展翅飞翔。他身旁放着一本连环画报，上面画着一个戴假发的年轻人，身穿白条蓝毛衣，骑着一头毛驴。毛驴嘴里冒出一个带字的泡泡——这是一头会说话的毛驴——它说：“谁骑毛驴谁就是傻瓜。”

第十三章

罗尔沙斯1

罗尔沙斯夫妇的双层套间的门厅。

门厅里空空的。四壁白漆粉刷，地面铺了灰色熔岩大方地砖。唯一的家具位于门厅中央：帝国时代式样的大写字台。写字台底部有一个柱廊，柱廊的小木柱隔出一排排抽屉，柱廊中央嵌入一个座钟。座钟的形状是一个卧在小瀑布旁的裸女雕像。写字台中间突出地放着两件摆设：一串由精致玻璃球组成颗颗果实的葡萄以及一座青铜人像。这座人像是一个站在画架前的画家，挺着胸，头稍稍向后仰，长须缕缕，卷发披肩。他穿着一件宽大的上衣，一手拿着调色盘，一手拿着画笔。

门厅后墙上挂着一幅雷米·罗尔沙斯肖像的钢笔画，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长着一颗小脑袋。

雷米·罗尔沙斯请一位专业作家帮他写了一部得意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叙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一生充满了不幸的大胆冒险和种种误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在马赛一家杂耍歌舞剧场模仿马克斯和美国喜剧演员登台演出。他身材瘦长，装出忧伤和不幸的样子，确实很像基顿 [1] 、劳埃德 [2] 或劳莱，如果他早几年登台献艺，可能也会一举成名。当时流行的是以士兵为题材的闹剧，观众十分喜欢法国喜剧演员费尔南代尔、加班和普雷让，他们不久都成了电影明星。而“哈里·柯菲”——雷米·罗尔沙斯的艺名——却一直默默无闻，过着死气沉沉的清贫生活，演出越来越不景气。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神圣同盟、爱国议会给了他灵感，于是他组织了一个专门演奏演唱民间小调、四对舞曲、《马德龙》和《桑布尔-默兹河》 [3] 等歌曲的乐队，乐队名叫“阿勒贝尔·普雷弗勒里和他的快乐士兵”。书中提供了一张他和他的乐队的合影，他显得很有气魄，奇特的军帽斜戴着，倾向一边的耳朵，士兵服上挂着很大的肋形胸饰，绑腿布扎得紧紧的。他们演出的成功是无可争议的，但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西班牙快速狐步舞、英国狐步舞、起源于安的列斯群岛的民间舞以及其他来自美洲的异国舞蹈传入法国后，他的乐队再也无法继续在舞厅和大众舞场演出，他所做的改换门庭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追忆往事时说，那些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改头换面，节目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只是把节奏改了一下，把吉他换成巴拉拉依卡琴 [4] 、班卓琴或曼陀林，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上几句美国话如“宝贝”“亲爱的”或苏联话“同志”……

不久，他对这一切都厌烦了，决心放弃艺术生涯，但又不甘心退出演出界，于是当了一位杂技演员的经纪人。这是一位空中杂技演员，有两个特长使他迅速成名：第一是他特别年轻，罗尔沙斯遇见他时，他才十二岁；第二是他可以连续几小时停留在高高的秋千架上。他们在杂耍游艺剧场和马戏团的演出吸引了许多观众，观众不只是来看他在空中转圈，同时是为了看他在离地面三四十米高的狭小秋千架上午睡、洗脸、穿衣、喝一杯巧克力。

罗尔沙斯和他的早期合作很成功。他们在欧洲、北美和近东大城市巡回演出，这样的惊险节目受到了热烈欢迎。随着年龄的增长，空中杂技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起初是出于把技艺练得更加完美的雄心，后来则养成了称王称霸的习惯。他每到一个剧院，无论昼夜，都要一直生活在高秋千架上，仆人轮流值班为他服务。他的需求并不多，仆人们站在高秋千架下面，用一个专用的容器把杂技演员需要的东西吊上吊下。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任何实质性困难，只是在演出其他节目时，无法把他遮挡起来，他一直待在高空中，观众一般来说比较安静，但偶尔也要偷偷看他一眼。剧场老板不能怪罪他，因为他是一个谁也无法替代的杂技演员。人们甚至认为他这样生活不是淘气，而是为了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永远使表演达到最高水平的唯一良方。

可是合同期满，他们要转换城市时，他的特殊生活方式就成了大难题。罗尔沙斯想尽各种方法缩短使他痛苦的时间：在大城市里，让他坐上赛车，在夜间或是凌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飞驰，但是对于这位性情浮躁的演员来说，速度还不够快；他们坐火车时，专门包了一个车厢，他可以睡在行李架上，这样就有点儿像生活在高秋千架上一样；而在他到达剧场之前，就要架好高秋千架，把所有的门打开，所有的走廊都畅通无阻，杂技演员一到就立即登上高秋千架，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罗尔沙斯写道：“每当看到他把脚放在绳梯上，闪电般地爬上去，栖息在高处，我总感到这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

有一天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杂技演员在里武尔纳大剧场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当天夜里他们将去塔布，他拒绝从高秋千架上下来坐车。罗尔沙斯和剧场经理苦苦哀求他，剧场的乐师、职员、技师们也不停地呼叫他，正在退场的观众也停下来，又回到剧场内。杂技演员听到这些喊声时，骄傲地把他下高秋千架时使用的绳梯砍断，在高秋千架上越来越快地连续打大回环。这样精彩的表演持续了两小时，剧场里有五十三个人吓得晕了过去。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他们不顾罗尔沙斯的警告，架上救火的大梯子，开始向上爬，还没等他们爬到一半，空中杂技演员手一松，一声惨叫，最后像一条漂亮的抛物线一样甩出，摔死在地面上。

罗尔沙斯赔偿了几个月来争着要聘请这位杂技演员演出的剧场经理的损失，自己剩下的现款已经不多，于是他就投资搞进出口买卖。他购进一批缝纫机，一直运到亚丁，想在那儿换购香水和香料。他在途中结识了一个商人，那人劝他别做这种生意。这个商人经销铜制器械和炊具：气门摇臂、蒸馏器螺线、筛珍珠的箩、平底锅、菱形烧鱼锅。他向罗尔沙斯解释：所有欧洲和中东交易的香料市场都控制在英国-阿拉伯垄断集团手中，他们为了维持垄断，不惜从肉体上消灭任何一个竞争者。而阿拉伯半岛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间的贸易控制不是很严，常常有机会赚钱。特别是小贝壳买卖——不少非洲人和印度人还把它当货币——一般人都不知道可以从中发财，有各种各样的小贝壳，各个部落对小贝壳的价值标准定得不一样。红海的小贝壳在科摩罗特别值钱，换印度洋小贝壳的比价很高，一个红海贝壳可以换十五个印度洋贝壳。而离那儿不远的达累斯萨拉姆，印度洋贝壳行情一直上涨，常常可以用一个印度洋贝壳换三个摩纳塔贝壳。摩纳塔贝壳一般称货币贝壳，几乎到处通用。在西非的喀麦隆，尤其是加蓬，摩纳塔贝壳特别值钱，有些部落甚至用黄金来兑换。除去所有杂费，这笔买卖可以盈利十倍。做这样的生意不冒什么风险，只是需要时间。罗尔沙斯觉得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料，有点儿犹豫不决，可是这个商人讲得如此有把握，他也动了心，到达亚丁时，他同意与商人合伙。

他们经营贝壳买卖的过程完全和那位商人所叙述的一样。在亚丁，他们很快就把铜器和缝纫机换了四十箱红海贝壳，然后在科摩罗换到了八百箱印度洋贝壳。途中遇到的唯一困难就是搞木头做木箱装贝壳。到了达累斯萨拉姆，他们租用了一家有二百五十头骆驼的商队运输一千九百四十箱摩纳塔贝壳穿过坦噶尼喀一直抵达刚果河。从那儿到刚果河河口，整整花了四百七十五天，其中二百二十天坐船，一百三十七天坐火车，二十四天雇人背着木箱运输行进，九十三天等待，休息，窝工，与酋长谈判，与行政当局解决纠纷、各种意外事故和麻烦，总的来说，他们已创造了行程迅速的最好纪录。

他们离开亚丁有两年多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上帝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在他们到达阿拉比时，另一个法国人施朗德里昂从桑给巴尔运来大批摩纳塔贝壳，倾销在喀麦隆市场，西非和中非摩纳塔贝壳市场价格一落千丈。罗尔沙斯和他合伙人的摩纳塔贝壳不仅不能使用，而且具有一定危险性：法国殖民当局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市场上再投放七亿枚摩纳塔贝壳——占法属西非的摩纳塔贝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将会引起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谣传已造成殖民地物价动荡，有些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是华尔街股票暴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的贝壳全部被扣下，当局客客气气地、十分坚决地请罗尔沙斯和他的同伙坐上即将起航去法国的轮船离开非洲。

罗尔沙斯确实想尽一切办法，要尽力向施朗德里昂报仇，可是始终没找到这个人的下落。他只是打听到1870年有过一位施朗德里昂将军，但他英年早逝，没有后代。

以后几年中，无人知晓罗尔沙斯是如何谋生的。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段生活也讳莫如深。20世纪30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在非洲的冒险生涯写了一部小说，名为《非洲黄金》。1932年，托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关于这部小说只有过一篇评论文章，把它和几乎同时出版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 [5] 相比较。

虽然罗尔沙斯的小说读者不多，但是他以此跻身于文学界。几个月后，他创刊了一本杂志《成见》，起名相当奇特，意味着杂志本身不带任何成见。这是一份季刊，一年四期，一直出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些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后来成了名。罗尔沙斯对这本刊物出版的具体情况介绍得不多，可能是一种作者自费出版的刊物。总之，这是他战前从事的唯一一项没有完全失败的事业。

有些人说他参加了自由法国部队 [6] ，并担任过几次外交使命。也有些人说他和轴心国合作，战后不得不到西班牙去避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回到法国时，已经是一位富翁，事业兴旺发达，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娶妻成家。他很乐意回忆这段历史。他在崭新的广播大楼里占用了一间空办公室，当上了电视节目制作人，同时买下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的最后两套套间——奥利维埃在公寓里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小套间。罗尔沙斯把两个套间改建为华丽的双层套间，《法国住宅》《住宅与花园》《论坛》《当代艺术与建筑》以及其他专业杂志的记者纷纷登门摄影采访。

瓦莱纳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罗尔沙斯的情景。那天电梯又出了故障。他从家里出来顺便去看望温克勒，然后从楼梯走下去，他经过新搬来的房客的家门口，房门正大开着。工人们在衣帽间进进出出，罗尔沙斯正抓着脑袋听着装修设计师给他出主意。那时他一身美国人打扮：花衬衫，系着一块手帕当围巾，手腕上套着链形手镯。后来几年，他的样子像一头疲乏的老雄狮，一个经历多年漂泊的孤独老人，西装革履、百无聊赖地待在巴黎的沙龙里，远不如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沙漠地区的贝督因人 [7] 那儿来得快活。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病人，几乎长年住院治疗或疗养。他愤世嫉俗的性格是出了名的，但已经越来越没有机会发作了。

参考书目

R.罗尔沙斯：《一位斗士的回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4年。

R.罗尔沙斯：《非洲黄金》，巴黎，托诺出版社，1932年。

A.柯斯泰洛将军：《施朗德里昂进攻能否挽救色当？》，载《军队历史评论》第7卷，1907年。

D.朗台斯：《论非洲银行系统》，载《哈佛经济期刊》第48卷，1965年。

A.斯盖尔：《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系统——神话与现实》，载《人种学期刊》第194卷，1971年。

[1] 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演员、导演，被称为“冷面笑匠”。

[2] Harold Lloyd（1893－1971），美国演员、制片人，是无声电影时代与卓别林、基顿齐名的喜剧演员。

[3] Madelon 和Sambre-et-Meuse 是当时流行的士兵歌曲。

[4] balalaïka，一种俄罗斯民间三弦琴。

[5]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法国小说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代表作。

[6] Forces Françaises Libres，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反纳粹侵略抵抗组织“自由法国”的军事力量。

[7] Bédouin，位于北非和西亚地区的部落。

第十四章

丹特维尔1

丹特维尔大夫的诊室：一张检查台，一张钢制办公桌，桌上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只有一台电话机，一盏活动台灯，一本处方笺，一支抛光不锈钢钢笔放在墨水盒大理石笔架上。诊室内还有一张绷紧的黄色皮面小沙发，沙发上方挂着一幅瓦萨雷里 [1] 的画的大型复制品，窗户两旁放着两盆生长茂盛的绿叶植物，花盆套着酒椰叶纤维编的盆套；一个多层架的上搁板上放着几件医疗用具——一个听诊器、一个镀铬大镊子、一瓶九十度酒精；右侧墙上闪闪发光的金属护板遮挡住各种医疗器械，壁橱里放着医生使用的仪器、病案和药品。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丹特维尔大夫坐在桌前开处方，态度十分冷漠。他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圆圆的脑袋几乎谢顶。他的病人是一位老妇人，她准备从刚才躺过的检查台上下来，正将一只镶有单线勾勒装饰鱼的菱形别针重新别在短上衣上。

另外有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沙发上，他穿着一件皮夹克衫，围着一条方格带穗的围巾。

丹特维尔家族的祖先是一位驿站站长，路易十三当政时期，他因协助维特里 [2] 杀死孔西尼 [3] 有功而被封为贵族。卡迪尼昂对这个人物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描写，他似乎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粗野军人：

丹特维尔，中等身材，隆准鹰鼻，年约三十五六，性放浪，善媚妇人。生而患贫，深以为苦，然能百计钻营，以餍所欲，盗窃尤其惯用小技也。其在巴黎时，耍赖，行骗，酗酒，游荡街头，寻花问柳，无所不做，常以恶作剧与警察及夜间巡逻队相周旋。

他的后代一般比他规矩，有十五名当上主教和大主教，还有不少人也成了著名人士，例如：

吉勒贝尔·德·丹特维尔（1774－1796）：狂热的共和派，十七岁从军，三年后当了上校。他率军攻打蒙特诺特，英勇捐躯沙场。

埃马纽埃尔·德·丹特维尔（1810－1849）：李斯特和肖邦的朋友，他以令人惊异的华尔兹《陀螺舞曲》而著名。

弗朗索瓦·德·丹特维尔（1814－1867）：十七岁毕业于工业技术大学，名列首榜。他无视工程师和企业家的辉煌前程，致身于研究工作。1840年，他认为自己发现了用煤制造钻石的秘密。他称他的基础理论为“晶体倍增”，用冷却法成功地把饱和的液体煤凝结为晶体。他把样品送交到科学院。科学院认为他的试验很有意义，但是还不能下结论，因为他制造的钻石没有光泽，易断裂，用手指甲就能划出痕迹，甚至可能很容易碎。科学院的观点并没有阻止丹特维尔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权。从1840－1867年期间，他一共发表了三十四篇内容独特的论文和技术报告。埃尔纳斯特·雷南 [4] 在他的大事记（《文集》第四十七，其中有好几处）里提到他：“假如丹特维尔真的制造出钻石，那他定会感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切有志于插手人类事务的人，都越来越应该重视这个浮浅的唯物主义，它带给充满理想的生灵的，绝不是长期以来人们赖以生存的唯灵精神。”

洛莱尔·德·丹特维尔（1842－1861）：曾是第二帝国时代一次最可怕的社会新闻的起因，同时又是受害者。本来她于几周后将和克雷西-古韦公爵结婚。在一次公爵举行的宴会上，洛莱尔向她未来的公婆敬酒，一口气喝完了香槟酒，随手把酒杯向上一扔。凑巧她站在一盏穆拉诺岛 [5] 著名的鲍西丝工场制作的大型吊灯下面。吊灯断裂掉下来，砸死了八个人，其中有洛莱尔本人和公爵的父亲克雷西-古韦老元帅。在与俄国作战时，老元帅骑的战马有三匹战死疆场，而他却能死里逃生。这次事故不能算是一次谋杀。参加宴会的洛莱尔的叔叔弗朗索瓦·德·丹特维尔认为这次事故是“水晶酒杯和吊灯的反方向振荡相位引起摆幅扩大而造成的”。但是谁也不重视他的解释。

[1] Vasarely（1906－1997），法国几何图形抽象派画家，光效应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欧普艺术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欧普艺术之父”。

[2] Vitry（1581－1644），法兰西大元帅，侍卫队队长，1617年逮捕并杀死孔西尼。

[3] Concini（1575－1617），意大利政客，野心家。

[4]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学者、作家。

[5] Murano，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北部，以制造玻璃制品而闻名。

第十五章

用人房间5 斯莫特夫

九层顶楼于汀画室和简·萨顿小姐房间之间，是巴特尔布思的老管家莫尔蒂梅·斯莫特夫的房间。

房间里没人。一只白猫眯着眼，前爪如狮身人面像一样趴着，正在橘黄色床罩上打盹。床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只三角形玻璃烟灰缸，烟灰缸上刻着“吉尼斯”三个字，一本填字游戏集和一本侦探小说《阿赞库尔七罪》放在旁边。

斯莫特夫伺候巴特尔布思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他自称是膳食管家，更确切地说，他是巴特尔布思的贴身男仆或秘书，也许二者兼之；实际上，斯莫特夫更是巴特尔布思的旅行随从、事务总管和他的桑丘 [1] ；他什么都管，有时是搬运工、勤务兵、理发师，有时是司机、导游、会计、旅行经理人和给巴特尔布思撑伞的人。

从1935年到1954年，巴特尔布思在世界各地飘游了二十年，每次都带着斯莫特夫。从1930年起，斯莫特夫就开始为巴特尔布思的旅行做准备工作：备好办签证所需的一切证件，了解经由各国的不同的手续规定，在各个不同地区选择比较合适的国家，在那儿开好底金充足的银行户头，收集导游册、地图、列车时刻表和价目表，预订旅馆房间和船票。巴特尔布思打算去五百个港口画五百幅海景画。他们所去的港口完全是巴特尔布思随意选择的，他翻阅地图册、地理书、游记和旅游手册，在他喜欢的地方标上记号，斯莫特夫马上就去研究路线和在何处下榻等问题。

1935年1月上旬，他们向第一个港口出发，那就是比斯开湾的希洪，离可怜的德博蒙先生进行考古发掘的地区不远。1954年12月下旬，他们到达的最后一个海港是布劳沃斯港，位于泽兰地区埃斯科河入海口。在这期间，他们去过爱尔兰的卡穆斯海湾，离卡斯特洛不远的穆卡那盖德多奥利亚的一个小海港以及卡洛利岛的一个更小的、被称为“U”的港口；他们去过波罗的海、拉脱维亚、中国、马尔加什、智利、得克萨斯等地的港口；他们去过只有两艘渔船三张网的微型港，也去过有几公里长的海堤、船坞码头和上百辆大吊车及桥式起重机的巨型港；他们去过雾蒙蒙的港口、炎热的港口以及冰冻的港口；他们去过被遗弃的旧港，被沙淹没的废弃港口，以及有人造沙滩和从外地移植来的棕榈树，建造了豪华宾馆、大型赌场的旅游港；他们去过制造了上千艘自由船只的地狱般的造船厂；他们去过被炸弹毁坏的港口；他们去过小女孩赤身裸体在舢板旁玩水的和平宁静的港口；他们去过使用独木舟和使用威尼斯轻舟的港口；他们见过军港、小湾里的港口、干船坞、锚地、船渠、航道、防波堤；他们见过成堆的油桶、绳索和海绵；他们见过一丛丛红树和堆积如山的肥料、磷酸盐、矿石；他们见过一箱箱新鲜螯虾和螃蟹；他们见过出售火鱼、菱鲜、杜文鱼、剑鱼、鳝鱼、鲭鱼、鲔鱼、金枪鱼、墨鱼及七鳃鳗的小摊；他们去过充满肥皂和氯气气味的港口；他们去过被风暴摧残过的港口；他们去过过于炎热而无人工作的港口；他们看到过上千个焊枪在夜晚修理被撞坏的铁船身；他们看到过四周围着消防船的一艘大船正举行庆祝活动，向上喷水，汽笛鸣叫，钟声四起。

包括旅途在内，巴特尔布思大约在每个港口花费两周时间，一般在港口逗留五六天。最初两天，他在海边散步，看看船只，和渔民聊聊天，他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只要渔民懂得其中的一种，他们就能聊起来，有时他也和他们一起出海。第三天，他找好位置，开始作画，但只是打几张草稿，立即又撕掉。临走的前一天，他才开始正式画他的海景画，一般是在近中午的时候进行，除非他要寻求某种特殊的效果：日出或日落，暴风雨的前兆，大风或小雨，涨潮或落潮，群鸟飞过，渔船出海，一艘进港船，一群洗衣妇，等等。他画得很快，一气呵成，从不重新开始。水彩画刚干，他就把瓦特曼纸从画架上取下来，顺手交给斯莫特夫（其余时间斯莫特夫可以随心所欲地参观市场、庙宇、妓院、市镇，但是巴特尔布思作画时他必须在场，站在其身后，牢牢地撑着一把大伞，保护画家和他那不结实的画架不受日晒雨淋），斯莫特夫随即把海景画包在一张棉纸里，放进一个半硬的信封，再包上牛皮纸，用细绳扎牢封好，当天晚上将画寄走。如果当地没有邮局就在第二天寄走。邮件上写着：

斯莫特夫对港口的地理位置早就辨认清楚，并记在了一个专用笔记本上。第二天，如果当地或附近有英国领事馆，巴特尔布思就到领事馆去，或者去拜访当地名流。第三天他们就离开此港。由于去每个港口的路程长短不一，日程安排有时稍有变化，一般来说他们是极为严格地遵守上述日程的。

他们下次不一定去最近的一个港口。根据交通条件，他们有时走回头路，或者绕一个很大的圈子。比如他们乘火车从印度的孟买到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然后渡过孟加拉湾到安达曼群岛，再回到印度的马德拉斯，从那儿到锡兰，再去马六甲、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从那儿没有直接去公主港或巴拉望岛，而是先到棉兰老岛，再去吕宋，到中国台湾，然后再去巴拉望。

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周游世界是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1935年至1937年，他们游历了大半个欧洲。1938年至1942年，他们到非洲，按顺时针方向转了一大圈。从那儿开始，他们1943年至1944年到南美洲，1945年到中美洲，1946年至1948年到北美洲，1949年至1951年到亚洲。1952年，他们漫游大洋洲，1953年是印度洋和红海。最后一年，他们穿过土耳其、黑海进入苏联，到达杜金卡，然后过北极圈到叶尼塞河入海口，乘一艘捕鲸船过喀拉海和巴伦支海，到北海角，再沿斯堪的纳维亚峡湾到达布劳沃斯港，才结束了这次漫长的旅行。

当时的历史和政治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35年到1954年间的区域性冲突，包括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印度、朝鲜、巴勒斯坦、马达加斯加、危地马拉、北非、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等——对他们的旅行没有什么影响，只是他们为了办理到广州的签证而在香港等了几天，在塞得港时有一颗炸弹在他们住的旅馆里爆炸，炸弹不大，行李没受什么损失。

巴特尔布思旅行归来时几乎两手空空，他外出旅行只是为了画五百幅水彩画，画完了就寄给温克勒。斯莫特夫自己进行了三种收集：集邮，送给克拉沃太太的儿子；收集旅馆标签，送给温克勒；收集明信片，送给瓦莱纳。此外他还带回了几件纪念品放在自己房中。

第一件物品是一个漂亮的船用行李箱，用嫩色紫檀木（他自己坚持说是一种能产生橡胶的叫作翼果的木料）制作的，镶以铜饰。他在新地岛圣约翰一家船具商店买了这个箱子，委托一艘渔船运回法国。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奇特的雕刻物，这是一座高约四十厘米的玄武岩雕三头圣母像。斯莫特夫在塞舌尔群岛用另外一座也是三头而构思却完全不同的雕像换得此物。原来的雕像是个十字架，上面用特制螺栓固定着三个木雕：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孩，一个高大的老头和一个与真物一样大、原先是白色的鸽子。他在阿加迪尔集市上买到这件雕刻品，卖主对他解释说：这是三神一体的活动木雕，每年三神轮流“主事”，而耶稣就在前面，圣灵（几乎看不见）紧靠着十字架。这家伙又笨又大，却足以使思想奇特的斯莫特夫长期对它着迷。那次他没有还价就把它买下了，从1939年至1953年一直随身带着。这次，到塞舌尔群岛的第二天，他走进一家酒吧，见到的第一件物品就是那座三头圣母像，它放在酒柜上，在一个坑坑洼洼的鸡尾酒调制器和一个放满小旗和微型曲棍状香槟酒搅拌棒的玻璃杯之间。他震惊万分，立即回到旅馆，带上他的十字架雕刻品回到酒吧，他与酒吧老板——一位马来西亚人——用洋泾浜英语久谈不息，提到他在十四年中两次遇到三头雕刻品的机会是多么难得，最后双方成了莫逆之交，互相交换他们的艺术品以示纪念。

第三件物品是一幅埃皮纳勒风格的大木刻画。斯莫特夫在他们旅行的最后一年到达卑尔根，在那儿发现了这幅画。画的内容是一个老教师向一个孩子发奖品——一本书。孩子约七八岁，身穿天蓝色上衣和短裤，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皮鞋，头上戴着桂冠。他在登上三级台阶的梯台，梯台上放着茂盛的植物点缀。老教师是一位灰胡子老人，穿着长袍，戴着金属架眼镜，右手拿着一把黄杨木尺子，左手拿着一本大书，一本红皮精装对开本《苏格兰游记》（斯莫特夫获知，这是1859年夏天一位丹麦牧师去苏格兰旅行之后写的书）。老教师站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桌子旁，桌子上还放着其他书：一本世界地图册，一本打开的意大利式乐谱。木刻画木框架上有一条带着此画标题《迷宫》的窄铜片，标题似乎与画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

斯莫特夫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得奖的孩子啊！他对自己没能上学深感遗憾，而这种遗憾的心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转化为对四则运算一种病态的爱好。他们旅行初期，他在伦敦一家大歌舞音乐厅看到一架神奇的计算器，在周游世界的二十年中，他反复阅读在因弗内斯一家旧书店里买到的一本趣味数学和几何论著的旧书，还热衷于心算。回法国后，他已经能够相当迅速地计算出9位数的平方根或立方根。当他感到这些计算过于容易以后，他又迷上了阶乘：1! = 1；2! = 2；3! = 6；4! = 24；5! = 120；6! = 720；7! = 5 040；8! = 40 320；9! = 362 880；10! = 3 628 800；11! = 39 916 800；12! = 479 001 600；（……）；22! = 1 124 000 727 777 607 680 000，即7 770亿乘以10亿以上。

今天，斯莫特夫已经计算到76!，但是他找不到一张能够写下这样大数字的纸，他也找不到一张相应大的桌子，可以铺上这张大纸。他对自己越来越缺乏自信，他不停地反复演算。几年前，莫尔莱试图挫伤他的自信，告诉他9^99 是一个只用三个阿拉伯数字表达的最大的数，即9的9次方再9次方，如果把这个数值全部写上，一共有三亿六千九百万位数，以每秒钟写一个数的速度来计算，需要用十一年才能写完，假设两位数的长度为一厘米，全部数值长一千八百四十五公里！然而斯莫特夫仍然继续在信封反面、笔记本的空白处甚至是肉铺的包装纸上，写上成排成排的数字。

斯莫特夫现在快八十岁了。巴特尔布思早就请他退休，但每次他都拒绝了。其实他也没有多少事可干，只是每天早晨为巴特尔布思准备好衣服，帮他穿上。五年前，他还能给巴特尔布思刮胡子——用巴特尔布思的曾曾祖父留下的短刀——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差，手也开始有点儿颤抖，只好请波洛尼理发店的波瓦先生每天早晨派一个青年人来进行这项工作。

巴特尔布思再也不外出了，白天几乎不离开他的书房。斯莫特夫就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和其他几位仆人一起闲待着，有时打打纸牌，叙叙旧事。

斯莫特夫每天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他试图在阶乘方面有进展。有时为了休息就做填字游戏，看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借给他的侦探小说消遣，或者和那只白猫玩上几个小时，他抚摩白猫，白猫的爪子揉搓着他的双膝，喵喵叫着。

白猫不是斯莫特夫的，是属于全楼层的。有时猫去简·萨顿小姐处，或去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家，或到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或克雷斯比小姐家里去。三四年前，白猫从屋顶来到这座公寓大楼，脖子带伤，有一条很宽的伤口。奥尔洛弗斯卡太太收留了这只猫并照顾它。大家发现它是两只眼睛颜色不同的猫，一只眼睛蓝得如同中国瓷器，另一只眼睛是金色的。不久，大家又发现它完全丧失了听觉。

[1] Sancho Pança，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的侍从。

第十六章

用人房间6 克雷斯比小姐

克雷斯比老小姐住在八楼，格拉蒂奥莱住房和于汀的用人房间之间。

她睡在床上，盖着一条灰毛毯。她正在做梦：一个埋葬尸体者怀着仇恨的目光站在她面前，就站在门槛上；右手半举着一张黑边名片，左手托着一个放着两枚勋章的圆垫，其中一枚是斯大林格勒英雄十字勋章。

在他身后，越过房门，展现出一派阿尔卑斯山区的风景：一汪圆镜似的湖泊，树林环绕，冰封雪盖；湖对岸最远处，层峦叠嶂，蓝天白云下，陡峭的山峰犬牙交错，银装素裹。近处，三个人在通向墓地的山道上攀登。墓地中央有一根圆柱，矗然挺立在撒满月桂和桃叶珊瑚的基座上，圆柱顶上有一个白玛瑙承露盘。

第十七章

在楼道里2

有一天，所有在这座公寓大楼里住过的房客的阴魂都会来到楼道里。

大家都还记得玛格丽特、保尔·埃贝尔、拉蒂齐娅、埃米利奥、马具皮件商和马塞尔·阿邦泽尔；记得格雷瓜尔·辛普森、神秘的美国女人和不讨人喜欢的阿拉尼亚太太；记得一位脚穿黄皮鞋，衣襟上插着一朵香石竹，手持孔雀石把拐杖的先生，他在这里住了十年，每天都到丹特维尔大夫的诊所去看病；记得热罗姆先生，他是一位历史教员，写过一本《17世纪西班牙教会辞典》，但是遭到四十六家出版社的拒绝；还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曾在如今简·萨顿居住的房间里住过几个月，他原本在一家素食餐馆里打工，一天晚上，有人发现他正把一大瓶鲜肉汁倒进煮菜汤的锅里，于是被炒了鱿鱼。大家也还记得特鲁扬先生，他是一位旧书店老板，他的书店开在勒比克街，某一天，他在一大堆侦探小说中发现了三封维克多·雨果就《惩罚集》出版事宜给比利时出版商亨利·萨米埃尔的信；还记得楼群长贝尔卢，他是一个性格拘泥而又常冒傻气的人，常穿一身灰色罩衫，戴一顶贝雷帽，他住在前两号，1941年的一天早上，不知是根据哪一条“消极抵抗”法令，他让人在门厅和原来放垃圾箱的小院里安置了一些装满沙子的木桶，后来一点儿都没有派上用场。大家更不会忘记上诉法院院长堂格拉尔宴请同僚的盛大场面，那几天，两名穿着笔挺制服的共和国卫兵神气十足地在公寓大楼门口站岗，大楼前厅里摆了好几个装点着蜘蛛抱蛋和喜林芋等名贵植物的大花坛，电梯左侧安装了一个活动衣帽间——一根长管子装在几个轮子上，再安上一些衣帽钩——门房一件一件地把宾客的皮大衣挂上去，有水貂皮的，紫貂皮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的，卷毛羔羊皮的，水獭皮领的，真是琳琅满目。门房克拉沃太太穿着花边领的黑色连衣裙，坐在一把摄政椅上（这把椅子以及活动衣帽间和盆花都是租来的），身边摆着一个大理石面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存放取衣对号牌的金属方盒，盒面上绘有手持弓箭的小爱神丘比特，一个黄色烟灰缸，上面印着吹得神乎其神的屈瑟尼耶氧气牌苦艾酒（白苦艾或绿苦艾）广告，还有一个事先放了一些零钱的小托盘。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瓦莱纳是这座公寓里资格最老的一位房客，他比格拉蒂奥莱更早住进公寓楼。格拉蒂奥莱家曾是这座公寓楼的业主，但战时他才住进楼里，几年之后他继承了他家在公寓楼里还保存的四五套房间，但是后来却一一卖出，只在八楼给自己留了一套两居室。瓦莱纳住在这儿的时间比马尔基佐太太还早，马尔基佐太太出生在这座公寓里的时候，她父母住在这儿已有三十年了。瓦莱纳比克雷斯比小姐、莫罗夫人、德博蒙一家、马西亚一家、阿尔塔蒙一家进楼的时间都早，甚至比巴特尔布思还早。他记得很清楚，1929年的一天，上完水彩画课后，年轻人——当时巴特尔布思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他说：“听说好像四楼有个大套间还空着，我打算把它买下来。这样，我找你就不用多花时间了。”

巴特尔布思当天就买下了那个套间，显然对售价没有什么争议。

瓦莱纳当时在这座公寓里已经住了十年。他是1919年10月的某一天住进八楼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的。那时他刚十九岁，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埃唐普，来到巴黎投考美术学院。这里是他家一位朋友帮忙借他临时住宿的。他曾幻想自己结婚成家，成了一位名画家，然后回到埃唐普。可是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再回埃唐普，因为他一直没有成名。十五年后，他有了一点儿小名气，有了几位忠实的顾客。他为故事书画插图，给私人授课，以此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还不错，可以不慌不忙地作画，也可以外出旅游。他有过机会能找到一间更大一点儿的住处，或者一间真正的画室，可是他对自己的房间十分留恋，感到已经无法离开这座公寓楼。

其实，他对公寓楼里有些住户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从楼道里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不知他们究竟是住户还是住户的朋友；他对有些住户已经记不起来了，对有些住户只留下单一得可怜的印象：阿邦泽尔太太的单柄眼镜，特洛盖先生星期日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出售的放在瓶子里的自制软木小人，弗雷斯纳尔太太放在煤气灶上的总是保温的蓝色搪瓷咖啡壶。

他打算把组成这座公寓楼住户五十五年生活的种种细微的事情——虽然随着年华流逝而被人淡忘——再重新回忆起来：打过蜡的地漆布干干净净，只能穿着毡底鞋在上面走；一位母亲和女儿一起在铺着红绿间隔条纹漆桌布的桌上剥小豌豆；瓦棱形的菜盆托儿；吃完晚饭用手一拉就能回到原位的白色挂灯；全家人晚上围着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男主人穿着莫列顿双面起绒呢上衣，女主人系着小花围裙，一只猫蜷成一团在炉旁睡觉；孩子们穿着木底皮面套鞋，拿着敲得坑洼不平的铁罐下楼取牛奶；烧木柴的大炉子，用摊开的旧报纸把炉膛里的炉灰掏出来……

那些梵豪登牌可可罐头盒、带有快乐的狙击兵图案的巴纳尼亚牌罐头盒、用旋切木板做的科梅尔西牌饼干盒，都去哪里了？窗前的食品柜，以“泼辣太太”为商标的沙波尼特优质洗衣粉盒子，上有卡皮耶洛 [1] 画的喷火魔鬼的产热棉花盒以及古斯丹大夫开的装有氢氧化锂片剂的药袋，它们都去哪里了？

年华在流逝，搬运工曾把钢琴、碗柜、卷起的地毯、放着餐具的纸箱、灯具、鱼缸、鸟笼、百年老钟、烧得发黑的煤气灶、可以加长的桌子、六把椅子、冰箱、祖传的大油画，从楼里搬走。

楼梯对于瓦莱纳来说，每一层都留有一个回忆，都能激发起一种感情，这是某种过时的不可触知的东西，是某种还在某处跳动——在他记忆的晃动的火焰下跳动——的东西：一个动作，一种香味，一种声音，一次闪光，一位在钢琴伴奏下唱歌剧的少妇，打字机笨拙的击打声，一股强烈的臭药水味，一阵喧哗，一声喊叫，一片嘈杂声，绸缎和毛皮的窸窣声，门后猫的哀叫声，有人在隔板上敲打的声音，留声机反复放出的探戈舞曲声，七楼右边加斯巴尔·温克勒的镂花锯不间断的嗡嗡声，而相对应的是四楼左边巴特尔布思套间里的一片令人无法忍受的寂静。

[1] Leonetto Cappiello（1875－1942），海报画家、设计师，出生于意大利，活跃于法国，被称为“现代广告之父”。

第十八章

罗尔沙斯2

罗尔沙斯家的餐厅位于大门厅的右侧。餐厅里没有人。这是一间长方形房间，长约五米，宽四米，地上铺着一条浅灰色割绒厚地毯。

左边暗绿色墙上挂着一个钢框玻璃珠玉盒，盒内存放着五十四枚带塞尔吉乌斯·苏尔皮西乌斯·加尔巴 [1] 头像的古币，这位行省总督让人一天内屠杀三万卢西塔尼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带着自己的孩子上了法庭。

餐厅后墙如同门厅一样涂着白漆。在一个低矮的餐具桌上方，挂着题名为《浪子历程》 [2] 的水彩画，作者署名U.N.欧文。画面是一个旷野中的小火车站，画面的左方站着一个车站职员，靠在一个当售票台的高桌子旁。他五十来岁，两鬓斑白，圆脸浓须，穿一件坎肩。他假装在看火车时刻表，实际上他在一张小纸条上抄写压在火车时刻表下面露出一半的一本历书上的薄荷烧饼的制作法。在桌子的另一边，他的对面站着一位戴夹鼻眼镜的旅客，他正在修指甲，表情极不耐烦地等着买火车票。画面的右方有一个只穿衬衣和宽背带裤的人，他正滚着一个大桶向车站外走去。车站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苜蓿田，几头母牛正在吃草。

餐厅右边的墙面颜色比左边的深。墙上挂着九个挂盘，各个挂盘的图案如下：

—— 一位教士给一位信徒行圣灰 [3] 礼仪。

—— 一个男人把一枚硬币放入公牛形的储蓄罐。

—— 一个坐在火车车厢一角的女人，一条胳膊放在座位把手上。

—— 下雪天，两个穿着木鞋的男人在跺脚取暖。

—— 一位律师正在激烈地辩论。

—— 一位穿着内衣的男人正打算喝一杯巧克力。

—— 一位小提琴手正在演奏，小提琴上安着弱音器。

—— 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手持蜡烛，看着墙上象征希望的蜘蛛。

—— 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递上一张名片，他的挑衅态度令人想到一场决斗。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现代式样侧柏木圆桌，四周放着八把椅子，椅子上罩着做工精细的丝绒椅套。桌子中间放着一个二十五厘米高的小巧的银质塑像：一个戴着帽子的裸体男子骑在牛背上，左手拿着一个圣体盒。

据雷米·罗尔沙斯本人说，银质塑像、古币和挂盘都是“他作为制片人坚持不懈活动”的证明。小塑像是称为“饮酒骑士的传统”的巫士小秘术的夸张表现，大约是准备拍摄上面章节提及过的《这个立方体的第十六条边》剧本时觅到的道具，剧本主要内容恰好是一件神秘的占卜事件。挂盘可能是专门作为背景用来拍摄一部电视系列片片头。在这部电视片中，一位演员先后扮演教士、银行家、女士、农民、律师、美食评论家、才子、轻信的药品杂货商和一个专横的大公等不同角色。古币——公认为真品——是一位古币收藏家看了他关于十二位恺撒的系列节目深受感动后送给他的。尽管这个塞尔吉乌斯·苏尔皮西乌斯·加尔巴与一个半世纪后的塞尔吉乌斯·苏尔皮西乌斯·加尔巴 [4] 毫无关系。后者在尼禄之后、奥托之前，当了七个月的皇帝，后来在玛斯广场被他自己的禁卫军打死，因为他拒绝发给他们奖赏。

至于那幅水彩画，它只不过是英国与法国合作改编斯特拉文斯基 [5] 的歌剧为现代电视剧的布景的模型。

他的解释有多少真实成分，很难判断。上述四部电视节目，其中有两部从来没有拍摄过——被邀请的演员贝尔蒙多、布伊斯、布尔维尔、居弗利埃、哈莱、赫希和马雷夏尔看了那部九集电视剧的剧本就拒拍。BBC（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浪子历程》成本过高，虽然这是根据当代人趣味改编的。十二位恺撒系列片是作为教学片拍摄，制作过程与罗尔沙斯毫无关系。《这个立方体的第十六条边》也类似——它是由一些领取某些部门补助的公司拍摄的，法国电视台常常有求于这些部门。

罗尔沙斯在电视台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专门坐办公室。他的职务听起来很玄，“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或“研究和试验改革办公室代表”。他的唯一活动也就是每天开会，参加预备会议、综合委员会会议、研究学术讨论会、管理委员会会议、各行业学术报告会、大会、全会、读者委员会会议以及其他工作会议。像他这一级职务，会议就是他的专业，还要加上业务电话、走廊中的交谈、工作午餐、看工作样片、到国外出差。确实，可以想象他可能在某一次会议上建议搞一次法英合演歌剧或根据苏维托尼乌斯 [6] 的作品改编制作一部历史系列电视剧，但是实际上他更可能忙于通过受众调查写报告或做分析，为制订预算争吵不休，起草有关蒙太奇工作室利用率的报告，让秘书起草备忘录，或从一个会议厅赶到另一个会议厅忙着开会。他对会议的安排有时也颇费苦心，总是设法让两处会议同时需要他出席，因此他刚坐下，就有人来电话叫他，他必须立即离开会场，到另一个会上去露个面。

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充分满足了罗尔沙斯的虚荣心和权力欲，也纵容了他工于心计的本性和空泛议论的习性，然而却实现不了他的“创作”愿望。十五年期间，他总算签署过两部电视片的制作，是两部出口的教学片：第一部是针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法语教学片《杜杜纳和蒙波》；第二部《阿纳姆斯和邦普莱纳》与第一部的情节完全一样，但是其宗旨是“对法兰西语言同盟学校学生欣赏希腊文明的优美和和谐进行启蒙教育”。

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尔沙斯风闻巴特尔布思的计划。当时，尽管巴特尔布思已外出旅行归国十五年了，然而谁也不知他究竟在干什么。知情人守口如瓶；其他人只知道乌卡德太太为他供应纸盒，或是他在莫尔莱房内装了一台奇怪的机器，或是巴特尔布思和他的仆人一起环球旅行二十年，温克勒每月收到两包邮件。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几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谁也不想费心弄个明白。巴特尔布思可能也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在公寓大楼引起的各种猜测——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协调的猜测，有时甚至是不太客气的猜测——可是他万万想不到有人居然会来打扰他实现自己的计划。

罗尔沙斯对巴特尔布思的计划怀着一种狂热的兴趣，十分起劲。当他获知巴特尔布思二十年环球旅行的片段，那些被切割的画又重新拼接起来、黏合起来等等，以及一切有关温克勒、莫尔莱的故事，他产生了制作一部巨型电视片的念头，他将不进行任何加工，只是忠实地重现所有的事件。

巴特尔布思当然一口拒绝。他接待了罗尔沙斯一刻钟就送客。罗尔沙斯不肯放弃自己的打算，他向斯莫特夫和其他仆人打听情况；当他询问莫尔莱时，莫尔莱回答得十分详细，并给了他一些十分离奇的解释；他多次盘问顽固而沉默的温克勒，他专程去蒙塔基找乌卡德太太，却是一无所获。最后他找了门房诺谢尔太太，她并不知情，但很乐意渲染一番。

没有一条法规禁止拍摄一部关于一个画海景画和玩拼图游戏的人的电视片，罗尔沙斯决定不顾巴特尔布思的拒绝，向制片部提出制片计划。他的计划很庞大，既像是抢救文物，又好像是古代重大战役的拍摄计划。

罗尔沙斯在电视台颇有影响，他的计划当然通过。然而他的影响还不够大，因此他的计划也不能迅速落实。三年以后，罗尔沙斯病倒了，他在几周内不得不停止一切业务活动，而三家电视台还没有一家正式决定接受他的计划，何况脚本还没有编好。

暂且不对他的拍摄计划的命运做任何预言，然而必须指出罗尔沙斯的举动对巴特尔布思产生的严重后果。正是这部电视片拍摄计划不顺的经历流传开以后，贝桑德尔在去年获知巴特尔布思的活动。奇怪的是这次巴特尔布思亲自来看望罗尔沙斯，让他请一位摄影师拍摄他的活动的最后阶段。但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只是使他更加陷入矛盾交织的网中，多年来他实际上已经知道他将承受这个矛盾交织的网的无情的压力。

[1] Sergius Sulpicius Galba（前190－前135），古罗马政治人物，公元前151年任管理今伊比利亚半岛的行省总督，前144年任罗马执政官。

[2] Rake's Progress ，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1697－1764）有类似题名的组画作品《浪子生涯》（A Rake's Progress ）。

[3] 圣灰，忏悔的象征。

[4] Servius Sulpicius Galba（前3－69），古罗马皇帝。

[5] Igor Feo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俄裔美籍音乐家，有歌剧作品《浪子的历程》（The Rake's Progress ）。

[6] Suétone（70－128），古罗马传记作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

第十九章

阿尔塔蒙1

三楼阿尔塔蒙家正在准备传统的一年一次的宴会。套间正面的五个房间内都布置了冷餐桌。第一间是通往大门厅的小客厅，然后是带吸烟室的书房，一间大客厅，一间小客厅和一间餐厅。房间里的地毯已经卷起，露出珍贵的景泰蓝地板。几乎所有的家具都已撤走，只留下八把漆木椅子，椅背饰有义和团战争场景画屏。

墙上没有挂画，因为套间的墙壁和房门本身都已经装饰过，它们被一幅豪华的全景画覆盖着，整幅画效果逼真，看起来真像是用古纸专门为这个房间制作的。画面表现的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民众想象中的印度人的生活场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丛林里生活着许多巨目猿。然后是一块林中空地，紧挨着一片积水洼地，里面有三只大象在互相喷水洗刷；稍远处可以看到几座吊脚茅舍，穿着黄色、天蓝色、水绿色纱丽的妇女和裹着缠腰布的男人在屋前晾晒茶叶和生姜，还有一些人站在木框前，用浸在植物染料桶内的雕花模子往开司米大方围巾上印花。最后，壁画右方，是一个传统的打虎场面：一群印度士兵晃着木铃，敲着铙钹，夹道站成两行，一头披挂华丽的大象走在中间，额头挂着一面带绒球流苏的三角锦旗，旗上绣着一匹红色飞马；驭象人蹲在大象的两耳之间，他身后安置着一乘象轿，里面坐着一位戴着殖民者文明帽、留着红棕色小胡子的欧洲人，以及一位穿着镶缀宝石长袍、戴着洁白头帕的土邦主，头帕上用一颗大钻石托着一根长长的羽饰；在这伙人的前方，丛林边沿的灌木丛下，露出老虎的半个身影，俯伏着，正要向人们猛扑过来。

在左边的墙壁中央，有一个宽大的玫瑰色大理石壁炉，壁炉上方有一面大镜子，炉台上有一个插满不凋花的矩形截面的水晶花瓶，还有一个1900年的储蓄罐：这是一个咧嘴微笑、姿态造作的黑人立像，穿着一件宽大的以红色为主的苏格兰式防水衣，戴着一双白手套、一副金属架眼镜和一顶大礼帽，礼帽上有星条旗图案和两个红蓝相间的粗体字“75”；立像左手平伸着，右手抓着一根手杖上的球饰，当你把一枚钱币放在他伸出的左手上，他的手臂会立即举起，钱币便被他毫不客气地吞入腹中，然后他会像跳吉特巴舞似的晃动五六次大腿以示感谢。

对着门的那面墙前面放着一张支架起来的长桌子，上面铺着白桌布。冷餐会的食品还没有全部上桌，桌上只放着用一个大银盘盛着的五只用鲜红贝壳拼成的螯虾。

套间里只有一个仆人，他坐在冷餐桌和门之间的小凳上，背靠着墙，双腿微分，向前伸着：他穿着黑裤和白上衣；大约三十来岁，长着一张红红的圆脸；他感到特别无聊地看着一部小说的样书插页“请予刊登”，小说的封面是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躺在吊床上，嘴上叼着一根长烟嘴，心不在焉地拿一把贝壳柄小手枪指着读者：

在保尔·温特最新出版的小说《女巫》中，读者又将高兴地读到作者在《把她按倒在驴食草丛中》《愤怒的苏格兰人》《穿风衣的男人》中最喜欢的主人公，并能领会到当代和未来侦探文学的种种其他无可怀疑的价值观：本书中霍蒂上尉将与一个在波罗的海海港制造死亡威胁的精神变态者较量。

第二十章

莫罗1

二楼大套间的一间卧室。地上铺着烟色割绒地毯，四周是浅灰色麻布护墙板。

房间里有三个人。上了年纪的妇人是套间的主人莫罗夫人。她躺在一张船形大床上，盖着白底蓝花踏花被。

站在床前的是莫罗夫人的童年好友特雷凡太太。她穿着一件风衣，围着一条开司米围巾，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她刚收到的明信片给莫罗夫人看。明信片上画着一只戴鸭舌帽的猴子，开着一辆小卡车。车上方展开一个粉红色的卷轴形方框，里面写着“埃翁河畔圣穆埃齐留念”。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床右边的床头桌上放着一盏黄绸灯罩的床头灯，一杯咖啡，一盒布列塔尼油酥饼干，盒盖上是一幅农耕图，一个类似古代墨水瓶的非常完美的半球形香水瓶，一个小碟上放着一些干果和一块蒸过的红波奶酪 [1] ，还有一个菱形金属镜框，四角饰有月亮形石头钉，里边放着一张四十多岁男人的照片，他穿着一件毛皮领上衣，坐在露天的一个农家桌旁，桌上堆满了食品：牛肉、下水、猪血香肠、烩鸡块、苹果汽酒、一块水果馅饼，还有一些酒浸李子。

床头桌底层上放了一堆书。最上面的那本书是《斯图尔特的爱情生活》，胶膜封面上印着一个穿着路易十三时代服装的男人，戴着假发，羽饰帽，宽大的花边翻领，拿着一个大雕花酒杯喝酒，他的膝上坐着一个袒胸的侍女。这是一本影射查理一世荒淫无耻生活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没有作者署名，只附有“儿童不宜”字样，是旧书摊和车站小书店出售的那类书。

第三个稍靠后坐在床的左边的是一位护士，她正随便地翻着一本画报。画报封面上是一位穿着奇装异服的魅人的男歌星，他汗流满面，双臂交叉，两腿分开，跪在热烈如狂的观众面前。

莫罗夫人八十三岁了，是这座公寓楼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住户。她于1960年住进公寓楼：她的事业迅速发展，使她不得不离开故乡的小村庄——安德尔省埃翁河畔圣穆埃齐，以求更有效的经营，当好企业主。她继承了一家旋木加工的小工厂，主要向圣安托尼镇的家具商提供经过加工的木料。很快她就显示了经营管理的才能。20世纪50年代初，家具市场不景气，旋木制品——楼梯与阳台的栏杆、灯座、神坛的围栏、陀螺、不倒翁和悠悠球——经常卖不出去。于是她大胆地改变了经营方向，从事家用成套工具的生产、包装和推销。她预料到由于工匠的工资增长，必然会出现各家各户自己干一些手工活的现象，这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她的预料完全正确，实际上比她预料的还要好，她的工厂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大企业，甚至威胁到强大的德国、英国、瑞士同行，他们不久也和她签订了对她极为有利的协作合同。

她从1940年以后成了寡妇，她的丈夫是一位预备役军官，这年6月6日在索姆战役中牺牲。她没有子女，除了特雷凡太太也没有别的朋友，特雷凡太太是她的老同学，她特地请对方来帮忙。莫罗夫人现已四肢瘫痪，整天躺在床上，但仍继续以强有力的手段指挥着一家欣欣向荣的室内装潢公司，公司的产品几乎包揽了室内装潢和安装工程的所有方面，甚至渗透到与之相关的附属领域：

糊墙纸工具箱：一只45厘米×30厘米×8厘米箱子，重2.5公斤。内装一把双层折层米尺，一把剪刀，一个活轮，一把锤子，一卷2米长的金属皮尺，一个电工用螺旋刀，一个切边器，一把刀，一把刷子，一根保险丝，一把老虎钳，一把油漆刀，一把刮刀。保修期一年。

钉墙纸机：可使用4，6，8，10，12和14毫米型钉子。该机器有金属箱包装，箱内同时装有六个各种尺寸钉子的盒子，共备有七千个钉子。附说明书。附件：钻孔刀、结线器（电视、电话、电线）、拔钉器、裁布刀、磁楔子。保修期1年。

油漆工具箱：一个9升容量的塑料桶，一个脱水筛，一个175毫米聚酰亚胺滚筒，一个橡皮手笼，一个涂漆用的马海毛手笼，一把直径25毫米、长60毫米的纯鬃圆刷，四把各宽60，45，25，15毫米，厚17，15，10，7毫米纯鬃平刷。质量上乘，长分别为55，45，38，30毫米。保修期1年。

喷漆枪：喷嘴可更换，附圆喷嘴和平喷嘴。压缩膜片，铸铝枪身，最高喷压为3公斤/平方厘米，最高速度为7立方米/小时。一只销键小风箱，一只带气压表的气泵，一只有进退开关的220V 1/3马力的电机，带地线的输电电缆2米。一个带青铜接管的4米长进气管。总重量12公斤。保修期1年。

活动脚手架：一个1.6米宽、可活动的直梯，一个1.6米宽带套接管的直梯，两个60厘米的加高管，一个145厘米×50厘米带护栏的平台，栏杆和十字形支架，高度可调节的平板（以30厘米为单位，可以从50厘米升到220厘米，底座190厘米×60厘米），制动装置。总重量38公斤。保修期1年。

多节升降梯（从略）

技师工作台（从略）

电动变速钻床（从略）

小工具箱（从略）

大工具箱（从略）

泥水匠工具箱（从略）

电工工具箱（从略）

木工工具箱（从略）

管道工工具箱（从略）

汽车修理工工具箱（从略）

急救员工具箱（从略）

供野营者使用的帐篷集装箱（从略）

龙门吊车（从略）

办公桌文具等（从略）

[1] Edam，即伊丹奶酪，原产于荷兰，因独特的红色蜡封而被称为“红波奶酪”。

第二十一章

在锅炉房里1

一个男子趴在为全公寓供暖的锅炉顶上，他大约四十来岁，不像是一个工人，倒像一位工程师或煤气稽查员。他没有穿工作服，而是穿着一身礼服，一件天蓝色涤格尔衬衫配上一条小花点领带；头上罩着一块四角打结的红手帕，浑似大主教戴的那种无沿圆帽；手里拿着一块鹿皮擦拭一个圆柱形零件，零件一头是螺旋杆，另一头是弹簧阀。他身边放着一页撕开的旧报纸，还能看出一些标题、通告或残缺片段：

曾经扫荡维泽利兹袋形阵地的萨拉哥将军，近日在芝加哥仙逝

约翰·惠特默的《焦虑不安的看门狗》（拉卡莱巴斯出版社出版），获文学大奖

是谁破坏了人民的宁静生活以及政府因此……

第二骑兵旅管弦乐队今日午后在……公园举行音乐会

报纸上摆着各种零件：螺栓、螺丝帽、垫圈、扳手、铆钉、铁杆以及一些工具。锅炉正前方钉着一块刻有“理查德和赛谢尔”字样的标志牌，上方有一个单线勾勒的钻石图案。

公寓里的暖气设备是最近几年安装的。当格拉蒂奥莱家族在共同房产主会议中占多数席位时，他们一直极力反对这笔多余的开支，因为他们自己和当时所有的巴黎人一样，用壁炉和木柴炉或煤炉取暖。20世纪60年代初，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把他的房产几乎全部卖给了罗尔沙斯。这以后，共同房产主会议才投票通过并安装了暖气设备，同时将屋顶全部翻修，并按照以安德烈·马尔罗命名的最新立法的要求将房间重新粉刷，花了一大笔钱。再加上罗尔沙斯把两个套间合并成一个双层套间，莫罗夫人也对自己的套间重新装修，几乎整整一年之中，公寓楼成了又脏又乱的施工工地。

格拉蒂奥莱的家世和卡拉巴斯侯爵 [1] 故事的开头一样，但结局没有他好：他们既不是各种财宝的拥有者，也不是一无所有总是倒霉的人。朱斯特·格拉蒂奥莱是靠经商和从事木材工业而致富发家的，另外他还发明了开槽机，不少镶木地板厂现在还使用这种机器。他于1917年去世时，留下遗嘱把财产分给四个子女。他的遗产包括一幢公寓楼——本书开端就提到的这座大楼；位于贝里地区的一家农场，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饲养肉牛，三分之一养鱼；大量上布班吉达矿产公司（喀麦隆）股票；还有四幅当时标价极高的布列塔尼风景画和动物画画家勒梅里阿台茨的油画。长子爱弥尔继承了公寓楼，热拉尔继承了农场，股票归费迪南，油画分给了唯一的女儿埃莱娜。

几年前，埃莱娜嫁给了她的舞蹈教师安东尼·布洛丹。她当时立即试图反对如此分配遗产。但是专家的意见对她很不利。他们指出：一方面，油画分给她，说明她父亲首先考虑到让她避免承担管理公寓、农场或经营非洲矿产股票的责任；另一方面，谁也无法证明遗产分配不公平，四幅名画至少与股票等值，而矿产还没有开采，也不知是否能开采。

埃莱娜把油画出售，获得了六万法郎，这个价位已经很高了，因为那位画家几年后身价一落千丈，直到最近才又露名气。她携此款和她丈夫一起赴美。从此，他们成了以聚赌为业的职业赌手，在夜行火车、乡村的赌场组织地下赌博，常常一次赌上一周以上。

1935年9月11日凌晨，安东尼·布洛丹被害：两天前他阻挡了三个流氓进赌场，这三个家伙把他带到离彭萨科拉（佛罗里达州）四十公里的杰迈玛·克里克一家旧采石场，用拐杖乱棍把他打死了。埃莱娜几周后回到法国。爱弥尔一年前已去世，她的侄子弗朗索瓦继承了这幢公寓，同意她住在七楼丹特维尔大夫隔壁的一个小套间里。她总是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显得胆小怕事，平静地寡居到1947年。

爱弥尔接管公寓楼十七年期间，管理得有条有理，他还进行了几项现代化工程，1925年安装了电梯。遵照父亲的遗嘱，他一人继承了这幢公寓楼，他唯恐弟妹们觉得吃亏，总认为自己对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愿意管他们的事。这种长子的责任心使他自己遭遇了破产。

老二热拉尔管理农场，生活得还不错。老三费迪南遇到了困难。他拥有巨额股票的上布班吉达矿产公司（喀麦隆）于十多年前就成立了，旨在勘探由三位荷兰地质学家发现的含量丰富的锡矿，以便将来开采。

但公司成立后，几次预勘结果都不好：有些人认为确有丰富的板状脉锡矿石，但是开采条件差，运输困难；有些人认为矿藏贫乏，成本肯定太高，不值得开采；有些人认为矿石样品里不含锡，而含有大量的铝矾土、铁、锰、铜、金、钻石、磷酸盐。

这些互相矛盾的、悲观气氛浓厚的报告并没有影响公司在交易所里积极开展的活动，投入的资本逐年增加。1920年，上布班吉达矿产公司（喀麦隆）已集资两千万法郎，有七千五百个股东，其董事会中有三位前部长，八位银行家，十一位大企业家。那一天，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时争吵不休，结束时大家热情高涨，一致决定停止无效的准备工作，正式进行开采，不管矿层情况如何。

费迪南是桥梁工程师，被任命为工程总监。1923年5月8日，他到达加鲁阿，和二十名欧洲籍的管理人员以及五百名当地招募的工人一起，带着重达十一吨半的器材，打算先到布班吉达河上游，最后到阿达玛瓦高原。

基础工程和挖掘矿井的工程十分艰巨，进展缓慢，因为每天下雨，引起河水不规则上涨，后果往往不可预测，经常把已经清理和重新清理的工地冲垮。

两年以后，费迪南发着高烧被送回法国。他内心深处认为开采这个锡矿永远赚不了钱。但是他在自己经过的地区看到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野兽，他打算涉足皮毛生意。他刚刚恢复健康，就把股票脱手出售，成立了一个兽皮、兽角、异兽、甲壳进口公司，并马上开始从事家具贸易。当时流行在床前放毛皮小地毯，在藤料家具上镶非洲鼬鼠皮、羚羊皮、长颈鹿皮、豹皮或瘤牛皮：一只带水牛皮装饰的松木小柜子，标价一千二百法郎，可以轻易出手；一面镶嵌在鳖甲上的活动穿衣镜，在德鲁奥拍卖行，有人肯出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五法郎高价买下。

1926年公司正式开业。可是从1927年起皮革和毛皮的世界市场行情急剧下降，一直持续了六年。费迪南始终不肯承认危机，顽固地增加毛皮贮藏量。1928年，他的资金全部冻结了，无法周转，他既不能支付运输费，也不能支付仓库保管费。为了帮助费迪南避免一次可怕的破产，爱弥尔卖掉了公寓楼中的两个套间（其中有一套是巴特尔布思买下了），可是也无济于事。

1931年4月，事实证明，费迪南贮存的四万张毛皮不值原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何况他又无力承担存货的保管、看守以及其他事项。堆满货物的拉罗谢尔仓库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保险公司拒绝付保险金，甚至指控费迪南故意纵火。费迪南逃走了，抛下了妻子、儿子（他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哲学教师学衔考试）以及还在冒烟的产业。一年以后，家人得知他死在了阿根廷。

保险公司继续控告他的妻子。爱弥尔和热拉尔为了帮助她，做出了自我牺牲。爱弥尔的三十间房间卖掉了十七间，热拉尔卖掉了一半的农庄。

爱弥尔和热拉尔于1934年先后去世。先是爱弥尔于三月份患肺充血去世，接着，九月份热拉尔患脑溢血去世。他们留给孩子的遗产已经不多，在以后的岁月中又不断减少。

[1] Marquis de Carabas，法国贝洛童话《穿靴子的猫》中的人物，一个充满幻想且拥有许多神奇财宝的旧货商人。

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门厅1

门厅几乎是正方形的，比较宽敞，左边尽头有一扇门通往地下室，中间是电梯升降机，电梯铸铁门上挂着一张通告：

右边是楼梯口。门厅的墙漆成浅绿色，地上铺着编织紧密的麻地毯。左边是门房，门玻璃上挂着勾花小窗帘。

一个女人站在门厅门口，正看着公寓住房的花名册。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棕色亚麻布大衣，用一枚镶嵌硫锰矿石的鱼形大首饰针别着。她斜背着一个大大的本色布挎包，右手拿着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士，颊髯浓密，戴着夹鼻眼镜，穿着黑色礼服。他站在拿破仑三世时代式样桃花心木和铜件合制的旋转式书架旁边，书架顶上放着一只栽满海芋的玻璃花盆。他的礼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旁边镶嵌了玳瑁的大型办公桌上。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照片上的那个男人詹姆斯·舍伍德是一次历代最大诈骗案的受害者：1896年，两个高级骗子卖给他一个“圣器”，说是亚利马太人 [1] 曾用这个“圣器”接过耶稣的血。一位名叫厄休拉·索比埃斯基的美国女作家，三年来一直重新调查此案，打算以此为她下一本小说的题材。她多方进行调查，今天来到这座公寓是为了核实最后一些材料。

詹姆斯·舍伍德于1833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的阿尔弗斯顿。他很年轻就离开英国，后来在波士顿当了药剂师。19世纪70年代初，他发明了一种用生姜做的舒胸膏糖。不到五年，他的药膏糖就以治疗咳嗽有效而出名，药膏糖的宣传广告家喻户晓：“舍伍德药膏糖让你满意！”这是一张六边形图案，画着一位身披盔甲的骑士在雾中用长矛与一个趴在地上发怒的老头——象征感冒的幽灵——作战。这张广告印在小学生吸墨水纸上，广泛在全美国散发；或者出现在大包火柴盒里、矿泉水的瓶盖上、干奶酪盒背面；或者和成千上万的小玩具、文具放在一起，比如蘸水笔笔杆、小本、积木、小拼图游戏、筛金块的小罗筛（只送给加利福尼亚州的顾客）和假冒杂耍歌剧明星签名的照片等，在一段时期内，把上述小商品赠送给所有购买过哪怕一盒舍伍德药膏糖的顾客。

他从此出名并发了大财。不幸的是巨额财富解除不了他的病痛：他常年受慢性神经衰弱症的折磨，总是处于嗜睡和衰竭状态。然而，这笔财富至少可以让他从事唯一能让他忘却痛苦的活动——收集孤品。

孤品，是书商、旧货商和古玩商的行话。这泛泛的概念包括好几种类型的收藏品。第一类是生产时只生产一件：如八度低音提琴，这个巨型提琴需要两个提琴手，一个站在梯子上按弦，另一个站在小凳上拉弓；或者是1913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大奖的勒古伊-瓦瓦索尔·阿尔萨西亚汽车，由于发生战争，这种汽车一直没有投入生产和销售。第二类是动物中只剩下一只濒于绝灭的品种：比如巴黎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在马达加斯加捕获的无尾马达加斯加刺猬；1966年，一位收藏家以一百五十万法郎高价收购的阿洛黛裳凤蝶；或是白脊海豹，人们只是从一位摄影师1962年在尤卡坦拍摄的照片上见到过。第三类是只剩下一件的物品，比如邮票、画、录音磁带、书等。第四类是由于物品的一些特殊经历而成为珍品，比如签署《凡尔赛和约》使用过的钢笔，安放过路易十六或丹东被砍断的头颅的垫麸皮的篮子、爱因斯坦1905年在一次值得纪念的报告会用剩下的粉笔头、居里夫妇1898年提炼出来的第一毫克镭 [2] 、埃姆斯急件 [3] 、1921年7月21日登普西 [4] 扔向卡尔邦蒂埃的手套、泰山 [5] 穿的第一条三角裤、电影《吉尔达》中丽塔·海沃思 [6] 的手套等，都属这类物品。这一类包括的物品类别最广，但界限又最不清楚，任何物品都有可能成为珍品，在日本甚至有一家工厂成批生产拿破仑的帽子。

猜疑和狂热正是收集孤品者的两大特点。由于猜疑，他们常常过分引证考据——尤其要考证他们收藏的物品确实是原件；而由于狂热，他们又往往盲目信任。高级骗子正是掌握了这两大特点，骗取了舍伍德三分之一的财产。

1896年4月某日，舍伍德正要带着三只猎兔狗去散步，他半个月前雇用的油漆花园栅栏的意大利工人隆基向他走来，用蹩脚的英语对他说：三个月前自己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位同乡，一个名叫吉多·曼代塔的历史系学生，结果他欠了房租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只装满了书籍和纸张的大箱子，自己指望把书卖了以弥补部分损失，可是担心上当受骗，请老爷帮帮忙。舍伍德认为这些历史书不会有什么值得他感兴趣的东西，打算拒绝隆基，只派一个用人去帮忙。可是隆基又说主要是一些拉丁文旧书，这一下马上引起了舍伍德的好奇。隆基把舍伍德带到自己的住宅，一所大木房，里面有好多妇女和孩子。他们一起走进曼代塔原先住过的房间，舍伍德打开箱子翻看后，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在那堆练习簿、活页纸、笔记本、剪报和旧书中发现了一本卡尔利版本古籍书，就是卡尔利于1530年到1570年之间在威尼斯印刷的木雕版精装本之一，这批书芯切口上过漆的书大部分已经绝迹。

舍伍德仔细审查了这本书，它已经严重破损，但毫无疑问，是真本。他一刻也不迟疑，从皮夹里取出两张一百美元给隆基，根本不理会意大利人惊讶万分的感激之词，马上让人把箱子运到他家里去，然后仔细地、一件件地查看箱子里的东西。随着时钟的转动，箱内物品逐渐查清，他变得越来越激动。

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卡尔利版本古籍书才有收藏价值，而且因为它是著名的阿尔诺·德舍米耶的作品《埃莱娜小传》，作者描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一生的主要经历，描写了圣墓教堂的建筑以及如何发现真正十字架的背景。在书的羊皮衬页内还缝着一个小口袋，里面放着五张手稿，比这本书的历史近得多，但也是比较早的，大约是18世纪末。手稿上字写得密密麻麻，几乎无法辨认，详细记载耶稣受难圣物的无数遗址和细节：圣十字架残片在罗马圣皮埃尔教堂、索菲亚圣母院、沃尔姆斯教堂、克莱尔沃教堂、洛赞教堂、博热修道院济贫所、伯明翰圣托马教堂；钉子在圣德尼修道院、那不勒斯大教堂、锡拉丘兹的圣费利切教堂、威尼斯教堂和图卢兹的塞尔尼教堂；朗基奴斯用来扎在耶稣肋旁的标枪在圣保罗教堂的院墙外，在圣让-德拉特朗教堂、纽伦堡教堂和巴黎的圣夏佩尔教堂；圣餐杯在耶路撒冷；三个士兵用来抓阄赌耶稣内衣的三个骰子在索菲亚大教堂；沾满醋和胆汁的海绵在圣让-德拉特朗教堂、圣玛丽-杜特朗斯泰韦尔教堂、圣玛丽-马善尔教堂、圣马克教堂、卡比特的圣西尔韦斯特教堂、巴黎的圣夏佩尔教堂；荆棘编织的冠冕在埃夫勒圣托兰教堂、沙托梅扬教堂、奥尔良教堂、博让西教堂、蓝斯圣母院以及阿贝维尔、卢瓦尔河畔圣贝努阿、凡赞莱伊、巴莱姆、柯尔马、蒙托邦、维也纳和巴杜等地的教堂；圣器在热亚那圣洛伦佐教堂；维罗妮卡的面纱在罗马圣西尔维斯特罗教堂；耶稣的裹尸布在罗马、耶路撒冷、都灵、卡杜安、卡尔卡松、马耶讷、帕尔马、布拉格、巴约纳、约克、巴黎等地的教堂。

其余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吉多·曼代塔收集了有关骷髅地 [7] 的耶稣遗物的全部资料，尤其是有关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亚利马太人用来接耶稣伤口流下的血的圣器的资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古代史教授J.P.肖的一系列文章，他研究了有关圣器的所有传说，尽量从中找出可以站得住脚的真实成分。肖教授的分析并不令人鼓舞：他证明了传统上有关亚利马太人把圣器带到英国，熔化后藏在格拉斯顿伯里教堂内的说法只是根据受天主教影响（较晚？）的格拉尔民间传说。热那亚教堂 [8] 的圣器是一个绿宝石盆，传说是十字军于1102年在塞萨雷发现的。可是人们不禁会问，亚利马太人怎么会有一个绿宝石盆？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的圣器是一个双耳金盆，可是尊敬的神学家比德——虽然从来没见过圣器——认为盛过耶稣血的容器只不过是一只圣餐杯，人们之所以搞错，主要是因为抄写者把“供”字抄写为“盛”字。第四种传说叙述了埃提乌斯 [9] 让贡代利克的勃艮第人与撒克逊人、阿兰人、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结盟，阻挡阿提拉为首的匈奴。他们来到卡塔洛尼战场时，按照当时风俗带着他们赎罪的圣物，其中包括圣器，这是阿里乌斯教派传教士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后留给他们的。三十年以后，克洛维 [10] 在苏瓦松战役获胜夺过圣器。肖教授认为这个传说最不可靠，因为阿里乌斯教徒不承认耶稣变体（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变为耶稣身体的肉和血），不可能崇拜或让人崇拜耶稣遗物。

然而肖教授认为，从公元4世纪至18世纪末，在西方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频繁交往中，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真正的圣器被保存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埋葬耶稣后的第二天，圣器就成为人们最崇敬的物品。

舍伍德把曼代塔收集的大部分难以辨认的资料全部研究以后，认为这个意大利人找到了圣器的踪迹。他雇了一大批私人侦探试图跟踪曼代塔，但是毫无结果，隆基连曼代塔的长相都说不清楚。于是他决定向肖教授请教。他在新出版的《美国名人录》中找到了肖教授的地址并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月后，舍伍德收到回信：肖教授刚外出度假回来，由于他忙于期末考试，无法来波士顿，可是他很乐意在家里接待舍伍德。

1896年6月15日，他俩在肖教授纽约的住所会面。舍伍德刚提到发现卡尔利版本古籍书，肖教授就打断了他的话：

“是《埃莱娜小传》这本书吗？”

“正是，可是……”

“在书衬页内缝着一个小口袋，里边有骷髅地耶稣遗物的全部清单，对吗？”

“确实如此，可是……”

“好极了，尊敬的先生，我很高兴终于见到了您！这正是我的那本书，被您找到了！据我所知，这是一本孤本，两年前被盗。”

肖教授站起来，在一个文件筐里翻寻，找到几张揉皱的纸，走回来对舍伍德说：

“您看，这就是我在专业刊物上刊登的失物告示，并把它寄给了全国所有的图书馆。”

1893年4月6日在美国纽约J.P.肖教授住宅内，一本珍贵的1549年威尼斯卡尔利木雕版阿尔诺·德舍米耶著《埃莱娜小传》被窃，书面破损严重，书芯切口上漆，羊皮衬页。书的空白处写满了注释。有五页J.-B.卢梭 [11] 的真迹插页。

舍伍德不得不把他以为便宜得手的这本书还给肖教授。他没要肖教授给他的二百美元的补偿。相反，他向教授提出，愿意资助并请他一起利用这份丰富的资料。肖教授却一口拒绝：他在大学里的教学工作已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尤其是他认为这份资料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他已研究了二十年圣遗物历史，那些资料中不会有什么他还没弄清楚的问题。

舍伍德坚持自己的建议，最后他给出了一笔巨款，才获得教授的同意。一个月后，学校考试结束了，肖教授来到波士顿，开始仔细研究曼代塔留下的一大堆笔记本、剪报等资料。

他们从资料中获知，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在洛朗咖啡馆歌曲事件以后，被法国驱逐出境，他在萨伏依的欧根亲王 [12] 那儿当秘书时，对骷髅地的圣遗物做了清理校订。欧根亲王为奥地利作战，在上一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了贝尔格莱德。这场胜利，暂时结束了威尼斯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战争，1718年7月21日和约在帕萨罗维茨签订，英国和荷兰为调停者。正是在签订和约之际，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把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夹墙里的一些重要圣物送给欧根亲王，以求得和解。撒克逊的莫里斯在亲王手下效劳并学习军事，其实他早就是一位优秀将士，他给妻子洛本伯爵夫人的信中透露了这批赠品的内容：“……扎耶稣的标枪，荆棘编织的冠冕，耶稣受笞的皮带和笞鞭，可怜的耶稣的袍子和苇席，钉子，圣器，耶稣的裹尸布和面纱。”

谁也不知道这些圣物的下落。奥匈帝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教会从来没有以拥有这些圣物为荣。中世纪时，人们对圣物极为崇拜，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崇拜已经过时，欧根亲王请让-巴蒂斯特·卢梭清理这些曾被人崇敬的圣物时只是想嘲讽古人一下。

五十年以后，圣器又出现了：1765年政论家贝加利亚用意大利文写信给他的保护人费尔米安伯爵夏尔-约瑟夫，告诉他自己参观了文献学家比蒂斯居斯1727年死后遗赠给他当过校长的荷兰乌得勒支圣热鲁姆中学著名的文物陈列室，他特别提到“一只红陶器，据介绍是耶稣受难的圣器”。

显然肖教授知道让-巴蒂斯特·卢梭的清单和莫里斯的信的内容，清单原件就在他的卡尔利版本古籍书中。可是他不知道贝加利亚的信函之事。当他看完这封信后，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红陶制的圣器”证明了他长期以来不敢发表的推测：耶稣受难之夜，亚利马太人用来盛耶稣血的器皿不可能是金的、青铜的，更不可能是用一整块绿宝石雕成的容器，很显然是一件陶制品，是亚利马太人去清洗耶稣伤口之前，在市场上买的一个普通的陶罐。肖教授兴奋至极，想立即发表附加评论的贝加利亚的信件，而舍伍德费尽心计劝阻了他，劝他等发现了圣器以后再发表一篇更加轰动的论文！

但是首先要弄清乌得勒支圣器的来源。比蒂斯居斯文物陈列室的展品大多来自瑞典王后克利斯蒂娜宏富的收藏，文献学家曾多年依附于她。可是两份关于她的藏品介绍中都没有提及这件圣器。幸好，克利斯蒂娜王后的收藏比艾哈迈德三世向欧根亲王献赠圣物的时间要早得多。圣器有可能是这时得到的。然而欧根亲王没有把这批圣物分给教堂，也没有自己留下来——他亲自撰写的著名的藏品目录中没有包括圣物——人们不无理由地想到，他把这些圣物送给了他的亲信，或者亲信的亲信。正是在帕萨罗维茨和谈期间，他的亲信中有许多人有考古的嗜好。肖教授证实了这一关键问题，发现当时荷兰代表团的秘书正是文学家朱斯特·范埃芬。他不仅是比蒂斯居斯的学生，而且还是他的教子，因此可能是他为教父要求并获得了这个陶罐，不是因为它是一件虔诚之物——荷兰人是新教徒，从根本上反对崇拜圣物——而是因为它是一件很好的博物馆收藏品。

肖教授给数名荷兰教授、博物馆馆长、档案保管员发了信，大部分人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只有一位鹿特丹的地方档案保管员雅可布·范迪克提供了一些情况，介绍比蒂斯居斯收藏品的历史。

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 [13] 成立时，圣热鲁姆中学被关闭，变成了兵营。学校的大部分书籍和收藏品都被运到了“安全之处”。1814年原中学所在地又改为荷兰皇家军事学院。这些收藏品与其他公共或私人组织——如乌得勒支艺术与科学协会——的收藏品放在一起，成了一家文物博物馆的第一批收藏品。可是这家博物馆介绍收藏品的清单中只有几件罗马时期的红陶器，都标明是在乌得勒支附近凡茨坦因发现的出土文物，那儿曾驻扎过罗马兵营。

然而这个说法有不少矛盾之处，几个专家都认为第一份清单中就有错。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研究了这些陶器，指出了陶器上的纹章证明其中有一只编号为BC1182的陶器比其他几件都要早，怀疑它不是在凡茨坦因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因为这里驻扎兵营是比较晚的。这些结论发表在1855年哥本哈根《关于古代史》德文译本第二十二卷。雅可布·范迪克复制了几张陶器图，有不少评语。最后他说明四五年前，编号BC1182的陶器被盗。他已记不得被盗的背景，文物博物馆将会给他们提供确切情况。

舍伍德十分烦躁不安，肖教授又给文物博物馆写信。回信很长并附有一份《新潮流报》剪报。陶器被盗发生在1891年8月4日深夜。博物馆位于头年刚刚整修，还没有向公众开放的胡热朗公园里。一位美术学院学生特奥·范斯哈莱赫获准临摹文物，在一间没有对公众开放也没有看守的展室里画画。8月3日晚上，他设法躲在博物馆内。他只是打破了一扇窗，偷了陶器后从下水管道滑下来。第二天早上，警察到他住处搜查时，已经人去楼空。这证明陶器被盗是有预谋的，但是一切追捕都无效。这案件还没有失去法律时效，博物馆的长信中表示希望对方提供逮捕盗贼的线索并设法追回古陶器。

舍伍德确信这古陶器就是圣器，美术学院学生特奥·范斯哈莱赫就是历史系的学生吉多·曼代塔。可是如何再找到他呢？曼代塔失踪已有六个月，舍伍德雇用的私人侦探找遍了大西洋西岸，仍不见踪影。

此时发生了一件十分巧合的事情。那位意大利工人、曼代塔的房东又来找舍伍德。他说自己去新贝德福德干活，三天前看到那个学生从剑鱼旅馆出来。他穿过马路想去和对方说话，结果那学生已登上马车飞驰而去。

第二天，舍伍德和肖教授立即去剑鱼旅馆，很快就查到下榻在这家旅馆的曼代塔，他化名为吉姆·布朗。那天他没有出去，正待在房间里。肖教授首先自我介绍，吉姆·布朗-曼代塔-范斯哈莱赫没有推辞就接见了他俩，并向他们做了解释。

他在乌得勒支学法律时，在一家旧书商那儿获得一卷贝加利亚通信录，贝加利亚著有《犯罪与刑罚》，对刑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他买下这本书回家，因为对意大利语单词掌握不多，他只是马马虎虎地翻阅了此书，当看到那封叙述参观比蒂斯居斯收藏品的信时，他才产生了好奇。他的曾祖父曾是圣热鲁姆中学的学生，他决定自己去寻找圣器的踪迹。他找到以后就决定把它偷出来。他一举成功，博物馆看守发现文物被盗时，他已坐上了从阿姆斯特丹去纽约的轮船。

他打算出售这件陶器，可是遇见的第一位古董商就讥笑他，要求有更确切的证明，仅仅一封法学家的信是不够的。然而，这个陶器如果正是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所描写的、贝加利亚所见的那个器皿，它的来历还是有问题。范斯哈莱赫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听人说过肖教授——他对教授说：“你是欧美著名的权威。”教授听了脸有些发红——范斯哈莱赫在图书馆仔细研究过所有相关资料，悄悄地混入学生中听肖教授的课和科学报告会。在肖教授被任命为古代史系主任庆祝晚会的夜里，他偷偷潜入教授住宅，偷走了卡尔利版古籍书。尽管他是从另一方向出发探索研究，也终于弄清了圣器的历史。一旦证据在手，他即周游美国，首先去南部，因为听说那儿富翁多。确实，在新奥尔良，一位书商把他介绍给一位棉花种植园大富翁，对方出价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又回新贝德福德来取圣器。

舍伍德只是说了一句：“我出双倍价买。”

“不行，我与他已经说好。”

“你多拿二十五万美元，这值得你废除原来的合同。”

“绝对不行！”

“我出一百万！”

范斯哈莱赫有些犹豫不决。

“谁能证明你有一百万美元？你并没有带在身上！”

“我是没有随身带，但是我明天晚上就可以筹到这笔钱。”

“谁能保证明天晚上之前你不告发逮捕我？”

“那谁能保证你一定会把圣器交给我呢？”

肖教授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向他们提出如下建议：验证了圣器的真实性以后，舍伍德和范斯哈莱赫一起把它存放到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第二天他们一起在银行见面，舍伍德交给范斯哈莱赫一百万美元以后再开保险柜取圣器。

范斯哈莱赫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他不愿意去银行，要求改在一个中性、安全地点。肖教授再次出马献计：他与哈佛大学的校长迈克尔·斯蒂芬森很熟，知道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柜，为什么不请他协助这次棘手的交易呢？当然你们可以请他严守秘密，而且不必让他知道交易的内容。舍伍德和范斯哈莱赫一致同意。于是肖教授给斯蒂芬森打电话，最后征得了他的同意。

“不要干出你们会后悔的事！”范斯哈莱赫突然对他俩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枪，一边退到房间的另一头，接着说，“圣器在床下，请看吧，不过得小心点儿。”

肖教授从床下拖出一个小箱子，把箱子打开。箱子里的圣器被裹得严严实实。圣器和隆德大学贝兹利乌斯教授描写的BC1182编号的陶器形状完全一样，底座下面有红色标记。

当天晚上，他们来到哈佛大学，斯蒂芬森正等着他们。四人一起走进办公室，斯蒂芬森打开保险柜，把小箱子放入。

第二天晚上，四个人又见面了，斯蒂芬森打开保险柜，把小箱子拿出来交给舍伍德。舍伍德交给范斯哈莱赫一只旅行包。范斯哈莱赫迅速检查了旅行包内的东西——二百五十沓二百张一捆的二十美元钞票——他向三个人点头告别，随即离去。

肖教授说：“先生们，我们该喝一杯香槟庆祝一下。”

天色不早，他们喝了几杯后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斯蒂芬森留他们住宿的邀请。可是，舍伍德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看到房间里空空的。小箱子放在床头边的一张矮桌子上，陶器还在箱内。头天晚上看到的家仆满堂、灯火辉煌，以及各种艺术品琳琅满目的摆设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几间跳舞练功房和空房间。“校长办公室”是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像是衣帽间，里面一本书也没有，更没有保险柜，也没有油画。舍伍德后来才知道这是很多组织、团体举行年会租用的场地，两天前有一位金先生以“加拉哈德 [14] 协会”名义租用，当然再也无法找到这位金先生了。

舍伍德给迈克尔·斯蒂芬森打电话，回答的声音很陌生，他从来没听到过那个声音，尤其不是头天晚上听到的那个声音。斯蒂芬森确实知道肖教授的大名，但是他对获知肖教授已经从埃及考察归来感到很惊奇。

隆基住所的那些妇女和孩子，还有所谓的斯蒂芬森家的用人都是按钟点付酬的临时工，隆基和假斯蒂芬森都是扮演某一种角色的下手，他们对于范斯哈莱赫和假肖教授一手策划的诈骗案内情知道不多，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范斯哈莱赫是一位天才的伪造家，伪造了贝加利亚的信件、文章以及《新潮流报》的剪报。他从鹿特丹和乌得勒支分别寄出伪造的雅可布·范迪克和文物博物馆馆长的信函，然后再来到新贝德福德演出最后一幕以结束骗局。其他材料——肖教授的文章、《埃莱娜小传》、让-巴蒂斯特·卢梭的清单、撒克逊的莫里斯的信件——都是真品，除非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已有人伪造。假肖教授在真肖教授的书房里找到这些资料，这正是这次诈骗的起因。真肖教授去“法老之乡”埃及考察，假肖教授就成了他书房的常客。那个所谓的古陶器是他们在突尼斯纳布勒市场买的一只凉水壶（一种素烧陶器），稍加修饰加工而已。

詹姆斯·舍伍德是巴特尔布思的二外公，是他外公的兄弟，也就是他母亲的叔叔。四年以后，1900年他去世时，正是巴特尔布思出生的那一年，他的巨额财产留给了他唯一的继承人——他的侄女普里西娅，一年半前她嫁给了一个伦敦商人乔纳森·巴特尔布思。她把房产、狗、马、收藏品都在波士顿处理掉，“有贝兹利乌斯标记的罗马陶器”总算卖了两千美元。普里西娅把一部分家具运回英国，其中有一套纯正英国殖民时期式样的桃花心木办公家具：一张写字台、一个文件架、一把躺椅、一把转椅、三把椅子以及这个旋转式书架，舍伍德就是站在这个书架旁拍过一张相片。

这个旋转式书架和舍伍德生前狂热寻获的一件孤品——约翰·克鲁齐 [15] 根据爱迪生设计的图纸制造的第一台留声机，现在都在巴特尔布思家中。厄休拉·索比埃斯基希望能检查舍伍德这些遗物，以便从中找到能让她结束调查的文件，她的调查已经拖了很长时间。

女作家研究过此案中相对立双方的关系（“真的”肖教授和斯蒂芬森教授以及舍伍德的私人秘书之间的关系，她看过舍伍德的私人日记）。厄休拉·索比埃斯基重新理顺了这个案件，她几次认为舍伍德是否一开始就猜到这是故弄玄虚：他出钱不是买陶器，而是为了诈骗能实施；他任人引诱，完全按照假肖教授的计划行事，半信半疑又高兴，感到这是一种最有效的解闷方法，比找到一件真正的财富更有趣味。这种推测是很有吸引力的，符合舍伍德的性格。可是厄休拉·索比埃斯基还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只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她是对的——詹姆斯·舍伍德对花掉一百万美元一点儿也不心疼。两年后，一件社会新闻可能能对此做出解释：1898年，在阿根廷破获了一个试图流通大量伪造的二十美元纸币的团伙。

[1] 据《圣经》记载，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位犹太财主、耶稣的门徒，获准殡葬受难的耶稣。

[2] 此处与史实不符。居里夫妇于1898年发现镭的存在。1910年，居里夫人才提炼出金属镭，并因此于次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3] Dépêche d'Ems，1870年普鲁士国王给法国信使的回信，拒绝接受法国的条件，最后导致普法战争爆发。

[4] 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拳击运动员，重量级世界冠军，1921年7月2日与法国运动员卡尔邦蒂埃（Georges Carpentier，1894－1975）比赛时被后者击败。

[5] Tarzon，美国作家伯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小说《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 ）中的主人公。

[6] Rita Hayworth（1918－1987），美国女演员。

[7] Colgotha，亦作“Calvary”“Gagulta”，罗马统治以色列时期耶路撒冷城郊之山，是耶稣受难地，又译“各各他山”“加尔瓦略山”“哥尔哥达山”。

[8] 即前文提及的圣洛朗教堂，该教堂藏有一件绿色透明材料制作的六角形容器，被称为“Sacro Catino”，据传为圣器。

[9] Aetius（390－454），西罗马帝国末期主要军事统帅。

[10] Clovis（465－511），法兰克人领袖，法兰克王国第一任国王。

[11] Jean-Baptiste Rousseau（1671－1741），法国诗人。

[12] Prince Eugène（1663－1736），出身于意大利贵族、成长于法国宫廷的奥地利军事家。

[13] République Batave，1795至1806年期间，在现荷兰领土上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个傀儡国。

[14] Galahad，亚瑟王传说中的骑士，最终寻获圣器。

[15] Jokn Kruesi（1843－1899），瑞士工程师，爱迪生的合伙人。

第二十三章

莫罗2

莫罗夫人憎恶巴黎。

1940年，丈夫死后，她接管了工厂。这家工厂当时只是个家庭式小厂，是她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承的遗产。他办得马马虎虎，雇用了三个温顺听话的木工，她负责在黑布面精装账本上用紫墨水记账。空余时间，她几乎是过着农妇的生活，养鸡，养鸭，种菜，做果酱和肉酱。

她觉得她最好把一切都卖掉，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除了鸡、兔子、番茄秧、几块生菜地和白菜地以外，她还需要什么呢？这样她就可以坐在壁炉旁边，身边围着几只安静的猫，听着嘀嗒嘀嗒的钟声，叮咚叮咚敲打檐沟的雨声，远处过路的七点钟的班车声；晚上睡觉前先用长柄汤婆子暖暖床，白天坐在石凳上晒晒太阳，从《新共和报》上剪下菜谱，贴在自己的菜谱集锦中。

可是她没有这样生活，相反她发展和改造了这个小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她想这是为了忠于她的丈夫，可是她丈夫如果活着，也会认不出原来刨花满地的小厂的今日面貌：两千名工人，有铣工、车工、钳工、机械修配工、装配工、电缆工、检验员、制图员、开坯工、模型工、油漆工、仓库员、包装工、打包工、司机、送货员、工头、工程师、秘书、广告师、推销员、行商代理人；每年生产和销售各种品种、各种规格的工具四千万件。

她具有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上床，准时正确而果断地处理一切事务。她威望素著，待人宽容，但不信任任何人，完全按照自己的直觉和推理行事。她终于挤垮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十分从容地占领了市场，这是一般人难以预料的。她控制了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随时向市场提供新产品，并且总是能很快地找到推销处。

直到最近几年，年迈和疾病使她卧床不起，这之前她总是不停地往来于庞坦和罗曼维尔的工厂、大军团大街的办公室和这套与她一点儿也不相配的豪华居室之间。她匆匆视察车间，训斥会计和打字员，责骂不遵守期限的供货商人，以坚强的毅力主持行政会议——她一开口，会上所有的人都得俯首恭听。

然而，她憎恨这一切。只要能够脱离这些活动，哪怕是几小时，她就会拉着特雷凡太太到圣穆埃齐去。可是她父母的农庄已经荒芜。果园和菜园里杂草丛生，果树已经不结果。屋内潮湿，墙纸脱落，门框和窗框也都变了形。

她和特雷凡太太一起点着壁炉，打开窗户，拍打床垫。在庞坦，她有四个花匠，负责修整草坪、花坛、小树丛和工厂周围的篱笆；在这儿，她竟找不到一个人来看管花园。圣穆埃齐曾经是一个大镇，有集市，现在只剩下一些整修改装的别墅，平时空空荡荡，周末则挤满了城里人：他们带着莫罗牌钻子、莫罗牌圆锯、莫罗牌拆卸式车床、莫罗牌多用梯子，竖起柱子和石头，挂上马车灯，拼命地改装牛栏和农具库。

然后她又回到巴黎，重新穿上香奈尔时装，为她的外国富商客户举办高级宴会，用意大利顶级设计师设计的餐具招待他们。

她既不吝啬，也不挥霍，确切地说，她对钱不感兴趣。不过既然决心当一名女企业家，她又不得不若无其事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和生活排场。

她的房间正是根据她的这种构想整修布置的。她只为自己留下了一间卧室，完全隔音，从家乡运来了那张又高又宽的船形大床，还有一把双耳太师椅——她父亲曾经坐在这把椅子上听收音机。她把其余的房间全部交给装修设计师去装饰布置，只给了他三句话做指示：这是一位企业主在巴黎的住宅；内部要宽敞明亮，富丽堂皇，与众不同，豪华无比；能给巴伐利亚工厂主、瑞士银行家、日本买主、意大利工程师、索邦大学教授、商业和工业部副国务秘书、函购网主持人等各种人物都留下美好的印象。她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和要求，费用上也没有限制，装修设计师是全权负责人，从选择玻璃、灯具、电器、小摆设、桌布，到决定色调、门把手、窗帘和双层窗帘，一切都由他管。

装修设计师亨利·弗勒里不是简单地完成任务而已。他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佳作。在一般情况下，室内装饰往往是设计师的构想和顾客的要求相互矛盾然后相互妥协的结果，而这一次，他可以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可以让自己的室内建筑学理论得以实践：重新布置空间，按舞台形式调节灯光，把各种不同的风格有机地融合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书房兼吸烟室——正是他的代表作。这儿原先是一间大约长六米宽四米的长方形房间。弗勒里先把它改成椭圆形，在四壁安装了八块深色雕花木质护墙板，护墙板是他亲自到西班牙采购的，据说出自普拉多宫。沿着护墙板摆了一溜黑色红木、镶嵌铜饰的高大书架，书架搁板上放了许多哈瓦那皮面精装的艺术书籍，大部分按字母顺序排列。书架下方，按照书架摆放的弧度，安置了一圈栗色皮面大沙发。沙发与沙发之间摆上纤巧的圭亚那紫木独脚小圆桌，房间中央放着一张笨重的中柱支撑的四页折叠桌，桌上放着报纸和杂志。地板上满铺着一块厚厚的深红色羊毛地毯，地毯上勾有颜色更深的三角形装饰图案。在一个书架前放着一个铜饰橡木梯凳，可以站上去从高架上取东西，梯凳的一只脚上钉满了金币。

有几个书架装上了玻璃门，成了展览橱柜。左侧第一个橱柜里陈列着一些旧年历、历书、第二帝国时代的记事本以及一些小幅张贴画，例如卡桑德尔 [1] 的《诺曼底》和保尔·柯兰 [2] 的《凯旋门大奖》等。在第二个橱柜里——这是唯一可以令人想到女主人事业的陈列柜——放着几件旧工具：三个刨子、两把横口斧、一把两头木工凿、六把冷錾、两把锉刀、三把锤子、三把螺旋钻、两把木工钻，这些工具都是开挖苏伊士运河时使用过的，上面都标有苏伊士公司的交织字母。此外，还有一把令人惊叹不已的舍菲尔德多用刀，外观像是一把普通袖珍小刀（只是稍厚一些），可是里面还装有不同大小的刀子；还有一些螺丝刀、开瓶器、钳子、羽笔、指甲锉刀和锥子。第三个橱柜里陈列着原属生理学家弗卢朗 [3] 的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副通体红色的幼猪骨架，为了验证胎儿和母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关系，这位科学家用掺入红色茜草的饲料喂养怀崽母猪，八十四天后母猪产下了这头小猪。在第四个橱柜里，布置了一个高一百厘米、宽九十厘米、深六十厘米的六面形娃娃屋。这是一件19世纪末的作品，每一个细节都模仿英国式农村小别墅的样子：一间带落地窗的会客厅（双尖拱穹隆），里面挂着温度计；一个小客厅；四间卧室；两间用人房；一间铺地砖的厨房，里边有炉灶和配膳室；一间敞厅，里面有放衣服的壁柜，还有一列浅色橡木书架，上面放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新百年词典》、几套中世纪东方军队的甲胄、一面锣、一盏大理石雕刻灯、一个挂式花盆架、一部硬橡胶电话机（旁边放着电话号码本）、一块带网状边饰的奶油色长羊毛桌毯、一张虎爪饰中柱的牌桌、一个镶铜边的壁炉（炉台上放着一座精密的威斯敏斯特自鸣钟）、一个气压-湿度计、几把红长毛绒面靠背椅、一架三扇面日本屏风、一副带水晶坠子的金字塔形分枝蜡烛架、一只养着鹦鹉的鸟笼，还有几百件非常逼真的微型常用物品、小摆设、餐具、服装等，比如小凳子、彩色石印画片、汽酒瓶、挂在衣架上的披风、晾在水房里的长短袜子，甚至还有两个比顶针还小的紫铜花盆，里面长出两丛绿色植物。在第五个橱柜里，倾斜的搁板上陈列着一些打开的乐谱，其中有威廉·福斯特于1782年在伦敦出版的《海顿D大调第70号交响曲》总谱标题页。

莫罗夫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对弗勒里装潢的看法告诉他。她只承认他的设计很实用，感谢他选择的那些陈列品，每一件物品都可以成为一次晚宴前愉快的谈话内容。日本人非常喜欢那个微型小屋。教授们则对海顿交响乐章谈笑风生。那些古老的工具总能引出商业和工业部副国务秘书们关于法国手工业和体力劳动的动听话题，他们称赞莫罗夫人保持了法国手工业的繁荣。当然，还是弗卢朗的幼猪骨架最成功，经常有人向他提供巨额捐赠。至于钉在书架前梯凳的一只凳脚上的金币，因为常常有不知名的客人顺手牵羊，莫罗夫人不得不用一些假金币把它们换下来。

特雷凡太太和护士去莫罗夫人卧室之前先在这间书房里喝了一会儿茶。在一个独脚小圆桌上放着一个榆木树瘤做的圆托盘，托盘里有三只茶杯、一把茶壶、一个凉水瓶，还有一个装着一些饼干的碟子。旁边沙发上有一张折起来的报纸，外面只露出填字游戏：格子里几乎仍然空白，只有第一横行的ETONNEMENT（惊奇）和第三纵行的头几个字母OIGNON（洋葱）清晰可见。

莫罗夫人养了两只猫——比朴和拉米努茨，它们睡在地毯上，四腿舒展，背肌松弛，正处在人们认为不正常的睡眠阶段，一般说是处在做梦状态。

两只猫旁边有些被打碎的小奶罐的碎片。人们猜测，特雷凡太太和护士一离开书房，两只猫中有一只——是比朴，还是拉米努茨，或是两只合伙捣乱——用灵巧的爪子弄倒并打碎了奶罐，可惜它们白忙活了，因为地毯马上把流出的牛奶吸了去。地毯上留下的奶渍还很明显，说明这出戏刚刚收场。

[1] Cassandre（1901－1968），乌克兰裔法国画家、海报和字体设计师，原名阿道夫·让-玛丽·穆龙（Adolphe Jean-Marie Mouron）。

[2] Paul Colin（1892－1985），法国海报艺术家。

[3] Jean Pierre Flourens（1794－1867），法国生理学家，首先提出人的思想与意志由大脑而非心脏支配。

第二十四章

马西亚1

马西亚太太古玩店的后间。

马西亚太太与她的丈夫和儿子住在一楼右侧的一套三居室。她的商店在一楼左侧，位于门房和公寓用人、送货者进出的后门之间。马西亚太太从来不真正地区分她要出售的家具和她日常生活用的家具。因此，她生活中的主要精力用于把家具、吊灯、台灯、餐具及各种物品在她住的套间、商店、商店后间和地下室之间搬来搬去。当然，往往是在出售或收购时进行这类搬运（为了让出空地），但有时是由于突来的念头、异想天开、心血来潮或心中烦恼。在上述四个地方搬动的路线不会超过十二种对调的可能性，如图一（下页）所示，一般总是严格按照图二（下页）的路线进行搬动。当马西亚太太收购一件物品时，她先把它放在套间内或放在地下室里，然后转到商店后间，再搬到商店，最后，这件物品可能又从商店回到套间——这件物品如果原来是在地下室，则是第一次从商店来到套间。一件物品不可能再搬回地下室，或不经过商店后间而直接搬到商店，也不可能从商店再倒回商店后间，或从商店后间倒回套间，更不会从地下室直接搬到套间。

商店后间是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地面铺着亚麻油毡，堆满了各种大小物品，简直难以分辨。因此很难列出一张完整的清单，只能描述一下这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物品中露在表面的那些东西。

图一

图二

左侧墙上有一个连通商店后间和商店的门，门扇开启处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没有放东西的空间。门旁墙根下放着一张路易十六式样的活动柱面盖大办公桌，结构有点儿粗俗。活动柱面盖开着，露出铺着绿色皮罩的工作台平面，上面放着一帧半卷的画轴。画面表现的是日本文学中一个著名的情节：源氏王子悄悄地进入伊予介长官官邸，躲在帷幔后偷看漂亮的长官夫人空蝉和她的女友 [1] 轩端荻下围棋，王子正热恋着这位美人。

稍远处，沿墙摆放了六把浅绿色油漆木椅，椅子上放着一些茹伊印花布的画轴。最上面的是一幅田园风光画，画的是耕田的农夫和放羊的牧童，牧童背着草帽，牵着牧羊犬，手倚牧羊铲，两眼望天，羊群四散，围绕脚下。

再过去是一堆古代的军用品，武器、肩带、军鼓、筒状军帽、尖顶盔、子弹盒、皮带钎、有肋状胸饰的毛呢短上衣、皮制装备等，这堆物品中最显眼的是一批短而微弯的步兵用短军刀，还有一个S形桃花心木长沙发，上面盖着一块花布。据说这张沙发是一位俄国亲王于1892年送给拉格丽西 [2] 的。

房间的右角堆满一摞摞晃晃悠悠的书刊：一些深红色对开本的丛刊，一些《戏剧周》杂志合订本，一套精美的分成上下册的《特雷武词典》，很多19世纪末期出版的用绿色和金色硬纸板面装潢的书籍，有些书上有作者签名，如吉普 [3] 、埃德加·华莱士 [4] 、奥克塔夫·米尔博 [5] 、费利西安·尚索尔 [6] 、马克斯·菲舍尔与亚历克斯·菲舍尔兄弟 [7] 、亨利·拉夫当 [8] 的签名，还有罕见的弗洛朗斯·巴拉尔的作品《三角复仇》，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最令人震惊的幻想小说开山作之一。

在一些置物架、小床头桌、独脚圆桌、梳妆桌、教会椅子、牌桌以及长凳上杂乱无章地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摆设：烟盒，粉盒，药片盒，假痣盒，银托盘，蜡烛盘，蜡烛台和火炬，文具盒，墨水瓶，角柄放大镜，小瓶，佐料瓶架，花盆，棋盘，镜子，小镜框，系在腰上的小钱袋，一些拐杖。在房间的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肉铺案台，上面放着一只镂刻银盖的啤酒杯，三件博物学家喜欢的奇品——一只巨大的蜢蜘，一个装在大理石石块上的所谓的愚鸠蛋化石，以及一块巨大的菊石。

天花板悬挂着几个荷兰、威尼斯和中国的吊灯。墙上几乎挂满了油画、版画和各种复制品。室内光线不足，阴影中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画面，偶尔能看清一个画家的签名，比如佩尔兰；或是画框下方刻在一块木牌上的画名，比如《野心》《比赛中的一天》《第一次攀登塞尔万峰》；或是一个细节：一位拉车的中国农夫，一位青年双膝跪地接受其君主授予的兵器。只有五幅画的画面清楚，可对其做出精确的描述。

第一幅是名为《威尼斯妇女》的妇人肖像画。她穿着一件朱红色天鹅绒连衣裙，腰系金银线编织腰带，赤裸的手臂露在宽大的衬白鼬皮衣袖外面，扶在她身后楼梯的栏杆上。左侧有一根大柱子直通画面的顶端，与一组拱形建筑相连。画面下方隐约可见一丛丛近乎黑色的橘子树，明显地衬托着蓝天白云。罩着台毯的栏杆上放着一只银盘，盘内有束鲜花、一串琥珀珠、一把匕首和一个泛黄的旧象牙盒，盒内装满古威尼斯金币；有几枚金币掉在地上，组成一条闪闪发光的虚线，把观画者的目光指引向妇女的脚尖，她站在楼梯倒数第二级，动作自然，正好在明亮的光区中。

第二幅是一幅放荡的版画，题为《仆人》。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戴着一顶厨房小学徒的帽子，裤子被褪到脚踝，全身靠着一张笨重的厨房工作台站着，一个肥胖的厨师正在鸡奸他。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躺在一张长凳上，解开裤子的开裆，露出勃起的阳具，一名侍女双手提起裙子和围裙正要跨坐在他身上。厨房工作台的另一端，一堆可口的通心粉前面，画中第五位人物，一个全身穿着黑衣的老头，毫不动情地看着他们。

第三幅是一幅田野风景画。一片带斜坡的长方形草地，茂盛的绿草丛中露出许多黄花（似乎是普通的蒲公英）。草地的高处有一座木屋式别墅，一位戴头巾的农妇和一位保姆正在门口聊天。三个孩子在草地上玩：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在摘黄花，做花束。

第四幅是一幅署名布朗夏尔的漫画，题名为《除非母鸡长牙齿》。画中布朗热将军 [9] 和夏尔·弗洛凯议员 [10] 握手。

第五幅是一幅水彩画，题名为《手帕》，描写巴黎生活的传统场景。在利沃里街，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故意把手帕掉在地上，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男人——细细的小胡子，单片眼镜，锃亮的皮鞋，上衣饰孔上插着康乃馨等——正急着弯腰去捡手帕。

[1] 该情节出自《源氏物语》。原著中，轩端荻为空蝉继女。

[2] La Grisi（1811－1869），即Carlotta Grisi，意大利歌剧演唱家，被公认为19世纪主要的女高音之一。

[3] Gyp（1849－1932），法国作家德马特尔·德让维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Martel de Janville）的笔名。

[4] 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作家，好莱坞电影《金刚》（1933）的编剧。

[5] Octave Mirbeau（1848－1917），法国作家。

[6] Félicien Champsaur（1858－1934），法国小说家。

[7] Max Fischer（1880－1957），Alex Fischer（1881－1935），出生于瑞士的法国作家兄弟，曾为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Éditions Flammarion）编辑多达340余卷的廉价畅销文学丛书《精选集》（Select-Collection ），其中收有前面提到的吉普、奥克塔夫·米尔博的作品。

[8] Henri Lavedan（1859－1940），法国作家。

[9] 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陆军部长。他成为仇恨共和制各派手中的工具，得到波拿巴主义者和保王党人的支持。1888年他成为法国政坛风云人物。

[10] Charles Floquet（1828－1896），法国政治家。1876年担任议长。他公开抨击布朗热将军。1888年7月13日，他与布朗热进行决斗，使对手负伤。

第二十五章

阿尔塔蒙2

阿尔塔蒙家的餐厅与套间正面所有的房间一样，经过专门布置，即将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餐厅是一间八角形房间，四个斜角的墙面上装了许多暗柜。地上铺着上釉的地砖，四壁裱了软木墙纸。最里面有一扇门通向厨房，厨房里三位穿白色工作服的厨师正忙着。右侧有一个双扉门，大开着，直通用来接待客人的各个房间。左侧沿墙设置的X形支架上摆着四桶酒。房间正中用三根镀金铜链吊着一个乳白玻璃灯盏，灯盏下有一张以庞贝火山熔岩为支架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茶色六边形托盘，托盘上摆满彩绘中国小碟，里面分别盛着各种小吃：腌鱼脊肉，虾，橄榄，腰果，熏黍鲱，葡萄叶包的馅饼，配有鲑鱼、芦笋尖、鸡蛋片、番茄、猪舌和鳟鱼的各种吐司，微型猪油火腿蛋糕，特小号比萨饼，细条奶酪。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酒桶下方铺垫了一张晚报，可能为了防止渗酒。晚报一页上有一个填字游戏，与莫罗夫人的女护士玩的填字游戏完全一样。这页的填字游戏虽然没有填满，但是已有不少进展：

战前，早在阿尔塔蒙一家把这个房间改装为餐厅之前，它原来的住户是马塞尔·阿邦泽尔，他在巴黎居住的时间不长。

马塞尔·阿邦泽尔原是奥地利人，毕业于马林诺夫斯基 [1] 学校，专攻人种学，他决心遵照师训进一步深入研究，故而决定与他所要研究的部落打成一片，完全成为其中的一员。1932年，他二十三岁，独自一人出发到苏门答腊，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尽量少带西方文明的工具、武器和炊具，只带了些传统的礼品——烟草、大米、茶叶、项链。他雇了一个马来向导，名叫索里，打算乘独木舟沿阿勒里丹河、黑河而上。最初几天，他们遇见过几个采橡胶的工人和几个顺流而下排运高大的珍贵树木的工人。以后，在整个航道上就只剩下他俩了。

他们寻找的对象是一个像幽灵般出没无常的部落，马来人称之为“阿纳达拉姆斯”，有时也被叫作“奥朗-库布”，或简称“库布”。“奥朗-库布”的意思是“自卫的人”，而“阿纳达拉姆斯”则意为“内地之子”。苏门答腊的所有居民都住在海岸地区，只有库布人居住在岛中央，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热带森林地区，到处都是沼泽和蚂蟥。不少神话传说、文献资料和古代文物似乎都证明库布人从前是这个岛的主人，后来被从爪哇来的侵略者打败，一直逃到丛林深处躲藏起来。

一年前，索里曾到过一个离阿勒里丹河不远的库布人村庄。这次阿邦泽尔和他一起航行和步行了三周才走到那儿。可是由五个吊脚楼组成的小村庄已被遗弃，里面空无一人。阿邦泽尔说服索里和他继续向上游前进。他们又航行了八天，什么也没找到，索里不干了，决定回到海岸地区。阿邦泽尔坚持继续寻找，于是他把独木舟和大部分物品留给了索里，独自一人带上一点儿礼品深入丛林。

索里回到海岸地区以后，把情况通知了荷兰当局。他们派出了几组搜索队搜寻阿邦泽尔，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五年零十一个月以后，阿邦泽尔又重新出现了。一个探矿队坐着摩托艇在距他原先出发点六百公里之远的穆西河 [2] 边发现了他。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九公斤，光着上身，仅穿一条破裤子，实际上是用几根看来还结实但已毫无弹性的黄色背带连起来的无数块破布头。他被送到巨港 [3] ，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以后就被遣送回国，不过不是回他的出生地维也纳，而是来到巴黎，在他出发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母亲已在巴黎定居。

回国这段路程整整走了一个月，这正好给阿邦泽尔提供了一个恢复的机会。起初，他简直是一个废人，几乎一点儿也不能动弹，甚至不会自己吃饭，他实际上丧失了使用语言的能力，只是在每隔三五天发一次高烧时不断地说胡话，发出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后来他渐渐地恢复了体力和智力，重新学会了坐椅子、用刀叉、理发、刮胡子（船上的理发员已经给他剃掉了十分之九的头发和全部胡须），学会了穿衬衣、用假领、系领带，最困难的是学习穿鞋子，他的脚上全是硬皮和裂口。尽管如此，当他抵达马赛时，前来迎接他的老母亲还是没费多大劲就认出了他。

阿邦泽尔去苏门答腊探险之前，曾在施泰尔马克州格拉茨做人种学家的助手。现在他当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了。他是犹太人，何况几个月之前，已经宣布奥地利合并给德国，所有的奥地利大学都关门了，原来在他考察期间一直寄给他的工资也冻结了。他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通过马林诺夫斯基见到了马塞尔·莫斯，后者邀请他到人种学学院去讲学，专讲阿纳达拉姆斯部族的生活方式。

有关他在苏门答腊考察的七十一个月之间发生的一切，阿邦泽尔既没有带回什么物品，也没有留下资料和笔记。他借口需要保留完整的记忆、印象和分析，在报告会之前一直保持沉默，拒绝透露任何情况。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开始的时候，他写得很快，很兴奋，简直有点儿狂热，但是不久他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涂涂改改。他母亲走进他房间时，往往看到他不是坐在桌前，而是坐在床边，上身笔直，双手放在膝上，眼睛盯着一只在窗前飞来飞去的黄蜂，又好像盯着挂在门后的一块有茶色双穗的灰褐色手巾，似乎在寻找一根丢失的线头。

在预定由他做第一次报告——题目是“苏门答腊的阿纳达拉姆斯人：初步研究”——的前几天，各家报纸都发了消息，可是年轻的人种学家没有把《社会学年刊》准备登载的内容提要交给学院秘书，而是把它和报告原稿一起一把火烧掉了，然后提着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皮箱，离家出走了。他给他母亲留下一张字条，说他要重返苏门答腊，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泄露任何有关奥朗-库布族的情况，只好再次出走。

在他烧毁的材料中有一个笔记本幸免化为灰烬。这本薄薄的笔记本只用了一半，上面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人种学院的几位学生费了很大劲才弄清了它的内容。另外，通过阿邦泽尔给马林诺夫斯基的几封信，来自苏门答腊的其他材料，以及某些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提供的情况，人们终于大体弄清了他的探险经历，并概括地描绘了这些神秘的“内地之子”的形象。

那一次，阿邦泽尔步行数天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库布人村庄：一块小空地上成环形排列着十几个吊脚楼。乍一看，似乎村里一个人也没有，走近后才发现一些老人躺在屋檐下的草席上，都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他走过去，以马来人的方式向他们问候，摸摸他们的手指，然后把右手放在胸前，在每位老人面前放一小袋茶叶或烟草作礼物。可是他们都不理睬他，连头也没点一下，碰也不碰他放下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有狗叫起来，村子里突然涌现出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都带着标枪，但没有人威胁他，没有人看他一眼，似乎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阿邦泽尔在村子里过了好几天，一直没能和这些简朴的村民打上交道。他把带来的茶叶、烟草都送完了也是白费心机，所有库布人——包括孩子——都没有拿他的礼物。这里每晚都下一场暴雨，那些茶叶和烟草都泡汤了。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他们如何生活，开始记下他所看到的东西。

他向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他的主要观察。奥朗-库布确实是上古时期文明遗留下的后人，他们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来，只能深入内地森林生活，因而更加退化了。现在他们不会生产金属制品，可是有铁标枪，手上戴着银戒指。他们的语言和海岸地区居民的语言相近，阿邦泽尔大部分都能听懂。使他最惊奇的是他们使用的词汇极为有限，总共不超过十几个单词。他想，库布人是否和遥远的类似部落巴布阿人一样，有意识地使词汇贫乏，村里每死一个人，就减少一些单词。这样，一个单词往往表示越来越多的意思，比如表示“打猎”的马来语，也可以表示“驱赶”“走路”“背东西”“标枪”“羚羊”“野猪”“肉类食品常用的香料”“森林”“明天”“清晨”等，同样“香蕉”还可表示“吃”、“用餐”、“汤”、“房屋”、“罐”、“席子”、“火”、“火石”（库布人用两块火石撞击生火）、“钩扣”、“梳子”、“染发剂”（用可可奶掺和各种泥土和植物）等。阿邦泽尔对库布了解得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语言这方面的特点。他给在哥本哈根任教的瑞典语史学家哈波·塔斯格松——他是在维也纳工作时认识这位学者的——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这些情况。在信中，他把这种语言特征比作一位西方木匠。这位木匠使用的工具都有确切的名称——划线规、槽刨、线脚刨、长刨、狭凿、粗刨、线刨等——可是他向徒弟要这些工具时，就只是说：“把那‘家伙’递给我！”

第四天早上，阿邦泽尔醒来时，发现村里和草屋里都空无一人，全村居民，男女老幼，连狗和那些躺在草席上不动的老人，都走了，带走了他们的三头山羊和少得可怜的山药。

阿邦泽尔两个多月后才重新找到他们，这次他们的草屋简陋地盖在一个蚊子特别多的涝洼地旁。和上次一样，库布人不和他说话，也不要他的礼物。有一次，他看到两个人想抬起一棵被雷电击倒的大树干，他打算上去帮忙。结果他刚把手搭在树上，那两个人就把树干丢下走开了。第二天早晨，村庄又被遗弃了。

阿邦泽尔跟随他们五年，每次刚刚发现他们的踪迹，他们就迁走了，而且越来越深入人类无法居住的地区，建造的村庄也越来越简陋。阿邦泽尔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他们这种迁徙行为的动机。库布人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搞刀耕火种，没有任何理由如此频繁地迁移。这种迁移并不是为了打猎或采摘野果，难道这是一种宗教仪式？是为了举行成人典礼而进行的考验，或是与出生、死亡有关的一种少见的礼仪？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上述想法。诚然，库布族的礼仪是难以理解的，但表面看来与他们的迁移毫无关系。对于阿邦泽尔来说，他们的迁移实在难以捉摸。

最后他终于弄清了真相，一个十分残酷而又明显不过的事实。他第二次出走五个月后，从仰光给他母亲发了一封信，信中极好地概述了这一事实：

作为一名人种志学者，我立志全身心地投入我的专业，并企图以此为手段，具体地了解人类的深层特性，换句话说，就是透过各种文化不合常规地表现出来的一切事物，了解决定人类命运的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但是我感到失望和懊恼。虽然我只能企求发现相对真理（获得绝对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但我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并不在此。我愿意过最原始的生活，在这些从来没有人见到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人见到的可爱的土著人之中，我感到十分满足。通过一次令人激动的探险，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野人，我只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生活，分担他们的疾苦，遵守他们的礼节。唉！可惜他们不要我，他们不想把他们的习俗和信仰告诉我，他们不需要我放在他们身边的礼物，不需要我力所能及的帮助！相反，正是因为我的出现，才使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村庄；为了使我泄气，让我知道坚持下去是徒劳的，他们选择定居地区的环境一次比一次更艰苦。他们以此向我表示：宁可面对老虎、火山、沼泽、大象、令人窒息的浓雾和能致死的毒蜘蛛，也不愿和人打交道！我以为自己经历了足够的肉体的痛苦。现在我明白了，最大的痛苦是感到灵魂的死亡……

马塞尔·阿邦泽尔后来再也没有写过信，他母亲托人四处寻找，仍是不见踪影。不久，战争爆发了，对他的寻找也中断了。阿邦泽尔太太一直不肯离开巴黎，甚至连她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示众》周刊上没有佩戴黄星 [4] 的犹太人名单里，她也不肯走。一天晚上，一位好心人从她家门底下塞进一张字条，通知她次日清晨有人来抓她。当天晚上她离开巴黎到了勒芒，然后从那儿到达自由区，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年6月，她在瓦西约-昂维科尔附近遭到杀害。

阿尔塔蒙夫人是阿邦泽尔太太的远房侄女，所以阿尔塔蒙夫妇于20世纪50年代初继承了这套房间。当时他们还年轻，现在阿尔塔蒙夫人已经四十五岁了，阿尔塔蒙先生五十五岁。他们的女儿韦洛尼克十七岁，正在学水彩画和钢琴。阿尔塔蒙先生是一位国际商务专家，长年不在巴黎，好像他们家的宴会就是为了庆祝他一年一度的回家才举行的。

[1] 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波兰裔英籍人类学家，治学主张实地考察。

[2] Musi，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河流。

[3] Palembang，穆西河下游港口城市。

[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规定占领国的犹太人必须在衣服上佩戴黄星记号。

第二十六章

巴特尔布思1

四楼左侧是巴特尔布思住处的一间候见室。

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几把草垫椅子，两只配有短流苏红色圆垫的三条腿的小凳子，一张过去在车站候车室里常见的那种蒙着暗绿色单面漆布的直背长椅子。

墙壁刷成白色，地上铺着厚厚的塑料保护地板，最里边的墙上挂着一大方软木板，上面贴了几张各地风光的明信片和一纸镶黑边的讣告：

加斯巴尔·温克勒先生1973年10月29日在巴黎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兹定于1973年11月3日上午十时，在巴黎十七区奈伊街170号比沙医院太平间前举行尸体入殓仪式，请各位参加。鲜花、花圈一概谢绝。

房间里有三个仆人，正在等着主人随时可能发出的召唤。斯莫特夫举着一只胳膊站在窗边。干杂活的女仆埃莱娜拿着一件腋下开缝的上衣，缝补右边的袖子。司机克莱贝尔没穿制服，穿着一条灯芯绒裤子，腰里束着一根宽皮带，上身套着一件高领白毛衣。他把五十二张扑克牌在那条长凳上排成四行，准备算命，他抽出四张A，利用留下的空隙，按照同色的原则重新组合。扑克牌旁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一本美国小说——乔治·布雷茨里的《流浪汉》，故事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爵士乐圈内。

斯莫特夫为巴特尔布思服务已有五十年了。克莱贝尔是巴特尔布思和斯莫特夫周游世界回来后在1955年雇用的司机，同时还雇了阿黛尔太太当厨娘，西蒙娜给她做帮手，莱奥纳尔当膳食总管，热尔梅娜当洗衣女工，路易干粗活，托马斯当跟班。那时巴特尔布思常常出门，经常请客，而且还接待远方的亲戚或他在旅行中认识的朋友住下。

从1960年起他就不常请客了，有些用人走了以后也不再补充新人。三年前阿黛尔太太退休，这才雇用了埃莱娜。埃莱娜刚三十岁，负责照管一切，洗衣、做饭、收拾房间，重活有克莱贝尔帮忙——他没有多少机会开车。

巴特尔布思也多年不再接待客人了。近两年来他几乎闭门不出。大多数时间，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要他不叫人，不许任何人去打扰他。有时他在里面一待就是四十八个小时以上，不出一点儿动静，累了就和衣睡在二外公舍伍德留下的躺椅上，饿了就啃几块面包干或姜汁饼干，难得在他那宽敞肃穆的拿破仑时代式的饭厅用餐。当他答应在那儿吃饭时，斯莫特夫便穿上他那件旧燕尾服，双手尽量不发抖，亲自为他上菜：连壳溏心蛋、清煮黑线鳕、一杯马鞭草茶。几个月来他只肯吃这些东西，埃莱娜急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瓦莱纳花了几年工夫才弄明白巴特尔布思究竟想干什么。1925年11月巴特尔布思第一次来找他时，只是说想跟他学水彩画，他打算每天学一课，一共学十年。他学画的课时如此频繁、课程如此漫长，使瓦莱纳大吃一惊。他当然也很高兴，过去他要三个月才能教十八小时的课。巴特尔布思表示他有决心学好，花多少时间都行，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困难。过了五十年以后，瓦莱纳常常想，当初巴特尔布思用十年的时间学画并不算过分，因为他实在缺乏这方面的天资。

巴特尔布思不仅对水彩画这么微妙的艺术一无所知，而且从来没有拿过画笔，甚至铅笔也拿得不多，因此只好从头学起。第一年，瓦莱纳先教他用炭条、石墨、红粉笔画素描，用带方格的图画纸临摹范本，教他画静物写生，用浅色画影线，用深色画阴影，教他练习透视。然后教他用中国墨汁或乌贼墨汁染色，规定他练习实用而乏味的书法，教他如何用画笔冲淡或加深几笔以表现不同的色调，获得不同的浓淡效果。

学了两年以后，巴特尔布思终于掌握了绘画基本功。瓦莱纳认为，只要掌握了基本功，其余的问题就在于题材和经验了。他们开始到外面写生，先去蒙索公园、塞纳河畔、布洛涅森林公园，不久就到巴黎远郊。每天下午两点钟，巴特尔布思的司机——那时还不是克莱贝尔，而是法弗塞特，他原是巴特尔布思母亲的司机——来接瓦莱纳，他的学生穿着高尔夫球裤，系着护腿套，戴着苏格兰式帽子，穿着一件花式毛衣，早就乖乖地坐在宽大的黑白相间什纳尔与沃克 [1] 豪华轿车里等他了，这种豪华汽车，司机的座位上没有顶盖，并且和乘客的座位分开。他们去枫丹白露树林，去桑利斯、昂赞、凡尔赛、圣日耳曼或瑟弗勒兹山谷。到那里以后，他们先把三脚折椅并排放好，再支上可以固定的遮阳伞和摇摇晃晃的活动三脚画架。接着，巴特尔布思开始检查他的画具，检查得非常非常细致，如有怪癖。他先拿起一张事先在反面喷过水的细纹瓦特曼图画纸，对着光亮照一下纸的牌号，确认哪是正面，然后有点儿笨拙然而却非常细心地把它用图钉钉在纹理不顺的栲木画板上；再打开锌制调色盒，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三支小小的颜料管，以及一块上次画完后就仔细清洗干净的搪瓷调色板；然后准备水、海绵、铅笔；检查画笔的柄是否装牢，笔尖是否完好，笔肚是否太大，笔毛是否有刺。待一切整齐后，他开始用铅笔轻轻地画草图，先画大的轮廓，地平线、近景、透视线，然后试图捕捉那些难以预料的、稍纵即逝的壮丽场景：瞬息万变的云朵，被风吹皱的水面，法兰西岛的黄昏，一群起飞的惊鸟，赶着羊群回家的牧人，沉睡的村庄上空升起的月亮，两旁种着杨树的公路，站在灌木丛旁的一只狗，等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瓦莱纳总是摇摇头，简短地说上三五句话——天空太阴，不平衡，效果不好，缺少对比，气氛没有衬托出来，没有过渡，布局平淡，等等——同时在画稿上随随便便地画上几个圈圈杠杠，毫不留情地就把巴特尔布思的成果毁了。巴特尔布思一声不吭，把纸从画板上撕下来，换上一张新的，重新画起来。

除了这种严厉的教学关系以外，巴特尔布思和瓦莱纳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尽管他们完全同岁，然而巴特尔布思对瓦莱纳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瓦莱纳对巴特尔布思的为人倒是有点儿好奇，可是往往不敢直接询问他。有好几次，在归途中，他问巴特尔布思为什么一定要学水彩画，巴特尔布思一般只是回答：“为什么不呢？”有一天瓦莱纳反驳说：“因为像你这种水平，大多数学生早就泄气了。”

“我有那么糟糕吗？”巴特尔布思反问。

“一个人用十年的时间，什么都能学会，你也会学会画画的，但是你为什么要精通一项与你的天资毫无关系的艺术呢？”

“我并不是对水彩画本身感兴趣，而是对我将如何使用水彩画感兴趣。”

“你打算用水彩画来干什么呢？”

“当然是用来绘制拼图游戏。”巴特尔布思毫不犹豫地回答。

从那天起，瓦莱纳开始对巴特尔布思的设想有较确切的印象了；但是直到认识了斯莫特夫和加斯巴尔·温克勒以后，他才对这个英国人的全部计划有了真正的了解。

想象一下吧，一位亿万富翁，对钱财的普通用法已不再动心，他更大的奢望是领略、描摹、穷尽世界，当然不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计划一提出来就知道不可能实现——而是世界的一部分。面对世界上错综复杂的不协调现象，他决心实施一项虽有局限，却是完整的、全面的、不可动摇的计划。

换句话说，巴特尔布思决心尽其一生完成一项独一无二的计划，他之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实施这个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计划。

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起初，他的想法还很空泛，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干什么呢？”得出一个答案：“什么也不干。”金钱、权势、艺术、女人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他对科学、赌博也不感兴趣。他最多喜欢领带和马，或者毋宁说，他想在这类微不足道的琐事之中（尽管有不少人围绕着自己的领带，有更多人围绕着星期日赛马有效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模模糊糊而又热烈执着地寻求某一种无上完美的境界。

他的这个想法，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步形成了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精神方面的。不是创造一个奇迹或打破一项纪录，不是上攀高崖或下闯深渊。总之，巴特尔布思将要做的不是什么惊人的事业，也不是英雄创举。他将单调地、默默无闻地完成一项困难重重而又并非无望实现的计划。他将从头到尾地操纵着计划的实施，反过来，计划本身又从各个方面控制着他的生活。

第二条原则是逻辑方面的。计划的实施不许借助任何偶然的因素，而是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抽象的坐标，使同样的事件严格地、不可变更地在发生它的日期和地点重现一次。

第三条原则是美学方面的。计划本身毫无用处，对它最好的报偿就是得不到任何报偿。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步自我消灭，在循环中达到完善：一系列的事件互相关联，又互相抵消；巴特尔布思从零出发，制作出精美的产品，然后通过对这些产品的精确变换重新回到零。

根据这三条原则，巴特尔布思制订了一个具体的计划。我们可以简述如下：

从1925年到1935年，巴特尔布思用十年时间学水彩画。

从1935年到1955年，巴特尔布思用二十年的时间周游世界，每半个月换一个地方，画一幅水彩画，一共画五百幅同样大小（65厘米×50厘米或50厘米×65厘米）的海景画。每幅海景画画好后就寄给一位专门工匠（加斯巴尔·温克勒），由他把画贴在一张薄木板上，然后精心设计，把它分割成七百五十块，形成一副拼图板游戏。

从1955年到1975年，巴特尔布思回到法国，按顺序把制好的每副拼图板用半个月的时间再拼接起来。每拼好一副拼图板，就是“复原”一幅海景画。然后把画纸从薄板上揭下来，送回原处——二十年前画这幅画的地方——放进一种褪色的溶剂里，再现的是一张雪白的好像没有用过的瓦特曼图画纸。

这样，他五十年全力以赴的计划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1] Chenard & Walcker，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汽车品牌。

第二十七章

罗尔沙斯3

这幅画就如同一个僵化的回忆，像是马格里特 [1] 的画作其中一幅，上面画的不知是石头变成活人还是活人变成木乃伊，像是一个一次成形一成不变的影像。一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男子坐在一张桌子后头，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穿一件无领衬衫，露出公牛般的脖子。一个女人，穿着花衬衣黑裙子，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站在他身后，左胳膊倚在他的肩上。桌前站着一对双胞胎，他们穿着短裤和水手衫，手拉着手，戴着首次领圣体的臂章，袜筒褪到脚踝处。桌上铺了漆布桌布，上面放着一把蓝色珐琅咖啡壶，一个装着祖父照片的椭圆形相框，壁炉台上摆着两个刻有黑白人字纹、带有圆锥形底座的花盆，盆里长着一丛丛浅蓝色迷迭香。两个花盆之间，有一个带精致底托的钟形玻璃罩，里面放着一顶新娘花冠和一些用浸蜡绒球做的假橘花，配以花环、小鸟、镜子等背景装饰。

50年代，格拉蒂奥莱还没有把上下紧挨着的两个套间出售给罗尔沙斯之前，五楼左侧住着一家姓格利法科尼的意大利人。男主人埃米利奥·格利法科尼是维罗纳的一位高级细木匠，专门修复家具。他来巴黎，是为了参加拉米埃特古堡 [2] 的修复工作。他和一位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姑娘拉蒂齐娅结婚成家，三年前生了一对双胞胎。

拉蒂齐娅为人严肃，沉默寡言，然而她的美貌迷住了全公寓，整个街道，甚至整个区。每天下午，她推着双胞胎专用的儿童车带孩子到蒙索公园散步。可能就在她每日散步时，遇见了保尔·埃贝尔，他住在同一公寓楼六楼右侧的套间里。他完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刚满十八岁的那年，1943年10月7日，在圣日耳曼大街被卷入一次大逮捕。那天发生了谋杀迪特斯多夫上尉、内贝尔中尉和克诺德武斯特中尉的凶杀事件。保尔·埃贝尔于四个月后被流放到布痕瓦尔德，1945年被释放。他在格里松疗养院休养了七年。最近他刚回到法国，在夏坦尔中学任物理和化学教员。不久，他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pH”。

她和他的关系虽然不完全是柏拉图式的，但也只限于偷偷握手，悄悄拥抱。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了约四年光景。1955年开学时，pH被调到马扎梅，那是因为他的医生认为他需要生活在半山区气候干燥的环境里，特别向学校提出要求的。

在几个月内，他一直给拉蒂齐娅写信，恳求她随他出走，每次她总是回信拒绝。可是她给他的一封信的草稿偶然落到她丈夫手中：

我愁绪满怀，百无聊赖，极为烦恼。我又和两年前那样多愁善感。一切都令我痛苦、心碎。当看到你最近的两封来信时，我的心都要跳出胸膛。它使我多么激动啊！当我拆开信封，信笺的幽香扑鼻，你温馨的语句深深地打动了我。原谅我吧，你的爱令我不知所措！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无法生活在一起，只能屈服于这种平淡无味的生活。我希望你慢慢习惯不被我的形象灼伤，而让我的形象温暖你的心房，不要因我而绝望，让我的形象来安慰你。必须如此。我们不能总是处于灵魂受痛苦折磨的状态，随着这痛苦折磨到来的将是死亡。干点儿活吧，想点儿其他事情。你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以你的智慧来使自己镇静下来。而我，我已精疲力竭。我原来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为自己，也为我们俩！我生来就愿支持所有的人，我现在已支持不住了，再不要以你的任性令我痛苦，你的任性使得我诅咒自己，然而我又想不出任何办法……

埃米利奥自然不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他对拉蒂齐娅从不生疑，开始他以为她是抄录了言情小说，如果她想这样哄他是很容易的。然而她那几年都隐瞒了真情，这次却无法掩盖事实。埃米利奥问她时，她极为冷静地坦白说，她最大的心愿是与埃贝尔团聚，但是为了他和双胞胎，她一直不肯这样做。

埃米利奥放她走了。他既没有自杀，也没有酗酒，而是非常尽心地照顾双胞胎，每天上班前送他们上学，晚上去接他们回家。他去采购，做饭，给他们洗澡，帮他们切开肉，照看他们做作业，在他们睡觉前给他们念故事。星期六下午，他到坦纳大街给他们买鞋袜，买带风帽的粗呢大衣，送他们去上教理课，让他们参加了领圣体的神圣仪式。

1959年，他与文化部关于拉米埃特古堡修复工程的合同期满，便带孩子们回到维罗纳。临行前几周，他去看瓦莱纳，向他订购一幅画。他要求画家画上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对双胞胎。画他们四人都在餐厅，他坐着，她穿着花衬衫黑裙子站在他身后，她的左手放在他左肩上，一副充满信任和真情的模样，双胞胎穿上他们最漂亮的水手服，戴上他们首次领圣体的臂章，桌上要放上他祖父在比利牛斯山区旅游时照的照片，壁炉台上摆上拉蒂齐娅的新娘花冠以及她特别喜爱的两盆迷迭香。

瓦莱纳没有画油画，而是用彩笔画了一幅素描画。他让埃米利奥和双胞胎给他当模特，然后参照拉蒂齐娅的几张旧照片。他精心细致地画上埃米利奥要求的细节：拉蒂齐娅衬衫上的淡紫色和蓝色小花，他的祖父戴的殖民者帽子和护腿套，新娘花冠上单调的黄色，双胞胎臂章上的缎纹褶。

埃米利奥非常满意瓦莱纳的画，他不仅给他报酬，同时又送了他两件自己十分珍贵的物品作礼物。他把画家请到家中，把一个绿皮长方形盒子放在桌上。他把吊在天花板的照明灯打开照着这个盒子，然后把盒子打开。一把刀放在一个鲜红的底垫上，刀把是平滑的桦木，刀身扁平，形似镰刀，是金制的。他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瓦莱纳皱皱眉，表示不知道。“这是金制截枝刀，是高卢德洛伊教祭司用来采槲寄生的。”瓦莱纳不相信地看着他。细木工匠仍不甘心，“当然是我制作了刀把，刀可是真品，是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附近的一座墓里发现的，它好像具有萨利安人作品的特点。”瓦莱纳仔细观察刀身：刀的一面细雕了七幅微型画，但是他看不清楚——即使用高倍放大镜也不行——他只看清其中有一位长发妇女。

第二件物品更为奇特。当他从铺软垫的箱子中取出时，瓦莱纳以为是一束珊瑚，可是埃米利奥摇摇头。他在拉米埃特古堡的顶楼中发现了一张桌子的残余部分，精细镶嵌珍珠的台面还完好无损，但是中间支柱——一个笨重的梭状带纹理的木柱——已经全部被蛀空，蛀虫从内部破坏，咬出无数细孔，孔内全是碎木屑，而从外部看不出虫蛀痕迹。埃米利奥看到原木柱几乎完全蛀空，再也不能支撑台面，无法保存，便设法从木柱内部加固，用吸尘器把蛀虫孔清理干净，用压力把铅、明矾和石棉纤维混合液注入孔内。填补蛀虫孔的措施很成功，但是他很快发现支柱仍不够结实，不得不用另一根支柱取代它。于是他把这根木柱剩下的木头部分解体，露出这个奇异的乔木状的东西。这是蛀虫在这块木头中生活的真实写照，静止的矿物质聚合物再现了它们在黑暗中生活的全部活动内容，再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顽强精神。一条坚定不移的行进路线，这是蛀虫所吞吃和消化的全部内容的忠实物质体现。蛀虫向密集的周围世界夺取维持它生命必不可少的养分，但是肉眼看不见。现在展现的、肉眼可见的物质是蛀虫们永无止境地行进的令人无限不安的形象。蛀虫这永无止境的行进把最硬的木头变成了一个隐形的粉末状通道网。

埃米利奥回维罗纳去了。瓦莱纳每年自制一些亚麻油毡小版画送朋友当贺年卡，也给埃米利奥寄过一两次，但是，从来没收到过回信。1972年，维托利奥——双胞胎中的一位，已经是帕多瓦的植物分类学教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知他父亲患旋毛虫病去世的消息。至于另一位双胞胎阿尔贝托，信中仅提及他居住在南美，身体很好。

埃米利奥走后几个月，格拉蒂奥莱把他们住过的套间转卖给雷米·罗尔沙斯，成为罗尔沙斯改造成的双层套间的底层。餐厅已改为客厅，埃米利奥摆过他妻子的新娘花冠和两盆迷迭香的壁炉台已经现代化，外表看起来是光滑的钢结构，地上重叠铺了许多异国特色图案的羊毛地毯。客厅里只放了三把用灰褐色帆布和金属架做的所谓“导演椅”，实际上就是稍加改良的野营用椅子，还有不少美国新玩意儿，比如一个电动跳棋游戏机“费德贝克-加蒙”：玩游戏者只要掷骰子，然后按与骰子数目相应的电钮，通过游戏机内微电脑控制棋子的进退；用光圈在半透明的棋盘上移动表示下棋，完全按照最佳战术进行；每位参加游戏者轮流进行最佳进攻和最佳防守，结果往往是棋子互相卡住，相当于和局。

保尔·埃贝尔的套间被莫名其妙地查封后，公寓管理员把它收回并又租了出去，现在由日娜维埃芙·富勒罗和她的小宝宝住着。

拉蒂齐娅没有回来过，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幸好小里里在1970年偶然遇见保尔·埃贝尔，人们才略知一些他的情况。

小里里现在已有二十五岁，大名叫瓦朗丹，瓦朗丹·哥洛。他是雅丹街和德夏泽尔街交角开一爿小店的咖啡馆老板亨利·哥洛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大家都叫老板亨利为“里里”，叫他的妻子吕西安为“里里太太”，叫他两个女儿马蒂娜和伊莎贝尔为“小里里姑娘”，叫瓦朗丹为“小里里”。只有曾当过历史教员的热罗姆先生叫瓦朗丹“年轻的里里”，有时甚至非让人叫他“里里二世”，但是谁也没跟热罗姆这么叫，连莫尔莱也没有，虽然莫尔莱一般喜欢这类玩笑。

小里里曾经在夏坦尔中学当过一年pH的倒霉学生，他还记得焦耳、库仑、尔格、达因、欧姆和法拉以及酸加碱变为盐加水等等，他想起这些心里还害怕。他是在巴勒迪克服的兵役。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所有入伍新兵一样，无聊地在城里闲逛时，遇见了他的老师。保尔·埃贝尔像诺曼底农夫一样打扮，穿着蓝色外套，系着红格围巾，戴着鸭舌帽，坐在一家超级市场入口处，向行人推销当地的肉制品、瓶装苹果酒、布列塔尼糕点、木柴烤炉烤的面包。小里里走近摊位，买了几片蒜肠，心里捉摸着他是否该和他的老师说话。保尔·埃贝尔给他找零钱时，他们的目光相遇，只一眨眼的工夫，小里里便明白老师知道自己已被认出，求他赶快离开。

[1] René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2] Château de la Muette，位于巴黎布洛涅森林公园旁的古城堡建筑，始建于16世纪，由三个城堡组成。20世纪20年代开始，城堡陆续被拆除，并建起豪宅。1949年，该地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总部所在地。1961年，该组织发展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仍将此地作为总部。

第二十八章

在楼道里3

大约是三年前，瓦莱纳在六楼楼道里最后遇见巴特尔布思，正好在不幸的埃贝尔居住过的套间门前。电梯又出了故障，瓦莱纳艰辛地爬着楼梯，他和巴特尔布思打了个照面，巴特尔布思可能去看温克勒了。他穿着平常衣着，灰色法兰绒裤子，格子外套，还有他特别喜欢的苏格兰麻纱衬衫，见到瓦莱纳时微微点头致意。他的变化不大，有点儿驼背，走路不用拐杖，但是脸部瘦削，眼睛几乎完全蒙上了一层白翳。瓦莱纳最吃惊的就是发现巴特尔布思一双眼睛的视线没有迎着他的目光，好像试图透过他的头部，看他身后之物，那里是被称为中性避身处的楼梯间，配以仿大理石花纹的墙面和仿木纹的墙围子。在巴特尔布思躲避瓦莱纳的目光中，有一种比茫然若失更强烈的感情，不仅是骄傲或是仇恨，而近乎是一种恐惧，一种失去理智的希望，如同呼唤救命，如同遇难时发出的求救信号。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十七年前，巴特尔布思外出旅行归来。这十七年来，他一直坐在桌前，重新把加斯巴尔·温克勒制作的由七百五十块拼图板组成的海景画拼出来。他已经拼成了四百多幅！开始他拼得很快，心情很愉快，满怀热情地重新拼好他二十年前画的海景画，如同孩子一样兴奋地看着莫尔莱仔细地把拼好的拼图板块之间的缝隙填满黏合。后来，随着年月的流逝，拼图板块好像越来越复杂，拼起来十分困难。尽管他的拼图技术、熟练程度、他的思路和他的方法都已经十分高超，几乎无可指摘；然而，即使他往往能猜出温克勒为他设下的陷阱，却不一定能找到相应的对策。为了一块拼板，他有时白白花上几小时，有时连续几天坐在拼图板块前苦思冥想，毫无结果。他一直坐在波士顿二外公的那把摇晃的转椅上，感到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在自己规定的期限内拼出拼图游戏的图案。

斯莫特夫为他送茶，送水果和信件时，看到铺着黑呢桌布的桌上摆满了拼图板块。巴特尔布思常常忘了喝茶，苹果咬一口就被扔到纸篓里烂了，偶尔才拆开信件。对于斯莫特夫来说，那些拼图板能引起他陈年的记忆，他仿佛闻到海藻的气味，听到海浪拍打在高高的海堤上的冲击声，想起了遥远的地名：马任加、迭戈苏亚雷斯、科摩罗、塞舌尔、索科特拉岛、莫卡、荷台达……对于巴特尔布思来说，那些拼图板块只不过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赌博中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卒，时间一久，他居然忘了这场赌博的规则，不知道对家是谁，不知道赌注是多少，也不知道把什么当赌注，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木块变成了他噩梦的内容，变成了他孤独一人低声抱怨的、反复思索的唯一内容，变成了一个毫无目的的、没有生命的、愚蠢的、无情的探索的组成部分。马任加不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港口，不再是那阴沉沉的天空，一群环礁湖，也不是地平线远处望去的库房和水泥厂。现在对他来说，马任加仅仅是七百五十块稍有不同的灰色拼图板块，一个无谜底的谜语的一些无法理解的片段谜面，一个毫无印象的空白形象——任何期待也无法填补这个空白——当然也是他装在陷阱里的幻想的唯一依托。

瓦莱纳和巴特尔布思在楼道邂逅后几周，加斯巴尔·温克勒去世。巴特尔布思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有时，斯莫特夫告诉瓦莱纳那次奇特旅行的一些情节，而巴特尔布思相隔二十年之后，在他那寂静的带软垫的办公桌上继续进行着这个奇特旅行。“我们离开克里特岛。”——斯莫特夫常常把自己当作巴特尔布思，谈到他时用复数第一人称，实际上，确实也是他俩一起完成这次旅行的——“我们到达基克拉泽斯群岛：扎福拉斯岛、阿纳菲岛、米洛斯岛、帕罗斯岛、纳克索斯岛，这次航行可不易啊！”

瓦莱纳有时感到时间因某种无法解释的期待而停滞着，悬挂着，一动也不动。甚至当他一想到打算画一幅画的计划，那幅画的形象便立刻展现出来，随时缠绕着他的思绪，魂牵梦萦，不绝如缕，种种往事，纷注心头。他想象着把这座公寓解剖，把它过去的裂缝和现在的坍塌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那一大堆没有结局的伟大或渺小的、可笑或可悲的故事，使他感到这座公寓像是一座奇怪的陵墓，为了纪念，里面竖着一些小人物的石像，不管他们最后的姿态是高尚还是卑微，都一样地毫无意义。他似乎想预言或推迟他们或缓慢或突然的死亡，而死亡却似乎想一层一层地侵占整座公寓：马西亚先生、莫罗夫人、德博蒙夫人、巴特尔布思、罗尔沙斯、克雷比斯小姐、阿尔班太太、斯莫特夫，还有他，瓦莱纳自己，这座公寓里最早的住户。

有时他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忧郁涌上心头，他在想其他一些人，想到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所有那些被生活或死亡吞噬的人：乌卡德太太已回到她在蒙塔基的小屋中去，莫尔莱在韦里耶尔勒比松精神病院，弗雷斯纳尔太太和她的儿子在新喀里多尼亚 [1] ，还有温克勒和玛格丽特，堂格拉尔夫妇，克拉沃夫妇，总是带着一种令人恐惧的微笑的埃莱娜·布洛丹，热罗姆先生，养着一只小狗的老太太。他忘了那条狗的名字，忘了老太太的名字，那条狗还是一条母狗，他又想起了它叫多代卡，老爱在楼梯上拉屎——门房克拉沃太太总是叫它“屎多代卡”。老太太住在五楼左侧，格利法科尼旁边，人们经常看到她只穿着一条衬裙在楼上楼下走来走去。她儿子想当一名教士。战后，瓦莱纳在金字塔街遇见他，他正在向双层大轿车里的外国观光客推销黄色小说，他对瓦莱纳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和苏联人进行黄金黑市交易的故事。

瓦莱纳又一次想到搬运家具的搬运工，搬运尸体的殡仪工，房产经营所以及它的顾客，管道修理工，电工，油漆工，墙纸裱糊工人，铺瓷砖的工人，铺地毯的工人；想到平静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塞满刨花的放餐具的箱子，放书的纸箱，一盏没有灯罩的灯晃动着发出刺目的光线；想到那些慢慢归位的家具、物品，人体慢慢习惯的空间，一些无关紧要的、无法叙述的各种琐事——挑选一个灯座、一件复制品、一个小摆设，在两个房门之间放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在窗前摆一套日本园艺盆景，在一个柜子的各层挂上一块花布——这些细致的动作忠实反映了一个套间内的生活。平常的一天里，有时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测的、不可避免的丧事或喜事，短暂地或永久地使平静的生活起了风波，出现了裂口：有一天马尔基佐家的小女儿和雷奥尔家的儿子一起出逃；某一天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决定回国，表面上没有什么原因，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有一天阿尔塔蒙夫人对着阿尔塔蒙先生开了一枪，鲜血在餐厅的八角形地砖上凝结起来；有一天警察来逮捕约瑟夫·尼埃多，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他隐藏在拿破仑时代式样大床铜球里的东西，那是他从吕伊吉·伍德查伊亲王那儿偷来的著名钻石。

总有一天，这座公寓大楼将会消失，整个街道和这个住宅区都将会消亡。这当然需要时间，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开始，这件事像是无稽之谈，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谣传：人们听说蒙索公园可能要扩展，或是计划建一个大酒店，在爱丽舍和鲁瓦西之间修一条直达公路和库尔塞勒大街周围的道路相联结。然后，谣言又更加具体了，人们获悉建筑承包商的姓名，从他们四色套版的宣传品里了解到他们宏伟计划的详情：

……根据第七个计划规定，鉴于近二十年巨大发展的公众需要，十七区布洛尼街中央邮局大楼必须扩建和安装现代化设施，周围地区全部整修是有可能和必要的……

以及：

通过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共同努力，这个多功能的大楼群将遵循环境生态平衡的原则，拥有一套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设施，使得当代生活更有人情味，以取代近几年已经饱和的地区……

以及：

“84年展望”楼群离戴高乐星形广场（大地铁）和圣拉扎尔火车站只有几分钟路程，离蒙索公园的繁茂树林只有几米远，占地面积三百万平方米，有巴黎最漂亮的三千五百间办公室：铺三层地毯，以浮动石板隔热隔音，防滑，自承重隔板，电传，内部闭路电视，电子计算机终端，同声传译会议厅，内部食堂，快餐部，游泳池，俱乐部……“84年展望”有七百套套房，从单间小套房到五居室套房，设备齐全（从电子门卫到电控炉灶），还有二十二套客房（三百平方米客厅和阳台），还有一个拥有四十七家商店的购物中心，一个可停放一万二千辆汽车的地下停车场，十七万五千平方米的绿化园地，安装二千五百条电话线，一个无线电调频调幅中转站，十二个网球场，七家电影院，以及欧洲现代化设备最齐全的酒店！“84年展望”将使你获得80年代新型建筑的感受！

在这个地块上建立起这些玻璃、钢铁和混凝土大厦之前，首先要进行长时间的扯皮，收购土地、折价补偿、置换安置、驱赶“钉子户”等等。商店将一家一家地永久地关上大门，每套套间的窗户将被堵上，地板将被撬坏，以防止乱占住房者和流浪汉住进去。这条街将成为一连串如同盲人一样的门面——窗户就如同无神的眼睛——栅栏上贴着破破烂烂的广告，涂满了乱七八糟怀念过去的漫画。

当一个人站在一幢巴黎楼房前面，难道他从来也没想过这幢楼房不是不可摧毁的吗？一颗炸弹，一场火灾，一次地震，都可能把这幢楼房摧毁，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灾难，楼房又将如何呢？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甚或是一个大家族来说，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幢房子，似乎是经久不变的，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受人生磨难的影响，以至他们认为可以把自己命运的脆弱和石头的坚不可摧相对比、相对抗。1850年，巴黎掀起一股盖房热，在巴蒂诺尔、克利希、美尼尔蒙东、鹌鹑之丘、巴拉尔、普雷-圣热尔韦几处纷纷盖起楼房，而如今有一股同样的狂热要把这些楼房都拆掉。

拆房工人将会来到这儿，他们的大铁锤将砸碎墙上的泥灰和地上的瓷砖，打通隔墙，扭歪铁条，拆下柱子和椽子，挖掉砾石和石块。一幢拆毁的楼房就像一幅可笑的图画，只剩下一堆原材料，戴着大手套的捡破烂的人将来此地争夺自来水管子、壁炉的大理石、梁柱、地板、大门和踏脚板的木头、门把手和水龙头的铜和黄铜丝、大镜子、镜框上的镀金、水池的石头、浴盆、楼梯栏杆的铸铁条……

平整路面的推土机日日夜夜地工作，把剩下的一切都推走——成吨成吨的瓦砾和尘土。

[1] Nourelle-Calédonie，法国海外属地，位于南太平洋。

第二十九章

四楼右侧2

四楼右侧套间里的大客厅展现出一番常见的宴会后的景象。

这间房间很宽敞，浅色细木护墙板，地毯被卷起堆在旁边，露出了精细的镶嵌木地板。对着门口的那面墙前放着一排具有摄政时期优雅风格的书架，书架中央实际是逼真的油漆门扉。透过这扇半开的门扉，可以看到一位大约十六岁的少女，右手拿着一杯牛奶，从长走廊向前走过来。

在客厅里，另一位少女——可能那杯恢复体力的牛奶是给她喝的——躺在灰色麂皮面沙发上睡着了：她陷在软垫之中，半盖着一块绣着花和叶的黑头巾，她好像只穿了一件过于宽大的尼龙夹克衫。

地上到处都是宴会的残余：好几只不成对的鞋子，一只白色长袜，一双连裤袜，一顶礼帽，一只假鼻子，使用过的、揉坏的、叠在一起的或者还盛着残羹的散放的纸盘子，小萝卜茎叶，沙丁鱼头，啃过的面包块，鸡骨头，奶酪残渣，放过小点心或巧克力的纸折小船，烟头，纸巾，纸杯；在一张矮桌上，摆着各种空瓶和一块只咬过一点儿的黄油，几支香烟被特地插在黄油里；另一处，一套三角形小拼盘里还盛着各种小吃，绿橄榄、烤榛子、小咸饼干、虾味炸土豆片；稍远处，有一块稍稍空一点儿的地方，摆着一个放着一只罗讷河岸葡萄酒小酒桶的小木架子，木架下方躺着几把粗麻布拖把，几米长的擦手纸（奇怪的是卷纸筒芯不见了），一大堆玻璃杯或纸杯（有几只杯子里还剩着一半饮料）；到处都可见到咖啡杯、糖块、小玻璃杯、叉子、刀子、分糕点的小铲、小匙、小啤酒瓶、可口可乐罐、一些几乎没有开过的酒瓶（杜松子酒、波尔图酒、阿尔马涅克酒、玛丽-布里扎酒、库安特洛酒）、香蕉泥、发夹、许多当过烟灰缸的容器（里面塞满了火柴棍、烟灰、烟斗底儿、带口红印或不带口红印的烟头）、枣核、核桃壳、杏仁壳、花生壳、苹果核、橘子皮；好几处都放着盛着非常丰盛的各种食品残余的大盘子，放在肉冻里的火腿卷（肉冻已经有点儿化了），烤牛肉片和酸黄瓜片，半只冷鹌鹑上放着一束香菜，番茄片，螺旋形蛋黄酱和齿状花边柠檬片；在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地方还可看到一些堆放物，暖气片上平稳地放着一个日本漆木拌生菜的大盆，盆底里还剩有拌着橄榄、大米、鳀鱼片、煮鸡蛋、刺山柑花蕾（浸醋可供调味用）、切成长条的青椒和虾的沙拉，沙发下面有一只银盘（盘内放着没有动过的鸡腿和啃得干干净的或没啃干净的骨头排在一起），一张椅子里放着一碗黏糊糊的蛋黄酱，一个刻有斯科帕斯 [1] 著名的《休憩的阿瑞斯》图案的青铜镇纸下面放着满满一碟小萝卜，书架顶层上六卷米拉波 [2] 大作色情小说上冒出变硬的黄瓜、茄子、杧果和残剩的生菜，在一条地毯的两个褶子中挤放着一个雕成松鼠状的大奶油夹心烤蛋白点心（放的位置有点儿悬）。

房间还散放着许许多多唱片，有的带口袋，有的没有口袋，大部分是舞曲唱片，有时也有令人吃惊的其他类型唱片：《D.B.第二军乐进行曲》《皮埃尔·德沃用行话朗诵的〈农夫和他的孩子们〉》《费尔南·雷诺：在阿斯尼埃尔22日》《1968年5月在索邦大学》《莱奥尼·普罗伊约用合成器演奏的安东尼奥·维瓦尔第 [3] 的〈第五号降E大调池塘里的风暴〉》。到处都是开启的纸盒，匆匆拆开的包装纸、绳子、两头带卷的金色礼品包装带，从中可以看出是为这两位少女中有一位过生日而举办的这次宴会。她的朋友非常喜欢她，他们除了送固体食品和饮料之外，还送了一个小音乐盒作为礼品，完全有理由可以猜想音乐师演奏的是《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还送了一幅托沃德森的钢笔画，画的是一个挪威人穿着结婚礼服，排得很近的银扣短礼服，上过浆的衬衫上插着一朵花，镶丝饰带背心，紧身裤，膝盖处系着一束羊毛穗子，一顶软毡帽，黄色皮靴，腰上皮套里插着一把斯堪的纳维亚刀，这是一个真正的挪威人必佩的那种“多尔刀”；一个非常小的英国水彩画盒——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位少女喜欢画画；一幅怀古的招贴画，画上有一位眼神奸诈的酒吧间男侍者，手上拿了一支长长的陶制烟斗，自斟一小杯赫尔斯坎普的刺柏子酒，在他身后有一幅小的假“画中画”招贴画，他正打算喝酒时，一拨儿人涌入小酒馆——是三个男人，一个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一个戴着软毡帽，第三个人戴着礼帽，在店门口挤着进来；另外一幅是20世纪初的一位美国漫画家威廉·法尔斯坦的画，题名为《惩罚》，画上一个小男孩睡在床上，他在想他全家正在分享的那块美味蛋糕——这个想法在他的头上方用浮云表达——他因为闯祸被剥夺了吃蛋糕的权利。最后是几位病态的爱开玩笑的朋友送的礼物，一些典型的恶作剧和愚弄人的东西，其中有一把弹簧刀（一碰就开）和一只可怕的大黑蜘蛛仿制品。

从这间房间的一般外观看来，可推测宴会非常奢侈，甚至规模很大，但是最终并没有出什么乱子。几只打翻的玻璃杯，软垫和地毯上一些香烟烫的焦红点儿，不少油迹和酒渍，没有什么不可收拾的局面，只是一个羊皮灯罩被扎破了，一罐芥末打翻在伊薇特·霍纳 [4] 的金唱片上，一瓶伏特加酒酒瓶打碎在娇嫩的纸莎草的花盆里，这棵纸莎草可能从此大伤元气。

[1] Scopas（前395－前350），古希腊雕塑家、建筑师。

[2] Mirabeau（1749－1791），即米拉波伯爵，原名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Honoré Gabriel Riqueti），法国革命家、政治家、作家。

[3] Antonio Vivaldi（1678－1741），意大利作曲家。

[4] Yvette Horner（1922－ ），法国手风琴家、钢琴家、作曲家。

第三十章

马尔基佐2

这是五楼右侧套间里的一间浴室，地面和墙上都铺着赭黄色的上釉瓷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跪在盛着水的浴盆里，两人都是三十来岁。男人把双手放在女人身上，轻轻抚摩着她左侧的乳房，女人则微屈着身子，右手紧攥着她伙伴的玉茎，左手揉搓着自己。在场的还有个“第三者”——一只身上有金黄点儿、脖子下有一块白斑的黑猫，它躺在浴盆边上，黄绿色的眼睛里似乎露出惊奇。黑猫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皮项圈，项圈上有一块金属牌，上面规规矩矩地写着它的名字“小拇指”，还有它在保护动物协会的登记号以及它的主人菲利浦·马尔基佐和卡洛丽娜·马尔基佐的电话号码——不是他们在巴黎的电话号码，而是他们乡村别墅的电话号码——茹伊昂若萨（伊夫林省）50，因为“小拇指”不可能被放出巴黎的公寓，在巴黎城内丢失。

卡洛丽娜·马尔基佐是埃沙尔夫妇的女儿，她继承了这套房间。早在1966年，那年她二十岁，就嫁给了她前几个月在索邦大学遇见的菲利浦·马尔基佐，当时两个人都在那里学历史。马尔基佐是贡比涅人，他在居雅斯街租了一个房间，但是非常小。他们结婚后只好搬来和卡洛丽娜的父母挤在一起，住在她从小到大一直住的那个房间里。她父母自己有一间卧室，还有一间餐厅兼会客室。两代人合住了几个星期就住不下去了。

最初的几次冲突都是因为浴室。埃沙尔太太尖声尖气地扯着嗓子喊：“菲利浦！”尤其是当窗户大开着的时候，叫得全楼的人都能听得见，接着就数落菲利浦的不是，什么菲利浦在浴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啦，什么菲利浦老是让别人替他清洗浴盆啦。菲利浦也不示弱，反唇相讥说，埃沙尔老两口故意把他们的假牙套放在他和卡洛丽娜使用的漱口杯里。幸亏有埃沙尔先生从中调和，他们的冲突才没有超越指桑骂槐的舌战阶段。双方都做出一些克制，达成一种可以容忍的局面。他们做了一些共同生活的规定，分清每人使用卫生设备的时间和空间，直至毛巾、手套、梳洗用品也都分得一清二楚。

埃沙尔先生——一位退休的老图书馆管理员，他的癖好是积累证明希特勒一直还活着的材料——是一位老好人。他的妻子则是个凶神，她在饭桌上喋喋不休地教训人的那一套，不久就再次引起了冲突。每天晚上，这位老太太总要找些新的借口指责女婿，比如怪他回来迟了，嫌他没洗手就吃饭，说他吃的比赚的多，还要挑食，抱怨他不帮着干活，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菲利浦总是忍受着这些没完没了的指责，有时还试图开个玩笑，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比如有一天晚上，他送给岳母一棵小仙人掌，说“它是岳母性格忠实的反映”。可是，星期日，午餐快结束时，岳母端上一个用剩面包屑做的菜——他最最讨厌这道菜，可她一定要强迫他吃下去——菲利浦终于失去自控，从岳母手中夺过烙饼的铲子，在她头上敲了几下。然后，他镇静地收拾箱子，回到贡比涅。

卡洛丽娜劝他回来：他如果继续留在贡比涅，不仅影响他俩的婚后生活，同样也影响他的学业，影响他通过中等教育学衔考试，如果能考过，他们下一年就会有自己的住房。

菲利浦被说服了。埃沙尔太太也对丈夫和女儿做出让步，同意让女婿回来住一阵子。但是很快，她的坏脾气又发作了，经常指责年轻夫妇，发出种种禁令：早晨八点以后不许使用盥洗间，除了洗碗不准进厨房，不准用电话，不准接待客人，不准在晚上十点以后回家，不准收听收音机，等等。

卡洛丽娜和菲利浦勇敢地承受着一切苛刻的条件。说实话，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菲利浦从父亲那里拿到的钱少得可怜，尽管他父亲是一个富商，但是不赞成他们的婚事；卡洛丽娜的父亲给她的钱只够付每天到拉丁区的车费和大学生饭厅的餐券；坐一回咖啡馆露天座，看一场电影，买一份《世界报》，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得的一次大开销。菲利浦下狠心卖了他唯一的值钱之物，一个17世纪的曼陀林——琴的面板上刻着阿尔勒坎和穿着黑色外套的哥伦比亚的背影。他把它卖给了里尔街的一位旧货商人，给卡洛丽娜买了一件羊毛大衣——令当二月，天寒地冻，不添衣服是不行的。

这样艰苦的生活维持了两年。埃沙尔太太性格多变：有时人情味十足，甚至亲自为女儿倒茶；有时又谩骂不休或故意捣乱，当菲利浦要刮胡子时，她把热水停了，当小两口在房间里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她从早到晚开着电视机；有时还把所有的柜子都锁上，说是糖和饼干、手纸总是被偷。

这样艰苦的生活结束得十分突然，完全出乎意料。有一天，埃沙尔太太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并且无可挽救地死了。埃沙尔先生盼她死已经盼了十年，她死后，他隐居到阿尔勒附近的一所小别墅。一个月以后，老马尔基佐死于车祸，给儿子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菲利浦没有通过中等教育学衔考试，总算获得了学士证书，开始打算准备第三阶段的论文——《路易十五时期皮卡第地区低洼地的蔬菜种植和农田耕作》，后来又放弃了。他和两个同学一起创立了一家广告所，现在生意兴隆，蒸蒸日上。这家广告所的特点是不为商品做广告，而只为歌舞剧明星做广告。特拉佩兹兄弟、詹姆斯·夏里蒂、阿蒂尔·雷恩博、“霍滕斯”、“野兽”、“无限的埃塔特拉”组合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他们的最佳新星。

第三十一章

德博蒙2

德博蒙夫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坐在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床上，靠着四只小巧玲珑的绣花枕头。她已经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满脸皱纹，一头银丝，一双灰色的眼睛。她穿着一件白色绸料轻便上装，左手小指上戴着一只菱形黄玉宝石戒指。她的膝盖上摊着一本题名《万物虚空画 [1] 集》的大画册，打开的一页正是一幅著名的斯特拉斯堡派万物虚空画：一个头盖骨，周围缀以表示五种感觉的象征物。与常见的典型作品相比，这幅画不大合乎常规，但是完全可以辨识：味觉不是用肥鹅或刚宰的兔子，而是用一只吊在梁上的火腿表示，并用一只精巧的白色陶瓷汤药罐代替传统的酒杯；触觉用骰子和一块角锥形大理石来象征，角锥体的顶端嵌着一枚琢成钻石形状的水晶石；代表听觉的是一只带孔的小喇叭，而不是用来演奏铜管乐的那种带直升式活塞的小号；按照这幅画的象征体系，视觉同时也代表对无情流逝的时间的感觉，除了用头盖骨本身来表示以外，还戏剧性地用一架精工细作的卡特尔挂钟相对照；最后是嗅觉，不是用传统的玫瑰花束或香石竹花束来表现，而是用一种矮壮的金鱼草，这是一种两年生花草，有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从勒泰勒来了一位警察局分局长，负责侦破肖蒙-波尔西安双杀案。调查进行快一个星期了，不但没有弄清情况，反而增加了这个疑难案件的神秘色彩。调查表明，凶手并非破门而入，很可能是从厨房门进入布雷台尔的家。这扇门几乎从来不上锁，夜间也如此，凶手作案后又从这里出去，然后从外面把门锁上了。杀人凶器是一把刮胡刀，或者更可能是一把带活动刀片的手术刀。凶手把它带在身上，行凶后又带走了，因为在屋子里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发现指纹和其他任何线索。案件发生在星期日到星期一的夜间，具体时间难以确定——谁也没听见，没有喊叫，没有声响，最大的可能是弗朗索瓦和伊丽莎白还在睡梦中就被人杀死了——凶手的动作如此迅速，以致他们都没能挣扎一下。警方初步认为，凶手能如此熟练敏捷地割断他们的喉管，那么可能是一个职业杀手，一个屠夫，或者一个外科医生。

显然所有的材料都证明这次凶杀是有预谋的、经过精心策划的。但是无论在肖蒙-波尔西安或是在别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谋杀像布雷台尔夫妇这样的人。这对夫妇大约一年以前来到这个村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或许从南欧来？但是说不准。在这里定居以前，他们似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警察讯问住在阿尔隆的布雷台尔的父母以及维拉·德博蒙夫人，他们都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同德博蒙夫人一样，布雷台尔的父母也是好几年都没有儿子的音信。警方在法国本土和国外散发了大量登有被害者照片的公告，要求知情者提供情况，也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几周之内，公众舆论对这个谜一样的案件大感兴趣，数十名业余侦探和想捞新闻的记者纷纷出动调查此案。他们认为这件双杀案是很久以前发生的“巴祖卡事件” [2] 的继续。据某些人说，布雷台尔可能是科瓦奇手下的一名打手；也有人认为此案与“民族解放阵线” [3] “红手” [4] “雷克斯党” [5] 有牵连；甚至有人追溯到一段扑朔迷离的觊觎法国王位的历史：有个叫作索泰纳·德博蒙的人，可能是伊丽莎白的先祖，他是贝里大公的私生子，后来被承认为合法继承人。然而调查毫无进展，警察、记者、那些纸上谈兵的私人侦探和猎奇者都厌倦了。预审结果得出了一个破绽百出的结论，这是“郊区和村庄附近经常能够见到的那种流浪汉或精神失常者犯下”的罪行。

德博蒙夫人认为她有权知道她女儿的命运，对这个毫无结果的结果十分不满。她委托她的律师莱昂·沙里尼负责继续进行调查，她对沙里尼非常了解，知道他对凶杀案很有兴趣。

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德博蒙夫人实际上没有从沙里尼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只是有时收到他极为简短的明信片，告诉她，他正继续毫不灰心地在汉堡、布鲁塞尔、马赛、威尼斯等地进行调查。直到1960年5月7日，沙里尼终于回来见她。他向德博蒙夫人汇报说：

“所有的人，首先是警方，都认为布雷台尔夫妇的被杀，跟他们以前的遭遇和作为有关。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儿线索。表面看来，这一对夫妇除了结婚第一年到处旅行以外，其他的生活经历都是清楚的。他们1957年6月在塞兹河畔巴尼奥勒相逢，六周以后结婚。婚后，布雷台尔在马尔古勒做工，他妻子自荐到他用晚餐的那个饭馆当女招待。布雷台尔婚前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从他们结婚算起，倒回四年，他离开小城阿尔隆，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工人，一个未来的工头，可能当上小老板。但实际上他只是到了德国萨尔州萨尔布吕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新魏尔以后才找到工作。后来他去瑞士厄堡，又从那儿来到马尔古勒，为一位工程师建造别墅。在他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致使五年以后还有人想杀死他的严重事件。唯一严重的事件是他在一个舞会的入口处同几位军人打过架。

“伊丽莎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946年她离家出走以后，1957年来到塞兹河畔巴尼奥勒。您女儿在这十一年里的情况人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饭馆老板娘自称她叫伊丽莎白·勒第昂。警方试图弄清伊丽莎白在这十一年里的生活情况，但也一无所获。他们审查了数以百计的档案，什么也没发现。

“在这毫无基础的基础上，我继续进行我的调查。我的工作假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方案起点是这样的：伊丽莎白在结婚前几年曾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致使她不得不逃走和隐藏起来；后来她终于结婚了，说明她认为已经完全摆脱了她所害怕的复仇者；然而，两年后，复仇者还是对她施加了报复。

“我的推论总的来说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还有漏洞。于是我假设这个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这桩严重事件总会留下一点儿可以捕捉的痕迹。我决心系统地审阅1946年到1957年期间的报纸。这个工作很乏味，但不是不可能的。我雇用了五个大学生，让他们在国立图书馆查找报纸上有关一位十五岁到三十岁妇女明显或不明显的新闻报道。只要某一篇新闻符合这条标准，我就再进一步地深入调查。我研究了几百条符合我的推测的第一阶段的新闻。比如有一位叫爱弥尔·D. ，开着一辆蓝色梅赛德斯汽车，身边坐着一位金发女郎，在帕朗蒂和米米藏之间轧死了一个向他们打招呼要求搭车的奥地利野营者。又如在蒙彼利埃，一名化名维拉的妓女，在一次舞会的斗殴中用破酒瓶的碎片，划破了一个绰号‘鲁鲁先生’而真名叫吕西安·康庞的人的脸。我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因为维拉这个名字符合您女儿的个性特点，请原谅，因为您的名字叫维拉，这个巧合令我非常激动。不幸的是，鲁鲁先生还在监狱里，维拉也还活着，在帕兰沙克经营一家日用杂货铺。第一条新闻也没有什么价值。爱弥尔·D.被捕，受过审理，被判罚一笔重金，监禁三个月，缓期执行；报上没有披露他的同车女伴的身份，以免引起一场丑闻，因为她是当政的一位部长的夫人。

“我所研究的每一条新闻都经不起进一步核实。我正打算放弃这次调查，然而我雇用的一个大学生提醒我，我们寻找线索的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国外！要考察全球所有的社会新闻可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干起来了。如果您的女儿是逃到美洲，我想我可能早就灰心不干了，可是这次我们转运了。在1953年6月14日星期一的英国埃克塞特《回声快报》上，我们看到一条令人伤心的社会新闻：一位在伦敦工作的瑞典外交官夫人艾娃·埃里克森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德文郡施蒂克利哈文她租用一个月的一幢别墅里度假。她的丈夫斯文·埃里克森因为英国女王加冕典礼留在伦敦，12日晚上要参加女王夫妇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两千人的盛大宴会，要到13日星期日才能到别墅来看她。艾娃体弱多病，来别墅前在伦敦雇用了一个法国籍女佣，她唯一的任务就是照看孩子，又在当地雇了一位杂务女工，负责打扫和做饭。斯文·埃里克森星期日晚上到达时，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场面，他的儿子浮肿得像一只羊皮口袋，漂浮在浴缸里，艾娃的双手手腕动脉被切开，躺在浴室的瓷砖地上。他们死亡的时间至少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星期五晚上。人们是这样解释的，艾娃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女佣给孩子洗澡，有意或无意，让孩子淹死了。她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决定立即逃走。过了一会儿，艾娃发现了孩子的尸体，痛不欲生，自尽身亡。由于杂务女工星期一上午才上班，家里又没有别的人，于是这件事直到斯文·埃里克森来才发现，这位女佣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逃脱。

“斯文·埃里克森只见过这个法国女佣几分钟时间。艾娃在各处登招工启事：天主教女青年会、瑞典文化处、法国中学、歌德学院、瑞士之家、丹特·阿里奇里基金会和《美国快报》杂志等。第一个来应聘的就是这位年轻的法国女人，二十来岁，护士学校毕业生，是在校的大学生，高高的个子，金黄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她说她叫韦洛尼克·朗贝尔，她的护照一个月之前被人偷去了。她给埃里克森夫人看了一张法国领事馆证明她护照被窃的条子，于是她被留下了。

“杂务女工也没有提供更多更确切的情况，显然她不喜欢这个法国姑娘的举止，平时尽量不和她说话。她只是提到朗贝尔的右眼皮下有一颗痣，使用的香水瓶上画着一条中国船，说话有点儿口吃。这些特征在英国和法国都发布了，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沙里尼接着说：

“在我看来，可以肯定韦洛尼克·朗贝尔就是伊丽莎白·德博蒙，杀人凶手就是斯文·埃里克森。证明这个结论并不困难。两周前我到斯蒂克利哈文去找那位杂务女工，想把您女儿的照片给她看。我首先获悉，斯文·埃里克森自那次惨案以后一直整年租用这幢别墅，可是从来不去住，去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布雷台尔夫妇被人谋杀后的第三天，他回到这里，当天就自杀了。如果说这个人回到当初发生惨案的地方来自杀正好表明他是谋害伊丽莎白的凶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这位瑞典外交官是如何找到六年前造成他妻儿死亡的元凶的呢？我暗暗希望他能留下一封信解释他的行为，可是警察断然回答：尸体附近没有信，其他地方也没有。

“然而我的直觉还是对的。在最后一次询问杂务女工维德太太时，我问她，是否听说过肖蒙-波尔西安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德博蒙的女人被杀害的新闻？她当即站起身来，取出一封信交给我。她用英语对我说：‘埃里克森先生交代过，如果某一天有人来说起这个法国女人以及她在阿登省的死讯，我必须把这封信交给他。’

“我说：‘如果我没来呢？’

“她回答：‘那我还得等待。六年以后，我将按照信上的地址把信发出去。’

“这就是那封信，”沙里尼接着说，“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信封上有您的姓名和地址。”

德博蒙夫人坐着不动，身体僵直，一言不发，接过沙里尼递过来的信，打开看起来：

夫人：

总有一天，经过寻找，或让人寻找，您会发现这封信，或者六年以后从邮局收到这封信——六年，这是我报仇雪恨所花费的时间——您收到这封信以后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以及如何杀死了您的女儿。

六年前，您的女儿化名韦洛尼克·朗贝尔，作为寄宿女佣，被我妻子雇用了一个月。我的妻子有病，希望有人照顾我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埃利克。1953年6月11日星期五，我至今不知起因何在，她有意或无意让我儿子淹死了。她逃避承受这个罪行的责任，似乎立即逃走了。过了不一会儿，我的妻子发现儿子死了，精神失常，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当时我在伦敦，直到星期日晚上，我才见到他们。我那时便立下誓言：拼上我的生命、财产和智力，必报此仇！

可是，您的女儿一到帕丁顿就和我的妻子、儿子一起上了火车，我只见过她几分钟。当我知道她用的是假名时，几乎绝望，以为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我常常失眠，心力交瘁，一刻也不得安宁。在我无法入睡时，想起我妻子对我叙述的雇用前接见她的谈话过程，她提到两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因为她是法国人，我妻子向她谈起阿尔勒和阿维尼翁，我们曾几次去那儿旅游，您的女儿说她正是在那个地区长大的；我妻子赞扬她英语讲得好，她说她来英国已经两年了，正在学习考古。

曾在我妻子租用的别墅里干活的杂务女工维德太太，一直到这封信交给您之前，将是保管这封信的委托人，她对我的帮助极为可贵。她告诉我，您的女儿右眼皮下有一颗痣，她使用的香水是“舢舨”牌，她有些口吃。我和维德太太一起，里里外外搜查别墅，想找到一点儿这个冒名的韦洛尼克·朗贝尔可能留下的线索，结果大失所望。她既没有偷首饰，也没偷其他东西，只是拿走了我妻子交给维德太太买菜的钱包，里面有三英镑十一先令七便士。她自己的衣物也没有完全带走，特别是她那周要换洗的衣物：一些廉价内衣、两块手帕、一条色彩艳丽的头巾和一件绣着“E.B.”两个字母的衬衫。这件衬衫可能是偷来的，也许是借的，但我还是记下了“E.B.”这两个字母，作为一条线索。我又在屋子里她留下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里寻找，她逃走前没敢进客厅，想必怕惊醒我的妻子，她睡在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

在客厅里，我找到一本亨利·特罗亚 [6] 的小说《春种秋收》第一卷。这部书于几个月前在法国出版。书上有贝纳街20号罗朗蒂书店的标签，这家书店专门出借外国书籍。

我把书拿到罗朗蒂书店，从那儿得知，韦洛尼克·朗贝尔有这家书店的长期借书证；借书证上注明，她是大英博物馆考古学院的学生，住在博物馆后面的凯佩尔街79号寄宿宿舍。

我去她宿舍，结果白跑了一趟。我妻子雇用她时，她就把房间退了。从房东和其他寄宿者那儿也没有获得什么情况。在考古学院，我的运气好些，我不仅在她报名的材料中找到了她的一张照片，而且见到了她的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位男生，和她一起出去过两三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几个月前，他请她到科文特花园 [7] 听歌剧《狄多和埃涅阿斯》 [8] ，她说：“我讨厌歌剧！”又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歌剧演员。”

我委托了几家私人侦探所，在法国或其他地方查找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妇女，特点是：高挑儿身材，金黄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右眼皮下有一颗痣，有点儿口吃；她可能使用一种“舢舨”牌香水；她可能叫韦洛尼克·朗贝尔，而真实姓名的首字母可能是“E.B.” [9] ；她在法国南方长大，旅居过英国，能讲流利的英语，有学历，对考古感兴趣；她的母亲是或曾经是歌剧演员。

最后的这条线索是决定性的。我们通过《名人录》以及其他专门通讯录，调查所有姓氏以B字母开头的女歌唱家，但是没有什么收获。我们又统计了所有在1912年到1935年期间有一个女儿的女歌唱家，这一次，您的名字出现在七十五人名单之中：维拉·奥尔洛娃，1900年出生于罗斯托夫，1926年嫁给法国考古学家费尔南·德博蒙，1929年生了一个女孩，名叫伊丽莎白·娜塔莎·维克多丽娜·玛丽。在进行了迅速的调查之后，我获知伊丽莎白是在加尔省莱迪尼昂由祖母养大的，1945年3月3日从您家里出逃，当时她才十六岁。这时我才明白，她是为了躲避您的追寻而改名换姓、隐瞒身份的。这同时也说明线索至此中断，因为您和您的婆婆，尽管在广播里和报刊上发过无数次呼吁，也已经有七年没有她的音信了。

这时已经是1954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弄清楚我要杀的人的真实身份，后来又花了三年多才重新找到了她的踪迹。

在这三年中，我愿意让您知道这一点，我雇用了几组侦探，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轮流监视您，只要您一出门就跟踪您，在巴黎监视您，在莱迪尼昂监视德博蒙伯爵夫人。这是一种守株待兔的办法，如果您的女儿试图来看望您，或去她祖母家藏身，就会落到我的网中。不过我们后来发现这越来越不可能，这种监视毫无用处。可是我不愿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哪怕是极微小的可能性，我都系统地试验过。我投资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一般外国香水和“舢舨”牌香水市场研究机构；我让人调查所有在公共图书馆借阅过《春种秋收》小说一卷或数卷的读者的姓名；我个人给法国所有整容医生发了一封信，询问他们在1953年以后是否做过切除一位二十五岁左右妇女右眼皮下的一颗痣的手术；我走访了所有正音科医生和发音教授，了解是否有一位高个子金黄色头发的妇女来纠正轻度口吃；我还组织了几次假设的考古队，唯一的目的是在报上刊登小型启事，招聘一位英语流利的年轻妇女陪同一个北美科学考察团到比利牛斯山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我对这最后一招寄予希望，但仍旧没有任何结果。每次都有不少人来应聘，可伊丽莎白始终没有露面。到1956年年底，我的调查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已经花费了四分之三的财产，把证券、土地、庄园都卖了，只剩下我的油画和我妻子的首饰。为了支付我雇用的大批调查您女儿下落的侦探，我把剩下的一些财产也花掉了。

1957年年初，您的婆婆德博蒙伯爵夫人去世，我的希望又来了。我知道您的女儿是多么爱她的祖母，我派人监视公墓，想象她一定会来墓前献花；可是您和她都没有去莱迪尼昂送葬，我空等了几个星期。

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我越来越恼怒，然而我仍不甘心放弃调查。我绝不相信伊丽莎白已经死去，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有权决定她的生死，我宁愿继续相信她还在法国，我终于知道了她是如何不留痕迹地离开英国的。1953年6月12日，就是她犯罪后的第二天，她从托基坐船去诺曼底岛。她在领事馆证明她护照丢失的字条上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L刮掉，登记时用了韦洛尼克·昂贝尔这个名字，这样，她的卡片就排在字母A的行列中，于是躲开了沿海警察的搜寻。我很晚才知道这个情况，这对调查的进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使我更加相信伊丽莎白就藏在法国。

那一年，我想我已经有点儿神经错乱。我开始有了这样的论断：我寻找伊丽莎白，也就是说寻找一个身材高大、金黄色头发、浅色眼睛、英语流利、生长在加尔省的妇女。然而伊丽莎白知道我在找她，所以隐藏起来了，显然，隐藏就意味着尽可能地去掉那些我可以指认她的特征。因此，我不应该寻找某一个伊丽莎白，不应寻找一个身材高大、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而应该找一个与伊丽莎白相反的人，于是我开始注意身材矮小、黑头发、说一口不流利的西班牙语的妇女。

有一次，我从梦中惊醒，冷汗淋漓。在梦中，我找到了解脱厄运的明确答案。我坐在一块大黑板旁边，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一位数学家在吵吵嚷嚷的听众面前论证著名的“蒙特卡洛定理”可以推广。也就是说，一个盲目押宝的轮盘赌徒至少和一个每次都下双倍赌注的赌徒的赢面相同。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假如我自己明天十六点十八分去兰佩马耶茶室喝茶，发现伊丽莎白的可能性与委派四百一十三名侦探找到她的可能性至少是相等的，也许还要多些。

我经不起诱惑，真的按照梦里的启示去做了。十六点十八分，我走进茶室。迎头碰见一位红头发高个子妇女向外走。我立即派人跟踪，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后来，我对一位为我服务的调查人员说到我的梦。他十分正经地对我说，我错误地理解了梦中的数字，我雇用的侦探的数目应该对我有所启发：413正好是314的颠倒，而314是圆周率π的数字，也就是说，不是在十六点十八分，而是在十八点十六分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总之，那时我甚至求助于耗神费力、荒谬绝伦的办法。如果您那位漂亮而神秘的美国女邻居还住在那儿，我一定会去乞求她那种令人心神缭乱的服务。可惜她不在了，我只好请人推盘招魂，我戴上镶嵌某种石头的戒指，在外衣的褶子里缀上磁铁、缢者的指甲，或装着草药、种子、彩色卵石的小瓶子。我求教过巫婆、神汉、阴阳先生、用扑克牌算命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占卜者。他们有的掷骰子；有的在一只白色的瓷盆里烧掉您女儿的照片，一边仔细地观察着灰烬；有的用新鲜的马鞭草叶擦左胳膊；有的把鬣狗的肾结石放在舌头下面；有的把面粉撒在地上；有的根据您女儿的姓名或化名写成无数变换字母位置的词，或者用数字代替姓名中的字母，尽量凑成253；有的透过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观察一支蜡烛的火焰；有的把盐撒向火中，倾听火苗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或者把茉莉花籽或丹桂枝条投入火中，观察冒出的袅袅青烟；有的把黑母鸡生的蛋的蛋清，或铅，或熔化的蜡，倒进一只盛满水的杯子里，然后观察这些物质在水中凝结的形状；有的在烧红的火炭上烘烤羊胛骨，把箩筛系在一根线上，让它们旋转；有的观察鲤鱼的精液、死驴的头颅、谷物经公鸡啄食后形成的圆圈。

1957年7月11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德博蒙伯爵夫人已经去世，可是我派在莱迪尼昂监视她的侦探并没有撤回。这一天，一位侦探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伊丽莎白刚给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开一张身份证明。她给的回信地址是奥朗日的一家旅馆。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允许提到逻辑的话——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果断地结束这个没完没了的事件。我在三年前就准备好了武器，决定用一把乡村医生常用的角柄手术刀来报仇。这种手术刀外表看起来像一把剃须刀，但更锋利。我一直学着使用这把刀，已经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这次我只要把这把刀从绿色皮鞘中拔出来，立刻闯到奥朗日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对我手下的人下命令，让他们找到您的女儿，严加监视。然而，他们在奥朗日没有找到她——那家旅馆实际上并不存在，她自己到邮局去索取回信，说她把地址写错了，负责处理死信的邮差把市政府的回信找出来给了她——不过几周以后，他们终于在瓦朗斯发现了她的踪迹。她在那儿结了婚，两位证婚人是弗朗索瓦·布雷台尔工地上的工友。

结婚的当天晚上，她就和丈夫一起离开了瓦朗斯。他们肯定猜到被人跟踪。此后的一年里，他们一直设法躲开我，他们竭尽心力，造假象，设圈套，制造了许多假线索。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去从事艰苦的劳作——当守夜人、在饭馆洗餐具、打短工帮人采葡萄、当淘粪工，什么都干过——而住的却是龌龊不堪的出租屋。我雇了四个侦探紧追不舍地跟踪他们，使他们的日子一周比一周难过，他们如同生活在老虎钳里，钳子越夹越紧了。我有二十多次机会可以杀死您的女儿而逃脱惩罚，但每次我都因为某种借口而坐失良机，好像长期的猎捕使我忘了当初为什么起誓进行这场追捕。报仇越是容易，我越是讨厌报仇。

1958年8月8日，我收到您女儿的一封信：

-

先生：

我早就知道您在竭尽全力地追寻我。当您的儿子死去的那一刹那，我已经明白了我想请求您和您妻子的宽恕或怜悯是徒劳的。几天后，当我听到您妻子自杀的消息时，我肯定您将终身追捕我。

当然，起初只是一种直觉，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感到非常害怕。我清楚地知道您对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肯定您将会充分利用您掌握的微薄材料来进行您的复仇事业。有一天，我在肖莱街上遇见一个调查员，他给我一瓶香水样品，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陷阱。几个月以后，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招聘一位英语流利的年轻妇女陪同考古专家，这件事说明您对我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要更多些。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成了一个漫长的噩梦：我感到每时每刻每处都有人在窥视我，我开始怀疑所有的人——同我搭讪的咖啡馆男侍、找我零钱的女收款员、因我没有排队而指责我的那些肉铺顾客、碰撞我的行人；我感到警察、出租汽车司机、躺在街心公园长凳上的假流浪汉、卖栗子的小贩、卖彩票的售货员、卖报纸的报贩子，他们都在追踪我，监视我。一天晚上，我精神过于紧张，在布里伏车站候车室里，打了一个看了我一眼的男人。我被拘留了，送到派出所，差一点儿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幸好有一对年轻夫妇当时在场，他们提出愿意照看我。于是我跟着他们来到塞文山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们在那儿替人修复倒塌的房屋。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我们与世隔绝，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三个人、二十多只羊和一群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恐惧心理也消除了，我以为您已经放弃复仇，或者您已经死了。1957年6月，我又重新回到人间社会。不久，我认识了弗朗索瓦。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劝我不要如此神经过敏，我是由于自己的犯罪感而想象出这种永不间断的监视。

我逐渐恢复了信心，以至于不慎向市政府发了一封信，要求开一份身份证明书，这是办理结婚手续必不可少的。多年来，您一直躲在角落里等待我犯这样的错误。

从此，我们无法正常地生活，只能不停地逃跑。一年之中，我曾以为可以逃脱您的追拿，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运气和金钱，过去或将来，总是站在您这一边；我以为有一天能从您布下的网的网眼中钻出去，那不过是痴心妄想；希望您有一天会停止对我的追踪，也纯粹是一厢情愿。您有能力杀死我，您以为自己有权利杀死我，但是您再也不能迫使我逃跑了。

我和我的丈夫弗朗索瓦，还有刚刚出生的安娜，我们从此就住在阿登省肖蒙-波尔西安，不再动窝了。我平静地等着您。

-

此后有一年多时间，我强迫自己不再露面；我解雇了所有的侦探和调查员；我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不出门，只吃一些姜汁面包干，喝一点儿小袋泡茶，此外就是喝酒、抽烟、服用马克西顿药片，因此我总是发高烧，有时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我敢肯定，伊丽莎白在等我，每天晚上睡觉时她都会想到第二天早晨可能再也不会醒来，每天早晨拥抱她女儿时她也会为自己居然还活着而感到惊奇。一想到这种缓期执行的方式对她来说是每日一次的刑罚，我感到一种复仇的陶醉，一种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快意。有时我却处于无比沮丧的状态，常常连续几周昼夜都睡不上几分钟，我在走廊里和四壁空空的房间里踱步，发出嘿嘿傻笑，或者无端地哭泣，想象着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在地上打滚，请求她的宽恕。

上星期五，9月11日，伊丽莎白寄来第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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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我在勒泰勒妇产医院给您写信，我刚生下第二个女儿，贝阿特丽丝。大女儿安娜已经一岁多了。我恳求您快来吧！或者就是现在，或者就永远也别来。

-

两天后，我把她杀死了。杀死她的时候，我才明白，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我也一样，后天，死亡也将把我解脱。依照我的遗嘱，等您的两个外孙女成人以后，可以分享我留下的微薄的财产。

于埃克塞特

1959年9月16日 [10]

德博蒙夫人获悉女儿的死讯时，十分震惊，悲痛万分，这次阅读这封关于案件结局的书信时，却非常镇静，就像二十五年前她丈夫的自杀并没有使她过于哀伤一样。她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冷漠，可能与她本人年轻时的经历有关。1918年4月某日，由于革命而分散在俄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奥尔洛夫一家居然奇迹般地团圆了，几乎一个人也不缺。突然一队红军进攻他们的住宅。维拉亲眼看到亲人被杀：曾被亚历山大三世任命为驻波斯特命全权大使的她的祖父塞尔日·伊拉利奥诺维奇·奥尔洛夫，曾经指挥过著名的克拉斯诺达尔骑兵营、被托洛茨基称为“库邦的屠夫”的她的父亲奥尔洛夫上校，她的五个兄弟（最小的才十一岁），统统在她的眼皮底下被枪杀了。她和她的母亲在持续三天的浓雾中逃生。她们恍恍惚惚地走了七十九天，终于到达邓尼金 [11] 独立部队占领的克里米亚，从那儿再辗转到达罗马尼亚和奥地利。

[1] Vanités，欧洲的一种表示万物皆空、画着头盖骨的静物画。

[2] affaire du Bazooka，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发生的袭击法军驻阿部队总司令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1899－1984）未遂事件（1957年1月16日）。该事件幕后主使为阿尔及利亚医生、激进组织“法属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ORAF）成员勒内·科瓦奇（René Kovac）。因二战中美国陆军单兵肩扛式火箭弹发射器的绰号“巴祖卡”（Bazooka）被用来称呼上述事件中袭击者使用的自制火箭筒，事件由此得名，又称“火箭筒事件”。

[3] F. L. N（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领导力量。阿独立后长期是该国执政党。

[4] Main Rouge，法国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20世纪50年代操控的暗杀组织，主要目标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阿国内支持独立的人物和“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

[5] Rexiste，法裔比利时籍法西斯主义者莱昂·德格雷尔（Léon Degrelle，1906－1994）创建的极右翼政党。

[6] Henri Troyat（1911－2007），法国小说家、评论家，1959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7] Covent Garden，位于伦敦西区，因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与特色小商店而闻名。

[8] Dido and Aeneas ，英国作曲家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1659－1695）作曲、爱尔兰诗人内厄姆·塔特（Nahnm Tate，1652－1715）作词的歌剧。

[9] 伊丽莎白·德博蒙名字的拼写是Elizabeth de Beaumont。

[10] 埃里克森写这封信的时间应是在1959年9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于是以15日为时间基点，称自己将于“后天”——也即17日自杀，而信写毕时可能已是16日凌晨，于是他将落款时间写作“1959年9月16日”。

[11] Anton Ivanocich Denikine（1872－1947），俄国陆军将领，苏俄内战及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军首领之一。

第三十二章

马西亚2

马西亚太太在她的房间里。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身体健壮，为人方正，人高马大。她已经脱了外衣，只穿了一件带花边的白尼龙衬裙，一个紧身褡，一双长筒袜，头上别着几个发卡，坐在一把现代制造的线脚木架黑皮蒙面的扶手椅上。右手拿着一个小酒桶似的大玻璃缸，里面装满了酸黄瓜，正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使劲地把一条酸黄瓜夹出来。她身旁放着一个矮桌，上面堆满了文件、书籍和各种物品：一张像结婚喜帖似的广告，宣布德尔蒙有限公司（室内建筑，装潢，艺术品设置）和阿尔蒂福尼公司（花卉艺术，园艺布置，暖房，平台，花坛，盆栽花卉）合并；一张法国波兰文化协会邀请参观安杰伊·瓦伊达 [1] 作品回顾展的请柬；一张邀请参加画家西尔贝塞尔伯画展开幕式的请柬，请柬上翻印了作者的一幅水彩画，题名为《日本花园 Ⅳ》，占画面三分之一的下方是一些完全平行的虚线，三分之二的上方是用写实主义手法表现的阴沉的暴风雨天空；一瓶怡泉苏打水；几只手镯；一本小说，大概是侦探小说，书名是《时钟和朦胧的斑影》，封面上印着一个跳棋盘，棋盘上摆着一副手铐，一个仿华托 [2] 的《无动于衷者》的小石膏像，一把手枪，一个可能装满了糖汁的碟子——因为碟子吸引了数只蜜蜂，还有一个六边形白铁皮筹码，上面用冲头打着数字“90”。矮桌上还有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一群裹着条纹缠腰布的女野人蹲在柳条小屋前，有的眨眼，有的皱眉，有的给孩子喂奶，有的昏昏欲睡，一群孩子在她们周围乱挤乱拥，画上题记曰“印第安人即景，贝尼，玻利维亚”；还有一张马西亚太太自己的照片，但至少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那时她还是一个柔弱的大姑娘，穿着圆点花纹背心，戴着一顶小帽，坐在一辆假汽车的方向盘前，身旁有两个穿着细条纹白衬衣、戴着扁平狭边草帽的青年相伴，这种假汽车实际上是一张绘制的布景牌，上面打了个洞，以便照相人把头露出来。

房间里的陈设是一种非常时髦的大胆的混合——扶手椅，日本壁纸，三个装在地板上如同闪光卵石的灯泡——再加上各个时代的收藏品：两个橱柜里摆满了科普特布和莎草纸，上面放着两幅17世纪阿尔萨斯一位画家的大风景画，颜色灰暗，留有遥远年代都市生活和火灾的痕迹，在显著的位置上摆着一片写满象形文字的板块；一套罕见的“小偷”玻璃杯——19世纪时各大港口的旅店老板经常使用它来减少水手之间的斗殴——这种玻璃杯外表看来似是真正的圆桶形，但内壁有许多顶针大小的凸起，用以降低容量，这种作假的凸起又用玻璃气泡的样子巧妙地掩饰起来，并且从上到下刻了一些平行的圆圈，标明喝多少酒，该付多少钱；最后是一张奇异的床，想象力丰富的莫斯科人认为拿破仑一世在彼得洛夫斯基宫过夜时在上面睡过，但实际上拿破仑更喜欢他常用的行军床，这张床形体庞大，完全用细木镶嵌而成，又用十六种木料和贝壳拼成一些细巧的菱形图案和一幅神奇的图画：在由蔷薇花饰和花叶边饰交织的世界里，浮现出——个以其长发为衣的裸体仙女。

[1] Andrzej Wajda（1926－2016），“波兰电影学派”的主要导演。

[2] 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洛可可时期代表画家。

第三十三章

地下室1

地下室。

阿尔塔蒙家的地下室。很干净，非常整齐分明：从地面到天花板的置物架和箱子上都有清晰的宽标签。所有的东西都摆得有条有理。他们考虑周密：有许多的存货和食品储备，即使爆发战争，巴黎被围，或发生危机，也足够维持一段时期。

左侧墙前专门存放食品。首先是基础食品：面粉，粗面粉，玉米粉，土豆粉，木薯粉，燕麦粉，糖块，糖粉，冰糖，盐，橄榄，刺山柑花蕾，调味品，大罐芥末和大罐酸黄瓜，桶装油，盒装干草，盒装胡椒粒，丁子香花蕾（作调料用），冻干的蘑菇，小盒块菰皮；酒醋和酒精醋；细长的杏仁，青核桃肉，真空包装的棒子和花生，开胃下酒的饼干，糖，巧克力糖和巧克力酱，蜂蜜，果酱，罐装牛奶，奶粉，鸡蛋粉，发酵粉，甜食，茶叶，咖啡，可可，药茶，居伯牌汤料，番茄酱，肉豆蔻，小辣椒，香草香料，香辛作料和香料，面包屑，面包干，葡萄干，干果，当归属植物。然后是罐头食品：鱼罐头有小块金枪鱼、油浸沙丁鱼、鳗鱼卷、白酒鲭鱼、茄汁沙丁鱼、安达卢西亚无须鳕鱼、熏黍鲱、鱼子酱、熏鳕鱼肝；蔬菜罐头有小豌豆、芦笋尖、巴黎草菇、嫩四季豆、菠菜、蓟菜心、荷兰豆、波罗门参、什锦菜，以及风干蔬菜盒；碎粒碗豆、小菜豆、小扁豆、四季豆、袋装米、花式面、切块什锦菜、面条、小贝壳面、通心粉、土豆片、土豆粉（做土豆泥用）、袋装速成汤料；水果罐头有杏肉、梨汁、樱桃、桃子、李子、盒装无花果、小箱装蜜枣、香蕉干、李子干；肉罐头和熟食有咸牛肉、火腿、熟肉酱、鹅肝酱、猪肝酱、肉冻、猪嘴、腌酸菜配猪肉、什锦砂锅、扁豆香肠、饺子、萝卜土豆烩羊肉、尼斯式焖菜、古斯古斯（北非一种用面粉团加佐料做的菜）、巴斯克式小鸡、西班牙式什锦饭、古式白汁块牛肉。

地下室后墙和大半面右墙前面，放着一排包塑铁丝格架，格架内卧放着酒瓶，似乎是按某种规则排列的。首先，是普通餐酒。然后，是博若莱、罗讷河谷葡萄酒和当年的卢瓦尔白葡萄酒。接着，是不宜久藏的酒，卡奥尔、布尔格伊、希农、贝杰哈克葡萄酒。之后，才是真正窖藏的陈年葡萄酒，有一本账簿专门记载每瓶酒的来历、酿造者的姓名、供应商的姓名、年份、入窖日期、最佳保存期限、出窖的近似日期：阿尔萨斯葡萄酒有雷司令、特米纳、黑比诺、托卡伊；波尔多红葡萄酒有，梅多克产区德阿贝斯金纳酒庄的、兰什巴日酒庄的、帕尔默酒庄的、布拉内康特纳克酒庄的、格吕奥拉罗斯酒庄的，格拉夫产区加尔德玛蒂雅克酒庄的、拉里奥比昂酒庄的，圣埃美隆产区拉图美庄酒庄的、卡农酒庄的、拉佳福利酒庄的、老托特酒庄的，波美侯产区特洛伊酒庄的；波尔多白葡萄酒有，苏玳产区斯格拉哈宝酒庄的、宝石酒庄的、奈哈克酒庄的，格拉夫产区骑士酒庄的、马拉蒂克拉格拉维埃酒庄的；勃艮第红葡萄酒有，夜丘产区香波-蜜思妮的、沙尔姆香贝丹的、邦马尔的、罗曼尼-圣维旺的、拉塔希的、李奇堡的，博讷丘产区佩尔南韦尔热莱塞的、阿洛克斯科尔通的、桑特奈格拉维埃的、博讷格雷沃“小耶稣”的、沃尔奈卡耶雷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有，博讷慕丝园的、科尔登查理曼的；罗讷河谷葡萄酒有罗蒂丘的、克罗兹埃米塔日的、科尔纳的、塔维尔的、教皇新堡的；普罗旺斯丘葡萄酒有邦多的、卡西斯的。还有马孔和第戎的葡萄酒、无泡香槟酒（韦尔蒂波奇）、起泡酒，来自朗格多克、贝阿恩、索米尔和都兰的各种葡萄酒，以及外国葡萄酒，包括瑞士费希和皮利的，阿尔及利亚西迪易卜拉欣的，马蒂卢克斯堡的，英国多赛特郡的，德国莱茵与摩泽尔的，意大利阿斯蒂的，阿尔及利亚柯迪亚克的，突尼斯上摩纳哥的，匈牙利的“公牛血”，等等。最后，是几箱香槟酒、开胃酒，还有各种烈性酒——威士忌、杜松子酒、樱桃酒、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酒、干邑白兰地、柑曼怡、修士酒等。在置物架上，还有若干纸箱带气或不带气的非酒精饮料、矿泉水、啤酒、果汁。

紧靠右侧，有一道厚重的包着铁皮的木栅门，上面挂着两把大铁锁，在木栅门和墙壁之间堆放着许多清洁用具：成捆的拖把，成箱的洗衣粉，去污剂，除垢剂，管道疏通剂，漂白剂，海绵，清洁地板、玻璃、黄铜、银器、水晶、面砖、亚麻油毡的产品，刷子头，真空吸尘器袋，蜡烛，备用火柴，成堆的电池，咖啡过滤器，含维生素的阿司匹林，枝形吊灯灯泡，剃须刀片，花露水，肥皂，洗发水，棉球，棉签，金刚砂指甲锉，墨盒，地板蜡，油漆罐，小伤口敷料，杀虫剂，引火物，垃圾袋，打火石，厨房纸巾卷。

地下室。

格拉蒂奥莱家的地下室。几代人堆在地下室里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来整理过。东西堆得有三米高，一只虎斑猫蹲在气窗外高处，正透过栅栏窥伺着无法抓住的一只四处乱窜的老鼠。

当眼睛逐渐适应地下室的黑暗以后，终于可以辨认出那些厚厚的灰尘下面格拉蒂奥莱家几代人堆积的破烂：一张船床的床身和架子；早就失去弹性的滑雪板；一顶曾经雪白的殖民者帽子；网球拍；一台著名的“四百万”型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可以自动定位，曾经被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发明，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决定改进他的会计账目时，曾用这台打字机开收据；一本破旧的《新小拉鲁斯词典》，第一页是71页的半张，最后一页是1530页；一个铸铁衣架上挂着一件粗生羊毛军大衣，上面补了各种颜色的补丁，有时用了一块不同质的布料，这是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当二等兵时穿的大衣，他曾于1940年5月20日在阿拉斯被俘，多亏了他堂叔马克的营救，才于1942年5月获释（马克是费迪南的儿子，不是奥利维埃的亲叔叔，而是奥利维埃父亲路易的堂弟，他和奥利维埃父亲的堂兄弗朗索瓦都是奥利维埃的叔伯辈）；一张硬纸板世界地图，有几个洞；成摞成摞的不完整的报纸杂志，《画报》《观点》《雷达》《侦探》《现实》《世界景观》《戏剧》；在一本《巴黎竞赛画报》的封面上，有皮埃尔·布莱兹 [1] 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沃采克》 [2] 的照片，他穿着燕尾服，挥着指挥棒；在一期《历史》的封面上，可见两位少年拥抱，一位穿着骑兵上校制服，另一位系着黑领带，穿着带花边袖口的礼服，他们的下方有一条说明语：“路易十七和‘雏鹰’于1808年8月8日是否在阜姆秘密会晤？历史上最荒诞的谜团终于解开了！”一只帽盒里放着许多发硬的照片，泛黄或泛茶色的底片，看到照片的人都会想，谁照的？照的是谁？三个男人站在乡村小道上，一位风度优雅的先生，烫卷过的黑胡子，穿着浅色格子裤，可能是奥利维埃的曾祖父朱斯特——这座公寓的第一位房主——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的朋友可能是贝罗家的雅克和爱弥儿，朱斯特娶了他们的妹妹玛丽；另一张照片上，两个站在贝鲁特烈士纪念碑前的人，他们的右袖飘动，用左胳膊向三色旗致敬，他们胸前戴满了勋章，这是贝尔纳·勒哈莫——弗朗索瓦的妻子玛尔特的堂兄——和他的老朋友奥古斯特·B.克利福上校在一起，贝尔纳在协约国军队驻佩罗讷司令部为上校当翻译，当司令部于1917年5月19日被“红色男爵” [3] 轰炸时，他们俩都被炸掉了一只胳膊；还有一张照片，上面那个人似已老眼昏花，正看着放在斜桌上的一本书，他是奥利维埃的祖父热拉尔。

旁边，在一只方白铁盒内堆着许多贝壳和卵石，那是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在他祖父去世那天，即1934年9月3日，从奥莱龙岛加索海边捡来的。还有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埃皮纳勒画片，小学常用这种东西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最上面的一张画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一艘战舰上会见沙皇的场面：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只有船只，船上的烟消融在无云的天空里；沙皇和总统大步向前，互相走近，握手；沙皇和总统身后都站着两个人，他们神色凝重，正好与两位首脑兴高采烈的表情相反；双方的随行人员都目视着各自的首脑。会见显然是在上甲板进行的，所以画面被中间的一条空白一分为二，下方，列队的海军立正敬礼。

[1] Pierre Boulez（1925－2016），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

[2] Wozzeck ，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1885－1935）根据德国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未完成的悲剧《沃采克》（Woyzeck ）创作的三幕歌剧，1925年在柏林首演。

[3] Baron Rouge，一战时期德国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1892－1918）的绰号。

第三十四章

在楼道里4

吉勒贝尔·贝尔热单脚跳着从楼梯上下来，这会儿差不多走到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平台上。他右手提着一个橙黄色的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两只破鞋、一个空果汁瓶和一些烂菜叶子。他今年十五岁了，长着一头蓬乱的几乎发白的黄头发，穿一件亚麻布苏格兰式衬衫，裤子上有两条黑色的绣着铃兰叶子的宽背带，左手无名指上戴一只白铁戒指，这种戒指花一个法郎就可以在文具店或服饰店的自动售货机里买到，戒指的椭圆形底座上镶着一块玉石浮雕，雕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青年形象，看到它，就会使人想到遥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肖像。

吉勒贝尔·贝尔热的名和姓之间，“贝尔”两个音是重复的，叫起来拗口。尽管如此，他父母还是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俩都是吉勒贝尔·贝科 [1] 的崇拜者，正是1956年吉勒贝尔·贝科在帝国剧院演出时他俩相遇并喜结良缘，那次演出挤坏了八十七张椅子。贝尔热一家住在五楼左边，与罗尔沙斯为邻，上面是雷奥尔一家，下面是巴特尔布思。这是一个两居室带厨房的套间，原来的住户是一位经常穿着内衣就走到楼道里、养着一只到处拉屎的名叫多代卡的小狗的太太。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吉勒贝尔正上初中三年级。他班上的语文老师要求他们办墙报，每个学生或每个小组负责一个栏目，提供稿件；全班每周开两个小时的编辑会议，讨论采用或否定某些稿件。墙报栏目有政治、工会、体育、连环画、本校新闻、填字游戏、启事、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广告（一般由在学校附近经商的学生家长提供）、巧手匠（介绍贴糊墙纸、自制掷骰子跳棋棋盘以及布置房间的方法等）。吉勒贝尔和克洛德·古唐、菲利浦·埃蒙两位同学一起负责写一篇连载小说。小说的题目是《神秘的针》，他们正写到第五章。

第一章：《为了康斯坦斯的爱情》。叙述一位著名演员弗朗索瓦·高尔马请求刚获得罗马大奖的画家吕塞罗为他画一张像，就画他在自己成名的那出戏里扮演的角色达达尼昂 [2] ，为了年轻美丽的康斯坦斯的爱情而同罗什福尔决斗。尽管吕塞罗认为高尔马是个极爱虚荣、华而不实的蹩脚演员，不值得为他画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内心希望得到一笔优厚的酬金。按照约定的时间，高尔马来到吕塞罗的大画室，穿着舞台上的服装，手执一把花剑，摆起姿势。可是吕塞罗前几天就请好的扮演罗什福尔的模特没有来，为了应急，只好找人代替，于是高尔马派人找来了他的门房太太的儿子费利西安·米夏尔，他是夏托纳夫伯爵家擦地板的用人。第一章结束。

第二章：《罗什福尔的突然一刺》。第一次作画终于可以开始了。两位对手各就各位，高尔马摆着灵巧地抵挡住米夏尔最后瞬间突然偷偷向他一刺的姿势，这一刺将可能穿透颈静脉。正在此时，一只蜜蜂飞进画室，围着高尔马转，高尔马突然用手捂住后颈，倒了下去。幸亏有一位医生住在楼里，米夏尔跑着去找他。几分钟后，医生来了，他诊断说，蜜蜂刺中了他的延髓，引起瘫痪性晕厥。他们立即把演员送往医院。第二章结束。

第三章：《致命的毒药》。高尔马在送医院途中身亡。一个被蜜蜂蜇了一下的人，这么快就死了，医生感到很吃惊，因此拒绝在死亡证上签字。验尸证明高尔马的死因不是蜂蜇，而是中了极微量的箭毒，米夏尔的花剑尖上有这种毒药。这是南美洲猎人使用的一种箭毒，叫作“沉默的死亡”，具有一种奇怪的特性：只对近期内患过病毒性肝炎的人起作用。而高尔马正好患过肝炎，刚刚治愈不久。这条新的发现，似乎证明有人预谋杀人。探长温彻斯特承担了破案调查工作。第三章结束。

第四章：《向西热斯瓦尔透露的情况》。探长温彻斯特把他对案情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助手西热斯瓦尔：

第一，凶手是演员的熟人，他知道演员最近得过病毒性肝炎。

第二，他有条件获得：

a. 毒药，尤其是箭毒。

b. 蜜蜂，案件发生在十二月份，而十二月份是没有蜜蜂的。

第三，他必须能接触到米夏尔的花剑。这把剑和高尔马的那一把都是吕塞罗从画商格罗梅克那儿借来的，尽人皆知，他的妻子曾是演员的情妇。这样一来，可以列出六个嫌疑人，他们各有各的动机：

1. 画家吕塞罗。由于为一个他所鄙视的人作画而悔恨。此外，这个案件所引起的轰动将对他作品的销售十分有利。

2. 米夏尔。高尔马的母亲以前曾邀请米夏尔和他儿子一起度假，从此以后，可怜的米夏尔一直受到高尔马的欺凌，被他毫无顾忌地任意支使。

3. 夏托纳夫伯爵。他是一位养蜂专家；而且人们都知道他对高尔马家族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1793年 [3] 博让西救国委员会主席加蒂安·高尔马把欧德·德·夏托纳夫送上了断头台。

4. 画商格罗梅克。出于忌妒和为了做广告。

5. 丽丝·格罗梅克。她一直没有原谅高尔马，他看上了意大利女演员安吉丽娜·迪卡斯台尔弗朗哥，而没有看上她。

6. 高尔马本人。他是一位负有盛名的演员，但也是一位无能而又运气不好的制片人，他已濒临破产，无法从银行获得必不可少的贷款来支撑他的巨型片的拍摄。以谋杀来伪装自杀，这是他体面地离开舞台而又能给孩子留下一笔可观的人寿保险金——即符合他们野心的一大笔遗产——的唯一办法。第四章结束。

以上就是这篇连载小说的梗概，很容易从中看到某些材料的来源：《科学与生活》中一篇关于箭毒的文章，《法兰西晚报》上一篇关于传染性肝炎的文章，几起常见的有关法国电影界的丑闻，几部侦探小说和侦探影片。小说的前四章受到全班同学的热烈欢迎，可是第五章怎么写成了三个作者的难题。第六章和最后一章将指出罪犯实际上就是那个和吕塞罗同楼的医生波尔贝耶。高尔马的确濒临破产，如果一次谋杀未遂，他奇迹般地活下来，那将是他最后一部电影最好的广告。这部电影拍摄了八天就停拍了，这样就可以重新上马。波尔贝耶大夫不是外人，正是高尔马的兄弟——他父母的养子——于是演员与他合谋设计了这个曲折的计谋。可是演员的儿子让-保尔·高尔马爱上了医生的女儿伊丽莎白。高尔马坚决反对这门亲事，而医生则十分赞同。于是医生在单独护送高尔马去医院的途中，趁机把一根沾有毒药的针刺进他的体内。波尔贝耶肯定人们会指控米夏尔的花剑。可是探长温彻斯特在审讯那个被米夏尔替换的模特时了解到，实际上是有人付给他钱，让他那一天不要到画室去，探长便根据这条线索重新考虑破案方向。尽管有几个情节是最后才提出来的，有点儿违背侦探小说的金科玉律，但总体来看，最后这样解决还是可以令人接受的。可是在这之前，三个年轻作者先要为其他的嫌疑人洗刷干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菲利浦·埃蒙建议干脆像《东方快车谋杀案》，他们都有罪，但是另外两位作者坚决不同意。

[1] Gilbret Bécaud（1927－2001），20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歌星。

[2] d'Artagnan，大仲马名著《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之一。

[3] 1793年正逢法国大革命高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

第三十五章

门房

1956年以前，公寓的门房是克拉沃太太。她是个中等身材、灰色头发、嘴巴细巧的女人，平时总是包着一块烟色的头巾，围着一条黑底蓝花的围裙。她监督全楼的卫生，十分尽心，就如同她是房东一样。她丈夫是一位在尼古拉商店工作的送货员，每天蹬着三轮车在巴黎各区送货，歪戴着鸭舌帽，嘴角叼着一支烟。他有时下班后便脱下已经起皱的浅褐色皮夹克，穿上堂格拉尔留给他的莫列顿呢上衣，帮他妻子干活，把电梯上的铜器擦得锃亮，或用西班牙白酒擦衣帽间的镜子，一面不停地吹着流行歌曲的调子。他们有一个儿子，叫米歇尔，克拉沃太太常为儿子向温克勒要斯莫特夫每月两次寄来的邮包上的邮票。米歇尔于1955年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身亡，那时他才十九岁。由于年轻的爱子夭折，悲伤的父母第二年便离开了令他们触目伤怀的巴黎。他们回到老家汝拉省。莫尔莱听人说他们开了一家咖啡馆，但是维持不久就倒闭了，因为实际上克拉沃老爹不会做生意，而且把本钱都喝光了。不过这只是传闻而已，谁也没有去证实。

诺谢尔太太代替他们当了门房，当时她二十五岁。她丈夫是一位职业中士，比她大十五岁，刚刚去世。他死在阿尔及利亚，不是死于伏击战，而是因为吃了太多的橡皮——不是橡皮糖，而是擦字的橡皮——引起了肠胃炎。亨利·诺谢尔是九十五科（即第十军区总参谋部人员统计局研究和计划处统计科）副科长的助手。在1954－1955年之前，他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从士兵被分批召回法国之日起，他就变得十分繁忙了，要不断地重新开始没完没了的统计。为了减少烦躁，他开始吮铅笔，嚼橡皮。这种吃橡皮的习惯在一定限度内是无害的，可是过量以后就不然了，因为无意中吃进的小颗橡皮会引起肠胃黏膜溃疡和病变，更因为长期不易察觉，不能及时做出准确的诊断，因此就格外危险。诺谢尔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只是觉得“胃不舒服”，可是在医生还没有弄清病因以前他就死了。如果不是在同一季度，奥兰的入伍注册科上士奥利维迪、君士坦丁过境中心的下士马格利特都相继同样死亡，他的病就会成为医学界的一个谜。于是这种病被称为“三军士综合征”。这个称谓仅从军衔着眼，并不十分准确，但本义还是清楚的，因此这类炎症现在仍然使用这个名称。

诺谢尔太太现在四十四岁了。她是一个胖胖的、爱说话的、热情的小个子女人，一点儿也不像一般人心目中门房的形象。她既不恶声恶气地责骂大声吵闹的孩子，也不尖声尖气地呵斥随处乱走的宠物，更不随意赶走进楼揽活的工人（这些正是几家房主和房客指责她的地方）。她不卑不亢，不贪小便宜，不整天开电视，也不对早晨和星期天倒垃圾或在阳台上浇花淋水的房客发脾气。总之，她一点儿也不俗气，唯一的缺点是过于多嘴，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管，爱对人表示同情，总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全楼的房客都受过她的恩惠，当他们外出时，完全可以放心，诺谢尔太太会把他们的金鱼养得好好的，会带他们的狗到外面散步，会给他们的花浇水，会把他们水表和电表的度数记下来。

公寓里只有一位房客真正痛恨诺谢尔太太，那就是阿尔塔蒙夫人。她们两人不和是因为某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阿尔塔蒙夫人准备去度假，她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出发前把一切都收拾干净，把冰箱里的东西全取出来，把剩下的食品送给了诺谢尔太太：八分之一块黄油，一斤鲜豌豆，两只柠檬，半瓶醋栗果酱，一丁点儿鲜奶油，一些樱桃，一点儿牛奶，一小块奶酪，几把新鲜蔬菜，三瓶酸奶。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与她丈夫长期不在家有关，阿尔塔蒙夫人未能按原定时间出发，她需要晚一天才走。于是她回到诺谢尔太太家里，很尴尬地向她解释说，她晚餐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向诺谢尔太太要回早上刚给她的鲜豌豆。诺谢尔太太说：“可是我已经把豌豆剥了，正在火上煮着呢。”

阿尔塔蒙夫人说：“那我怎么办呢？”

最后，诺谢尔太太亲自把煮好的豌豆和其他食物都送上楼去。第二天清早，阿尔塔蒙夫人出发时——这次是真的要出门了——又把剩下的东西给诺谢尔太太送去。可是诺谢尔太太礼貌地拒绝了。

这件事一经毫不夸张地说出去，马上在全楼传开了，不久全区的人都知道了。从此以后，阿尔塔蒙夫人在每次共同房产主会议上都要以各种理由要求把诺谢尔太太调走。管理员和印花棉织品商人普拉沙埃夫妇支持她，这两口子不能原谅诺谢尔太太护着莫尔莱；可是大部分房产主都拒绝把这个问题列上议事日程。

此刻，诺谢尔太太正在门房里，她把衣帽间电灯的保险丝换好，从小凳子上下来，我们不妨趁机进去参观一下。门房是一间十二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墙上涂了浅绿色油漆，地面铺着暗红色地砖。房间用条格木板从中隔开。一边是卧室：隐约可以看出里面放着一张床，床上盖着带流苏的床罩；有一个水池子，上面有一个热水器；一张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一只乡村式样的小柜子，上面安着双眼炉灶；一个架子，上面摞着纸盒、箱子。另一边才是真正的门房：有一张桌子，三盆花，一盆干瘦的九重葛是诺谢尔太太自己的，另外两盆茂盛的橡胶树是卢韦家的，他们经常外出，就交给她管理。晚上来的邮件就堆在桌子上，其中有莫罗夫人订的《法国时代》。诺谢尔太太的狗——一只小小的胖胖的十分灵巧的捕鼠狗，名叫布第内——躺在一张腰形小桌子下面。桌上放着诺谢尔太太的餐具：一只平盘，一只深盘，一把刀，一把叉，一只勺子，一只高脚杯，两个能盛一打鸡蛋的纸盒，三包薄荷马鞭草茶——包装上印着一位戴草帽的尼斯姑娘。沿着隔板放着一架钢琴，刚学完医学课程的诺谢尔太太的女儿玛尔蒂娜曾经用功地学了十年钢琴，练习《致爱丽丝》《儿童天地》和保罗·杜卡的《小毛驴》，现在已经把钢琴完全关上了，钢琴盖上放着一盆天竺葵，一顶天蓝色铃铛帽，一台电视机。一只柳条小摇篮里躺着一个小娃娃，他是六层右侧的房客日娜维埃芙·富勒罗的孩子，她每天早晨七点钟把他托给门房太太，晚上八点回家后洗个澡换好衣服，再把孩子抱回去。

第三十六章

在楼道里5

三楼楼道。阿尔塔蒙家套间的门开着，门前两侧各摆着一盆低矮的橘树，花盆外套着六边形大理石盆套。一位先生从门里走出来，他是这一家的老朋友，赶来赴宴，可是到得太早了。

他是一位德国企业家，赫曼·弗格先生。他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售野营材料，发了财，后来又经营无边割绒地毯和油光纸。他穿着一套斜纹西服，十分严肃，可是戴了一条玫瑰红小点的紫色围巾，稍稍显得活泼一些。他夹着一份都柏林日报《自由人》，人们可以看到报上的标题：

流行歌曲新星赢得弹球大赛

还有一则旅行社广告：

赫曼·弗格故意提前赴宴：他业余爱好烹调，非常遗憾自己不能经常在炉前操作，梦想某一天可以放弃事业，全部投身于烹调艺术，然而这越来越不可能了。今晚他推荐了一道特殊的菜：啤酒煨野猪后腿。他称老鼠肉是世界上最嫩的肉，可是阿尔塔蒙夫妇生气地拒绝了他。

第三十七章

卢韦1

卢韦家的套间在二楼右侧。

一间高级职员的起居室。墙上挂着浅栗色皮饰物；壁炉的六边形炉膛内生着火；一套组合视听音响，电唱机、录音机、电视机、幻灯放映机；配套的真皮沙发和椅子。黄褐色调，肉桂色，烤焦的面包的颜色；铺着褐色小瓷砖的矮桌上放着一个浅口盆，盆内盛着一套骰子戏，几个补袜子用的织补木蛋，一小瓶安戈斯图拉苦味酒，一只香槟酒瓶塞状的打火机；一个旧金山钻石俱乐部出品的做广告用的火柴盒；一张船形写字台，上面放着一盏意大利进口的现代台灯，黑色金属架，无论放在什么位置都很稳当；放床的凹室前挂着红色帷帘，满床铺着许多小块的彩色软垫；室内后墙上挂了一幅大型水彩画，画着几位演奏古乐器的音乐家。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卢韦一家正在旅游。对他们来说，旅游既是事业的需要，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卢韦可能有点儿过分像他自以为的和众人心目中的那种人物：英国时装，弗兰茨-约瑟夫 [1] 式小胡子。卢韦夫人非常时髦，近四十岁的人穿着裙裤，黄色格子背心，系着皮腰带，戴着粗大的玳瑁镯子。

他们在安第斯山区的马孔多猎熊时照了一张照片：他们和另一对夫妇一起合影——如果非要描述一下，那这一对跟卢韦夫妇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四个人都穿着有很多口袋和子弹夹的卡其色猎装。卢韦单膝跪地，手持步枪，在第一排；他的妻子在他身后，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另一对夫妇站在椅子后面。

照片上的第五个人站得稍远一些，无疑是陪他们打猎的向导，这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留着平头，有点儿像美国大兵，穿着战地迷彩服，似乎正在专心阅读一本廉价的侦探小说，封面有彩图，书名是《惊人的罪行》。

[1] François-Joseph，即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在位）。其典型形象是留着上唇胡须和络腮胡子，下巴上不留胡须。

第三十八章

电梯（机械装置）1

电梯出了故障，这是常有的事。这部电梯一直没能正常运行。当它刚装好，只使用了几周，就在1925年7月14日夜间到凌晨出了事，停运了七个小时。当时有四个人困在里面，保险公司因此拒绝赔付修理费，因为按照规定，电梯一次只能载三个人或二百公斤的东西。困在电梯里的四个人是：阿尔班太太，那时她叫弗洛拉·尚比尼；她的未婚夫雷蒙·阿尔班，当时还在服兵役；热罗姆先生，当时是个年轻的历史教员；塞尔日·瓦莱纳。他们一块去蒙马特高地看焰火，从皮加勒、克利希和巴蒂诺尔步行回来，路过一家家小酒吧的时候，多数情况都是进去喝上几口小杯白葡萄酒和冰镇的玫瑰红葡萄酒，每个人都有点儿醉眼蒙眬。凌晨四点，他们乘电梯上楼，在五层和六层之间卡住了。一开始他们有些惊慌，拼命地呼喊门房。那时的门房叫阿拉尼亚太太，公寓刚建成她就来了，是一位贪婪的小个子、黑头发、干巴瘦的西班牙老妇人。她穿着一件镶绿边的橘红色浴衣，戴着一顶用棉袜子做的睡帽走出来，命令他们别喊，告诉他们要在里面闷上几个小时才能找人救他们出来。

四个年轻人在熹微的晨光中待在停止的电梯中，百无聊赖，于是便摆起他们各自手头现有的财富来。弗洛拉·尚比尼手提包里有一点儿烤榛子，他们一起分享，可是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们更渴了。瓦莱纳有一个打火机，热罗姆先生带着香烟，他们点燃了几根烟，可是他们当然更想喝点儿酒。雷蒙·阿尔班建议打牌来消磨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很脏的纸牌，但是发现少了一张草花J。他们决定用一张同样大小的纸来代替，只要画上一顺一倒的两个老人头，一个草花，写上一个J就行了。他们想给这张牌取个名字，但意见不能统一，瓦莱纳主张叫“巴尔塔 [1] ”，热罗姆以为应该叫“奥吉耶 [2] ”，雷蒙·阿尔班说还是叫“朗斯洛 [3] ”好。三个人低声争执了几分钟，最后一致认为不必取名字了。于是开始找纸。热罗姆建议用他的名片，可是大小不够。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代用品，要算是瓦莱纳昨天晚上收到的巴特尔布思的信的信封了。巴特尔布思通知他：因为明天是国庆节，所以不来上水彩画课了（其实几个小时以前上完课时，他已经亲口对他说过，可是巴特尔布思就是这么个人，婆婆妈妈的；也许是想借机使用一下他特别定制的信纸，那是一种近乎青铜色的漂亮精美的仿羊皮纸，上面有他现代派的菱形花体缩写签名）。他们用弗洛拉·尚比尼的指甲刀把信封剪成纸牌大小的卡片。瓦莱纳口袋里当然有一支铅笔，他在上面粗略地画上人头和草花，他的三个伙伴都赞赏地吹起口哨：雷蒙欣赏他画得像，热罗姆赞叹他画得快，弗洛拉·尚比尼欣赏他画的人物漂亮。

可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张纸很新，跟其他牌不一样。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玩这种纸牌游戏，J的作用很重要。热罗姆先生建议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一张普通纸牌，例如草花7，改成草花J，另外再用信封画一张草花7。瓦莱纳咕哝说：“你应该早点儿想到这一点。”剩下的信封已经不够了。尚比尼小姐一直等着他们教她玩这种纸牌游戏，这时已经等得不耐烦，一个人睡着了；她的未婚夫受了她的感染，也跟着进了梦乡。瓦莱纳和热罗姆打算两个人玩，可是谁也提不起兴致，不一会儿就不玩了。他们又渴又饿又困，浑身难受，就互相讲述他们做过的最好的饭菜，交换菜谱。在这方面，热罗姆先生是无与伦比的专家。他还没讲完据说是中世纪名菜的鳝鱼酱的配料，瓦莱纳也睡着了。热罗姆的酒肯定比同伴们喝得多，还想继续玩，试图把他们弄醒，可是白费劲。为了消磨时间，他便哼起流行歌曲来。后来他越唱越来劲，便即兴创作，引吭高歌，模仿的是《孩子与魔法》 [4] 的终曲——几周前，他刚刚在香榭丽舍剧院观看了它的巴黎首演。

他兴高采烈，越唱越响，很快就惊动了五层和六层的房客，他们从床上爬起来，从各自的套间里走出来：埃贝尔夫人；乌卡德太太；埃沙尔老爹，带着一脸刮胡子的肥皂泡儿；高龙先生的管家热尔瓦斯，穿着泽纳纳绒布轻便上衣，戴顶花边帽，趿着一双带绒球的高跟拖鞋；还有胡子散乱的房东爱弥尔·格拉蒂奥莱，他当时住在六层左边的两个三居室套间中的一套里——三十五年以后，产权归了罗尔沙斯，他把两个套间合二为一了。

爱弥尔·格拉蒂奥莱可不是个好惹的人。在其他情况下，他一定会立即把这四个肇事者赶走。这一回，可能是七月十四日这个日子好 [5] ，他发了善心，或者是因为雷蒙·阿尔班穿了一套神气的军人制服，也许是为了弗洛拉·尚比尼小姐可爱的红晕的脸蛋儿。总之，是他用手动装置从外面打开了电梯的门，帮助四个节日晚归者从狭小的笼子里走出来，让他们回家睡觉，甚至没说要对他们罚款。

[1] Victor Baltard（1805－1974），法国建筑师。

[2] Ogier，即红桃J。

[3] Lancelot，即草花J。

[4] L'Enfant et les Sortilèges ，法国小说家西多妮-加布丽埃勒·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编剧、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作曲的独幕儿童歌剧，1925年在蒙特卡洛首演。

[5]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

第三十九章

马西亚3

古玩店老板娘的丈夫莱昂·马西亚在他的房间里。他年老多病，弱不禁风，面色灰暗，瘦骨嶙峋。他经常穿着一条睡裤和一件无领衬衫，骨骼突出的双肩上披了一条方格围巾，赤脚穿着一双褪色的旧拖鞋，头上戴着一顶红色法兰绒锥形高帽，一动不动地坐在黑色皮椅上。

不过，在大多数拍卖商和艺术商心目中，这位死气沉沉、两眼无神、动作迟钝的老人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古物鉴定专家。他们这一行真是包罗万象，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货币和勋章，到中国清代的瓷器，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版画、古老乐器，到伊朗和波斯湾地区的祈祷地毯，什么都得知道。他是在30年代成名的，那时他在《沃伯格和考陶尔德艺术馆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证明1899年在苏富比拍卖行出售的莱昂纳尔·戈尔捷 [1] 的油画《九女神》，实际上是雅娜·德谢纳尼的作品，画的是莎士比亚剧作中九位著名的女主人公：克瑞西达、苔丝狄蒙娜、朱丽叶、麦克白夫人、奥菲莉娅、鲍西娅、罗瑟琳、蒂塔尼娅和薇奥拉。他的这种说法曾经轰动一时，因为他提到的这位画家当时还寂寂无名，鲜为人知。他这个判断也只是根据作者的花体缩写签名和亨贝尔特在《各种版画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概要》一书中所写关于这个作者的生平简介得出来的，该书1752年在柏林出版。他还宣称，这位画家于1647年至1662年在布鲁塞尔和艾克斯拉沙佩勒 [2] 作画，可惜没有注明出处。

最令人惊讶的是莱昂·马西亚完全是自学成才。他九岁辍学，二十岁才勉强认字，经常看的是专登赛马消息的《运气报》。他当时在大军团大街一家制造赛车的修车铺工作，这家铺子卖出去的赛车不但没有赢过，而且每次都出事故，不久就倒闭了。马西亚手头存了一笔钱，因此就经常几个月不干活。他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每天七点钟起床，到柜台前喝一杯热果子汁，一边看《运气报》，然后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床铺已经重新铺好了，他便和衣躺上去再睡一会儿，把报纸铺在床头，免得鞋子把床单弄脏了。

马西亚的生活需求十分简单，照这样生活下去，他手里的钱可以维持几年。可是第二年冬天他病倒了。医生诊断是肺病，一定要他去山区疗养。他无力承担长期住疗养院的费用，就在提诺契州阿斯科纳 [3] 最豪华的普菲斯泰疗养院受雇当了一名楼层服务员。在漫长的被迫休养期间，下班后，为了消磨时光，他开始看书，不料越看越上瘾，手头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他向疗养院里有钱的病员——牛肉罐头大王、橡胶大王、钢铁大王或他们的儿子——一本一本地借着看。他看的第一本书是小说，雅克·拉克雷泰尔的《西贝尔曼》 [4] ，曾获得上一年费米纳文学奖；他看的第二本书是柯勒律治 [5] 的文学评论，附有忽必烈汗诗的译文及原文：

忽必烈汗在萨纳都，

下令修建豪华的宫殿……

这样，四年中莱昂·马西亚读了上千册书，学会了六种语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葡萄牙语。他学葡萄牙语只用了十一天，他花十个生丁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两卷残缺不全的“卢西塔尼亚书目”，读完这两本书，葡萄牙语就学会了。

越是学得多，他越是想学。他的学习热情永不枯竭，他的吸收能力也永无止境。他过目不忘，记忆力惊人。他又以同样的速度、求知欲和记忆力学习了希腊语语法、波兰史、史诗、击剑教程、园艺学教程、通俗小说、百科全书。应该指出，他比较喜欢的还是百科全书。

他的学习热情感动了不少人。1927年，在普菲斯泰先生的倡议下，疗养院凑了一笔钱给马西亚，作为十年的学习费用，让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他所喜欢的专业。那时他已经三十岁了，犹豫了三个月，不知选择谁做导师好：埃伦费尔斯 [6] ，施本格勒 [7] ，希耳伯特 [8] ，还是维特根斯坦 [9] ？后来，他去听了一次帕诺夫斯基 [10] 关于希腊雕塑艺术的报告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是艺术史，就立即去伦敦的考陶尔德艺术馆报了名。三年后，他以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众所周知的一鸣惊人之举，步入艺术鉴定专家的行列。

他的体质一直很弱，几乎终年卧床不起。多年来，他先是在伦敦，后来到华盛顿、纽约，都整天待在旅馆里，只是要到图书馆或博物馆考证某一细节时才出门，平时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向顾客提供越来越高级的咨询。正是他证实了阿特里 [11] 的哈德丽雅娜塑像（又称“哈德良 [12] 天使”，这个名字更有名气）是赝品。他还精确地列出了弗里克美术收藏馆 [13] 收藏的库珀 [14] 细密画的年代。就在这时他遇见了克拉拉·利茨坦费尔德，一位流亡在美国的波兰犹太人的女儿，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当时她正在这家博物馆实习。她比马西亚小十五岁，在相识几周后他们就结婚了，并决定到法国定居。于是，他们来到巴黎，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这家公寓，把一家马具皮件店铺改造为一家古玩店。奇怪的是，她丈夫始终都对这家古玩店不感兴趣。1946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大卫。

莱昂·马西亚同公寓里另外几位房客一样已经几周没有离开卧室了。他只喝些牛奶，吃点儿黄油和葡萄干饼干。他收听广播，看或者装着看旧艺术杂志。他的膝上放着一本《美国美术杂志》，脚跟前有两本杂志，一本南斯拉夫杂志，另一本是《伯林顿杂志》。在《美国美术杂志》封面上印着一幅古老而漂亮的彩色木版画，金光闪闪，红红绿绿：一辆有巨大烟囱的火车头，挂着巴洛克式的大灯笼和一个大捕虫网罩，带着淡紫色车厢在暴风雨的黑夜里穿过草原，冒着火星的黑烟和乌云交织在一起。那本南斯拉夫杂志压在《伯林顿杂志》上面，封面是一张照片，内容是匈牙利雕塑家梅勒贝特·埃热尔的作品：长方形金属板搭成的一个十一面体。

莱昂·马西亚常沉默无言，一动不动，沉溺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他惊人的记忆海洋深处常常冒出一件往事，萦绕不休。让·黎施潘 [15] 在逝世前不久，到疗养院做了一次报告，题目是“拿破仑的传说”。黎施潘说，在他小时候，每年打开一次拿破仑陵墓，残疾军人在墓前游行，并瞻仰用防腐香料保存的皇帝遗容，这个场面没有引起赞颂，而是令人恐惧，因为皇帝的遗容已浮肿发青，于是后来就取消了开墓仪式。可是黎施潘的叔祖父曾在非洲为国效劳，荣军院的长官特地为他打开了陵墓，黎施潘被叔祖父抱着，有幸见到了皇帝的遗容。

[1] Léonard Gaultier（1561－1635），法国版画家、插画师。

[2] Aix-la-Chapelle，德国城市亚琛（Aachen）的法语名称。

[3] 提契诺州位于瑞士南部，与意大利接壤，通用意大利语。该州法语名称为Tessin，意大利语名称为Ticino。阿斯科纳（Ascona）是该州西南部市镇，在瑞士与意大利边境的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北岸。

[4] Jacques de Lacretelle（1888－1985），法国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西贝尔曼》（Silbermann ）讲述德雷福斯案件期间一个犹太儿童受到迫害的故事。

[5] Coleridge（1772－1834），19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和思想家之一。

[6] Christian von Ehrenfels（1859－1932），奥地利哲学、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先驱。

[7] 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

[8] David Hilbert（1862－1943），德国数学家，国际数学界一代巨人。

[9] Ludwig Josef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逻辑学家、哲学家。

[10] Irving Panofsky（1892－1968），德裔美籍艺术史学家。

[11] Atri，意大利城市。

[12] Hadrien（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在位）。

[13] Collection Frick，位于纽约的绘画、雕塑和装饰艺术陈列馆。

[14] Samuel Cooper（1605－1672），英国著名细密画家。细密画是一种以精致细腻的画面细节为最大特色的小型绘画，波斯细密画最负盛名。

[15] Jean Richepin（1849－1926），法国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第四十章

德博蒙4

一间浴室，地面铺着奶油色大方砖。墙上贴着塑料花墙纸。浴室除了一套卫生设施，没有什么装饰性家具，只有一张雕刻铁架小圆桌，桌面是纹理大理石，四周环绕着类似帝国时代式样的青铜柱廊，桌上放着一盏紫外线灯，特别丑陋的现代派作品。

一个旋转式木衣架上挂着一件绿缎室内便袍，衣服背面绣着一只猫影以及象征扑克牌黑桃的图案。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认为她外婆还常穿的这件室内便袍曾是一位美国拳击运动员卡特·斯佩德 [1] 比赛时穿的浴衣，他和她的外婆可能在他在美国比赛时相遇，他可能是她外婆的情人。安娜·布雷台尔完全不同意她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确实有一位美国黑人拳击运动员叫卡特·斯佩德。他的比赛生涯极其短暂。1929年，他获军内拳击赛冠军，便离开军队当了职业拳击手，但是连续被吉恩·滕尼、阿尔·布朗和即将告别拳坛的杰克·登普西击败。因此，他重返军队。他不太可能出入与维拉·奥尔洛娃相同的社会圈子，即使他们相逢，这位具有顽固偏见的白种俄国女人也决不会投入一个黑人的怀中，尽管他是一位漂亮的重量级运动员。安娜·布雷台尔的解释不一样，但是也掺杂着关于她外婆的爱情故事的传说。这件室内便袍可能是她的一位情人，纽约卡桑中学的一位历史教员阿诺德·弗莱克斯纳送的礼物，他写过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塔韦尼埃和夏尔丹的旅行：兼论从斯居代里到孟德斯鸠的作品中看到的波斯在欧洲的形象》，他还署笔名发表了带黄色情节的侦探小说——《皮加勒凶杀案》《安卡加炎热的夜晚》等。他们可能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相逢，那时维拉·奥尔洛娃正受聘在歌剧《后宫诱逃》 [2] 中演唱布隆黛的角色。安娜除了提到他们之间的两性相吸之外，认为猫和黑桃是直接影射弗莱克斯纳最著名的小说《萨拉托加的第七起枪击案》，它叙述了在赛马场行窃的一位扒手的故事，由于他的灵巧和机智，人们称他为“猫”，后来他不由自主地卷入对一件犯罪案件的调查中，并且凭着他的小聪明破了这个案子。

德博蒙夫人并不知道她俩的解释，她本人对这件便袍的来历也从未做过任何说明。

浴缸沿很宽，上面足以放些小瓶之类的东西，现在上面还放着一顶天蓝色凹凸花纹的橡胶浴帽，一个钱包形梳洗用品袋，是用粉红色海绵状材料制成的，口上系着一根编织小绳，还有一只闪亮的金属盒子，平行六面体形状，盒盖上的一条长缝中露出一截手巾纸。

安娜·布雷台尔趴在浴缸前的一条绿色浴巾上。她穿了一件白色细麻布睡袍，下摆撩到背脊中央；因蜂窝组织 [3] 堆积而满是条状瘢痕的屁股上放着一个电热振动按摩垫，直径约四十厘米，垫面是红色塑料布。

贝阿特丽丝比安娜小一岁，细高挑儿的身材，而安娜却又矮又胖，全身都是肉。安娜一直为自己的体重而操心，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饮食制度，可是从来没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她试验过的减肥方法不计其数：洗泥浴再穿不透气的紧身衣，洗芬兰式蒸汽浴再用引起食欲减退的药鞭笞打，扎针灸再进行顺势疗法，药球练习、室内体育锻炼、高强度步行、跳脚、拉弹簧拉力器、练双杠以及进行各种高强度的训练后再试各种类型的按摩，包括使用马鬃手套、西葫芦干、黄杨木杖、特制肥皂、浮石、明矾粉、龙胆酒、人参、黄瓜加牛奶以及粗盐块等。她现在正试用的方法具有其他方法都没有的优越性能：她可以同时进行其他活动，每天她用电靠垫不停地按摩肩部、背部、胯骨部、臀部、大腿、肚子等部位七十分钟，她利用这段时间总结她的饮食制度。她身前放着一本《常用食品热量表》小册子，表上用特殊符号标出的食品显然是应该避免食用的，她正把这类食品的数据——菊苣20，榅桲70，小鳕鱼80，牛腰肉220，葡萄干290，椰子620——和她头天大吃大喝的食品的数据进行比较，她把这些食品的热量确切数据抄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上：

茶（不放糖，也不放牛奶） 0

一杯菠萝汁 66

一瓶酸奶 60

三块黑麦饼干 60

胡萝卜丝 45

两块羊排骨 192

笋瓜 35

鲜山羊奶酪 190

榅桲 70

鱼汤（不放面包皮，也不加有辣椒的蒜泥蛋黄酱） 180

新鲜沙丁鱼 240

青柠檬拌水蔊菜 66

圣纳克代尔干酪（奥弗涅地方产） 400

欧洲越橘冰激凌 110

共 1714

除了圣纳克代尔干酪以外，以上统计她进食的食品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只要她没有故意漏写。安娜确实一点儿也不差地把她早、中、晚三餐吃喝的食品都写上了，但是她没把在三顿正餐之间四五十次从冰箱、食柜中取出的食品计算在内，她一刻不停地吃喝以平息她永远不能满足的食欲。她的外祖母、妹妹和在她们家中干了二十多年的拉菲昂特太太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她偷吃东西，她们甚至每天晚上把冰箱里的食品全部取出，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放进有挂锁的柜子里，但是都没有效果。安娜·布雷台尔找不到吃的东西就会大发无名怒火，然后到咖啡馆或朋友家去满足她那不可抑制的过盛的食欲。然而，最最严重的还不是安娜在正餐以外吃东西，有些营养学家认为这也是有益的，而是她正餐时无可指责地严格遵守饮食制度，而且让外祖母、妹妹也和她吃得一样，可是一走出餐厅，她就极为随便。她不允许正餐时桌上放面包或黄油，也不允许放被认为是中性的食品，例如橄榄、褐虾、芥末或波罗门参，可是半夜里她起来毫无顾忌地大吃麦片（350）、涂黄油的面包片（900）、巧克力（600）、夹心奶油圆球蛋糕（360）、奥弗涅霉干酪（380）或油浸金枪鱼（300）。事实上，她总是不停地吃东西，她右手在计算食品的热量聊以自慰，左手却拿着一只鸡腿在啃。

安娜·布雷台尔只有十八岁。她和妹妹一样在学习上颇有天赋。贝阿特丽丝翻译成绩优秀——高中总会考时希腊文名列第一——她打算学古代史，可能学考古学。安娜擅长理科，十六岁中学毕业后以第七名一次成功地考取了法国高等工艺学校。

1967年，安娜九岁时就发现自己具有工程师的天赋。那年有一艘载有一百零二人的巴拿马油船“阿尔瓦的白银峡谷号”在火地岛附近沉没，由于大西洋南部和威德尔海有强烈的暴风雨，收到的信号不清楚，无法确定遇难船的方位。整整两周时间内，阿根廷海岸守备队和智利民间救护队在附近海域的船只协助下，在霍恩角和拿骚湾的无数小岛之间搜索。

安娜每天晚上十分激动地看报纸上有关搜救的报道；由于天气恶劣，搜救工作十分缓慢，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寻找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小。当一切希望都破灭时，各大报刊开始报道救生工作人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力量设法救出幸存者，赞扬了他们的无私精神；但是有几家报刊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对这次灾难负有真正责任的不是恶劣的天气，而是因为火地岛乃至全球没有一台足够强大的能在任何气象条件下收到遇难船只呼救信号的电波接收器。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安娜看了这些文章后，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一个专用的本子里，后来她用这些材料在班上做了一次演讲（她那时是六年级学生），从此她下决心要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无线电接收塔，装有八百米高的天线，命名为“布雷台尔塔”，可以收到方圆八千公里的所有电讯。

一直到十四岁，安娜在课余时间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设计这座接收塔的图纸上，计算塔的重量、耐力，核算接收范围，研究它的最佳位置——库尼亚的特里斯坦，克罗泽特群岛，邦蒂群岛，圣保罗岛，玛格丽特-特雷莎半岛，最后选择了马达加斯加南部的爱德华王子群岛——条分缕析地设计着这座灯塔如果修建成功将可能完成的种种惊人的救护工作。这个神奇的意象，这座想象中浮现在印度洋上茫茫大雾中的纺锤形铁塔，使她对于物理和数学的兴趣得以充分发展。

几年里，她埋头钻研，足不出户，可是卫星电讯的发展中止了她的计算。她只留下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时她十二岁，站在她用六个月时间制作完成的一架模型前。那是一个轻巧的金属结构，是用胶水把两千七百一十五根电唱机钢针黏结而成的，高两米，像花边一样精致，像舞蹈演员一样苗条，模型顶端还装有三百六十六个抛物线形的微型信号接收器。

[1] 卡特·斯佩德名字的拼写是Cat Spade，Cat意为猫，Spade意为扑克牌中的黑桃。

[2]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莫扎特的三幕德语歌剧。

[3] 橘皮组织的俗称，因脂肪过多而形成。

第四十一章

马尔基佐3

马尔基佐夫妇——菲利浦和卡洛丽娜——把他们父母老埃沙尔夫妇当年的卧室和小餐厅，加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的门厅的相应部分和一个放杂物的贮藏间，合并改装为一个相当大的房间，成了他们广告所的会议室。这绝对不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而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采用最新技术设计建造的一种新型房间，美国人称这种房间为“日常创作室”（简称I.C.R，俗称“我见她”），马尔基佐夫妇则称它为“大声说话室”“我思我在室”，或者更妙，参照他们正在推销的音乐，称它为“流行歌曲室”。他们在这里制定出广告攻势的重大原则，然后再拿到广告所位于拉德芳斯 [1] 一栋大楼第十八层的办公室去解决实施细节问题。

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用白色维尼纶壁纸装裱过，地面铺着一些武术大师常用的那种泡沫橡胶地毯；墙上一无所有；室内也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白漆木矮柜，上面放着几盒蔬菜汁罐头，几瓶无醇啤酒；还有一个八角形“禅宗”花盆，里面放满筛选过的细沙，露出很少的几块鹅卵石；地上摆了许多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坐垫。

房间里有四件摆设占据着显要地位。第一件是一面青铜锣，差不多和兰克公司电影片头中那面锣一样大小，比人还高。它不是来自远东，而是来自阿尔及尔，可能是以凄惨著称的柏柏尔 [2] 苦役监狱用来召集犯人的，塞万提斯、勒尼亚尔 [3] 和味增爵 [4] 都在那里囚禁过；铜锣中央刻着一行阿拉伯铭文，意思是“以宽厚仁慈的安拉的名义”：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甚至可以说，《古兰经》的所有一百一十四篇经文都是从这句话引申出来的。

第二件摆设是一台（投入硬币后转动的）自动电唱机，表面镀铬，闪闪发亮。

第三件是一台电动弹子游戏机，属于被称作“闪光灯”的那一种：机身和台面之间没有接头，没有弹簧，也没有计数器，它由几面钻了许多小孔的镜子构成，镜子后面用一个电闪光装置连接着同小孔一样多的小灯泡；钢球隐蔽的悄无声息的移动引起强烈闪光，离游戏机三米远的观众都能在黑暗中毫不费劲地看清如同字典上一样大小的字母；对于站在游戏机前或刚好站在游戏机旁的人来说，即使戴了保护眼镜也会感到耀眼欲花，产生一种“幻视”效果，一位嬉皮士诗人称之为“星辰的交配”。在导致了六个人失明之后，这种游戏机已被禁止生产，现在很难搞到这种东西了，因为有不少爱好者如同吸毒上瘾一样，已经习惯了这种微型闪光装置，往往一人拥有四五台这样的机器，同时操纵戏耍。

第四件是一台电子风琴，被夸张地称为合成器，两旁各摆着一个球形扬声器。

马尔基佐夫妇正泡在浴盆里，意乱情迷地互相抚摩，还没有来到这个房间，他们的两位朋友，同时也是他们的顾客已经在房间里等着。

一位是穿着粗麻布上装的青年，光着脚，坐在一堆垫子中间，正用芝宝打火机点烟，他叫斯凡德·格朗德维格，瑞典音乐家，法金汉斯和哈泽费尔德的高足，后韦伯尼恩派音乐的信徒，写了一些既精巧又平庸的乐曲。其中最著名的一首题为《填字游戏》，乐谱如同填字游戏格一样，横读或者纵读相当于调音模进，黑色代表休止符。然而他更希望靠拢通俗音乐，刚谱了一出清唱剧《普罗德·安吉尔》，主题是天使堕落的故事。今晚的聚会就是要研究此剧在塔巴尔卡文艺节上献演以前如何做好广告宣传。

另外一位是著名的“霍滕斯”，这是一位更加奇特的人物。她大约三十来岁，表情严峻，眼神焦虑，坐在电子风琴旁边，自弹自听。她也光着脚——可能是主人规定进屋脱鞋——下身穿了一条土黄色丝绸长裤，腿肚子和髋骨处用装饰有水钻的白色带子束紧，上身穿了一件用许多小皮块拼成的开襟短夹克衫。

直到1973年之前，“霍滕斯”——本书使用这个名字总要加上引号——本来是一位名叫山姆·霍顿的男人。他原在纽约的一个叫作“黄蜂”的小乐队里当吉他手和作曲者。他的第一支歌《进来，小尼莫》上了《综艺》 [5] 排行榜前50名，并且持续了三周。他后来的一些作品——《萨斯奎汉纳妈咪》《沉睡的沃巴什》《密西西比河日落》《我的乡愁》——尽管很有“40年代”的魅力，但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乐队勉强维持，他焦虑地发现同他签约的人越来越少，唱片公司的经理们借口开会而拒绝见他。1973年年初，山姆·霍顿在牙医候诊室里偶然见到一本杂志上的一篇关于一个印度军官变成女人的文章，立刻大感兴趣，与其说是一个男人改变性别的事件吸引了他，倒不如说是关于这次罕见试验的报道文章成功地启发了他。他自欺欺人地推理认为，一个由变性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也一定会成功。他当然未能说服他的四个伙伴，但是这种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显然除了广告宣传的需要以外，还有一种自身生理上的需要，他便独自一人去了摩洛哥，在一家专门诊所里接受了相应的外科手术和激素治疗。

当“霍滕斯”回到美国时，黄蜂乐队已经雇用了另一个吉他手，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他们拒绝接收她，十四家出版商都退回了她的作品，认为她的作品“仅仅是对最近出名的作品的抄袭”。她从此进入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困难阶段，连续几个月里，不得不清晨起来就到几家旅行社去做清洁工以维持生活。

“在苦难的深渊中”——印在她唱片袋背面的作者简介这样写道，“霍滕斯”又开始谱写歌曲了，由于无人愿意演唱这些歌曲，她便决定自己演唱。她粗哑而不稳定的嗓音无疑带来一种音乐界人士不断追求的新的听觉感受，而且歌曲本身也反映了生活日益不安定的公众的忧心期待，因此她很快成了世界上一切脆弱事物的独特象征。她谱写并演唱的歌曲《椴树花夫人》，讲述了一家草药店被一家比萨饼店挤垮的忧伤故事，没几天就荣获金唱片——她五十九张金唱片中的第一张。

菲利浦·马尔基佐成功地取得了在欧洲和北非独家发行这位胆怯的、摇摆不定的女人作品的合同，在他为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算是做了一笔最好的买卖。但是对于“霍滕斯”来说，就不见得那么好了，不时出走，中断合同，多次自杀，抑郁症，打官司，看芭蕾舞，住疗养院，以及各种异想天开的念头，几乎把她的所有收入都折腾光了。不过从此以后，凡是梦想在音乐歌舞厅出名的人都和她属于同一家广告所了。

[1] la Défense，巴黎最主要的中心商务区。

[2] Barbaresque，指北非中西部沿海地区，衍生自主要生活在今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3] Jean-François Régnard（1655－1709），法国剧作家。

[4] Vincent de Paul（1581－1660）法兰西人，天主教辣匝绿会（遣使会）创建人。塞万提斯、勒尼亚尔、味增爵都曾被柏柏尔人海盗俘虏并关押。

[5] Variety ，美国娱乐行业周刊，1905年创刊于纽约。

第四十二章

在楼道里6

两个人在五楼楼道里相遇，两人都是五十多岁，都戴着长方形镜框的眼镜，穿着同一式样的过于肥大的西服，裤子、上装、背心乃至皮鞋，都是黑色的，圆领白衬衣上配的一条领带也是黑色的，都戴着黑色圆帽。只是背朝外的那一位戴了一条类似开司米的围巾，另一位戴着一条紫条玫瑰红色围巾。

这是两个推销员。第一位介绍一本《新释梦术》，宣称是根据英国旅行者亨利·巴雷特于17世纪末收集的巫师雅基的训言编写的，实际上是马德里大学一位学植物学的大学生几周前刚写出来的。除了释梦必需的过时的习俗以外（没有这些内容，这本书也就一无所有了），这位西班牙人还试图借助华丽的辞藻装点乏味的举例，并突出年代上和地理上的异国情调，其中有些联想不乏惊人之处：

熊 = 钟

假发 = 椅子

鲱 = 峭壁

槌 = 沙漠

雪 = 帽子

月亮 = 鞋

雾 = 灰烬

铜 = 电话

火腿 = 孤独

另一位兜售一种刊名为《站起来！》的小报，这是“新圣经证人”组织的机关报，每一期都有几篇重点论文，例如《什么是人类的幸福？》《圣经的67条真理》《贝多芬真的聋了吗？》《猫的神秘和魔法》《学会欣赏巴尔巴里的小雕像》，以及一些一般性新闻——《迅速行动起来》《生命是偶然出现的吗？》《瑞士结婚人数减少》，还有一些诸如“量体裁衣”之类的格言。报纸中间巧妙地夹着一些卫生用品广告，并附有几份不显眼的订单。

第四十三章

富勒罗2

六楼右侧的一个房间。保尔·埃贝尔被捕前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一间大学生住的房间，羊毛地毯上有香烟烫的洞，暗绿色的糊墙纸，舒适角那里铺着一块条纹布。

1943年10月7日在圣日耳曼大街发生了一起刺杀案，三名德国军官被杀，当天黄昏时，刺杀者被捕。他们是“达武 [1] 行动小组”的成员，两名退役军官。人们很快发现这个行动小组其实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换取法国人已经丢失的尊严。他们在分发传单时被捕，传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德国鬼子是些身体强壮、智力健全的家伙，他们只考虑他们国家的伟大，‘德国至高无上！’而我们，我们却沉溺在个人的爱好之中！”

爆炸后一小时就开始大搜捕，但是检查证件后，所有被捕的人都在第二天下午被释放了。只有五名学生情况可疑，当局要求进一步调查，保尔·埃贝尔是其中之一。他的证件没有问题，可是审讯他的局长认为，他星期四下午三时跑到奥台翁路口，而不是在瓦格兰街152号土建学校准备高等化学学校的入学考试，这种行为令人吃惊。事情本身并不严重，保尔·埃贝尔的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

保尔·埃贝尔的祖父在马德里街48号开了一家药房，对他十分宠爱。他趁机从药房偷窃镇痛酏剂，以四十至五十法郎一瓶的价格转售给拉丁区吸毒青年。那天他刚刚出手一个月的存货，打算到香榭丽舍大道痛快地挥霍掉赚来的五百法郎。他没有借口说他旷课是为了去看电影——《彭卡拉上校》或《红手古比》，而是说他去吉贝尔书店购买一本波洛诺夫斯基和莱斯帕涅尔著的有机化学论著，这是一本八百五十六页的厚书，两年前由马松出版社出版。他的解释越来越不清楚。警察分局局长问他：“你买的这本论著呢？”埃贝尔又说：“吉贝尔书店没有这本书。”局长审讯到这一步，可能只是为了消遣，就真的派了一个警察到吉贝尔书店去调查。几分钟后，警察拿了这本论著回来。埃贝尔低声说：“是的，这本书太贵了。”从此，他作茧自缚，陷进自己编织的谎话不能自拔。

当刺杀者被捕后，局长再也不用费劲寻找“恐怖分子”了。但是仅仅为了心安理得，他让人搜了埃贝尔的身，发现五百法郎。他以为逮到了一个黑市网络的成员，下令到埃贝尔家里进行捜查。

他们在埃贝尔房间旁边的小贮藏室搜查。里边堆满了旧鞋、薄荷马鞭草茶、凹凸不平的铜电锅、滑冰鞋、网线松弛的网球拍、不成套的杂志、带插图的小说、旧衣服、旧绳子。他们从中找到一件灰色风衣，风衣口袋中有一个15厘米长、10厘米宽的扁平纸盒，纸盒上写着：

盒内有一条绿丝帕，好像是从降落伞上剪下来的；一本记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词句的小记事本，比如“起来”“菱形版画”“X-27”“长杆一杆”等等，对这些词句的释义十分困难，没有什么结果；一张J.H.曼沙画的1：160000精度的日德兰半岛地图和一个空白信封，信封内有一页折成四折的纸张，这页纸左上方印着信笺头：

笺头上有一个狮子轮廓的纹章，可称为作行走姿态的纹章或是头呈侧影、作行走状的双狮图形纹章。全页纸上用紫色墨水画了一幅勒阿弗尔中心地区地图，从大码头到甘贝塔广场，市徽旅馆位置上画了一个红十字，它位于埃斯蒂莫维尔街和弗雷德里克-索瓦日街的拐弯处。

三个月前，6月23日，总工程师普费德莱茨特正是在这家德国人征用的旅馆里被人枪杀。他是托特组织 [2] 的主要负责人，指挥过日德兰半岛沿海防御工程，在那儿神奇地逃过两次刺杀伏击。他刚被希特勒亲自委任为帕西发尔计划总监。该计划如同库克罗普斯计划一样——一年前在敦刻尔克实施的库克罗普斯计划是在大西洋壁垒后面二十公里处，戈代维尔和圣罗曼-迪科尔波斯克之间，建造三个无线电导航基地，八个小型掩体，从那儿发射可以袭击美国的V2火箭和分级火箭。

普费德莱茨特于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德国时间——在旅馆的大客厅中弹身亡，当时他正与他的助手、日本工程师内田下棋。枪手躲在旅馆对面一幢无人居住的楼房顶层，当时大客厅的窗开着，尽管射击角度特别不好，一颗子弹还是打中了普费德莱茨特的颈动脉，把他送上了西天。因此，大家都认为射击者是一位神枪手。第二天早晨在市政府广场街心公园里发现了藏在一束花中的武器，这是一支意大利制造的22毫米口径比赛用步枪。

德国人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然而没有任何结果：没有找到这支步枪的正式持枪人格雷森先生，枪手躲藏的那幢楼的房主是一位在努美阿 [3] 就职的官员。

在保尔·埃贝尔家搜查到的东西又使得这个案件的调查重新开始。但是保尔·埃贝尔从来没看到过这件灰色风衣，更不知道纸盒里装的东西。盖世太保对他施加酷刑，却不能从他口中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口供。

保尔·埃贝尔虽然年轻，却已独居一室。一位叔叔一周最多来看望他一次，开药房的祖父照顾他的生活。他十岁时丧母，父亲约瑟夫·埃贝尔是国家铁路局运输车段巡察员，几乎从不来巴黎。德国人对他产生了怀疑，因为保尔·埃贝尔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他的消息。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他已经不工作了，但一直搜捕不到他。布鲁塞尔的埃利公司是虚设的，更不存在什么梅西纳街16号乙的安东裁缝，16号乙是一个虚构的门牌号，电话号码也是假的，正好是枪杀的时间。十二个月后，德国当局认为约瑟夫·埃贝尔自己也被打死了或者他已偷渡到英国，于是了结此案，把他的儿子送到布痕瓦尔德关押。对于一个每天受酷刑的人来说，这种关押几乎是一种解放。

日娜维埃芙·富勒罗，这位十七岁的姑娘和她刚一岁的儿子现在住在这个套间。保尔·埃贝尔原来住过的房间成了婴儿室，里面空空的，只放了一些儿童用家具：一个支架是折叠式的白色柳条小摇篮，一张放婴儿襁褓的桌子，一个带保护性软垫的长方形活动围栏。

墙上没有挂东西。门上用摁钉钉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娜维埃芙笑容满面，抱着她的小宝贝；她穿着苏格兰布两件式游泳衣，站在一个可拆卸的游泳池旁边，游泳池外圈金属壁上饰有单线条勾勒的大花。

这张照片是从邮购商品目录上撕下来的。日娜维埃芙是该目录固定的六个女模特之一。目录中还有她另外几张照片。穿着橘黄色充气塑料救生背心在室内独木轻舟上划船或穿着一件绿色浴衣坐在黄蓝条帆布折椅上，旁边是一个穿粉红色浴衣的男人，他们在一顶蓝顶帐篷前边；或者穿着带花边的睡衣举着杠铃；或者穿各种工种的工作服，护士白大褂、售货员服装、小学教师服装、体操教员的内衣、餐馆女招待的围裙、卖肉商人的上衣、背带工装裤、紧身裙、夹克衫、水手衫等等。

日娜维埃芙除了这个比较光鲜的职业以外，还在上戏剧艺术课，她已经出现在几部影片和电视剧中。她不久可能扮演根据皮兰德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的一个女主角，现在她准备在套间的另一头一边洗澡一边看剧本：她圣母似的脸型，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一头黑黑的长发，帮助她在三十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扮演加布里埃尔·万齐 [4] 这个角色的机会。这是一个既天真又邪恶的女子，把罗密欧·达蒂逼得精神失常。

[1] Louis-Nicolas Davout（1770－1823），法国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元帅。

[2] Organisation Todt，纳粹的军事工程部门。

[3] Nouméa，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首府。

[4] 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191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深渊中》的角色。

第四十四章

温克勒2

乍看起来，拼图艺术似乎是一种瞬间艺术，一种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其全部内容都寓于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枯燥说教之中：人们看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一种感觉行为，一次学习，一个生理系统，或是我们所关心的一副木制拼图板——都不是一些必须首先分解的部分的总和，而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形式，一个结构；其单个组成部分并不先于整体而存在，并不更早也不更晚，不是由组成部分来确定整体，而是由整体确定其组成部分——不可能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分割认识，来推演得到对整体及其结构和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你可能用三天时间看一副拼图板的一个板块，自以为完全掌握了这个板块的形状和颜色，然而对整个拼图游戏来说，却没有任何作用——只有把这块拼图板块与其他板块拼接起来，才是有效的。从这一点看来，拼图游戏的艺术与围棋的艺术有相通之处：只有把所有的拼图板块拼成一个明显的图案，它们才有意义；单个板块毫无意义，它仅仅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种难以理解的挑战；然而，只需几分钟，通过摸索、碰壁、修正，或是半秒钟之内灵机一动，就可能成功地把一块拼图板块与邻近的板块拼接起来，此时这个单个板块便消失了，作为个体板块的它已不复存在。板块拼接起来之后，此前的那种恼人的困惑，以及“拼图游戏”（Puzzle）字意本身——英语准确地解释为“谜”——都理所当然地不复存在了，而且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为它们已经变得如此一目了然。两个板块再也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奇妙地接合为一个整体。从此刻起，又要开始新的碰壁、犹豫、失望和等待。

很难说清楚制作拼图游戏工匠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所有的纸制拼图游戏——拼图板块都是机械生产的，切割是身不由己的。一架切割机按照一个一成不变的图样，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切割硬纸板。真正的拼图游戏爱好者不喜欢这类拼图游戏，不仅是因为它是纸制的而不是木制的，也不是因为此类拼图游戏的原图已经印在包装盒的盒盖上，而是因为这种切割方式使得拼图游戏失去了特性。此外，与一般公众脑中固有的想法相反，拼图游戏的原图难易程度并不重要，无论原图是容易（例如维米尔的画，或一张奥地利城堡的彩照）还是有难度的画（例如杰克逊·波洛克、毕沙罗的画，或者——特别荒谬——一套白色的拼图游戏）。拼图游戏的难度不在于图画的主题和画家的技艺，而在于微妙的切割技术，任意切割的方法必然使得拼图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周边、细部、光点、轮廓明显的物品以及线条和过渡性板块的拼接非常容易，然而有些部分就要大伤脑筋，例如无云的天空、黄沙、草原、田野、阴影区等。

上述类型拼图游戏的板块可分为几大类，最常见的类型如下：

老好人

洛林十字架

普通十字架

而一旦周边、细节拼接完毕——铺着浅黄流苏的红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有一本打开的书的托书架，豪华的镜框，诗琴，女人的红色连衣裙——按照灰色的、棕色的、白色的或天蓝色的色调，把大量背景的拼图板块分成几堆，只要轮流进行一切有可能的组合排列，就可获得拼图游戏的成功。

拼图游戏的艺术始于手工木制拼图板。制作拼图板的工匠设想各种难题，让拼图者解决。他不是用随意性来扰乱线索，而是以狡猾、陷阱、幻觉来取代随意性。所有画面上要拼接的成分——例如金色锦缎椅、插着一根黑羽毛的三角形黑帽子、镶银饰带的浅黄色号衣——都是预先设计好以迷惑拼图者的。画中有组织的、协调的、有结构的、有意义的部分不仅都将被分割为无生命的、无个性的、缺乏信息的、没有意义的部分，而且还是伪装的、带有错误信息的部分：两块柱顶盘的上楣形拼图板块拼接在一起很合适，但实际上这两个板块的正确位置是天花板中相隔很远的两处；形如制服皮带上的环形扣，最后却是一个金属火炬架的板块；几乎是同样方式切割的几块拼图板块，有的可能是属于放在壁炉上的盆栽橘树，有的则可能是属于橘树在镜子里的模糊影子。上述情况就是拼图游戏爱好者所遇到的陷阱的常见实例。

本书将得出的结论无疑也是拼图游戏的最终真谛：排除其表面现象，拼图游戏不是一个单人玩的游戏；拼图者的每一个手势，制作者在他之前就已经完成过；拼图者拿取和重取、检查、抚摩的每一块拼图板块，他试验的每一种组合，每一次摸索，每一次灵感，每一个希望，每一次失望，这一切都是由制作者决定、设计和研究出来的。

巴特尔布思在《法国玩具》和《玩具商》杂志上刊登了招聘启事，招聘一位能按照他的要求制作拼图板的工艺匠，应征者必须给他寄一副14厘米×9厘米大小、分成二百块的拼图板样品。他收到十二份应征样品，大部分都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吸引力，比如，具有地方色彩的《金毡帐篷中的会见》，或《英国小别墅之夜》，细节是这样的：一位贵族夫人，穿着黑色绸袍，戴一枚六角形石英别针，她的总管用托盘给她送咖啡，室内摆着摄政时期式样的家具，墙上挂着先祖画像——一位有颊髯的绅士，穿着古时马车时代的红色制服，白色马裤，有翻口的长靴，戴一顶灰色礼帽，手执一柄手杖——靠墙的独脚小圆桌上铺着一块拼镶的桌毯，上面放着几张《泰晤士报》，地上铺着天蓝色中国大地毯；一位退休将军——从他剃成平顶的灰色头发、修剪得很短的胡子、红红的脸膛和一大串奖章，就可以认出他的身份——站在窗边，不高兴地看着气压表；一位青年站在壁炉前，正专心地看一本《笨拙》杂志 [1] ；诸如此类。另一个样品只是画着一只开屏的美丽的孔雀，可是巴特尔布思特别喜欢它，他请来了样品的作者，一位流亡的俄国亲王，穷困潦倒，住在兰西 [2] ，巴特尔布思认为他年纪太大了。

加斯巴尔·温克勒做的拼图板样品完全符合巴特尔布思的要求。他的拼图板是仿照埃皮纳勒画册上的一幅画制作的。这幅画的名字叫《寻找富兰克林 [3] 的最后一次远征》，作者只签了姓名的首字母：M.W。巴特尔布思刚开始拼图时，以为这幅画不过是以白色为底的各种变化色彩的组合，后来才看出画的主体实际上是一艘船——被困在大块浮冰之中的“狐狸号”——船舵上覆盖着一层冰，旁边站着两个裹着浅灰色皮大衣的人，隐约可以看出他们脸部惊恐的表情，这就是远征队队长、这艘船的船长麦克林托克和他的本地语翻译卡尔·贝特森。他们举起双臂向一群爱斯基摩人 [4] 呼叫，这群人刚冲破远处地平线上的浓雾，坐着狗拉雪橇向他们这边走来。画的四角有四个边饰，每个都是一幅画。第一幅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由于疲劳过度，于1847年6月11日死在两位外科医生佩迪和斯坦利的怀中；第二、第三幅分别是菲茨-詹姆斯指挥的“黄泉号”和克罗兹指挥的“恐怖号”；第四幅是1859年5月6日在威廉王岛，“狐狸号”的大副霍布森上尉发现了用冰块堆成的路标，里边有1848年4月24日五百名幸存者 [5] 留下的遗物——他们在船被浮冰撞碎之前就弃船登岸，试图坐雪橇或步行到哈得孙湾。

做这副拼图板的时候，加斯巴尔·温克勒才二十二岁，刚来到巴黎不久。他从来没有泄露过他和巴特尔布思签订的合同的具体内容。几个月后，他和妻子玛格丽特搬进了西蒙-克鲁贝利埃街的这座公寓。他的妻子是一位细密画家，温克勒用于做拼图板样品的那幅水粉画，就是她帮他画的。

近两年的时间内，温克勒没干什么活，只是着手修建工作室——往门上钉软垫，往墙上贴软木，订购他需要的工具，准备材料，进行试验。1934年年底，巴特尔布思带着斯莫特夫出门旅行。三周后，温克勒收到从西班牙寄来的第一幅水彩画。从此以后的二十年中，温克勒每月两次收到水彩画，从未间断，即使在战争激烈的年代，也没有丢失一幅，有时是瑞典使馆二等秘书亲自送上门来。

收到水彩画的第一天，温克勒把画放在靠窗的画架上，只看不碰。第二天，他用一种他自己特制的蓝色胶水，把画粘在一块比画幅稍大的杨木胶合板上，并在瓦特曼画纸和木板之间衬一张薄薄的白纸，便于以后水彩画复原时与胶合板分开，同时也可作为未来的拼图板的边。然后，他用一把叫作“燕尾”的大平画笔在画面上涂上一层清漆保护。接着，他用三四天时间，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这幅水彩画，或者重新把它放在画架上，坐在前面，观察好几个小时，有时站起身来细看某一部分，有时围着画架转圈，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豹。

第一周就这样在精密细致、焦躁不安的观察中过去了。以后的工作进程就快了，他在水彩画上蒙一张极薄的透明纸，几乎不抬手地在纸上画出拼图板的分割线。剩下的都是些纯技术性的工作，精细而缓慢，要求细心和灵巧，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劳动了。他先照透明纸上画的样子做一个模型，一方面预示出他的鹅颈机动镂锯进锯的路数，另一方面也可作为二十年后莫尔莱复原水彩画的依据。第二周最后几天的工作就是精雕细琢了，他用玻璃砂纸和麂皮把分割开的每块板块打磨光滑，然后放进乌卡德太太做的灰绸带黑盒子里，在盒盖的里面贴上一个长方形标签，标签上注明作这幅水彩画的地点和日期。

※多凡堡（马达加斯加），1940年6月12日※

或是

※塞得港（埃及），1953年12月31日※

最后，把盒子封好，编上号码，送到法国兴业银行的保险柜里，和以前做好的早就存在那里的拼图板放在一起。第二天或稍过几天，邮差又送来一张新的水彩画。

加斯巴尔·温克勒不喜欢别人看他干活。玛格丽特从来不进他的工作室，他整天把自己关在里边。瓦莱纳来看他时，他总是找借口停下不干，并把正干着的活儿藏起来。他从来不说：“您打扰我了。”而是说：“啊！您来得正好，我正要休息了。”或者动手收拾房间，开窗户通通风，用抹布擦擦工作台，或把烟灰缸倒清。他用一个珠母贝大贝壳当烟灰缸，里面堆满了苹果核和长烟头。他从来不吸这些没吸完的长烟头。

[1] Punch ，英国著名幽默画报。

[2] Raincy，巴黎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3] John Franklin（1786－1847），英国探险家，毕生致力于北极考察。

[4] Eskimos，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的旧称，后同。

[5] 此处与史实不符。据记载，幸存者只有一百零五名。

第四十五章

普拉沙埃1

普拉沙埃的套间在公寓楼的最高层，由三个顶楼房间组成，莫尔莱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前住的那一间正在装修，即将成为他的第四间房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间，铺着镶木地板，放了一张两用沙发和一张同桥牌桌一样的折叠桌，房间很小，必须把折叠桌收起来，才能把沙发拉开变成床，或是把沙发收起来，才能打开桌子。墙上糊着浅蓝色壁纸，上面绘有距离相等的四角星图案。桌子上散放着一副骨牌，一个带三角巾式项圈的气势汹汹的狗头形瓷烟灰缸，一束紫茉莉花，插在一只平行六面体花瓶里，花瓶是用以钴氧化物着色的俗称天蓝玻璃或杂青金石的材料制作的。

普拉沙埃的儿子雷米，一个十二岁小男孩，穿着一件栗色毛衣，黑短裤，趿着拖鞋，正趴在沙发上，把他收集的吸墨水广告纸归类：大部分都是夹在各种医学杂志——《医学新闻报》《医学杂志》《医学论坛》《医学周刊》《医院周刊》《医生周刊》《医学报》《医学日报》《医生小报》《Aesculape杂志》《蛇杖医学杂志》等等——内的医药广告。丹特维尔大夫收到这大批医学杂志后，有时原封不动，下楼送给诺谢尔太太。她把吸墨水广告纸先分给楼里的孩子们，然后把杂志送给捡旧报纸的大学生。主要是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和雷米·普拉沙埃分享这些吸墨水广告纸，因为吉勒贝尔·贝尔热收集邮票，他对吸墨水纸不感兴趣，奥克塔弗·雷奥尔和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的儿子马哈茂德还太小不懂事，而楼里其他女孩都太大了。

雷米·普拉沙埃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他的收藏品分成八堆，每堆上面是一张印有代表性图案画的吸墨水广告纸：

—— 一个正在唱歌的斗牛士（钻石牙龈牌牙膏）

—— 一条来自特兰西瓦尼亚教堂的17世纪东方地毯（卡利姆-撒拉弗牌丙酸钾溶剂）

—— 狐狸和仙鹤（原文如此），让-巴蒂斯特·奥德瑞的雕刻画（马尔奎兹纸业、模印业、复制业）

—— 一页完全镀金的纸（天冬氨酸精氨酸，萨尔热实验室治疗体力和精神疲劳，睡眠不良）

—— 一只犀鸟（凹嘴鵎鵼）（《世界动物》热维尔的收藏品）

—— 几枚金币（旧时北欧、东欧使用的一种库兰德和赛恩银币），被正面放大（热米耶实验室）

—— 张开大嘴的河马（布里斯托尔实验室的双氯青霉素）

—— 网球四剑客（科歇、博罗特拉、拉科斯特和布鲁农）（历届重大冠军系列阿司匹林）

八堆陈列品前面，单独放着一张他最早得到的吸墨水广告纸。这是他收集的起点，它是由生产滋补强壮薄荷剂的里克莱斯公司提供的，上面有一幅印刷精美的亨利·热尔波的画，画着《爸爸，小船》这首歌的内容：“爸爸”是一个小男孩，穿着黑领灰色礼服，戴着大礼帽、夹鼻镜、手套，拿着手杖，穿着蓝色裤子和白色鞋罩；“儿子”是一个布娃娃，戴一顶红色大草帽，穿一件大花边领、系腰带的红上衣，下身是浅棕色护腿套，左手拿着一个铁环，右手拿着一根木棍，指着一个小小的环形水池；水池里漂着三只小船，池边有一只麻雀；还有一只麻雀在一个矩形框里飞翔，矩形框里印着这首歌的歌词。

这张吸墨水广告纸是普拉沙埃一家搬进这个房间时在暖气片后面发现的。

这个房间的老房客特鲁扬，是位于勒比克街的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当初，这个楼顶间里的确有过一架取暖器，还有一张简陋的床，上面覆盖着一个褪了色的花布床罩，一把草垫椅子，一张梳洗台。梳洗台上面的水罐、面盆、玻璃杯都已残缺不全，配不成套，常常还摆着一块吃剩的猪排，或一瓶喝剩一半的酒，很少看到放毛巾、海绵或肥皂。房间里的其他空间几乎全被一大堆书和杂物占满，这些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如果谁想碰碰运气在里面翻腾一下，有时也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物件。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从中找到过一块硬纸板，可能是眼科医生用的，上面用粗体字母印着

和

特洛盖先生找到过一幅版画，画上是一位顶盔掼甲骑在飞马上的王子，正挥舞长矛，驱赶一个狮头、狮鬃、羊身、蛇尾的妖怪；西诺先生挑出一张旧明信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叫威廉·希契的摩门教传教士的肖像，这是一个棕色皮肤、黑胡子的高大男人，穿着黑袜子、黑背心、黑裤子，系一条白领带，戴着一顶黑丝绸礼帽、一副狗皮手套；阿尔班太太找到一页羊皮纸，上面印着带乐谱的德国圣歌（从略），热罗姆先生说，这是路德写的一首赞美诗，1524年在维滕贝格发表，收进了约翰·瓦尔特著名的《集锦》一书中。

热罗姆先生从中找到了最有价值东西。在一个装满打字机旧色带和老鼠屎的大纸盒内，他发现了一张反复折叠、严重破损，但内容尚属完整的麻布大地图，题为《法兰西及其殖民地》。

地图中央是法国本土，带两个附图：巴黎周边平面图和科西嘉岛地图。下方是常规图例和四种比例尺：公里、地理海里（原文如此）、英制海里和德制海里。地图的四角是法国殖民地：左上方是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右上方是阿尔及利亚，左下方是塞内加尔、新喀里多尼亚及其附属小岛，被老鼠咬了几个洞，右下方是法属印度支那和留尼汪岛。地图最上方有二十个城市的市徽和二十个该城出生的名人肖像：马赛（梯也尔），第戎（博絮埃），鲁昂（热里科），阿雅克肖（拿破仑一世），格勒诺布尔（巴亚尔），波尔多（孟德斯鸠），波城（亨利四世），阿尔比（拉佩鲁兹），沙特尔（马尔梭），贝桑松（维克多·雨果），巴黎（贝朗瑞），马孔（拉马丁），敦刻尔克（让·巴特），蒙彼利埃（康巴塞雷斯），布尔日（雅克·科尔），冈城（奥柏），阿让（贝尔纳·帕利西），克莱蒙-费朗（韦辛格托里克斯），米隆堡（拉辛），里昂（雅卡尔）。地图的右侧和左侧共有二十四条小注，十二条是关于城市的，八条是关于法国历史事件的，四条是关于地区性服装的。左侧的小注是：巴黎，鲁昂，南锡，拉昂，波尔多，里尔；奥弗涅、阿尔勒、尼姆的地区服装，诺曼底、布列塔尼的地区服装；巴黎之围（1871），达盖尔发明照相术（1840），攻占阿尔及尔（1830），帕潘发现蒸汽动力（1681）。右侧小注的是：里昂，马赛，冈城，南特，蒙彼利埃，雷恩；罗什福尔、拉罗谢尔、马孔的地区服装，洛林、孚日、阿讷西的地区服装；捍卫沙托丹（1870），蒙哥尔费发明热气球（1783），攻占巴士底狱（1789），帕蒙蒂埃向路易十六献一束土豆花（1780）。

特鲁扬原是国际纵队战士，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都被囚禁在吕尔集中营。1943年年底，他终于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参加了游击队。1944年，他重返巴黎，参加了几个月紧张的政治活动以后，便当了旧书商。他在勒比克街的旧书店实际上是由一幢楼的门廊稍稍改建而成。那里主要出售一法郎一本的廉价书，还有一些印着诸如《感觉》《夜巴黎》《裸女》之类标题的裸体照片的杂志，往往可以诱惑一些中学生。他有三四次到手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维克多·雨果的三封信；1872年英国出版的《铁路运输指南》；法勒冈斯基奥勒德 [1] 的《回忆录》，前部记述1769年俄国军队进攻土耳其的战役，之后是对丹麦军事形势的评论和塞克雷丹的注释。

[1] Seneca Otto Falckenskjold（1738－1803），丹麦将军。

第三部分

第四十六章

用人房间7 热罗姆先生

八层楼上有一个房间基本没有人住，和其他几个用人房间一样，它属公寓管理员所有，一般留着给到巴黎来看国际博览会或某个展览的外省来的朋友用，因此房间里的摆设没有什么个人特征：墙上贴着黄麻布护墙纸；两张一样大小的床，中间隔着一个路易十五式的床头桌，上面有一个橙红色塑料广告烟灰缸，八角形的每边都印着“可口”或“可乐”字样；一个夹式床头灯，上面戴个小帽子似的锥形金属罩；一块破旧的小地毯；一个带镜子的橱柜，里面放着不少来自各种旅馆的衣架；一张三条细腿的矮桌子，桌脚包着黄色金属套；桌上有一只腰形弗米加盘子，里面放着一期《法国时代》杂志，封面上是歌唱家克洛德·弗朗索瓦的面部特写照。

20世纪50年代后期，热罗姆先生住进这个房间，并在这儿去世。

那时候，热罗姆先生已是一个精神萎靡而又尖酸刻薄的老人，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说来他也算是这里的老房客了，1924年10月，他第一次来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不过不是住在这个用人房间，而是住在加斯巴尔·温克勒后来住进的那个套间。那时他是有学衔的历史教员，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充满自信，乐天而随和，热情而富有理想。他身材修长，潇洒大方，像美国人那样，细条子衬衣带着上浆的白领子。他还是个美食家，爱抽哈瓦那雪茄，爱喝鸡尾酒，常常去英国酒吧，很乐意与巴黎上层社会来往。他标榜自己思想进步，以高傲而又满不在乎的态度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得对方既为自己不知道这些思想而羞愧，又为自己能听到他的解释而自豪。

他先在讷伊区巴斯德中学教了几年书，后来又当了梯也尔基金会奖学金学生，准备写论文。他选择了《香料之路》这个题目，细致而幽默地分析了西方和远东最初的贸易交往，把这些交易与当时西方的烹调习俗联系起来。他打算证明，当时把人们称作“鸟的香料”的甘辛调味品引进欧洲，反映了野味烹调技术的演变。在论文答辩时，他还特地请为他评分的三位老教授品尝了他自己用醋、酒、盐和香料配制的腌泡汁泡过的鱼和肉。

自然他受到答辩委员会的祝贺，论文顺利通过。不久他被派到拉合尔 [1] 当文化专员，离开了巴黎。

这以后，瓦莱纳有几次听人说到他。在人民阵线 [2] 时期，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的声明或号召书下方。又有一次，热罗姆先生路过法国，在吉美博物馆做了一个《关于旁遮普省的社会等级制度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不久，他还在《星期五》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甘地的长文章。

1958年或1959年，他又回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但是他已经完全变了样，成了一个被损害的、被遗弃的、被压迫的人。他并不要求住进他原先住过的房间，只是说有一间空着的下房就行了。他既不是历史教员也不是文化专员了，而是在宗教史研究所找了一份工作，他在火车上遇见的一位“老学究”每月给他一百五十法郎，让他整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卡片。在五年中，他编写了七千四百六十二个在腓力三世（1598－1621在位）、腓力四世（1621－1665在位）和卡洛斯二世（1665－1700在位）时期任职的教士的传记，然后又分为二十七类（他开玩笑地说，在国际十进位分类法中，27这个数字正好是指天主教教会的历史）。

在这期间，“老学究”去世了。热罗姆先生试图让教育部、国家科学院、高等研究所、法兰西学院以及十五个其他官方或私立机构，对17世纪西班牙教会动荡不安的历史给予注意，但是毫无效果。他又试图找出版社出版他花了五年心血搜集整理的资料，但也徒劳往返。在遭到了四十六次彻底的拒绝以后，热罗姆先生拿着自己的手稿——一千二百多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跑到巴黎大学的院子里去烧毁，结果他被抓到警察局去蹲了一夜。

他与出版社打交道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有用。不久，有一家出版社请他翻译英文书，主要是些在英语国家被称为初级读物的儿童读物。例如：

咯咯咯咯哒，

咕咕咕咕咕，

我们家的黑母鸡，

生了一个蛋，

喜洋洋地咕咕啼。

咕咕咕咕咕，

奥莱是我叔，

去摸鸡屁股，

拿走了刚生的蛋，

咯咯咯咯哒，

咕咕咕咕咕。

当然他必须按照法国日常生活的特点来翻译这类书。

热罗姆先生就以此谋生，直到离开人世。一般来说，他翻译的东西不多，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玻璃绿色仿皮漆布沙发上，总是穿着一件花色毛衣或黄色法兰绒上衣，头枕在他从印度 [3] 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上——一块比手帕大一点儿的、本来很华丽的紫地银丝绣花饰物，现在已成了破旧不堪的碎片。

在他的身边和地板上，到处堆放着侦探小说和鼻炎药（他总是流鼻涕）。他一天可以看两三本小说，自夸他看过一百八十三本“印记”丛书和至少二百本“面罩”丛书，并记得每一本的题目。他只喜欢战前那些优秀而古老的、密室和完美不在场类型的传统英文侦探小说，更喜欢题名有点儿离奇的小说，如《勤恳的杀人犯》，或《尸首将进行钢琴演奏》，或《阿涅即将发火》。

他看书的速度特别快，这是他在师范学校时养成的习惯和练就的技巧；但是从来看不长，常常看一会儿就不看了，然后躺在沙发上，闭上双目，什么也不干。他把玳瑁边的大眼镜取下，在侦探小说中他看到的那一页里夹上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印着一个地球仪，从它转动的木柄看，有点儿像陀螺，这是哥白尼的朋友、地图学家约哈姆斯·舍纳于1520年在班贝格制作的第一个地球仪，原物一直保存在纽伦堡图书馆。

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他的遭遇，也从不讲他的旅行。有一天，里里先生问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异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是一个印度土邦主，当时他正坐在象牙桌旁，和他手下的三个军官一起吃晚饭，谁也不说话，那三个凶猛的军人在他们的首领面前如同孩子一样。又有一次，别人没问他什么，他自己说起他看到过世界上最华丽最耀眼的东西。那是一块天花板，分成许多八角形的格子，用黄金和白银镶嵌，比一件首饰还要精雕细刻。

[1] Lahore，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旁遮普省省会。

[2] Front populaire，法国1935年建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36年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

第四十七章

丹特维尔2

丹特维尔大夫的候诊室。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长方形房间，地面铺着匈牙利小方块地板，门上蒙着皮软垫。对着门的那面墙前摆着一张蓝天鹅绒罩着的大沙发。室内到处摆着扶手椅、竖琴式靠背椅、套桌。桌上散放着一些杂志和期刊，其中有一本的封面是一张佛朗哥躺在灵床上的彩照，四名像是从拉都尔的一幅油画中跳出来的僧侣跪在灵床前守灵。紧靠右侧墙面摆着一张皮罩写字台，上面放着一个硬纸板做的拿破仑三世式笔筒，上面镶嵌着一些小贝壳和纤细的金色装饰线，在一个球形玻璃罩下，有一个上了罩光漆的座钟，指针停在一点五十分。

候诊室内有两个人。一个是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是一位退休的语文教员，现在还在给人上函授课，正一边候诊，一边用削得很细的铅笔批改一摞作业。从他正在批改的一份作业上，可以看到作文的题目：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拉斯柯尔尼科夫 [1] 在地狱里遇见了默尔索 [2] （《局外人》）。请您引用两部作品中的例子，想象一下他们的对话。

另外一位不是病人。他是丹特维尔大夫约请下午见面的电话设备推销员，将出示一种新型的录音电话。他正在翻阅一本放在他身旁小圆桌上的刊物——一本园艺目录，封面上印的是京都金阁寺花园。

墙上挂着几幅油画，其中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它故作“天真”的笔法，而是因为它的规格——差不多有2米×3米大小——和题材，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酒吧间的内部情景。画面中央，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双肘支在柜台上，正在吃一块火腿三明治（抹了黄油和许多芥末），喝一大杯啤酒。他身后有一台电子弹球游戏机，背景是画得很差的西班牙（也许是墨西哥）风景，在四个计数刻度盘之间，有一个挥着扇子的女人。采取一种在中世纪绘画中大量使用的表现手法，那位戴眼镜的青年又在玩游戏机，成绩很不错，计数计上显示为67000，而这种游戏机只需得20000分就可以免费再玩一次。四个孩子呈单行站在游戏机旁，眼睛齐盯着弹球，异常兴奋地欣赏他的战绩：三个小男孩，穿着花式毛衣，戴着贝雷帽，是漫画中流浪儿的传统形象，一个小女孩，左手拿着一个桃子，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线编织的饰带，上面缀着一个鲜艳的红球。画面的近景是一面玻璃窗，上面贴着用粗大白色字母反写的

窗后，两个男人在玩塔罗牌：一个人打出一张牌，牌面上印着一个手持木棍的男人，背着褡裢，身后跟着一条狗，人们称这张牌为王牌，也叫小丑。画面左方画着一个柜台，柜台后面站着老板，他是一个大胖子，卷着袖子，穿着苏格兰背带裤，正审慎地看着一位羞答答的青年妇女递给他的一张广告，她好像请他把广告贴在橱窗上。广告上方是一个扎了几个小孔的尖嘴金属小长号；中间是文字，宣告1960年12月19日星期日20点45分将在尚比尼的圣萨图宁教堂举行世界性的首演，由密歇根州立大学新铜管乐队演奏莫里斯·施米特林的35号作品《马拉希泰斯》，有十五件铜管乐器合奏，配以人声和打击乐器，作曲家亲自到场指挥；广告下方是马恩河畔尚比尼的平面图，明确标示出从万塞讷、比克普斯和贝尔西出发前往的路线。

丹特维尔大夫是一位地区医生。他上午和晚上盯门诊，下午出外诊。病人并不很喜欢他，认为他不够热情，但都赞赏他的效率和准时，因此总是请他看病。

长期以来，这位大夫暗中另有所好：他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菜谱，叫“丹特维尔式蟹肉沙拉”，还是“丹特维尔蟹肉沙拉”，或者更加高深莫测，就叫“丹特维尔沙拉”，究竟哪一个好，他一直犹豫不决。

菜谱如下：

六人量：三只螃蟹——或三只蜘蛛蟹，或六只小黄道蟹——必须鲜活。二百五十克小贝壳面（意大利花式面）。一罐斯替乐奶酪。五十克黄油。一小杯白兰地酒。一大匙冬萝卜汁。几滴伍斯特调味汁。几片鲜薄荷叶。三棵小茴香。做汤汁的配料：粗盐、胡椒粒、一个洋葱头。做蛋黄酱的配料：一个蛋黄、芥末、盐、胡椒、橄榄油、醋、辣椒、一小匙稠番茄酱。

1.在一个大锅里放四分之三冷水，加入粗盐、五粒灰胡椒、一个去皮切半的洋葱头，煮沸十分钟，做成汤汁。稍置冷，把蟹浸入尚温热的汤中，再煮开，盖上锅盖，文火炖十五分钟，把蟹取出冷却。

2.再烧开汤汁，将小贝壳面撒入，搅动，大火煮七分钟。注意不要煮得过烂。把小贝壳面捞出控水，迅速过一下冷水，浇上橄榄油以避免黏在一起。

3.在臼内用臼杵或木铲搅拌黄油和冬萝卜汁，加一点儿白兰地酒和几滴伍斯特调料，拌和成稠腻的面糊状，注意不要太稀。

4.卸下已经冷却的蟹的脚和钳，放在一个大碗内，去壳，抽出软骨，沥干，取用蟹肉和蟹黄，略切一下，加入碾碎的茴香和切得很细的新鲜薄荷叶。

5.配置稠蛋黄酱，用辣椒和番茄酱上色。

6.把小贝壳面放入一个大沙拉盆内，逐次加入蟹肉块、糊状调料和蛋黄酱，轻轻搅拌。根据自己的爱好，用奶油生菜、小萝卜、鲜虾、黄瓜、番茄、煮鸡蛋、橄榄、橘子瓣等点缀。趁新鲜时上桌。

[1] Raskolnik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iodor Mikhaïlovitch Dostoïevski，1821－1881）小说《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 ，发表于1866年）的主人公。在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妇及其妹妹，后投案自首，并被流放。

[2] Meursault，法国哲学家、作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小说《局外人》（L'Etranger ，出版于1942年）的主人公。在小说中，默尔索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并被投入监狱。

第四十八章

用人房间8 阿尔班太太

顶层莫尔莱原先住的房间和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的房间之间的一间房间。现在此间无人，只有一条金鱼在球形鱼缸中游来游去，主人阿尔班太太尽管身患重病，仍然和往常一样，去公墓，在她丈夫坟前静坐。

阿尔班太太和热罗姆先生一样，也是远离很长时间后，又重返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居住。她没有与第一个未婚夫——军人雷蒙·阿尔班结婚，电梯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她就与他分手了。后来她和勒内·阿尔班结了婚，他是一个排字工人，和雷蒙·阿尔班只是同姓，没有什么关系。婚后不久，他们就离开法国去大马士革。她丈夫在一家大印刷厂找到了工作。他们打算尽可能多赚钱，然后回法国自己开厂。

法国的保护国制度为他们的野心计划创造了条件，他们可以无息贷款在法国殖民地投资，因此，他们贷款开了一家印刷教科书的小厂，工厂很快发展到相当规模。战争爆发时，阿尔班夫妇认为还是留在叙利亚比较稳妥，他们的出版事业越来越发达。1945年，他们打算把工厂卖出去，重返法国，他们已经发财，收入丰厚。可是，叙利亚发生了反法暴乱，暴乱者对法国人进行迫害，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了他们辛勤的成果。他们的出版社成了法国殖民主义的象征，被民族主义分子付之一炬。几天之后，法英军队对大马士革进行轰炸，炸平了他们兴建的最大旅馆，他们把自己四分之三的财产都投资在这家旅馆。

轰炸当夜，勒内心脏停止跳动，离开人世。1946年，弗洛拉被遣返回法国。她把她丈夫的遗体带回国，安葬在朱维西。多亏克拉沃太太帮忙，她又重返自己原来住过的房间，她和克拉沃太太一直保持着联系。

从此，阿尔班太太开始了打官司的马拉松，她一次又一次地打输官司，花掉了她仅剩的几百万法郎，还卖掉了她的首饰、银器和地毯。控告法兰西共和国，她输了；控告叙利亚共和国，她输了；控告英国女王，她输了；控告大马士革市政府，她输了；控告所有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她又输了。她只获得民间受害者补助，她和她丈夫创建的印刷厂国有化，她获得一笔以年金支付的补偿，每月扣除所得税的收入是四百八十法郎，即每日正好十六法郎。

阿尔班太太又高又瘦，骨骼粗大，如同《戴绿色帽子的女士们》 [1] 书中描写的那种女人。每天她都去公墓，下午近两点出发，在库尔塞勒坐84路公共汽车，奥尔赛火车站下车，再坐火车去奥尔日河畔的朱维西，大约六点半或七点回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其余时间她一直待在房间里。

她的房间里井井有条：铺着小方砖的地面总是擦得发亮，她让来客穿上用麻袋布做的厚底鞋；她的两把椅子上都套着尼龙罩子。

她喜欢阅读《法兰西星期日》。她用她唯一的这份杂志把放在桌上、壁炉上和两张床头桌上的东西都包裹起来，只有贵客才有幸看到里面包的东西。她从来不一次全部打开，对一个人只打开两三件，不会再多。比如，她给瓦莱纳欣赏过一副镶嵌玳瑁的红木棋和一把据说是16世纪的阿拉伯双弦琴。她让克雷斯比小姐看过——没有向她解释物品的来历，也没有提到与她在叙利亚生活有何关系——一幅春宫画，一名女子仰卧，六个满脸皱纹的小侏儒与她交欢。她只让简·萨顿看过四张明信片，表面上与她的经历无关，她不喜欢简·萨顿，因为她是英国人，四张明信片内容如下：婆罗洲的一场斗鸡场面；穿得暖暖的莫耶德人坐在驯鹿拉的雪橇上穿越北亚空旷的雪原；一个穿着一件披挂链条、环片、闪光片的细条绸衣的摩洛哥妇女，酥胸半露，眼神充满了兽性欲望，露出一口白牙大笑；一个戴着一顶大软帽、穿着红衬衣、灰色背心的希腊农夫，在扶犁耕地。她给和她一样去过伊斯兰国家的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看了她最珍贵的物品：一盏以椭圆镂孔组成奇异花卉图案的铜灯，它来自伍麦叶王朝的一个清真寺，据说萨拉丁安葬在此寺内；还有一张手工着色的照片，她在大马士革建造的那家旅馆，一个正方形大院子，三面都是白漆夹红、绿、蓝、黑横条的楼房，一株盛开的欧洲夹竹桃，红花点缀着绿荫，一只四蹄纤细、眼睛乌黑的小羚羊在院子中央铺着彩色大理石的地面上奔走。

阿尔班太太开始爱忘事，可能还有点儿神志不清。每天晚上她开始去敲同楼层邻居的门，提醒他们当心黑衫人，或者北非雇佣兵，或者是“秘密武装组织”这类隐蔽的危险。邻居们这才意识到她有点儿不正常。有一次，她开始一一打开她的纸包，给斯莫特夫看，斯莫特夫发现她把一个橙汁小罐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包扎起来。几个月前，一天清晨，她忘了把头天晚上浸在一杯清水中的假牙装上，后来她再也不套假牙。这个假牙套就放在床头桌上的那个水杯中，已经开始长水苔，有时水中还长出一些黄色小花。

[1] Ces dames aux chapeaux verts ，法国作家热尔梅娜·阿克勒芒（Germaine Acremant，1889－1986）的小说，出版于1921年。

第四十九章

在楼道里7

楼梯的顶端。

右边是加斯巴尔·温克勒住过的套间的房门。左边是电梯口，最里边是通往用人房间的小楼梯的玻璃门。一块破玻璃上贴了一页《侦探》杂志，上面刊登着“五个未成年男孩昼夜轮流，以满足野营部女主任”，文章下面附有这位女士的照片，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戴着插花草帽，穿着一件白大衣，不难猜测，她里面全身赤裸，只罩了这件大衣。

最初，顶楼的两层是专给仆人们居住的。仆人没有权利使用大楼梯，他们只能从公寓左边的后门进出，使用通向各层厨房或配膳室的小楼梯，小楼梯一直通到两层顶楼的长长的走廊两头。大楼梯顶端的玻璃门平常很少使用，只有当男主人或女主人要到仆人的房间去——比如为了“看看他的衣服”，也就是辞退仆人时检查一下他是否拿走了一柄小银匙或一对蜡烛盘，再比如让人给垂危的维克多老太太送一杯药茶，或做临终前的涂油礼——才从这里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无论是主人或仆人从来都不想越轨的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开始灵活松动了，主要因为顶楼的两层不再只给仆人居住了。是住在三楼左边的一位马赛橄榄油商人哈迪先生开的先例（他之后的住户先是阿邦泽尔家，后是阿尔塔蒙家），他把他顶楼的一间仆人住房租给了亨利·弗雷斯纳尔。亨利·弗雷斯纳尔也可以说是仆人，他是哈迪先生雇用的厨师长——为了宣传自己产品的优质和新鲜，哈迪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饭店（位于黎塞留路99号，大学食堂附近，著名的马赛鱼汤店，是政治家和记者聚会的地方）——可厨师长不是家仆，所以亨利·弗雷斯纳尔毫无顾忌地从玻璃门那儿进出，走主人使用的楼梯。第二个破例的是高龙先生，他把原来给他的管家居住、现在派不上用场的一间用人房间廉价租给了穷画家瓦莱纳，他的管家热尔瓦斯早就在他四层右边的套间里占了一席之地，也就是埃沙尔家楼下。高龙先生是个古怪的老头儿，他是在新杂技场演出的著名高空杂技演员罗多尔夫的父亲，又是一位出版专科年鉴的出版商。他同瓦莱纳的父母是并非深交的朋友。他把房间租给瓦莱纳，瓦莱纳有时就帮他编编年鉴，以抵房租。几年以后，那扇原来很少开启的玻璃门，每天都被年轻的巴特尔布思推开——他要上瓦莱纳屋里去学画——因此再也不能按照固有的方式以这扇玻璃门来划分等级了，他也没有上一代人那种以楼层划分等级的顽固观念。

起初，给仆人居住的房间都用刷字板印上了绿漆号码，朝大街这边的二十间是11－30号，朝后院那边的二十间是1－10，31－40号。现在这些房间中只有两间是在这幢公寓里干活的用人住着：一间是13号，住着斯莫特夫，他是巴特尔布思的老管家；一间是26号，住着一对夫妇，男的是巴拉圭人，女的是荷兰人，他们是于汀家的用人。当然还可以算上简·萨顿住的14号房间，她每天到罗尔沙斯家干两小时家务杂活，挣点儿付房租的钱，对于这么小的房间来说，房租是够贵的。此外还可以勉强算上15号房间，里面住的是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她会波兰语和阿拉伯语，在法国科学院《体貌特征公报》编辑部工作，但是薪金不够养活她和她的小孩，所以有时也干点儿家务杂活，不过一般不在这幢楼里干，只是偶尔到卢韦或马尔基佐家帮帮忙。顶楼的其他房间不再是仆人住的了：管理员买下了几间，装上自来水，作为单间出租；好几个人把几间小房间打通改成了大房间，这是原来房东的继承人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领头干的；于汀在顶楼改建了一处大画室，他不顾共同房产管理条例的规定，请客送礼，以巧妙的办法在程序上做文章，侵占了公共场所，把原来的走廊部分也划进去了。

现在，小楼梯一般只是送货员、送货商和在楼里干活的工人使用。电梯——在它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那扇玻璃门仍然是可怕的划分等级的潜在标志。尽管有些住在上面的人比住在下面的人有钱，但从住在下面的人眼里看来，住在上面的毕竟低人一等：他们不是仆人，就是穷人、年轻人或艺人，他们这种人生活只需要这种小房间，只要能放下一张床、一个壁柜、一个放果酱的架子——用以对付月末拮据的日子——就足够了。当然国际著名画家于汀要比阿尔塔蒙一家阔得多，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于汀肯上阿尔塔蒙家做客，或者他们被于汀请到多尔多涅城堡或加蒂耶尔农舍度假，他们一定会受宠若惊。可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提到：17世纪时，画家、作家和音乐家只是特殊的仆人，19世纪时，香水商人、理发匠、裁缝和饭馆老板也只是特殊的仆人，尽管现在这些人已经发了财，甚至出了名；何况一个裁缝或饭馆老板还可以凭他们自己的劳动成为资本家或企业家，而艺术家则永远是资本家的附庸。

对事物的这种看法，是爱德蒙·阿布 [1] 于1879年提出来的，他在一本题为《劳动者的基本常识》的书里，做了一个严肃的、巧妙的计算：当帕蒂 [2] 小姐到一个金融资本家的客厅里唱歌时，她一张嘴，就能产生出相当于四十吨每吨五十法郎的生铁的价值。当然，对事物的这种看法，不是全楼所有的房客都能接受的。有些人认为这是歧视或羡慕别人的借口，是傲慢或嫉妒的表现；另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民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无论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无论楼上或楼下的房客，都不能不受这种看法的影响。比如当卢韦谈到普拉沙埃时会不无讥讽地说：“他们改建了用人房间，还不错嘛。”而普拉沙埃则不得不故意强调说，他们的顶楼小房间非常可爱，改建时花费极少，并且影射说，他们不像莫罗老太太那样在冒牌的路易十五式椅子里过奢侈生活。于汀也同样为自己辩护说，他讨厌原来在奥尔良门的豪华画室，早就梦想着在一个安静的地区建一个宁静的小画室。大楼管理员在提到莫尔莱时就叫他莫尔莱，而说到西诺或温克勒时，则叫他们西诺先生或温克勒先生。有时马尔基佐夫人和奥尔洛弗斯卡太太一起乘电梯，马尔基佐夫人会情不自禁地表示出这是她的电梯，她宽容地让“别人”来分享，而“别人”到了第七层还得再爬两层楼梯。

顶楼上的房客和下面的房客有两次公开的对立。第一次是由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引起的，他要求共同房产主会议投票通过一项议案：把楼梯地毯一直铺到顶层。管理员支持他的倡议，因为在他看来，增加一块地毯，可以每月向每个房间多收一百法郎。可是大部分房客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却说，铺设地毯的费用不应由全体房客而应由顶楼两层的房客负担。管理员当然不同意，因为这几乎是等于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费用，因此他设法把这个倡议束之高阁。

第二次是关于送信件的问题。现在的门房诺谢尔太太尽管是个大好人，但是仍有等级偏见。以玻璃门为界划分等级，对她来说，绝对不是抽象的：她只给那些住在玻璃门以下的房客送信，玻璃门以上的房客的信件则必须自己到门房去取。这是老房主朱斯特·格拉蒂奥莱给首任门房阿拉尼亚太太定下的规矩，阿拉尼亚太太传给克拉沃太太，克拉沃太太再传给诺谢尔太太。于汀，尤其是普拉沙埃，强烈要求取消这条可悲的歧视人的规定，房东与房客联席会议不得不同意改变这种从19世纪留传下来的做法。但是诺谢尔太太断然拒绝执行，当管理员通知她给各层都要送发信件时，她请丹特维尔大夫开了一张诊断书，证明她腰腿有病，不能爬楼梯，七楼以下有电梯，所以她只能给七楼以下的房客送信。其实谁都知道，当电梯出故障时（这是常有的事），她总是爬楼梯送信的，而且她几乎没有一天不到顶楼去看望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瓦莱纳或克雷斯比小姐，同时也顺便把他们的信带上去。她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于汀和普拉沙埃的莫名其妙的憎恨。她心里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顶多于汀和普拉沙埃新年不给她送礼就是了。这就是公寓生活的一个侧面，不时地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微小冲突，指桑骂槐，明争暗斗，吵架骂街。有时这也是房东与房客联席会议上争论不休的内容之一，比如，雷奥尔太太的花盆放的不是地方，大卫·马西亚的轻便摩托车是否有权存在放垃圾桶的小院旁边的小屋里（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咨询过六个法律顾问，都没有找到好办法），还有住在三层右边那个低能儿的令人讨厌的音乐癖（有时，也说不准是什么时候，他来了音乐瘾，一天里，特别是在半夜到凌晨三点，连续听三十七遍《嗨哩嗨啦》《莉莉·玛莲》 [3] 或其他歇斯底里的音乐）。

公寓生活中还有一些几乎不易觉察的、更为隐秘的方面，比如房客类别的划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何时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人们总喜欢把人分成这一类或那一类，但这分类的标准有时就很有些微妙。比如在这所公寓里，人们往往要分出老房客和新房客，但这老和新的界限有时就很难掌握：罗尔沙斯于1960年买下他的套间，被看作是老房客，贝尔热比他晚一年，则被认为是新房客；而实际上，贝尔热买好就搬来住下了，罗尔沙斯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改建他的套间。有时人们会按家族势力来划分，比如以阿尔塔蒙家为一方，以德博蒙家为另一方。有时则按政治表现划分，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四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成人或已经是可以自己拿主意的人，现在还活着。其中只有一位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他是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他在地下室里搞过地下印刷所，把一挺美式机枪拆开后放在食品袋里带回家，在床底下藏了一年。维拉·德博蒙则相反，发表过亲德言论，有几次和衣冠楚楚的德国高级军官在一起。另外两位，克雷斯比小姐和瓦莱纳，当时对政局麻木不仁，漠不关心。

一般来说，平安无事，只不过是诸如狗屎和垃圾桶的麻烦事。贝尔热家的收音机开得太早，他们的咖啡机把雷奥尔太太吵醒了；于汀对格拉蒂奥莱养的一只蝈蝈非常恼火；卢韦对莱昂·马西亚的失眠感到无法容忍——莱昂老人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在房间里踱步，有时还到厨房的冰箱里取牛奶，到浴室用凉水洗脸，或者打开收音机，听来自远方地区的发着噼啪噪声的节目，音量虽然开得很低，邻居们还是觉得声音太响。

在公寓的历史中，很少有重大事件发生。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两次：一次是莫尔莱搞试验引起的爆炸；一次是1925年圣诞节，现在巴特尔布思搭拼图板的那个房间——当时是堂格拉尔夫人的客厅——发生了一次火灾。

那一天，堂格拉尔夫妇到城里去赴宴，仆人生好壁炉的火，也出去了，房间里没有人。人们估计火是由壁炉引起的，壁炉里的火星从油漆过的矩形金属大挡板的缝隙里窜出来，掉到放在一张矮桌上的花盆里，不幸的是花盆里放满了绚丽的假花，因而立即着火，然后引着了固定在地上的地毯和裱在墙上的茹伊印花布。布上是古代田园风光：一位人身羊足、头上长角的农牧神，一只手放在臀部，另一只手姿势优美地放在头上，正在做一个跳跃动作；一群羊在低头吃草，其中有一只深色毛的母羊；一位农妇在挥镰割草。

屋里的东西全烧光了，最可惜的是堂格拉尔夫人的一件珍贵的收藏品——一枚复活节彩蛋。这是著名的卡尔·法贝热 [4] 的四十九个复活节彩蛋中的一个，由一块天然水晶石雕成，里面藏着一丛玫瑰花，打开彩蛋，玫瑰花便组成一个环形，并且突然从中现出一群会唱歌的小鸟来。

火灾后只找到了堂格拉尔先生送给他夫人的生日礼物——一对珠镯。他是在拉法耶特夫人的后裔拍卖遗产时买到的，据说镶在镯子上的珍珠是英国公主昂里纳特送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存放珠镯的匣子没烧坏，可是珍珠都变黑了。

堂格拉尔的套间有一半被烧毁了，公寓里其他的房屋倒没受什么损失。

瓦莱纳有时幻想能发生一次大水灾、大雷暴、大旋风，把整座楼房像一根稻草一样卷上天空，让全楼的房客都吃点儿苦头，好使他们认识到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威力；或者出现一道看不见的裂缝，从上到下地把大楼一劈两半，让它发着深沉而悠长的断裂声，慢慢地陷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或者来一群怪物，红发绿眼的妖怪，铁嘴钢牙的巨虫，瞎眼睛的白蚂蚁，大肚子的大白蛆，它们占领大楼，蛀空木头，拱倒柜子，把石头变成沙砾，使一切都化为尘埃。

然而，除了一些关于垃圾桶、火柴棍和水池子的无聊争执以外，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那扇永远紧闭的门后，只留下他那漫长的复仇计划的病态的烦恼，以及再三复述那些虚假故事和卑鄙阴谋的这位老朽的偏执狂患者的沉重负担。

[1] Edmond About（1828－1885），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2] Adeline Patti（1843－1919），意大利女歌唱家，曾主演《费加罗婚礼》《塞维利亚理发师》《唐璜》等歌剧。

[3] Heili Heilo ，Lili Marlène ，均为二战期间德国著名的流行歌曲。

[4] Peter Carl Fabergé（1846－1920），俄国首饰匠、珠宝商，以使用贵金属与宝石制作复活节彩蛋而闻名。

第五十章

富勒罗3

日娜维埃芙·富勒罗的房间，更确切地说，是她未来的房间。

房间刚刚重新油漆过，天花板是无光白漆，墙壁是象牙白漆，地板是黑漆人字纹图案，电线上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暂时用一张红色吸墨纸叠成锥形放在上面当灯罩。

室内还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幅很大的画，不过还没有挂起来，靠着右边的墙壁放着，在地板阴沉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一部分画面。

画上画的是一个房间。房间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金鱼缸和一盆木樨草。窗子大开着，可以看到窗外的乡村风光：蓝色的天空，状如穹庐，地平线处有花边一样高高低低的树林；近处可以看到一个赤脚的小姑娘站在大路旁的尘埃中，放牧一头母牛；稍远处，一位穿着蓝色上衣的画家在一棵橡树下画画，膝上放着一盒颜料；更远处是一个波光粼粼的湖泊，湖边有一座雾气蒙蒙的城市，一排排带有阳台的房屋鳞次栉比，高处的街道围着栏杆，居高临下，对着湖水。

室内，窗前，稍靠左边，有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白裤子，印花棉布上衣，上面挂满了勋章、金属片、扁口袋、肋形胸饰，披着一件黑色大斗篷，穿着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所谓写字台，实际上是一张旧式的农村小学用的课桌，桌面微斜，上面有一个放墨水瓶用的圆洞，放着一个凉水瓶，一只高脚香槟酒杯，一个烛台，烛台底座是一个漂亮的镶银象牙蛋。这个人刚收到一封信，看信时的表情极为沮丧。

窗户左边的墙上挂着一部壁式电话，再往左一点儿挂着一幅海滨风景画，近景是栖在一株枯树上的山鹑，树干屈曲，从一堆有许多凌乱裂隙的岩石中冒出来，远处的海面上有一艘三角帆小船。

窗户右边的墙上有一面金属框大镜子，从镜子里有可能反映出坐着的这个人背后发生的事情。室内还有三个站着的人，一个妇女和两个男人，他们也都穿了表演服饰。妇女穿着一条严肃的灰色羊毛长裙，戴着公谊会教徒的帽子，胳膊下夹着一个泡菜罐；一个四十来岁的瘦瘦的男人，神色忧郁，穿着一件中世纪的小丑服装，一件红黄相间的有长三角形图案的紧身上衣，手执一柄人头杖，戴着一顶挂满铃铛的帽子；另一个男人是个平庸的年轻人，长着几根稀疏的黄头发，活像个孩子，他化装成一个大娃娃，橡皮短裤里塞着尿布，显得鼓鼓囊囊的，穿着白色袜子，漆皮靴，围着一个围嘴，口里吮着一个婴儿们整天叼在嘴里的那种能发声的赛璐珞玩具，手里抱着一个特大的奶瓶。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日娜维埃芙的祖父路易·富勒罗，他作为画家还不如他作为装饰设计师更有名。富勒罗家族中，只有他支持离家出走的孙女——她要保留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他承担孙女房间的装修，看起来干得很好，大工程基本完工了，厨房和浴室也装修完毕，只剩下油漆和细活。

他看了一本侦探小说《金鱼谋杀案》，觉得很有趣味，由此便创作了这幅画，他打算用一个场景表现这个案件之谜的全部素材。

故事发生在距离作者假设的一个离城市瓦尔德拉特不远的地方，这里风景优美，有如意大利湖。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画家。他正在乡间作画，有一个放羊的小姑娘来叫他，说她听到从瑞士大钻石商新近租用的别墅里传来一声喊叫，这位富商叫奥斯瓦尔德·策特舍贝尔。画家在小姑娘的陪同下闯进别墅，发现了受害者。钻石商穿着一套奇特的服装，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电话机旁。房间中有一架踏步梯，吊灯的环上挂着一条打了活扣的绳子。鱼缸里的金鱼都死了。

便衣警察瓦尔台马尔负责调查此案，画家成了他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仔细搜查了别墅的每一个房间，把一些东西送到检验室化验。他在斜面学生课桌式的写字台里找到了最有价值的线索：在第一个小格子里发现了一只活的毒蜘蛛；在第二格里有一张关于出租别墅的广告；第三格里有一张化装舞会节目单，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正举行化装舞会，歌手米盖伊·马勒维尔亲临演出；第四格有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白纸，上面贴了一条从一张非洲日报上剪下来的简讯：

【奥地利通讯社巴马科六月十六日讯】在富伊德拉地区发现一个藏骸处，至少埋有四十九具尸骨。据初步鉴定，这些尸体是三十年前掩埋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那天有三个人拜访过奥斯瓦尔德·策特舍贝尔。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画家看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间隔只有几分钟——又一起走出来。他们都穿了参加化装舞会的服装。便衣侦探很快就把三个人找到了，并且分别进行了审讯。

第一个人就是那位公谊会的女教徒，她是加斯东太太。她自称是来找一份打杂女工的差事，但是没有任何旁证。不久，通过调查，发现她的女儿曾是策特舍贝尔夫人的贴身女仆，后来投水自尽，原因不明。

第二位来客是那个穿小丑服装的人，他叫雅里埃，是别墅的业主。他说他是来看看房客是否安顿好，并请他在家具清单上签字。加斯东太太当时在场，可以证明他的话。她还补充了一个情节：雅里埃走进房间时，差一点儿在刚打过蜡的地板上滑一跤，他立即抓住窗台，把金鱼缸里一半的水碰洒在壁式电话机旁的小地毯上。

第三位是化装成大娃娃的那个人，他就是歌手米盖伊·马勒维尔。他立刻承认他是奥斯瓦尔德·策特舍贝尔的女婿，是来向岳父借钱的。雅里埃和加斯东太太都说，他一进来，珠宝商就请他们两位出去一会儿，让他俩单独谈话。过了不一会儿，他又请他们进来，并请他们原谅，说他不能陪他们一起去舞场，等他打完几个紧急电话以后就去舞场找他们。画家看见他们三个穿着化装服的人一起走出来，肩并肩地走过他前面的小路，感到非常别扭。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牧羊姑娘听到了那一声喊叫。

死因很快就查明了：在小地毯下面有一块长条形钢板，致使策特舍贝尔打电话时形成短路，触电身亡。只有雅里埃才有可能把这条钢板安装在那儿，人们也立即明白，他是为了促进导电，所以一进屋就假装摔跤，把地毯弄湿了。侦探又发现了两条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条是，策特舍贝尔穿的这一套服装正是他提供的，服装里的铁条，靴子上的马刺，衣服上所有挂着的金属片都是导电的；第二条，他改装了电话装置，只有当受害者穿上他提供的这套服装，成了一个超级导体，并拨了一个特定的电话号码——雅里埃太太工作的诊所的电话——才会引起短路。

在无情的证据面前，没费什么事，雅里埃就坦白了：他发现奥斯瓦尔德·策特舍贝尔这位本地区有名的唐璜 [1] ，老是围着他的妻子转；他出于病态的嫉妒心理，想弄清事实真相，于是设计了这套杀人的机关，只有当珠宝商真正有罪，即他真的给他妻子打电话时，这个机关才会起作用。

尽管杀人动机的动因可能是想象出来的——雅里埃太太有一百四十公斤重，从字面上看，“围着她转”的这个“转”字倒也恰如其分——雅里埃终究是一个预谋杀人犯，他被起诉、拘捕并关押起来。可是便衣侦探和读者都不会满意，因为无法解释金鱼之死，也不能解释悬挂着的那条绳子，那只毒蜘蛛，那封仅有一条剪报的信，还有瓦尔台马尔的最新发现——一根无头的扣帽发针插在木樨草花盆里。化验室化验的结果表明：金鱼是被一种生效极快的毒药毒死的，发针的一端有慢性毒药的残留。

经过一些小小的波折，调查了一些错误的线索，怀疑到一些无罪的人，比如雅里埃太太、策特舍贝尔太太、画家、牧羊女、化装舞会的一个组织者等，最后，这个令人费解、阴阳倒错、头绪繁多的谋杀案终于真相大白。瓦尔台马尔在发案现场，把所有活着的与本案有关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很精彩地把案情始末讲述了一遍。真不愧是一部侦探小说！结果是三个来客都有罪，不过犯罪的动机各不相同。

加斯东太太的女儿被这个老色鬼纠缠不休，不得不投河自尽以保全自己的贞操。加斯东太太扮演一个通灵者来看钻石商，她给他看手相，趁机用沾过毒药的扣帽发针扎了他一下。她知道这是一种慢性毒药。她把发针插进花盆里，又把藏在泡菜罐里的毒蜘蛛放进办公桌，被毒蜘蛛咬了以后的反应和中了她的毒针的反应相近。她也知道这个计谋终究会被人识破，但至少可以拖延破案的时间，使自己可以从容地逃走而不受惩罚。

被害者的女婿米盖伊·马勒维尔是个不得志的歌唱演员，负债累累，无法承担珠宝商女儿奢侈生活的花费——她是一位习惯于生活在游艇上，穿戴阿斯特拉罕羊羔皮衣，吃鱼子酱的轻浮女人——他的日子越来越难维持，只有岳父的死才能使他摆脱困境，所以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把藏在大奶瓶奶嘴里的一小瓶毒药倒进凉水瓶里。

然而，这桩案件最精彩的地方是它的结尾：最后发现奥斯瓦尔德的真正死因不是上述原因，而是他看的那封信宣布了他死日的来临。最近在非洲发现的藏骸处，是一个起义村庄的遗址，是他下令枪杀了全体村民，毁灭了这个村庄，然后掠夺了一个神奇的大象墓穴。他就是通过这次冷静而有预谋的罪恶发了横财。给他写信的人二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他犯罪的证据，现在他已证据在手，第二天所有的瑞士报纸都将刊登这条新闻。策特舍贝尔给他过去的同伙打电话证实了这件事，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信。对每个人来说，这场丑闻的揭露，就是他们末日的来临，只有死才能使他们解脱。

于是，策特舍贝尔找来一张踏步梯和一条绳子。上吊前，可能由于迷信，想做件好事，他看到金鱼缸里的水不多了，因为雅里埃进来时故意把水碰洒了，他就把凉水瓶里的水倒进鱼缸。然后他把绳子挂好。可是他中的毒已经开始发作，出现了一些早期反应——恶心，出冷汗，胃痉挛，心跳加速。他感到十分难受，疼得直不起腰来，就给医生打电话——完全不是由于爱她（实际上他常常贪婪地注视着放羊的小姑娘），而是为了向她求救。

一个想自杀的人会因为胃痉挛而感到不安吗？作者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后记》中补充说明：毒性的反应，除了肉体的痛苦以外，还会产生精神上的副作用，引起心理幻觉症，因此受害者有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

[1] Don Juan，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此处指策特舍贝尔举止风流浪荡。

第五十一章

用人房间9 瓦莱纳

瓦莱纳打算把自己也画入画中，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一样，他们总是在一群仆人、士兵、主教或商人之间为自己留一小块地方：不是位于中心，不是选定焦点上的最佳的最有意义的位置，也就是说，不是沿着一条特定的轴线，根据某个明亮的透视角度，选择在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可作依据重新解释这幅画含义的视线延长点上的那种位置。表面上看来，他们占据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似乎是随意地、顺手地、偶然地、一时心血来潮莫名其妙地画上去的，这样一来，就不会太引人注目，不会有人去着意追究他为什么这样画，而这种画法也就成为只有内行人才懂的一种标记。就像一位隐居的顾客订购一幅画，他只允许画家在他的作品上留一个记号，而且只有几个人知道，过不了多久，甚至这个记号也没有人记得了。这位画家一死，这就成了一件逸事，这一代传到下一代，这个画室传到那个画室，最后成了谁也不会相信的传说。直到有一天，人们核对财产，或是在一家博物馆的阁楼里找到一批底稿与此画像对照，或者纯属偶然，在一本书上碰到他早已在这幅画上读过的词句，这时人们才重新证实了这幅画确是某位画家的真品。而且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总有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是脸部细节刻画细腻，而且更加中性，或者头部略微倾向一方，似乎是一种理解，一种柔情，一种微带忧伤的欢乐。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瓦莱纳自己也将在画中，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在画面的右上方，就像一只小蜘蛛在专心致志地编织一张熠熠生辉的网。他站在自己画的画旁边，手里拿着他的调色板，身上穿着他那件沾满颜料的灰色工作服，腰里围着他那条紫色围裙。

他站在自己即将完成的画旁边，他正在画自己，用他的画笔正在画一个围紫色围裙、穿着灰色工作服的画家的微小身影，手里拿着调色板，正在画一个正在画画的画家的微小身影，他真想无穷无尽地画下这深不可测的画中之画，似乎他的眼睛和手是无所不及的。

他将自己画自己，在这块正方形的大画布上，他周围的一切都已画好：电梯，楼梯，楼道，门前的擦脚垫，房间，客厅，厨房，浴室，门房间，门厅里站着一位美国女作家正在查询房客名单，马西亚太太的店铺，地下室，锅炉房，电梯的机房。

他将自己画自己，画上已可看到大汤勺，刀，漏勺，门的把手，书，报纸，小地毯，长颈大肚玻璃瓶，壁炉的柴架，挂雨伞架，菜盘托儿，收音机，床头灯，电话，镜子，牙刷，床单干燥器，纸牌，烟灰缸里的烟头，抗干扰镜框里的合家照，盆花，暖气片，等等；丹特维尔大夫的两个酒椰叶编织花盆套，西诺家的四个日历，贝尔热家的京都风景画，加斯巴尔·温克勒的雕花碗柜，奥尔洛弗斯卡太太的唱诗集，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小姐送给克雷斯比小姐的突尼斯拖鞋，管理员的腰形桌子，马西亚太太的自动木偶和她儿子大卫的那慕尔地图，安娜·布雷台尔的写满数学公式的活页纸，马西亚太太炉灶上的调料盒，丹特维尔的“纳尔逊海军上将”，阿尔塔蒙家的中国式太师椅和织着一对老年情侣的珍贵地毯，尼埃多的打火机，简·萨顿的胶布雨衣，斯莫特夫的船用行李箱，普拉沙埃的星形墙纸，日娜维埃芙·富勒罗的珍珠贝壳，西诺的三角大叶印花床罩，雷奥尔的精工制作、带粗针脚箍带和镀铬环扣的仿麂皮大床，格拉蒂奥莱的双颈诗琴，巴特尔布思餐厅里神秘的咖啡盒和无影灯，卢韦和马尔基佐的异国地毯，门房间桌上的信件，奥利维娅·罗尔沙斯的水晶大吊灯，阿尔班太太仔细包扎的物品，于汀在瑟伯波·马吉斯发现的那只古代石狮。

而在这些物品周围，画上一大群人物，画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及经历：

1. 佩拉约战胜阿尔卡马哈酋长，在科瓦东加加冕称王

2. 俄国流亡女歌唱家追随勋伯格到阿姆斯特丹

3. 两只眼睛颜色不同的聋猫住在顶层

4. 胆小的小区区长让人准备盛满黄沙的木桶

5. 吝啬的女人在一本练习本上详细地记流水账

6. 拼图板制作者热衷于玩纸牌

7. 门房太太为出门的房客照看花木

8. 一对夫妇给儿子起名叫吉勒贝尔以纪念贝科

9. 被奥斯曼国王释放的伯爵夫人接受一夫两妻制

10. 女强人因不能再住在乡村而遗憾

11. 小男孩一边构思他的小说一边下楼倒垃圾

12. 衣着讲究的侄子陪澳大利亚女演员环球旅行

13. 回避外人的部落不停地躲避人类学家

14. 厨娘拒绝使用自动清除的炉灶

15. 国际酒店总经理把1%的经费用于艺术

16. 护士懒洋洋地看一份画报杂志

17. 朝圣的诗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遇难

18. 意大利小提琴家令他的微型肖像画家失去耐心

19. 爱吃香肠的一对胖夫妇一直开着无线电收音机

20. 总司令部被袭击后，上校失去了一条胳膊成为独臂上校

21. 坐在父亲床头边的少女忧愁的梦幻

22. 奥地利顾客要求购买一幅更加雾化的《土耳其浴》油画

23. 巴拉圭籍用人正打算烧掉一封信

24. 年轻的亿万富翁穿着高尔夫球裤学画水彩画

25. 河泊森林管理处巡察员建立了一个鸟类保护区

26. 寡妇把她的纪念品用旧杂志包裹起来

27. 国际窃贼是一名高级法官

28. 鲁滨孙·克鲁索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他的孤岛上

29. 会玩多米诺骨牌的仓鼠爱吃真空包装的干酪块

30. 痛苦的“旧词杀手”常去旧书店

31. 身穿黑礼服的推销员出售一本《新释梦术》

32. 油商在巴黎开了一家鲜鱼饭馆

33. 一盏漂亮的威尼斯吊灯坠下砸死了老元帅

34. 破相的自行车赛车手与他教练的妹妹结婚

35. 厨娘只有一个鸡蛋和一条水煮黑线鳕可供使用

36. ——对年轻夫妇负债两年购买了一张豪华型的床

37. 艺术品商抛弃自己的妻子爱上了一位意大利明星

38. 童年时的好友再次阅读她五个侄女的传记

39. 把软木刻的小人装在瓶子里的那位先生

40. 追寻阿拉伯国王的西班牙首都踪迹的考古学家

41. 在瓦兹省度晚年的残疾的原华沙小丑

42. 女婿要剃须时，关掉热水的岳母

43. 说任何数字都是质数K之和的荷兰人

44. 西庇翁以“旧和新”来作为一位九十岁的人的定义

45. 原子学家能通过一位聋哑（树干）人的嘴唇动作知道他的想法

46. 向一位好莱坞明星唱情歌的阿尔巴尼亚强盗

47. 试图烹调野猪腿的德国企业家

48. 带狗太太的儿子喜欢黄色小说而不想当教士

49. 马来西亚男侍者操洋泾浜英语换出圣母像

50. 被罚不能吃蛋糕的小男孩梦见了蛋糕

51. 看了剧本后，七名演员拒绝演出

52. 在朝鲜战场扔下自己的巡逻队导致他们死亡的美国逃兵

53. 改换性别的吉他手成为超级明星

54. 向一位棕红头发的欧洲人提供一次打虎机会的印度土邦主

55. 在一部小说中获取灵感的自由派祖父

56. 书法家在麦地那抄写一章《古兰经》

57. 要求在阿尔科纳蒂的《奥兰多》中演唱安杰莉卡唱段的奥尔法尼克

58. 和他的兄弟一起策划他死亡的演员

59. 高举奥林匹克火炬的日本青年

60. 在卡塔洛尼平原战役阻止阿提拉的游牧部落进攻的埃提乌斯

61. 苏丹谢里姆三世射中八百八十八米

62. 吃进大量橡皮的中士丧命

63. 发现菲茨-詹姆斯的最后遗书的“狐狸号”大副

64. 在房间里半年闭门不出的年轻大学生

65. 制片人的妻子又将进行一次新的环球演出

66. 暖气装修工调整煤气点燃器

67. 把自己收集的音乐剪报遗赠给图书馆的富翁

68. 把医药广告吸墨水纸归类的小男孩

69. 被一位美国富婆雇用当厨师的演员

70. 她曾是赌场赌手，现在成为胆怯的小妇人

71. 失意的教学辅助员丢失了左手的三个手指

72. 年轻姑娘和一位比利时泥瓦匠在肖蒙-波尔西安同居

73. 医生的祖先认为自己掌握了制造钻石的秘密

74. 和梅菲斯托费勒斯签约的一位少妇

75. 古玩店老板娘的儿子穿着红色紧身服启动摩托车

76. 代理人不相信德国化学家的秘密

77. 老历史教员烧毁退稿

78. 一位日本老人是潜水表工业巨头

79. 声称为妻子和儿子报仇的一位外交官

80. 改为第二天出发的女房客又要回她的豌豆

81. 聚精会神注目一份掼奶油草莓菜谱的明星

82. 收藏钟表和机械玩具的老夫人

83. 能以偶然选择的数字猜测一切的魔术师

84. 送给拉格丽西一张漂亮的桃花心木S形安乐椅的富翁

85. 不再驾驶小车的司机玩扑克牌算命

86. 医生幻想有一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份菜谱

87. 倒卖非洲皮货破产的工程师

88. 对三名“三个自由人”组织成员进行痛苦的入门教育的日本人

89. 年老的自学成才者沉醉在对他在疗养院时期生活的无数回忆中

90. 远房侄子不得不把遗产拍卖

91. 海关人员打开怒气冲冲的公主的茶炊包装

92. 印花棉织品商人在九层装修他的“落脚处”

93. 在汉堡把开始曲献给一位法国妇女的作曲家

94. 玛格丽特用织物密度分析镜观看要修复的细密画

95. 拼图板制作者的棕红色猫被命名为“亲爱的皮皮”

96. 夜总会男侍者登台演出

97. 设盛宴请同事的职员

98. 房产经营所的女职员参观空套间

99. 为英国人的拼图板制作盒子的妇人

100.偷吃奶油方糕的小姑娘

101.在一天之内使三万名卢西塔尼亚人丧生的罗马行省总督

102.穿大衣的少女瞧一张巴黎地铁路线图

103.公寓管理员考虑如何凑满本月的支出

104.小香水铺老板娘挑选老手工艺匠的戒指

105.被反法民族主义分子袭击而破产的大马士革印刷厂老板

106.为了英国人的一幅海景画而犯罪的评论家

107.老女佣梦见满眼充满仇恨的埋葬死人的工人

108.比较马钱子碱和箭毒的学者

109.在素食人的菜汤中加入肉的大学生

110.下班时第三名工人正在看信

111.老膳食总管不停地计算阶乘

112.受感动的神父帮助一个在纽约举目无亲的法国人

113.发了财的药商找到圣器的下落

114.从意大利铸工得到启示的化学家

115.穿黑大衣的人正在戴新手套

116.居约马德把汉斯·贝尔默的一幅画一揭为二

117.李斯特和肖邦的朋友作了一首惊人的华尔兹舞曲

118.唐·佩里侬请科尔贝品尝他最好的香槟酒

119.阿美利戈临死前获知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大陆

120.里里先生午餐后在柜台后打盹

第五十二章

普拉沙埃2

普拉沙埃家的套间中的一个房间。这是十三年以前，他们的孩子出生前一年时搬进来住的第一个房间。几年以前，特鲁扬去世了，普拉沙埃便向管理员买下了他住过的那个房间。后来，他们向马尔基佐买下了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原来的老房客是特洛盖老头，他捡空瓶子，去退瓶换钱，他还留下一些空瓶，把他用软木雕刻的一些小人——酒客、拳击运动员、海员、莫里斯·舍瓦利埃、戴高乐将军等——放进瓶内，星期天拿到香榭丽舍大道去卖给孩子们。特洛盖实际上几乎过着流浪生活，经常不能按时交房租，于是普拉沙埃便趁机提出驱逐诉讼，并且很快打赢了官司，把老头赶走了。

普拉沙埃最早住进的那个房间，以前的房客是一位奇怪的年轻人，名叫格雷瓜尔·辛普森，他在这儿住了大约两年。他是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有一段时间，他在歌剧院图书馆做副馆长的助手。他的工作并不是很有意义，不过这得从头说起。

一位有钱的歌剧爱好者，亨利·阿斯特拉，把他生前四十年收集的资料遗赠给歌剧院图书馆。亨利·阿斯特拉酷爱歌剧，自1910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误过一场首演，为了看演出，他毫不犹豫地越过英吉利海峡，甚至有几次穿越大西洋去听富特文格勒 [1] 指挥的《拳击场》，苔巴尔迪 [2] 演唱的苔丝狄蒙娜，或卡拉斯 [3] 演唱的诺玛。

每次演出，阿斯特拉都要把有关的报刊文章收集起来，再加上这个剧的节目单——上面有很多乐队指挥和演员的签名，有时也收集一些服装和布景等。

亨利·阿斯特拉的遗赠还附有年金，用于资助继续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收集工作。为此，歌剧院图书馆专门建立了一个阿斯特拉文献部，下设有两人看守的三个展览和阅览室，两个办公室——一个是馆长占着，另一个是一位女副馆长和一位兼职助手合用。馆长是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演出节目的艺术史教授，负责接见查阅阿斯特拉文献的专家、戏剧评论家、戏剧史学者、音乐专家、导演、布景师、歌唱家、服装师、演员等，有时也组织展览，如纪念歌剧《茶花女》上演一百周年展览等。女副馆长每天阅读几乎所有巴黎的日报和大量的周刊、杂志、画报以及其他刊物，用红铅笔把有关歌剧或某一具体节目的文章框上。兼职的副馆长助手负责把这些用红铅笔框过的文章剪下来，放进“临时资料”，用橡皮筋束好。然后不定期地（一般不超过六星期）把“临时资料”里的剪报拿出来，贴在21厘米×27厘米大小的白纸上，用红墨水在剪报上方从左向右双线大写写上歌剧的名字，再用单线大写写上剧种（歌剧、喜歌剧、滑稽歌剧、清唱剧、歌舞剧、小歌剧等等）、作曲家、乐队指挥、导演，以及剧场的名字，还要写上首演日期；把贴好的剪报再放入文件夹，不过不再用橡皮筋束，而是用细麻绳捆好，这就成了“待理资料”，放进副馆长办公室有玻璃门的柜子里。几周以后，直到看来关于这个剧目不会再有什么新文章了，就把“待理资料”送进展览室内用栅栏围起的大柜子里，这就成了“归档资料”，成了阿斯特拉文献的一部分，成了只有出示馆长颁发的长期使用卡或证明才能在馆内查阅的文献。

不幸的是辛普森的这项兼职工作后来被取消了。由于各图书馆，尤其是歌剧院图书馆年复一年的毫无理由的超支，财政部派了一位审计员来查找原因，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用两个人看守三个展览室有些过分，每月支付七十五法郎十八生丁给专门剪报的人也属多余，一个看守坐在那儿没有什么事可干，完全可以兼做剪报工作。副馆长是一位五十岁的女人，长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戴着助听器，生性腼腆。她极力解释说，在她办公室里进行的“临时资料”和“待理资料”工作搞不好，将会不断地严重影响展览室和阅览的“归档资料”——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是馆长一心保住自己的职位，完全赞同审计员的意见，并“决心堵住他部门的长期财政亏损”。他决定：① 只留下一名看守；② 取消副馆长的兼职助手；③ 展览室每星期只开放三个下午；④ 副馆长亲自剪贴她认为最重要的文章，其余文章让看守剪贴；⑤ 为了节约，每张白纸都两面贴剪报。

这样一来，辛普森就失掉了一份必不可少的收入，他不得不寻找各种临时工作来完成他的学年：他带人参观要出售的房屋，请他们站在厨房的小凳上，只要稍稍低下头就可看到圣心教堂；他干过推销，在居民楼里推销艺术书籍或有权威人士写前言的大部头百科全书，或类似《你喜欢大学生吗？》那样的青少年报刊，以及摘掉商标的粗劣的处理品手提包、孤儿院生产的绣花小台布、盲人编织的门口擦脚垫；他的邻居莫尔莱刚出了一次事故，炸掉了三个手指头，他就请辛普森帮助推销他试制的肥皂、除臭剂、灭蝇纸、洗发液和地毯清洁剂。

第二年，辛普森获得了一份助学金，尽管不多，但足够他不当临时工也可以勉强生活。可是他不但没能专心学习以取得学士学位，反而得了一种神经衰弱症：总是呼呼大睡，谁也喊不醒他。当时见到过他的人都说他处于失重状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都无所谓——天气、时间、外界新闻，他似乎越来越不接受外界新闻——只是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每天站在油炸食品摊前吃同样的食品——一份土豆牛排，一大杯葡萄酒，一杯咖啡——每天晚上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行一行地仔细地看《世界报》，整天玩纸牌算命，或在一个玫瑰色的塑料盆里反复地洗他三双袜子中的一双或三件衬衣中的一件。

后来他改为漫步巴黎。他盲目地行走，随着下班的人群走，沿着商店的橱窗走，走进每家艺术画廊，慢慢穿过九区有过街楼的人行道，在每家商店门前逗留，仔细地看家具商店里农村式样的订货——床脚、床垫的弹簧、送葬用的纸制花圈等等。

有时他干些可笑的事，比如统计十七区所有的俄国人开的饭馆，绘制一个去这些饭馆的没有重复且不交叉的路线图。有时他干些无聊的事，比如寻找第一百五十七个凳子，走八千二百三十七步。有时则在当菲尔-罗斯洛广场或夏多-朗敦街附近的某个狮掌形凳脚、绿色木条长凳上坐上几个小时，或如塑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某个商店的装饰橱窗前，橱窗里不仅有细腰模特和商品陈列架，还有各种各样的白布窗帘、标签和商品降价的广告牌，他有时盯着看好几分钟，似乎想把这类不协调的橱窗变动一下。

后来他就一直待在家里，逐渐丧失了时间概念。有一天他的闹钟停在五点一刻，他没有再上弦。他房间里的电灯有时整夜地亮着。有时一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星期，除了到走廊尽头上厕所以外，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晚上十点出去，第二天早晨才回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也看不出他一夜未睡的样子——他在臭气熏天脏乱不堪的电影院里看电影，在那些夜里不关门的咖啡馆里混，好几个小时玩电子游戏，或用一只眼恶狠狠地从煮咖啡壶的上方看着那些高高兴兴吃喝玩乐的人、忧郁的酒鬼、胖胖的肉店老板、水手和妓女。

最后六个月，他几乎不再出门。有时人们在莱昂-雅斯特街——当时叫罗塞尔街——面包铺见到他，他往柜台的玻璃板上放一枚二十生丁硬币，如果老板娘询问似的看他一眼——开始常常如此——他只是向放长面包的柳条篮点点头，用左手做一个切的样子，表示他要买半根长面包。

他不再与人说话，别人和他说话时，他只是低沉地哼哼，别人也就没有兴致说下去了。有时他把门开一道缝，看看楼道的水池边是否有人，以便去把他的玫瑰色塑料盆装满水。

有一天，他右首的邻居特鲁扬清晨两点回家时发现年轻学生的房间里电灯还亮着，他敲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一下，等了一会儿，把虚掩的门推开，发现格雷瓜尔·辛普森和衣蜷缩着躺在床上，双目圆睁，中指和无名指夹着一支雪茄烟，一只旧拖鞋当烟灰缸。特鲁扬进屋时，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旧书商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喝水，需要什么东西，他不回答。旧书商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好像要看看他是不是死了，这时他才一下子翻了个身，脸朝墙壁，轻声地说：“别烦我！”

几天以后他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大楼里一般人都认为他自杀了，有的人甚至说他是在卡迪纳大桥上卧轨自杀的，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一个月后，公寓管理员，也是这间房子的业主，就在门上贴了封条。又过了一个月，他请法院的执达员来证明房间已无人居住，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破烂扔出去：一张狭长的当床用的凳子，一只玫瑰色塑料盆，一面有裂纹的镜子，一些脏衣服和臭袜子，一堆旧报纸，一副揉皱的撕破的肮脏的扑克牌，几本教科书，一只停在五点一刻的闹钟……十六个月前从教育学院图书馆借的厚厚的《教会历史》，等等。

辛普森的姓很像英国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来自托农莱班 [4] 。在他患病之前，他曾经告诉过莫尔莱，他小时候，在封斋期中期那天和马达加西埃人一起打鼓。他妈妈是一个女裁缝，亲自缝制了传统服装：红白格子裤，宽大的蓝上衣，白棉布流苏帽子。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装在漂亮的阿拉伯图案的圆盒子里的假面具，好像是一个猪头。他如将军一样骄傲，如神父一样严肃，和大家一起走遍旧城的大街小巷，从城堡广场到阿兰日门，从里孚门到圣塞巴斯蒂安街，然后再到上城的平台那儿，大吃用刺柏子酒煮的火腿，痛饮如泉水一样透明、如火枪石那样火辣辣的白酒。

[1] 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德国指挥家。

[2] Renata Tebaldi（1922－2004），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唱家。

[3] Maria Kalogeropoulos Callsa（1923－1977），美国女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唱家。

[4] Thonon-les-Bains，法国东南部一个小城。

第五十三章

温克勒3

加斯巴尔·温克勒套间的第三个房间。

在床的对面，靠窗的墙上原来挂了一幅温克勒最喜欢的正方形绘画，就是画着三个穿黑礼服的人在候见室里的那一幅。其实那不是一幅画，而是一张经过加工的照片，是从《小画报》或《戏剧周刊》上剪下来的。这是音乐剧《幻灭的雄心》第三幕第一场的一张剧照。剧本是个叫保兰·阿尔福的人写的，笨拙地模仿亨利·贝恩斯坦 [1] ，主角由马克·高乃依扮演。剧照上表现的正是主角的两位证人在决斗前半小时到他家里找他的情节，后来他在决斗中死去。

这张照片是玛格丽特在一个旧书摊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当时在奥德翁剧院的连拱廊下有不少旧书摊。她把剧照贴在一张画布上进行修整，涂上油彩，再配上镜框。在他们搬来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时，她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温克勒。

在全楼的所有房间中，只有这个房间给瓦莱纳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间宁静而又沉闷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床脚特高的深色木床，床上铺着一条浅紫色的棉被，螺旋形木头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窗前摆着一张玛格丽特工作的大桌子。

多少年以后，瓦莱纳再来到这个房间，仿佛又看到玛格丽特正用放大镜仔细端详一只威尼斯纸箱上优美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和凸起的花饰，或正在小巧的象牙调色板上调色。

她天生丽质，矜持，身材窈窕，皮肤白皙，脸上有雀斑，面颊稍瘦，有一双灰蓝的眼睛。

她是一位细密画家，但很少创作，她更喜欢临摹或根据已有的资料作画。例如温克勒为巴特尔布思做的拼图板样品，就是她根据《旅行家日志》上的铜版画绘制的。她擅长在怀表上、在鼻烟壶里，或在装微型祈祷书的盒子盖上画场景画，能完美地表现出各种细节，有时也为客户修绘鼻烟盒、扇子、糖果盒或纪念章。她的顾客主要是私人收藏家，古玩商人，想复制有名瓷器（“从埃及归来”或“马勒梅松 [2] ”两种式样）的瓷器商人，请她在放头发的项链坠子里画一张心上人的肖像（大多是根据一张来路不明的照片）的首饰商人，请她修复浪漫派版画缘饰或日课经插图的艺术书商。

她的细心、稳重、灵巧，都是无与伦比的。她能在一个4厘米×3厘米的小平面上画一幅完整的风景画：白云蓝天，远处微微起伏的山峦，山坡上的葡萄架，一座城堡，两条交叉的公路，一位红衣骑士骑一匹枣红马在公路上驰骋，一处墓地里站着两个背铁锹的掘墓人，一棵柏树，几棵橄榄树，一条河，两岸种着杨树，河边坐着三个渔翁，河中间一条小船上坐着三个特别细小的白衣人。

她能在一枚镌有徽纹或姓氏首字母的戒指的光洁平滑的珐琅面上画上谜一样的风景画：在晨光熹微的天空下，一个冰冻的湖；岸边带霜的草丛里有一头驴在嗅一棵老树的树根；树干上挂着一盏灰色的灯笼；树枝上有一个端端正正的空鸟巢。

这位少妇工作起来那么精确，那么有分寸，奇怪的是她平时有一个无法改正的毛病：杂乱无章。她的桌子上总是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杂物，有些甚至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信件，杯子，瓶子，标签，笔杆，盒子，火柴盒，零钱，圆规，照片，剪报，邮票，活页纸，从记事本或日历上撕下来的纸头，一个信件袋，橡皮，大头针，曲别针，烟盒，钥匙，用来调色的半球形小碗盅和小杯子，等等……

只有一只猫在这堆东西上走动，又不会把这堆东西弄塌。加斯巴尔和玛格丽特有一只猫，一只棕红色雄猫，他们起先叫它勒鲁，后来叫它加斯东，后来又改叫亲爱的皮皮，最后叫它里皮皮。它最喜欢在桌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走来走去，然后舒适地睡在上面，否则就趴在女主人脖颈上，四个爪子懒洋洋地下垂。

有一天，玛格丽特告诉瓦莱纳她是怎样遇见加斯巴尔·温克勒的。那是1930年11月的一个早晨，在马赛的布勃街一家咖啡馆，离圣夏尔兵营和军火库不远。外面下着寒冷的细雨。玛格丽特穿着一件灰色连衣裙，套着一件黑色雨衣，腰系着一条宽皮带。那时她十九岁，刚回到法国，一边站在柜台前喝一杯浓咖啡，一边看着《马赛最新消息报》上的招聘启事。咖啡馆老板拉布里格，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正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一位军人，看来这位军人不打算为他的一大杯牛奶咖啡和涂黄油的面包付账。

这位军人就是加斯巴尔·温克勒。咖啡馆老板确实没有看错，古特曼先生去世后，他的徒弟处境艰难，他刚十九岁，虽然很熟练地掌握了好多手艺，但是没有一项正式职业，没有一点儿社会经验，既无住房，又无朋友，也没有家。他被房东从古特曼在夏尔尼租的小房子里赶出来，回到拉菲尔泰-米龙，这时他才知道：父亲已在凡尔登战役中牺牲；母亲改嫁给一个保险公司职员，迁居开罗；比他小一岁的妹妹安娜刚结婚不久，嫁给了巴黎的一位铺瓷砖工人西里尔·伏尔第芒，住在巴黎十九区。1929年3月的某一天，温克勒生平第一次步行到首都。他在十九区认真地找遍了各条街道，到每个他遇见的铺瓷砖工人家里去打听他的妹夫西里尔·伏尔第芒。可是他没有找到，走投无路，只好从军。

他在离西班牙殖民地摩洛哥不远的布若鲁和巴非都之间的小堡垒服役了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里，他除了刻玩九柱戏用的小木柱以外什么都没干。兵营里有三四百人，因此他忙得很。玩九柱戏总比打仗好，至少不会缺胳膊少腿。

他头天刚从非洲回来。在坐船途中，他赌博把身上的钱全输光了，分文不剩。那时玛格丽特也没有找到工作，但她还是拿出钱来替他付了咖啡和面包的账。

几天以后，他们结了婚，夫妇双双来到巴黎。刚开始，日子过得很艰苦，不过他们还算走运，很快就找到了工作。温克勒到一家玩具店干活儿，正好快到圣诞节了，玩具店里生意兴隆，应接不暇。不久，玛格丽特也在一位专门收集古代乐器的商人那儿找到活儿干。商人要她根据古代资料修饰一把斯频耐琴 [3] ，据说这把琴曾经属于尚皮翁·德尚博尼埃 [4] 。商人让她修饰琴盖，在模仿细木镶刻的叶子、花环和绠带饰之间画两个人像：一个是矫饰的青年男子，侧身四分之三，戴扑粉假发套，穿黑礼服、黄背心，戴白色花边领带，肘靠着大理石壁炉，站在半拉开的橙红色窗帘下，从露出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栏杆；另一个是一位漂亮的少妇，微胖，棕色的大眼睛，绯红的双颊，也戴扑粉假发套，系着玫瑰红色绸带，插一朵玫瑰花，白色平纹细布头巾柔细轻薄，上衣袒胸露肩。

温克勒两口子搬进这所公寓不久，巴特尔布思邀请他们和瓦莱纳一起吃晚饭，于是他们相识了。初次见面，瓦莱纳就被这位温柔爱笑又纯真的女人迷住了。他喜欢她把头发拢到后面去的姿势，喜欢她每次作画时充满自信的优雅的神态。她用细如发丝的画笔在一只眼睛里勾画一条极为纤细的绿色阴影时，总是先用左肘撑着身子。

她从来不对他讲述她的家庭，她的童年，也从不提起她旅行的事。只有一次，她告诉他，她在梦中又见到了少女时代避暑的乡间别墅：一座白色的大房子，有一个让她害怕的谷仓，上面长满了铁线莲属植物，有一辆驴车，拉车的驴叫作“小傻瓜”，名字多可爱！

当温克勒关在工作室里闷头干活时，瓦莱纳和玛格丽特有好几次一起到蒙索公园散步，或沿着佩雷尔街的环形小火车道溜达，或者到奥斯曼大街、梅西街、圣奥诺雷街去看展览。有时巴特尔布思带他们三人游览卢瓦尔河的城堡，或邀请他们到多维尔去度几天假。甚至有一次，1937年夏天，当他乘坐“阿勒西翁号”游艇沿着亚得里亚海岸游玩时，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在的里雅斯特 [5] 与科孚岛 [6] 之间度假两个月。他请他们参观皮兰的粉红色宫殿、斯普利特的戴克里先 [7] 遗迹、波托罗兹的世纪末豪华大旅社、达尔马提亚群岛数不清的岛屿、拉古萨（现为杜布罗夫尼克）、卡塔罗海口和黑山的险要地形。

在这次难忘的旅途中，一天晚上，在洛维诺城墙前，瓦莱纳向玛格丽特吐露了爱慕之情，但她只是报以不可言喻的微笑。

他多次想与她一起出逃，或者独自出走，离她远远的。可是他们一直维持原状，近在咫尺，又如远隔天涯，保持着一定限度的友谊，情意绵绵而又令人心碎。

1943年11月，她生下一个死婴，并因而去世。

整个冬天，温克勒一直坐在她工作过的桌子前面，把她摸过的，看过的，她喜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在手中。白色、浅栗色和橘黄色切槽的玻璃质石头，小玉石雕麒麟，他送给她的佛罗伦萨首饰别针，别针上有三朵雏菊 [8] 的微型镶嵌画。

有一天，他把原来堆在桌子上的那些东西全扔了，把桌子烧了，把里皮皮带到阿尔弗雷德-德维尼街的兽医那里做了注射，把书、螺旋形木头书架、浅紫色棉被、她坐过的低背黑皮革英式扶手椅也扔了。总之，把所有带有她的痕迹、她的标记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在这间房子里只留下一张床，还有床对面墙上那幅画着三个穿黑礼服的人的令人忧伤的画。

然后他又回到工作室，从阿根廷和智利寄来的十一份装着水彩画的邮件都还没有拆开，他得把这些水彩画加工成拼图板。

现在这里只是一个尘埃满地、墙纸褪色、空空如也、肮脏不堪的房间，看了令人心碎。开着的门里是破败的厕所，可以看到一个锈迹斑斑、积满水垢的盥洗池，在残缺的边缘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橘子汽水，两年来已经发霉变绿。

[1] Henry Bernstein（1876－1953），法国剧作家。

[2] Malmaison，拿破仑前妻若斯菲娜的行宮，位于巴黎西部。

[3] 古代的一种长方形的小型羽管键琴。

[4] Champion de Chambomières（1601－1672），法国作曲家和羽管键琴演奏家。

[5] Trieste，意大利沿海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

[6] Corfou，希腊西海岸伊奥尼亚群岛第二大岛，又称克基拉岛，位于亚得里亚海南部。

[7] Dioclétian（约245－313），古罗马皇帝。

[8] 法语“玛格丽特”即雏菊的意思。

第五十四章

普拉沙埃3

阿黛尔·普拉沙埃和让·普拉沙埃紧挨着坐在写字台前，这是一张带宗卷架的灰色镀铬写字台。台面上堆满了打开的账簿，账簿的细长条格中写着纤细的笔迹。一个黄铜丝灯脚和两个绿玻璃球组成的古色古香的油灯照亮了他们。灯旁放着一瓶威士忌酒。商标是一个欢乐的随军小卖部女售货员把酒递给一个戴着皮帽、长着小胡子的投弹手的广告画。

让·普拉沙埃是个矮胖子，穿一件“里奥狂欢节”式的花衬衣，一根两头有发亮套管的黑带子用皮扣扣紧当领带。他面前放着一个白木盒子，里边装着许多标签、邮票、盖有公私印章的蜡封等。他从里边拿出五枚假宝石装饰银别针，每枚别针都用单线条勾勒成一个女运动员图案：一个在齿形浪花中蛙泳的游泳运动员，一个高速直线下降的滑雪运动员，一个穿短裙玩火把的技巧运动员，一个手执长棒的棒球运动员，一个做着完美腾空跳跃动作的跳水运动员。他把四枚别针并排放在带吸墨纸的垫板上，把第五枚——跳水运动员——交给妻子阿黛尔。

阿黛尔是一个薄嘴唇、干瘦的四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她穿着一件毛皮领的红丝绒连衣裙，从正在查阅的一本书上抬眼看了一下丈夫给她的别针。她正在看一本厚厚的埃及指南（从略）。

他们两口子经营印花棉织品和其他海外产品，工作组织严密，效率高，常常自称是“行家”。

二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与远东打交道，他俩也是那时相识的。那一年，普拉沙埃在奥贝尔维利埃银行当实习生，阿黛尔在蒙乌日银行当实习生，银行企业委员会组织他们到蒙古去旅游。他们俩对蒙古这个国家不感兴趣，认为乌兰巴托不过是一个大镇，有几幢斯大林时代式样设计的官方机关大楼而已，此外就是沙漠，除了马匹和戴皮帽、高颧骨、爱笑的蒙古人以外没有什么可看的。于是去的时候他们在波斯留下了，回来的时候又在阿富汗停了一下。他们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了兴趣。由于他们对旅游的共同爱好，也由于他们都善于耍手腕，有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有吉卜赛人一样善于应付各种环境的本领，因此他们决定放弃不怎么激动人心的银行工作，开始当起旧货商。他们以一辆旧的小卡车和几千旧法郎为资本，收购地窖和阁楼里的旧东西，周游农村集市，星期日早晨到旺弗跳蚤市场去卖并不怎么受欢迎的旧货。（从略）

竞争很激烈，何况尽管他们善于钻营，但毕竟缺乏经验。有好几次他们什么也没卖出去，只留下一堆毫无用处的破烂。他们最成功的几桩买卖也就是搞到一批旧衣服：空军服、美国衬衫、瑞士便鞋、圆领套衫、戴维·克罗克特式帽子 [1] 、牛仔裤。有了这批货，那几年他们虽然没发财，但至少可以糊口。

20世纪60年代初，搬来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之前不久，他们在西索街一家意大利面饼店认识了一个怪人——一个荷兰籍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印度尼西亚律师，他多年以来在雅加达当几家公司的代理人，最后自己开办了一个进出口公司。他非常了解东南亚手工业产品的情况，特别擅长逃避边境检查机关、越过保险公司和中间商、偷税漏税等一套法门，几年后他装了好几船马来亚贝壳、菲律宾手帕、中国台湾和服、印度衬衫、尼泊尔上衣、阿富汗皮货、锡兰漆器、中国澳门晴雨表、中国香港玩具，以及上百种形形色色来自各地的商品，他在德国把这批商品脱手，盈利百分之二百到三百。

他很喜欢普拉沙埃夫妇，决定与他们合伙。他把三法郎一件的衬衣以七法郎卖给他们，他们看情况再以十七、二十一、二十五或三十法郎卖出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圣安德烈-阿尔街附近一家很小的鞋匠铺里卖货，现在他们在巴黎已有三家商店，在里尔和戛纳还各有一个分店，并且打算在有温泉的城市、大西洋海滩、冬季运动点再开设十几个分店或季节性商店。在这期间，他们在巴黎的住房面积也扩大了三倍——马上就是四倍——并在贝尔尼附近修建了乡村别墅。

他们做生意的精明和他们印度尼西亚合伙人的精明正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他们不仅到东南亚一带收购在法国容易销售的土特产品，而且请人在当地按照时新款式或装饰艺术的要求生产各种首饰和小摆设，打上欧洲制造的标记。他们在西里伯斯岛 [2] 的望加锡找到了一位他们称之为“天才”的手工艺人，让他带着十几个工人，按要求向他们提供几个生丁一件的小商品：三角裤、戒指、别针、花扣子、打火机、烟具、钢笔、假睫毛、悠悠球、眼镜架、梳子、烟嘴、墨水瓶、裁纸刀、彩色玻璃小饰物，以及各种用赛璐珞、塑料制作的小玩意儿；他们还进行“变古董”的勾当，做出来的东西让人看起来似乎至少是五十年前的物品，有时甚至故意弄出些修补过的痕迹。

尽管他们对人还是像对老朋友一样亲热，给顾客敬上一杯咖啡，以亲切的口气称呼职员，但随着事业的迅速发展，他们还是有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货物贮存、会计、利润、再投资等等。他们不得不设法使商品多样化，把产品转包一部分给大型超市或邮购贸易中心，到处寻求新的原材料、新的目标、新的设想。他们开始与南美洲、非洲接触，已同一位埃及商人签订了合同。他向他们提供布匹、仿造的科普特首饰、小型油漆家具，他们专门负责向西欧销售。

普拉沙埃夫妇的主要特征是吝啬，一种有计算有步骤的吝啬，有时他们以此为荣。比如在他们家里或商店里从来没有鲜花——鲜花容易凋谢——而只有一些永远不会坏的装饰品，芦苇、蓝矢车菊、缎花，再加上几根孔雀翎。他们无时无刻不吝啬，从来不松手，他们扣除任何多余的花费，唯一允许的是与业务有关、可以纳入成本核算的生产性开支。当然他们也因此干了许多让人引为笑谈的蠢事，比如把比利时威士忌装在名酒的瓶子里招待客人，在咖啡馆里取走所有的糖块放到自己家的糖罐里，让人赠送《每周剧目》，然后放在柜台旁边卖给顾客，在伙食开支上——为省几个生丁——买每件东西都要讨价还价，很喜欢买处理品，等等。

他们像19世纪的家庭主妇那样极为精细地查看厨娘的记账簿，毫不迟疑地向她索还买大菱鲆鱼剩下的六个生丁。阿黛尔·普拉沙埃每天都在一个学生练习本上记流水账：

面包 0.90

巴黎人牌香烟 0.40

两颗朝鲜蓟 1.12

火腿 3.15

鲜干酪 1.20

酒 2.15

理发费 16.00

小费 1.50

长袜 3.10

咖啡磨修理费 15.00

洗衣粉 2.70

剃须刀 4.00

电灯泡 2.60

李子 1.80

咖啡 3.00

菊苣咖啡 1.80

总计 60.42

在他们身后，非纯白漆墙的线脚是浅黄色的，墙上挂了十六幅长方形小画，画的风格近似19世纪末的漫画。十六幅画代表了“巴黎传统的商贩”，画下题有说明和他们特殊的吆喝声：

海鲜商人

“啊，滨螺，两个苏一份滨螺！”

收购破烂的商贩

“收破衣烂衫，收废铜烂铁啊！”

蜗牛商贩

“蜗牛，蜗牛，新鲜蜗牛，多棒的蜗牛，六个苏一打！”

卖鱼商贩

“鲜虾，新鲜大虾，

活蹦乱跳的鲜虾，

活蹦乱跳的鲜虾！”

卖木桶商人

“木桶，卖木桶！”

旧货商

“衣服，卖衣服哎，

衣——服卖哎！”

摇铃的磨刀匠

“磨刀，磨剪子来，磨剃须刀！”

鲜菜商贩

“鲜嫩、碧绿的蓟菜，又鲜嫩，又好的蓟菜，

蓟——菜！”

焊补匠

“塔姆，塔姆，塔姆！我会焊补，

碎石路也补得上，

我会到处焊补，

焊补上所有的洞，

补洞，补洞，补洞！”

蛋卷商

“人见人爱，太太，人见人爱的蛋卷！”

卖橘商贩

“西班牙进口的橙子，漂亮的进口橙子，新鲜橘子！”

剃狗毛工人

“剃狗毛，修剪猫狗，修剪尾巴，修剪耳朵！”

蔬菜商贩

“莴苣，卖莴苣！莴苣不用卖，

莴苣满街遛！”

奶酪商

“卖奶酪，香喷喷的奶酪，卖奶酪，香喷喷的奶酪！”

磨锯匠

“谁要磨锯吗？

磨锯匠来了！”

配玻璃匠

“玻璃，玻璃，

换门窗玻璃！

玻璃匠上门服务，

玻璃匠来了！”

[1] 一种裘皮帽子，脑后装饰一条动物尾巴。

[2] Célèbes，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Sulawesi）的旧称。望加锡（Macassar）是苏拉威西岛上最大的城市。

第五十五章

用人房间10 弗雷斯纳尔

亨利·弗雷斯纳尔是一位厨师，他于1919年6月搬进了八楼的一个房间。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南方人，那一年他二十五岁，矮小，干瘦，留着细细的黑胡子。他的拿手活是做鱼、虾、蟹和蔬菜冷盘。他曾经发明过一种苹果酒煮小扁豆菜谱。

1924年，这个不爱说话的南方人和比蒂维埃一家大猪肉食品厂销售部主任的女儿阿丽丝结了婚，比蒂维埃城因为这家食品厂和杏仁糕点而闻名。亨利·弗雷斯纳尔起初在哈迪先生的店里干活，但他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很自信，他认为哈迪先生过于注重推销橄榄油和成桶的鲈鱼，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因此决定在阿丽丝的协助下自己开店。阿丽丝把自己的陪嫁当资本，他们在马德莱娜教堂附近的马瑟兰斯街开了一家饭馆，取名“美丽的云雀”。弗雷斯纳尔在厨房里掌勺，阿丽丝在店堂里服务。这里是个不夜区，所以饭店一直营业到深夜，主要招徕诸如演员、记者、夜游者和专门吃喝玩乐的人。由于物美价廉，所以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小店堂的镂花隔板上不久就贴满了歌舞剧明星、红极一时的演员和得胜的拳击运动员亲笔签名的照片。

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弗雷斯纳尔夫妇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计划，打算要一个孩子并且离开他们现在住的这间狭窄的小屋。可是1929年10月的某一天早晨，亨利失踪了，那时阿丽丝怀孕已经六个月，他只给她留下一张简短的便条，说他当厨师当腻了，要去实现自己一贯追求的梦想：当演员！

阿丽丝·弗雷斯纳尔对这件事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冷静：她当天就雇了一名厨师，以少有的毅力自己当起了家，只是在生孩子的时候放放手。她生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取名吉斯兰，不久就把孩子送出去托人抚养。她也不去设法寻找她的丈夫。

四十年后她又见到了他。在这期间，饭馆的生意不好，她就把它卖了；吉斯兰长大后当了兵，她靠年金维持生活，仍旧住在八楼那个小房间里，常常在她的搪瓷小炉灶上烹制炖美式鳕鱼、焖牛肉、白汁肉块、红烧肉，整个小楼梯上都能闻到香味，有时她也送一些给邻居们分享。

亨利并不是为了某个女演员——阿丽丝一直以为是这个原因——而真正是为了演戏才抛弃一切的。就像17世纪的流浪艺人，在风雨之夜赶到一个破烂城堡的院子里，向那些饿得半死的贵族要求住宿，第二天便带着他们一起上路一样，亨利·弗雷斯纳尔是带着四个考不上音乐戏剧学院并且永远没有希望上舞台的难兄难弟一起出走的。这四个人，有两个是双胞胎，名叫伊西多尔和卢卡斯，他们来自汝拉山区，长得又高又壮，可以扮演草包英雄和年轻的男主角；另两个，一个是出生在土伦的姑娘，可以扮演天真的少女；另一个也是女的，不过有点儿男相，适合扮演老妇人，其实她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

伊西多尔和卢卡斯每人驾驶一辆由小卡车改装的大篷车，他俩还负责搭露天舞台。亨利管做饭、记账和导演。“少女”吕赛特描画、缝制和修补服装。“老妇人”夏洛特干杂活：打扫篷车，采购，上台前化装、梳头、烫头发等等。他们有两套画布布景：一套是带远景的宫殿，用来演出拉辛 [1] 、莫里哀、拉比什 [2] 、费多 [3] 、卡亚维 [4] 和库特林 [5] 的剧目；另一套是从一个教养院里捡来的，画的是伯利恒的马槽 [6] ，再加上两棵胶合板做的树和一些假花，就成了“迷人的森林”，他们用这套布景成功地演出了《命运的力量》这台戏。剧情大体是这样的。王后（吕赛特饰）看见一个凶猛的强盗（伊西多尔饰）被吊在一副刑具上，烈日当空。她生了怜悯之心，向他走去，给他水喝，发现他是个漂亮的可爱的青年，便趁黑夜之际把他放了，让他逃走，并让他在树林深处等她，她坐上王家马车去同他相会。这时，一位戎装的女将军（夏洛特饰，头上戴着金色的硬纸板做的头盔）率领着军队（卢卡斯和弗雷斯纳尔饰）向她走来，斥责说：

“黑夜王后，你释放的那个人属于我，准备与我交战吧！和白昼军队之战将在树林中进行到拂晓！”

净场，转暗，无声，雷声，军乐声。

两位王后重新出现。她们戴着羽毛装饰的头盔，穿着镶嵌宝石的战袍，戴着皮护手套，拿着长矛和硬纸板做的盾牌——一个盾上画着火红的太阳，另一个画着一弯新月和满天星斗。两人都骑着怪兽，一头像龙（弗雷斯纳尔饰），另一头像骆驼（伊西多尔和卢卡斯饰），兽皮是曼恩大街的一位匈牙利裁缝制作的。

再加上几件可怜的小道具，他们也能演出一些别的剧目（从略）。

他们经常在塞文山或上普罗旺斯一带活动，在学校的院子里，或带顶棚的操场上，或说不定哪个小镇的广场上演出。每天晚上他们都进行大量的即兴创作和即兴表演，一个人在同一出戏中扮演六个角色，换十二次服装。可是他们的观众，有时只有五六个穿着节日服装的大人和十五六个孩子，他们戴着软帽，围着毛围巾，穿着木底皮面套鞋，互相推挤着，扑哧扑哧地笑，因为他们透过年轻女演员撕破的裙子，看到她穿的粉红色三角裤。

他们的生活很艰苦。有时下雨打断了他们的演出，卡车无法开动。有一次，临上台前几分钟，一瓶油洒在唯一一件可以穿上场的路易十四式服装上。这是一件天蓝色绒布上衣，衣边绣花，袖口镶花边，女演员穿上后，脖子上长满了疖子。但是三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坚持着，没有灰心丧气。后来，突然在几天之内，剧团垮台了：卢卡斯和伊西多尔深夜开着卡车偷偷地溜了，带走了唯一算是比较好的一周的收入；两天后，吕赛特跟着一个呆头呆脑的人跑了，这人苦苦地追求了她三个月之久。剩下的夏洛特和弗雷斯纳尔又一起坚持了半个月，他们试图两个人演出，幻想着到达某个大城市后可以重建剧团。他们到了里昂，终于一致同意分手。夏洛特回到家里，她家是瑞士的一个大银行家，家里人都认为戏剧是一种罪恶。弗雷斯纳尔参加了另一个到西班牙去演出的街头卖艺剧团。（从略）

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周游西班牙，到过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1937年起，他们到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最后，1940年4月的一天，亨利·弗雷斯纳尔只身到了美国纽约，他口袋里只有十七个生丁，坐在圣马克大教堂——建于1799年，是美国建于1800年之前的二十八座建筑物之一——对面的一张长凳上，他打算请这个教区的神父帮忙。神父可能是被他的口音所打动，接见了他。神父听到他说自己当过江湖医生、魔术师、话剧演员时，只是摇头；后来听他说在巴黎开过饭馆，米斯汀盖特 [7] 、莫里斯·舍瓦利埃 [8] 、里法尔 [9] 、马术师汤姆·拉纳、农日赛尔 [10] 和毕加索都到他的饭馆里吃过饭，神父高兴地笑了，马上去打电话，并对这个法国人说：“你的苦日子结束了！”

这样，经历了十一年流浪生活的亨利·弗雷斯纳尔，在一个古怪的美国巨富格拉斯·特温克家当了厨师。格拉斯·特温克已经七十岁了，她就是当年名动一时的“特温姬”，十六岁即登台演出，在一出滑稽剧中扮演自由女神——那一年自由女神像刚刚落成。后来，在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她成了百老汇最具传奇色彩的“王后”，以后又先后嫁过五个亿万富翁，都是结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每个人都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

特温姬既古怪又大方，在她周围养了一大群戏剧界人士：导演、音乐家、编舞者、舞蹈演员、作家、歌剧剧本作者、舞台布景设计师，应有尽有。她请他们以她不平常的生涯为题材创作一部歌剧：她年轻时在纽约街头获得的成功；她同德盖梅诺莱王子的婚礼；她同格隆兹市长之间风波四起的关系；她坐着杜森博格牌轿车 [11] 来到东诺伊尔 [12] 机场，正赶上一次群众集会，热恋她的阿根廷飞行员卡洛斯·克拉弗尼克连续表演了十一次落叶下降，又表演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直线上升，然后从他的双翼飞机上跳下来；她买下蓬托德梅尔附近格朗班的仁慈教友会修道院，用集装箱把每块砖石运回康涅狄格州，赠给海伊普尔大学，造了一座图书馆；她硕大无朋的酒杯形水晶浴盆，里面装满了加利福尼亚香槟酒；她的八只蓝眼睛暹罗猫，日夜有两个医生和四个护士照料；她慷慨而有节制地拿出钱来参与哈丁、柯立芝、胡佛的竞选，并从中得到几倍的好处；她在卡鲁索 [13] 首次于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前几分钟拍给他的著名电报——“闭嘴，你这会唱歌的救生圈！”——这一切都要百分之百地以“美国方式”在剧中表现出来，在它面前，要让当代最疯狂最荒诞的节目都失去颜色，变成可怜的上不了大舞台的普通节目。

她的第五位丈夫名叫格拉斯·斯劳特，是一位药品包装和“预防性”用品制造商，最近死于腹膜疝症，由于他极端的沙文主义——她的第一个丈夫阿斯托夫·德盖梅诺莱-龙吉尔曼也是这个主张——所用仆人都是美国人，只有两个例外：厨师是法国男性，洗烫衣服的是英国女性。这样，亨利·弗雷斯纳尔不必隐瞒国籍就被雇用了。以前他冒充过匈牙利导演、俄国布景师、立陶宛编舞师、意大利（或希腊，或埃及）舞蹈家、英国剧本作家、奥地利歌剧作者、芬兰籍保加利亚裔又有点儿罗马尼亚血统的作曲家。

1941年年末的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参战，使得特温姬编写剧本的宏伟计划搁浅。她对写出的剧本一直不满意，总认为没有充分表现出她在国家生活中所起到的激动人心的作用。她要竭力表现这一点，因此，尽管她的政见与罗斯福政府不尽一致，她还是下决心支持战争。她给每个参加太平洋战役的美国军人寄慰问包，里边装着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生产的大众消费品样品：外包装是一只印着美国国旗的尼龙袋，内装一支牙刷，一管牙膏，三片治神经痛、胃痛和胃酸过多的药片，一块肥皂，三瓶洗发液，一瓶充气饮料，一支圆珠笔，四包口香糖，一包剃须刀片，一个可以放照片的塑料名片夹——名义上是给他们做个样子，在里面放了一张她自己在“勿忘阿拉莫”鱼雷发射艇启航典礼时的照片——此外还有一枚士兵出生地所属州形状的纪念章（如果他在外国出生，即放一个美国地图形状的纪念章）和一双袜子。“美国战争教母”执行委员会受国防部委托检查这些包裹，从中取出“预防性”用品，坚决反对把它寄给个人。

1951年，格拉斯·特温克的胰腺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不久就去世了。她给她的每个仆人都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年金。亨利·弗雷斯纳尔用这笔钱开了一个饭馆，骄傲地出版了一本《法国菜烹调艺术》，建立了一所烹饪学校，并很快取得成功。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他真正的爱好。幸好有不少戏剧界人士曾在特温姬家里尝过他做的菜，现在又是他饭馆里的常客，他们都热心帮忙，让他当上了一部电视系列片《我是厨师》的制片人、技术顾问和主要演员（说一口谁也学不上来的马赛味的英语）。每一集的最后，他都介绍一个原创菜谱，因而电视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好几次有人请他在其他节目中扮演类似的可爱的法国人角色，最终使他当演员的梦想得以实现。

1970年，他七十六岁，决定停止营业，回到四十年前离开的巴黎。

他很惊奇地获知他妻子仍在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的小房间里生活。他去看她，向她讲述他自己的全部遭遇：在仓库里过夜，坑坑洼洼的道路，浸过雨水的猪油烧土豆盒饭，每次都能揭穿他把戏的窄眼睛的图阿雷格人 [14] ，墨西哥的炎热天气及他挨饿的日子，美国富婆举办的盛大宴会上——他为此准备节目——穿戴鸵鸟羽毛舞裙的一群舞女随时都可登台演出。

她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讲述完了，小心翼翼地说，他想把多年来积攒的钱分给她一部分。她只是说，她对他的遭遇、他的钱都不感兴趣。她把门打开，请他离开，甚至都没有记下他在迈阿密的地址。

一切都似乎让人相信她留在这个房间里就是为了等她丈夫回来，尽管这次他的回来是那么短暂并令人失望。几个月后，她把自己的东西都处理了，搬到努美阿去和儿子住在一起，她儿子是那儿的驻军军官。一年以后，克雷斯比小姐收到她一封信，信中说她在那遥远的地方生活，很觉凄凉，她给儿媳妇当用人，看孩子，什么都干，睡在一个没有自来水的房间里，只能到厨房去洗脸。

现在这间房里住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他全身赤裸趴在床上，床上放着五个充气娃娃玩具，他整个身躯躺在一个娃娃玩具上，胳膊里各夹着一个，抱得紧紧的，似乎想在这些玩具上模拟做爱来感受独一无二的乐趣。

房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四壁空空，地上铺着水绿色亚麻油毡，衣服乱扔在地上。一把椅子，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上面放着残羹剩菜——盘子里剩着一些褐虾，一瓶啤酒，还有一张晚报，翻开的那一页上有填字游戏的一个大难题。

[1] 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著名剧作家。

[2] Eugène Labiche（1815－1888），法国喜剧家。

[3] Georges Feydeau（1862－1921），法国喜剧家。

[4] Gaston Arman de Caillavet（1869－191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好友。

[5] Georges Moinaux Courteline（1858－1929），法国剧作家、幽默作家。

[6] 传说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马槽。

[7] Jeanne Bourgeois Mistinguett（1875－1956），法国演员。

[8] Maurice Chevalier（1888－1972），法国演员。

[9] Serge Lifar（1905－1986），乌克兰裔法籍芭蕾舞蹈家。

[10] Charles Nungesser（1892－1927），法国飞行员、冒险家。

[11] Duesenberg，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高端汽车品牌。

[12] East Knoyle，英格兰西南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城镇。

[13] 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14] Touareg，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

第五十六章

在楼道里8

七楼左侧，丹特维尔大夫家的门前。一位病人在等开门，他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模样像一个北非山地善战的军人，平头，穿着一身灰西服，印花丝领带上别着一个小钻石别针，戴着一块镀金大手表。他左胳膊夹着一份日报，报上刊登着长袜广告，加特·弗朗台执导、费伊·多洛雷斯和与苏尼·菲利浦主演的电影《爱情·沙锤·腊肠》即将上演的广告，以及一个大标题《福西尼-吕森尼公主回来了！》，下面刊登着一张照片：公主坐在一把现代式样的椅子上，神情十分恼火，五名海关工作人员，极为小心地从一个贴着各国邮票、花花绿绿的大箱子里取出一个很大的银茶炊和一面大镜子。

门前草垫旁放着一个雨伞架：一个模仿古代柱子的高高的石膏圆柱。右边放着一摞捆好的报纸，是给定期到公寓楼内捡旧报纸的大学生预备的。尽管门房要从中拿走吸墨水广告纸送人，丹特维尔大夫提供的旧报纸数量仍旧十分可观。最上面的那份不是医药广告，而是一份语言学杂志，封面上的目录清晰可见：

上图为《卢万语言学院学报》1973年第3，4期合刊。前两篇文章分别为《波里斯·巴利克·诺勒特：居纳尔·艾尔菲约的一封信稿》《亨利·巴谢利埃：莱布尼兹的世界性特征》。

第五十七章

用人房间11 奥尔洛弗斯卡太太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这个区的人都叫她“波兰美人”——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身材高大，端庄大方，一头浓密的金发常常挽成一个髻，深蓝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圆润的脖颈，丰满的肩膀。她站在房间中央，正伸着一只胳膊擦拭一架有好几个镂空铜枝的小吊灯，这架吊灯模仿波兰式样，不过规格略小一点儿。

房间不大，但是很整齐。左边紧挨墙壁摆着一张床；一张窄而长的凳子上放着几个坐垫，凳子下面装了几个抽屉；一张白木桌，上面放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和各种纸张；另外还有一个更小一点儿的金属折叠桌，上面放着一个行军炉，一些餐具。

右边靠墙有一张带木栅的小床和一张小凳；长凳旁边也有一张小方凳，一头靠着门，当床头桌用，上面摆着一盏螺旋形脚座的台灯，一个八角形白瓷烟灰缸，一个桶形木雕烟盒，一本厚厚的英文书——《阿拉伯武士：希吉来 [1] 纪元初封建时期伊斯兰教的新释义》（查尔斯·农尼利著）和一本题名《法官和杀人犯》的侦探小说，这本小说的大意是：某甲杀死了某乙，他所用的手段使法律无法判他有罪；预审法官杀死了某丙，设计使甲成了嫌疑人，并让其被逮捕、审判、枪决，某甲竟承认自己有罪，一点儿都没有可能为证明自己无罪而申辩。

地面铺着暗红色亚麻油毡。墙壁涂成浅棕色，上面装有多层搁物架，里面摆满了衣服、书籍、餐具等等。右边墙上，儿童床和门之间，贴着两张色彩鲜艳的招贴画。第一张画着一个小丑，鼻子是乒乓球做的，留一缕胡萝卜色的头发，穿一件格子衣服，系着一个特大的小圆点花蝴蝶结，脚上套着一双长长的平底鞋。第二张画着六个人，并排站着，第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第二个手指上戴着一只大戒指，第三个人系着红腰带，第四个穿着膝盖有洞的破裤子，第五个只有一只眼睛睁着，最后一个张嘴露着牙。

当人们问这张画是什么意思时，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回答说，这是一首波兰有名的用来哄小孩子睡觉的民间儿歌，歌词大意是：

——妈妈说：我遇见了六个人。

——孩子问：他们都是什么样？

——妈妈说：第一个有黑胡子。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他不会刮胡子。

——孩子问：第二个呢？

——妈妈说：第二个有一只戒指。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因为他结了婚。

——孩子问：第三个呢？

——妈妈说：第三个裤子上有一条腰带。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没有腰带裤子要掉下来。

——孩子问：第四个呢？

——妈妈说：第四个把裤子撕破了。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说：因为他跑得太厉害！

——孩子问：第五个呢？

——妈妈说：第五个只有一只眼睁开。

——孩子问：为什么？

——妈妈温和地说：因为他和你一样，就要睡着了，我的小乖乖。

——孩子喃喃地问：那么最后一个呢？

——妈妈轻轻地答：最后一个张着嘴龇着牙。

这时孩子最好别再提问题，如果还问：

——为什么？

妈妈就会大声说：

——因为如果你不睡，他要吃掉你！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十一岁时第一次来法国。那一年在曼恩和卢瓦尔省的帕尔赛莱潘有个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外交部为本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举办的。小爱尔茨贝塔的父亲在法国驻华沙使馆里当门卫，所以她也来了。夏令营的宗旨原则上是国际性的，但那一年来的大多数都是法国孩子，有几个外国儿童也都有点儿想家。其中有个叫布巴克的突尼斯孩子，他的父亲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徒，生活中与法国文化毫无接触，从来不打算把儿子送到法国去；可是他叔叔是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员，一定要他来法国，认为这是让小侄子了解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最好方式，认为独立后的突尼斯青年一代都必须了解法国。

爱尔茨贝塔和布巴克很快就混熟了，并且形影不离。他俩不合群，不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两个人手指勾着手指一起散步，相视而笑，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讲故事，虽然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却很高兴。其他孩子不喜欢他们，跟他们开残忍的玩笑，把死田鼠放到他们床上。那些来和孩子们一起度一天假的家长看到这两个孩子，也很觉新奇：她长得胖胖的，金色的头发梳成两条长辫子，皮肤白得和萨克森素瓷一样；而他长得细长，像藤条一样柔软，深色的皮肤，乌黑的卷发，像天使一样温柔的大眼睛。夏令营的最后一天，他们刺破手指，把血混在一起，发誓终身相爱。

分手以后，他们十年未曾见面，只是每周写两封情书。爱尔茨贝塔说服父母让她学法语和阿拉伯语，因为她要去突尼斯和她心中的丈夫布巴克一起生活。而布巴克要说服他父亲是非常困难的，他父亲一直严厉管教他，要儿子绝对尊重他，要求他始终遵守伊斯兰教传统和《古兰经》的教导，绝不能因为要娶一个欧洲女子为妻，就穿西服或到法国城市去生活。

最困难的问题是爱尔茨贝塔必须获得到突尼斯去的批准，无论是波兰方面还是突尼斯方面都不好办。他们为了办理行政手续花了十八个月。突尼斯和波兰之间本有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突尼斯学生可以到波兰学习当工程师，波兰牙科医生、农学家和兽医可以到突尼斯卫生部或农业部工作。可是爱尔茨贝塔既不是牙科医生，也不是农学家，更不是兽医，整整一年中无论她如何解释，她的申请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批语“不符合两国协定规定的条件”。后来用极为复杂的方法，她才越过这些机构，见到了副国务秘书。六个月后，她被录用为波兰驻突尼斯领事馆翻译——行政当局终于承认了她的阿拉伯语和法语学士文凭。

1966年6月1日，她到达突尼斯迦太基机场。这一天，阳光明媚，她感到自由幸福，容光焕发，充满爱意。她和一群突尼斯乘客一起，在平台上就开始招手，使劲地寻找她的未婚夫，可是没找到。他们互相寄过几次照片，他寄给她的几张，有的是他正在踢足球，有的是穿着游泳衣在萨拉姆波海滩，有的是穿着绣花的民族服装站在他父亲身旁，比他父亲高一头；她的照片是她在扎科帕内滑雪，或在跳鞍马。她肯定只要见到他，就能认出他，可是当真的见到他时，她犹豫了一下：他在大厅里，站在警察监视窗后面。她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怎么，你没长个儿！”

在帕尔赛莱潘夏令营时，他们俩个儿一般高，后来他长高了二十或三十厘米，而她至少长高了六十厘米；现在她身高一百七十七厘米，而他才一百五十五厘米；她像夏天的向日葵，他却像被人遗忘在厨房架子上的一只柠檬，干瘪萎缩。

布巴克首先带她去看他父亲。他是一位代笔人和书法家，在迈迪奈一家小店工作，出售书包、文具盒、铅笔之类的东西，有时有顾客请他填写文凭或证书，或者请他在羊皮上抄写神的哲言，以便挂起来。爱尔茨贝塔见到他时，他正盘膝而坐，膝上放着一块木板，一副镜片像玻璃杯底一样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正在郑重其事地削铅笔。他矮小，干瘦，尖刻，面色发青，眼睛斜视，笑起来样子很可怕，和女人在一起很不自然，很少说话。以后的两年中，他总共和儿媳妇说过三次话。

第一年是最糟糕的。爱尔茨贝塔和布巴克住在他父亲家里，虽然他们单独有一个小房间，但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电灯，和兄弟们的房间只用一层薄板隔开，她能感觉得到，他们不仅偷听，而且还偷看她。她甚至不能和丈夫一起吃饭，丈夫同父亲、哥哥一起吃，她要默默地伺候他们，等他们吃完了，她再到厨房去和妇女、孩子们一块吃。吃饭时，婆婆使劲地吻她，摸她，让她多吃糖，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肚子和腰诉苦，向她提些诸如她丈夫如何同她亲热的令人恶心的问题，真让她受不了。

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马哈茂德。她开始反抗了，并且带着布巴克一起反抗。他们在欧洲人居住的土耳其街租了一套三居室，房间又高又冷，家具十分可憎。有一两次布巴克的欧洲同事请他们去做客，有一两次她在家里请那些乏味的欧洲人吃便饭。其余的时间，他们得好几周才能一起去一次饭馆，每次他总是找借口留在家里或是一个人独自出去。

布巴克妒忌成性，吹毛求疵。每天晚上，爱尔茨贝塔从领事馆回来，都要告诉他这一天干了什么事，包括一切细节，要说出她见过的男人，他们一起在办公室待了多少时间，他们对她说了什么，她如何回答，或者她在哪儿吃午饭，为什么给某人打电话时间那么长，等等。他们一起从街上走过，人们都转过身来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一回家布巴克就向她发脾气，好像她要为自己的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负责。她知道布巴克很想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别的男人见到她，只留给他一个人看，让他一个人默默地、狂热地爱她。

这样过了两年，她终于认识到他们十年中建立的梦想与现在这种小市民式的生活之间的距离。她开始恨她丈夫，把自己的爱全给了儿子，决定和孩子一起逃走。在几位同胞的帮助下，她乘一条立陶宛的船偷偷地离开突尼斯，到达那不勒斯后，改从陆路来到法国。

她到巴黎时，正赶上1968年“五月风暴” [2] 的高潮。在这狂热和幸福的浪潮中，她和一个美国民歌手相爱并生活在一起，可惜好景不长，在奥德翁 [3] 被警察占领的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巴黎。不久，她就搬到这所公寓顶楼的那间小屋里，这里原是巴特尔布思的洗衣女工热尔梅娜的居处，她退休后，巴特尔布思没有再雇人，这个房间就空下了。

最初几个月，爱尔茨贝塔不敢露面，她怕布巴克突然来到巴黎夺走她的孩子。后来她才知道，布巴克屈从他的父亲，经媒婆介绍，重新娶了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寡妇，又回去住在父亲家里。

她在巴黎的生活简朴、清苦，一心扑在孩子身上。起初，她在一家与阿拉伯国家贸易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翻译说明书、行政规划和技术规范。后来这家公司破产了，她只好为科学院翻译一些阿拉伯语或波兰语的文章，工资微薄，她还得经常给人干点儿家务杂活，找点儿补贴。很快，公寓里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房东巴特尔布思——楼里有名的冷漠无情的人——也开始同情她，在他完全陷入老年的孤独之前，还几次请她吃晚饭，甚至有一次——他从未向别人这样做过——把他这半个月内拼好的拼图板给她看：这是大雪覆盖的温哥华岛的哈默顿渔港，有几间矮房子，几个穿着皮衣的渔夫在岸边给一条长长的灰白色的船拉纤。

除了公寓里的一些朋友以外，她在巴黎举目无亲。她与波兰失去联系，与波兰移民也没有来往。只有一个人经常来看她，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目无神，总是围着一条白色法兰绒围巾，拿着一根拐杖。她说他是战前华沙最有名的丑角演员，那张招贴画上长着乒乓球鼻子的人就是他的画像。三年前她在安娜·德诺阿耶街心公园遇见他，那一天，她正在看着孩子玩沙子，他走过来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手里拿着一本波兰文版的小说《火的女儿》 [4] 。他们成了朋友。他每月到她家里吃两次晚饭。他一颗牙都没有了，她给他喝热牛奶，吃炒鸡蛋。

他不住在巴黎，而是住在瓦兹省博韦附近一个名叫尼维埃的小村庄里，那里有一所低矮的平房，平房是长方形的，有彩色小玻璃窗。小马哈茂德常常到那儿度假。孩子今年已经九岁了。

[1] Hegira，阿拉伯语作“Hidjrah”，原意为“迁徙”，是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徙至耶斯里卜（后称麦地那）事件的代称。这一年也是伊斯兰教历元年。

[2] 1968年5月法国巴黎学潮。

[3] Odéon，即奥德翁剧院。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曾占领巴黎大学和该剧院。

[4] Les Filles du feu ，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的小说集。

第五十八章

格拉蒂奥莱1

公寓楼老房东的第四代和他的女儿住在八楼一个两间用人房改装的小套间里，房间虽小却很舒适。

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坐在一张铺着绿台布的折叠桌前看书。他的女儿伊莎贝尔有十三岁，正跪在地板上用扑克牌搭城楼，她的雄心很大，可是城楼却是一碰即倒的。他们面前的电视机开着，然而他们俩都没在看节目，一位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穿着类似宇宙服似的紧身衫，在十分难看的科幻布景——带有狂热分子签名的金属护板——中，用法国地图形状的六角布告牌介绍晚上的节目：二十点三十分，斯图尔特·文特尔的侦探幻想片《黄线》，本世纪初，一个胆大包天的首饰惯偷躲在木头浮排上，沿着黄河顺流而下；二十二点，菲洛桑特·萨普斯加根据维克多·雨果《沉睡的波阿斯》 [1] 改编的室内歌剧《星星，田野上的金镰刀》，曾在贝桑松国际文艺节开幕式上首演。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奥利维埃正在看一本解剖学历史的著作，这本厚厚的大书平放在桌上，翻开的那一页是蒙迪诺 [2] 的弟子佐齐·卡斯泰勒弗朗哥的一幅插图的复印件，并有描述的文章作为比较（从略）。

奥利维埃的名字和他祖父热拉尔的孪生兄弟一样，他的这位祖辈于1914年9月26日在香槟地区佩尔特莱叙吕，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后的后方战斗中阵亡。

热拉尔是格拉蒂奥莱四个儿子中继承贝里农场的那一个，他和逐渐出售公寓里的套间的爱弥尔一样，卖掉了农场的一半，资助他的兄弟费迪南以及他的遗孀。热拉尔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亨利终身未婚。1934年，热拉尔去世后，亨利继承了农场。他试图更新农场设备，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他因为用抵押的方式贷款购置设备，1938年被马踢伤身亡时，留下了沉重的债务。他的哥哥路易——奥利维埃的父亲——宁可放弃继承权，也不要一个多少年也不会赢利的小农场。

路易在维埃宗和图尔上过学，后来考上了水利森林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刚二十一岁，便担任了法国第一批自然保护区的组织工作，即奥莱龙岛的圣特洛让，这里如同佩罗斯·吉雷克的七岛群岛一样，1912年就建立了保护区，保护当地的动植物。路易来到奥莱龙岛定居，他娶了弗朗丝·里德隆，一位工艺铸铁匠的女儿。这个铁匠是一位很古怪的老人，岛上到处可见带金色青铜装饰的铸铁栏杆，一个比一个难看，可是他仍然生意兴隆。奥利维埃于1920年出生，他在海边长大，这里的海滩大部分时间都空旷无人。后来他当了十年罗克福尔中学的寄宿生。他不喜欢学习，也不喜欢寄宿生活，每周都无精打采地坐在教室里，思想开小差，想着星期日骑马郊游。他在三年级留了一级，中学会考考砸了四次，他父亲只能放弃，不让他再考了。他在圣让当热利附近一家养马场当马厩小工。他很喜欢他的工作，可能他会在这行里发迹，如果他能继续干下去。可是不到两年，战争爆发了。奥利维埃被征召入伍，1940年5月在阿拉斯被俘，关在法朗科尼的奥夫战俘集中营，关了两年。费迪南的儿子马克，他在他父亲破产逃亡的那年通过了哲学教师学衔考试，多年来从事法德委员会 [3] 的工作。1942年4月18日，费南德·德布里农 [4] 在第二任拉瓦尔 [5] 政府任国务秘书时，马克在他的内阁中任职。一个月后，路易给他写信，请他帮忙。马克轻易地把他堂兄的儿子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奥利维埃来到巴黎定居。他父亲的另一位堂弟弗朗索瓦和他的妻子玛尔特还拥有公寓的一半产权，并且是共同房产主会议的管理人，他给奥利维埃提供了他自己住的套间（即后来格利法科尼住的那个套间）的楼上那一套三居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奥利维埃一直住在公寓里，到地下室听广播《法国人对法国人讲》 [6] ，在弗朗索瓦和玛尔特的帮助下编写和传送几个抵抗运动小组的联络简报，也就是一种登载新闻（来自伦敦）和密码消息的小型日刊。

奥利维埃的父亲路易于1943年患布鲁氏菌病死亡。次年，马克被刺，至今真相不明。朱斯特最小的孩子埃莱娜·布洛丹于1947年去世。1948年，弗朗索瓦和他的妻子葬身于吕埃宫电影院的一场大火中。奥利维埃是格拉蒂奥莱家族最后的一个幸存者。

奥利维埃作为房东和管理人，很重视他的职务。可是数年后，又爆发了战争。1956年他被征召入伍开往阿尔及利亚，后来踩上了地雷，下肢截至膝盖。他在尚贝利军医院治疗期间，与照顾他的护士阿尔莱特·格里奥莱相爱，虽然她比他年轻十岁，他还是娶她为妻。他们开始住在岳父家，岳父是一位贩马商，奥利维埃算是找到一些与他过去从事的职业有关的东西，他担任贩马商的会计。

他的残疾治疗花时又费钱。他试装了神经学科和肌肉学科最新发明的假肢，假肢上安装了反射和伸展互相平衡的系统。通过几个月的练习和学习，奥利维埃完全掌握了假肢，可以不用拐杖行走，有一次居然骑上了马，激动得他热泪盈眶。

他不得不逐渐出卖他继承的公寓楼的套间，最后只给自己留下两间用人房间。即使如此，他还是过着平静的生活，除了偶尔回巴黎小住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岳父的农庄里。他在水源充足的草原上拥有一座矮屋，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伊莎贝尔生于1962年，她最初的记忆就是和她父亲坐在一匹小灰点白马拉的马车里闲游。

1965年圣诞节之夜，阿尔莱特的父亲精神失常，掐死他的女儿后悬梁自尽。第二天，奥利维埃带着伊莎贝尔回到巴黎。他没有找工作，只领取残疾军人补助，节俭度日，全身心地抚养女儿成长，为她做饭，补衣服，教她认字数数。

现在已是伊莎贝尔在照顾她的父亲——奥利维埃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出去采购，煎鸡蛋，擦亮锅子，料理家务。她是一个瘦弱的女孩，脸色忧郁，眼睛充满了伤感，她常常面对镜子，低声给自己讲恐怖的故事，一待就是几小时。

奥利维埃几乎不动窝了。他的伤腿疼痛，可是他没钱修理复杂的假肢。大部分时间，他穿着睡裤和一件旧格子内衣坐在双耳椅上，不顾丹特维尔大夫的禁令，整天喝那一小杯一小杯的甜烧酒。为了给他微薄的补助再添一点儿收入，他画——技术很差——字谜画，寄给一家自命《头脑体操》的专门周刊，如果他的稿子中选，可以得稿费十五法郎。他刚画好的那幅字谜画是一条河：一位身穿盛装的女子坐在一条小船的船首，身边围着几袋黄金和半打开的首饰盒，珠宝从满满的盒子里掉出来；她的头部用“S”字母表示；船尾站着一个带伯爵桂冠的男子，他当摆渡人；他的披风上绣着“ENTEMENT”字样。答案是“心满意足不需财” [7] 。

这个五十五岁的鳏夫和残疾军人，一个被战争毁坏了命运的人，有着两个雄伟和不现实的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浪漫主义的：格拉蒂奥莱想创造一个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真正的英雄；不是那种只想吃香肠和杀人的波兰大胖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一个骑士，一个捍卫寡妇和孤儿的卫士，一个打抱不平的游侠，一位绅士，一个大贵族，一个精明的战术家，一个既漂亮又勇敢、既富有又聪明的人。他数十次地想象主人公的脸部，坚毅的下巴，宽宽的前额，露牙笑时既热情又大方，眼角露出闪光；他数十次地想象他穿的服装，剪裁合身，鲜奶油色手套，红宝石袖扣，名贵的珍珠领带别针。但是他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姓和名。

第二个计划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打算列出人体组织具有的种种不足和缺陷的全部清单，以证明H. M.图滕教授所说的“进化是伪善的”理论。比如人体垂直的姿势不能保障稳定的平衡。人的站立完全依靠肌肉的力量，使得脊柱经常疲劳不适，实际上如果脊柱像马那样平直，将增加十六倍的力量，而现在人的背不能负载如此重量；双脚应该更宽，更平展，更适合行走，而现在这样实际上只是失去攫握能力的萎缩的手；腿还不够健壮以载承全部人体，人体的重量压得双腿弯曲，增加心脏负担（心脏不得不把血液提升一米多高），导致脚肿、静脉曲张等等；髋部关节脆嫩，常常发生关节炎或严重骨折（股骨）；胳膊萎缩，细小；手娇嫩，尤其是小指头毫无用处；肚子没有受到保护，生殖器官也是如此；颈部不灵活，限制头部的转动；牙齿不能侧面咬东西；嗅觉几乎等于零；夜间视觉很差，听力不足；皮肤上没有毛皮不能御寒。总之，一般被认为所有动物中最进化的人类其实是自卫能力最差的生物。

[1] Booz endormi ，雨果的诗歌作品，收入他1859年开始创作、1883年完成的诗集《世纪传说》（Légends des Siècles ）。

[2] Mondino di Luzzi（约1270－约1326），意大利医生、解剖学家。

[3] Comité Franc-Allemagne，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末期致力于法德和解的法国团体，存在于1935年至1939年。

[4] Fernand de Brinon（1885－1947），法国政治人物，曾为律师和记者，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被认为是维希政权三号人物，战后被处决。

[5] 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人物，20世纪30年代曾两度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1942年至1944年担任维希政权政府首脑，二战结束后自杀未遂，后被处决。

[6] Des Français parlent aux Français ，作者仿照二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法语广播节目《法国人对法国人说》（Les Français parlent aux Français ，播出于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虚构的。

[7] Contentement passe richesse，法国谚语，又译“知足胜于财富”。“伯爵”（comte）一词与“cont”谐音，同“entement”组合起来，恰好是“contentement”（满足，高兴）；“passe”是动词“passer”的变位形式，既有“超越”的意思，又有“运送”的意思。在这幅字谜画上，女子头部的字母“S”与美元符号“$”象形。

第五十九章

于汀2

于汀专门从事画肖像画后，在凉廊里布置了一间小画室，他不再在大画室作画，而在这间小画室让顾客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

这间小画室光线明亮，布置豪华，井井有条，没有普通画室那种常见的杂乱无章，没有靠墙竖着许多翻过来的油画，没有堆得快塌的成摞画布框，在古老的取暖炉上没有凹凸不平的开水壶。小画室门上衬了黑皮软垫，室内一个挺大的青铜鼎里长出一株高大的绿叶植物，枝叶攀缘至玻璃窗上，白漆墙壁洁白无染，只挂了一块光滑的钢护板，板上用半球形磁性图钉固定了三张招贴广告。一张藏于博讷主宫医院的罗吉尔·凡德威登《最后的审判》三联画 [1] 彩色复制品，一张伊夫·阿莱格雷执导，米歇尔·摩根、热拉尔·菲利浦与维克托·曼努埃尔·门多萨主演的电影《奇异的爱情》 [2] 的海报，还有一张比尔兹利 [3] 风格咖啡馆菜单的放大照片。

顾客是一位满脸皱纹的日本人，戴着金丝架夹鼻眼镜，穿着一套端庄的黑西服，白衬衫，珠灰色领带。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上，双腿并拢，上身垂直，双眼注视着一张牌桌，而不是画家。牌桌桌面的细木镶嵌图案是西洋双六棋棋盘盘面，桌上放着一部白色电话机，一个英国式金属咖啡壶，以及一个装满异国水果的柳筐。

于汀坐在画架前的一个石狮上，手里拿着调色板。石狮雄伟壮观，一般人都相信它来自亚述古国，但是专家们都感到难以测定，当画家的“矿石艺术”获奖的那个时期，他经常在瑟伯波·马吉斯 [4] 的旷野里捡石块，他在那儿找到了这个埋在地下不到一米深的石狮。

于汀裸着上身，穿了一条印蓝棉布裤，一双白色粗羊毛袜，脖子上围了一条细麻布围巾，左腕上戴着十几个彩色手镯。他作画所需用品——颜料管、调色碟、画笔、调色刀、白垩、抹布、喷雾器、刮字刀、羽笔、海绵等——都仔细地摆在右边一个长长的排字字盘上。

摆在画架上的画布绷在一个约两米高，上宽六十厘米，下宽一百二十厘米的梯形木框内，好像这幅画是准备挂在非常高的地方，通过变形影像效应，夸张地表现透视角度一样。

这幅画差不多快画完了，画面上有三个人物。其中两个分别站在一件摆着许多书籍、小仪器和各种玩具——展示自白羊宫至双鱼宫的黄道十二宫的天文万花筒、微型机械装置太阳系仪、凝胶数字软糖、与动物饼干相当的几何形饼干、地球图面皮球、历史服饰玩偶——的高高的家具两旁。

站在左边的那人是一个胖子，脸部细节被他穿的一件宽大的潜水渔业服遮住了，他穿着一身发亮的胶质黑白条相间的紧身服，戴着黑帽子、面罩，还带着氧气瓶、鱼叉、软木柄短刀，戴着潜水员手表、橡皮蹼套。

站在右边的人很明显就是正在摆姿势的日本老人，他穿着一件黑里泛红的长袍。

第三个人物位于近景，跪在前两者面前，背朝着观众。他戴着一顶菱形帽，就像英国大学发毕业文凭时师生们所戴的那种帽子。

地面细致地画上了几何形砖，图案模仿1268年意大利工匠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祭坛带来的那幅大理石镶嵌画，罗伯尔·韦尔当时在修道院当修道士。

于汀的“雾化技法”画和“矿石艺术”——石头叠合之艺术，最有名的是《要求》《签名》和稍后一些时间的一块盖伊-吕萨克街的街垒石，街垒石卖给了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一位城市规划专家——取得辉煌成绩以后，他打算成为肖像画家，许多顾客也请他为他们画肖像。他的问题在于追求与众不同，如同他的其他画一样，他想标新立异。

有几个月，他使用了一种在长岛一家下等酒吧遇见的一个混血儿乞丐告诉他的方法。那是他请那乞丐喝了一轮杜松子酒后，乞丐才吐露的，可是尽管他一再要求，那个乞丐也不肯说出这个方法的出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通过十一种色调固有的顺序和三个关键数字的搭配，来决定一幅肖像画的颜色。所谓三个关键数字，第一个是这幅画“出生”的日期和时辰，“出生”是指第一次让画主摆姿势；第二个数字是这幅画“受孕”时月亮的位相，“受孕”是指产生这幅画的背景，比如有人打电话来订购；第三个数字是这幅画的索价。

这种方法完全不由个人意志决定，于汀觉得十分有趣。然而他过分遵守这个方法的原则，取得的效果令人退避三舍，而不是一鸣惊人。确实，他画的《红眼睛伯林格伯爵夫人》取得了如期的成功，但另外好几幅肖像画令美术评论家和顾客很不满意。于汀自己也困惑地感到自己毫无创意地使用了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显然早在他之前就有人根据自己的艺术追求采用过，他为此常常感到不自在。

失败并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使他开始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画法。他请来的专门为他唱赞歌的艺术评论家埃尔泽阿·内厄姆美其名曰“融自家所长又自成一格”。这种画法使他在风俗画、真正的肖像画、纯幻觉和历史传说之间另辟蹊径。他自己则名之曰“想象的肖像”。他决定画二十四幅这样的肖像画，在两年内，按照确定的次序每月画一幅：

1. 背着真正金属拖拉机的泰姆·道里遇见三个行走的人。

2. 葛蓓莉亚向挪亚传授航海术。

3.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获知，只有把妹妹塞普蒂米娅·奥塔维利娅交出来，他同贝伊的谈判才能成功。

4. 让-路易·吉拉尔评论伊萨克·德庞赛拉德著名的六行诗。

5. 武卡谢维奇的弟子、德国逻辑学家贝勒瓦尔伯爵在他的老师面前，论证一个岛是由陡峭海岸围成的封闭空间。

6. 于勒·巴纳沃后悔没有注意到贴在部里厕所内的双重通告。

7. 尼禄·沃尔夫无意中撞见费埃拉布拉上校正在撬曼哈顿大通银行的保险柜。

8. 短腿猎犬奥弟木斯·马克西姆游水来到卡尔维，高兴地发现市长正带着一根骨头等着它。

9. “声音转换器”显示，俄尔菲的歌声可以催眠动物。

10. 利文斯通发觉他已失去机会，拿不到拉姆齐勋爵许诺的那笔奖金，心情坏透了。

11. 米特中学会考口试不及格，因为他论证鲁热·德利斯勒是《出征歌》的作者。

12. 波里埃-托利一边看“狼人”跳狐步舞，一边喝拉图葡萄酒。

13. 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梦想去卢卡和天津旅行。

14. 马克西米利安在墨西哥登岸，立即大方地买了十一张玉米饼。

15. “押韵诗人”要求他的庄农剪羊毛，庄农的妻子纺羊毛。

16. 阿姆斯特丹花卉知识大赛上，决赛选手纳西斯·福拉尼尼奥打开一本韵脚词典，当着评委的面朗读。

17. 安的列斯群岛的海盗泽诺·德迪迪姆收到威廉三世给的一大笔钱，便把库拉索岛拱手让给了荷兰人。

18. 剃刀铸件厂厂长的妻子允许她女儿一个人到巴黎逛街，但到米歇尔大街时必须把旅行支票放在上衣口袋里。

19. 演员阿希巴勒德·莫恩为下次演出犹豫不决，不知饰演约瑟夫·德里马底好，还是饰演查拉图斯特拉好。

20. 画家于汀试图让多种税务稽查员同意调整他的所得税。

21. 拉祖瓦大夫向公众透露，刚观看完《公民凯恩》的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可能策划了对奥逊·威尔斯的谋杀，他因此被医师同业公会除名。

22. 雅万拿汉堡的箱子之前，想起瓦勒让曾救过他的命。

23. 地理学家勒贡特沿哈米顿河顺流而下，住宿在爱斯基摩人家中，他送给村长一枚角豆树的果实，以表示对他们的谢意。

24. 评论家莫里内在法兰西中学开课，生动地讲述樊特伊、埃尔斯蒂尔、贝戈特和拉贝玛的肖像画，这些肖像画充满了印象派艺术的神话，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读者们也没有阐释透彻。

于汀解释说，所有的绘画，尤其是肖像画，都处于梦想和现实的交会处。“想象的肖像”构想本身就是从这个基本观点上发展起来的。在于汀看来，购画者，想让人画像的顾客，或者让人画他所喜欢的人的肖像的人，只不过是产生一幅画的诸多因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安格尔 [5] ，谁认识贝尔丁先生呢？——然而他又是产生一幅画的动因，是这幅画的发起者，从这一点看，他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在画中，他不是作为美学模特出现，画的形式、颜色，画得像不像，以及一些细节的处理等，都不是由他决定的。他只是结构模特，可以称为有限责任合作者，或者更恰当些，像中世纪绘画那样，称为捐赠人，是他的肖像画的创议者。他的身份比他的形象更能影响艺术家强烈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作激情。

在他的二十四幅肖像画中，只有一幅不符合上述规则，即第二十幅，那是于汀的自画像。在这个独特的肖像画系列中出现一幅自画像，的确有些突兀。画家解释说，他作这幅画的动机与他六年来不断与税务行政部门打交道遇到的烦恼有关，他最终取得胜利。他的税务问题概述如下：于汀四分之三的作品在美国出售，而他坚持在法国纳税，因为这样他可以少纳税，这件事本身完全合法，但是画家又进一步要求不按照“法国国外收入”——如此计算收入，税务稽查员将不给予任何免税——计算，而是按照“手工业产品出口收入”计算，这样，他可以享受国家对出口手工业品的优惠政策，减免大量税款。世界上还有哪件产品比一位艺术家用手绘制的画更配得上称为“手工业产品”呢？税务稽查员不得不承认这个用词的明显性，但是他不承认在大西洋彼岸所作的画是“法国的手工业产品”，只是经过多次辩论交锋，税务稽查员才承认于汀在国外作画时，他的手仍是一个法国人的手。何况，于汀的父亲是美国人，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享有双重国籍，可以恰当地认为弗朗斯·于汀作品的出口给法国带来了道德、知识和艺术方面的收益。因此，可以对他的所得税像他所要求的那样进行调整。于汀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在自画像里以堂吉诃德的形象出现，拿着长矛追赶那些从财政部出来的官员，他们穿着黑衣服，脆弱又苍白，如同沉船里的老鼠一般四处逃窜。

其余二十三幅肖像画都是根据二十三位订购者的姓名、职业设计的，这些顾客以书面保证形式表示不反对他的画的标题、主题，也不反对他们各自在画中的位置。对顾客的身份和职业经过语言和数学方面的处理后，即可决定画的规格、人物的数量、主色调、“词义范围”［神话的（2，9），虚构的（22），数学的（5），外交的（3），戏剧的（19），旅行的（13），历史的（14，17），侦探调查（7），等］、细节的中心主题、次要细节（历史、地理方面的影射，服装成分，陪衬部分，等等），最后是价格。然而，这个系统首先要服从两个先决条件：顾客——或顾客让画家画肖像的那个人——必须明显地在画布上出现；与模特个性毫无关系的细节中的一个成分必须正好与顾客相一致。

在肖像画的标题上出现顾客的姓氏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于汀只答应过三位顾客：四号肖像画的顾客、侦探小说作家让-路易·吉拉尔，十二号肖像画的顾客、世界卫生组织低温试验部主任、瑞士外科医生波里埃-托利，以及十九号肖像画的顾客演员阿希巴勒德·莫恩——于汀受全息摄影的启发，奇妙地画出了一幅双重肖像画，如果由左向右从画前走过，演员即扮演了约瑟夫·德里马底，长长的白胡子，穿着灰羊毛斗篷，拿着朝圣棒，如果从右向左从画前走过，看到的则是他扮演的查拉图斯特拉，火红的头发，裸着上身，手腕和脚踝上套着带钉扣的镯子。而八号肖像画实际是一个短腿猎犬的画像——委内瑞拉电影制片人梅尔希奥尔·阿里斯多坦莱斯的狗，他认为它是任丁丁 [6] 最好的继承者——这条狗原名不叫奥弟木斯·马克西姆，而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弗雷丘茨 [7] 。

有时想象的肖像画与顾客的生平偶然重合，肖像画即完全成了模特生活令人惊异的缩影，例如十三号年老的大主教弗兰吉利的肖像画，他原来在卢卡 [8] 当修道士，后来去天津当了多年的传教士。

有时正好相反，作品与模特之间只存在一种表面性联系，而这表面性本身的依据也不是很可靠。比如一位威尼斯企业家年轻美貌的妹妹终年害怕被绑架，这就成为谜一样的第三号肖像画的三重创意来源。在画中，威尼斯企业家以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9] 的形象出现：首先，是因为该企业家的公司一般在《金融时报》和《企业杂志》的每年排行榜上名列第七；其次，他的严厉是众所周知的；最后，是因为他和伊朗国王经常保持联系，如果他的妹妹被绑架，很难设想该事件不会对某种国际级谈判产生影响。第五号肖像画和顾客之间的联系更加勉强，更加遥远，完全是武断的，顾客是掌控从哥伦比亚到火地岛罐装啤酒的大老板胡安·马里亚·萨利纳斯-卢卡西维也兹：肖像画表现的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扬·武卡谢维奇 [10] 生活的场面，武卡谢维奇是华沙派的创建人、波兰逻辑学家，他和阿根廷啤酒大亨毫无亲缘关系，后者只是在一群助手中作为一个很小的侧影出现在画面上。

二十四幅画中已完成二十幅。第二十一幅现正摆在画架上，那是一幅日本石英表工业巨头藤原五目的肖像。这幅画将摆在他公司董事会大会议室中。

于汀在这幅画中表现的情节来源于他肖像画的主要人物——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的弗朗索瓦-彼埃尔·拉祖瓦的叙述。1940年，拉祖瓦刚通过博士学位考试，便接待了一个急性胃痛患者，病人对他说：“一定是赫斯特 [11] 这个混蛋给我下了毒！因为我不愿意帮他干那件黑心勾当。”他要求病人说得更清楚一点儿，病人透露：赫斯特给他一万美元，如果他能除掉奥逊·威尔斯 [12] 。拉祖瓦当天晚上禁不住在他的俱乐部把这件事说了出去。第二天早上，医师同业公会紧急会议把他召去，谴责他破坏了保密这项职业公德，把他看病时获得的秘事公之于众。他被判有罪，被医师同业公会除名。几天后，他声明这个控告完全是无中生有，可惜为时已晚，无法挽救。他不得不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重新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了潜海呼吸和循环问题最有权威的专家之一。最后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藤原五目出现在这幅画中。拉祖瓦后来对日本沿海部落邪马台进行研究，据说邪马台部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魏志·倭人传》 [13] 一书中有提及此部落，他们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世纪。邪马台妇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潜水员，她们每年下海四五个月，每天潜海一百五十次，深度超过二十五米。她们裸身下海，只是近一百年以来才戴潜水镜保护，这种潜水镜用两侧小气球夹紧固定。每次她们在海水里停留两分钟，收获各种藻类，尤其是琼脂、海参、海胆、贝类、珍珠牡蛎和鲍贝，鲍贝的贝壳过去是很稀罕之物。藤原五目家族是邪马台部落的后裔，潜水表是他公司的拳头产品之一。

阿尔塔蒙夫妇长期以来下不了决心订制一幅肖像画，似乎是由于于汀要价太高——他的作品一般以大公司的总经理为对象。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请他画一幅肖像画。他们将出现在第二幅画中，阿尔塔蒙先生当挪亚，他的妻子当葛蓓莉亚，因为她以前当过舞蹈演员。

他们的德国朋友弗格也是于汀的顾客。他与第十四幅画有关，他母亲曾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很远的一支有亲缘关系，他自己去过墨西哥旅游，带回了做玉米饼的食谱！ [14]

[1] Tryptique du Jugement dernier ，又称《博讷祭坛画》（Beaune Altarpiece ），荷兰画家Roger Van der Weyden（1399或1400－1464）作于1445年至1450年的多联屏绘画作品。收藏地Hôtel-Dieu de Beaune，又名“博讷济贫院”，建于1443年，是哥特建筑的典范。

[2] Les Orgueilleux ，1953年上映的法国与墨西哥合拍影片。法国导演Yves Allégret（1905－1987）执导，法国演员Michèle Morgan（1920－2016），Gérard Philipe（1922－1959），墨西哥演员Victor Manuel Mendoza（1913－1995）主演。

[3] 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师、作家，黑白画作具有鲜明的风格。

[4] Thuburbo Majus，位于突尼斯北部的古罗马遗迹。

[5] Jean-Auguste-Domini-Ingres（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派领导人，画了大量优秀的肖像画，《贝尔丁》（Bertin ）是其中之一。

[6] Rin Tin Tin（1918－1932），德国牧羊犬，一战时被美军士兵救下，1922年至1931年出演约30部电影，是华纳兄弟公司早期顶级明星。

[7] Freischütz，德国14－16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一名神射手。

[8] Lucca，意大利中北部托斯卡纳大区的城市，卢卡省省会。

[9] Septimius Severus（145－211），罗马后期帝国时期塞维鲁王朝首任皇帝（193－211在位）。

[10] Jan Łukasiewicz（1878－1956），波兰数学家，主要致力于数理逻辑的研究。

[11]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业大王，媒体巨头赫斯特集团创始人。

[12] 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代表作《公民凯恩》（Citizen Kane ）被认为主要是影射美国媒体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13] 中国史书《三国志》中记载日本历史的一篇。

[14] 前文提到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en）即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832－1867），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成员。

第六十章

西诺1

一间厨房。地面铺着一块玉色、天蓝色和紫红色菱形拼图漆布。墙上油漆已经陈旧发暗。对着门的那面墙前，水池旁边，塑料线沥水架上方，靠着墙和水管之间重叠塞着四张邮政年历，上面印着四套色照片：

1972年：《小朋友》，由几个六岁幼童和他们的玩具乐器组成的爵士乐队，钢琴演奏者戴着眼镜，十分庄重的神色，令人想起施罗德——舒尔茨的《花生》 [1] 中一个沉迷于贝多芬音乐的小孩。

1973年：《夏日印象》，蜜蜂在紫菀中采蜜。

1974年：《南美大草原之夜》，三个高卓人围着火堆弹吉他。

1975年：《蓬蓬和菲菲》，一对猴子在玩多米诺骨牌。雄猴戴着一顶软帽，穿着一件带银片的号码32的马戏演员背心；雌猴用右脚拇指和食指夹着一支雪茄烟正在抽，戴着一顶羽毛帽、一副钩织手套，背着一个手提包。

在上方挂着一幅画，在一张纸上画了三枝基本上一样的康乃馨，插在一个短颈球形玻璃花瓶内，画题是《用嘴和脚作画》（原创水彩画）。

西诺在厨房内。他是一个瘦老头，穿着一件黄绿色法兰绒背心。他坐在一张富美家贴面塑料小凳上，旁边是一张铺着上蜡桌布的桌子。桌子上方悬挂着一个白色搪瓷吊灯，配有可以随意升降的滑动装置，用一个梨形平衡锤保持平衡。他直接在一个半开的罐头里吃加了香料的沙丁鱼。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三个鞋盒，里面盛满写着蝇头小字的卡片。

1947年埃莱娜·布洛丹-格拉蒂奥莱去世后几个月，西诺搬来西蒙-克鲁贝利埃街，住进她原来住的那个套间。当时，他给公寓楼的房客，尤其是门房克拉沃太太出了一个难题：他的名字写作“Cinoc”，可是应该如何发音呢？门房太太不敢叫他“西诺克”。她去问瓦莱纳，他建议叫“西诺什”，温克勒认为应叫“契诺茨”，莫尔莱倾向叫“西诺茨”，克雷斯比小姐建议叫“希诺斯”，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主张叫“庆诺克”，最终请教埃沙尔先生——他是图书馆管理员，很熟悉各种拼写以及它们的发音方式——他指出，如果不考虑中间的“n”可能转变为［ gn ］或［ nj ］，原则上来说“i”总是按照［ i ］发音，而“o”发［ o ］音，第一个字母“c”有四种发音：［ s ］［ ts ］［ ch ］和［ tch ］，而第二个字母“c”有五种发音：［ s ］［ k ］［ tch ］［ ch ］和［ ts ］，因此“Cinoc”有二十种发音的可能：

后来有很多人问西诺本人他的名字该如何发音，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哪种发音最正确。他的姓的来历要追溯到他曾祖父，他曾祖父是什切尔克 [2] 的一位马具皮件商，正式在克拉科夫伯爵领地 [3] 的户籍办公室购买了一个姓：克莱霍夫。但是几代人传下来，护照的更改，或者因为没有给德国或奥地利当局头头足够的贿赂，或者他们与匈牙利人、摩尔达维亚人、摩拉维亚人或波兰人打交道时，也许是他们发音不准，又或者他们遇到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或是耳背的人，一个犹太人办身份证时，他的姓名总是会被篡改（从略）。

西诺当时有五十来岁，他的职业很奇特。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旧词杀手”：他在编辑出版《拉鲁斯词典》，其他编辑负责收集新词和新义，而他负责删掉所有过时不用的词和词义，以便让位给新词和新义。

1965年退休时，他已尽职效力五十三年。他删掉过上万个工具、技术、习俗、信仰、谚语、菜名、游戏、外号、度量衡单位；他从地图上抹掉过十几个岛名，上百个城市和河流，上千个县城；他把上百个种类的母牛、鸟禽、贝壳、植物、昆虫、蛇、稍稍特殊的鱼、特殊蔬菜和水果都归入无区别的分类；他除去了一大批地理学家、传教士、昆虫学家、教会神父、文人、将军、诸神和诸妖怪。

谁还记得“瞭望岗信号”这个词义——“瞭望岗相互传递消息的形式”，谁还记得“木马车”？

【木马车】（名词，阴性）

（拉丁语du lat. velox，ocis，rapide，et manus，main）

一种专门运载儿童，外形似马，装三个或四个轮子的运输机械，又称机械马。

（从略）

西诺退休后，常常去塞纳河码头，在旧书摊上寻觅，翻翻两个苏一本的小说，过时的散文，过期的旅游指南，旧的生理学、机械学或道德学论文，陈旧的地图册，那上面的意大利还是一大串小王国。后来，他去雅克-班让街十七区市图书馆借书，借阅从屋顶阁楼上搬下来的积满尘土的对开本、罗雷百科全书、“奇迹图书馆丛书”、旧词典（从略）。他在本区图书馆翻遍各种书籍后，又大胆地去圣日娜维埃芙图书馆报名办证。他开始先看姓名刻在图书馆大门口的作家的作品。

西诺看书看得很慢，一边看一边记下罕见的词汇，渐渐地他有了一个想法，他决定编辑一本收集被遗忘词的大词典。当然他并不想让中非矮小的黑人阿卡族、历史画画家让·吉因或抒情歌曲作者亨利·罗马涅西（1781－1851）等等永载青史，而是挽救一些仍然有用的简单词汇。

他在十年中收集了八千多个词，通过这些词汇所讲述的一个故事，当代人几乎都看不懂。

（从略）

[1] Peanuts ，系列漫画，美国漫画家舒尔茨（Charles Monroe Schulz，1922－2000）代表作，核心主角是儿童查利·布朗（Charlie Brown）及其宠物狗史努比（Snoopy）。施罗德（Schroeder）是其中人物之一。

[2] Szczyrk，波兰西南部小城。

[3] Palatinat de Cracovie，现为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克拉科夫市，波兰第二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波兰南部。1795年至1918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瓜分，奥匈帝国占据克拉科夫，称其为“伯爵领地”。

第六十一章

贝尔热1

贝尔热家的餐厅。地面铺着地板，房间几乎是正方形的。餐厅中央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两套餐具，一个菱形金属盘托，一个有盖大汤碗，露出一个银汤勺的长柄，一个白盘盛着一根切为两段、浇了芥末调料的粗香肠和一块卡芒贝尔干酪，干酪的商标上印着一个老兵。餐厅后墙前放着一张餐具桌，式样普通，桌上放着一盏灯，灯座是一个乳白色玻璃瓷方块，一瓶51茴香酒，一个锡盘上放着一个红苹果，还放着一张晚报，报上的大标题是《波尼亚：杀一儆百》。餐具桌上方挂着一幅亚洲风景画：形状奇特的小灌木，一群戴着锥顶帽的当地土著，地平线处有几艘小船。这幅画可能是夏尔·贝尔热的曾祖父画的，他在东京湾 [1] 打过仗，是一名职业军士。

莉丝·贝尔热一个人在餐厅。她大约四十岁，已经开始发福，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胖子，至少也是很丰满的。她刚为她和儿子放好餐具——她让儿子下楼倒垃圾、买面包——并放了一瓶橘子汁和一罐慕尼黑产的啤酒。

她的丈夫夏尔是餐厅服务员。他天性乐观，长得胖胖的。他们这对胖夫妇还特别爱吃香肠、酸菜配猪肉，喝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小瓶冰镇啤酒，就像出门坐火车，在车厢里喝上一小瓶啤酒一样并不稀罕。

夏尔曾经在一个名头很响亮的阿吉图夜总会干了几年。这是一种所谓的“诗意”餐厅，一个自封是安托南·阿尔托 [2] 弟子的主持人，极为夸张地朗诵令人沮丧的诗文片段，并在其间肆无忌惮地塞入自己的拙劣之作，冒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夏尔·波德莱尔、勒内·笛卡儿，马可·波罗、热拉尔·德·奈瓦尔、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尽管如此，这家店还是破产了。

夏尔·贝尔热现在在马约门附近的西方别墅夜总会当服务员，因为它位于巴黎西部，所以称为“西方别墅”。夜总会上演一些反串角色的节目。夜总会老板原来运营着一个上门推销团队，名叫德西雷，或更亲切一些叫迪迪。从这个人的外表看不出他真实的年龄，脸上还没有皱纹，戴着假发，喜欢贴假痣，戴镌有徽纹或姓氏首字母的戒指、手镯和手链，一般爱穿一套雪白的法兰绒西服，上衣左上角插一块方格小毛巾，系一条中国绢纺围巾，穿一双浅紫色或紫色麂皮鞋。

迪迪属于这一类艺术家，他们为自己的吝啬和小心眼辩护时，常说“不犯罪什么也干不成”，或“如果要逞能，必须先学坏，不顾一切，自损名誉，违誓背约，无所不为，像一个艺术家用过日子的钱去买颜料那样”。

迪迪自己倒并不那么锋芒毕露，除了在舞台上露面，他尽可能使自己少受牵连，但他绝对是一个坏种，剧团全体人员、餐厅工作人员都恨他。男侍们叫他“炸土豆片正菜”，因为很久以前有一天，一位顾客要求加一点儿炸土豆片——或任何其他配菜——迪迪要求按一份正菜标准收费。

他提供的食品非常难吃，但名字很响亮——赫雷斯白葡萄陈酒鳕鱼、虾肉冻薄饼等——实际上是一个肉食批发商每天供应的全部切好、烧好的东西，一个戴着帽子的假厨师装模作样地烹饪，比如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个小铜炒锅里，加一点儿热水、库布汤料和番茄沙司做的调料。

大批顾客来到西方别墅，所幸不是为了吃饭。在二十三点那场演出节目和凌晨两点那场演出节目之间，以冲锋一样的速度上菜吃饭，那些深夜不睡的人并不在乎他们吃的东西黏黏糊糊，而是对他们观看的演出激动万分。西方别墅夜总会从元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始终顾客满堂，外交官、企业家、政界要员、电影戏剧圈的明星都乐意来此夜总会，那是为了其极为精彩的演出，尤其是为了剧团中的两位大明星——“多米诺”和“五月的美人”。“多米诺”在闪闪发亮的铝护板前模仿梦露，惟妙惟肖，谁也比不上，而“梦露”的形象如同她在《如何嫁给百万富翁？》影片中那个难忘的特写镜头一样，以无限多个身影呈现在观众面前，那部影片镜头本身是抄袭《上海小姐》 [3] 那个著名镜头的；奇妙的“五月的美人”一眨眼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夏尔·特雷纳 [4] 。

对于夏尔·贝尔热来说，在酒吧、在饭店或在夜总会当服务员都一样，只不过在夜总会餐厅工作更容易些，每顿饭菜都差不多，几乎都是同时上菜，报酬也更高。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件事：即在第二次上菜以后，凌晨两点前，上完咖啡、香槟酒和消食酒，排好桌子和椅子，让尽量多的顾客都能看到演出。这时，四个男服务员个个手持圆棍，穿着长围裙，拿着白毛巾和银托盘登台，站在红幕布之前，按照钢琴演奏者的指挥，高踢大腿，一边不成调地高声齐唱：

你们现在既然已经吃、吃、吃好，

那就谢谢，谢谢朋友迪迪，朋友迪迪，朋友德西雷，

对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就让你们看到他最棒的、最棒的、最棒的节目。

然后，三个“舞女”从小小的后台出来开始演出。

男服务员于晚上七点上班，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摆桌子，铺桌布和摆餐具，拿出冰桶，摆上玻璃杯、烟灰缸、纸巾、小盐罐、胡椒粉、牙签，以及德西雷花露香水小样品，这是夜总会送给顾客的礼物，表示欢迎。凌晨四点，第二场演出结束，最后一批顾客喝了最后一杯酒散场后，他们和剧团演员一起吃夜宵，然后撤桌，清理桌椅、折叠桌布，他们下班时正好清洁女工来打扫，倒烟灰缸、开窗、吸尘。

夏尔于清晨六点半回到家中。他为莉丝煮咖啡，开收音机把她叫醒，她起床时他上床睡觉。她梳洗穿衣后再叫醒吉勒贝尔，给他洗脸、吃饭，送他上学后再上班。

夏尔一直睡到下午两点半，热一杯咖啡，在床上赖一会儿，然后再起床穿衣。他到学校接吉勒贝尔。回家的路上，他采购，买一张报纸，他只来得及浏览一遍。六点半他步行到西方别墅上班，一般在楼梯上与莉丝擦肩而过。

莉丝在一家诊所工作，离奥尔良门不远。她是正音科医生，纠正儿童口吃。她星期一不上班，西方别墅星期日晚上不开业，因此莉丝和夏尔于星期日上午到星期一傍晚有机会在一起。

[1] Tonkin，北部湾旧称。

[2] 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诗人。

[3] The Lady from Shanghai ，194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奥逊·威尔斯执导、丽塔·海沃思主演。

[4] Charles Trenet（1913－2001），法国歌手。

第六十二章

阿尔塔蒙3

阿尔塔蒙夫人的小客厅。橡木护墙板，丝绸帷幔，重重的灰色天鹅绒窗帘，显得隐秘又阴暗。左侧，两扇门之间，靠墙放了一个烟色长沙发，上面躺着一只黑褐色长毛小狗。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超现实主义派绘画，画的是一盘冒着热气的意大利面和一盒梵豪登牌可可粉。沙发前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有银器小摆设，一个小量具，即称金者和兑换商使用的那种量具，一个圆盒，里面套放着如俄罗斯套娃一样大大小小的圆柱形量具，还放着三摞书，最顶上的三本书分别是勒内·哈迪的《痛苦的胜利》（口袋简装本）、米歇尔·比托尔的《与贝多芬关于迪亚贝利三十三种变奏曲的对话》（伽利马出版社）以及彼埃尔·雅盖-埃利阿斯的《骄傲的马》（普隆出版社，人间丛书）。对着门的那面墙上挂着两幅赭石色和黑色相间阿拉伯图案的班图草编装饰挂毯，靠墙摆着一张路易十三式的小柜，柜上放着一面铜框椭圆形镜子。阿尔塔蒙夫人正坐在镜前化妆，用一个细棒涂眼影。她大约四十五岁，长得非常漂亮，坐姿端庄，脸瘦削，高颧骨，眼神严肃。她只戴着胸罩，穿着一条黑花边短裤。

阿尔塔蒙先生也在房内，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格子长袍，站在窗边，正心不在焉地看一封打印信。

作为综合工科学校和国家行政学校两个学校的毕业生，西里尔·阿尔塔蒙在三十一岁就当上了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国际银行的董事会常务秘书和代理人。该银行的客户有公共机构也有私营机构，办公楼设在日内瓦，主要承担对地下资源的研究和为开发项目提供资金，给实验室贷款，为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组织研讨会，必要时鉴定和推广钻探、采掘、处理和运输方面的新技术。

西里尔·阿尔塔蒙身材颀长，五十五岁，穿一身英国棉布服装，内衣鲜明，金丝雀黄色头发已经稀疏，一双离得很近的蓝眼睛，浅黄色小胡子，一双手保养得十分好。他是一位毅力强大、谨慎且特别现实的实业家。但是偶尔一次，他也曾轻率行事，后来对他的企业极为不利。

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尔塔蒙在日内瓦接待了一位叫维萨尔的先生，一个秃头、缺牙的男子。维萨尔当时是俄亥俄州绿河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过曼海姆 [1] 的化学科学院矿物化学实验室。1945年，美国人给一些德国科学家提出两条出路：要么接受为美国人服务，移居美国，获得一份好工作；要么作为战犯的帮凶被审判，判处重刑。维萨尔即是那批德国科学家中的一员。这次行动计划被称为“回形针行动”，所涉对象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维萨尔随着两千多名科学家和成吨科研档案一起到了美国——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沃纳·冯·布劳恩 [2] 。

维萨尔认为，由于战争需要，德国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某些技术和方法已经公布于世。比如，V2火箭使用的燃料是用土豆制作的酒精；如何巧妙地使用铜和锡制造蓄电池的方法也被泄露，二十年后，在沙漠中发现被隆美尔遗弃的坦克上的蓄电池还完好无损。

可是大部分发明仍是机密。维萨尔痛恨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可能找到答案，即使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在第三帝国复兴并有机会利用这些尖端研究之前，他决定回收德国科学技术遗产。

维萨尔本人的专长是煤的氢化，即合成石油。其原理很简单：理论上讲，只需把氢离子和一氧化碳（CO）的分子合成，便可获得石油分子。可以用煤做试验，也可以用褐煤和泥煤进行试验，因此德国军火工业对此项研究特别感兴趣：希特勒的战争机器需要大量石油资源，而德国并没有天然石油资源，必须利用普鲁士丰富的褐煤矿藏和波兰同样丰富的泥煤矿藏生产合成能源。

维萨尔非常了解这个合成能源的试验纲要，因为是他本人提出的理论程序，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某些关键步骤的技术，尤其是配方、催化剂作用的时间、硫化物的清除，以及贮存须知的保护措施。

于是，他开始与散布在北美的原同事接触。他避开酸菜猪肉爱好者俱乐部、苏台德联友会、亚琛之子协会等团体，因为他知道这些隐藏有纳粹分子的团体中总是有不少密探眼线。他在假期或在国际学术会议的走廊里讨论时寻找老同事，最终找到了七十二位。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做法。磁风暴专家塔德教授和粉碎专家达维多夫什么都不肯对他讲。原子能工程师科里克博士在实验室被轰炸时失去了胳膊和双腿，他又聋又哑，但被世人称为大脑最发达。他一直由四个保镖保护，一个经过训练的工程师当他的助手，能从他的嘴型读出数学方程式，然后再写到黑板上。科里克曾试制过战略弹道导弹的样品——它是伯曼的阿特拉斯传统火箭的前身——他更是守口如瓶。其他不少老同事，在美国人的建议下，已经改变专业，本身已经非常美国化，很不愿意再回忆往事，或拒绝提及往事。后来有人到联邦调查局揭发他，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直监视着这些新移民，两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每次跟着维萨尔外出，都想了解他在找什么；最后他们召见了他，询问他，他承认他企图寻找把褐煤变为汽油的秘密。他们把他放了，因为他们看不出他的行为有什么反美的迹象。

然而，维萨尔坚持多年后终于达到目的。他在华盛顿找到了一大批联邦政府让人检查后认为无用的档案。他从中找到运输和贮存合成石油的集装箱说明。他找到的七十二位老同事中，有三个人向他提供了他所寻找的答案。

维萨尔想重返欧洲。他找到了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国际银行，向西里尔·阿尔塔蒙提出以顾问工程师的职位来换取他关于煤氢化和合成燃料生产的全部秘密。他露出一口蛀牙说，作为回报，他可以提供一种用锯木屑制糖的方法。他交给阿尔塔蒙几页满是公式和数字的打字稿作为证据：转化的一般方程式，真正泄露的秘密是作为催化剂的氧化矿的名称、性质、配方以及使用时间。

可是，德国军事优势的秘密和战争使科学产生的惊人大跃进都不能使西里尔·阿尔塔蒙动心，他认为这件事和秘密宝藏的故事以及发行量很大的报刊编造的新闻一样。但是他还是比较认真，让人鉴定维萨尔的方法。他的大多数科技顾问对这种烦琐、复杂、过时的技术嘲弄了一番：确实，人们可以用伏特加发射火箭，用木炭煤气发生器开动汽车，用褐煤或泥煤制造汽油，甚至可以用落叶、破布或土豆皮制造汽油，但是造价十分昂贵，需要体积庞大的生产设备，因此宁可仍旧使用煤。用锯木屑制糖的技术更没有什么用处，所有的专家一致认为，从中期来看，锯木屑将成为比糖更珍贵的食品。

阿尔塔蒙把维萨尔的材料扔进了纸篓，几年中他一直把这件事作为科学蠢事的典型，当笑话讲。

两年前，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国际银行决定资助“以石墨、无烟煤、褐煤、泥煤、沥青、有机树脂和有机盐为基础”生产合成能源的研究：该银行投资上述研究的费用远远超过银行雇用维萨尔的支出。阿尔塔蒙多次寻找这位化学家，后来终于获知他的消息。1973年11月欧佩克 [3] 在科威特开会决定向石油消费国提供的原油至少减少四分之一。会议结束几天后，维萨尔被捕，他被控告向另一个强国——罗德西亚 [4] ——透露具有“战略意义”的秘密，维萨尔在牢里上吊自杀。

[1] Mannheim，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城市。

[2] 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工程师，在火箭技术和太空探测等方面有光辉的成就。1955年成为美国公民。

[3]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4] 津巴布韦的旧称。

第六十三章

后门

一条长长的走廊，布满了各种管道，地面铺着地砖，部分墙上贴着椰子树图案的旧塑料墙纸，走廊两头的乳白色玻璃球形灯罩透出寒光。

五位送货员走进后门，为阿尔塔蒙家送宴会用的食品。个子最小的走在最前面，提着一只比他还肥的家禽，显得有些吃力；第二个人极小心地拿着一个盛着各种东方糕点的大铜托盘，糕点摆得高高的，四周放着假花；第三个人双手各拿了三瓶标有酿造年份的葡萄酒；第四个人头顶着一个盛着各种带肉馅的小面食、热菜和土司的薄钢盘；走在最后的第五个人右肩扛着一箱威士忌酒，箱子上印着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近景有一个妇女从公寓楼出来，稍稍挡住了最后那个送货员。她大约五十多岁，穿着一件风衣，腰上系着一个用黑皮条扎口的绿色皮面多萝西钱袋，头上包着一块印有考尔德 [1] 动态雕塑图案的棉布头巾。她抱着一只灰猫，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夹着一张印着卢丹城的明信片，这座法国西部城市里发生了一件惨案，一个叫玛丽·贝斯纳尔 [2] 的女人被指控毒死了全家。

这个妇女不住在公寓楼里，而住在隔壁那幢楼里。她的雌猫芳名叫比科罗夫人，整天在各楼层楼道里窜来窜去，可能想找一只公猫。唉，它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这幢楼里所有的公猫——莫罗夫人家的比朴，马尔基佐家的小拇指，以及吉勒贝尔·贝尔热的玻克·迪斯——都已去势。

[1] Alexander Calder（1898－1976），美国雕塑艺术家，尤以动态雕塑闻名，作品遍布各国公共空间。

[2] Marie Besnard（1896－1980），20世纪中期法国一起争议极大的连环投毒杀人案嫌疑人，1949年被指控谋杀，1961年被无罪释放。

第六十四章

在锅炉房里2

锅炉房的小侧房里，墙上全是计数表、气压表和各种大小的管子，一个工人蹲着，正在检查放在水泥地上的描图图纸。他戴着一副皮手套，穿着一件夹克衫，好像有点儿生气，因为他发现，根据维修合同条款，今年清洗锅炉的工程比预计的要大，他的盈利将相应减少。

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在战争期间就是躲在这个小间里，放上收音机和酒精复印机，印刷联络简报。这里本来是弗朗索瓦的地下室，奥利维埃知道自己将在这儿待不少时间，就着手对地下室进行了整修，用旧草席、旧布和温克勒给他的软木块仔细地堵塞所有的缝。他点蜡烛照明，穿上玛尔特的兔毛大衣，戴上带绒球的风雪帽御寒，他从埃莱娜·布洛丹的套间里搬下来一个带网纱的小食柜，里边放一瓶水，一点儿香肠，一些他外祖父从奥莱龙岛托人带来的山羊奶酪，食品放在小食柜里可保存几天，还有些干瘪的酸苹果，这几乎是当时一般人能搞到的唯一水果。

他坐在一张路易十五式古老的椅子上，椅背椭圆形，没有扶手，只有两条半椅腿，必须用垫木才能保持稳定。陈旧的紫地毯上的图案是耶稣诞生图：圣母把一个新生婴儿抱在膝上，婴儿的头特别大，一位主教带着两名修士，同时充当捐赠者和三王 [1] ——缺少驴和牛——背景很出人意料，扩大成港口的峭壁，薄雾笼罩着粉红色屋顶的大理石宫殿。

他收听收音机时，常常要等很长时间，当收音机无声时，他就看一本从一只木箱里找出来的厚厚的小说。这本书缺页很多，他试图把他所掌握的情节联系起来。小说讲述的有：一个凶恶的中国人；一个褐色眼睛的勇敢的姑娘；一个平和的高个子，如果有人强迫他，他握起拳头的骨节就会发白；一个叫作大卫的人，自称从南非纳塔尔来，实际上他从来没去过那儿。

有时他在破旧柳条箱中的旧衣服里翻翻。他从中找到一本1926年的小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旧电话号码，一个护腿套，一幅画着涅瓦河上滑冰者的褪色水彩画，还有阿歇特出版社出版的引起痛苦回忆的古典小丛书

罗马不再在罗马，罗马随我而存在 [2]

或是

这是阿伽门农，是你的国王把你唤醒 [3]

或是著名的

西拿，坐下，请席地而坐

如果你想说话，先保持沉默…… [4]

还有《米特里达特》或《布列塔尼库斯》 [5] 的片段，他必须熟记这一切，一口气背出来，虽然一点儿都不懂。他还找到一些旧玩具，这一定是弗朗索瓦玩过的玩具：一个弹簧陀螺；一个铅制小黑人，侧边有一个钥匙孔，这个小黑人几乎没有厚度，是用两片侧身像粘在一起组成的，它的独轮车现在已经扭曲，折断了。

奥利维埃把他的收音机藏在另一件玩具里。那是一个箱子，顶面有点儿倾斜，挖了一些洞，这些洞原先都是有编号的，现在只有03这个号还能看得清楚。玩法是把一个金属圆饼投入洞中，投入多少号洞，就得多少分，这就是投饼游戏箱，或者叫青蛙，因为最难投的孔画着一个张着大嘴的青蛙。至于酒精复印机——饭馆老板用来印菜单的那种小东西——他把它藏在一只柳条箱子里。保尔·埃贝尔被捕后，楼群长贝尔卢带领德国人到地下室搜查，可是他们只是看了一眼奥利维埃的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尘埃最多，东西最乱，很难相信一个“恐怖分子”会藏身在这样的地下室。

解放巴黎时，奥利维埃非常想参加在街垒的战斗，可是他没有机会。他藏在床下的那挺机枪起义一开始就被安置在克利希广场一幢楼的屋顶上，交给了一组有经验的枪手。而他被命令留在地下室，收听来自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指示。他留在地下室整整三十六小时，不吃不睡，只喝了一种难喝的杏汁代用品，记满了笔记本，记下了难懂的情报，比如，“本堂神父住宅依然迷人，花园依然鲜亮”，“主教代理擅长日本台球艺术”，“一切都很好，侯爵夫人”。一群戴着钢盔的传令兵每隔五分钟来取一次。第二天晚上，他走出地下室时，巴黎圣母院的大钟以及所有其他的钟都敲响了，以迎接解放巴黎的部队。

[1] Rois Mages，又称东方三博士、麦琪，据圣经记载，他们在耶稣出生时来到伯利恒，为他献上黄金、乳香、没药。

[2] 出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作品《塞多留》（Sertorius ；塞多留，前122－前72，古罗马统帅）。

[3] 出自法国剧作家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作品《伊菲莱涅亚》（Iphigénie ；伊菲莱涅亚，古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之女）。

[4] 法国记者埃德蒙·布吕阿（Edmond Brua，1901－1977）戏仿高乃依戏剧《西拿》［Cinna ，又名《奥古斯都的宽容》（la Clémence d'Auguste ）］中台词的话。

[5] Mithridate 与Britannicus 均为拉辛的悲剧作品。

第四部分

第六十五章

莫罗3

莫罗夫人改装的这个套间是20世纪50年代初买下的，原先的房客是一位神秘的美国女人，一头金发，十分漂亮，外号“罗蕾莱” [1] ，她自称名叫乔伊·斯洛伯恩，看起来是独身一人住在这个大套间里。有一个名叫卡洛斯的沉默寡言的菲律宾人当她的司机兼保镖。他是个矮壮的小伙子，长得虎背熊腰，总是穿一身洁白的制服，有时人们看到他在豪华的商店里购买水果、果酱、巧克力或糖果。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女人白天上街。她套间的百叶窗总是关着，她没有什么信函，门也很少开，只是让送饭的人或花商进去，每天早晨花商送来一大把百合花、海芋或晚香玉。

乔伊·斯洛伯恩只是傍晚才出门，坐在卡洛斯驾驶的一辆黑色加长庞蒂亚克汽车里。公寓里的人看着她浓妆艳抹地走过去，穿一套白色罗缎拖地晚礼服，后背全裸，胳膊上搭着一条水貂皮长披肩，手里拿一把黑色大羽毛扇，美丽的金发巧妙地盘成螺旋髻，戴一顶钻石冠冕。在邻居们看来，这位鹅蛋脸、丹凤眼、猩红唇的美女，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但是说不出是美丽还是可怕。

关于她的传说种种不一。有人说她有时晚上悄悄地摆豪华宴席，有男人背着大口袋半夜里偷偷地来看她；也有人说在她的套间里有个看不见的第三者，他没有权利出来，有时通过壁炉的烟囱传出瘆人的声音，已经上床睡觉的孩子听了十分害怕。

1954年4月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罗蕾莱”和菲律宾人在夜间被人谋杀了。凶手已向警察局自首，他是这位年轻漂亮女人的丈夫。有人怀疑他就是那个实际存在的，但又从来没人见过的第三位房客。他叫布伦特·斯坦利，他的交代使人们弄清了“罗蕾莱”和她的两个伙伴的奇怪行径。

布伦特·斯坦利是个高个子，像美国西部片中的主人公那样漂亮，和著名演员克拉克·盖博一样脸上有酒窝。1948年他在美军服役时，在密苏里州杰斐逊城的歌舞剧院遇见了“罗蕾莱”：她的真名叫英格堡·斯科利夫特，是一位移民到美国的丹麦神父的女儿。那一天，她以19世纪后半叶著名灵媒弗洛伦丝·库克的名字为化名，自称是她的再身，表演一个为人算命的节目。

两人一见钟情，但他们的幸福却如昙花一现：1950年7月布伦特·斯坦利出征朝鲜。他正狂恋着英格堡，离开她一天都无法生活，为了回到她身边而当了逃兵。他的失算在于他不是在休假期间，而是在他带领一支巡逻队在三八线附近执行任务时当的逃兵。他和菲律宾向导——就是卡洛斯，真名奥雷里奥·洛佩兹——一起，抛弃了全队十一个人，使他们处于必然死亡的境地。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旅顺港，然后再从那儿到了中国台湾。

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巡逻兵被伏击，十一个士兵阵亡，斯坦利上尉和菲律宾向导被俘。几年以后，事情快要真相大白的时候，陆军参谋部勋位管理委员会还在到处寻找斯坦利的遗孀，要把她失踪丈夫的勋章发给她。

布伦特·斯坦利完全被奥雷里奥·洛佩兹控制着。这个菲律宾人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讹诈，他对斯坦利说，他已把他偷逃的详细情况写好，封在一个信封里，投放在司法部门；如果洛佩兹有一段时间不给他们消息，他们便可拆开信封，获知内情。他为此向布伦特索取一万美元。

布伦特终于和英格堡取得了联系。按照他的指示，英格堡把汽车、旅行车斗、首饰等等几乎所有的东西全卖了，然后到达香港，和两个男人会面。他们给了洛佩兹一万美元后，只剩下六十美元了，用这点儿钱当作路费到了锡兰 [2] 。在那里，英格堡重操旧业，和布伦特一起，在一个娱乐性的低级电影院演出，在纪录片和正片之间，闪闪发光的帷幕徐徐落下，高音喇叭宣布：现在由美国著名占卜者乔伊和耶罗尼莱米斯为大家演出。

他们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民间节日游艺项目中常有的两个传统魔术：布伦特扮演一个江湖魔术师，通过一个看来是随意挑出的数字来猜一件物品；英格堡则扮成一个通灵者，她用钢笔在一块有布伦特像的玻璃感光底片上划下，她的合作者身上便立即在同一个部位出现一道血红的刀痕。锡兰人一般很喜欢这类节目，但他们不喜欢他俩的演出：英格堡很快就发现，她的丈夫在舞台上形象很好，只是绝对不能让他开口说话，最多只能让他发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

他们以后演出的节目都遵守这条约束，并且很快就掌握熟练了。通过几次占卜练习，英格堡就能鬼魂附体，和神灵通话；她让布伦特扮成显圣的“北方佛陀”斯威登堡 [3] ，在雷鸣电闪、香烟迷雾的伴随下，身着挂满徽饰、发光冒火的白色长袍，晃晃悠悠、令人惊恐地出现在舞台上，嘴里发出无法听清的声音或呢喃咒语：“阿萨，波塔萨，萨伯，阿萨……”英格堡捏着嗓子尖声锐气地译成晦涩难懂的语言：“我渡过海洋。我在一个火山脚下的中心城市里。我看到一个房间里的一个男人，他在写信，他穿着一件宽大的有黄色和白色边饰的黑衬衣，他把信夹在托马斯·德克尔 [4] 诗集中。他站起来，壁炉上的挂钟是一点整。”等等。

他们的节目不过是以常见的感官和心理诱导为基础，配上些炫人耳目的小把戏——镜子的反光，用煤屑、硫黄、硝石混合物制造的烟幕，视错觉，音响效果，等等——然而他们却一炮打响了。几周以后，一位街头流浪艺人和他们签订了一项合约，请他们到孟买、伊拉克、土耳其做巡回演出。一天晚上，在安卡拉一家夜总会演出时，发生了一件对他们日后生涯起决定作用的事。演出结束后，有一个人到后台来看英格堡。他说，如果她能让他同魔鬼见面，最好是同梅菲斯托费勒斯 [5] 会面，他将给她五千英镑，他想和魔鬼签订合约，以自己的灵魂换取二十年万能的权力。

英格堡同意了。对她来说，让魔鬼显灵并不比让佛陀显灵更复杂，尽管这次只是当着一个人的面，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当着数十数百心不在焉、只是为了好玩和猎奇的观众——他们一般都坐得比较远，即使想窥破其中的奥秘，也无法看清某些细节。这个人既然如此相信佛陀显灵，以至肯花五千英镑看看魔鬼，那又有什么理由不满足他的要求呢？

布伦特和英格堡特地租了一所别墅，并根据需要做了一些改建。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那个人按时来到别墅门口。他严格按照英格堡的要求，三周内黄昏前从不出门，只吃水煮青菜和用非金属工具削皮的水果，只喝用橘花煎的汤和用鲜薄荷或罗勒、牛至泡的茶。

一位土著仆人把他带进一个几无家具的房间，四壁全涂成深黑色，一只喇叭形火盆吐出黄绿色火焰，使房间里稍稍有点儿亮光。房中间悬挂着一个精雕细琢的水晶球，正在缓慢地自转，无数细微的刻面不规则地闪闪发光。英格堡坐在水晶球下面一张暗红色的高脚椅子上。在她右侧一米左右，地上铺着一些扁平的石块，石块上燃着一堆火，冒着呛人的浓烟。

按照惯例，这个人用棕色布袋装来一只黑鸡，他把鸡蒙上眼睛，面向东方，在火堆上方把鸡宰了。鸡血没有把火浇灭，反而把火引得更旺了，蓝色的火焰高高升起，跳动着。英格堡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并不注意那个人的存在。最后，她站起来，用一把小铲撮些灰烬，撒在椅子前面的地上，这些灰立即形成一幅五芒星图案。于是她抓住那个人的胳膊，让他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扶手上，笔直地一动不动地坐着。她跪在五芒星的中心，声音特别尖锐地开始念咒，咒语又长又难懂（从略）。

随着她的咒语，烟越来越浓。不久就冒出些红色的小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喷着火星。突然，火焰变成蓝色，越烧越旺，但马上又弱下来，“梅菲斯托费勒斯”现身了，站在火堆后面，双手交叉，张着口笑。

这是一个传统式的魔鬼，几乎和常人差不多。他头上没有角，也没有分岔的长尾巴和山羊似的脚，只是脸色发绿，眼窝深陷，长着浓黑的眉毛和拿破仑三世式的小胡子。穿什么衣服看不大分明，只能看出一件深红色的背心，一个白色花边的襟饰，其余的都被黑色大披风挡住，披风的红色衬里在阴暗的房间里闪闪发光。

“梅菲斯托费勒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慢慢点头，把右手放在左肩上，然后把胳膊从火焰上穿过来，火焰似乎变得不存在了，并且发出一股香味。他做手势让那个人走过去。那个人站起来，绕过火堆，走到“梅菲斯托费勒斯”面前，魔鬼递给他一张四折的羊皮纸，纸上画着十几个难懂的符号；接着，他拿起那个人的左手，用一支钢笔尖扎破他的大拇指，让流出的一滴血滴在羊皮纸上；然后他伸出好像只有三个指头的左手，在食指上涂上厚厚的烟油，按在羊皮纸另一角他自己的签名上；最后，他把纸一撕两半，一半放进自己背心的口袋里，另一半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英格堡发出一声尖叫。房间里发出一种窸窸窣窣类似翻纸的声音，跟着是一阵雷鸣电闪，并有一股很浓的硫黄气味。整个火堆被浓烟笼罩着。“梅菲斯托费勒斯”消失了。那个人转过身来，看见英格堡又坐在椅子上，她面前的五芒星也不见了。

尽管这次魔鬼显灵表演得过分拘谨，过分做作，不过看来那个人倒十分满意。他毫不讨价还价地付了预定款。一个月以后，他告诉英格堡，他侨居在法国的一位朋友非常想看看类似的显灵，这个人打算给他们五百万法郎，并负担他们去法国的路费和在巴黎的生活费用，但他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因此，英格堡和布伦特来到法国。可是他们不是两个人来的。出发前三天，奥雷里奥·洛佩兹由于生意不景气，到安卡拉来找他们，要求和他们一起走，他们无法拒绝。于是三个人一起来到法国，一起住进这座公寓二楼的大套间。他们说好：布伦特永远不公开露面；奥雷里奥化名卡洛斯，兼任司机、保镖和仆人，不再雇女仆和管家。

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内，英格堡搞了八十二次魔鬼显灵，每次代价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旧法郎（相当于二十到二十五万法郎），有一次甚至高达三千万旧法郎。在她的顾客中，有六名议员（其中有三名后来真的当上了部长，一名当上了副国务秘书），七名政府高级官员，十一名企业主，六名将军或高级军官，两名医学院教授，数名运动员，大时装设计师，饭馆老板，一家报社的社长，甚至还有一位大主教，其余顾客都是艺术界、文学界尤其是戏剧界人士。他们都是男人，只有一名黑人歌剧女演员是例外。她的雄心是扮演苔丝狄蒙娜。在和魔鬼签订合约后不久，她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即以相反的方式演出：奥赛罗让白人扮演，其他角色都由黑人（或让白人化装成黑人）担当；布景和服装道具也是相反的，凡浅色或白色的（比如手帕和枕头——这是两件不可缺少的道具），都改成深色或黑色的，以此类推。这次演出引起轰动，成了丑闻，但她和导演却因此而大出其名。

没有人对魔鬼显灵的“真实性”和与魔鬼订约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只有一次，有一位顾客看到自己还有影子，在镜子里能照见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英格堡给他解释说：这是“梅菲斯托费勒斯”给他的一个特权，以免他“被人认出并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英格堡和布伦特发现，和魔鬼签订的合约后果一直是很好的。一般地说，那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本来就拥有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已经足够保障他们实现他们渴望实现的奇迹。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招揽生意，相反，他们到巴黎后不足三个月，就开始拒绝那些蜂拥而至的顾客，对已经选好的顾客索价也越来越高，让他们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要求他们事先经受的考验也越来越严格。即使这样，在她被害时，她的“预约登记本”上也已经没有一年以内的空额了，已有三十多人在排队等候，其中有四人在听到她被害的消息后自杀了。

显灵的方式和她在安卡拉搞的那一套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很快就不在黑暗中进行。她在地上摆了几只看来很重的黑色圆缸，以代替原来的喇叭形火盆，缸里装着球形玻璃灯泡，发出逐渐减弱的强烈蓝光，使她的顾客能够自如地看到房间里的一切：所有的进出口都紧闭着，除了英格堡和他自己以外别无他人。其他如光线的强弱、火焰的大小、使用雷鸣效果时必要的隔音设备、用铈铁片远距离引发火星、掌握铁屑和磁铁的使用等等，所有这些骗人的技术都得到改良，并且引进了一些新技术，比如用某些发光的昆虫制造绿色光晕，用一种特制的香水和棒香使房间里总有一股特殊的香味，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等等。这些玩意儿本不足以使一个稍有怀疑的人信服，然而对于那些接受了英格堡的条件，并经历了事前考验的人来说，在与魔鬼签订合约的那天晚上，是什么都会相信的。

可惜职业上的“辉煌”并不能把英格堡和布伦特从卡洛斯的讹诈中解放出来。英格堡假装只会说丹麦语和上弗里斯 [6] 方言，她用方言和“梅菲斯托费勒斯”通话，而菲律宾人负责与顾客谈判，并掌握着顾客交纳的全部巨款。他一直对他们进行着严密的监管，他出门买东西时，强迫他们夫妇俩把衣服脱光，然后把他们的衣服锁起来。他绝不愿意让这个会生金蛋的母鸡从自己的手掌心里逃出去。

1953年，板门店协定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以为不久会有大赦，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禁锢。可是几周以后，卡洛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递给他们一份旧的《路易斯维尔信使报》（肯塔基州），报上说：斯坦利上尉手下一位士兵的母亲对朝鲜释放的俘虏名单中没有布伦特·斯坦利感到惊奇。军队得知此事后，决定重新审查此案。调查人员虽然还没有做出最后判断，但已经透露：斯坦利上尉可能是一个逃兵，一个叛徒。

几个月后，英格堡说服丈夫必须杀死卡洛斯，然后一起逃走。1954年4月的一个晚上，布伦特躲过卡洛斯的警惕，用一双吊袜带把他勒死了。

他们搜查房间，找到了卡洛斯藏钱的地方，一共有各种钱币七亿多，还有不少首饰。他们急匆匆地装满两只皮箱，准备出发：他们打算去汉堡，那儿有好几个人邀请英格堡去显灵。不巧，在刚要出门时，布伦特机械地瞟了一下窗口，透过百叶窗看到似乎有两个男人在监视着这所房子，他害怕了。自然卡洛斯的威胁不可能在他死后几秒钟就生效，可是布伦特自搬来后从未出过门，他以为菲律宾人一开始就派人监视他们。他粗暴地指责他的妻子没有早些发现这一点。

斯坦利说，在他们争吵期间，英格堡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手枪偶然走火，把她自己打死了。

在法国，布伦特·斯坦利因预谋杀人、误伤杀人、公开使用神秘才能（刑法典第405条和第479条）和诈骗而获罪，然后他又被引渡到美国，在军事法庭受审，以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后遇总统大赦，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在艾奥瓦州的阿比戈兹监狱里，很快就有人知道布伦特有神奇的本领，可以和魔鬼通话，这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几乎所有的看守和犯人，很多警察，好几位法官和政客，都请他为他们就某个问题向某个魔鬼求情。监狱里还专门给他设了一个会客室，让他接见来自美国各地有钱的客人。那些不太有钱的客人见不到他本人，可以花五十美元摸一下他入狱时的登记号码：1758064176。据说地狱里有6个魔鬼兵团，每个兵团有66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有666个连，每个连有6666个魔鬼，这个号码正是地狱里魔鬼的数目。在很多宗教社团看来，布伦特·斯坦利本人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有不少狂热的宗教分子故意到艾奥瓦州犯罪，以求被关进阿比戈兹监狱，以便伺机杀死他。可是他同看守们串通一气，把监狱里的其他犯人调动起来，给他组织了一个私人护卫队，这个护卫队一直有效地保护着他。据一家讽刺报刊《全民开扯》报道，他可能是世界上十名最富有的终身监禁者之一。

1960年5月，肖蒙-波尔西安双杀案之谜解开后，人们才知道，当时的确有两名侦探在监视这座公寓，不过不是监视斯坦利夫妇，而是斯文·埃里克森雇来监视维拉·德博蒙的。

莫罗夫人买下这套房间以后，决定把“罗蕾莱”让魔鬼显灵的地方，同时也是两个人被杀害的那个房间，改为厨房。她的室内装修设计师亨利·弗勒里为她设计了一套最新潮的装备厨房，他宣称是21世纪厨房的样板：比同时代的厨房设施先进一代，具有最最先进的技术，装有微波炉、隐形自动加热板、遥控家务机器人，能够完成复杂的准备和烹调程序。这些最最先进的设施都巧妙地安装在古色古香的外祖母时代矮阔碗橱中。在镶铜饰边橡木橱门后，摆着电菜刀、电磨、超声波炸土豆条锅、红外线电烧烤、粉碎机、剂量计、搅拌器和削皮器，完全是晶体管化的电动器具；进厨房只看到墙上贴着老代尔夫特式瓷砖，三色棉布擦手巾，旧的罗贝瓦尔式秤，粉红色小花的梳洗水壶，药房用的大口瓶，方格大桌布，农村式样的置物架上铺带流苏的马耶纳麻布，架上放着糕点模具、锡器度量衡、铜锅、铸铁高压锅，地面铺着很特殊的地砖，白色、赭石色和灰色长方形砖相间，有时排成菱形，完全模仿伯利恒一个修道院教堂地面的图案。

莫罗夫人的厨娘是一个出生于帕赖勒莫尼亚勒的健壮勃艮第妇女。她叫热特鲁德。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厨房的设备，马上告诉女主人，她无法在这样的厨房里烧饭，厨房用具全放乱了，她一点儿也不会使用这些电炊具。她要求开一扇窗，装一个石头水池，一个带烧焦痕迹的煤气炉，加放一个盛油炸食品的大盆，一块砧板，尤其是摆一个桶，里边可放空酒瓶，一个放奶酪的柳条筐，一个装水果、蔬菜的木条箱，一个放土豆的口袋，一只洗菜的小木桶和一只放生菜的篮子。

莫罗夫人认为厨娘有理。弗勒里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不得不拿走他的试验器械，重新铺地砖，重新安装管道和电路，移动隔板。

在那些古色古香的呈铜绿光泽的法国厨房用具中，热特鲁德只留下她所需要的一根做糕点的滚筒、一杆秤、一个盐罐、水壶、高压锅、鱼锅、大汤勺和切肉的刀，她让人把其他东西搬到地下室去。她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些她从来不离手的用具：咖啡磨、一个放茶叶的空心球、一个撇沫子用的漏勺、一个小漏斗、一个捣菜泥器、一个隔水炖食物的蒸锅，以及一个盒子——她随时都把香子兰果实、桂皮、丁子香花蕾、藏红花、小珍珠，还有当归整齐地放在盒内——这是一个白铁皮旧饼干盒，四方形，盒盖上画着一个小姑娘在咬一块奶油方糕。

[1] Lorelei，德国传说中住在莱茵河畔岩石巨崖上的美丽女妖。传说中，罗蕾莱在莱茵河岸边梳头、唱歌时，路过的船夫会被她吸引，并因忘记顾及激流和礁石而丧身河中。

[2] Ceylan，斯里兰卡的旧称。

[3] 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启示者、神秘主义者，有以其命名的斯威登堡教派。

[4] Thomas Dekker（1572－1632），英国作家。

[5] Méphistophélès，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国内通译作靡菲斯特。传说浮士德与魔鬼订约，魔鬼答应为他服务，条件是浮士德放弃基督教信仰，把自己出卖给魔鬼。

[6] haut-frison，弗里斯指弗里斯人，又译弗里斯兰人，是生活在欧洲大陆西北北海沿岸（荷兰、德国、丹麦）的日耳曼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荷兰的弗里斯兰省（Friesland），使用弗里斯语。

第六十六章

马西亚4

马西亚太太把店里的家具和小摆设都当作自己的家私，她视顾客也似朋友一样。她做生意时非常苛刻，但是撇开生意经后，她和大部分顾客都交上了朋友，不仅是一般顾客和店主的生意关系：他们互相请喝茶、请吃饭，一起玩桥牌、看歌剧、参观展览，互相借书、交换菜谱，一起去希腊岛屿坐游艇，或到普拉多考察旅行。

她的店铺没有什么特殊的店名。只是在门把手上方装了一块牌子，以斜体白色字母写着：

在两扇小玻璃橱窗上，贴了几张不醒目的不干胶签条，说明可以接受的几种信用卡。店铺夜间的安全监视由一家专门机构负责。

店铺本身由两个房间组成，中间有一个窄小的通道。第一间——顾客进门的那一间——主要摆列小玩意儿，小摆设，科学仪器，灯具，冷水瓶，盒子，瓷器，饼干盒，时装版画，配用家具，等等。所有商品，顾客付款后立即就可取走，无论其价值大小。大卫·马西亚于1971年第三十五届金杯奖摩托车大赛发生车祸后，再也不能参加摩托车比赛，他现在负责照看这一间的生意。

马西亚太太是店铺总管，但主要负责第二间的生意，下午一般都在这里。第二间直接与商店后间相通，里面主要摆大家具、客厅家具等等。现在里面摆了一张办公桌，一张19世纪末风格的桃木三屉小桌，桌上放了两个灰色金属卡片箱，一个卡片箱内专门登记常来的顾客，她了解他们的特殊爱好，常常分别请他们来看她新进的货物；另一个卡片箱专门登记她过手的所有物品，她亲自撰写物品的来历、特征和去向。桌上还放着：一部黑色电话机；一个本子；一支玳瑁杆活动铅笔；一个微型锥形镇纸，底部直径不到一点儿五厘米，此物体积虽小，重量却有了三个“药剂盎司”，即九十三克；一个插着一株紫红花甘薯属植物的伽莱独枝花花瓶，这株植物是死不了花的一个品种，又称“尼罗河之星”。总之，小小的写字桌上摆得满满的。

这个房间和她的商店后间以及卧室相比，家具相对少一些。这个季节生意清淡，一般来说马西亚太太从来也没同时出售过很多家具。她可以在地下室、商店后间和自己的套间里放新进的家具，而不用把这一间塞得那么满。她在这儿只展放她当时想出手的家具以及为了衬托这些家具专门设计布置环境用的家具，这也是她经常搬动家具的原因。她常常为了突出某些家具而改变布局，即使她是一家大商店的橱窗设计师，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频繁地变动店里的摆设。

这次她刚进的一个家具是这个房间摆设的中心，这是一套19世纪末式样的客厅摆设，从达沃斯一家家庭式膳宿公寓里收购来的。尼采的一个匈牙利学生好像在那家公寓里住过。

（从略）

马西亚太太的真正专业是收藏机械玩具，也就是活动钟表。它们和其他的机械玩具或隐藏在糖果盒、手杖柄、糖果盆、香水瓶等之中的音乐盒不同，一般并不是以技术高超闻名，而是物以稀为贵。能击钟报时的金属人像式活动挂钟，还有杜鹃报时的瑞士小屋式活动挂钟，都已经十分普遍，但是很难找到一块旧挂表，洋葱状或肥皂盒状，时针和秒针是一幅机械图。

最早出现的活动钟表实际上只是小型的一个或两个极单薄的人像，敲打一个几乎扁平的报时装置。

然后出现了钟表匠称为“淫荡钟表”的玩意儿。钟表匠可以制作，但是拒绝在日内瓦当地出售此类钟表。他们委托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在美洲或东方谈判贸易，可是这些钟表很少到达终点，往往在欧洲港口就成为黑市的抢手货，后来几乎很难买到。淫荡钟表一共制造了大约几百只，现在最多还有六十多只。一位美国钟表匠拥有三分之二。他不允许任何人观看或拍摄他的任何一件收藏品，但是从他自己对其收藏品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这类钟表的制作者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拥有的四十二只钟表中有三十九只是类似的：属于同一种族（白人或高加索人）的两个成人异性交媾（从略）。第四十只钟表和那三十九只一样，只是上了颜色，因此女子是黑人，这只钟表原来属于黑奴贩子塞拉斯·巴克利。第四十一只钟表更加精细，是莱达和天鹅：天鹅每次振翅表示秒，也就是两者发情的节奏。第四十二只钟表据说原来属于安德莱阿·德纳西亚 [1] 骑士，钟表表现了他的名著《洛洛特或我的学艺期生活》的一个场面：一个年轻人，化装为侍女，被一个男人撩起衣服鸡奸，这个男人的衣服敞开，露出了他特别巨大的阳具；两个人都站着，男人站在“侍女”的后面，“侍女”靠在一扇门的门框上。可惜美国钟表匠没有仔细描写钟表如何表示时和秒。

马西亚太太本人只收藏了八只活动钟表，但是她的收藏品更加多样。除了一只两个铁匠轮流打铁报时的老式钟和一只与美国钟表匠的收藏品相似的淫荡钟表以外，她还拥有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的玩具钟表，其钟表报时功能居然完好如初，这真是一个奇迹：

——一个在案板上切割羊腿的卖肉商贩；

——两个西班牙女舞蹈演员，一个以双臂摇晃响板表示时，另一个以扇扇子表示秒；

——骑在鞍马上的一个运动员小丑扭动四肢，双腿伸直表示时，头部摆动代表秒；

——两个士兵，一个打信号（表示时），另一个背着枪，每秒钟行一个军礼；

——一个人头，细长的胡须是时针，眼球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移位以表示秒。

她的收藏品中最稀罕之物似乎是直接从塞居尔伯爵夫人 [2] 的《善良的小魔鬼》一书中走出来的：一个可怕的悍妇打一个小男孩的屁股。

莱昂·马西亚总是拒绝照看店铺，却教会了他妻子深入从事一种专业。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小机械、玩具或手表专家，但是没有专门研究活动钟表的专家。实际上，马西亚太太完全是偶然得之，逐年累积，收藏了八只钟表。她不是收藏家，也很乐意出售她长期收藏的物品，她认为总是能再收集到她同样喜欢的东西。她的作用是寻觅这种或那种钟表，了解其历史，让人鉴定，寻找爱好钟表的顾客。十几年前，她去苏格兰旅游时，曾驻留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在市博物馆发现了福布斯的油画《罩帘后的一只老鼠》。她让人按照原画的大小照了一张照片。回法国后，她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证实一下福瑟赖特夫人的收藏品中是否有这类钟表。答案是否定的。她把这幅油画的复制品送给卡洛丽娜·埃沙尔和菲利浦·马尔基佐，作为他们婚礼的贺礼。

这份贺礼一点儿都不符合年轻夫妇结婚礼单的要求。油画上一个上吊的马车夫和一个发呆的老夫人使得这份礼物很丧气，怎么能够用它祝福新婚夫妇呢？可能这正是马西亚太太的本意。卡洛丽娜两年前与大卫分手。

卡洛丽娜与大卫的年龄只差两个月，他们一起学步，在同一个街心公园玩沙子，幼儿园时俩人坐在一排，后来一起上小学。马西亚太太喜欢童年时期的卡洛丽娜，特别宠爱她。当卡洛丽娜不再梳小辫，不再穿提花格子布裙后，她就开始恨她，叫卡洛丽娜“小蠢货”，笑话她的儿子大卫对卡洛丽娜唯命是从。他俩分手后，马西亚太太松了一口气，可是大卫很痛苦。

大卫那时长得像田径运动员，穿着一身丝绸全衬的红色皮摩托车手服，背上绣着一个金龟子，骑着摩托车噼啪响，十分神气。他的摩托车是一辆普通的铃木125。有人推测，卡洛丽娜与他分手而喜欢上另一个男孩，是因为那个男孩有一辆诺顿250。不过这个男孩不是菲利浦·马尔基佐，而是贝特朗·古尔格松，他俩也很快就分手了。

不管怎么样，大卫的感情伤疤可以用他的摩托车的汽缸数上升来弥补：雅马哈250，川崎350，本田450，川崎马赫Ⅲ500，本田四缸750，古兹750，铃木水冷750，BSA A75 750，拉维达SF 750，宝马900，川崎1000。

几年前他通过考试成了职业赛车手，可是1971年6月4日，在蒙莱里第三十五届金杯奖摩托车大赛时，出发后不久他骑的最后一辆摩托车在一摊油上失控。幸亏他翻车后只摔断了锁骨和右腕。可是这次事故造成他终身与摩托车比赛无缘。

[1] Andréa de Nerciat（1739－1800），法国小说家，以情色作品闻名。

[2] Comtesse de Ségur（1799－1874），俄裔法籍儿童文学作家。

第六十七章

地下室2

地下室。罗尔沙斯家的地下室。

整修双层套间用剩的地板木头钉在墙上，当搁东西的架子。上面放着剩余的墙纸，墙纸的半抽象图案有点儿像鱼，还有各种颜色、不同大小的颜料罐，以及几十个封面印着“档案”字样的灰夹子，这是主人在电视台节目制作部担任各种官方职务时留下来的东西。

一堆堆说不准的东西——石膏袋、手提（汽）油箱、破箱子？——堆在地上。这堆东西中冒出几件尚能分辨清楚的物件：洗衣粉箱、生锈的矮凳。

栅栏门左侧放着一个搁瓶子的包塑铁丝笼，下层放着五瓶果酒：樱桃酒、黄香李酒、紫罗兰李酒、李子酒、覆盆子酒。在中间条板上放着里姆斯基-科萨柯夫 [1] 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金公鸡》——俄语写的——和一本通俗小说《鲁汶铁匠的讼费或复仇》，封面上印着一位年轻姑娘把一袋金子送给一位法官。在上面的条板上放着一个没有盖的八边形盒子，里面放着几个模仿中国牙雕的塑料棋子：马是一种龙，国王是一个坐着的菩萨。

地下室。丹特维尔的地下室。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从一只搬运箱里冒出来的一摞摞书是丹特维尔大夫从塔恩的拉沃尔原来住宅的地下室直接搬到这个地下室的。其中有：李德·哈特 [2] 的《欧洲战争史》，缺了前二十二页；贝耶 [3] 与哈迪 [4] 合著的《内科病理学初论》的一些散页；一部希腊语语法；一期1905年《耳喉疾病年鉴》；一本迈尔-施泰内格 [5] 的文章《方法论者的医学系统》单行本，文章原载于《耶拿医学历史文献》1916年第7，8期合刊（费舍尔出版社）。

在一张破烂不堪的原来摆在候诊室的绿色亚麻布面长沙发上面，扔着一块写有“诊室”字样的假大理石牌匾，原先是长方形的，现在已经破碎了。

地上放着一些易碎的瓶罐、凹凸不平的脸盆、没有贴标签的小瓶。这堆杂物旁边是丹特维尔大夫第一次行医的纪念品——一只放满长锈铁钉的盒子。以前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诊室里，很久都舍不得丢掉。

丹特维尔刚在拉沃尔行医时，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位是几周前把刀吞下去的杂技演员。他不知所措，不敢给那人开刀。他给对方喝催吐药，杂技演员呕出一大堆小钉子。丹特维尔为此震惊万分，打算以此病例写一篇论文。但是，听他叙述此事的同行都劝他不要写，即使他们也听说过类似的故事，或是吞进去的别针在食道或胃里又吐出来没有扎破肠子。他们坚信这是一种不能解释的神奇现象。

在地下室门旁的一个钉子上挂着一副吓人的骨骼，这是丹特维尔上学时买的。为了纪念纳尔逊海军上将 [6] ，他叫这骨骼“霍拉肖”，因为骨骼缺右臂。骨骼右眼绑着一条布，身上穿着一件破背心，一条条纹短裤，戴着一顶纸双角帽。

丹特维尔刚开业时，他打赌要把这“霍拉肖”放在候诊室。可是开业的那一天，他宁可打赌输了也不能失去顾客。

[1] Nikolai Rimsky-Korsakov（1844－1908），俄国作曲家。

[2]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1970），英国军事史学家、军事理论家，著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论：间接路线》。

[3] Louis-Jules Béhier（1813－1876），法国医生。

[4] Alfred Louis Philippe Hardy（1811－1893），法国皮肤科医生。

[5] Theodor Meyer-Steineg（1873－1936），德国眼科医生、医学史学家。

[6] Horatio Nelson（1758－1805），全名霍拉肖·纳尔逊，英国海军将领，在1797年英国与西班牙的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之战中失去右臂。

第六十八章

在楼道里9

几年来在楼道里捡到的物品清单

数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穿着黑色游泳衣和白毛衣的二十五岁少女，双膝跪在沙滩上的照片。

一台带闹钟的破收音机，装在一只尼古拉商店的塑料口袋中。

一只饰有亮片的黑皮鞋。

一只金色羊羔毛的女式拖鞋。

一个止咳糖片盒子。

一只狗嘴套子。

一只俄式皮烟盒套。

几根皮带。

几个小本子和记事本。

灯罩，牛奶瓶，版画，请帖，小说，纸盒，破桌子，厨房用刀，线轴，假珍珠项链，旧报纸，破袜子，假面具，纸花，连环画散页（从略）。

第六十九章

阿尔塔蒙4

西里尔·阿尔塔蒙的书房。仔细打过蜡的人字条纹地板，墙上裱着红色与金色葡萄图案的饰墙纸。一套笨重又豪华的摄政时期式样的家具：一个九屉桃木大办公桌，深色桌面；一张马蹄铁形的衬软皮垫的乌木转椅；一把雷卡米尔式粉红色休闲木椅，乳白色椅子脚呈爪形。右侧墙前，放着一个大玻璃书橱，图饰为天鹅颈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麻纸罗盘地图，边框是用木筷制作的，这是地中海海图的复制品，已经有点儿泛黄，图头上印着：

房间后墙上，通往衣帽间的那扇门的左边，挂了三幅大小相似的油画。第一幅画是19世纪英国画家莫雷尔·德霍克斯维尔画的邓恩兄弟肖像画，他们是多赛特的牧师，俩人分别是古土壤学和伊奥利亚圣诗专家。左边是赫伯特·邓恩，伊奥利亚圣诗专家，他长得又瘦又高，穿着一身黑法兰绒衣服，一脸赤红色连腮须，戴着无架的椭圆眼镜。右边是杰里米·邓恩，古土壤学专家，又矮又胖，穿着一身工作服——即野地着装——带着一个士兵的背包、土地测量的链、一把锉刀、几把钳子、一个罗盘，腰上系着三把锤子，还有一根比他高的行路用拐棍，拐棍下端是长长的铁矛，他的手高举，紧紧抓住这根拐棍的球饰。

第二幅画是美国画家奥根·特拉普的作品，于汀于十几年前在科孚岛向阿尔塔蒙夫妇介绍了这位画家。这幅画表现了怀俄明州谢里登一个加油站的种种细节：一只绿色垃圾箱、一些待售的两侧雪白中间漆黑的轮胎、发亮的油桶、一个里面放着饮料的深红色冰桶。

第三幅画签着普里乌的名字，题为《战神广场街的细木匠》：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穿着一件杂色条纹毛衣、一条用细绳系着的裤子，在木屑火堆旁取暖。

奥根·特拉普的油画下方，放着一张双层小桌：底层架上放着一个棋盘，棋盘上棋子的布局再现了安德森和迪弗雷纳1852年在柏林一场比赛中黑棋走完第18手后的形势，正是安德森有名的一将之前的布局，被称为“万年青”。

上层架上放了一部白色电话机和一个梯形花盆，花盆里长着茂盛的菖兰和菊花。

西里尔·阿尔塔蒙几乎已不再使用此书房，他把自己的所有书籍以及有用物品或心爱之物都搬到了日内瓦他任职的办公室内。现在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些不用的东西，抽屉里空空的，锁着的玻璃书橱里的书籍从来没打开过：19世纪绿皮精装《拉鲁斯大百科词典》；拉封丹、缪塞 [1] 、七星社诗人、莫泊桑的作品全集；多种高雅杂志合订本，《见证》《文汇》《水星》《殿堂》《伊卡洛斯》《第欧根尼》《法兰西信使》；数册画册和豪华珍藏本，包括海伦娜·里士满充满浪漫情调的铜版画集《仲夏夜之梦》，萨赫·马索克 [2] 的《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作品放在一个水貂皮的小盒子里，盒子上像是用烙铁烫出了标题的字母——还有用镶嵌骨头和象牙的水牛皮精装的皮埃尔·布洛克74号作品《不确定》的乐谱手稿。

这个房间已经布置好，准备举办宴会。两位穿着黑制服的膳食总管在办公桌上铺了一张大桌布。站在门框里的一个卷着袖子的侍者正等着他们铺完桌布后，把两只篮子里的食品摆上桌：几瓶水果汁，两只八角蓝瓷大碗——盛满配有橄榄、鳗鱼、煮鸡蛋、虾及番茄的大米沙拉。

[1]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作家、诗人。

[2] Leopold von Sacher-Masoch（1836－1895），奥地利作家。《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La Vènus à la fourrure ）是他的虐恋题材长篇小说。

第七十章

巴特尔布思2

巴特尔布思实际上已经不再使用餐厅。这是一间长方形的严整房间，深色地板，挂着高高的轨制天鹅绒窗帘，摆着一张红木大桌子，铺着缎纹亚麻桌布。房间尽头那张长长的餐具桌上摆了八只饰有法鲁克 [1] 国王头像的圆柱形盒子。

在去非洲长途旅行之前不久，1937年年底，巴特尔布思在葡萄牙的圣维森特角逗留时，认识了一位里斯本的进口商。这位商人获悉巴特尔布思想去亚历山大城，便委托他把一个小电暖炉带给其埃及笔友法里德·阿布塔利夫。巴特尔布思仔细地把那位商人的地址记在他的小记事本上。1938年春末他到达埃及后找到这位商人，把葡萄牙商人的礼物交给了他。尽管天气很热已不需要这只小电暖炉，法里德·阿布塔利夫仍然非常高兴收到这份礼品，他请巴特尔布思转交给葡萄牙商人八盒咖啡。他请人对咖啡进行“电离”处理，即能使咖啡永保芳香的技术处理，经专家鉴定肯定。巴特尔布思一再说，他在今后十七年中不一定能再遇见那位葡萄牙商人，埃及人仍然坚持请他转交这份礼品，还说如果那么久以后咖啡仍然保持芳香，那就更证明试验的可靠性。

后来，这几盒咖啡给巴特尔布思带来了无穷的烦恼。每次过边境时，他都得打开盒子，让海关人员检查，而海关人员却生疑，用舌头舔，用鼻子嗅，有时还要泡一杯咖啡尝尝以确信这不是一种新的毒品。1943年年末，这几个盒子已经凹凸不平，咖啡也没有了。可是斯莫特夫坚持不让巴特尔布思把盒子扔掉，他用来放各种硬币或他在海滩上捡的稀有贝壳——他每次回国都带些贝壳以作纪念。他把盒子放在餐厅的餐具桌上，巴特尔布思任其放在那儿没有过问。

温克勒制作的每一副拼图板对于巴特尔布思来说，都是一次独一无二、无可代替的新的历险。每当他在无影灯下打开乌卡德太太做的黑纸盒上的封条，把由他的水彩画变成的七百五十个小木块倒在他桌子的呢桌布上时，他总感到他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来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每次他总要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

每次他都打算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工作，不要急躁，不要试图立即在那些小木块中找到他所记得的原水彩画中的某一特征部分，每次他都告诫自己：这次不要过于激动，不要被梦想或焦急所支配，而要以笛卡儿那样严谨的方法来拼图。首先分解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接触这些问题，排除一切不可能的组合方式，像一个象棋大师那样按照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可抵御的战略来摆置那些分割好的小木块。他把所有的木块正面朝上摆在桌子上，先把所有表示长方形边缘的木块挑出来，把拼图板的边框拼好。然后，他一块一块地按顺序检查剩下的木块，拿在手里向各个方向转着端详；把那些某一图形或某一细节比较明显的单独放开，把余下的按不同的颜色排列，同一种颜色的再按深浅排列。这样，在开始拼合图案的中心部分以前，他已经识破了温克勒设下陷阱的四分之三。最后一步只要有耐心就行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持中立、客观，尤其要随机应变，而不要有成见。加斯巴尔·温克勒往往利用成见来设下陷阱。巴特尔布思逐渐熟悉了这些小木块，他以某种显著的特征为轴心来辨认它们，好像它们都在按照一定的方位自动集中，按照一种他能感觉到的方式自动定位。他情不自禁地把那些小木块看成是某种形象、某种形状，或某些熟悉的影子：一顶帽子；一条鱼；一只神形兼具的鸟，长尾，下面有凸起的短而弯的喙，他记得好像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鸟；或者正好是澳大利亚、非洲、英国、伊比利亚半岛、长靴形意大利地图的形状。加斯巴尔·温克勒就像给孩子们制作大拼图板一样，故意把那些小木块搞得千变万化。巴特尔布思有时可以从中找到各种动物的形象，好像把整个动物园都搬来了一样：一条蟒蛇；一只旱獭；两头完整的大象，一头是长耳朵的非洲象，一头是短耳朵的亚洲象。有时他又从中发现各种别的形象：卓别林（圆顶礼帽、手杖、弧形腿，应有尽有），西拉诺 [2] 的头像，一个侏儒，一个巫婆，一个戴圆锥形女式高帽的妇女，一支萨克斯管，一张咖啡桌，一只烤鸡雏，一只螯虾，一个香槟酒瓶，吉卜赛舞女牌香烟盒上的跳舞女郎或高卢牌香烟盒上带翅膀的头盔，一只手，一根胫骨，一朵百合花，各种水果，或者是一套几乎完整的字母表，有J，K，L，M，W，Z，X，Y，T。

有时三块、四块或者五块小木片拼起来十分容易，可是接着就拼不下去了：巴特尔布思觉得空着的那个位置很像包括锡兰在内的黑印度的形状（正好这幅水彩画是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一个小港画的）；然而，如果不是几天以后，也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发现，适合这个位置的小木块不是黑色的，而是浅灰色的——如果不是过于激动，他原是应该预料到这种色彩变换的——这个木块不是别的，正是他一开始就固执地称作“阴险的阿尔比翁 [3] ”的那一块，但是要把它顺时针转上九十度；这样一来，那个空着的位置固然不再像印度，用来填补它的木块便也不再像英国。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巴特尔布思不能把某个小木块继续看作是一只鸟、一个人、一枚纹章、一副尖顶盔、一条看着主人眼色行事的狗、一个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他就无法使这个小木块和其他木块连接起来，而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个小木块换个方向，反转过来，或者斜着放，也就是说，要排除它的象征意义，完全改变它的形象。

在设计这些拼图板的时候，加斯巴尔·温克勒主要的幻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迫使巴特尔布思用一些表面看来不足为奇的，形象豁然、容易辨认的图块去填补空缺，同时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他觉得这些木块天生就应该是填在这里的。因此他把那些小拼块的形状弄得似是而非，如同W.E.希尔的一张漫画，在这张漫画里，作者用一个人物表示两个形象：老妇和少女，少女的耳朵、面颊、项链分别是老妇的一只眼、鼻子和嘴巴，看侧影是老妇，看到四分之三半裸的肩膀就会认为是少女了。这样，巴特尔布思如果要找一个近似直角其实不是直角的拼块，就不能从找带尖的三角形入手，也就是说，他要推翻自己的直觉，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对方想让他看到的东西。比如他想找一块暗紫色的有四瓣小叶的三叶草形状的拼块填补一个空缺，可总是找不到，后来发现，他拿在手里摸了半天的一块类似非洲形状的黄色小木块放到那里正合适。答案是明显的，就同问题在没有解决之前显得难以解决一样明显，这如同在填字游戏的一个定义中——罗伯尔·西庇翁 [4] 用十一个字母表示的“旧和新”的微妙之处——一般人将到处寻找，不是在定义本身明确指出处寻找，实际上全部工作在于进行“移位”，这种“移位”使板块的定义恢复了其本意，同时使得任何解释都是枯燥乏味和多余的。

对于巴特尔布思来说，还有个更复杂的问题：他是水彩画的原作者；他已经精心地销毁了所有的草图、底稿，显然也没有留下照片和笔记，但是在作画之前，他仔细地观察了海边风景，以至二十年以后，只要看到加斯巴尔·温克勒贴在盒子上的小标签——“苏格兰，斯凯岛，1936年3月”，或“突尼斯，哈马马特，1938年2月”——他马上就会想起一位穿着鲜艳黄色毛衣的海员，头上戴一顶苏格兰贝雷帽，或是在岸边洗羊毛的阿拉伯妇女，穿着带金红色斑点的长袍，或是远方山岭上的一朵轻云，状如飞鸟。问题还不在于这类记忆本身，因为这类记忆已经变成了水彩画，后来被制成拼图板，将来还会荡然无存；问题在于这会使他想起画中的形象，想起铅笔画出的线条，橡皮留下的擦痕以及画笔运用的笔法。

几乎每次巴特尔布思都想找到这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特殊记号。可是过分依赖这些记号是错误的。有时加斯巴尔·温克勒能把这些记号去掉，比如这个红黄点，他把它分在好几块小木板上，不知怎么回事，红色和黄色几乎都看不见了，都悄然消失在那些过分细巧的分割之中。再如某些极为细小的误笔，在看整幅画的时候往往不易察觉，而温克勒那耐心的锯工居然把它们夸张地突出出来。他好像猜到这些误笔已经深深地印在巴特尔布思的脑海中，所以经常采用一种更刁钻的方法，把一朵云，一个身影，一个彩色的斑点，单独做成一个小拼块，且与周围的色彩明显不同，因而看来毫无用处，不知放到哪里好。

温克勒的狡猾还表现在他首先在拼图板的边上搞名堂。和一般的拼图板一样，他的拼图板的边也是细细的、笔直的、白色的，但是按照惯例和常识，做拼图游戏就跟下围棋一样，从边上就开始斗智。

有一天，完全和一个围棋棋手一样——他把第一颗棋子下在棋盘中心，使得对方十分惊愕，不知所措，终于赢了这盘棋——巴特尔布思在拼他1948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卡塔利娜岛作的一幅画时，突然心血来潮，一开始就把一个带闪亮黄斑——这是太平洋上的落日——的拼块径直放在中心位置上，结果他只用三天而不是两周，就把整幅图画拼出来了。可是后来当他再用这个计谋拼另一幅图画时，却整整用了一个月。

当加斯巴尔·温克勒把水彩画贴到木板上时，他使用的蓝色胶水有时会从图画纸的四周稍稍溢出一点点，这样就在拼图板的边上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微蓝色痕迹。几年来，巴特尔布思就利用这道边缘痕迹作为依据：如果两块板块看起来很吻合，可是边缘的微蓝色痕迹对不上茬，他就不敢把它们拼在一起；反之，两块板块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边缘上的微蓝痕迹一脉相承，他就试着把它们拼到一起，结果严丝合缝。

然而等他养成了这个习惯，而且很难改变的时候，巴特尔布思发现这些“偶然巧合”有时也会变成陷阱。拼图板的制作者在约一百个拼图板块上留下了这种微小的指示痕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诱饵——只是为了以后把他引入歧途。

从加斯巴尔·温克勒这方面说，这还只是初步的斗智，才刚刚进入正题。这个手段有两三次使得巴特尔布思在几个小时之内晕头转向，但是这种效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过这已足够说明加斯巴尔·温克勒设计这些拼图游戏的原则：每次都要使巴特尔布思不知所措，即使使用最严谨的方法，把七百五十块小板块都列出卡片，甚至使用电子计算机或其他科学的、客观的手段，也无济于事。加斯巴尔·温克勒在制作这五百副拼图板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即把每一副由七百五十块小块组成的拼图板，当成由五百块小块组成的一副大拼图板中的一块，这样一来，在拼合每一副拼图板的时候，都需要有不同的进攻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和系统。

有时巴特尔布思凭直觉发现答案，比如有时看来毫无根据地从中间入手，有时则根据上次的经验推断这次的方法。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花三四天的时间寻找答案，结果感到自己绝对是一个傻瓜：他连拼图的边框都找不到，一开始，他把十五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状的拼块拼在一起，组成一个穿着斗篷登上通往海堤的三个台阶的阴暗身影，半转体面向画家（这是他1952年10月在塔斯马尼亚岛的朗塞斯顿画的一幅画），可是后来整整几个小时内，他一块也拼不上去了。

然而正是在绝境中他发现了自己爱好的本质，就是在一种麻木不仁、冥思苦想、混混沌沌的状态中，寻找一种他甚至说不出形状的畸形的东西：一个与凹缝相配的鸟嘴，一个类似黄色小鱼钩钩线的东西，一块稍微有点儿圆的锯齿状缺口，橘红色小点，一小角非洲图，一小角亚得里亚海岸，模模糊糊来自一个古怪、贫乏而不幸的梦境中的种种声音。

有时，几个小时毫无进展以后，巴特尔布思也会毫无理由地突然发火，脾气大得厉害。对于全楼居民来说，他是冷静、谨慎、客套和文雅礼貌的象征，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声高过别人，这时却变得十分粗暴，好像怒火几年来就积压在心头。有一天晚上，他一拳把一张大理石面的小茶几砸成了两半。又有一次，斯莫特夫冒冒失失地走进他的房间，像每天早晨一样给他送早餐——两颗荷包蛋、一瓶橘子汁、三片面包片、一壶奶茶——外加几封信和三份报纸（《世界报》《泰晤士报》《国际论坛报》）。巴特尔布思使劲地把餐盘一推，茶壶像子弹一样几乎笔直地飞出去，撞碎了无影灯的厚玻璃，又掉下来落在拼图板上（冲绳，日本，1951年10月），摔得粉碎。巴特尔布思用了八天时间，把七百五十块拼块从茶壶碎片中拣出来，幸亏加斯巴尔·温克勒在上面涂了一层清漆保护，才没有被滚烫的茶水弄坏。不过这次倒没白发火，当他重新排列拼图板时，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幸好在那些等待的时刻里，他通常还能控制自己，度过了焦躁和烦恼的阶段以后，便进入第二状态，一种呆滞和迟钝的状态，如同一个射箭手进入竞技状态时一样，完全忘记了要射的人体或目标，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片空白，思想开放着，不受任何束缚，他摆脱了成败荣辱的观念，注意力高度集中，而又超越在拼图游戏的烦琐和制作者设下的陷阱之上。在这种时候，巴特尔布思不用看就能发现这些小木块的细巧接缝正好连接在一起，有时拿起两块他一直不曾注意到的，或者几个小时以来一直认为不可能拼合的木块，一下子就成功地把它们拼在一起了。

这种兴奋的感觉有时能延续好几分钟，这时，巴特尔布思觉得自己是一个通灵者：他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懂；他能看到青草生长，雷电击树，山岭风化——如同金字塔被一个大鸟的翅膀缓慢地磨损一样；他可以迅速地拼出图案，并且一点儿也不会出错，只要放眼一瞧，就能找到所有向他提示答案的细节或掩盖细节的假象，比如一道极细的爪痕，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红线，一个黑色边缘的茬口。在这种自信和兴奋的自我陶醉之中，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拼好以前连续几小时或几天都一筹莫展的拼图游戏，好像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样：整个空间都连接起来了，天空和海洋都各就各位，树干长出了树枝，飞鸟变成了波浪，阴影变成了海藻。

这种特殊时刻是不常有的，也是令人陶醉的，是灵验的，然而也是十分短暂的。很快，巴特尔布思又变成了一袋沙子，一块石头，纹丝不动地坐在桌子旁边，头脑迟钝，双目无神，视而不见，连续几个小时漫无目的地呆坐着。

他既不饿也不渴，既不冷也不热；他可以四十个小时不睡觉，把没有拼上去的板块一块一块地拿起来，翻翻，看看，又放下去，试着摆一摆，好像怎么摆都不会成功似的，除此以外便什么都不干。有一次他连续坐了六十二个小时——从星期三早上八点到星期五晚上十点——看着一副没有完成的拼图游戏：埃尔西诺 [5] 沙滩上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大海之间一条灰色的缝隙。

又有一次，1966年，他在头三个小时内完成了一般要两周才能完成的一副拼图板的三分之二以上：佛罗里达的里波勒松海水浴疗养地。可是接下来连着两周，他都没有完成余下的部分：他面前摆着的是一个近乎荒凉的沙滩，在海堤的一端有一家饭馆，另一端是花岗石山岩；左边远处有三个渔夫，正向渔船上装一网褐藻；中间是一位老年妇女，穿着带小花点的连衣裙，戴一顶纸折的宪兵帽，正坐在海滩的卵石上织毛衣，她身旁有一个戴着贝壳项链的女孩，趴在植物纤维编织的毯子上吃干香蕉；右边尽头，一个穿着战地服的男人正在收拾太阳伞和长椅子；最远处地平线上冒出一个梯形船帆和两个黑色小岛；还有缺少起伏的海浪和一小块蓝天白云，它们由两百块同一蓝色和略带不同白色的拼块组成，他拼每一块都用了两小时。

偶尔有几次他不能按计划在两周内拼完全图，但是一般来说，尽管有时自我陶醉，有时垂头丧气，有时兴奋，有时绝望，有时狂热地等待，有时丧失了自信，拼图工作总还是如期完成，向着一个必然的结局发展：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又变成了一幅忠实的、有点儿像学生作业的海景水彩画。在失望或者狂喜之中，他的精神得到满足，他的欲望也就消失了；但是没有别的出路，他只好重新打开一个黑盒子，倒出另一副拼图游戏。

[1] Farouk（1920－1965），即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1936－1952在位）。

[2] Albion，对英国的贬称。

[3] 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4] Robert Scipion（1921－2001），法国作家、演员，著名的填字游戏创作者。

[5] Elsinore，丹麦东部海滨城市赫尔辛格（Helsingør）的旧称，位于该市的克伦堡（Kronborg）是哈姆雷特故事的发生地。

第七十一章

莫罗4

莫罗夫人的厨娘把设备超现代化的厨房很快改变为老式厨房，亨利·弗勒里想把大餐厅装修为最新潮的餐厅作为对抗，餐厅以几何学的一丝不苟和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设计，布置得冷冷冰冰、矫揉造作，在这儿举行盛大的晚宴将有一种独特的礼仪气氛。

餐厅里原来放满了各种家具（从略）。

亨利·弗勒里的理论与一般广为流传的看法一致，认为不仅食品的特殊颜色会影响食欲，周围环境的颜色也会影响食欲。通过深入研究，数次试验，他确信白色是一种中性颜色，“无内容”，有光泽，将是衬托食品美味的最佳颜色。

根据这个论点，他彻底改变了莫罗夫人的餐厅：他取消家具，拿掉吊灯，拆掉接缝覆盖板条，用闪亮的白色层压板做的假天花板挡住线脚和蔷薇花饰，假天花板上装着白色小聚光灯，都朝着房间中央聚光。墙壁刷上闪闪发亮的白漆，旧地板覆盖上白色塑料贴面。所有的门都被封住，只留下通往门厅的那扇双扉门，他用两扇推拉门代替原来是装玻璃的对开门，用隐蔽的光电元件控制。然后，他用白色人造革高护板挡住窗口。

餐厅里除了一张桌子和椅子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家具和摆设，甚至没有开关和电线。所有的餐具、餐巾都放在餐厅外门厅的柜子里，门厅那儿还放了一张配有加热装置并且摆了一块切菜板的桌子。

在这间毫无斑点、毫无阴影、没有任何凹凸不平处的白色空间的中央，弗勒里摆了一张桌子，一块巨大的完全是白色的大理石板，切割成圆角八边形的桌面，圆柱桌脚直径约一米。再加上八把白色模压塑料椅子，这就是餐厅的全套家具了。

关于白色的采用就此为止。意大利工艺美术家迪多雷里绘制的餐具是柔和色调——象牙白、浅黄色、水绿色、浅粉红色、浅紫色、橙红色、淡灰色、青绿色等等——其用途由菜肴的特性决定，菜肴本身以一个基本色组成，同时配上同样颜色的桌布、餐巾，侍者也穿同样颜色的制服。

莫罗夫人在健康状况尚好时，十年中大约每月摆宴一次。第一次宴会的基色是黄色：勃艮第奶酪蛋糕、荷兰肉圆、黄焖鹌鹑、甜玉米沙拉、柠檬番石榴雪葩，配雪利酒、夏隆酒庄酒、卡尔邦尼厄酒庄酒、苏玳冰潘趣酒。1970年最后一次则是以黑色为基色，盛在光滑的石质平盘里，有鱼子酱、乌贼拌龙蒿、坎伯兰乳猪里脊、松露沙拉和蓝莓芝士蛋糕。比较难选择的是最后一道菜的配酒：鱼子酱搭配了倒在玄武岩高脚杯中的伏特加，乌贼搭配了实际上是深红色的松香味希腊葡萄酒，为了与猪里脊搭配，管家拿出两瓶1955年的宝嘉龙酒庄酒倒在足够大的黑色波希米亚水晶容器中，以应时景。

莫罗夫人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吃过宴会的菜肴。她遵照越来越严格的饮食制度，最后只能吃生鱼的鱼精、鸡胸脯肉、真空包装荷兰干酪、干无花果。一般她在宴会前先用餐，一个人或者和特雷凡太太一起用餐。但是她仍然精神饱满地主持晚宴，就如同她致力于白天的工作一样，何况晚宴是她白天工作必不可少的延续。她仔细周到地准备晚宴，列出邀请客人的名单，如同制订作战计划一样。她总是请七位客人，一般是请一位任有公职的人（部门主任、审计院的审核官、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高级公务员等），一位艺术家或一位文人，一位或两位她班子里的成员，以及与她有商业来往的法国企业家或外国企业家——晚宴就是为企业家而设的——最后再请两个或三个精心挑选的客人的太太。但是特雷凡太太讨厌这类宴会，从不出席，她宁可在晚宴的时候独自留在自己房里看书。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晚宴是请一位数次来过公寓大楼的德国企业家赫曼·弗格——阿尔塔蒙夫妇和于汀的朋友，莫罗夫人将在法国代理销售他的野营器材。那天晚上，她了解弗格先生对烹调的爱好，准备了以粉红色为基色的晚宴：火腿肉冻、金黄色鲑鱼、桃子炖野鸭、粉红色的香槟酒等等。她请了她最亲近的、负责她企业超级市场部门的合作者，一位美食评论家，一位改行从事熟食业的面粉厂老板和一位摩泽尔葡萄酒的业主，还有他们俩的太太，她们同样很迷恋美食。他们并不在意弗卢朗的猪骨和正餐前的冷盘，而是专门谈论美食乐趣、古老的菜谱、已经作古的名厨、克莱蒙斯大娘的白奶油以及其他话题。

亨利·弗勒里设计的餐厅显然只是用来举办宴会的。其余时间，即使莫罗夫人身体还很好，胃口也不错的时候，她和特雷凡太太仍然总在她的卧室或她女友的卧室用餐。这是她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她们总是谈论圣穆埃齐，不厌其烦地回忆往事。

她回忆起从布扎塞来的自酿烧酒的老头，用一匹小黑母马驮着红铜蒸馏器，小黑母马叫“美人”；回忆起戴着红色软帽的拔牙郎中以及他的彩色广告，还有他吹风笛的助手，助手使劲吹风笛，吹得都跑调，震耳欲聋，以掩盖被拔牙的不幸者的喊声。莫罗夫人总也忘不了她被取消吃餐后甜点的惩罚，当她的老师给了她一个坏分数，她连续三天只能啃干面包，喝白开水。她还记得那次她妈妈让她把一个炒锅下的一只大黑蜘蛛擦掉时，她感到的恐惧。或者她想起了1915年某天上午，她生平第一次看到一架飞机——一架双翼飞机从雾中穿出，降落在田野里——她是多么惊奇。从飞机上下来一个人，穿着皮夹克，双眼茫然，细长的手戴着羊皮双层大手套，真是美如天神。他是一位威尔士飞行员，在飞往戈比尼克城堡途中在浓雾中迷航。他的飞机中有数张地图，他查阅后仍然方向不明。她帮不了他的忙，只能带他去找其他村民，他们也无能为力。

她回想起最遥远的事情是她小时候，她特别喜欢看她爷爷刮胡子：他一般每天早晨近七点时，在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餐之后，在一碗热水中用非常柔软的剃须用的肥皂刷精心地准备肥皂泡沫，又白又浓又稠。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她想到这一切时还想流口水。

第七十二章

地下室3

地下室。巴特尔布思的地下室。

巴特尔布思的地下室里放着用剩的煤，煤上还放了一只装着木柄铁丝把手的黑色搪瓷桶，一辆自行车挂在肉钩上，放瓶子的空柳条篮以及四只大旅行箱鼓鼓的，油布面，木条腰带，四角包铜饰，箱内全部用薄锌片衬里，因此箱子严密不渗水。

巴特尔布思特地在伦敦阿斯普雷商店订制了这些箱子，箱内装满了他环游世界必需的、有用的物品，或是补药，或是仅仅能令旅途愉快的东西。

第一个箱子打开后是一个宽敞的挂衣空间，里面放着他一年四季和各种场合所需的服装，从毛靴到亮漆皮鞋，从防水衣到燕尾服，从带蝴蝶结的滑雪帽、殖民者盔帽到丝质大礼帽，应有尽有，摆得就像孩子们收藏的、用来装扮洋娃娃的纸板服装。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第二个箱子内放了画水彩画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准备邮寄给加斯巴尔·温克勒的邮件的包装盒，各种地图和旅游指南，可能在地球那头儿无法寻觅到的梳洗用品和必备急救药品，那几盒“电离咖啡”，以及照相机、望远镜、便携式打字机。

第三个箱子里的东西是：假如发生沉船、暴风雨、台风、海啸、飓风或船员叛乱事件，巴特尔布思和斯莫特夫在船只残骸上漂流，漂到一座荒岛上，用以维持生命的必需品。箱内物品和尼莫船长用空桶运输的箱子里的物品完全一样，只不过更现代化一些。尼莫船长是把箱子运输到海滩上，给林肯岛的殖民者的。《神秘岛》（赫策尔出版社）第223－226页上有两整页插图，吉丁·史佩莱笔记本的一页上记录着确切的物品清单。

第四只箱子里放着较轻的灾难救生备用物品——这么小的体积内，包装如此奇妙，东西保存完好无损——六人用帐篷及附件装备，从传统的“贮水布囊”到实用的在最近莱比纳大赛得奖的脚踏充气机，还有铺地帆布、双层顶、不锈钢杆、备用调紧装置、鸭绒被、气垫、防风灯、取暖炉、热水瓶、互相套接的餐具、一个旅行熨斗、一只闹钟、一只获专利的消除烟味的烟灰缸（一个吸烟成癖的人可以尽情吸烟而不影响他的邻座）、一张折叠桌（需要两个人用八角套筒扳手花大约两个小时安装或拆卸）。

巴特尔布思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第三只和第四只箱子。他生性喜爱英国式的舒适，他的财富允许他几乎每次都选择条件很好的住处——大酒店、使馆、富人私宅——有人用银盘托着赫雷斯白葡萄酒，使用的剃须水水温是华氏86度而不是华氏84度的那类住处。

当他在相隔两周画水彩画的地方附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住宅时，他只能扎帐篷。他一共有二十多次不得不安营扎寨，一次在安哥拉的莫萨梅台斯附近，一次在秘鲁的朗贝耶克附近，也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半岛顶端（即墨西哥）和太平洋或大洋洲的各小岛上。在这些地方他往往露天过夜，不需要可怜的斯莫特夫拿出帐篷安装，否则几天后他又必须拆卸，以不变的程序，按照放在箱子里的使用说明书，折叠起来放好，不然东西就再也装不进去了，或者说装进去就关不上箱子了。

巴特尔布思从来不多说他的环球旅行，近几年来，他几乎一点儿也不提及。斯莫特夫相反，他常常提及，但是他的记性越来越差。在所有的旅行中，他一直在一个小本上记上长长的账目，他已记不清他计算的内容，他同时也记下每天都干了什么事。他的字体很怪，他写的“t”字的上横线好像上一行的重点线，“i”字上的一点儿好像把上一行的句子中断，而他在下一行，添加了上一行的词尾和阿拉伯图案。因此，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清楚，而斯莫特夫认为只要看懂一个能够概括当时场景的词就可以让他回忆起全部过程，如同一个人记起某一事物而做的梦一样，他记的流水账的词很不明确。比如在1939年8月10日的下面——肯尼亚的塔卡温古——他写着：

拉马车的马不用马夫，车也能照常行走。

包在纸里的铜币。

旅社开放的房间。

您需要……我吗？

这是小牛蹄肉冻。

抱孩子的方式。

在麦克林先生家晚餐。

斯莫特夫不明白他曾经想记住什么。他只记得——他从来没有记在本上——这位麦克林先生是位六十多岁的植物学家，他在英国博物馆地下室给蝴蝶和蕨类编目二十年，后来他来到当地编制肯尼亚花卉系统清单。斯莫特夫到达这位植物学家的家里时——巴特尔布思那天晚上在蒙巴萨受到省长款待——他看到植物学家跪在客厅正在把罗勒植物和一些昙花样品放进长方形的小盒内，其中有一种昙花的花色是象牙白，明显不是特鲁卡图姆昙花。他声音发颤地说，这种花可能有一天会被命名为麦克林波西福利奥姆昙花（他可能更想以麦克林昙花命名，但是已经不流行这种做法）。这位老人二十年来一直梦想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仙人掌，或退而求其次，命名当地一种松鼠，他给他的主任们寄去有关这种松鼠越来越详细的说明介绍，主任们一再答复说这个种类与非洲其他松鼠科没有足够的相异之处，不能给予一个新的名称。

最最奇怪的一件事是十二年半以后，斯莫特夫在所罗门群岛 [1] 遇见了另一位麦克林先生，比前者稍年轻些，是前者的侄子。他叫科尔贝特，是一位脸色灰白、脸颊瘦长的传教士，他只喝牛奶、吃白奶酪。他的妻子个子不高，长得很娇艳，名叫邦尼，她专门管理村里的女孩，教她们在海滩上做操。每星期六早上，都可以看到她们穿着打褶的小裙子，头发用绣花发带束起来，戴着珊瑚手镯，跟着一个发条留声机反复放的一首亨德尔大合唱的节奏蹦蹦跳跳，几个英国士兵看得兴高采烈，传教士太太一直逼视着他们。

[1] Les îles Salomon，位于南太平洋，属于太平洋三大岛群之一的美拉尼西亚（Mélanésie）。

第七十三章

马西亚5

马西亚太太店铺的第一间，即她的儿子大卫管理的那一间店堂里，放了许多小摆设（从略）。

大卫·马西亚白天用的小书桌上，有一本肖杜瓦男爵的钱币收藏经典著作《中国、日本等地钱币收藏》和一张奥克塔夫·科佩尔的作品《系列组曲94号》世界首演请柬：

这间房间的第一个住户是一位玻璃雕花匠，他主要从事店堂布置工作，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还能在里里咖啡馆墙上的雕花大玻璃镜上欣赏他的杰作：精细的阿拉伯装饰图案。后来里里先生赶时髦，都换成密胺树脂压制板和胶合黄麻布镶嵌的护墙板。他走后搬来的房客都住不长，先是一位苗圃工人，接着搬来的是一位老钟表匠，一天早上，人们发现老钟表匠死在了店里，身边全是停摆的座钟。后来又连续住过一位锁匠，一位石印师傅，一位制长椅的木匠，一位卖渔具的商人。20世纪30年代末期，住进了一位名叫阿尔贝·马西的马具皮件商。

马西是圣康坦一个养鱼专业户的儿子，原来不是马具皮件匠。十六岁时他在勒瓦卢瓦当学徒，报名参加了一个体育俱乐部，而且很快就显示出他具有自行车运动员的素质：善于爬坡，冲刺有力，能紧跟第一名，及时向对手发起进攻，体力恢复也快。马西生来就是公路自行车赛的大将，在他的黄金时代也曾战绩辉煌。1924年，他二十岁，刚当上职业运动员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大显身手。这是一次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在比赛最后阶段的前一站——安科纳到博洛尼亚，他从福尔利和法昂扎之间冲过去，飞快向前，只有阿尔弗雷多·班达和昂里西能紧跟在他身后。最后昂里西获胜，马西名列第五。

一个月以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这一回，他本来可以再次提高成绩，在格勒诺布尔到布里昂松这段艰难的赛程中，他差一点儿超过第一天就名列前茅的波特西亚。勒杜和马热同他一样，都是首次参加这样的大赛，他们三个较上了劲，在过拉维纳桥时奋力冲出去，出罗斯塔耶时已遥遥领先。在以后的五十公里赛程中，他们与后面选手的距离越拉越大：在瓦桑堡领先三十秒，在多凡领先一分钟，在洛塔雷山口的维拉尔-达雷讷领先两分钟。观众看到法国人威胁着常胜将军波特西亚，群情激昂，拼命为他们加油，三位年轻运动员穿过山口时领先了三分钟。他们只要领先到布里昂松，马西只要保持比波特西亚快三分钟，不管分段名次如何，马西都能获得总分第一名。可是在离终点还有二十公里的莫内捷莱班，马西在拐弯时摔倒了，他本身倒没受重伤，可是自行车摔坏了，车叉断了。比赛规定运动员不准中途换车，马西只好放弃比赛。

这个结局令他非常沮丧。于是他总是说自己要永远退出比赛，因为他在这次比赛中如此倒霉，使得他对公路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但他的队长认为这个队员还有很大的潜力，终于说服他继续参加比赛。

马西首先考虑参加自行车六日赛，于是和奥地利老运动员贝特·蒙联系，请他当教练，贝特的队员刚退役，可是他已经和别人签订了合同。马西最终采纳了多多·格拉山的建议，决定参加中距离比赛，这也是自行车比赛中最受欢迎的项目，许多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都在各大体育场里受到过人山人海的观众的欢呼。

马西年轻、狂热，参加训练不到一年就成绩卓著。1925年10月15日，在蒙埃里，教练巴莱尔骑着一辆带V形减阻风挡的摩托车在前面引路，他紧跟在后，取得了每小时118.75公里的好成绩，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半个月前，比利时运动员莱昂·旺台斯蒂夫在同样的跑道上，也是由教练骑着带减阻风挡的摩托车引路，只获得时速115.098公里的成绩。

对于别人来说，这样的纪录将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生涯的极好开端，而对马西来说，这只是一次可悲的没有结果的好成绩而已。因为他当时正在服兵役，当了六周万森特兰第一军团的二等兵，他是请了假来参加比赛的，不能临时改变时间，而国际自行车协会要求的三个裁判中有一位在正式比赛前两天宣布不能出席。

因此他的成绩没有被承认。马西尽力争取，然而身在军营，谈何容易。尽管崇拜他的同屋伙伴以及他的上司都自发地支持他，驻军司令保尔·班勒威上校甚至鼓动国防部长在议会进行干预。

但是国际纪录审批委员会态度很坚决，马西只是争取到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再进行一次比赛的机会。

他又满怀信心地加紧训练，十二月份进行第二次测验时，仍由巴莱尔引路，他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成绩是时速119.851公里。可是他下车时伤心地摇了摇头：半个月以前，让·布鲁尼埃创造了时速120.958公里的新纪录，马西知道自己没有超过他。

命运如此不公平：他的名字永远上不了冠军榜，可是实际上1925年10月15日他曾经创造过世界纪录。马西特别泄气，决定完全放弃自行车比赛。但是他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兵役一结束，他不是远离自行车比赛场疯狂的人群，而是当上了一位年轻自行车运动员利诺·马盖的教练。这位年轻运动员是个顽强的、永不知疲倦的皮卡第人，他特别钦佩马西，也选了中距离项目，主动找马西当教练。

教练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他得把身子弯成弓形骑在摩托车上，双腿垂直，上臂紧贴前胸，以形成最好的保护区，带着运动员，引导赛程，尽量让运动员省力，并在最好的条件下击败对手。当这种教练是很累的，他全身的重量都落在左脚尖，他要在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内保持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在比赛中，教练几乎看不见运动员，由于摩托车噪声很大，运动员也没法听到教练讲话，他最多只能用头部动作发出简单的信号，以传达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意思，指示运动员加快，减速，向栏杆处上坡，靠路边下冲，或超过某个对手。而对于运动员的战斗力、思想情绪和竞技状态，他只能靠揣测。因此运动员和教练员必须配合默契，如同一个人一样，他们需要一起商量，一起行动，共同对比赛进行分析，同时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两个人步调不一致，那就要完蛋。在比赛中，教练员如果让对手的摩托车插进来破坏了他的挡风区，就会跟运动员失去联系；运动员如果没有跟紧在转弯时加速追赶对手的教练，再要跟上来就会被逼住。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只要几秒钟，运动员就会失掉得胜的机会。

马西和马盖的合作一开始，大家就认为他们是一对堪称楷模的好搭档，可以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中距离比赛特别盛行时那几对著名的运动员——莱纳尔和大巴斯基埃、德维埃和比斯罗特，以及瑞士人斯当弗里和坦特尔波伊——媲美，同他们一样配合默契、协调一致。

连续几年，马西带着马盖在欧洲各大自行车比赛场获胜。每当听到草地上和阶梯座位上的观众给穿着白底紫条运动衣出现在跑道上的马盖热烈鼓掌，站起来打着拍子喊着他的名字时，每当看到马盖获胜后登上领奖台和接受鲜花时，马西都感到又高兴又骄傲。

可是不久，这些不是为他而鼓的掌声，这些不属于他的荣誉，使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怨恨。他开始憎恨那些喊叫的观众，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只会愚蠢地崇拜在台前的英雄，而这位英雄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他的经验、他的意志、他的技术和他的自我牺牲。好像他需要以仇恨来表现自己，他看不起他培养的运动员取得的胜利，他对马盖要求越来越严，要求他越来越冒险，一起步就向对手进攻，比赛全程都是高速。马盖在马西的鼓励下一直紧跟，而马西认为不能满足于任何一次胜利、任何一次成绩、任何一次最高纪录。有一天，在米兰的维戈尔利赛车场上，马西鼓动年轻的冠军打破他当年所创造的，但是没有被承认的时速纪录，由于速度太快，一场不可避免的事故终于发生——马西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带着马盖，马盖在一次拐弯时失去了平衡，摔出去五十多米远。

马盖没有死。可是六个月以后出院时，他完全毁容了。跑道上的木头把他右边的脸全部撕掉了，他只剩下一个耳朵，一只眼睛，没有鼻子，没有牙齿，没有下巴。他的脸的下半部分成了一块可怕的、不停颤动的粉红色肉块。

这次事故以后，马西完全放弃了自行车运动，又干起他业余时学过的马具皮件手艺。他向渔具商人买下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楼下的店面，渔具商人在人民阵线政府时期发了财，搬到朱弗洛伊街一间比这儿大四倍的店铺里去了，马西和他的妹妹若瑟特住在一楼的套间里。每天六点，他到医院去看利诺·马盖；马盖出院后，他就把他接到家中。他总感到自己有罪。几个月以后，马盖向他提出要娶若瑟特，他做了极大的努力，说服妹妹嫁给这个可怕的像一条爬虫一样的残疾人。

年轻夫妇住在昂吉安一个湖边的小楼里。马盖向夏天度假的人和来温泉疗养的人出租长椅、小船和脚踏浮艇。他的脸的下半部总是裹着，围一条白色羊毛大围巾，勉强掩盖住令人难以忍受的丑陋。若瑟特持家、采购、料理家务，或在洗衣房缝纫，她要求马盖永远不要进这个房间。

他们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十八个月。1939年4月的一天晚上，若瑟特又回到哥哥家里，哀求他把她从这个脑袋像毛毛虫一样的人身边解救出来，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每一秒钟都是一场噩梦。

马盖没有试图来找回若瑟特，甚至也没有来看她。几天以后，一封信来到马具皮件店：马盖表示非常理解若瑟特自我牺牲嫁给他以后所承受的痛苦，他求她原谅他；他既无力求她回到自己身边，又不能安于独身生活，所以宁可远走高飞，到海角天涯去寻找归宿，求得最后的解脱。

战争爆发了。马西受到德国强制劳役的征用，到德国一家鞋厂干活，若瑟特把马具皮件店改成了缝纫场。在那个供应困难的年代里，各种年历上都载文介绍许多节俭的法子——用报纸和废毡子当鞋垫，把旧毛衣拆了织新的，把旧衣服改成新衣服——因此她的活儿很多。人们常常看到她坐在窗边，把衣服的肩部、夹层减小，把旧大衣翻面，用一块旧的零头衣料裁一件上衣，或跪在德博蒙夫人脚下，用粉笔在她的短裙裤上做折边记号，这件短裙裤是用她丈夫的一件旧粗花呢裤子改成的。

玛格丽特和克雷斯比小姐有时来陪伴她，三个妇女静悄悄地围坐在只能烧些锯木屑和碎纸的小火炉旁，在暗淡的灯光下各做各的针线活。

马西于1944年年底回国，兄妹俩又一起生活。他们从来不提马盖的名字。有一天，马西突然看见妹妹在流泪，她向他承认，自从离开马盖以后，没有一天不想他，不是怜悯，也不是后悔，而是爱情，一种远远超过对他脸部厌恶的强烈爱情在折磨她。

次日清早，有人敲门，一个漂亮的男人站在门口，他就是从魔鬼群中重返人间的马盖。

利诺·马盖不仅变得漂亮，而且发了财。他下决心远走高飞时，完全是盲目地选择自己的去处：他打开一本地图册，看也不看就把一枚大头针插下去，好几次把针插在海洋中，最后落在南美洲，于是他到一艘叫作“斯苔法诺蒂号”的希腊船上当了一名司炉辅助工，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发。在漫长的航程中，他和一位意大利籍的老水手马里奥·菲利——外号就叫“意大利人菲利”——交上了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意大利人菲利在巴黎阿加西亚街94号开了一家名为“凯奥普斯”的夜总会，实际上是一个地下赌场，那些常客都叫它“八角”，因为那儿使用的赌钱筹码是八角形的。而菲利的真正活动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是一个由政治颠覆分子组成的“泛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头目之一。警察可能只知道凯奥普斯夜总会是一个“八角”赌场，却不知道这个“八角”竟是泛无政府主义者总部的一个掩护机构。1911年1月21日，这个组织被瓦解，两百名最积极的成员被捕，其中包括这个组织的三位领导人：皮尔金日、马尔提诺提和巴伯努阿尔。“意大利人菲利”是唯一从巴黎警察局大搜捕中漏网的领导人，但是他已被人告密并认出来，受到追捕。他先在波斯躲了几个月，然后就开始了流浪生活，从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为了谋生，他干过各种行当：给狗剃毛，当竞选代理人，做爬山向导，当面粉厂厂长。

马盖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菲利虽然早就过了五十岁，却有着非常周密的考虑，他把希望寄托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的一位赫赫有名的强盗身上，他叫罗森多·华雷斯，绰号“铁头”，他控制着圣丽塔镇，特别善于使用匕首，因此成了唐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的得力干将，后者又是莫雷尔的手下，莫雷尔本人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上岸，菲利就带着马盖去拜见“铁头”，并投入他的门下。可是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他们贩运毒品被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是“铁头”告的密，他们被捕入狱了。“意大利人菲利”被判刑十年，几个月后就死了；利诺·马盖身上没带武器，只判了三年。

在监狱里，利诺·马盖被人称作“倒霉的利诺”，或“疤头利诺”，他发现他的丑陋使得每个人，无论是警察还是强盗，都同情他和信任他。看到他这个样子，人们都想知道他的遭遇，他便向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那些人也把各自的经历告诉他。马盖发现自己居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1942年6月出狱时，他已经掌握了南美洲盗贼关系网的四分之三。他不仅知道他们的犯罪记录，同时还非常了解他们各自的兴趣、缺陷、特长、最喜爱的武器，以及他们的行情、隐藏处和如何寻找他们的方法等等。总之，他以足够的资格成了拉丁美洲下层社会的经理人。

他在墨西哥定居，住在科连特斯街和塔尔卡瓦诺街拐角处一家原来是书店的铺子里。他的公开职业是收抵押品的放债人，实际上是强盗们的窝主。“意大利人菲利”虽有双重掩护也终归失败，他吸取了这个教训，并不过分隐藏自己的窝主身份。不过美洲的著名强盗来找他，倒很少是为了窝藏物品，而主要是向他咨询。利诺·马盖，现在人们尊敬地称他“档案官”，成了一本美洲强盗人名活字典，他了解每个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何时、何地、为谁服务。比如，他知道一个古巴走私者要找一个保镖；利马一个强盗想找一个“军师”；巴雷特雇了一个叫拉扎的杀手去杀死他的对手拉蒙；太子港西埃拉·贝拉旅馆的保险柜里有一串价值五十万美元的钻石项链，一位得克萨斯人打算付三十万美元现金，等等。

他的谨慎也是闻名的，而且办事有效，索价合理：事成后提成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利诺·马盖很快就发了财。1944年年底，他有了足够的钱财到美国去动手术：他获知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有一位医生发明了一种使蛋白质水解的植皮技术，术后可以不留疤痕。可惜，这项技术那时还只是在小动物身上或人体局部没有神经分布的皮肤上进行试验，从来没有在像马盖受伤如此严重的脸部做过，看来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医生拒绝做这个手术。可是对于马盖来说，至多治不好而已，他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于是，这位前自行车赛冠军派了四个手执机枪的高大保镖，监押着医生为他做了手术。

手术神话般地成功了。利诺·马盖终于可以返回法国，寻找他一直爱着的女人了。几天后，他把她带到科佩附近日内瓦湖边一座专门为她建造的富丽堂皇住宅里。一切迹象表明，今后他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经营他的营利事业。

马西又在巴黎住了几周之后，也把店铺卖了，重新回到老家圣康坦，将在那里度过平静的晚年。

第七十四章

电梯（机械装置）2

有时他想象公寓大楼如同一座冰山，各楼层和顶楼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地下室的第一水平面以下为浸没部分：台阶叮当发响的螺旋形楼梯，长长的铺地砖的走廊，铁丝罩套着球形照明灯，用死人头像和镂花模板题名的铁门，铆合护板的起重机，装着巨大的不动的螺旋桨的通风口，镀金属处理的帆布消防管道，如同树干一样粗，接在直径一米的黄色阀门上，挖在岩石里的圆柱形井，水泥隧道，分段装了毛玻璃天窗、壁凹、贮藏间、避弹所、装甲门保险室。

再往下可能是机器的轰鸣，时时红光闪亮的地基。细长的管道通向大厅，如大教堂那样高大的地下大厅，拱顶里有许多铁链、滑轮、电缆、管道、下水道、工字梁以及固定在油腻发亮的钢千斤顶上的平台，管道和槽钢框架形成巨大的脚手架，顶上穿着石棉衣的人，套着梯形大面罩，正射出强烈的电弧闪光。

再向下，可能有筒仓、仓库、冷藏室、催熟室、邮件分拣中心和调车场、扳道房，拉着敞车、平台、铅皮车厢、集装箱、油罐车厢的蒸汽火车头，堆满货物的站台：一堆堆热带林木木材、一包包茶叶、一袋袋大米、堆成金字塔状的砖和顶砌石、成捆成捆的铁丝、拉丝、角铁、铁锭、一袋袋水泥、各种桶、绳子、手提油箱、丁烷煤气罐。

更远处，可能有堆如山高的黄沙、沙砾石、焦炭、炉渣、石渣，有混凝土搅拌机、渣堆和用橙色聚光灯照明的矿井，有贮油罐、煤气厂、热电厂、石油钻井架、水泵、高压电线杆、变压器、高炉炉身、高耸着许多管子的锅炉、手柄和计数器。

还有拥挤的跳板码头、桥式起重机、大吊车，缆绳如神经一样绷紧的绞车运送着镶面木材、飞机马达、演奏钢琴、化肥、大包草料、台球桌、收割机、轴承、整箱肥皂、沥青桶、办公室家具、打字机、自行车。

再向下，是闸门和水池系统，行驶着满载小麦、棉花的船队的运河，通行着装货卡车，装着前蹄踢蹬的黑马的畜栏，圈着咩咩叫的绵羊和肥母牛围栅的公路车站，堆满了水果和蔬菜的木条箱，圆盘形格律耶尔干酪和萨尔特省与马耶讷省产的上等奶酪堆积如山，成串的挂在肉钩上的眼睛呆滞的半片牲口，各种盆盆罐罐，上了瓶套的长颈大肚瓶堆积如山，一箱西瓜，橄榄油桶，盐水桶，巨型面包铺，伙计光着脊背，穿着白长裤，从烤炉里取出火烫的铁板，上面烤着上千个葡萄干面包，巨型厨房里如蒸汽机一样大的大盆里正把上百块肥油炖肉倒入长方形大菜盆内。

再向下，矿道坑内，瞎眼老马拉着装了矿石的小车，戴着头盔的矿工慢慢向前行进；用浸透水的厚木板支撑的小巷漏着水滴，小巷直通闪亮的机器，机器下方汩汩流着黑水；平底船，空桶运输的平底小船在这黑暗的水池里航行，船上装着磷光闪闪的生物，不停地把装着脏衣服的篮子、一大堆餐具、背包、绳子封口的纸盒，从此岸运到彼岸；装着娇弱的绿叶植物的箱子、乳白色浮雕、贝多芬的模塑品、路易十三式样的椅子、中国大瓷花瓶、画着亨利三世和正在玩比尔包开球的嬖幸的挂壁画图样、放着灭蝇纸的悬挂架、花园家具、整筐橘子、空鸟笼、床前小地毯、热水瓶。

再向下，又出现各种管道错综复杂，地下通道，阴沟的迷宫，污水干管，小巷，黑石护壁窄小的下水道，无扶栏的楼梯高出污水面，完全是栅板，后院，门洞，人行道，死胡同，通道组成的一个迷宫式地理图，一个城市各区、各县、各地段的垂直的、地下的组织；臭气熏天的鞣革车间的城市，皮带负重过多的机器在呻吟，皮革和毛皮堆在一起，还有装着棕褐色物体的桶；拆卸工的仓库，堆放着大理石和仿大理石的壁炉、坐浴盆、浴缸、生锈的暖气片、受惊的裸体仙女像、路灯、公共长椅；堆着破烂垃圾的城市，破铜烂铁、破床、破衣服、儿童车车架、战地服、旧衬衫、腰带、别动队员的服装、牙诊所转椅、旧报纸、眼镜架、钥匙圈、背带、盘托儿形音乐盒、电灯泡、喉镜、曲颈瓶、侧瓶口的小瓶、各种玻璃制品；酒市场，打碎的长颈大肚瓶和瓶子、塌陷的桶、大圆罐、大盆、装酒瓶的柳条篮；清洁工人的城市，倒翻的垃圾桶，撒出剩奶酪块、沾油的纸、鱼刺、刷锅水、吃剩的意大利面条、旧绑带，黏糊糊的推土机永无止境地卸下的无数垃圾，洗衣机残骸、水泵、显像管、旧收音机、没有衬的长沙发；这也是行政的城市，挤满穿着浆洗讲究衬衫的军人的司令部，他们在世界地图上移动小旗的位置；陶瓷太平间里陈放着怀念故乡的强盗和睁大双眼的苍白的淹死者；许多穿着灰色罩衣的官员在档案馆整天查阅身份证卡片；电话总局的通晓各种语言的接线员成排坐着，有数公里之长；电传打字机室的机器噼噼啪啪响，计算机每秒发出一长串统计数字，工资单、库存卡片、财产清算表、清单、发票、空白栏目；碎纸机和焚化炉永无止境地处理掉过期的表格，放在棕褐色文件夹中的剪报，用紫墨水书写、笔迹纤细的黑帆布精装簿册。

在最底层，一个四壁烟炙的空洞，一个污水和泥塘的大坑，一个牲畜和幼虫的世界，拉着动物骨架的没有眼睛的生灵和鸟身、猪身、鱼身的凶恶妖魔，干枯的尸首，带着泛黄皮肤的骨骼像一个活人一样站着，以及发呆的独眼巨人穿着黑皮围裙，他们的独眼用镶嵌在金属内的蓝玻璃罩着，在铁匠铺里用巨大的青铜锤敲打着闪闪发光的盾牌。

第七十五章

马西亚6

大卫·马西亚在自己的卧室内。他有三十多岁，脸部有些发福。他和衣躺在床上，只是把鞋脱了。他穿了一件苏格兰格子开司米毛衣，黑袜子，一条灰蓝色华达呢裤子。他的右腕上戴了一个链形银手镯。他正在翻阅一期《巴黎明镜》杂志，封面上是大使电影院刚上映的电影《群鸟》的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1] 的照片，他一只微睁的眼看着停在他肩上的一只乌鸦，好像正要哈哈大笑。

大卫的卧室不大，家具也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床头桌，一把大皮椅。床头桌上放着一本威廉·萨洛扬 [2] 的《高秋千架上的大胆青年》简装本、一瓶果汁，还有一盏灯，灯座是装着一半五彩石子的厚玻璃圆柱，插了几株芦荟。后墙上的陶器壁炉上放着一个割草小姑娘的青铜小雕像，壁炉上方是一面大镜子。右侧墙面覆盖着隔音的软木护墙板，隔壁住着莱昂·马西亚，他常年失眠，夜间不停地踱方步。左侧墙上裱贴着精装墙纸，挂着两幅配了框的版画：一幅是那慕尔城市和城堡以及郊区的地图，附有1746年此城被围困时，建造堡垒工程的说明；另一幅是《二十年后》 [3] 的插图，画的是博福尔公爵越狱——公爵刚从假馅饼中拿出两把匕首、一个绳梯以及一个塞口器，格利莫把塞口器塞进拉拉梅的口中。

大卫住回他父母家的时间不久。他当上职业摩托车赛手后就离开父母，搬到万塞纳，租了一幢带一个大车库的别墅，他整天在车库里修弄摩托车。那时，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很自觉，完全沉迷于摩托车比赛。发生车祸后，他变成一个没有强烈愿望的人，一个空想家，把保险公司给他的赔偿金约两百万法郎都扔进他不切合实际的计划中。

他刚开始想改行搞汽车赛车，参加了数次拉力赛。有一天，在圣-西尔附近，他轧死了两个从道口看守员小屋跑出来的儿童，从而被吊销驾驶证，再也不能驾车。

后来，他当唱片制作商。他住院时遇见了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马赛尔·古杰海姆，又叫“古古”。古古雄心勃勃，想创建一个爵士乐队，如同雷·文图拉 [4] 、阿利克斯·孔贝勒 [5] 、雅克·埃利安 [6] 时代一样的法国爵士乐队。大卫·马西亚很清楚自己不可能组建大乐队来为生——即使规模很小的乐队都难以坚持，巴黎卡西诺赌场和疯狂的牧羊女夜总会只请独唱演员，用录音带伴奏——但是马西亚坚信制作一张唱片可能成功，他决定投资唱片制作。古古请了四十多名爵士音乐家，他们在郊区一家剧场排练。乐队的音响很好，古古以伍迪·赫尔曼 [7] 方式的安排，音响非常奇妙。可是，古古有一个可怕的缺点：他是一位习惯性的尽善尽美者，每一首乐曲演奏以后，他总是能找出一点儿毛病，这儿有点儿慢了，或者是那儿有一点点不准确。原定三周的排练拖了九周，大卫最后下决心终止提供资金。

这以后，他又对突尼斯的克尔肯那岛的一个度假村感兴趣。这是他从事的事业中唯一有可能成功的一项。克尔肯那岛上旅客没有杰尔巴的多，但是可以为旅游者提供同样的好处，度假村的设施很好：可以骑马、驾驶帆船、滑水、潜海捕大鱼、骑骆驼散步、学习陶器制作、学习织布或草编、学习形体表演和自生锻炼。度假村与一个旅行社联营，一年中旅行社为度假村提供八个月的顾客。大卫·马西亚任度假村主任，头几个月，一切都正常。有一天他招聘了一位演员，名叫波利斯·科西乌兹科，请他主持戏剧短训班，从此以后情况就不妙了。

波利斯·科西乌兹科有五十多岁，又高又瘦，脸部有棱角，高颧骨，眼睛炯炯有神。根据他的理论，拉辛、高乃依、莫里哀和莎士比亚都是平庸之辈，是盲从和缺乏想象力的导演把他们捧上了天才的宝座。他宣称，真正的戏剧是罗特鲁的《瓦茨拉夫》、拉福斯的《曼利厄斯·卡比托利纽斯》、梅尚纳伏的《罗克塞拉纳和穆斯塔法》、朗香的《情意绵绵的诱惑者》，真正的戏剧家是科兰·达哈勒维尔、迪弗雷纳、皮卡尔、洛蒂埃、法瓦尔、德图什。他认识那么十几个真正的戏剧家，不可动摇地为吉蒙·德拉什的《伊菲莱涅亚》、纳波穆塞纳·勒梅西埃的《阿伽门农》、阿勒菲埃利的《俄瑞斯忒斯》、勒弗拉纳·德·蓬比让的《迪通》剧中的优美之处而激动。他强调指出所谓的“经典作品”的累赘，题材相同或相近。大革命和帝国时期，以司汤达为首的有文化的观众认为伏尔泰《扎伊尔》中的奥罗斯马纳和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或克雷比永的《拉达米斯特》和《熙德》都是同一水平，他们是对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两部高乃依作品同时出版，托马斯的作品至少和皮埃尔的作品同样被人欣赏。从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起，实行义务无宗教的普及教育以及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把一般的和非官方的戏剧家压在最低层，强行规定了愚蠢又狭窄的秩序，并夸大其词地称其为古典主义。

波利斯·科西乌兹科的热情看起来是有感染力的，几周后，大卫·马西亚通过新闻界宣布举行克尔肯那艺术节，他说明该艺术节旨在“捍卫和推动舞台上重新找到的珍宝”。艺术节将上演四部戏剧：亚历山大·哈迪的《贾森》，拉莫特-胡达的《卡斯特洛的伊纳斯》，博瓦西的单幕诗喜剧《爱絮叨的人》，这三部剧全部由波利斯·科西乌兹科导演；还有雷蒙·吉洛的悲剧《波利西的老爷》，瑞士人亨利·阿古斯托尼导演，塔尔马在此剧中一举成名。艺术节中还安排了其他演出，进行一次国际研讨会，题目“三一律的迷信”本身即是一篇响亮的宣言。

大卫·马西亚毫不吝啬资金，他认为艺术节的成功一定会大大提高度假村的声誉。在几家组织机构的支持下，他在度假村建立了一个有八百个座位的露天剧院，增建了两倍有游廊的平房来安置演员和观众。

演员来了一大批——仅《贾森》一剧即需要二十多名演员——布景师、服装师、照明师、评论家和大学教授纷纷来临，然而，付钱的观众来得很少。盛夏季节，这个地区经常下暴雨，使得数场演出取消或中断。艺术节闭幕时，大卫计算账目，收入九十八第纳尔，全部支出是三万第纳尔。

大卫·马西亚在三年之内挥霍了他仅有的一点儿财产。于是他回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居住。开始这只是权宜之计，他并不是十分起劲地找工作，找住房，后来他母亲可怜他，让他分管店铺的一半业务，并可分享一半利润。管理店铺并不累人，他的收入可以满足他的新爱好——赌博，尤其是喜欢轮盘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在轮盘赌中输掉大约三百五十至一千法郎。

[1] Alfred Hitchcock（1899－1980），英国电影导演。

[2] William Saroyam（1908－1981），美国作家。《高秋千架上的大胆青年》（The Daring Young Man on a Flying Trapeze ）是他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灵感来源于19世纪的英国同名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首发于1867年，描写的是法国杂技演员朱尔·莱奥塔尔（Jules Léotard，1838－1870），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

[3] Vingt ans après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续集。

[4] Ray Ventura（1908－1979），法国爵士乐队指挥。

[5] Alix Combelle（1912－1978），法国萨克斯和单簧管演奏家。

[6] Jacques Hélian（1912－1986），法国管弦乐团指挥家。

[7] Woody Herman（1913－1987），美国单簧管和萨克斯演奏家、歌手、爵士乐队指挥。

第七十六章

地下室4

地下室。德博蒙夫人的地下室。

里面堆放着很多旧东西。原来办公桌上的台灯（铜灯座，浅绿色玻璃半球形灯罩，不少地方都有缺口）、一个汤药罐的残骸、挂衣架。旅行或度假带回来的纪念品：干海星、一对塞尔维亚服装打扮的小布娃、饰有埃特勒塔风景的小花瓶。放满明信片的鞋盒。用橡皮筋束住的一包情书，现在橡皮筋已经松了。药房广告：

缺页少封面的儿童书籍：《外婆的绿色童话》、《画谜版法国史》（书打开的那一页画着一个像手术刀似的物品、一棵生菜和一只老鼠，这幅画谜的答案是“共和历七年将他们枪杀” [1] ，他们是指督政府，尽管督政府是于共和历八年雾月——法国共和历第二个月——十八日被推翻）。小学生作业本。小记事本。各种照相本：压纹皮面的、黑色细毡面的、绿绸面的，几乎每页都有三角相角黏过又取掉后留下的痕迹，只留下空空的四边形。照片，折角、发黄、碎裂的照片。伊丽莎白十六岁的照片：她在莱迪尼昂和近九十岁的奶奶一起闲游，她们坐在长毛小种马拉的小马车内。伊丽莎白的照片：她的形象很小又不清，和弗朗索瓦·布雷台尔相依在一起，照片上一些穿着司炉工作服的男人围坐在一张桌旁，他们俩坐在他们中间。一些安娜和贝阿特丽丝的照片：一张安娜八岁、贝阿特丽丝七岁的照片上，她们坐在草地上的一棵小松树下，贝阿特丽丝抱着一只卷毛小黑狗，安娜很严肃，甚至是庄重地坐在她身旁，戴着一顶男帽——那是她叔叔阿尔芒·布雷台尔的帽子，她们那年一起到他家中度假；另一张同一时期照的照片上，安娜把田野里采来的花插入花瓶，贝阿特丽丝躺在吊床上，她在看《巴巴尔国王历险记》，照片上没有小狗；第三张稍后一些时间照的照片上，她们和另外两个小姑娘一起，化了装，那是阿尔塔蒙夫人为女儿过生日举办的宴会上，她们站在饰有漂亮的细橡木护墙板的小客厅内照相。德博蒙夫人和阿尔塔蒙夫人相互仇视。德博蒙夫人称西里尔·阿尔塔蒙为双料笨蛋，说他令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他们都是一类人，他们自以为只要雄心勃勃就算是聪明人。但是，韦洛尼克·阿尔塔蒙和贝阿特丽丝一样大，俩人感情很好，阿尔塔蒙夫人不得不邀请两位布雷台尔小姐。安娜化装为欧仁妮·德蒙蒂若 [2] ；贝阿特丽丝化装为牧羊女；第三个小姑娘，年龄最小的那个是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她穿着美洲印第安女人的服饰；第四个小姑娘是韦洛尼克，她化装成小侯爵，十分可爱，头发上撒过粉，并用绸带束成马尾，花边领带，小小的绿色燕尾服，浅紫色短裤，侧身挂着剑，长长的白色皮护腿套一直到大腿中间。费尔南·德博蒙和维拉·奥尔洛娃的结婚照：1926年11月26日，在克里雍大饭店 [3] 的接待厅里，一大群穿着时髦的客人、亲属和朋友——奥尔法尼克伯爵、伊凡·博尼纳、弗洛朗·斯密特、阿瑟·施纳贝尔等等——年轻夫妇按照设计照相，他握着她伸出来的手，站在铺满玫瑰花的豪华地毯上，地毯用蓝色装饰钉固定。还有奥维耶多考古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好像是费尔南·德博蒙自己摄影的——因为照片上没有他——照的是考古队午休：十几个瘦弱的、晒得黑黑的学生，脸上长满了胡子，穿着长至膝盖的短运动裤，灰毛衣，他们坐在大帆布披檐下遮阳，可是这挡不住热气；四个人在玩桥牌，三个人睡觉或打盹，一个人在写信，另一个人用一小段粉笔在解答填字游戏，还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在一件打满补丁的上衣上缝扣子。另一张照片是费尔南·德博蒙和巴特尔布思一起照的，后者于1935年1月去看望考古学家：两个人站在一起，微笑着，眼睛在阳光下有些眯起来；巴特尔布思穿着一条打高尔夫球的裤子，一件格子毛衣，一条围巾；德博蒙站在他身旁显得个子矮小，外面一件有点儿皱的灰色法兰绒西服，戴着黑领带，穿着一件十字花图案的背心，系着一只带银表链的表；不是斯莫特夫给他们拍的照片，因为照片的背景上有他，他和法弗塞特一起在冲洗那辆宽大的双色什纳尔与沃克轿车。

尽管他们年龄有差异——巴特尔布思当时三十五岁，考古学家已快六十岁——但俩人交情很好。他们在英国使馆认识，一起交谈时发现他们住在一幢公寓楼内——实际上德博蒙几乎从来不回家，而巴特尔布思搬进去才几周——后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爱好德国古典音乐：海里奇·芬克、布赖滕格塞尔、阿格里科拉。尤其是考古学家不顾他同事的反对——他们认为最不可能——坚持自己推测的特性，可能比他们的共同爱好更加吸引巴特尔布思，并推动了他实施自己的计划。总之是费尔南·德博蒙在奥维耶多考古使得巴特尔布思选择希洪附近的港口作为他画第一幅海景画的地点。

当费尔南·德博蒙于1935年11月12日自杀时，巴特尔布思正在地中海地区，普洛普里亚诺的科西嘉小港，刚画完第二十一幅水彩画。他从无线电广播获悉此消息，立即赶回大陆，及时参加他不幸朋友的葬礼。

[1] 法语中，“柳叶刀、生菜、老鼠”（lancette, laitue, rat）与“共和历七年将他们枪杀”（l'An VII les tuera）谐音。

[2] Eugénie de Montijo（1826－1920），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之妻，被称为欧仁妮皇后。

[3] Hôtel de Crillon，巴黎一座古老的豪华五星级酒店。

第七十七章

卢韦2

卢韦的卧室。从菲律宾带回来的一张纤维地毯，一个全部覆盖小镜子的1930年式样的梳妆台，一张大床，铺着印花布床罩，图案浪漫，表现古代田园场景：仙女伊俄在墨丘利温柔的保护下，喂养她的儿子厄帕福斯 [1] 。

在床头桌上放了一个菠萝灯（水果是蓝色蛋形大理石——实际是仿大理石——制作的，叶子和灯座是镀银金属）；旁边放了一个有自动录音机的灰色电话机，以及一个竹框照相架，里面是卢韦的照片：他赤脚穿着一条灰帆布裤，鲜红的尼龙上衣敞开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拖在一艘摩托艇后面，像《老人与海》里老人的样子，几乎是仰躺着，用力支撑，试图从水中拉出一条似乎很大的金枪鱼。

在墙上有四幅画和一个玻璃吊橱，玻璃吊橱里放着一套古代武器缩小模型的收藏品：羊头撞锤，亚历山大包围提尔用来掩护其民工的“维尼阿”，能把大石头扔出一百法尺 [2] 远的叙利亚投石器，弩炮，火器，能同时发射上千标枪被称作“蝎子”的武器，燃烧镜——如同阿基米德一瞬间把整个舰队烧毁的那面镜子，以及猛象背负的装备镰枪的活动攻塔。

第一幅画是20世纪初一幅广告招贴画的复制品：三个人在一个棚架下休息。一个青年穿着白裤子、蓝上衣，戴着一顶扁平的狭边草帽，胳膊夹着一根银柄手杖，手里拿着一盒雪茄，一张漂亮的镶嵌世界地图，很多徽章以及一个四周飘扬着国旗的饰金展览馆的上漆首饰盒。另一位青年同样着装，坐在柳条墩垫上；双手放在上衣口袋，穿着黑袜子的双脚向前伸展，嘴里叼着一支长长的暗灰色雪茄烟，雪茄烟稍稍有点儿倾斜，刚刚点燃，烟灰还没有掉下来；他身旁放着一张圆桌，铺着小点花桌布，桌上放着折起来的报纸，一个巨型亭子状留声机，他似乎正十分专心地听着。还有一个利口酒小酒柜，柜门开着，里边放了五个金瓶塞的小瓶。一位少妇，金黄色头发，样子很神秘，穿着一条飘柔的薄连衣裙，她正把第六个小瓶内鲜明的棕色液体倾注在三个球形杯内。画的右侧下方，印着粗大的黄色空心印刷字体，一般称为奥里奥尔 [3] 镂刻字体，19世纪大量使用这种字体：

（波尔·拉腊尼亚加 89 cts）

第二幅画是一束铁线莲，俗称乞丐草，因为乞丐用此草贴在皮肤上冒充溃疡。

最后两幅画是风格乏味、幽默过时的漫画。一幅题名为《没有金钱就没有瑞士》。一个在山区迷路的登山运动员被一只圣伯纳犬救护，狗好像背着一只用于恢复体力的朗姆酒的小酒桶，桶上印着红十字。但是登山运动员惊讶地发现小酒桶里没有朗姆酒，这实际上是一段树身，一道缝下面写着：请帮助亨利·杜南特 [4] ！

另一幅漫画题名为《美食菜谱》。迪布 [5] 笔下一家餐馆内，一位顾客在菜汤里发现一根鞋带，特别生气。膳食总管也很生气，叫来厨师，让他解释清楚，可是后者只是做怪相说：“所有的厨师都有自己的秘诀 [6] ！”

[1] 在希腊神话中，伊俄（Io）被宙斯爱上，招来宙斯妻子赫拉的嫉妒，被宙斯变作小母牛避祸。赫拉遣百眼巨人阿耳戈斯日夜监视小母牛，宙斯遂派儿子赫尔墨斯——罗马神话中是墨丘利（Mercure）——前去解救。赫尔墨斯杀死了阿耳戈斯，伊俄恢复人形，后与宙斯生下厄帕福斯（Epaphos）。

[2] pied，法国古代长度单位，相当于325毫米。

[3] George Auriol（1863－1938），法国平面设计师、字体设计师、“新艺术派”（Art Nouveau）艺术家。

[4] Henri Dunant（1828－1910），瑞士社会活动家，红十字会创始人。

[5] Albert Dubout（1905－1976），法国讽刺漫画家。

[6] 法语ficelle，一词多义，本义为绳子，引申义为职业的秘诀。

第七十八章

在楼道里10

钢琴调琴师每年两次到德博蒙家调琴已有四十年了。一次在六月，一次在十二月。他让小孙子陪着一起来，这是第五次。小孙子十岁不到，但很重视陪他爷爷来调琴。上次来时，他把一个花盆架打翻了，这次拉菲昂特太太不许他进房间。

调琴师的孙子坐在楼梯台阶上等着他爷爷。他穿着一条海军蓝呢短裤，一件天蓝色亮尼龙夹克衫，衣服上别了许多奇形怪状的饰物：一个发出四根射线和同心圆圈的铁塔，无线电报的象征；一个圆规、一个指南针和一个秒表，地理学家、测量员和探险家的假设标志；一个黄色三角形上标着红色数字77；一个修理一只肥大的山地鞋的鞋匠的身影；一只手推开一杯盛满酒的玻璃杯，下面印着“不，谢谢，我开车”。

小男孩在看《丁丁画报》刊登的卡雷尔·范洛朗的自传体小说《皇帝的信使》。

卡雷尔·范洛朗是当代最奇特的人物。他出生于荷兰，出于对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热爱，改国籍为法国。他在波斯、阿拉伯、中国、美洲生活过，可以流利地讲十二种语言。他智商明显高人一等，但他是一个什么都爱碰碰弄弄的人，似乎不能从事一项专业超过两年，他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职业，无论当外科医生，还是当几何学家都同样幸福、同样喜悦。他在拉合尔铸造大炮，在设拉子创办一个兽医学校，在博洛尼亚教生理学，在哈勒教数学，在巴塞罗那教天文学（他大胆提出梅尚 [1] 计算米的长度有误差的推测），为沃尔夫·托恩 [2] 护送枪支，或当管风琴制造商，他打算用翻动琴键代替拉杆音栓，过了一百年后确实这样改动了。卡雷尔·范洛朗一贯摇摆不定，三心二意，他一生中考虑过若干有意思的问题，数次提出解决的设想。他的设想很巧妙，很有天才，但是每次撰写时总是让人看不懂他设想的结果。他去世后，他工作室笔记本上的内容大部分颇难理解，有关于考古、埃及学、排字（统一字母计划）、语言学（就瓦尔斯尼斯 [3] 语问题致洪堡 [4] 的信：这可能只是草稿，总之洪堡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涉及过该问题）、医学、政治［建议民主政府不仅考虑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同时——令人不安地预见到——考虑第四权力，他也称之为“媒体权”（出自“媒体人”——也即新闻人——一词），换句话说，叫“信息权”］、数值代数（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注释，这个猜想提出任意数“n”等于素数“k”之和）、生理学（对于旱獭冬眠、鸟的气囊体、河马有意呼吸暂停等的猜测）、光学、物理、化学（对拉瓦锡关于酸的理论的批评，单体归类提纲），以及若干发明计划，都是往往差一点儿就能成功的发明：一种可转向的双轮坐车，有点儿像德莱斯式自行车 [5] ，但比后者提前二十年；一块称为“毛皮”的布，用软木粉、亚麻油、胶水和树脂混合物涂在粗布织纹上，制成一种人造皮革；或一个“太阳锻炉”，用光滑如镜的金属平板组装成向局部聚焦的装置。

1805年，范洛朗寻找资金筹建去尼罗河探源的探险队。在他之前曾有不少人也提出过同样的计划，但是没有人成功。他向他几年前认识的拿破仑一世提交了该项计划。当年，督政府认为拿破仑将军过于得人心，把他派往遥远的埃及。法国人未来的皇帝于是召集了他那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一起出征埃及。

拿破仑此时遇到一个外交难题，法国海军主力刚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被击溃，他想寻找抗衡英国人海上霸权的对策。他曾想雇佣最负盛名的柏柏尔海盗，即外号为“风头鹰”的霍卡布·乌阿克特。

霍卡布·乌阿克特拥有由十一艘圆头帆船组成的船队，他的活动指挥有方，在地中海大部分海域可称霸主。他并不喜欢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已有近一个世纪之久并且占领了马耳他达五年的英国人，英国人越来越威胁到柏柏尔人的活动，但是他也不会因此喜欢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他们也总是来攻打阿尔及尔。

总之，首先要与“风头鹰”接上头。为了防止被人暗杀，他有一个由十八个聋哑人组成的卫队昼夜守护，任何离他不到三步远的人都将被枪杀。

然而，正在拿破仑要找一个敢于去和“风头鹰”谈判的人时——因为很多人刚听到谈判的前提就已泄气——他接见了卡雷尔·范洛朗。拿破仑不禁自思又交了好运，他知道范洛朗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好，在埃及时已经欣赏到他的智慧、敏捷、果断、善于外交、胆识过人。拿破仑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计划，答应承担到尼罗河探源探险队的全部费用，但是范洛朗必须为他到阿尔及尔送信给霍卡布·乌阿克特。

几周后，范洛朗化装为波斯湾富商，取名为哈贾·阿布杜拉齐兹·阿布-巴克尔，带着一个长长的骆驼商队和由帝国卫队最优秀的马穆鲁克 [6] 组成的护队进入阿尔及尔。他的商队运送地毯、武器、珍珠、海绵、布匹和香料。他的商品质量上乘，很快出手，尽管阿尔及尔那时是一座繁华城市，柏柏尔海盗抢来的世界各地的货物在城内流通。范洛朗出手货物时留下三个铁箱，当有人问他箱内装的是什么货物时，他总是说：“你们都不配看这几个箱子里的货物，只有霍卡布·乌阿克特才有资格。”

他到阿尔及尔的第四天，“风头鹰”手下的三个人在他下榻的旅馆门口等他。他们向他做手势让他跟着他们。他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让他坐上用厚厚皮帘遮住的不透风的轿子。他们把他抬出城外，在一个孤零零的帐篷内对他仔细搜身。他等了几小时。后来，夜幕降临时，霍卡布在卫兵的保护下出现，他说：

“我把你的箱子都打开了，箱子是空的。”

“我是来向你进贡比这些箱子能装的金子多三倍的金子！”

“我要你的金子有何用？一艘小小西班牙渔船可以给我带来七倍金子！”

“你最后一艘渔船呢？英国已经将你的船击沉，你不敢攻打英国人。在他们的三桅大帆船旁边，你的渔船只不过是小舢板！”

“谁派你来的？”

“你是一头鹰，只有另一头鹰能与你对话！我为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下书给你！”

霍卡布·乌阿克特当然知道谁是拿破仑一世，也很尊重后者，虽然没有直接明确答复后者的建议，但视卡雷尔·范洛朗为大使，对他非常殷勤。他邀请他住进他的宫殿，一座临海的大城堡，城堡内有种植了枣树、角豆树、欧洲夹竹桃树的迷人花园，驯服的羚羊在园内走动；他为他举行盛宴，请他品赏来自美洲和亚洲的菜肴。而范洛朗整个下午连续对阿拉伯人讲述他的种种经历，向他描述他逗留过的神奇城市：有六十个银屋顶建筑的迪奥米拉城，有一百口井的伊萨乌拉城，斯梅拉尔迪纳水城，还有莫利亚城，该城的乳白色城门在阳光下是透明的，珊瑚柱，镶嵌蛇纹石的三角楣，如同养鱼缸般的玻璃别墅，银鳞舞女的身影在水母形路灯下游泳。

范洛朗在“风头鹰”处住了快一周。一天晚上，他一个人留在套间前的花园内，一边喝绝妙的摩卡咖啡，一边抽玫瑰花香的琥珀管水烟筒，这时在夜色浓浓的花园里响起一缕温柔的歌声。这是忧愁的仙女的歌声，范洛朗很熟悉她唱的乐曲，他专心地听着歌声，稍稍惊异地听出歌词，是阿德里安·维拉的牧羊女之歌（从略）。

范洛朗站起身，朝歌声方向走去，那是在他套间下方十几米，城堡加固部分的另一头，海岸礁石悬崖处。他远远望去，在一个金色栏杆封闭的平台里，在树脂火把柔和光亮的照耀下，有一位美貌动人的女子。他顾不得谨慎行事，跨过他平台的栏杆，走到城堡的另一侧，顺着一条狭小的沿峭壁的小道走到那位女子同一水平线处。他低声呼唤她。她听到呼唤声差点儿逃走，后来又走回来，向他走去，轻声向他叙述她不幸的遭遇。

她叫乌尔苏拉·冯·利多，是曾任腓特烈·威廉二世副官的利多伯爵的女儿，十五岁时嫁给西班牙驻波茨坦大使的儿子阿勒凡洛·桑切·德莱斯坦洛。她乘坐的那艘轻型巡洋舰被柏柏尔袭击，没能去马拉加与她夫君团圆。多亏自己的美色，她没有丧生。她已被囚禁在“风头鹰”的后宫十年，终日以泪洗面，后宫还有“风头鹰”的另外十五房妻室。

卡雷尔·范洛朗半身悬在空中，含泪听着她的叙述，当她讲完后，他发誓第二天就把她解救出去。他给了她一只戒指作为信物，这是一只镶嵌凹雕横“8”字的乳白刚玉的卵形宝石戒指。他对她说：“古人以这块宝石象征记忆，据传说，谁要看过一眼这只戒指，终身都不会忘记它。”

范洛朗置皇帝的使命于脑后，在二十四小时内策划了乌尔苏拉逃离计划。第二天晚上，他拿着白天准备好的必要用品，又来到后宫平台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很重的深色瓶子，在栏杆数处洒上几滴冒烟的液体。由于酸的侵蚀作用，铁栏杆开始断裂，范洛朗为普鲁士女子打开了能钻出来的小缝。

她于半夜来临。夜色很浓。“风头鹰”的套间离此处很远，他的卫兵无精打采地踱着方步。范洛朗打开一个丝梯直通悬崖脚下，乌尔苏拉和他先后沿梯子爬了二十五米，下到周围是峭壁和明礁的沙滩上。

范洛朗护队的两个卫兵在那儿拿着两盏暗灯等着她。他们带着她穿过悬崖崩塌的砾石堆，直到通往内陆的一条干涸河口。护队其他卫兵都在那儿等着。乌尔苏拉坐在骆驼背着的圆帐内，一般妇女都坐这种圆帐，商队就出发了。

范洛朗打算到达奥兰，那儿西班牙势力大。但是他没有时机了。清晨，他们刚离开阿尔及尔几小时，“风头鹰”手下的人就已经追上他们，攻击他们。这场战役迅速结束，马穆鲁克一败涂地。范洛朗本人没看到什么，一个光头大力士一拳就把他打晕了。

卡雷尔·范洛朗醒来时全身疼痛，他人已在一间囚室：地上铺着大石块，阴森森的墙壁，一个砖砌的铁饰。亮光从装着铸铁栅的小圆窗射进来。范洛朗向亮处走去，发现他的牢房在一个小村庄内，村里有三四间茅屋，中间有一口井，茅屋四周是小小的棕榈林。“风头鹰”部下露天扎营，他们在磨大刀，削尖箭头，正在练骑术。

突然牢门打开，进来三个人。他们带走范洛朗，一直到离村庄数百米远处，在沙丘那头，沙漠的黄沙侵蚀绿洲，棕榈树已经枯死。他们把他捆在一个木板上，这是当行军床和手术台的木板，用皮索把他身体和四肢绕了几圈。然后，他们骑马远离。

夜幕降临。范洛朗知道他不会冻死在深夜，而会在第二天被太阳烤焦，如同他处在他的“太阳锻炉”一样。之后他想起曾经向霍卡布说起他的计划，阿拉伯人沉思地摇摇头，轻声说，沙漠的太阳不需要镜子。范洛朗想，霍卡布使用这种刑罚处死他，那是让他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几年后，卡雷尔·范洛朗确信拿破仑不会再抓他，鲁斯坦 [7] 也不会如他们宣誓那样杀他为死难的二十名马穆鲁克兄弟报仇——因为这都是范洛朗的错误给他们带来死亡——他才将他的历险写成回忆录，把它提交给普鲁士国王，悄悄地盼望国王给他养老金以奖励他试图解救国王原副官的女儿。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一次偶然机会救了他的命。“风头鹰”的部下用皮编索带捆住他。他们如果用细茎针茅绳、麻绳或帆布带捆他，他就会不久于人世。但是，如众人所知，皮带浸了汗以后会变松，经过几小时肌肉收缩扭曲、喘息，突然毛骨悚然、颤抖，范洛朗已临近死亡边缘，本来他每次挣扎，皮带越陷越深，突然他感到皮带慢慢放松。他尽管焦虑万分，可已经精疲力竭，昏昏睡去，他发着高烧，做了许多噩梦，梦中大群老鼠向他袭来，用牙齿咬他的肉。他吓得出了一身大汗惊醒，发现他发肿的脚可以自由移动了。

几小时后，他解开了皮带。夜晚寒气袭人，狂风四起，吹起黄沙旋涡，沙子覆盖着他浑身的伤口，如撕裂他的皮肤一样疼痛。他以绝望之人的垂死挣扎，在沙里挖了一个坑，躲进坑内，用捆绑过他的沉重木板扣在坑上盖住自己。

他再也睡不着觉，一直设法御寒，防止黄沙流进眼睛和嘴巴，钻进他手腕、脚踝的伤口内，试图好好想想他的处境。处境十分不妙：他肯定可以活动四肢，也可以坚持度过这个可怕的深夜，但是他已濒临虚脱，既无食品又无水，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知离绿洲数百米，那儿正是执行他死刑的人的扎营处。

如果是这样，他便毫无活下去的希望。想到这一点他几乎平静下来：他活下去的希望不是取决于他的勇气、智慧或力量，而完全取决于命运。

天亮了。范洛朗从坑里钻出、站起，走了几步。他望到沙丘那头的棕榈树顶。绿洲那儿没有一点儿动静。范洛朗感到有希望了：如果“风头鹰”的部下执行完死刑离开临时营地，回到阿尔及尔，这就意味着这儿离海边不远，他在绿洲能找到水和食物。有了希望就有了力量，他一直爬到了棕榈树林。

他的推理是错误的，或只是一种猜想，但他至少证实了一点：绿洲里没人。茅屋倒塌一半，似乎多年没人居住，井已枯干，里边都是蝎子，棕榈树也快枯死。

范洛朗休息了几小时，把伤口用棕榈叶包扎起来。然后向北走去。他走了不知多少小时，机械地迈步，神志不清，似乎不是走在沙漠中，而是走在灰色石头地上，有几丛发黄的草，草茎磨尖，有时遇见一头驴发白的脆弱骨架或是一堆倒塌的石头，可能原来是牧羊人的避风处。后来天近黄昏，他到达一个荒凉的高原，地面有裂缝，又有凸起，高低不平，能看到骆驼、山羊和帐篷。

这是柏柏尔人的驻扎地。当他到达时，夜幕已笼罩大地，他倒在柏柏尔部落男人取火的火堆边。

他和他们一起逗留了一周多。他们只会说几个阿拉伯语词汇，他们与他相互之间说话不多，但是他们为他治疗、补衣服，他走的时候，还赠给他食物、水和一把匕首，匕首的石柄带有纤细阿拉伯字图案的铜饰条。他的双脚不习惯赤足行走卵石地，他们给他做了一双用宽大皮带系住的木鞋，他习惯穿这种木鞋以后，就再也不穿欧式皮鞋了。

几周后，卡雷尔·范洛朗平安到达奥兰。他不知乌尔苏拉命运如何。他试图组织一次布匿战争来解救这位年轻女子，可是没有成功。1816年8月27日，“风头鹰”在阿尔及尔被炮轰时死去后，一支英荷联合舰队传出消息，后宫的“风头鹰”妻室说，可怜的普鲁士女子如同所有不忠贞的妇女一样，被装进皮口袋，开口处缝死，从城堡高处扔进了大海。

卡雷尔·范洛朗又活了约四十年。他化名为约翰·罗斯，当了休达总督的图书馆管理员，余生一直抄写科尔多瓦宫廷诗人的诗，在图书馆书籍的衬页贴上藏书标签——一个古菊石化石——上面写着骄傲的座右铭“不可侵占的长眠”。

[1] Pierre Méchain（1744－1804），法国天文学家，与另一位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德朗布尔（Jean Baptiste Joseph Delambre，1749－1822）共同主持测量并确定“米”的长度，并据此制作了世界上首个米原器。

[2] Wolfe Tone（1763－1798），爱尔兰革命领导人。

[3] Ouarsenis，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个柏柏尔人聚居的山区。

[4]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5] draisienne，德国人德莱斯（Karl Drais，1785－1851）发明的人力驱动两轮车，被认为是现代自行车的前身，1818年在法国获专利。

[6] mameluk，阿拉伯语作“mamluk”，原意为“奴隶”，专指突厥人、斯拉夫人、希腊人等非黑人奴隶。9世纪，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始以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后被许多王朝效仿。拿破仑的禁卫军中有一支由马穆鲁克组成。

[7] Roustan（1783－1845），拿破仑的马穆鲁克侍卫。

第七十九章

在楼道里11

罗尔沙斯家的两扇门开着。两只箱子被拉到楼层上，这是两只用皮条固定加固的船运货箱，上面贴着很多标签。门口还有第三只箱子，房间里铺着深色的地板，一人高的细木护墙板，从路德维希港一家啤酒屋运来的“山野之光”的鹿角形挂衣钩，一盏新艺术风格吊灯，玻璃料半球形浅口盆，饰有三角雕花图案，灯光效果不佳。

奥利维娅·罗尔沙斯将进行她的第五十六次环球旅行，今天晚上半夜从圣拉扎尔火车站起程。第一次陪她出门的侄子带了四个搬运工来接她。他是一个十六岁少年，个子很高，黑色卷发披肩，穿戴十分讲究，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子，一件苏格兰格子背心，一件皮夹克，一条杏色围巾，一条赭石色牛仔裤，一双宽大的得克萨斯靴子。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一边漫不经心地用吸管喝可口可乐，一边看一家旅行社出版的旅行广告小册子《法国人纽约袖珍指南》。

奥利维娅·诺维尔于1930年出生在悉尼，八岁时成为澳大利亚最被人赞扬的孩子，她在皇家剧院上演的改编剧《威莉·温基》 [1] 中扮演秀兰·邓波儿在同名电影中创造的角色。她的演出十分轰动，演出两年场场满座。她又巧妙地透露，她已开始排练另一个角色，在《阿丽丝的一个梦》中扮演阿丽丝，这是从墨尔本请来的一位剧作家专门为她写的剧本，稍稍参照刘易斯·卡罗尔 [2] 的作品。首演式半年前，两百场演出的票都已售罄，剧院院长不得不列出等待购票人的名单以备以后加场演出。

她母亲埃莉诺·诺维尔是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她聪明地雇用了一个高效率的代理人，尽量利用她女儿的盛名。奥利维娅不久就成为全国报酬最高的模特。澳大利亚到处都是刊登她照片的小报和招贴画：奥利维娅抚摩一只长毛绒做的狗熊玩具，或在温柔的父母懂行的眼光下查阅一本比她的身材还大的百科全书——《让您的孩子进入知识王国！》，或打扮成一个小流浪儿，戴着一顶弓形鸭舌帽，穿着一条背带裤，坐在人行道旁，和三个酷似皮姆、帕姆、庞姆的人一起玩骨头游戏——这是澳大利亚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幅宣传照。

尽管她母亲和代理人一直担心她成长为少女，尤其是成熟青春期将影响她活娃娃的生涯，但奥利维娅十六岁时，仍是人们的偶像。当《密码广告周刊》——一家拥有独家刊登她照片的权利的杂志——没有准时发行到西海岸时，那儿发生了骚乱。在她最辉煌的时期，她嫁给了杰里米·毕晓普。

奥利维娅和所有的澳大利亚少女和女孩一样，在1940年到1945年期间，她是几位士兵的“战争教母”。实际上，她给整个军团寄去签了名的照片。此外，她每月给表现英勇的一位普通士兵或军官写一封信。

杰里米·毕晓普自愿参军，成为（“霹雷老人”安海姆·帕默斯顿上校——因为他脸上有一道白色伤疤，如同被雷击似的——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二十八军团的二等兵。1942年，在珊瑚海血战中，他救出掉入海中的上尉。他在收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同时，收到了奥利维娅·诺维尔的亲笔信。在信结尾时，她写道：“我全身心地亲吻你。”后面画着十几个相当于亲吻的十字。

毕晓普把这封信当护身符一样带在身上，发誓再立功好能收到第二封信。从瓜达尔卡纳尔到冲绳，经过塔拉瓦环礁、吉尔伯特群岛、马歇尔群岛、关岛、巴丹、马里亚纳群岛和硫黄岛，他英勇作战，在战争结束时成为全大洋洲得勋章最多的一等兵。

两位青年偶像的结合势在必行，1946年1月26日举行的婚礼如同澳大利亚国庆节一样盛大隆重。四万五千多人参加了在墨尔本大体育场由弗林吉利主教主持的婚配降福仪式，弗林吉利当时是南半球大公教会代表教皇的名誉主教。每人缴纳十澳元——相当于七十法郎——就可以进入新婚夫妇的庄园内，参观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礼品：美国总统赠送的水牛皮精装本《霍桑全集》；打字员普拉特太太从布里斯班寄来她用打字机字母组成的这对夫妇的肖像；塔斯马尼亚的奥利维娅崇拜者俱乐部送来由七十一只驯服的小白鼠排列组成的奥利维娅的名字；国防部长送来一只独角鲸的角，比马丁·弗罗比舍 [3] 爵士从拉布拉多回来后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那只角还长。如果再多交十澳元，还可以进入新婚洞房，欣赏用巨杉树干雕刻的婚床，那是木材工业同行协会和森林工人及伐木工人工会联合送的礼物。晚上举行盛大的宴会，专机到好莱坞接来的宾·克罗斯比 [4] 演唱由恩斯特·克雷内克 [5] 最好的学生专门为新婚夫妇编曲的《婚礼进行曲》。

这是她第一次结婚。这次婚姻只延续了十二天。罗尔沙斯是她的第五任丈夫。在他之前，她先和她见到的扮演小胡子奥地利军官的头牌小生演员结婚，因为一个意大利青年——在布鲁日饭馆向他们卖了一朵玫瑰花——婚后四个月两人分手；后来她嫁给一位英国勋爵，他总是带着他的狗，一只名叫“炒鸡蛋”的长卷毛小狗；后来她嫁给一个拉辛（威斯康星州，芝加哥和密尔沃基之间）的患麻痹症的企业家，他在自己的别墅平台上，指挥他的炼铁厂，他坐在轮椅上，双膝上面放满了早晨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

她第四次离婚后几周，1958年2月，在达沃斯遇见雷米·罗尔沙斯。遇见的情节如同美国传统的喜剧。她在一家书店寻找头天在电视节目中介绍的一本书——《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唯一的一本书刚被幸运的人买走，他是一位中年人，但是步履还十分轻快，正在收银台前付款。奥利维娅果断地向他走去，自我介绍，想要买下他的书。这位男子就是罗尔沙斯，他拒绝转让，但是最后他们商量好一起分享。

[1] La mascotte du régiment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导演、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1928－2014）主演的美国电影，1937年上映，英文片名Wee Willie Winkie 。

[2] 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的笔名，最著名的作品是《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及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

[3] Martin Frobisher（1535－1594），英国航海家、探险家，曾三次出航探寻欧洲前往美洲的西北航道。

[4] Bing Crosby（1903－1977），美国歌手、演员。

[5] Ernst Krenek（1900－1991），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

第八十章

巴特尔布思3

1887年10月在爱丁堡举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主持的第三届历史科学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之际，两篇学术报告大大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在公众舆论中连续几周引起广泛的反响。

第一篇论文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扎普芳策普教授用德语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关于阿美利加洲》。作者在圣迪埃检查从主教管辖区地下室搬上来的档案资料时，发现了一批可能来自1495年杰尔曼·路德创办的著名印刷厂印刷的古版书籍。他在这些古书中发现了一本地图册，很多16世纪的文章都提及过这本地图册，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本书：这是著名的圣迪埃学校地图学家的作品。在这本心形的地图册上，第一次出现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他自己称新大陆为西印度，在地图册里命名为“阿美利西与阿美利加土地”（TERRA AMERICI VEL AMERICA），地图册里标明的时间——1507——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有关阿美利戈·韦斯普奇的争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正直而又谨慎的探险家，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大陆，他从来不知道此事，或者临终前才知道此事（几幅浪漫主义版画——其中有一幅托尼·约翰诺特 [1] 的作品——画着一位年老的探险家，于1512年，在塞维利亚临终的场面：他当着自己的亲属，把一只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地图册上，一个人含泪跪在他的床头，托着这本地图册，让老人临终前最后看一次展开写在新大陆的“阿美利加”这个词）；但是另一派人认为，他是属于平松兄弟 [2] 类的冒险家，耍尽手段排斥哥伦布，把哥伦布的发现归为己有。多亏扎普芳策普教授的发现，最终证明，韦斯普奇生前已经称新大陆为“阿美利加”，尽管报刊和信函都从来没有提及此事，韦斯普奇可能知道这情况：他从来没有辟谣，这个名称一直使用，说明他对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大陆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认为他比“热那亚人” [3] 对这个大陆更了解，后者只是探索了几个岛，并不了解该大陆本身。尽管“热那亚人”后来在1498年到1500年第三次探险时，参观了奥里诺科河的河口，才发现这个广阔的水文系统无疑是一块新大陆的标记。

但是第二篇论文更加惊人。论文题目是《关于阿美利加第一次命名的新论点》，作者是一位西班牙档案管理员胡安·马利亚那·德·扎卡利亚，他在哈瓦那的马埃斯特腊，从事过两千张地图的收集工作，大部分地图来自圣卡塔利娜城堡，他在那儿找到一张1503年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明确标明新大陆为“哥伦比亚土地”（TERRA COLUMBIA）！

这时，旧学院 [4] 大阶梯教室庄严的圆形穹顶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有的惊讶，有的狂喜，有的怀疑，有的感到幸运，会议主席、喀里多尼亚协会常务秘书、以无动于衷的冷静而著称的年老的斯密格尔·科勒克胡纳勋爵，好不容易使欢呼声平息下来，大厅里恢复了与真正学者应有的尊严、公正和客观相适应的肃静。扎卡利亚接着发言，他把整张地图的照片和局部放大的照片分发到听众席传看，这块局部地图有点儿残缺，图形很简略，但明显可以认出是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中美洲，安的列斯群岛，委内瑞拉和圭亚那海岸——沿图形在几厘米宽的长度内有一行也有点儿残缺的字母：

扎卡利亚成为那一天的主角，各大报刊——《苏格兰人》、《苏格兰每日邮报》、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每日快报》和阿伯丁的《新闻杂志》，当然少不了《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驻外记者把这条消息发至全世界。但是，过了几周，当扎卡利亚回到哈瓦那，打算最后修改文章寄给《美国地图学学报》——他答应让这家学报发表他的文章，而这家学报将全文刊登这份珍贵的文件作为中间折叠插页——的时候，他收到迪耶普博物馆馆长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寄来的一封信。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偶然在一期《世界箴言报》上看到该代表大会简报，尤其是扎卡利亚的论文概述以及附件——作者据此认定1503年新大陆即命名为哥伦比亚（COLOMBIE）的那份破碎残缺的局部地图。

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在信中引用了一位叫作屈韦维尔先生的话：“感情冲动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精神状态。”他对扎卡利亚引人注目的论文表示赞赏，但同时认为他的发现还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它经不起仔细推敲和严肃批评。

的确，把

理解为

是很有诱惑力的，这反映了一般感情：当发现一张地图上西印度被命名为哥伦比亚（COLOMBIE），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觉得纠正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都不满意阿美利戈·韦斯普奇篡夺了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名字，后者本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他首先发现的土地：代表大会为扎卡利亚鼓掌时，认为应该为热那亚航行家恢复名誉，结束近四个世纪的不公正。

但是，博物馆馆长提及，在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十几名航行家，从卡博到卡布拉尔，从戈姆到韦拉扎诺，都在从西方寻找通往印度之路——他们都想去印度——而迪耶普稳定地拥有这个传统，一直流行到18世纪末期。他认为是迪耶普一位外号“无畏库赞”的航行家让·库赞发现“美洲”，这位航行家可能于1487年至1488年探险于安的列斯群岛，比“热那亚人”早五年。迪耶普博物馆继承了大船东让·安戈下令制作的部分地图，这些地图与德斯利埃和尼古拉·德利安 [5] 使得迪耶普地图绘制学校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地图绘制学校。该所学校正好拥有一张1521年的地图（也就是说，明显比马埃斯特腊的地图晚一些），在这张地图上，洪都拉斯湾——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所称的“深海湾”——被称为“库索海”（MARE CONSO），肯定是“库索布利尼亚海”（MARE CONSOBRINIA）的简称，意思是“库赞之海”［而不是勒布朗-布雷蒂尔愚蠢地论证为“库索拉特利海”（MARE CONSOLATRIX）］。

因此，弗洛朗丹·吉莱-布尔纳奇无情地分析道，扎卡利亚认为，

即

但是最后三个字母距离远，也可能是：

最后，他归纳说，扎卡利亚应该仔细研究一下1503年地图的出处，如果这张地图是葡萄牙、西班牙、热那亚或威尼斯风格，

可能是指哥伦布，即使他用了“印度”这个词。总之，这不能证明这组字母是指让·库赞——他只是在迪耶普非常出名，在附近的特雷波尔、圣瓦莱里-昂科、费冈、埃特雷塔和翁费勒尔处处都有水手一个比一个“无畏”地开辟新航道。但是，如果1503年地图是迪耶普学校的——这很容易辨识，所有迪耶普学校地图的罗盘方位标中央都标有小小的“d”交织字母——那么“TE RA COI B I A”一定是指“库索布利尼亚土地”（TERRA CONSOBRINIA）。

最后他在附言中补充说，如果交织字母是两个“R”，说明这幅世界地图是雷诺·雷尼埃的作品，他是学校第一流的地图学家，他好像陪同让·库赞一起航行。雷诺·雷尼埃航行几年后，1520年左右，制作了一张北美洲海岸的地图，特别巧的是他命名它为“玛丽亚土地”（TERRA MARIA）。这块土地一个世纪以后，由于法兰西亨利四世之女、英格兰查理一世之妻昂里埃特-玛丽的缘故，被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

扎卡利亚是一位诚实的地理学家。他原本可以不顾吉莱-布尔纳奇的信函，或利用世界地图的残缺，毁掉可以查证出处的可能性，然后对迪耶普博物馆馆长说，这是一张西班牙地图，他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仔细考证出这是一幅雷诺·雷尼埃画的地图，通知对方，并建议一起写一篇澄清的文章，署上他们俩的名字，以结束这个地名的难题。他们的文章于1888年刊登在《名称学》杂志上，但是文章的影响远远没有在第三届代表大会那篇论文那样轰动。

可是1503年的地图是唯一的美洲曾称为“库赞尼亚”（Cousinie）的地图。詹姆斯·舍伍德获悉这一特别消息后，在一年后从哈瓦那大学校长处买下了这张地图，不知他花了多少钱。现在这张地图挂在巴特尔布思房里的墙上。

巴特尔布思并不是因为这张地图独一无二而珍惜它，他小时候在庄园大厅看到这张地图时，是因为它很特别：北部不在地图上方，而是下方。这种方向上的差异——在当时比较常见——使巴特尔布思非常着迷：这种颠倒的方向，并不是180度，有时是90度或45度，每次都改变对空间的习惯感觉，例如，一般人只要上过学，哪怕是上过小学，都很熟悉欧洲的图形，然后向右转向90度以后，西在上，欧洲就像是丹麦。在这小小的转向中，也隐藏了他拼图板活动的形象。

巴特尔布思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收藏家，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寻找或让人寻找类似的地图。他的房间里另外还有两张地图。他在德鲁奥拍卖行发现的那张地图是阿姆斯特丹的雷尼埃·奥坦地图册的一部分，印制十分精细的日本国地图。专家很重视这张地图，并不是因为北在右边，而是因为日本的六十六国 [6] 首次使用日本汉字和拉丁字母转写同时表示。

另一张地图更奇特。这是一张太平洋地图，它是巴布亚湾沿海部落使用的地图：一个极细密的竹竿网标示着洋流和主要风向，似乎偶然地处处有贝壳，贝壳表示岛屿和暗礁。和现在所有地图学家使用的标准相比，这张地图很荒唐，初看起来，地图没有方向，没有比例尺，没有距离，没有周边，而实际上，这张地图使用时非常有效。一天，巴特尔布思解释说，同样伦敦的地铁图和伦敦城市地图绝对不能重合，只要地图简明，乘坐地铁时使用方便就行。

这张太平洋地图是巴顿船长在19世纪末带回来的，他当时研究新几内亚一个部落的航行记——即莫雷斯比港的莫图部落的航海记——其中提到特罗布里恩人的库拉 [7] 。巴顿回伦敦后，把他的发现交给澳大利亚银行，银行部分出资支持他的考察。银行把地图放在总部的一间接待室，后来作为礼物送给南半球开发国际基金会——一家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招聘移民的半私营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期，基金会破产，司法清算时拍卖这张地图，巴特尔布思知道后收购下来。

巴特尔布思的卧室里几乎没摆什么家具，房间明亮，刷着白漆，厚厚的高级密织薄纱窗帘，一张床放在中央。这是一张英式床，铜架上覆盖着印花蓝布，两侧放着两只帝国时代式样的床头桌。左边床头桌上放着一盏灯座是一棵蔬菜状的灯，一个里边放着两块糖的八角锡盘，一只玻璃杯，一个勺和一个瓶塞形如松果的水晶冷水瓶。在右边床头桌上放了一个长方形小座钟，钟匣是桃花心木，镶嵌乌木和金色金属，一个有交织字母的银水杯和一张放在椭圆相框内的照片——巴特尔布思的外祖父母和祖父的合影，詹姆斯的兄弟威廉·舍伍德和他的妻子埃米莉以及詹姆斯·阿洛伊修斯·巴特尔布思，三个人都穿着礼服，站在普里西娅和乔纳森后面，年轻夫妇相依坐在许多系着绸带的花篮之中。在下层放着一本黑皮精装大记事本，本上印着“1952年办公目录和房屋互助协会联盟”的金色大字，下方是人字形条纹纹章、蜜蜂和金色圆形图案，还有一个题座右铭的卷轴状框框，座右铭下方附有英文翻译：“家是最可靠的堡垒。”

把巴特尔布思计划中的漏洞和矛盾都列举出来，未免令人乏味。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正因为有了这些漏洞和矛盾，才终于使他的计划在贝桑德尔坚定不移的进攻之下，败在加斯巴尔·温克勒隐蔽而巧妙的进攻之下，当然，他的失败首先应当归咎于他没有能力回击这些进攻。

对于完成这项计划来说，这些漏洞和矛盾并非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们不仅给他增添了无穷的烦恼，设置了严格的束缚，而且潜藏着危机。例如，巴特尔布思决定在二十年内画五百幅海景画，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如果他决定画四百八十幅画就好了，这样就是每个月画两幅，或者严格一点儿，决定画五百二十幅，也就是每两周画一幅。可是现在呢，为了确切地完成五百幅海景画，他不得不有时每月画两幅，有时每月画三幅，或者大约二又四分之一周画一幅，再加上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特殊情况，这样在时间上就会轻微影响计划的进行。事实上，加斯巴尔·温克勒大约每隔十五天收到一幅画，有时差几天，有时甚至差几周。尽管这一点加上巴特尔布思自己在拼图时出现的些微延误，都不足以从整体结构上影响计划的完成，但是这样一来，海景画在产生它的原地“销毁”，就不是正好在二十年以后，而是在大约二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零几天之后。

如果说这个计划全部失败，还不只是因为这些时间上的微小误差，实际上，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巴特尔布思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和他所定下的准则进行工作。他希望他的全部计划自我循环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如同一个油海，在一个人跳下去淹死后，又恢复原状。他希望一无所有，除了纯净的空间，纯洁的白色，及毫无用处的、非理性的完美以外，绝对地一无所有。然而他在二十年中画了五百幅海景画，尽管这些海景画每幅都被加斯巴尔·温克勒分割成七百五十块的拼图板，但是他未能把所有的拼图板都拼好，所有拼好的拼图板也没有都在二十年前作画的原地销毁。

即使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即使各个环节都能按时完成，它也会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自身消耗中垮下来。甚至即使巴特尔布思没有失明，他也无法完成他决心以毕生精力投入的这项计划。

1972年最后几个月，巴特尔布思发现自己成了瞎子。几周前他就觉得头疼，脖子酸痛，视觉模糊，当他做了一整天拼图游戏以后，他会感到眼睛什么也看不清，看到的东西上都模模糊糊地蒙着一层雾。起初，他只要在黑暗中躺几分钟就好了，可是不久，这种视觉模糊的现象加重了，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在稍微暗一点儿的地方看东西都是重影，好像他总是喝醉了酒一样。

医生们诊断是双白内障，并且成功地给他做了手术。他们给他配了隐形眼镜，禁止他多用眼睛。他们认为他只能看看报纸上的大标题，晚上不能继续工作，看电视时间不能过长。他们谁也没想到巴特尔布思竟会重新开始弄他的拼图板。仅仅一个月以后，巴特尔布思便又坐到工作台前，并且打算把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

不久，他的视力又模糊了。这一次，他总觉得左眼旁有一只苍蝇在不停地飞，他总想伸手把它赶开。他的视野越来越缩小，最后只剩下一条细缝，如同黑暗中微微打开的一扇门，透进一缕青蓝色的亮光。

他请来的医生都在他床边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有的医生说是黑蒙，另一些医生说是色素视网膜炎。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已不能妙手回春，失明是不可避免的。

十八年来巴特尔布思每天都用手拿着这些拼图板上的小拼块，触觉对于他来说和视觉一样重要。他自我陶醉地以为自己还可以照常进行拼图工作，只不过对他来说，拼出的将是无色的水彩画，那时候他还能区别出物体的不同形状。到1975年年初，他开始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能感觉到远处不停晃动的微弱亮光，于是他决定请人帮忙，请人和他一起根据主要颜色、不同色调和不同形状分选拼图板块。找谁呢？温克勒已经去世了，即使他活着，也肯定不会同他合作，斯莫特夫和瓦莱纳都过于年迈，不得已，他让克莱贝尔和埃莱娜试着帮忙，结果不甚满意。最后他找到了韦洛尼克·阿尔塔蒙，他从斯莫特夫那儿知道——斯莫特夫又是从诺谢尔太太那儿听说的——她正在学水彩画，又是拼图游戏的爱好者。从此以后，几乎每天，瘦弱的少女便和这个古怪的老人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她让他一块一块地摸那些小木块，轻声细语地向他描述每个木块的细微不同的颜色。

[1] Tony Johannot（1803－1852），法国画家、雕刻家。

[2] Frères Pinzón，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1441－1493）、维森特·亚涅斯·平松（Vicente Yáñez Pinzón，1462－1514）、弗朗西斯科·马丁·平松（Francisco Martín Pinzón）的合称，都是15－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参与了哥伦比亚第一次探寻美洲大陆的航行。

[3] 哥伦布是热那亚人。

[4] Old College，位于爱丁堡的一座建筑。

[5] Pierre Desceliers，Nicolas Desliens，都是当时迪耶普的地图制图师。

[6] 古代日本在律令制下将全国划为六十六国，国下设郡。这种地方行政区划自7世纪大化改新之后开始施行，至19世纪明治初期废除。

[7] Kula，美拉尼西亚群岛东南部特罗布里恩岛上民族的交易制度。

第八十一章

罗尔沙斯4

奥利维娅的卧室是一间明亮且令人赏心悦目的房间，墙上裱贴着浅蓝色日本饰图墙纸，家具都是浅色木料。床上铺着缝缀起来的杂色拼布印第安式床罩，床脚架是宽大的木板台，两侧带床头柜。右侧床头柜上放着一只插着黄色玫瑰花的乳白色高花瓶。左侧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微型的小夜光灯，灯座是一个黑金属方块；一本杰克·伦敦的《月亮谷》旧书，她在头一天用十五个生丁在阿利格尔广场跳蚤市场上买的；还有一张奥利维娅二十岁时照的照片，她穿着格子衬衫，一件带流苏的皮背心，骑马裤，高跟靴，戴牛仔帽，手上拿着一罐可口可乐，跨坐在栏杆上，她身后站着一个身体壮实的流动商贩，用胳膊使劲托起一个放了许多色彩缤纷的水果的沉重托盘。照片是她拍摄倒数第二个故事片时照的，那部电影叫《加油，小伙子们！》，她于1949年扮演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当时她和杰里米·毕晓普离婚引起很大反响，她离开了澳大利亚，试图到美国重操旧业。这部影片的拍摄只是她的一次短暂经历。下一部电影——非常残酷的巧合——片名为《留在广告招贴画上，我亲爱的！》，她扮演一个马戏女演员（美丽的阿曼蒂纳），爱上了一位十七岁的玩火炬的杂技演员。这部电影没有后期剪辑，制片人看了样片后认为不会有什么票房效应。奥利维娅后来成为一部旅游风光系列片中的明星，她扮演一位美国良家少女，善良，乐于助人，到大沼泽地去滑水，在巴哈马群岛、加勒比海群岛或卡纳里群岛晒日光浴，在里约狂欢节尽情欢乐，到巴塞罗那为斗牛士欢呼，到埃斯库利亚尔陶冶情操，在梵蒂冈祈祷，到红磨坊夜总会喝香槟干杯，到慕尼黑啤酒节狂饮啤酒，等等。因此她爱上了旅行，她在拍第五十八集《难忘的维也纳……》时遇见她第二个丈夫，当她拍第五十九集《迷人的布鲁日》时，她和他分手。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奥利维娅·罗尔沙斯在她的卧室里。她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烫着卷发，穿着一套剪裁讲究的白亚麻西服套裙，系着宽大领花的米灰色绸衬衫。她坐在床边，身边放着她要带走的物品——一只手提包，一只梳洗用具袋，一件薄大衣，一顶缀着一个旧的圣米歇尔十字勋章的软帽，勋章上是天使降龙图，一本《时代周刊》，一本《法国电影》杂志，一本《伦敦上演什么？》——她在重复她留给简·萨顿的指示：

—— 让人送可口可乐

—— 每隔两天给花换一次水，每次放半片阿司匹林，花谢了以后扔掉

—— 让人清洗水晶大吊灯（请萨勒蒙公司来人）

—— 把十五天前应该还的书送到市图书馆，尤其是《克拉拉·舒曼的情书》、彼埃尔·让内的《从痛苦到狂喜》、彼埃尔·布勒的《桂河大桥》

—— 给波洛尼乌斯 [1] 购买真空包装干酪，每周不要忘记带它到勒菲弗先生家学多米诺骨牌

—— 每天检查一下比齐卡涅利家是否打碎了门厅的玻璃料器葡萄及餐厅里的装饰盘

她外出第五十六次环球旅行的借口是收到去墨尔本参加电影《奥利维娅·诺维尔生平》首映式的邀请，这是一部收集她最佳演出片段，包括她在剧院成功演出片段的集锦影片。她先到伦敦坐海上游艇到安的列斯群岛，然后坐飞机到墨尔本，中间在纽约、墨西哥、利马、塔希提和努美阿逗留几天。

[1] 波洛尼乌斯是一对驯服仓鼠的第四十二代子孙，雷米·罗尔沙斯认识奥利维娅不久后送给她的礼物。他们在斯图加特一家歌舞厅见到一位驯兽师，对仓鼠吕多维克的体育表演非常着迷——它可以玩铁环、单杠、空中飞人或双杠——他们要求买下这只仓鼠。驯兽师勒菲弗尔先生拒绝了，但是卖给他们另一对仓鼠——热特鲁德和西吉斯蒙——他教会它们玩多米诺骨牌。这项技艺被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仓鼠夫妇们都自然而然地教会自己的后代玩多米诺骨牌。不幸的是，去年冬天发生瘟疫，仓鼠几乎全部遇难。唯一幸存的波洛尼乌斯不会单独玩多米诺骨牌，而如果不继续这项它最喜欢的娱乐消遣，它就将衰亡。因此，它每周被带到默东的驯兽师家中训练。驯兽师已经退休，但他仍然以饲养马戏小动物为唯一乐趣。——原书注

第八十二章

格拉蒂奥莱2

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的卧室：一间儿童卧室，贴着橘黄色条纹墙纸，一张窄小的铁床，放着一只史努比形状的枕头；一张低矮的安乐椅上盖着一块带流苏的布，椅把端是两个球；一只白木双门小橱，面板贴着仿乡村瓷砖的塑料布（代尔夫特式：浅蓝色方砖，稍稍带缺口，风磨，压榨机和日规循环式图案）；一张课桌，桌面上有放铅笔的槽，还有三只柳条书箱。桌上放了一支镂花印刷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苏格兰人吹风笛精致图案的蘸水笔，一把钢尺，一只有点儿凸凹不平的铁盒子，盒子上面写着“调料”，里面放满了圆珠笔、蘸笔，一只橘子，几本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笔记本，如同精装书装订工人使用的那种本子，一瓶惠特曼墨水瓶，四张伊莎贝尔收藏的吸墨水纸，她比她的竞争对手雷米·普拉沙埃的收藏少得多：

——一个穿小船形短裤的小娃娃推着一只木环（骄傲的科沃尔之子弗洛雷造纸厂赠送）；

——一只蜜蜂（朱旺蒂阿实验室赠送）；

——一张时装版画，一个男子穿着红色山东绸睡衣，海豹皮拖鞋，一件银绦镶边的天蓝色室内便袍（雀巢巧伴伴 [1] ：最好再来第二杯！）；

——法国历史上伟大女性系列第二十四号，《苏珊特周刊》 [2] 赠送雷卡米埃夫人 [3] ；帝国时代式样的小客厅内，几个少见的穿黑衣服的人坐在长沙发上听着，密涅瓦女神像托着一个活动穿衣镜，旁边放着一张长椅，椅内侧弯曲如同摇篮，一位少妇躺在里面：她懒洋洋躺着的姿态与她厚珠光色锦缎长袍的艳丽光彩形成鲜明的对照。

床的上方，挂着椭圆形琴箱的双颈诗琴，这是一般少女房间中少见的，16世纪开始流行，曾昙花一现，盛行到路易十四时期——尼农·德朗克洛 [4] 好像善于弹双颈诗琴——后来不时兴了，让位于低音吉他和大提琴。这是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在他妻子被杀、岳父自杀后带回来的唯一物品。这件物品一直在家里放着，可是谁也不知它的来历。奥利维埃最后把它拿给莱昂·马西亚看，后者很快做出鉴定：这可能是最后制作的一批双颈诗琴中的一个；从来没有人弹过，出自蒂罗尔的斯坦纳乐器作坊；但肯定不是这家作坊全盛时期的产品——那时雅克·斯坦纳的小提琴可以与阿马蒂小提琴媲美——而是该作坊晚期产品，可能是18世纪下半叶之初，当时诗琴和双颈诗琴已经成为收藏家收藏的珍品，而不再是乐器了。

伊莎贝尔在学校不招人喜欢，她表面上也并不想让人喜欢她。她的同班同学说她是一个笨蛋，学生家长数次向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告状，说他的女儿向班上同学或者课间在院子里向其他班比她小的学生讲故事吓唬他们。例如，图画课上路易赛特·盖尔纳把一瓶黑墨水倒在她夹克衫上，为了报复，她对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色鬼每天放学时在街上跟踪她，有一天他袭击她，剥掉她的衣服，强迫她做下流事。或者，她告诉多米尼克·克洛斯，大约十年前，真有幽灵存在，有一天她看到他父亲穿着如同中世纪骑士的盔甲出现在一群持槊卫兵之中，卫兵们十分害怕。或者，当老师给她的作文题目是《叙述你假期最美好的回忆》时，她写了一篇曲折的长篇爱情故事，叙述她穿着金色织锦缎服装，追着一位戴面具的王子，她发誓永远不看他的面容，她在铺着纹理大理石的前厅里走来走去，拿着树脂火炬的侍者卫队护送她，矮人把醉人的醇酒倒入朱红色的酒杯。

她的法语教师感到不知所措，把这篇作文给校长看，教育顾问委员会开会后做出决定，写信给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让他请精神病专家检查一下他女儿，建议他下一年把她送进一所心理教育学院，那儿可以密切注视她智力和精神的发育。但是奥利维埃复信相当不客气，他说不能因为和她女儿同龄的女学生如同会叫的绵羊，只会背“农庄女主人喂鸡”或“农夫用犁耕田”，就因此认为伊莎贝尔不正常或很脆弱，她只不过富有想象力而已。

[1] NESQUIK，雀巢公司出品的一种冲调型巧克力饮品。

[2] La Semaine de Suzette ，法国女性杂志，创刊于1905年，停刊于1960年。

[3] Madame Récamier（1777－1849），法国社交界名人、文学艺术沙龙主持人，银行家雅克-罗斯·雷卡米埃（Jacques-Rose Récamier，1751－1830）之妻，有两幅描绘她的著名肖像画传世。

[4] Ninon de Lenclos（1620－1705），法国作家、交际花。

第八十三章

于汀3

于汀在他大画室游廊里整修的卧室相当于原来用人房间十二号，1949年年底前，这里原来住着一对老夫妻，人们都叫他们奥诺雷。奥诺雷实际上是老头的名字，除了克拉沃太太、格拉蒂奥莱父女，谁也不知他们的姓——马西翁——也不叫他老伴的名字科莉纳，大家叫她奥诺雷太太。

奥诺雷夫妇一直是堂格拉尔家的仆人，直至1926年为止。奥诺雷是膳食总管，奥诺雷太太是厨娘，一位旧式厨娘，一年四季披着一条用别针别在背后的印花布头帕，戴着一顶遮住灰白头发的帽子，穿着灰色长袜，一条红裙子，上身穿着一件紧身短上衣，系着一条围裙。堂格拉尔家还有一位仆人：赛丽娅·克雷斯比，她几个月前刚被雇用当女仆。

1926年1月3日，也就是火灾发生后的大约十天，女用人赛丽娅·克雷斯比早晨七点钟来上班，她发现套间里空无一人。堂格拉尔夫妇好像把最必需的物品装进三只箱子里带着，连一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上诉法院第二院长竟然失踪，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天，有关“堂格拉尔事件”的风言风语就到处传开了：听说有人对院长进行威胁；听说两个月以前他就被便衣警察盯上了；听说虽然司法部长亲自给警察局长发了禁令，可还是有人搜查了他在法院里的办公室。同时，由讽刺报刊带头，各大报刊也都纷纷提出疑问，因为按常规看来，这件事无疑将是一桩丑闻，是一条可能引起轰动的耸人听闻的新闻。

一周以后，疑团终于解开了。内务部长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马克西米利安·堂格拉尔及其夫人贝尔特于1月5日在偷渡瑞士边境时被捕。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是：这位高级法官和他的妻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过三十余次胆大包天的偷窃。

堂格拉尔夫妇不是因为贪财而偷窃，而是正如描写精神变态的小说中大量渲染的那样，他们从偷窃的冒险中得到一种兴奋，一种特殊的高强度的性刺激。这一对夫妇出身于刻板的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性生活总是按照戈蒂埃·项狄 [1] 的方法进行（一周一次，马克西米利安先给闹钟上弦，然后例行公事似的同房）。后来他们发现，在公共场所偷窃贵重物品能引起他俩一种强烈的性欲，于是这很快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宰。

他们这个共同的发现纯粹是偶然的。有一天，堂格拉尔夫人陪她丈夫在克勒雷商店选购一个烟盒，突然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感，激动地直看着女售货员的眼睛，因为她刚偷了一个玳瑁腰带扣。这只不过是对贵重物品的一次小偷小摸，当时她丈夫一点儿也没察觉。当天晚上，她向丈夫坦白了，他听了她的叙述，不仅没有责备她，反而顿时产生了一种过去房事时从未有过的性冲动。

以后，他们很快确立了进行偷窃的原则，主要是两人都必须当着另一方的面完成一项规定的偷窃行为，根据偷窃的成功或失败，对偷窃者进行奖励或惩罚，当然都是与房事有关的。

他俩经常请客，也常常受到邀请。他们往往在使馆的客厅里或在巴黎上流社会的盛大社交聚会上选择行窃的对象。例如，贝尔特向丈夫挑战，要求他把博富尔公爵夫人举行晚会时披在身上的水貂皮长披肩给她偷来，马克西米利安立即应战，同时要求他妻子把主人装饰客厅的费尔南·高尔蒙 [2] 的《猎原牛》壁画草图弄到手。根据接近所窃物品的难易程度，规定的期限长短不一，甚至偷窃某些贵重物品时，一方会得到另一方的协助或掩护。

在四十四次互相挑战的偷窃中，有三十二次是成功的。例如，他们在梅朗伯爵夫人家里偷走了一个俄式银质大茶炊，在罗马教皇教廷大使家里窃取了一幅佩鲁吉诺 [3] 画的草图，在海诺银行总裁身上取走了他的领带别针，在公共教育部长办公室主任家里搞到了拉辛之子路易写的《关于让·拉辛一生的回忆》的几乎全部手稿。

如果不是他俩，换上任何一个别的人，偷窃这类贵重物品都会被发现，被逮捕，可是他们有时当场被人发现，居然也能轻易脱身，似乎一位高级法官和他的夫人是不可能被人怀疑有偷窃行为的，证人宁可怀疑自己看错了，也不肯指控一位法官。

有一次，马克西米利安在艺术品商人奥利维的私宅里拿走了三封信，这是三封有路易十六签字盖印的关于把萨德侯爵关押在万森城堡和巴士底狱事件的信件。他在走到楼梯上时，被主人挡住了。他极为镇静地解释说：他刚向一位他以为是主人的人求得许可，允许他把这三封信借回家研究四十八小时。这原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可是奥利维毫不犹豫地放他走了。

由于他俩几乎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惩罚，所以胆子越来越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终于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垮台。这是在马库阿特商业银行的提莫西·克劳邦尼举办的一个化装舞会上，主人是一位光下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位装作风雅的鸡奸者，戴着眼镜，穿着长袍，化装成孔夫子。晚会进行中，贝尔特·堂格拉尔偷窃了一副古代西徐亚王国的三重冕。舞会还没结束，主人就发现三重冕被窃，警察立即赶到现场，搜查了每一位来宾，结果在化装为苏格兰妇人的法院院长夫人的假风笛中找到了这件稀世珍品。

贝尔特镇静地承认是她打开了存放三重冕的橱柜，因为她丈夫让她这么干。马克西米利安同样镇定自若地证实了她的话，并当场拿出了桑台监狱狱长给他的一封绝密信，信中要求他密切注意这顶金王冠，因为他从最可靠的告密者那儿获悉，这顶王冠可能在这次化装舞会上被“神偷夏里亚”盗走。所谓“神偷夏里亚”，是人们给一个胆大包天的强盗起的外号，据说他第一次作案是在歌剧院，正当《鲍里斯·戈东诺夫》 [4] 在那里演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一直是个谜，后来发现，三十三起安在他名下的案件，有十八起是堂格拉尔夫妇干的。

这次，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大家还是接受了，警察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位叫罗兰·布朗舍的青年侦探，回到警察局后一直在思索，他让人送来所有没弄清的发生在巴黎上流社交晚会上的偷窃案卷宗，他发现在三十四张来宾名单中，有二十九张上面有堂格拉尔夫妇的名字，他感到十分震惊。对他来说，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材料，他向警察局长报告了自己的怀疑，并请求委任他承担此案的调查工作。可是警察局长认为这不过是巧合，他谨慎地向司法部做了汇报，部里对一个警察竟敢对一位受到同事尊敬的法官的话及其名誉产生怀疑十分不满。于是警察局长禁止这位侦探过问此案，当后者一再坚持时，局长便以把他调到阿尔及利亚工作相威胁。

布朗舍气得七窍生烟，主动提出辞职，发誓一定要找到堂格拉尔犯罪的证据。

布朗舍自己或派人跟踪了堂格拉尔夫妇几个星期，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他偷偷地潜入马克西米利安在法院的办公室，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他想，如果这些证据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不会放在办公室，最好的办法是到堂格拉尔家里找出他们保存下来的被窃物品。1925年圣诞节晚上，他知道堂格拉尔夫妇正在城里做客，他们的仆人奥诺雷夫妇已经回房睡觉了，年轻的女仆和她的三位朋友（塞尔日·瓦莱纳、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和弗洛拉·尚比尼）一起到弗雷斯纳尔饭店过节去了，布朗舍趁机偷偷踏进四楼左边堂格拉尔夫妇的套间。可是他既没找到法尼·莫斯卡的镶嵌蓝宝石的扇子，也没找到菲里克斯·瓦洛东 [5] 画的昂布鲁瓦兹·伏拉尔 [6] 肖像，萨默希尔爵士得到这幅画的第二天就被人偷换了。他只找到了一串珍珠项链，可能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不久从雷策乌斯加公主那儿偷来的，还有一只法贝热彩蛋，和吉多夫人家里被窃的那只一模一样。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件可以指控堂格拉尔和驳倒他上司的最有力证据，这是一个大记事本，上面简单而明确地记述了堂格拉尔夫妇每次成功的或未遂的偷窃，并附有这对夫妇因此而受到的奖励与惩罚。

布朗舍刚要把这个泄露天机的本子带走，走廊一端的套间门开了：赛丽娅·克雷斯比忘了奥诺雷太太上楼睡觉之前对她的吩咐，没有给堂格拉尔夫人小客厅里的壁炉点火，她现在赶回来就是办这件事，并且趁机拿一小瓶甜酒和一个感恩戴德的人送给法官先生的栗子冰激凌，给同她一起过节的朋友们品尝。布朗舍躲在窗帘后面，看看手上的表，已经快凌晨一点了。尽管堂格拉尔夫妇肯定回来得很晚，但时间还是极为宝贵，多待一分钟就会多增加一分被撞见的危险。布朗舍出去必须经过餐厅的玻璃大门，而赛丽娅这时正在那儿请客。布朗舍一眼看到一束绢花，他灵机一动：何不制造一场火灾！点了火以后，他躲进堂格拉尔的卧室。火势蔓延极快，布朗舍但愿自己不要作茧自缚，被烧死在屋子里。还好，克雷斯比和她的朋友们发现套间起火了，马上就喊人救火，这位辞了职的警察便混在一大群救火员和邻居中悄悄地溜走了。

火灾发生后几天之内，布朗舍毫无动静，不露声色，故意让堂格拉尔以为那个要命的本子——他们回家后曾经在被大火烧掉一半的套间里拼命地寻找过——和小客厅里的其他东西一起被烧毁了。几天以后，他给堂格拉尔打电话——不是为了伸张正义和恢复事实真相，而是向他索取五十万法郎。如果不是他过于贪心，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众，上诉法院第二院长和他的夫人还可以继续长期进行他们不正常的勾当。可是布朗舍索取的款项过高，堂格拉尔夫妇无力支付。布朗舍在挂上电话之前阴险地反驳说：“那你们就去偷吧！”但是堂格拉尔夫妇感到丝毫没有能力为了金钱而去偷窃，他们宁可孤注一掷，离家出逃。

法律不能容忍护法者戏弄自己，法官被毫不容情地判了刑：贝尔特被判刑三十年，马克西米利安被判无期徒刑，终身苦役，并被发配到法属圭亚那的罗马尼河畔圣洛朗，不久就死在了那儿。

克雷斯比小姐前几年在巴黎漫步时遇见了她原先的女主人：她坐在福利-雷尼奥街旁的一条长凳上，穿着一件浅绿黄色的室内便袍，身旁放着一辆装满各种旧衣服的儿童车，她已经变成一个掉了牙的流浪婆，周围的人送她一个外号，叫“男爵夫人”。

奥诺雷夫妇当时已有七十岁。奥诺雷是里昂人，白肤色。他旅行过，有过冒险经历，曾在维莱姆当过木偶戏操纵人，在洛朗·若赛朗那儿当过魔术师助手，在马比尔酒吧当过服务生，也曾戴着一顶尖帽，肩上骑着一只猴子，当街头风琴手。后来才到有钱人家中当仆人，由于他生性比英国人还冷静，很快成为不可替换的男仆。他的老伴原是一位诺曼底农妇，什么都会干，会做面包又会杀猪，只要是主人吩咐。1871年年底，她十五岁就到巴黎当女佣，先是在一家膳食住宿全包的宿舍楼当厨师的帮手。这家宿舍楼位于克利希广场附近达尔赛街22号，命名为“维也纳学生家庭旅社”。女主人西桑普洛斯太太是一位管理十分严格的希腊人，长得矮小干瘦，好像被一棍打扁了，教导那些门牙可怕地突出的英国姑娘社会礼仪——那时说俏皮话，称那种突出的门牙为“钢琴琴键”。

三十年以后，科莉纳在那儿当上了厨娘，但是每月工资总是二十五法郎。这时她认识了奥诺雷。他们在世界博览会上认识，一起看“纪尧姆老好人”演出——一种机械玩具演出，在一个微型舞台上，五十厘米高穿着时髦的布娃娃跳舞、闲聊。他看到她十分惊讶的神色，对她解释技术问题，带她参观“倒置城堡”，那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城堡，烟囱为底座，窗户倒置，家具挂在天花板上；“光辉的宫殿”，殿内所有家具、护墙帘、地毯等等都是玻璃制作，房子如仙境，其建筑师是玻璃匠蓬尚，宫殿没有完工，他就离开了人世；“天体仪”“服装宫”“光学宫”，在“光学宫”里，他们戴上大眼镜，可以看到月亮的直径有一米那么大；还有“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透景画，“横跨大西洋全景图”“巴黎的威尼斯”以及十几个其他宫殿。对她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波斯尼亚宫”的人工长虹；对他来说，是地下矿物展览，由一个电动火车联结的六百米坑道，出口处突然展现的是一个金矿，真正的黑人在矿内干活；还有弗鲁安索利兹先生的巨桶，一幢真正的五层楼房，内有五十四家商亭，出售世界上各种饮料。

他们在“殖民宫”附近的“美丽的女磨坊主”酒吧吃晚饭。他们喝了盛在长颈大肚瓶内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吃的是菜汤和炖羊腿。科莉纳认为菜做得不好。

奥诺雷那年受雇于老堂格拉尔先生，一位吉伦特省的酒商，葡萄酒委员会波尔多地区主席。博览会期间他专程来巴黎，向朱斯特·格拉蒂奥莱租了一个套间。几周后，老堂格拉尔离开巴黎。由于他特别满意他的膳食总管，把奥诺雷和套间一起送给自己的儿子——那时刚被任命为陪审官的马克西米利安——当结婚礼物。不久，年轻夫妇根据膳食总管的建议，雇用了科莉纳当厨娘。

堂格拉尔夫妇出事以后，奥诺雷夫妇已经上了年纪，不想再当仆人，请求爱弥尔·格拉蒂奥莱保留他们的住房。他们靠着一点儿积蓄节省着过日子，有时临时干点儿活贴补开销，例如，当保姆没时间来时，他们照看吉斯兰·弗雷斯纳尔或者放学接保尔·埃贝尔，或者为哪家房客做甜食或橘子蜜饯裹巧克力。他们这样又度过了二十年，非常仔细地整理他们的小房间，给菱形方砖地打蜡，把香桃木水一滴一滴洒在红铜花盆上。1949年11月的某一天，他吃完饭站起来时摔倒，一小时后就去世了。她过了几周也离开了人世。

赛丽娅·克雷斯比是第一次当用人，当她的雇主突然消失时，她比奥诺雷夫妇更加不知所措。她幸运地立即在公寓大楼内找到了新雇主，那是继堂格拉尔夫妇后在那个套间住了一年的房客。他是一位拉美商人，门房太太和一些房客叫他拉斯塔库埃尔，他是一个生性乐观的大胖子，留着亮亮的小胡子，吸长长的雪茄烟，用金牙签洁齿，领带别针是一颗大钻石。后来她到德博蒙夫人家当女佣，德博蒙夫人婚后刚搬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来。德博蒙夫人生下女儿以后立即离开法国去美国长期巡回演出，赛丽娅·克雷斯比到巴特尔布思家当洗衣女工，一直到他出国周游世界。稍后一些时间，她在路易十五美食店当售货员，这个店是这个区价格最高的糕饼店，她一直工作到退休。

尽管大家都叫她克雷斯比小姐，但赛丽娅有过一个儿子，他于1936年出生，克雷斯比小姐对此一直严守秘密，谁也没注意到她怀孕。公寓的房客都想猜到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公寓楼里所有十五岁到七十五岁的男性都被猜遍了，谁也没有打破秘密。被宣布生父不明的孩子放在巴黎郊外抚养。谁都没有见过他。

几年前，人们仅仅获悉他在解放巴黎战役中被打死，他帮助一个德国军官在摩托车的边车上装香槟酒箱子。

克雷斯比小姐出生在阿雅克肖以北的一个村子里，她十二岁离开科西嘉岛，从来没有重返故里。有时，她闭上双眼，脑海中重现老家窗前的风景：长满叶子花的墙，长满一丛丛大戟的斜坡，巴尔巴利的无花果树篱笆，贴墙种植的山柑树。她只记得这些，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于汀的卧室常常空着。沙发床上铺着合成毛皮床罩，镶着三十多个各种颜色的垫子。床的上方钉着一块来自萨马尔康的丝质祈祷毯，四周饰有玫瑰色框边，带有长长的黑流苏。右侧放着一把低矮的缠着黄绸面的安乐椅，它是当床头桌用的，上面放着一个倾斜短圆柱形转体铜闹钟、一部拨号盘是琴键式的电话机、一期《黑动物》新潮杂志。墙上没有挂油画，但是在床的左侧，有一幅装在活动钢框内的意大利理智主义画家马蒂波尼的作品，画框架实际上是一种奇形怪状的护墙板。这是一块两米高、一米宽、十厘米厚的聚苯乙烯，里边放着旧紧身衣，一沓过期舞会票本，干花，破得露线头的长裙，蛀坏的毛皮碎片，像剥了皮的鸭掌似的旧折扇，没有鞋底也没有鞋跟的银皮鞋，宴会的剩菜，以及两只或三只小狗毛绒玩具。

[1] Gauthier Shandy，英文作Walter Shandy，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名著《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主人公特里斯舛·项狄的父亲。

[2] Fernand Cormon（1845－1924），法国画家。

[3] Pietro Pérugin(约1445－1523），意大利画家，是拉斐尔的老师。

[4] Boris Godunov ，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歌剧作品。

[5] Félix Vallotton（1865－1925），法国画家、版画家，纳比派（Les Nabis）代表人物之一。

[6] Ambroise Vollard（1866－1939），法国艺术品收藏家、经销商。

第五部分

第八十四章

西诺2

西诺的房间：一间很脏的房间，好像发了霉，地板上斑斑点点，墙上的油漆已经剥落。门的门框上挂着一个由三个字母组成的辟邪物，

（从略）

1947年，埃莱娜·布洛丹死在这个套间里，她在这儿无声无息地住了十二年。她去世后，她的侄子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在她屋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上记述了她在美洲的经历。

1935年9月11日下午，警察来找她，把她带到那个旧采石场，让她辨认死者是不是她的丈夫。死者的头盖骨被打破，双臂交叉成十字，躺在泥泞的采石场深处的地上。警察在他头部盖了一块绿毛巾。他的裤子和靴子已经被人扒走了，但上身还穿着一件灰色细条衬衫，埃莱娜一眼就认出这正是几天前她在圣彼得斯堡给她丈夫买的那一件。

埃莱娜从来没有见过杀死安东尼的凶手，她只是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两天前他们平静地对她丈夫说他们还要来要他的命。但是她不用费多少事就能找到他们，这三个人在地方上都小有名气：一个叫杰里迈亚，一个叫鲁宾，他们姓阿斯比，是兄弟俩；另一个叫尼克·珀图沙诺，是一个邪恶的残忍的矮老头，前额有一个隐约的烟色十字，他常和阿斯比兄弟在一起，既是他们作恶的灵魂，又是他们的出气筒。阿斯比兄弟的姓名虽然是《圣经》上曾经用过的，听起来很温和，可他们的行事却不按天主的旨意，他们是全区人人见了人人怕的小打手，专门敲诈小酒吧和那些用火车车厢改建的廉价饭馆。对于埃莱娜来说这倒没什么，不幸的是这两个人是孔泰郡郡长的侄子。郡长不但不抓凶手，反而派人把埃莱娜押送到莫比勒，并且宣布不许她再回到这个地区来。路上，埃莱娜摆脱了押送人员，一直来到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向州长递了状子。当天晚上，她住在旅馆里，房间的玻璃窗被一块石头打破了，石头上拴着一封恐吓信。

在州长的命令下，郡长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搞一点儿假调查，为了以防万一，他让他的侄子暂时到外面躲一躲。两个流氓和矮老头分手了。埃莱娜得知后，知道这是她唯一的复仇机会，她必须立即行动，趁其不备，来个措手不及，把他们一一杀死。

她杀死的第一个人是矮老头。这是最容易的。她了解到他到一条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小火轮上当了一名蹩脚厨师。这条船上有几名职业赌徒，其中有一位答应帮助她，让她化装成一个少年，把她带到船上当他的仆人。

夜间，船上的人都睡着了，那些没有睡觉的都在拼命赌博，埃莱娜毫不费劲地找到厨房。矮老头喝得烂醉如泥，睡在灶边的吊床上，灶上的大铁锅里炖着红烧羊肉。她迅速地走近吊床，抓住矮老头的脖领和裤带，把他扔进铁锅里。第二天早晨她离船上岸，人们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仍然打扮成一个小伙子，坐上拖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拖船就像一列木头火车、一座浮动的城市一样。船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位法籍民间艺人，名叫保尔·马沙尔，她向他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他表示愿意帮助她。到新奥尔良，他们租了一辆卡车，在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一带游弋。他们在汽车服务站、小火车站、公路边的小酒吧停留。保尔像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奏家，带着一大堆乐器：大鼓、小六角手风琴、口琴、三角铁、铙钹、铃铛。埃莱娜则装成一个东方女人，戴着面纱，跳肚皮舞，给人算命：她在观众面前摆上三排纸牌，把两张加在一起是十一点儿的纸牌和三张有人像的纸牌藏起来——这是她小时候学会的她知道的唯一打通关的方法——用一种难以听懂的混合语言替人预测未来。这样，他们花了十天就找到了凶手的线索。住在阿波普卡湖畔木筏上的赛米诺尔人 [1] 告诉他们，几天前他们看到一个人住在一个叫作希尔的地方的废矿井里，这个地方离坦帕市大约三十公里。

他就是鲁宾。他们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只木箱上，试着用牙齿打开一个罐头。他大概是饿昏了头，一点儿也没听到有人走过来。埃莱娜在向他的颈背开枪打死他以前，逼他说出了杰里迈亚的藏身处。鲁宾透露，他们分手前，三个人只是泛泛地说了各自想去藏身的地方：矮老头说他想去“看看世界”，鲁宾愿意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杰里迈亚说最好到大城市去藏身。

尼克是个矮子，鲁宾也没有多大本事，而杰里迈亚却使埃莱娜发怵。第三天，她很轻易地就发现了他：他站在迈阿密赛马场一家低级饭馆的柜台前，一边翻看一张马术报，一边机械地嚼着十五美分一块的夹肉面包。

她又跟踪了三天，知道他只是靠干些可怜的小差使过日子，掏赛马人的腰包，为命名为“东方沙龙和赌馆”的赌场拉客人。这个赌场就在一个谷仓内，四周木板墙上直接钉上从上到下都闪闪发光的商业或选举的金属广告牌（从略）。

第四天早晨，埃莱娜让人给杰里迈亚送去一封信。信里有两兄弟的一张照片——在鲁宾的皮夹子里找到的——和一张简短的信笺，她告诉他：我已经杀死了矮子和鲁宾，你这个婊子养的如果有勇气到莫达尔三十一号平房来找我，就能知道你的命运将会如何！

埃莱娜一整天都躲在平房隔壁的淋浴间。她觉得杰里迈亚收到她的信后一定会来的：他不会容忍一个女人的挑衅；光是这一点还不够，此外他一定会自信他比这个女人强大。

晚上七点左右，埃莱娜知道自己的直觉没有错：杰里迈亚乘坐一辆冒着黑烟的汽车来了，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同伙。他们小心地观察了四周，把三十一号平房包围起来。

房间里不太亮，不过杰里迈亚还是能透过钩花窗帘看到屋里的情形：一张单人床上躺着他的兄弟鲁宾，双臂交叉成十字，眼睛睁得大大的。杰里迈亚·阿斯比大声怒吼着立即冲到房间里。他踩响了埃莱娜安在床前的一颗炸弹。

当天晚上，埃莱娜乘上去古巴的双桅帆船，再从古巴坐船回到法国。直到死前，她一直等着某一天警察来逮捕她。可是美国司法机构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娇小的妇女会如此从容镇定地杀死三个流氓，当然他们也很容易找到其他“可能的”凶手。

[1] Séminole，北美洲印第安人。

第八十五章

贝尔热2

贝尔热父母的卧室：铺着地板，房间不大，略呈正方形，墙上裱贴着细黄条浅蓝色墙纸；房间后墙上，在门的左侧，用摁钉钉着一幅1975年环法自行车大赛图，那是维塔米送的，他在图上再现了运动员、冠军在比赛过程中的成绩，在每一阶段的城市旁列出足够的行距，随着比赛的开展，填上每一阶段前六名运动员的成绩以及各种排列方阵的前三名运动员成绩（黄衫 [1] ，绿衫 [2] ，山巅之王 [3] ）。

（从略）

带小狗的太太和她的儿子在这间房间一直居住到1965年，她的儿子准备当神父。她之前的房客是一位老先生，他在这儿居住多年。大家都叫他“俄国人”，因为他一年四季都戴一顶毛皮帽。他穿的其他服装明显地更西方化：一身黑色西服，他的裤子直到胸骨，用松紧背带和肚带系着，穿着一件不太白的衬衫，系着一条打大花结黑领带，拄着一根台球柄的手杖。

“俄国人”实际上叫阿贝尔·斯佩斯。他是一个重感情的阿尔萨斯人，原来在军队当兽医，业余时间专门应征参加报刊上的各种比赛。他特别善于猜谜：

三个俄国人有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去世后没有留下兄弟。这怎么可能呢？

历史性难题：

谁是约翰·勒朗的朋友？

谁被铁路行动所威胁？

谢拉顿是谁？

谁剃了老头的胡子？

从一个字猜另一个字：

数学问题：

普鲁堂斯24岁。当她和她丈夫现在的年龄一样大时，她比她丈夫的年龄大一倍。她丈夫现在多大？

使用四次“8”来表示“120”。

由一个词的字母改变位置构成另一个词： [4]

逻辑问题：

U D T Q G S S H之后是什么？

在下列词中找出非同类词：

法国的，短的，多字母的，书写的，明显的，印刷的，阳性的，词，单数的，美国的，入侵的？

他的特长是密码破译。他获得过“维也纳人和罗马人的警醒”组织的全国大奖赛第一名，奖金是三千法郎（从略）。但是他没有解开《法国之犬》杂志编制的密码（从略）。他唯一的安慰是其他参赛者也解不开此密码，杂志决定不发一等奖。

除了破解谜语等，他还有一个爱好：他疯狂地爱恋着哈迪太太，马赛橄榄油商人的妻子，一个脸部线条温柔的胖太太，上嘴唇上隐约可见一点点小胡子。他向公寓所有人请教，尽管大家都鼓励他，他自己说，他从来不敢“表达他的爱情”。

[1] Maillot Jaune，环法自行车赛中总成绩第一名（又称“领骑者”）穿着的骑行衫。

[2] Maillot Vert，环法自行车赛中冲刺积分第一名穿着的骑行衫。

[3] Grand Prix de la Montagne，环法自行车赛中爬坡赛最佳车手穿着的白底红圆点骑行衫。

[4] Nicomède，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古国比提尼亚（Bithynie）王国的国王，先后传有四世。

第八十六章

罗尔沙斯5

罗尔沙斯的浴室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豪华。浴室后墙上是卫生设备，铜管和铅箱相接，表面支线交错，装着大量似乎多余的压力计、热量计、流量计、湿度计、阀、飞轮、操纵杆、减压计、手柄、气门和各种扳手，完全像一间机器房，和华丽的浴室摆设很不相称。一只有纹理的大理石浴缸。一个中世纪圣水缸当作盥洗盆。19世纪末式样的挂毛巾架。雕成太阳四射形的、狮头形的、天鹅脖颈形的水龙头。几件艺术品和古董：一个水晶球，一般过去在舞厅见到过的那种挂在天花板上的水晶球，上百个蝇眼形小镜子反射出光亮；两把日本礼仪大刀；一个由两块玻璃板做成的屏风，玻璃内有大量干绣球花；一个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油漆木头独脚小圆桌，上面放着三个分别盛了浴盐、香水和浴液的高颈瓶，三个瓶子形状如三个古代雕像，一个左肩扛着缩小地球的年轻阿特拉斯 [1] ，一个阳物勃起的潘恩 [2] ，一个已经一半变成芦苇的绪任克斯 [3] 。

四件艺术作品令人注目。第一件是木头上的一幅画，大约是19世纪上半叶的作品，题名为《鲁滨孙试图在孤岛尽量舒适地安置下来》。题目用白色大写字母写成两行。鲁滨孙·克鲁索画得很天真，戴着尖顶软帽，穿着羊毛短上衣，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作为时间记录的树上画上星期日的标记。

第二件和第三件艺术品是两幅版画，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相似的题材。第一幅的画名有点儿神秘：《被窃的信》。画上画了一个优雅的客厅——匈牙利式拼花地板，墙上裱着茹伊印花布——一位少妇坐在窗旁，这扇窗朝着一个大花园，她在一块白色亚麻布床单一角绣花，离她不远处，一位英国风度十足的老人在弹威金琴 [4] 。第二幅版画是超现实主义风格，画了一位身着花边短紧身衣的十四五岁少女。她穿了一双两侧以镂孔条纹装饰、长矛图案收尾的长筒袜，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十字架，十字架的支架是一个指甲下有点儿出血的手指。她坐在临窗的一台缝纫机前，窗外可看到莱茵河沿岸景观——嶙峋的山岩，她做的台布上有哥特字体绣花题名：

第四件艺术品是放在宽大的浴缸边沿上的一件模塑品，一个行走少女立像，大约是真人的三分之一高。她是一位约二十岁的罗马处女，身材高挑儿，头发有点儿波浪，几乎全部被一条头巾覆盖住。头稍稍倾斜，左手紧握她那条百褶裙的一角，这条长裙从颈部直拖到脚踝，露出了她穿凉鞋的双脚。左脚在前，右脚只有脚尖着地，脚掌和脚跟几乎呈垂直。这个表现一个行走少女的灵巧自如又宁静自信的动作给予塑像特有的魅力，一个坚定的动作和一个悬空的飞翔相结合所特有的魅力。

奥利维娅·罗尔沙斯是一位考虑周密的女人，她离开巴黎期间，把房子转租了出去。一般通过向外国富翁出租临时住处的代办处经手房屋出租——包括简·萨顿的服务。这次的临时房客是一位家住日内瓦的国际雇员吉奥法尼·比齐卡涅利，他来巴黎主持为期六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算委员会特别会议，主要讨论能源问题。他通过这家代办处瑞士代理人介绍，几分钟就决定租下这个套间。他认为法国人都不可靠，因此让他的夫人和儿子先行。夫人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伯尔尼人，身体健壮，她先来现场看看一切是否符合原来的介绍。他本人要再过两天才来。

奥利维娅·罗尔沙斯认为没有必要陪他们参观房子，一开始她就微笑一下告罪早退，因为她马上就要出发。她只是关照比齐卡涅利太太当心，别让她的小男孩打碎前厅里陈列的玻璃料器葡萄以及餐厅里的装饰盘。

代办处的女职员陪着比齐卡涅利太太参观套间，清点家具、用具，在她的清单上逐一打钩认可。起初，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后来她发现问题很复杂。这位瑞士太太很注意家庭安全问题，一定要她解释所有家电的使用方法，指出断电装置、保险丝和自动开关所在地。厨房里的问题不大，浴室里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代办处的女职员感到无能为力，求救于代办处主任，由于这是一宗大买卖——套间六周的租金是两万法郎——主任只能亲自出马，他自己对情况也不了解，因此又惊动了不少人。首先是罗尔沙斯夫人，她说都是她丈夫经手这些设施，拒绝发表意见。原来的房主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回答说，此事与他无关，房子转手已有十六年了。管理员罗马内先生建议问室内装修师，后者只是提供了施工单位的名称，施工负责人因时间不早，只是以电话自动录音答复。

总之，现在罗尔沙斯夫人的浴室内有六个人：

比齐卡涅利太太，手里拿着一本小词典，生气地用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法语交替喊着“我不懂你们怎么回事！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不明白她！我很着急！我，不明白！我赶时间！我赶时间！我很着急！请您给我一瓶水喝！”她的嗓音又尖又颤；

代办处的女职员穿着一身白色羊驼毛西装套裙，正用她的粗绢丝手套扇着；

代办处主任焦虑地在找一个烟灰缸，他的雪茄烟已经吸了四分之三；

管理员在翻共同房产管理条例，想找一下有关浴室热水器安全方面的规定；

不知是谁，也不知为什么，紧急找来一位管道修理工，他正在给自己的手表上弦，等着人们说一声让他走；

还有比齐卡涅利太太的小男孩，四岁，穿着一身海军服，他不理会周围人的吵吵嚷嚷，跪在大理石方砖地上，一直在玩一只机械玩具兔，它一边行走，一边敲鼓吹喇叭，奏出《桂河大桥进行曲》。

[1] Atlas，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之一，因反抗主神宙斯被罚在世界极西处用头和手顶住天。

[2] Pan，希腊神话中的牧神和田野、丛林之神，被认为是好色之徒。

[3] Syrinx，希腊神话中阿耳卡狄亚的山林女神，因被潘恩追求而化为芦苇。

[4] virginal，16－17世纪流行于英国的一种键盘乐器。

第八十七章

巴特尔布思4

巴特尔布思的大客厅，一间裱贴白墙纸的正方大厅。普里西娅住在马勒塞尔布大道65号独家小楼时有很多家具和她喜欢的小摆设（从略）。

现在这些多余的家具、物品和小摆设都放在大客厅内。沙发和椅子上都用透明的尼龙罩套上。至少有十年了，这个大客厅很少能派上用场。四个月前，巴特尔布思最后一次来到大客厅，贝桑德尔事件迫使他不能不请雷米·罗尔沙斯帮忙。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家大型旅游酒店企业——马尔维勒股份公司和国际酒店公司——决定联合对付两家新兴酒店企业：假日酒店和喜来登酒店。马尔维勒股份公司是一家北美公司，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根基很牢。国际酒店公司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资的控股公司，总部在苏黎世。

两家公司的主要人物首次于1970年2月在巴哈马的拿骚会晤。他们一起研究世界形势，最后认为唯一能抵制两个竞争者崛起的方法是创造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旅游酒店风格。马尔维勒股份公司总裁宣称：“酒店的观念不再是建立于过度地利用对儿童的宠爱（鼓掌），不再是建立于负责人服从于收支账目的唯利是图的市场基础上（鼓掌），而是建立于三个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消遣，休闲，文化（经久不息的掌声）。”

两家公司分别在各自总部多次会晤，几个月后，马尔维勒股份公司总裁的精彩发言成为明确的目标。国际酒店公司的一位经理曾开玩笑地说过，两家公司的店号中都有24这个数字。两家公司的广告部于是抓住这个数字，提议在二十四个国家，挑选二十四个战略地点，在那儿建造二十四家完全新型的综合酒店。通过极为细致的安排，选中的二十四个地点被披露出来，并附有两家创办公司的名字（见下页表一）。

1970年11月，两家公司总裁在科威特会晤，签署了合作合同，根据合同条款，两家公司共同创办两个平行的子公司：一家酒店投资公司，取名为国际马尔维勒公司；一家为酒店提供银行和金融服务的公司，取名为酒店股份公司。由两家母公司提供资金的子公司将负责在二十四个地点建造二十四家综合酒店的工作，包括设计、组织和管理。国际酒店公司总裁任国际马尔维勒公司的总裁，任另一家子公司的副总裁；而马尔维勒股份公司的总裁任酒店股份公司的总裁，任另一家子公司的副总裁。酒店股份公司专门承担此项目的金融管理，因此总部设在科威特；而国际马尔维勒公司负责项目启动和管理，其总部因税赋原因设在波多黎各。

该项目总预算大大超过十亿美元——每个房间五十万法郎以上——最后应建成酒店中心，既豪华又有独立性。经营人的主要设想是：一家酒店作为最注重消遣、休闲和文化的场所，最好位于气候专门适于某种具体需要之处（别处寒冷这里温暖，或者空气新鲜，或者有雪，或者富碘，等等）和靠近一个专门从事某项活动的地点［海水浴、滑雪场、温泉城、艺术城、古董和自然景观（保护区等）或人工景点（威尼斯、马特马塔 [1] 、迪士尼乐园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上述设想并不是死规定：一家好酒店应该是顾客想出行就出行，出行太累就不出行。因此，国际马尔维勒公司建议，首先要建造一种酒店，具备所有阔绰、苛刻、懒惰的客人想看的或想做的，而不必出门。一般来说，这些北美、阿拉伯或日本客人认为应该游遍欧洲，尽览其文化宝藏，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愿意走很多路参观博物馆，或坐着很不舒适的汽车在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的条件下参观圣叙尔比斯教堂或圣吉尔广场。

表一：国际马尔维勒公司和酒店股份公司的二十四家综合酒店所在地概览 [2]

这个设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现代旅游酒店业的基础：由此，私人海滩得以产生，海岸和滑雪道越来越私有化，与周围地理和人文环境毫无联系的、完全人工的俱乐部、度假村、度假中心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这个设想在这儿被巧妙地系统化了：马尔维勒新酒店的客人将不仅像在所有的四星级酒店里一样，有海滩，有网球场，有室内温水游泳池，有十八洞高尔夫球场，有骑马场地，有桑拿浴室，有海滨游乐池，有赌场，有夜总会，有精品店，有餐厅，有酒吧，有报刊亭，有香烟店，有旅行社和银行，而且还有滑雪场，有机械牵引装置，有溜冰场，有潜水场，有人造冲浪，有巨型水族馆，有古代艺术馆，有罗马废墟，有古战场，有金字塔，有哥特式教堂，有阿拉伯集贸市场，有北非城堡，有小酒吧，有斗牛场，有考古遗址，有德式啤酒馆，有巴拉若舞厅 [3] ，有巴厘 [4] 舞女，等等。

为了实现这些令人眩晕的、可以收取高价酒店住宿费的种种设施，国际马尔维勒公司施行三个战略。第一个战略是寻找孤立的地点或可以隔离的地点，这样就有丰富的大部分没有开发的旅游资源。应当指出，在已经选定的二十四个地点中有五处临近自然保护区，分别是阿尼克、恩尼斯、奥托克、索里亚、旺斯；有五处是岛屿，分别是艾尔岛、阿纳菲岛、埃梅奥岛、厄兰岛和奔巴岛；另外有两个人造岛，一个在大阪内海，另一个在莫桑比克海岸，伊尼亚卡对面；还计划在安大略省特劳特湖区对整个湖进行整治，在那儿兴建一个完全的“水下娱乐场”。

第二个战略就是向他们准备修建酒店的所在地地方、地区或国家级负责人建议创立“文化保护区”，马尔维勒承担全部建设费用，以此交换八十年的特许权（初步估算，大部分情况下，项目五年又三个月后即可收回投资，在后七十五年中可以盈利）。这些“文化保护区”完全可以人工设计创建：或把已有的遗址和建筑包括进去，比如在爱尔兰的恩尼斯，离香农国际机场几公里远处，有一个13世纪修道院，修建酒店时把它围进边缘区；或把酒店纳入已有的结构中，比如在代尔夫特，马尔维勒向市政府建议挽救老城区，恢复代尔夫特老城的制陶匠、织布匠、画家、雕刻匠和工艺铸铁匠，让他们穿上古代服装，用蜡烛照明，自己开店。

国际马尔维勒公司的第三个战略是计划让景观尽可能在各个地方周转起来，以便这些景点有利可图——至少欧洲如此，因为那儿集中了半数项目。但是这个设想刚开始只是针对工作人员（巴厘的舞女、巴拉若舞厅的“流氓” [5] 、蒂罗尔舞 [6] 中的“侍女”、斗牛士、斗牛爱好者、运动教练、耍蛇人、蹬技演员等），后来就针对设施本身，最后构成了全部项目的真正独特之处：完全摆脱空间的局限性。

设施预算和运转预算的对比很快证明，仿造二十四处金字塔、潜水场、山岳、城堡、峡谷、岩洞等的费用，比免费送一位在哈勒的客人八月十五日去滑雪或送一位在西班牙中部的客人去打虎的费用更昂贵。

于是产生了一个签订标准合同的想法：四天（每天二十四小时）或四天以上的住宿，不用加价，每个夜晚可以在任意一个连锁酒店里度过。对于每个新来的客人，首先送上一份旅游活动日程表，安排有七百五十种旅游文化活动，每一项活动作为一小时计数，客人可以在马尔维勒连锁酒店逗留期间，尽可能把活动日程表上自己想参与的项目都画上记号，经理部保证可以满足他百分之八十的愿望，不必再加钱。简单举一例。一位抵达采法特的客人任意在活动日程表上画记号的项目如下：滑雪、含铁温泉浴、参观乌尔扎扎特 [7] 的卡斯巴哈、品尝瑞士奶酪和美酒、卡纳斯塔 [8] 纸牌比赛、参观隐修修道士居所博物馆、阿尔萨斯晚餐、参观马恩河畔尚的城堡、拉斯洛·比恩鲍姆指挥的得梅因爱乐乐团音乐会、参观贝瑟拉姆 [9] 溶洞（“穿越一个四千五百只灯泡照明的仙境般的山洞！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景色奇妙，乘贡多拉 [10] 参观山洞，如身临美丽的威尼斯仙界！此洞风景甲天下！”）等。管理部门通过公司巨型计算机调配，立即组织客人去库尔（瑞士），到那里的冰川上滑雪，品尝瑞士的奶酪和美酒（瓦尔泰利纳 [11] 酒），洗含铁温泉浴，参加卡纳斯塔纸牌比赛；然后从库尔到旺斯，参观重新修复的贝瑟拉姆溶洞（“穿越照明的仙景般的山洞”）；在采法特本地，可以享用阿尔萨斯晚餐，通过视听报告会参观博物馆和城堡，客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大皮椅上，观看摄制编辑上佳的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艺术奇迹。但是，管理部门不承担去阿蒂西亚看乌尔扎扎特卡斯巴哈的奇妙复制景观的旅费，也不负责去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听应季举行的得梅因爱乐乐团音乐会的费用。如果客人再多住一周，建议参观真正的采法特犹太教堂（采法特），参加哈尔·蒙哥马利指挥的布雷根兹室内乐团和钢琴独奏家维吉尼娅·弗雷德里克斯伯格的音乐晚会（科雷利 [12] 、维瓦尔第、加布里埃尔·皮尔纳 [13] ）（旺斯）或克莱蒙-费朗大学教授斯特洛西关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第三次哥白尼式革命”的报告会（库尔）等活动，以取代客人画记号的活动。

当然，马尔维勒的头头们总是能够尽力使二十四家综合酒店拥有承诺的设施。如果大部分设施不能落实，他们就把各种吸引人的活动集中在一起，而且以高质量的仿造设施替代某一项活动更方便。例如，贝瑟拉姆溶洞是独一无二的，而类似拉斯科或莱塞济 [14] 的洞窟则他处也有，虽然不够壮观，但是内容也很丰富，也会令人激动。这样灵活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可以实现无限扩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从1971年年末起，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至少在书面上完成了奇迹：把每块石头都运到莫桑比克，重建牛津圣佩特罗伊纳修道院；在大阪重建尚博尔 [15] 城堡；在阿蒂西亚重建乌尔扎扎特的阿拉伯人聚居区；在奔巴重建世界七大奇迹（1：15比例的模型）；在特劳特湖重建伦敦桥；在维斯特拉（墨西哥）重建大流士 [16] 的波斯波利斯 [17] 王宫，完全按照极微小的细节，重现波斯国王王宫的豪华，配有同样数量的奴隶、马车、马匹、宫殿，同样美貌的王妃侍妾，规模盛大的音乐会。这套酒店系统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些奇迹在地理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幸运的客人却可能立即享受所有的一切。当然，想到这些杰作都是复制出来的，会让人感到有点儿遗憾。

对动机和市场的研究以不可辩驳的结论证明，潜在的顾客非常多，可以推论，回收资金不需要第一次估计的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只需要四年零八个月。投资者的犹豫和迟疑被打消，大批资金源源而来。1972年年初，计划已可执行，在特劳特湖和奔巴开始了两个综合酒店的试点工程。

遵照波多黎各法律规定，国际马尔维勒公司必须以总预算的百分之一购买当代艺术作品。酒店行业一般将大部分这类作品挂在客房，例如萨布勒多尔莱潘 [18] 或圣让德蒙 [19] 的中国水墨画，或是把一座不大不小的雕像放在酒店大厅里。可是国际马尔维勒公司总是想与众不同，他们另辟蹊径，提出了三四个书面建议——在某一家连锁酒店开办一所国际当代艺术博物馆，向当世二十四位最著名的画家订购二十四幅作品，设立马尔维勒基金会资助青年艺术家等——马尔维勒管理层把这个次要问题委任给一位艺术评论家。

他们选中了夏尔-阿尔贝·贝桑德尔，瑞士法语评论家，经常在《弗里堡论坛报》和《日内瓦日报》发表文章，并担任苏黎世六家报刊（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通讯记者。国际酒店公司的总裁——也就是国际马尔维勒公司的总裁——曾是他的忠实读者，多次因艺术投资问题向他咨询。

马尔维勒董事会召见夏尔-阿尔贝·贝桑德尔，把有关问题告诉他。他很快就说服投资者，他们最明智的政策是收集少量的名作：不要搞博物馆，不要搞一堆废纸，更不要在每个床上方挂蹩脚彩画，而是要将少量的珍品仔细保存在一个地方，让全世界艺术爱好者都梦想一生中至少要去欣赏一次。马尔维勒管理层被他建议的前景所打动，委托他在五年之内收集这些珍品。

因此，贝桑德尔理论上掌握了一笔假设的预算——1976年才最后结账，包括给他的百分之三的佣金——但是预算数额是可观的：五十多亿旧法郎，可以购置三幅世界上最名贵的油画。他最初几天，以计算为乐，算算可以购买五十幅克利的画，或几乎所有莫兰迪 [20] 的作品，或几乎全部培根 [21] 的作品，或马格里特的所有作品，可能可以购买五百幅迪比费 [22] 的画，二十几幅毕加索最好的画，一百多幅斯塔尔 [23] 的画，几乎所有的法朗克·斯坦拉 [24] 的作品，洛克菲勒收藏的所有克兰 [25] 、克莱因 [26] 、马克·罗思科 [27] 的画，作为嘉奖，还可买下菲切温德捐赠的所有赫芬作品和于汀所有“雾化技法”画时期的作品，贝桑德尔不太欣赏于汀的画。

他这些计算获得的有点儿稚气的兴奋很快消失了，贝桑德尔很快发现他的任务比他想象的要艰难。

贝桑德尔是一个真诚喜欢画作和画家的人，为人专注、谨慎、开朗，当他在一个画室或一个画廊度过几小时后，他会被一幅画经久不变的展出、微小而宁静的存在、明显的密集性悄悄感染，从而感到幸福。这幅画逐渐会变为几乎是有生命的东西，内容丰富，既简单又复杂，一个故事，一件工作，一个知识的标记，越过它们的艰难曲折，可能是受尽折磨的历程而被画下的标记。马尔维勒委托给他的任务肯定是商业性的，但至少他可以借此欣赏当代的艺术，度过更多的“美妙时光”——他的巴黎同行埃斯贝里的说法——他满怀热情投入这项工作。

他收集名画的消息在艺术界不胫而走，然而却是已被传走样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夏尔-阿尔贝·贝桑德尔是一位大富翁的代理人，被委任收集当代画家的作品作为最丰富的私人收藏。

几周后，贝桑德尔发现他拥有的权力比他的预算还重要。只要一想到评论家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考虑为这位富翁收购某一幅画，画商就感到恐慌，最不出名的画家突然身价百倍，以塞尚和牟利罗 [28] 自居。就如一个只有一张百万英镑钞票的人的故事一样——他拿了这张钞票不用破开，可以生活一个月——贝桑德尔是否出席某次艺术活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只要他一出席，拍卖价格节节上升；如果他只是草草看看就离场，行情马上下降、疲软、滑坡。他写的评论文章成为投资者极为关注的大事。如果他的文章提到一位画家的首次画展，这位画家的作品当日就被收购走；如果他没有提及一位著名大师的一幅画，收藏家立即对这位画家不感兴趣，低价出售他的作品，或者把挂在客厅里这位画家被人轻视的作品摘下来，藏进保险柜内，等着行情上涨后再取出来。

他很快受到各种压力。人们整天请他喝香槟，吃鹅肝酱，派穿制服的司机开老式小汽车来接他；画商开始谈回扣比例；几位著名建筑师打算为他盖房子；数位流行室内装修师上门表示愿意为他效劳。

贝桑德尔在几周内坚持写他的评论文章，他认为评论文章引起的恐慌和兴奋肯定会减弱的。后来他又用笔名写评论——B.德拉皮耶，迪德里克·尼克博克，弗雷德·丹奈，M.B.李，西尔万德，埃里克·韦斯，纪尧姆·波特，等等——但是，情况更糟，因为画商从此以各种不常用的署名来猜测他的评论，艺术市场发生了难以解释的动荡。贝桑德尔完全中断写评论，并在他合作过的所有报刊中以整版刊登声明以后，艺术市场的动荡仍继续存在很长时间。

后来的几个月对他来说是最难受的。他不得不回避出现在售画场所和画展开幕式；他十分小心，偷偷地去看画库，但是每次他的乔装打扮总会被发现，引起了更加糟糕的后果，最后他决定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艺术活动；他仅仅去画室，让画家给他看自认为最好的五幅作品，让他独自一人对画选择至少一小时。

两年后，他参观了二十三个国家的九十一个城市的两千多个画室。现在对他来说，主要问题是重新看一遍他记的笔记进行选择。他住在国际酒店公司一位经理为他提供的格里松的别墅里，正在思索他接受的这项奇特任务以及其后发生的奇怪后果。正是在这个时期，当他面对冰川风景——只有戴着响声低沉的铃铛的母牛为伴——寻觅艺术的意义何在时，他获知了巴特尔布思的计划。

他刚打算把一张两年前出版的《圣莫里茨新闻》——一份冬季一周两期的地方小报——用来点火，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奥利维娅·罗尔沙斯和雷米·罗尔沙斯到朗卡迪纳酒店度假十天，分别都被记者采访。

——雷米·罗尔沙斯，请告诉我们，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有人向我叙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他周游世界，到处作画，然后又以科学的方法把这些画销毁。我非常想把这个人的故事拍成电影……

这篇摘要很短，也不很确切，但引起了贝桑德尔的注意。当他获悉有关巴特尔布思计划的更多细节后，更是欣喜若狂。他立即做出判断：作者自己一定要销毁的作品，必将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收藏品。

1974年4月初，巴特尔布思收到贝桑德尔的第一封信。当时他的视力只能看清报纸上的大标题，是斯莫特夫给他念这封信的。贝桑德尔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明他打算为那些切割成拼图板的画选择一个艺术的命运，这正是画的作者所拒绝给予这些作品的。他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的艺术家和商人都梦想把自己的作品和藏品挤进马尔维勒公司收藏品的行列，可是这个公司只愿意以一千万美元向一个不愿展出又不愿保留自己作品的画家收购下他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画作。

巴特尔布思让斯莫特夫把信撕了，并且说，以后再来信不要拆就给退回去，他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贝桑德尔写信、打电话，甚至登门求见，但都一无所获。最后，7月11日，贝桑德尔到斯莫特夫的房间找他，让他把宣战的决定转告他的主人：如果巴特尔布思认为艺术就是摧毁自己的作品，那么他，贝桑德尔，则认为艺术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一件或几件这样的作品保存下来；他向这个顽固的英国佬提出挑战，不让他再继续那样干下去。

巴特尔布思非常了解一个人的狂热爱好会对这个人——哪怕他是个最明智的人——产生如何不良的影响，他自己就是一个过来人，因此他也知道贝桑德尔的话不是说来吓唬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采取的第一条预防措施是避免让已经重新复原的画遭到任何威胁，也就是说，只能放弃在绘画原地销毁画作的计划。但是巴特尔布思不是这样的人，他勇敢地应战，继续把复原的水彩画送到绘画原地，在那儿褪色，又变成如当初一样的一张白纸。

这个伟大计划最后一个步骤的完成总是不如前几个步骤那样正规。最初几年，通常是巴特尔布思自己坐飞机或火车去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就由斯莫特夫承担；再后来，当地点变得越来越远的时候，一般就把水彩画寄给他画画时在当地找的代理人，或那些代理人的代理人。每幅水彩画都同一瓶特制的溶剂、一幅精确标明作画地点的地图、一份说明以及一封巴特尔布思签名的信一起寄出，巴特尔布思在信中要求代理人按照说明上的指示销毁这幅水彩画，然后把重新变成空白的那张纸寄还给他。到目前为止，这个步骤都是按照他原先的设想进行的，巴特尔布思在十天或十五天以后收到白纸。他从未想到有人可能假装销毁了水彩画而给他寄来另外一张白纸，因为他放心地检查过每张寄回的白纸，都是他特制的那种图画纸，纸上保留着原有的花纹和温克勒切割时留下的细微痕迹。

为了对付贝桑德尔的挑战，巴特尔布思考虑了几个方案。最有效的方案是委托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去办，并请两个保镖保护他。可是贝桑德尔的势力无处不在，他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呢？巴特尔布思现在只有斯莫特夫在身边，可是他已经过于年迈。此外，五十年来，这位亿万富翁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逐渐把家产委托给手下人管理，现在他也没有那么多钱请保镖来保护他年老的仆人。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巴特尔布思还是决定去找罗尔沙斯。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罗尔沙斯的支持的，总之，他通过这位中间人，委托电视台派到印度洋、红海或波斯湾去拍电视片的摄影师，按照他规定的程序销毁他的水彩画，并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

这个方案实施了几个月，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摄影师在出发前一天收到要销毁的水彩画，以及一只装有一百二十米胶卷的贴着封条的盒子。回来时，斯莫特夫和克莱贝尔在飞机场等着他们交回变成空白的画纸和拍好的胶片。他们立即把胶片送到一家实验室。当天晚上或次日，巴特尔布思就可以用十六毫米放映机在候见室里放映影片，放映后就让人把拷贝烧掉。

后来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几次事故，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恐怕只能说明贝桑德尔并没有死心。肯定是他指使人偷盗了化学技师罗伯尔·克拉凡纳的住宅，自从1960年莫尔莱发生事故以后，是他负责把拼好的拼图板重新黏合再恢复成水彩画这道工序的，这项工作都在居约马德的车间里进行，所以贝桑德尔又指使人纵火，差一点儿烧毁了这个车间。他们本来想偷克拉凡纳刚收到的水彩画，但是因为巴特尔布思的视力越来越差，常常不能准时拼好拼图板，那十五天内克拉凡纳正好没有收到拼图板，而居约马德又及时发现并熄灭了火源——一团浇了汽油的破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可是这并没有使贝桑德尔灰心。大约不到两个月前，1975年4月25日，也就是巴特尔布思完全失明的那一周，终于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故：被派到土耳其去拍电视的一个摄影组的摄影师，打算去特拉布宗销毁巴特尔布思的第四百三十八幅水彩画（比原计划迟到了十六个月），可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两天后人们获悉：有四个人死于车祸，原因不明。

巴特尔布思决定放弃销毁水彩画的那几道仪式；他拼好的拼图板不再重新黏合，不再把水彩画从木板上揭下来，也不再放进溶剂中褪色变成一张白纸，而是把它直接放进乌卡德太太做的黑盒子里扔进焚化炉。可惜这个决定做得太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巴特尔布思这一周开始拼的拼图板永远不能完成了。

几天以后，斯莫特夫在报上看到马尔维勒股份公司和国际酒店公司的子公司国际马尔维勒公司歇业的消息。新的统计方法考虑到建筑费用上涨，预计二十四家综合酒店回收投资需要六年半，不是四年零八个月，也不是五年零三个月。主要投资者感到不安，抽回了他们的资金，转为投资另一项迁移冰山的巨大计划。马尔维勒的计划无限期中断。贝桑德尔也从此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

[1] Matmata，突尼斯南部柏柏尔人聚居区，有大量窑洞式民居。

[2] 看起来美国被选中两次——阿蒂西亚和奥兰多——与在二十四个不同地区建造二十四家酒店的决定相违背。但是，马尔维勒公司一位经理指出：奥兰多虽然在美国，然而迪士尼乐园本身自成一个世界，马尔维勒和国际酒店应在这个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原书注

[3] bal-à-jo，位于巴黎十一区拉佩街（Rue de Lappe，以夜生活闻名）九号的著名舞厅。

[4] Bali，即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著名旅游胜地。

[5] apache，指20世纪初流行于巴黎民间的阿帕奇舞（La Danse Apache）中的一种化装角色。

[6] tyrolienne，奥地利与意大利交界的蒂罗尔（Tyrol）地区（北蒂罗尔及东蒂罗尔属奥地利，南蒂罗尔属意大利）一种民间舞蹈。

[7] Ouarzazate，摩洛哥南部小城，因保存完好的防御性城堡式民居卡斯巴哈（Kasbah，阿拉伯语原意为“城镇或要塞的中心”）而闻名。

[8] canasta，一种四人分两组用两副扑克玩的纸牌游戏。

[9] Bétharram，位于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大区（Aquitaine）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Atlantiques）和南部-比利牛斯大区（Midi- Pyrénées）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交界处。

[10] gondole，意大利威尼斯特有的小型尖头手划船。

[11] Valteline，意大利伦巴第大区（Lombardy）的山谷，与瑞士接壤，适宜滑雪、泡温泉，盛产奶酪、葡萄酒。

[12] 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意大利作曲家。

[13] Gabriel Pierné（1863－1937），法国作曲家。

[14] Lascaux，Les Eyzies，两地均位于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大区（Aquitaine）多尔多涅省（Dordogne）。

[15] Chambord，位于法国中央大区（Centre）卢瓦和谢尔省（Loir-et-Cher），其城堡融合了法国中古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极具特色。

[16] Darios（约前558－前486），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

[17] Persépolis，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之一，遗址在现伊朗境内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Jamshid）。

[18] Sables-d'Or-les-Pins，法国西北布列塔尼大区（Brittany）阿摩尔滨海省（Côtes-d'Armor）的沿海度假胜地。

[19] Saint-Jean-de-Monts，法国西部卢瓦尔河地区大区（Pays de la Loire）旺代省（Vendée）的沿海度假胜地。

[20] Giorgio Morandi（1890－1964），意大利现代派画家。

[21] Francis Bacon（1909－1992），爱尔兰裔英籍现代派画家。

[22] Jean Philippe Arthur Dubuffet（1901－1985），法国现代派艺术家，提出了“原生艺术”（Art Brut）的概念。

[23] Nicolas de Staël（1914－1955），俄裔法籍现代派画家。

[24] Frank Stella（1936－ ），美国现代派艺术家。

[25] Franz Kline（1910－1962），美国现代派画家。

[26] Yves Klein（1928－1962），法国现代派画家。

[27] Mark Rothko（1903－1970），拉脱维亚裔美籍现代派画家。

[28] 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1682），西班牙画家。

第八十八章

阿尔塔蒙5

阿尔塔蒙家的大客厅，两位侍者正在结束宴会的准备工作。一位男侍是身材如运动员一样的黑人，穿着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制服——绿色细条纹礼服和裤子，绿色棉袜子，银扣皮鞋——漫不经心地，似乎没用什么力气，托起一个三人长沙发。另一位是膳食总管，黄皮肤，喉结突出，穿着一身稍稍有点儿大的黑礼服，正在把盛着各式小三明治的英国金属大盘放在靠墙摆着的大理石桌面长餐具桌上。

餐具桌上方挂着两幅署名J.T.马斯顿的画，他是一位英国出身，长期生活在中美的画家，20世纪初已出名。第一幅画题名为《药剂师》：一个穿灰绿色上衣的男子，秃顶，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前额可怜地戴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在一家阴暗的店铺深处，特别费劲地辨认一张药方，店里有许多大口瓶。第二幅画题名为《自然主义者》：一位样子干瘦的男子，面部表情坚毅，留着美国式络腮胡须，双手交叉站着，看一只被密密的蜘蛛网缠住的小松鼠挣扎，一只巨爪蜘蛛，大如鸽蛋，奇丑无比，在两棵高大的鹅掌楸之间织出了这个可怕的网。

左侧墙前带纹理的大理石壁炉上摆着两盏灯，灯座是黄铜炮弹壳，两盏灯之间有一只高高的玻璃罩，里边放着一束薄金瓣花。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房间后墙上挂了一块破旧的完全褪色的壁毯，图案似乎是朝拜初生耶稣的三位博士：一位跪着，另外两位站着，只有一个人物图案完整。图案完整的这个人物穿着一件带袖衩的长袍；挂着一把剑，左手拿着一个糖果盒；他一头黑发，戴着一顶缀着一个大纪念章的奇形怪状的帽子，既像贝雷帽，又像三角帽、王冠和软帽。

近景，稍靠右，朝窗那边，韦洛尼克·阿尔塔蒙坐在一张印有金色阿拉伯图案的模压皮办公桌旁，桌上放着数本书籍。一本乔治·贝尔纳诺斯 [1] 的小说《喜悦》；《利利普蒂安村》，一本儿童读物，封面上印着微型小屋，一个消防站，一幢带时鸣钟的市政厅，长满雀斑的儿童目瞪口呆地看着长胡子矮子给他们吃涂黄油的面包和一大杯牛奶；埃斯班戈勒的《中世纪使用的法语与拉丁语缩略语词典》；图斯坦 [2] 和塔桑 [3] 的《中世纪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练习》，书打开着，可以看到中世纪文章的插图，左页是一篇租赁合同范文（从略），右页是加兰·德加尔朗德的《费莱蒙和鲍西丝的真实故事》，这是根据奥维德叙述的神话自由改编的，作者是12世纪瓦朗谢讷的一位教士，他想象宙斯和墨丘利不仅以洪水淹没弗里吉亚，因为弗里吉亚人不肯接待他们，他们还把许多猛兽送到弗里吉亚，费莱蒙回到家时，他的小屋已变为一座庙，他对鲍西丝叙述此事（从略）。

在这些书中，放着一只灰褐色厚帆布文件夹，系着两根橡皮筋，面上贴着一个长方形的不干胶，用清秀的文字书写着标题：

韦洛尼克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像她这样的年龄，个子显得过高，脸色苍白，头发金黄，长相不讨人喜欢，神情有些阴郁。她穿着一件花边袖口的白色长裙，领口很大，露出凸起的锁骨。她正仔细地端详着一张有折皱条痕的小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女舞蹈演员，其中之一就是阿尔塔蒙太太二十五年前的倩影。她们正在练把杆，旁边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一个精瘦的男人，小脑袋，红眼睛，细脖子，双手瘦如鸡爪，赤着双脚和上身，只穿一条长衬裤，围一条盖住肩膀的手工编织大围巾，左手拿一根顶端装有银球的长手杖。

阿尔塔蒙太太未婚时叫布朗丝·卡台尔，十九岁时在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当舞蹈演员。这个舞团的创建者和管理者不是亲兄弟，而是表兄弟：让-雅克·弗雷尔当事务团长，负责签订合同，组织巡回演出；马克西米利安·利赛提，真名叫马克斯·利盖，是艺术团长，负责编导，又是舞星。这个芭蕾舞团十分忠于古典传统——短裙、脚尖点地、空中交叉跳、伴有拍打动作的凌空跃、《吉赛尔》 [4] 、《天鹅湖》、双人舞、《白色组曲》 [5] ——他们经常在郊区联欢会上演出。因为教育部给他们微薄的补贴，所以也经常到中学去辅导高年级学生练舞蹈，在体操房或饭厅给学生们做示范动作。让-雅克·弗雷尔以轻松的口气做讲解，说几句常用的俏皮话，开几句低俗的玩笑。

让-雅克·弗雷尔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很乐观，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因为他可以趁机揪揪女演员的屁股和饱览女学生的秀色。利赛提则不然，他总是想在全世界表现他的天才，他对自己热恋的布朗丝说，他们俩都会得到应有的荣誉，他们将成为举世无双的最美满的一对舞星。

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于1949年11月来临。德拉马尔萨伯爵，一位酷爱芭蕾舞的威尼斯富豪，决定在下届圣让-德吕兹国际歌舞节上推出勒内·贝克鲁的《普赛克 [6] 的眩晕》——一台吕利 [7] 风格的幻想喜剧，据传勒内·贝克鲁就是伯爵自己。他请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来演这个节目，一年前他曾在卢万河畔莫雷的音乐会上看过这个团的演出，并为之鼓了掌。

几周后，布朗丝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预产期正好在歌舞节开幕的那几天。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做人工流产。可是她把这个意思告诉利赛提时，他立即大发雷霆，不许她为了一个晚上的荣誉而把他给予她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生命牺牲了。

布朗丝犹豫不决。她非常爱他，他们的爱情孕育着共同的梦想，可是面对她现在并不想要而以后还来得及再要的孩子和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角色，她的选择是明确的。她向让-雅克·弗雷尔征求意见，尽管这个人很庸俗，但她对他还是有好感的，而且她知道他也在爱着她。可是这位团长没有明确地说她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只是说了那些用毛衣针和香芹根在铺着方格腊布的厨房小桌子上私下堕胎的妇女几句坏话，劝她至少到瑞士、英国或丹麦去打胎，那里的一些私人诊所做人工流产的条件要好一些。就这样，布朗丝决定找住在英国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帮忙，他就是西里尔·阿尔塔蒙，他从国立行政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法国驻伦敦使馆实习。

西里尔比布朗丝大十岁。两家都在诺弗勒堡有亲戚和乡间别墅，他们经常来这儿和表兄妹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两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小巴黎人，在校时都是好学生，在这儿却重新学爬树，吃生鸡蛋，到农场去找牛奶和刚沥干的奶酪吃。

在这群孩子里，布朗丝最小，而西里尔最大。九月末，在新学期来临大家分手前夕，孩子们为大人演出他们花了半个月时间秘密准备的节目，布朗丝演一只小老鼠，西里尔为她伴奏小提琴。

战争爆发中断了孩子们欢乐的假期。布朗丝和西里尔重返故地时，她已经成了一个漂亮的十六岁少女，再也没有人敢去揪她的辫子了，而他已是一位服役期不长却满载荣誉的上尉，他到阿登省作过战，后来同时考上了高等工艺学校和国立行政学院。以后的三年中，他几次带她去舞会，追求她，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她默默地爱着巴黎芭蕾舞团的三位舞星——让·巴比雷 [8] 、让·盖利和罗兰·佩蒂 [9] ，不得已而求其次，最后投入马克西米利安·利赛提的怀抱。

西里尔·阿尔塔蒙承认布朗丝要做人工流产是对的，他愿意帮助她。第三天早晨，他们在哈利街一位医生处做了一次纯粹是走形式的检查——西里尔冒充布朗丝的丈夫——然后，年轻的高级公务员把她带到北郊一个诊所，一座与周围农舍一模一样的农舍。两人约好，西里尔第二天上午来接她，送她到维多利亚车站，经“银箭”空铁联运回国。

布朗丝回国后，当天夜里给西里尔打来长途电话，请求他回来帮助她。原来她一到家，就看到让-雅克·弗雷尔和两名警察坐在饭厅的桌子旁喝苹果烧酒。他们告诉她，头天晚上，马克西米利安上吊自杀了。他给她留了一封短信，解释他自杀的原因：他无法忍受布朗丝居然会不要他的孩子。

一年半以后，1951年4月，布朗丝·卡台尔嫁给了西里尔·阿尔塔蒙，5月，他们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可是西里尔几乎不住在这儿，他们搬来后几周，他被任命去日内瓦任职，并在那儿住下。他只是偶尔回巴黎小住，往往也是住酒店的时候多。

韦洛尼克生于1959年，为了寻找自己出生的秘密，她从八九岁就开始调查父母的经历。当时她以为自己是个弃儿，可能是某个国王的女儿，在摇篮中被人换走了，放在门洞里，被流浪艺人或吉卜赛人捡去收养。她自己编了许多荒诞的故事，解释为什么她母亲总是在右手腕上围一条细细的黑纱，总是见不着面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她特别恨父亲，好几年中，她在学生证上、练习本上把阿尔塔蒙这个姓划掉，换上她母亲的姓。

她以疯狂的热情和幻想，十分细致又十分痛苦地想复原她的家史。她母亲有一天终于回答她的问题，说自己戴这条黑纱是为了悼念一个所爱的人。韦洛尼克以为自己就是这个人的女儿，而阿尔塔蒙因为母亲爱过另一个人而惩罚她。不久，她在《不惑之年》 [10] 第73页发现一张照片，是她母亲和另一位女演员在马克西米利安指导下练把杆。她得出结论，认为马克西米利安就是她的生身父亲。从那天起，她用一个新讲义夹，决心秘密地把一切有关她身世和她母亲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她系统地翻找家里的橱柜和母亲的抽屉，但是一切都摆得有条不紊，没有一点儿母亲当舞蹈演员时留下的东西。有一天，她在一叠发票、收据中发现了父母的老同学、表兄弟、很久不来往的老朋友的几封来信，但信中只是提到假期、自行车郊游、下午茶、海水浴、化装舞会、小世界剧院的演出等回忆。又有一次，她找到了一张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在凡尔赛奥什中学家长节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单，马克西米利安和布朗丝合演《葛蓓莉亚》 [11] 片段。还有一次，她到外祖母家度假——那时，她外祖母家早已卖掉了诺弗勒的宅子，搬到了蔚蓝海岸 [12] 的格里莫——在阁楼上找到一只盒子，上面贴着《小舞蹈家》的标签，里面装着六十米长的拷贝。韦洛尼克设法放映了这部片子，她看到她母亲——个身材纤细的小芭蕾舞演员穿着短裙跳舞，旁边有一个满脸疙瘩的高个儿傻小子拉小提琴，她立即认出他就是西里尔。之后，几个月前，1974年11月的一天，她在母亲的字纸篓里捡到西里尔的一封信，看了这封信才知道，在她出生前十年马克西米利安就死了，一切事实都和她的想象完全相反。信是这样写的：

几天前，我在伦敦。我情不自禁地去北郊看了看。二十五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我把你带到这里。诊所还在那儿，新月花园130号，不过已经是一幢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了，其余的风景倒没有什么变化。我又回忆起那天你做手术时我在小镇上的情景，我从来没有对你叙述过那天我都干了些什么。当时我打算傍晚你醒来时去看你，这样我就不必回到城里，只需留在附近，到一个酒吧间或电影院消磨几个小时就行了。上午我离开你时刚十点。我在街上逛了半个多小时，街道十分狭窄，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农舍，就像同一所房舍在镜子里的投影一样：同样的黑漆大门，同样的亮晶晶的铜饰，同样的擦脚垫，同样的落地高窗挂着同样的机织钩花窗帘，同样的蜘蛛抱蛋花盆同样地摆在窗台上。最后我找到了商业中心：几家没有什么顾客的商店，一家伍尔沃斯连锁店 [13] ，一家名为“剧场”的电影院，一家叫“独角兽和城堡”的酒吧间，名头很响，可惜关着门。我去坐在一个唯一有点儿生气的地方，这是一个用长长的木制流动车厢改装的卖牛奶的小铺，有三个老处女在营业。她们给了我一杯质量极坏的茶和几片没有涂黄油的面包——我不想吃她们的人造黄油——还有一点儿带马口铁味的橘子酱。

后来我买了几份报纸，到街心公园一座石像旁的凳子上坐下翻看。这座石像左手拿着一张纸——当然，是石头的——右手拿着一支鹅毛笔，跷着二郎腿高坐着，一副嘲弄人的模样。我看到他就想起伏尔泰，猜想他可能是蒲柏 [14] ，看了底座上刻的文字介绍，才知道实际上是文学家威廉·沃伯顿 [15] ，他是《摩西的神圣使命》的作者。

快中午时，酒吧开门了，我进去喝了点儿啤酒，吃了点儿三明治。我在那儿一直待到两点，对着酒杯，坐在另外两名顾客旁边，他们是堂兄弟，都是市政府公职人员，一位是煤气公司助理会计师，另一位是退休养老金办事处主任。他们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盆像是红烧肉的令人恶心的菜，一边没完没了东拉西扯地唠着家常。

下午两点我走出酒吧，进了电影院。我记得有两部正片，好几部纪录片和动画片。我忘了故事片的名字，两部影片都没有什么意思。第一部讲的是英国皇家空军一位军官挖地道从法西斯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逃出来的故事。第二部是个喜剧片，故事发生在19世纪，开始，一位患痛风病的胖富翁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没出息的年轻人，因为他贫穷，没有前途。我始终没弄明白他后来是怎么变富的，向他的岳父证明他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聪明，因为我在开演不到一刻钟就睡着了。当我被两个领座员叫醒时，放映厅里的灯已经亮了，我成了最后一个观众。我完全不知所措，一点儿也听不懂她们喊什么。到了街上，我才想起我把报纸、大衣、雨伞、手套都忘了，幸亏有一位领座员追出来，把东西还给我。

已经是五点半，天完全黑了。外面下着细雨。我回到诊所，可是他们不让我进去看你。他们只是说手术正常，你还在睡觉，让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来接你。

我坐上回城里的公共汽车。穿过广阔的毫无生气的郊区，一座座可爱的房屋从我眼前闪过，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刚刚从工厂、办公室下班回家，同时打开茶壶上的保温棉罩，往各自的杯子里倒一杯茶，加上一层牛奶，用手指捏起刚从自动烤炉里跳出来的面包片，涂上牛肉汁。我有一种完全非现实的感觉，好像我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另外一个薄雾笼罩的、软绵绵的、湿乎乎的、被橘黄色灯火照耀的世界里。突然，我又想起你，想起了你的遭遇，想到那残酷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我帮你消灭了这个不是我的孩子，我们假装夫妻几个小时，但是你不叫阿尔塔蒙太太，反而说我叫卡台尔先生。

公共汽车到查令十字 [16] 终点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在格林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又到电影院。这次我看了一部你向我介绍过的电影——《红菱艳》 [17] ，迈克尔·鲍威尔导演，莫伊拉·希勒主演，莱奥尼德·马西涅编舞。我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了，只记得一场舞剧里，一张报纸扔在地上，被风吹起，变成了一个跳个不休、令人不安的舞蹈演员。快十点时我离开电影院，我一般从来不喝烈性酒，喝一杯就难受，可那时候我特别想喝得酩酊大醉。

我又走进一家名为“穿裤子的驴”的酒吧。酒吧的招牌上画着一头驴，四条腿上穿着白底红点布护腿。我想只有雷岛 [18] 和英格兰的某些地区才有这种风俗。驴尾巴是用绳子编起来的，传说这个尾巴可以当晴雨表：

尾巴干，是好天；

尾巴湿，天将雨；

尾巴动，要起风；

看不出，天有雾；

尾巴硬，天变冷；

尾巴耷拉着，地震躲不过。

酒吧里已经客满，我在一对夫妇旁边找到一个座位。这是一对奇怪的男女：男的是个老头，又高又胖，高高的前额，浓浓的白发；女的三十多岁，像是斯拉夫人或亚洲人，颧骨很宽，眼睛很窄，棕黄色的头发编成辫子再盘成螺旋形。她不声不响，总是把手放在男人的手上，似是要阻止他发火。男的则一边不停地说话——何地口音我无法辨别，常带些“总之”“好极了”“妙极了”等口头语——一边不停地吃喝，每五分钟就站起来一次，从人群中穿过去，走到柜台边，买回些三明治、土豆片、香肠、小点心、泡菜、苹果派、几品脱啤酒，他能一口气喝掉一品脱啤酒。

不一会儿他就和我搭起话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瞎聊，东拉西扯地什么都说，聊战争，聊死亡，聊伦敦，聊巴黎，聊啤酒，聊音乐，聊夜班火车，聊美，聊舞蹈，聊雾，聊生命。我相信我也曾想对他说起你的经历。那个女人一直不说话，有时对她男人微微一笑，其余的时间她就看着烟雾弥漫的酒吧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杜松子酒，一支接着一支地点烟，抽几口就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我很快就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只听到些沉重的器物撞击声，喊声，笑声，轻语声，耳朵里嗡嗡作响。后来，我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有人把我扶起来，我的大衣披在肩上，手里拿着雨伞。酒吧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老板悠闲地在门口抽雪茄，一个女招待把锯木屑撒在地上。那个女人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一位男侍者帮那个男人穿一件水獭领子的长外套。突然，他转过身来，向我大声喊道：“年轻人！生活就是一个摊开四肢躺在那里的女人，袒露着两个挨在一起的丰满的乳房，既柔软又平滑的肚子，伸展着细长的胳膊，圆润的大腿，半闭着眼睛，她在慷慨大方而又不无嘲弄地向我们挑逗，她需要我们最狂热的爱！”

我是怎么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睡到床上的，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过了几小时，我醒了，要去接你，这才发现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一直开着，淋浴室里的水哗哗地流了一夜。但对那一对夫妇，特别是对那个男人最后说的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后来每当我想起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时，就会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想到我们两个的生活变成的一场噩梦。

从此以后，你的生活便建立在仇恨上，建立在对你失去的幸福的幻想之中。你的一生都在惩罚我，因为我帮助你干了一件你自己想干的事，实际上，即使没有我的帮助，你也会千方百计去干的。你一直把你爱情和生活的失败都归罪于我，而实际上它是被那个自命不凡的舞蹈演员为了可怜的虚荣而无情毁掉的。你一生都在向我扮演一个忏悔的女人，一个总是梦见被她逼得自杀的男人的纯洁的女人。对自己，你则扮演一个现代的痛苦的女人，一个被浪荡成性的高级官员遗弃的妻子，一个不让女儿受父亲的不良影响而把女儿教养得很好的无可指责的母亲。你给我生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进一步谴责我帮助你杀害了另一个孩子。你让这个孩子仇恨我，不许我看她，爱她，甚至不许我和她说话。

我愿意娶你为妻，愿意和你有一个孩子，但是现在我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这种状况持续得那么长久，以至我不再考虑究竟是仇恨还是爱情的力量使我们得以继续这种骗人的生活，得以忍受痛苦和怀有希望。

[1] 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作家。

[2] Charles-FrançoisToustain（1700－1754），法国历史学家、天主教本笃会修士，与塔桑共同编著有六卷本《古文书学新论》（Nouveau traité de diplomatique ）。

[3] René-Prosper Tassin（1697－1777），法国历史学家、天主教本笃会修士。

[4] Giselle ，法国剧作家朱尔-亨利·韦尔努瓦·德圣乔治（Jules-Henri Vernoy de Saint-Georges，1799－1875）和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编剧，作曲家阿道夫·亚当（Adolphe Adam，1803－1856）编曲，舞蹈家让·科拉利（Jean Coralli，1779－1854）和朱尔-约瑟夫·佩罗（Jules-Joseph Perrot，1810－1892）编舞的两幕芭蕾舞剧，有代表性的悲剧芭蕾作品，1841年在巴黎首演。

[5] Suites en Blanc ，乌克兰裔法籍芭蕾舞蹈家里法尔（Serge Lifar，1905－1986）节选法国作曲家爱德华·拉洛（Édouard Lalo，1823－1892）芭蕾舞剧《纳莫娜》（Namouna ，1882年首演）片段重新编排的芭蕾舞作品，1943年在巴黎首演。

[6] Psychè，希腊和罗马神话人物。

[7] 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意大利裔法籍作曲家，曾为莫里哀、高乃依、基诺（Philippe Quinault，1635－1688）合写的芭蕾舞剧《普赛克》（Psychè ）谱曲。

[8] Jean Gutman Babilée（1923－2014），法国芭蕾舞蹈家、编舞大师。

[9] Roland Petit（1924－2011），法国芭蕾舞蹈家、编舞大师，曾师从里法尔，1945年创办香榭丽舍芭蕾舞团（Ballets des Champs-Élysées），1948年离开后又创办巴黎芭蕾舞团（Ballets de Paris）。

[10] L'âge de raison ，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多卷本小说《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的第一部（计划完成四部，实际完成三部），讲述了哲学教师马蒂厄四处筹钱为情妇玛赛尔堕胎的故事。

[11] Coppélia ，法国剧作家夏尔-路易-埃蒂安·尼泰（Charles-Louis-Étienne Nuitter，1828－1899）编剧、作曲家莱奥·德利布（Léo Delibes，1836－1891）编曲、舞蹈家阿蒂尔·圣莱昂（Arthur Saint-Léon，1821－1870）编舞的三幕芭蕾舞剧，有代表性的喜剧芭蕾作品，1870年在巴黎首演。

[12] Côte d'Azur，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Provence-Alpes- Côte d'Azur）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度假胜地，戛纳电影节主办地戛纳（Cannes）即位于此地。

[13] Woolworth's，连锁零售企业，1878年成立于纽约，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零售商，1997年倒闭。

[14] 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

[15] William Warburton（1698－1779），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英格兰圣公会格罗斯特教区主教（1759－1799），蒲柏的好友，曾编辑后者的作品集。

[16] Charing Cross，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个交会路口，是伦敦的传统中心点和英国习惯上的铁路、公路里程零基准点，附近有查令十字火车站（Charing Cross railway station）。

[17] The Red Shoes ，1948年上映的英国歌舞片，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1905－1990）和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执导，莫伊拉·希勒（Moira Shearer，1926－2006）、安东·沃尔布鲁克（Anton Walbrook，1896－1967）、马留斯·戈尔林（Marius Goring，1912－1998）主演，以莱奥尼德·马西涅（Léonide Massine，1896－1979）为代表的当时一些著名芭蕾舞蹈家也出演了该片。

[18] L'île de Ré，位于法国西部比斯开湾（Golfe de Gascogne），属普瓦图-夏朗德大区（Poitou-Charentes）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

第八十九章

莫罗5

当莫罗夫人刚开始感到自己肢体不灵便时，便请特雷凡太太和自己一起生活，让她住在弗勒里布置的一间洛可可式小客厅内，装饰着薄呢，印着大叶图案的紫色丝绸，花边小桌布，弯弯曲曲的枝形大烛台，矮小的橘树，一只乳白色小雕像——一个双手捧着一只小鸟的牧羊童。

在这些华丽的装饰中，还搁着一些东西。一幅静物画，画了一架摆在桌上的诗琴：在明亮的光线下，诗琴琴面朝上放着，而桌子下方完全是阴暗的，隐约可看到诗琴的黑色琴盒倒放着。一张金色木制斜面经桌，做工精细，有16世纪著名的第戎细木匠和建筑师于格·桑班的硬印。三张日俄战争时期的大照片，用手工上色。第一张是“胜利号”战列舰，俄国舰队的骄傲，1904年4月13日在旅顺港被日本水雷重创。照片的边饰上，是四个俄国将领：俄国远东舰队总司令马卡罗夫海军上将，俄国远东军最高统帅库罗帕特金将军，旅顺港驻军司令斯托塞尔将军，以及俄国远东陆军参谋长普夫卢格将军。第二张照片是第一张的姐妹照，照的是日本装甲巡洋舰“浅间号”，由阿姆斯通公司制造。照片的边饰上，是海军相山本上将，攻打旅顺港的日本舰队总司令、“日本纳尔逊”东乡海军上将，日本陆军总司令“日本的基奇纳”儿玉源太郎将军，首相桂太郎子爵将军。第三张照片是奉天附近的俄国兵营：晚上，士兵们坐在帐篷前，在温水盆内洗脚；照片中央，在一个更高一点儿像亭子一样的帐篷内，一位高级军官在参谋部的地图上研究未来的战场，地图上插了许多大头针，帐篷门口守着两个哥萨克士兵。

房间里的其他家具都是现代派的。床是一个罩着黑色人造革的海绵垫，放在一个台子上。深色木料和抛光钢材制成的矮抽屉柜，既是衣橱，又是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盏呈完美球形的床头灯，一只数字显示手表，一瓶带有防漏气特殊瓶塞的维希矿泉水，一份21厘米×27厘米大小的《法国标准协会（AFNOR）钟表和首饰行业物料标准》复印件，一本题为《雇主与工人：对话总有可能》的“企业”丛书小册子，还有一本大约四百页的书，用火焰纹纸包着书皮，这是《特雷凡姐妹的生活》，作者塞莱斯蒂纳·杜朗-泰勒费［作者自出版，列日（比利时），海恩街］。

特雷凡姐妹似乎是特雷凡太太的侄女，她兄弟丹尼尔的女儿。读者如果怀疑这五位女士有什么作为值得一本如此长的书立传，那么当你翻开第一页，就会信服：五姐妹是1943年7月14日出生在阿比让的五胞胎，在保温箱放了四个月，后来身体健康，从不得病。

五胞胎的命运远远胜过她们出生的奇迹：阿黛拉伊德十岁时打破法国六十米爬行纪录（儿童组），十二岁起就对马戏着迷，其他四姐妹跟着她一起演出，她们的节目《火的女儿》马上在欧洲闻名，包括钻火焰铁圈，在离地面四米以上的钢丝上表演或在高秋千上玩火把。汉堡仙境剧院的火灾毁了她们的早期事业：保险公司认为《火的女儿》是火灾的根源，从此拒绝为她们演出的剧院保险，虽然她们去法院证明她们使用的是一种人造火焰，完全是无害的，是烟花商鲁杰里以“果酱”为名专门出售给马戏团演员和电影替身演员的那种焰火。

玛丽-泰蕾丝和奥迪尔后来去酒吧当舞女。她俩艺术造型精巧，容貌又如此相像，很快就征服观众，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巴黎的丽都夜总会、斯德哥尔摩的骑士酒吧、米兰的精灵夜总会、拉斯维加斯的B与A酒吧、丹吉尔 [1] 的彭申·马卡达姆夜总会、贝鲁特的星夜总会、伦敦的大使夜总会、阿卡普尔科 [2] 的布拉多尔酒吧、柏林的天堂夜总会、迈阿密的猴林夜总会、纽波特 [3] 的十二音调俱乐部、巴巴多斯 [4] 的加勒比海夜总会都可以看到《疯狂姐妹》。在巴巴多斯，她们遇见两位富翁，他们对两姐妹一见钟情，当场决定娶她们。玛丽-泰蕾丝嫁给了加拿大船主米歇尔·威尔克，迪蒙·德于维尔 [5] 的一位不幸对手的玄孙。奥迪尔嫁给了美国企业家费伯·麦考克，营养猪肉食品业之王。

第二年，两姐妹都离婚了。玛丽-泰蕾丝加入加拿大国籍，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她创建并领导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捍卫消费者运动”组织，该组织具有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给自足的倾向。同时，她大规模生产和推广适应回归自然和真正的原始社会素食生活的产品：水布囊、酸奶器、帐篷帆布、风车（成套）、烤面包炉等。奥迪尔重返法国，被文本史研究所聘为打字员。她自学成才，对罗马帝国后期及中世纪的拉丁语感兴趣，十年中每天晚上在研究所里伏案四个多小时，最后义务出版了萨克索·格拉马蒂库斯的《丹麦国王和英雄史》 [6] 权威定本，此书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著作。她后来嫁给一位英国法官。她还对杰罗姆·沃尔夫 [7] 和波特斯整理的据称是苏达 [8] 所著《词汇》的拉丁文版本进行修订。她被立传时，修订工作还在进行。

另外三位姐妹的经历都不平凡。诺埃尔成为德国钢铁巨头维尔纳·昂斯特的得力助手。罗斯莉纳是第一位独自驾帆船——十一米的“如此美妙号”——环绕地球的女性。阿黛拉伊德成为化学家，她发现了分离酶的方法，获得“延迟”催化剂。在这个发明的基础上，她获得许多专利，大量用于洗涤剂、油漆和涂料工业中。从此阿黛拉伊德成为富婆，专门弹钢琴和照顾残疾人，这是她的两大爱好。

可惜特雷凡五姐妹榜样式的传记经不起推敲，对她们神奇而不平凡的生活起疑的读者很快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因为特雷凡太太（与克雷斯比小姐相反，她虽然从未出嫁，大家都叫她特雷凡太太）没有兄弟，因此不可能有侄女。塞莱斯蒂纳·杜朗-泰勒费并没有住在列日的海恩街，因为列日没有海恩街。另外，特雷凡太太有一个妹妹阿莱特，她嫁给路易·科米纳先生，只有一个女儿吕赛特，吕赛特嫁给了罗伯特·海恩先生，他在巴黎列日街（八区）卖明信片（收藏品）。

再仔细阅读这本想象的传记小说，不难发现谜底。可以看出，几件在公寓大楼历史中有影响的事件、一些大楼内流传的有关某些房客的传说或半传说、几条相互交叉的线索在小说中出现，成为小说的骨架。因此，事业上非凡成功的女企业家玛丽-泰蕾丝可能是莫罗夫人，而且她们的名字相同；维尔纳·昂斯特是赫曼·弗格，阿尔塔蒙夫妇的德国企业家朋友、于汀的客户和莫罗夫人的同行；昂斯特的助手诺埃尔，稍稍转了一个弯，可能是特雷凡太太自己；另外三姐妹代表谁不太好猜，但是可以猜测，残疾人的朋友、化学家阿黛拉伊德可能是试验时不幸丧失三个指头的莫尔莱，而自学成才的奥迪尔则可能是莱昂·马西亚，单人航行家可能是影射巴特尔布思和奥利维娅·诺维尔。

特雷凡太太只能在莫罗夫人留给她的极少空闲时间内写作，写这本书花了好几年。她很注意给书中人物起名，某个名字稍稍可以象征某些文化的意义，双姓则由两个极普通的姓加上一个名人的姓，但是出版商并不因此而接受出版一本八十五岁老姑娘写的书。实际上特雷凡太太才八十二岁，但是出版商并不认为有多大区别，特雷凡太太毫无办法，最后她只能自费印了独一无二的一本书，自己在上面签名留念。

[1] Tanger，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

[2] Acapulco，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

[3] Newport，美国东北部罗得岛州（Rhode Island）港口城市。

[4] Barbade，加勒比海地区岛国。

[5] Jules Dumont d'Urville（1790－1842），法国探险家、海军将领，曾探索南太平洋、西太平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极。

[6] Saxo Grammaticus（约1150－约1220），丹麦历史学家、神学家、作家。Danorum Regum Heroumque Historia ，是他用拉丁文撰写的记录从史前至12世纪晚期丹麦历史的著作。

[7] Jérôme Wolf（1516－1580），德国历史学家、人文学者，致力于研究拜占庭帝国史，德语名字作Hieronymus。

[8] Suidas，作者虚构的人名。该词来自中世纪希腊语，意为“要塞”。10世纪，拜占庭学者曾编纂了一部收词三万余条的百科全书式辞书，命名为《苏达辞书》（Suidas ），保留了大量欧洲古代史料。

第九十章

门厅2

公寓大楼门厅右侧部分。最里边是楼梯口。最外面，右侧是马西亚夫妇的套间门口。稍进去一些，有一面金色框架的大镜子，镜子里反射出站在房间门口的厄休拉·索比埃斯基的部分背影。镜子下方摆着一个黄天鹅绒软垫盖的大木柜，现在被当作长凳使用，三位妇女坐在上面：拉菲昂特太太，阿尔班太太和莫罗夫人原来的厨娘热特鲁德。

坐在最右侧的是拉菲昂特太太。尽管已是晚上八点钟左右，这位德博蒙夫人的女仆还没有干完一天的活。调琴师到来时，她刚要走，安娜小姐在练操，贝阿特丽丝小姐在顶楼，夫人在进行饭前休息。拉菲昂特太太必须安置调琴师，把小男孩送到楼梯口坐着看连环画册，省得他再像上次那样干蠢事。然后，她打开冰箱一看，只剩三盒保加利亚式的减肥水果酸奶，安娜小姐把晚餐的主要内容——残剩的烤鸡以及水果都吃光了。尽管时间已经不早，本区所有商店几乎都是星期一休息，尤其是她常去的商店都是星期一休息，她仍然匆匆下楼，到夏扎尔街的巴黎人商店采购了鸡蛋、火腿片和一公斤樱桃。她拿着一网袋食品回来上楼时遇见了阿尔班太太，后者刚结束对丈夫墓地的每日探望之行回来，正和热特鲁德在门厅里聊天。拉菲昂特太太几个月没见热特鲁德，她也停下来向她问好。热特鲁德给莫罗夫人当了十年神气十足的厨娘，她为莫罗夫人准备单色晚宴，全巴黎都很羡慕她。许多人要聘她当厨娘。莫罗夫人最后决定不再举办晚宴，就让她走了。热特鲁德现在在英国工作，她的雇主阿什特雷勋爵以回收非铁金属致富，在伦敦郊区拥有一个名为“锤厅”的大庄园，过着挥金如土的王爷般的日子。

社会新闻栏目的编辑和来宾看到阿什特雷勋爵的摄政时期式样粉红色木制家具都惊奇万分，他的皮沙发有被八代真正贵族使用之荣，地面上铺着花纹地板，九十七名穿着金黄色制服的仆人，吊顶天花板上大量重复印着一种奇异的徽标：一只心形红苹果，被一条长长的蠕虫穿过，周围环绕着小火苗。

有关他为人的种种传说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各种统计数字。据说他雇用了四十三名全职花匠，另外还有四名仆人专门负责为他庄园那么多玻璃门窗和镜子保洁。由于玻璃打碎时没有足够替换的，他干脆买下了最近的一家玻璃制造厂。

据有些人说，他有一万一千条领带，八百一十三根手杖，订阅了世界各国出版的所有英语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这些报刊，而是委任八名资料员专门做填字游戏。由于他钟情填字游戏，几乎每隔八天，他的卧室都要用填字游戏重新裱贴，那些填字游戏是他最欣赏的一位填字游戏爱好者《奥克兰半球日报》的巴顿·奥布赖恩专门为他设计的。他还喜欢橄榄球，组织了一个私人球队，几个月来，他对他们进行秘密训练，希望能与下一届五国巡回赛的冠军队决一雌雄。

据另外有些人说，上述收藏和爱好都是骗人的，只是用以掩饰他三项真正的爱好：拳击（世界蝇量级冠军的挑战者梅尔扎克·沃尔在他家进行训练）；立体几何（他资助一位从事多面体研究二十年之久的教授，还有二十五卷论文没有写好）；收集印第安人的盖马毯，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他似乎已经收集了两百八十块，原来都是属于最好部落里的最勇敢战士（从略）］。

一般人以为热特鲁德见了这位雇主会害怕。但是莫罗夫人这位体壮如牛的厨娘是见过世面的人，更何况她这个勃艮第人也不是徒有虚名。她在他家里干了三天之后——尽管阿什特雷勋爵的首席秘书第一天就给她做了严格的规定——直接去找新主人。勋爵正在音乐厅，看歌剧的最后彩排，他打算下周为来宾献上蒙布 [1] （伊波利特）失而复得的歌剧作品《亚哈随鲁 [2] 》的首演。埃斯特 [3] 和十五名合唱演员不知为什么都穿了登山服，他们在唱第二幕结束时的合唱曲：

当以色列离开埃及出走……

热特鲁德突然闯入，毫不在乎她引起的混乱，把她的围裙向勋爵迎面扔去，对他说，给她提供的食材无法做出什么像样的菜肴。

阿什特雷勋爵从来还没有领教过这位厨娘的手艺，因此不肯放她走。他痛快地答应她，可以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亲自采购。

于是热特鲁德每周一次，星期三坐着小卡车到勒让德尔街，采购黄油、新鲜鸡蛋、牛奶、新鲜奶油、新鲜蔬菜、家禽以及各种配料。如果时间允许，她会乘机探望老雇主，和特雷凡太太一起喝杯茶。

今天她来法国不是为了采购——何况她也不能在星期一采购——她是回来参加孙女的婚礼，她孙女嫁给了波尔多一位度量衡助理督察员。

热特鲁德坐在两位老邻居中间。她已五十多岁，脸色红润，身体圆圆的，手也是胖胖的。她穿着一件黑色波纹丝绸女上衣，一套非常不合身的绿色粗花呢套装。在左边衣领饰孔上别着一个身材苗条的纯情少女侧像的浮雕玉石，这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赠送的礼品，为了感谢她专门为他设计的红色宴会：

三文鱼子

红菜凉汤

小龙虾香烤三味

意式生牛肉

维罗纳沙拉

蒸红波奶酪

三红果沙拉

黑莓布丁

★

红辣椒伏特加

布齐红葡萄酒

[1] Hippolyte Monpou（1804－1841），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

[2] Ahasverus，《圣经·旧约·以斯帖书》中出现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通常认为即历史上的薛西斯一世（Xerxes I，前518－前465）。

[3] Esther，女名，来源于《圣经》人物以斯帖（Esther）。

第九十一章

地下室5

马尔基佐的地下室。

最前面，用三角铁做的分格架上放着香槟酒木箱，上面贴着彩色标签，画着一位修士把一个高脚香槟酒杯递给一位穿着路易十四时期式样服装的贵族，贵族带着一大批随从。一条细长的标签说明了修士是埃佩纳伊附近奥维莱修道院管理食品贮藏室的唐·佩里侬 [1] ——他发明了香槟酒起泡的技术——正把他的发明让科尔贝 [2] 品尝。在香槟酒箱上面，放着斯坦利欢乐牌威士忌酒箱子，标签是一个戴着殖民者头盔的白人探险家，但是穿着苏格兰民族服装——红黄色为主的褶裥短裙，宽大的开司米格子呢上衣，腰上系着带钉的皮带，挂着一个带流苏的钱包，一把小匕首插在高至腿肚的袜子里。他带领了一队九个黑人，每个黑人头上顶着一箱斯坦利欢乐牌威士忌酒，箱子上贴着同样的标签。

架子后面，地下室尽头，埃沙尔父母留下的各种家具杂乱地堆放着：一只生锈的鸟笼；一个折叠式坐浴盆；一只老式手提包，搭扣镶着一块雕黄玉；一张独脚小圆桌；一个麻袋，里面装满了学生练习本、方格纸、卡片、活页纸、带螺旋脊的笔记本、牛皮纸卷宗、贴在活页纸上的剪报、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是德国驻墨尔本领事馆）、信函，还有六十多个油印的薄册子，封面上写着：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30日

死于他的地堡的资料的

考证书目

※※

第一部分：法国

※

作者

马塞兰·埃沙尔

十八区中心图书馆

前书库主任

在马塞兰·埃沙尔一生最后十五年花费了巨大精力的研究成果中，只有这个册子得以印行。他在这个册子中认真研究了所有关于希特勒自杀的法语新闻报道、公报、著作等等，证明这些材料都是参考并相信了一些来历不明的电报。后面六个分册仍是卡片，他以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英式英语、美式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来源的资料。他证明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于1945年4月30日在地堡自杀的根据不足，然后打算列出第二批同样丰富的书目，那是关于希特勒没有自杀还活着的资料的考证。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对希特勒的惩罚：哲学、政治和思想分析》中，埃沙尔放弃了目录学家的严谨客观，转向了历史学家的傲慢轻浮，他打算研究还活着的希特勒对1945年至今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证明希特勒控制的、具有纳粹思想的个人如何渗入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领导圈（福斯特·杜勒斯 [3] ，卡伯特·洛奇 [4] ，葛罗米柯 [5] ，特里格夫·赖伊 [6] ，李承晚，艾德礼 [7] ，铁托，贝利亚，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8] ，保大 [9] ，麦克阿瑟，库台·迪福雷斯托 [10] ，舒曼 [11] ，贝纳多特 [12] ，艾薇塔·庇隆 [13] ，加里·戴维斯 [14] ，爱因斯坦，汉弗莱 [15] 和莫里斯·多列士 [16] ，仅举数例而已），从而肆意破坏雅尔塔会议确定的和平和谅解精神，并阴谋制造了一个国际危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幸亏于1951年2月会晤的四大国冷静处理，才避免了这场危机的爆发。

马西亚太太的地下室。

堆满了家具、物品和小摆设，比商店后间里堆放的家具更乱。

（从略）

[1] Dom Pérignon（1638－1715），天主教本笃会修士，被认为是香槟酒先驱，以其名字命名的香槟酒被称为“香槟王”，但有研究认为，香槟起泡技术并非他的发明。

[2] 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时期任财政大臣，任内大力实践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3] 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国务卿（1953－1959在任）。

[4] Henry Cabot Lodge Jr.（1902－1985），美国外交官、共和党人。

[5] Andrei Andreyevich Gromyko（1909－1989），苏联外交部长（1957－1985在任）。

[6] Trygve Halvdan Lie（1896－1968），挪威政治家，首任联合国秘书长（1946－1952在任）。

[7] 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在任）、工党领袖。

[8] Sir Richard 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政治人物。

[9] Bao Dai（1913－1997），又称“保大帝”，越南阮朝末代皇帝（1926－1945在位）。

[10] Coude du Foresto（1897－1980），法国政治人物。

[11] Robert Schuman（1886－1963），法国政治家，欧洲一体化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12] Folke Bernadotte（1895－1948），瑞典政治家。

[13] Evita Perón（1919－1952），即庇隆夫人（又译贝隆夫人），阿根廷前第一夫人。

[14] Gary Davis（1921－2013），和平主义者，生于美国，人称“世界第一公民”。

[15] 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1911－1978），美国副总统（1965－1969在任）。

[16] 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九十二章

卢韦3

卢韦家的厨房，地上铺着大理石纹理的绿色漆布，墙上裱着小花塑料墙纸。左边墙安装了用工作台隔开的小型器具：洗碗槽-粉碎机、焙烧板、烤箱、冰箱-冰柜、洗衣机和洗碗机。上方安装了一排吊柜、置物架，吊挂着一排炒锅，这是一套完整的典型厨房设备。厨房中央放着一张西班牙式农村椭圆形小桌，镶有铜饰，四周放着四把草垫椅。桌上摆着一只搪瓷托盘，其装饰图案是路易·居伊翁船长驾着“昂里埃特”三桅帆船返回马赛港（根据1818年老安东尼·鲁 [1] 的一幅水彩画）；还有一个皮面双相框，里面插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年老的主教，让一位跪在地上穿着格雷兹 [2] 式农妇服装的美貌少妇吻他手上的戒指，另一张是一张小的棕褐色照片，一个穿着美西战争期间军服的年轻上尉，眼神严肃、诚挚，眉毛又高又细，厚嘴唇上方长着细细的黑胡子，嘴巴线条温和。

几年前，卢韦夫妇在他们的套间内举行过一次盛大宴会，大吵大闹，直闹到凌晨三点左右，特雷凡太太、阿尔塔蒙夫人、德博蒙夫人，甚至平时不太管闲事的马西亚太太都敲门表示不满，但是她们敲门无效，于是就给警察打电话。两名警察被派到闹事地点，随后又来了一个锁匠开门让他们进去。

警察在厨房里发现了大部分宾客，大约十几位，他们正在主人的指挥下，即兴举行一场特殊的当代音乐会。主人穿了一件灰绿相间的条纹浴衣，一双皮拖鞋，把尖角形灯罩戴在头上当帽子。他高高地站在一把草垫椅上打拍子，左臂高举，右手拇指靠近嘴唇竖起，大约每一秒半钟，就会忍着笑重复地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驶得万年船”，等等。

宾客倒在一张沙发里——不知为什么沙发放在厨房——或趴在垫子上，模仿乐队指挥，用叉子、汤勺、刀敲打烧烤用具，或者有节奏地叫喊。最难听的声音是卢韦夫人弄出来的，她坐在一摊水中，拿着两只苹果酒的瓶子对敲，一直敲到瓶塞自己跳出来。有两位宾客似乎不听卢韦的指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加入乐队，一个不停地玩魔鬼玩具（装在强力弹簧上的一个小丑脑袋，只要按木盒，它就会跳起来），另外一个舔食满满一盘鲜奶酪（又名“丝绸工人的脑子”），发出特别大的噪声。

套间其余房间基本上是空的。起居室里没人，一张弗朗索瓦·哈迪 [3] 的唱片《我想到爱情》不停地在电唱机上转。门厅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堆大衣和风衣里睡得很香，他的双手还拿着贡塔 [4] 和利巴尔加 [5] 合编的《萨特文选》这本厚书，书打开在第88页，是有关1943年6月3日在萨拉-贝纳尔剧院 [6] （当时叫都市剧院）上演《苍蝇》的内容。浴室里，两个男宾客在悄悄地玩小学生称作“井字棋”而日本人称为“五子棋”的游戏，十分投入。他们既没有纸，也没有铅笔，直接在方砖地上，一个用一只烟灰缸里的匈牙利牌烟头，另一个用一束红色郁金香花的花瓣当棋子，轮流摆棋。

除了这次深夜喧闹，卢韦夫妇平时并不惹人注意。卢韦先生做铝土矿或钨矿生意，他们经常不在家。

[1] Antoine Roux（1765－1835），法国画家，专事海洋题材绘画。

[2] 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法国画家，擅长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

[3] Françoise Hardy（1944－ ），法国创作歌手。

[4] Michel Contat（1938－ ），瑞士裔法籍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导演，与利巴尔加合编的《萨特文选》（Les Écrits de Sartre ）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于1970年，辑有萨特1923年至1969年511部（篇）作品的目录和提要，以及32篇不常见的文章。

[5] Michel Rybalka（1933－ ），法裔美籍学者、法语教育家。

[6] Théâtre Sarah-Bernhardt，现名称为城市剧院（Théâtrede la Ville），建成于19世纪。该剧院历史上曾多次更名，1899年以著名女演员萨拉-贝纳尔（Sarah-Bernhardt，1844－1923）的名字命名，1941年法国被纳粹占领后，因萨拉-贝纳尔有犹太血统，改称“都市剧院”（Théâtrede la Cité），1968年改为现名称。

第六部分

第九十三章

四楼右侧3

这间无人住的套间的第三个房间空着。墙壁、天花板、地板、踢脚线和门都漆了黑漆。没放一件家具。

房间后墙上挂着二十一幅同样大小的钢版画，装在同样规格的黑色亚光金属细条框内。二十一幅画排成三行，每行七幅。位于左上的第一幅，画着蚂蚁搬面包屑。位于右下的最后一幅，是一个蹲在卵石滩上的年轻女子，她正在观察一块带有化石痕迹的石头。中间十九幅的内容如下：

1．一个小姑娘用线把软木塞串起来做帘子；

2．一个铺地毯的工人跪在地上，用卷尺测量尺寸；

3．一位饥饿的作曲家在小阁楼上狂热地谱写一个歌剧，可看见剧名为《白浪》；

4．一个淡金黄色卷发的妓女站在一个穿带护肩斗篷的绅士对面；

5．三个秘鲁的印第安人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全身几乎被他们的灰色粗呢披风挡住，头戴旧毡帽，低低地压在眼睛上，正嚼着古柯叶；

6．一个活像《意大利草帽》 [1] 中人物的男人，戴着睡帽，正一边进行芥末足浴，一边翻阅1969年上多贡铁路公司经营汇报材料；

7．三名女子坐在法庭证人席上：第一名穿着一件乳白色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一件镶貂皮的短大衣，戴着一副十二扣象牙白手套，头发插有镶嵌宝石、珠子和羽饰的梳子；第二名女子穿着一件兔毛大衣，领子高竖至下巴，戴着兔皮帽，正拿着单柄玳瑁眼镜观察四周；第三名女子穿着一身骑士服，戴着三角帽，蹬着马靴，拿着一根打猎用的鞭子；

8．一幅《人民报》创始人、《伊加利亚旅行记》作者埃蒂耶纳·卡贝 [2] 的肖像，他在艾奥瓦建设共产主义社区失败，1856年去世；

9．两位穿着燕尾服的男人，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打扑克牌，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扑克上印着和版画一样的画面；

10．一个长尾魔鬼把一个放着灰浆的宽大平台升到梯子顶端；

11．一个长着妖精般脚的阿尔巴尼亚强盗穿了一件白底黑点和服；

12．一个工人在脚手架上清洗大吊灯；

13．一位戴着尖顶帽的天文学家，穿着一件缀有银纸星星的黑长袍，假装在用一个显然是空心的圆筒看天空；

14．一个芭蕾舞团向一位穿着轻骑兵上校军服的君王行大礼；

15．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接受学生送他的四十七岁生日礼物——一只金表；

16．一位穿着工作服的送货人用皮带和标准板条送两只大箱子；

17．一位老妇人穿着19世纪80年代式样服装，戴着花边帽、露指手套，叫卖放在椭圆形柳条大箱上的浅红色大苹果；

18．一位水彩画画家，把画架放在一座小桥上，小桥下一条狭窄的小水道，两岸是贻贝养殖者小屋；

19．一位残疾人乞丐向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上的唯一顾客兜售廉价的占星卡：一张题为《丁香》的画片，丁香为背景，上面有两个圆圈，圈内分别是白羊座和一个双钩向右的月牙。

[1] Les chapeau de paille d'Italie ，法国剧作家欧仁·拉比什（Eugène Labiche，1815－1888）和马克-米歇尔（Marc-Michel，1812——1868）合写的五幕喜剧，1851年在巴黎首演。

[2] Etienne Cabet（1788－1856），法国思想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人民报》（Le Populaire ）是他1833年创立的报纸，《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 ）是他1840年出版的小说，小说对乌托邦社会“伊加利亚”进行了描述。

第九十四章

在楼道里12

几年来在楼道里拾到的物品清单（续完）

一套以普瓦图-夏朗德地区牛奶工业为内容的“技术卡片”游戏。

一件伦敦海明斯与康德尔公司制造的凯列班牌风雨衣。

六个表示巴黎著名景区的软木杯垫：爱丽舍宫，众议院，参议院，巴黎圣母院，巴黎法院，荣军院。

一条西鲱鱼脊椎骨做的项链。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一张水平不高的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一个全裸的小娃娃趴在一张带绒球的天蓝色尼龙垫子上。

一个如名片一样大小的长方形卡片，一面印着“你看到过戴着睡帽的魔鬼吗？”另一面印着“没有，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戴着睡帽的魔鬼！”

一张1960年2月巴黎十六区圣母升天节街70号卡梅拉电影院的说明书（从略）。

一只保险别针盒子。

（从略）

一张“美国著名作家”系列明信片第五十七号：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真名为S.L.克莱门斯，于1835年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十二岁丧父。在印刷厂当过学徒，在密西西比河当过领航员，外号“马克·吐温”（字面意思是“水深两寻”，这来自水手用探测线测量吃水深度的术语）。后来当过兵，在内华达州当过矿工、淘金者和记者。他到过波利尼西亚、欧洲和地中海旅行，参观过圣地，化装为阿富汗人到阿拉比亚圣城朝拜。他于1910年死于雷丁（康涅狄格州），他的死和标志他诞生的哈雷彗星再现偶合。几年前，他在一份报纸上读到报道他死亡的消息，他马上给报社社长打电话：“我的死亡消息过于夸张！”然而，由于经济窘迫，他夫人和一个女儿去世以及另一个女儿发疯，这位幽默作家的晚年很不幸，他最后一些作品的气氛与以往不同，十分严肃。主要作品如下：《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1867）、《傻子国外旅行记》 （1869）、 《苦行记》 （1872）、 《镀金时代》 （1873）、《汤姆·索亚历险记》（1875）、《王子与贫儿》（1882）、《密西西比河上》（1883）、《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1885）、《亚瑟王朝廷上的康州美国佬》 （1889）、 《贞德传》 （1896）、 《人是怎么回事》（1906）、《神秘的来客》（1916）。

七颗大理石石子，四黑三白，放在四楼与五楼之间楼梯的过渡平台上，摆出围棋中“打劫”或“长生”的局面：

一个圆柱形的盒子，用巴黎弗里德兰大街95号乙快乐的火枪手玩具店的包装纸包裹着，上面画着的无疑是阿拉密斯、达达尼昂、阿多斯和波尔多斯 [1] ，他们的剑挥舞着在半空中交叉（上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件东西没有写明收货人，是诺谢尔太太在六楼右侧当时闲置的那个套间——后来日娜维埃芙·富勒罗住了进来——门口的地垫上发现的。诺谢尔太太检查了这件匿名包裹，没有听到内部发出任何可疑的滴答声。她把它打开，发现里面有几百个仿玳瑁的镀金小塑料块，正确组装之后，可以以三分之一大小忠实再现哈伦·拉希德 [2] 赠送给查理大帝 [3] 的计时滴漏。楼里的住户都说这件东西不是自己的。诺谢尔太太就把它送回玩具店。女售货员回忆说，这个高级而昂贵的模型卖给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店员们非常惊讶地看到他掏出一沓一百法郎面值的钞票付了钱。调查没有深入下去，这个谜始终未被解开。

[1] Aramis，d'Artagnan，Athos，Porthos，是大仲马名著《三个火枪手》中的四位主角。

[2] Haroun al-Rashid（约764－809），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786－809在位）。

[3] 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00在位），查理曼帝国皇帝（800－814在位），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Sanctus Leo PP. III，750－816）为之加冕称帝，号称“罗马人的皇帝”。

第九十五章

罗尔沙斯6

在雷米·罗尔沙斯卧室里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盏灯脚是镀银金属蜡烛托的古式台灯，一只圆柱形打火机，一个非常小的不锈钢闹钟，一个放着四张奥利维娅·诺维尔照片的精雕细刻的木框。

第一张照片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照的，第二张是奥利维娅和另一位女子的合影，第三张是奥利维娅扮演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公主的剧照，第四张照片是夏日正午她和雷米·罗尔沙斯在罗马的合影。（从略）

雷米·罗尔沙斯的卧室非常整齐，似乎他当晚回来过夜。但是，房间实际上一直空着，几乎谁也不进来，只有简·萨顿每天早上进来几秒钟，开窗换换空气，把雷米订的专业报刊和信函放在摩洛哥铜锻造的大托盘里：《法国电影》《电影技巧》《电影与音响》《电影新闻》《法国新电影》《电影日报》《图像与声音》等。他原来在吃早饭时，一边翻阅一下报刊，一边发发牢骚，现在这些报刊堆积在盘内，邮政封条都没有打开，再也没有读者。这是一间故世人的房间，似乎家具、物品、小摆设都等待这个即将来临的死亡，它们毫不动情，彬彬有礼，规规矩矩，整洁却永久地变为无人的静寂：床罩铺得方方正正，爪形脚的帝国时期式样小桌子，橄榄木杯内放了几枚外国古硬币，一个弗里堡和特雷耶烟草公司赠送的火柴盒套，漂亮的水晶玻璃杯，深咖啡色海绵布浴衣挂在床右侧的一个转木衣钩上，一个铜雕饰桃花心木衣物架上挂着凸肚形衣架和永远保持裤缝笔挺的专利产品衣架，皮带架，可折叠的领带，蜂房状的置物盘，雷米·罗尔沙斯原来每天晚上仔细地把他的钥匙、零钱、袖扣、手帕、钱包、记事本、手表和钢笔放入盘内。

今天这间故世人的房间曾是格拉蒂奥莱四代人的客厅兼餐厅：朱斯特、爱弥尔、弗朗索瓦和奥利维埃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住在这儿。

西蒙-克鲁贝利埃街于1875年开始修建。当时的地皮一半属于木材商人萨米埃尔·西蒙，另一半属于马车出租行老板诺尔贝尔·克鲁贝利埃。他们的近邻——居约·鲁塞尔，动物画画家戈德弗洛伊·雅丹 [1] ，拉瓦锡遗孀拉姆福德夫人 [2] 的侄子和继承人德夏泽尔——早就占用蒙索公园周围的空地开始盖房，这个公园后来成为那时艺术家和画家最喜欢的地方。但是，西蒙和克鲁贝利埃都不相信在这儿修建楼房会有前途，这个小镇当时只有些小工业——洗染业、小作坊、各种小厂的仓库，比如夏泽尔街二十五号的蒙迪伊和贝谢铸铁厂，修复过旺多姆圆柱 [3] ，从1883年起铸造巴托尔迪 [4] 的巨型自由女神像部件，女神像的头部和胳膊铸造了一年多，它们的高度大大超过周围房屋的屋顶。西蒙只是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认为需要时总是来得及盖房子的；而克鲁贝利埃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了几间木板房，存放他最破旧的马车。一直到周围几乎都盖上了房屋，他俩才明白利害关系，决定修建一条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

朱斯特·格拉蒂奥莱是靠经商和从事木材加工业而发家致富的，他还发明了开槽机，不少镶木地板厂现在还在使用这种机器。他同西蒙早有商务关系，因而趁街道初建时从他手里购买了一块地皮。在单号那边修造楼房的设计师是罗马大奖获得者吕班·奥泽尔，而双号那边的楼房是他的儿子诺埃尔设计的。两位设计师都为人老实，缺乏想象力，他们设计的楼房几乎都是一样的：石库门面，后面是木结构，三层楼和六层楼有阳台，顶楼两层，其中一层是阁楼。

朱斯特·格拉蒂奥莱自己很少住在公寓大楼内。他更喜欢自己在贝里的农场，他来巴黎时，在勒瓦卢瓦租了一套楼房，为期一年。可是他在公寓里还是为自己和孩子们留了几个套间。他的住房摆设十分简朴：一间带壁橱的卧室，一间带壁炉的餐厅，两间地面都铺英国式地板，用他的专利发明开槽机施工；一间大厨房，铺着六边形地砖，形成的立方体幻象在两个不同角度呈现不同形状。厨房里已有自来水，电和煤气是多年以后才安装的。

现在，公寓里的房客都已记不起朱斯特·格拉蒂奥莱，然而有好几位房客——克雷斯比小姐、阿尔班太太、瓦莱纳等，都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儿子爱弥尔。他外表很严肃，总是显得十分操心的样子，如果了解他作为老朱斯特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所要处理的种种麻烦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只有两个爱好：一是吹短笛，他是勒瓦卢瓦乐队队员，但是只会吹《快乐的农夫》 [5] ，这不免令听众有些厌烦；二是听广播，他一生中最大的奢侈就是买了一台特别时新的无线电收音机，有显示各种奇怪电台名字的显示器，一个闪亮的圆圈，一个亮点发出四个正交光束，随着收听的波长到位，光束逐渐减弱，最后只剩一个极微弱的十字。

爱弥尔的儿子弗朗索瓦也不是一位生性乐观的人。他身材瘦长，鼻子很窄，视力很差，过早秃顶，显出十分忧郁甚至有时令人怜悯的样子。公寓房租收入不够维持生活，他便在一位卖下水的批发商那儿当会计，每天坐在商店顶层带玻璃门的办公室里算账，毫无其他乐趣，只能看到穿着血淋淋工作服的屠夫切割小牛头、肺、肝、肠系膜、舌头和肚。他特别讨厌下水，每次他穿过大厅去办公室闻到那种气味就快要晕过去。这种每日一次的考验是无法使他心情愉快的，不过那几年公寓里爱吃小牛腰子、肝和胸腺的房客都能买到极为便宜的佳肴。

格拉蒂奥莱家族的第四代，弗朗索瓦的儿子奥利维埃，现在还和女儿住在八楼的一个两居室的小套间里，房间里已经没有多少前几代人留下的家具。首先是没有地方摆，其次是没有钱。他逐渐把一些家具卖了：地毯、桌布、餐巾、小摆设。他刚出手的最后一批东西是他妻子从一个远房表兄——一位瑞士企业家那儿继承的四幅大画。那位表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购入了几车皮的大蒜和几拖船的炼乳，售出了几火车的洋葱和几货船的格律耶尔干酪、浓缩橙汁以及药品，由此发了大财。

第一幅画是佩比涅尼的作品《金币舞女》：一位穿着彩色服装、左前臂纹蛇的柏柏尔舞女，在一堆扔给她的金币中跳舞。

第二幅画是《十字军进君士坦丁堡》 [6] 的精细复制品，署名弗洛朗丹·迪法伊，一般人都知道弗洛朗丹·迪法伊曾经去过德拉克洛瓦画室，但没有留下多少作品。

第三幅画是于贝尔·罗贝尔 [7] 风格的大风景画：罗马废墟为背景，前景右侧有一群少女，其中有一个头上顶着一个装满柑橘的大平底篮。

第四幅画是彩色粉笔草图，这是约瑟夫·迪克洛 [8] 给小提琴家贝波画的肖像画。这位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家革命时期 [9] 非常受欢迎（在白色恐怖期间，有人问他如何为民族服务，他回答说：“我拉小提琴。”），在路易十六统治初期来到法国。他雄心勃勃，希望被任命为国王小提琴手，但是路易·盖纳被选中了。贝波出于嫉妒，妄想在各个方面超过对手。他刚获悉弗朗索瓦·迪蒙 [10] 为盖纳制作了微型象牙画，马上去找约瑟夫·迪克洛，订制自己的肖像画。画家同意为他画肖像画，但是发现这位小提琴家生性暴躁，只能坐下来安静地当几秒钟模特。贝波总是动来动去，十分激动，经常打断迪克洛作画，画家不得不放弃为他画肖像画，现在只留下这张草图：贝波落拓不羁，眼睛朝天，手里拿着小提琴，琴弓摆在弦上，摆出正要开始拉琴的姿势，他想显得比他的对手更有灵感。

[1] Louis Godefroy Jadin（1805－1882），法国画家。

[2] Madame de Rumford，即玛丽-安妮·皮埃雷特·波尔兹（Marie-Anne Pierrette Paulze，1758－1836），法国化学家，是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的夫人，拉瓦锡去世后，她嫁给英国物理学家、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Sir Benjamin Thompson，1753－1814）。

[3] colonne Vendôme，坐落于巴黎一区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43.5米高包铜石柱，为彰显拿破仑战绩而建，柱顶有其雕像，1810年建成，1871年被巴黎公社拆除，1875年被恢复。

[4] Auguste Bartholdi（1834－1904），法国雕塑家，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作者。

[5] Le Gai Laboureur ，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作品。

[6] L'Entrée des Croisés à Con-stantinople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1840年完成的油画作品，现藏于卢浮宫。

[7] Hubert Robert（1733－1808），法国风景画家。

[8] Joseph Ducreux（1735－1802），法国肖像画家。

[9] 指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10] François Dumont（1751－1831），法国肖像画家。

第九十六章

丹特维尔3

丹特维尔大夫的浴室和卧室相连。通过半开的门，从浴室可以看到卧室的一张铺着苏格兰花格子毛毯的床，一只黑色漆木抽屉柜，一台直角钢琴，琴盖上放了一个打开的乐谱——汉斯·诺西埃德莱 [1] 的《舞曲》。抽屉柜上放着一本白皮精装大书——大仲马的《美食词典》 [2] 。在一个玻璃杯里放着结晶模型，是精心用木头雕刻成各种结晶系统的全面体或半面体的形状。床的上方悬挂着一幅D.比都的作品：一位少女趴在草地上剥豆壳，身边有一条小狗，是一条长耳朵、长嘴的阿尔多瓦小猎犬，它乖乖地伸着舌头坐着，目光温和。

浴室地面铺设了六边形的地砖，墙面下方是白色的瓷砖，上方是浅黄色带水绿色条纹的墙纸。浴缸部分被白色浴帘挡着，浴帘不是很干净。洗手池架上放着各种洗漱用具：一个镶鲨鱼皮的形如削皮器的剃须刀、一个指甲刷、一块浮石和一瓶防脱发洗发水等。

丹特维尔大夫所受的教育很传统：舒适而无聊、有些阴暗和令人后悔的童年，在冈城上大学，和医科学生嬉闹，在土伦海军医院服兵役，请贫苦学生匆忙代写论文（题目是《法洛四联症 [3] 中的频发呼吸困难：基于七项观察的病原学研究》），当过几次替补医生，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买下了一位连续行医四十七年的医生的内科诊所。

丹特维尔没有什么野心，他只要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省医生，小城称其为“丹特维尔好大夫”，如同他的前任“拉凡好大夫”那样，就心满意足了。拉凡大夫看病，只需对病人说：“说‘啊’。”丹特维尔大夫在拉沃尔开诊所约两年后，一个偶然的发现影响了他平静如水的生活。“拉凡好大夫”保留了一些20世纪20－30年代的《医学新闻》杂志，又旧又破。丹特维尔也没舍得扔掉，认为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就把这些旧杂志搬到阁楼上去。他在一个存放家庭旧物的箱子里发现了一本十六开精装小册子《泌尿系统》，作者是他的一位祖先——利戈·丹特维尔，帕拉蒂纳公主 [4] 的普通外科医生——以手指灵巧而著称，发明了一种小手术刀，用来为肾结石病人开刀。丹特维尔回忆起他中学时学的一些拉丁语，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对它很感兴趣，下阁楼时把这本小册子和一本旧版加菲奥拉丁语词典一起带回诊室。

《泌尿系统》是一本肾的解剖-生理学说明，以解剖和染色技术为基础，这种染色技术在那时完全是新技术。利戈·丹特维尔把一种黑色液体——酒精加墨汁——注射到肾动脉以后，看到整个泌尿系统大小血管和通往肾腺的毛细管都被染成黑色。他的发现与同时期佛罗伦萨的洛伦佐·贝利尼 [5] 、博洛尼亚的马尔切洛·马尔皮奇 [6] 以及莱顿的弗雷德里克·勒伊斯 [7] 的发明无关，但与他们的发明一样预兆肾小球的理论是肾功能的基础，书上还附有关于器官根据人体组织吸收和排泄的需要吸引或排斥体液的分泌机制的解释。这种有关“生命力”的盖仑 [8] 医学理论学派和蓬巴斯蒂努斯捍卫的受“原子说”和“唯物主义”影响的危险观点那一派展开了激烈辩论，有时很剧烈。那位“蓬巴斯蒂努斯”是一个外号，丹特维尔最后查明他就是勃艮第医生拉扎尔·梅索尼埃，有点儿像帕拉赛尔苏斯 [9] 的捍卫者。丹特维尔这位20世纪的读者不清楚那场论战的根源，他对盖仑医学理论也只了解大概，而“原子说”和“唯物主义”的词义古今也不相同。然而，丹特维尔对这次发现很感兴趣，这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唤醒了他潜在的学者本性。他决定出版一本关于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即使这本小册子已没有什么重要内容，却是现代医学朦胧时期的最好写照。

按照一位原来教过他的教授的建议，丹特维尔向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主宫医院 [10] 主任、医学院院士、医学公会委员会委员、几家国际上有名的杂志指导委员会委员——提交他的计划。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除了医院工作和教学活动以外，对科学史特别感兴趣，可是他接待丹特维尔时，既客气又不信任。他不知道《泌尿系统》这本书，他不相信这本书的发现有什么用处。从盖仑到维萨里 [11] ，从巴泰勒米·厄斯塔奇到波瓦曼，已经出版、翻译、评论了大量著作，博洛尼亚医学院图书馆馆长巴奥洛·切内里于1901年出版了四百页左右厚的有关泌尿学科的书目，马尔皮奇的遗稿就保存在博洛尼亚医学院图书馆。丹特维尔刚发现的小册子可能是没有正式发表的著作，可以帮助进一步理解古代医学理论，纠正19世纪认识论往往过分死板的论点。这些认识论的观点高居唯科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只抬高所有经过实验的研究方法，藐视和排斥一切他们认为非理性主义的东西。但是，从事这类研究是一件长期得不到什么报酬、艰苦的任务，会遇到各种困难，教授考虑到年轻医生不熟悉古代医师的中世纪医学术语以及他们的评论家的奇怪谬误，怀疑他能否有效地坚持到底。尽管如此，教授还是答应帮助丹特维尔，写了几封给国外同行的推荐信，审查他的研究成果，如有可能支持他出版。

丹特维尔被这初次会晤所鼓舞，每天晚上，甚至星期六、星期日都用来研究，稍有一点儿假期就会去这家或那家国外图书馆，当然他尽量不影响正常出诊。他不仅去了博洛尼亚，在那儿他很快发现巴奥洛·切内里的书目有一半是错的，他还去了牛津图书馆、奥胡斯、萨拉曼卡、布拉格、德累斯顿、巴塞尔等等。他定期向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汇报他的研究调查进程。教授从远方简略复信，他似乎仍怀疑丹特维尔研究的价值，称之为“小小发现”。可是年轻医生毫不气馁，不顾其研究的极其复杂，把每一微小的发现——不可能的遗迹、不确切的标志、不作定论的证明——都作为一个整体、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计划的一部分。每次他都万分热情地重新开始搜索考察，盲目地在装着羊皮精装本的书架之间，按着字母顺序寻找。他在长长的走廊、破烂的楼梯和过道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那里到处杂乱堆积着成捆的报纸、归档的资料盒和成摞几乎被蛀虫蛀烂的文档。

丹特维尔花费了四年完成他的研究计划：三百多页手稿——《泌尿系统》的翻译只占六十页，其余都是评论——另有四十页注释、六十页书目（其中三分之一是对切内里书目的更正）、五十页引言。丹特维尔狂热又浪漫地在引言中描写盖仑和阿斯莱庇亚德 [12] 的长期斗争，指出帕加马 [13] 的医生如何歪曲、讽刺3世纪前阿斯莱庇亚德引入罗马的原子说理论，他的继承人被人称为“卫理主义”，研究方法过于书生气；盖仑痛斥以试验和“自然力量”这个神圣原则为名义的这种思想机械和诡辩的基础，开创了因果主义，历时性和同质性思想的流派，在生理学和医学古典时期发现了上述流派的所有缺陷，最后在其执行过程中，这种思想流派起了真正的审查作用，如同弗洛伊德的压抑一样。丹特维尔在研究器官的/组织的，交感的/情感同化的，体液/流质，等级/结构等词汇的形式对比时，突出阿斯莱庇亚德以及比他更早的马其顿的埃拉西斯特和利科斯的观点的细腻和恰如其分，他把他们归入印度-阿拉伯医学的大流派，强调指出他们与犹太神秘主义、炼金术的神秘学说以及炼丹术的关系，最后说明官方医学如何逐渐消灭上述流派的传播，直至出现了戈德斯坦 [14] 、格洛德克 [15] 或金·德利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又出现了地下的这类流派，从帕拉赛尔苏斯到傅立叶 [16] ，一直在科学界流传，最终对生理学和医学征候学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

丹特维尔专程从图卢兹请来打字员，打出这份厚厚的附有许多交叉引用、页脚注释、希腊字母的文稿。刚打完，他立即寄了一份复印件给勒布朗-夏斯坦尔，后来教授回复了他一封简笺：他仔细审阅了他的文稿，抱持不偏不倚、完全公正的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份文稿的否定。利戈·丹特维尔作品的谨慎令他的后裔引以为荣，但是帕拉蒂纳公主的普通外科医生的论文没有什么新东西，不如厄斯塔奇、洛伦佐·贝利尼、埃蒂耶纳·布朗卡尔和马尔皮奇的论著，不值得单独出版。文稿评论的那部分证明了年轻学者的不成熟：他想表达的东西过多，文章过分烦琐，有关切内里书目的更正完全是离题万里，作者最好核实一下自己的注释和参照引文［附勒布朗-夏斯坦尔善意地列出的十五处错误或遗漏。例如，丹特维尔的第十条引文引述默勒、麦金托什和范斯莱克的研究时把《临床研究期刊》 [17] 写作“J. Clin. Invest”，而不是“J. clin. Invest”；在引用H. 维尔茨发表于《现代儿科问题》上的文章（1960年，第6卷，第86页）时，没有提及维尔茨、豪尔吉陶伊和库恩之前的研究（《赫尔维蒂卡生理与药理学报》 [18] ，1951年，第9卷，第196页）］。至于他的历史与哲学性的引言，教授宁可让丹特维尔自己负全部责任，一字不改，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出版文稿。

丹特维尔没有预料会遭到这种反应。尽管他坚信自己的研究是合理的，他不敢怀疑教授的知识分子的诚实和能力。他迟疑几周以后，决定不受他人否定意见的影响，反正教授并不是他的导师，他试图自己设法出版。他修正了错误，即使是最最微小的错误，向几家专业杂志投稿。所有的杂志都拒绝发表，丹特维尔不得不放弃出版自己的科研成果，同时也结束了他要成为学者的梦想。

由于他过分关心调查研究工作，影响了日常门诊，造成了很大损失。在他之后，又来了两位内科医生在拉沃尔开业，逐年累月，他们抢走了他的顾客。丹特维尔没有靠山，被人遗弃，感到厌烦，不得不放弃诊所来到巴黎。他决心只当一个普通街道医生，再也不与权威的有声望又可怕的世界打交道，只对视唱练耳和烹调的日常乐趣寄予自己与世无争的梦想。

后来几年，医学院的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先后发表的论著如下：

—— 一篇关于利戈·丹特维尔生平和著作的文章（《路易十四宫廷上的法国泌尿科医师：利戈·丹特维尔》，《国际历史科学档案》，1962年，第11卷，第343页）；

—— 一本对《泌尿系统》的评论著作，附影印本、翻译、注释和词汇表（S. 卡尔格出版社，巴塞尔，1963年）；

—— 一篇对切内里《泌尿学文献》的重要补充［《国际泌尿学杂志（增刊）》，1964年，第9期］

—— 一篇发表在《医学史当前问题》（巴塞尔，1966年）上的认识论文章，题为《阿斯莱庇亚德到威廉·波瓦曼的肾理论史梗概》，这是第十九届医学史国际代表大会开幕词——影响很大——的修订版

对《泌尿系统》的评论著作和对切内里书目的补充，完全是一字不差、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动地抄袭丹特维尔的文稿。另外两篇文章也利用丹特维尔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只是出于演讲的注意事项，使得文章更加乏味。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只是在小号铅字印刷的一处注释中提到丹特维尔：感谢“贝尔纳·丹特维尔大夫提供他祖先的著作”（给他）。

[1] Hans Neusidler（约1508－1603），德国作曲家、诗琴演奏家。

[2] Grand Dictionnaire de Cuisine ，大仲马的美食和旅行随笔集，出版于1873年。

[3] Tétralogie de Fallot，一种先天性心血管疾病，得名自首先对其做出描述的法国医生法洛（Étienne-Louis Arthur Fallot，1850－1911）。

[4] Princess Palatine（1652－1722），德国公主，嫁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浦一世（Philippe I, Duke of Orléans，1640－1701）。

[5] Lorenzo Bellini（1643－1704），意大利医生、解剖学家。

[6] 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意大利医生、解剖学家。

[7] Frederik Ruysch（1638－1731），荷兰植物学家、解剖学家。

[8] Claudius Galenus（约129－200），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Hippokratēs，约前460－前377）的“四体液病理学说”以及机体的解剖结构和器官生理学的概念，主张将身体的构造和生理过程归结为非物质力量的作用。其学说在2－16世纪被奉为西方医学的信条。

[9] Paracelse（约1493－1541），瑞士医师、炼金术士、占星家，是文艺复兴时期“医学革命”的先驱。

[10] Hôtel-Dieu，由巴黎主教圣兰德利（Saint Landry，？－约661）创建于651年，是巴黎最古老的医院。

[11] 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比利时医生、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奠基人，首次采用尸体解剖的方法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错误。

[12] Asclepiades（约前124－前40），古希腊医师，后移居古罗马，用原子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在理论和实践上自成一家，是古罗马早期医学中有影响的人物。

[13] Pergame，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

[14] Kurt Goldstein（1878－1965），德国神经病学家、心理学家。

[15] Georg Groddeck（1866－1934），德国心理学家。

[16]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17]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美国医学期刊。默勒（Eggert Möller）、麦金托什（J. F. McIntosh）和范斯莱克（D. D. Van Slyke）是三名泌尿科医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8] Helv. physiol. pharmacol. Acta ，全称Helvetica Physiologica Et Pharmacologica Acta ，瑞士医学期刊。维尔茨（Heini Wirz）、豪尔吉陶伊（B. Hargitay）和库恩（Werner Kuhn）是三名泌尿科医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第九十七章

于汀4

于汀已经很久不使用他的大画室，他更喜欢在他游廊中装修的一间小画室画肖像画，这样显得亲切一些。他已经习惯在不同画室画不同类型的画：大型油画在尼斯山上加蒂耶尔，巨型雕塑在多尔多涅，素描和版画在纽约。

他在巴黎的客厅在几年中成为频繁的艺术活动场所。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在这里举行过著名的“于汀星期二”沙龙，各种艺术家纷纷光临，例如，招贴画画家弗里西安·科恩、比利时男中音莱昂·范台克斯、意大利人马蒂博尼、西班牙“口头文学家”托尔托萨、摄影师阿尔帕德·萨拉费昂和萨克斯管演奏家埃斯坦尔·希埃拉赫奇，“于汀星期二”沙龙对当代艺术某些重大倾向的影响至今还在。

不是于汀自己有举办沙龙的想法，而是他的加拿大朋友格里纳。格里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温尼伯成功地组织过类似活动，于是提出了这个主意。这样的沙龙的原则是让创作者自由地对话争论，看他们互相如何影响。因此，第一次“于汀星期二”沙龙举行时，格里纳和于汀在十五六位宾客面前，每隔三分钟，轮流在同一幅画布上作画，好像他们在下棋。很快，沙龙的活动组织得更细致，他们要求艺术家各自在不同领域活动：一位画家在画一幅画，而一位爵士音乐家即兴表演，或者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和一位舞蹈家以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解释一位雕塑家或一位时装设计师向他们推荐的作品。

最初几次活动大家都很规矩、专心，但是稍稍有点儿乏味。当画家弗拉迪斯拉夫参加以后，沙龙的气氛变得非常活跃。

弗拉迪斯拉夫是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出名的画家。他第一次参加“于汀星期二”沙龙时一身农民打扮：头上戴了一顶鲜红色软帽，细呢缝制的，周边镶毛皮，前额处约十厘米宽，饰有一块天蓝色有点儿绣花的帽边；吸一杆土耳其长柄烟斗，烟斗柄是金线装饰的摩洛哥皮制作的，烟斗的烟锅是嵌银乌木。他开始先是讲述，他是如何在布列塔尼的一个暴风雨天奸尸，如何不赤着脚、闻着浸过苦艾酒的手帕就没法作画，如何在夏日雨后的乡村坐在温和的泥浆中与大自然母亲恢复接触，如何生吃用匈奴方式浸渍的肉，那味道无与伦比。然后他在地板上铺展一卷空白画布，用二十多枚钉子匆匆固定，请沙龙全体宾客同时在上面踩踏。后来画布上留下朦胧的灰色，有点儿像洛朗斯·哈比晚期作品的“杂乱的灰色”。这块画布的画立即被命名为《鞋底在前的人》。全体宾客兴奋异常，决定从今以后弗拉迪斯拉夫就是礼仪总管，他们都认为参与创作了一幅杰作，高高兴兴地分手了。

下一次星期二沙龙好像弗拉迪斯拉夫又有杰作。他惊动了整个巴黎艺术界，一百五十多位客人赶着来到画室。在大房间的三面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画布（第四面墙是一面高高的彩画大玻璃窗），房间中央放着十几只桶，桶里浸着粗大的建筑用刷子。根据弗拉迪斯拉夫的指示，所有的客人都站在彩画大玻璃窗前，当他发出信号后，他们立即赶到桶前，拿起刷子，以最快的速度把颜料涂到画布上。这样即兴作画的作品很有意思，但是没有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公认。尽管弗拉迪斯拉夫每次都尽量创新，以后几次沙龙聚会慢慢就不再引人注意，他流行的时间不长。

后来几个月中，弗拉迪斯拉夫被一位神童取代，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卷发男孩，穿着大花边领，黑天鹅绒玳瑁扣背心，如同时装模特版画中的人物一样。他即兴创作“玄学诗”，仅诗的题名就令听众遐想：

形势的估价

对正在消失的物和人的调查

测定位置的方法

黑夜中卸下马鞍的马的马蹄声

露天营火的红光

但是，可惜有一天人们发现是神童的母亲写的诗——往往是抄袭的——她强迫她儿子死背这些诗。

后来先后又来了一位神秘的工人；一位脱衣舞明星；一位领带商人；一位自称是“新文艺复兴派”的雕塑家，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一块大理石雕刻成奇美拉 [1] （几周后，楼下套间的天花板出现裂缝，于汀不得不整修天花板，以及换掉他自己房间的地板）；一家艺术杂志的负责人；一位克利斯托 [2] 的竞争者，他用尼龙袋装特别小的生物；一位咖啡音乐厅的歌女，她叫所有的人“我漂亮的情人”；一位公众评奖广播节目主持人，这是一位健壮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鸡爪背心，留着钩状鬓角，戴着镌有徽纹的戒指和奇异的小饰物，他用声音和手势——如同兰开夏式摔跤评论员一样的嗓音和手势——来为舞蹈演员和音乐家的表演加油；一位广告设计师，他是柔道的爱好者，他白白花了三周时间教其余来宾柔道艺术，教他们在大画室中央盘坐莲花姿势；一位比萨饼店老板娘，这是一位声音软绵绵的意大利人，唱威尔第 [3] 的歌曲非常逼真，同时即兴用高级调料制作意大利面条；还有一位曾担任过外省一个小动物园的负责人，他曾经训练狐狸向后跳的惊险动作，训练鸭子转圈跑，他和一只会杂技的海狮一起住在大画室，海狮消耗掉大量的鲜鱼。

60年代末期，使观众感到惊奇的意外的无意义的舞台演出开始在巴黎流行，沙龙的主要精华逐渐被人冷淡。曾经频繁光顾的记者和摄影师认为沙龙是有点儿老一套的玩意儿，他们更喜欢更加野味的北非军乐。在演出中，某一位吃电灯泡，另一位有条有理地拆卸暖气管，还有一位用刀割动脉，然后写血诗。于汀也并不做出任何努力来挽留这些记者和摄影师：他发现他自己已经对这些沙龙聚会很不感兴趣，它们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1961年，他在纽约逗留时间比往常长。回来后，他通知他的朋友们，他放弃组织每周聚会，由于已经没有什么新花样，这样的聚会很乏味，今后最好另思良计。

从这以后起，大画室几乎总是空着。可能出于迷信，于汀在那儿留下一大堆东西，从天花板下垂的四个探照灯照射着一个钢画架上的一大幅画，题名为《欧律狄克 [4] 》，他喜欢说这幅画将永远不会收笔。

这幅画占了一间漆过灰漆、几乎没有家具的空室。室中央有一个灰色金属架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个手提包、一个牛奶瓶、一个记事本和一本打开的书，书上有一幅拉辛和一幅莎士比亚的肖像画 [5] 。后墙上挂着一幅夕阳风景画。旁边一扇半开的门，可以猜想欧律狄克刚从此门出去，永远地消失了。

[1] Chimère，希腊神话中一种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怪物。

[2] Christo（1935－ ），保加利亚裔美籍现代艺术家，代表作是将小至桌椅大至建筑物（如德国国会大厦、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用帆布、塑料布、绳索等包裹起来，被称为“包裹艺术”。

[3] 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4] Eurydice，希腊神话人物，诗人、歌手俄耳甫斯（Orpheus）的妻子。

[5] 有必要指出弗朗斯·于汀的曾外祖父约翰内斯·马滕森是哥本哈根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他是司汤达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丹麦文的译者（哥本哈根，约尔鲁普出版社，1860年）。——原书注

第九十八章

雷奥尔2

搬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不久，雷奥尔夫妇就在路易丝·雷奥尔当开票员的大百货商店里分期付款购买了一套卧室家具。单单一张床就价值一千二百三十四法郎。再加上床罩、床头柜、梳妆台、颜色相配的墩状软垫和带镜子的大立柜，一共价值一万多法郎。商店老板给了本店女职员二十四个月分期付款的优惠贷款，利率是13.65%，不必先交首付，可是加上分期贷款手续费、保险费和分期偿还的金额，雷奥尔每月需缴纳九百四十一法郎三十生丁，每次自然从路易丝工资中扣除。这几乎是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很快他们就感到无法维持生活。莫里斯·雷奥尔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助理公文拟稿员，他打算向本部门科长要求增加工资。

海运保险公司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经营活动广泛，形式多样，而海运保险只是其中一项经营内容。雷奥尔的工作就是每月准备一份北方地区集体保险户头的数字和保险金额对照报表。这些报表加上与雷奥尔同级的同事起草的有关其他经济或地理部门活动（在中西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布列塔尼大区等地的务农者、商人、自由职业者申请保险的情况）的报告都纳入统计和预算科的季度报告之中，雷奥尔上司、科长阿尔蒙·福西荣于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第二周的星期四向上汇报这份报告。

雷奥尔一般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即公文拟稿员会议时能找到科长，显然他不能在这种场合找科长谈他的问题。此外，科长常常让副科长替他出席会议，往往是在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第二周的星期一，也就是说需要立即准备好季度报告时，他才亲自主持会议。

一天上午，科长居然出席了会议，莫里斯·雷奥尔下决心要求科长约一个时间接见自己。“请你和约兰德小姐商定。”科长非常客气地回答。约兰德小姐保管科长两本记事本：一本小的是科长私人约会本，另一本是办公室周记簿，专门用于工作约会。约兰德小姐最微妙的任务就是不要弄错记事本，也不要在同一个时间内定两个约会。

当然科长先生很忙，约兰德小姐给雷奥尔定的时间是六周以后。在这期间，科长要去马尔利勒鲁瓦参加北方地区科长年会，一回来，他就得准备审阅修改三月份季度报告。然后，按照每年惯例，三月份第二周星期四各部门领导会议以后，他将去山区度假十天。约会定于三月三十日星期二十一点半，公文拟稿员会议以后。这是一个好日子、好时间，因为科长不同日子、不同时间的脾气不同，这是科里众所周知的：星期一，他和大家一样情绪不好；星期五，他和大家一样心不在焉；星期四，他要参加计算机中心一位工程师组织的“计算机和企业管理”讨论会，他要用一天时间看一遍他上周会上的记录；还有，当然不要在上午十点之前和下午四点之前去打扰他。

雷奥尔真不走运，科长在冬季运动中把腿摔断了，四月一日才回来。上司任命他为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委员会成员，去北非审查公司和原阿尔及利亚竞争对手之间的争执。四月二十八日回国后，科长取消了所有他能取消的约会，关起门和约兰德小姐一起用了三天时间准备他从撒哈拉带回来的幻灯片说明。然后他去度周末，这次周末假又延长，因为五一劳动节正好是星期六，按照惯例，公司职员星期五或星期一也休假。科长于五月四日星期二上班，在公文拟稿员会议上稍稍露面，邀请他的科员和他们的夫人观看星期三晚上他在四十二号大厅放映并讲解的幻灯。他对雷奥尔说了一句客套话，提醒他还有一次约会。雷奥尔立即去见约兰德小姐，和她定了两天后，即星期四（计算机中心工程师到曼彻斯特实习，有关计算机的讨论会暂时休会）见科长。

幻灯放映不成功。参加的人稀稀拉拉，幻灯机的机器声压过了讲解的声音，而主讲人又把时期弄混了。科长放了一张棕榈树幻灯片以后，宣布还有沙丘和骆驼，可是在幕布上出现的是罗伯尔·拉莫勒在萨沙·吉特里作品《追梦人》 [1] 中的剧照，接着是《可敬的妓女》 [2] 中的埃莱娜·博西，然后是朱尔斯·贝里 [3] 、伊夫·德尼奥 [4] 和萨蒂南·法布尔 [5] 穿着法兰西院士服在20年代通俗剧《不朽者》中的剧照，这部剧完全模仿《绿色外衣》 [6] 。科长十分生气，打开了电灯，发现放幻灯片的幻灯放映师同时为福西荣报告会和第二天一位戏剧评论家题为“法国戏剧的顶峰和衰落”的报告会做准备工作。他很快纠正了错误，可是公司里唯一肯光临的最高领导——国外部部长已经趁机借口还有一个工作而离开会场。总之，第二天雷奥尔去找科长申诉自己的要求时，科长脾气很不好，他几乎不客气地提醒雷奥尔有关增加工资问题于十一月经人事部审查，不可能在此之前考虑他的问题。

雷奥尔反复思考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不应该正面要求增加工资，而是应该申请公司社会部提供的给年轻夫妇购置住宅，修建、改装主要住宅或购置家庭设施的补助。雷奥尔于五月十二日见到了社会部的负责人，他认为雷奥尔的情况完全可以考虑申请补助，但是要求雷奥尔必须真正办过结婚手续。雷奥尔夫妇生活在一起已有四年多，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办结婚手续，即使是他们的儿子出生以后也没考虑过。

于是他们在六月初以最简单的方式办了结婚手续。在这期间，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因此，他们的婚宴在大马路自助餐厅举行，只请了两位证婚人，以黄铜戒指权当结婚戒指。

雷奥尔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上司在六月份第二周的星期四所需要的会议报告，没来得及准备申请社会部补助所需的材料，一直拖到七月七日才都弄齐了。从七月十六日星期五到八月十六日八点四十五分，海运保险公司放假，而雷奥尔的申请上还没有任何批示。

雷奥尔夫妇当然不可能去度假，他们的小男孩去拉瓦勒外祖父母家过暑假。通过邻居贝尔热介绍，他们俩给他的同行当了一个月的临时工。他在饭馆洗餐具，她在一家名为“文艺复兴”的餐馆出售香烟和巴黎纪念品（烟灰缸、印着埃菲尔铁塔和红磨坊夜总会图案的头巾、跳康康舞的法国小布娃娃、标有“和平街”字样的路灯式打火机、圣心教堂下雪水晶球等）。“文艺复兴”是一家位于皮加勒和蒙马特高地之间的保加利亚-中国餐馆。在这里，夜巴黎旅行社每晚组织三批客人观赏灯火辉煌的巴黎夜景，每人收费七十五法郎。他们安排客人们在文艺复兴餐馆晚餐（“诱人的波希米亚情调，异国风味”），然后走马观花地迅速游览四家夜总会：“西半球”（“脱衣舞和游吟歌曲演唱，典型的巴黎风流精神”）、“橘梦”（扎乌阿和阿齐扎两位肚皮舞舞女献技”）、“瓦茨拉夫国王”（“拱形地窖，中世纪风格，游吟诗人，古老的黄色歌曲”），最后是“西方别墅”（高雅而堕落一代的秀场，西班牙贵族、俄罗斯大亨、各地体育迷穿越世界蜂拥而来）。每个人都灌饱了甜滋滋的香槟酒、劣等酒和无味的俄罗斯冷盘，然后被带回酒店。

雷奥尔回到海运保险公司上班时，获知一个意外的坏消息：社会部由于申请补助的人过多，决定只审查逐级提交并已得到有关部门的科长和部长同意的申请报告。雷奥尔把申请报告放到约兰德小姐的办公桌上时，请她尽量让科长写上三行有分寸的评语并签上大名。

可是，科长从不轻易签名，甚至他开玩笑说过，他拿起钢笔就抽筋。目前他最重要的事是准备九月份季度报告，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原因，他特别重视这份报告。他让雷奥尔重写三次，每次都指责他在统计中表现了悲观的倾向，没有突出已经取得的成绩。

雷奥尔满腔怒火，不得不再等待两三周。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已经欠了六个月的房租，在杂货铺里赊了四百法郎的账。幸亏路易丝等了两年之后总算把儿子送进市托儿所，每日可省下三十或四十法郎托人看管的费用。

十月，科长不在：他去西德、瑞典、丹麦和荷兰考察。十一月，科长患病毒性耳炎，不得不休息三周。

雷奥尔绝望了，已不再指望他的申请能获得批准。在三月一日到十一月三十日期间，科长有整整四个月不在公司。雷奥尔再把科长延长的周末、假日连休、长期连休、让人替代的日子、出差、出差回来、培训、讨论会、其他出差等都算上，九个月中他上班时间不到一百天，还不算他花三小时用午饭，五点四十分就下班——以免耽误六点零三分的那班火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使科长中止这种工作方式。可是十二月六日星期一，科长被任命为国外部的副部长，他在升职的极度兴奋中，终于批准了雷奥尔的申请并向上提交。半个月后，发给雷奥尔夫妇的社会部补助通过了。

可是，公司财务部发现雷奥尔购买卧室家具每月付款额超过了年轻夫妇贷款规定的最高限额——扣除主要住宅费用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给予雷奥尔夫妇的分期付款贷款是不合法的，企业无权批准。

第一年年终，雷奥尔既没有增加工资，也没有得到社会部补助。新任科长上任以后，他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新科长刚从高等学校毕业，热衷于信息学和社会展望学。他上任的那天，把全科室人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统计和预算科的工作方式已经过时，甚至是陈旧的，不可能只是通过季度报告提供情况来制订中期或长期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以后每天要根据定时的社会-经济模型进行估价，以便时刻可以以公司活动的变化中的模式为依据。计算机中心的两个程序员承担这项任务。几周后，雷奥尔和他的同事面前堆满了计算机的纸带，数据大概说明了17%的诺曼底务农者选择A式保险，而48.4%的南方比利牛斯山区商人选择B式保险。统计和预算科工作人员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方法，用线条方法统计申请保险或退出保险的情况（四条垂直线上加上一条横线），他们很快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们进行了一次“积极”罢工，即接连不断地向新科长、两位信息专家和计算机提出比较恰当的问题。计算机坚持下来了，两位信息专家也坚持下来了，可是新科长最后顶不住了，七周以后就提出调动工作。

这一段历史在公司广为流传，被称为“传统派和现代派之争”，但是对雷奥尔的问题没有丝毫帮助。他向岳父母借了两千法郎支付拖欠的房租，可是其他债务仍是越积越多，越来越无法应付下去。路易丝和他都加班加点，星期日、节假日值班或再承担一部分工作回家干（写信封、抄商业卡片、打毛衣等）。尽管如此，入不敷出的情况仍然越来越严重。二三月份，他们开始把手表、路易丝的首饰、电视机、莫里斯最最心爱的带有长焦镜头和闪光灯的柯尼卡自动反光照相机等都送进当铺。四月份，公寓管理员威胁要把他们赶走，他们不得不又向私人借钱。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拒绝，最后还是克雷斯比小姐救了他们的急，她把平时省下存在银行的三千法郎存款提出来借给他们，这笔钱是为她的后事所准备的。

既无法推翻社会部的决定，又没有科长来批准他要求增加工资的申请，原副科长代理科长怕丢掉职位而不敢负责，雷奥尔完全没有指望了。七月十五日，路易丝和他感到走投无路，决定什么款也不付了，如果有关方面查封他们的家，就随他们去吧。他们俩到南斯拉夫去度假了。

度假回来，门口垫子下面塞满了执达员的通知和最后通牒。管理员已经让人停止供应煤气和电，拍卖员已经打算强制出售他们的家具。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件。就在公寓大门上贴出四天之后拍卖雷奥尔的家具（一套漂亮的时式卧室家具、一座大摆钟、路易十三时代式样的碗柜等）的黄色通告那天，雷奥尔上班刚到办公室就获悉他被任命为副科长，每月工资从一千九百法郎增加到两千七百法郎。同时，雷奥尔夫妇每月分期付款额就低于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海运保险公司财务部当天就合法地批准给他特殊贷款五千法郎。雷奥尔为了避免家具扣押，付给执达员和拍卖员一笔可观的佣金。两天后，他设法付清了房租、电费和煤气费的欠款。

三个月之后，他们付清了卧室家具最后一个月的贷款。第二年，他们毫不费劲地还清了向路易丝父母和克雷斯比小姐的借款，又赎回了当到当铺去的手表、首饰、电视机和照相机。

三年之后的今天，雷奥尔当上了科长，如此艰难购置的卧室家具丝毫不逊当年的风采。

后来，他们又添了四样物品：一部白色电话机、一幅画、一个摇篮和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上雷奥尔一家四口：路易丝穿着小花连衣裙，手牵着她的大儿子，莫里斯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对着镜头高高举着一个裸身小娃娃，似乎想让人看看他是多么结实。

[1] Faisons un rêve ，法国剧作家、演员、导演萨沙·吉特里（Sacha Guitry，1885－1957，原名Alexandre Guitry）的戏剧作品，1916年在巴黎首演，后被作者改编为同名电影，于1936上映。1957年，演员罗伯尔·拉莫勒（Robert Lamoureux，1920－2011，又译罗伯特·拉穆勒）曾主演该剧。

[2] La Putain respectueuse ，又译《毕恭毕敬的妓女》，萨特的戏剧作品，1947年出版，1948在巴黎首演，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于1952年上映。演员埃莱娜·博西（Héléna Bossis，1919－2008）是该剧首演时的主演之一。

[3] Jules Berry（1883－1951），法国演员，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电影演员之一，代表作有《兰基先生的罪行》（Le Crime de Monsieur Pegotte ，1935）、《绿色外衣》（L'Habit vert ，1937）、《天色破晓》（Le Jour Se Lève ，1939）、《夜间来客》（Les Visiteurs du Soir ，1942）等。

[4] Yves Deniaud（1901－1959），法国演员、歌手。

[5] Saturnin Fabre（1884－1961），法国演员、单簧管演奏家。

[6] L'Habit vert ，法国剧作家罗伯尔·德弗莱尔（Robert de Flers，1872－1927）和加斯东·阿尔曼·德·卡亚维（Gaston Arman de Caillavet，1869－1915）合写的戏剧作品，1912年在巴黎首演。该剧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于1937年上演，朱尔斯·贝里是主演之一。

第九十九章

巴特尔布思5

我同时追求

永恒和瞬间

巴特尔布思的书房是一间四壁都是深色木质书架的长方形房间。现在大部分书架上空空的，但是后墙最后三个架子上还放着六十一个黑色盒子，都用灰绸带系着，用蜡封合。这三个架子右侧是一扇软垫门，此门通向前厅，多年以来门框上一直挂着一个印第安大头木偶，它的细长眼睛似乎守护着这个严肃而中性的空间，如同一位神秘而令人担忧的门卫。

房间的中央用缆绳和滑轮悬挂起一个无影灯，巨大的无影灯几乎占据了整个天花板，以它的可靠光线照亮一张铺着黑呢台布的大方桌，桌子中央摆着一副几乎就要拼完的拼图板。这是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个小港，在古人称之为“迈安德罗斯” [1] 的河流河口附近，“迈安德罗斯”意为“蜿蜒”。

海岸是一长条沙滩，白垩质荒凉的土地上种了一些罕见的染料树和矮树。前景的左方，海岸收缩成为一个小湾，停泊着许多黑船身小船，脆弱的桅杆交错成一个无法解开的直线和斜线组成的网。小湾后面，如同彩色斑点，可以看到葡萄园、苗圃、黄色的芥末地、黑色的玉兰树花园、红色的采石场，排列在有点儿陡峭的山坡上。水彩画的右侧是内陆，远处可望见古代城市的废墟，细节画得特别精确：弯曲的河流带来的冲积层奇迹般地保存了这个古代的城市废墟，最近修复的街道、住房、神殿的大理石铺面和砌石铺面勾画出当年城市确切的标记——极其狭小的街巷、死胡同、后院、近道、十字路口纵横交错，如同一个迷宫的平面图。这是一个豪华壮观的古卫城遗址，周围还可看见圆柱的残余、倒塌的拱廊、通往下陷平台的断层楼梯。似乎在这几乎已是化石的迷宫中央，故意隐藏了一座无可置疑的眺望台，如同东方神话中的宫殿，夜间把一个人引入宫内，天亮之前让他出宫，他自己再也找不到宫殿所在，他以为自己只是在梦中进过宫殿。天空乌红色云层密布，黄昏降临，废墟静止如水，空气沉闷令人窒息，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

巴特尔布思坐在桌前，坐在他二外公舍伍德的拿破仑三世时代式样的桃花心木皮转椅里。在他右侧，一张小桌上放着一个深绿色漆盘，里边摆着一个碎纹瓷茶壶，一个杯子和托盘，一罐牛奶，一个放着一颗没有吃过的鸡蛋的银质蛋杯和一块白餐巾。他的左侧是旋转式书架（从略）。

巴特尔布思坐在他的拼图板前。他已经是一个干瘦的老头，秃顶，脸色蜡黄，眼神暗淡，穿着一件蓝色呢睡袍，腰间系一条灰色细腰带，脚上穿一双羊皮拖鞋，踩在毛了边的丝织地毯上。他的头稍向后仰，嘴巴半张着，右手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左手放在桌子上，扭曲着，姿态很不自然，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夹着这副拼图板的最后一个图块。

正是1975年6月23日晚上，快八点钟了。贝尔热太太从诊所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做饭，小猫玻克·迪斯在天蓝色床罩上睡觉；阿尔塔蒙夫人在化妆，她丈夫刚从日内瓦回来，坐在她对面；雷奥尔夫妇刚吃完晚饭，奥利维娅·诺维尔正准备出门进行第五十六次环球旅行；克莱贝尔用扑克牌算了一次卦；埃莱娜在给斯莫特夫补他衣服的右边袖口；韦洛尼克·阿尔塔蒙正在看一张她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特雷凡太太把家乡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给莫罗夫人看。

正是1975年6月23日晚上，马上就要八点钟。西诺在厨房里一边查旧词卡片，一边打开一听沙丁鱼罐头；丹特维尔大夫刚检查完一位老年妇女；在西里尔·阿尔塔蒙不常用的办公桌上，两位膳食总管铺上一块白桌布；在后门的走廊里，五个送货员和一个去找猫的妇女相遇；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用纸牌搭一个塔，她父亲坐在旁边，正在查看一本人体解剖学书。

1975年6月23日晚上，快到八点钟。克雷斯比小姐在睡觉；丹特维尔大夫的客厅里还有两个病人在候诊；门房太太正在房间里换衣帽间灯闸的保险丝；一位煤气检查员和一位工人在检查暖气设备；于汀在大楼顶层画室画一幅日本企业家的肖像画；一只双眼颜色不一的白猫在斯莫特夫的房间里睡觉；简·萨顿反复看着她盼望已久的来信；奥尔洛弗斯卡太太在擦她小房间的铜吊灯。

1975年6月23日晚上，几乎是八点钟了。约瑟夫·尼埃多和爱黛尔·罗杰斯正打算下楼上阿尔塔蒙家去；在楼道里，搬运工正在搬奥利维娅·诺维尔的箱子；一位房产经营所的女职员很晚还来看加斯巴尔·温克勒住过的房间；赫曼·弗格很扫兴地从阿尔塔蒙家出来；两个穿着一样衣服的推销员在五层楼道里相遇；盲调琴师的孙子坐在楼梯台阶上看连环画册等着他爷爷；吉勒贝尔·贝尔热下楼倒垃圾，同时在想如何解决连载小说的复杂难题；在门厅里，厄休拉·索比埃斯基正从房客名单中寻找巴特尔布思的姓名；热特鲁德回来看望她的女主人，在门厅里待一会儿，同阿尔班太太和德博蒙夫人的女仆聊天；在顶层，普拉沙埃夫妇在算账，他们的儿子正在排列收集的吸墨水纸广告；日娜维埃芙·富勒罗在洗澡，等会儿她去门房那里接孩子；“霍滕斯”戴着耳机听音乐，等着马尔基佐夫妇回来；马西亚太太在房间里，打开一瓶俄式酸黄瓜；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在接待同学，她的姐姐安娜在试用另一种减肥方法。

1975年6月23日晚上，立即要八点钟了。装修原来莫尔莱住过的房间的工人已经收工；德博蒙夫人晚饭前躺在床上休息；莱昂·马西亚想起了让·黎施潘在疗养院做的报告；两只小猫睡在莫罗夫人的客厅里。

1975年6月23日晚上，瞬间就是八点钟。巴特尔布思坐在他的拼图板前，永远离开了人世。桌子上摆着他的第四百三十九副拼图板，已经拼出的图案是黄昏的天空，可是中间留下一个黑影——还缺一块板块。空缺的形状正好是X，而死者手中拿的一块板块形状却是W。这真是长期以来人们早就预料到的对他的一种讽刺。

[1] Maiandros，希腊神话中米安德河（Meander river）的守护神。米安德河即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大门德雷斯河（Büyük Menderes River），流入爱琴海。小说中这条流入土耳其西北方向达达尼尔海峡的河流是作者仿照实际存在的河流虚构的。

结束语

几周以后，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节那天，塞尔日·瓦莱纳去世。他几乎有一个月卧床不起。他早年的学生巴特尔布思离世，斯莫特夫失踪——巴特尔布思去世后第二天就离开公寓，不知所终——这一切使得瓦莱纳十分感伤。他几乎不再进食，说话词不达意。诺谢尔太太、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克雷斯比小姐轮流值班照顾他，每天看望两三次，给他准备一碗汤，把他的被子、枕头铺好，给他洗衣服，帮他梳洗、换衣服，陪他到走廊尽头上厕所。

八月十五日那天，全公寓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好几家从来不度假或近年来不度假的人今年都去度假了。德博蒙夫人被邀请参加柏林为纪念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诞生九十周年和逝世四十周年（也是《小提琴协奏曲：悼念一位天使》 [1] 创作四十周年）以及歌剧《沃采克》首演五十周年而举行的音乐节，她担任名誉主席。西诺克服了对坐飞机和美国移民局——他还以为移民局仍在埃利斯岛 [2] ——的恐惧，接受了两位远方表亲多年来的邀请。他的一位表亲尼克·林豪斯在内布拉斯加州登普莱道夫开了一家夜总会（尼莫俱乐部），另一位表亲博比·哈洛韦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当法医。莱昂·马西亚在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动下，到迪沃讷莱班附近租用的别墅去度假。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尽管腿脚不便，仍坚持和他女儿一起到奥莱龙岛度假三周。甚至那些八月份留在西蒙-克鲁贝利埃街的人也利用八月十五日连休假离开巴黎三天。比齐卡涅利一家带简·萨顿一起去多维尔。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去尼维埃看望她的儿子。诺谢尔太太去亚眠参加女儿的婚礼。

八月十四日星期四晚上，全公寓大楼只留下莫罗夫人、日夜守护她的护士小姐、特雷凡太太、克雷斯比小姐、阿尔班太太和瓦莱纳。第二天中午，克雷斯比小姐给瓦莱纳家送来两个煮鸡蛋和一杯茶时，发现他已经过世。

他平静地和衣躺在床上，脸部浮肿，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两米见方的一张大画布放在窗子旁边，几乎占据了他度过大半辈子的狭小用人房间的一半空间。画布上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几笔木炭画的线条，仔细地把画布划分成整齐的方格，这是一幢楼房的剖面图草样，上面再也不会画上任何一个房客的形象。

终

1969年至1978年于巴黎

[1] Concerto à la mémoire d'un ange ，贝尔格为不幸早亡的小姑娘、忘年交玛侬·格罗皮乌斯（Manon Groupius，1916－1935）而作。

[2] Ellis Island，又译爱丽丝岛，美国纽约附近的小岛，1892年至1954年间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移民检查站，也被视为美国移民的象征。

附件

公寓大楼剖面图

（灰字的姓名表示老房客）

年表

1833年 詹姆斯·舍伍德出生。

1856年 德博蒙伯爵夫人出生。

科莉纳·马西翁出生。

1870年 格拉斯·特温克出生。

舍伍德咳嗽药大受欢迎。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1871年 科莉纳·马西翁到巴黎工作。

1875年 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开建。

1876年 费尔南·德博蒙出生。

1885年 吕班·奥泽尔完成公寓楼建设 [1] 。

1887年 第三届历史科学国际联盟代表大会召开。

1891年 “耶稣受难圣器”在乌得勒支文物博物馆被盗。

1892年 玛丽-泰蕾丝·莫罗出生。

1896年 詹姆斯·舍伍德购入“耶稣受难圣器”。

1898年 一批制造假币者在阿根廷被捕。

1900年 奥诺雷·马西翁与科莉纳·马西翁在世界博览会上相识。

詹姆斯·舍伍德去世。

维拉·奥尔洛娃出生。

西诺出生。

巴特尔布思出生。

1902年 莱昂·马西亚出生。

1903年 卡鲁索在大都会歌剧院首演。

1904年6月16日，布鲁姆日 [2] 。

阿尔贝·马西出生

1909年 马塞尔·阿邦泽尔出生。

1910年 加斯巴尔·温克勒出生。

1911年 玛格丽特·温克勒出生

1月21日，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被捕。

1914年9月26日，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战殁于佩尔特莱叙吕。

1916年 埃尔韦 [3] ·诺谢尔出生。

1917年 克拉拉·利茨坦费尔德出生。

朱斯特·格拉蒂奥莱去世。

5月19日，奥古斯特·B.克利福和贝尔纳·勒哈莫在司令部遭轰炸时失去右臂。

1918年 奥尔洛夫家的所有男性均遭处决，维拉·奥尔洛娃和她的母亲逃往克里米亚，之后又逃往维也纳。

1919年 顶着各种艺名的雷米·罗尔沙斯在歌舞厅开始职业生涯。

哈迪先生在巴黎开了一家餐馆，并请亨利·弗雷斯纳尔担任厨师。

10月，塞尔日·瓦莱纳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1920年 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出生。

西里尔·阿尔塔蒙出生。

上布班吉达矿开始开采。

1922年 加斯巴尔·温克勒开始跟随古特曼先生当学徒。

1923年5月8日，费迪南·格拉蒂奥莱到达喀麦隆的加鲁阿。

莱昂·马西亚陷入病痛。

1924年 亨利·弗雷斯纳尔与阿丽丝结婚。

阿尔贝·马西参加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后又参加环法自行车赛。

7月，阿德里安·热罗姆通过历史教师学衔考试；10月，他到讷伊区巴斯德中学任教，并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1925年 保尔·埃贝尔出生。

公寓楼加装电梯。

巴特尔布思开始学习水彩画。

10月15日，马西打破计时赛时速世界纪录，但未获正式承认；11月14日，他第二次冲击世界纪录失败。

12月24日，堂格拉尔家的房间失火。

1926年1月3日，堂格拉尔夫妇突然失踪。一周后，他们在瑞士边境被捕。

费迪南·格拉蒂奥莱从非洲归来，创建一家异国毛皮贸易公司。

让·黎施潘在普菲斯泰疗养院演讲。

11月26日，费尔南·德博蒙与维拉·奥尔洛娃结婚。

1927年 普菲斯泰疗养院的病员凑起一笔奖学金让莱昂·马西亚继续深造。

1928年 雷米·罗尔沙斯开始他的非洲冒险。

1929年 古特曼去世。

布朗丝·卡台尔出生。

伊丽莎白·德博蒙出生；维拉·奥尔洛娃去北美巡演。

卡特·斯佩德获军内拳击赛冠军。

巴特尔布思在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楼内购买一套住房。

3月，加斯巴尔·温克勒到达巴黎；10月，到摩洛哥服役。

10月，亨利·弗雷斯纳尔放弃经营餐馆。

1930年 费尔南·德博蒙开始在奥维耶多进行考古发掘。

莱昂·马西亚开始发表论文。

1月，吉斯兰·弗雷斯纳尔出生。

诺谢尔太太出生。

奥利维娅·诺维尔出生。

11月，加斯巴尔·温克勒退役，在马赛结识玛格丽特。

1931年4月，费迪南·格拉蒂奥莱的异国毛皮仓库失火。

5月，马克·格拉蒂奥莱通过哲学教师学衔考试。

1932年 马塞尔·阿邦泽尔离开苏门答腊。

雷米·罗尔沙斯的小说《非洲黄金》出版。

费迪南·格拉蒂奥莱在阿根廷去世。

加斯巴尔·温克勒与玛格丽特·温克勒夫妇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亨利·弗雷斯纳尔的剧团解散。

1934年 乌卡德太太为巴特尔布思未来的拼图板制作五百个黑纸盒。

约瑟夫·尼埃多出生。

3月，爱弥尔·格拉蒂奥莱去世。

9月3日，热拉尔·格拉蒂奥莱去世。

1935年 埃贝尔夫人去世。

1月，巴特尔布思在希洪完成他的第一幅水彩画。

8月，在奥维耶多的考古发掘结束。

9月11日，安东尼·布洛丹在佛罗里达被杀；接下来的几周，埃莱娜·布洛丹追踪并处决三名凶手。

11月12日，费尔南·德博蒙自杀身亡；11月16日，他被安葬在莱迪尼昂，巴特尔布思专程从科西嘉赶去参加葬礼。

1936年 巴特尔布思在欧洲；3月，在苏格兰斯凯岛。

米歇尔·克拉沃出生。

赛丽娅·克雷斯比的儿子出生。

1937年 巴特尔布思在欧洲；7月，他乘私人游艇“阿勒西翁”号游览南斯拉夫海岸，从的里雅斯特到杜布罗夫尼克，温克勒夫妇与塞尔日·瓦莱纳作为客人与他同行；12月，他在葡萄牙圣维森特角。

4月，亨利·弗雷斯纳尔前往巴西。

利诺·马盖与若瑟特·马西结婚。

1938年 巴特尔布思在非洲；2月，在哈马马特；6月，在亚历山大。

3月15日，德国吞并奥地利。

亨利·格拉蒂奥莱去世。

马塞尔·阿邦泽尔抵达巴黎。

1939年1月，斯莫特夫在阿加迪尔集市购买到三神一体十字架。

3月，马塞尔·阿邦泽尔回到苏门答腊。

4月，若瑟特·马盖回到哥哥身边生活；利诺·马盖前往南美洲途中遇到“意大利人菲利”。

8月，巴特尔布思抵达肯尼亚；10日，斯莫特夫在麦克林先生家晚餐。

1940年 巴特尔布思在非洲。

弗朗索瓦-彼埃尔·拉祖瓦被取消医生执业资格。

4月，亨利·弗雷斯纳尔到达纽约，并受雇为格拉斯·特温克当厨师。

5月20日，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被俘。

6月6日，玛丽-泰蕾斯·莫罗的丈夫去世。

1941年 巴特尔布思在非洲。

12月7日，珍珠港遭袭。

1942年 巴特尔布思在非洲。

库克罗普斯计划在诺曼底实施。

珊瑚海海战。

加斯巴尔·温克勒的妹妹安妮·伏尔第芒去世。

4月18日，马克·格拉蒂奥莱开始为费尔南·德布里农工作；5月，他设法释放奥利维埃。

6月，利诺·马盖出狱。

1943年 巴特尔布思在南美洲。

路易·格拉蒂奥莱去世。

6月23日，总工程师普费德莱茨特遭暗杀身亡。

7月14日，创作中想象的特雷凡五姐妹出生。

10月7日，保尔·埃贝尔被捕。

11月，玛格丽特·温克勒去世。

1944年 巴特尔布思在南美洲。

5月，格雷瓜尔·伏尔第芒阵亡。

6月，阿邦泽尔太太在瓦西约-昂维科尔附近遇害。

6月，马克·格拉蒂奥莱在里昂被刺。

7月，阿尔贝·马西结束强制劳役回家。

8月，巴黎解放；赛丽娅·克雷斯比的儿子被杀身亡。

9月，特鲁扬返回巴黎。

1945年 巴特尔布思在中美洲。

伊丽莎白·德博蒙从她的母亲家中出走。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出生。

保尔·埃贝尔获释。

大马士革反法暴乱；勒内·阿尔班去世。

化学家维萨尔作为“回形针行动”的一部分被美国吸纳。

面目一新的利诺·马盖回来找若瑟特。

马西亚夫妇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克拉拉买下马西的马具皮件店，把它变成一家古玩店。

1946年 巴特尔布思在北美洲。

大卫·马西亚出生。

卡洛丽娜·埃沙尔出生。

弗洛拉·阿尔班被遣送回国。

1月26日，奥利维娅·诺维尔与杰里米·毕晓普结婚；2月7日，她离开他，从澳大利亚前往美国。

1947年 埃莱娜·布洛丹去世。

西诺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1948年 巴特尔布思在北美洲；11月，在加利福尼亚（圣卡塔利娜岛）。

吕埃宫电影院失火，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与妻子玛尔特遇难。

英格堡·斯科利夫特和布伦特·斯坦利相识。

1949年 巴特尔布思在亚洲。

爱黛尔·罗杰斯出生。

11月，奥诺雷去世。

11月，德拉马尔萨伯爵请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演出；12月，布朗丝·卡台尔去伦敦堕胎；马克西米利安·利赛提自杀身亡。

1950年 巴特尔布思在亚洲。

瓦朗丹·哥洛出生，人称“小里里”。

奥利维娅·诺维尔完成她的最后两部电影。

7月，布伦特·斯坦利前往朝鲜；几个星期后开小差。

1951年 巴特尔布思在亚洲；10月，在冲绳。

格拉斯·特温克去世。

4月，西里尔·阿尔塔蒙与布朗丝·卡台尔结婚；5月，他们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几乎同时，西里尔·阿尔塔蒙进入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国际银行工作并前往日内瓦。

1952年 巴特尔布思在大洋洲；2月，在所罗门群岛；10月，在塔斯马尼亚。

英格堡、布伦特与卡洛斯抵达巴黎。

保尔·埃贝尔在疗养院接受治疗后返回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并结识拉蒂齐娅·格利法科尼。

1953年 巴特尔布思在印度洋；斯莫特夫在塞舌尔用他的三神一体十字架换得三头圣母雕像。

6月11日，埃利克·埃里克森（意外或被害）死亡；伊丽莎白·德博蒙出逃；艾娃·埃里克森自杀身亡；6月13日，斯文·埃里克森发现两具尸体；同一时期，弗朗索瓦·布雷台尔离开阿尔隆。

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

1954年 巴特尔布思和斯莫特夫经土耳其、黑海、苏联到达北极圈，之后在挪威沿岸旅行；12月21日，巴特尔布思在布劳沃斯港完成他的最后一幅海景画；24日，他回到巴黎。

斯文·埃里克森锁定伊丽莎白·德博蒙。

4月，英格堡·斯坦利与奥雷里奥·洛佩兹被杀。

1955年 巴特尔布思开始拼装由加斯巴尔·温克勒制作的拼图板。

米歇尔·克拉沃遇车祸身亡。

克莱贝尔开始为巴特尔布思服务。

伊丽莎白·德博蒙藏身塞文山。

埃尔韦 [4] ·诺谢尔病亡于阿尔及尔。

10月，保尔·埃贝尔调动至马扎梅。

1956年 克拉沃夫妇离开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门房由诺谢尔太太接管。

夏尔·贝尔热与丽丝·贝尔热在吉勒贝尔·贝科演唱会上相识。

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应召前往阿尔及利亚，被地雷炸伤。

7月，皮兰德娄的小说《在深渊中》刊登在《新文学杂志》第四十期上。

7月，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在帕尔赛莱潘的一个夏令营上结识布巴克。

1957年2月，德博蒙伯爵夫人在101岁时去世。

6月，伊丽莎白·德博蒙结识弗朗索瓦·布雷台尔；8月，他们在瓦朗斯结婚。

1958年 奥利维娅·诺维尔与雷米·罗尔沙斯在达沃斯相识。

贝尔纳·丹特维尔开始他的研究。

7月27日，安娜·布雷台尔出生；8月8日，伊丽莎白·布雷台尔首次致信斯文·埃里克森。

1959年9月7日，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出生；伊丽莎白第二次致信斯文·埃里克森；9月14日，弗朗索瓦·布雷台尔与伊丽莎白·布雷台尔夫妇被杀身亡；9月17日，埃里克森自杀身亡。

10月，韦洛尼克·阿尔塔蒙出生。

1960年 “三个自由人”教派成立。

雷米·罗尔沙斯从奥利维埃手中购入格拉蒂奥莱家族最后持有的两套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的套间。

吉勒贝尔·贝尔热出生。

奥利维埃·格拉蒂奥莱与他的护士阿尔莱特·格里奥莱结婚。

2月，莫尔莱失去左手三根手指。

5月，格雷瓜尔·辛普森失去在歌剧院图书馆阿斯特拉文献部的工作。

5月，于汀的“雾化技法”画作在二十二号画廊预展。

5月7日，莱昂·沙里尼得出对布雷台尔夫妇死因的调查结论。

12月19日，施米特林作品《马拉希泰斯》首演。

1961年 格雷瓜尔·辛普森失踪。

贝尔热家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丹特维尔结束他的研究。

1962年 普拉沙埃夫妇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

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出生。

勒布朗-夏斯坦尔教授首篇“剽窃的”作品发表。

1963年 雷米·普拉沙埃出生。

1964年 卡洛丽娜·埃沙尔与大卫·马西亚分手。

1965年 温克勒开始制作“巫婆镜”。

12月24日，阿尔莱特·格里奥莱的父亲掐死她后自杀身亡。

1966年 卡洛丽娜·埃沙尔与菲利浦·马尔基佐结婚。

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终于抵达突尼斯。

1967年 “阿尔瓦的白银峡谷号”油船沉没。

马哈茂德·奥尔洛弗斯基出生。

1968年 埃沙尔太太意外身亡。

老马尔基佐先生遇车祸身亡。

5月，爱尔茨贝塔·奥尔洛弗斯卡从突尼斯逃回巴黎；巴特尔布思的洗衣女工热尔梅娜退休；爱尔茨贝塔搬进热尔梅娜的房间。

1969年 于汀将盖伊-吕萨克街的“街垒石”卖给一位美国收藏家。

1970年 小里里在巴勒迪克撞见保尔·埃贝尔。

乌卡德太太退休；雷奥尔家搬进她空出的房间，轻率购买卧室豪华成套家具迫使他们在几个月后就结婚。亨利·弗雷斯纳尔回来看阿丽丝，随后阿丽丝几乎是立即搬往新喀里多尼亚她儿子那里。

2月，马尔维勒股份公司和国际酒店公司首次会晤；11月，国际马尔维勒公司和酒店股份公司成立。

1971年 阿丽丝·弗雷斯纳尔写信给克雷斯比小姐。

6月4日，大卫·马西亚在第35届摩托车金杯赛中遭遇车祸。

12月，罗尔沙斯在圣莫里茨。

1972年 贝桑德尔受聘于国际马尔维勒公司。

阿黛尔太太退休。

埃米利奥·格利法科尼去世。

塞尔日·瓦莱纳最后一次看到巴特尔布思。

1973年 巴特尔布思接受双眼白内障手术。

山姆·霍顿变性。

贝桑德尔发现巴特尔布思的计划。

10月29日，加斯巴尔·温克勒去世。

1974年 雷米·罗尔沙斯出版《一位斗士的回忆》。

4月，贝桑德尔首次致信巴特尔布思；7月11日，贝桑德尔找到斯莫特夫并向巴特尔布思发起挑战。

8月，大卫·马西亚因克尔肯那艺术节而破产，回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生活。

11月，莫尔莱被关进精神病院。

1975年4月25日，巴特尔布思获悉受托销毁第438副拼图板的摄影师遇难。

5月，马尔维勒公司放弃他们的投资计划。

6月23日，珀西瓦尔·巴特尔布思去世。

8月15日，塞尔日·瓦莱纳去世。

[1] 即位于西蒙-克鲁贝利埃街11号那座楼。

[2] Bloom's Day，为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名著《尤利西斯》设立的纪念日。

[3] Hervé，原文如此，应为亨利（Henri）之误。

[4] 同第496页注释2。

故事提示

（数字表示故事第一次出现但未完整出现的章节序号）

－ 不愿从秋千架上下来的杂技演员的故事（13）

－ 伪装自己死亡的演员的故事（34）

－ 澳大利亚女演员的故事（79）

－ 罗蒙诺索夫的欣赏者的故事（60）

－ 有怪癖的美国女人的故事（55）

－ 国际纵队老兵的故事（45）

－ 爱上一位长小胡子的马赛女人的老兽医的故事（85）

－ 历任门房的故事（35）

－ 不被理解的人类学家的故事（25）

－ 古玩商人与她的钟表的故事（66）

－ 过于相信传说的考古学者的故事（2）

－ 西班牙档案员的故事（80）

－ 阿根廷飞行员的故事（55）

－ 在印尼定居的神经衰弱的律师的故事（54）

－ 弗雷丘茨短腿猎犬的故事（59）

－ 美丽的意大利女郎与物理化学教师的故事（27）

－ 美丽的波兰女人的故事（57）

－ 三次被谋杀的首饰商人的故事（50）

－ 灰心丧气的植物学家的故事（72）

－ 马具皮件商及其妹妹和妹夫的故事（73）

－ 什切尔克的一位马具皮件商的故事（60）

－ 从没赢过一场比赛的黑人拳击手的故事（40）

－ 俄国女歌手的故事（6）

－ 探索新几内亚的船长的故事（80）

－ 一只手受伤的“工匠”的故事（7）

－ 收集希特勒没有死亡的证据的书库库主任的故事（91）

－ 德国化学家的故事（62）

－ 都获得成功的五姐妹的故事（89）

－ 华沙小丑的故事（57）

－ 格莱兴伯爵的故事（10）

－ 在世界博览会相遇的一对仆人夫妇的故事（83）

－ 寻找名画的艺术评论家的故事（87）

－ 喜爱戏剧的厨师的故事（55）

－ 勃艮第厨娘的故事（90）

－ 夫人与她的鲜豌豆的故事（35）

－ 自称有侄女的太太的故事（89）

－ 做流产的女舞蹈演员的故事（88）

－ 不得不拆掉他为之自豪的厨房的装修设计师的故事（65）

－ 最后一次寻找富兰克林的远征的故事（44）

－ 酒店业两大巨头的故事（87）

－ 两位吝啬商人的故事（54）

－ 瑞典外交官的故事（31）

－ 公寓楼内最年长的夫人的故事（20）

－自学成才的鉴定家的故事（39）

－ 拼图板制作者的故事（8）

－ 格拉蒂奥莱家族的故事（21）

－ 谁都不知其孩子父亲的女仆的故事（83）

－ 拼图板制作者妻子的故事（53）

－ 能让魔鬼显灵八十三次的女人的故事（65）

－ 在叙利亚建造一家印刷厂的女人的故事（48）

－ 拥有一家赌场的女人的故事（21）

－ 过节狂欢者清晨唱歌的故事（92）

－ 被柏柏尔人俘虏的未婚妻的故事（78）

－ 愿意演戏的银行家的女儿的故事（55）

－ 过于肥胖的姑娘和她的塔楼的故事（40）

－ 咖啡馆侍者的故事（61）

－ 祖父刮胡子的故事（71）

－ 被剥夺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的仓鼠的故事（81）

－ 多疑的高级官员和他复仇性强的妻子的故事（86）

－ 购买圣器的人的故事（22）

－ 自以为发现合成钻石的人的故事（14）

－ 画水彩画并让人制作拼图板的人的故事（26）

－ 删词人的故事（60）

－ 在阿尔及利亚踩上地雷的人的故事（58）

－ 想靠进口毛皮发财的人的故事（21）

－ “霍滕斯”的故事（41）

－ 里斯本进口商人和他埃及信友的故事（70）

－ 喜欢烹调的德国商人的故事（36）

－ 追求完美的爵士音乐人的故事（75）

－ 购买卧室家具的年轻夫妇的故事（98）

－ 曾经住在岳父母家中的年轻夫妇的故事（30）

－ 只有祖父支持的做单亲母亲的姑娘的故事（50）

－ 从家里出逃的姑娘的故事（31）

－ 突然一天决定不做任何事情的托农莱班的年轻人的故事（52）

－ 约翰·西格斯蒙德·库塞尔的故事（7）

－ 福瑟赖特老夫人和她的马车夫的故事（4）

－ 以虚假的陋习来隐瞒自己秘密爱好的勋爵的故事（90）

－ 被流放的中学生的故事（43）

－ 变为盗窃者的高级法官和他妻子的故事（83）

－ 马克·吐温的故事（94）

－ 被威廉·兰道夫·赫斯特胁迫毒害患者的医生的故事（59）

－ 被骗上当的医生的故事（96）

－ 拿破仑皇帝信使的故事（78）

－ 蔑视经典剧本的导演的故事（75）

－ 妻子是体操教员的传教士的故事（72）

－ 不幸的摩托车手的故事（75）

－ 抛弃他带领的巡逻队员的军官的故事（65）

－ 受重伤的赛车手重生的故事（73）

－ 守财奴老板的故事（61）

－ 画公寓楼的画家的故事（17）

－ 奸尸的画家的故事（97）

－ 富有令人担忧的想象力的小姑娘的故事（82）

－ 小个子突尼斯人的故事（57）

－ 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的故事（22）

－ 肖像画家和他画肖像的系统的故事（59）

－ 电视节目制作商的故事（13）

－ 在印度当文化专员的历史教员的故事（46）

－ 爱吹短笛和听无线电广播的房东的故事（95）

－ 被困在电梯里的四位年轻人的故事（38）

－ 喜欢歌剧的富翁的故事（52）

－ “三个自由人”教派的故事（3）

－ 在阿尔及利亚去世的中士的故事（35）

－ 大洋洲获得最多奖章的一等兵的故事（79）

－ 单臂骨骼的故事（67）

－ 三个流氓被杀的故事（84）

－ 忌妒成性的小提琴手的故事（95）

－ 陪伴主人周游世界的老仆人的故事（15）

补充说明

［本书引用了以下诸位的作品，其中一些引文略有改写：勒内·贝莱托（René Belletto），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马尔科姆·劳瑞（Malcolm Lowry），托马斯·曼（Thomas Mann），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哈里·马修斯（Harry Mathews）、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司汤达（Stendhal），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西奥多·斯特金（Théodore Sturgeon），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尤妮卡·齐恩（Unica Zürn）。］

作者简介

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年3月7日生于巴黎，1982年3月3日患肺癌去世。父母是侨居法国的波兰犹太人。1940年6月16日父亲死于战场，1943年2月11日母亲死于集中营，他由姑父母收留并抚养成人。幼年丧亲的不幸遭遇，给他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乔治·佩雷克于1962年起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资料员，业余为《新文学》《法兰西新文学杂志》《游击队员》《共同事业》等数家杂志撰稿，自1979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他于1967年加入文学社团“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简称OuLiPo）。该社团专门从事各种文学创作手法的试验。社团创办者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是“七星文库”的审稿人，并于1955年接任该丛书主编，对20世纪中叶法国的散文和诗歌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乔治·佩雷克深受格诺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往往从一个熟悉的环境中——郊外的小咖啡馆，或者巴黎地铁——显现出一个荒诞世界的景象。但是他从来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模仿中独创了自己的风格。

乔治·佩雷克是有多方面才能的多产作家。他是一位随笔作者，著有《空间种种》；一位诗人，作品有《字母》和《隐居》；一位翻译家，专门翻译美国作家哈里·马修斯的作品，如《阿富汗的绿色芥菜地》《奥德拉台克体育场的沉沦》等；一位谜语爱好者，在《方位》周刊主持纵横填字专栏；一位避字作家，所谓“避字”，就是在整部作品中避免出现某一个或某几个规定的字母，比如在其所著《失踪》一书中，通篇居然没有法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e”；此外，他还有《暗店》 《W或童年回忆》《我记得……》《我睡觉的地方》 [1] 和《枕边记事》等作品行世。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1965年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物：60年代纪事》便获得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作品描写一对正在筹建小家庭的年轻夫妇对各种物质——皮沙发、英国皮鞋、开司米服装、高级组合音响、印度地毯、路易十三时期式样家具等等——的向往和追求。作者试图证明：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望使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受物的摆布而失去自由。这部小说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令人忧虑的问题，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了他的成名之作。1974年，根据他的第三本小说改编并与人联合导演的电影《一个昏睡的人》，获得让·维果奖（Prix Jean Vigo）。1980年他为法国电影人罗伯特拍摄的纪录片《埃利斯岛传说》撰写解说词。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你面前的这本书，最后落笔为“1969年至1978年于巴黎”，标志着这是他十年辛勤写作的成果。本书于1978年出版，而书中人物最后离世的时间是1975年。可见书中描述的部分事件是作者在写作期间发生的。他在书中花了不少篇章描写拼图板游戏，这是具有一定寓意的，他认为巴黎公寓楼内各房客的组合如同拼图板一样，有其偶然性，表面上各不相同，几乎互不来往，但是拼合在一起如同一个小世界，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他特别善于描写物，各种物件，让人几乎感到特别烦琐，实际上他是想影射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严重物化，人已经被压缩到特别微小。

这部小说在法国曾经轰动一时，被人称为“辉煌的巨著”，并获1978年梅迪契文学奖（Prix Médicis），1986年《世界报》三月专刊“1975－1985年最佳书籍”评选中，本书被列为“最佳小说”。法兰西学院院士、文学评论家贝特朗·波瓦洛-德尔佩什撰文介绍这本书时，称它为新的“人间喜剧”。1994年1月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举行“乔治·佩雷克生平展”，这部小说被称为杰作。

[1] 以上四部皆为自传体作品。

译后记

本书第一版中文译本根据La Vie mode d'emploi ，Hachette，1978年版本翻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第一次出版。

1985年，我获得同事赠送的La Vie mode d'emploi 的法文版书。后来我在阅读和翻译此书时得到了法国教师Gérard Khan的极大帮助，无数次为我解疑，在此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这次我修改的中文译本是根据该书2010年版本译出，增加了“年表”、“故事提示”和“补充说明”的译文。

乔治·佩雷克于1976年3月22日答记者问的录像中介绍了他写作本书的方法，以拼图游戏的故事为中心，而他的写作也类似拼图板，不是按部就班，按照章节次序进行，而是把公寓楼分成九十九格，即九十九块拼图的板块，作者从楼道开始，走过每个楼层的楼道，每个套间里的每个房间，上写到八层九层，下写到门房、门厅、后门、地下室、锅炉房和电梯，从不重复进到同一间房间，可以进同一套间，但是不是同一间房间。他详细地描述各个房间里的摆设，讲述现房客及其家族的故事、老房客的故事，各个章节相对独立。作者自己提供的行走路线图如下：

译者用两张图表来解读，图一的格子内的数字就是标明了章节，故事就是从四层楼道开始，最后在四层巴特尔布思的房间里结束。每格内也标出了在公寓楼的位置，现在所住的房客。读者可以选择按照人物分别阅读，也可按照楼层上下次序阅读：

图一

图二 公寓楼的前房客与其相应的章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拼图版 /（法）乔治·佩雷克著；丁雪英，连燕堂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086-8106-1

Ⅰ . ①人… Ⅱ . ①乔… ②丁… ③连… Ⅲ .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Ⅳ .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3047号

人生拼图版

著者：[ 法] 乔治·佩雷克

译者：丁雪英 连燕堂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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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在楼道里1

第二章 德博蒙1

第三章 四楼右侧1

第四章 马尔基佐1

第五章 富勒罗1

第六章 用人房间1 布雷台尔

第七章 用人房间2 莫尔莱

第八章 温克勒1

第九章 用人房间3 尼埃多和罗杰斯

第十章 用人房间4 简·萨顿

第十一章 于汀的画室1

第十二章 雷奥尔1

第十三章 罗尔沙斯1

第十四章 丹特维尔1

第十五章 用人房间5 斯莫特夫

第十六章 用人房间6 克雷斯比小姐

第十七章 在楼道里2

第十八章 罗尔沙斯2

第十九章 阿尔塔蒙1

第二十章 莫罗1

第二十一章 在锅炉房里1

第二部分

第二十二章 门厅1

第二十三章 莫罗2

第二十四章 马西亚1

第二十五章 阿尔塔蒙2

第二十六章 巴特尔布思1

第二十七章 罗尔沙斯3

第二十八章 在楼道里3

第二十九章 四楼右侧2

第三十章 马尔基佐2

第三十一章 德博蒙2

第三十二章 马西亚2

第三十三章 地下室1

第三十四章 在楼道里4

第三十五章 门房

第三十六章 在楼道里5

第三十七章 卢韦1

第三十八章 电梯（机械装置）1

第三十九章 马西亚3

第四十章 德博蒙4

第四十一章 马尔基佐3

第四十二章 在楼道里6

第四十三章 富勒罗2

第四十四章 温克勒2

第四十五章 普拉沙埃1

第三部分

第四十六章 用人房间7 热罗姆先生

第四十七章 丹特维尔2

第四十八章 用人房间8 阿尔班太太

第四十九章 在楼道里7

第五十章 富勒罗3

第五十一章 用人房间9 瓦莱纳

第五十二章 普拉沙埃2

第五十三章 温克勒3

第五十四章 普拉沙埃3

第五十五章 用人房间10 弗雷斯纳尔

第五十六章 在楼道里8

第五十七章 用人房间11 奥尔洛弗斯卡太太

第五十八章 格拉蒂奥莱1

第五十九章 于汀2

第六十章 西诺1

第六十一章 贝尔热1

第六十二章 阿尔塔蒙3

第六十三章 后门

第六十四章 在锅炉房里2

第四部分

第六十五章 莫罗3

第六十六章 马西亚4

第六十七章 地下室2

第六十八章 在楼道里9

第六十九章 阿尔塔蒙4

第七十章 巴特尔布思2

第七十一章 莫罗4

第七十二章 地下室3

第七十三章 马西亚5

第七十四章 电梯（机械装置）2

第七十五章 马西亚6

第七十六章 地下室4

第七十七章 卢韦2

第七十八章 在楼道里10

第七十九章 在楼道里11

第八十章 巴特尔布思3

第八十一章 罗尔沙斯4

第八十二章 格拉蒂奥莱2

第八十三章 于汀3

第五部分

第八十四章 西诺2

第八十五章 贝尔热2

第八十六章 罗尔沙斯5

第八十七章 巴特尔布思4

第八十八章 阿尔塔蒙5

第八十九章 莫罗5

第九十章 门厅2

第九十一章 地下室5

第九十二章 卢韦3

第六部分

第九十三章 四楼右侧3

第九十四章 在楼道里12

第九十五章 罗尔沙斯6

第九十六章 丹特维尔3

第九十七章 于汀4

第九十八章 雷奥尔2

第九十九章 巴特尔布思5

结束语

附件

公寓大楼剖面图

年表

故事提示

补充说明

作者简介

译后记

版权页